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土地流转的原因（共4篇）
农地土地流转的原因 篇1
注：此文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
以土地银行主导农地使用权流转
冯子标
王建功
（山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太原 030006）
摘要：农地随着工业化增值并通过土地资本化带给农民收益，是农民参与工业化实现自身转型的自然过程。国家成立土地银行，对土地银行赋权，兼顾经济社会多重目标，给予它主导土地流转的权限,使得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市场逐渐对接和对等，并更好地服务农民创业和农业产业化。农地资本化是农民转型的催化剂，可以改进农民财富结构，带来产业再集聚和城镇繁荣的新局面，并促进农民转型和工业化的深进。关键词：农地资本化；土地银行；财富效应；城镇化一、十七届三中全会赋予土地流转的资本内涵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在此基础上，强调农地流转的多种形式，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这就赋予了土地流转的资本内涵。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产权要配合土地市值的变化，以最优利用土地资源。在农业社会，土地的收益在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在工业社会，土地用途由农业转向工商业，收益提高很多倍，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组成部分。土地所有者通过出让土地，可以获得巨大收益。而投资房产等基于土地增值的财产收益也随着土地紧缺而获益颇多。现有土地征用模式，集体土地先转为国有土地，然后入市交易，土地增值收益归于地方政府，而非农村集体和农民，不尊重市场交换的规则，是极不公平的事。土地用途在农民手中不可更改，因何到了地方政府手中就可以新用途高价出让？这里面付出成本的毫无疑问只有农地所有者的村集体和农户，理当由农户享受土地增值收益而不是地方政府。
农地随着工业化增值，是农民参与工业化实现自身转型的自然过程。土地资本化带来的收益促进农民进城，农民也可以以提供土地拥有工业产权。多年来，我国的土地政策切断了 1 这一天然联系，使农民参与工业化的有利机会丧失。现行土地征用模式在服务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同时，却使农民权益受损，农民进城缓慢。土地政策理当调整，使得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增值服务农民转型，尽早实现二元经济一元化。
我国土地分为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农地是集体所有，农户所承包土地，应享受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完整产权束。尤其是农地可流转，将分散的土地资源集中到种地能手，实现规模化经营，也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解放出来，专门从事非农产业。而农村闲置的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也可以向金融机构抵押获得资金。国内经济学界和法学界不少专家建议农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目前农户土地承包地类似债权，土地有被收回的风险，土地交易功能受限，不符合工业化下土地资本化的内在要求。党中央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就给农地物权化提供了最有力保障。土地物权化使得土地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具有抵押在内的较完整产权，大大降低了土地流转的交易费用。农地物权化会增加土地资产的价值，土地也会在市场引导下实现最大生产力。
二、以土地银行主导农地使用权流转
农地流转利国利民，但是我们要看到，如果没有章法，操之过急，农地纷纷朝着非农方向流转，难免出现土地滥用，资源和环境受到破坏，耕地红线也将失去保证，危及粮食安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和制度约束，农地无序流转会导致土地市场紊乱，冲击城市土地资产价格，甚至造成土地流转中利益的矛盾难以化解，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为完成经济和社会多重目标，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和国内的实际，国家成立土地银行，并使其具有政策性银行的部分性质，以兼顾经济社会多重目标。对土地银行赋权，给予它主导土地流转的权限。使得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市场逐渐对接和对等，改变当前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市场的格局。集体土地可以直接入市交易，且将农地收益归于农民。土地银行要在确保土地流转符合宏观经济政策的前提下，要兼顾粮食安全等国家战略目标，服务于农地流转和三农事业，进行有序流转和再配置。
土地银行的组成可以参照农发行和农村信用社等模式，也可与现有农村各种专业组织进行合作。由农民代表、农业专家、经济专家等组成委员会进行业务监督管理。土地银行通过土地的市场融通实现金融资本和土地资本的对接。土地银行的既要吸纳土地，也要有雄厚的资金。其他金融机构可以加入进来，而民间资本尤其是农业龙头企业可以入股土地银行，提供运营资本金。待土地顺畅有序流转，就会形成源源不断的资金回流。回流、支出，支出、回流，资本在这运动中就不断增值。土地流转就成为土地银行的盈利来源。土地银行可以从点开始，逐渐连成线，再逐渐将大部分地区包含进来，逐渐形成全国统一的土地流转大市场。土地银行可以采取区位式的科层设计，对不同地区的分支进行多样化管理。土地银行参照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即资产负债经营模式，它吸纳作为“存款”的土地，放出作为“贷款”的土地，中间是土地使用价格和出让价格两种“利率”。土地市场逐渐统一，可以确定土地使用价格即土地利率，进而形成土地银行的基准信号和操作工具。土地的异质性，使得土地收益的差异很大，基于土地肥力，地段不同，用途不同，会有较大差异，形成级差地租。土地级差收益代表土地的不同价格。
土地银行的金融功能可以更好地服务农民创业和农业产业化，解决农村资金不足的问题。土地抵押可以为农民解决创业的资金难题。土地银行会从资本化收益最高的地方开始。在农业产业化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在土地同质性较好的地区，在靠近城市和位于交通枢纽的地区，农户对于土地流转有着强烈的意愿，易于展开。进城务工的数亿农民工，是其强有力的推动者。
土地合理流转，确权先行。古时有鱼鳞册，地籍丈量关系到税收，政府十分重视。今天农业税取消，但是为了实现土地市场价值，支持土地流转，产权必须清晰界定，落实到户。一村一镇，可以利用现代地理信息技术，较为准确的丈量土地。土地权属要清晰化，由于建国以来，土地制度经历多次变更，直到改革以后才稳定下来。多年来人口进城迁移，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土地继承关系下，以户为单位还是基本稳定的。可以结合当下的户籍制度，在村集体民主讨论，划定耕地和宅基地权属。
要处理好村集体和农户的关系，将土地产权具体到农户，以保障农民的利益。村集体的作用可以是组织者，促进农地流转。或因为地段优越，或因为自然资源丰富，或因为企业家资源丰富，有些地方成功实现乡村工业化。这充分说明了农地如果利用市场机制，就可以形成产业集聚，为农民创造巨大的收益。农民在这一过程中也可以有效转型，成为农民企业家，或者参股，成为有产阶层，主动参与工业化。
土地流转的时机在不同地区的情况差异较大，不宜一哄而上，由土地银行选择成熟试点，逐步推进，选择成功的模式再逐步推广。在土地流转实践先行的地区，比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农村集体土地，大胆创新，农地流转采取了很多形式，实现了巨大的土地收益。农民成为拥有工业产权的有产阶层，不少成为杰出的企业家，组建企业，吸纳了大量农民就业。城郊农村的土地流转随着城市圈的扩大进入规划覆盖区域，直接享受土地增值收益，这一类型的农地是农地转非农，成为建设用地。土地用途基本不可逆，这时土地银行的作用在于获得土 地转让合理的补偿价格。或者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收取土地收益流。对于农村建设用地，通过整理盘活，将废弃的或者违规使用的土地加以规范化，通过土地银行出让，得到土地增值收益。近年来，随着农民进城打工，农村有空心化趋势，农村住宅闲置率较高。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由于无力在城市定居，将辛苦赚得的收入在农村建设住宅，但是只是很少时间居住。由于进城的理想难以实现，理性的农民只好安排退路。即使在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依然存在很多建设漂亮的住宅，因主人外出打工常年无人居住。还有农村宅基地和建设用地可以廉价获得，甚至占用耕地，造成使用低效，存在严重的浪费。
农业用地的流转是土地银行的主要业务。通过农用地的流转达到集中以实现规模化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耕地出让价值是它的机会成本，即最大的可能收益。基于农产品的净收益，按照经济作物和粮食不同，种蔬菜的收益要远高于粮食。而水利设施和土地涵养也决定了土地的可能用途。在同一集体之内，原先的土地数量基本上是按照人口均分的。土地质量大体平衡。所以在一村之内，可以近似地按股份来分割。而不同地段的村子就存在较大差异，土地价值会发生变化。
土地银行的具体业务要因地制宜，也要与时俱进。农业社会人口的分布往往是，土地收益高的地方，人口密集，从而人均土地占有较少，反之，土地贫瘠则人口稀少，人均占有土地较多，今天的大部分农村，尤其中西部农村依然如此。而进入工业化阶段，土地的价值除了产出农作物之外，还包括土地所包含的地下矿藏、水文地质、植被气候等一系列因素。比如不毛之地可能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山地可以成为风景区，技术手段会使得土地有了新的用途。因而，土地市场价值会随着技术手段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发生变化。
利益刚性成为制约农地制度改革的主要阻力。农地流转收益归农，农地直接入市交易，土地银行主导农地流转模式的顺利运行，最大的阻力在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作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举足轻重，怎么忍心放弃？所以有必要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上进行配套改革，为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可以增征财产税，以补偿土地出让收益。随着土地资本属性强化，对其征收相应的流转税收也符合税法原则。但是土地流转所释放的巨大生产力激发经济更加活跃，远远超出税收结构变化的分配效应，土地流转会带来更多税源，实际上是从一次性的收益转向财产增值收益流。所以，土地制度改革也是政府职能的改革，是经营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三、农地资本化的财富效应 土地资本化使农民财富显化，增进农民生活福利的重要渠道。土地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收益，土地所有权强化并经由市场定价，会带来巨大的财富效应。按照2008《中国统计年鉴》的土地数据，粗略估算，19.5亿亩耕地如以每亩5万元论，是近百万亿的财富，另外，还有47亿亩的草地，26亿亩的林地等，这一巨大财富一旦从松散沉睡的状态活跃起来，进入市场并且定价，形成可以进入市场流动的资本，将大大提升农民的家庭财富。这一财富形式的转换不但从观念上改变农民的生活预期，而且会改变农民的经济行为。农民消费储蓄结构将发生积极变化，增加消费支出的比例，有利于改变宏观经济中消费严重不足的结构难题。
多年来，农村为城市输入了大量资源和财富，农产品剪刀差，土地资本收益，以及通过金融机构转移的农村储蓄。农村消费模式，受限于社会保障的缺失和金融支持严重不足，表现为低消费高储蓄。当然他们的财富存量较低是影响消费储蓄结构的决定性因素。农村地区性别比例使得婚娶费用高涨，包括住房在内一系列婚娶开支成为沉重负担，因此也使得农户储蓄率很高。农民和农民工的大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在农村建设住房，在吃住等基本生存满足之前，农民已经耗尽全部积蓄，无力谋取进一步的发展。
工业化中期下继续推动农地资本化，实现农地流转，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产业结构和工业化城市化方面，在推动农民进入城镇从事非农，加快农业产业化，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二元经济一元化。大城市的高房价，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难以有效融入定居。走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更能够满足9亿农民转型进城的要求。农民工根据自身条件，也可从大中城市退居到中小城镇，以满足就业和定居的双重目标，过与农村完全不同的城市生活。
把土地作为农户家庭保障的工具，是静态的看土地，只是将其作为衣食之源，并没有动态地看土地在工业化中的资本功能和财产性价值。土地资本化是寻找土地最大的收益，而土地与家庭保障等价，是土地的最后用途也往往是价值最低的一种用途。比如即使种菜和种粮相比，收益就相差很多。在种一亩地年净收益二、三百元的情况下，而劳动力打工日工资可以有50元的情况下，谁还会在地刨食？家庭层面的保障与社会保障不可相提并论，社会保障是国家提供给公民的权益，是社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是从宏观上把握，不应束缚农户微观上的经济决策。而所谓土地换社保的思路，是不尊重农民基本的公民权。社会保障作为国家层面的公共品，它的提供不应以市民和农民来划分，农民为何要放弃土地才可以享受社会保障？
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要素是可以资本化的。人们的财富其实是所有要素收入流的贴现，即凝缩为资本价值。不同的用途提供不同的收益流，从而有不同的资本价值和财富总量。土地资本是现阶段农民财富量上升的主要途径。每年千万亩的农地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升 值，转做非农，只是收益没有归农，农民得到的是按照农业用途计算的微薄收益，中间经过各级截留，农户所得无几。现在，尊重市场规律，需要将市场机制正确引导。地利归农，它应当是农民的收益，是工业化带给农民的自然结果。
农地流转会激活土地市场，是一种重要的市场信号，必然引导其他资源的流动。农村数亿亩建设用地的释放，会对工商各业的用地产生积极影响。地价对与劳动力流动和产业布局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这将使得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再配置，也是土地要素优化配置的必要途径。产业分工会更加精细，并使得城乡之间产业再布局。产业链条的作用会使得同类上下游的产品生产集中于同一城镇，形成专业制造基地。这正是小城镇繁荣的经济基础。产业演化和合理布局会提升城市的整体水平，在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方面相互促进。制造业会向中小城镇转移，大中城市则实现服务业的大发展，在高速路和铁路网络密集相连的情况下，产业的生产、营销形成新的产业集聚效应不断放大。
土地会因为明确的市场定价而倍显珍贵，土地不会滥用，而是地尽其力，经由合理配置，实现土地收益最大化。在农村，不少农户进城以后，农地转让他人，由于常年在外，担心集体收回，粮田转为植树，或索性荒弃，十分可惜。在宅基地廉价的情况下，农户往往多占宅基地，村委会也有将地批给农户以获得收入的积极性。农村的建设用地比如宅基地，往往超出标准许多。户均宅基地面积为0.59亩，人均面积为0.16亩（108平方米），而建设部规定村镇规划用地指标为人均80－1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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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地资本化促进小城镇产业集群化
。土地流转市场形成以后，因其相对稀缺性，市场合理定价，土地善用，生产力会进一步提高。
土地银行的作用，可以先吸纳农村土地，然后回吐，包括大量的建设用地，这增加了市场土地供给，传递价格信号，对于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有着新的指向意义。大城市地价已经很高，传统制造业必然会重新布局，向中小城镇转移，形成基于某一产业链的专业型市镇。在产业重新布局和城市生活成本过高的情况下，不少市民会随着工作转换等原因而流动。这会使得专业型市镇成为磁石，吸引人气和财气。
随着经济发展，尤其是交通和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未来人们的流动和迁徙会越加频繁。中小城镇无论从置业或者生活的惬意，会成为不少人的栖息地。居住功能很好的地方，文化浓厚或者自然风光不错的农村，可以集中开发乡村旅游景区，有经营理念的市民也可以参与开发，建设乡村别墅和旅游设施，使得当下比较粗糙的农村观光旅游产业提高质量，更加活跃，创造更多价值。很多在大城市打工的农民买不起房产，但是也不必回归农村，可以在中小城镇定居。大中城市市民退休以后，可以回到城镇，即享受城镇的便利，也可以有清闲的生活氛围，感受退居乡野的文化情调。
就农业而言，推动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农村青壮劳动力务工以后，使得仍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单个劳动力耕作土地面积大大上升，进一步实现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可能。加之，通过土地银行的再组织，既可以盘活土地，也可以盘活农村劳动力，在较大规模土地下实行农场式经营，使得土地使用更加集约。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土地单产不算高，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随着设施农业和生物科技技术的推广，土地生产率会不断提高。土地流转下，实现规模经营，从而可对农田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培育良种，引入农业科技新技术，土地效率会前所未有的提高，对于国家粮食安全大有裨益。
就服务业而言，村落经济向着城镇经济转换，由于人口集中居住，使得生活服务业空间放大。针对当地产业集群特点，建立有地域特色的生产服务业。既可以促进就业，也可以改善产业结构，使得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发展。如文化培训、信息服务、金融、餐饮、旅游、医疗保健等服务业，会因为人口密度具有规模效应。
土地流转，激活农民创业，繁荣农村经济。农民获得土地增值收益，有了经常性的资金流支持，可以通过土地银行，将土地抵押，获得一笔资金，创业便有了可能。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农民的流动性会加大，在土地银行的规范管理下，农民不用介入具体的土地流转交易，不必担心失去土地的原始产权，可以专心从事非农工作。而且流动的人口也会优化大中小城市之间的结构，不必造成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在中小城镇自身具有产业基础的前提下，吸纳就近农民自然要简捷顺畅。随着时间积累和产业变迁，新市民不断流动，至于再次转移是更高质量的城市化了。
五、农地资本化是农民转型的催化剂
农民处境改善，享受实实在在的利益保障，土地归农是根本。农村体制改革最终是为了实现农民由传统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向工业化分工体系中的新市民顺利转型。农民通过创业不断改善处境，生活水平逐渐向市民看齐，农民成为有产阶层，成为新的市民，户籍制度悄然消失就顺理成章。借助土地资本化具有的杠杆效应，为农民转型找到了切实捷径。土地资本化，就业有途径，创业有条件，农民的努力就会变为幸福生活。有恒产者有恒心，农地资本化，农地成为农民的财产，人心思稳，人心思齐，人心思进。是工业化深进的有力支持。
当前，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配合经济向内需转型和产业结构调 整。土地等基础要素价格出清，产业运行才会有有效的微观基础，9亿农民有了财富支持增加消费，宏观经济才会由内需驱动。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逐渐逼近，包括土地在内的资产价值会发生变化，人口和产业的空间布局必然会相应调整。从宏观来看，人地比例持续上行的情况下，土地生产率在这一阶段处于较高回报率的水平。应当充分利用土地资本化的市场功能，实现土地生产力最大化。
农地资本化的要旨在于，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政策因势利导，地利归农，依靠农民自身智慧和努力，尽早实现农民转型。
参考文献：
[1]冯子标，论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制度，[J].当代经济研究，2002，（05）： 35–37 [2]张培刚，《农村与工业化》英文版 [M].香港 花千树出版社 2002 [3]王利明，《物权法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4]韩俊，《调查中国农村》[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 [5]于宗先 毛育刚 林卿，《两岸农地利用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6]Masahisa Fujita，“Spatial Economics” [M].MPG Books Ltd Bodmin, Cornwall 2005
作者简介：冯子标(1938－)男，广东紫金人，山西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文化产业理论；王建功（1977－），男，山西洪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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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土地流转的原因 篇2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土地银行
2004至2010年, 中央连续七年将“一号文件”聚焦农业问题, 足见农业对于全局发展的重要性。农村土地问题又是农业问题解决的关键一环, 尤其是随着第二轮土地承包的进行, 部分农产品价格低迷, 农业效率低下, 农民增收困难, 迫切需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 变小块零散农地为大块成片农地, 变小农经济为规模经济, 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值得一提的是, 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为未来的农村土地改革确立方向, “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本文着眼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 提出以土地银行这一新的模式促进农地流转, 进而助推三农问题的解决。
1 农村土地流转的内涵及意义
农地产权在现有制度下被分解成三种权力: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 (使用权) 。现阶段通常所说的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农地使用权的流转。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是, 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 同时保留土地承包权和转让使用权。
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一方面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土地流转。我国人多地少, 资源有限,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耕地减少的趋势在短期内不可扭转, 人地矛盾日趋尖锐, 因此只有加快农地流转与整合, 才能产生规模经济, 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催生土地流转。当前, 第二轮土地承包已经在各地农村实行, 土地承包期30年。在这次土地承包过程中, 部分农产品的效益下降, 导致这部分农产品的市场疲软, 市场价格低迷, 为了增加收入, 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同时小规模经营使土地的成本居高不下, 农村土地撂荒现象日益增多, 农村土地的流转需求越来越强烈。
虽然客观和主观条件都迫切要求加快农地流转, 但现有农地流转模式多由农户自发组织, 诸如转包、转让、租赁、互换、土地股份制等, 存在着效率低、规模小、期限短等问题。笔者认为, 在现有条件下, 土地银行不失为促进农地流转的有效模式。
2 土地银行流转模式概述
2.1 土地银行的含义
所谓土地银行, 又叫土地信用合作社, 就是最初由合作组织等中介机构根据地理位置、土地肥沃程度、升值潜力等, 对农户的土地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储存价格;农户在自愿的基础上, 将自己的土地定期存入土地银行;土地银行将农户存入的土地进行适当打包、整合或改造, 在维持基本农业用途不变的前提下, “贷”给其他土地需求者 (如农业企业、种植、养殖大户等) , 土地需求者向土地银行支付土地的储存价值、整理开发价值以及两者之和的同期贷款利息, 土地银行再把储存价值兑现给农户。这既保证了土地的适当集中和规模化经营, 实现土地开发的效益最大化, 又从根本上保护了农民利益, 达到“多赢”的目的。
2.2 土地银行的运作模式
土地银行参照商业银行运作模式:农民自愿将零散、小块、界线明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入土地银行, 土地银行按照一定的价格给付农民租金 (土地存款利息) ;再将土地划块后贷给愿意种植的农户或企业, 收取租金 (土地贷款利息) , 种植农户或企业则按照规划和土地银行的要求进行种植;土地银行赚取差额利息用于自身发展和建立风险资金等。
2.3 实施土地银行模式的积极意义
第一, 实施土地银行模式, 有利于发展农业,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村土地向有能力、有资金、有市场的种养大户和农业企业集中, 是农村土地流转的方向, 也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建立土地银行, 打破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格局, 使土地得以连片集约、规模经营, 有利于推动农产品基地建设, 促进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机械化耕作及引进新技术新品种, 促进农业的科技进步;有利于吸引更多资本参与农业发展, 实现土地资源与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合理配置, 大幅度提高土地的产出率, 形成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
第二, 实施土地银行模式, 有助于统筹城乡发展, 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土地银行后, 进城的农民可以把自己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让渡给土地银行, 从银行获取贷款作为创业的启动资金;土地银行把这些土地租赁给有需求的农民和其他创业者, 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益;重新回乡的农民也可以从土地银行中提取土地进行耕作, 维持基本的生活来源。这样, 农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土地的束缚, 有了更多的迁移空间与择业自由。正如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同志所强调的那样, 人动则家动, 家动则土地动, 土地动则经营模式动, 经营模式动则现代农业动, 从而实现大城市对大农村的全面带动。
第三, 实施土地银行模式, 可以确保农民和龙头企业增收, 实现农村长治久安。土地由土地银行统一经营管理后, 富余农村劳动力既可就地务工, 也可通过就业培训输出到外地务工, 农民不但获得务工收入, 还有土地流转收益和土地银行利益分配;龙头企业与土地银行签定合同, 其收入与用地需求均有保障;土地银行遵循“村民自治、政府扶持、市场运作、合作经营”的运行方式, 明确界定存、贷双方及土地银行的责权利, 既规范了土地流转制度, 又保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对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2.4 我国发展农村土地银行的探索
近年来, 我国一些地方已开始探索以促进土地流转为核心的农村土地银行运作模式。2003年山东省诸城市枳沟镇成立“土地信托中心”, 2006年宁夏平罗县在一些试点村镇成立“土地信用合作社”, 2007年浙江绍兴县南岸村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 2008年湖北钟祥市彭墩村成立了“土地存贷合作社”, 北京平谷区于2008年12月成立了“百合兴盛土地专业合作社”, 河南光山县于2009年10月成立了首家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江湾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这些合作社虽然名称不同, 但其业务大同小异, 主要是农民将土地存给土地中介组织, 再由合作社贷给生产经营用户。
3 发展土地银行需注意的问题
现阶段, 我国的土地银行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严格的说, 我国目前也还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土地银行, 其职能还仅限于一个中介机构, 主要从事土地“存贷”业务:先将农民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存”入土地银行, 再由土地银行“贷”给农业大户或者专业经营组织。没有能够完全地把农民从对土地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虽然土地银行在国外已有多年的发展历史, 但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照搬外国的模式。具体而言, 我国土地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点问题:
首先, 要把握原则。要严格遵循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基本原则, 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坚持“确保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原则;坚持“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三不”原则。
第二, 要确保农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处于主体地位。农民既是农村土地承包的主体, 也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主体。要将土地流转权完全交由农民自主决定, 政府、集体、各类工商企业都应该尊重农民意愿, 维护好农民的利益, 在此基础上做好各自的服务。要在维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 通过土地存贷, 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通过农地使用权抵押, 使土地经营者取得中长期信贷资金,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第三, 要形成合理的土地价格。土地流转价格应主要通过土地流转市场来决定。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中, 供求双方通过土地银行平等协商, 共同确定。要承认土地的差异性, 允许不同的级差价格。要加快培育土地流转有形市场, 逐步建立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切实保证农民的土地流转收益。另外, 要设计好标准化的土地合约, 使其具备较强的可推广性。该合约条款要严谨, 办理程序要严密科学, 不能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和《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与农户达成流转意向后一定要签订合同, 切实维护好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一系列权利, 确保发生纠纷后有据可依。
综上, 以土地银行模式推动农地流转未来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 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只有适时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 为土地银行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才能充分发挥土地银行在农地流转中的重要作用, 进而助推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1]王斌蓦.发展农村土地银行, 以农地资本化解决农地流转问题[J].中国集体经济, 2010, (4) .
[2]周晓林, 罗文斌.国外土地银行运作模式对我国农村改革的启示[J].农村经济, 2009, (6) .
[3]高永生, 朱连奇.农地流转制度的创新思考——土地银行[J].安徽农业科学, 2009, 37 (30) .
农地土地流转的原因 篇3
关键词：农地资源；流转迹象；用途规划；占卜平衡；制度改良
前言：所谓的科学土地资源管理制度就是针对目前农地结构进行合理规划，运用严格的用途规范理念进行资源市场化转变，但是疏导过程中有关原有管理制度产生明显漏洞反应，相应地制约整体管理秩序的推行进度，使得大部分土地资源保护力度流失，难以促成经济和谐发展指标的实现结果。如若相关管制人员能够利用土地管理制度进行农村土地格局合理改造，同时充分协调各类环境、经济保护能效，相信必将为后期社会可持续发展事业灌输更多适应活力。
一、农地流转内涵机理论述
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经由一定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渲染，有关归属权以及利用秩序产生全新形态的变化反应，其间涉及单位成员与土地资源之间的交互式关联特征清晰呈现，这方面特性效应已经在法制层面上得到充分体现。实际上农村土地使用权存在一定阶段的流转反应，主要是指承包人在合法经营期间享受必要的转包、租赁以及出让资格，依照目前我国相关制度格式鉴定，这类所有权将交由国家集体掌管，严禁一切随意流转处置行为滋生，一切买卖行为都不具备法定实效价值。所以，这部分流转过程中实质上是资源使用权的转移迹象，就是说农地性质保持不变，但是使用主体会相应的产生挪移现象，这就需要依靠目前市场吸引力度加以规划引导。
二、土地用途管理制度现实存在意义研究
经由我国标准土地管理法令规范总结，涉及特定土地用途管制制度长期执行，其中对于农地承包经营模式上保留原有用途把握指标，同时设定相应边界分划格式，强制内部流转实效滋生，相应为内部合法章程调试提供技术保障效应。按照上述内容陈述，农村土地资源流转必将换取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效益，对于特殊地域经济秩序调整辅助功效重大。
首先，有利于合理转移农村地区劳动力格局，促进农村经济秩序的合理调试。面对当前市场结构的不断更新迹象，单纯依靠粮食换取经济成果已经难以迎合村民综合素质完善需求，这就令当地人民积极生产意识下降，一般不会将注意力集中投射在农地保护之上。面对此类局势，涉及农村劳动力合理配置需求逐渐浮出水面，剩余劳动力开始针对后期广泛就业渠道进行多元层面审视，开始适当外出务工以丰富自身收入。可以说，农地资源流转能够更加科学地转移这部分劳动力，为后期社会整体经济秩序调整保驾护航。
其次，加快农村产业格局调整步伐，促使生产要素的进一步优化配置。农地流转，能够长期督促各类生产要素及时转入到合理机制层面之内，同时发挥其标准组合实效价值，确保阶段经营经验的再次沉淀。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生产力已经透过原本手工作业向半机械形态转化，其间生产要素也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农地流转仍旧能够换取必要的规模化种植功效，全程推动机械规模化辅助功效滋生，为创新农产品集约化输出延展更多衔接端口。另一方面，涉及农业结构的全面调整以及区域经营前景的开拓价值应该得到有机重视，一些创新经营个体能够充分激活灵活生产机制，形成系统基地形态，透过某种层面上调整我国农业专业化布局限制效应，将单位产品质量发挥到最优状态，稳固后期标准化产业面貌的扩张局势。
三、完善我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体系的细化措施分析
土地政策蕴含着一定程度的系统特性，全程需要借助标准化管理制度予以市场规范秩序调节，这类理念目前已经作为我国农地流转过程中高度关注的细节问题，并且透过日常管理核心建立总体规划空间。经过实践经验证明，此类制度格式在我国现有耕地资源保护工作上产生极为重要的辅助功效，使得既定土地资源流转特质充分呈现，必要时对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做出相应稳固保护。但是目前此类制度内部仍旧存在许多限制效应，包括政府监督力度不足，法制内涵机理紊乱等现象，以上问题都相应制约土地用途管理制度的高度实现成果。所以，规范主体必须主动结合市场规范机制以及相应法制内涵予以细心调节，争取从中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土地用途管制体系。
（一）土地用途秩序监督与执法效应的强化
农地流转现象本就是有利于开创农村经济繁荣格局的有力举措，其中既定资源形态全面呈现，但是不乏为了换取经济利益而违背制度内涵的行为。主要由于不同地区执法力度不严且处罚态度不够坚决现象引起，造成实际违法成本过低迹象，农地流转秩序也将因此产生混乱反应。所以，必须全面肃清土地用途管制秩序交织隐患，全程完善占补平衡机制，将一切违法行为扼杀在摇篮之中，最终完全树立起法律权威效应，这样才能在农地资源保护道路上换取更多的认同成果，为后期社会经济结构创新改造灌输充分适应活力。
（二）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有机完善
第一，对变更耕地的使用用途的农地流转应当设置前置许可程序，通过前置许可程序的设立来监督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土地使用变化情况，从根本上来保护耕地。
第二，创新与落实耕地保护机制与责任，耕地保护、粮食生产的主体在于农民，我国法律规定，各级政府应当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而农民却承担了这些义务，政府应当给予农民相应的经济补偿，这也充分的符合“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必然要求。
第三，從机制上、法律上来建立与完善这一制度的配套改革，把农地流转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轨道，严格遵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用途管理的前提下，允许农地的流转。
结语：经过上述改革政策调试，我国目前土地管理制度已经基本趋近于完善形态，相信长此以往必将为后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奠定深刻适应基础。
参考文献：
[1]郭晓莉.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及存在风险问题研究[J].消费导刊，2009，28（24）：104-106.
[2]韩利琳.中国农村土地流转法律制度特征探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0（06）：98-99.
农地土地流转的原因 篇4
农地城市流转是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土地需求量增大,城市土地需求者通过经济的手段或者行政的手段将城市附近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以满足城市土地需求的过程(张安录,1999)。然而,由于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征收制度及农地非农化机制还存在许多不健全的方面,使得农地城市流转中存在着机会不公平和结果不公平(1),主要表现在:现行土地征收制度对农民参与其中的排斥、“涨价归公”的补偿机制、现行补偿标准的非公平性、各权利主体之间的征地补偿分配不公,等等。
农地城市流转中的公平问题引起了国内众多学者的关注。许多学者(温铁军,1996;曲福田,2001;罗丹,2004;金兆杯,2006;诸培新,2006;高进云,2010等)实证研究了农地城市流转后各权利主体的利益分配比例,普遍认为现实的分配比例并未体现社会公平(地方政府获利过大,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分得的收益很少,即便在农民集体内部,集体组织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也获得了较大的比例)。何清涟(1998)认为是由于现行农地非农化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了大量的腐败行为,使国家和农民土地收益大量流失,个别利益集团却通过权力和制度漏洞完成了个人财富积累,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为此,杜新波(2003)指出:在土地资产效益日益显化的今天,不同主体投资土地的目的已开始从利用土地服务本身转向以实现土地的保值增值为目标,土地的增值利益分配必须在不同主体之间得到公平分配,才能充分发挥土地资产效应,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罗丹(2004)认为农地城市流转必须遵循的利益分配标准是社会稳定标准和社会公平标准,而这两个标准又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只有满足了社会公平标准,才能达到社会稳定。严金明(2007)认为土地转用增值部分应由国家、地方政府、农民集体、农民个人来分享,即由社会共享(2)。土地使用权流转收益分配制度的设计一开始就应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并按市场规则运行(李延荣,2008)。聂鑫,汪晗等(2010)对武汉、仙桃、宜昌、荆门四个市失地农民进行调查,运用还原法、替代法和CVM法测算出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失地农民福利的公平补偿价值。
综上所述,现有的相关文献都普遍认为我国的农地城市流转存在着土地增值收益在各权利主体中的分配不公平现象,但研究基本处于定性的分析阶段,相关的定量分析尚很鲜见,因此,本文在借鉴传统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度量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农地城市流转中各权利主体收益分配不公平的度量方法。并以武汉市2007-2010年农地城市流转中各权利主体的征地收益分配的数据为依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1 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度量方法
收入分配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可以有实证和规范两种方法分析。在国际学术界通用的用来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度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1 实证方法实证方法描述收入分配中分散程度的实际模式,并用一种统计量(值)来概括,包含:
(1)排队法(Parade of Dwarfs);
(2)相对均值偏离(Relative Mean Deviation);
(3)频数图及对数频数图;
(4)对数方差;
(5)基尼系数法和洛伦兹曲线;
(6)帕累托分布(Pareto Distribution)和对数正态分布(Logarithmic Normal Distribution);
(7)泰尔指数(Theil Index)。
1.2 规范方法规范法建立在一种价值判断之上,用社会福利函数度量不平等的程度,包含:
(8)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
(9)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n Index)。
上述每种度量方法都有其适用范围和优缺点,且有些方法之间是相容的,如阿特金森和洛伦兹证实了社会福利函数和阿特金森指数与洛伦兹占优强相容。本研究中要用到的是社会福利函数法和阿特金森指数法。
2 农地城市流转中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平的度量
2.1 农地城市流转中土地收益分配的洛伦兹曲线
我们运用表1中的实证数据来进行土地收益分配不公平的度量分析。
资料来源:华中农业大学土地转化问题课题组调研及测算数据.
洛伦兹曲线的研究对象是相同权力主体内部的收入分配,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分配问题。为能将洛伦兹曲线的研究方法与本研究相结合,假设:农地城市流转中涉及到的权利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是同一均质主体(4)。
根据洛伦兹曲线的定义,将表1中四个权利主体的征地收益由低往高排,得到的排序是:集体、农民个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用水平边标记累计权利主体,垂直边标记累积的收入比,连接起来分别得到四条洛伦兹曲线。用对角线OB和洛伦兹曲线围成的面积与对角线以下的三角形OBA的面积相比则得到基尼系数。
从图1可以看到,由于四条洛伦兹曲线有较大程度的重合,说明武汉市2004-2007年四年的征地收益在各权利主体间的分配不平等程度大致相同。
为了更清楚地比较各年间收益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要进一步用到不平等指数(包括基尼系数和阿特金森指数)和社会福利函数。
2.2 农地城市流转的不平等指数及社会福利指数
经济学中构造融入人们价值判断(ethical)的不平等指数的基本思想如下:先指定一个单调增加函数W作为社会福利函数,对任何收入分配x,求出满足W(ξ(x)e)=W(x)的所谓平等收入等价量ξ(x),其中e是分量全为1的向量,然后取作为不平等指数,因为W(ξ(x)e)=W(x)意味着全社会只需总收入nξ(x)即可达到总收入为nx的福利,因此是不平等导致的收入“浪费”的总量,从而是总收入中浪费掉的份额,可见是利用社会福利函数将分配x与某种完全平等的收入分配进行比较来构造不平等指数的。
英国经济学家阿特金森(Atkinson,1970)认为: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均衡情况相联系,当全社会收入总量一定时,收入分配越均衡社会福利往往越大。因此在设计度量收入分配均衡程度的指标时,可以联系社会福利状况,让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均衡状况的主观感受。
阿特金森考虑了选取作为社会福利函数,这时选择适当的严格增加的凹函数U(t),可使W(x)是单调增加的S—凹的位似函数,他得到的不平等指数为(王祖祥,2001):
其中c可以解释为决策者为边际效用U′(t)的弹性。容易看出I(x)满足人口倍增不变性(5)。正是由于基尼系数与阿特金森不平等指数的人口倍增不变性,即使每年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人口是变动的,仍可以用它们进行各年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比较。
取,其中f是单调增函数。由W(ξ(x)e)=W(x)可得出
记记即得不平等指数:
这实际上即著名的基尼系数。
设社会中任何人的收入都在区间[0,M]之内这时对收入量为t的成员,他与获得收入量属于[t,M]的任何成员比较时“比上不足”,也获得收入量属于[0,t]的成员比较时“比下有余”。可见可以定义所谓相对剥夺函数。
用来表示收入为t的成员与收入为z的成员相比较时感到被剥夺的数量,收入为t的成员感到被剥夺的总量用平均值来表示,用S(t)=x軃-D(t)表示收入为t的成员感到的相对满足,则全社会的相对满足可用平均值来表示,于是得到了表示社会福利的公式表示的是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x軃反映的是社会的产出效率,因此可以理解w(x)是综合了效率与平等的指数。
2.3 不平等指数及社会福利指数的修正值
我们知道,并非中央、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收益分配比例等于1:1:1:1时就达到了土地增值收益的最合理分配。因此,表2中的计算结果并不能反映真正的不平等状况,还需要进行修正。
假设x为土地流转后的增值收b酆d酆c酆a当中央、政府、集体和农户的收益分配比例为a∶b∶c∶d时(b酆d酆c酆a,此时仍然是政府的获利最大,其次是农民,再次是集体和国家),达到了最平等分配水平。
注:阿特金森指数在c=4时比c=2时大是因为c值越大表示决策者的平等倾向越强,越倾向于放大不平等的严重程度.
将x和a、b、c、d分别代入到(1)和(2)式进行计算,分别得到最平等分配水平下的基尼系数、阿特金森指数和社会福利指数(6):
如果将这四个值分别与表2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肯定的是:G′、I′(2)和I′(4)(G′酆0,I′(2)酆0,I′(4)酆0)的值均要分别小于表3中前三列的数据,W′(x)而要大于表中第四列的数据。将它们与表2中的数据相减,可得到修正后的不平等指数与社会福利指数。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3.1.1 从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不平等指数越大表明不平等程度越高,社会福利指数越大表明社会福利状况越好。表3的结果显示:2007年-2008年征地收益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有好转,2008-2009年有恶化,2009-2010年不平等程度又有所减缓。最后一列的福利指数说明,如果综合效率与公平两方面来考虑,这四年的社会福利却在逐年减少。尤其是2007年的社会福利指数有较大程度的减少,主要原因在于各权利主体所获收益虽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收入的平均值变大,但效率的提高难以弥补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
3.1.2 当c=4时,2010年的阿特金森指数相对2009年的值却有所变大,与基尼系数、当c=2时的阿特金森指数及社会福利指数的变化不一致,说明仅一种指数不能够全面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和社会福利状况。在计算过程中发现,2010年阿特金森指数(c=4)变大主要是因为集体所得收益相对均值的偏离过大(各权利主体平均收益是集体所得收益的3.15倍),选取更大的c值则意味着要将这个不平等倍数放大来考察,这将导致整体不平等程度的增加。
3.2 讨论
3.2.1 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阿特金森指数被广泛应用于同一权利主体间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度量。本研究将农地城市流转中的各参与主体视为统一性质的主体,虽有修正,仍与现实存在偏差,但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衡量分配不平等程度的绝对值,而是为了考察不平等程度的相对变化(表2中数据的绝对值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需要比较的是表3中各年间数字的相对变化)。这个尝试是一种大胆的创新,不足之处还有待在后期研究中进一步修正。
3.2.2 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本研究只测算了武汉市2007-2010年四个年度土地收益分配的不平等指数和社会福利指数,还不足以看出整体变化规律。而且现实中,土地收益分配受到补偿政策、税费、土地出让金的影响较大,不同地域、不同征地项目间的差异也较大,具体情况还需要具体分析。
3.2.3 在我国现实的土地征收中,确实存在着机会不公、分配不公的问题,造成了社会福利的损失。引起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原因是我国土地市场发育不健全,土地价格过多地受到政府干预,不能反映出农地的真正价值,导致农地过度流转严重,既降低了农地资源配置配置的效率,也导致了社会福利分配的不公平。必须找出减少这些原因的方法或途径,才能消除失灵,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和收益分配公平的统一及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摘要：研究目的:探讨农地城市流转中各权利主体间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公平的度量方法。研究方法:运用阿特金森指数和社会福利指数对武汉市2007-2010年土地征收中收益分配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2007-2008年武汉市征地收益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有好转,2008-2009年有恶化,2009-2010年不平等程度又有所减缓,但最后一列的福利指数说明,如果综合效率与公平两方面来考虑,这四年的社会福利却在逐年减少。研究结论:在我国现实的土地征收中,确实存在着机会不公、分配不公的问题,这将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必须找出减少这些原因的方法或途径,才能消除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和收益分配公平的统一及社会福利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