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承包流转

农地承包流转（共10篇）

农地承包流转 篇1

凤城市地处辽东山区, 辖21个乡镇 (区) 、201个村、2081个村民组, 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户数112337户。全市共有耕地面积873801亩, 其中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825316亩。

1. 提高思想认识, 把握工作要求

为了贯彻实施《省农委下发〈辽宁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检查验收方案〉的通知》精神, 凤城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立即制定有关工作方案, 并于当年组建了边门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站, 现该服务站工作已步入正轨。2013年4月7日, 凤城市农经局、财政局、各试点乡镇的同志参加了在东港市长山镇召开的丹东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现场会, 学习了兄弟县市的先进经验, 开拓了视野。4月22日, 凤城市召开全市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会议, 会上, 市农经局、财政局有关领导分别就土地流转市场建设工作作了工作总结, 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工作要求。

2. 建立流转机制, 健全流转市场

凤城市本着“一是土地流转规模大、二是对流转土地需求大、三是经济活跃, 产业发达”的原则, 进一步在蓝旗镇、宝山镇、大堡乡等3个乡镇 (区) 建设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中心, 并要求各乡镇 (区) 政府作为建设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的主体, 必须提供经费、人员及场所等保障。为了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工作, 凤城市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搜集信息, 即通过各村经管员积极调查摸底, 搜集土地流转供求信息, 评估流转价格。二是发布信息, 利用农村大集、村组公示板等多种形式发布土地流转信息。三是提供服务, 为土地供求双方提供信息服务、政策引导、合同签订、纠纷排查等服务。截止目前, 各土地流转市场运转正常, 为农民及农事企业提供流转信息和服务, 帮助他们签好流转合同, 避免私下交易流转而带来的矛盾纠纷,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给予资金扶持, 加强硬件建设

2013年市财政为各流转服务站分别拨款1万元, 用于流转市场建设。现阶段凤城市各流转服务站已初具规模, 在各乡镇区党委政府的权力支持下, 共建设土地流转交易大厅180平方米, 并配备相应的桌椅、档案柜、计算机、打印机、电子显示屏等硬件设备, 设立了咨询、评估、鉴证等服务窗口, 实行“一站式”服务, 因地制宜地开展这项工作。

4. 做好土地流转, 确保取得实效

凤城市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建设工作以来, 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以蓝旗镇、宝山镇、大堡乡等3个乡镇 (区) 为例, 三个乡镇共有家庭承包地总面积163969亩, 原有农村土地流转面积19638亩,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成立以来, 共新增土地流转面积4216亩, 签订规范流转合同328份。可以说,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设, 极大程度解放了农村劳动力, 促进了土地流转面积大幅度增长, 增加了农民收入, 带动了二、三产业的发展。

5. 土地流转市场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土地流转市场建设资金存在缺口。土地承包流转工作涉及面广, 政策性强, 需要花费较大的人力和物力, 由于市、镇两级财政紧张, 经费缺乏, 导致一些工作开展困难。 (2) 土地流转规模难以集中。目前,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机会不多, 农民工收入不固定, 经商风险较大, 农民创业本领不强, 技能素质不高, 对土地依赖程度仍然较高, 农业收入仍是许多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 许多农民不愿放弃承包土地。这样, 分散种植与规模经营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成为必然。 (3) 乡镇 (区) 农经站人员不足。

农地承包流转 篇2

关键词：农地制度；农地流转；借鉴

1国外农地流转的趋势与特点

目前，各国的农地制度大多经历了两个过程，土地分散经营和土地集中经营。国外大都实行土地私有制，与中国情况大不相同，土地市场比较成熟。国外农地流转具有以下特点：一、农地流转的目的和结果都是扩大农地规模经营。二、在农地流转中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三、农地流转形式多样化。四、农地法律健全。由于国外大多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土地是私有财产。

2国外土地制度和农地流转经验

2.1日本土地制度和农地流转。日本的土地流转方式主要是买卖和租赁两种方式。日本人多耕地少，人地矛盾相对紧张，人均耕地少，属于小农制经营模式。为了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在农业现代化得进程中，日本的土地制度得到了也不断完善，政府通过各种手段促进农地规模经营。日本农协它不仅促进了农民间的合作，作为农地流转过程中重要的媒介，加快了流转的速度，保障了农民的有效权利。

2.2美国土地制度和农地流转。美国农业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农业。家庭农场制度是美国主要的土地制度，不仅美国把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主要载体和基本单位，也构成了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运行基础。美国的农村土地有三种形式：私人所有、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土地。美国的土地流转方式有两种，意识出售干活有土地，主要通过出台相关法案，如《土地优先购权法》、《宅地法》等来鼓励拓荒和土地开发。二是通过市场交易，要想使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都需要通过购买或租赁等方式在市场交易中获得。

2.3英国土地制度和农地流转。英国的农业一直是以地主一佃农制为基础。英国的农业发展中经历了租佃制农场为主导，到目前的自营农场为主导的经营形式的转变。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出台，以及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进行调整，保护自营农场主的权益，限制地主的权利，促使了自营农场的快速发展。

2.4法国土地制度和农地流转。法国是农地流转成功的现代农业国家之一，其农地流转的一大特点就是实施土地集中政策，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小农农业经济模式在法国持续较长时间，由于土地较分散，农场规模小，不利于农地的规模经营。1920年以来，法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进土地集中，促进规模经营。法国1980年颁布的《农业指导法》规定法国实行土地经营合同制，确定了政府与农民的契约关系。法国政府还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保障，规范了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减少了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降低了流转的交易费用。

2.5越南土地制度和农地流转。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农地国有制度。越南宪法规定，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国家将土地委托给个人和组织长期使用，这些个人和组织可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越南的土地可以买卖，也可以申请农转非，但是办理农转非的手续费用较高，所以很好的保障了农地用于农业生产，农民用土地生产粮食，不得用于其它用途。

3.国外土地制度对我国农地流转的借鉴和启示

以上国家的农地流转都具有代表性，它们的农业现代化水平都相对较高，土地市场和相关法规都比较成熟，在流转过程中对农民权益的保护也比较到位，各国政府为促进农地的规模经营，所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对我国的农地流转有一定的帮助。通过分析各典型国家的土地制度和农地流转经验，结合我国农地流转特点，得出对促进我国农地流转的启示。

3.1发挥政府在流转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在我国，土地实行公有制，是一种公共资源，国家对其有管理和规划权。土地的流转并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运作来完成，也需要国家对土地流转加以管理引导，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保证农地流转健康运行。

3.2建立政府和非攻府中介服务机构。在农地流转的过程中，光靠政府的引导还是不能完全保障土地流转的有效进行。各国为促进土地的集中形成规模效益，通过建立政府和非政府中介组织来实现。

3.3加强市场机制建设，明晰产权。国外由于大多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是私有财产吗，具有物权性质，可以直接进入市场买卖。而我国农地是集中所有，农地流转过程中发生转移的只是使用权，所有权不发生改变。

3.4完善的法律体系。我国虽然也出台了很多与农地流转的相关法律，以促进农地流转进行，但是这些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还没形成一套完整成熟的法规，在农地流转过程的前、中、后三个过程能够全方位保护农民权益，提高农地流转的规模效益。因此，借鉴国外的相对完善法的法律法规，结合我国自身特点，总结出有利于我国农地流转的政策和措施，完善我国的农地流转法律体系，获得更好的流转效益。

农地承包流转 篇3

关键词：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府行为

一、成都市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概况

近年来, 成都市按照“全域成都”理念和“三个集中”的原则, 在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 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 积极探索和创新农村土地经营机制, 大力推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规范农民家庭承包土地流转, 逐步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 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1.流转的规模与分布

截至2008年底, 成都市共流转农用地面积302.71万亩, 比2007年新增流转农用地81.86万亩, 新增流转耕地面积69.41万亩。成都十二区县按区域共分为三个圈层。其中, 一圈层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为11.94万亩, 占总面积的3.94%;二圈层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为104.43万亩, 占总面积的34.50%;三圈层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面积为186.34万亩, 占总面积的61.56%。可见, 成都市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集中在二圈层和三圈层。

2.流转的形式与流向

随着农村土地流转进程不断加快和流转主体的多元化, 成都市农用地流转也进入多种流转形式并存的阶段。出租、入股、转让等有利于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的流转形式大量涌现, 股份合作方式快速上升, 代耕、互换比例相对减少。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对推动农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产品品质、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充分发挥农村土地资源效益具有积极意义。要实现有序的农地流转, 除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外, 还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管理和监督, 才能促进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健康持续的发展。

1.对流转的政策指导

成都市为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促进农地合理流转, 做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导。分别颁布了《成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施细则》、《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等相关文件。这些政策文件, 对于加大统筹推进“三个集中”力度,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促进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对流转的程序设置及服务

(1) 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程序。

根据成都市农业委员会印发的《成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施细则》, 成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按下列程序进行:委托授权——形式审查——信息发布——征集受让方——组织交易——成交签约——结算交割——出具鉴证书——变更登记及备案的一般程序进行。流转双方就流转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后, 通过流转市场和产权交易机构进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符合流转条件的, 由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管理服务机构指导双方签订规范的流转合同。流转双方向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管理服务机构备案。

(2) 政府提供的相关服务。

根据《成都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办法 (试行) 》, 市和区 (市) 县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同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工作, 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管理服务机构承担具体工作。乡 (镇) 农地流转管理服务机构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 承担本区域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的具体工作。

建立土地流转纠纷仲裁解决机制。因土地流转发生纠纷的, 双方当事人可自行协商解决, 也可请求村民委员会或乡镇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进行调解;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协商调解不成的, 可向市、县两级土地流转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已由人民法院裁决的纠纷, 不再进行仲裁。

政府发挥中介作用, 定期对土地流转信息公开, 建立以村镇组织为依托的土地流转中介机构。给农民提供土地流转的相关信息, 加强服务和引导, 通过土地流转的中介机构 (政府引导中介机构建立并与行政脱钩) , 使投入到非农产业而离开土地的农民能够尽快将闲置的土地经营权转移给那些有经营能力并需要土地的农民, 避免“有地者不种, 欲种者无地”情况的出现。[2]

3.对流转后的就业及社会保障

(1) 对流转后农民的就业保证。

土地是农民经营谋生的基本手段, 土地流转后农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当前土地流转的主要趋势是推进土地规模经营, 从而实现规模效益。效益的来源之一是降低人力成本, 这必然导致规模经营后土地能够容纳的就业人数减少。[3]为了解决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农民的就业问题, 成都市政府都采取了许多的措施。如:大邑县就以小区为单位建立就业台账, 实行就业实名制管理;开展了“送岗位、送政策、送培训、送服务”活动, 积极争创“充分就业社区”。开通了“农民就业直通车”, 把集中居住区农民免费培训后直接送进企业就业, 并开通公交专线接送上下班。实施了“旅游进社区”行动, 将土地综合整理出的部分集体建设用地布局于新型社区, 发展乡村旅游, 让农民在家门口实现转移就业。但是在其他大部分地区, 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就业问题, 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尚不完善。

(2) 对流转后农民的社会保障。

造成农民失去土地使用权有三种情况:一是农业用地非农化。包括土地征用或征收、农业用地转成集体建设用地等。二是土地入股经营的破产造成农民失地。“入股”是一种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投资的行为, 和公司一道承担风险。股份不能退而只能转让, 假如公司倒闭, 债务人必须用现行财产清偿所有债务。这就意味着作为股东的农民将永远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三是包括农民自己转让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以及农村集体收回承包经营权等其他方式。虽然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的失地安置补偿办法, 但由于在土地流转中, 地方政府存在着巨大的利益, 安置补偿和社会保障标准偏低, 农民利益受到侵蚀的情况普遍存在, 社会风险爆发隐患较大。

为维护社会稳定, 成都市各级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加大农村完善社会保障的力度。如以耕保补贴换社保的做法, 实现了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全覆盖, 逐步消除了社保领域的城乡差别。

三、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政府行为缺陷

1.流转程序设置繁琐

成都市目前真正通过产权交易所进行流转的农用地只占一小部分。深入分析原因, 一方面是业主为了降低成本而不采取这种比较规范的方式;另一方面主要还是由于交易机构成立时间短, 服务工作还未全面铺开, 流转程序设置过于繁琐, 一次完全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需要经过九个程序, 交易时间太长, 成本太高, 使得这种规范的交易方式缺乏现实操作性。另外甚至存在一些地方政府擅自更改农地流转程序的情况。如打着“结构调整”“招商引资”“规模经营”等旗号, 未经农户同意, 就由乡镇政府和村集体代订代签流转合同, 把农民排斥在流转程序外。

2.中介机构服务功能不全

首先, 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成都农村土地流转由以往的个人行为变为政府指导, 为土地流转提供必要的信息。但是, 由于成立时间较短, 很多工作还处于摸索阶段, 比如在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方面就缺少指导文件, 而农民在业主给定价格的情况下议价能力普遍又很低, 所以实际可以提供的服务还很有限。其次, 各类担保公司对如何评估农村房屋的价值, 控制贷款风险, 将房屋变现等难点问题还没攻破, 阻碍了有效功能的发挥。再次, 各类金融机构积极性不高。大部分银行都处于观望状态, 即使有合作意愿其所要求的利息也比较高;农村产权抵押贷款市场的体系不完善, 相应的配套措施缺失, 潜在风险较大。

3.信息平台缺失

信息不对称, 可能导致高质量的商品从市场退出, 而只有低劣商品仍留在市场中, 造成市场萎缩。建立信息平台和体系, 是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从目前情况来看, 政府以及各级中介机构在农地流转的信息平台和体系方面, 依然比较薄弱, 农民对于农地流转的信息量很小, 多数只能依靠村集体或者村委会等单方面传达的信息, 或者是邻村的一些零散的信息, 这就将作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的农民置于劣势环境中。

4.价格评估体系不完备

实践证明, 如果对农地承包经营流转价格发展趋势估计不足, 就会造成多种影响。如损害农民切身利益阻碍农地的流转, 加深流转主体之间矛盾。而农民由于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和特定村庄环境限制, 在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常常发生如下情况:①将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估价种植的收益结合起来进行决策, 只要农地流转的边际收益不低于自己种植收益, 就愿意将土地流转;②农民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把握不准, 在眼前利益的驱动下, 轻易地就把土地使用权流转出去;③农民在流转决策的时候, 从众效应非常明显;④基层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压力和政绩利益诱惑下, 为加强招商引资工作, 常常利用土地作为优惠政策的主要内容, 没有严格的农地市场调节机制。目前成都市还没有建立起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价格评估机制, 农民和基层政府对农地承包经营权价值估价偏差较大, 不利于农地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

5.服务职能欠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虽然明文规定农地经营权的流转要签订流转合同, 由农村土地发包方和乡 (镇) 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管理农地经营权的流转, 很多地方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还没有建立, 在完备流转手续、规范流转程序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现有法律和管理框架, 已被现实中发生的土地流转远远抛在身后。不少农户采用“口头协议”, 不遵循一定的程序和履行必要的手续, 未通过流转合同来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纠纷隐患较多。

政府在流转过程中为争取业主, 导致流转结果混乱。有的地方将农业用地改为工商业用地, 随意改变农业用途;有的土地流转后得不到合理的补偿;还有的侵占、贪污、挪用、截留流转费等。同时, 少数乡镇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乡村收入的手段和突出地方政绩的形象工程, 用行政手段干预农民的土地流转。

四、改进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政府行为的对策

在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初期阶段, 由于市场建立尚不完善, 配套功能缺失, 市场机制还不能发挥其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需要各级政府部门来主导。因此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政府行为举足轻重, 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规范和完善。[4]

1.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

政府在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作用是引导、服务和监督, 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 制订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一是要制订“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进方案”, 以期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 培育有效率的专业市场, 让留下来的农民专心当好农民, 让转出去的农民安心当好居民。可以考虑, 各地在农发基金中划出一块, 建立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补贴专项资金, 对出让农用地的农民给予补偿, 以进一步加大农业规模经营的财政补贴扶持力度。二是要做好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的政策服务、农业技术和流转手续业务指导、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用途监督。三是要健全完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制度, 在制度设计上进一步突破, 使农用地使用权流转尽早走上市场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2.培育土地流转中介机构

第一, 建立农地流转交易所, 制定相关交易规则, 规范交易行为和程序, 加强对土地使用权交易的监督和管理。推进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建设, 完善资本市场。要以县乡土地服务部门为依托, 以农村专业协会为主体构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介服务网络, 如建立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服务中心、农村土地流转合作社等。

第二, 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积极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在成都市设立后台服务中心。可设置专业的农地金融机构, 为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提供金融服务, 如成立土地抵押合作社等。

目前可以依托农经信息网建立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息库, 做好流转规划、信息发布、价格评估、合同档案管理等工作。各个区 (镇) 政府和村委会应尽快组建好并使用好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 降低农民获取信息的成本, 构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信息服务网络体系, 及时登记汇集可流转的弄地的数量、区位、价格等信息, 并定期公开对外发布可开发土地资源的信息, 为市场主体提供登记建档、开展政策咨询、加强金融支持、调解流转纠纷等全方位的服务中介组织。

3.加强农地流转价格监管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价格是关键, 政府必须为农村土地制定基准地价。在充分考虑地价构成因素的基础上, 对农村土地进行分等定级、科学评估、确定土地的基准价格, 为农用地市场流转双方的公平交易提供合理参考, 以减少价格确定的随意性和不合理性。基准价格是土地流转价格的参照依据, 同时也是政府加强农村土地价格管理的一种手段。它的主要作用是把农村地价的总水平和地价的差异反映出来, 然后以基准地价确定具体地块的标定地价。

另外, 政府要加强对农村土地价格的调控管理和有效监管。对于集体土地流转可征“土地流转税”和“土地增值税”, 以平抑地价。对于超过标定地价的交易价, 实行按递增比例向出让方征税;对于地价明显低于标定地价的土地, 实行政府或集体组织优先购买政策, 防御市场失灵发生。

4.地籍管理现代化

政府在微观上放开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 必须在宏观上监督好市场流转状况, 以便如果市场轨道发生偏离可以及时纠正。这就需要政府借助于计算机等现代化管理手段, 搞好地籍调查、统计、变更登记和地籍档案管理工作, 及时准确掌握土地变更情况。这样才能顺利推进土地市场健康发展, 也可为避免或帮助解决土地纠纷奠定良好基础, 还能为政府加强土地市场宏观调整提供可靠依据。

5.完善公共服务职能

西方经济学理论中, 政府的作用被严格限定在公共领域, 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对农村集体而言, 其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交通、通讯、电网等基础设施, 保障农业生产的水利基本建设及农村教育科研、信息、技术服务、公共秩序的维护等。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 必然会阻碍农用地的集中和流转, 县、乡政府应把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造福广大农民群众。[5]必须抓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帮助流转地经营者克服自然与市场风险, 提高投资经营效率。一是扩大筹资渠道。由于农业投资项目具有成本高、周期长、风险、收益低的特点, 银行和投资者对涉农项目望而却步。建议政府通过减税贴息办法, 激励银行和各种融投资机构简化贷款手续, 积极为农村种养大户、农业产业化企业发放贷款, 确保租赁经营流转农用地所需资金。二是做好信息服务。在电视、网络、广播、报刊等各种媒体上开辟信息专栏, 发布农村流转价格信息, 提供流转地投资方向与市场分析, 引导涉农企业、种养大户顺利接包土地。

6.积极促进就业及社会保障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会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 他们的就业安排是否妥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要促进土地流转, 需要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到非农岗位就业, 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对于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 具体操作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一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积极引进和培育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中小民营企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加强就业容量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 争取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消化”。二是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 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 从而提高劳务价值, 为农民“走出去”务工创造条件;加强对农民出外务工的信息引导和组织管理, 确保农民工有序流动。三是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各种不合理收费, 取消户口限制、降低农民工子女上学门槛, 为农民进城务工提供便利条件。四是积极为外出务工返乡人员搭好创业平台, 鼓励具有一定资金、技术和经营能力的打工者“再回来”, 在本地投资经商搞开发, 带动地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涛.土地违法问题本质是地方政府违法[J].科学决策月刊, 2006, (06) .

[2]任庆伟.土地规模化经营中的政府行为研究[D].吉林大学, 2009.

[3]林旭.论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社会风险及其防范机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09, (08) .

[4]吴越.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角色、问题及法律规制——成都、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实证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 2009, (02) .

农地流转的困境与出路 篇4

但是，农地流转依然面临困境，农地流转仍面临农地保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的观念羁绊，农地权利构造存在缺陷，农地流转形式与规则缺失。

应该回归农地所有权与农地使用权的私权本质，确立其独立财产权属性，改变用立法规定的方式来替农民规避市场风险的思维模式，承认农民的经济理性与判断选择能力，承认市场对农地资源配置的作用，更多地通过市场来实现对农地流转的调整。

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次在立法层面上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一词，用以涵摄农地利用与变动的各种具体形式。十多年过去了，农地流转依然存在种种观念上的羁绊和制度上的困境，难以顺畅运行。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契机，我们应当深度剖析农地流转依然面临的困境，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完善规则，促进农地流转更加多样化、顺畅化，探寻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之出路。

一、农地流转仍面临观念羁绊

在农地流转方面，存在农地保障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论、农村社会稳定论等观念羁绊。其实，这些观念值得反思与检讨。

就“农地保障论”而言，一方面，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本属国家责任，没有理由将国家责任个人化；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在当下已是农地“不能承受之重”，农村大部分家庭都是靠自己的劳动力生存（如外出务工），而不能完全依赖于土地。

就“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论”而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让人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是法定义务，因此不可能引起大量农用地转化为商业开发用地的情形；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农地被政府随意征收转化为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从而导致耕地减少，而这种公权力的“私心萌动”并非限制农地流转所能解决。

就“农村社会稳定论”而言，农民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不会改变其身份，即使在转让的情形下，农民也仍是集体成员，仍享有因集体土地所有人成员身份而产生的各项权利，如宅基地使用权、土地红利分配权等。

二、农地权利构造存在缺陷

（一）农地所有权权能残缺

人民公社时期，农地从公社一级所有变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其所有权根本就没有处分权能。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行，农地所有与农地使用分离，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权利开始形成，农地所有权逐步形成了归属主体和经营管理主体分离的二元结构，但农地所有权仍存在主体不明和权能残缺两大缺陷。首先，农地所有权人究竟是“农民集体”还是“集体经济组织”，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其次，农地所有权处分权能缺失，使其有所有权之名而无所有权之实，物权属性难以彰显。

（二）农地承包经营权先天不足

脱胎于权力深度介入的土地利用制度、生长在权利意识淡漠的土壤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仅具残缺的处分权能，支配力受到极大限制。现行立法时而以保障性为基础制定规则，时而依据物权属性设计权利的运行模式，土地承包中的权利外衣上难以洗褪行政干预的烙印，中国当代农村的承包合同更像是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对农民进行全方位治理的一种手段。

三、农地流转形式与规则缺失

（一）农地所有权流转形式的缺失

征收是目前农地所有权发生变动的唯一原因，且属于农地所有权的强制、被动流转。现行立法完全剥夺了集体土地所有人自主转让其土地所有权的可能性，有违物权支配性的一般法理。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受到不合理限制

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现行立法要求转让方须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须经发包方同意，受让方须为有农业经营能力的农户。上述限制，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明显抵牾。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未获一般性肯定

现行立法规定，只有“四荒”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排除了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资格。实际上，抵押只是一个融资担保方式而非权利的终极处分，允许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是其财产属性和权利人自主选择的要求。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未获承认

《继承法》只规定了对“承包收益”的继承权，并未明确规定继承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享有继承权。笔者认为，一方面《物权法》使人们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了物权认知和实践，无论取得形式为家庭承包还是其他方式承包，其作为一项独立合法的财产权，应当允许继承。另一方面，法律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也就没有理由禁止其被继承。

（五）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规则不明

关于其他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组织形式在现行立法上有明确规定，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入股以及入股的组织形式则存在争议，其根源在于对“入股”一词的不同理解。笔者认为，现行立法在两种承包方式下的农地流转均使用了“入股”一词，二者含义并不相同，但无论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还是入股合作社都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碍；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却不允许入股，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

（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登记制度不合理

现行“登记对抗主义”立法模式并非法逻辑分析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我国农村“熟人社会”的现实情况和采行登记要件主义的实际困难而采取的变通妥协的方案。

四、农地流转之出路

（一）更新农地观念与立法理念

城市化进程已使得农村不复平静，小农经济面临全面衰败，传统乡土社会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下逐渐瓦解，农村社会结构也将发生深刻变革。在这一背景下，应当摆脱“家父主义”的理论思维与立法理念，放弃与现实不符的法政策考量，回归农地所有权与农地使用权的私权本质，确立其独立财产权属性，改变用立法规定的方式来替农民规避市场风险的思维模式，承认农民的经济理性与判断选择能力，承认市场对农地资源配置的作用，更多地通过市场来实现对农地流转的调整。

（二）构建完整农地权利

一是构建地位平等的农地所有权。应当开放土地的一级市场，赋予农地所有权与国家所有权平等的地位，赋予农地所有权人完整权能，即在所有权层面上实现“同地同权”。在不违反法律关于农地用途规定的条件下，应当承认农地所有人的发展权，允许农地所有人通过出让的方式实现其对农地的收益权能。

二是塑造独立完整的农地承包经营权。在主体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主体应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即“成员”通过“农户”这一特殊形式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内容方面，权利人可以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处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

（三）完善农地流转形式与规则

一是农地所有权流转形式的突破。在不改变农地公有之性质和农地用途之规定下，应当允许农地所有权的流转。农地所有权可以存在三种流转形式：首先是农民集体之间的农地所有权自愿流转；其次是农民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农地所有权自愿流转；最后是农民集体与国家之间的农地所有权强制流转，即土地征收。

二是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与规则的完善。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中，应取消出让方须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受让方须为有农业经营能力的农户、需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可抵押财产之范围。土地承包经营权之继承应当得到立法认可，继承人范围不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或公司，成为合作社或公司的责任财产。

（四）构建农地流转市场

首先，搭建农地流转载体和平台，如建立农村产权交易所或交易中心，为交易信息的汇集和发布提供一个有效载体，为流转双方提供一个公开透明的接触和对话平台。其次，完善农地价值评估机制，如培育并建立土地资产评估机构，构建农地价格体系、价格依据与评估标准。最后，完善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信息收集和处理服务以及融资和保险等金融服务。

（五）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对推动农地流转和农村人口转移以及城市化进程都有重要意义。要打破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国家工业化之非均衡发展战略所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城乡社保制度有效衔接，实现农村和城镇基本养老关系的转移与续接，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各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平衡协调发展，认真做好农村低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社会福利、农村五保供养、农村医疗救助等工作，切实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工社会保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的推进步伐。

农地承包流转 篇5

一、成都市农地流转概况

近年来, 成都市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 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及有关文件精神, 在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 努力适应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要求, 大力提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和服务, 健全和规范农地流转, 探索和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为农民实现持续增收奠定了重要基础。

1. 成都市农地流转基本情况

2008年末, 成都市共有223个乡镇, 2117个村, 612.08万农业人口, 耕地面积为635.19万亩, 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1.04亩, 当年全市共计流转农村土地302.71万亩 (其中耕地面积为226.2万亩, 非耕地面积为76.50万亩) , 耕地流转面积占全市耕地总面积34.50%;其中, 一圈层农地流转面积为11.94万亩, 占总流转面积的3.94%;二圈层为104.43万亩, 占34.5%, 三圈层为186.34万亩, 占61.56%。可见, 农地流转主要在二圈层和三圈层进行。 (1)

2. 农地流转方式

随着成都市统筹城乡的不断向纵深推进, 成都市农用地流转结束了过去以转包和互换为主, 进入了多种流转形式并存的发展阶段, 出租、入股、转包、转让等有利于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经营的流转形式大量涌现。以股份合作方式进行流转的土地面积比例呈快速上升趋势 (见表1) 。

单位:%/亩

二、成都市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意愿调查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共涉及到成都市四区、三县的五个村和两个镇, 分别是双流县金桥镇昆山村、金牛区长胜村和向海村、龙泉驿区洪土镇洪安村、锦江区红砂村, 温江区万春镇和青白江区祥福镇。各调查点回收的有效问卷总份数为1181份。

1. 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地流转的主导有违农民本来的愿望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 农地经营大户同单个农户间协商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呈现无穷大的趋势, 农村中大量土地流转基本上是以业主与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协商为主。由于农户的零散性, 农地流转方式和价格等信息的获取主要来自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一般的情况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业主签订农地流转总合同, 然后, 村集体经济组织再与个别农户签订农地流转合同, 许多地方农户甚至没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相应的土地流转合同, 土地就已然流转。即是说,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导性决定了其在某种程度上能参与农地流转收益分配的权力……。由于农户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信息不对称, 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机制, 流转的许多环节没有尊重农民的意愿, 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农地受让方等吞噬农民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1]

(1) 农地流转行为受到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影响较大, 且对流转的法律法规认识不清。对该项进行的调查显示, 有37.0%的农户是自己决定流转, 48.4%的农户是村委会和村集体要求流转;14.6%的农户是随大流。可见, 农地流转的行为受到农户所处地域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农户个人因素等共同作用, 其中受到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影响最大。另外, 在农户对农地流转的法律法规认识的调查中, 有5%的农户说看过相关文件规定, 23%的农户听村委会宣传过, 30%的农户说在新闻媒体上看过, 42%的农户说不知道。这表明, 尽管农民早已进行农地流转实践, 但是对农地流转的法律法规的内容并不了解

(2) 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地流转合同签订的代理人。在对农户进行“您家农地流转是如何实现的”的调查中, 有73%的农民回答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统一与村民签订农地流转合同, 15.1%的农民是自己直接签订合同, 11.9%的农民是其他方式进行流转。目前成都市农地流转过程中, 大多数情况由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相关企业签订合同进行统一流转, 农户自行流转的情况比较少。当然, 村集体经济组织代签虽然在很多方面不能完全满足农民的意愿, 但农民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 具体表现为各类农业开发公司需要流转的土地规模较大, 由于交易费用的制约, 他们也不可能与千家万户的农民进行讨价还价, 加上现实中许多农业公司是地方政府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引来, 属于一种不完全的市场行为, 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也就导致了农民的利益受损。

2. 农地流转方式和各类流转信息不能充分反映农民的意愿

从调查的实际情况看, 成都市农地流转模式主要集中在租赁经营和转让经营模式上。同时, 由于农地流转评估机制等缺乏, 农地流转价格基本上是政府的指导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布的价格, 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的流转模式和定价机制在一定意义上也违背了农民的意愿。

(1) 租赁经营成为农地流转形式的主要选择。在统筹城乡的背景下, 成都市对农地流转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农地流转的模式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模式:股份合作、基地带动、租赁经营、互换重组、托管经营、组织代耕、转让经营等。本次调查显示:71.2%的农户选择了租赁, 转包的为16.9%, 其余的均不超过7%, 调查的情况虽然与我们总体了解的情况有一定的差异, 但也说明成都市的农地流转主要方式为租赁, 其成因为:首先, 租赁经营模式灵活, 价格一目了然, 风险较小, 易于运行;其次, 其他各种流转模式在现实中受到我国土地制度和运行机制的制约以及风险大等, 因此, 在农地流转过程中使用的频率较少。

(2) 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导了农地流转的各类信息。调查中显示, 对于农地流转中的各类信息, 由地方政府和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布的占79.18%, 农户通过各种信息媒介了解的为16.34%, 其他为4.48%。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地流转信息最主要的来源。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农民自身的知识限制、零散性、信息来源的单一性和谈判能力不足, 而地方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处的强势地位垄断了农地流转的各类信息。对于农地流转信息一般的情况是通过乡镇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以各种渠道向外界发布, 或者是由地方政府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出面接待外来的洽谈农地流转的农业公司等, 大量的信息均掌握在地方政府或村集体经济组织手中, 农民对于农地流转的信息完全处于劣势地位。信息不对称的现状无法真实地反映农民对于农地流转方式、价格等方面的意愿, 加上目前各地农地流转的中介机构不健全, 农地流转市场不完善, 农民的意愿就只有靠地方政府或村集体经济组织等来决定。

3. 农地流转收益分配制度缺失和不能及时兑现租金等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农地流转收益分配是农地流转的核心, 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村委会实施农地流转的驱动力量之一。但在调查中, 表现出农地流转中收益分配制度不健全, 收益分配方式不统一等情况。另外, 一些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获取政绩而盲目引进农业公司进行土地流转, 也造成了农民利益受损的情况。

(1) 部分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截流农户农地流转收益的现象。本次调查显示, 对于农地流转的收益如何分配, 68.3%的农民认为收益已全部归自己所有, 24.1%的农民认为集体参与了分配, 其他分配的为7.6%。在对一些村进行实地调查中, 发现的确存在村集体对农地流转收益进行了提成, 比例大约在10%~20%之间, 他们说提成的用途主要是为村民提供相关服务等。目前, 成都市农村还没有制定一套明确合理的流转收益分配制度。虽然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明确规定“农地流转收益应归承包方所有,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 不过由于现实中的农地流转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在主导, 如何处理好农民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这是目前土地统一流转必须解决的问题。

(2) 部分农村不能及时兑现流转合同中约定的租金。由于现阶段的农地流转工作主要是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导下展开的, 因此, 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流转中的作为直接关系到农地流转的效果和农户的利益。调查显示, 36%的农户认为流转后的收益太少, 18%, 还有23%的农户表示没有拿到流转租金, 实践中的访问调查也证实了确有这种现象存在。其原因:一是部分受让土地的农业公司由于农业市场竞争力低下, 根本无力兑现农地流转租金;也有一些企业是由于其主业亏损, 无法抽出财力来兑现农地流转租金。二是一些地方政府为引进农业公司获得农地流转的政绩, 对农地流转受让方开出了优惠的补贴政策, 这些农业开发公司完全是为了得到土地流转补贴才来受让土地, 他们并不重视土地的投资和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当流转补贴政策结束, 这些企业就纷纷弃地逃离, 农民的土地租金当然就无法兑现。

4. 农民对农地流转的风险认识不足, 流转纠纷调解机制也不健全

由于农地流转市场没有完全建立, 且流转的合同、价格信息以及各种农地流转纠纷调解和处理机制不健全等, 导致农民在农地流转后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1) 大多数农户对农地流转的风险认识不足。对于“由于非个人原因导致农地流转后不能获得收益是如何认识的?”15%的农户表示能够理解, 收回自己耕种;22%的农户希望等待受让企业有效益时再给予补偿;而48.0%的农户则认为不能理解, 并要求村委会、乡 (镇) 政府给予解决;另外, 还有13%的农户认为不能理解, 会通过行政或者法律手段解决, 这表明农户对于农地流转后可能出现的风险认识不足, 当然, 也反映了长期以来农村实行的行政体制和灌输的各种观念使农民养成了“有困难找政府”的依赖思想, 没有从根本上培育农民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2) 农户对土地流转纠纷的处理大多数依靠村委会或村集体。调查发现, 各村解决农地流转中发生的纠纷途径主要有:当事人之间自行协调解决的占28.5%, 村委会或乡 (镇) 政府调解的占66.6%, 委托相关中介组织调解的占2.2%, 向农地流转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为1.8%, 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为0.9%。其中, 表示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有224户。农户依赖村委会或乡 (镇) 政府进行调解的原因在于:首先, 一些乡村集体不尊重农民意愿, 越位直接充当土地流转主体, 有的集体土地未经社员大会同意就擅自流转等;其次, 农民认为村集体经济组织已经收取了一定比例的费用, 出现问题就理所当然由村集体负责处理。由于农地流转的市场尚未完全形成, 农民对农地流转仲裁机构及法律的认识有限, 大多数村民表示向村委会和乡 (镇) 政府反映就应该得到解决, 即使村委会和乡 (镇) 政府无法解决也不愿意进入法律程序。正是由于农地流转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对单一, 农村中仍有部分农地流转纠纷尚未得到解决。

三、在农地流转中尊重农民意愿和保障农民权益的对策

综上分析可见, 必须采取多种改革措施和相应的对策, 建立和健全农户在农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 达到尊重农民意愿, 保障农民权益。

1. 建立能够代表农民利益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尽管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意愿没有得到完全尊重, 利益也受到一定的损害, 但从农地流转的发展趋势来看, 专业化经营中大规模且成片的农地需求和农民土地细碎化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农民很难进行个别的农地流转。一方面, 农地个别流转会导致更高的交易费用, 受让方几乎不能接受这种流转;另一方面, 统一流转又将损害农民的利益和对农民的意愿不尊重, 如何处理好这对矛盾, 这是当前要进行农地流转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2]

(1) 建立能够充分反映农民意愿并保障农民权益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笔者建议:首先, 在部分地区选择试点, 通过改革赋予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 即设定农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用于抵押, 然后, 把村委会“三位一体”职能中的“集体产权代理人”分离出来, 农户以农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让能够代表农民利益的集体经济组织对所涉及的各类集体财产进行管理、运作等。

(2)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该组织在经营农地承包经营权等各类集体资产的同时, 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由于其“有限责任”的性质, 该经济组织的责任与入股农民的责任相互独立, 其债务不涉及到入股农民, 入股农民只以其投入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所认购的股份为限, 对该经济组织承担有限责任。因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独立从事相关经济活动, 其责任与村委会等其它单位和组织都是相互独立的, 各自的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各自承担, 这样就可以很好地代表农民的意愿。

(3) 建立起以公司治理机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必须建立其独立的组织机构, 可以借鉴公司制, 建立类似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组织机构。即建立起一种联系并规范股东 (财产所有者) 、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分配, 以及与此有关的聘选、监督等问题的制度框架。简单地说, 就是如何在公司内部划分权力。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 这不仅可以解决集体内部各方利益的分配问题, 也是对集体经济组织能否高效运转、是否具有竞争力,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4) 农民通过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来保障自己的利益。由入股农民组成股东大会并拥有对组织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选举更换董事、监事, 审议批准董事会、监事会报告以及公司年度财务预 (决) 算方案等重大事件的决定权;董事会是该组织经营决策的常设机关;监事会代表全体股东行使监督职能;经营管理层负责该组织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入股农民与董事会, 董事会与经营管理机关之间形成双层委托代理关系。股东会按持有股份的份额对该组织重大事件拥有表决权, 只有经过持2/3以上股份的入股农民同意的重大事件才能予以通过, 这样可以实现尊重农民的意愿和保障农民的权益。

2. 积极试点推广农村土地银行

对于一些条件不成熟的地方, 笔者建议:成立农村土地银行。由于土地银行是根据市场规律进行运作, 也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农民的意愿和保护了农民的权益。

(1) 建立起政策性资助的农村土地银行。农户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愿存入, 银行通过对该土地的位置、肥力、存地期限等指标对其评级确立该土地的利息并发给农户存地证, 银行对存入的土地化零为整, 集中整理开发, 再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将土地贷给贷地者, 并与之签订合同并向其收取土地使用费, 存贷的差额即是维持土地银行运行的资本。其间, 银行有权对土地是否用于农业用途进行监督, 在合同期满后收回土地、归还农户或继续签订合同。笔者认为, 由农业发展银行进行试点比较合适, 农业发展银行是政策性银行, 已基本上形成了覆盖全国的网络, 加上农业发展银行自身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信贷管理、财务结算、信息管理的专业体系, 农业扶贫开发和农业综合开发上的业务比较多, 其员工也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基础并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

(2) 土地银行的运作。农地抵押贷款包括两个基本过程:一是金融机构的资金筹措过程;二是金融机构向以农地作抵押的农民或农业企业的贷款发放过程。这两个环节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农地抵押贷款不能顺利实现。 (1) 资金来源方面, 可由财政出资和发行债券。财政可为土地银行拨付一定的资本金, 土地银行产生的亏损也应予以弥补。 (2) 业务范围方面, 承包地经营权实行“银行”方式合作经营。农户将零散、小块、界线明晰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给农业资源经营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按照一定的价格给付农民租金 (土地存款利息) , 再根据产业规划和种植大户对土地经营规模的需要, 将土地成片划块转包给种植大户, 种植大户付给合作社土地租金 (土地贷款利息) , 合作社通过利息差获得收益。通过农地使用权抵押信用合作社集中与银行发生信贷关系, 这样做可以部分化解贷款风险, 降低贷款的成本。” (3)

3. 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由于是根据市场规律来进行运作, 实践证明这也是一种完全尊重农民意愿和保障农民权益的重要措施。

(1) 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从目前成都市的实际情况看, 除了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村产权交易之类的固定交易所以外, 还应从实际出发, 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 遵循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建立多种形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对于边远地区的农村则可以从构建比较完善的交易规则入手, 大力开展广泛的农地流转服务, 为土地市场的建立创造条件。

(2) 建立农地流转的标准合同文本和流转价格基准体系。 (1) 建立统一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示范文本。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确定流转中的各种要素, 尤其要对流转土地的用途、流转期限和价格以及实现方式等进行详细的考量。 (2) 根据目前流转土地的用途和相关要素开展土地流转价格基准体系研究和评估, 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价格评估机制, 土地市场要及时发布农地流转指导价格, 促进农地流转公平公正合理。

4. 健全和完善农地流转的运行机制

(1) 建立土地规模经营风险控制机制。 (1) 对于各地引进的业主可以逐步建立信用保证金制度, 同时指导业主提高风险意识, 在业主中逐渐导入农业保险、提取风险基金等保障措施, 尽力规避经营风险。 (2) 在各基层土地管理部门建立土地流转数据监测收集机构, 利用各基层主管单位监测收集上来的土地信息, 并综合有关专家提供的意见对土地流转风险进行分析、评价且及时发布风险警报, 指导各地区的土地管理工作。

(2) 建立市场培育中介服务机制。以市、县、乡三级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管理服务机构为依托, 并以农村土地交易市场为主体, 构建各地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网络。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具体组织、协调、指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业务培训、供求信息登记、信息发布、土地评估、法律政策咨询、提供流转合同范本、调解流转纠纷、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档案等, 充分发挥服务引导作用, 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从小范围流转扩大到大范围流转, 从临时性、个体性流转转变为经常性、整体性流转, 从而推动合理流转。

(3) 建立农地流转的纠纷调处机制。建立和完善区 (县) 、乡两级土地流转纠纷仲裁调处机制。流转双方一旦发生纠纷, 可申请村、社和乡镇组织调解, 调解不成的, 可以申请区 (县)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仲裁, 也可向法院起诉。 (4)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 其成员要深入基层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 对纠纷案件进行认真复核, 对当事人进行耐心细致的解释,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适当处理。同时, 依照信访条例,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建立信访处理机制, 减少因土地流转产生的纠纷矛盾, 并妥善调解已出现的矛盾纠纷, 从而保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

5. 规范和健全农地流转中的政府行为

各级政府及其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管理服务机构在推进土地规模经营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应当定位在服务上。党委、政府的职能是引导规范, 不得包办代替。严禁强迫群众流转土地。同时, 应进一步完善区、乡 (镇、街道) 土地流转服务中心职能, 加强对土地流转行为的指导和监督, 指导流转双方签订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 为流转双方服好务, 并加强流转合同备案制。 (5) 充分利用现有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及农村经济信息平台, 并争取通过电视、网络、广播、报刊等各种媒体上开辟信息专栏, 发布农村土地流转租赁信息, 做好农村信息服务工作。

参考文献

[1]王英.城郊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研究[D].华中农业大学, 2008.

农地流转与农地产权制度之思考 篇6

但它们都只能是完全的或部分的权属关系的变动, 而绝不是空间位置的变更。产权制度是指一定的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相结合而存在的, 并且能对产权关系实行有效保护、调节和组合的制度安排。“土地产权制度”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 土地产权制度是一定社会条件下, 人们在占有和利用土地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总称。其二, 以土地为媒介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有的上升为国家意志, 形成有关土地的法律和政策。因此, 土地产权制度既包括经济关系, 也包括法权关系。前者属于经济基础, 后者属于上层建筑。为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就应当规范使用土地转让权, 使农民能够更多地获得对土地的处理权和收益权。

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对象的土地, 适度的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土地的经营在最优的规模上实现劳动、资本、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通过规模经济的实现, 从而获得收益的最大化。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 是当前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渠道。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会基金课题组和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课题组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联合调研, 征地方面的纠纷是目前农民反映的主要问题, 占总数的60.1%。

一、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弊端

当前, 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基本模式是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这种制度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内在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与集体的土地所有权界线不清。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已经依法没收、征收、征购为国有的土地, 国家依法征用的土地, 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从上述立法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土地除了国家的就是集体的。但现行立法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土地是国家的, 哪些土地是集体的, 更没有界定哪片土地属于哪一个集体所有。即使是我们一般认为界定得比较清楚的城市土地, 实际上也是极其模糊的, 比如城市市区范围内存在着一些集体所有的土地。特别是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 新设建制市的不断涌现, 老城市区的不断扩大, 出现了新设建制市的市区土地是否自然而然地由原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的问题。同时, 建制镇被法律认可为城市范围, 而建制镇的土地实际上主要属于集体所有。因此, 这种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规定, 似乎连立法者也解释不清。

2.土地所有权效力不完全。 《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可见, 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是所有权的主要权能。从理论上讲, 农民集体拥有法定的土地所有权, 应当可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事实上, 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不完全的所有权。首先, 在使用权和收益权方面, 通过承包合同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 本来可以享有合同所约定的土地使用权和争取最大收益的权利, 然而乡、村干部却可以任意解除合同或到期不续定承包合同, 还有些基层人民政府以调整产业结构为名, 强行干涉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另外, “一些基层政府组织以行政权力参与农民收益分配”。我国人多地少, 人地矛盾比较尖锐, 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 但现实情况却是随着工业用地与城镇用地的扩展, 现行农民土地权益被随意剥夺的现象十分严重。大批农民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 导致农民失业又失地。其次,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无最终处分权, 一方面, 国家建设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时, 国家只要通过征用就可以了。另一方面, 我国立法不但禁止集体土地买卖, 而且禁止有偿转让。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经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出让、转让。这不仅使集体所有者失去了对土地的处分权, 同时也使本应属于集体的出让金流入国库。据此, 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所有权的应有意义。

3.现行土地征用制度难以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土地他乡权利。根据我国民法原理来分析, 集体土地所有权被征用并不必然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他乡权利的消灭。也就是说, 国家在征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也应一并征收集体土地所有权纸上所设的承包经营权、农地使用权和租赁经营权等他项权利。否则, 农地产权的结构将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农村改革以来逐步发展形成的农民的土地权利也将完全丧失。

二、建立规范的产权流转渠道

2002年8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 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这是我们处理土地流转问题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其基本的政策导向是:从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和稳定农村大局出发, 在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 使之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这在实质也就有了土地产权流转的含义。

土地产权制度建设, 必须明确允许土地产权流转的权利和义务, 并对流转给予规范。从主体上来说, 土地产权流转的初始主体分两类, 一类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一类是行使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内容上, 土地产权流转包括土地所有权流转和土地使用权流转两种形态, 它们的经济内容是地租、地价市场实现;形式上, 土地产权流转是通过地租、地价实现土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形式, 即买卖、出租和抵押。土地买卖是以地价为杠杆的土地产权一次性转让, 这是土地产权的全部出让。土地出租是以地租为杠杆的土地产权某项权能—使用权的契约转让。土地抵押则是以地价为尺度, 以土地产权为对象的债权担保, 已并不直接涉及土地产权转让, 只有当土地产权担保的债务不能如约履行时, 才会发生土地产权的转让。工具上, 土地产权流转的市场工具是土地产权证书。它是土地产权流转借以实现的法律凭证。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工具是土地所有权证书, 如一般所说的地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工具是土地使用权证书。

1.土地产权流转要坚持土地权利登记原则。

登记能够明确土地的归属, 有利于保护权利人, 使享有权利的人在设定范围内 (如农土农用) 有权自由行为, 使其他人在设定范围内负不作为的义务;登记具有公开担保的作用, 能促进土地流转, 并确保安全和有效, 有助权利人高效率地使用土地;登记还可以作为贷款的依据, 权利人可以据此获得贷款来改善土地的生产能力。同时, 要坚持契约自由原则。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经济, 即以自由的方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没有契约自由, 就没有真正的民法和真正的市场经济。”理想的市场经济运行状态是经济主体自由进出市场、商品自由流通、要素自由组合、价格自由议定、结构自由调整。土地权利可转让性, 一方面确保土地资源的利用最有价值, 另一方面也可保障经营者收回投资, 坚持契约自由原则, 土地是否流转, 以及土地流转的形式, 应该由农民自主决定, 能保障农民依照自己的意志转让土地使用权。当然, 基于土地的农业生产中的基础作用, 这种转让是有约束的, 即属于规定保护的农用土地, 转让不能改变作业性质。目前土地流转主要以行政方式推动, 流转的控制权主要掌握在乡村基层干部手中, 一些地方土地流转工作的方式从“引导”变成了“逼迫”, 造成了矛盾。这也与中央关于土地流转的“自愿、依法、有偿”的三个原则相违背。另外, 土地流转必须依法进行, 就是按照《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规范的流转。

2.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股权化。

当农村土地所有权明确, 地权界定明晰, 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是相当长时间的, 而且制度确保土地流转时, 应该允许尝试农村土地使用权股权化的操作方式, 甚至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农村土地的股权化运作并且不断扩大。土地股份化是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一种有效方式。所谓土地股份化, 是指鼓励和支持农户将土地长期使用权折合成股本参与各种合作组织、农业开发及规模经营等, 并按其股本大小定期领取土地股权收益。土地的股权化是使土地价值化、货币化, 这既是建立有效产权制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又是有效推动土地流转的一项技术性操作问题, 使得土地产出不是实物形态分配, 而是价值形态参与分配。在农村实际经济活动中, 农民最担心的即是土地的调整与变动, 即使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在发生承包到期、人口增减等情况下坚持公平与合理的原则来进行一些土地再分配, 也无法使农民内心安稳。而以承包的土地份额评估作价入股集体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集体将土地有偿发包给种田大户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集约经营,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效益, 农户可以在年终按股分红, 这样的做法可以避免土地集中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震荡。

土地的股权化还可以通过章程的有效约束, 监督土地经营的状况, 影响董事会的决策, 充分体现主体的物权。即使股东大会一致通过更变土地用途, 农户也不必担心那种失去土地和失去土地作为自己最低福利保障功能的顾虑, 因为股权为农户拥有, 权益永远在股份合作组织的经营中得到体现。土地的股权化才真正使得土地流转更富于实际操作的意义, 也更符合市场经济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的原则, 有效地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打下基础。当然, 土地的股权化的实施必须要有条件, 诸如乡镇企业的发达, 小城镇的兴起, 劳动力已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上等等。

3.坚持科学引导和公平自愿原则。

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土地流转工作, 把推进土地合理流转作为跨农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措施来抓, 按照本地农业结构调整目的要求, 围绕培育主导产业和优势项目, 精心制定土地流转规划。有目的地筛选适宜本地生产经营项目, 引导承包户流转土地, 调整结构, 实施规模连片经营。农户承包土地流转, 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现行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又称保护自己提出申请, 在接转双方自愿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根据本地产业发展规划、居住特点、土地状况等, 合理规定土地流转的形式和时限。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经部门要承担起土地流转工作的指导、协调、服务和管理职责, 切实做好对流转合同签订、结算的指导和减征、调整工作。要严格土地流转管理, 规范自愿申请、核实审批、合同签订、变更登记的程序。强化土地流转后的动态监测, 及时化解矛盾, 保证和促进土地流转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杨佳等.都市农业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思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J].2007 (9)

[2].伏晓.和谐社会市郊的农民权益保护机制探讨.[J].2006.6.10

[3].肖方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陷及完善对策.中外法学, J1999.4

[4].试论我国农民权益保护问题郑容社会科学家.[J].2005

中国农地流转研究综述 篇7

家庭承包制的框架下, 农地产权结构被分解为三种权利, 其一, 所有权;其二, 承包权;其三, 经营权, 即使用权。所谓农地使用权流转, 严格意义上讲, 是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以下简称农地流转) 。目前农村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 (管清友等, 2003) , 其主要集中于农地流转问题。中国的农地流转应该仅是一种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流通 (钟涨宝, 2003) 。正是得益于中国农地制度的深刻变迁, 农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虽然中国农村的土地流转到现在已经初具规模, 但是农地流转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理性行为, 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挑战。随着中国对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 结合中国的国情探讨中国农地流转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以下对中国农地流转研究的动态做了一个全新梳理。

一、中国农地流转的模式

由于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 造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状况极不平衡, 因此全国各地的农地流转形式也不完全一样。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形式有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反租倒包、委托代种、拍卖等 (韩连贵, 2005) 。也有学者提出土地使用权流转有五种模式:转包、转让、股份合作制、招商租赁、土地置换 (胡小平、孔喜梅, 2005) 。但有学者质疑土地置换不属于土地流转 (傅晨等, 2007) 。在农地使用权流转形式中, 有部分学者认为转包是当前中国农地流转的主要形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地流转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有高收入户向低收入户流转, 流转方式也由以转包为主的形式向其他方式过度 (史清华等, 2005) 。有学者提出租赁土地是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主要方式 (戴中亮, 2004) 。农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土地租赁市场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陈和午等, 2006) 。从现实的实践中来看, 广东东莞市的农地流转是以租赁为主, 转包为辅 (傅晨、范永柏, 2007) 。河南省农地流转是以转包为主, 土地置换和入股为辅 (曹金臣, 2006) 。

二、农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土地权属关系混乱, 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清, 内容界定不完整, 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的流转, 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 农民使用土地普遍存在随意性和不稳定性 (季虹, 2001) 。中央关于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核心在于切实保障承包期内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质态的清晰化和稳定化 (盖国强, 2000) ;有的学者注意到, 有一半农地流转是农民自发私下进行的, 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强, 在流转手续和程序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留下许多隐患 (傅晨、范永柏等, 2007) , 主要表现为合同管理不规范。有学者明确指出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 (邢姝媛等, 2004) 。另一些学者通过实证进一步分析现行农地制度下农地市场难以发育、归因于经济、农户自身的资源禀赋、社会因素等 (田传浩等, 2004) ,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封闭性与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有关 (张红宇, 2002) , 更多的研究将土地难流转、市场难培育归因于不稳定的模糊的农地产权、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有的学者指出:要么部分政府干部思想僵化, 不敢流转;要么政府权力在强制农地流转时“越位”而又放任土地流转, 疏于规范服务时“失位”。在有些乡镇, 预算外收入的80%来源于土地出让收益 (曲福田, 2001) 。另一些学者指出:实地调研进一步证实, 乡村干部常常利用政策限定上的漏洞或乡规民约, 极力收回他们对集体土地的控制权, 并利用其局部的“立法”地位维护对土地的行政性调整权力 (钱忠好, 2003) 。

三、中国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集体土地产权关系混乱, 导致各利益主体行为不规范, 利益分配也不合理, 土地制度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这种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而直接阻碍了农地的合理流转 (许恒周等, 2005) 。有的学者表明, 农村不仅社会保障机制缺位, 而且市场中介组织匮乏, 使得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 (马晓河等, 2002) 。也有学者指出, 农地频繁的行为调整将导致农地市场的萎缩 (钱忠好, 2002) 。但还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中国目前的“双层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妨碍土地租赁市场” (姚洋, 2002) 。有学者注意到, 农村金融信贷管理体制与农地流转后的资金需求不配套 (曹鸣风, 2001) 。另一些学者认为, 过细及高度分散的土地经营方式是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障碍, 对农业产业化构成了严重的制约 (樊纲, 2002) 。有学者坚持农地流转不稳定, 主要受制于非农产业的发达程度和非农就业机会、农业经营的稳定性及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 (张红宇, 2002) 。目前农村土地尚未开展定级估价工作, 缺乏科学合理的土地价格体系, 难于为交易者提供完善的价格信息 (钱文荣, 2000) 。农户家庭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 (田传浩等, 2004) 。一些学者调研发现, 农户作为农地经营的主体, 他们的意愿与行为对于一个地区的农地流转以及机制和模式的选择有着根本的影响, 进而影响该地区农地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杜文星等, 2005) 。学者们纷纷构建模型分析农地流转的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影响农地流转的根源动因归结为“相对比较优势的存在” (史清华等, 2003) 。也有些学者实证研究结论表明, 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 (钱文荣, 2004) 。

四、研究评述与展望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研究和梳理,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和展望:第一, 关于农地流转仅仅研究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将经济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 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工具, 深入的研究制度、经济环境变化是如何影响主体行为的。第二, 在影响因素研究中, 我们不仅需要研究主导因素, 而且还需要研究影响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推动农户进行决策的。第三, 关于农地流转区域差异的研究几乎没有, 我们应该从经营行为、农地流转行为等心理学角度出发, 实现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有机结合起来, 对造成农地流转区域差异的深层宏观特征和微观规律进行深入分析。第四, 尚没有发现有学者对产业化链条中多元农业生产要素并结合多主体参与农地流转的利益动机和过程的考察。

摘要：农村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 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合理配置已经是必然的趋势。农村土地流转是农地制度改革的核心, 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 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流转的模式、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等, 就专家学者们研究的有关理论观点和实践成果进行全新的分类梳理, 最后为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找出立足点和突破点。

农地承包流转 篇8

关键词：流转意愿,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Heckman 模型

一、引言

培育农地市场、促进农地流转, 被认为是实现中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提升农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必然选择。2014年中央1号文件也进一步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 加快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但是, 目前我国的农地流转市场在产权制度安排方面仍存在着产权主体模糊、产权权能残缺、流转机制不合理、土地融资功能无法发挥等一系列问题。而产权清晰的土地财产关系和合理的产权制度是农地顺利流转的基础, [1]健全的流转市场和规范的流转机制是农地顺利流转的保障。同时, 农地流转必须建立在尊重农民自由、自愿、平等享有土地承包使用权的基础上, 任何行政机构不得强制干预农民处置所拥有的土地。[2]我国当前的农地流转市场仍存在指标型管理、政府主导过多等忽视农民意愿的现象。[3]因此, 构建一种产权分配合理、市场机制完善并同时又符合农户意愿、能给农户带来增值收益的农地流转模式, 对农地市场化流转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一直以来, 学术界关于农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讨论农户流转意愿的各种影响因素。其中,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个体特征变量, 耕地面积、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占比等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其次,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捷度, 产权、制度、规范的合同签订、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土地区位条件, 社会保障、外出找工作难易程度, 农地流转价格、有无农地流转中介, 农户政策制度认知、金融服务认知[4,5]等等, 也是影响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部分学者分析了某一个重要因素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许恒周等、钟晓兰等分别从农民分化、农户认知的视角分析了其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效应。[6,7]在实证分析方面, 大部分学者使用的是logistic模型, 少数学者用的是结构方程模型, 储成兵等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流转数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8]这是目前分析农地流转意愿比较理想的模型, 因此, 我们也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现有文献都是笼统地分析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 但却忽略了特定的产权制度安排对农户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影响, 以及在某一种特定的农地流转模式下农户的流转态度和决策。不同的农地流转模式会产生不同的产权分配格局, 必然会引起利益分配的差异。因此, 研究某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和流转模式下的农户流转意愿具有更强的实际意义。

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理论分析及其影响因素

1. 农地产权“比例化共同所有”

我国目前的农地制度在产权安排上的缺陷导致农民无法用自己的土地财产来换取进入城市的生存资料, 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此外, 虽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抵押、担保的权能, 但由于受到法律限制, 土地的融资功能不能完全发挥。因此, 寻找一种既能发挥土地的财产性功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又能实现规模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土地产权安排模式迫在眉睫。农地产权“比例化共同所有”原意是指将农地的所有权按一定的比例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 形成以农民个人为载体的多元化农地法人产权。但由于受到我国农地政策的限制, 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 因此, 农地产权“比例化共同所有”指农地的承包经营权按照一定的比例在集体和农户之间进行分配, 实现集体和农户对农地产权的“共同所有”。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则是指将“比例化共同所有”的农地进行市场化流转。集体按照其所分配的产权比例获得的流转收益, 主要用于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问题, 而农民按照其比例获得的流转收益全部转化为农民个人的财产性收入。

2.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制度优势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模式在保证集体拥有所有权的前提下, 从产权数量角度清晰界定了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关系, 农户获得了可自由买卖的承包经营权, 促进了农地资源市场的形成, 增加了个人财产性收入。其次,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唤醒了沉睡中的土地资产, 发挥了土地的融资功能, 同时也能吸引资本、劳动等要素进入农业领域, 有利于实现农业产业化。再次,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解决了农民因流转土地而产生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问题, 进一步替代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模式是一种符合国家政策要求, 满足当前农村和农民实际需要, 且操作简单、易于实施的农地流转模式。

3. 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影响因素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与其他的流转模式一样, 市场主体的流转行为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是我们选择解释变量的依据。罗必良等检验了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以及家庭成员数、家庭非农收入等家庭特征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同时认为农户对产权的认知强度的提升有助于强化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9]宋辉等分析了中介组织的介入、流转价格等流转过程变量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离城镇距离的外部环境变量对农户流转行为的影响。[10]此外, 农村金融市场不健全, 农户金融需求无法满足等, 也是制约农地市场化流转的主要因素。[11]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影响农户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因素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状况、流转过程特征、外部环境、农户对农地制度及产权的认知情况以及农村金融可获得的难易程度等。

三、数据说明及模型的设定

1. 数据及样本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我们2014年2月~3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宝鸡市随机抽取的10个县 (市) 的30个村的农户进行入户调查的数据。调研以问卷调查为主, 并结合访谈、小型座谈会等形式进行。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250份, 获得有效问卷241份, 样本有效率为96.4%。样本中涉及到的村庄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土地流转, 并通过座谈宣传的形式了解了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模式的基本情况。因此, 样本农户的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意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模型设定

农户是否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以及产权分配行为可以看成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 即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流转模式和流转过程中的比例分配行为。由于并非所有的农户都有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意愿, 而数据反映出来的只是愿意接受该种流转模式的样本农户的信息, 如果仅仅以这部分样本的流转情况来判断全部农户的农地流转的产权分配行为, 将会导致样本选择偏误。对于这个问题, 一般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 (Heckman, 1979) 对其进行处理, 以克服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

第一步, 进行第一阶段的模型估计。将“农户是否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作为因变量, 使用Probit模型, 其形式为:

式中, W表示农地流转意愿。当农户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时, W=1;农户不愿意时, W=0。式中Xj为解释变量, 即影响流转意愿的因素;α、βj分别为常数项和解释变量系数。

由于Probit模型中自变量系数的含义与一般回归方程中系数的含义不同, 为了能更加准确地理解模型中系数的含义, 将模型用正态分布的二值响应模型来表示为:

G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对于所有实数, 都有。用积分表示为:

第二步, 由于回归方程中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 因此需要对第二阶段的模型估计进行修正。修正方法是引入工具变量逆米尔斯比率λ, 其公式为:

式中,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为累积分布函数。

第三步, 将工具变量λ引入到模型中, 然后再利用OLS方法进行估计, 从而解决了样本的选择性偏误问题。引入工具变量后的模型表达式为:

式中, Yi是农户在与集体进行农地产权分配中所拥有的比例, Zi是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即影响产权分配比例的因素, Zi是样本选择方程Xj的子集, γi是解释变量的系数, μi是随机扰动项。ω为λi的待估系数, 如果该系数显著通过, 则说明样本的确存在选择性偏误, Heckman两阶段模型是适用的。

3. 变量选取

根据影响农地市场化流转的因素和已有研究成果, 我们将影响农户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的解释变量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农户个人特征变量, 包括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是村干部;二是农户家庭特征变量, 包括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占比、是否购买社会保险;三是外部环境特征变量, 包括离县城距离、离交通主干道距离、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四是农地流转过程变量, 包括当地流转价格、当地流转制度、是否具有承包经营权证书;五是对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制度的认知变量, 包括对初定的产权分配比例 (集体占51%, 农户占49%) 是否满意、是否支持试点、如将农地流转出去后是否考虑过重新买地;六是金融可获得性变量, 包括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当地是否有专项的农业贷款以及是否允许农地抵押贷款。各自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四、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意愿实证分析

1. 模型估计

我们运用STATA12.0统计分析软件, 对农户的农地产权分配比例的影响因素进行Heckman模型计算。其中, 第二阶段所用的自变量应该是从第一阶段自变量集合中选取的。经过多次检验, 在产权分配比例决定方程中保留了农户文化程度、非农收入占比、是否参加社会保险、距县城距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流转价格、对初定的产权分配比例是否满意、是否支持试点、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农地是否可以抵押等10个解释变量。

注:*, **,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逆米尔斯比率λ显著不为0, 在5%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Waldchi2=62.62, Prob>chi2=0.000, 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表明样本的确存在选择性偏误, 运用Heckman选择模型是合适的。

2. 结果分析

从农户个体特征来看, 年龄和是否是村干部对农户的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意愿有显著影响, 年龄变量的系数为负, 说明农户的年龄越大, 理解和接受新政策的能力越差, 因此越不愿意进行农地市场化流转。是否是村干部变量的系数为正, 表明村干部在农地制度改革和农地流转过程中起着一定的模范带头作用, 因此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文化程度变量对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数量影响都不显著, 但文化程度与流转意愿正相关, 说明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户越不愿意进行农地流转。而与产权分配比例负相关, 表明农户的文化程度越低越倾向于不信任集体, 因此愿意自己拥有更多的产权比例。

从家庭特征变量来看, 家庭人口数对流转意愿影响显著, 系数为正。表明家庭人口越多越愿意进行农地流转。因为按照农地均分原则, 家庭人口多意味着农地面积多, 流转农地获得的收入就多。家庭非农收入占比对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 可能是由于非农就业不一定导致农地流转, 为了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 农户会选择兼业化经营。是否购买社会保险对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 但与流转意愿正相关, 对产权分配比例影响显著, 系数为负。说明购买社会保险的人对土地的依赖性降低, 因此更愿意进行流转土地, 在与集体进行产权分配时倾向于持有更多的比例, 以寻求社会保障上的安全感。

从外部环境变量来看, 离交通干道的距离与农地流转意愿负相关, 且在5%水平上显著, 说明离交通干道越近的农村, 农户外出就业方便, 因此更愿意进行农地流转。离县城距离对农地产权分配比例影响显著, 且系数为负。因为离县城较近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 土地的增值空间越大, 因此农户越不愿意轻易将农地流转出去;而且倾向于持有更大的产权比例, 从而获取更多的财产性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对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的影响都不显著, 系数都为负。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市场化流转, 并且倾向于持有更高的产权比例。因为经济发达地区, 农户非农就业机会较多, 对土地的依赖性更小, 而且农地的流转价格和增值收益较高。

从流转过程变量来看, 流转制度变量对流转意愿影响显著, 且呈反方向变动, 表明一个地区的农地流转制度越宽松, 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而是否具有经营权证书对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 但与流转意愿正相关, 表明拥有经营权证书的农户认为农地产权更加明确, 因此更愿意进行农地流转;流转价格对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影响都不显著, 但系数都为正, 表明流转价格越高, 农户越愿意流转土地, 而且倾向于拥有较高的产权比例。

从对产权比例化流转制度的认知变量看, 对初定的产权分配比例是否满意对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影响都非常显著。在流转意愿方程中系数为正, 说明对分配比例满意的农户越倾向于流转土地;在产权比例决定方程中系数为负, 说明不满意的农户都认为集体拥有的比例过大, 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 因此希望自己拥有更多的产权数量。是否支持试点对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影响都不显著。是否考虑重新买地与流转意愿正相关, 但影响不显著, 说明考虑今后再重新买地的农户更愿意流转土地。因此, 农地流转市场的灵活进退机制对农户是否愿意流转土地至关重要。

从农村金融可获得性变量看, 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过款对农地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影响显著, 系数为正, 表明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过款的农户拥有一定的信用或者担保人等社会资本, 更容易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本, 因此愿意流转土地以扩大经营规模并且拥有更多的产权。当地是否允许农地抵押贷款对农户产权分配比例影响显著, 系数为正, 表明可以抵押贷款地区的农户更看重农地产权的价值, 因此倾向于持有更多的产权份额;与流转意愿也是正相关, 表明允许农地抵押贷款的地区, 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市场化流转, 充分发挥土地的融资功能。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们以陕西西安、咸阳、宝鸡三市的241户农户为样本, 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是否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以及产权分配比例的因素。得出的结论是:农户的年龄、是否是村干部、家庭人口数、离交通干道的距离、流转制度、对初定的产权分配比例是否满意以及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等变量对农户的流转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显著影响农地产权分配比例的因素有离县城距离、是否购买社会保险、对初定的产权分配比例是否满意、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是否允许农地抵押。此外, 从样本统计数据看, 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农户达到了60%以上, 说明农户的流转意愿较高。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政策启示。

一是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模式能够赋予农民更加完整、清晰、可自由交换的农地承包经营权, 既可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又能实现规模化经营;同时还能保证集体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问题, 进一步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模式有利于增强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

二是农户对农地流转制度认知程度和合理的产权分配比例是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基础, 因此, 在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制度设计时, 既要尊重农民意愿, 又要进行合理的产权分配, 明确产权构成及各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同时, 要对农户进行广泛地政策宣传, 提高农户对农地流转制度的认知程度。

三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保障的转移, 是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关键。只有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 并且由集体和制度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才能降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 从而使土地真正成为可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同时, 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发展再教育工程, 使“走出去”的农户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四是加大农村金融支持力度, 实现农地抵押贷款, 是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承包权, 赋予了农村土地的金融属性,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农民财产权的落实与农业规模化经营离不开长期、低利的政策性金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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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试点：周折二十年 篇9

这些试点的做法，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模式：较早的试点，通常着眼于农地“直接入市”;后来的试点，则大多立足于与城市“增减挂钩”（即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通过这两种路径形成的价格，前者通常低于后者。这说明在现有的制度条件下，农村建设用地的价格，除了取决于自身条件外，还取决于与城市建设用地之间的关系，即能否搭上城市建设用地的便车。

形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一直处于一种非法状态。

逼出来的试点

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早期试点，多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些试点多为被倒逼形成，因为在试点之前，这些地区的地下流转，早已呈星火燎原之势。

最早诞生乡镇企业的苏州市，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开始面临改制的问题。一些乡镇企业由于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在市场中渐失竞争力，有的倒闭，有的被兼并，也有的走上了合资、联营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很多被兼并或参加联营的企业，将企业原来使用的集体建设土地抵作固定资产，作价入股，使其发生了事实上的流转。

但这种流转于法有违。《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对农村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但流转的现实需求已经冲破了法律的限制。对于急需用地的企业来说，与申请国有用地相比，接手这些乡镇企业的土地，一方面省去了指标申请等繁琐程序和漫长等待，同时用地成本也大大降低;而对于深陷危机的乡镇企业来说，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好成为一根救命稻草。这种你情我愿的私下交易，很快就在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蔓延开来。

1996年上半年，苏州市国土局组织了一次专题调研，发现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在全市已呈难阻之势。不仅乡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其中，乡镇政府、村委会和企业法人都成为了流转主体。在强劲的需求和缺位的管理共同作用下，城乡结合部的一些耕地，也被充当建设用地进行了流转。苏州市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从1982到1994年12年间，该市耕地减少了131.2万亩，年均减少了11万亩。

在乡镇企业同样面临转制的安徽芜湖，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也有一个庞大的地下市场。该市统计资料显示，从1997年到1999年3年间，该市共发生集体土地非法转让1234宗，面积达1528.2亩。

市场需求走在法律前面，成为此后中国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一个常态。这让对农地负有管理之责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满足市场需求，就要违法;而恪守成规，就会憋出一个庞大的地下市场，不仅会造成流转失序，还损失了一笔数额不菲的流转收入分成。

在一些市场基因活跃的地方，主政者开始了允许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尝试，一是将流转纳入规范的轨道，二是让利益相关方都参与收益的分配。而在地下交易中，受益者通常只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者，至少有两个利益相关方缺席了收益的分配：一是农村建设用地的所有者，二是基层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

1994年，地处闽中偏东北的古田县，开始允许集体非农建设用地进行流转。在公开的报道中，这是农地流转最早的试验者。而更广为人知的先行者，则是1996年开始试点的苏州，2000年试点的芜湖，2001年试点的顺德、湖州以及2002年试点的安阳。2003年，广东省政府出台《关于试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通知》，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试点扩展至全省，也将这一轮农地流转的试点推向高潮。

低价的风险

相较于城市建设用地，农地的成本更低。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局长束伟星曾以芜湖大桥镇为例，说明两种性质的建设土地在用地成本上的差异：若以先征为国有后出让的方式供地，在大桥镇，每亩地需向政府缴纳耕地占用税5000～6000元，菜改基金1万元，水利基金500元，交通基金1000元，以上四项加起来是16500元，政府还要收取土地有偿使用费28～30元/平方米，还有管理费、登记费等费用。上述费用加起来，一般划拨的工业用地成本为3万元/亩左右，商业用地为每亩近10万元。而采用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办法，每亩只需要支付不到1.7万元，包括6000元的安置费，400元的青苗费，和村集体10400元的土地补偿费。

这些试点通常放得很宽，比如大多数试点的范围不分规划区内外，也不分存量与增量，只要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规划，经合法取得的集体建设用地均可流转。苏州在1996年试点时，将流转的对象限定为规划区外的存量建设用地，到2002年，该市对流转范围进行了拓展，将规划区内的存量集体建设用地纳入其中。

由于价值较高的集体建设用地通常都分布在规划区内，是否将规划区内的农地列入试点，通常被用来衡量试点的力度。一位中部省份国土厅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文件，把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范围限定于规划区范围外，就是一种倒退。

上述试点很多没有区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这也被认为是一个突破。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相比，中央对宅基地的流转更为谨慎。一方面因为宅基地的总面积要比经营性建设用地大很多;另一方面，在决策者眼中，宅基地是农民的安居之所，与农村的稳定息息相关，因而不能轻举妄动。

试点对流转土地的用途管制不多，但有一条共同的禁令，就是不得用于商品住宅开发。此外，苏州市还规定不得用于大型娱乐项目。上海市则规定，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用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公益性项目。

有人将上述限制称为“权利的缺陷”。对于集体建设用地来说，这样的缺陷还包括其抵押权很难实现。虽然试点的地方政府都会在流转方案中标明这些农地可以抵押，但现实的情况是，这些权利通常只能在受地方政府管辖的金融机构行使，不受地方管束的全国性金融机构则很少认可。

这些权利缺陷的背后，隐藏着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最大的风险，即这些扛着试点大旗进行的流转，事实上一直处于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状态。

正是这一违法的风险，让这些试点地区的流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特点。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的一份调查发现，试点地区的流转面积都不是很大，并且大多呈现出一种萎缩状态。

增减挂钩

2004年，农村建设用地价值实现的形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向。这一变化的背景，是增减挂钩政策的出台。

2004年10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其中第十条规定：“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简称“增减挂钩”。这一政策对中国影响至深，被一些学者称为“过去十年最具影响力的土地政策之一”。

这一政策的出台有两个背景：一是城市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持续强劲，二是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那城市的这种强劲需求何以释放？增减挂钩的解决办法是：将农村的建设用地复垦成为耕地，就可以在城镇增加一块相同面积的建设用地。城市建设用地的“增”，要和农村建设用地的“减”挂钩。

地方政府基于发展以及的政绩诉求，希望不断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但中央政府基于管控由征地所引发的冲突，以及严格控制18亿亩耕地红线的诉求，希望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严格限制。困在两种诉求中间的国土资源部，最终想出了这个办法。

这一政策，为长期被建设用地指标所困的地方政府开辟了一条新路。过去城市用地，直接向农民征收，会造成耕地的减少;现在城市要用地，先要去农村把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再到城市的周边征地，耕地的总量不会减少。

于是，农村中大量荒废、看似百无一用的集体建设用地，一下子被提高到了关系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多寡的地位。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制度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在法律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限制解除之前，用一种在城乡之间挂钩的方式，让集体建设用地的价值，在城市建设用地身上“灵魂附体”。

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建设用地的价格，可以拿对复垦农民的补偿价作为参照。增减挂钩的第一批试点成都市，自2007年开始，复垦补偿从每亩12万元升至15万元，再到18万元、20万元，到2012年大体稳定在每亩30万元。

自2006年5个省市成为第一批试点以来，增减挂钩的试点已经扩展到了除新疆、西藏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来自国土资源部的统计资料显示，2014年，这29个省份共安排了90万亩增减挂钩的指标。这一年，中国安排的新增建设用地为近800万亩。

近日，有媒体援引国土资源部的信息源说，该部已经开始讨论增减挂钩试点在县域基础上适当扩大的可能性。此前，此类试点挂钩的范围，一直被限制在县域以内。分析人士认为，这说明城乡建设用地增加挂钩的试点，正在取得令决策者满意的效果。

典型农地流转的调查与思考 篇10

1.1 基本情况

调查点农地流转面积共33.33hm2, 位于陕西省靖边县东坑镇东胜村, 属典型的陕北风沙滩水农业区, 全村人均耕地面积0.20~0.27hm2, 户均耕地1.20~1.33hm2。流转地位于该村与邻村交界处, 距离村庄较远, 基础条件差。流转地原属旱地, 种地靠天吃饭, 遇雨年份收成较好, 干旱年份欠收甚至绝产, 家庭分散经营, 耕种不便, 种植效益低下, 甚至有撂荒现象。2007年由该村农民张宏如牵头组织进行了农地集中规模流转。

1.2 基本做法

1.2.1 分户转包, 集中整理。

流转期限为10年, 流转价款按1 500元/hm2·a转包到户, 流转后及时组织平整田地, 架设了高低压线路, 打深井4眼, 埋设地下输水管道, 通过流转整理, 提高了土地生产能力。

1.2.2 统一经营, 规模生产。

土地流转后, 分区划片, 2007年主要种植玉米、西瓜、苜蓿;2008年种植红萝卜等蔬菜。生产经营过程中统一物资供应、统一技术管理、统一田间耕作、统一收获销售, 实现了农业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 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生产资料购买环节中, 实行与厂家挂钩购买, 降低了生产成本。产品销售环节, 实行批量销售, 提高市场竞争力。生产管理环节统一技术, 统筹安排出工, 实现了标准化生产, 降低了劳务成本, 同时提高了农业市场竞争力。

1.2.3 推进结构调整, 发展循环经济。

土地流转农户将土地转包出去, 有的着重发展劳务经济, 有的发展养殖业, 有的发展劳动密集型蔬菜产业, 将全村农业推向专业化、产业化、集成化的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流转, 以种植业为主导、养殖业为辅助, 全面发展沼气建设、农副产品加工转化建设, 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有机农业新模式。

1.3 农地流转取得的效果

1.3.1 提高了土地生产能力和农业市场竞争力, 增加了土地产出效益。

通过土地流转, 一是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和批量生产, 增强了农业市场竞争力。二是通过土地整理及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土地产出能力提高。玉米产量由过去6 000kg/hm2提高到13 500kg/hm2左右, 增产约7 500kg/hm2, 增收10 500元/hm2。

1.3.2 降低了生产费用, 提高了经济效益。

土地流转后, 实行农场化经营, 农用生产资料批量购进, 农资较市场价格低25元/t左右, 每年可节约农资费用1 000元左右, 较分散经营每年节约用工1 000个标准工日;采用机械化耕作, 较分散经营每年可节约耕作成本4 000元左右。经核算, 33.33hm2流转地年净效益15万元。

1.3.3 增加了农民收入。

土地流转后, 33.33hm2土地年劳务费11万元, 农民收入由过去纯收入4 500元/hm2, 变为转包费1 500元/hm2、务工劳动力人均劳务收入2 600元、平均每户出售农家肥500元。土地流转后, 平均每户转包0.4hm2, 流转前户均纯收入1 800元, 流转后户均纯收入3 200元, 同时搞活了劳务经济与第2、3产业, 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农地规模流转实现了“租金+工资>种地收入”的积极效应, 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的有效途径。

2 关于农地流转的思考

2.1 农地流转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农民思想认识问题, 特别是农民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与保守思想, 缺乏有效的市场意识;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农地规模流转会加剧农村劳动力过剩;三是农业资金短缺问题, 农业规模经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而农业普遍面临资金不足, 导致农业有机构成低, 制约着现代农业发展;四是农业风险问题, 投资农业缺乏风险保障机制, 农业面临自然、市场风险双重挑战, 农业企业不能大胆投资农业。

2.2 推进农地流转的措施与建议

2.2.1 农户层面。

一是加大宣传、解放思想、提高认识、调动农民积极性, 使农民真正认识到农地流转的重要意义;二是掌握技能, 提高农民自主创业能力。

2.2.2 政府层面。

一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解决农民农地流转的后顾之忧;二是多渠道引入资金, 保障农地流转的资金需要, 通过减税贴息、鼓励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简化贷款手续, 积极为农村种养大户、农业企业发放贷款;三是加大扶持力度, 加快农业产业化、合作化发展, 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 促使形成规模经营;四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建立农地流转的供给市场。

2.2.3 市场层面。

一是建立农地流转服务体系与中介组织, 强化对农地流转的服务, 为农地流转提供信息资源, 指导规范流转行为, 提高流转成功率, 降低农户交易费用, 促使农地合理有序流转;二是建立农业风险保障机制, 使农业企业大胆进入农业、投资农业。

摘要：介绍了典型农地流转的调查情况, 提出了农地流转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推进农地流转的措施与建议。

关键词：农地流转,调查情况,问题,建议,陕西靖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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