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农地制度（精选10篇）
日本的农地制度 篇1
一、日本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实践经验
(一) 实行农地规模经营的主体更新, 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农业新发展
普通的兼业农户不可能是现代化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日本就开始培植未来农业的“担当手”。在法律中明确提出的要培养的现代农业、规模农业的经营主体主要有以下两类:
一是自立经营农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颁布的《农业基本法》提出, 要尽快培养出250万户规模在2-2.5公顷以上的能“自立经营”的专业农户。自立经营是指其规模能实现家庭人员的充分就业, 且其就业者能确保与从事其他产业相均衡的收入。这一目标的设定有催化自耕农与现代农业经营者相衔接的政策意义。
二是农业法人。60年代对《农地法》的修改中创设了农业法人制度, 打破了法人不得拥有农地的限制。日本的农业法人, 又分为农事组合型法人、农业生产法人和有限公司。
1. 农事组合法人
参加者须为农民, 登记注册须为5人以上;法人内部经营业务的表决, 实施“1人1票”制;理事须由成员出任;合伙资金无限额, 由成员均摊, 实施有限责任;成员所持份额的继承与转让, 均须得到组合的认可;组合内的分配, 以成员的劳作量和所出设备的多寡为依据。
2. 农业生产法人
包括合名公司和合资公司, 实施有限责任。它们的经营范围为农业及与农业有密切关联的林业及其附属事业;成员是劳动或农地的提供者, 劳动的提供者是指每年能在经营岗位150日以上的“长期从事者”, 土地提供者是指农地所有权的出售者或出租者;理事等经营责任者的半数以上应是“长期从事者”。
3. 有限公司
对“社员”资格无限制, 是否农民皆可;以完全营利为目的;成员以50人为限;以资本为中心, 实行1股1票主义;注册资本金须在300万日元以上, 每股为5万日元;股份转让在公司成员之间可自由进行, 若向非成员转让须经公司总会认可;分配按成员的出资比例进行。
(二) 采取具有农地规模化经营偏向的财政金融措施, 利导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1. 一般的农地规模化流转激励措施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实行奖励长期出租农地、大面积出租农地的政策。对于农地拥有者的农户, 凡出租土地3-6年者, 每公顷给予10万日元的财政补贴, 凡出租土地在6年以上者, 每公顷给予20万日元的补贴。如果出租的面积较大, 根据不同的出租期限在各自的补贴金额标准上再适当向上浮动。第二, 鼓励兼业农户退出农地经营。如果分散经营的农户卖掉土地, 政府就额外另给予62万日元的退耕补贴, 同时卖掉土地的所有收入减免收入税。第三, 对于土地流入者实行购买土地面积越大给与越大优惠的金融信贷政策:凡购买或者租入耕地、放牧地、宜林地及农业设施用地的面积达到较大标准者, 给予长期低息贷款;凡购买或者租入面积达到特大标准者, 给予长期无息贷款 (陈丹、唐茂华, 2008) 。第四, 实行有利于农地租赁双方的价款支付制度。通过官方或半官方的农地流转中介机构, 对于农地租出方的农户而言, 可以一次性付清所有年限的土地租赁费, 兼业农户可利用这笔较大的资金进行其他二、三产业方面的经营。而对于农地租入方的各类经营体而言, 则可以分期付清 (一般为一年一付) 租入农地的使用费用, 以减少各类农业经营者的运营成本 (木尾井功, 1999) 。
2. 重点扶持农业法人的激励措施
首先, 取消了对农业法人的种种限制。通过对《农地法》多次修改, 大幅度放宽了农业法人注册登记的各种条件, 取消了对法人获取土地面积以及雇工人数的种种限制, 废除了对农业法人不利的税收政策等等。
其次, 加大对农业法人的财政和制度金融支持力度。日本政府通过农业预算对农业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从日本政府农业预算中各项目支出的结构变化中可以看出其农业政策重心转换的轨迹。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 日本农业预算支出结构出现“一多一少”的变化趋向, 就是结构改善对策支出增多, 价格流通对策支出减少。
日本通过地方政府对农业法人的财政支持更直接、更大。例如, 宫城县石卷市政府为了加强农业法人经营体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吸引年轻人参与、实行企业化 (法人化) 农业生产, 支持石卷市农协建设了小麦和大豆的干燥调制设施, 支持有志于企业化农业生产的青年农民建设了全部由营养液栽培、电脑控制的西红柿生产用大型玻璃温室等。前者总投资19540万日元, 地方各级政府和机构出资达50%以上;后者总投资33600万日元, 地方各级政府和机构出资达30%以上。
(三) 建立专门性中介服务机构, 促进农地集中性流转从而消除农地零碎化经营
为了方便农户之间土地的买卖与租赁, 日本专门成立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农业土地管理公司。此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农地流转双方牵线搭桥, 提供信息平台, 而且, 它还有一个更深入的、更便利流转双方的业务, 即从愿意出租和出让农地的农户那里租得和购买农地, 然后再将土地出租或者卖给想租地或购买的农业生产单位。这使在时间上不同时的流转双方可以异时转出农地或转入农地。到1973年2月, 日本全国共成立了36家农业土地管理公司, 经其手转出和转入的土地总量达到了1万公顷以上。日本的农业合作组织作为农业的最广泛组织也是一种重要的农地流转中介。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合作, 可以使分散农户的零星土地通过它大面积地集中起来, 以一定的方式实行连片规模经营, 这还有利于采用适当的先进技术设备。另外, 日本还盛行一种农地流转中介, 即“农地保有合理化法人”。“农地保有合理化法人”通常为日本各县、市、町、村政府及农协所建。它除了信息平台、提供异时租赁的作用之外, 上述所说的为租赁双方提供租金支付上的方便就是通过它操作的 (焦必方, 2000) 。出租者农户的所有租金由它一次性付给, 租入者每年缴纳的租金也是交给它的。当然, 作为中介组织, “农地保有合理化法人”所需资金则来自于国库补助金。
二、日本发展农地规模化经营的理论分析
(一) 家庭农场的一定优势与反转农地流转方向的理论
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 在相对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家庭农场经营比雇工农场经营更有效率。这是因为: (1) 家庭农场不存在代理成本使其效益增长很多; (2) 家庭成员是农业生产剩余的索取者与雇工是农场主获取利润的服务者相比更有激励去工作; (3) 家庭劳动力分担了农场的风险。
一般情况下家庭农场经营比雇工农场经营更有效率会使农地由雇工制大农场向小家庭农场流动, 也就是农地资源会分散配置, 也有学者称此为农地的规模递增效益不明显或者为负规律, 这将大大影响农地的规模化发展。因此, 要想实现农地的规模化经营必须采取必要的具有农地规模化偏向的激励、引导措施来反转农地本身的流转方向, 日本70年代以后实施的对转出农地者和转入农地者的财政补贴、对大农业经营者转入农地的信贷、税收优惠政策、对出租农地者一次性付给地租、租入农地者分期付给农地使用费、以中等以上农场的生产成本为依据确定农产品价格等都是阻止农地向家庭小农场流动、引导农地规模化集中的激励性反转措施, 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二) 最小农地经营规模理论
由于农地家庭经营、农户兼业占据主导地位、农业生产规模不经济, 日本农业社会中存在着对获得规模经济利益的制度安排的巨大需求。在一定的生产力状态下, 在某个范围内, 生产效益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提高, 直至达到最优。可人们常常忽略的是:农业经济由于其自身的低效益性, 其存在以及它的规模得以扩大的前提条件, 是它需有一个“最小必要规模”。其主要原因是, 随着一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成熟, 劳动力势必将成为经营中的稀缺要素。如果要使农业经济持续发展, 劳动力的确保是一必要条件。和城市 (镇) 其他非农产业之间的劳动力的竞争, 实质是劳动力劳动所得的竞争, 农业只有在劳动力的劳动所得方面与其他第二、三产业实现均衡或高于其他二、三产业时, 才有可能获得劳动力。从此种意义上看, 能够实现与其他非农产业劳动所得均衡的经济规模就是“最小必要规模”。日本长期以来农户的的经营规模偏小, 为了达到最小必要规模及其以上, 必须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三) 现代农业经济必须适度调控理论
整个现代经济由于市场失灵的频现、社会化倾向的发展等需要非市场机制的适度补充调节, 而农业经济再加上农民这个市场参与主体与城市主体在起点上的差异、经济从低水平分工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过程中城乡非对称分工的转型阶段, 尤其是农业经济本身其生产的特殊性比如农地的不可移动性、农业生产与农业劳动的非一致性等, 更需要相关的调节、引导和激励措施使其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中, 政府适度调控的突出作用表现为:首先, 市场无法自我运行, 政府有必要为市场的运行提供制度基础。如通过制度构建减少专业化和分工导致的协调成本上升等。其次, 政府需要分析市场的不足来调整自身的职能, 防止社会自我调节机制有限等所造成的危害。再次, 政府必须重视对农业市场能力的培育和发展。后发国家的农业市场主体都比较弱小 (比如农户等农业规模经营者) , 扶持和培育他们健康发展将是政府的一个不容推辞的责任 (郁建兴、高翔, 2009) 。一个有效、自律的政府将在农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应牢记, 市场在现代农业发展中永远处于基础地位。
理顺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就可以在不完善事物中进行不完全选择, 防止任何一方的偏颇所造成的失衡, 最终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对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启示
(一) 实行具有农地规模化偏向的财政金融政策
我国目前的自由农地流转制度不可能使农地集中、规模化配置, 必须对流转行为加以引导、激励。
一是转出方面的引导措施。奖励、补贴转包、出租面积较大、期限较长的农户, 而且实行级差奖励, 面积越大, 期限越长奖励、补贴越高, 各地应该根据各地的情况确定奖励的面积、期限;鼓励农户转让农地, 一次性卖断农地承包经营权的, 给予额外的财政补贴;领取养老保险金的老人在60岁以后退出农地经营的, 给予较高的退休补助金, 确保他们生活无忧, 等。
二是转入方面的激励措施。对转入面积较大的农业经营者给予金融信贷方面的优惠措施, 也实行级差优惠的政策, 转入面积较大者给予低息贷款, 转入面积特大者给予无息贷款;对于转入面积较大形成中型、大型农场者给与种子、化肥、农药、技术以及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的财政补贴;以中等农场的生产成本为基本依据确定农产品价格和其他相关的保护政策;农业税的优惠也向大中型农场倾斜, 对规模越大、经营能力越强者实行轻税乃至某些方面免税的激励等。
(二) 扶植有一定规模的新型农业经营体
可以遵循日本的路径, 先在现有农业大户中培养在效益方面能够和从事其他非农产业持平的自立农户, 随后再在情况允许的地方逐步培养农事组合法人、农业生产法人、农业有限公司等农业法人, 由于在我国法人进入农业、经营农业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 因此, 在培养、扶持的时候应走一步看一步, 先试点显示它的显著成效, 随后在此示范效应的带动下, 人们就会主动仿效, 这些有较大规模的农业经营体最终会在我国农地规模化进程中发挥出重大的作用。
(三) 建立健全农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
农地流转中介是农地市场重要的组织机构, 农地市场的一系列组织制度都是依托它形成的, 它是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重要的一环。农地流转中介服务不健全会增大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 农地资源难以集中、规模配置。因此在各地建立健全农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是当前我国农地规模化发展的先期步骤。
健全的农地流转中介机构应包括几项职能, 牵线搭桥、信息平台之外, 应提供异时交易服务, 同时中介服务机构还应提供诸如价格评估方面服务、公证公信方面的服务、规范管理方面的工作、纠纷解决方面的工作等。但我们应根据各地的情况、各地的条件逐步进行, 先普遍建立一般的牵线搭桥、信息发布平台, 再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慢慢扩大服务范围, 最终建成比较完善的农地流转中介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1]陈丹, 唐茂华.国外农地规模经营的基本经验及其借鉴[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8, 4.
[2][日]井功.农业结构的变化与农地制度[M].日本全国农业会议所, 1999.
[3]焦必方.日本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动向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 2000, 7.
[4]郁建兴, 高翔.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 2009, 6.
日本的农地制度 篇2
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中国要实现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小康社会”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否则，小康社会就是一句空话。但目前农村耕地占有量日益减少，农业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城乡差别持续拉大，农民收入停滞不前，“谷贱伤农”导致部分农地撂荒，加之加入世贸之后，中国农业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压力，中国的农村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套句话说就是三农问题怎样强调都不过分。而农村土地制度正位于三农问题群的核心，中国的农地如何调整才能面对这些挑战、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此，法学界、经济学界、社会学界都有人提出种种方案，本文也提出自己的一种观点，共同进行探讨。
一、新时期我国土地职能的转变
土地制度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认为，把这个问题搞明白在是进行土地制度的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条件。如果抛开这一基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的推行各种模式，必然会破坏农村社会关系的稳定，付出巨大的改革成本。
中国的农地承载了太多的职能，特别是新时期中国农地更是被赋予了太多的责任，如减轻就业压力，提供生存保障，保障粮食供应，提供工业资本等。土地的这些功能概括说来是以下三个方面：社会保障功能、经济发展功能，和在一定的条件下，土地又承担的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和社会稳定职能。下面我们分别论述这几种职能：
1.农地制度的社会保障职能。
人人有权享有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在人权保护上的最基本要求。建国初期，为保证工业的优先发展，国家采取了“城乡分治”的策略。随着户籍管理制度以及与这种制度相配套的生活资料供给、就业和福利等制度的相继建立，我国社会结构以城市与乡村为单位显现泾渭分明的二元性。在这种城乡分割体制下，“工人与农民、城市人和农村人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待遇，从而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且存在着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不可转换性”。[1]城市人的生活资料供给、就业及社会保障因此处于国家的有力支持之下，而无条件或无能力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并最终加入专属于城市人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缺乏就业选择机会、经济收入低下的农民在无可奈何之下，只有把土地当作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事实上，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唯一保障形式，而且是一种作用显著的重要保障手段。
这一制度在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多大的改变。虽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在地区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在一些沿海、沿江及大中城市地区，因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民已可能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农民的家庭收入也不再仅局限于农业，农地作为农民的天然保障手段的功能也正日趋弱化。如“对苏南农村居民而言，土地保障已不能承担起全部生活风险。不仅如此，农民的土地保障情结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2]但即使是在像苏南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在没有获得其他社会保障形式时，土地的生活保障功效仍然为大多数农村居民所器重。[3]因为进城的农民因缺乏必要的文化素质与专业技能等，只能做一些城里人不愿或者不屑从事的职业，而且城市经济一旦出现问题或者城市居民就业紧张，农民时刻面临被“清退”或“排斥”的就业风险。如此社会境遇下，也难怪“土地成了农民天然的社会保险，一部分业已转移出去的农民鉴于非农就业机会的不稳定性和风险，把土地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职业保险”。[4]
由此可知，农地具有显著的社会保障功能是由我国社会结构的二元性特征所决定的，可以说是广大农民为了生存和化解就业与社会风险在万般无奈之下所能作出的唯一选择。虽然当前出现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的情况，但总体上他们是被排斥在城里人的生活圈之外的，他们对土地的经济上的依赖和对社区关系心理上的眷恋并未减少。在农地的这一功能未被其他相关制度取代之情势
日本的农地制度 篇3
关键词：农地制度；农地流转；借鉴
1国外农地流转的趋势与特点
目前，各国的农地制度大多经历了两个过程，土地分散经营和土地集中经营。国外大都实行土地私有制，与中国情况大不相同，土地市场比较成熟。国外农地流转具有以下特点：一、农地流转的目的和结果都是扩大农地规模经营。二、在农地流转中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三、农地流转形式多样化。四、农地法律健全。由于国外大多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土地是私有财产。
2国外土地制度和农地流转经验
2.1日本土地制度和农地流转。日本的土地流转方式主要是买卖和租赁两种方式。日本人多耕地少，人地矛盾相对紧张，人均耕地少，属于小农制经营模式。为了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在农业现代化得进程中，日本的土地制度得到了也不断完善，政府通过各种手段促进农地规模经营。日本农协它不仅促进了农民间的合作，作为农地流转过程中重要的媒介，加快了流转的速度，保障了农民的有效权利。
2.2美国土地制度和农地流转。美国农业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农业。家庭农场制度是美国主要的土地制度，不仅美国把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主要载体和基本单位，也构成了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运行基础。美国的农村土地有三种形式：私人所有、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土地。美国的土地流转方式有两种，意识出售干活有土地，主要通过出台相关法案，如《土地优先购权法》、《宅地法》等来鼓励拓荒和土地开发。二是通过市场交易，要想使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都需要通过购买或租赁等方式在市场交易中获得。
2.3英国土地制度和农地流转。英国的农业一直是以地主一佃农制为基础。英国的农业发展中经历了租佃制农场为主导，到目前的自营农场为主导的经营形式的转变。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出台，以及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进行调整，保护自营农场主的权益，限制地主的权利，促使了自营农场的快速发展。
2.4法国土地制度和农地流转。法国是农地流转成功的现代农业国家之一，其农地流转的一大特点就是实施土地集中政策，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小农农业经济模式在法国持续较长时间，由于土地较分散，农场规模小，不利于农地的规模经营。1920年以来，法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进土地集中，促进规模经营。法国1980年颁布的《农业指导法》规定法国实行土地经营合同制，确定了政府与农民的契约关系。法国政府还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保障，规范了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减少了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降低了流转的交易费用。
2.5越南土地制度和农地流转。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农地国有制度。越南宪法规定，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国家将土地委托给个人和组织长期使用，这些个人和组织可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越南的土地可以买卖，也可以申请农转非，但是办理农转非的手续费用较高，所以很好的保障了农地用于农业生产，农民用土地生产粮食，不得用于其它用途。
3.国外土地制度对我国农地流转的借鉴和启示
以上国家的农地流转都具有代表性，它们的农业现代化水平都相对较高，土地市场和相关法规都比较成熟，在流转过程中对农民权益的保护也比较到位，各国政府为促进农地的规模经营，所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对我国的农地流转有一定的帮助。通过分析各典型国家的土地制度和农地流转经验，结合我国农地流转特点，得出对促进我国农地流转的启示。
3.1发挥政府在流转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在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是一种公共资源，国家对其有管理和规划权。土地的流转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运作来完成，也需要国家对土地流转加以管理引导，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保证农地流转健康运行。
3.2建立政府和非攻府中介服务机构。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光靠政府的引导还是不能完全保障土地流转的有效进行。各国为促进土地的集中形成规模效益，通过建立政府和非政府中介组织来实现。
3.3加强市场机制建设，明晰产权。国外由于大多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是私有财产吗，具有物权性质，可以直接进入市场买卖。而我国农地是集中所有，农地流转过程中发生转移的只是使用权，所有权不发生改变。
3.4完善的法律体系。我国虽然也出台了很多与农地流转的相关法律，以促进农地流转进行，但是这些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还没形成一套完整成熟的法规，在农地流转过程的前、中、后三个过程能够全方位保护农民权益，提高农地流转的规模效益。因此，借鉴国外的相对完善法的法律法规，结合我国自身特点，总结出有利于我国农地流转的政策和措施，完善我国的农地流转法律体系，获得更好的流转效益。
日本的农地制度 篇4
一国的资源禀赋、经济水平、社会条件、文化传统等因素都对农业经营规模具有制约作用。 中国与日本虽然农业发展水平不同,但在农村土地问题上却有着相似的资源禀赋和经营规模,我国由于资源约束不可能像欧美国家那样实现大规模经营,因此日本的经验更加具有借鉴意义。
一、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内涵
规模经营与西方经济学中的规模经济概念有关,指的是人们在一定的环境和适合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实现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的最优组合,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其核心是经济效益问题,其实质是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 而农地规模经营主要反映的是农地规模对农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实践表明,大面积土地集中连片经营,有利于在农业生产中采用大型农业机械设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农业竞争力。 我国从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形成了以单个农户为经营主体的普遍的超小规模经营状况。 小规模分散经营有其优势,但是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 其弊端日渐暴露出来,比如阻碍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造成农业固定资产重复购置和低效率使用、不利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1]目前我国农户承包的耕地分散、经营规模太小,使得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农业生产成本高,农民从事农业的收入低远远低于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产品竞争力弱。 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关于我国的农地规模经营问题,目前国内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一是关于规模经营与土地流转和土地所有权的关系。 在农地集体所有、家庭小规模承包经营的情况下,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必然要求农地的所有权或经营耕作权在农户间转移,即土地规模经营必然要求土地流转。 因此,部分学者提出,只有通过将集体产权转换为私人产权,通过明晰产权来实现市场自由流转和交换,从而实现土地集中和规模经营。 但日本的实践表明,试图通过私有化来解决农地规模经营问题是不可能的。 20世纪60年代, 日本政府建立了有利于土地买卖和出租的土地信托制度以促进土地集中,但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明显。 到了70年代初,日本政府又把思路转到通过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流动提高农地的经营规模上,通过一系列的农地改革,到80年代中期日本农地的流转率提高了13%。[2]由此可见,除了买卖土地,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还有其他途径。 农地规模经营的实质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经营形式的确立问题。 二是把农地规模经营与欧美等国家的大规模经营等同起来,认为我国不可能实现规模经营。 规模经营可以分为内部规模经营和外部规模经营,内部规模经营的规模大小取决于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 比如,美国土地资源丰富,非农产业发达,几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农地的大规模经营;而日本由于受到资源禀赋的约束,农地经营规模虽然不能与美国相比,但相对我国而言无疑具有规模效益。 此外,外部规模经营既可获得规模经营的好处又不需要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集中,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经营模式。 三是关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度。 农地经营规模的适度值是资源禀赋、社会条件经济因素和文化传统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是个动态的概念,经营主体不同、经营对象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其适度值也不同。 随着时间推移,各种条件产生变化,其适度值也必然变化,并没有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规模。
二、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
(一)社会经济条件
随着一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该国的农业人口会逐渐减少,农地的经营规模扩大是经济自然运行的结果,并伴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收入的增加,最后实现农业现代化。 目前我国从事农业的收入与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差距很大, 大量农户无心务农,但是由于制度原因和现实压力,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又不愿意放弃土地,因此兼业现象非常普遍,农地抛荒现象严重, 很多农户家庭都是年轻人外出打工, 留下老年人耕种土地,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要想缩小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收入差距, 谋求农业的发展,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必须扩大农地经营规模。
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情况和我国目前比较相似,在60年代前由于制度限制等原因,农民兼业现象严重,阻碍了农民的分化和农地的集中,日本农业并未实现规模经营。 1960年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农业就业人口持续下降,骨干农业劳动者减少且年事高,农业缺乏接班人,弃耕耕地增加,耕地利用率降低。[3]为了提高农业收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并促进农业发展,日本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推进农地规模经营的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地规模经营目标的实现。
(二)技术条件
零星分散的农地不利于农业机械的使用及农业的现代化,因此对农田的规划整治是扩大经营规模的一个重要条件。 对基本农田的整治包括土地平整、农田格子化、灌溉排水设施、农田道路的修筑等内容。 我国农民的人均农地面积狭小,影响了大型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 近年来,虽然农机购置补贴等强农惠农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购买和使用农业机械的积极性, 但直至2011年我国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才达到52.28%, 达到农机化中级阶段。 家庭小规模分散经营也阻碍了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十一五”期间,我国每年取得的约6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农业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只有49%,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左右。 同样是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日本在1961年制定的《农业基本法》中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对农田进行规划整治,并开发了适应本国国情的中型拖拉机,进入70年代后,日本农业机械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普及。 为了促进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我们可以学习日本的经验,政府应通过土地整治法令,加强农地的规划和整治工作,同时增加对农田灌溉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改善农地生产经营条件,促进农地规模经营。
(三)政策制度条件
1. 修改法律促进农地流动。 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农地流转方式有诸多限制,比如《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37条对转让的限制、 第31条不允许耕地继承、 《担保法 》第37条不允许耕地抵押等。 现有法律对农地流转主体特别是转入主体也有诸多限制。 这些条款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对扩大农地经营规模极为不利。 在这方面,日本为我们提供了教训。 日本政府1952年制定的《农地法》 限制了土地的流动, 影响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 1970年政府对之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放宽或取消了对土地租借的一些限制条款,还制定了标准地租制度,促进并规范了农地(特别是农地的耕作权)的流动,这些措施使得土地制度的核心转为有效利用土地。 到1985年,日本的农地流转率有所提高,农地出租面积提高了13%, 大规模经营农户的比例也提高了1.4%,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 因此,我们可借鉴日本的经验, 先废除农地流转的种种限制,逐步、适度放开农地抵押和继承,给予各种农业经营体以同等市场主体的地位,使农地流转市场顺利运行,从而为农地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
2. 建立中介服务组织及其他社会化服务组织。 农地流转中介是农地市场重要的组织机构,它将农地的供给和需求主体联结起来,是完善农地流转市场重要的一环。 但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形式的土地流转中介机构,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浙江、江苏、 广东等地有类似的中介机构,但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尚没有,流转双方如有流转需求,只能私下寻找交易对象进行谈判,流转的搜寻、协议等交易成本较高, 高交易成本必然影响农地的流转。 总体上看,我国的土地流转中介机构还没有形成体系,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中介机构数量太少,已有的中介组织也存在功能缺失的问题,远远不能适应土地流转的实际需要。 因此,在各地建立健全农地流转中介机构是当前我国农地规模经营的关键环节。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组建了“农地保有合理化法人”中介组织。 该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特殊法人,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农地集中集聚,提高利用效率,并直接介入农地的权利移动。 这一制度安排值得我们研究和参考。 据贾生华等学者对我国江苏、浙江、山东省的调查,我国目前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形式仍是家庭农场,农场土地的大部分都来源于农户放弃的土地。 农户要想扩大经营规模,只有通过与相邻土地的多个农户协商才能得到集中连片的土地,这种方式的谈判费用较高,因此大部分经营大户都更愿意通过集体或中介机构流转土地, 他们希望集体或中介机构能够为租赁双方作数量与时间上的调整,既可以满足双方的不同需求又可以降低谈判等交易费用。 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多,土地流转的供给和需求也较大,但大部分经营大户租入和租出土地都不容易,由此可见我国正在发展中的农地流转市场对中介组织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4]事实也表明,小规模经营的弱点是可以通过中介管理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功能的发挥而克服的。
3. 财政金融政策。 日本政府长期实行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的财政、金融政策。 如为了激励农地规模化流转,实行奖励长期、大面积出租农地的政策; 给予补贴鼓励兼业农户退出农地经营的政策;对于土地流入者实行购买土地面积越大给予越大优惠的金融信贷政策;实行有利于农地租赁双方的价款支付制度等; 对农业法人给予财政和制度金融支持,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对法人经营体可予以长期低利贷款和多种补助等;还通过地方政府直接对农业法人的项目进行投资。[5]此外,日本财政也支持农户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培养农业接班人等。
目前,我国的农地流转基本上还处于自发无序的状态,如果没有政府的引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可能实现农地集中、规模化配置,因此迫切需要对农地流转行为加以引导、激励。 我们可以在农村实行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的财政、 金融政策,如对农地流转主体在转出、转入方面给予相应的激励措施:实行级差奖励,根据转包、出租的面积大小和期限长短对转入和转出主体进行补贴;对于能够在非农产业稳定就业的农户,鼓励其转让农地,给予一次性卖断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额外的财政补贴;对于在60岁以后退出农地经营的农户,给予相应的退休补助金等; 对转入面积较大的农业经营者, 给予金融信贷方面的优惠措施, 并给予农业技术、种子化肥、产品销售以及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的财政补贴。
三、适合我国国情的农地规模经营的组织形式
规模经营既可通过扩大单个经营主体的经营规模来实现,也可通过经营主体间的外部合作来实现。 日本推进农地规模化经营之路也没离开这两条途径。 为了扩大单个主体的经营规模,日本先后提出了培育“自立经营农户”和“认定农业者”的计划。 1961年颁布的 《 农业基本法 》 提出, 要尽快培育出250万户规模在2~2.5公顷以上的能 “自立经营”的专业农户。 1993年提出了“认定农业者”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使土地快速集中到专业农业生产单位,并在土地集中、贷款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由政府给予支持。 1999年7月发布的日本《新农业基本法》又提出了发展“合意的农业经营体”的思路。
为了促进农户的外部合作, 日本在1962年对 《农地法》的修改中创设了农业法人制度。 其中最重要的一类法人是农事组合法人,类似于农民的合作组织,其创设目的在于促进成员共同利用生产设备完成某些生产活动, 以提高农业生产率降低成本, 共同增加收益。 组成农事组合法人的农户数可多可少。 在一些兼业农户比例较高的地区也出现了以自然村落为单位的“集落营农”的方式,即将一个自然村落作为一个组合的农事组合法人。 集落营农组织可以共同利用农业机械、 农用道路等基础设施,共同进行农地管理和作物生产,避免农业生产中的投资过剩,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入。
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内在要求也不同,这就决定了我国农地规模经营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 根据现实国情,我国在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既要在有条件的地区通过扩大单个经营主体的经营规模来发展内部规模经营,也要通过发展合作经济来发展外部规模经营。
首先,在有条件的地区通过扩大单个经营主体的经营规模来实现内部规模经营,包括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 这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一般是经营主体通过接包其他农户转让、出租的土地或承包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或出租的土地而形成的,这也是目前我国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主要形式,但这种形式只在经济较发达、非农就业水平较高、人均耕地面积较多的地区可行,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郊区和非农产业发展较快、农户非农化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以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等地),常年性劳务输出较多地区(部分中西部省份如河南、四川、湖南、湖北等)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推进农地规模化经营的政策。
其次, 通过发展合作经济实现外部规模经营。 人多地少是我国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基本国情, 大部分地区当前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不高, 农民综合素质较低且社会保障缺乏。 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大规模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显然并不切合中国实际,而通过农户间的外部合作实现规模经营才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在农户家庭外部实现规模经营最重要的途径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在国际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已有多年的历史,它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该组织是将分散的农户家庭联合起来经营,可在不改变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基础上,引导农户围绕共同的市场集中联片生产同一品种、规格的农产品,并对生产的各环节提供相应的社会化服务,从而实现农业生产的组织化、专业化和适度规模化。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模式既可以是“生产在家,服务在社”模式, 也可以是租赁经营模式或者土地股份合作社模式等,它们都能通过联合农户生产经营或承接流转土地等方式有效地实现农地规模经营。 当然在推进规模经营时,应从各地实际出发,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的基础之上, 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土地的流转和集中,引导农业逐步走上规模经营之路。
此外,发展共同经营也是实现外部规模经营的途径。 共同经营是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由土地相毗邻的农户自愿结合共同经营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 其成员在各生产阶段中相互支援和合作, 以克服分散经营所带来的不利因素。 这种合作形式比较适合于种植业。
总之,农地的规模经营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仅靠市场的自发运行很难达到预期效果,需要社会各界协调配合,需要政府进行引导、规范、支持和服务。 我国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致力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合作化经营与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
摘要：农地规模经营可分为内部规模经营和外部规模经营,其实质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经营形式的确立。借鉴日本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的经验,我国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致力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合作化经营与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的农业经营体制。
日本的农地制度 篇5
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农地产权制度创新
农地产权制度对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显著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中不利于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因素进行分析,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从促进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角度,提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构想.
作 者：陈勇 韩桐魁 车裕斌 作者单位：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0刊 名：农业现代化研究 ISTIC PKU英文刊名：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年，卷(期)：23(4)分类号：F323.211关键词：耕地 可持续利用 产权 创新
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篇6
关键词：土地制度,农地制度,综述
一、土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土地制度还未有统一的概念, 基本认为分为城市土地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由于农民的任何生产活动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利用高度相关,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高度影响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 土地制度的研究更多倾向于农村土地制度, 认为土地制度是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础, 相对于农村, 土地制度对城市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陈道 (1983) 认为, 土地制度等同于土地所有制, 在《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中认为土地制度亦称“土地所有制”, 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中土地所有关系的总称, 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宪 (1989) 认为, 土地制度是由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土地流转制和土地管理制度及其构成的一切有关土地的社会经济制度。周诚 (1989, 2003) 认为, 土地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有关土地问题的一切制度, 诸如土地利用方面的土地开发制度、土地规划制度等;土地所有和使用方面的土地分配制度、土地承包制度等;土地价值方面的地租制度、地价制度等;还包括国家的地籍管理制度、土地征用制度等。狭义的土地制度则只涉及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三大方面[1]。
随着产权在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视, 中国学者开始强调土地制度是围绕土地的存在和使用而形成的一种行为关系。张朝尊 (1991) 认为, 土地制度是人们在占有、支配和使用土地的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 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关系和土地使用权关系。马克伟 (1991) 认为, 土地制度是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 因利用土地而产生对土地的所有、占有、使用、处分等诸方面关系的总称。土地所有制及土地使用制是土地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两大方面。高尚全 (1991) 认为, 土地制度是由土地所有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两个基本部分组成。土地所有制度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 主要解决土地归属问题, 它要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土地产权制度决定了土地使用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 涉及到土地如何利用和有效使用。对于土地所有制与土地产权制的划分是基于当时对产权概念认识的分歧, 现在基本上认为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21世纪初, 很多学者认为, 土地制度就是土地产权制度, 关于地权问题的研究得到普遍关注。
由于土地经济关系需要得到法律上的反映、确认和规范, 产权的法学研究强调法权关系, 部分学者认为, 土地制度是一种土地法权关系的制度化。张月蓉 (1992) 认为, 土地制度是在经济运行中所发生的土地经济关系和土地法权关系制度化的总和, 它反映着因利用土地而发生的人与人、人与地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2]。郑景骥 (2006) 认为, 土地制度是以土地为媒介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既包括经济关系, 也包括法权关系, 前者属于经济基础, 后者属于上层建筑。一般认为, 产权是法权的本源, 法权是产权的反映。二者相辅相成。
近年来, 对土地制度的认识逐渐趋向广义和狭义概念两种。认为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有关土地问题的一切制度, 主要有土地所有、土地使用、土地管理及土地利用技术等方面的制度, 即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制度内容。狭义的土地制度是指约束人们土地经济关系的规则的集合, 是关于人们之间围绕土地所有、使用、收益而发生的生产关系制度, 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土地经济关系, 是一种经济制度, 即土地经济制度。作为重要的经济制度, 土地制度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从这个意义上说, 土地制度又是一种法律制度, 即土地法律制度, 是土地经济关系在法律法规上的体现 (刘书楷, 2004;卢新海, 2006) 。一般而言,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和土地国家管理制度三大部分。郑景骥 (2006) 则认为, 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一切有关土地的制度;狭义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使用制和管理制度[3]。基本上顺延了周诚在1989年提出的土地制度广义与狭义概念。
从区域上讲, 城市土地包括三个层次:A城市市区的土地, 即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土地;B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C城市行政管理区范围内的土地, 即包括城市郊区 (县) 范围内的土地。这三个层次的土地构成了城市有限的土地面积, 城市中的各种经济活动 (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居民消费等) 只能在有限的土地空间中进行[4]。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有限的城市土地是否能集约高效地利用, 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尤为重要, 土地发展权近年来得到中国学者的相当关注, 张安录 (2000) 、胡兰玲 (2002) 、程烨 (2003) 、孙弘 (2004) 等对土地发展权制度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城市土地是由农村土地发展来的,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一大部分农村土地就相应转化为城市土地。于是关于耕地的保护变得严重, 土地管理及用地管制制度主要集中于耕地的保护。
二、农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农地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的简称, 反映农村土地经济关系。与城市土地不同, 农村土地具有特殊性。农地广义上讲是指法律规定由农民集体所有的一切土地, 包括耕地、宅基地、其他公共用地等;狭义上讲是指农业用地, 包括耕种或畜、牧的土地。中国理论界对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
对当代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度的研究, 起源于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实施。1983年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 农村土地制度本身首次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关注的重点, 文迪波、梁秩森和知少波 (1987) 、安希极 (1988) 、杨勋 (1989) 、张朝尊和吕益民 (1990) 、雷厚礼 (1991) 等主张土地国家所有制, 李庆曾 (1986) 、李永民和李世灵、魏正果 (1989) 、蔡继明 (2005) 等赞同私有制, 骆友生、张红宇和高宽众 (1988) 、陈吉元、邓英淘、姚刚和徐笑波 (1989) 、周诚 (2000) 等坚持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 曲福田、孙鑫 (1991) 、张新光、贾金荣 (2004) 、白永秀、周天勇、胡慧洁和陈曦 (2005) 等主张实行混合所有制等等。
刘书楷 (1989) 认为, 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 基本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基本国情, 农村土地制度改建的重点不是改变土地所有制, 而是完善两权分离机制, 中心任务是进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 建立健全土地有偿使用和合理流动机制[5]。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为了提高农业经营者效益, 农地这一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应以更高效率被使用。1998—2000年间对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特别关注, 土地制度创新的实践在部分地区不断涌现, 主要集中于对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率先产生的“四荒”使用权拍卖的总结, 以及对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总结。还试图从实践中探索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方向, 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学者日渐增多。林毅夫 (1992) 认为, 农地制度改革应沿着降低劳动监督成本和提高劳动激励的路径发展;周其仁 (1995) 认为, 农地制度改革必须兼顾新产权合约及其执行和保障系统间的互相协调;杨学成、史建民、靳相木和薛兴利 (1997) 等认为, 农地制度改革应围绕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 同时进行多方面的制度创新。
21世纪中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 同时耕地大量减少, 农地制度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 2003年以来对三农问题特别倾注, 党中央认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社会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新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 主要研究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如何保护耕地承包权和耕地减少等问题。农地私有或有限的小土地私有制等观点成为大家争论的课题。关于耕地大量减少问题, 杨小凯 (2003) 、牛若峰、文贯中、邓大才 (2004) 等学者认为, 出现征地狂潮、农地交易失控的根源是制度失灵导致的。农地集体所有的“公共性”导致在地权分配的相关主体中, 除了农民和中央政府外, 其他主体都有多征用土地的内在激励机制。土地私有化有助于实现规模经营, 是解决行政性土地调整和农地转为非农地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出路。关于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研究, 也从20世纪末的农地流转必要性及实践研究转为21世纪的农地流转动因、模式、机制以及农地流转市场构建的研究等。研究显示交易成本的高昂、农地产权的残缺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位是制约农地使用权流转的重要因素, 认为规范的、长期的农地使用权流转有利于提高农地的配置效率, 有助于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其中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也是流转问题的关注热点之一。党中央明文表示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 有学者认为, 这是变相的土地私有化, 也有人为这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表现, 有助于土地责权明晰。流转问题似乎比所有权归属更显重要, 构建促进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富裕的适宜的农村土地制度尤为重要。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满足中国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实践对理论和政策的要求, 为我们留有尚待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三、总结
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进行了相关综述的梳理, 界定了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内涵与外延, 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研究领域、范围以及主要关注的问题。中国理论界关于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 城镇化建设日渐集中到村镇建设的微观层面, 同时耕地大量减少, 农地制度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保护耕地、农地使用权流转等问题更显重要。
参考文献
[1]周诚.土地经济学[M].北京:农业出版社, 1989:140.
[2]张月蓉.完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途径[G]//中国土地经济问题研究.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2:377.
[3]郑景骥.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略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3.
[4]卢新海.城市土地管理与经营[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8
农地流转与农地产权制度之思考 篇7
但它们都只能是完全的或部分的权属关系的变动, 而绝不是空间位置的变更。产权制度是指一定的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相结合而存在的, 并且能对产权关系实行有效保护、调节和组合的制度安排。“土地产权制度”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 土地产权制度是一定社会条件下, 人们在占有和利用土地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总称。其二, 以土地为媒介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有的上升为国家意志, 形成有关土地的法律和政策。因此, 土地产权制度既包括经济关系, 也包括法权关系。前者属于经济基础, 后者属于上层建筑。为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就应当规范使用土地转让权, 使农民能够更多地获得对土地的处理权和收益权。
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对象的土地, 适度的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土地的经营在最优的规模上实现劳动、资本、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通过规模经济的实现, 从而获得收益的最大化。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 是当前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渠道。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会基金课题组和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课题组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联合调研, 征地方面的纠纷是目前农民反映的主要问题, 占总数的60.1%。
一、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弊端
当前, 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基本模式是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这种制度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内在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与集体的土地所有权界线不清。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已经依法没收、征收、征购为国有的土地, 国家依法征用的土地, 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从上述立法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土地除了国家的就是集体的。但现行立法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土地是国家的, 哪些土地是集体的, 更没有界定哪片土地属于哪一个集体所有。即使是我们一般认为界定得比较清楚的城市土地, 实际上也是极其模糊的, 比如城市市区范围内存在着一些集体所有的土地。特别是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 新设建制市的不断涌现, 老城市区的不断扩大, 出现了新设建制市的市区土地是否自然而然地由原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的问题。同时, 建制镇被法律认可为城市范围, 而建制镇的土地实际上主要属于集体所有。因此, 这种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规定, 似乎连立法者也解释不清。
2.土地所有权效力不完全。 《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可见, 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是所有权的主要权能。从理论上讲, 农民集体拥有法定的土地所有权, 应当可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事实上, 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不完全的所有权。首先, 在使用权和收益权方面, 通过承包合同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 本来可以享有合同所约定的土地使用权和争取最大收益的权利, 然而乡、村干部却可以任意解除合同或到期不续定承包合同, 还有些基层人民政府以调整产业结构为名, 强行干涉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另外, “一些基层政府组织以行政权力参与农民收益分配”。我国人多地少, 人地矛盾比较尖锐, 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 但现实情况却是随着工业用地与城镇用地的扩展, 现行农民土地权益被随意剥夺的现象十分严重。大批农民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 导致农民失业又失地。其次,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无最终处分权, 一方面, 国家建设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时, 国家只要通过征用就可以了。另一方面, 我国立法不但禁止集体土地买卖, 而且禁止有偿转让。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经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出让、转让。这不仅使集体所有者失去了对土地的处分权, 同时也使本应属于集体的出让金流入国库。据此, 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所有权的应有意义。
3.现行土地征用制度难以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土地他乡权利。根据我国民法原理来分析, 集体土地所有权被征用并不必然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他乡权利的消灭。也就是说, 国家在征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也应一并征收集体土地所有权纸上所设的承包经营权、农地使用权和租赁经营权等他项权利。否则, 农地产权的结构将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农村改革以来逐步发展形成的农民的土地权利也将完全丧失。
二、建立规范的产权流转渠道
2002年8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 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这是我们处理土地流转问题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其基本的政策导向是:从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和稳定农村大局出发, 在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 使之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这在实质也就有了土地产权流转的含义。
土地产权制度建设, 必须明确允许土地产权流转的权利和义务, 并对流转给予规范。从主体上来说, 土地产权流转的初始主体分两类, 一类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一类是行使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内容上, 土地产权流转包括土地所有权流转和土地使用权流转两种形态, 它们的经济内容是地租、地价市场实现;形式上, 土地产权流转是通过地租、地价实现土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形式, 即买卖、出租和抵押。土地买卖是以地价为杠杆的土地产权一次性转让, 这是土地产权的全部出让。土地出租是以地租为杠杆的土地产权某项权能—使用权的契约转让。土地抵押则是以地价为尺度, 以土地产权为对象的债权担保, 已并不直接涉及土地产权转让, 只有当土地产权担保的债务不能如约履行时, 才会发生土地产权的转让。工具上, 土地产权流转的市场工具是土地产权证书。它是土地产权流转借以实现的法律凭证。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工具是土地所有权证书, 如一般所说的地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工具是土地使用权证书。
1.土地产权流转要坚持土地权利登记原则。
登记能够明确土地的归属, 有利于保护权利人, 使享有权利的人在设定范围内 (如农土农用) 有权自由行为, 使其他人在设定范围内负不作为的义务;登记具有公开担保的作用, 能促进土地流转, 并确保安全和有效, 有助权利人高效率地使用土地;登记还可以作为贷款的依据, 权利人可以据此获得贷款来改善土地的生产能力。同时, 要坚持契约自由原则。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经济, 即以自由的方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没有契约自由, 就没有真正的民法和真正的市场经济。”理想的市场经济运行状态是经济主体自由进出市场、商品自由流通、要素自由组合、价格自由议定、结构自由调整。土地权利可转让性, 一方面确保土地资源的利用最有价值, 另一方面也可保障经营者收回投资, 坚持契约自由原则, 土地是否流转, 以及土地流转的形式, 应该由农民自主决定, 能保障农民依照自己的意志转让土地使用权。当然, 基于土地的农业生产中的基础作用, 这种转让是有约束的, 即属于规定保护的农用土地, 转让不能改变作业性质。目前土地流转主要以行政方式推动, 流转的控制权主要掌握在乡村基层干部手中, 一些地方土地流转工作的方式从“引导”变成了“逼迫”, 造成了矛盾。这也与中央关于土地流转的“自愿、依法、有偿”的三个原则相违背。另外, 土地流转必须依法进行, 就是按照《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规范的流转。
2.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股权化。
当农村土地所有权明确, 地权界定明晰, 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是相当长时间的, 而且制度确保土地流转时, 应该允许尝试农村土地使用权股权化的操作方式, 甚至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农村土地的股权化运作并且不断扩大。土地股份化是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一种有效方式。所谓土地股份化, 是指鼓励和支持农户将土地长期使用权折合成股本参与各种合作组织、农业开发及规模经营等, 并按其股本大小定期领取土地股权收益。土地的股权化是使土地价值化、货币化, 这既是建立有效产权制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又是有效推动土地流转的一项技术性操作问题, 使得土地产出不是实物形态分配, 而是价值形态参与分配。在农村实际经济活动中, 农民最担心的即是土地的调整与变动, 即使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在发生承包到期、人口增减等情况下坚持公平与合理的原则来进行一些土地再分配, 也无法使农民内心安稳。而以承包的土地份额评估作价入股集体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集体将土地有偿发包给种田大户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集约经营,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效益, 农户可以在年终按股分红, 这样的做法可以避免土地集中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震荡。
土地的股权化还可以通过章程的有效约束, 监督土地经营的状况, 影响董事会的决策, 充分体现主体的物权。即使股东大会一致通过更变土地用途, 农户也不必担心那种失去土地和失去土地作为自己最低福利保障功能的顾虑, 因为股权为农户拥有, 权益永远在股份合作组织的经营中得到体现。土地的股权化才真正使得土地流转更富于实际操作的意义, 也更符合市场经济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的原则, 有效地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打下基础。当然, 土地的股权化的实施必须要有条件, 诸如乡镇企业的发达, 小城镇的兴起, 劳动力已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上等等。
3.坚持科学引导和公平自愿原则。
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土地流转工作, 把推进土地合理流转作为跨农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措施来抓, 按照本地农业结构调整目的要求, 围绕培育主导产业和优势项目, 精心制定土地流转规划。有目的地筛选适宜本地生产经营项目, 引导承包户流转土地, 调整结构, 实施规模连片经营。农户承包土地流转, 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现行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又称保护自己提出申请, 在接转双方自愿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根据本地产业发展规划、居住特点、土地状况等, 合理规定土地流转的形式和时限。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经部门要承担起土地流转工作的指导、协调、服务和管理职责, 切实做好对流转合同签订、结算的指导和减征、调整工作。要严格土地流转管理, 规范自愿申请、核实审批、合同签订、变更登记的程序。强化土地流转后的动态监测, 及时化解矛盾, 保证和促进土地流转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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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金融制度的借鉴与启示 篇8
一、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地金融制度
(一) 德国农地金融制度
德国在1770年创办了农地金融制度, 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土地金融的国家。位于欧洲中部的德国本是一块富饶的土地, 但在整个18世纪, 基本处于长期分裂状态, 境内有数以百计的城邦国家和小帝国。邦国间连年战乱不断, 工农业的发展都落后于英法。当时, 德国农民多数在战争中逃亡, 原本有些资财的农场主也开始借贷, 直至负债累累, 致使高利贷活动日益猖獗。为了振兴农业, 化解高利贷盘剥, 1770年, 普鲁士的西里西亚成立了第一个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德国农地金融制度是在抵押权立法和土地所有权立法基础上构建的, 表现为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点。德国农地金融组织的基层是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 入社者为土地价值在1500马克以上的农民。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是民间合作组织, 是由社员自发组织并为社员服务, 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通过购买股份的方式向上发展成立联合合作银行。联合合作银行的主要业务为代理各个合作社推销债券、付息和回购债券, 并为各信用社提供资金融通。德国土地金融系统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发行债券, 合作社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存款, 以各地区的土地为联合担保品, 担负债券的发行、付息及清偿。德国农地金融业务授信对象广泛, 提供的信贷支持不仅限于农业生产, 而且包括对土地本身的建设和再投入, 如购置土地、开垦土地、平整土地和森林绿化等, 此类业务主要由土地改革银行完成。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联合银行和土地改革银行共同构筑德国农村的长期金融服务框架网络, 推动了德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 美国农地金融制度
1916年, 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农地贷款法”, 设立联邦农业贷款局, 负责全国农地抵押贷款事宜, 该时点可以看作美国农地金融制度的开端。美国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开始其农地金融制度构建主要在于当时美国频繁发生农业危机, 政府认识到市场调整农业生产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需要政府构建合时宜的金融制度解决之。美国农地金融组织细分为3个层次, 主体部分是位于中层的12个联邦土地银行, 分设于不同的农业信贷区, 负责为农户提供长期抵押贷款。在联邦土地银行之上的是联邦农地抵押贷款委员会, 在其下的是农业贷款合作社。联邦土地银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股金和土地债券两个方面。1916年初创时期, 联邦政府财政部共拨款889.12万美元, 约占股金总额的80%以上。依托于农业贷款合作社的借款人必须缴纳借款额的5%-10%股金后, 才能够获得资金支助。随着时间的推移, 合作社向土地银行认缴的股金越来越多, 直至政府于1931年全部收回股金。基层的合作社是由需要借款的不少于10人的农民组成, 日常运行采用的是一人一权的民主管理。在美国的农地金融组织体系中, 除了土地银行外, 还有其他类型的组织机构, 如各类联邦农业抵押公司、复兴金融公司等。这些机构与联邦土地银行间长期进行抵押借款和债券买卖。美国联邦土地银行的业务主要是两个:发行土地债券和发放抵押贷款, 前者是资金来源业务, 后者是资金运用业务。土地银行的贷款业务操作包括发放以农地作为第一抵押品的长期贷款, 接受借款人土地抵偿债务, 但在5年内必须出售给农民。土地银行的信贷业务为农业生产提供长期资金服务, 调节农业生产规模和发展方向, 有利于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 日本农地金融制度
日本作为后发国家, 几乎全部的制度建立都是在学习和借鉴基础上生成的, 农地金融制度也不例外。19世纪末期, 日本开始了向欧洲学习的过程, 但又不同于德国的自下而上的运营模式, 日本采用了国家信用主导组织形式, 主要从事土地抵押放款的金融机构均为国营的土地金融机构, 如日本劝业银行、农工银行和北海道拓殖银行等。日本劝业银行创立于1896年, 主要资金运用为放款给农民购买土地和开垦荒地以及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等, 授信期限长达50年。地方性小规模农业工程建设、农业生产中的原材料、机械等的信贷主要由农工银行提供, 1944年, 劝业银行和农工银行合并。二战后, 合并的劝业银行的农地金融业务逐年减少, 最后演变为普通商业银行, 其留下的政策空间主要有1953年成立的农林渔业金库代为填补, 农林渔业金库成为日本事实上的国家土地银行。金库资金来源为政府借拨, 主要资金运用为向农林渔业的永久性建设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授信长期采用固定低息利率、分次付息一次还本的方式, 期限较长, 平均为20年。使用公库授信的资金成本很低, 除了贷款的名义低息外, 借款者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还可以申请减息, 该部分利息损失由隶属于政府的“农林渔业振兴基金会”补足。
(四) 南非农地金融制度
南非的农业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 也存在类似于今天中国的二元结构, 农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工商业。为了破解二元难题, 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注入, 特别是为了消除农业生产中的种族歧视, 1912年成立了土地银行。在土地银行的农业授信和其他配套政策的作用下, 南非成为非洲农业大国, 农产品出口额占黄金以外的其他产品出口额的30%左右, 主要作物包括玉米、小麦、大麦、高粱等。南非土地银行的组织制度性质属于国有, 政府全资拥有, 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CEO负责制, 董事会通过农业部向议会负责。南非土地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债券融资, 南非土地银行的业务对象相对广泛, 为农业经济中的所有部门提供融资支持, 包括土地再分配规划等直接与农地相关的业务, 也包括促进农村教育发展、提高农民就业能力以及其他服务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授信。主要贷款品种有一般土地抵押贷款、特别抵押贷款、分期销售融资、小额信贷和发放能力培养发展基金等, 其中特别抵押贷款旨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购买土地, 贷款最长期限为25年。值得一提的是, 南非土地银行下设一家保险公司, 为长期贷款客户提供农业保险服务。南非土地银行采用差别利率的方式授信, 多数执行市场利率, 优惠利率通过政府免税方式获得补贴。
(五) 我国台湾农地金融制度
抗日战争胜利后, 为了推行平均地权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国民政府将日本劝业银行改组为台湾土地银行, 使之成为发行土地债券, 以土地抵押, 贷放长期低息贷款的银行, 其经营目标在于协助农民从事水利、农、林、渔、牧等各业的永久性建设。日本劝业银行台湾分支银行成立于1922年, 以发展不动产及农业金融长期融通资金业务为主, 长期的业务沿袭奠定了台湾土地银行的不动产专业银行的牢固地位。台湾土地银行管理严格, 业务授信对象为符合当地农业发展政策的农民和信用社, 采用差别利率, 一般地, 专项农业贷款利率低, 经营性农业贷款利率高。除了农地抵押贷款外, 该银行也不失时机地向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 开展储蓄、汇兑、信托、代理和投资等一般银行业务。台湾土地银行沿袭了日本劝业银行的组织模式, 性质属于公有, 组织系统包括董事会、监察人, 总行及营业单位。台湾土地银行的资金来源, 除了自有资金外, 主要为吸收存款和借入资金, 在借入资金的构成中, 除了央行来源和同业来源外, 还有向政府机构借款, 如从“农业发展委员会”处获取的资金。台湾省, 除了土地银行外, 能为农民提供中长期贷款的还有中国农民银行、台湾省合作金库、农渔会信用部等金融机构和行政院农业发展委员会农业信用处等一些信贷组织, 使得台湾农业有了长足发展。
二、主要启示
(一) 资金来源证券化
发行债券是国外土地银行最主要资金来源, 筹资能力强融资稳定, 很好地适应土地经营资金投资回收周期较长的特点, 使从事农地经营的金融机构在资金周转上处于有利地位。德、美土地银行通过为众多规模分散的农户提供担保, 使农户获得了联合发行债券的能力, 降低农户进入土地金融市场的门槛, 成为农户重要的融资来源。日本的土地银行资本金水平低, 但其制度操作中具有杠杆效应, 政府允许其发售10倍于股金的债券, 融资能力很强。南非也一样, 其债券融资占到全部资金来源的89%, 平均融资成本为7%。
(二) 资金运用长期化
各国采用的农地金融授信方式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融资的长期性, 这恰恰是我国目前农村资金供给最为缺乏的部分。这种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贷款期间是非常有利于农业, 特别是林业的可持续发展的, 是为生产周期长的农业产业量身定做的。土地银行的长期授信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 一是政策性, 土地银行和相关机构可以得到一定的政策性资金, 政府对其低息贷款给予贴息。二是土地银行的企业化组织管理, 土地银行在国家政策下履行其基本职能, 具有自主性, 追求最大化收益, 资金使用遵循市场规律, 扶持的对象都是经济效益良好的项目,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资金的持续回流。如此使得银行有活力, 生命周期长, 更好地适应政府的长期性土地政策。
(三) 利率水平差别化
各国土地金融机构的农地抵押贷款均表现为利率灵活的特点, 利率在大类划分上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一般利率, 一个是优惠利率。对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土地置业开发建设选择都是长期低息贷款, 对一般性农业生产采用市场化利率贷款, 随行就市。这种差别化利率是必要的, 也是必需的, 同时也是最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的。农业的高风险弱质特点使得农业的比较优势低, 产业资本家在资金投向的选择上处于靠后的位置, 必须通过低成本, 即低利率刺激, 才能够获得农业的长足发展。但同时也要注意, 并非所有的农业生产都是高成本高风险的, 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产业化、农业保险依托的前提下, 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业部分产品的生产也具有高回报率的特点, 这就要求对于风险低、比较效益好、非政府扶持的农业项目可以选择市场利率, 此于资金的授受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四) 操作程序规范化
纵观上述各国和地区的农地金融制度, 其共同特点为操作的规范化, 基本程序均为申请——审核——授信——偿付四个步骤, 全过程的完成均是在相关法律的规范下进行的。美国农民需要贷款, 首先是向合作社递交申请书, 缴纳土地所有权证书作为抵押。合作社的理事会经审核评估后在申请书上签字保证, 再上交区联邦土地银行。联邦土地银行二次审查之后, 如果认为可以贷款, 即收存签字保证的申请书及抵押证件, 将贷款移交合作社再转贷农民。德国也是如此, 基本程序相同, 但德国贷款农民首先得到的不是贷款而是合作社以农民土地为抵押发行的债券, 农民需要将债券在资本市场上转手变现。
三、结语
自2004年以来, 我国连续7个中央一号文件均为城乡统筹思路下的“三农”问题, 建设农村、富裕农民和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依赖一定的路径逐步渐进完成, 首要的第一步是发展农业生产, 而农村生产发展的关键要素在于资金, 也就是说新农村的撬动杠杆是农业生产的投融资。现实的农村生产状况和学者大量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和农业生产处于极度的资金饥渴状态, 特别是农业生产因其相对较高的自然风险、较长的生产周期无法得到商业金融的眷顾。中国农村的其他金融形式中的政策性金融存在服务单一, 合作金融背离合作性质, 2007开始在各地组建的村镇银行对农户短期融资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但也存在诸如吸引存款困难、资金来源受限、对公业务受限和政策支持不足等问题。这种资金供给主体的严重缺位还只是金融支持与新农村建设不相匹配的一个方面, 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农业生产发展需要的是长期资金, 而当前几乎所有的农业和农村资金供给都是短期的。因此, 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 构筑长期农村金融制度是必然的选择, 农地金融制度构建有利于优化农村金融体系和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即我国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农村资金供给总量不足, 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可以通过农村金融制度的重构得以修正和矫直, 前述各国农地金融制度的框架和运行模式为我国农地金融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很好的范版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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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农地制度 篇9
关键词：城镇化,人口迁移,户籍制度,农地非农化,农地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正如马克思言, 现代化的历史是“乡村城镇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必然现象。在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土地是其中非常敏感而关键以及波及效应十分强烈的一个问题, 这不仅是单纯的农业用地向非农业用地的转化问题, 同时还涉及到对农业用地进行高效利用和保护的问题, 涉及到生存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1]根据发达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一个明显表象就是农地的非农化和农村人口的迁移。农地非农化与农村人口的迁移不仅改变了农地的利用方式, 还引起了农村土地配置效率的变化。引入诺斯的观点, [2]1979~2006年, 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8.96%上升到43.9%。[3]但1982年后的城镇化数据为第二种人口口径统计的数据, 也就是说在官方统计的城镇化率中, 不仅包括具有城镇户口的常住居民, 而且也包括没有城镇户口、但到城镇工作6个月以上的乡村迁移人口, 以及相当部分在城市郊区因为土地被征用、但户籍没有转换的失地农民。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全国的非户籍迁移人口为1.5321亿人, 其中乡-城迁移且居住在6个月以上的人口大约有8500万人, [4]一般估计现在应达到1亿人左右。1987~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94.6万亩, 由此造成全国至少有3400万农民因征地失去土地。[5]据保守估计, 目前失地或部分失地农民的数量可能高达4000万人~5000万人。如果我们假设其中一半左右的失地农民已经转为城镇户口, 那么大约有2000万人~2500万人未获城镇户口的失地农民。由此可以推算, 目前我国的实际城镇化率大概为35%~36%。
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显著地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并使中国城市化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相似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把人口分为城镇人口和农村户口来管理, 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林毅夫等对此的解释是:在计划经济时代, 中国重化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伴随着以城市为主导的工业资本积累。[6]由于这种发展战略与中国的丰富劳动力禀赋不相一致, 城市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 只能通过户口制度等政策措施限制城乡人口流动来保证城市的低失业率和有限城市人口对于食物配给、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福利的占有。不可逾越的“长城”, 将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分隔开来。在这种户籍制度下, 一个农村户口的公民, 若不是通过升学、参军、提干等途径, 要想改变户口, 那是无路可走的。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加速, 城镇对劳动力的需求已不能被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所满足,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放松了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 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向城镇。据王维国等的研究, 进城务工农民是非户籍迁移人口的主力军。这表明, 我国劳动力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短期、单身迁移, 明显有别于其他国家永久的、以家庭为主导的迁移。[7]户籍改革的滞后性, 造成农村劳动力的“进厂不进城”, 使得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 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 以及子女很难得到城市学校的就学安排机会。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延缓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妨碍人口城镇化的正常进行。
2.人口迁移与农地制度
土地的占有方式和经营方式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迁移决策。在人民公社时代, 对农民实行的是准军事化管理, 上下工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而且即使在农闲时间, 也需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农民基本上不能支配自己的有效时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由于农户具有对家庭劳动力的自由支配权, 家庭经营有利于自主安排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本身的季节性特点, 农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这就使农民流动成为现实可能, 为人口向城镇流动创造了条件。
不可否认,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为城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是不存在的。就目前而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日益突现, 对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积极影响已经甚微, 甚至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在目前的农地制度下, 土地集体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 其结果是土地分配随人口的变化而变化。[8]土地产权因村内人口变动等多种因素而定期、不定期进行规模不等的调整, 稳定的农地产权无法得到充分保障。由于土地承包权和集体成员的身份息息相关, 所以部分农民或其家人为了保障现有的利益往往会保留其农村本地的户口, 对有能力脱离土地的农民, 形成了一种身份上的束缚。在农村土地二轮承包中, 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政策, 为农民提供了长期稳定的产权。尽管政府制定政策的预期是基于稳定农户未来预期、防止土地划分零碎、保障农民利益等的良好愿望, 但政策运行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 众多的实证研究已证明了这一点。[9][10]
由于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覆盖农村人口,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 其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已经降低, 更多的是体现一种社会保障的功能。因此, 农民即便常年进城打工, 也不会轻易放弃这片土地, “离乡不离土”是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处境。无法割断与土地的脐带, 再加上城镇对流动的农民并未完全开放的现实, 使得大部分农民不得不选择亦工亦农、亦商亦农的兼业化转移方式, 这无疑增加了农民转移的心理负担, 土地实际上成为拴住农民的绳索。
3.农地非农化、土地征用与农地流转
农地非农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土地征用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随着城镇化过程加速, 我国农用地面积逐渐减少。根据《中国国土资源公报》统计数据分析, 1997~2004年我国非农建设共占用耕地161.92万hm2。[11]虽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对耕地减少的贡献率仅为15.5%, 但其占用耕地均是大城市周围水热、交通条件较好的良田, 导致大量失地农民, 并引起失业和社会不稳定现象。
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 农地征用价格、出让价格以及市场价格之间的比例为1∶10∶50。可以看出, 农地非农化后, 增量收益是客观存在的。曲福田等的调查表明, 在土地收益分配过程中, 农村集体以及农民通过征地补偿分别获得了土地出让金中的22.1%以及26.7%;中央政府通过耕地占用税取得了土地收益中的8.4%;省政府分配所得只有4.7%;多达38.2%的土地收益滞留于市、镇政府手中。[12]由于利益分配偏向和政绩要求, 地方政府在经济与权力效用最大化的驱动下, 在农地非农化中起着关键作用, 具有强烈的供给意愿, 加速了土地征用的进程。农民对合理分配农地收益的要求, 诱致了农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再从提高农民收入和促进农业发展角度来看, 由于相对价格的诱导原理作用, 较高的土地要素价格将引致劳动和资本对土地的替代。但事实上, 由于体制和政策原因, 农业投资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另一方面, 在家庭小规模经营模式中, 劳动对土地的替代空间也十分狭小。因此, 在现有条件下, 农村劳动和资本对土地资源的替代效应是不明显的。
不难看出, 目前农地征用收益分配的不合理和农业发展空间的狭小, 都要求现行土地制度做出适当调整。让农民获得土地级差收益, 应成为深化农地征用制度改革, 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突破口。由于我国坚持全部非农民自用建设土地国有化的准则, 维持政府独家征地的垄断权, 禁止和限制承包农户对非农建设用地的转让权, 使得市场价格机制不能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土地资源配置中发挥正常作用。2005年6月广东省出台的《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 (广东省政府令第100号) , 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众多学者对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入市流转进行了探讨, 农村土地入市流转成为了目前我国征地制度改革的热点和最新走向。
三、主要政策选择
1.农地国有化、农地私有化与完善集体所有制
关于我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的缺陷, 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很多, 认识也比较一致。但对于制度创新思路的讨论却存在不同主张, 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三种:农地国有化、农地私有化和完善集体所有制。
支持农地私有观点的学者从土地私有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强调土地私有产权, 乃至于一般私有产权构成宪政的基础, 并以英国土地私有制是英国宪政的基础, 且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进而通过分析18世纪英法制度差异, 指出法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对土地私有制的限制, 由此推论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土地私有制改革。与农地私有化的论点相反, 温铁军[13]则认为, 土地资源约束条件下, 与地权平均化的制度成本相比其收益是低的, 而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引发的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将是致命的。作为反对私有化的另一个学者, 周天勇[14]批评当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 认为其产权残缺导致效率降低, 并为此建议将目前的集体所有土地改变为国有土地。
现代产权经济学认为, 私人产权是一种有效率的产权安排。但是, 在我国基本社会经济制度框架下, 农地私有化面临着强大的意识形态阻力。这种制度变迁除非由国家供给, 否则任何层次的行动主体在短期内都不可能推进。[15]农村土地国有化虽然是公有制框架下的权属转移, 意识形态阻力小, 但推行农地国有化的权属变更, 无论采取收购还是剥夺的方式, 都存在着国家与集体之间巨大的交易成本。因此, 农地国有化或私有化的主张都不具有现实可能性。
根据上面分析, 完善集体所有制是我国目前农地制度创新的现实选择。农地所有权明晰化是现代农地产权制度的终极目标。从对集体产权的缺陷[16]在《宪法》中, 被笼统界定为集体所有, 在《民法通则》中界定为乡 (镇) 、村两级, 而在《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中则被界定为乡 (镇) 、村和组三级。所以, 要明晰土地所有权的归属必须在法律上统一、清楚地界定“集体”的概念。确保农地承包权自由流转的前提条件是在法律上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排他性权利。排他性的真正涵义在于它只要法律确定规则的制约, 排斥各种人为的随意干预。当前确保承包权的排他性, 就是要禁止政府在承包期内随意干预土地的使用、收益和转让, 相应地农民拥有自由的使用、收益和转让的权利。在这种制度下, 农民既可以将其经营的土地作为保障财产, 又可以在进城务工和脱离土地时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
2.户籍制度改革:放开中小城市还是所有城市
虽然相比较而言, 目前的户籍制度对于农民进城的条件已是大大放宽, 但实际上要能实现在城市, 尤其是大城市安家落户的门槛对绝大多数农民而言还是相当高的, 各省市对于农民转为非农业人口到城市落户的条件无一不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收入来源”等。显然, 目前具有歧视性的户籍制度主要限制了人口向大中城市的迁移。建国以来, 我国城市发展战略一直是建立在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针之上的。198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规定了迄今为止仍在实行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但是, 现行的城市发展方针已不适应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下所出现的城镇化发展趋势, 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根据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对全国666个城市进行计量分析得到的城市规模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来看, 城市人口规模在10万人~1000万人时, 具有正的净收益, 尤其在100万人~400万人时净收益最高。根据2006年2月的官方统计数据, 我国户籍人口在400万人以上的城市只有10个, 1000万以上的只有上海和北京。Au and Henderson[17]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 中国地级以上的城市85%低于其最优经济规模, 而其中43%显著低于最优经济规模。因此, 除去上海和北京因为人口压力太大以外, 放开人口流动将使得中小城市及大城市在吸纳大规模人口的同时, 获得显著生产力改进。正确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应该是放开上海、北京等少数几个超大城市以外的所有城市。
3.农村保障体系:土地保障还是社会保障
长期以来,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是以城镇社会保障为主体, 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边缘状态。这种现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认为是合理的, 其惟一的、也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的理由就是农村居民已经拥有了国家给予的土地使用权, 从而也就获得了土地提供的保障。[18]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土地的保障作用已日渐减弱, 土地这一最后保障因而出现“虚化”。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了众多学者热烈讨论的话题, 然而问题在于, 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建立起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农民对生活保障的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2006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1亿人。按照前面推算的我国实际城镇化率36%计算, 我国农村现有8.4亿人, 即使再考虑到我国大约1000万人~2000万人左右的农村非农户籍人口 (如乡村教师等非农业人口) , 农村中也还有8.2亿人需要安排社会保障。要给这8.2亿人提供哪怕是最低的生活保障, 不仅中国政府做不到, 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政府也做不到。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部分学者提出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口实, 但据梁鸿[19]的研究, 即便在经济发达的苏南农村, 目前仍有89.17%的人拥有土地, 在这些拥有土地的农户中, 认为土地对家庭有保障作用的仍占68.17%。那么, 在广大内地农村, 土地的保障作用就更是无可替代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任何离开土地保障来谈论建立农村社会保障都是不现实或不具备普遍意义的。
土地保障作用的日渐减弱以及由于影响农业规模经营而遭到众多学者批判的根本原因在于, 传统意义上的土地保障形式是将土地分割为许多小块, 分别由各家各户农民耕种, 用所生产的产品来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之需, 由此导致了对农业规模经营的负作用。[20]土地保障和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是不容回避的, 解决二者之间矛盾的出路在于, 更新与变革土地保障的形式, 在坚持农户对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 将土地集中耕种, 规模经营, 产品则在承包者和实际使用者之间进行分配, 农民依据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得到用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相应收益。以农地承包权为依据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是我国当前形势下最可靠、现实的选择。
四、结论和讨论
本文在分析工业化、城镇化中户籍问题、农地制度问题和农地非农化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政策组合:建立产权清晰、农地自由流转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取消户籍特权, 放开所有城市;以农地承包权为依据建立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给出的政策选择可以得到的预期效果是:农民在面临进城选择时, 由于可以自由流转土地经营权, 可以为进城定居筹集一些资本, 解除农民因进城失去土地而得不到任何补偿的心理负担。同时, 户籍特权的取消、城市的放开将吸引有能力在城市生存的农民进城定居。以农地承包权为基础的土地保障制度, 有利于减轻农地制度向效率方向演进的成本, 并为土地保障最终向社会保障过渡提供暂时的制度安排。
虽然我们已经尽可能地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知识的有限性, 上面提出的政策组合尚存在诸多问题, 期待学术界进一步的讨论。在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上选择完善集体所有制, 虽然是我国目前的现实选择, 但还遗留了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比如,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自由流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城镇化对国有建设用地的需求, 但并不能完全取而代之。由此带来的问题是, 土地征用仍将继续存在。目前我国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碰到的问题的本质是如何在农民、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之间分配农地非农化产生的土地增值。农民集体应得土地补偿费应是土地产权转移带来的增值收益。由此, 与土地征用相关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的最大困难在于, 是否和如何赋予农民可转移农地发展权。户籍制度改革在增加人口流动, 促进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同时, 带来的城市资源能否承受和人口向大城市过度迁移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日本的农地制度 篇10
关键词：委托代理,农地产权制度,产权残缺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实现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合约交给农民使用, 其本质是一种委托代理性质的契约安排。但产权的运行效率取决于契约的有效性、产权的清晰度和市场的完善程度。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运行中, 由于产权残缺、土地市场功能缺失, 委托人对代理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 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存在。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 剖析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提出建立有效委托代理机制, 提高其运行效率的对策建议。
一、委托代理理论及其基本分析框架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 主要研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 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 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 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 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 代理人对财产的责任和权利的不对等以及委托代理契约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不完全等原因, 代理人可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刻意损害委托人利益, 产生代理人败德行为。而委托人同样由于信息不对称, 无法衡量代理人的工作成果与其所付出的努力之间的联系, 无法准确了解代理人的素质和能力, 造成劣质代理人充斥市场, 最终导致劣质者驱逐优秀者的“逆向选择”问题。
为了减少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 使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 委托人需要通过严密的契约关系和监督手段来限制代理人行为, 使代理人为委托人的目标而努力。然而, 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 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行为, 只能观测到相关变量, 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它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 充其量只能是代理人的不完全信息。因而, 委托人不能使用“强制合同” (forcing contract) 来迫使代理人选择委托人希望的行动, 激励兼容约束是起作用的。
二、委托代理视角下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产权残缺
联产承包责任制下, 农地产权的委托代理安排具有复合委托代理的性质 (如图1所示) , 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拥有土地的终极所有权, 但由于这个所有权主体是由许多人组成的整体, 他们必须利用某种产权代理机制表达他们共同的意志, 行使他们共同的权利。因此, 他们将土地管理权委托集体组织行使, 形成以农户为初始委托人、集体为代理人的初级委托代理关系 (即所有权委托代理) ;集体与农户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农户行使, 形成以集体为委托人、农户为代理人的次级委托代理关系 (即经营权委托代理) 。
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实施依赖于有效的产权和完善的市场。然而, 由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本身的缺陷, 尤其是产权残缺, 没能为委托代理机制的正常运行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使农地委托关系严重失效, 这是我国农地困境的直接原因。
1.农地产权主体不明确
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乡 (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法律虽然规定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 但“集体”实际上被界定为乡 (镇) 、村和村民小组三级, 到底农地属于哪一级集体, 现行法律规定较为含糊, 导致农地产权主体具有多重性。缺乏明确所有权主体的产权于是完全暴露在公共领域, [1]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失去了最基本的约束。当国家强制低价甚至无偿征用农地时, 无人出面干预;当贱卖、侵占集体土地时, 无人出面制约。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 农地的调整、规划和征用失去了规范。
2.农地产权界限不明确
农地产权界限的不明确即各项产权之间缺乏清晰的界定, 而且各产权主体的权责利也缺乏明显的界限。尤其是集体农户的终极所有权与集体组织的代理权之间界限的模糊。作为代理人的集体组织, 接受集体农户的委托拥有农地所有权, 其土地行为理应受到委托人的监督和制约。但实践中, 集体组织获得了事实上的土地控制权。这使集体组织得以将其意志凌驾于农户之上, 使作为委托人的农户对代理人的监督失去正常的权利基础。同时, 由于前述农地产权主体界定不清晰, 导致了农地产权空间界限的不明确。当以行政村甚至乡作为农地所有权主体时, 共同所有的范围明显过大。个体农户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关联随共同体范围的扩大而减弱, 农户对公共财产运行的关心也相应减弱。在这种情况下, 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不仅面临昂贵的成本, 而且监督也产生了明显的外部性。于是, 委托人的监督放松, 而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却受到激励。[2]
3.农地产权缺乏排他性
产权的排他性是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滞后, 农民除了土地以外没有其他赖以生存的保障基础, 因而农地实际上是作为一种生存保险分配给了农民。换言之, 在现阶段, 农地对于我国农民不仅仅是农业生产资料, 更是一种生存保障资料, 是生存和发展的最后屏障。出于生存的需要, 任何农民, 只要他是特定社区中的一员, 其对集体土地的享有权就与生俱来而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农村集体所有权的这种平等性必然要求社区土地能随人口的变化进行周期性调整, 这种周期性调整使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缺乏严格的排他性, 无法对特定地块的地权形成长期而又稳定的预期, 其结果是弱化了农户对土地投资未来收益的预期, 减少长期投资, 并助长农户对土地的掠夺性使用。因此, 个别和眼前利益使作为经营权委托代理中代理人的农户同样产生机会主义行为。
4.农地产权限制不当
《土地管理法》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得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 需要使用土地的, 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依法对土地实行征用或征收并给予补偿”。在我国农地一级市场缺乏的情况下, 这种制度安排使农地所有权的转化只能通过国家征用的形式由集体所有转化为国家所有。在土地非农化巨大利益的诱惑下, 代理人与借助于政治权利的寻租者相互勾结, 以各种“公共利益”名义低价征地, 委托人的终极所有权被架空, 进一步激励代理人的败德行为。而个体农户在土地征用中缺乏知情权、参与权和上诉权, 根本没资格成为土地交易的一方, 无法分享土地增值后的收益, 导致其土地财产权益直接受到集体性侵害。但受农民组织化程度高低和自身能力的影响, 个体农户不可能共同承担维权的成本, 理性的农民必然选择“搭便车”。
5.农地产权制度责权利不对称
任何产权安排, 应既赋予经济当事人一定的权能, 也使之承担一定的责任并获得相应的利益。如权能责任利益相背离, 就会使产权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失衡, 造成约束不力或约束过度及激励不足或过度, 导致经济当事人理性地采取“不合理”的行为。现行农地产权制度下, 农户依据成员权取得了一定时期的承包经营权, 但对其承担的土地义务的界定并不明确, 同时, 其利益也缺乏充分的保障, 在短期利益诱导下, 农户理性地选择机会主义。而乡村集体组织及其成员取得土地的实际所有权, 它一方面作为基层政权组织代表着上级政府对社区土地进行管理, 另一方面又作为社区农民集体的代表与社区外成员就土地利用问题进行交涉, 但相关法律政策并没对其权责利加以明确, 使其权力的行使失去控制, 造成村干部在土地调整、再分配及土地征用中滥用职权、违法乱纪、侵害农民利益的败德行为时有发生, 增加了产权保护难度, 助长了代理人的机会主义。
三、提高农地产权制度运行效率的对策建议
农地产权制度委托代理关系的失序, 与委托代理关系本身缺陷有关, 但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制度保障的缺失。因此, 根据机制设计的激励相容原则, 要完善农地委托代理关系, 必须改革相关制度, 为农地产权制度运行提供有效的内部激励和外部约束机制。
1.明晰土地产权
产权残缺使农地产权安排缺乏明晰性、排他性、安全性、可转让性以及权、责、利缺乏对称性, 同时其可实行性受到限制, [3]增加了委托代理的成本。因此, 要建立明晰的排他性产权, 首先要明确界定农地的所有权归属。在承认和尊重农民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的基础上, 明确规定农地的所有权主体为农户。其次要界定集体产权的空间边界, 这是克服委托代理监督外部性的保证。根据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 以自然村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边界符合村民的传统意识, 也使土地边界与村庄的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相契合, 有利于降低界定土地所有权的交易费用。同时, 以自然村为边界界定集体所有权, 由于土地公共占有的范围较小, 信息相对充分, 乡村非正式制度对代理人行为能形成有效制约, 惩罚和监督的外部性易于内部化, 也有利于降低监督费用, 提高委托代理效率。第三是提高使用权强度。从历史上看, 产权制度效率的改进, 无不与使用权强度的提高有关。[4]所以, 可将转让权、处分权、抵押权、继承权等农地产权束中一些无归属的权能与使用权合并, 由土地使用者掌握, 并使制度安排长期化。使用权强度的提高, 意味着使用者收益的增加, 减少其土地使用过程的短期行为, 对使用权主体有更大的激励作用, 同时也提高了基层政府的违约成本。
2.规范和完善土地征用市场
我国农地制度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失效,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农地征用市场功能的缺失。农地征用中的非市场化操作使委托人失去对代理人约束和控制, 加剧农地资源的流失。因此, 在农地征用中要引入市场化因素。一是要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 并以立法形式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杜绝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吞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行为。二是要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完善征地补偿机制。补偿标准的确定不仅要考虑土地的生产性收益, 而且要考虑土地的非生产性收益;补偿方案不能由行政机关单方面做出, 应由政府和农民双方平等协商确定;征地方案及补偿标准要与被征地农民见面, 实行“阳光操作”。三是规范征地程序。在现有土地征用程序的基础上, 建立土地征用目的审查制度, 强化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及征地补偿登记制度, 增加土地征用透明度, 健全土地征用过程的社会监督机制。通过建立公众参与、公开查询、举行听证及举报等制度, 加强社会对征地过程的监督, 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 要建立土地纠纷仲裁机制, 明确申诉的程序和专门的仲裁机构, 确保农民的申诉权, 将土地征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四是土地征用市场化。长远看, 应逐步实行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土地市场的做法, 以招标、投标或拍卖的方式征用土地。土地征用的市场化, 可减少针对土地资源的设租和寻租活动, 保护农民利益;通过市场对土地价值进行评估, 可减少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利益损失;引入市场因素的农地征用, 由于其公开性和透明性, 使委托人的监督和约束具有明确的依据, 有利于减低监督和惩戒成本。
3.构建规范的委托代理机制
土地集体所有制面临与现代公司制度类似的治理结构问题, 因此, 可以借鉴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来构建委托代理机制, 如以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建立和运行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地终极所有者的农户将土地代理权交由合作经济组织行使, 而合作经济组织又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农户。这种制度安排使分散于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集中到股份合作组织, 农户原来对土地的经营权转化为特定意义上的土地股权, 获得了土地的排他性产权。实践做法是:在农户自愿的原则下, 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折价入股组成合作性质的农业股份公司。这种建立在自然村上的合作经济组织不承担任何行政职能, 保证了土地所有权的独立性;通过自然村合作组织监督土地利用, 配置土地资源, 交易费用低廉, 且其作为代理人的行为较易得到监督;较小产权范围可以提高村民对土地的关切度, 有利于土地保护和地力培育;农户具有充分的退出自由, 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面临更高的机会成本。这样构建的委托代理机制将有利于农地产权制度健康有序地运转。
参考文献
[1]巴泽尔著, 费方域等译.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赵峰.关于农地委托代理制度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纵横, 2002, (12) .
[3]钱忠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权残缺与市场流转困境:理论与政策分析[J].管理世界, 2002, (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