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祉

日本福祉（精选5篇）

日本福祉 篇1

摘要：众所周知, 日本一直努力构建福祉型社会, 福祉政策、法律深入到日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儿童福祉作为其组成的一部分, 在老龄化、少子化问题突出的日本, 显得尤为重要。之前关于日本儿童福祉的形成、政策、特点等等的研究已经深入人心, 所以本文从儿童“家庭”福祉的角度切入, 通过对“儿童家庭福祉”概念的形成, 基本方向的考察, 分析得出新型“儿童家庭福祉”的重要性, 进而找出我国值得学习借鉴之处。

关键词：儿童家庭福祉,儿童福祉,家族支援,家庭协作,儿童权利

一、儿童家庭福祉的形成

1. 关于今后日本儿童家庭福祉的方向 (意见申述) 。

1981年中央儿童福祉审理会议后总结出《关于今后日本儿童家庭福祉的方向 (意见申述) 》 (1981年12月18日) , 该申述首次提出“儿童家庭福祉”的说法, 对于以往的“儿童福祉”是一次新的跨步。 (1) 减少儿童出生数降低的外部原因; (2) 家庭保健的重要性; (3) 抚养孩子带有的社会意义; (4) 儿童健康培养; (5) 身心残疾儿童对策的必要性。但是从上述内容来看, 完全没有提到什么是“儿童家庭福祉”, 为什么要提出“儿童家庭福祉”。全国社会福祉协议会 (全社协) 儿童家庭福祉恳谈会 (委员长:上村一医药品副作用受害救济兼研究振兴基金理事长) 在《提议·以推进“儿童家庭福祉”为目标》上, 提出从“儿童福祉”向“儿童家庭福祉”转换。儿童家庭福祉恳谈会上提到的“以往的儿童福祉”是“没有从全体家族成员这个角度进行文化的健康的支援体制来考虑的”, 所以对于儿童福祉来说, 健康的文化的家庭机能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 要以家族为中心, 社会也要承担责任, 进行支援。简而言之, 提议中所说的“儿童家庭福祉”可以说成对于儿童来说的“健康的文化的家庭机能”要由家庭及学校, 市民, 地域, 媒体, 企业等等的社会来负担支援。”

2.《未来儿童21计划研究会》报告书。

以全社协的动向为根据点, 厚生劳动省于1992年10月开展了《未来儿童21计划研究会》 (座长:平田宽一郎, 早稻田大学教授) 。研究会以“少子化”“国际家族年”和“儿童权利相关的条约”等国际的动向为根据点, 提出两点建议: (1) 今后, 要回到制定儿童福祉法时的原点, 常见的儿童健康教育问题, 及儿童家庭和地域社会积极推进福祉政策的问题, 对其本来的面貌进行综合的研究; (2) “以茁壮成长的孩子, 有活力的温馨的家庭的地域社会为目标的21计划研究会”为了该内容的实现, 努力推进新的理念和政策。该报告书是最初的政府相关文书中, 寻求重新思考儿童福祉概念的。“以往的儿童福祉, 是从需要保护的儿童, 母子家庭这个角度出发的, 是以代替家庭养育机能之后的第二次的政策实施为中心的。但是, 如今普遍的有儿童的家庭中, 渐渐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之后的儿童家庭政策的实施, 就不能像以往一样, 只以特定的儿童为对象, 而是要以所有儿童的健康成长为对象的同时, 还要将孩子生活的基础———家庭和与之相关的地域社会也放入视野中进行考虑。”“像这样下决心实施儿童家庭政策, 是对战后46年间‘儿童福祉’概念的再次检验, 有必要进行改变风气的尝试。”关于“家庭及与之相关地域社会放入视野”换种说法, 是“以国家和自治体为首, 社会全体承担起责任给予支援, 或者说在家庭和社会的共同经营下教育孩子。”

也就是说, 以往的“儿童福祉”概念, 是以一部分需要保护的儿童为对象的, 实施的政策也是远离养育该儿童家庭的, 并未从家庭全体角度切入, 即代替了家庭养育机能的儿童福祉政策。与此相对, 今后的“儿童福祉政策”要以全部的儿童作为对象, 不仅是家庭、地域等, 社会全体都要承担起责任, 在“家庭和社会共同经营”下实施政策。

二、儿童家庭福祉的概念

上文所述, 从“儿童福祉”到“儿童家庭福祉”的概念的变化是必要的为背景, 庄司洋子整理出三点观点: (1) 家族的改观 (少子高龄的发展, 夫妻共同劳动的状况) ; (2) 家族和人权; (3) 社会福祉基础改造改革。特别是第三点, 1997年改正儿童福祉法, 将保育所制度中不适合时代发展的部分去掉, 进一步而言, 社会福祉基础构造改革的基本视点是儿童家庭福祉。

柏女凌峰有以下论述。“我国之前的儿童福祉, 都是将需要保护的儿童从其家庭分离, 保护之后进行援助这样的政策实施为中心展开的……所以今后的儿童福祉, 从儿童的出生, 养育, 生活的基本场所—家庭来支援, 站在家庭支援的立场上推进是十分必要的。之前, 和政策相关的论述家庭的场合, 大多都是讲家庭作为潜在的社会资源, 或者是官方政策实施的补充, 也就是‘支持政策实施的家庭’。但是, 现在必要的是, 家庭本身作为政策实施的对象, 即:‘支持家庭的政策’。”

高桥重宏, 是上文中提到的全社协儿童家庭福祉恳谈会的成员, 也是“提议”起草者的一员, 还在“儿童未来21计划研究会”任职。也可以说, 是重新审视“儿童福祉”, 推进新的“儿童家庭福祉”概念的儿童福祉研究者的代表。高桥也认为“儿童福祉”和“儿童家庭福祉”是不同的概念。“儿童福祉”和“儿童家庭福祉”的具体内容详细地整理在下表中。

三、儿童家庭福祉的基本方向

1. 平等主义的分工家庭到家族全员参与家庭的转化。

“儿童未来21计划研究会报告书”中写道:今后的儿童家庭福祉政策实施的目标是以家庭为单位, 进化成家族全员参与型家庭。所谓的家族全员参与型家庭, 就是“在家庭中, 包含儿童的所有家族成员都积极参与家务活和儿童培养, 每个人都作为个体相互尊重, 为了家庭的发展相互合作”的家庭。同时, 国际家族年的目标也是“家族全员参与型家庭”。国际家族年的口号“以家族为首, 开启小型民主主义”的意思, 就是“在家庭生活中, 逐渐推进男女共同参与, 父亲, 母亲, 孩子等等的组成人员, 作为家庭的一份子, 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要分担家庭内部的责任, 实现构筑生活的目标。”根据庄司的观点来看, 所谓的“平等主义协作家族”就是从重视分工的近代家族到重视新型家族关系的家族。所谓的新型家族关系, 就是男女为了能够共同进行社会劳动, 就要共同分担家务活和孩子的养育, 建立在个人独立平等的人格关系上的家族关系。1994年9月的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上也登出了“面向21世纪, 社会保障的基本想法之一”就是“家族政策·男女平等和社会保障”:以‘家族本来应有的姿态’中提到的跨时代的固定观念为前提, 并非作为社会保障制度对其进行补充完善, 而是要以多种多样的家族形态为基本, 以其新的家族关系为根据, 整理完善充实生活条件。只有重视这样新的家族关系, 即“平等主义的协动家族”, 那么今后的家庭儿童福祉政策才能向“家族全员参与型家庭”发展。

2. 稀薄化地域社会到福祉地域社会的转化。

如今, 随着少子化的推进, 地域社会和家庭养育的机能也在降低。随着产业化都市化的推进, 家庭生活特别是育儿相关的地域型支援也在逐渐降低, 和核家族化的行进相互呼应, 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家庭育儿的不安情绪。要是今后地域社会的组成人员, 人人参与志愿者活动等相关活动, 就会逐渐实现不同年龄层的交流和育儿的互助, 这才是一直所寻求的新型地域社会, 也就是“福祉地域社会”形成的重要课题。“福祉地域社会”形成的重要性, 在“关于志愿者活动中期振兴方案 (意见申述) ” (中央社会福祉审议会地域福祉专门分科会, 1993年5月) 上指出来了。面向21世纪的福祉社会, 应该是一种参加型福祉社会, 即:地域居住民和各种各样的团体以主角的身份参加, 互相构筑互相支持。所以说对于福祉地域社会来说, 多样的志愿者活动的存在是不可缺少的, 通过这些活动和福祉服务有机的结合, 就会逐渐形成服务支援网。

3. 男女职责分工社会到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转化。

日本作为经济大国, 虽然制度上男女性别歧视已经渐渐消失, 但是时至今日, 男女性别分工这种意识仍然留存。所以, 无论男女, 物质丰富对其来说, 都是增加了身体和精神上的负担。因此为了构筑有生存价值的, 能够感受到丰富多彩生活的社会, 无论男女, 都要互相尊重, 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 积极参与到各个领域中。“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这种说法, 是在“面向2000年新国内动化 (第一次改定) ———以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的形成为目标” (妇女问题策划推荐本部, 1991年5月) 中首次提出的。在“生活大国5年计划”中也写道:“为了能让女性充分的在社会活动中活跃起来, 今后要以男女间固定的职责分担意识为首, 重新审视社会制度, 惯例, 习惯, 这对于实现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是十分必要的。”同时, “新经济计划汇总” (经济审议会不会·小委员会中间报告, 1995年6月) 也列出, 今后我国经济社会面向21世纪应该变革的方向和促进变革重点政策之一就是“老弱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的构建。”所以综上所述, 我认为“男女共同参与型社会”已经作为社会政策改革的目标定下来了。

4. 缺乏“玩耍”向丰富“玩耍”的转化。

“儿童权利相关条约”第31条, 参加玩耍和娱乐活动的时间, 参加文化生活和艺术活动的权利已经定下来了。尊重“休闲, 娱乐以及文化生活相关的权利”, 关于为此促进活动的重要性在“今后的家庭和儿童教育相关恳谈会报告书” (今后的家庭和育儿相关恳谈会, 1990年1月) 和“儿童未来计划报告书”中均有确认。“儿童通过玩耍能够养成丰富的创造力和个性, 获得适应社会的能力。开展儿童玩耍项目, 和地域的人交流, 掌握地域社会等相关事物, 在各式各样的领域中创造周边环境是非常必要的。另外, 在教育领域, 1992年9月导入学校一周五天制之前发表的“关于适应延长假期等等的青少年校外活动的充实 (审议总结) ” (青少年校外活动相关调查研究合作者会议, 1992年2月) 中, 也认为玩耍对儿童的成长有很大的意义, 同时对于儿童自己在丰富的活动体验中渐渐掌握安全能力是有利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本文在以往儿童福祉的基础上加入家庭配合的重要性, 从儿童家庭福祉的形成, 概念及其基本方向的角度分析, 得出发展儿童家庭福祉的重要性。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虽然目前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在儿童福利待遇方面仍旧不够完善。今后可以从儿童家庭福祉的角度来发展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

注:本文责任作者:段克勤

参考文献

[1]「リ﹢ディングス.日本の社会福祉第8巻[M].子ども家庭福祉」株式会社, 日本図書センタ:113-116.

[2]庄司洋子.琫代家族の養育機能——危機の諸相とその構造[Z]//一番ヶ瀬康子·古川孝龢, 螏, 講座社会福祉第7巻, 琫代家族と社会福祉, 初版, 東京:有斐阁, 1986:180.

[3]柏女麘峰.子育て家庭支援施策の展望[Z].社会保障研究所, 螏, 琫代家族と社会保障, 初版,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4, 300-304.

滴血的福祉 篇2

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认为，希特勒成功的关键，是他有“艺术的处世方法”。希特勒认为，德国是世界上受教育最好的国家，要想控制德国人的思想并非轻而易举。不过，他们也有软肋，那就是他们的心。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自身的心灵可以说是最容易遭受攻击的目标。于是，希特勒就用他极具煽动性的演讲，直指德国人内心深处最敏感的地方，而使用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控诉战败国的屈辱，宣扬狂热的民族主义，激发日耳曼民族的自豪感，向德国人民许诺民族复兴和国家强大的乌托邦梦想。

希特勒宣称，“每个落地的麻雀都会得到上帝的看护”，每个“遇到麻烦”的德国人，无论是患病或是陷于贫困之中；无论是失去工作或是无家可归，都会得到纳粹党的照顾。美国记者米尔顿·迈耶在调查中发现，在此之前，没有一个组织宣称要做这些事情。

在希特勒的蛊惑下，许多德国人相信他们正在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新的乌托邦。那里没有社会矛盾，没有外来文化影响，只有快乐的家庭、健康的儿童，幸福、富足、安逸的社会生活，纯粹的雅利安种族的德意志将会以此傲视全欧洲，统领整个世界。希特勒这套关于引领德意志民族复兴、使德国成为再度兴盛的欧洲文明中心的想法，吸引了许许多多抱有理想主义的德国人，他们怀揣着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憧憬，献身于纳粹主义运动。

希特勒懂得，光有精神上的口号，是无法长久地获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的，还必须要有物质的保障，给人民以切实的利益，才能够真正赢得人心。他有一句名言：“当最穷的人成为德国最忠实的子民，它就会变得无比强大。”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向人民行贿，这就是希特勒获取民心的重要措施。

血腥的“馅饼”

客观地说，希特勒1933年当政时，德国的经济还在泥潭中挣扎。德国自1871年由俾斯麦统一以来，从未遭遇过如此的内忧外患。一战后，战败的德国丧失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和将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换来的却是每年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国内面临经济衰退，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八百万的失业大军占到选民的五分之一，德国马克急剧贬值。1914年1月，美元兑马克的是一比四点二，到1923年11月竟然跌到一比四千二百亿。整个德国一千七百八十三台印钞机日夜不停高速运转，印刷着叫人又爱又恨的荒唐的货币。

纳粹声称要建立“真正的人民国家”，上台后所颁布的第一批法律就是确保债务人的权利而限制债权人的权利，目的是“遏止人民的贫困化”。希特勒的副手戈林放言：“房屋的所有者如果冷酷地和毫无顾忌地让贫困的人民无家可归，那么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将失去国家的保护。”不久，纳粹政府就在1938年以法律的名义废除成千上万的债务。“恶意的债权人”当时是被当作“德国人民的败类”予以严惩。被德国老百姓称为“我们的人民总理”的希特勒煞有介事地要求纳粹党各省部头目要反对官僚作风，要贴近人民大众，要全体公务员“既要不辞劳苦，又要不怕牺牲自我利益，从而才能够公正地实现社会福利思想”。在纳粹党的党纲里更是明确提出，对内要实现社会主义，要求将垄断性企业收归国有，工人分享企业利润，国家以廉价出租的方式扶持小商人，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机，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严惩高利贷者等等。纳粹党所有这些鼓动和宣传，对于摆脱国家屈辱和经济困境的德国人民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得到了绝大多工人、农民、城市失业者与中产人士的支持。

希特勒当政五年后，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二，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当局在不长的时间里，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然而这一奇迹又是如何创造的呢？

其实，纳粹治理经济的方法并非独出心裁，简言之，就是通过中央政府集权，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推行“军事计划主义经济政策”，即通过扩大政府赤字提升消费水平。与当时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相仿，希特勒放弃了通货紧缩政策，任命颇具才华的财政与金融专家希尔马·沙赫特为国家银行行长，并且采纳了将经济重建的突破点放在修建高速公路、重整军事装备工业以及电气化等基础设施和实体经济上的意见；为了拉动经济复苏，希特勒还允许国家对私营建筑企业给予补贴，用于维修旧房和扩建新房，以改善民众的居住条件。最后，纳粹政府还通过免除税收以鼓励工业和农业企业的设备扩充。总而言之，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希特勒成功地为饥饿的德国人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面包。

魏玛政府的倒台使希特勒意识到，纳粹政权是否稳固，关键是治理失业，这是必须解决的燃眉之急。在纳粹当局的努力下，到1938年初，德国失业率降到了百分之一点三，而同期美国失业率为百分之一点八九，英国为百分之八点一，比利时为百分之八点七，荷兰为百分之九点九，与此相对比，纳粹党足可以宣传自己创造了“消灭失业的奇迹”。到了三十年代后期，“由于希特勒加快了重整军事装备的步伐，军火工业最终把剩余的一百万失业工人也吸纳进去了，而且势头还很强劲，到1938年底时，德国总共还缺一百万名工人”。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解读希特勒》这部书中回顾这段历史时毫不讳言地承认：希特勒曾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过渡不是通过通货膨胀实现的，工资与物价完全稳定”。“我们无法想象当时德国人，特别是1933年以后大批大批地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转向希特勒的工人阶级，是以多么大的充满感激的惊奇来看待这一奇迹的”。

但是，又有多少德国人会想到这诱人的馅饼充满血腥呢？

滴血的福祉

要维持对人民的高福利，就需要有高额财政支出。换句话说，想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政府手中必须有钱，这点与居家过日子一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都离不开一个“钱”字。

从1933年到1939年，尽管德国经济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第三帝国的债务也达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1939年1月，帝国银行董事会写信给希特勒：“无止境的国家开支的膨胀摧毁了有序预算的企图，即使是税款负担的大幅度增加也会将国家财政置于崩溃的边缘，并因此而摧毁中央银行的汇率。”就1939年而论，当年财政收入不超过一百八十亿马克，可是民用财政支出一百六十三亿马克，军用财政支出二百零五亿马克，债务还本付息需要三十三亿马克，算下来财政赤字二百二十一亿马克。也就是说，第三帝国入不敷出，有二百二十一亿马克的债务窟窿，这个债务窟窿是当年财政收入的一点二二倍。到了1941年“已经有五分之三的帝国收入要用来清偿过去的债务。也就是说，帝国负债的情况已经导致国家债务的还本付息无法通过现有的收入来进行清偿，而债务本身还在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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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高额征税，会伤及企业影响经济繁荣；加印钞票，会引起通货膨胀；减少福利，会得罪老百姓。看来只有下手抢了。虽说是一个”抢“字，但这里边学问大了，不仅要能抢到钱，而且还要抢得冠冕堂皇。因此，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抢谁；第二，如何抢？

抢谁呢？一是犹太人，二是占领区。

如何为第三帝国的债务提供更多的资金，纳粹政府首先把目光盯上了犹太人的财产。为了把犹太人的财产划到第三帝国的国库中，希特勒需要有一个冠冕堂皇、具有思想高度的理由，以便能在掠夺犹太人的财富时得到普通德国人的共鸣与支持。于是，纳粹政府提出了一个“雅利安化”，即以国家的名义将犹太人的财产强制没收为政府的财产。

纳粹政府通过各种宣传手段为掠夺和残杀犹太人大造舆论，他们喋喋不休地向德国老百姓灌输：正是因为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相互勾结给了德国“背后一刀”，最终使德意志帝国战败，让德国人民遭受到灭顶之灾，目前整个世界正在被几个“犹太人集团”瓜分。接着，德国纳粹又给犹太人戴上“人民的异类”和“人民的敌人”的帽子，对他们百般刁难，声称“只有德意志血统或亲近血统的人”才享有公民权，将大批犹太人赶出公务员、医生、公司雇员的队伍，对于经营业绩良好的企业迫使他们“自愿”地或者被迫地交出财产和产业，完成犹太人财产的“雅利安化”。

1938年3月19日，戈林对派驻奥地利的帝国特派员威廉·开普勒交代说：“对属于犹太人的所有奥地利企业实行雅利安化，在必要时，其规模可以超过在德国的雅利安化。”与此同时，纳粹政府还规定：“犹太人从现在起必须‘自愿’地向财政机关进行雅利安化的申报。如果犹太人企图藏匿其财产，将会受到刑法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财产将会被没收，而且本人会被处以十年以下徒刑。”1938年4月29日，戈林主持召开了部长会议。会议讨论的内容就是如何尽快地“将犹太人的财产转变为国家所有，将犹太人从经济生活中彻底清除出去”。

仅仅靠对于犹太人的掠夺不可能支付如此巨额的福利支出和战争费用。特别是随着大批犹太人逃离德国，掠夺犹太人手中的财富无异于竭泽而渔。同时，希特勒在国内继续实施高工资、高福利和低税收的措施，加大马力扩大军事工业，这也必然造成民用物资生产的缩水以及生活日用品的短缺，以及德国国内货币过剩。1939年至1941年间，德国国民的个人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一，结果，消费群体购买力增长了一倍多，由一百四十亿马克攀升至三百一十亿马克。如何缓解国内不断增长的购买力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避免通胀危机？纳粹德国尝试将祸水转移到被占领的欧洲国家，“既然不可避免要通货膨胀，那只要不在德国发生，任何地方都可以”，“被占领区的军队开支应完全由当地来负担。”

为实现转嫁通货膨胀，掠夺其他民族和国家财富这个目的，纳粹德国绞尽脑汁将诸如占领费、捐税、强制信贷转嫁到欧洲。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发明了所谓“防务捐赠”的政策。这种对被占领区国家和人民财产的无耻掠夺，被冠以“总督辖区为换得军事保护而对帝国防务的捐献”这样冠冕堂皇的字眼。例如，在波兰的这种“防务捐赠”完全是一种杀鸡取卵的做法，费用逐年增加，战争负担很快超过了被占领区战前最近一年的财政预算，在战争前半段毫无例外地超支百分之百以上，而在战争的后半段则通常超支百分之两百以上。1943年1月，帝国财政部要求“总督辖区应将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上缴给帝国”，以致在波兰辖区的德军将领们抱怨道，那些捐赠“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本无法筹措到”。

在法国也同样如此。德国的军工制造和食品进口迅速耗尽了法国被占领区经常性防务开支的四分之一。此外，各种各样的榨取手段也占据了不小的分量，甚至占领军的亲属所需的假牙，包括金银的牙套，都毫无例外地从占领费中支出。德国人还操纵当地的货币，最大限度地以法国法郎来负担其对英国的空袭，用法郎建造巨大的舰船和潜艇港口。诸如此类的开销都与法国被占领区的军事管制毫无关系。纳粹占领开支中本应是军费开支，但绝大部分却用在了与占领军无关的用途上。对于第三帝国这种横征暴敛、贪得无厌的行为，法国傀儡政府的首席谈判代表也不断抱怨：“以占领费为名征收的捐税，往往大部分却用于负担与占领军生计无关的支出”令法国政府难以接受。

纳粹政府抢劫被占国家的财富并非都是明火执仗，而是采取了更为隐蔽和高明的金融手段。南欧的南斯拉夫，德国占领军来到塞尔维亚的第一周就建立了塞尔维亚国家银行，随即发行了新货币——塞尔维亚第纳尔。由于禁止现金兑换，人们不得不把积蓄的现金存入银行并折合为新货币。这样，现金流动首先被遏制，进而减少了战争通胀的风险和德国的负担。

纳粹占领法国之后，强制将法郎的汇率由之前的一百法郎兑六点六帝国马克确定为一百法郎兑五帝国马克，几乎贬值百分之二十五。德国军人的军饷和工资自然增长了。因为其数额以帝国马克为基础，却以法郎支付。纳粹德国通过汇率操纵肆意掠夺占领区的财富，使包括整个德国的国民经济和在被占领区的每个德国士兵得到好处。德国输出到这些因战争而在各方面均处依附地位的被占领区的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另一方面，输入到德国的产品也更加便宜了。

在纳粹占领区，进驻的德国士兵通常使用德国信贷银行的纸币（RRK）作为支付手段，而取代了数目相等的帝国马克。德国信贷银行货币为纸币式样，面额零点五至五十帝国马克不等，借助于这种军事辅币，德军在占领每个新城市时，无须没收财产并履行《海牙陆战条约》中列明财产清单的繁琐程序。德国信贷银行纸币在德国发行并由帝国印刷厂印刷，却不在德国境内流通。归根结底，它只是个典型的征收收据，帝国银行的副行长普尔称其为“披着货币外衣的征收收据”。从国民经济视角出发，这种“征收收据”就是老百姓俗称的“打白条”。希特勒就是通过”打白条“来搜刮占领区的民脂民膏。

德国士兵简直把欧洲各国的东西都买空了。他们从前线向家乡寄回了成千上万的战地军邮包裹。里面有北非的鞋子，挪威的鲱鱼，法国的天鹅绒和丝绸，希腊的利口酒、咖啡和雪茄，俄罗斯的蜂蜜和熏肉，更不必说来自罗马尼亚、匈牙利及意大利的礼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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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战后波兰政府统计，二战期间波兰被德国掠夺的财富超过两百亿美元；法国被德国掠夺的财富超过五百亿马克；比利时被德国掠走一千三百三十六亿比利时法郎；荷兰向德国支付了八十四亿马克的占领费；苏联占领区的损失高达一千二百八十亿美元。在《希特勒的欧洲》一书中披露：按照1939年的物价估计，1940年至1945年这五年中，大约有一千零四十亿马克的财富——占这一时期纳粹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四——是靠希特勒掠夺占领国家和地区的财富而增加的。

被收购的灵魂

在《卡拉玛佐夫兄弟》这本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要自由，还是要面包？“你只要把那些石头变成面包，人类就会像羊群一样跟着你跑，感激而且驯顺”，“他们永远不能得到自由，因为他们软弱，渺小，没有道德，他们是叛逆成性的”。被鲁迅称为“人类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知人性之恶，将“没有道德”、“见利忘义”与“叛逆成性”看作人类的天性。而希特勒正是看透了这一点，通过利用人的欲望而加以控制。

希特勒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种族理论”之所以吸引和征服了千万德国人，确实值得我们反思。当经历了战后饥荒、货币贬值和混乱内战之后，当饿怕了和穷怕了之后，人们最渴望的自然是温饱与稳定。希特勒提出的“面包与工作”、“德意志民族高于一切”的口号自然而然地打动了人心。虽然魏玛共和国是相当不错的宪政体制，魏玛宪法也算得上欧洲战后出现的民主宪法中最先进的宪法。但是，当一个政权无法解决民生问题时，也就在人民心中失去了其合法性。作为普通的平民对生活的认可很少是靠理性的思辨，更多的是靠切实的生存感受。

希特勒明白，仅仅靠“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要使自己的政权巩固，必须向人民行贿，顺应人民的福利需要。因此，当希特勒以牺牲犹太民族的生存权利来维护雅利安种族利益的时候，当纳粹德国以大炮和坦克摧毁异国人民的家园而让自己帝国的臣民过上好日子的时候，当纳粹占领军抢掠战败国的财富，摧毁欧洲货币体系以保证第三帝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间接的、个人不需要承担责任但却可以从这些重大的罪行中获益，享受优越的丰富的物质生活，就决定了受到纳粹政权热心关照的大多数德国人的思想意识，他们不仅不会站出来反对，反而还认为“这是独裁统治的黄金时期”。希特勒通过国家的贿赂不断购买人民的赞同和支持，而广大老百姓最终为当权者所绑架，成为了独裁者的炮灰和玩弄于掌中的牺牲品。

向个人行贿，肯定会受到公众的谴责，如果向公众行贿呢？老百姓还会义正词严地反对吗？恐怕这种行贿，在老百姓眼中就成为了善举。

希特勒用社会福利——以抢劫犹太人和牺牲占领地区的其他民族为代价——贿赂了整个德意志民族，把国家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战争机器。在大多数德国人享受到良好的社会福利、不间断的物质供给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而保持沉默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种贿赂的结果是需要由整个德国的毁灭作为代价的。

浅析日本福祉志愿者 篇3

关键词：日本福祉,福祉志愿者,志愿者活动

一、志愿者和志愿者活动

“志愿者”这个词汇,来自于英文单词“volunteer”。实际上“volunteer”这个词是从拉丁语“volo”这个词来的,最初是“志愿”“顺利进行”的意思。“志愿者活动”是亲自参与完成任务,志愿者带着自己的动机和目的完成活动。例如:灾后重建的志愿者中,都是心中抱有重建的志愿,并以灾难为契机积极参与抗震救灾的。

二、福祉志愿者的产生和发展

1.产生。日本在战前就存在“相互扶助活动”,战后根据日本宪法,将基本人权以文字形式规定下来,后来随着民主主义思想的逐步进化,志愿者活动也逐渐发展起来。日本战败后,遭到空袭的大都市成为一片废墟,灾民遍地。根据当时的情况,国家对流浪儿童,伤员等相关人员大力展开援救,也就引起了战后复兴期志愿者活动的开端。1946年颁布的日本宪法中明确了相关福祉问题的国家责任,将战前的社会事业,福利事业等相关方面的活动委员会编入进社会福祉制度,并以公私分明为方针。如日本宪法第89条,明确规定:民间福祉团体不受任何公共机关左右,生活相关问题交给以社会福祉为专门职业,的每个月有固定工资的部门人员处理。相关委员(1946年更名为民生委员)在战时给予军人家属,烈士家属相关生活上的援助,战后变成对生活穷困者的紧急救助。1950年新生活保护法成立了,民生委员就是市町村上福祉办公室中主要负责福祉事业的正式工作人员。同时以福祉制度改革为目标的自愿捐助主义运动,也在以患者团体为中心的社会保障运动中占有一席位置。1957年围绕生活保障法的最低生活标准,朝日茂氏希望能够达到“健康的充满文化氛围”的水平,据此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该诉讼得到了最高裁判,之后被大家称作“人间裁判”。朝日诉讼席卷了患者团体,劳动组合,住民等等大批人员,因此社会保障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

2.发展。东京都墨田区有幸免于战争灾害,一直从事社会福利事业的“兴旺馆”首先开始了对居无定所的流浪儿童的援助。之后,战败后社会混乱的日本围绕儿童和培养青少年等相关的民间活动也逐渐增加。大都市住宅区环境恶劣,所以贫穷,孩子和卫生等相关的新问题相继出现,于是学生间的福利活动也开始兴起。其实早在战前,培养青少年和青少年自力更生的相关组织就已经出现,如:YMCA(Young Men’s,Christian Association),YWCA(Young Women’s,Christian Association),BBS(Big Brothers and Sisters)和VYS(Voluntary Youth Social Worker’s).1947年BBS担起重任,对受灾孤儿和不良少年伸出援手,以京都为起点,点燃全国范围的救助。之后在爱媛县诞生的VYS对致力于成为社会事业家的青年进行帮助,在儿童见面会上给予指导,许多学生和勤劳上进的青年在得知消息后,作为该时期的福祉志愿者积极参与该项活动。当时,一直向民间社会福祉设施提供资金援助的民间团体本身也因为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一时告急。因此日本借鉴美国的公共基金,通过社会团体募捐的方式补充民间社会福利事业的资金来源,社会团体募捐就是在此时规模化了的。1947年“第一次国民互救共同募捐运动”筹到善款约5亿9297万日元,这对战后的福祉设施的修理完善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GHQ和厚生省也积极配合,因此对战后混乱期救助生活贫困者这样的志愿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福祉志愿者的特点

关于志愿者的特点(自主性,社会性,先驱性,无偿性,学习性,持续性等等)的相关文章已经有很多,每种特点的研究论文也不计其数,所以此处就不再做详细的分析了。但是,什么又是福祉志愿者的特点呢。福祉志愿者的特点又有哪些呢?

1.首先,福祉本身就是帮助,支援人们生活的,同时更是福祉志愿者的作用。但在福祉领域的志愿者,它的样态根据所处的环境而各异。所以临床性是其最显著的特征。福祉领域的志愿者,根据现场突发的情况,要去身临其境的关注需要帮助的人。切实关切他们的需求,在乱中求不乱,抱着可以改善的决心去努力,这样一定能够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志愿者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挖掘到被帮助者的需求,其实这样的需求在本质上说只不过是人们生活中的一小部分。但是正是这一小部分和生活的全部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志愿者通过这一小部分的需求和被帮助者的整个生活相连。因此福祉志愿者所追求的是超越性别超越年龄身体的,具有创造性,开拓性的课题。也正是因为这样,福祉志愿者正在尝试至今依旧无法回答的课题。

2.说道志愿者,通常都会谈到自主性,自己决定,自身责任或者自我牺牲这样的词汇。借此想表达的是,志愿者各种各样的活动最终都是要“面向自己”。如果志愿者活动是重视自主性和主体性的活动的话,那这些活动势必会让参与人扪心自问。当然也会有人对这种说法保留自己的意见。但是如果在参与活动时,参与者本身都无法理解无法接受活动的宗旨,只是简单机械的完成任务的话,想必再有类似的活动就不会再参加了吧。所以说,志愿活动魅力的实际是给志愿者提供了面向自己的机会。志愿者通过结识不同的人,会渐渐的发现自己曾经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对自己的了解也会逐渐加深。但是这种微妙的解释是自己很难意识到的。所以经常会有参加过志愿者活动的人提到,感觉自己学到了些东西,可是又说不清是什么。

四、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志愿者服务活动方面还没有单独细化出福祉志愿者活动这一项。2008年9月文化部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批准成立专项“中国福祉文化公益基金”(简称:中国福祉基金)是最早从福祉的角度考虑招募志愿者的。该基金以福祉文化为载体,助理弱势群体,主要的三大资助方向即:就业资助,福祉培训,老年安养。再就是中国福祉博览会,主要方向是通过老年人和残疾人用品用具的展示促进和推动中国福祉事业的发展,成为相关企业与残疾人、老年人的沟通与交流的平台。

参考文献

[1]三本松政之·朝倉美江.福祉志愿者论.pp17-18.

[2]藤田久美.大学生志愿者活动手册.pp2-7.

为了人类最大的福祉 篇4

疟疾是人类最古老的疾病之一，至少从更新世起，无数代人类祖先都一直遭受疟原虫的侵袭。人类疟原虫和非洲猿类感染的疟原虫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随着人类的演化与迁徙，疟原虫所致的疟疾也从非洲传播到全球其他地区。在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里，疟疾已经变得十分具有杀伤力，而且可能是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欧洲殖民者发现新大陆后，把东半球的疟疾也带给了西半球，不过所幸的是，抵达西半球的欧洲人发现美洲的土著人有一种草药——金鸡纳树皮（cinchona bark）——治疗热病效果显著。长期以来，罗马因周边的沼泽和湿地，饱受疟疾侵袭。1631年，耶稣会士Agostino Salumbrino（1561—1642）将少量金鸡纳树皮作为草药从秘鲁带回欧洲用于疟疾治疗，发现该药对间歇热具有明显的缓解作用。因此，金鸡纳树皮，也被称为耶稣会士树皮或秘鲁树皮。到十七世纪末，金鸡纳树皮已成为秘鲁一种重要的出口产品，它对间歇热的疗效也充分确立。

1693年，康熙患疟疾，群医束手无策。朝廷向民间广征良方，康熙服用后均未得愈。法国传教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与刘应（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等献上金鸡纳，康熙服用后疟疾痊愈。十九世纪末，英国医生曼松来华任海关医生，期间对丝虫病和疟疾开展了深入研究，后来又与罗斯合作确定了蚊子是疟原虫的宿主，疟疾由蚊子叮咬而传播。罗斯因此荣获19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曼松因在寄生虫病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被誉为“热带医学”之父。

早期金鸡纳树皮通常在干燥后研磨成粉末，再混合到液体（通常为酒）中服用。1820年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Pierre Joseph Pelletier，1788—1842）和药学家卡文托（Joseph Bienaimé Caventou，1795—1877）从金鸡纳树皮分离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并将之命名为奎宁（quinine）。quinine一词来自于克丘亚语（印加）quina，意思是“树皮之皮”或“圣树皮”。

1880年法国医生拉韦朗（Alphonse Laveran，1845—1922）因在阿尔及利亚发现疟原虫（Plasmodium）是导致疟疾的致病原因而荣获190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44年美国有机化学家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与德林（William Doering）第一次成功以人工方法合成奎宁。这一系列的科学发现与研究成果，使得治疗疟疾的传统草药——“金鸡纳树皮”转变为现代药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占领荷兰，日本控制了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同盟国生产奎宁的原料供应被切断，从而导致数万美军在南太平洋由于缺乏奎宁无法治疗疟疾而死亡。二战结束后，疟疾的预防与治疗成为新成立的世界卫生组织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首选目标。由于人工合成抗疟药物以及长效杀虫剂DDT的发明与应用，并在消灭局部地区的疟原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5年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开展全球灭疟运动，并为部分不发达国家提供数目可观的资金以及顾问支持。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已有相当多国家成功消灭地方性疟疾，但遗憾的是，许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疟疾仍旧肆虐。尤其是按蚊对杀虫剂的抗药性和疟原虫对抗疟药物的抗药性都在使疟疾控制与治疗工作越发复杂。

越南战争期间疟疾问题困扰越南军民，也影响到临近我国的部分地区以及抗美援越的人员。在越南方面的请求下，中国政府决定组织力量研制新的抗疟药物。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组织实施这项工作，时称“523”任务。在“523”任务中，全国大协作，多单位、数百人参与，从传统医药里寻找抗疟药物是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成为国家的重要任务，中医药学研究成为国家卫生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1954年中医研究院的建立，中医药研究进入体制内，发掘、整理、研究传统中医药成为我国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屠呦呦作为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小组负责人，参加了从传统药物里寻找抗疟药物的研究工作，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后终于首先获得了具有百分之百鼠疟抑制率的青蒿粗提取物。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山东、云南、广东、广西、四川以及军队系统的医学科研人员都参与了抗疟药物研究的工作，并终于从传统中草药里找到了战胜疟疾的新药物。屠呦呦等人通过大量实验锁定了中药青蒿，最终成功提取出了其中的有效物质，后来命名为青蒿素。青蒿素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为人类找到了对抗疟疾的新药物。

本书作者对组织和参与“523”任务的多位当事人进行了深入的访谈、获取了大量的口述资料，以及丰富的原始文献。作者在这些口述资料系统整理的基础上，结合原始文献，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了“523”任务和青蒿素研究的历史。

青蒿素在救治疟疾方面的价值经过长期实践得以充分体现，尤其是对于不发达国家的贫困人群的疾病救治做出了重要贡献。体现了“为了人类最大福祉”的诺贝尔奖精神。尽管青蒿素在疟疾防治方面具有重大价值，然而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根治疟疾也并非易事，在二十一世纪，疟疾仍会继续存在于很多国家的某些地区。不过，我们相信在人类的努力下，控疟工作将继续稳步前进，前途充满希望。

我国医药学家屠呦呦因在青蒿素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不仅是中国本土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赢得了国际科学界的赞誉，而且也彰显了中国科学界对人类健康福祉的贡献。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科学界也应当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方面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系《“523”任务与青蒿素研发访谈录》一书之序言。该书为“二十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之一，屠呦呦等口述，黎润红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群山添新绿 民生添福祉 篇5

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是当今湖南林业在生态文明建设大潮中奋勇前行的鸟之双翼、车之双轮。已经过去的2014年，湖南林业在“民生”、“生态”的统领下节节推进。从省政府出台《关于支持工商资本转型发展林业的意见》，到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生态公益林保护建设项目圆满完成；从“非耕地工业油料植物高产新品种选育及高值化利用技术”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到建立省、市、县三级武警森林灭火救援队伍方案的确定……这些无不表明：在建设良好生态的基础上发展林业，在增添民生福祉的引领下改革林业，已成为新一轮林业发展的目标与追求。而这些改革的每个足印中，因为都倾注了千万林农的参与和支持，熔铸了千万百姓的智慧和力量，湖南林业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汇聚如此大的力量，实现如此多的突破。

登高揽山河，前路多曲折。当湖南林业发展时间表运行到2015年，以改革破除利益藩篱的担子更重，以发展疏浚矛盾淤积的任务更繁，以转型推动经济向好的使命更艰。这既意味着要突破旧气象、再创新格局，又要求在新常态下循规律而进，依法治而行。

群之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举业无不胜。我们坚信，只要在省委、省政府和省林业厅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在林农中汲取改革智慧，从细处入手，从实处着力，就一定能在2015的年轮上刻下更深足迹，在新一轮改革史上写下更多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