借鉴模式

借鉴模式（通用12篇）

借鉴模式 篇1

鉴于我国农民合作社蓬勃发展的新形势, 更鉴于供销合作社改革进入新的“攻坚期”和“转型期”, 本文仅就日韩农协模式及其对我国供销合作社未来改革发展定位的可借鉴性做些粗浅分析, 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见, 以抛砖引玉, 共同探讨。

一、日韩农协模式辨析

日本、韩国农协的现行体制是战后60多年以来形成的具有明显日本特色组织严密的庞大复杂的农民合作社组织体系, 该体系向几乎所有的农民提供各种社会化综合服务, 因此我国不少学者和官员将日本农协贴上了“综合农协”的标签, 并在我国极力推崇, 有的提倡在中国实行所谓的“社区综合性合作社”, 而对农协产生的社会基础, 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危机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缺乏系统深入的考察。实际上, “综合农协”这种概括不仅有欠准确, 而且还容易产生误导国内民众和决策者的负面效应。为此, 有必要首先对此予以澄清, 否则, 就难以准确把握日韩农协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更谈不上科学地学习与借鉴了。

(一) 日韩农协经营模式:是综合性还是专业化?

以日本为例, 日本农协主要是指根据《农协法》设立的农业领域的农协组织, 这些组织可按其不同的特征进行细分, 如其按经营范围可划分为多功能农协和专业农协;按级别可划分为基层农协和县级、全国农协联合会;按社员出资状况可分为出资农协和非出资农协。其中基层农协有的属于多功能农协, 有的属于专业农协, 而且在数量上专业农协远远多于多功能农协 (1998年日本共有基层农协数量5, 141个, 其中专业农协有3, 329个, 占近65%;综合农协有1, 812个, 占35%强) 。按照《农协法》规定, 专业农协除少数可以从事金融业务外, 绝大多数不得从事金融业务, 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专业农协为非出资农协。因此, 那些将日本农协一律概括为所谓的“综合农协”不仅不符合日本农协的实际构成, 在此基础上在我国推崇日本所谓的“综合农协”模式只能是一种误导。也许有的人辩解说, 日本农协从总体上为农民提供了“综合服务”, 这一点不假, 包括美国的各类农民合作社组织同样也可为农民社员提供同样的“综合服务”, 那这种概括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其目的何在呢?也许有人说, 中国“小农经济”占主导, 客观上需要提供综合服务, 但我们认为, 不能因此以偏概全。实际上, 合作社是“综合”的好还是专业的好, 从本质上讲应是企业行为, 是农民的自愿选择, 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当然, 日本有不少“综合农协”, 但我们要考虑他们产生的历史条件, 那就是日本当时实行的以农协为载体和执行者的粮食“统购”制度。随着日本粮食流通放松管制和对外放开农产品市场, 日本农协现行体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我看推崇日韩农协模式的真正用意也许在于利用行政手段迅速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农民合作社组织体系, 这种体制农民是否真正需要, 能否经得住市场冲击, 有待商榷, 值得怀疑。如果我们无视历史变化, 盲目推崇日韩模式, 这不仅与当前蓬勃发展的专业化合作社的大趋势相悖, 而且还很容易陷入“日本学步”的困境。

当然, 日韩农协并非单纯的农民合作社组织, 有日本国内学者就明确指出, 农协是一个“三面复合体”, 即协同组合、准政府机关与政治压力集团。日韩两国的上级农协组织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上级农协的官员参照公务员管理, 对下级农协官员实行委派制, 虽与民主制度存在一定冲突, 但由于对农协的发展有利, 还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不能简单否定。但我们必须清楚协同组合是其关键部分、基本功能、核心特征, 处于基础地位, 而其他两个特征虽然也很重要, 但毕竟处于从属地位。明确这一点对我国未来农民合作社联合组织的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二) 立法规范:是单部法律定天下还是多元立法?

有些国内学者以日本有一部统领日本农协的《农协法》为依据, 主张我国出台一部包罗万象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 同样值得商榷。以日本为例, 日本《农协法》规范下的农协并非日本国内唯一的合作社组织。除上述多功能农协和专业农协组织外, 在日本还有《水产业协同组合法》 (1948.12) 规范下的日本渔业协同组合 (简称“渔协”) , 《森林组合法》 (1948.5) 下的日本森林协同组合 (简称“森林组合”) , 《消费生活协同组合法》 (1948.7) 下的日本生活协同组合 (简称“生协”) 以及《中小企业等协同组合法》 (1949.7) 下的事业协同组合及信用协同组合。

(三) 农协体系维系的终极力量:靠政府推动还是靠市场机制。

农民合作社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但政府的推动力量不可小觑。纵观国际农民合作社发迹史, 无非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主要依靠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美欧等国基本属于这种类型, 同时国家加强立法规范和政策支持;另一条是在农民合作社发展初期主要依靠国家立法和政府推动农民合作社组织体系以超常规的速度迅速建立起来, 然后依靠市场力量和经济手段等逐步规范。而日本在农协的发展道路上毅然选择了后者。日本不仅在20世纪四十年代末基本完成了农协的立法及对旧农协的改造重组任务, 而且在五十年代开展了“农协综合事业计划运动”, 又于1957年和1960年先后开展了“农协刷新扩充三年运动”和“农协体质改善运动”, 加之粮食“统购”制度的实施, 农协在农村的绝对垄断地位和“三层体制”迅速得以确立和加强。虽然上述法律和经济、行政手段对推动农协迅速发展壮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真正维系农协持续发展的基础力量是市场机制, 如日本农协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和合作社原则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在基层农协而且在上游公司企业与基层农协之间建立健全了一套规范有效实行利润返还制度, 同时还引进了“法人社员”和“准社员”制度, 这些措施对保持农协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提高农协对社员吸引力, 提高农协市场竞争力, 维系农协组织体系良好运行方面发挥了源动力的作用。

(四) 农协组织体系:是动态变动的还是“一成不变”的?

目前, 国内对日本农协的认识多少存在一些片面性。主要原因, 一是“过滤性”吸收, 强调符合自己倾向性学术观点或政策主张的方面, 而有意识无意识地忽视不符合自己“口味”的内容, 上述“综合农协”的标签是我们自己硬贴给他们的。正如日本农林中央金库综合研究所理事石田信隆指出的那样, 日本农协强调的是多种产业的“统合”力, 既英文的产业一体化“Integration”, 而中国学者却将其翻译为“综合农协”。另一种原因是静止地考察日韩农协。1991年日本农协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农协———面向21世纪的挑战和改革》提出“系统农协的各项事业要以基层农协为基础构筑, 各项业务原则上以二级方式展开”。经过多年努力, 日本农协已由原来的中央、县级、基层农协“三级体制”改为基层和中央农协“两级体制”, 取消了县级组织行政层次。日本基层农协在战后初期基本上是按村组建的, 现在实行了多次合并, 农协数量大大减少, 改变了“一村一社”的格局, 综合农协由最初的12, 000多个减少到2004年的909多个, 减少了90%。无独有偶, 韩国农协的组织体系也由“三级体制”改为“两级体制”, 农协数量也大大减少。

(五) 日本农协比较借鉴:成就和问题两个方面都要看。

国内学者对日本农协的研究推介多侧重其好的一面, 而忽略其存在的严重缺陷和问题, 甚至人为地把日本农协的模式固化、经验理想化, 这不仅与实际不符, 而且是十分有害的。国内有些知名学者极力主张在中国参照日本“农协模式”重建我国的农民合作社组织体系, 这个体系包括中央支持机构、全国总社、省合作联社、市县合作联社和基层合作联社, 包括金融、销售、加工等多种职能, 覆盖大多数农民的庞大的合作网络体系。实际上, 对日本农协的成败得失和未来走向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日本农协专家阮蔚先生就明确提出, 日本的综合农协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他还建议中国需要扶植经营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虽然日韩农协进行了多次比较大的改革, 内容涉及包括以农协合并、组织机构及人事改革和系统组织改革的农协组织改革, 以经营体制、基层农协经营重心、改变单一经营方式和改善经营管理等经营管理改革, 但由于日本、韩国的农协存在的一些问题来源于体制惯性、既得利益约束, 有些甚至是致命的弊端, 如产权不清、激励不足、政策依赖性强等, 传统农协面临经营困难甚至瓦解的危险。韩国全谷基层农协的一位常务理事常先生谈到的韩国农协实行的定期轮岗、工资等级制度的弊端可见一斑。他说, 现在我们超市的销售员跟银行员的工资水平是一样的, 而其他一般商店的员工工资仅相当于银行员的60~70%。这不仅增加了经营成本, 而且造成激励机制严重不足, 势必严重影响农协的竞争活力。若不进行彻底改革, 这些顽症是难以彻底根除的。有迹象表明, 日韩农协未来的发展很有可能脱离原来的模式。如日本、韩国农村已经出现了多种企业组织形式, 有些新兴农民合作社组织的建立不再受区域限制, 也不一定完全隶属原来的农协系统。但由于受传统利益格局的影响, 如何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做出重大战略性调整, 目前在日本仍争论不休, 莫衷一是。为此, 我国有人指出在日本和韩国“体制并不占优势的农协及其公司企业, 其走向衰败应是注定的。”日本、韩国农协发展前景如何, 我们需要进一步跟踪观察。

二、日韩农协经验对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几点启示

关于日本农协模式在中国的不可复制性日本农协专家主要给出了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日本农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支撑这个体制的社会基础是战后日本农民普遍贫困;二是政策基础是粮食统购制度以及金融制度条块分割。随着农村分化, 粮食市场化和金融开放, 这些条件正在日益动摇。在日本, 由于自民党与农协互为支撑成为日本战后体制的核心之一, 农协的改革牵动着整个日本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改革难度可想而知。从中国的情况看, 政府已经放开了对粮食的统购统销, 农村已经出现分化;金融改革已经启动, 金融竞争必然加剧;且地区差距明显。据此, 阮先生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无法采用也没有必要采用日本式的全国统一的综合农协模式。”

尽管日韩农协模式无法移植中国, 但笔者认为日韩农协的一些创新以及政府对农协的扶持方式还是值得学习借鉴:

第一, 树立“大国情”意识, 打破“模式”崇拜。所谓合作社“模式”是人们对一国、一地农民合作社组织发展特点进行的抽象概括, 因各国政治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发展阶段以及历史、传统、文化等大的方面国情不尽相同, 正是由于错综复杂国情的综合影响, 便形成了当今各国五彩缤纷的合作社模式。日本农协的思想来源同为欧洲, 但其模式更多地受到自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影响, 而韩国采取农协的模式, 与日据时代带来的影响关系重大。我国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模式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我国既然选择了改革开放, 就不会重返计划经济老路, 与国际合作社原则、惯例接轨, 在学习借鉴中创新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正确选择, 而不是必须与哪国合作社模式接轨。对此, 我们应广开视野, 牢记中国复杂国情的实际, 坚持问题导向, 从解决我国“三农”现实问题出发, 注意广泛研究借鉴世界各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有益经验, 博采众长, 外学内创, 为我所用, 大胆创新, 营造后发优势, 实现科学发展、跨域式发展。

第二, 树立“小合作、大联合”的意识, 跳出“供销”小圈子。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研究谋划农民合作社组织体系建设问题, 而不能就“供销社”论“供销社”, 也就是说要通过按照合作制原则改造传统供销合作社实现新旧体制并轨和新旧“两社”的组织融合;要首先研究如何把基层社办成农民合作社的联合组织, 而非单纯的经营组织;现有的基层社要改造, “空白”乡镇则可完全依靠农民单个合作社重新组建联合社;在此基础上依托各级联社组建农民合作社联社。

第三, 树立“有为有位”意识, 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企业、社团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这将为新型供销合作社发展带来难得的历史契机。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政府职能移交给社会组织管理, 包括改革后的新型供销合作社。但政府为什么要把这些公共服务职能移交给供销合作社, 根据只有一条, 那就是供销合作社是否真正办成了农民的联合组织, 是否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 为农民服务。因此, 我们必须采取有为有位, 先有为后有位的策略, 先把农民合作社联合组织的组阁权、服务权拿到手、做到位, 不断提升代表性、话语权, 这样争取相关职能的逐步落实到位便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第四, 树立系统功能意识, 正确认识合作制与公司制的关系。白立忱同志曾提出基层社要坚持以合作制为主, 县以上社有企业要以建立公司制现代企业制度为主。那么社有企业怎么才能纳入农民合作社组织体系呢?从日本、韩国农协的经验看, 基层为多功能或专业农协, 县以上多为公司企业。这些公司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农民合作社组织体系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纳入了各级农协体系, 为基层农协提供相关服务;二是县以上农协公司企业与基层农协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关系和相应的利益返还制度。这不仅是一种组织关系问题, 而且是一个利益驱动机制问题。只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理论问题, 我们就能走出合作制与公司制“水火不容”的认识误区, 也没有必要使用那些非驴非马的所谓“股份合作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伪科学”概念, 一些相关政策、法律问题也容易研究解决。

第五, 树立法制意识, 加快供销合作社立法进程。全国总社曾有过一次立法动议, 未能如愿。现在看来主要有三条原因: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代表了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趋势和正确方向, 属于优先立法的事项;二是供销合作社当时处于体制不定, 风雨飘摇之中, 多数基层社已经退出了“供销”业务, 主要靠“吃租”为生, 专门立法既无必要, 也无实际意义;三是在立法“切入点”选择上存在问题。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农村供销合作社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但我们原来的立法动议却试图把各级供销合作社体系都纳入其中, 势必增加立法的难度。因此, 建议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基层社改革, 一手抓“农村供销合作社促进法”立项准备工作, 同时争取将供销合作社纳入专业合作社修法内容, 使之成为农民合作社联合组织的发起主体或参与主体之一。另外, 日本政府注重利用法律规范和税收、信贷、财政等经济手段促进“旧农协”改造的做法对当前供销合作社改组重建及相关立法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价值。

综合立法主张还体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大修还是小修上, 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李昌平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应该大修, 或者说是重建合作社法。重点扶持村社范围内的综合性合作社发展。他认为, 专业合作社可以有, 但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是要发展一定社区范围内的“综合性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限制了农民发展符合国情的综合性合作社需求, 所以要修法。李中华则认为, 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直接修正完善, 提升为农民合作社法, 这是最理想的。既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事情研究到, 也要把股份合作社、社区合作社等这些类型的事情都考虑进去。有的学者在考察韩国农协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我国采取“公法社团”立法形式推行韩国农协模式。看来, 关于农民合作社发展模式的讨论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理论问题, 更是一个重要的现实政策和法律问题。对此, 供销合作社人也应积极参与其中, 发挥作用, 争取一席之地。■

借鉴模式 篇2

商业地产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一批资金实力雄厚的开发商相继投身商业地产的开发。万达、万科、绿地、SOHO中国等业内巨头都前赴后继，在商业地产领域四处出击，风生水起。而从目前商业地产的格局来看，以 “整体出租、整体经营”的万达模式尤为受业界推崇。那么，万达模式成功的秘诀在哪里？万达模式对开元商业的发展有什么借鉴意义？本文着重就万达模式进行分析，希望能为开元商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万达模式——订单式商业地产

倍受推崇的万达 “地产大鳄+商业巨头”的经营模式，也就是所谓的 “订单式商业地产模式”。订单式商业地产模式是万达集团首创的全新商业经营模式，它是房地产商在取得土地开发权后，就对项目进行商圈分析，并按业态组织方案与符合条件的商业企业结成战略联盟。“地产+商业”的运营模式从整体上保证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特别是对地产资源和商业资源进行了高度整合，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从而最大化地实现双赢。万达模式减少了各种资源的浪费，使企业资源的效用达到最大化，尤其是受建设周期和资金统筹的影响因素减少，最终使整个开发经营在投资估算、商圈分析、市场定位、业态组合、经营收益与风险控制等多方面更合理、更科学。万达模式其创新性和优势在于地产开发商充分发挥自身领域优势，通过模块化的标准开发，大大降低项目开发成本；通过整合大型商业，实现地产价值的提升和商业项目的持续收益。

万达模式——资源整合的成功

作为中国最好的商业地产开发商，万达短短的几年内能够实现近二十个项目的开业，其投资数量、开发规模、建设速度、开业数量，均创下中国商业地产的记录。对于万达商业而言，商业地产的快速成熟，离不开准确的市场定位、优秀的战略伙伴，以及政策配套的助推。通过对比宁波万达、苏州万达、上海五角场万达等项目，笔者认为，万达的成功归根结底是资源整合的成功。无论是市场的定位，还是业态的规划；无论是合作伙伴的选择，还是政府关系的协调，都是一种资源整合的体现。万达通过整合地方政府、合作伙伴、目标市场、消费群体等各方的资源实现了万达模式的快速复制。

1、准确的市场定位。

万达项目的选址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选择在城市副中心，是城市经济新增长点，如上海五角场万达项目；第二种是选择城市的新开发区，看好城市的再造，如宁波万达项目、苏州万达项目等。在选址上，万达会反复论证，认真考察城市发展的潜力，研究政府的城市规划，了解当地城市的发展方向。

在确定选址后，万达首先会对项目进行商圈分析，研究项目的市场定位，并从战略合作伙伴中配比主力店、次主力店。比如上海五角场万达项目地处核心商圈，它的品牌组合就会选择租金比较高的业态，比如汇聚HOLA家居、香港新世界巴黎春天百货等主力品牌。而苏州万达项目由于地段人气尚未聚集，它的品牌组合会选择一些聚集人气的业态，比如家乐福卖场、万达影院、游乐场及KTV等业态。

准确的市场定位，解决了商业地产盲目开发、定位模糊的问题，减少了各种资源的浪费，使房地产企业的资源效用实现最大化。

2、可靠的战略联盟

目前，万达集团已经与沃尔玛、时代华纳、百安居等16家跨国连锁企业签订了联合发展协议。与商业巨头联合的订单式开发模式，解决了商业地产项目进行后续经营和缺乏商业专业人才的问题。商业巨头稳定的租金回报和拥有的商业运营专业人才提高了商业地产项目整体经营的稳定性。一方面，开发商可以借助商业巨头的品牌效应加快中小品牌店的招商进度。商业巨头虽然租金很低，但是通过他们可以吸引大量的人流和客流，吸引其他商业机构的进驻，从而提高了项目的整体租金水平。另一方面，商业巨头的进驻则不仅催化了整个商业项目的成熟，而且间接提高了商业地产的物业价值，给物业出售带来最直接的经济效益。

3、良好的政府关系 [微软用户1]

目前，万达新接项目基本上都是将多功能综合集中开发，包括有五星级酒店、写字楼、大型商业和特色商业街、公寓、大型广场等，这种多功能特性使万达广场的影响力及项目所在区域的城市商业中心地位得到显著加强。比如上海五角场万达广场、苏州万达广场等。自万达模式成熟以来，越来越显著地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建设大型的市民广场，如无锡万达广场，以满足市民公共开放式活动的需要；二是在所在区域打造地标性建筑。这不仅为当地创造了良好的就业市场、税收来源，同时也为当地的商业繁荣、便民服务提供了很好的选择，与政府关系也就相得益彰。

4、稳健的规模优势

规模优势和良好的银行信誉，解决了企业发展的资金短板问题，并且订单式开发模式使投资估算更准确，资金的统筹更为顺利，资金的利用效率更高。规划之前确定了租户，有助于减少项目竣工后大量的工程改造投资，避免了时间和资金的浪费。

万达模式——对开元商业发展的思考

在进行商业地产开发的前期，万达也曾走过弯路，也存在着轻视商业规划、过于追求商铺销售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商户投资经营收益最大化，以及过于重视主力商家而忽视个体商户利益及后期品牌招商和经营管理的问题。这些，开元商业的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万达的可贵之处在于能持之以恒地总结改进，并不断修正自己的发展模式。笔者认为，开元商业的发展可从万达模式中借鉴几点。

1、设计尽量前置。

其实，设计前置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项目定位和业态定位的问题。项目定位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项目周边需要什么？二是我们能为项目周边提供什么？前者是市场需求，后者是市场供给。我们要做的是实现二者的平衡。而业态定位则是根据入驻商家的需求，在入驻前就参与功能、配置的设计。以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的开发过程为例，地中海四层西侧区域原设计为钢架屋顶，通透开放，适合做零售和餐饮等业态，而实际招商作为KTV，就需要将原有钢架屋顶封闭，改成封闭私密的空间。再如，商业广场一层、二层的墙体，根据原设计砌筑后，又根据招商要求全部拆除，造成太大的浪费。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作为商业地产开发，在项目定位完成后，要尽快规划业态布置，进行大商家和主力店的招商和谈判。然后将根据确定的业态布置和主力店的配置参数要求将设计融入到扩初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中去。图纸评审时要求商家提出对明确的使用功能的意见。同时，一旦完成设计开始施工，入驻商家就应该介入协调，以减少甚至杜绝施工过程或者施工完成后的修改，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和成本的有效控制。对于一些不确定的业态，在设计时就该考虑灵活多变。

设计前置，不仅减少和避免了后期商家进场的大量工程改造，而且对控制开发成本、缩短商业运营的回报周期等均有很大提高，避免了时间和资源的浪费。

2、定位务必清晰。

相比开元地中海略显杂乱的业态布局而言，万达广场的业态布局显得更为合理。纵观万达广场，每个区域都相对独立，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特色。而开元地中海商业广场，无论是外观立面还是内在布局上，都略显生硬。因此，对于开元商业的发展而言，项目定位、业态定位务必要清晰、明了。要把主力店设成多层式，避免一层全是零散小店的现象。通过引入主力店、品牌店等方式，可使初始租金保持在较高水平，避免了在未来时间内租金持续调整的尴尬和繁琐。

商业运营的品牌定位与商业开发的投资成正比。无论是宁波万达广场色调一致的精钢垃圾桶和消火栓，还是洗手间的电子屏幕；无论是苏州万达的统一灯柱，还是格调高雅的各型灯饰；无论是五角场独具特色的建筑立面，还是沿街赏心悦目的精致小品，均体现出了商铺本身的品质、品味和档次。对于开元商业的发展而言，项目的定位，需要匹配的投入与之相适应。

3、商业公益兼顾。

万达模式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商业发展与社区公益兼顾的特点。万达广场牺牲建筑面积将更多的空间留给人们休闲，同时广场业态的丰富和完美搭配值得我们学习。通过牺牲一定的空间，来换取整个商场的人气、人流和口碑，从而带动整个商场的经营氛围，促进商场商圈的尽早成型。广场的开放空间为顾客休闲带来了便利，虽然这种便利真正体现出商业价值还需要时间的积淀，但笔者相信，随着商业广场发展模式的日益成熟，公共区域的意义将会逐步显现。这种商业发展与社会公益兼顾的发展模式同样适用于开元商业的发展。

4、建立战略联盟。

毫无疑问，战略联盟的形成，可以使企业资源的效用达到最大化。随着开元商业发展的逐步推进，品牌运营合作关系的深入，适时建立合作伙伴联盟势必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建立战略联盟后，在主力店招商时。可以大胆引入竞租机制，合理运用谈判技巧，选择能够使整个购物中心客流、租金回报更为合理的主力店。

5、重视人才建设。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各类商业项目的发展将会更加迅猛，商业运营人才就显得更为奇缺。开元商业依托开元旅业集团的强大后盾，拥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只要综合集团及行业的特点，制定合理的薪资待遇，相信一定能够吸引到更多商业高手的加盟。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内部商业人才的培养与共享，通过内部的交叉培训和交流，推进集团的信息共享和商业人才的知识储备，为开元商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体谅德育模式之借鉴 篇3

[关键词]体谅德育模式 借鉴

体谅德育模式是以道德情感为主线的学校德育理论，认为学校德育应以情感为中心进行，坚信体谅青少年是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于20世纪70年代由英国学校道德教育专家彼得·麦克菲尔及其同事所创立，主要代表作有麦克菲尔主持编写的《生命线》系列教科书。体谅德育模式把情感教育置于德育首位而在诸多德育理论中独树一帜，风靡于英国与北美地区，并日渐在西方被教师和学生所接受。

一、体谅德育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前，英国一直盛行以绝对权威为基础的教育。二战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新移民的大量涌入导致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多元化，使得各种形式的权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年轻人困惑、迷茫、吸毒、凶杀、性混乱、抢劫等犯罪行为大量增加，如何摆脱混乱，使青少年走出“误区”已是英国学校道德教育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从1967年到1971年，英国道德教育专家麦克菲尔领导一个德育课程研究组，对中小学在校生、毕业生及社会各界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发现青少年一致认为“好”的教育行为就是能体谅和宽容，“坏”的教育行为就是压制和支配。以此调查为契机，麦克菲尔等提出了德育的体谅模式。在这里，“体谅”既指教师在教育中对学生要“多关心，少评价”，又意味着道德教育应使学生学会体谅别人。该德育模式有一套颇具特色的系列教材书——《生命线》，并配套编制了教师指导用书——《学会关心》。该系列丛书的问世，标志着以麦克菲尔为代表的体谅道德教育理论学派正式形成。应当说，当代的每一种德育理论都会从不同的方面强调道德情感的作用，但是却惟有麦克菲尔才如此系统深刻地探讨了以道德情感为主线的学校德育理论，因而体谅模式也就在当代德育理论界独树一帜，为人注目。

体谅模式吸收了人本主义思想，同时又接受了行为主义的社会制约理论和实践。它从学生的需要出发，以情感教育为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学校德育的基础和原则。该模式认为：第一，“人类的基本需要是与人友好相处、爱或被爱，帮助人们去满足这种需要是德育的首要职责”。因此学校应该帮助学生解决人的个性和社会关系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过分强调掌握知识和积累知识。第二，“品德是感染来的，而非直接教来的，在引导学生关心人、体谅人的人际意识中，重要的是营造相互关心、相互体谅的课堂气氛，以及教师在关心人、体谅人上起道德表率作用”。第三，青少年对人际和社会问题的反应处于不成熟向成熟过渡的社会试验期。学校德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促进成熟的社会判断力和行为的发展。简而言之，成熟就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关心。

二、体谅德育模式的特点

正是从上述理论基础出发，麦克菲尔和他的同事致力于发展“教学生如何关心”的学校德育模式，这种模式包含以下特点：

（一）使道德教育贴近生活

体谅德育模式反对只注重德育理性的培养和道德知识灌输的传统德育方法，强调德育要贴近生活、回归生活。一方面，体谅模式的理论来源于生活；另一方面，它又服务于生活。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关心体谅，帮助个人从困惑、疑虑及矛盾等生活问题中解脱出来，使个人生活更加美好和谐。麦克菲尔主张的德育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来进行，也就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他在《生命线》一书中，就提出针对性别态度、代沟、宗教等问题进行道德教育。总之，体谅德育模式强调以生活为中心实施道德教育，以道德教育促進生活质量的提高，因为关心他人是一种愉快的生活方式。

（二）强调道德行为的训练

鉴于许多传统德育模式不重视对学生进行道德行为的培养，至多是让学生知道如何去行动，是纸上谈兵，极易造成学生的言行不一、知行脱节。因此，这些模式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批判。体谅德育模式却开始关注学生道德行为的培养，带有明显的行为培养取向。体谅德育模式强调道德教育重在教会学生如何去行动，而不是传授知识，道德教育要把发展学生的道德判断力与行为举止的塑造结合起来。它要求教师要鼓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自然倾向，注重训练学生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举止。

（三）注重道德教育的感染力和榜样的作用

麦克菲尔认为，道德尤其是道德行为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感染的，而不是被教会的。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观察重要人物怎样待人接物，可以学会一些道德价值观；通过接触具有关心体谅品行的人，可以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学生应该在生活的环境中模仿高水平的道德思维方式和道德行为。学生从教师的品格和行为中学到的东西，比教师所教的东西还多。因此，教师必须做学生效仿的无可指责的榜样。如果教师是一个具有关心体谅品行的人，那么学生将从教师那里获益匪浅。麦克菲尔坚持认为，模仿榜样是一种教育形式，甚至是最高的一种形式。因而，教师不仅自身应成为学生效仿的榜样，而且还应该有意识地提供其他榜样的形象，这样可使学生生动有效地理解某种道德观念。

（四）该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为学校的德育课程教学提供了一套别具一格、深受欢迎的教科书

目前世界各国的许多公民教育课由于包含内容广泛而突出德育不够，或难于激发学生兴趣。麦氏以生动活泼的形式，集中编制了一套寓理论、游戏、思考和行动为一体的德育课程，无疑是一大贡献。具体说来，《生命线》系列教材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1）情境性。麦克菲尔等人以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为素材，把生活事件加以挑选、重新组合排列编写成教材，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2）针对性。麦克菲尔等人是在进行了多年调查基础上编写出《生命线》教材的。教材主要针对青少年在道德方面的问题进行设计，一方面紧扣学生的道德困惑；另一方面针对学生关心的人际关系问题以及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道德问题。因此使学生倍感亲切，兴趣大增。（3）层次性。《生命线》系列教材是按从简单情境到复杂情境材料的顺序排列的，教材具有的这种层次性特点有利于实践中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开展道德教育。由于这种模式吸引了学生的兴趣，取得了实际效果，因此受到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广泛欢迎。目前这种体谅模式采用的教材在英国和北美以各种版本出版，历年不衰。

三、体谅德育模式之借鉴

体谅德育模式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情感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极力主张教育者应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体谅学生并引导学生体谅他人。这种德育思想对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借鉴。

（一）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设计教育内容，力图使其生活化

即道德教育的内容应贴近学生的生活，为学生所理解，所接受。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让学生体验生活、感悟生活，才是道德教育的最终归宿。体谅德育模式深受人本主义思想特别是马斯洛需要层次学说的影响，认为道德教育的开展必须要首先了解作为道德教育对象的学生的真实需要及如何来满足这种需要，并以此为出发点，才有成效，道德教育才能被学生乐于接受。麦克菲尔主持开展的三次大规模的调查，就是旨在了解并掌握受教育者的问题是什么、受教育者需要什么及怎样满足他们的这种需要。通过大规模地详尽地调查和实验，麦克菲尔发现学生普遍具有希望获得体谅并体谅别人、关心别人和被别人关心、与教师平等相待及与他人和谐相处的需要。因而，道德教育的计划应从教学的角度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而不是主观臆断。麦克菲尔等人编写的《生命线》系列教材就是围绕学生的这一需要以社会上发生的真实事件为素材编写了大量的感人故事，激起了学生学会体谅关心他人的动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反思我国当前学校德育之艰难，实效性差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教育内容的设计对学生的心理世界尤其是情感、需要、动机、兴趣等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学校教育政治化、抽象化、空洞化，道德教育形式主义泛滥，收效甚微。道德是为人而设的，应当顾及大众的需要与实践的意愿，这样才能有恰当的可行性。在构建我们的德育体系时，“不能局限于提供几种知识性德育课程或理论性德育课程，在其对学生的实际影响或教育作用上，从积极方面看，能让学生学会或知道一些道德或道德方面的观念，但是，在形成真正的道德认识、道德信念、道德理想、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与道德行为的习惯方面就收效甚微了。”体谅德育模式告诉我们道德教育必须彻底冲破“政治化”的束缚，以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个体为根本，应该根据学生的需要设置德育的内容，充分吸纳学生的个人生活，让学校教育从政治化、抽象化、空洞化的说教王国走出来，回归生活，关注、指导和引导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否则生活也就失去了有针对性的道德指导与调整而陷入平庸。德育只有深入到学生的实际中去，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才能走进学生的心灵、引起他们的共鸣、唤起他们的兴趣，提高他们的认识；才能真正地对学生产生影响，进而达到引导教育的目的。

（二）改革传统的灌输教育法，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

传统的灌输教育法重视学生道德认识和道德观念的形成，轻视学生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和训练，轻视道德讨论、分析、判断、选择这些过程。这种灌输教育，运用训诫、奖惩等手段，以问答式教学等“知识灌输”为中心，把学生当成“口袋”，认为我们往口袋里装什么，他们就有什么。这种“美德口袋”教育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缺陷的，是不符合道德教育规律的。这种教育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和道理的灌输，容易使学生成为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无形中助长了学生不说实话、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毛病。因为单纯的道德知识和美德的灌输，以及生硬的说教会引发学生的对抗心理和逆反情绪，不利于产生发自本人内心信念的道德行为。向学生宣讲道德理论对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是必要的，但不能把理论传授变成空洞的说教。体谅德育模式告诉我们，要结合学生的道德需要、思想实际和社会现实问题，从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入手，把远大的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联系起来。任何道德教育课程如果仅局限于教室里或学术讨论层次，不指向生活现实，实质上不是道德教育课程，而是非道德教育课程。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不仅有利于学生对道德知识的掌握与理解，而且对学生的责任心和优良品德的形成，对他们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都会产生促进作用。

（三）德育目标应具有針对性和层次性

德育目标的合理与否对德育的实效至关重要。合理的德育目标才能促进德育顺利进行。体谅德育模式提出了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的目标体系：从培养学生对他人的需要、利益的敏感性和体谅人的动机，到培养丰富的人际意识，直到培养比人际意识更复杂的社会意识。它告诉我们，德育目标应具有针对性和层次性。即遵循发展性原理，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设立德育目标，要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的差异性，有侧重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目标，克服以往德育目标“高、大、空”的缺陷，扭转学校德育中的“倒金字塔”序列。

（四）学校的道德教育应与各科教学有机统一起来

要加强和改善德育工作，提高德育成效，仅靠道德教育课程是不够的，体谅德育模式对此问题的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该模式主张学校道德教育应与相关的教学密切结合起来。麦克菲尔主张把《生命线》系列教材融入各种教材之中，渗透于各科教学之中。他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内容怎样与相关科目结合的问题，他主持设计的《生命线》系列教材本身的内容都是与历史、文学、语言、科学、社会等多门学科内容紧密相联的，不过都赋予了较系统的德育思想而已。它给我们的启迪是：道德教育的教材应当与各学科的教学结合起来使用，教材内容应包含历史、文学、语言、科学、社会等多种学科的知识材料，并突出其道德教育的内涵。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培育，是一项艰苦的、细致的、复杂的工作，各种教学都应承担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责任，单靠道德教育课程是不可能取得良好效果的。各科之间应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负担起塑造学生心灵和人格的责任。

参考文献

[1]冯增俊．道德教育的体谅模式评述[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2(2)．

[2]黄向阳．德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41．

[3]魏贤超．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初探[J]．教育研究，1995，（10）．

借鉴模式 篇4

“139社区”与“ChinaQ”的商业模式与Cyworld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但目前都还处在初期的拓展阶段。韩国Cyworld的商业模式和盈利途径为中国电信运营商树立了最佳实践, 值得思考、学习和借鉴。

第一, 作为背后的操作者, 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应当统一线上和线下的服务, 整合互联网和手机两个用户群, 使每一项盈利点都可以直接转化为比传统互联网更为丰富的经济效益, 让电信与娱乐、移动与互联网能够真正闪耀出融合之美。

第二, 利用社区类网站带来更为丰富的3G业务内容, 吸引、细分和附着更多的个人用户和企业客户。以互联网社区与手机终端相结合的方式渗透到消费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创造出更为时尚、便捷和个性的生活方式, 营造出一个让信息、沟通和展示自我“无所不在”的社会。

第三, 虽然Cyworld模式为SK电讯创造巨大的价值, 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而是应当开拓出本土化的更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服务和模式。无论发展什么业务, 都应当强调用户至上, 让虚拟空间更贴近现实世界, 能够满足用户展示自我、追逐新鲜和张扬个性的需求。这也正是Web2.0与移动相融合的精髓——让用户得到全新的无与伦比的体验。

10种可借鉴的外国管理模式 篇5

向他们能学什么，又不能学什么？

著名外企基本上都在本国经营卓越，拥有优质企业文化与管理制度，并享有世界知名品牌和完善的产品服务体系。他们在中国具有良好社会形象，对中国本土人才成长，技术创新有良好支持。

10家公司，10种模板。欧美公司以品牌和行销著称，在高科技行业和人才培育方面见长；日韩企业带来先进的制造业管理方法与理念，在自动化、生产效率、品质管控方面都有非常独到的成就。这些外企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可供借鉴的管理模式和理念，已经或正在为中国企业所学习和模仿。

No.1通用电气

韦尔奇经典：多元化战略与六西格玛

“20世纪最伟大经理人”韦尔奇的经典理论不胜枚举：“数一数二”；多元化进程中自我控制；群策群力，反官僚主义；长投短贷、资本和实业互补；六西格玛提升制造型企业竞争力……GE以财务稳健为前提致力发展前瞻式多元化业务。

经验要点：

1.做巨无霸同时保持小型企业的灵活性，多元化必须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相结合做资本运作。

2.严谨而不乏活力的实施理念，群策群力与员工360度测评（4E1P）。

学习局限：

1.朗咸平曾指出，简单模仿产融结合、多元化并购策略，人力资源又难以匹配，中国企业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

2.GE财务透明度一向很低，盲目照搬容易被投资者们列入黑名单。

国内实践：

德隆、托普、巨人、一些家电企业的过度多元化，实际上增加了企业管理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导致企业内耗负担加重。

No.2IBM

转型：切割非核心，向服务迈进

IBM10年间两次转型的真正原因是，时代正在对高技术的IT产品及服务业作新的定义。基于对未来战略的需求进行有效的业务调整，卖出非核心业务是上策。全球网络、网络设备、PC业务的卖出，都是IBM进行核心业务互换的成功模式。

经验要点：

1.战略突围的关键在于方向的清晰性、执行的坚决性和适当的灵活性。

2.IBM转型模式：战略管理、市场导向、领导决策与商务标准、专注领域、营运跟技术配合、市场与产品创新、人才专业化、策略联盟与环境体系。

学习局限：

1.“全民奔服务”因缺乏服务价值认知和更专业的解决方案而半途而废，许多中国PC企业只能“回归”。

2.由于产品定价、计算回报、标准化和创新能力等原因，目前中国IT服务市场发展仍存障碍。

国内实践：

TCL剥离国际电工、联想集团置换亚信股权，都是切割非核心或盈利单位集中谋求其他发展。

No.3微软

人才：期权激励高人，精简组织结构

微软是第一家用股票期权来奖励普通员工的企业，采取高标准用人政策，以公司前途作赌注。坚持雇用顶尖的人员做事，摒弃陈规，鼓励员工正视失败，不以成功自足，不断接受更多挑战。为鼓励畅所欲言，还专门开发了员工满意度调查软件。

经验要点：

1.选用最好的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组织气候，把公司信念和价值观融入细微管理之中。

2.不雇用冗员，减少会议，去除组织上的官僚体系，精简人事，维持“创业维艰”心态。

学习局限：

1.承诺期权无法兑现会招来员工与媒介非议。

2.灵活的组织管理稍有不慎会流于散漫，既懂技术又善经营的一流职员对实力不强的中国企业来说很难驾驭。

国内实践：

百度、伊利、金蝶等都采用期权模式激励员工，但百度裁员门也带来期权顾虑。

No.4沃尔玛

连锁：快速扩张，供应链管理

沃尔玛神话般的成功根源是天天平价与供应链管理方式。其在华飞速扩张，通过后勤管理、压缩成本来保持竞争力的循环。这样严格控制了供应链每一环节的成本，从而可以以最低价格出售商品，争取到更多消费者

经验要点：

1.连锁企业采取集权式管理与本地化，成为一名承包商、进口商和批发商。

2.规模节约采购成本，通过增加供应链运转速度削减库存。

学习局限：

1.树大招风，易遭地方连锁、消费者习惯阻力，扩张提速面临人才瓶颈。

2.中国供应链环节成本较高，容易提高商品损耗。

国内实践：

联华、百佳等超市，国美、苏宁等家电连锁加速扩张，抢占市场，但供应链的持续更新能力有所欠缺。

No.5宝洁

多品牌：不同，就是力量来源

宝洁多品牌战略奠定了行业巨头宝座，以功能、价格、档次为区分并担保品牌，符合产业发展逐步细分和攻守兼备的要求。多品牌细分市场、广告成功方程式、品牌管理严格、品牌经理责任制、备忘录训练是宝洁奉行的五大法宝。

经验要点：

1.多品牌重点在于对边界进行严格管理，品牌之间可以形成共享，充分利用规模效应。

2.产品所标榜的品位及价格是品牌区隔的主要准绳，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经营具有相对独立性。

学习局限：

1.多品牌战略是“富人的游戏”，缺乏宏观调控与规划来运作众多品牌，会分散市场开发资金，导致捉襟见肘。

2.多品牌需要建立各品牌独立运作与渠道销售的队伍，否则会冲淡特色，单纯靠成本领先的国内企业难以做到。

国内实践：

海信集团、养生堂多品牌取得成功，小护士却遭受失败，仅仅依靠渠道优势而不进行品牌竞争综合管理是不够的。

No.6丰田

生产：讲求精密，追求极致

丰田“精密”管理主要来自实时的丰田生产方式（TPS）与全面品质改善系统（TQM）两大庞杂的管理系统。精益生产的核心是消灭一切“浪费”，通过系统结构、人员组织、运行方式和市场供求等方面的变革，使生产系统能很快适应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

经验要点：

1.精益生产三原则：适时生产管理法、质量问题人人有责、“价值流”。

2.把生产方式创新用于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用精算删除浪费和多余库存。

学习局限：

1.日本资源匮乏土壤中产生的TPS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有冲突，中国自主品牌制造商未必见容于精益生产方式。

2.单一模仿生产方式，没有持续改善的冲动，不能就事论事地批评，会造成学习的走样。

国内实践：

格兰仕、贝尔—阿尔卡特、上海通用学习精密生产取得了不小成绩。No.7三星

研发：血本研发，后起之秀

三星以速度、创新和领导数码电子时代而著称于世，从简单的组装技术开始，再到产品设计技术，再到产品核心技术。李健熙强调其技术后盾，研发要“孤注一掷，设计为王”，数据显示其研发投入占每年销售额的比例已达到8%。

经验要点：

1.“战略铁三角”：研发上巨额而持续的投入、高端的品牌定位和以消费者为导向的高效运筹水平。

2.研发费用集中投入三大重点领域；韩国人的严谨使三星可以静下心来去研究每一部件，最后实现整体突破。

学习局限：

1.以资历、以民族为基础的用人制度，本土化等方面较落后于欧美等国家。

2.韩国式集体主义精神，会使权责利的关系搞不清楚；讲究服从和忠诚，不利于发挥员工创造性。

国内实践：

联想、TCL、创维、长虹等投入巨资加强自主研发能力。

No.8戴尔

直销：降低成本，流程管理

直销模式被戴尔发挥到了极致，也是其核心能力所在。依靠这种模式，辅以高效率的生产流程和科学化成本控制管理，戴尔在个人电脑市场取得了空前成功。

力求精简，简化流程，抛开传统商业销售链的中间商和零售商环节，节省了成本，降低了产品价格。

经验要点：

1.生产、销售坚持按单生产、直接与顾客建立联系、高效流程降低成本、产品技术标准化。

2.通常在市场开始成熟、行业标准已经形成和配件供应比较充分的情况下介入某一市场，并以低价格迅速抢占地盘。

学习局限：

1.直销系统关键是要建立覆盖面较大、反应迅速、低成本的物流网络，否则就会物流成本过高、交货期过长。

2.独特的业务流程在严格执行与控制流程中，使员工缺乏发挥的空间。

3.采取物质激励为主，对员工心理诉求、本土化的力量有所忽视，导致企业文化缺乏人气。

国内实践：

联想、长城、神舟电脑、迪比特手机学习电话等直销方式。

No.9甲骨文

并购：吃掉对手，壮大自我

自从2004年9月，甲骨文对亚太区业务进行根本性重组之后，就给了应用业务前所未有的关注，收购仁科后变为全球第一大企业级软件提供商，消灭竞争对手、扩大市场份额一举两得。中国区现掌舵人李翰璋奉行的信条就是“比对手领先一步”。

经验要点：

1.并购战略两大条件：外界有优秀产品，可以不费时间做具体研发；可以弥补行业经验。

2.并购后承诺支持仁科产品10年，消除客户对产品支持的担心。

学习局限：

1.并购准备不足会面临整合难题：财务制度、盈利模式、员工薪水结构和不一样的产品和服务等。频繁走马换将也会令代理商们如履薄冰。

2.组织架构“一国三公”，出现业务分割争执时没有仲裁者。多头并进，销售任务严苛会造成基层员工无所适从。

国内实践：

国美并购永乐出现高层清洗，其实人力资源流失会给融合调整产生很大障碍。

No.10诺基亚

领导力：领导变革，以人为本

诺基亚是“领导力应由下而上，持续有效沟通”的最佳实践者。首先体现在鼓励平民化的敞开沟通政策，强调开放的沟通、互相尊重；也高度重视培养员工的工作能力与团队精神。“以人为本”，兼具理性与感性，严谨的态度和宽容的文化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经验要点：

1.诺基亚企业文化四要点：客户第一、尊重个人、成就感、不断学习。

2.注重将全球战略与中国特色相结合，推崇巴雷特法则（80-20法则）。

3.在关心员工、市场营销、客户服务等方面考虑到文化差异，提倡本地化的管理能力。

学习局限：

1.重视经验高过智慧，可能会错过一些优秀“快手”。

2.薪酬参数保持行内竞争力，远高于业内平均水平，就会使企业的运营成本高于同业，这是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

国内实践：

“中国可借鉴日本重建模式” 篇6

四方敬之：灾难发生第三天时，确认灾民人数为48万人。今年一月中旬时，统计显示避难人数共计33万人，可以说大多数人仍在避难中。截至1月16日，住在避难所的人数为687人，大多数人都住进了临时安置房和租房。岩手和宫城的临时住房已经全部建设完毕，福岛方面也基本完成。

这次的灾难是三种形式的混合，包括地震、海啸和福岛核电站事故。针对地震的预防，日本做得比较好，比如建筑的抗震性很强。此外，我们知道地震发生的时候会产生P波和S波，新干线探测到P波后就会自动停止运行，所以日本在预防地震方面卓有成效。

不过这次海啸对灾区造成了极大破坏，包括行踪不明的人在内将近有两万人遇难。对于今后重建来说，如何预防海啸的破坏是一个重要课题，比如新城市在建设时应该要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作为政府来说，到底需要多少临时安置房也是一个难以准确计算的问题，而且临时住房也是房子，它们应该建在灾区原址呢，还是建在地势高的地方？接下来的城市建设应该如何进行？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

当然也有一些积极因素，比如新城市能够从零开始设计和建造，届时环保和集约理念将会导入城市的建设发展中。至今为止，日本的住宅以一栋一户模式为主，今后可能改为集体住宅型，比如一楼是停车场，居住房在二楼以上。

此外，东北地区相对来说高龄者较多，所以需要用无障碍的理念来设计住房，建设一个易于居住的新城，到时灾区将会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导入和使用可再生能源。换言之，建设一个全新的环保城市。围绕这种理念出现了特区的构想，目前灾区也在申请建立特区，所以在迄今为止的制度下没有实现的事情，说不定可以借由这次机会实现。如果能够顺利进行，那么中国以后也可以借鉴日本东北灾区的城市建设模式了。

南都周刊：目前核辐射情况如何，日本正在采取哪些措施？

四方敬之：与其他地方相比，福岛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严重。现在有些居民可以回到家中了。政府打算在今年三月末和四月初重新对核电站周边的区域进行评估，将核辐射超标的地方集中进行放射性除染作业，现在国家的安全基准是一年20毫西弗以下，政府会在这样的基准下尽可能降低实际的放射性物质数值。

核污染对于民众来说会有很大风险，比如农产品和水产品中的放射残留物可能超标。为此，这些地方要采取相应措施，限制种植那些可能残留较高放射浓度的土地。此外，收获的时候还要进行安全检查，首先是预备检查，然后实际流入市场时再进行一次检查。所以，一共在三个阶段采取了预防措施。如果不这么做，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消费者都会感到不安，地方必须为了消除消费者的不安心理而努力。

南都周刊：现在重新审视福岛核事故，当时的情况真的比切尔诺贝利事故更糟糕吗？

四方敬之：虽然很多人对比了福岛核电站事故和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切尔诺贝利事故有其特殊性。它发生于前苏联时期，当时的情况苏联几乎没有公开。

我曾经和一个德国记者交谈过，他至今仍然记得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的场景，主要是核电站事故发生时他们的不安程度等等。日本在福岛事故时较好地公开了情报，去年3月11日后，日本政府官员，比如枝野官房长官经常在深夜召开记者招待会。大灾难考验政府在危机发生时和各界沟通的能力，所以日本政府非常迅速地公开了情报。即便如此，我知道仍然有人认为信息公开得不够充分。

其实在那样复杂的情况下，核电站内部的情况无法立即得知。很多情报其实是事后调查才得知，而事后知道的人认为政府隐瞒了情况，但是政府很难证明自己没有隐瞒情报。作为教训，我认为透明性、有责任进行说明和及时性这三点至关重要。发生危机的时候，政府要围绕上述三个要点而努力。现在已经有了网络等传播手段，所以即使想隐瞒什么也会很快被世界各国得知。因此发生事故的时候，政府应该在相关人士中迅速共享情报，然后共同商议对策。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的，目前危机之下的沟通模式正在快速发生改变。

南都周刊：您的意思是日本政府已经竭尽所能公开了已知的所有情报？

四方敬之：是的。在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的报告中，日本政府提到，我们使用了“SPEEDI”（紧急时迅速预测放射能影响的网络系统）这个模拟演算系统，对核电站事故的影响进行分析。具体来说，在核电站事故发生的时候，根据核电站现场释放出来的放射量、风向以及风速情况，将这些数据导入系统，然后计算出核事故可能造成的影响。

虽然政府使用了该系统，但是并没有立即公开结果。有些批判意见认为，日本政府应该更快公布计算结果，政府总结后也认为快些发表数据会更好些。实际上，当时还不知道福岛核电站泄漏出的放射量，因此最后的计算没有使用真实确证的数据，而是在假设的基础上进行演算，那么这样得出的结果能够作为制定避难政策的依据吗？

此外，加上风向的因素，当时不知道应该把警戒区域的距离设定为30公里、40公里，还是100公里。不过福岛当地的居民认为，即便如此也应该把演算的结果告知大众。对于需要避难的人来说，这个数值能否使用还是个问题，比如在1小时内风向发生改变的话，结果就又不一样了。就我个人而言，我主张公开演算结果，并且告示民众风向可能会改变的消息，实际上最终的判断还是得交由民众自己。

南都周刊：今后民众对于核电站的态度会非常反感。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要怎么重新运转核电站？

四方敬之：的确，在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目前全日本54座核电站中只有两三座还在运转，7月份时甚至可能全部停止。事故发生后，政府特别重视核电站的压力测试，因为要百分百地确保安全，所以实施了比以往都要严格的检查。同时中央也必须要取得地方的理解，在这方面确实需要挨家挨户访问。

目前，针对此后日本的能源战略问题的讨论正在进行。今年夏天，将会出台关于日本中长期能源战略规划。届时，核电站的发电比例将会下降，可再生能源的比率将比现在提高许多。日本人特别关注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希望达到节省能源的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预计日本的企业将会开发新技术以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此外还要推出节能家电等产品。这已经不仅仅涉及核电站，而是要重新审视能源整体战略。

南都周刊：如果核电站的发电比例下降，会对日本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四方敬之：对日本经济来说，这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工厂需要节电，这样一来工厂生产的效率会降低，而成本也会提高，因此市场有必要为工厂提供比较安定和廉价的电器。不过，相信日本能够应对因核电站而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经历过两次石油危机，当时也有人认为日本经济可能不行了，因为日本99%的石油都依赖海外进口。但日本汽车公司决定提高燃料的使用效率，结果在上世纪80年代时日本生产出世界上最省油的汽车，并在此后的全球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借鉴模式 篇7

1 关于“联众模式”及其创新

联众公司在对杭州近郊农村进行“农家乐”改造的过程中, 经过几年的摸索, 创造出对农村资源进行有效开发管理的“联众模式”, 即联众公司对所选村庄进行统一经营, 不需政府和村民投入, 不占用国家土地资源, 不破坏生态环境, 不占用农田, 它以人的休闲生活、行为和需求为目标, 以发展农村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为龙头形成经济形态和产业系统, 一般包括社区主题、社区体育、社区文化、社区服务和社区经济等, 实现城市居民与农村村民和谐共处, 而不仅仅是单纯观光消费旅游[1]。

联众公司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点。

(1) 优化选择资源, 创造“农家乐”新的经营模式。

公司选定生态环境良好和风景优美的农村, 由公司出资, 对当地农民的原有住房按新农村建设标准, 再根据都市人的生活习惯和居住习惯在原址上进行改建装修建成社区型景区。

(2) 城乡资源联动有机结合。

传统的休闲经营是“等客上门”, 而联众公司是“主动出击”, 由联众公司下属乡村休闲俱乐部统一组织城市客源来社区型景区观光休闲, 享受田园风光和劳作, 游客也可以购买公寓长期的使用权, 并作长期居住。

(3) 由联众公司提供相应的发展性、保健性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

联众公司用城镇社区建设的理念来改造传统的村落, 建设整洁优美的农村社区。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对一些生态资源丰富的农村进行统一规划, 企业提供整个农村的建设资金以及负责建设和管理工作, 负责供给社区内部布局规划、“五化”和住宅设计等公共产品, 改善农村的居住环境, 同时新建村卫生医疗站, 改善村卫生基础设施。另外, 结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公司和村集体提供补助, 让村民人人都享有医疗保障。

(4) 向农民提供专业培训, 提高农民素质。

联众公司统一提供对农民的免费职业技术培训, 提高服务技能, 培养市场意识, 使农民成为重要的经营主体。同时组织农民在当地销售本地生产的特色农产品, 使传统农民成长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生活和善经营的现代农民。

2 “联众模式”对推进休闲渔业快步发展的借鉴

2.1拓展休闲渔业的分时段度假和养老休闲内涵, 突出休闲渔业的“渔”的特色, 提供个性化休闲服务

目前, 休闲渔业迅速发展并已经出现大量的休闲渔业的初级形式——渔家乐, 但其仍处于自发萌芽阶段, 经营方式仅仅是把餐桌从城市搬到渔农村, 虽然能够提供一些垂钓、观赏和观光等休闲活动内容, 但是同质化严重, 消费者往往只是即时消费, 经营者不能留住客源, 导致客源不稳定, 经营起伏较大。休闲者逗留时间的长短对休闲渔业的经营效益有直接影响, 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和闲暇时间的增多, 休闲渔业留住顾客、拓展休闲内涵和延长休闲消费时间变成休闲渔业成功的关键。

“联众模式”是一种将休闲旅游和分时段度假相结合的经营模式, 其产业立脚点是乡村休闲产业。联众在杭州开发的休闲产业突出了“农家”特色和文化特色, 把城市居民休闲旅游兴奋点放在“农”字上, 把田园乐趣与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和观光连接在一起。因此, 利用“联众模式”发展休闲渔业应充分作好“渔”字文章, 利用渔业传统文化, 开发成以“进渔村、乘渔船、捕鱼虾、尝鱼鲜、观渔灯”为特色的体验式乡村旅游, 发展集渔业与游钓休闲、体验、旅游观光、分时段度假和养老为一体的休闲渔业, 打造满足游客多层次需要的渔村社区型文化景区。同时, 发挥分时段度假的优势, 即消费者在一年内约定的时间内来渔村居住或休养, 构建乡村休闲度假网络, 吸引城市居民到农村度假, 这样就保证了稳定客源。

2.2扩大社区参与, 形成发展休闲渔业的利益共同体

社区与人的关系最密切, 社区参与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唤醒社区意识, 增加居民对旅游的支持, 亦可以提升居民对地方旅游资源的认识和维护,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过程是社区旅游取得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必要条件[2]。

“联众模式”的发展方式是社区型休闲景区。公司负责景区管理, 收取停车费和门票费用, 其中40%的收入分给村民, 村委会可以支配5%, 35%用于老人事业。村民根据自愿和合作的意愿成为公司合同制员工, 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一定的退出选择。村民参与联众公司的日常管理, 和公司结合成类似于股份合作制的经营方式, 按照公司统一标准自我分散管理渔家乐。在公司改造的社区型景区里, 每个村民都是经营者, 负责自己住房旅馆的接待、卫生和安全等工作, 并且整幢楼的餐饮由村民自己经营。

2.3拓宽对休闲渔业的资金投入, 改善渔村公共设施

资金短缺一直是影响休闲渔业快速发展的重要经济因素。作为一个新兴产业, 其健康快速发展需要资金支持, 但是长期以来, 我国对渔业投入低, 渔区的基础设施落后, 导致发展休闲渔业的支撑遭到削弱, 限制了休闲渔业的快步发展。加之现在休闲渔业的经营者很多是转产转业渔民, 负债经营, 这导致休闲渔业的发展面临突出的资金问题[3]。

“联众模式”是一种将渔村资源开发管理引入企业资金、吸收风险投资或个人投资的方式, 它是一种投资行为, 强调开发时和当地政府协调, 对待开发区域进行整体规划, 提供整个农村的建设资金投入以及负责建设和管理工作, 建设一系列服务性配套设施, 如, 设置太阳能路灯, 开展沟、池、小溪清理工作, 新建人工生态湿地, 建立污水处理设施等。同时公司筹资改善渔村基础设施, 增加渔港及辅助设施, 确保安全方便性, 使之适合发展旅游业。改变了政府或村民为唯一开发管理者的模式, 引入市场力量, 缓解了渔村资源开发管理资金缺乏和资金筹集渠道单一问题, 一定程度上减轻经营者的筹资负担。

2.4加强休闲渔业的规划工作, 协调好保护和开发的关系

当前休闲渔业发展规划面临的突出问题有:缺乏严格、科学的整体规划, 导致休闲资源的“公地化悲剧”;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 重开发轻管理。而“联众模式”在解决这几方面有成功的经验。

“联众模式”的做法是由地方政府和公司共同对一些生态资源丰富的农村进行统一规划和整治, 负责景区布局规划、道路亮化、水体净化、污水处理、卫生洁化、住宅设计和村庄园林化等公共产品, 对原村庄道路进行油化改造或新建, 改善通行条件, 新建停车场、中心广场、生态公厕和公共绿地。从整个社区设计到房屋的结构和建筑材料无不凸显人与自然的和谐, 选用最能体现当地特色的民居作为主体风格, 尽可能地利用当地的建筑材料, 而且所有的房子都是改建而不是重建, 建房时不破坏一草一木。联众公司在开发过程中, 以生态、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 不占用国家土地资源, 不破坏农村环境, 坚持适时适度开发, 做到可持续的“同时保护、同时开发”, 将可开发农村建设成为社会秩序稳定、村容村貌整洁的新景区型新农村。

2.5实现产业化、规模化和综合化经营, 构建城乡休闲营销网络, 培育休闲渔业品牌

当前我国休闲渔业的自发、孤立经营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小”、“低”、“弱”、“散”。“小”, 即规模小而分散, 宣传力度小;“低”, 即硬件服务设施参差不齐, 品味层次低, 经营者素质低, 管理水平低;“弱”, 即卫生水平差, 生活垃圾处理弱, 抗风险能力弱;“散”, 即缺乏统一整体规划, 服务体系尚未形成, 没有统一服务标准和行业规章, 品牌意识缺乏, 各自为战。而这些问题在“联众模式”产业化开发中能够通过公司提供资金把渔民组织起来进行统一品牌经营得到解决。

单个渔民在市场交易和竞争中越来越受规模小、分散化生产所形成的低组织化程度的制约, 不能享有整个产业链的利益, 交易成本过高且容易造成恶性竞争, 也不利于渔农村集中供给发展性的公共产品。“联众模式”利用“公司+城市休闲网络+农户”方式, 把分散的渔民组织起来, 使两者在市场化联系、规模化经营方面完成结合, 这样渔民的身份变成渔家乐的经营者, 从而解决了渔民在发展上的无资金、无组织的致命问题。渔民还可依托自然环境, 在公司统一规划下发展模式多样的养殖加工业, 如, 各类水产观赏鱼养殖和渔货加工等, 并就地销售。

同时, 渔民通过联众公司的针对性的专业培训, 可以提高素质, 提升环保意识, 学习专业技能, 用统一的服务标准从事经营。

渔民的住房被改建成漂亮实用的新房之后, 联众公司通过渔民居住权的转承后再统一经营, 利用了解城市居民休闲需求的优势, 用统一的“城仙居”休闲养生品牌进行宣传和组织客源, 使渔家乐公寓拥有稳定的城市客源网络。休闲旅游分时度假平台降低了渔民经营休闲渔业的风险, 从而获得稳定的收入。

3 “联众模式”对发展休闲渔业的启示

(1) 因地制宜, 各尽所能, 发挥政府、公司和个人三方复合力量, 形成推进休闲渔业发展的合力。“联众模式”的重要特点就是充分利用区域性资源, 广泛社区参与, 和当地村民合作开发、共同经营, 在经营管理中公司的资本和村民形成类似于股份合作制的利益共同体, 提供形式多样、内涵鲜明的个性化休闲服务, 兼顾企业、游客、农户和政府多方利益, 形成“政府引导、企业运作、农民参与”互利多赢的开发管理模式, 有利于休闲渔业发展。

(2) 休闲渔业发展中应继续发挥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应有作用。在所有的有关休闲渔业推进的模式中, 政府的主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如, 规范休闲渔业的市场行为和抑制负外部性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政府要根据海洋功能区划的总体要求作整体规划和控制;扩大渔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力度, 增加信贷, 建立促进休闲渔业发展的基金;对休闲渔业经营活动减免税费, 出台优惠扶持政策;规范休闲渔业经营行为, 使之有序、适度发展。

(3) 把休闲渔业的发展与新渔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当前休闲渔业的发展离不开新农村建设的背景, 而“联众模式”的运作正是体现了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求。因此, 休闲渔业的发展要创新发展理念,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把休闲渔业发展与渔农民综合素质提高结合和统筹起来, 与渔农村经济的发展结合和统筹起来, 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结合和统筹起来, 与渔区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结合和统筹起来, 建设社会主义新渔农村。

参考文献

[1]马讯科.“联众模式”建设新农村[J].中国村讯, 2006 (10) :21-23.

[2]陈信勇, 侯作前, 杨富斌.旅游业发展的法制保障[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229-230.

日本地震保险模式分析及借鉴 篇8

岛国日本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向来便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国家, 地震、海啸、台风、火山喷发等灾难随时可能发生。日本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相对完善的地震应急管理体制以应对频发的地震灾害, 其中针对地震灾害财产补偿的地震保险模式独具特色, 值得我们借鉴。

1 日本地震保险模式及特点

日本是地震多发区, 年均有感地震达1000次以上, 世界上的地震大约有10%是在日本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考虑到地震风险的巨大性和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日本地震保险将保险标的严格区分为家庭财产和企业财产, 且以火险的附加险形式承保。对于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 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运营, 并对保险合同的标的的免赔额和保险金额等均作了一定的限制, 以规避地震保险的特殊性风险。

保险公司先直接承保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业务, 然后再全部分保给各保险公司参股成立的地震再保险公司 (JER) 。地震再保险公司自留一部分后, 原保险公司再根据各自的地震风险准备金、地震险保费市场份额和资本金额三个因素按一定比例进行分配, 对于超出地震再保险公司和直接承保限额的部分则由国家承担 (见图1) 。各保险公司的再保险费和运用成果, 均被列入每个保险公司的资金之内, 但都寄存在地震再保险公司。一旦发生地震风险, 750亿日元以下的损失由保险公司承担, 750亿日元至8186亿日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和政府各承担50%, 8186亿日元到41000亿日元的部分则由政府承担95%, 而保险公司只承担5%。日本的家庭财产地震保险不考虑赢利, 其费率厘定不含利润部分。费率由费率算定会统一规定, 各家保险公司遵照执行。民间保险公司的利润不含在内, 但其中的26.5%作为附加费率用于支付民间保险公司的承保和理赔费用, 保费节余自动转为准备金。至于地震风险准备金, 由保险公司在保费收入中扣除所支付的保险金和经营费用后全部提存。同时, 为了保证地震风险准备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使地震发生后能够及时对灾民提供赔偿, 地震风险准备金只能以政府债券的形式加以运用。

与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不同, 保险公司是企业财产地震保险的承保主体。在设定保险费率时, 保险公司可以按照自己的模式进行设定。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结构、不同建筑时期和不同地基、建筑物的地震风险程度不同, 企业财产地震保险的保险费率也有差别。当地震发生后, 企业财产的赔偿责任完全由商业性的保险公司承担, 政府并不承担。考虑到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 保险公司将地震保险作为火险的附加险限额承保, 即使地震发生时企业财产全损, 保险公司也只赔偿全部损失的一部分。

日本地震保险模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保险标的的区分, 将家庭财产和企业财产分别投保。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费率由费率算定会统一规定, 不考虑赢利, 且由地震再保险公司和政府根据损失规模按比例全额承担。企业财产的地震保险保费收入则按实际费率收取, 进行纯商业化的运作, 即使全损也只能获赔一部分。此种运作模式, 第一, 将家庭财产优先于企业财产加以保护和补偿, 有利于灾后经济的快速恢复, 维护社会的稳定;第二, 当灾害损失规模较小时, 可以实现保险公司的商业赔付机制, 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只有当损失超过预定规模时, 政府才承担大部分的公共补偿责任。此外, 由于地震风险准备金的预备性和应急性, 对其实行严格管理, 只能以政府债券的形式运用。

2 我国地震保险现状分析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恢复保险业, 地震、洪水等重大灾害风险曾作为财产保险的责任范围予以承保。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内外重大灾害频繁发生、损害日益严重, 重大灾害保险的巨额赔付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给保险公司带来巨大的、潜在的经营风险。鉴于我国保险业实际承保能力与技术限制, 国家对重大灾害保险进行一些政策调整, 分别对地震等重大灾害风险采取了停保或严格限制承保规模、有限制承保的政策, 以规避经营风险。例如, 1995年财产保险基本条款中删除了地震保险责任;2000年和2001年, 保监会连续下发了关于地震保险通知, 指出“地震险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 不得作为主险单独承保”, 以及国际分保原则等。“谨慎”承保策略下的重大灾害保险业整体上处于暂停的状态。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 (主要指财险公司) 提供的各类险种中没有专门针对自然灾害损失设立的险种, 只是在部分险种, 如家财综合险、企业财产综合险、机动车辆险等中对由于雷击、暴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保险标的损失进行赔付, 其余险种则将自然灾害引起的损失作为免赔责任。地震则被所有险种列为免赔范围, 只在少量建工险中作为附加险。我国的再保险市场也没有完全与国际再保险市场接轨, 再保险的国际分保的分入和分出渠道十分缺乏, 加之我国保险业资本金规模小、赢利水平低、重大灾害承保技术不足, 面对我国重大灾害风险较大的现实, 商业保险公司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见图2) 。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目前应对地震灾害风险的经营模式, 已经制约了我国地震灾害保险的发展。

3 启 示

目前我国应对地震灾害风险的模式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 仍主要依靠灾后融资机制, 即依靠灾后国家财政的支持以及国际援助。然而, 家庭和政府的灾害风险并没有实现有效转移, 地震灾害发生后, 普通家庭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救助来恢复, 政府承担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灾后将原本用于经济发展的大量财政预算转而用于紧急救助。在国外, 美国、日本等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行重大灾害保险工作, 并取得重要成果。如美国的“9·11”事件, 保险公司约赔付420亿美元, 大大超过了联邦政府200亿美元的拨款, 成为纽约市重建的主要资金来源。相比之下, 面对重大灾害, 保险这种社会化的风险损失承担机制在我国重大灾害风险应对方面远未发挥出作用。如1998年发生的全国范围的特大洪水灾害, 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2484亿元, 而保险公司仅赔偿了30亿元, 约占损失的1.2%;2005年我国各类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42.1亿元, 保险赔款仅为100亿元左右, 占灾害损失的比例不到5%, 远低于36%的全球平均水平。因此, 寻求建立一种既符合我国国情, 又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地震灾害保险模式成为必然。

在地震灾害保险三方联动体系中, 改变了传统模式的政府灾后救助为主, 政府财政负担沉重, 保险赔付严重不足的格局 (见图3) 。从政府角度, 在对受灾群众进行适当补偿的同时, 更加关注对商业保险公司的鼓励和扶持, 进行积极的政策导向, 推动保险市场的广泛参与。从保险公司角度, 一方面, 向国内或国外商业再保险公司实施传统的分保模式, 降低自留风险, 另一方面, 积极参与资本市场流通, 实现资本市场的风险证券化。从群众角度, 需要提高风险事前防范意识, 培养投保观念。通过三方联动体系的循环运作, 有效实现地震灾害风险的社会分散效应。

摘要：地震灾害是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最严重的灾害之一。在国外, 地震保险已成为各国地震灾害风险应对的重要途径。与发达国家相比, 保险这种社会化的风险损失承担机制在我国地震灾害风险应对方面远未发挥出作用。日本是世界上地震灾害较为频发的国家。其地震保险运行模式独具特色, 值得我们借鉴。通过对我国现行地震保险模式分析, 借鉴日本的地震保险模式, 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地震保险体系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地震灾害保险,风险分散,日本模式

参考文献

[1]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预防指南[M].北京:地质出版社, 2008.

[2]马玉宏, 赵桂峰.地震灾害风险分析及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3]滕五晓, 加藤孝明.日本地震灾害保险体制的形成及其问题[J].自然灾害学报, 2003, 12 (4) :93-99.

美国企业年金监管模式与方法借鉴 篇9

1. 美国企业年金监管模式——专业化监管模式。

通常, 私营养老金 (企业年金) 的监管架构大体可分为三种模式:模式一, 专业化监管模式, 即由一个或多个机构专门从事养老基金监管;模式二, 部分一体化监管模式, 即由一个机构负责保险业和私营养老金监管;模式三, 一体化监管模式, 即由一个机构负责监管整个金融部门, 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

美国对私营养老金监管的法律基础是联邦法规《国内税收法》和《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 (简称《保障法》) , 因此, 美国的私营养老金计划基本上不受州级政府的管辖, 而由联邦政府机构直接监管。根据《保障法》规定, 企业年金计划的监管职责由劳工部、财政部和养老金待遇担保公司共同承担。美国企业年金监管架构属于典型的专业化监管模式。《保障法》的执行由劳工部下属的雇员待遇保障局、财政部下属的国家税务局以及养老金待遇担保公司三个部门联合完成。根据《保障法》规定的使命, 三大部门各自有其明确的责任分工。

以上美国企业年金监管的基本架构在实践中又经过了调整。因为《保障法》第一章和《国内税收法》中的某些条款相同, 劳工部和国家税务局的管理责任存在重叠现象。1978年美国政府对两个部门的责任分工进行了调整, 国家税务局主要负责计划参与、养老金既得权利以及计划筹资等领域, 而劳工部主要负责报告、信息披露和受托人要求等事项。

2. 美国企业年金监管的首要机构——劳工部。

实行企业年金专业化监管模式的国家如英国、意大利等, 都在本国共同监管企业年金的多家机构中确立了首要机构。首要机构在日常监管活动中能干预本质上影响企业年金参与者权利的任何事件, 并协同其他监管机构发挥重要的监管作用。美国政府1978年对劳工部和国家税务局进行调整时, 虽然没有指定哪一个机构作为企业年金的监管首要机构, 但明确提出“劳工部有其首要职责”。劳工部事实上担当了企业年金监管首要机构的角色, 在监管中起主轴作用。

为了更好地发挥劳工部的主轴作用, 下属雇员待遇保障局的级别也进行了调整。雇员待遇保障局前称“养老金和福利待遇局”, 2003年改为现名。更名时机构升级至次内阁级别, 设立了劳工部助理部长和副助理部长的职位。雇员待遇保障局由劳工部负责雇员待遇保障的助理部长领导, 助理部长通过总统任命并听候总统指示。雇员待遇保障局的领导是由行政任命, 对机构进行全面的政策领导, 其任职期通常仅限于一届总统任期。雇员待遇保障局可直接向劳工部副部长办公室进行报告。雇员待遇保障局的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

注:1的级别相当于劳工部助理部长 (Assistant Secretary) ;2和3的级别相当于副助理部长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资料来源于网络 (http://www.dol.gov/ebsa/aboutebsa/) 。

在雇员待遇保障局下属的10个处中, 由强制执行处、计划参与者协助处、总会计师处、地区办事处4个处开展企业年金执法。强制执行处雇员有15人, 主要负责制定政策、优先事项和程序、提供支持 (例如培训) 并对强制执行活动进行评估。计划参与者协助处雇员达40人, 主要负责制定政策、优先事项和程序、提供支持 (例如培训) 及对企业年金计划成员协助活动进行评估。总会计师处雇员为39人, 主要负责执行《保障法》中关于报告与披露的规定。地区办事处把美国划分成波士顿、纽约、费城、亚特南大、辛辛那提、芝加哥、堪萨斯城、达拉斯、洛杉矶、旧金山10个地理区域, 10个区域的地区办事处在各自辖区内开展执法和成员协助活动。

强制执行处、计划参与者协助处、总会计师处和每个地区办事处直接向项目运作副局长和政策制定副局长汇报工作情况, 这意味着强制执行处和计划参与者协助处只能提供参考意见, 对地区办事处没有直接权力, 地区办事处直辖于雇员待遇保障局总局。强制执行处和计划参与者协助处对地区办事处下达指导, 以保证地区办事处执行机构全局的重点任务, 遵循统一的政策和程序、保证意见统一, 从而确保跨区的质量控制。由于这种工作关系, 地区办事处有很大的自由度, 能够以最适合辖区内计划特征与所遇问题类型的方式开展工作。为了适应各个特定管辖区域的要求, 在决定其监管和执法行动时, 各地区办事处行使广泛的自由裁决权, 但职能的行使应遵循国家总的政策框架和指导。

3. 雇员待遇保障局与其他政府部门间的关系。

劳工部下属的另一个单位——司法局计划待遇保障处向雇员待遇保障局提供法律顾问, 并连同司法办公室的地区分局根据雇员待遇保障局的调查提起诉讼。根据《保障法》的规定, 还组建了《保障法》咨询理事会, 理事会由代表美国人口不同群体的15位成员组成, 针对特定问题向雇员待遇保障局提供建议。

在美国最初建立的企业年金监管架构中, 雇员待遇保障局与国家税务局、养老金待遇担保公司的协作被正式写入《保障法》。以信息共享为例, 向雇员待遇保障局呈交5 500报表被视为同样向国家税务局和养老金待遇担保公司呈交了这一报表;企业年金计划主办者和计划管理人向国家税务局就企业年金计划的建立进行税务登记申请纳税号, 在呈交5 500报表时可使用同一纳税号, 便于几个机构间互相查询已备案的企业年金计划有关信息。

在调整后的架构中, 雇员待遇保障局被赋予了“首要职责”, 更主动加强了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作。

2005年, 劳工部与证券交易委员会联合发布《养老金顾问潜在利益冲突处理指南》 (简称《处理指南》) 。《处理指南》用于帮助企业年金计划受托人评判养老金顾问建议和推荐的客观性, 它强调了在证券交易委员会职员报告中提出的养老金顾问潜在利益争端披露的问题。

2008年8月, 劳工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它们已签署理解备忘录。备忘录将规范并加强两大机构间有关退休和投资信息共享的合作, 并向投资者、计划参与者、计划管理者提供更好的信息渠道, 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退休决定。

二、美国企业年金监管的管理运作与日常操作

1. 概而言之, 监管方法有主动式监管、反应式监管或将二者混合起来的方法以及风险监管等。

反应式监管方法又叫更正式监管方法。监管者有选择地对养老金计划进行干预并且对特定情况予以回应, 往往是待问题出现或暴露之后才采取相应的执法和纠正的手段, 去纠正那些违反标准或法规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反应式监管方法通常是一种包括具有补偿目的的监管行为, 它遵循例外原则, 依靠例外情况下的干预形成威慑力。美国是世界上使用反应式监管方法的典范国家之一。

在美国, 企业年金监管者并不仅仅是等问题出现或暴露之后才采取相应的执法和纠正手段, 而是在日常操作中, 不断加强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 坚持采取自律机制和改正机制, 注重调查研究, 努力发现问题。正因为如此, 才有可能有选择地对养老金计划进行干预并且对特定情况予以回应。可以说, 不断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坚持采取自律机制和改正机制、注重调查研究与后发制人共同构成了美国企业年金反应式监管方法的特点。

2. 下面试以企业年金监管中负有“首要职责”的雇员待遇保障局为例, 阐明反应式监管在美国企业年金监管实践中的运用。

雇员待遇保障局对企业年金的监管, 一般强调自愿合规和受托人责任, 通过法律教育和执行相关规定来保护计划参与者与受益人的利益。

(1) 雇员待遇保障局日常的大量调查工作是审核和实地抽查《保障法》中报告和披露条款指定的呈报材料及其他相关材料, 这些材料在企业年金计划主办者上交的年度5 500报表中均有反映。

5 500报表由劳工部、国家税务局、养老金待遇担保公司共同推出。对于劳工部、计划参与者与受益人而言, 5 500报表是一种信息披露文件。对于其他联邦机构、国会以及私营部门而言, 5 500报表是评价雇员待遇、税收、经济趋势和政策的信息与数据来源。

(2) 雇员待遇保障局的另一项调查工作是重视企业年金计划参与者与受益人的反应。雇员待遇保障局要求企业年金计划管理人每年在计划年度结束后9个月内, 向所有的计划参与者和受益人提供一份计划财务年度报告。其主要内容实际上是对同年度5 500报表中有关计划财务详情的概括总结, 供计划参与者和受益人了解与他们相关的计划财务信息, 这是一种公开的财务监督。

(3) 雇员待遇保障局的另一项调查工作是筛选甄别新闻媒体、行业杂志、破产法庭记录、房地产记录, 从中获得计划或个人可能的违法违规信息。基于上述调查, 再分析所得线索, 找出可能违反养老金法律法规的实体 (具体的企业年金计划、某机构或某人) , 加以验证并输入电脑系统以便追踪, 展开正式调查。调查过程中, 雇员待遇保障局及其地区办事处对调查对象有质询权和查证权, 如果调查对象抗拒, 可行使传讯权。

调查工作完成后, 调查员要准备调查报告并将证据材料整理建档, 提出处理建议, 再一并提交上级机构, 最后由雇员待遇保障局及其地区办事处决定如何处理。如果没有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调查结束后不采取任何行动;如果调查证实有违法违规行为, 在多数情况下, 允许调查对象自愿改正。自愿合规的执法程序是指, 由雇员待遇保障局及其地区办事处向违法违规的机构或个人寄发信函, 指出其违法违规行为并要求改正。假如不愿改正, 便将问题移交给司法部门, 向联邦法庭提出起诉。“自愿合规”只适合违法行为、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机构或个人。对于不愿接受“自愿合规”或违法行为、情节特别严重的机构或个人, 雇员待遇保障局及其地区办事处就将查证结果提交劳工部司法局, 向联邦法庭提出起诉。

(4) 近年来, 监管者的工作重心更加着力于教育、技术援助和对计划的自愿合规等活动。监管者希望通过对从业者进行法律教育、提高个人参与者监督其雇主计划运行的权利和责任意识, 从而防止问题发生, 这种监管制度主要强调沟通和交流。如图2所示, 美国企业年金监管活动通常包括六大环节, 即申请许可、监控、分析、干预、纠正以及信息沟通。其中, 监控和信息沟通两环节的监管强度大于其他四个环节, 监控的强度约为2, 信息沟通的强度接近5, 其余环节的强度仅为1。

注:资料来源于Richard P.Hinz and Anca Mataoanu, “Pension Supervision: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nd Country Context”, Social Protection Unit Human Develop-ment Network The World Bank, May 2005, p19。

3. 从时间纵向发展的角度看, 雇员待遇保障局对企业年金监管的运作方式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监管方法有所创新。

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 雇员待遇保障局经常根据《保障法》及之后修正或调整的立法, 对调查发现的问题或线索随机开展执法, 但执法效果不佳。经过实践摸索, 雇员待遇保障局逐步树立了与其使命更为接近的执法目标意识、执法重心意识。

1986年以来, 就如何利用有限的人力资源, 使执法效果最大化这一问题, 雇员待遇保障局提出了决定全局的策略思想, 即每一年度的执法都应有当期的目标、重点和方法。雇员待遇保障局每年都会推出具体的执法重点。具体的执法重点被称为“国家项目”, 其目的在于保证执法活动集中在对企业年金计划状况最关键的领域。

基于对2008年5 500报表的调查, 雇员待遇保障局确定了最新的“国家项目”——顾问与咨询者项目 (CAP) , 调查养老金顾问与其他投资咨询者收取不正当和未披露的补偿金的情况。截至2010年8月, 最初指定的40个CAP案件中, 已经结束了16个, 还有7个案件正处于司法调查阶段。在结束的案件中, 有5个案例产生了明显效果, 例如赔偿计划资产、《雇员收入保障法》的受托人采取行动, 保证利益冲突不再发生。

三、典型案例分析

剖析安然典型案例, 有助于更直观地认识美国企业年金的监管模式与方法。

1. 早在安然公司破产之前, 雇员待遇保障局达拉斯地区办事处已经掌握了该公司401 (k) 计划出现问题的信息, 并于2001年11月16日开始着手对安然事件展开调查。2001年12月2日安然公司正式宣布破产, 致使投资安然股票的23亿美元的养老金计划资产损失惨重。2002年2月20日, 纽约破产法庭的法官批准安然公司401 (k) 计划的诉讼可继续进行 (尽管该公司已申请破产) , 这对于安然雇员而言是一次胜利。2002年8月30日, 劳工部针对安然集体诉讼申请了非当事人意见陈述, 表示支持集体诉讼。

安然事件主要涉及两类主要养老金计划, 一是401 (k) 计划, 参与者达2万人;二是雇员持股计划, 参与者有8 000人。在收集考查了250万页文件、问询了110位证人并发出了78张传票后, 2003年6月, 劳工部在休斯敦市的联邦地区法院提出诉讼申请, 以弥补因两类主要养老金计划的管理不善而使安然公司雇员遭受的损失。

此次诉讼对象除了前安然董事会与退休计划管理委员会外, 还提及前安然公司两位总裁, 这是因为他们为公司养老金计划选择了管理委员会, 因而有责任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为, 但他们却未能尽到法律规定的职责。在安然公司财务状况恶化、股票完全贬值的情况下, 安然公司高层管理者逐步抛出日益缩水的安然资产, 管理委员会对此未发表任何意见, 也未采取任何行动保护计划参与者。起诉公司的董事会是因为他们未能尽职任命公司的雇员持股计划的托管人, 而这在计划文件中有明确规定, 同时也是《保障法》的要求。劳工部提出诉讼申请的另一目的在于维护安然雇员的权利, 也就是说养老金计划应在无重大利益冲突的环境中审慎地进行管理。

2003年, 雇员待遇保障局曾推出三个“国家项目”, DC型计划 (主要是401 (k) 计划) 是其中之一。安然公司破产不仅给该公司参与401 (k) 计划的员工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还导致全国民众对401 (k) 计划的信任危机。将包含401 (k) 计划在内的DC型计划列为国家项目, 表明雇员待遇保障局意识到安然事件并不是孤立事件, 而是突显了当时美国企业年金管理与运营的关键性问题, 因此将其作为执法重心。

安然诉讼案历时较长, 直至2006年2月中旬, 劳工部长赵小兰宣布, 通过公司养老金计划分发的方式, 安然公司的雇员及退休人员将获得13 395万美元的现金。2006年10月底, 联邦法官判处杰弗里·斯吉林24年的监禁, 对美国有史以来最大会计欺诈案的罪犯进行了惩处。

自2002年, 安然公司的股东及其投资者对美国多家金融机构参与会计欺诈提起诉讼。直至2009年12月初, 这一长达8年的诉讼终于画上了句号。整个案件获得了超过72亿美元的偿付, 这笔偿付创下了美国证券欺诈集体诉讼案历史上的高额偿付金记录, 其中有46亿美元已被分发, 另外10亿美元在2009年12月进行分发。为避免延迟向符合条件的安然投资者发放赔偿金, 法院规定2010年11月19日为申领索偿的最后期限。截至2012年7月1日, 所有的偿付基金被分发完毕。

2. 在安然案例中, 美国企业年金反应式监管特点得以充分体现。只有基于特别请求或是收到某雇主、某养老金计划出现问题的信息时, 监管当局才会介入。监管制度仅提供有限的主动干预和纠正, 一般只是要求监管者向养老基金通报发现的违法行为, 并通常以协商的方式进行纠错。若问题严重到无法通过协商解决, 必须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雇员待遇保障局根据相关法律, 可以对提起诉讼的原告表示支持, 也可单独作为一方提起诉讼。当雇员待遇保障局提出诉讼时, 根据养老金计划文件、《保障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条款, 可追究计划受托人、托管人等的责任, 并为利益受损的计划参与者争取应有的偿付。但是诉讼结果最终取决于法院的判决, 法律没有赋予监管者实施超出最低罚金标准的惩罚或赔偿性制裁, 并对某些违法行为征税的权利。

安然事件中, 雇员待遇保障局不仅积极为计划参与者争取最大化的赔偿, 还就案例反映出的普遍问题, 尽可能集中人力资源展开跨度时期较长的追踪调查。通过加大执法处理力度, 恢复产生过问题的企业年金计划的信誉, 维持其正常运行, 促进其健康发展。

四、相关启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美国企业年金监管的模式与方法以专门法为依据, 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我国同属于专业化监管模式的国家, 在监管方法上, 实行较严格的数量限制与市场准入等措施, 应属于主动式监管。但与此同时, 也部分吸纳了反应式监管方法。尽管中美国情不同, 但美国企业年金监管的经验仍可供我国学习借鉴。

1. 提升监管法规的立法层次。

美国是一个有限的政府权力和法制相结合的社会, 企业年金监管依法执行, 法律的可依据性及可执行性决定了其效力发挥的程度。

我国自《企业年金试行办法》颁布后,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其他部委先后又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企业年金的政策法规, 如《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认定暂行办法》、《关于中央企业试行企业年金制度的指导意见》、《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关于扩大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范围的通知》等。这些政策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权威性, 内容并不完善和系统, 基本上都属于原则性的规定, 可操作性不强。另外, 企业年金涉及法律关系主体较多。在处理不同领域的争议时, 《劳动法》、《合同法》、《信托法》、《行政管理法》等相关法规可能产生相互冲突。因此亟须加强专门针对企业年金的高层次立法, 制定全国统一的规范企业年金运行各个环节的法规体系, 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相关运作细则。

2. 确定监管的“首要机构”。

在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中, 无论采取何种监管方法, 都有确定的私营养老金监管的首要机构。以美国为例, 劳工部在企业年金监管中被赋予“首要职责”, 事实充当首要机构的角色, 在美国私营养老金的监管方面起着主轴作用。美国劳工部的经验值得我国企业年金监管行政部门认真借鉴。

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营需经过不同的金融环节, 涉及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我国企业年金监管除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之外, 还涉及财政部、保监会、证监会、银监会等多个部门。管理机构泛化, 尚无有效的协调监管机制。在分业监管模式下, 由于部门监管职责不明确, 监管范围可能重叠或是出现监管真空。

为了落实政府的重大责任, 建议我国确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为企业年金的首要监管机构, 适当增加该部门的人员配备, 加强高素质企业年金监管队伍建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应根据我国企业年金运行与投资运营实际, 按《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的有关规定, 调整内设机构, 分别监管基本社会保险基金与企业年金, 建立对全国范围企业年金的专门监管部门。在监管功能设计方面, 应注重监督企业年金计划的财务状况和信息、监督企业年金基金是否独立于企业, 置于信托模式之中、监督受托人履行职责时是否坚持单一利益即仅为计划参与者谋利的原则与忠诚谨慎原则。同时, 还应组织力量查处重大案件。应逐步完善与财政部、保监会、证监会、银监会等其他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 垂直领导地方企业年金监管机构开展工作, 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年金监管的主轴作用。

3. 实施有效的全程监控。

世界银行资深专家、原经合组织私营养老金工作小组主席理查德·赫因茨 (Richard Hinz) 曾任职于美国劳工部, 通过参与企业年金监管的实践, 他原创性地提出了“监控”的概念, 将企业年金监控视为监管的基本要素之一。赫因茨认为, “监控活动是通过信息收集, 使监管者能够在其权限范围内跟踪养老基金的状况和行为。监控通常采取向监管者提交定期报告的方式, 从而使监管者有规律地获取必要的信息。此外, 监控也包括一系列其他的报告要求或更为积极的信息收集方式。监控活动的共同功能是提供信息, 这些信息或披露要么成为监管者做出判断或采取行动的依据, 要么使养老基金的运作更加透明。监控活动的潜在使用者和受众包括监管者和基金成员。”监管者甚至可以定期到现场搜集所需信息, 也可以借助信息媒介, 或是与其他监管者展开交流沟通来获取信息, 从而使监控发挥主动的功能。

我国企业年金的监控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 在有些方面甚至缺位。建议我国企业年金监管机构尤其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吸纳国际企业年金监控的理念和美国劳工部的经验, 加快企业年金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与实施。例如, 设计适合我国企业年金法规和运营实际的标准化信息披露报表、积极组建全国范围内企业年金信息中心、将信息报告工作与现场检查工作相结合、按年度发布权威性的信息等, 通过有效实施企业年金监控, 促进我国企业年金信息披露制度化。

参考文献

[1] .安布罗吉奥·里纳尔迪著.孙建勇等编.养老金规范和监管.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7

[2] .林羿.美国企业养老金的监督与管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3] .Christine Dugas.401 (k) suit proceeds vs.Enron.USA TODAY, 2002-02-21

借鉴模式 篇10

一、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及在我国的应用与研究

德国是目前世界上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 除了有较为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之外, 还有独具一格、享誉世界的职业教育模式——“双元制” (Duales System) , 并以法律的形式, 即1969年《职业教育法》和1981年《职业教育促进法》保障这一制度的实施。

“双元制”中的“一元”指的是学校, 另“一元”指的是企业, 即学生在学校学习文化知识和专业基础理论的同时接受企业岗位技能培训。学校职业教育在各州颁布的《学校法》内进行调整;而企业培训行为则在联邦《职业教育法》、《青年劳动保护法》、《劳动促进法》和《手工业条例》等法律法规内得以规范。[1]职业学校通过课堂教学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和有关专业理论知识;企业通过实训教师向受培训者传授职业技能及必要的职业经验, 两者结合共同完成职业教育任务。职业学校和培训企业“双元”相互依存、分工明确。

这种模式在我国的职业教育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山东省平度市于20世纪九十年代初与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正式签订协议, 创办了中国农村目前惟一的农业双元制项目——中德合作平度“双元制”农业职业培训中心。从建校至今已毕业学生1.6万多名。除有1000余人考入高等院校外, 对口就业安置率达97%。历届学生尚未毕业就被国内外大中型企业和用人单位预聘。学校专业实体也充分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有效拉动了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他如南京建筑培训中心、十堰二汽技工学校、上海电子工业学校、北京精密机械培训中心、石家庄电力工业学校、锦州电力工业学校、辽河油田总机械厂技校、鞍山钢铁公司技校和大重集团技校、上海纺织机电工业学校、杨浦、闸北、沈阳、常州、无锡、苏州、沙市、芜湖等地的广电职校都借鉴了“双元制”, 并在职业教育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为提高我国的教育质量, 不少有识之士不断探讨如何借鉴德国“双元制”的职业教育模式。大部分学者认为“双元制”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突出的特点。借鉴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经验, 对于坚持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是大有裨益。[2]但是, 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是探讨职业教育的技能培训制度, 而尚未发现将“双元制”教育模式运用到编辑出版学专业教学实践的研究文章。

二、我们的思考与做法

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培养人才的类型:一是研究性人才, 一是技能型人才。但总体上是一种通才教育, 人才培养的针对性较差, 加上实践训练不足, 与编辑出版实际工作有一定脱节……无论是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 都应培养有文化追求、有社会责任感的编辑, 有创新能力的编辑, 有理论修养、实践能力, 既懂编辑出版业务, 又懂市场经营的复合型人才”。[3]因此, 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应用型人才。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认为,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改造社会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方法、是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4]开设本专业的高校在做好专业理论教学的同时, 不能忽视实践在编辑出版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 对编辑人才的培养, 单纯依靠课堂教育, 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把学习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受经济危机影响, 近几年很多专业毕业生就业遭受困境,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曾在2009年两会上指出:“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的原因之一是——培养的方向还没有完全适应社会的需要, 特别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5]

万事不如身手好, 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 关键是提高核心竞争力, 所以编辑出版学教育加大学生专业实践力度刻不容缓。借鉴“双元制”中的有益成分, 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学校与出版单位紧密结合, 面向市场, 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在此模式中“一元”是学校, 另“一元”是出版社、杂志社、报社等新闻出版单位。学校既是培养学生的教育者, 又是将学生引向就业之路的实施者;出版单位既是培训学生的基地, 又是学生就业的目标;学生既是学校的受教育者, 又是出版单位的青年职工;教师既是学生的培养者, 又是高级技术人员, “双元”有机结合, 通力合作完成对编辑出版业人才培养 (见图1) 。

坚持借鉴“双元制”教育模式培养编辑出版学应用型人才, 有利于与教学内容、大学生实践、就业紧密结合。应用型的编辑出版人才不但要有相应的编辑出版的基础知识, 而且要有扎实熟练的专业操作技能。因此, 编辑出版学本科教育面向实践, 努力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体系, 形成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针对编辑出版学专业应用学科的特点,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编辑出版学专业都与本校的出版社及其他新闻出版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共同承担研究项目, 邀请编辑出版人到教学一线做专业教师主讲专业课程, 组织学生亲手制作模拟图书;指导学生开展市场调研, 吸收学生参加科研项目;尤其是指导学生承担出版社图书的责任编辑、责任校对任务, 更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集中体现。

三、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一) 更新观念

编辑出版学属应用性学科, 其专业教育的发展与产业的状况密切相关, 我们应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强调实践为用, 凸现应用性特点, 所以不必斤斤计较学科的框架, 应少讨论空泛知识, 多解决实际问题, 在与出版实践的紧密结合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没有理论, 所有的实践就成了无本之木, 而如果缺乏实践而空谈理论, 最终会导致理论知识的萎缩和贬值。所以, 学校在重视学生理论知识教授的同时, 更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使其成为有用的实践型人才。

政府和新闻出版单位要转变观念。国家和当地政府可以积极倡导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双元制”模式, 也可以设立奖项, 对每年积极主动参与培训教育, 并作出一定贡献的单位给予荣誉称号或经济奖励, 以激励单位积极参与。

目前在我国的编辑出版教育中, 学校与新闻出版单位的教学与产业的联系不够顺畅, 缺乏激励与保障机制。新闻出版单位应该认识到, 通过参与编辑出版人才的“双元制”教育, 可以扩大单位知名度, 树立单位关心地方教育的良好形象;单位在为学校和学生提供培训的同时也可物色到本单位需要的优秀人才, 这无须广告和招聘费用, 更无须新人进入时的培训费用。单位参与到“双元制”教学链中, 不只是尽义务, 还有利可图。

学生要转变观念, 锻炼实践能力。以课堂、教师、书本为中心的传统教育已经不适应现在综合能力要求很高的就业环境, 学生个人应摒弃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全忘记的学习模式, 学生不应再封闭地以书本知识为根本, 而应该在积极主动地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 充分参与讨论、辩论、案例分析、仿真训练、模拟书制作、参观、实习等多种实践教学, 高度重视实践能力的锻炼, 增强创新意识, 达到训练个人的基本技能和实践动手能力, 最终具有用人单位要求的能力素养, 全面发展, 为就业铺平道路。

(二) 设计制度

“双元制”模式的实施, 要求学校和新闻出版单位双方必须事先制定完备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并形成制度予以保障。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教育应参照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的要求调整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 使课堂理论知识学习与业务技能实践有机结合。

学校在学生实践期间, 指导教师要对学生的情况进行督导。接纳学生的新闻出版单位应向学生提供实质性的工作岗位并对学生实践活动进行管理, 对学生在实践中的表现进行评价, 确保学生实践的质量。学生在实习期间, 根据各自付出的劳动, 可以得到相应的报酬, 以激励学生的工作积极性。学生在实践岗位上, 有责任参与编辑出版业务, 实践单位应根据其在实践期间的表现给予正规的书面评定;学生实践结束以后, 要以书面形式按计划要求进行总结自己的实习收获和体会。学生最后的理论和实践的综合评定要经过学校和新闻出版单位统一的正规的综合考评, 为合格者颁发岗位合格证, 这种考核办法, 体现了公平的原则, 使岗位证书更具权威性。并且,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 学校和实践单位应注意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出版专业初级职业资格考试, 力求通过学校培训, 使学生具备编辑从业的初级资格, 尽快与社会接轨。学生可以在实践和学业结束之后, 凭岗位证书很快投入单位工作, 这不必经历过长的适应时期, 避免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

(三) 培训教师

“双元制”模式下, 学生操作能力的形成, 主要取决于实践指导教师的素质和水平。编辑出版专业的实践性、应用性特征, 要求教师除了具备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之外, 还必须具有丰富的编辑出版实践经验。因此有必要引进或聘用既懂出版理论, 又有出版实践经验的人员充实教师队伍。可以多渠道、多形式选拔和培训“双元制”模式下的实践指导教师。从媒体中, 选拔优秀从业人员进行专业理论培训和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必要的教育专业训练, 使其具备实践指导教师的文化水平、专业理论水平和教学能力。同时, 专业教师可直接到新闻单位锻炼, 享受同等待遇, 经考试合格后, 转为实践指导教师。

创造条件依托国内新闻单位, 办好实践指导教师培训基地, 培养部分师资。为全面提高实践指导教师的质量, 政府应责成开设本专业的高等院校或条件较好的单位设立培训实践指导教师的基地, 创建全国实践指导教师培训中心, 对实践指导教师进行培训。

探讨德国“双元制”教育中的经验, 将其应用到编辑出版学的专业教学中, 以提高编辑出版学专业人才的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 进一步加快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步伐, 争取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当然, 我们借鉴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 并不是要在各个领域和阶段全盘接受其所有的理论和制度, 而只是想将“双元制”中对实践有帮助的部分吸收其中的精华, 运用到编辑出版学的专业实践教育中, 为编辑出版学科通才教育提供培养思路。我们只是主张借鉴“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来培养编辑出版学实践型通才。

总之, 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双元制”模式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重要突破, 它把获取理论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与直接获取实践经验的校外实习有机结合, 对培养实践型、应用型人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很好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周丽华, 李守福.企业自主与国家调控——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社会文化及制度基础解析[J].比较教育研究, 2004 (10) :54-58.

[2]贾钢涛, 潘建红.德国高等职业教育“双元制”模式的特点与启示[J].科技创业月刊, 2006 (9) :137-138.

[3]薛楚.研讨编辑人才评价体系探求编辑人才培养途径——中国编辑学会第十一届年会暨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侧记[J].中国编辑, 2006 (5) :13-15.

[4]于桂贤.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 2001 (6) :40-41.

借鉴模式 篇11

商业模式创新的本质在于顾客价值最大化，借鉴商业模式创新理念，开放大学办学模式的构建也应遵循价值创新、服务“顾客”等原则，并在专业和课程、学习者、系统内外部的合作关系以及成本收益方式等方面探索创新路径。

【关键词】 开放大学；创新路径；商业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４５８ｘ（２０12）08—００69—０5

开放大学的建设应通过开放教育观念，促进开放大学师生借鉴人类文明中的一切先进成果，用于远程教育或远程学习，为开放大学注入持续发展的思想活力，从而使得远程开放教育成为引领人们学习风尚的重要教育形式。[1]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试图借鉴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来探索开放大学办学模式的创新路径。商业模式的精华之处在于通过分析顾客和服务顾客来获取回报，发现和挖掘顾客需求来创造更大的顾客价值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之本。了解学生，服务学生，为学生创造价值，是开放大学建设的主题和工作中心。两者之间价值诉求的共性正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基点。

一、网络经济、信息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是伴随信息技术、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开始流行的。由于信息技术、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企业的运作方式变得更加复杂，从而需要不断调整运作方式，甚至创新运作方式来适应网络时代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Paul Timmers把商业模式看作是由“产品流、服务流和信息流构成的一个系统流程”；Weill 和Vitale更多考虑了市场参与者的地位，认为商业模式是对公司的顾客、供应商等相关利益者的角色与关系的描述。[2]Scott M.Shafer、H. Jeff Smith、Jane C.Linder则认为商业模式就是创造价值并能从这个价值中获得回报，他们把商业模式定义为企业在一个价值网络中创造和获取价值的潜在核心逻辑和战略选择。[3]因此，商业模式被认为是为了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把能使企业运行的内外各要素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高效率的、具有独特核心竞争力的运行系统，并通过最优实现形式满足客户需求、实现客户价值，同时使系统达成持续赢利目标的整体解决方案。[4]

商业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商业模式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帮助企业认清自己的商业模式，并在理论指导下，改进自己的模式，取得更好的经济成果。因此，商业模式创新是商业模式相关研究的核心议题。Morris等认为，商业模式创新就是企业逐步深化对自身的商业逻辑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和调整自己的商业模式。[5]商业模式创新可以从两方面来界定：从客户价值角度看，商业模式创新是营造出新的、优于现有方法的、为客户解决问题的方案；从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看，即商业模式的利益相关者、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何时提供、哪里提供、企业存在原因、交易方式、价格支付等七个要素中仅某一方面的变化使企业朝好的方向发展即可被称为商业模式改进，商业模式的变革则至少要求四项以上的要素发生改变，而那些指向全新的或行业内未曾应用过的商业模式的变革便是商业模式创新。[6]

二、商业模式与开放大学办学

模式的创新动因比较

开放大学依托现有电大系统构建其办学架构，已有电大系统是开放大学运行框架的基础构成。从某种程度上讲，组建开放大学是电大教育事业发展的重新定位和重新规划，是电大系统的重新布局和利益调整。[7]开放大学的建设，本质上可以看做是广播电视大学办学模式的创新和变革。与商业模式相比较，两种模式有着相同的创新动因。

（一）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两种模式创新的根本驱动力

Timmers、Amit和Zott等早期的研究者认为，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是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动力。随后，Kodama、Faber、Yovanof和Hazapis等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在更广泛的IT和ICT领域，产业模块化和产业融合等技术变化推动了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相关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而且商业模式创新又有助于企业在更大程度上获得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收益。[8]

技术进步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有重大推动作用。传统的企业管理，在供应、生产和销售上流程简单、具有共性。随着信息技术对企业生产、销售、进料后勤、发货后勤、售后服务等基本活动，以及人事、财务、计划、研究与开发、采购等支持性活动的全面渗透，企业的管理活动变得多样而复杂，商业模式创新成了企业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必修课。

开放大学是从事远程教育的大学，没有信息技术的运用就无法解决远程教育人际关系的空间障碍和时间障碍，信息技术的运用是远程教育模式与传统教育模式最根本的不同。根据三代信息技术和三代远程教育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信息技术的每一次飞跃都带来了远程教育的质变。信息技术在教学工作、管理工作中全面渗透，对传统电大办学模式也进行了有益的补充、改良乃至颠覆。对信息技术的洞察和前瞻性考虑，成为开放大学建设的必修课。

2010年10月，全球技术研究和咨询公司Gartner公布了2011年对众多公司具有战略意义的十大技术与趋势，分别是：云计算、移动应用和媒体平板、社交和协作、视频、下一代分析、社交分析、上下文感知计算、存储级内存、普适计算、基于结构的基础设施和电脑。信息技术的快速变化，一方面，为个人消费者获取商品和服务创造了全新的方式，为企业家和企业构建可行的商业模式提供了想象空间，另一方面，则为远程教育学习者提供了更为便捷和精彩的学习体验，为远程教育模式提供了再次质变的机会。因此，信息技术的发展是两种模式创新的根本驱动力。

（二）市场竞争是两种模式创新的外在压力

2006年，IBM从综合、全球的角度考查了对 CEO 和政府领导日益重要的议题：创新。他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 765 位 CEO/公司执行官和公共部门领导者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访谈，以了解他们对于创新的更多看法，结果发现：在商业模式创新中，40%的人担心竞争对手的商业模式变革会导致整个行业竞争格局的彻底改变，CEO正利用商业模式创新来排除威胁，同时也为竞争者制造威胁。[9]有时候，特别是当新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打破现存的商业实践时，无论企业如何努力，可能都无法改变衰落的境遇。要摆脱这种“竞争困境”，企业不能通过更努力去跑，而是要和竞争对手跑得不同，跑得更聪明。[10]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实现这样的目的，企业可以通过它来降低成本或风险、充分发挥核心能力、更快利用成长机会、变得更为灵活等。

远程教育领域是竞争性领域。电大、众多的普通高校以及一些民办教育机构都是其中的参与者。特别是在非学历教育领域，民办教育机构发展迅速。目前，国内已有多家民办教育机构通过海外上市，引入雄厚的发展资本和海外成熟的资本市场激励约束机制，为其大踏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高层次的平台。另外，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外著名开放大学也将进入中国教育市场。目前，英国开放大学等知名高等远程教育机构已经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开始开拓海外市场。因此，开放大学的建设将是一个多层次的竞争格局，不进则退，不变则衰，创新成为对市场竞争的最好回应。

（三）相同的价值诉求是两种模式创新的内在动力

两种模式创新的内源动力都在于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生存和发展需要有自身价值的社会解释。

从社会价值来看：当今商业模式的创新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实现伟大的转变——其实质是要从以往单纯针对产品的创新，转到针对消费者的创新；从以往以企业为中心的运营模式，转到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运营模式，从产品驱动型的商业模式，转到服务与解决方案驱动型商业模式。[11]公司价值来源于客户价值，商业模式创新必须逐步接近客户最真实的需求。同样，开放大学的建设也要立足于“客户”——学习者的需求，“按需办学”、“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这些都是开放大学建设的内在创新动力。开放大学致力于全民终身教育，这就决定了学习者的教育需求不是一次性的，而可能是伴随终身的教育需求，与商业领域一样，如何获取学习者的认同，把学习者培养成忠诚的“顾客”，是开放大学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因此，发现和挖掘学生需求，实现学生的价值最大化，同样是开放大学办学的目的。

三、开放大学办学模式的创新路径

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商业模式创新理论和实践都日益成熟，商业模式的创新已由直觉推动，转向创造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可控过程。开放大学的建设本质是电大办学模式的创新，其与商业模式创新具有相同的动因和价值诉求。开放大学的建设或许可以从商业模式的创新中获得借鉴和启发。

（一）创新原则

商业模式核心战略包括5个方面：以价值创新为灵魂，以占领客户为中心，以经济联盟为载体，以应变能力为关键，以信息网络为平台。[12]这5方面对开放大学建设的战略方向有如下启发：

1. 以价值创新为灵魂

价值创新是开放大学建设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价值创新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向什么顾客提供价值，向顾客提供什么价值，怎样为顾客提供价值等。开放大学服务于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因此，各个年龄阶段、各种行业的学习者都是开放大学的服务对象。开放大学不仅仅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一次所需的教育产品，还应该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其职业生涯和生活过程中的教育需求的整套解决方案。

2. 以占领客户为中心

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特性就是网络效应，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网络及网络设备对于每个用户的价值就会增大，企业增加的单位成本反而下降。当用户增加到一定规模时，用户数量的增长就会急剧上升，这就是经济学家所称的正反馈。因为在网络中投入和花费的时间越多，用户就不愿意加入到另一个新网络之中，这就叫“锁定”。[13]网络效应、正反馈、锁定等理论都预示着占领客户的重要性。因此，开放大学的建设应加快步伐，打造灵敏高效的系统，通过系统的触角，黏合更广大的学习者，成为学习者终身受用的学习平台和精神家园。

3. 以经济联盟为载体

开放大学的建设必然会对现有的电大办学模式存在路径依赖，因此，本、专科学历教育依然是其核心竞争力。然而，面对数量众多、需求层次各样的学习者，开放大学可以通过联盟的形式，来实现其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并行的多样化办学模式。

4．以应变能力为关键

开放大学在打破空间障碍和时间障碍的基础上，应进一步考虑如何快速响应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引入商业的JIT思想，采用由市场需求主导的“拉 动式”管理体系，既能大规模定制，也可小订单生产。

5. 以信息网络为平台

信息网络的建设可谓开放大学建设的重点，以上四个战略思想，都应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得以落实。平台的建设应具有技术前瞻性，实现一站式服务。信息网络平台要能创造最精准的价值来响应学习者的需求，同时要能提高价值创造的效率。

（二）创新路径

关于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的研究，比较有影响力的是基于价值链理论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和基于商业模式构成元素或分类体系的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研究[14]。本文借用商业模式构成要素的分析方法来探讨创新的路径。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产品（价值主张）、目标客户、供应链（或伙伴关系）以及成本收益模式是商业模式的核心构成要素。从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出发，一些学者认为通过探讨原有要素价值的途径或是改变各要素之间关系的途径，能够实现原有商业模式的创新[15]。与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相对应，我们可以发现专业和课程、学习者、系统内外部的合作关系以及成本收益方式也是其核心的构成要素。对开放大学办学模式创新路径的探索，也可以采用办学模式构成要素的分析方法。

1. 产品（价值主张）——专业或课程

商业模式创新最初常以创新型产品或服务的出现为基本途径，这是一种传统和常见的类型。以产品或服务为主要途径时，通常伴随满足新的市场需求的革新性产品或服务的问世；或伴随着产品、服务构成、标准化、个性化等产品具体特性的变化[16]。

对于开放大学的建设而言，其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对现有的专业或课程进行重整，形成具有特色的专业体系和课程体系，巩固原有的优质教学资源，开发新的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和课程以及培训项目。另外，创造性地设计开放大学的教学模式，可采用课程主持教师领导下的团队合作制，团队成员可以充分利用系统的力量组合起来。主持教师可以将课程以项目的方式分解任务给团队成员，共同负责对远程学习者的导教工作和远程教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实现规模化、标准化与实时性、个性化相结合的教与学，探索科学严谨但又灵活机动的学习评价方式，适应学生随时、随地的课程评价需求。专业或课程领域的创新不仅要立足于教育产品的创新，更要在教学模式和评价模式领域有所突破，适应技术变革和生活方式转变下的学习者的需求。

2. 目标客户——学习者

以目标客户要素为主要途径，是另一种常见的创新类型。它主要指本地、区域、国内、国际，城市、乡村，政府、企业、个人，或是根据年龄、性别、收入甚至生活方式划分的一般大众市场或细分市场等客户市场各种特性的创新变化[17]。

那么对于开放大学而言，目标市场的多样性是其与传统高校的最大不同。目标市场的开发不是一蹴而就，需要在现有比较成熟的学历教育基础上，开发其他非学历教育产品，从而打开新的目标市场。比如，在工商管理专业相关课程基础上，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培训、营销师资格培训等项目，从而渗透到新的目标市场。再比如，在以个体学习者为主要教学对象的基础上，发展企业、事业、团体等目标市场。

3. 供应链（或伙伴关系）——系统内外部的合作关系

供应链是指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涉及的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最终消费者等成员通过与上游、下游成员的连接组成的网络结构。供应链管理表现为供应链上合作伙伴的相互协调。基于供应链的商业模式创新，则表现为对合作伙伴的选择和舍弃，缩短供应链条、延长供应链条或改造供应链条等。

对于开放大学而言，供应链就是指技术供应商、人力资源供应商、教学资源生产商、教学资源销售商、学习者等组成的网络结构。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技术的多样性、集成性、复杂性，以及组织的实力限制和市场的多元化，依靠开放大学自身的能力恐怕只能生产有限的教育产品，而不能够生产出目标市场所需要的所有产品，这就需要开放大学承担起供应链领导者和整合者的角色。首先，应打通系统内部的界限和障碍，构建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的共享机制。其次，通过对民办教育机构、商业机构、其他成人教育机构以及私人部门的整合，来完善开放大学的功能，从而完全沟通协调各层次各类型教育以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英国开放大学从本土化向国际化的发展过程中，在新加坡、中东欧、中国香港等地的办学实践，恰恰发挥了其作为供应链上的主导者的功能。

4. 收益模式

以收益方式要素为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途径时，主要是指租赁、销售、产品、服务、广告收入、销售量、利润率等收益因素的创新变化[18]。

大学开放属性既体现大学服务于社会以追求最大效益来谋求自身更好发展的功利性的一面，又体现大学面向社会以实现“社会良心”来谋求社会和谐的非功利性的一面。另外，开放大学的“开放”属性存在四个表征：大学走向社会，社会走向大学，大学教育资源向社会开放，大学国际化。开放大学的四维开放属性形成了“低投入、高产出”的经济型发展模式，这是开放大学之所以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的原因（目前世界十所巨型开放大学中有七所集中在亚非发展中国家）[19]。因此，在发展中的中国建设的开放大学，虽然其公益属性决定了其不是以盈利为根本目的，但是思考办学的投入与产出关系问题，追求“低投入、高产出”依然是社会和其自身发展的需要。

单纯从经济收益的角度来看，传统办学主要依赖学费收益，拓展思维，或许我们可以发现收益模式也同样可以创新。教育门户网站——教育互联就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教育互联网上，注册用户可以免费在此“开店”——上传自己的优秀教学成果以供出卖，一旦有人购买，提供者就可以获得收益。教育互联在对老师上传的成果进行审查通过之后，会对该成果作出一个建议价，资源的提供者再根据市场行情对自己的产品作出最终定价，每卖出一个产品，提供者获得售价30%的收益，教育互联则获得15%至20%的收益[20]。目前，百度文库、道客巴巴、智客网等一些网站均开始尝试利益分享式的资源售卖活动，这些做法为开放大学的收益模式创新提供了一种思路。

四、结语

借鉴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我们可以梳理出开放大学办学模式创新的四条路径，即从专业和课程、学习者、系统内外部的合作关系及成本收益方式四个途径探索新思想、尝试新方法，这为开放大学办学模式创新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发展框架，从而也让我们在思考未来行动的方向时能开阔思路、获得启发，前瞻性、创造性地构建开放大学的办学模式。

商业模式创新理论迁移至开放大学办学模式的创新领域需要我们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育人。开放大学承载了促进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促进全民学习与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形成的历史使命，因此，开放大学办学模式的创新，需要我们防止商业模式创新中追逐个体利益的趋向，而应学习商业模式创新中对运行成本的控制和对运作效率的追求。第二，商业模式创新源泉来自于对顾客需求的不断挖掘，而开放大学办学模式的创新也必然需要深刻地理解学习者的需求，当然，开放大学办学模式的创新不应仅停留在对学习者需要的满足上，而应引领学习者自觉追求更高层次的人生目标，引导学生从为文凭而学转变到为发展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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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２０12－03－15

作者简介：李芸，硕士，讲师，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310030）。

葛正鹏，学士，教授，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开放与远

程教育研究院院长（310030）。

香港电台公营管理模式的借鉴 篇12

中国内地的广播电视事业半个多世纪来的发展成绩斐然, 广播电视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 中国内地的广播电视业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属性, 这也就决定了其发展变化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当前, 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媒体的挑战、面对同质媒体的竞争, 广播电视业通过自身改革创新, 创造了高速发展的良好形势, 但同时经营模式的错位、公共服务功能的缺失等问题, 开始慢慢地凸现出来。

2008年我有幸参加了江苏省人事厅组织的《广播经营与管理赴港培训班》, 通过香港资深媒体人的讲解及对香港电台的实地考察, 了解到香港社会的传媒规范和香港电台在这些规范之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公营管理模式。这种非盈利性的公营管理模式的成功实践值得内地广播电视业参考和借鉴。

一、香港社会的传媒规范

在香港这样一个自由的商业社会中, 长期以来逐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传媒规范, 政府作为行政机关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运营, 媒体也不例外。但出于确保公众利益和市场机制与秩序等理由, 政府对传媒却拥有特殊的监督和管制权。这种监管主要表现为法律和行政两种手段。在行政上, 相关政府组织和官员有权颁布行政命令对媒体行为进行量裁。在法律上, 则制定《电讯条例》、《电视条例》、《淫秽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等法规和细则规范媒体的活动, 另外, 在《基本法》及多项普通法中也有不少涉及传媒运作的相关条文。这一系列法律法规主要在技术、市场、传媒政策以及政府的行政监管四个方面规范传媒的活动, 如:在技术方面, 规定广播电视的技术标准、电波频率的分配方式等;市场方面则负责广播电视执照、有线电视营运特许证的发放及颁布相应的税收政策, 调控企业的股权结构、广告发布等;在传媒政策方面, 主要是在多种法律中明文规定新闻、言论及出版的自由度, 确定传媒产业的发展战略, 制定资讯科技发展规划等;政府的行政监管, 着眼于对媒体执行政策、法律、法规时正确与否的量裁与指导。

二、香港电台管理模式的由来及现状

香港电台的前身是香港市民于1923年自发成立的香港无线电广播社;1928年政府拨款资助其以“ZBW”呼号正式启播。不久香港广播节目委员会成立, 宣布电台由政府接管。1948年, 电台取消“ZBW”和“ZEK”的呼号, 正式命名为“香港广播电台”。1970年, 广播电台成立公共事务电视部。因此, 港台于1976年易名为“香港电台”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简称RTHK) 。至今, 港台仍属于政府辖下的非营利性独立公营广播机构, 下设行政部、电台部、电视部、教育电视部和制作事务部。节目频率共七个, 以粤语、普通话、英语提供广播节目, 而制作的电视节目则通过协议由亚视和无线两家商营电视台播放。

在当前体制上香港电台是香港政府的一个部门, 也是全港唯一的公营广播机构, 营运管理上, 港台根据三份文件规范管理日常工作。港台与政府订立了《架构协议》, 说明香港电台编辑自主, 依循一套有效的既定程序运作, 而广播处长是香港电台的总编辑。港台又与广播事务管理局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自愿接受广管局的监管, 遵守《广播事务管理实务守则》。另外, 参考海外公营广播机构的制作人员守则, 香港电台经反复讨论, 把节目制作标准及编辑方针, 以书面形式于1998年订定《节目制作人员守则》, 增加电台运作的透明度及问责性。在财政来源方面, 香港电台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 但是港台坚持完全独立的编辑方针。明确自己的使命是:制作多媒体节目, 提供信息、教育及娱乐;适时与不偏不倚报道本地及国际大事与议题;协力推动香港的多元开放文化;提供自由表达意见的渠道;服务普罗大众, 同时照顾少数社群的需要。

近年来, 港台在香港特区的媒体市场占有率一直保持较高位置。香港特区政府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六成受访者认为香港电台应维持现状或加强运作, 只有两成支持成立新机构取代港台。在香港这个多种媒体高度发达、商业台竞争异常激烈的地区, 公营的香港电台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值得其他公营广播机构学习和借鉴。

三、中国内地广播电视经营管理模式的现状

目前, 广告是内地广播电视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统计, 2008年全国广播电视总收入约为1 452亿元, 其中, 广播电视广告收入695亿元, 占总收入的比例近50%。如果单从电视看, 广告收入在其全部经营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甚至高达90%以上, 绝大多数电视台的其他各项产业收入之和所占份额还不到10%。从某种程度上, 广告收入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广播电视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

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媒体的挑战、面对同质媒体的竞争, 内地广播电视业的广告经营一度管理混乱, 部分广播电视台一味追逐收视率和经济效益, 对播出的广告监管力度不够, 导致广告内容良莠不齐, 甚至出现虚假、误导广告等恶劣现象。广播电视制作者们忽视了对节目本身的质量的提升和对广播电视事业对公众的服务、教育功能的开发, 损害了广播电视的社会效益。2003年9月,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了《广播电视广告播放管理暂行办法》, 对广播电视广告的内容、播放总量、广告插播、播放监管等进行全面的规范。2006年,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整顿广播电视医疗咨询服务和电视购物节目内容的通知》。2009年9月, 广电总局颁布了正式的《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这些政策法规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国家对内地广播电视事业的监管力度正在不断加大, 管理也日趋完善, 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广播电视事业的健康发展。但内地广播电视行业经营管理和服务定位上的问题仍然存在,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 公众服务功能日渐薄弱。

在广播电视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 内地的广播电视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主要体现在盈利模式的变化上。内地广播电视业曾经主要依靠政府拨款维持经营活动, 而当前已经变成主要依靠广告收入维持经营活动, 这种经营方式势必会与媒介的公众服务功能发生冲突。在广告商和受众之间, 媒体往往会选择服务于前者的利益。在这种情势下, 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 广播电视为公众服务的功能势必会日渐薄弱。

2. 现有公共广播电视的错位。

内地近年来也成立了一些公共电视频道, 但当前所谓的公共电视频道, 主要是为了解决电视台过多的问题而由省级台成立的一个整合地县级电视台的节目平台, 其资金来源仍主要是广告收入, 传输的节目主要是挑选过的县级电视台制作的节目。就这个意义而言, 目前内地的公共电视频道是各地电视台的公共频道, 而不是公众的公共频道。

3. 公共广播电视的严重缺位。

对一个广电机构性质的判定主要依据是其运营资金来源, 因为资金来源决定了其经营性质。如果广播电视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广告收入, 它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广告商, 成为商业广播电视。公共广播电视的运营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共财政, 它要以服务大众、教化社会及促进社会民主化等为宗旨。

从资金来源上看, 中国内地广播电视绝大多数都可以说是国营的商业广播电视, 没有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广播电视。以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为例, 其主要资金来源是广告收入, 这样可以说它是一家商业台。但同时, 江苏台在节目内容导向和主要行政人员的任命等方面还是政府管制, 其资产性质也是国有, 所以它又是国营台。这样可以说江苏台是一个接受政府管制的国营商业台。

四、展望中国内地公共广播电视发展

内地广播电视业经过多年的市场化运作, 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当前, 又恰逢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时期, 建立公共广播电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都已经具备。

国际上所谓公营广播机构在传播学上有其特定的定义与任务。根据世界电台电视议会的定义, 公营广播机构是一所不受制于商业或政府利益, 为公众服务的传播机构。从法律上讲, 公共广播电视具有公共机构的性质但并不属于国家机构, 原则上应当是非赢利性的, 其营运经费是由大众透过不同形式支付, 例如:执照费、政府拨款、节目成品销售、基金会以及各种形式的赞助等。应以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为宗旨, 在经营和编辑上独立于政府, 同时又尽量避免商业影响。

社会主义广播电视事业的关键即在于传播价值观, 增强社会凝聚力和保持社会文化多样性。因此, 中国内地的公共广播电视不能完全照搬国外模式, 原则上应为社会公众服务, 充分发挥其在公共领域中的服务功能。其使命应该是: (1) 重拾服务功能, 成为公众娱乐和交流的平台; (2) 开发教育功能, 弘扬传统文化; (3) 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促进社会民主。

设想最初, 可以从中央和省级台进行试点, 拿出一个频率和频道组建公共频率和频道, 营运经费以政府拨款和商业台的利润划拨为主要来源, 尽量避免商业影响。节目内容应以社会教育、娱乐健康、新闻时政类为主。有别于商业电视台收视率至上的逻辑, 更应注重多元化的视野、多样化的风格和高质量的专业制作, 提供民众迫切需要而又无法从商业媒体得到满足的信息服务。

结束语

无可置疑, 广播电视行业除了行业自身的经济价值外, 还有很大的社会价值。我们要从传媒产业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去考虑。这样我们就会发现, 近年来中国内地的广播电视行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也凸显出创办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广播电视的迫切性。虽然公共广播电视所产生的经济价值不大, 但是它所提供的信息公开、促进社会民主化以及提高国民素质等社会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对于树立国家媒体的主体形象也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