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规模（精选8篇）
农地规模 篇1
农地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然而, 仔细研究中央倡导、提出的农地规模化的方法或途径, 却发现了其中的不足之处。依法、自愿、有偿的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土地流转形式都是自由的、纯市场的农地流转方式, 它们形成了单一的自由土地流转机制。单一自由的农地流转机制无论是在世界农地规模化的理论上还是在世界农地规模化的实践上都是有着相当的缺陷的。笔者现对世界农地规模化的一大理论——农场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农地配置状态关系的假说作以详细分析, 且辅之以世界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地规模化经验, 对我国的农地规模化以期发展和经营有所启示。
一、关于农场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农地配置状态关系的假说
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 在那些其他市场运行都十分良好的时候, 也即在相对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1]最优的农场规模不会超过家庭劳动力 (当然也包括为完成某些特殊任务而雇请的短工) 所能经营的面积。这是由以下因素促成:
首先, 代理成本的存在抵消了相当部分的生产效益。
在农业劳动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生产成本, 那就是代理成本。代理成本的存在使得家庭经营的农场要优于雇工经营的农场。[2]代理成本的存在是由于大农场中存在管理雇佣劳动力和监督其劳动努力程度的需要。正如姚洋教授所说:“雇工总是要有道德风险问题, 因此, 监督也就不可避免。”[3]而且, 农业生产具有空间上的分散性, 并且要求生产决策随着当地的自然环境如雨水、光热、风沙等情况的变化进行微调, 事前不可能进行比较完整的决策, 因此更需要事后的监督。相当大的监督费用、代理成本必然减少一部分生产效益, 这使雇工制的大农场与不用雇工的家庭小农场相比首先处于一个劣势的地位。
其次, 家庭成员这个农业生产剩余的索取者与雇工是农场主获取利润的服务者相比更有热情去工作, 其产出就要比雇工高得多。
家庭成员是农业生产剩余的索取者, 象资本家是工商业生产的利润索取者一样, 他们都是为自己工作, 除去生产成本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自然会卖命劳动, 因为投入和产出是正相关的关系:投入越多, 产出越大。而雇工则是为他人工作, 为资本家 (如果大农场雇工经营的话, 大农场经营者也是资本家, 即农业资本家) 追逐利润甚至是超额利润服务的,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里的说法那就是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条件乃至工具。所以家庭成员无论如何比雇工具有更高的热情去努力工作。实证研究证明了家庭劳动力与雇佣劳动力相比具有更高生产率的假说。
雇工少热情, 其产出自然和有热情的家庭成员相比相差许多。产出少, 效益自然就不高了。而家庭成员的产出多, 其效益自然就高了。
再者, 家庭劳动力分担了农场的风险, [4]风险又是一个迫使人们努力工作的重要因素。
为了把亏本、失败的风险降到最低, 只能从各个方面尽本人所能地去防止各种风险的发生, 这就需要本人十分投入地去悉心经营。所以现代经营理念中就出现了利用风险机制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设计, 而且制造的风险越大, 当事人就会努力越大。农业家庭劳动力承担的风险就比较大, 而且来自于各个方面, 典型的如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以及其他的社会风险等。自然风险指本生产年中气候条件怎样, 老天爷照不照顾。市场风险及其他社会风险是指化肥、农药、种子是否涨价、农产品价格是否降价以及相关的税收、费用等是否增加等等。如此多且大的风险使家庭成员在农业经营中敢不殚精竭虑。与此相反, 雇工则基本不存在这样的风险, 只要我工作了, 而且是按照您的要求工作了, 至于最后的经营效果我就不管了, 收益好坏您都得给我工钱。如此小的风险自然使他不可能象家庭成员那样去勤奋工作。
这些因素都使得家庭经营的规模相对小一点的农场在生产上要优于将要雇佣大量雇工的大农场。
由此可以推出一个结论:土地对于家庭农场而言, 其更有价值。
在此结论之下, 根据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理论, 农户的行为和其他经营者一样, 都以追求约束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而农地市场中的交易实际上是蕴涵在商品中的价值的交易, 在完全自由、完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 农地将从认为其价值较低的经营者向认为其价值较高的经营者转移。[5]因此, 最后的结果就是, 自由的市场机制使土地从低效率的经营者向高效率的经营者转移, 也就是使农地使用权从大农场主向小农场主转移, 从而使土地使用权的配置处于分散状态。
综上所述, 农场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农地配置状态的关系就是, 在完善的农地市场条件下, 土地对于家庭农场而言比大农场更有价值, 家庭农场的农地生产效率高于雇工的大农场的农地生产效率, 从而使农地使用权从大农场主向小农场主转移, 导致农地使用权的配置处于分散状态。
二、我国农地规模化的正确途径
农场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农地配置状态关系的假说对我们目前的新土改运动也即农地规模化发展很有启发意义, 据此, 特提出我国农地规模化的发展路径。
1.必须始终把发展自由的农地流转市场放在基础的、优先的地位
农场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农地配置状态关系的假说是以自由的农地流转市场为前提、为大背景的。也就是它说的“在那些其他市场运行都十分良好的时候”。在这个基本环境之下, 才产生了它的一系列结论, 而且这个条件也是现实经济的要求。所以我们的农地规模化路径探讨自然也要以自由农地市场为前提。
自由的农地流转市场就是契约自由, 交易和不交易、交易价格多少纯任农户“私法自治”, 其它的任何人和组织不得干预, 在此过程中通过价格杠杆、效率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效应等等, 使土地这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源逐步流入到最能发挥其效用的地点, 物尽其用, 形成土地的规模化, 农业生产的产业化、集约化和社会化。其实, 我国现行法律和政策规定和提倡的土地流转方式基本上都是自由的土地流转方式, 都是自由农地规模化的方法。应该说是抓住了农地规模化的大方向、大原则的。这是非常正确的。关键是我们必须要长期坚持这个大原则, 坚定不移地把发展自由的农地流转市场放在基础的、优先的、首要的地位。
之所以要坚持发展自由的农地流转市场的基础的、优先的地位, 还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从农业经济的客体来说, 现在世界经济是市场经济, 农业经济也得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由农业经济或传统经济发展过来的, 是完全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农业经济是世界大经济市场的一部分, 当然也得是市场机制, 否则就和大经济发展相抵触, 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再者, 作为国民经济一部分的农业经济, 也不可能是非市场经济, 因为作为大市场经济的的各个部分必须与总体经济机制保持本质上的统一、逻辑上的自洽, 这是一个经济体系的根本要求。
二是从农业经济的主体来说, 农民必须得有经济自由。农民好不容易在近代的各国的民主革命中从古代的身份制下走向了契约, 获得了自由、平等、独立, 获得了解放。正如秦晖所说:“马克思在100多年以前就曾经指出过社会的进程:‘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 个人就越不独立, 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摆脱这种历史状态的进程也就是社会的民主化过程。走向公民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以公民 (农民) 的个性、公民 (农民) 的个人权利之确立, 是在公民 (农民) 自由交往的基础上通过契约关系形成联合体作为努力方向的。”[6]因此, 农民决不能再被强迫、再被束缚乃至再被压迫。否则, 农民就有可能重新回到被团体统治 (或者个人以团体的名义统治民众, 如古代社会的皇帝、近现代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所谓领袖) 、被身份禁锢、依附于专权的前民主时代。这与当下的人权时代极不吻合, 也与当前的大市场经济极不合拍, 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所以我们必须制止这种现象的发生, 给农业经济的主体以经济自由。
2.必须在自由的农地市场基础上实施激励性、诱导性的引导政策
这是针对农场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农地配置状态关系的假说中纯自由的、纯市场机制的农地流转可能导致农地分散配置的后果而设置的障碍性手段或导向性措施, 努力促使其流转的方向转变, 产生农地集中的效果。其实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规模化发展也采取了这样的路径。如我国的台湾地区以及德国、法国、日本。
各国和各地区在实行激励性、诱导性的引导政策之后, 农地规模化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7]
理论和经验都显示了激励性、诱导性农地规模化措施的必要性。因此, 我国必须要实行类似的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 对出租、转包农地期限较长的农户 (比如说10年以上) 给与一定的生活补贴, 对转让农地承包经营权者则给与更高的财政补贴, 使他们即使不种地生活也有保障。
第二, 对受让 (包括通过转让、转包、租赁等多种形式) 土地面积大的农业经营者给予免费登记、无息或低息贷款, 比如对于受让土地10亩以上者给与低息贷款, 对于受让土地20亩以上者给与无息贷款, 对于受让土地10亩以下者不提供优惠贷款, 停止对没有活力的小土地经营者比如说10亩以下发放贷款。
第三, 规定农业经营最小安置面积比如说15亩, 在这一面积之下的农户不能享受除了粮补之外的任何财政补贴, 甚至可以考虑不给任何财政补贴。
第四, 农产品的价格及其保护政策的制定要以中等农业经营者比如15亩至20亩的经营者的生产成本作为确定农产品价格和农产品补贴的依据, 以此使小经营者无利可图, 迫使他们退出农业经营。
第五, 对农业税收结构进行灵活调整, 根据不同农地的经营情况有目的地分别实行重税、轻税和免税等差别税率措施, 扶植有经营活力的农业经营者。
3.必须再在自由的农地市场和激励性、诱导性措施的基础上实行一些强制性的调控政策
现在的世界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多种手段共同规范的时期, 任何单一的经济规范都是无能为力的, 这是由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复杂、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面、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提高、社会公正的理念越来越彰显的缘故造成的。20世纪以前, 世界市场的经济规则就是完全自由、平等的民商法规则。20世纪以后, 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 世界市场的经济规则则是, 以自由平等的民商法规则为主, 辅之以带有较大控制性、较强计划性的经济法规则、社会法规则。[8]
在此时代的大背景之下, 矫正农场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农地配置状态关系的模型 (即小一点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有较高的生产效率、农地会从大农场流向小农户、农地将出现分散化配置) 的调控性手段就得加强 (以上所说的激励性、诱导性财税措施就是调控性较低的农地规模化手段) , 加强到和世界大经济规则的较大控制性、较强计划性相一致的程度。因此, 在自由的农地市场和激励性、诱导性政策的基础上再实行一些强制性的调控措施是现阶段我国发展农地规模化经营的必然。
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法国为了防止出现新的土地分割, 就禁止建立小于政府规定面积的新农场。另外, 它设置的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有一项重要的权利, 即优先购买权。只要农户要卖土地, 在其他条件同等的情况下, 必须首先考虑卖给公司。对农户来说就是一个强制性义务。德国的土地规划 (整理) 只要确定了需要规划的区域, 在这个区域内的所有农地所有者都得参加。而且在土地交换和置换的过程中, 任何人都不能要求用特定地块或特定位置的地块得到补偿。参加者无权要求补偿地块具有特定的性质, 不能拒绝接受有少许误差或不足的补偿地块, 不得提出单独增加某种特殊措施或设施的要求。[9]
根据相关理论和经验, 下面尝试性地提出我国农地规模模化的强制性调控措施。
比如, 可以在某些地区设置具有官方色彩或者半官方色彩的土地整治公司, 以促使农地的规模化发展。这些土地整治公司不仅具有农地流转平台的作用, 更应赋予其一些特殊的权利, 最主要的就是赋予其优先受让权和让与土地的选择权, 优先受让权就是如果农户要转让、出租、转包农地的话, 在同等条件下必须先考虑让与给土地整治公司。让与选择权就是土地整治公司在让与自己受让的那些农地的时候, 可以选择让给大农业经营者的权利。这样的话, 土地整治公司就可以受让到大量的农地, 并且把这些农地都让与给农业经营大户。结果就是, 小农户经营越来越少, 大土地经营越来越大, 农地规模化就逐步发展起来了。还如, 在一些农民社会保障做得较好的地方, 推行禁止极小土地经营 (比如3亩以下) 的政策, 降低土地零碎化程度。另外, 还应试探确定一些土地整理的区域, 在这个区域范围内的农户都得参加官方的农地整理规划。这个区域内的农田都要被重新划分, 零散的以及形状不规则的地块将按照最新的经营管理要求进行归并, 以使它的形状、位置以及面积大小更有利于土地的利用, 公路、道路、水利设施以及其他共用设施将会得到合理配置, 还要实施土壤改良、水土保持和景观维护等治理措施。这些工作做好之后, 开始进行土地置换或补偿工作。在土地置换或补偿的过程中, 鼓励和奖励农户选择货币补偿。如果农户选择土地置换, 虽然每个权利人都有权要求得到等价的补偿, 但是, 任何人都不能要求用特定地块或特定位置的地块得到补偿。农户们无权要求补偿地块具有特定的性质, 不能拒绝接受有少许误差或不足的补偿地块, 不得提出单独增加某种特殊措施或设施的要求。这样的话, 由于一部分选择货币补偿的农户退出农地经营, 这些土地被让给倾向经营农业的农户或实力较强的农业经营公司, 这些农业经营者的农地经营规模就扩大了。而且, 现任的农业经营者得到了经过整治以后的土地, 这些土地在土壤改造、公共设施、水土保持、农田水利等方面都有了很好的改良, 非常利于农地的产业化经营和现代化经营, 这也是农地规模化经营的一个内在方面。
4.在以上农地规模化的政策措施实施成功、成熟以后, 及时把它们固化为法律
把一般的政策措施及时固化为法律法规非常必要, 这是因为, 这样不仅使其更具效力, 而且体现了这些措施的合法性, 说明了它们来源于民众, 体现了民心, 发扬了民主 (因为法律法规的制定是经过一系列的民主程序的) , 说明了它们并非党和政府单方意志的产物, 而是官方和民众共同意志的体现。吻合了当今民权、民主的时代。实行起来自然就顺通无阻, 极富成效。其实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地规模化措施都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发布的。
摘要：本文从农场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农地配置状态关系的假说出发, 提出了一条在自由农地市场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激励性、诱导性乃至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性调控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农地规模化,假说,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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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伍黎芝.德国农地整理中的权属管理及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 2005, (04) .
农地规模 篇2
摘要：运用中部粮食主产区1861农户的追叙调查，动态分析了农地规模调适下不同类型农户的营粮行为及效率。结果表明：中部粮食主产区营粮农户的分布呈现以维稳户为主体而扩张户较少的偏正态分布；扩张户家庭人口规模、劳动力数及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均高于缩减户与维稳户的平均水平；与此相对应，扩张户呈现总量投入高，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资金与劳动力投入低，农业产出总量高的特征；从综合效率来看，扩张户与维稳户粮作经营的效率较高，而缩减户则较差，这并非主要缘于各类型户之间纯技术效率差异，而是取决于其间规模效率损失趋异。因而，优化农户营粮行为及提升其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从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上寻求突破。endprint
摘要：运用中部粮食主产区1861农户的追叙调查，动态分析了农地规模调适下不同类型农户的营粮行为及效率。结果表明：中部粮食主产区营粮农户的分布呈现以维稳户为主体而扩张户较少的偏正态分布；扩张户家庭人口规模、劳动力数及其平均受教育年限均高于缩减户与维稳户的平均水平；与此相对应，扩张户呈现总量投入高，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资金与劳动力投入低，农业产出总量高的特征；从综合效率来看，扩张户与维稳户粮作经营的效率较高，而缩减户则较差，这并非主要缘于各类型户之间纯技术效率差异，而是取决于其间规模效率损失趋异。因而，优化农户营粮行为及提升其效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从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上寻求突破。endprint
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 篇3
一、土地承包关系长期化将导致家庭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不均衡
一些学者将“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解读为对土地承包关系三十年不变的进一步承诺, 而更多的学者认为长久不变就是承包关系比三十年更长。国家为了提高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鼓励农民加大对土地的长期投入, 在1998年二轮承包时将土地承包年限延长到30年, 并规定“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 承包关系的“30年不变”便可以认为是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化政策, 而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长久不变”更是将长期化政策进一步确认和巩固。众多调查显示, 土地承包关系长期化政策受到了多数农民的赞同和支持。杨学城等于2000年2月选取了山东、江苏、江西、河南4个省作为重点调查对象, 了解农民对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变政策的态度, 发现大部分人 (64.7%) 赞同这一政策, 并且还发现这一政策使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入有积极性的影响。[1]陈廷贵的调查也发现有80%以上的农民赞成土地承包关系“30年不变”这一政策。[2]2007年中国海洋大学“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研究项目组”进行的调查显示, 有53.5%的农民认为30年承包期限比较合理, 也有6.2%的农民认为30年的承包期太短。[3]不仅对“30年不变”政策, 农民对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也显现出了较高的认同度, 笔者在湖北和河北一些地区的调查显示至少半数左右的农民赞同这一政策。不过, 政策制度的推行难以避免外部性的产生, 土地承包关系长期化的正面作用这里暂且不进行论证, 笔者将主要讨论其负面效应, 或者说制度的外部性。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期化, 将导致一定时间段后因为家庭人口或者土地面积的变动出现有的家庭人口增多而耕地相对较少, 有的家庭人口减少而耕地相对较多的情况, 即家庭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不均衡。也就是出现不同于土地调整初期人口均分的情况, 这直接导致了拥有不同土地存量农民对这一政策的不同看法, 家庭人均土地面积较少的农民更多的不赞成土地长期化政策, 而家庭人均拥有土地面积较多的农民则赞同这一政策。可以说由于生死婚嫁等原因, 农村中各个家庭人口增减的速度不同, 各个村集体的人口总是处于变动之中, 如果不定期地调整土地, 势必造成人均耕地的不均衡, 因此, 农民总是习惯于认为按照人口的增减变化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调整土地乃是天经地义的事。[4]
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化造成农民人均土地面积的变动有两个因素, 一是因为家庭人口的变动, 二是因为部分农民对耕地的非农使用以及国家对土地的征用。对于前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种情况进行分析。首先是生老病死对家庭人均土地面积的影响。人口的生产将导致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 而人口的死亡则将导致家庭人均土地面积的增加。其次, 一部分青年人外出读书或者一些农民到城市定居, 往往将户口也跟随迁出, 但是家庭土地存量并没有相应减少, 这些家庭人均土地面积也将会提高。第三, 农村青年的嫁娶也将导致家庭人均土地面积的增减。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 妇女结婚, 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 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有承包地”, 但是因为农村女性在出嫁以后并不会带走自己原有的土地, 又因为“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政策, 已婚妇女很少能在新居地获得土地, 女性出嫁后其原有土地承包权实质上被其他家庭成员所剥夺, 这种情况下, 女方家庭就会出现人均土地面积上升的情况。与女性不同, 农村中大部分男性仍然将生活在本村中, 所以男性结婚与女性结婚对家庭人均土地面积的影响是相反的。男性结婚后, 妻子并没有携带自己所在村庄的土地到来, 而只是纯粹的人口增加, 男性娶妻后将直接导致家庭人均土地面积的削减。上述生老病死、人口外迁、青年嫁娶等因素往往是复合而起作用的。而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化造成农民人均土地面积变动更多的原因是第二种情况, 即对耕地的非农使用以及国家对土地的征用将直接导致当事农民家庭耕地减少。
二、农村中分家习俗造成了土地的琐碎化
分家是农村子辈男性较多的家庭不可避免的话题。黄宗智 (2000) 在研究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时讨论过分家对经营式家庭农场的影响时, 认为在二十世纪初经营式农场很少能够连续数代维持富户地位, 家道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分家, 一次分家析产, 经营式农场主便会降为富农或中农。[5]同样, 在当前农村社会分家也将对子辈男性较多家庭的土地占有情况造成深刻的影响。农村的分家是以家庭中兄弟数量以及长幼排位为标准的, 而不包括子辈女性。虽然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使一个家庭中兄弟数量减少, 但目前生活在农村中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青年, 家中的弟兄数量仍然是比较多的, 当这些男性结婚并独立生活后分家便不可避免, 因此目前分家对一般家庭的发展仍然会产生影响。
在中国农村, 分家的核心内容是分地。农村在进行土地大范围调整时, 为公平起见, 一般会根据土地的肥瘦、距离居住地远近等分为不同的类别, 每个家庭分配到不同类别土地。同样在分家时, 原来家庭的土地也将依照土地的肥瘦、距离居住地的远近等标准被分成多个部分, 分开的每个子辈家庭将分到不同类别的土地, 这样就导致了每个子辈家庭土地面积成倍减少和土地的琐碎化, 而当这些子辈家庭出现人口增殖时, 人均土地面积将会进一步下降。可以说农村分家折产的传统, 使子辈男性较多的家庭土地更加分散和琐碎。如图1所示, 假设一个家庭有两个儿子, 而这个家庭原有肥瘦两块耕地A和B, 分家时考虑到公平原则将A和B分为两部分 (不一定均等) , 大儿子分到a和c两块耕地, 小儿子分到b和d两块耕地, 这样原来的两块耕地因为分家被分成了四块, 造成了土地的琐碎化, 当然, 实际分地的情况比这一假设要复杂得多。农村人多地少的区域相对于地多人少的区域, 多子家庭土地将更加琐碎。因此, 笔者认为, 家庭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不均衡与分家习俗相结合将近一步导致土地的琐碎化。
三、土地的琐碎化造成种粮增收困难
按我国农业劳动者目前生产力状况和农资、农产品等价格水平, 经营20亩土地可保本, 经营30亩土地才有钱可赚。[6]在我国人均土地资源紧缺的农村地区能经营30亩耕地的家庭的可能性较小, 又因人口增减、土地非农使用以及分家等原因导致家庭土地面积的进一步减少, 农户土地可以达到30亩以上的可能性更是没有, 因分家等导致的土地琐碎化将加大土地的经营难度, 不利于农业机械化, 增加了农业生产的难度, 而这样将最终导致家庭粮食产量有限。在粮食价格并不高的情况下, 小面积琐碎土地的粮食生产显然不能实现农民大幅度增收。农村土地只有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并进行集约化生产才可能获得较高收益, 剩余农村劳动力也只有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才能有较高的收入。可以说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它有利于改变传统的小农生产模式, 有利于土地、技术、人才和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和优势重组, 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也是我国现阶段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解决劳地紧张、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有效途径。[7]
四、农民固守着土地承包权
进行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 有效的方式应该是将土地连成片, 进行集中经营, 这就需要一部分农民让渡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些权利。而农民是否愿意放弃土地呢?长期以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不一般的, 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是务农农民的命根子, 是农民摆脱贫困地位和抵御生活风险的最后依托。[8]钱忠好 (1997) 在对江苏泰兴、连云港、无锡农村的调查显示, 尽管现在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有所减弱, 但就总体水平而言, 人地维系程度仍较高, 只有14.58%的农户认为现在离得开承包地, 10.17%的农户愿意在现在收入条件下放弃承包地, 37.29%的农户认为没有承包地能够生存下去, 高达63.73%的农户反映即使将来其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产业且这些收入足以养活家人也不愿放弃承包地。[9]陈小伍等 (2007) 在选定的湖北省和安徽省3个市、8个乡镇、31个行政村的入户抽样调查, 通过询问“以下哪种情况下, 您家会放弃承包地”来反映农户对放弃农地的意愿情况。调查结果显示, 即使是在一种假设性的情况下, 占样本户数40.9%的农户还是选择了任何时候都不愿意放弃承包地。[10]洪名勇等 (2007) 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农地重要性的调查显示,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一命题有96.45%的人认为完全正确, 可见当地农地对农民的重要性。[11]从这些调查可以看出土地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因为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 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实质是不愿意放弃土地的承包权, 而并非土地的所有权,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出农民固守着土地的承包权。
五、保留承包权的土地流转方式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在此首先需对土地流转的方式进行相应的讨论。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包括承包权和经营权 (或使用权) 两部分。转包是土地使用权自发流转的主要形式, 转包后原土地承包关系不变, 原承包方继续履行土地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出租则是指维持原承包农户双方约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接包者只交纳租金给原承包农户或社区;互换即承包农户之间和社区之间为便于耕作一类的需要, 相互交换地块, 主要解决土地细碎化和经营分散问题;转让是指承包农户经社区同意将承包期内全部土地或部分土地让渡给第三方经营, 由第三方履行土地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转让后原承包关系终止。[12]可以说, 转让是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同时流转, 是对土地承包权的放弃, 转包和出租是经营权的流转, 而非承包权的流转, 互换则与前几种流转方式不同, 不是权利的流转, 更大意义上只是土地方位的变化。前文已经分析了农民并不愿放弃土地的承包权, 然而,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地方很多农民因为外出打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耕种土地, 往往将土地转包或者转租给其他农民, 但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些权利仍由原承包者享有, 比如粮食直补。调查显示, 农民更加认同转包、出租、互换等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的土地流转方式, 而比较排斥转让等放弃承包权的土地流转方式。
前文提到, 农村土地只有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并进行集约化生产才可能获得较高收益, 剩余农村劳动力也只有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才能有较高的收入, 但是在后税费时代很多农民即使抛荒也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权, 所以要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进而减轻主要从事非农工作农民的种地负担, 并避免抛荒, 以转包、出租、互换等保留土地承包权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将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六、结语
由上文分析可见, 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化将导致不同家庭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不均衡, 其中一些家庭将因人口增加而土地却没有随之增加而导致家庭人均土地面积减少。同时农村中分家习俗造成了土地的琐碎化, 而家庭人均土地面积的减少将进一步加速土地的琐碎化, 进而导致土地分布分散化, 使农民单纯种粮更加不能增收。不过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实现一些农民的规模化要求, 还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实现种粮收益的增加。但是目前大部分农民即使主要靠非农方面取得主要收入, 仍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 于是那些可以保留农民土地承包权的, 以出租、转包、互换为主要方式的土地流转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 并且还可以释放部分剩余劳动力去从事非农就业。可以看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通过国家政策、农村社会习俗、土地状况以及农民意愿等多方面的互动来实践的 (见图2) 。
摘要：土地承包关系长期化导致家庭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不均衡, 同时农村中分家习俗造成了土地的琐碎化, 而家庭人均土地占有量的减少将进一步加速土地的琐碎化, 进而使农民种粮增收的空间进一步缩减。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一定程度上实现种粮收益的增加。由于目前大部分农民并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 于是那些可以保留农民土地承包权的土地流转方式将有利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
关键词：土地承包关系,分家折产,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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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地规模化流转对策研究 篇4
农地规模化流转是指农地的流转朝着规模化的方向进行, 也就是不仅要有流转, 而且还要达到农地规模化的效果。流转的意义就在于促使农地规模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现代化经营。据学者们研究, 纯自由的农地流转反而会使农地处于分散化的配置状态。究其原因,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农地、农业经营中的最重要生产要素——土地与工商业经营中生产要素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它身上担负着多重的功用效能, 它不仅具有重要的生产功能, 而且还有重要的保障功能乃至相当大的政治效用。所以, 各国的法律都对其作了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比较多的规定、限制。因此, 在发展我国农地流转市场的时候, 决不能仅仅局限于自由流转, 一定要使其向规模化方向流转。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一、农地规模化经营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地规模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土地规模经营, 可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第一, 降低劳动力的使用数量,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例如, 实行农业机械化 (如拖拉机等) 在大面积作业的劳动效率大大高于传统劳动力的作业;第二, 农业生产资料集团采购的优惠折扣, 以及运输的规模效益, 可以降低投入成本;第三, 有利于激励经营者采用、吸收更先进的技术, 增加投入产出率;第四, 改变过去单家独户面对市场变化措手无策的被动局面, 提高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进行了农地规模化、农业社会化的一次次尝试, 可以说是曲曲折折、反反复复, 特别是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 农地规模化经营再一次被提到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位置上来。
二、完善的制度环境是实现农地规模化流转的基本前提
宏观的经济制度、农地制度是实现农地规模化流转的前提条件, 没有农地流转的基本制度许可, 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流转便无从发生。只有在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制度、农地制度以后, 家庭才开始成为主要的生产经营主体。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意味着在家庭内部可以自由决定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和资金投入, 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和择业权。农民可以自己种承包地, 也可以雇人种, 甚至还可以转租给别人种乃至把承包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别, 这在大大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土地产出效率的同时, 还导致了农地的合理流转、优化配置, 又进一步提高了农地效益 (使土地从不想经营、不善经营的农民手中流向擅长农业经营、希望农业经营的农民手中, 当然会提高农地生产效益)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 制度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形成的重要因素, “脱离了财产所有权和系统的商业法规, 大谈‘市场机制’甚至‘市场深化’, 是文不对题”, “独立的财税权利的重建和自由决策权的获得使我国农户成为积极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消费者”。因此, 合理的制度安排应是发展我国经济的重中之重。具体到我国的农业经济、农地经营、农地流转, 合理的农地制度就是农地流转、农地产业化经营、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前提。
始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为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到了现阶段, 它的潜力逐渐被挖掘殆尽, 它的局限越来越明显, 特别是在进一步促使我国农地规模化经营、农业现代化经营、提高我国农业产出等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力不从心。因此, 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地制度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目前, 我国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包、出租、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自由流转, 以实现农地的规模化经营。但是, 根据近几年的农业实践发展来看, 我国农地的规模化经营、农业的现代化经营并不理想, 这就说明我国宏观的农地制度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特别是农民的农地产权保障必须进一步放活、放开。
三、政府服务制度的完善是促进农地规模化流转的重要保证
农地这个重要的生产要素除了保障功能和政治效应功能以外, 它还有一个与其他生产资料明显不同的地方, 就是土地这个生产资料是不动产, 它不能分割, 也不可能被带走, 这就决定了土地流转的规模可能较小, 范围不大, 即有的不流转有的流转, 这样就会造成流转后的土地难以形成集中的、大片的规模化优势。这样的农地状态很难管理、生产经营成本较高、产出效益较低。流入者没有利润激励, 也就较少流入农地了, 这样也就影响了农地流转的频率。这就需要有政府更多的服务来帮助它实现规模化流转、规模化经营, 即政府有必要做一些工作把单独的小块土地置换到租入者成规模的农地旁边, 这一过程中当然不能强迫其他的农户换地, 更多的是需要做诱导、劝说工作, 甚至要给不愿换地的农户一定的补偿。总之, 只有这一系列政府服务的跟进, 农地流转才能达成农地的规模化经营、现代化经营。
另外, 农地流转后也需要政府大量的服务工作, 最主要的就是帮助农民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但是, 二三产业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陌生的工作, 而且二三产业多是知识含量、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 没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是难以胜任的, 所以政府这时一个重要的服务工作就是对转出农地的农民进行就业培训, 以使他们适应新的工作。除此之外, 政府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还需要很多配套服务, 如为农地供需双方牵线搭桥, 以减少双方的成本。同时, 还需要政府建立解决农地流转过程中矛盾纠纷的机制, 需要政府搞好土地的资产评估服务, 需要政府的交易公证服务, 需要建立起农地增值的再分配机制, 等等。
四、促进农地规模化流转对策建议
(一) 建立促进农地流转的专门机构。
要在各地建立起农地规模化流转的专门机构, 这些机构不仅应具有农地流转平台的作用, 更应赋予其一些特殊的权利, 最主要的就是赋予其优先受让权和让与土地的选择权。也就是说, 如果农户要转让、出租、转包农地的话, 在同等条件下必须先考虑让与土地整治公司。让与选择权就是土地整治公司在让与自己受让的那些农地的时候, 可以选择让给经营大户的权利。这样的话, 土地整治公司就可以受让到大量的农地, 并且把这些农地都让与给农业经营大户。结果就是, 小农户经营越来越少, 大农户经营的农地越来越大, 农地规模化就逐步发展起来了。
(二) 建立起促进农地流转的社会保障制度。
为了让流转出土地的农民有基本的生活保证, 要在各地逐步建立起农村社会保障的一系列制度。这些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失业保障制度、农民医疗保障制度和农民养老保障制度, 等等。目前, 全国各地的农村保障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完善。例如, 河南等省就规定, 农民60岁以后, 每月发放60~80元的养老保险金, 并且从2009年开始已逐步兑现, 各地新农合也得到了比较完整的覆盖。农民每年只要交上10元、20元的医疗保险费, 治病的医疗费就可以报销其总额的70%以上, 花费医疗费较多的农民可以报销几万甚至十几万的费用。但所有这些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远不能满足农地规模化流转的需要, 应该继续推进。
(三) 为农地规模经营提供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支持。
为了鼓励农民流转土地, 应为农地规模经营提供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支持。首先, 对出租、转包农地期限较长的农户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 对转让农地承包经营权者则给予更高的财政补贴, 使他们即使不种地, 生活也有保障;其次, 对受让土地面积大的农业经营者给予免费登记、无息或低息贷款;第三, 制定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时, 要以中等农业经营者的生产成本作为确定农产品价格和农产品补贴的依据, 使小经营者感到无利可图, 促使他们退出农业经营;第四, 对农业税收结构进行灵活调整, 根据不同农地的经营情况有目的地分别实行重税、轻税和免税等差别税率措施, 扶植有经营活力的农户。
(四) 对在农业经营中应用新科技的经营者给予补贴。
在农地规模化经营中, 要不断采用新科学技术, 这样才能降低生产成本, 不断提高产出效率。只要不断采用新科技手段, 其经营必然向规模化发展。由于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要付出较高的费用, 经营者的生产成本必然会有所提高。所以, 为提高经营者采用新科技的积极性, 要给予他们重奖或者补贴, 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使他们更愿意采用新技术, 在客观上也可以促进新科技在农业生产领域中的推广。
此外, 为了提高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 要大力发展农民的再就业培训, 为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失地的农民提供技术培训以提高其就业能力。同时, 还要逐步建立起配套的资产评估制度、交易公证服务制度、土地流转监督制度、土地流转的法律指导和咨询服务制度等等, 以促进农地健康流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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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规模 篇5
关键词：集体规模经营,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土地确权,土地整治
引言
城镇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 农村土地制度的探索与改革则是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改革之初为农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但农户耕地面积小、地块破碎分散已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中央早在1987年就建立了农村改革试验区, 并进行了有关探索, 先后进行了“两田制”、“四荒使用权拍卖”和土地规模经营的有关探索和改革[2], 但前两种因为其自身局限性不能成为农村发展的借鉴模式[3,4]。土地规模经营则被认为是农村发展的出路, 并在农村发展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家庭、企业、合作和集体四种不同的规模经营方式。从四种规模经营方式中, 寻找对一般农业区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经营方式始终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但无论在具体推广, 还是在模式的选择上我们都应该遵守“三条底线”, 即集体所有、农地农用和不损害农民基本权益[5]。
土地流转被认为是土地规模经营的前提, 即首先要把土地集中起来, 才能进行规模化的耕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所有, 国家为了促进土地流转, 多次表示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从2008年开始又要求进行土地确权, 并在之后对土地确权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安排,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的确权工作[6]。但在农村中却出现了农民对确权证书毫不在意的行为, 以及时有发生的撂荒现象, 这种现象与国家的初衷相违[7]。明确的土地权利对土地流转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这是因为虽然土地规模经营已经被广泛认可, 但具体实践时未能符合当地的具体情况, 也没有找到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发展的正确模式和方法。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几种主要的规模经营模式和近年来推进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方向, 认为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关心的并不是土地权利是否明确, 而是农业生产是否方便、收益是否可观。土地集体规模经营能够为农民提供便捷的基础设施, 保证收益不下降, 且不需要明确的土地权利, 能够满足一般农业区的发展要求, 适用范围更广。通过以上分析, 期望能够重新重视土地集体规模经营模式, 同时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
一、农地规模经营势在必行
土地报酬递减是指在土地面积一定的情况下, 增加对土地的劳动、生产成本等可变要素的投入, 当这些可变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值时, 土地的边际报酬随着可变要素的增加而增加;超过特定值时, 边际报酬则随着可变要素增加而减少[8]。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按户均分给农民使用, 每户只需上缴一定量的公粮, 余粮由农民自己处理。农户家庭的土地面积不变, 收获的粮食随着投入劳动和生产成本等的增加而增加。农民通过增加劳动投入、化肥农药使用量和提高机械化程度等来提升产量。承包责任制施行初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较少, 劳动投入成本较低。随着经济发展, 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对劳动力需求大增, 劳动力价格提高, 农业生产劳动投入成本增加;虽然可以通过购买机械来代替劳动投入, 但由于每户土地面积较小, 成本仍然难以降低。此外, 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也在增加;在缺水地区, 农业灌溉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虽然粮食亩产比过去确实提高不少, 但粮食属于大宗商品, 价格和需求量较为稳定, 农民的收入增加有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农民当前处于土地报酬递减阶段, 农业生产成本增加迅速, 而农民收益则缓慢增加甚至没有增加。因此, 在面积一定的土地上, 农民无法再继续对土地进行更多的投入。与此同时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扩大, 劳动力价格也明显增加。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已经超过单纯在家务农的收入, 土地不再是农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撂荒现象时有发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毕竟只是一种农地使用制度安排, 它不可能涵盖, 也不可能穷尽全部农地产权所要求的功能。为了减少农业生产成本、增加收益, 土地规模经营便成为农业生产的首选方式。土地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必然趋势, 邓小平在1990年曾提出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应该有两个飞跃, 第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第二是适度的规模经营[9]。当前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农业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也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契机。
二、现行农地规模经营模式比较
(一) 现行四种农地规模经营模式的优势和局限
1.家庭规模经营
家庭规模经营是指以农民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规模经营。家庭规模经营体制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 依靠农地流转自发发展起来的规模经营, 是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初步探索。这种经营方式主要是在自己承包地和经土地流转的承包地上耕作, 因此它的主要优点是较为灵活, 但由于经营主体是单独的家庭, 在规模和效率方面有较大的局限性, 比如生产资料和生产劳动成本较高, 限制了机械和农业技术的投入水平;单独的农户不可能获得全面的市场信息, 农业生产很难根据市场状况作出调节, 以及农业生产自身固有的风险, 如旱涝, 都增加了农业耕作的风险。黄宗智还对比了美国的家庭农场, 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大型家庭农场的原因主要是由中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决定的, 并且美国追求的是单位劳动力的最大产出, 中国应该是单位面积的最大产出[10]。
2.企业规模经营
企业规模经营是指在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下, 农民自愿以土地入股, 从而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一种方式。它与家庭经营的方式类似, 但由于经营土地的主体变为企业, 在农业投入和生产信息的掌握上更具有优势, 这种经营方式相比家庭经营, 提高了规模并能减少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 减少农业的生产风险。农民将土地入股得到的报酬比流转给农户得到报酬要多, 因此, 许多地方都发展起来了农村土地企业经营的模式。根据重庆市实践的结果, 企业经营模式运行较好的地区一般都是具有特色农业的地区。因为企业毕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企业在规模化经营土地时必然会发展利润较高的经济作物, 而本身具有特色农业的地区正好与之目的相符合。但是在中国广大地区, 粮食作物的种植仍是主要经营方式, 不可能都发展经济作物, 这种经营方式也就受限于特殊地区, 不具有大规模推广的条件[11]。
3.合作规模经营
合作规模经营在建国初期是以行政命令组建的, 现在由于经营成本增加, 合作经营又由农民自愿发展起来。新的合作经营模式主要是专业合作社, 是在2006年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把专业合作社定义为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 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其成员;服务内容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购买, 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专业合作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农业发展, 但这些专业合作社都不是以粮食作物为主, 主要是经济作物和蔬菜等, 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专业合作社自身的特点造成的。首先, 专业合作社产生的条件是具有区域专业化程度高的农业和外部较好的市场;其次, 专业合作社生产的产品具有很高的商品化程度。而大部分地区都是以粮食作物耕种为主, 粮食作物本身价格稳定, 不需要较高的商品化程度, 因此, 粮食专业合作社发展明显慢于瓜菜专业合作社等[12,13,14]。
4.集体规模经营
集体规模经营模式存在于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部分保留人民公社化时期的集体经营方式的农村。新的集体规模经营只将土地进行统一经营, 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市场信息、农业技术等, 以及统一安排种植和销售。与人民公社不同的是, 不再占有集体成员的劳动, 集体成员是否参与集体土地经营成为一种权利而非义务[15]。采用这种发展模式成功的村庄有很多, 如华西村、南街村等。同时, 农民集体还成立了许多村办集体企业, 村办企业涉及农产品加工、工业、房地产金融业等诸多方面, 不仅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服务, 同时还是以非农业补贴农业发展的一种方式。集体经营如何管理主要由村民集体作出决定, 有很大的民主性, 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把粮食作为主要作物, 同时拥有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的优点, 可以进行规模化的经营生产[16]。
(二) 农地集体规模经营的比较优势
土地规模经营被认为是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 以上四种规模经营模式也广泛存在于农村, 但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发现集体规模经营模式拥有其他三种模式的优势, 同时还有其自己的特点。
1.集体规模经营符合农村现状
规模经营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成本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集体规模经营同样可以减少成本。集体规模经营模式中集体负责购买生产资料, 如种子、化肥、农药等, 具有采购数量大、成本低的优势。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通过提供生产技术和应用统一的大型农业生产机械, 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同时也能降低农业灌溉成本, 在北方农业用水紧缺、灌溉费用高成为影响农业发展一大难题, 由于新的灌溉技术成本较高, 一般农户只能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在集体规模经营模式下, 集体可以统一采用新式节水灌溉技术, 尽管一次性投入较高, 但其成本远小于农户自己采用新技术的成本。在南方由于地形原因地块分散, 使得灌溉也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增加了生产投入的成本;若采用集体规模经营, 可以就近实施灌溉。
集体规模经营拥有家庭、企业和合作规模经营的优点, 适应区域更广泛。相比较其他规模经营模式, 集体规模经营不需要特色农业为支撑, 在以大田作物为主的广大农村都可以进行尝试。并且可以保证集体成员都参与进来, 集体成员参与后又使得土地规模进一步扩大, 成本进一步降低。
2.避免明确土地权利造成不利影响
除集体规模经营外, 其他土地规模经营的几种方式都需要明确的土地使用权或长久不变的承包经营权来促进土地的流转集中, 进而实现规模化经营。不过明确的土地使用权或长久不变的承包经营权也有其弊端。根据贺雪峰对新时期农民的划分及观点, 即城郊及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民、城中村村民和一般农业型地区的村民[17]。我们可以发现对明确土地权利呼声最高的并不是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真正农民, 而是那些占少数的、拥有优越地理位置土地并能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非农效益的脱离农业的农民, 因此, 有些学者也担心我们的土地制度走向被这些呼声最高的伪农民绑架。
明确的、长久稳定的使用权之所以行不通, 不仅是因为占中国农业人口和耕地最多的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不关心,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明确的土地使用权给他们带来了诸多不便。由于土地的地理位置, 决定他们不能依靠土地用途的变更带来非农效益, 并且大规模的改变农业种植结构也不现实, 农业始终应该是种植大田作物。从土地报酬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 由于目前耕作成本的增加, 即使延长土地的承包使用权, 农民也不会对土地进行更多的投入。以前集体权利存在, 大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得到修缮, 在此之后大部分都荒废掉;继续兴建所涉及的矛盾可能随着土地使用权利明确越来越多, 也就更无从谈起了。明确土地权利, 集体权利将会被进一步弱化, 没有能力再集中村中的一些资金来为本村的农业发展做一些贡献, 即村集体完全成为一个空壳, 只剩下传达政策这么一个作用, 影响力几乎不存在。明确土地权利不仅没能促进土地流转反而还产生了阻碍作用, 这就与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相违背。集体规模经营则可以绕开明确的土地权利, 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3.与土地整治相互促进
国家非常重视土地整治, 视土地整治为落实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严格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重大举措, 推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并希望通过土地整治工程, 提高耕地质量, 方便耕作, 并以此来促进土地的流转, 推动新农村建设[18]。不过现实流转带来的情况却是阻碍土地整治工程, 耕作条件没有得到改善, 土地流转陷入困境。
在土地整治过程中, 难免会占用某些村民的土地, 土地流转前由于土地使用权长久稳定, 土地调整越来越难, 土地整治工程难以继续。在土地流转后, 流转承包方对土地整治并不关心, 因为土地整治是造福一方的工程, 大多数承包方都是外来的, 他们更关心自己承包土地的收益。土地整治如果占用他们的承包地, 即使对地方村民有利, 他们也会百般阻挠, 尤其是承包给个人或企业后, 这样的例子在土地整治工作中时常发生。就算是对土地整治采取合作态度, 他们仍有掠夺性使用土地的动机, 很多农户宁愿土地荒在那也不愿流转出去的原因就是流转出去后土地肥力下降。我们可以看到, 国家在政策上鼓励土地流转, 可收效却不如预期, 真正的原因是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流转机制。若以集体为单位的规模经营则可以避免上述问题。首先, 集体本来就是土地拥有者, 土地还是农民自己使用的土地, 他们没理由不去保持土地的肥力。其次, 通过土地集体经营, 可以减少集体行动的成本;集体的舆论效应也会使那些不合作的村民参与进来, 土地的整治工程也可以顺利开展。最后, 集体还可以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促进土地整治, 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健康发展。
三、农地规模经营的模式建议
综上所述, 集体规模经营首先能够满足“三条底线”[5], 不需要明确的土地权利来促进土地流转, 同时还符合土地规模经营的目标。但以集体为单位的经营方式必然要求赋予集体这种特殊的组织一定的权利才能够使其发挥效用。而权利必须有较好的监督、惩罚机制, 否则权利就可能被私人用来谋取个人利益。对集体规模经营可能带来不利的方面, 可以通过完善监督机制来保证这种经营方式的良好运行。在当前民主化推进过程中, 农民对权利的觉悟越来越明显, 这为创造集体的监督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 只要将政策解读好, 让村民真正理解政策, 明白自己的权利, 那么监督机制就会是有效的。
农地规模 篇6
改革开放后, 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包产到户。这一制度设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 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2,3]。但是随着生产力、生产方式的不断改善, 效率得到显著提高, 原有的小规模农田经营方式不能满足农民的种田需求, 使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随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渐形成, 农民除了种田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 农业生产机会成本增加, 农村出现了大量农田撂荒的现象[4,5,6]。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了配合较高的生产力需求, 必须通过扩大经营规模来提高农民收入, 充分利用剩余生产力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随后的十几年, 政府和学界都不断地探索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相关理论和制度设计。所谓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状况的条件下, 通过土地、技术、劳动力、资金等资源的合理配置, 实现最大产出效率的农用土地经营方式[7,8]。
20 世纪80 年代, 我国在农业生产方式上探索规模经营, 以协调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关系间的不合理现象, 适应新技术的进步。适度规模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点, 因此适度规模的研究应以同质性、相似性分类为基础。我国各省发展农地规模经营的条件有较大区别, 如东部、中部、西部间的地形地貌、作物种类、经济发展状况、政策、技术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各地区的适度规模经营政策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要根据实际情况差别化对待。
本文以各省市与适度规模经营相关的指标为依据, 对我国31 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农地规模经营适宜性程度进行了评价并分类, 为各地适度规模经营政策的研究提供参考。不同适宜性地区在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方面应遵循不同的速度、路径、方式, 立足自身情况循序渐进地引导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
2 与农地规模经营相关的因素
2. 1 人口密度与农地规模经营
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 在130756 万人的总人口中, 有65656 万人为农村人口, 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8. 73% ( 2012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拥有的耕地数量却是极为有限的, 2011 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仅为162283 ×103hm2, 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 25hm2。导致农地规模较小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农村人口过多, 农村人口没有顺畅的途径可实现身份转变。即使农业生产不能取得足够的收益[7,8], 但至少可以为农业人口提供足够的保障, 使他们在非农生产不景气的情况下可退而自保。人口密度过大是导致我国农地规模过小的社会原因。此外, 导致人口不能流动的原因有户籍制度不合理、乡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发达、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等原因。在表征评价地区农地规模经营适宜性社会因素时, 研究选取了农地劳动力转移水平、城镇化率、耕地与人口比例三个主要因素, 在后续的因素中还涉及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等[9]。
2. 2 经济发展与农地规模经营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 我国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较大发展, 改革开放仅仅七年就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升, 原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不再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与此对应的一个表面现象是: 农民发现通过农业生产已不能使自己的财富持续、快速地增长。同时, 城市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 而非农劳动的收益远远大于农业经营, 于是农民纷纷投入到收益更高的非农业劳动。这有利于农地规模经营的发展, 可提供更多的土地用于集中经营。由此可见, 经济发展与农地规模经营是密不可分的, 研究农地规模经营的问题必须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相结合。此外, 农民在农业与非农劳动之间进行选择时也会在农业与非农收益之间进行比较, 农业收益的高低会对农地规模经营产生重要影响[10,11]。本文选取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成本收益率、农业投资指数作为表征影响农地规模经营经济因素的指标, 前两个因素是农业与非农劳动的对照, 农业投资指数为农地规模经营发展的经济环境。
2. 3 政策完善与农地规模经营
完善的政策和制度是农地规模经营的基础。农地规模经营必不可少地会通过农户间的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中, 在此过程中如果没有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和流转定价机制做保障, 就有可能造成土地规模经营的不稳定现象, 影响农地规模经营的效果[8,12]。政策和制度的完善是农地规模经营的前提和基础, 其完善与否会将对农地规模经营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对政策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 选取土地流转成熟度、现代化程度、土地产出率三个指标表征政策层面对农地规模经营的影响。现代化程度与国家对当地农业的支持力度息息相关, 同时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有利于提高规模经营农户的生产效率, 因此该指标对农地规模经营的影响较大。土地产出率代表了各地区耕地的地力, 地力除了自然禀赋的限制外, 与当地改进生产方式、进行土地整理、加大农业投入等密不可分, 因此同样可代表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故将其选入指标体系。
2. 4 科技进步与农地规模经营
在有关农地适度规模的文献中, 很多学者在研究部分发达国家的土地规模经营产出效率时发现, 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地规模经营存在规模效益, 但我国的农地规模经营效益较低, 甚至随着土地规模经营的扩大, 土地产出效率不断降低。我国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近1/4 的人口, 人均耕地占有率低是我国不可能改变的国情, 面对这样严峻的粮食安全形势, 提高粮食产量、保证粮食安全是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前提。农地规模经营的土地产出效率递减不利于我国粮食安全。如何既能提高劳动产出率和资本产出率、农产品的商品化率, 又能不断提高粮食产量, 是我国粮食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科技进步可有效提高农业的土地产出率, 通过先进的生化技术、施肥技术、机械化作业方式, 可弥补由于农地经营规模扩大、劳动密集度降低导致的土地产出率下降。农地规模经营与先进的科技支撑相配合可实现土地产出率、资本产出率、劳动产出率的同时提升, 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13,14,15]。因此, 科技进步是影响农地规模经营的又一重要因素, 研究选取了与科技进步有关的地区科研实力、生化技术进步、科普投入三个指标来体现科技进步对农地规模经营适宜性的影响, 以期能客观表现各地区农地规模经营发展的基础和潜力。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从社会、经济、政策、科技四个方面建立评价各地区在农地规模经营方面的适宜性, 选取了12 个指标, 具体指标见表1。
3 规模经营适宜性评价
3. 1 数据来源
根据表1 建立的指标体系, 查阅2012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及各省市2012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本文通过二次计算建立了全国农地规模经营适宜性评价指标数据库, 作为本研究的数据来源。
3. 2 基于熵值法的适宜性评价系统
熵是事物不确定性的度量, 研究对象所含的信息量越大, 不确定性就越小, 熵值也越小; 反之, 所含的信息量越小, 不确定性便越大, 熵值也就越大。熵值法就是根据这一原理, 通过计算研究对象的熵值来确定其随机性或无序程度; 也可通过熵值来评价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 离散程度越大的指标对综合评价结果的影响越突出。熵值法是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的一种客观方法, 较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等有显著的优势, 可避免因人为因素导致的某一指标权重过大或过小的不足[16]。
具体而言, 熵值法确定权重步骤为:①建立指标体系数据库。②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将异质指标进行同质化处理。对指标体系中可能出现负值的情况, 首先要通过数据平移将负数变为正数, 以保证指标的同质性。由于各指标计量单位的区别, 所以在进行计算前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 研究选取最大和最小标准化方法。正向指标与负向指标的意义不同, 正向指标是越大越优, 负向指标是越小越优, 因此对不同意义的指标还需要进行不同的处理。具体的标准化方法为:一是正向指标:;二是负向指标:。式中, xij表示评价对象i指标j的值 (i=1, 2, 3, …n;j=1, 2, 3, …, m) 。③计算评价对象i在指标j中所占的比重, 公式为:。④计算各指标的熵值, 公式为:, k>0, k=1/ln (n) , ej≥0。⑤计算各指标的差异系数, 指标的差异越大, 对评价结果的影响越大, 据此定义差异系数:。⑥计算指标权重:。⑦计算综合评价值:。
3. 3 农地规模经营适宜性分析
本研究运用Matlab软件编程对评价数据进行分析, 通过对各项指标的综合, 得到了我国31 个省市区的农地规模经营适宜性评价结果, 见表2。研究结果显示, 最适宜发展农地规模经营的5 个地区是新疆、黑龙江、吉林、上海、北京。这些地区或社会因素方面有显著优势, 如新疆地大物博、人口稀少, 具备规模经营的资源条件; 北京、上海劳动力转移水平高, 城镇化率为全国的领先水平, 农村人地矛盾得到有效缓解。或农业比较优势高、农业基础深厚、农业政策配套较齐全, 如黑龙江、吉林是传统的农业大省, 国家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当地粮食的发展, 有效地刺激了当地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先进的生产技术推广速度快, 土地产出率较高, 种种原因使这类地区成为农地规模经营发展适宜性较高的地区。因此, 这些地区应继续加快农地规模经营的发展速度, 找出发展上的不足, 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加大科技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 不断提高劳动产出率、土地产出率和农民的收入, 稳定农业生产, 提高粮食产量。
最不适宜发展农地规模经营的5 个地区是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 这些地区大多地处偏远的西部山区。如四川、云南、贵州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科技水平也不高, 而且资源禀赋使其失去了天然的农业优势。云、贵、川等地多是山区, 不利于机械化作用, 闭塞的交通使其农业推广困难重重。此外, 海南省是属于后开放地区, 除了依托有利地位的旅游业较发达外, 缺乏其他支柱产业, 使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无法实现顺利转移, 人地矛盾这个大前提没能解决, 因此还不适宜大面积推广农地适度规模经营。这些地区不适宜过早地实行大规模经营, 应“苦练内功”, 积极发展经济, 特别是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能吸纳较多的劳动力, 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水平, 因此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和农业推广力度, 提高农民种粮的科学性和经营者的素质, 不断改善农地经营环境, 提高土地产出效率。
通过分析综合评价值差异的情况可见, 综合评价值最大的新疆为0. 186, 是评价值最小的云南 ( 0. 013) 的14 倍多。综合评价值的特点与各省市区的经济水平、科技实力、社会发展、政策完善等的差异是相联系的。因此在推行农地规模经营的过程中不应采取“一刀切”的措施, 应制定差别化政策, 根据各地区所处的不同阶段, 循序渐进地推进农地规模经营的发展,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土地的最佳利用, 保证土地产出效率、劳动产出率与资本产出率等同步提升, 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4 全国规模经营发展分类
区域之间农地规模经营适宜性的差异虽然普遍存在, 但在全国31 个省级行政区域间, 部分地区的发展情况、自然禀赋、科技水平等基本类似。即发展的基础条件具有同质性, 在类似的地区就可参考相对一致的适度规模经营政策, 实施农地规模经营。因此, 对全国不同地区的适度规模经营情况进行分类是实行差别化政策措施的前提和基础, 本研究在这一节着重解决这一问题。
本文在农地规模经营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之上, 根据评价各地区农地规模发展适宜性指标, 对全国31 个省级行政区进行分类研究, 将经济水平接近、资源禀赋相似、其他条件相对一致的地区划分为一类, 以期为农地规模经营差别化的政策制定和推广提供一定的参考。
4. 1 农地规模经营分类
聚类分析是研究分类问题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 类是指相似元素的集合, 将相似的元素分为一类通常是选取一些能表征对象性质的指标, 通过分析各对象和各指标元素间的差距, 达到分类的目的。聚类分析分为Q型分类和R型分类, 分别适用于对样本进行分类和对指标进行分类。
根据本文的研究特点, 选择Q分类作为方法对全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情况进行分析[17]。本研究运用SAS软件, 通过编制分类程序, 以表1 中的指标体系作为分类依据, 对全国农地规模经营发展进行分类, 具体分类结果见图1。
由聚类过程可知, CCC统计量值的最大值出现在分类数为5 时。当类别合并为4 类时, 伪T2统计量显著下降。综合各方面的结果来看, 分为四类较合适。根据以上分析分析, 可将31 个省级行政区域分为五类, 具体分类情况见表3。与上文适宜性评价结果相结合, 由第一类至第五类发展农地规模经营的条件逐渐降低。根据分类结果可知, 分类结果与适宜性评价结果较一致。如在适宜性评价中, 评价值位于前五位的新疆、黑龙江、吉林、上海、北京等地在分类结果中均处于较好的类别。
4. 2 规模经营的路径选择
规模经营发展条件第一类是全国最适合推广农地规模经营的地区, 这些地区普遍的特点是经济较发达、科技水平高、人口城镇化水平高, 有发达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属于较早开放的省区, 如广东、上海、北京、天津等, 这些地区可鼓励发展较大规模的农场。根据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 经营规模可达3hm2以上, 通过建立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 逐渐将小规模经营农户的土地向大户集中, 积极推广先进的农业生化技术, 提高机械化水平和农地经营的各项效益, 稳定和提高粮食产量。
规模经营发展条件第二类和第三类、四类中大多数是我国粮食主产区, 造成其规模经营条件不足的原因在于长期以第一产业为主, 忽视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经济相对落后, 原有的生产方式较稳定, 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配套不足等, 如河北、河南、山东、吉林、黑龙江、新疆等。这类地区应及时改变落后的发展状况, 努力发展经济, 解决农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尤其是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 吸纳更多的农业转移劳动力, 为农地规模经营创造社会条件。此外, 要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 改善农地生产环境, 提升农地土地的产出率, 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 努力在小规模经营方式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实现土地效益的提升。
规模经营发展条件第五类的10 个省区全部是西部偏远地区, 而且大多数地区是连片山区, 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差、生产方式简单、农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相对落后、科技水平与发达地区差距显著, 农业机械化水平低,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发达, 缺乏地方经济支柱,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就地实现非农就业, 外出务工情况较普遍。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开放政策的制约, 也有区位条件的限制。这类地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立足自身特点, 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应加大旅游业发展, 进一步带动其他服务行业,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满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需求。通过土地整理、复垦等加大改善农业生产环境的投入, 开发更多的优质耕地, 研发适应当地地形、地势特点的农业机械, 提高机械化水平。这类地区应着重改善生产环境、提高经济实力、加大投入, 为农业生产创造更好的发展外部环境, 逐步提高土地集中利用率。
5 结论与讨论
我国各地区农地规模经营条件差异显著。由于区位因素、开放政策等的不同, 我国东西部之间各省区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距, 经济水平的差距不同程度地影响技术进步、社会服务等的发展, 造成了农地规模经营发展条件的差异。
研究分析了影响农地规模经营的主要因素, 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对我国31 个省级行政区域进行了评价并分类, 将不同发展条件的地区进行了区分。针对各地区发展条件的差异, 在推行农地规模经营过程中应制定差别化的政策措施, 立足地方实际, 考虑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最大效用地利用各地的农地资源, 实现农地产出效率、劳动产出效率、资本产出效率、农产品商品化率等的全面提升, 提高粮食产量, 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农地规模 篇7
关键词：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经营体制
目前我国农村耕地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 规模狭小, 分散经营。截至2010年底, 我国人均耕地面积0.15hm2, 户均0.62hm2 (按户均常住人口4.05人计) , 劳均0.22hm2 (按户均劳动力2.83人计)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 为了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搞好新农村建设, 必须发展多种形式的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1农地小规模经营的弊端
1.1影响发展现代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但狭小分散的农地经营影响现代农业的发展。一是影响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的应用。小规模经营的农户, 产品的市场量较小, 因而对于生产条件的改善和新技术成果的应用反应迟钝、激励不足。二是制约了农业机械的利用, 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三是影响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化经营。
1.2影响农民增收
农地的小规模经营从三方面影响农民增收。一是农地的小规模经营使得农民的兼业化现象非常普遍, 而兼业化导致农民对土地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双双下降, 使得农民本来不多的农业收入进一步减少。二是农地的小规模经营导致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化率较低, 在人均耕地较少的地方农业生产几乎成为了农民的副业。三是小规模经营土地的农民趋于规避风险和节约学习成本的目的, 往往种植常规品种, 质次价低, 影响农民增收。
1.3影响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包括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 小规模家庭经营给这两方面都带来了负面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生产规模狭小的农户稳定性很差, 它的局限性会加大市场波动的振幅, 造成比较严重的粮食短期供求失衡。粮食质量安全主要是指农药残留超标, 加工经营中的掺杂使假等。粮食生产的家庭小规模经营, 农药的使用完全靠农民自行掌握, 缺乏科学统一的施用标准, 因此农药残留超标很难避免。
2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主要障碍
2.1农村社会保障障碍
自2004年起, 虽然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反哺农村”的政策, 建立和试点建立了诸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民新型养老保险等制度, 但依然没有改变土地是农民基本社会保障的现实。正是由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使得农民在收入和就业不稳定的预期下, 始终对土地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不愿流转, 也不敢流转。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小农经营, 阻碍了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2.2农民工市民化障碍
全国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接近2亿, 由于就业、收入和体制等原因, 农民工市民化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完全定居下来, 所以他们在农村的承包地也就不能实施有效流转。农民工的土地由他们的留守家庭成员进行耕种, 往往三季改二季、二季改一季, 效率低下, 抛荒和半抛荒的情况时有发生。
2.3农地流转市场障碍
农地流转市场的不发达和不完善也是阻碍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原因, 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乏发布农地流转供需信息的有效平台, 使得农地流转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不能实现有效衔接。二是当前许多农地流转没有显化的市场价格, 更多的是亲戚朋友之间的委托代耕, 在人情和面子的局限条件下, 土地的流出方没有得到或合理得到流转收益, 因此他们也就没有积极性进行农地流转。三是农地流转双方没有签订正规的流转合同, 容易导致土地流转纠纷,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地流转的发生。
2.4农业经营者素质障碍
实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不但要求经营主体是种田能手, 而且要求经营主体懂管理、会经营。但是在农业比较收益低下的大环境下, 农村人力资本逆向淘汰的现象非常严重。有技术、有能力、有资本的乡村精英们纷纷离开农村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 现在留在农村的主体被学界戏称为“386199”部队, 即妇女、儿童和老人。即使农村有大量的土地需要流转, 由于农业经营者素质的原因, 也很难找到愿意接受流转的合格流转对象。
2.5农村融资障碍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无论是租金的支付、农业机械的购置, 还是种子化肥农药的购买和人工的雇佣, 都需要大量资金。农业经营者依靠自有资金很难满足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资金需求, 依靠融资成为了他们的必然选择。但现在能够提供给农业经营者的融资机构和渠道非常有限。在交易成本的约束和逐利的驱使下, 大的金融机构纷纷撤离了农村, 现在农村仅剩的正规金融机构就是信用合作社。相对农村庞大的资金需求, 信用合作社的信贷供给可以说杯水车薪。因此, 资金缺乏是阻碍农业经营者实施适度规模经营的重要障碍。
3对策建议
3.1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提高和完善农民的社会保障
当前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城乡分割的, 限制人员的合理流动。以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按照人员的居住地进行登记, 逐步统一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福利待遇。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积极扩大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比如提高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报销比例和标准, 扩大农村新型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提高保险标准等。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对于进城务工达到一定年限、有一定技能的农民工, 在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制度、失业救助等方面, 给予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3.2不断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加速推进农村土地流转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加速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强规范运作。按照农业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的要求, 遵循自愿、有偿、合法的原则, 农民自主决定土地是否流转及流转方式。对抛荒2年以上的承包土地, 要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 收回承包地, 由村、组集体统一组织流转。二是积极探索流转方式。当前的土地流转方式较多, 主要有转包、出租、转让、入股、互换等。要本着“大胆实验探索、积极稳妥推进”原则, 鼓励各地积极探索适应本地实际的流转模式。三是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在县、乡、村都要建立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 负责流转土地的供求登记和信息发布, 协调和指导土地流转工作。
3.3不断提高农业经营者素质, 积极引导农民精英回流农村
当前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农业经营者需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现有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政府要通过免费培训、科技下乡和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 向农业从业人员传授现代科技知识和操作各种农业机械的技能, 提高经营管理能力。二是采取措施, 积极引导农民精英回流农村。政府需要营造良好的氛围和适宜的环境, 从情感上引导农民精英回流农村。政府需提供各种良好的服务积极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从事业上引导农民精英回流农村。对于回乡从事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民给予补贴和奖励, 从利益上引导农民精英回流农村。
3.4不断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创新农民融资渠道和机制
农地规模 篇8
一、黑龙江推行农地规模经营的动因分析
1987年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2005-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在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的情况下, 在有条件的地方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10年中央1号文件再一次提到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健全流转市场, 在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商品粮基地, 基于国家规模经营的政策, 发展连片规模经营将成为当地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途径。黑龙江省发展农地规模经营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
(一) 黑龙江省农地规模经营的根本动因
1. 传统的家庭土地经营模式对黑龙江省现代农业发展的制约作用日显突出。
黑龙江零散的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与现代农业和大市场的矛盾日趋严峻, 体现在农业生产上突出表现为:一是土地分散经营, 难以发挥大型机械的作用, 农业机械化程度偏低。二是农民科技素质不高, 实施标准化生产能力不强, 土地分散经营造成劳动生产率低。三是土地分散经营, 阻碍了新技术、新品种的应用, 致使单位土地资源产出能力低。家庭小规模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是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二是影响了全省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 由于家庭经营的整体规模偏小, 导致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能力和愿望都很弱。因此, 黑龙江省要提升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 必须彻底改变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规模经营既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同时又符合黑龙江省生产组织形式创新的需要, 无疑是解决黑龙江省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一矛盾的最佳选择。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农民收入增速放缓, 持续增收的难度。
2007年,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 245元, 比1980年增加了9 825元, 增长23.4倍, 年均增长12.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 132元, 比1980年增加了3 924元, 增长18.9倍, 年均增长11.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量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量的2.5倍, 年均增速相差0.9个百分点。1980年全省城乡收入差为212元, 2007年城乡收入差达到6 113元, 收入差距以年均13.3%的速度扩大。由统计数据可见, 人均纯收入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增长均速上, 农村都落后于城镇。从农民自身的收入增长情况来看, 虽然较之以往有了明显改善, 但自2000年以后, 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始终高于0.5, 2003年达到0.62, 2006年为0.61, 在居民收入上城乡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2009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虽然继续增长, 但增幅下降, 特别是畜牧业收入出现负增长, 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越来越大, 全省农民收入亟待提高的形势越来越严峻。由此, 要想实现粮食生产安全, 促进农民收入增加, 提高农业的市场竞争力, 在黑龙江省迫切需要推进适宜其发展的农地规模经营。
(二) 黑龙江省农地规模经营的直接动因
1. 农民收入增长结构日益多元化, 规模经营成为众多农户的意愿。
从黑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构成看, 2005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3 221元, 家庭经营收入2 363元, 占人均纯收入的73.3%, 人均劳务收入464元, 占人均纯收入的14.4%。2008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4 855元, 家庭经营收入3 163元, 占人均纯收入的65.1%, 人均劳务收入917元, 占人均纯收入的18.9%。2008年与2005年相比, 人均纯收入增长了50%, 家庭经营收入增长了33.9%, 而人均劳务收入增长了97.6%, 家庭经营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例下降了23个百分点, 而人均劳务收入增长了4.5个百分点。统计数据表明, 黑龙江省农民增加收入越来越依赖于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 兼业农户开始涌现, 放弃土地经营成为这部分农民的主观意愿。
2. 农村劳动力实现了较大规模的转移, 为黑龙江省土地规模经营创造了前提条件。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程度是推进土地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之一。目前, 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速度增大, 区域成多元化的趋势。就全省而言, 2000年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125万人, 2003年转移245万人, 占农村劳动力的49%, 2004年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357万人, 2005年转移402万人, 2006年转移451万人, 转移的劳动力已占农村富余劳动力总量的88%。2009年, 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212.19万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户数80.17万户, 占劳动力总数的23.19%。就地区而言, 以黑龙江省阿城区为例, 截止2009年, 阿城区共有农村劳动力152 558人, 共转移农村劳动力105 392人。其中自发转移59 461人、有组织转移45 931人, 其中政府组织转移10 322人;实现劳务收入42 377.96万元。由此可见, 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农村出现了大量闲置土地, 从而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了现实的发展空间。
3.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速度加快, 为黑龙江省发展土地规模经营提供了基础条件。
土地规模经营的前提条件是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提高, 其主要受制因素就是土地流转速度和集中程度。近年来, 黑龙江省积极引导农民逐步实现土地从松散型流转向紧密型流转, 从小面积、零散地块流转向集中、连片流转, 从低效益、低产出流转向高效益、高产出流转, 从无序流转向有序流转, 进而总结规模化经营方式, 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增加土地集中流转后的产出效益, 促进了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据统计, 截止2009年, 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达2 808万亩, 比上年增加了468万亩, 占全省农村耕地总面积的21.27%, 比全国平均的8.7%高12.57个百分点, 比上年的2 340万亩增加468万亩, 增长20%。其中, 农户自行流转面积2 049万亩, 占土地流转总面积的72.97%;全省流转出土地的农户93.46万户, 占全省农业总户数的19.71%;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增加收入31.82亿元, 规模经营增加收入6.24亿元。
4. 农业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有利于黑龙江省土地规模经营的推进。
近年来, 随着农村社会分工分业不断深化, 农户家庭“小而全”、“兼业化”的经营格局被不断打破, 一些经营项目或生产环节逐步从家庭经营中分离出来, 成长为专门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产业或项目。农业生产服务社会化程度的提高, 家庭经营内容日益精简, 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
二、黑龙江省农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 农民流转土地的意愿不强
(1) 当前农村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 农民收入中63%来自种植业, 有不少农民将土地当成最可靠的生活依托和养老保障, 因此多数农户宁可粗放经营, 也不愿将土地流转出去。 (2) 一些城镇及城郊附近的农民看到土地不断增值及城市发展占地等, 怕转让土地以后征用时会失去利益, 即使自己无力经营, 也不愿将土地转让。 (3) 当前国家推行农村费税改革以来, 惠农力度不断加大, 近年来种粮收益不断提高, 农民更加不愿放弃耕地, 甚至外出务工农民也纷纷返乡重新开始经营已流转的土地。 (4) 承包期的延长又再次强化了农户占有土地的强烈欲望, 承包权的垄断成为农地流转的严重障碍, 甚至使农地凝固化。 (5) 规模经营投入大, 自然和市场风险较高, 农民对规模经营主体的效益期望值较低, 农民不愿流转, 农户和其他经营主体参与规模经营的热情也不高。
(二) 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 程序不规范
黑龙江省土地流转目前主要表现为农户的自发流转和政府为推进产业化的指导性流转, 农民自发流转比例偏高, 土地流转分散, 流转面积小、年限偏短, 使得具有规模经营能力的经营主体无法投资, 土地没有规模效应, 使流转面临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
1. 黑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运作机制还
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更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 严重制约农村土地流转的有序进行。由于土地流转信息的不完全和辐射面狭小, 造成土地流转对象与范围选择余地小, 往往出现农户有土地转让意向却找不到合适的受让方, 而需要土地的人又找不到出让者的现象, 导致供需双方都存在较高的交易费用, 影响土地流转行为的产生。
2. 流转程序不规范, 流转随意性大, 流转纠纷多。
全省土地流转尚未形成规范的流转程序, 流转多为口头约定, 缺乏规范的文本, 统一规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合同少。即使有书面协议, 大多仅有租金、年限等关乎眼前利益的约定, 流转双方权利、义务不明确, 大多未经村委会审批或备案, 没有建立规范的土地档案;忽视对长期可能出现纠纷的防范, 留下矛盾隐患, 导致日后的土地纠纷。此外, 土地流转发生纠纷处理难度大, 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和多元化的法律救助手段。
(三)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长期以来, 黑龙江省农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比较窄, 而且层次低下、项目不全、社会化程度不高。农民普遍存在养老、失业、医疗无保障等问题。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农民为了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宁肯利用成本并不高的家庭辅助劳力粗放经营, 也不愿轻易放弃土地承包权。因此, 想让这部分人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 必须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 解决他们的生活、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目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有效解决了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农村最贫困农民的生活有了保障, 养老保险则成了最大的问题。由于缺乏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 有意流转的农民担心流转后失去生活来源, 这就需要想办法加以解决, 一是制定总体规划, 设计一个便于今后与城镇社保体系相衔接的、能按社会保障制度基本运行规律运作的方案。二是要统筹规划, 逐步完善农村劳动力的社会保障项目。
(四) 配套政策滞后阻碍了农地规模经营
(1) 我国现行法律阻碍农地流转。虽然《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一些具体规定, 但是现有的法律规范仍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诸多制约, 不利于流转市场的形成。如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8条的规定, “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 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并报乡 (镇) 人民政府批准”。从规定可以看出, 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流转时将那些是种田能手的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受让人排除在外, 致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自由流转, 最终必然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2) 全省对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与流转只有粗线条的原则规定, 缺乏明确具体的政策意见。一是缺乏金融扶持政策, 使缺乏资金的农户, 即使有生产技能, 流转土地后, 难以举办其他产业。二是缺乏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利益保障机制, 影响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
(五) 规模经营融资难制约了农地规模经营
农地规模经营的融资难是黑龙江省土地规模经营所面临的普遍问题。目前, 全省农业农村投入不足, 资金短缺问题比较突出。农村现有金融产品少、担保抵押难, 贷款额度小、利率高、期限短, 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缓慢、覆盖面小, 还不能满足农民生产生活和农村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例如小额贷款最多1-5万元, 大额也不超过50万元, 这个贷款额度, 仅能满足一家一户生产资金需要, 很难培植大规模土地经营主体。目前, 全省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月息在9厘左右, 年利率10.8%, 邮储银行1分3厘, 年利率15.84%, 远超过城市居民贷款利率。由此可见, 融资难阻碍了规模经营的推进。
三、推进黑龙江规模经营农地的建议
1.制定黑龙江省农地规模经营的整体发展规划。针对土地规模经营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建议制定推进全省土地规模经营的整体发展规划, 细化农业生产结构与农业生产布局, 着力于建立增加投入、确立主体、保障利益、规范操作、配套政策等方面的具体规划。规划的制定要以提高粮食产能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 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农民自愿、依法有偿”的土地流转机制, 科学配置农村土地资源, 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2.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非农就业的载体和机制。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稳定就业是关键, 黑龙江省应制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具体政策, 加强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市场服务职能, 对各地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就业等进行统一管理, 综合协调资金、资源的合理分配与有效使用, 创造农民非农就业的载体和机制, 加强劳务服务, 不断拓宽就业渠道, 从而形成持续稳定的增收机制, 确保土地经营权的长期流转。
3.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机制。首先, 政府应针对全省的具体情况, 尽快出台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或实施意见。各市、县政府也应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提出切实可行、具有突破性和操作性的具体措施或实施细则, 把土地流转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其次, 要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市场机制和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范化管理, 减少由土地流转带来的土地纠纷。
4.建立城乡统筹的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离土的安全感和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 农村土地市场发育的进程也将严重受阻。这些制约因素其本质在于规模经营进程中农民的权益难以保障, 农民对土地规模经营的意愿不强, 不愿放弃土地, 推广土地连片经营存在障碍。因此, 要尽快建立多层次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大病救助、子女教育、农民工保护等等, 逐步弱化土地的福利性和社会保险功能, 为土地出让者解决后顾之忧。
5.加大土地规模经营的财政和信贷支持力度。资金是农业生产中仅次于土地的第二大要素, 资金逐利性质, 注定是大量资金流出农业, 而没有资金流入农业, 从而造成农业资金贫血, 而实施规模经营需求大量的资金。因此, 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考虑设立专项资金, 对全部转出土地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补助, 扶持他们进城务工创业;对于接受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并能带动农民增加收入的种养大户、合作组织及企业给予财政支持。
6.健全金融系统, 对农民规模经营实施有偿信贷支持。金融机构要为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形成的专业大户、家庭农林牧渔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基地建设等提供信贷支持。各级政府可考虑出资或集资建立农业融资担保公司;也可考虑建立农业生产经营大户、专业合作社或企业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或社会进行融资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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