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资本化流转（精选10篇）
农地资本化流转 篇1
在市场经济不断成熟、市场观念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积极推进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发展既是以培育农地流转市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农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创新的总体态势, 其本质是以现代经济运行机制促进现代农业快速发展。在实践中, 农地资本化流转既要受到社会传统观念和微观主体因素的约束, 也要受到计划经济体制残余影响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羁绊;既要受到农业产业特性和与生俱来的多重经营风险的抑制, 也要受到现代农业发展对农地规模经营的内生需求和外部机制与技术支持不够的双重挤压;既要受到内部有效需求不足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诸多不均衡所产生负面影响的遏制, 也还要受的政治管理体制不尽成熟所带来的阻力。正确分析和研究内外约束因素, 是全面推进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流转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流转双方主体性约束
农地流转主体是指流转农地经营权持有者——流转供给方 (承包农户) 、流转农地经营权获得者——流转需求方 (如龙头企业等规模经营者) 。流转主体性是指流转主体在流转实践中的所表现出来的价值需要、能力、地位和作用。
1.流转供给方主体性约束
在现行以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为主体的农地经营基本制度安排下, 供给方流转行为成为直接影响农地流转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农户流转行为是否发生关键取决于农户流转意愿的强烈程度。根据意愿形成的内在心理机制分析, 我国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意愿强度主要受到固有传统农地观念和外部流转利益激励的心理感应程度之间差异和比较。农地资本化流转中的农户主体性约束主要表现为传统农地观念和农户决策的有限理性等对参与农地流转的影响。
(1) 传统农地观念对农地流转经济激励的天生排斥。
传统农地观念是我国农民源于长期重农轻工、重农抑商的封建农业社会发展以及农地在农民生活就业保障和农业社会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和基础地位的感性认知所形成的, 以“土地是命根子”为核心的传统农地价值观念。基于此, 我国农民对长期封建地主占有制和租佃经营为主体的剥削制度的认识和反思, 形成了“耕者有其田”、追求绝对平均的农地产权观念;对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和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经济目标的认知, 形成了以“男耕女织”为基本内涵的农地经营分工观念。这种传统农地观念对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流转的影响表现为农户对土地的过度心理和经济依赖而对农地流转经济激励的迟钝和排斥, 并最终导致农户参与流转动力不足。这是现阶段相当部分农户宁愿选择抛耕撂荒, 也不参与农地流转的思想根源。[1]
(2) 农户有限理性对农地资本化流转的后天抑制。
有限理性理论告诉我们,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是因为相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人们的计算和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即, 人们面对一个复杂而不确定的环境不可能无所不知。在农地资本化流转实践中, 农户基于现期信息、按照自己思维和逻辑推理对是否参与农地流转所做的选择和决策, 一方面, 因时间、空间、主体、客体、内因、外因以及与之匹配的机制体制变化, 使农户理性预期农地流转目标与最终现实结果之间是否完全吻合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 农户对现期信息的分析和把握是否完全准确, 特别是对农地流转收益与农地价格及其决策之间的相关度计算和把握能否精准, 同样存在不确定性;另外, 农户基于归纳方法产生的结论所作出的、对未来发展的预测和决策, 既存在前提是否完全准确问题, 也存在行为实施过程能否完全可控问题, 预测的准确性和决策的科学性具有或然性。这种不确定性和或然性, 首先表现为农户因无法获得完全的农地经营权流转价格信息, 而无法准确评价其所持有的农地经营权的收益大小, 致使农户对参与农地资本化流转预期不足;其次, 农户因对农地经营权财产收益估价不足, 而对农地资本化流转后的利益实现及农地承包权实际拥有缺乏信心, 产生对土地过度依赖, 缺少对农地资本化流转行为的正确认识, 导致农地资本化流转供给不足。
2.流转需求方主体性约束
流转需求方的主体性约束主要是指需求方在农地资本化流转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需求内在动力不足、需求实现能力不强、需求作用难以发挥等问题及其影响。于洋认为, 当前我国农地流转不仅仅存在有效供给不足, 还同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2]
(1) 农业比较效益预期偏低抑制了需求方投资动力。
从理论分析来看,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 粮食缺口大, 农地流转存在较大潜在需求。潜在需求能否转化为现实需求, 关键取决于需求者对农业比较收益的估价。在农地流转实践中, 一方面, 需求方基于我国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不高、农产品流通市场不畅、农业经营成本特别是公用设施使用成本高、农业比较收益偏低的现实, 对农地经营投资产生过低效益评价, 挤出了新入农地流转投资需求;另一方面, 由于现有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规模小、投资能力弱以及农地经营收益估计过低所致扩大生产激励不足, 引致农地流转有效需求实际不足。
(2) 固有传统农业偏见降低了需求方投资预期。
自2004年以来, 国家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农惠农、鼓励农地规模经营的政策措施, 但政策激励效果始终不明显。究其政策激励失灵的社会根源, 在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工商资本对“农业就是落后生产力”的固有偏见, 这种偏见直接导致政策激励效应强度不足, 进而引致农业生产经营投资预期激励不足和流转需求不旺。社会普遍对农业及其发展的消极认识和悲观心理以其固有惰性不断吞没和抵消各种政策激励, 并极力把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拉入低水平循环陷阱, 使农村经济发展丧失一种灵敏快速的激励响应机制。扭转这种偏见的关键在于加速农地流转资本化,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 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二、流转信息不完全性约束
根据行为决策理论要求, 农户要经过“农地流转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输出—信息反馈—行为选择”等过程, 决定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市场信息实际占有和加工处理能力成为农地资本化流转的重要航标。在农地流转实践中, 由于农地资源多样性、农地流转市场信息复杂性、流转需求方的逐利性以及流转结果的不确定性, 使得农户很难准确获取信息并作出正确判断和选择, 客观约束了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 影响了农地资本化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
1.定价机制缺失:导致了流转信息不完全性
自1999年开始, 国家正式启动了农用地分等定级与估价工作, 并于2003年颁布实施了《农用地分等规程》、《农用地定价规程》和《农用地估价规程》三个行业标准, 为农地流转发展提供了有关制度和法规依据, 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农地产权结构、农地流转价格政策和理论研究不够, 迄今尚未形成统一可行的农地流转价格体系指导农地流转实践。现行农地流转定价主要是参照农地征用价格计算办法执行的, 是在形式保证合法的基础上, 根据讨价还价确定的实际流转价格再套用法定倍数倒推农地年产值或综合年产值。这种价格基本上是由地方政府主导, 缺乏内在统一基础, 增加了农地流转价格体系的无序性, 强化了农地流转价格信息的复杂性和不完全性, 影响了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
另外, 按照产值倍数法计算农地流转价格, 也很难提供完全的、准确的农地流转价格信息。首先, 近三年年均产值倍数计算方法是现值计算方法, 没有充分考虑农地在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提高、农业生产技术进步条件下, 农地产量提高的可能性。其次, 近三年年均产值倍数计算方法是以过去三年价格水平计算的, 没有考虑农地流转农产品价格上涨和物价指数上涨的可能, 难以真正保障流转农户的实际权益。第三, 近三年年均产值倍数计算方法, 只是反映了过去三年或当前农地收益和农地价格, 并不能准确反映农地资源因城镇化进程加快、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所致价格上涨的现实可能性, 损害了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和经济利益。
事实上, 在现行农地流转定价体系中, 农户始终只是农地流转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处于农地流转价格信息资源占优劣势地位, 是制约农地资本化流转发展的重要因素。
2.市场变化诡谲:强化了流转市场不确定性
市场信息不完全性及瞬息万变决定了行为和决策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必然会增加决策和行为风险。降低农地流转主体决策和行为不确定性最有效的办法是尽可能获取完全信息, 改变供求双方主观概率。信息不对称使农地流转主体决策陷入恶性循环:信息不对称→决策和行为不确定性→承担市场风险→决策和行为, 如此循环反复。市场信息成为农地流转主体提高决策水平和行为能力、减少决策和行为不确定性、规避市场风险的最基础内容。
在农地流转实践中, 流转主体双方都面临着市场信息不完全的约束。对于流转供给方农户而言, 除了上述价格信息形成机制方面信息不完全外, 还面临着流转预期收益、流转政策环境、流转交易成本、流转后果预期等方面信息不对称的约束。对于流转需求方而言, 则面临着流转交易成本、农地生产经营组织及同行生产经营者、农地流转经营收益预期、农户流转协议签订及履行、农产品市场等方面信息不对称约束。种种市场信息不完全性都是制约农地资本化流转的约束性因素, 成为推进农地资本化流转的内生障碍。
3.流转双方博弈:增强了决策信息不对称性
按照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模型分析可知:给定有关其他参与人的类型信念, 参与人的战略在每一个信息集开始的“后博弈”上构成贝叶斯均衡。并且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 参与人使用贝叶斯法则修正有关其他参与人的类型信念。[3]在农地流转交易中, 流转交易双方行为是相互依存的类型行为, 先行者总是以自身行为选择和实施传递出自己类型行为信息, 成为对方观察和推断自己行为类型并修正其对类型行为的先验概率分布, 为其谈判和决策提供依据, 并适时调整和修正自己相应行为, 使决策和行为之成为最优决策和行为。
我们假定, A代表农地流转供给者承包农户, 农户流转收益为Y1;B代表农地流转需求者, 需求者流转收益为Y2。流转主体收益最大化动机和流转交易行为实现让我们知道, 相互信任是实现流转交易且获得最大化收益的基础。对于流转双方和而言, 在流转交易中都存在两种选择:如果采取信任策略有利时, 都会选择信任对方, 流转交易得以实现并分别获得收益Y1和Y2;而当违约能带来更大收益时, 则会采取失信策略, 以给对方造成损失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
由于A拥有农地资源和农地经营权, 他在农地流转交易中先行决策, 在博弈第一阶段, 供给者有两个选择, 即他既可以选择信任需求者B, 也可以选择不信任B。如果选择不信任B, 则农地流转交易失败, 双方流转收益均为O;如果A选择信任B, 博弈进入第二阶段, 即B作出行为决策, 他可以选择守信, 也可以选择失信。如果B选择守信, 则A实现流转收益Y1, B实现流转收益Y2;如果B选择失信, 那么, B独享所有流转收益 (Y1+Y2) , 而A的收益则为O。因此, 农地流转博弈的纳什均衡结果是:农地流转供给方A选择不信任, 农地流转需求方B选择失信, 农地流转无法进行, 农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甚至不惜抛耕撂荒, 这显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也不是制度预期结果。如果流转双方能建立起相互信任, 农地流转原本应该是一个双赢的、利益共享的博弈, 是一个能创造 (Y1+Y2) 总收益的博弈, 但由于相互信任无法建立, 流转协议无法签订, 最终导致双方预期收益都得不到保障。而导致这种信用缺失的根源在于流转双方信息不对称, 并且重复不完全信息博弈使信息不对称得到强化。
4.政府过度干预:扭曲了价格信息及传导机制
加快农地资本化流转需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是因为政府在农地流转中具有引导、协调、节约、保障等功能。[4]引导功能是指政府通过宣讲农地承包和流转政策法规, 提高农地流转认识, 消除流转疑虑, 引导农户主动参与土地流转;协调功能是指政府通过组织招商、协调流转双方关系等方式, 协调处理农地流转中的矛盾和纠纷;节约功能是指政府通过有效组织, 降低农地流转信息搜寻成本、工商资本流转交易谈判成本、流转双方合约履行监督成本等;保障功能是指政府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农地流转服务为农地流转提供支持和保障。
充分发挥政府在农地资本化流转中的积极作用的前提是准确界定政府职能边界, 有效防止政府过度干预, 尤其要注意防止政府受经济利益驱动对农地流转包办代替行政过度参与造就了大批失权、失业、失保障的“失地农民”。政府职能异化为官员意志和过度干预, 不仅直接侵害了农民农地承包经营权益, 而且扭曲了农地流转价格信息传导机制, 误导农地流转发展, 已成为新形势下侵犯农民利益的重要形式, 呈愈演愈烈之势, 农地纠纷己取代农民负担问题成为农村群体事件的主要“导火索”。
三、流转载体流动性不足约束
农地流转客体是农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载体是农地资源。农地资源是一种地域分布固定、数量既定稀缺、基础作用明显的不可再生资源。这种资源属性决定其自身流动性不足。流动性不足及衍生的农地经营方式、范围、类型以及管理办法等都已成为制约和影响了农地资本化流转的因素。正如美国土地经济学家伊利所言, “成功的土地利用是以对土地特性认识为基础的”。[5]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土地资源特性, 也就不会正确推动农地流转健康发展。
1.农地资源固定性约束
农地资源所具有的天然地域性固定性特点约束农地流转发展, 这种约束性虽然伴随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交通和生产工具改善, 变得越来越弱, 但其约束依然存在。第一, 人们只能利用土地, 而不能像其他资源一样, 可以通过改变其自身形状、性质以及地理位置来满足人们需要。第二, 农地固定性特征决定了农地流转只能是实现其产权变更, 即农地流转标的或客体只能是农地产权, 而不可能像其他要素一样可以随意改变其固有自然属性。在我国现行农地法定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农地流转只能是农户农地承包经营权。第三, 农地固定特点决定了其流转过程和结果都只能是人们去适应它、利用它, 而不能以空间位移实现与生产要素结合。这种特性也无形中决定其流转相对范围, 即从成本节约角度而言, 决定了参与流转对象必须与农地保持比较近的距离, 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跨地域主体参与流转, 但至少可以肯定流转需求方必须因农地固定性而发生空间转移。
2.农地资源有限性约束
农地资源有限性除具备一般资源的有限性特点外, 还具有自身特点, 既有绝对量上的有限性, 也有相对量上的有限性。农地资源有限性对于农地资本化流转的约束表现在:第一, 因农地资源总面积有限, 使得农地流转供给不可能无限增多;第二, 农地利用方向改变相对困难决定了农地生产经营方向相对固定, 农地经营收入相对受限, 从而使得农业比较收益相对稳定, 进而影响农地流转需求;第三, 农地资源肥力相对递减可能性决定了提高农地产出成本较高, 降低了农地经营比较收益, 影响农地流转需求。
3.农地产出条件性约束
农地资源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农地产出表现出相应的自然条件性约束, 一方面, 使农业生产出现地域分工, 有利于专业化发展, 容易形成比较优势。另一方面, 这种约束性基本决定了在规模经济不变、技术进步缓慢的条件下的最大产出, 并因自然肥力递减可能导致产出边际递减, 要改善农地经营水平和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就必须付出巨大成本, 特别是在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的前提下, 这种成本相当高昂。这是制约我国长期来农业投资积极性不高、投资预期不足的主要原因。
4.农地资源地位基础性约束
农业的基础地位决定了农地资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有利于争取国家政策扶持和保障, 容易得到社会普遍承认和重视, 实现有序发展。但这种基础地位也会对农地流转产生影响和约束:一是出于粮食安全考虑, 实施了耕地保护和土地用途严格管制制度和“三个不得”农地流转政策, 局限了工商资本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范围, 抑制了工商资本投资收益, 削弱了工商资本进入动机, 影响农地资本化流转发展。二是农地资源基础地位保障, 影响了粮食主产区与粮食消费区之间的跨地域流转, 形成了两类区域之间农地流转收益差异, 引致两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 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三是以粮食为主导产品的农地流转经营, 因产品收入弹性不足, 容易伤害流转主体之间利益, 特别是投资利益。第四, 因农地总量既定, 基本农田数量既定, 流转农地数量减少, 既加剧了城乡用地之间矛盾, 又容易产生农地流转垄断, 不利于农地流转市场进入、退出机制形成。
四、支撑体系不完整性约束
农地资本化流转需要涵盖产权制度安排、公共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政策法规体系完善等内容的社会支撑体系予以保障。但从我国现行农地流转支撑体系来看, 都还不同程度存在问题和缺陷, 成为制约我国农地资本化流转的外部因素。
1.农地产权制度缺陷约束
以“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为基本内容、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为基本特点的农地产权制度体系, 既体现了公平原则, 又体现了效率原则。在实践中也显现出自身先天不足。一是以农户自然人口为基数、以追求公平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但也导致了生产经营规模小、区域空间分布散等不足, 导致了农地资源使用效率不高、生产组织化程度不高。二是集体与农户产权分割仍停留在法理层面, 缺乏事实保障机制, 容易滋生侵权和变相侵权行为, 形成了事实上的承包经营权归属不清晰、农民承包权益难以保障以及集体所有权主体虚置化、集体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的农地产权格局, 既难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统”的作用, 也难以切实保障农户承包经营权益特别是财产性收益权和处置权。三是在我国现行农地法律制度体系中, 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1条对农地经营权转让作出了“终止原承包关系、重新确立新承包关系”的规定之外 (姑且不讨论其合理性) , 其他方式流转的农地经营权都缺乏明确界定, 不利于节约交易成本, 影响了流转主体收益分配和收益预期, 抑制了流转主体流转动机, 成为约束农地流转及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内生制度障碍。此外, 农地均分承包制度安排或明或暗地强化了政府在农地承包关系确定过程中的优势地位, 突出了政府在农地流转的主导作用, 使市场在农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几乎失灵。[6]
2.公共产品不足约束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广泛分布于农村地区、能同时被多人共同消费和使用的服务和产品, 大体可分为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生态保护型四类。经济发展型公共产品包括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气象、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型公共产品包括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经济发展规划等;社会保障型公共产品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村社会救济、农村文化与体育设施等;生态保护型公共产品包括农村生态保护、环境建设、村庄绿化、农业灾害防治等。
通过多年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和供给得到明显改善, 但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就业技能培训、就业渠道拓展、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卫生保障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容忽视问题, 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出路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还是制约我国现阶段农地流转和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的外部因素。
3.流转制度供给约束
我国先后出台的一系列农地流转政策和法律法规, 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维护农户承包权益、规范农地流转行为、管制流转农地用途等方面进行了制度设计和安排, 激励和保护了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积极性、促进了农流转, 但远没有达到以加速农地流转促进农地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制度预期。究其原因是制度内在逻辑冲突, 即现行农地流转政策与农地流转相关法律规定相悖。
农地流转政策与法律规定的内在逻辑冲突。一是制度时滞强度不同。即农地流转政策和农地流转法规在适应和促进农地流转发展需要上表现出前后时效差异, 法律法规明显滞后。二是对流转对象的限定上不同。《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农地流转政策鼓励农地向农业经营大户、工商资本等市场主体集中;而现行的法律则规定特别是《农业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有关规定, 强调农地流转主要限于本经济集体组织成员内部。三是对流转形式界定不同。通过农地流转政策调整, 我国允许并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积极培育农地流转市场;而我国有关农地流转的法律规定, 更多主张农户以转包、互换、反租倒包、入股等形式参与流转。四是对农地流转产权基础界定不同。现阶段农地流转政策明确了农地经营权的财产权益性, 强调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 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而我国有关农地经营权性质界定经历了从《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合同债权到《物权法》规定用益物权的转变, 但并没有确定农地经营权财产权益地位。农地流转政策和法规的供给不足和相互冲突, 影响了市场主体对农地流转的理性预期, 抑制了市场主体参与农地流转的动机和积极性, 约束了农地流转及农地流转市场健康发展。
摘要：伴随农村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 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流转已成为创新农地流转机制、培育农地流转市场的基本趋势和客观要求。现代金融体系建立、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奠定了农地经营权资本化流转发展基础。但由于流转主体决策有限性、流转信息不完全性、流转载体流动性不足、支撑体系不完善性等客观存在, 农地资本化流转还受到主客观因素约束。
关键词：农地经营权,资本化,农地资本化流转,约束性
参考文献
(1) 朱强.基于TRA理论的农地流转行为研究——常德市322户农户为例[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2009, (01) .
(2) 于洋, 关立新.中国农地流转供求态势探析[J].学习与探索, 2006, (02) .
(3) 许恒周, 曲福田.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权益保障[J].农村经济, 2007, (04) .
(4) 王西玉.新形势下农民同土地关系的再认识——对当前土地问题一些现象的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 2003, (10) .
(5) 伊利.土地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6) 张新光.我国农地平分机制形成的机理及其负面效应分析[J].红旗文稿, 2004, (03) .
日本农地流转的启示 篇2
在兰考调研期间，习总书记指出，如不将农业现代化搞上去，现代化事业就有缺失，全面小康就没有达标。也正是因此，消灭城乡差距，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跨越的一道大坎。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确走在了我们前面，对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借鉴这些经验有助于我们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而基于国情的相似性，比如人多地少、奉行赶超战略等等，日本的经验或比欧美更值得我们参考。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改造，范围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经济领域，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实施土地改革，通过购买地主的土地转卖给无地或少地农户，以此来建立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制。1950年政府颁布了《农地法》，规定了农户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和出租土地的最高限额，超出的土地必须经政府低价转卖给其他农户。为防止土地再次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农地法》严格限制土地所有权流转，规定自有土地在3公顷以下的农户才有购地权，且土地买卖须经政府严格审批才能进行。这样一来91%以上的农民瞬间拥有了土地，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最初几年，日本农业确实得到了发展。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制度安排的弊端也日益凸显。正如古典经济学中的农业微观经济模型所表明的，这种制度安排下的小农经济存在着其自身的局限，首先是抗风险能力差；其次在于这种所有制实质上排斥劳动的社会形式、排斥资本的社会集中、排斥科技的日益广泛采用，其本身不能吸纳机械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不能实行企业化管理等。换言之，这种制度安排与农业现代化是不相容的。
也正是这种局限性，导致农村生产资料无止境地零散化、生产者本身的分散化。加上农业生产费用的不断提高，使得农村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其农业生产却陷入了困境。单纯依靠农业生产难以维持生活，不少青壮年农民流入城市寻找出路。而政府在赶超战略的指导下，也就更愿将各种资源配置到城市中去，长期的结果是城乡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使得农村面临着瓦解的危机。
面对这种危机，政府组织专门机构对农业问题进行了全国调查，所得的结论是：土地占有过于分散是日本农业问题的关键。1958年发布的《日本经济白皮书》就明确提出小农经营已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对症下药，此后日本农业政策的调整都是据此而展开：1961年颁布的《农业基本法》，首先将调整土地经营规模为中心的“结构政策”摆在农业政策的首位。《基本法》强调放宽对农地占有的限制，鼓励农地向“中心农户”集中，试图通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1962年政府对《农地法》进行了相应的修改：首先，放开户有农地最高限额3公顷的限制；其次，放开对农地权的限制，法律首次明确了，除农户外凡具有一定条件的农业生产法人如从事农业的农事组合法人、有限公司、合资公司都有取得农地的权力；到1970年和1982年，日本又先后两次对《农地法》进行了大幅修订，废除了对农业租佃的限制，实行地租自由化，通过鼓励出租和承租土地，来促进土地经营权流动。与以上法律指向相配套的是，此后，在有关农业方面的税收、财政补贴和投资、信贷等政策都是鼓励农户经营规模扩大的，日本政府想以此来打破原有的小农经营体制。
农地流转与农地产权制度之思考 篇3
但它们都只能是完全的或部分的权属关系的变动, 而绝不是空间位置的变更。产权制度是指一定的产权关系和产权规则相结合而存在的, 并且能对产权关系实行有效保护、调节和组合的制度安排。“土地产权制度”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 土地产权制度是一定社会条件下, 人们在占有和利用土地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总称。其二, 以土地为媒介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有的上升为国家意志, 形成有关土地的法律和政策。因此, 土地产权制度既包括经济关系, 也包括法权关系。前者属于经济基础, 后者属于上层建筑。为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和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就应当规范使用土地转让权, 使农民能够更多地获得对土地的处理权和收益权。
作为农业生产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劳动对象的土地, 适度的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客观要求。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土地的经营在最优的规模上实现劳动、资本、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通过规模经济的实现, 从而获得收益的最大化。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 是当前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渠道。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会基金课题组和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课题组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联合调研, 征地方面的纠纷是目前农民反映的主要问题, 占总数的60.1%。
一、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弊端
当前, 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基本模式是集体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这种制度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内在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家与集体的土地所有权界线不清。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已经依法没收、征收、征购为国有的土地, 国家依法征用的土地, 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从上述立法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土地除了国家的就是集体的。但现行立法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土地是国家的, 哪些土地是集体的, 更没有界定哪片土地属于哪一个集体所有。即使是我们一般认为界定得比较清楚的城市土地, 实际上也是极其模糊的, 比如城市市区范围内存在着一些集体所有的土地。特别是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 新设建制市的不断涌现, 老城市区的不断扩大, 出现了新设建制市的市区土地是否自然而然地由原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的问题。同时, 建制镇被法律认可为城市范围, 而建制镇的土地实际上主要属于集体所有。因此, 这种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规定, 似乎连立法者也解释不清。
2.土地所有权效力不完全。 《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可见, 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是所有权的主要权能。从理论上讲, 农民集体拥有法定的土地所有权, 应当可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事实上, 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种不完全的所有权。首先, 在使用权和收益权方面, 通过承包合同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 本来可以享有合同所约定的土地使用权和争取最大收益的权利, 然而乡、村干部却可以任意解除合同或到期不续定承包合同, 还有些基层人民政府以调整产业结构为名, 强行干涉农民的自主经营权。另外, “一些基层政府组织以行政权力参与农民收益分配”。我国人多地少, 人地矛盾比较尖锐, 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 但现实情况却是随着工业用地与城镇用地的扩展, 现行农民土地权益被随意剥夺的现象十分严重。大批农民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 导致农民失业又失地。其次,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无最终处分权, 一方面, 国家建设需要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时, 国家只要通过征用就可以了。另一方面, 我国立法不但禁止集体土地买卖, 而且禁止有偿转让。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经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出让、转让。这不仅使集体所有者失去了对土地的处分权, 同时也使本应属于集体的出让金流入国库。据此, 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所有权的应有意义。
3.现行土地征用制度难以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土地他乡权利。根据我国民法原理来分析, 集体土地所有权被征用并不必然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他乡权利的消灭。也就是说, 国家在征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也应一并征收集体土地所有权纸上所设的承包经营权、农地使用权和租赁经营权等他项权利。否则, 农地产权的结构将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农村改革以来逐步发展形成的农民的土地权利也将完全丧失。
二、建立规范的产权流转渠道
2002年8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 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这是我们处理土地流转问题的政策和法律依据。其基本的政策导向是:从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和稳定农村大局出发, 在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 使之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这在实质也就有了土地产权流转的含义。
土地产权制度建设, 必须明确允许土地产权流转的权利和义务, 并对流转给予规范。从主体上来说, 土地产权流转的初始主体分两类, 一类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一类是行使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农户;内容上, 土地产权流转包括土地所有权流转和土地使用权流转两种形态, 它们的经济内容是地租、地价市场实现;形式上, 土地产权流转是通过地租、地价实现土地产权转让的市场形式, 即买卖、出租和抵押。土地买卖是以地价为杠杆的土地产权一次性转让, 这是土地产权的全部出让。土地出租是以地租为杠杆的土地产权某项权能—使用权的契约转让。土地抵押则是以地价为尺度, 以土地产权为对象的债权担保, 已并不直接涉及土地产权转让, 只有当土地产权担保的债务不能如约履行时, 才会发生土地产权的转让。工具上, 土地产权流转的市场工具是土地产权证书。它是土地产权流转借以实现的法律凭证。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工具是土地所有权证书, 如一般所说的地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工具是土地使用权证书。
1.土地产权流转要坚持土地权利登记原则。
登记能够明确土地的归属, 有利于保护权利人, 使享有权利的人在设定范围内 (如农土农用) 有权自由行为, 使其他人在设定范围内负不作为的义务;登记具有公开担保的作用, 能促进土地流转, 并确保安全和有效, 有助权利人高效率地使用土地;登记还可以作为贷款的依据, 权利人可以据此获得贷款来改善土地的生产能力。同时, 要坚持契约自由原则。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经济, 即以自由的方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没有契约自由, 就没有真正的民法和真正的市场经济。”理想的市场经济运行状态是经济主体自由进出市场、商品自由流通、要素自由组合、价格自由议定、结构自由调整。土地权利可转让性, 一方面确保土地资源的利用最有价值, 另一方面也可保障经营者收回投资, 坚持契约自由原则, 土地是否流转, 以及土地流转的形式, 应该由农民自主决定, 能保障农民依照自己的意志转让土地使用权。当然, 基于土地的农业生产中的基础作用, 这种转让是有约束的, 即属于规定保护的农用土地, 转让不能改变作业性质。目前土地流转主要以行政方式推动, 流转的控制权主要掌握在乡村基层干部手中, 一些地方土地流转工作的方式从“引导”变成了“逼迫”, 造成了矛盾。这也与中央关于土地流转的“自愿、依法、有偿”的三个原则相违背。另外, 土地流转必须依法进行, 就是按照《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规范的流转。
2.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股权化。
当农村土地所有权明确, 地权界定明晰, 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是相当长时间的, 而且制度确保土地流转时, 应该允许尝试农村土地使用权股权化的操作方式, 甚至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农村土地的股权化运作并且不断扩大。土地股份化是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一种有效方式。所谓土地股份化, 是指鼓励和支持农户将土地长期使用权折合成股本参与各种合作组织、农业开发及规模经营等, 并按其股本大小定期领取土地股权收益。土地的股权化是使土地价值化、货币化, 这既是建立有效产权制度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又是有效推动土地流转的一项技术性操作问题, 使得土地产出不是实物形态分配, 而是价值形态参与分配。在农村实际经济活动中, 农民最担心的即是土地的调整与变动, 即使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在发生承包到期、人口增减等情况下坚持公平与合理的原则来进行一些土地再分配, 也无法使农民内心安稳。而以承包的土地份额评估作价入股集体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集体将土地有偿发包给种田大户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集约经营,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经济效益, 农户可以在年终按股分红, 这样的做法可以避免土地集中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震荡。
土地的股权化还可以通过章程的有效约束, 监督土地经营的状况, 影响董事会的决策, 充分体现主体的物权。即使股东大会一致通过更变土地用途, 农户也不必担心那种失去土地和失去土地作为自己最低福利保障功能的顾虑, 因为股权为农户拥有, 权益永远在股份合作组织的经营中得到体现。土地的股权化才真正使得土地流转更富于实际操作的意义, 也更符合市场经济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的原则, 有效地为农业产业化、现代化打下基础。当然, 土地的股权化的实施必须要有条件, 诸如乡镇企业的发达, 小城镇的兴起, 劳动力已大量转移到二、三产业上等等。
3.坚持科学引导和公平自愿原则。
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土地流转工作, 把推进土地合理流转作为跨农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措施来抓, 按照本地农业结构调整目的要求, 围绕培育主导产业和优势项目, 精心制定土地流转规划。有目的地筛选适宜本地生产经营项目, 引导承包户流转土地, 调整结构, 实施规模连片经营。农户承包土地流转, 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现行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又称保护自己提出申请, 在接转双方自愿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的基础上, 根据本地产业发展规划、居住特点、土地状况等, 合理规定土地流转的形式和时限。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经部门要承担起土地流转工作的指导、协调、服务和管理职责, 切实做好对流转合同签订、结算的指导和减征、调整工作。要严格土地流转管理, 规范自愿申请、核实审批、合同签订、变更登记的程序。强化土地流转后的动态监测, 及时化解矛盾, 保证和促进土地流转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杨佳等.都市农业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思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J].2007 (9)
[2].伏晓.和谐社会市郊的农民权益保护机制探讨.[J].2006.6.10
[3].肖方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陷及完善对策.中外法学, J1999.4
[4].试论我国农民权益保护问题郑容社会科学家.[J].2005
农地流转制度改革模式分析 篇4
一、南海模式分析
南海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紧连广州，邻近香港、澳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南海和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农民到非农产业就业的比重大大增加，弃耕抛荒和重工转农的现象非常严重，而另一方面当地农民和外地企业纷纷来此投资办厂，工业用地需求量急剧增加。为有效协调二者的矛盾，1992年春，南海罗村镇下柏管理区开展了“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其基本做法可以归纳为两条：一是进行“三区”规划，把土地按功能划分为农田保护区、工业开发区和群众商住区，实施统一规划、管理和经营；二是将集体财产、土地和农民承包权折价入股，在股权设置、股红分配和股权管理上制定出章程，一切经营活动由以村委会或村民小组为单位组建的股份合作公司按章办理。对农业保护区内的土地，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发包给有意承包的人耕种，年终农民根据农地经营的情况参与分红。同时将集体土地和农民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在农民土地上兴办的企业，农民参与按股分红。股份制的分成当中，农地转成非农地的级差收益按51∶49的比例在集体和农民之间分成。南海模式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有学者指出，南海模式表明，工业化过程中，农地转变为非农用地未必非要采用国家征地的形式。
该模式与传统的征地制度相比，主要差别在于农村集体的土地没有经过征用而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这种土地流转模式取得的收益仅在集体组织和农民之间分配，减少了农用地转用中土地收益分配的层次，大幅度提高了农民所得。同时，农民从农用地转用中获取收益的相对比例也大幅度提高。据调查统计，1994—2000年，农民人均股红分配从1016元增加到1951元，多数地区农民的股红收益占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1/4—1/3，有的高达1/2。在农用地流转的过程中农民所得比重的大幅度提高暗示这种模式承认农村土地产权的边界实际已经发生改变。
在南海模式中，以土地股份合作制为基础，农村集体再次承担起经济组织的功能，这对于促进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转移农村土地富余劳动力，化解土地纠纷和矛盾，保障农民权益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种模式面临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法律风险。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集体的土地不经过征用是不能直接进入城市建设用地市场的。而南海模式所采用的股份合作制并不是农村集体组织自建企业，而是在集体土地上自建厂房出租或者直接出租土地，非农建设用地的所有权仍然掌握在集体手中，并没有转为国有。这明显与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相抵触。土地出租既然不合法，那么出租合同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一旦当事双方出现纠纷，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将遭受很大损失。
其次，道德风险。股份制企业主要通过“用手投票权”和“用脚投票权”来约束代理人的行为，降低道德风险。这两种权利的存在激励代理人关注企业的经营绩效，努力为全体股东谋福利。但是，土地股份合作制则弱化了这种激励。以均分制为基础的土地产权分配制度决定了土地股权的分散化，在“搭便车”动机的影响下，任何一名股东都没有强烈的动机监督土地资产的运营，对“用手投票”的权力运用也不会很充分。另外，股权的社区化倾向也降低了土地产权的流动性。集体土地产权与成员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集体成员才有资格分配土地产权。因此，以集体土地产权为基础的股份合作制严格限定在集体的范围之内，集体之外的个人和法人资本不能进入，集体之内的股权不能流出。这意味着股东的“用脚投票权”被剥夺了。土地股份合作制不论是在入股还是退股都并不自由以及成员权边界不稳定的情况下，股东对股份合作企业的监督和约束将极为有限。作为代理人的企业经理极有可能因为制度安排的这些缺陷损害股东权益。此外，个人股权只是分红依据，不能转让、继承、赠送、抵押，使股权具有极高的福利性，弱化了股权的资本性，影响资本积累。
第三，市场风险。以入股形式流转的土地，土地收益与其上承载的企业的收益以及该企业所在行业的收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企业和行业的许多市场风险又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一旦企业的经济效益不佳，依托土地股权进行的分红就会受到影响，农民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失。由于土地股权的不可分割性和农地产权的模糊性，农民入股可能并非完全出于自愿，再加上农民抗风险能力低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农民又不得不去寻求政府的帮助。
二、嘉兴模式分析
嘉兴市位于浙江省东北部、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带，是长江三角洲重要城市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许多失地农民面临着“上班无岗，种田无地，低保无份”的尴尬局面。为稳定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嘉兴市从1993年开始征地制度的改革试点。以“土地换保障”著称的嘉兴模式，它着重于解决传统的征地制度的中失地农民没有保障的弊端。其主要内容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三统一”、“一分别”。“三统一”即为政府统一实施征地，统一补偿政策，统一办理失地人员农转非和养老保险。“一分别”即为不同年龄段的安置对象分别进行安置。嘉兴模式中政府不再向农村集体支付人员安置费，而是将所有费用转入到劳动社保部门的社保专户，直接落实到安置人员个人账户上。同时出台有关政策按照不同年龄段对被征地人员分别进行安置。
嘉兴模式表明在农村集体作为经济组织的功能弱化或者丧失时，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也要顺势做出调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集体组织既是行政组织，也是“以队为基础”进行经济核算的经济组织，土地征用的收益也以集体收入的形式进行核算和分配。在这种体制下，农民的生活和生产保障是以集体为单位进行的，但自从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和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保障已经由集体转移到家庭内部，农村集体作为经济组织的作用也进一步弱化或者完全丧失。因此，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既是对农户保有土地期间土地实物保障的替代，也是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将失地农民“农转非”和安置到征地企业就业等非货币性收入的替代。
尽管嘉兴模式部分解决了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但它也面临着许多问题：
首先，该模式并没有提高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根据《土地管理法实例条例》第26条规定：“……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安置人员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的收支状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布，接受监督。”嘉兴模式只是更为突出了安置补助费处置方式中的某一种。更何况，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本来就属于农民和农民集体所有，这实际上就是拿农民自己的钱为他们建立社会保障，政府基本没有额外投入。因此，这种模式本质上仍然是传统的征地制度。
其次，该模式没有解决农民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问题。在土地补偿标准偏低的条件下，如果农民不能参与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那么这种以土地换社保的模式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让失地农民享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也不能保证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下降。
第三，这种模式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土地的保障功能在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方是有差异的。如果在某些地方土地的保障功能低下，或者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建立，那么“土地换保障”模式是否可行将受到很大质疑。
第四，该模式并没有解决农用地流转市场化的问题。建立农用地流转市场对维护农民利益有重要意义。
三、芜湖模式分析
芜湖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地处长江下游南岸。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内陆地区，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芜湖模式。核心是在土地所有权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将集体土地使用权转让、租赁、作价入股、联营联建、抵押等，当土地使用权转移行为期限届满后，集体收回土地使用权。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芜湖模式注重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使工业向园区集中、农业向规模集中、农民居住向城镇集中，产生了较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为促进土地的有序流转，各乡镇政府以自己所属企业为载体，按照预设的程序介入到土地流转之中：先由各试点乡镇成立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假定的土地使用者，按规定的程序和条件与集体签订协议，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然后投资有限公司将整理后的土地向工业企业等实际用地方转让。在此过程中，各乡镇既是土地流转的组织者，又是土地流转的中介人。土地流转的收益在县区、乡镇、村集体三级政府按照1∶4∶5的比例进行分配。
芜湖模式中农村集体的土地不需要通过政府征用而可以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对传统的征地制度有较大的突破，也有利于农用地转用市场的培育。并且，该模式中农民获取的收益不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比传统的征地制度有较大提高。尽管如此，该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回避。
首先，该模式中基层政府似乎有与民争利的嫌疑。芜湖模式中，基层政府通过发展有限公司直接参与土地的经营，模糊了基层政府管理和经营的角色，与人民公社体制下政社合一的机构有相似性。而南海模式以农村集体为单位组建股份合作公司则避免了这种嫌疑。试想，如果乡镇政府是作为管理者，而不是作为组织者和中介人参与又如何呢？无非是土地收益分配的层级减少，失地农民的收益增加而已。
其次，该模式并没有赋予失地农民主体地位的权利。芜湖模式中各试点乡镇建设投资公司在取得农民集体土地时，尽管会与村集体商谈价格，但基本上继承了传统征地制度中“通牒式”的交易方式，真正失地农民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在这种土地流转市场中，乡镇建设投资公司处于垄断地位，在与集体的讨价还价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如果在谈判的过程中，乡镇投资公司给予村干部额外的补偿以提高村干部个人的收益，则投资公司和村干部极有可能通过“合谋”损害村民的利益。一旦这种情况真实地发生，芜湖模式并不比传统征地制度进步多少。只不过是传统的征地制度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永久转移了，而芜湖模式中只是有期限地转让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这似乎仅仅是为了解决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问题，但它与南海模式一样，还是存在法律风险和道德风险。
第三，该模式并没有解决土地产权二元结构的问题。我国法律法规对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歧视性规定，人为导致了城乡土地产权的二元结构。在传统的征地制度中，农村集体的土地经征用国有化之后，就能享受抵押、继承、转让等诸多的权利。而芜湖模式中尽管有政府参与集体土地的流转，但由于土地所有权名义上仍为集体所有，因此，不能享受与国有土地相同的权利，这势必会造成“同地不同权”的尴尬局面。另外，集体建设用地权能的不完善，也侵蚀了土地资产的价值，影响失地农民的收益。
四、几点启示
通过对我国农地流转制度改革三种模式的剖析可以看出：农地流转制度改革探索基本还是局限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征地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如征地范围过宽的问题、土地补偿偏低的问题、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等，都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我国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为更好地解决农用地流转中的各种问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改进：
（一）完善农地产权制度。为克服现行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体制下土地产权社区化的局限性，化解土地产权二元结构的差异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考虑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在长期经营使用土地的过程中，地权已形成相对比较稳定边界的事实，可以将农地产权制度界定为“国家所有，农民使用”。这种产权结构不仅可以赋予国家充分管理土地的权限，还可以通过明晰产权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为防止这种产权制度下土地的兼并集中，还需要对农地使用权者的身份和农地流转的面积予以限制。
（二）开通农用地流转市场。为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土地流转中收益的分配层级，提高失地农民的参与性，在明确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开通农用地流转市场。但开通农用地流转市场不能操之过急，而要循序渐进。当务之急是放开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限制，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和一级市场分开。放开后，农用地转用市场便可以形成，农用地转用的价格也将逐渐形成。此后，如果国家需要征地，就可以这个价格作为参照。同时，要根据“农地农用”的原则制定类似于规划许可的政策措施，限制农用地的无序流转。
（三）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实现农村的和谐发展，需要为失地的农民建设个人社保账户。为达到此目的，政府或社会保障部门应该按照不同年龄，设立教育、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多重保障体系，最大限度保证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其资金筹措应按国家、集体、个人及社会各方面各出一点的思路解决。
（四）改革现行的征地制度。为维护农民利益，提升失地农民的主体地位，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应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对征用土地的目的、补偿的标准和征用的程序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
（本文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5年度重点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国农地流转研究综述 篇5
家庭承包制的框架下, 农地产权结构被分解为三种权利, 其一, 所有权;其二, 承包权;其三, 经营权, 即使用权。所谓农地使用权流转, 严格意义上讲, 是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以下简称农地流转) 。目前农村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土地问题 (管清友等, 2003) , 其主要集中于农地流转问题。中国的农地流转应该仅是一种农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流通 (钟涨宝, 2003) 。正是得益于中国农地制度的深刻变迁, 农业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虽然中国农村的土地流转到现在已经初具规模, 但是农地流转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理性行为, 还是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挑战。随着中国对三农问题的深入研究, 结合中国的国情探讨中国农地流转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以下对中国农地流转研究的动态做了一个全新梳理。
一、中国农地流转的模式
由于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 造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状况极不平衡, 因此全国各地的农地流转形式也不完全一样。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形式有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反租倒包、委托代种、拍卖等 (韩连贵, 2005) 。也有学者提出土地使用权流转有五种模式:转包、转让、股份合作制、招商租赁、土地置换 (胡小平、孔喜梅, 2005) 。但有学者质疑土地置换不属于土地流转 (傅晨等, 2007) 。在农地使用权流转形式中, 有部分学者认为转包是当前中国农地流转的主要形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农地流转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有高收入户向低收入户流转, 流转方式也由以转包为主的形式向其他方式过度 (史清华等, 2005) 。有学者提出租赁土地是农民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主要方式 (戴中亮, 2004) 。农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土地租赁市场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陈和午等, 2006) 。从现实的实践中来看, 广东东莞市的农地流转是以租赁为主, 转包为辅 (傅晨、范永柏, 2007) 。河南省农地流转是以转包为主, 土地置换和入股为辅 (曹金臣, 2006) 。
二、农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土地权属关系混乱, 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清, 内容界定不完整, 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土地的流转, 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 农民使用土地普遍存在随意性和不稳定性 (季虹, 2001) 。中央关于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核心在于切实保障承包期内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质态的清晰化和稳定化 (盖国强, 2000) ;有的学者注意到, 有一半农地流转是农民自发私下进行的, 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强, 在流转手续和程序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留下许多隐患 (傅晨、范永柏等, 2007) , 主要表现为合同管理不规范。有学者明确指出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 (邢姝媛等, 2004) 。另一些学者通过实证进一步分析现行农地制度下农地市场难以发育、归因于经济、农户自身的资源禀赋、社会因素等 (田传浩等, 2004) , 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封闭性与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有关 (张红宇, 2002) , 更多的研究将土地难流转、市场难培育归因于不稳定的模糊的农地产权、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有的学者指出:要么部分政府干部思想僵化, 不敢流转;要么政府权力在强制农地流转时“越位”而又放任土地流转, 疏于规范服务时“失位”。在有些乡镇, 预算外收入的80%来源于土地出让收益 (曲福田, 2001) 。另一些学者指出:实地调研进一步证实, 乡村干部常常利用政策限定上的漏洞或乡规民约, 极力收回他们对集体土地的控制权, 并利用其局部的“立法”地位维护对土地的行政性调整权力 (钱忠好, 2003) 。
三、中国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
集体土地产权关系混乱, 导致各利益主体行为不规范, 利益分配也不合理, 土地制度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这种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而直接阻碍了农地的合理流转 (许恒周等, 2005) 。有的学者表明, 农村不仅社会保障机制缺位, 而且市场中介组织匮乏, 使得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 (马晓河等, 2002) 。也有学者指出, 农地频繁的行为调整将导致农地市场的萎缩 (钱忠好, 2002) 。但还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中国目前的“双层土地所有制并没有妨碍土地租赁市场” (姚洋, 2002) 。有学者注意到, 农村金融信贷管理体制与农地流转后的资金需求不配套 (曹鸣风, 2001) 。另一些学者认为, 过细及高度分散的土地经营方式是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障碍, 对农业产业化构成了严重的制约 (樊纲, 2002) 。有学者坚持农地流转不稳定, 主要受制于非农产业的发达程度和非农就业机会、农业经营的稳定性及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 (张红宇, 2002) 。目前农村土地尚未开展定级估价工作, 缺乏科学合理的土地价格体系, 难于为交易者提供完善的价格信息 (钱文荣, 2000) 。农户家庭资源禀赋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重要因素 (田传浩等, 2004) 。一些学者调研发现, 农户作为农地经营的主体, 他们的意愿与行为对于一个地区的农地流转以及机制和模式的选择有着根本的影响, 进而影响该地区农地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杜文星等, 2005) 。学者们纷纷构建模型分析农地流转的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影响农地流转的根源动因归结为“相对比较优势的存在” (史清华等, 2003) 。也有些学者实证研究结论表明, 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 (钱文荣, 2004) 。
四、研究评述与展望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研究和梳理,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和展望:第一, 关于农地流转仅仅研究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将经济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起来, 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工具, 深入的研究制度、经济环境变化是如何影响主体行为的。第二, 在影响因素研究中, 我们不仅需要研究主导因素, 而且还需要研究影响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影响推动农户进行决策的。第三, 关于农地流转区域差异的研究几乎没有, 我们应该从经营行为、农地流转行为等心理学角度出发, 实现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社会逻辑”有机结合起来, 对造成农地流转区域差异的深层宏观特征和微观规律进行深入分析。第四, 尚没有发现有学者对产业化链条中多元农业生产要素并结合多主体参与农地流转的利益动机和过程的考察。
摘要：农村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 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合理配置已经是必然的趋势。农村土地流转是农地制度改革的核心, 目前中国学术界关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 主要包括农村土地流转的模式、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等, 就专家学者们研究的有关理论观点和实践成果进行全新的分类梳理, 最后为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找出立足点和突破点。
农地资本化流转 篇6
关键词：流转意愿,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Heckman 模型
一、引言
培育农地市场、促进农地流转, 被认为是实现中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提升农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必然选择。2014年中央1号文件也进一步要求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的经营权, 加快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但是, 目前我国的农地流转市场在产权制度安排方面仍存在着产权主体模糊、产权权能残缺、流转机制不合理、土地融资功能无法发挥等一系列问题。而产权清晰的土地财产关系和合理的产权制度是农地顺利流转的基础, [1]健全的流转市场和规范的流转机制是农地顺利流转的保障。同时, 农地流转必须建立在尊重农民自由、自愿、平等享有土地承包使用权的基础上, 任何行政机构不得强制干预农民处置所拥有的土地。[2]我国当前的农地流转市场仍存在指标型管理、政府主导过多等忽视农民意愿的现象。[3]因此, 构建一种产权分配合理、市场机制完善并同时又符合农户意愿、能给农户带来增值收益的农地流转模式, 对农地市场化流转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一直以来, 学术界关于农地流转意愿和行为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讨论农户流转意愿的各种影响因素。其中,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个体特征变量, 耕地面积、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占比等家庭特征变量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其次,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捷度, 产权、制度、规范的合同签订、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土地区位条件, 社会保障、外出找工作难易程度, 农地流转价格、有无农地流转中介, 农户政策制度认知、金融服务认知[4,5]等等, 也是影响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部分学者分析了某一个重要因素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许恒周等、钟晓兰等分别从农民分化、农户认知的视角分析了其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效应。[6,7]在实证分析方面, 大部分学者使用的是logistic模型, 少数学者用的是结构方程模型, 储成兵等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及流转数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8]这是目前分析农地流转意愿比较理想的模型, 因此, 我们也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现有文献都是笼统地分析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 但却忽略了特定的产权制度安排对农户流转意愿和行为的影响, 以及在某一种特定的农地流转模式下农户的流转态度和决策。不同的农地流转模式会产生不同的产权分配格局, 必然会引起利益分配的差异。因此, 研究某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和流转模式下的农户流转意愿具有更强的实际意义。
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理论分析及其影响因素
1. 农地产权“比例化共同所有”
我国目前的农地制度在产权安排上的缺陷导致农民无法用自己的土地财产来换取进入城市的生存资料, 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此外, 虽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抵押、担保的权能, 但由于受到法律限制, 土地的融资功能不能完全发挥。因此, 寻找一种既能发挥土地的财产性功能、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又能实现规模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土地产权安排模式迫在眉睫。农地产权“比例化共同所有”原意是指将农地的所有权按一定的比例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进行分配, 形成以农民个人为载体的多元化农地法人产权。但由于受到我国农地政策的限制, 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 因此, 农地产权“比例化共同所有”指农地的承包经营权按照一定的比例在集体和农户之间进行分配, 实现集体和农户对农地产权的“共同所有”。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则是指将“比例化共同所有”的农地进行市场化流转。集体按照其所分配的产权比例获得的流转收益, 主要用于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问题, 而农民按照其比例获得的流转收益全部转化为农民个人的财产性收入。
2.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制度优势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模式在保证集体拥有所有权的前提下, 从产权数量角度清晰界定了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关系, 农户获得了可自由买卖的承包经营权, 促进了农地资源市场的形成, 增加了个人财产性收入。其次,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唤醒了沉睡中的土地资产, 发挥了土地的融资功能, 同时也能吸引资本、劳动等要素进入农业领域, 有利于实现农业产业化。再次,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解决了农民因流转土地而产生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问题, 进一步替代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模式是一种符合国家政策要求, 满足当前农村和农民实际需要, 且操作简单、易于实施的农地流转模式。
3. 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影响因素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与其他的流转模式一样, 市场主体的流转行为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是我们选择解释变量的依据。罗必良等检验了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以及家庭成员数、家庭非农收入等家庭特征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同时认为农户对产权的认知强度的提升有助于强化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9]宋辉等分析了中介组织的介入、流转价格等流转过程变量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离城镇距离的外部环境变量对农户流转行为的影响。[10]此外, 农村金融市场不健全, 农户金融需求无法满足等, 也是制约农地市场化流转的主要因素。[11]
综合学者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影响农户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因素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状况、流转过程特征、外部环境、农户对农地制度及产权的认知情况以及农村金融可获得的难易程度等。
三、数据说明及模型的设定
1. 数据及样本说明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我们2014年2月~3月在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宝鸡市随机抽取的10个县 (市) 的30个村的农户进行入户调查的数据。调研以问卷调查为主, 并结合访谈、小型座谈会等形式进行。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250份, 获得有效问卷241份, 样本有效率为96.4%。样本中涉及到的村庄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土地流转, 并通过座谈宣传的形式了解了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模式的基本情况。因此, 样本农户的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意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模型设定
农户是否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以及产权分配行为可以看成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 即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流转模式和流转过程中的比例分配行为。由于并非所有的农户都有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意愿, 而数据反映出来的只是愿意接受该种流转模式的样本农户的信息, 如果仅仅以这部分样本的流转情况来判断全部农户的农地流转的产权分配行为, 将会导致样本选择偏误。对于这个问题, 一般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 (Heckman, 1979) 对其进行处理, 以克服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
第一步, 进行第一阶段的模型估计。将“农户是否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作为因变量, 使用Probit模型, 其形式为:
式中, W表示农地流转意愿。当农户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时, W=1;农户不愿意时, W=0。式中Xj为解释变量, 即影响流转意愿的因素;α、βj分别为常数项和解释变量系数。
由于Probit模型中自变量系数的含义与一般回归方程中系数的含义不同, 为了能更加准确地理解模型中系数的含义, 将模型用正态分布的二值响应模型来表示为:
G是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对于所有实数, 都有。用积分表示为:
第二步, 由于回归方程中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 因此需要对第二阶段的模型估计进行修正。修正方法是引入工具变量逆米尔斯比率λ, 其公式为:
式中,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为累积分布函数。
第三步, 将工具变量λ引入到模型中, 然后再利用OLS方法进行估计, 从而解决了样本的选择性偏误问题。引入工具变量后的模型表达式为:
式中, Yi是农户在与集体进行农地产权分配中所拥有的比例, Zi是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即影响产权分配比例的因素, Zi是样本选择方程Xj的子集, γi是解释变量的系数, μi是随机扰动项。ω为λi的待估系数, 如果该系数显著通过, 则说明样本的确存在选择性偏误, Heckman两阶段模型是适用的。
3. 变量选取
根据影响农地市场化流转的因素和已有研究成果, 我们将影响农户流转意愿和流转行为的解释变量分为几个方面:一是农户个人特征变量, 包括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是村干部;二是农户家庭特征变量, 包括家庭人口数、非农收入占比、是否购买社会保险;三是外部环境特征变量, 包括离县城距离、离交通主干道距离、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四是农地流转过程变量, 包括当地流转价格、当地流转制度、是否具有承包经营权证书;五是对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制度的认知变量, 包括对初定的产权分配比例 (集体占51%, 农户占49%) 是否满意、是否支持试点、如将农地流转出去后是否考虑过重新买地;六是金融可获得性变量, 包括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当地是否有专项的农业贷款以及是否允许农地抵押贷款。各自变量的具体定义见表1。
四、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意愿实证分析
1. 模型估计
我们运用STATA12.0统计分析软件, 对农户的农地产权分配比例的影响因素进行Heckman模型计算。其中, 第二阶段所用的自变量应该是从第一阶段自变量集合中选取的。经过多次检验, 在产权分配比例决定方程中保留了农户文化程度、非农收入占比、是否参加社会保险、距县城距离、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流转价格、对初定的产权分配比例是否满意、是否支持试点、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农地是否可以抵押等10个解释变量。
注:*, **,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 逆米尔斯比率λ显著不为0, 在5%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Waldchi2=62.62, Prob>chi2=0.000, 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表明样本的确存在选择性偏误, 运用Heckman选择模型是合适的。
2. 结果分析
从农户个体特征来看, 年龄和是否是村干部对农户的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意愿有显著影响, 年龄变量的系数为负, 说明农户的年龄越大, 理解和接受新政策的能力越差, 因此越不愿意进行农地市场化流转。是否是村干部变量的系数为正, 表明村干部在农地制度改革和农地流转过程中起着一定的模范带头作用, 因此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文化程度变量对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数量影响都不显著, 但文化程度与流转意愿正相关, 说明文化程度越低的农户越不愿意进行农地流转。而与产权分配比例负相关, 表明农户的文化程度越低越倾向于不信任集体, 因此愿意自己拥有更多的产权比例。
从家庭特征变量来看, 家庭人口数对流转意愿影响显著, 系数为正。表明家庭人口越多越愿意进行农地流转。因为按照农地均分原则, 家庭人口多意味着农地面积多, 流转农地获得的收入就多。家庭非农收入占比对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 可能是由于非农就业不一定导致农地流转, 为了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 农户会选择兼业化经营。是否购买社会保险对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 但与流转意愿正相关, 对产权分配比例影响显著, 系数为负。说明购买社会保险的人对土地的依赖性降低, 因此更愿意进行流转土地, 在与集体进行产权分配时倾向于持有更多的比例, 以寻求社会保障上的安全感。
从外部环境变量来看, 离交通干道的距离与农地流转意愿负相关, 且在5%水平上显著, 说明离交通干道越近的农村, 农户外出就业方便, 因此更愿意进行农地流转。离县城距离对农地产权分配比例影响显著, 且系数为负。因为离县城较近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 土地的增值空间越大, 因此农户越不愿意轻易将农地流转出去;而且倾向于持有更大的产权比例, 从而获取更多的财产性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对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的影响都不显著, 系数都为负。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市场化流转, 并且倾向于持有更高的产权比例。因为经济发达地区, 农户非农就业机会较多, 对土地的依赖性更小, 而且农地的流转价格和增值收益较高。
从流转过程变量来看, 流转制度变量对流转意愿影响显著, 且呈反方向变动, 表明一个地区的农地流转制度越宽松, 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而是否具有经营权证书对流转意愿影响不显著, 但与流转意愿正相关, 表明拥有经营权证书的农户认为农地产权更加明确, 因此更愿意进行农地流转;流转价格对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影响都不显著, 但系数都为正, 表明流转价格越高, 农户越愿意流转土地, 而且倾向于拥有较高的产权比例。
从对产权比例化流转制度的认知变量看, 对初定的产权分配比例是否满意对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影响都非常显著。在流转意愿方程中系数为正, 说明对分配比例满意的农户越倾向于流转土地;在产权比例决定方程中系数为负, 说明不满意的农户都认为集体拥有的比例过大, 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 因此希望自己拥有更多的产权数量。是否支持试点对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影响都不显著。是否考虑重新买地与流转意愿正相关, 但影响不显著, 说明考虑今后再重新买地的农户更愿意流转土地。因此, 农地流转市场的灵活进退机制对农户是否愿意流转土地至关重要。
从农村金融可获得性变量看, 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过款对农地流转意愿和产权分配比例影响显著, 系数为正, 表明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过款的农户拥有一定的信用或者担保人等社会资本, 更容易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本, 因此愿意流转土地以扩大经营规模并且拥有更多的产权。当地是否允许农地抵押贷款对农户产权分配比例影响显著, 系数为正, 表明可以抵押贷款地区的农户更看重农地产权的价值, 因此倾向于持有更多的产权份额;与流转意愿也是正相关, 表明允许农地抵押贷款的地区, 农户越愿意进行农地市场化流转, 充分发挥土地的融资功能。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们以陕西西安、咸阳、宝鸡三市的241户农户为样本, 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是否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以及产权分配比例的因素。得出的结论是:农户的年龄、是否是村干部、家庭人口数、离交通干道的距离、流转制度、对初定的产权分配比例是否满意以及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等变量对农户的流转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显著影响农地产权分配比例的因素有离县城距离、是否购买社会保险、对初定的产权分配比例是否满意、是否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是否允许农地抵押。此外, 从样本统计数据看, 愿意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农户达到了60%以上, 说明农户的流转意愿较高。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可以得出如下几点政策启示。
一是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模式能够赋予农民更加完整、清晰、可自由交换的农地承包经营权, 既可以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又能实现规模化经营;同时还能保证集体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问题, 进一步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模式有利于增强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
二是农户对农地流转制度认知程度和合理的产权分配比例是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基础, 因此, 在进行农地产权比例化流转的制度设计时, 既要尊重农民意愿, 又要进行合理的产权分配, 明确产权构成及各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同时, 要对农户进行广泛地政策宣传, 提高农户对农地流转制度的认知程度。
三是实现农村劳动力有保障的转移, 是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关键。只有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 并且由集体和制度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才能降低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 从而使土地真正成为可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同时, 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发展再教育工程, 使“走出去”的农户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
四是加大农村金融支持力度, 实现农地抵押贷款, 是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的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承包权, 赋予了农村土地的金融属性, 农地产权比例化市场流转、农民财产权的落实与农业规模化经营离不开长期、低利的政策性金融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黄宝连, 黄祖辉等.产权视角下中国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路径研究[J].经济学家, 2012, (03) .
[2]李慧.农村土地流转的主要障碍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 2008, (02) .
[3]黄贤金, 高珊.努力构建农地流转新机制[J].群众, 2014, (03) .
[4]陈美球, 邓爱珍等.耕地流转中农户行为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8, (07) .
[5]阿依吐尔逊·沙木西, 金晓斌等.维吾尔族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资源科学, 2013, (04) .
[6]许恒周, 郭玉燕等.农民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 2012, (08) .
[7]钟晓兰, 李江涛.农户认知视角下广东省农村土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研究[J].资源科学, 2013, (10) .
[8]储成兵, 李平.农户农用地流转意愿及流转数量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软科学, 2013, (04) .
[9]罗必良, 何应龙.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的农户问卷[J].中国农村经济, 2012, (06) .
[10]宋辉, 钟涨宝.基于农户行为的农地流转实证研究[J].资源科学, 2013, (05) .
典型农地流转的调查与思考 篇7
1.1 基本情况
调查点农地流转面积共33.33hm2, 位于陕西省靖边县东坑镇东胜村, 属典型的陕北风沙滩水农业区, 全村人均耕地面积0.20~0.27hm2, 户均耕地1.20~1.33hm2。流转地位于该村与邻村交界处, 距离村庄较远, 基础条件差。流转地原属旱地, 种地靠天吃饭, 遇雨年份收成较好, 干旱年份欠收甚至绝产, 家庭分散经营, 耕种不便, 种植效益低下, 甚至有撂荒现象。2007年由该村农民张宏如牵头组织进行了农地集中规模流转。
1.2 基本做法
1.2.1 分户转包, 集中整理。
流转期限为10年, 流转价款按1 500元/hm2·a转包到户, 流转后及时组织平整田地, 架设了高低压线路, 打深井4眼, 埋设地下输水管道, 通过流转整理, 提高了土地生产能力。
1.2.2 统一经营, 规模生产。
土地流转后, 分区划片, 2007年主要种植玉米、西瓜、苜蓿;2008年种植红萝卜等蔬菜。生产经营过程中统一物资供应、统一技术管理、统一田间耕作、统一收获销售, 实现了农业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 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生产资料购买环节中, 实行与厂家挂钩购买, 降低了生产成本。产品销售环节, 实行批量销售, 提高市场竞争力。生产管理环节统一技术, 统筹安排出工, 实现了标准化生产, 降低了劳务成本, 同时提高了农业市场竞争力。
1.2.3 推进结构调整, 发展循环经济。
土地流转农户将土地转包出去, 有的着重发展劳务经济, 有的发展养殖业, 有的发展劳动密集型蔬菜产业, 将全村农业推向专业化、产业化、集成化的发展模式。通过土地流转, 以种植业为主导、养殖业为辅助, 全面发展沼气建设、农副产品加工转化建设, 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有机农业新模式。
1.3 农地流转取得的效果
1.3.1 提高了土地生产能力和农业市场竞争力, 增加了土地产出效益。
通过土地流转, 一是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和批量生产, 增强了农业市场竞争力。二是通过土地整理及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土地产出能力提高。玉米产量由过去6 000kg/hm2提高到13 500kg/hm2左右, 增产约7 500kg/hm2, 增收10 500元/hm2。
1.3.2 降低了生产费用, 提高了经济效益。
土地流转后, 实行农场化经营, 农用生产资料批量购进, 农资较市场价格低25元/t左右, 每年可节约农资费用1 000元左右, 较分散经营每年节约用工1 000个标准工日;采用机械化耕作, 较分散经营每年可节约耕作成本4 000元左右。经核算, 33.33hm2流转地年净效益15万元。
1.3.3 增加了农民收入。
土地流转后, 33.33hm2土地年劳务费11万元, 农民收入由过去纯收入4 500元/hm2, 变为转包费1 500元/hm2、务工劳动力人均劳务收入2 600元、平均每户出售农家肥500元。土地流转后, 平均每户转包0.4hm2, 流转前户均纯收入1 800元, 流转后户均纯收入3 200元, 同时搞活了劳务经济与第2、3产业, 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农地规模流转实现了“租金+工资>种地收入”的积极效应, 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的有效途径。
2 关于农地流转的思考
2.1 农地流转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农民思想认识问题, 特别是农民传统的小农经济意识与保守思想, 缺乏有效的市场意识;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农地规模流转会加剧农村劳动力过剩;三是农业资金短缺问题, 农业规模经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而农业普遍面临资金不足, 导致农业有机构成低, 制约着现代农业发展;四是农业风险问题, 投资农业缺乏风险保障机制, 农业面临自然、市场风险双重挑战, 农业企业不能大胆投资农业。
2.2 推进农地流转的措施与建议
2.2.1 农户层面。
一是加大宣传、解放思想、提高认识、调动农民积极性, 使农民真正认识到农地流转的重要意义;二是掌握技能, 提高农民自主创业能力。
2.2.2 政府层面。
一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解决农民农地流转的后顾之忧;二是多渠道引入资金, 保障农地流转的资金需要, 通过减税贴息、鼓励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简化贷款手续, 积极为农村种养大户、农业企业发放贷款;三是加大扶持力度, 加快农业产业化、合作化发展, 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 促使形成规模经营;四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建立农地流转的供给市场。
2.2.3 市场层面。
一是建立农地流转服务体系与中介组织, 强化对农地流转的服务, 为农地流转提供信息资源, 指导规范流转行为, 提高流转成功率, 降低农户交易费用, 促使农地合理有序流转;二是建立农业风险保障机制, 使农业企业大胆进入农业、投资农业。
摘要：介绍了典型农地流转的调查情况, 提出了农地流转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推进农地流转的措施与建议。
关键词：农地流转,调查情况,问题,建议,陕西靖边
参考文献
[1]杨朝暮, 刘建军, 李翠华, 等.关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探讨[J].湖南农业科学, 2009 (2) :139-141.
发展土地银行促进农地流转研究 篇8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土地银行
2004至2010年, 中央连续七年将“一号文件”聚焦农业问题, 足见农业对于全局发展的重要性。农村土地问题又是农业问题解决的关键一环, 尤其是随着第二轮土地承包的进行, 部分农产品价格低迷, 农业效率低下, 农民增收困难, 迫切需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 变小块零散农地为大块成片农地, 变小农经济为规模经济, 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值得一提的是, 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为未来的农村土地改革确立方向, “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本文着眼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 提出以土地银行这一新的模式促进农地流转, 进而助推三农问题的解决。
1 农村土地流转的内涵及意义
农地产权在现有制度下被分解成三种权力: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 (使用权) 。现阶段通常所说的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是, 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 同时保留土地承包权和转让使用权。
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一方面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土地流转。我国人多地少, 资源有限,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耕地减少的趋势在短期内不可扭转, 人地矛盾日趋尖锐, 因此只有加快农地流转与整合, 才能产生规模经济,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催生土地流转。当前, 第二轮土地承包已经在各地农村实行, 土地承包期30年。在这次土地承包过程中, 部分农产品的效益下降, 导致这部分农产品的市场疲软, 市场价格低迷, 为了增加收入, 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同时小规模经营使土地的成本居高不下, 农村土地撂荒现象日益增多, 农村土地的流转需求越来越强烈。
虽然客观和主观条件都迫切要求加快农地流转, 但现有农地流转模式多由农户自发组织, 诸如转包、转让、租赁、互换、土地股份制等, 存在着效率低、规模小、期限短等问题。笔者认为, 在现有条件下, 土地银行不失为促进农地流转的有效模式。
2 土地银行流转模式概述
2.1 土地银行的含义
所谓土地银行, 又叫土地信用合作社, 就是最初由合作组织等中介机构根据地理位置、土地肥沃程度、升值潜力等, 对农户的土地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储存价格;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上, 将自己的土地定期存入土地银行;土地银行将农户存入的土地进行适当打包、整合或改造, 在维持基本农业用途不变的前提下, “贷”给其他土地需求者 (如农业企业、种植、养殖大户等) , 土地需求者向土地银行支付土地的储存价值、整理开发价值以及两者之和的同期贷款利息, 土地银行再把储存价值兑现给农户。这既保证了土地的适当集中和规模化经营, 实现土地开发的效益最大化, 又从根本上保护了农民利益, 达到“多赢”的目的。
2.2 土地银行的运作模式
土地银行参照商业银行运作模式:农民自愿将零散、小块、界线明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入土地银行, 土地银行按照一定的价格给付农民租金 (土地存款利息) ;再将土地划块后贷给愿意种植的农户或企业, 收取租金 (土地贷款利息) , 种植农户或企业则按照规划和土地银行的要求进行种植;土地银行赚取差额利息用于自身发展和建立风险资金等。
2.3 实施土地银行模式的积极意义
第一, 实施土地银行模式, 有利于发展农业,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村土地向有能力、有资金、有市场的种养大户和农业企业集中, 是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向, 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建立土地银行, 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格局, 使土地得以连片集约、规模经营, 有利于推动农产品基地建设, 促进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机械化耕作及引进新技术新品种, 促进农业的科技进步;有利于吸引更多资本参与农业发展, 实现土地资源与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合理配置, 大幅度提高土地的产出率, 形成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
第二, 实施土地银行模式, 有助于统筹城乡发展, 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土地银行后, 进城的农民可以把自己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让渡给土地银行, 从银行获取贷款作为创业的启动资金;土地银行把这些土地租赁给有需求的农民和其他创业者, 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益;重新回乡的农民也可以从土地银行中提取土地进行耕作, 维持基本的生活来源。这样, 农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土地的束缚, 有了更多的迁移空间与择业自由。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所强调的那样, 人动则家动, 家动则土地动, 土地动则经营模式动, 经营模式动则现代农业动, 从而实现大城市对大农村的全面带动。
第三, 实施土地银行模式, 可以确保农民和龙头企业增收, 实现农村长治久安。土地由土地银行统一经营管理后, 富余农村劳动力既可就地务工, 也可通过就业培训输出到外地务工, 农民不但获得务工收入, 还有土地流转收益和土地银行利益分配;龙头企业与土地银行签定合同, 其收入与用地需求均有保障;土地银行遵循“村民自治、政府扶持、市场运作、合作经营”的运行方式, 明确界定存、贷双方及土地银行的责权利, 既规范了土地流转制度, 又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对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2.4 我国发展农村土地银行的探索
近年来, 我国一些地方已开始探索以促进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农村土地银行运作模式。2003年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成立“土地信托中心”, 2006年宁夏平罗县在一些试点村镇成立“土地信用合作社”, 2007年浙江绍兴县南岸村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 2008年湖北钟祥市彭墩村成立了“土地存贷合作社”, 北京平谷区于2008年12月成立了“百合兴盛土地专业合作社”, 河南光山县于2009年10月成立了首家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江湾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这些合作社虽然名称不同, 但其业务大同小异, 主要是农民将土地存给土地中介组织, 再由合作社贷给生产经营用户。
3 发展土地银行需注意的问题
现阶段, 我国的土地银行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严格的说, 我国目前也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土地银行, 其职能还仅限于一个中介机构, 主要从事土地“存贷”业务:先将农民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存”入土地银行, 再由土地银行“贷”给农业大户或者专业经营组织。没有能够完全地把农民从对土地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虽然土地银行在国外已有多年的发展历史, 但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照搬外国的模式。具体而言, 我国土地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点问题:
首先, 要把握原则。要严格遵循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基本原则,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坚持“确保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原则;坚持“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三不”原则。
第二, 要确保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农民既是农村土地承包的主体, 也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要将土地流转权完全交由农民自主决定, 政府、集体、各类工商企业都应该尊重农民意愿, 维护好农民的利益, 在此基础上做好各自的服务。要在维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 通过土地存贷, 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通过农地使用权抵押, 使土地经营者取得中长期信贷资金,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第三, 要形成合理的土地价格。土地流转价格应主要通过土地流转市场来决定。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中, 供求双方通过土地银行平等协商, 共同确定。要承认土地的差异性, 允许不同的级差价格。要加快培育土地流转有形市场, 逐步建立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切实保证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另外, 要设计好标准化的土地合约, 使其具备较强的可推广性。该合约条款要严谨, 办理程序要严密科学, 不能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和《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与农户达成流转意向后一定要签订合同, 切实维护好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一系列权利, 确保发生纠纷后有据可依。
综上, 以土地银行模式推动农地流转未来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 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只有适时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 为土地银行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才能充分发挥土地银行在农地流转中的重要作用, 进而助推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王斌蓦.发展农村土地银行, 以农地资本化解决农地流转问题[J].中国集体经济, 2010, (4) .
[2]周晓林, 罗文斌.国外土地银行运作模式对我国农村改革的启示[J].农村经济, 2009, (6) .
[3]高永生, 朱连奇.农地流转制度的创新思考——土地银行[J].安徽农业科学, 2009, 37 (30) .
农地流转如何推而不乱 篇9
从我们的调查看，地方政府促进农地流转的积极性较高。据有关方面披露，目前农村耕地总体流转率已经超过15%，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在50%左右，还有少数地方比例更高。土地流转使得一些经营规模大的农户得以产生，提高了农业综合经济效率。调查发现，大农户比小农户更重视农业投入，经济效率也更高。2012年我国不少地方的农作物遭受病害，但大农户因为更加重视田间管理，所受损失也比小农户小得多。
土地适度集中还有利于土地整理，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通常，农地经过整理后，会推动利用率提高10%左右，有的地方会达到20%左右。这对我们这个缺少优质耕地的国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国家从来没有反对过农地流转。
但是，国家不反对农地流转，绝不是对农地流转不加任何制约。从当前土地流转实践看，的确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是因为农地产权明晰度不高，农户不同程度地存在“公地”意识，容易被一些变相的强制所左右，在不完全自愿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承包地流转给他人。
二是农业规模化经营往往具有多重目标，导致土地经营规模不尽合理。目前很难排除借农地流转之名行利益输送之实的腐败行为。一些所谓“大户”圈来了土地，但不认真投入农业，而是积极套取政府的支农资金。还有的“大户”大量收揽土地，目的是找机会将农地变为建设用地，进行土地投机。
三是农地流转中已经出现因经营规模过大导致规模不经济的情形。有的公司租种上万亩稻田、上千亩菜地，在技术措施不配套的情况下，雇佣大量劳动力，发生监督成本高昂的问题，不得不将农地二次发包。
四是规模化经营主体的组织形式复杂，总体上还不能完全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目前很多地方的农业规模经营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主体，农地承包户将自己承包地“入股”给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经营。但从笔者调查看，一些合作社有名无实，如有的则是为了获得政府对合作社的资金扶持而戴了一个合作社的帽子，还有的获得农地的“大户”注册为公司。总体看，在农民中间培育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农户比较困难，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如果不加引导和干预，农地通过流转集中于城市资本手中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五是农地流转后形成的规模经营不重视风险管理，容易引起麻烦。一些“大户”用较高租金从农户手里租地，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就没有能力支付租金。大户躲避债务“跑路”时，会引起利益受损农户的不满。如果租金过低，也会引起农户反对。
笔者建议，当前在农村土地流转工作中应推动或提倡以下事项：
首先，落实中央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的改革意见。落实这项改革意见时要明确告诉农民今后再不调整土地，并要按照农民的意见决定是否要做“最后一次调整土地”。这项改革将提高农民土地财产权强度，有利于延长土地租期，调动农业大户的投资积极性。笔者认为，“在现有基础上”实行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的“一刀切”政策不宜推行。
其次，尽可能鼓励农业经营者之间自主达成土地流转协议，避免政府直接干预。已经通过“返租倒包”途径实现土地流转的地方，应注意在土地整理中与原土地承包者达成补充协议，明晰相关权利。
再次，可要求地方政府确立土地经营的最大规模，避免规模过大。可以由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指导性标准。
此外，应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规模化经营中的行为，更好地发挥合作社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作用。在全部农业经济环节中，直接田间作业的环节应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不支持合作社进入直接田间作业环节，更不支持合作社圈占大量土地搞田间雇工经营或“二次发包”土地。合作社业务应集中于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流通领域及田间生产的服务领域。
农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研究 篇10
关键词：农地使用权,权流转
一、农地使用权流转发展
农地使用权这个概念是中国社会研究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教授所创立的。其提出最初的目的是以物权关系固定农地使用关系, 为我国农地政策的制定和未来的实践方案提供相关的理论支持。
1953 年到1978 年这个时间段, 我国是全面禁止土地流转的,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1982 年至1986 年, 土地流转孕育起步。1986 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中明确了国家鼓励土地流转的信息。②1988 年《宪法》修订案指出“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这是首次国家从法律的高度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承认。此后我国的农地流转就进入了1992 年至2001 年的加速阶段。
2002 后《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相继出台, 为农地流转提供了规范依据。③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这些法律法规及政策的相继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对完善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制度的前景和方向。
二、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现状
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 农地使用权的流转率每年呈稳步健康的发展态势, 目前已有接近三成土地在流转。由于改革开放的原因, 我国经济迅速发展, 农地使用权的流转速度不断加快, 流转规模也不断扩大, 但总体上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且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阻碍了流转的速度。
流转方式以转包和出租为主。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 条规定: “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方式流转。”虽然近几年的流转形式正逐趋多样化, 出现了土地股份合作、互换等形式, 但主要农地使用权流转方式仍然十分固定, 全国范围内仍然以出租和转包为主, 其现象归根于我国农村并未形成合理有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和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所以实际中的流转方式是有局限性和单一性的。
流转信息不对称。国家和集体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以及社会网络是农户交流和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大部分的农地流转都是受让人通过各种渠道获悉, 然后联系农民协商进行农地流转的事宜。农户虽然对土地流转政策信息有着强烈的需求, 但由于政府提供信息的渠道狭窄, 作用有限, 农户往往要面对较高的获取成本, 这对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我国农户来说往往使其处于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位置。造成的后果往往是在缺乏市场竞争的农地使用权流转中, 弱势一方的农民得不到与农地价值相符的收益。短期的、缺乏竞争的农地使用权流转不能带来足够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 很难达到通过流转来实现农地由低利用率到高利用率的目标, 另加之农户在流转过程中的“随大流”和“邻里效应”反而加剧了农地的掠夺式和粗放经营。
流转的期限较长。农业生产的特殊性, 另外对关于流转的期限, 法律并无特别的规定, 只规定不得超过土地承包的剩余期限。就笔者所知一般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期限都是达到了土地承包的剩余期限的最大值, 合同签订的承包期限大多为十余年。近几年, 大量出现了农户因为承包期限过长中途毁约的案例, 这不利于流传市场的诚信体系建立。
流转机制市场化不完善。虽然大批的专业大户、农企、科研单位、专业合作机构把农业作为一个新兴投资领域。市场杠杆等“看不见的手”正逐步调整着供求关系和流转价格。但现阶段出现了明显的滞后性, 尽管土地流转价格近几年以10% 的价格上涨, 但流转价格与流转农地之后农民后续保障问题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流转价格规定之宽泛, 农地流转的价格制定并不足够科学, 农民流转农地之后存在缺乏医疗、就业保障的情况会极大地抑制着农民流转农地的热情。
三、农地使用权流转存问题的成因分析
( 一) 立法层面
1. 农地流转之后的农民权益保障不到位
现行法律对于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做了一些相关的规定, 但是对于流转后的问题, 没有进行法律规定。现阶段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已经确立, 但现行的保障制度只是框架的建立, 仍需对流转失地农民就业、子女就学、农村户籍问题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机制进一步进行完善。
2. 缺乏流转价格形成标准
我国法律对于农地使用权流转的价格问题没有过多的规定, 只规定流转为有偿, 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就可在合同上确定下来。统一地区的转让价格可以从1500 - 800 元每亩的价格区间浮动, 土地资源在位置、耕作方便性方面各有不同, 价格波动也无可厚非, 但流转价格的确定标准随意性过高, 缺乏判断和衡量依据。农地流转中, 农民往往是被动的一方, 在价格的制定方面, 没有协商的余地。流转价格多为承包方一方自行决定, 村民小组会议也只是一个过场, 只是将农地流转的价格进行通知, 双方协商一致的情况几乎不存在。
( 二) 监督层面
作为农地流转的监管,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一条规定: “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负责全国农村土地承包及承包合同管理的指导。”该规定过于概念和宽泛。在实际监管过程中, 对监管的范围的广度和深度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常见的问题就是对受让方社会信誉问题, 农户一般无法且没有渠道了解。而监管部门是否有权介入或者告知农户相关信息, 缺乏对应的行政行为依据和参照。农户可能的“盲目”流转, 容易给当地农户和农村经济稳定埋下不稳定因素。
( 三) 操作层面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文本格式由省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合同为格式合同, 农民对其中的专有名词活着专业术语在没有获得解释权利的情况下就被要求签字。现实中也出现了村组织为完成特定工作需要代农户签字或者受让方骗签的情况, 有些地方仍然比较普遍使用口头协议的方式进行约定, 这类不规范的行为在农村存在一定的普遍性。同时流转合同签订中出现的某些不规范的行为, 较大比例是因农民的法律意识不高, 贪图方便和低成本造成的。
四、对规范农地使用权流转的思考建议
对于之前所述出现的问题, 笔者有针对的提出以下建议:
( 一) 增加农地流转后具体的保障措施
农民几千年来对土地的依赖性正在减弱, 多样化的收益来源使得农民不再只依赖于土地。农村合作医疗已经在农村广泛开展并获得了农民的好评,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户在土地流转后的负担。但仅仅凭现阶段的合作医疗是远远不够的。要继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就需要逐步提高医疗保险的参保水平, 多渠道筹集资金, 提高政府投放资金的比例。现行医疗保障制度需要再作出一些改进, 比如提高报销比例和取消住院报销的医院等级限制。提高农民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报销比例, 减轻农民负担, 减少后顾之忧, 更加放心地支持农地流转。关于养老保险方面也要提供相应的保障措施, 在农地流转的同时解决养老保险的问题。2016 年新户籍政策的落地和户籍改革的近一步展开, 农户在流转后的户籍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但各地政策要对本地农户做补充性的微调, 使得对应政策能够更好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 二) 建立农地流转价格评估体系
现阶段的法律规定价格由双方协商, 给了流转价格极大的余地。现阶段需要建立过渡性质的农地流转价格分级机制, 主要是依据全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农地的产出价格等一系列相关的宏观因素, 及土地平整度、肥力、可耕作性、地理位置等围观条件, 由当地土地管理部门来制定的相应的流转价格参照表供交易双方参考。同时引入最低保护价机制, 在保护农民的利益, 同时维护交易双方公平性。农地流转价格分级和最低保护价的存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障全国农民都在流转中取得了土地应有的价值。因地制宜的作出符合每一个地方的农地流转价格, 是对市场秩序的一种稳定。最低价格制和流转价格分级制的结合能够很好的解决农地流转中价格被随意压低的问题, 充分让农民享受到农地流转带来的效益。价格因素对于农地使用权流转的速度是非常重要的, 现阶段土地流转市场机制还存在较大的滞后性, 上述过渡期间的交易机制, 在“看不见的手”尚未完善和健全的情况下, 在保证农民权益保障方面能起到积极作用
( 三) 详细的辅助及监督体系
现行的法律制度对于农地流转的监管是相对缺乏的, 没有一个具体的监督体系。健全有效的政府监督管理机制, 能够促进交易的公平和增加透明度。对农地流转的监督不能只有政府的一个部门, 要有多部门如国土资源局、农业局等联合监管, 才能做到在阳光下透明公开的进行监管。因此将监管主体权利义务以及职责范围以及权限等都要做出明确规定, 才能使得土地流转市场有序运行, 防止不法行为的发生。同时要注重事前的辅助和事后监督的并重, 双管齐下才是对农地流转最好的监督之策。在司法监督的同时, 大力发展社会监督等不同的监督方式, 增强监督的实效, 更由此让内部资源得以平衡匹配发展。
( 四) 利用政府职责规范签订行为
在合同签订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需要政府发挥指导作用, 政府部门必须实行必要的行政干预, 加大合同签订前的政府指导力度。利用政府职能严格规范签订行为, 平时进行农地流转法律知识的宣传, 将不进行法律规定进行流转操作的不利之处及时告知农民, 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政府作为一个没有利益关系的第三方提供的合同文本, 保证合同的相对公正性, 并要组织专门的人员对农民进行解读, 保证农民清楚权利义务。对签字农民的意思表示的真实性进行核查。在增加乡镇专门进行土地流转服务的人员, 建立专门的农村土地流转管理队伍。
( 五) 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引入中介机构
农地流转市场的正常运行和发展离不开高效的中介组织机构, 有了中介组织机构, 一方面可以减少供需双方在农地流转中的前期成本, 另一方面有助于政府监管和行政资源的合理配置, 有助于农地流转市场建立和完善。
五、结语
当前农地使用权流转亟需通过完善立法来规范, 现行规定存在过于笼统, 实体和程序不够明确具体, 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 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规范, 以使得农地流转符合“自愿、规范、有序”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