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共10篇)
当代日本 篇1
一、引言
自隋唐以来,中日文化的交流日益增多,日本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影响。然而近年来,日本流行文化在中国风行,并以其影响力成为中国城市流行文化的热点。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它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在中日文化深度交融的大背景下,中国青年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文学作品的影响,在阅读近现代中日小说的同时,我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许多异曲同工之处。由此,我们查阅并探究了日本国内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当代青年文学作品。
当代日本青年文学的作品中,不仅仅描写了当下日本青年生存状态,同时也着重笔墨于他们另类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这种另类现象是日本另类文化的直观表现,这种另类文化即中国所认为的“非主流文化”。青年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深度反映了当代社会青年的生活现象。另类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同时与日本当代青年自身的主观因素密切相关。以日本当代青年文学作品为出发点,通过研究另类文化,找出产生的根源,探究它对社会的表现和影响,从而达到“浅析另类日本文化”的研究目的。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将日本当代青年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在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并加以阅读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另类日本文化的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为实现这一研究目的,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研究手段。
(1)挑选与研究内容相关、具有代表性的当代青年文学作品。由组员进行阅读并整理,总结出日本另类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
(2)通过查阅书籍、报刊等资料,加以分析,深入研究日本另类文化的形成原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三方面)。
(3)对研究结果作进一步分析,对目前日本另类文化的发展趋势给出自身的建议。
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我们在浅层上寻找日本另类文化的内容及其表现,再进一步探究其形成原因。具体研究成果分类如下:
(一)日本另类文化的表现形式
1.语言文字
2.服饰造型
3.动漫与影视音乐等多媒体产业文化
(二)日本另类文化的形成原因
1.经济原因
2.政治原因
3.文化原因
我们以“由当代青年文学浅析另类日本文化”为课题,通过查阅当代日本青年文学对当代青年另类文化的表现和内容进行系统的分类和简析,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介入,对日本另类文化进行一系列的形成原因的分析。
二、日本另类文化的表现形式
“在这阳光普照,没有一丝一毫阴暗角落能容我藏身的世界上,起码我得找到一个方法,能够把自己的身子当做影子来遮住自己。”在作品《蛇信与舌环》中,作品借女主人公路易之口道出了部分叛逆的当代青年人的心声。《蛇信与舌环》中描写了SM、刺青、身体改造等“惊世骇俗”的情节。主人公通过这一系列“自残式”的行为,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快乐,证明自己作为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标新立异”,“离经叛道”具有这类特点的行为,成为日本另类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在阅读《蛇信与舌环》等当代日本青年文学的基础上,我们将日本另类文化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说明。
(一)语言文字
语言的产生与变化反映了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在日本当代青年文学中,许多作者的措辞和表达方式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新用语便是最显著的例子。在新用语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一种被称作“若者言葉”的语言类型,它主要是指20岁左右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的用语,而非此年龄层的人却不常使用。“若者言葉”作为一种非主流式的语言,得到日本青年广泛的使用。例如:表强调:めちゃくちゃ→めっちゃ,表达情绪:気持ち悪い→キモい、きしょいやばい·ヤバい·ヤベえ、やばす、まじやばす!同时,颜文字开始作为一种新颖的文字表现形式也逐渐受到人们的追捧。颜文字,是在多语言符号象形元素创制的教学方法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艺术,主要被使用于网络交流和短信之中,得益于其生动性和独特性,如“:)”代表“微笑”、“:P”代表“调皮”、“(;′⌒`)”代表“伤心”等。颜文字其实并非起源于日本,但日本却将它发展得出神入化。这种通过简约的符号、假名组合而构成的抽象画,与日式动漫的风格有着相似之处,也作为另类文化的一部分被人们所知。
(二)服饰造型
服饰,则更是另类文化的鲜明表现之一,《蛇信与舌环》中塑造了许多非主流的人物形象———“全身都是文身、满脸都是装饰”、“在自己的舌头上打洞缀钉,在背上文上龙和麒麟的图案”。这些都是典型的另类服饰。在另类服饰造型的发展轨迹中,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造型风格,其中包括“洛丽塔”,“日本黑妹Ganguro”,“原宿”,以及“cosplay”等。这些造型表现,以其鲜艳的色彩、华丽的风格、夸张的打扮方式给人们以深刻印象,也是日本另类文化中最具有冲击力的一部分。
(三)动漫及音乐影视产业的发展
不仅是语言与服装造型,动漫及其衍生的音乐影视产业,无疑是日本另类文化中最被广泛知晓与接受的一部分。轻小说是一种日本新兴的娱乐性文学作品,区别于正统主流文学,因其玄幻的内容及漂亮的插图而受到日本年轻人的喜爱。轻小说也大多被改编成动漫作品,促进了动漫产业的发展。而动漫,作为另类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正呈商业化趋势发展。现如今,动漫产业已经形成了一条强有力的产业链,即以创作想法为核心,动画、漫画为表现形式,电影电视传播为拉动效应———带动系列产品的“开发—生产—出版—演出—播出—销售”的营销过程。这条产业链不断繁荣并且推动了音乐影视方面产业的发展。
当然,日本另类文化不仅仅体现于该三方面,我们仅以上述三类为主。
三、日本另类文化的形成原因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与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是由一定的经济与政治决定的。因此,另类日本文化的形成也受到了经济和政治的影响。
(一)经济原因
1.二战后至二十世纪末:动荡中的发展
在二战中,日本属于战败国,军事上的失利给日本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国民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粮食短缺,民不聊生。1946年,日本实际GNP下降了62%,人均实际GNP下降了55%,与此同时,人均实际消费下降了57%,日本的国民经济表现出畸形的发展状态,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日常生活与国家的进一步发展。饱受战争和贫困之苦的人们急于寻找情绪宣泄口,此时,另类文化作为人们注意力的转移点之一得到发展。
二战后,日本抓住某种机遇(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和政治的大力扶植;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大批军事及后勤物资订货使得日本经济得以发展并迅速活跃起来),努力重建日本经济。在1946—1951年这五年里,经济增长率为9.9%,其中工矿业生产增长率为22.8%;1951—1955年,经济增长率则为8.7%,其中工矿业生产增长率为11.3%。有利的条件让危机重重的日本逐渐恢复了生机,经济的崛起也让人民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然而,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重建,“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等制度也产生了。这两种制度带来的高频率生产,使活跃于生产第一线的日本民众受到了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压力,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变化身份的方式缓解自身的负面情绪。风靡一时的Cosplay,正是通过变化身份来获得不一样的人生体验这一特点,受到了当时无数希望摆脱日常生活和孤寂心理的人们的追捧。经济的飞速发展,使日本逐步进入了工薪阶层时代,中产阶层掌握了主要话语权。许多人自认为自己过着一般的生活,便产生了自己居于中流位置的错觉,“中流意识”和“私生活主义”的观念悄然而生。这种经济带来的生活观念,正是一种独立的代名词,意味着人们会更倾向于选择自己所认同的另类文化,而不是随波逐流。
20世纪80年代开始,因为政府决策失误、国际环境的动荡不安、产业结构的滞后调整等一系列原因,急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日本惨遭泡沫经济,脱离了经济实体的资产价值在短时间内暴涨后又迅速降低,导致股市大跌,企业大量倒闭,生产力下降,人们消费水平降低。从总体来看,1993—2002年的十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8%,是二战结束后最长的经济衰退时期,日本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将近10年的经济停滞期。处于低迷状态下的人们开始寻求心理刺激,而极端化、扭曲化的心理状态也随之产生,这为日本另类文化产生的提供了土壤。
2.进入二十一世纪:暗潮汹涌中的艰难发展
新世纪的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大国,日本GDP为49113.62亿美元,人均GDP为38533美元(2007年)(1),均处于世界前列。但是不间断的危机正冲击、破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面临较大挑战,过去多年的发展数据显示,日本经济极度依赖出口和外部需求,因此日本不得不依赖海外经济的复苏、成长来改善自身经济。然而,目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日本经济仍面临下降的风险。由于经济的发展不稳定性,使处于当代社会的人们等级意识增强,他们开始习惯用学历、所得、权利、金钱等衡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为了防止自己被社会边缘化,不论是叛逆地违背社会固有的常规,还是变化自己的服饰和打扮,抑或是创新生活常用语,他们都不断尝试着通过创造另类的方式得到社会的认可和称赞。
(二)政治原因
1.日本政治改革带来的影响
二战之后,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关注经济和政治的意识逐渐增强,他们期待和平、安稳的生活。当意识到自己权益受到侵犯时,也敢于通过游行示威的方式抗议国会的错误决策,但是这种激进的思想让极端化追求自由的思想逐渐产生,导致了一些极端化的行为的产生。例如自残、纵火等行为被当时的年轻人争相模仿,成为一种具有负面影响的另类文化。
2.日本外交政策的矛盾性
在二战后,日本于1951年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在外交路线上选择了“亲美、轻武器、经济优先主义”的原则。几十年来,其充满矛盾性的行为方式及畸形性的思维方式也表现在日本对于欧美文化的选择性改造上,这种改造后的文化也是另类文化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3.日本政界的动荡不安
新世纪的日本政界复杂多变,主张以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受到牵制,而日本的保守力量逐渐成为日本政治理念的中心。保守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思想相互照应的右倾化趋势逐渐增强,这种发展趋势很可能让日本偏离战后和平发展的道路。当代社会,强烈的生存危机感使得国民信心丧失殆尽,心情躁动不安,致使人们自设为活在安逸的环境中,这种自我安慰的方式生活是虚幻的,也是逃避现实的。
4.日本独特的教育改革
战后的日本不断进行教育改革,力求改变新一代的学子们,首先在设置学科方面,增设了道德课程,宣传日本民族优越的神道理论,大大削减了学生学习其他国家知识的积极性,从而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中。同时,教育理念中关于“理想的人物形象”理念,也误导了一些人活在了个人虚构的环境下,拒绝走出心里的界限。目前日本父母都把重点放在子女的社会化上,功课的学习基本交付给了学校,这种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助长了孩子的放纵性和任意性,让他们可以不顾一切地探寻他们所感兴趣的事物,不论是对还是错。
(三)文化原因
1.日本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的特色本国文化
日本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北部,是由诸多列岛组成的岛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形成了独特的岛国文化。作为岛国,远离大陆,与之相隔的海峡成为保护这片土地的天然屏障。生活在岛上的人们由于地理空间的限制,无法像陆地国家的人那样经常流动颠簸,因而消息闭塞,这使得日本人民自古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意识。
其次,日本自然风光优美,保留了许多的原始森林,动植物种类繁多,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季节层次分明,四季能观赏到不同美景。在日本人的观念中,自然是神圣且不可侵犯的。古时人们将天灾当做自然对其错误行为的惩罚,在这样的认知方式下,日本人民也形成了与自然共生的信仰。另外,日本人对于季节的交替、周围环境的变化具有极其敏锐的感知,例如秧苗播种何时收成、雨雾天气如何劳作等,总能作出适当应对。这也是他们敏感性特质的表现之一。
最后,日本位于亚欧板块交界处,是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多发国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经历过多次灾害,在他们眼中自然既美丽神圣又变化无常。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个独立的个体,拥有其自身独特的思想、文化、习俗等,日本也是如此。神佛在日本人眼中就像自然一样神秘、神圣,人们对其也很尊敬。在日本人的眼中,万事万物皆有灵性,因此有“八百万神明”。寺庙观宇也遍布各地。不同的愿望对应不同的神明,比如祈求学业、考试合格方面找天神,祈求生意兴隆红火找稻荷神,而祈求家人自己平安健康则找弘法大师(2)。日本人虽有一半以上人是无神论者,但信奉神佛的却有50%;有的人虽然加入宗教,但不遵守其教规则;有的人虽在此教,但又对别教充满兴趣。反之的情况亦存在,可随性地变换信奉的宗教与思想。由此可看出,日本人本质上的矛盾性,宗教信仰上的多样性、杂乱性。
相对其他国家,日本的文化更具有小众性和神秘性。这样独特的传统文化,也让日本在接受并创造新文化时,有着更深的内涵与渊源。
2.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
在日本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多次与他国进行文化交流的事件。正是在一次次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日本形成了其独有的另类文化。
公元645年,日本向中国派遣大批遣唐使学习中国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唐玄宗时期,在日本的唐招提寺被尊称为“瑰宝”的鉴真六次东渡日本,传播中华文化。在此文化交流之下,日本进行了“大化改新”;在建筑方面,根据中国建筑风格,建造了平京城、法隆寺、唐招提亲寺等建筑;在文学文字上,日本的吉备真备与空海和尚仿照汉字创造了日本文字———平、片假名,唐诗、书法深受喜爱;在生活习俗风尚方面,唐氏菜肴、茶文化、乐制、绘画等深受喜爱并被模仿;体育活动上,围棋、角抵、打马球等先后传入日本;唐朝服装传入日本经改造成“和服”。日本从唐朝学习到先进的文化科技等,与本国文化相融合,影响至今。
19世纪60年代,目睹了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下战败的日本,由强烈排外转变成积极接受西方文明,并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明治维新。此次改革意义重大,不仅使日本走上了现代化,还使日本直接跻身强国行列。在社会文化思想上,日本采取了“剪发”、“易服”,派遣留学生至欧美学习,并仿效西方建立了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日本在大力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大刀阔斧地开始改造本国落后的思想文化与风俗习惯。1870年,政府下令禁止“男女混浴”,后几年又下令禁止儿童同浴。在《文明开化初篇》中存在这样的记述———“文明开化这句话,最近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口头禅了”(3),可见明治维新对百姓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这一时期,西方社会风俗在政府的引导下,与本国原有的社会风俗激烈的碰撞并逐渐融合,此时的人们大多过着和式与西式的两重式生活。
接下来,以1912年明治天皇的薨逝为分界点,日本进入了大正时代。此时,由于西方多数国家忙于征战,日本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经济在这一时代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在物质生活提升的基础上,日本民众也开始追求个人生活的质量。“衣”、“食”、“住”为主的国民生活逐渐改变,创意的服装设计在日本街头随处可见。洋装的流行虽然给和服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却进一步促进了传统和服的改良。在饮食上,日本国民的三餐、餐具、烹饪做法、调味料等,采用日西混搭已是再常见不过的事了,餐馆种类样式服务等也更多样化。西式化住宅在政府城市田园建设、公共卫生设施中得到普及。到了20年代,传统住宅也逐渐改变,人们增加了走廊等体现着个体意识的建筑样式。
1925年昭和时代到来。此时由于金融危机及其后二战的影响,日本国内国民生活及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由于战争的需要,日本纺织业等与服装相关的出口增加,服饰的面料花纹中也体现着战争的元素,此时的日本政府也不再过于强制人们的穿衣风格样式,服装更加个性随意休闲,色彩以浅色系为主,着重表达独特的个体与个性。
战后服饰因时代的推进与西方进一步影响,变得更自由化、多样化、现代化。从衣服材质、颜色到款式,多彩多姿。近几十年以来,随着经济技术的全球化发展,各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更密切,日本固有的传统文化与新的外来文化也不断地冲击、碰撞与融合着。而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日本也形成了“另类文化”。这些另类文化体现在日本社会的多方面中,例如语言文字、服装造型、新媒体产业、服务行业等。
“颜文字”“若者言葉”等都是另类文化的产物。日本语既包含平假名、片假名,也有罗马字、汉字与外来语。没有这些原有的基础,这些另类文化产物或许就不会产生。年轻人是社会的主体,他们能够有效地汲取外界文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日常生活最重要的部分,“若者言葉”的出现正是青年一代探索“対人関係”形成的产物。颜文字起源是美国,而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传输更便利化、快速化,简短却能准确表达意思的颜文字传到了日本,日本网民将颜文字进一步活化,形成了独有的“日本颜文字”。而颜文字与日式动漫的かわいい风格十分吻合,受到广大日本民众的青睐。
另类文化的另一种形式即上文提及的“卡哇伊文化”,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漫画、动漫等影视业,服饰、造型、设计等服饰业的衍生产业链。“かわいい”最早的来源可追溯至日本文学家--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凡是细小的都可爱”。上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卡哇伊文化逐渐兴起。在时装设计方面,以日本设计师清水侑子于1974年为钱包创新而设计出的Hello Kitty最具代表。而在造型打扮上的有原宿风,Cosplay,黑妹等,这些服饰精致柔美,简洁明媚,与日本传统美学息息相关。
互联网等电子信息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使得日本的动漫影视产业与卡哇伊文化相结合,带来了巨大的商业价值,在娱乐服务行业,俨然成了一道独特“风景线”。日本动漫中人物原型等,也通过Cosplay等形式展现出,用来吸引顾客、增加营业额、带动经济发展。现今,“かわいい”文化已是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成分。这在日本人眼中或许是不足为奇的,但在他国人眼中,“かわいい”文化虽然很吸引眼球,但被用于各个方面则稍显怪异,反而有些轻佻让人反感。
再回头来看,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包括明治维新时期与战后时期,都在极力汲取西方先进的文明技术,其实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功利性、实用性的。但或许是太急于实现现代化,太急于进步强大,才会出现走偏的部分,这也是另类文化形成的契机之一。
四、思考与建议
(一)日本另类文化的出现兴起都是有其原因的,但并不是存在即合理,其中也包含着不好的方面。例如另类文化在服装造型方面,用最典型的来说就是cosplay。cosplay的人物有男有女,既可以同性之间装扮又可以反串,但不管如何,女性受到的限制反而多于男性。一位女性穿着卡哇伊风格的服装总是会受到“欢迎”,在服务行业穿着女仆装,女服务员用温柔娇滴声音来服务顾客,尤其是男性顾客必定很高兴。男性的潜意识里还是喜欢温柔贤惠的日本传统女性,大男子主义在此时也容易暴露出来。
(二)日本人本身是存在矛盾思想的,他们固守陈规,但是思想又开放。这种纠结和矛盾的情感选择是日本人身上一大特点,而正因为这种特性才让日本人思维活跃。但是物极必反,极端化的行为和思想在时代发展中也悄然而生。
(三)日本另类文化种种表现是当代日本青年内心的形象写照,在这种另类文化发展的进程里,有阴暗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许多人可能会因为过于偏激而无法接受,甚至认为另类文化只有负面消极影响,对其有强烈的排斥和杜绝。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另类文化,对于消极的一面,我们应该给予批评和改正,对于积极的一面,我们更应该认同。
(四)另类文化之下产生了许多新的产业,提供了许多新的论题,然而有的发展壮大,有的却销声匿迹,不可否认的是这是社会发展的选择。另类文化不能笼统地否定,它其中有许多值得发扬思考的内容。对当代青年人来说,更需要的不是去拒绝另类文化,而是明确地区分理解。
五、结语
本次研究,我们小组在对日本当代青年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阅读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日本另类文化的表现形式。其次,查阅相关书籍资料并结合自身的分析,进一步探究了日本另类文化的形成原因。同时,通过本次研究,我们也对于自身所就读的日语专业有了更深的了解与思考。
在本次研究中,因研究条件所限,没能把另类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例如对日本另类文化的发源地(如原宿等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等。所以在原因方面的探究上仍是浅层次的,我们会在今后研究中进一步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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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本 篇2
“And can you fee1 the love tonight,It is where we are,It’s enough for this wide—eyed wanderer,That we got this far„„”这是风靡一时的 《狮子王》的主题曲《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很多人听了以后不相信这是动画的主题曲,固有的观念认为动漫的内容很幼稚,主题曲也很幼稚,不过是给小孩子听的儿歌罢了,这种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动画”其实是一种与电影相近的艺术表现手法,区别只在于电影是拍摄镜头,而动画则是绘制镜头。关键在于内容和音乐的诠释。在现代大部分的动画主题曲都已经和欧美主题曲和欧美流行曲相差无几了。
动漫音乐的旋律有级进式和重复式。级进式,既二度音程间的进行下行级进:由于力度逐渐缓解,紧张度逐渐放松,所以适合表达一些深情,忧郁,哀伤,以及沉重的的情感。比如 《火影忍者》里面白之死里面的音乐《sadness and sorrow》,音乐先由violin和bass奏出引子,引子很简单,由二分音符下行级进式,时值的延长表达了沉重的,哀伤的心理,作者在bass声部,用沉重的声音,模仿复调的手法再次奏出,就像有两个声音在对话,violence说:他走了„ bass说:他确实离我们远去。重复式,同高度音的重复,其的表现特点是由不停的重复一个音,有着突出强调的作用,适合表达坚定,蓄势待发的情感,适于用在战斗音乐中,比如 《火影忍着》中的战斗音乐《fighting》用同音反复固定低音来表现紧张,蓄势待发的情绪,再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也是用了重复时的进行。
音乐的音色使用,他们经常把日本的特色乐器与管弦乐器等欧洲乐器相结合,形成富有特色的民族风格,比如 《火影忍者》中的 《sadnes s and sorrow》主题由violin和bass引出,主旋律由日本民族乐器尺八来担当,尺八:尺八发展到宋代形成五孔尺八,并经由当时日本的遣唐僧东传日本,保留至今,其技巧复杂,音色独特而有古味。尺八把苍凉、空灵、恬静的意境表现得很好,火影忍者里的经典配乐,日本传统乐器与现代乐器的完美结合,使整首音乐透出浓浓的哀伤,正如乐曲名。在火影忍者中多次出现,尤其是白之死章节,将自身世的凄苦和自死的悲伤渲染的淋漓尽致,催人泪下。后面用日本民族弹拨乐器三味线的弹拨表现凄凉、孤独的哀伤,三昧线:一般认为起源于中国的三弦,大约成形于 15世纪左右。
日本动漫以久石让为代表的作曲家,善于用欧洲管弦乐器,华丽的管弦乐与极富张力的变现方法,强调多种配乐手法与主旋律结合,充分结合了管弦乐的抒情性和电子音乐的节奏性强,富于动感的特点,将管弦乐的张力表现到极致。
不难看出整首乐曲的特点,运用了民族乐器尺八来表现了苍凉,悲痛的心情,弦乐用和声手法做了背景铺垫,吉他分解和旋式的作为第二声瓢首先在音色使用上,使整首曲子充分的体现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结合。
音乐动机的选用,日本音乐中音阶可分为阳音阶和阴音阶,样音阶包括各种类型的无半音五声音阶:阴音阶则包括各种一个或两个伴音的五声、六声、七声音阶。日本音乐红构成旋律的基本单位不是八度音阶,而是四度三音列都市传统音乐,它们的旋律多数是取材于日本都市的传统音乐,而都节(市)音阶则是构成这种典型日本味几旋律的基础:都节音阶它虽然也是一种5声音阶,但与中国和东方许多民族常用的无半音5声音阶不同,包含了两个小2度(半音)音程,这种特殊的 5声音阶便成为构成通常人们所熟悉的日本音乐风格的最基本要素。日本音乐的曲调常用do、mi、fa、ra、xi五音,而中国民乐则常用宫、商、角、徵、羽五音,这使得中华民族音乐充满了富丽堂皇之感,而 日本民族音乐则蕴含了浓浓的物伤情结。
当代日本少子化对策探究 篇3
关键词:少子化现状;根源;对策
多年来,日本的少子化现象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到2010年日本人口总数将开始转为负增长,2100年将降到47712千人,即仅相当于1960年人口总数的一半略多一点。如此,日本将不得不继续遭受(包括因劳动人口缩减而引发的社会保障负担沉重、国际竞争力下降等)各种问题的困扰。
一、日本少子化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面临日趋严重的人口出生率下降问题。从出生率来看,日本在二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出现首次高峰期,育龄妇女(15-49岁)的总和生育率(一位育龄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数量)在4.0以上。20世纪60-70年代前半期的经济高度成长期,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并维持在2.13上下的状态。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认定,标准的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为2.1。即一个国家的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应该维持在2.1以上的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才能维持人口的自然替代。如果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置换水准生育率,则被称为少子化。
197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91首次低于2.0,此后一路下滑,1990年降到1.57,日本称其为“1.57危机”。少子化问题虽然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国民的普遍关注,可是,日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停止。1995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43,1997年又降到1.39。此时,日本的老年人口为19758千人(占总人口15.7%),首次高于少儿人口,开始进入“少子化”社会。显然,自1974年以来的30多年间,日本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人口置换水准的生育率。
进入21世纪,日本的生育率继续持续下降2000年为1.36,2005年为1.26,5年间生育率下降0.10,再创历史最低水平。近两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不容乐观。
二、日本少子化的根源
(一)未婚和晚婚比率的上升
少子化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未婚”和“晚婚晚育”比率的上升。1975年有9成的30岁以上的男女已经结婚,30-34岁未婚男性为14.3%,女性为7.7%。根据2005年的国势调查,日本年青人未婚率持续上升,30-34岁未婚男性为47.1%,女性为32.0%,分别比5年前的国势调查时上升4.8%和6%。而终生未婚率和30年相比是,男性从2.1%(1975年)上升到15.1%(2005年),女性从4.3%(1975年)上升到6.8%(2005年)。前后鲜明的对比可以看出日本未婚化的日趋严重。
1975年日本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是27.0岁,女性是24.7岁。2007年日本人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30.1岁,女性为28.3岁(男女均比上年上升0.1岁),结婚年龄越来越高说明晚婚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在约30年的时间里,男性上升了3.1岁,女性上升了3.6岁。
初婚年龄的推迟形成晚婚化,晚婚化导致妇女生育年龄的推迟。从女性平均生育年龄来看,2007年生产第一胎年龄为29.4岁,和30年前的1975年相比分别晚3.7岁。生育年龄的提高势必制约生育和生育人数,由此说明晚婚和晚育也是造成少子化的原因。
(二)工作与育儿难以两全
关于女性工作与育儿的状况,据日本劳动研究机构2003年的“关于育儿、护理和工作并立的调查”,有30%的女性因为工作和育儿兼顾的环境不完备为由而辞职。在回答“生育前后而辞去工作的理由”时“为了专心做家务和育儿而主动辞职”的占52.0%,因“工作和育儿难以兼顾”为24.2%,因“被解雇和劝告退职”的为5.6%。
而在“工作和育儿难以兼顾的具体理由”中“无法取得育儿休假”的占36.0%,“小孩生病等不得不经常休假”的占32.8%,“幼儿园等的开园时间和工作时间不合”的有32.8%,“无法将孩子送幼儿园等”的有28.8%。这些充分反映日本女性生儿育女和工作难以两全的现状,使得很多日本女性不得不选择晚婚甚至独身,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以此换取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
特别是在社会育儿支援体系尚不完备、育儿的机会费用上升等情况下,生儿育女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不仅成为阻碍女性自立、影响其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育儿家庭的经济收入,导致人们对结婚、生育采取消极态度,出现了女性就业率增加而少子化程度加剧的恶性循环。
(三)男女社会角色分配不均
夫妇在工作和育儿上的时间分配不均也是造成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日本,不仅“男主外、女主内”的固有观念和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依然存在,而且长期以来都有一种“职场比家庭优先”的社会氛围。根据总务省2007年的“劳动力调查”,不同年龄段的男女一周平均工作时间的比例中,30-39岁男性的工作时间最长约50小时,其中,20%的男性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可以看出处于育儿期的男性长时间工作的状态。工作优先观念和过长的劳动时间加上休假困难阻碍了男性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分配。如果男性无法很好地担负起身为父亲的育儿职责,不仅会影响家庭育儿快乐体验的获得,而且也因无法将育儿的喜悦传递给子女,对将来子女的生育态度产生影响。
在日本家务劳动和照料孩子依然是由主妇承担,这样,身兼家庭主妇和职业妇女两种角色的妻子劳动负担必然过重,于是,许多职业妇女结婚后,推迟生育或控制生育子女人数。而且,对于既要抚养子女又要继续工作的职业妇女来说,家庭义务和工作责任所带来的双重压力是非常沉重的。
三、日本的少子化对策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呈现出少子化倾向。日本政府和国民开始关注少子化的社会问题是始于1990年的“1.57危机”。自此,面对日益减少的生育率和人口数量,日本政府开始探讨和制定一系列的对应政策和措施,统称为“少子化对策”。
(一)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
为了使工作与育儿两全,创造生儿育女的轻松环境,日本政府于1994年12月制定《关于今后为支援育儿政策的基本方向》[简称“天使计划”(Angel Plan)]。该计划是日本政府作为少子化对策提出的最初的综合性政策。1999年12月,在少子化对策推动相关阁僚会议上,制定“少子化对策推进基本方针”。同年同月,根据这个方针的具体实施计划,日本又共同制定了《关于重点性推动少子化对策具体实施计划》[简称“新天使计划”(New Angel Plan),执行年度是2000-2004年]。其内容是“天使计划”的继续和延伸,制定了除保育服务外,增加了雇用、母子保健、咨询、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二)培育下一代支援对策推进法
《新天使計划》实施两年后,鉴于有关部门对未来人口的预测,2002年9月厚生劳动省提出《少子化对策+1》,改变原本从支援工作与育儿两立的观点,特别是以保育相关为中心的措施,从培育儿童的家庭为出发点,致力于建立由全体社会共同承担的综合性措施。之后,为了确保未来10年中地方自治体以及企业建立集中性、计划性的措施,日本政府又于2003年7月,制定《培育下一代支援对策推进法》,于2005年开始实施。
(三)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和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
出于对未来的忧虑,日本政府开始以法律为依据大力推进育儿支援政策。2003年7月由国会决议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同年9月实施。根据这个法律,作为特别机构的内阁府成立了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会长、全体阁员为委员的少子化社会对策议会。2004年6月,又制定了少子化对策方针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该大纲提出了改变少子化进程的3个视点和4个重点课题以及28条重点实施对策。
(四)儿童和育儿支援计划
日本政府深刻认识到,快速的少子化现象将对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故而建构儿童能健康成长并让人民享受生儿育女喜悦的社会为当务之急。因此,为了强化少子化对策大纲的实施,2004年12月又在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上制定了《儿童和育儿支援计划》。该计划沿着《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提出的4个重点课题,制定了2005年到2009年的5年间具体的实施内容和目标,约有130个实施项目。体现日本政府在少子化社会对策上的理念正由构筑“培育健康的孩子的社会”向“能够因生儿育女而感到快乐的社会”转换,藉此提高日本国民的生育意愿。日本的少子化对策由此得到进一步加强。
(五)新少子化对策
日本自1899(明治32)年开始统计人口动态以来,于2005年第一次出现总人口减少,而且出生人数和总和生育率都是史上最低记录。面对无法预料的少子化进程,为了全面扩充、强化少子化对策,2006年6月在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上政府和执政党的一致同意制定了《新少子化对策》,提出了应重视进行全社会的意识改革以及站在孩子和家庭的立场上制定对策。至此,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6年以来,日本的生育率稍有回升,说明日本政府所实施的“少子化对策”略显成效。
(六)《支援孩子和家庭的日本》重点战略
面对日益深化的少子老龄化倾向,2007年2月,在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上制定了《支援儿童和家庭的日本》重点战略。开始关注国民关于结婚和生儿育女的理想与现实背离,提出为了改造工作与结婚生子二者择一的社会结构,必须将“通过工作方式的改革实现工作与生活的调和”和构成其社会基础的“培育下一代支援框架”的政策同时并行措施。为了实现工作与生活的调和,2007年7月成立了由内阁官房长官为议长、由相关阁僚、经济界、劳动界、地方代表等构成的推进工作与生活官民高层议会,12月制定了《工作与生活调和宪章》和《为了推进工作与生活调和的行动指针》。至此,日本的少子化对策从一贯以女性为中心的“支援工作与育儿兼顾”为主轴转向如车之两轮同时平行实施的“推进工作与生活调和”和“全面支援培育下一代”。十多年来,日本确实出台了一系列的少子化对策,但其实施后所取得的效果却甚微,原因在于其一系列的对策并未针对问题的实质,仅能“治标”,不能“治本”。
四、解决当代日本少子化问题探究
1990年以来,日本为解决人口减少、少子化现象等社会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对策,但实际效果并不佳。日本少子化问题的解决寄望于日本社会体制和相关法规方面的改革,当务之急必须解决“劳动方式的改革和工作与育儿两全”和“加强育儿方面的社会支援与合作”两大主要课题。
政府制定的政策应该直面少子化問题的严重性。应该正视国民理想与现实的背离,对现行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为国民营造有信心、有勇气培育下一代的社会环境。
企业可提供具有灵活性和公正性的机制以便双亲在工作和抚育子女上的时间分配,消除父亲直接抚育孩子的障碍。通过增加雇佣人数缩短劳动时间,创造弹性化的工作环境,建立确实可行的家长育儿休假制度、再就业制度等弹性化的雇佣制度,让女性安心生儿育女,让男性也有时间、有精力、有意愿参与养育子女。
社区应积极为本地区的市民提供实际可行的轻松的育儿环境,提供高质量的儿童托育设施和服务,设置育儿教育和咨询机构,为育儿排忧解难。在家庭中,长辈必须共同承担照顾女性生育,身为丈夫在获取育儿休假时应参与家务劳动。这样,既可解除年轻夫妻在育儿上的不安以及保育所、幼儿园数量的不足和托育时间的限制,又可全家享受天伦之乐。
总之,如果日本的社会体制能创造一个让日本年轻一代想生育孩子、愿意生育孩子和乐意生育孩子的环境,那么,日本的少子化问题一定能得到有效遏制,工作与生活得以调和,实现日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当代日本大学课程改革发展研究 篇4
一、当代日本大学课程改革的背景
(一)社会的压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日本高等教育的升学率持续增高;另一方面,处于高等教育适龄阶段(18—22岁)的人口数量却呈下降的趋势。这种“生源危机”所导致的“文部科学省所预测的、考生不加挑剔全部都可以进入大学的全员入学时代即在眼前”的状况,引起人们对大学教育质量的担忧[1]。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日本高等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封闭性、非国际性以及缺乏个性等问题,受到来自各界的批评,尤以产业界最为强烈。为确保日本在21世纪的竞争力,产业界要求大学既要培养掌握高水平知识和技术,具有宽阔视野、综合判断能力、独创性的专门人才,又要培养新领域、新科技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
(二)课程体系内部发展的需要
战后,日本高等学校的课程是依据文部省制定的相关设置基准设置的。至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学本科课程结构基本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四年制的大学普遍采用“二·二分段”的课程模式,即本科课程结构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两个学年集中在教养部开设一般教育科目,主要包括一般教育(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外语、体育和保健课程,后两个学年到各自的系科(学部)实施专业教育科目,包括专业教育和专业基础教育课程。
这种课程模式重视一般教育,避免了大学教育的过分专门化,但在实践中却使得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课程之间缺乏有机联系,不能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大学课程体系。
因此,日本大学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正是为了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以及满足大学课程自身发展的需要。
二、当代日本大学课程改革的主要内容
1991年7月,文部省在新的设置基准中关于课程改革提出:“不再将本科课程分为一般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两大类,亦不将其截然划分为前后两阶段进行,代之以‘编排大学课程时,在考虑传授各个专业的专门知识的同时,还必须适当注意培养学生的广泛的修养、综合的判断能力和丰富的人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废除教养部制,建立“四年一贯”的大学课程体系
新大学设置基准颁布后,日本各大学纷纷对原来的教养部进行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取消教养部,将原教养部承担的任务、功能划转到有关的学部。如分别由人文、社会、教育学部或仅仅由其中的一个学部、学科担任大学基础教育部分的教学任务。(2)将教养部与有关学部合并,成立新的学部,共同承担原来两个学部的任务。(3)保留教养部,但改革了原教养部的功能。一些大学中保留的教养部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教养部,教学内容大大缩减,部分教养部开设有研究生科目、课程,招收研究生,变化非常大。(4)独立设置新的学部,取代教养部,承担大学基础教育和新设学部专业教育的任务[2]。
随着教养部的撤销和改组,日本大学普遍都打破传统的“二·二分段”课程体系,实行“四年一贯”的课程体系,将一般教育科目和专业教育科目贯穿于四年教育计划的全过程,使部分专业教学内容下移,实现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增强了教育的目的性和针对性。
(二)强调课程教育的综合化
相对于以前,一般教育科目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各校都在努力探索能够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一般教育形式,使其满足学科向综合化发展的要求,建立起跨学科、横向的、综合的一般教育课程结构。
以东京大学教养课程为例,新制改革后,东京大学教养部仍然存在,这在日本是极为特殊的例子。学生入学后前两年仍然接受教养部提供的教养课程,但不同的是,按专业差别将大学新生分为文一、文二、文三、理一、理二、理三六大类组,相应提供不同的课程。东京大学一般教育科目过去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外国语、体育等五大类,改革后分为基础科目、综合科目、主题科目三大类。其中,基础科目是研究学问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技能和方法,全部为必修课;综合科目是为了让学生从多种角度、多种观点学习现代社会的基本知识;主题科目由“主题讲义”和“全校自由研究讲座”两种形式组成,全部为选修课。所谓“主题讲义”是围绕主题采取系列讲座的方式,由两个以上教师担任教学任务[3]。
各大学在实施一般教育与专业教育一体化的过程中,在课程安排上,一般有以下几种课程模式[4]。(1)“楔子”型。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穿插进行,贯穿整个本科阶段,且一般课程逐渐减少,专业课程逐渐增多。(2)对应组合型。各大学按照本校的培养目标和各专业学部的要求,在引入新学科的同时,将原有的一般教育科目进行重新组合,编制成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教育科目。各专业学部可以根据本专业特点,选择某一类或某一组科目,与本学部开设的专业课程进行组合,编制本科教学计划。(3)主修、副修型。
(三)注重求新变革,调整旧有课程,开设新型课程
日本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紧随社会发展需要,经常调整、压缩旧有学科以及课程。改革后,在毕业要求总学分不变(均为124个学分)的情况下,各大学可自主决定课程学分所占比例。近年来,日本大学增设的新型课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 跨学科、综合性课程。
日本大学课程设置不仅关注边缘学科与综合学科的发展,也关注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如涉及到国际、情报、文化、环境、政策、福利等方面。
2. 志愿义务服务课程。
许多大学把学生志愿为社会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相关的课程正式纳入教学计划。
3. 特色课程。
许多大学争相开设人无我有、人有我强的课程,以显示本校特色,提高知名度。如,就某一特定专业领域,进行小班制课堂讨论式教学的当场答疑课。有的则聘用校内外著名专家学者面向非专业学生或专业学生讲授各专业领域最新最尖端科研成果或专业知识等等[5]。
4. 创业课程。
这种课程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
5. 教养课程。
这类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对学生进行良好素养的教育,培养综合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如,跨学科与综合性课程、文书文件处理训练等[6]。
(四)强化信息处理教育,促进高等教育的信息化
日本大学重视学生选择、利用、处理信息能力的培养。
1. 将信息技术引进教学,实现教学手段的信息化。
为鼓励学生选修远程课程,大学审议会建议将这种学分的上限由原来的30个学分提高至60个学分。
2. 培养学生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
日本大学注重有效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教育技术和与其他大学开展双向教学活动。
(五)加强外语教学,促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与日本大力推进国际化的进程相适应,大学审议会提出培养“能够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大学生和“能够在国际社会发挥知识主导作用的专家”,即强调外语教学的重要性。
1. 提高高校的国际通用性,实行与国外高等学校学分、学历与学位的互认,允许在大学期间保留学籍到国外进行为期一年的短期留学等。
2. 强调外语课程要以国际的视野进行研究和改革,除了增加外语的教学时数以及外语语种之外,还要改进教学方式,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教学,根据听、说、读、写、译等不同教学目的进行分班,按能力水平分班,实行小班教学,增加TOELC、英语水平鉴定考试课程、短期语言培训课程等。
(六)重视学生探索和创新能力培养,倡导创造性教育
日本大学审议会在1998年的报告里明确地指出:“为实现科技创新立国和推进学术研究,培养具有高品质的职业技术人员,具有高层次专业知识与能力并能开拓新领域的人才,富于创业精神的人才以及富于创造性与独创性的优秀研究人员,将是必不可少的。”[7]
日本大学积极推进实施创造性教育做法主要有:
1. 从早期阶段开始,以实习、实践、实验的方式开展创造性教育。
如,东工大要求新生第一年进校后不久即参加“演习”课程,该课程是以工科基础知识为主的初级阶段的创造性教育科目,以实习为基本形式;第二、三年开设“竞争的创造性教育”和“独创的创造性教育”两种课程;第四学年,学生通过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选题,进行“发现问题、自我学习”的实践[8]。
2. 加强校外实习,聘请校外德高望众有识之士、企业人士任教,用产学协作方式,实施创造性教育。
(七)改革授课方式,提高教育质量
为提高教学质量,日本大学在授课方式上进行了改革。
1. 实施小班级、少人数授课。
在过去的教学安排上,学生学习积极性不能被充分调动,从而严重影响大学教学质量。因此,如何在学生入学之初调动学生在大学学习的积极性就成为大学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方面各大学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实施小班教学,缩小班级规模,学生人数在20名以内。
2. 多学期制。
这种改革就是将日本大学以前实行的通年制(即一门课程一般讲授期限为一年)改为学期制。把一学年分成多个学期,一门课程在一个学期予以结束,现在很多学校实行三学期制。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授课,提高教学效果。
3. 授课计划公开化。
过去,日本大学学生在选修课程前,只是根据大学公布的“履修要项”填写申请表,学生对该科老师要讲什么以及怎样讲并不清楚。作为教育改革一环,大部分大学要求教师提供授课计划,并把各位教师的授课计划装订成册公开发表。更多的大学则编制大学学习指南,包括每个学科的教学计划,系统而详细地介绍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以及参考文献等,且有很多大学将其做成数据库,供学生参考。
4. 注重教育内容与学生水平相适应。
考虑到大学内教育课程弹性化、选修科目增加等原因,许多大学逐渐注重教育内容与学生水平相适应。首先,开始实行按学力编班,按学力状况实施补习教学。为提供更多的选修机会,大学之间缔结“学分互换”协定等;其次,注重教师之间、大学之间的相互交流,出现了由教师组成的旨在改善教育内容和方法的组织,也有大学设置了旨在开发教育方法、帮助教员进行有关研修的中心;再次,导入TA制度,即利用硕士生或博士生做助教。
(八)建立多元化的课程评价体系
1. 强调大学整体的自我评价与外部评价的结合。
按照大学设置基准的规定,大学进行“自我检查、评价”与接受外部评价是各大学的义务,大部分大学成立了自我评价的组织机构。
伴随着大学教育课程自由化的实施,在自我评价广泛开展的基础上,日本高校还委托一些有一定分析能力、可信度较高的校外评价机构即所谓“第三方评价系统”,对本校的管理状况进行评价。而且,政府对大学的拨款会参考社会对各大学的评价,尤其是科研经费,它要通过客观、公正、公平的第三者评估而确定,对于不同的学科,由各校申请,根据评估和审查结果,一旦选定了的优秀学科将给予连续5年的援助经费。这些自我检查与评价的“附带条件”,有利于大学客观地把握自己和完善自我,促进竞争。
2. 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的评价。
日本大学十分重视学生对课堂教学的评价,许多大学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组织学生对教师的教学进行评价,而且不但把学生的评价结果反馈到教学中去,还按学期录制成录像带或装订成年终报告书向学生和教师公开发表。
3. 对学生成绩的考核评价。
为了确保学分认定的客观性和严格大学的教育成果,不少学校设定了学生每学期选修学分的上限以及学生在一年或一学期内可获取学分的上限,防止学生过多地选修课程。日本大学对学生成绩实施严格的成绩评价制度,导入GPA制(平均绩点制),学科的评价标准由多个教师进行协商以达成一致。学习成绩按5个等级(A、B、C、D、E)评定,达到所规定水平方予以毕业。对在一定期间没有达到一定成绩基准的学生予以休学劝告、退学劝告的处理[9]。
三、当代日本大学课程发展的特征和趋势
综上所述,当前日本大学课程改革与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征和趋势。
(一)自主化与个性化
日本政府在市场化理念下,通过国立大学法人化和大学结构改革,放宽对大学的限制,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在体现大学自主化的同时,有助于大学的个性化发展。
国立大学在取得独立法人资格后,在接受政府拨款和承担政府任务之外,可以根据社会的需求以及结合自身特色,进行学校机构、学科专业和课程的设置与调整,发挥学校各自的办学优势和教学特长。21世纪CO E计划的实施更加凸显出了各大学改革的个性化。
(二)综合化
产业机构的变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日本大学课程的改革影响深远。日本大学学科专业和学部教育组织的综合化建设、实行四年一贯制教学、开设一系列综合课程以及注重学科内容间的相互渗透等,都是课程综合化的体现。
(三)信息化与国际化
当今世界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自由贸易体制的扩大,社会、经济、文化的全球规模的交流普遍化,国际间的流动性和相互依存关系也不断提高。日本大学纷纷设置或把旧有学科改组为有关信息学科专业和有关国际关系领域的学科专业。
(四)灵活化
日本大学课程体系的灵活化在大学间学分可以互换,学分计算方法灵活化、不受科目限制,必修科目减少,选修科目增加,学生可任意选修课程以及授课方式灵活化等方面都体现出来。
摘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因社会的压力及课程体系内部发展的需要,日本大学开始了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教养部的撤销与改组,“四年一贯”课程体系的建立,一般课程的综合化发展,新型课程的设置,强调高等教育的信息化与国际化以及授课方式和课程评价方式的改变等,都成为新时期日本大学课程改革的内容与趋势。
关键词:当代,日本,大学课程,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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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日本当代文化和社会意识 篇5
【关键词】当代;日本文化;社会意识
一、传统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文化发展对于一个民族的兴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东亚的韩国,中国的台湾等亚洲国家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这些国家的历史渊源同属于儒家文化,这时,有很多的学者将研究焦点放在了东亚经济发展原因上面。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儒家文化圈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方面。儒家文化圈是指运用儒教的伦理行为规范和求实精神形成的文化意识。儒家文化圈具有以下特点:各个地区不同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社会作用也有所不同,同时也是儒教文化中的一种。儒教文化中的“性本善”和“仁政”和日本文化关系密切,具体说来,儒教文化不能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也不能激发劳动者热情,然而可以使得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更加高涨。
可以这样说,日本化的儒家文化所形成的日本人的价值观,对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日本化儒家文化传统的“和”和“忠”起初作用于天皇,后转换到作用于集团,企业和利益共同体。最明显的表现形式是战后经济重建时期,日本国民表现出空前规模的协调和合作,因而保障了日本社会的长期稳定,动荡减少。另外,企业根据儒家这一传统文化精神各自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使得企业内部之间保持良好配合、协调的工作秩序与和谐的工作环境,使得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这些都是传统的儒家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二、中流意识的出现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其政府也吸取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效仿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为国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国内贫苦人民的基本生活,完善福利制度,使得普通工薪阶层能够过上较为富裕的生活,另外,向富裕的人们收取税务,以确保人民的福利,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日本社会中流阶层也被称为中产阶级和中间阶级,主要是企业的白领雇员、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等,这一阶层的人群数量不断扩大,社会机构也有着较大的变化。在社会舆论中出现了“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学术界也有了“中间社会”的说法和“日本的新中间阶层是经济发展本身孕育出来的”等论点。在日本的文化学术界中对于“一亿总中流”和“中流”等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述,同时也有相关学者探讨是否存在着阶级社会的问题,是否存在着中产阶级的问题等,如东京大学教授村上泰亮的“新中间大众”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岸本重陈教授的“中流的幻想論”等。村上泰亮不使用“中流”这一概念,而是从阶层化概念的角度来定义:第一,阶层化概念使得经济、政治和文化都阶层化。第二,日本社会中流阶层具有明哲保身和保守的倾向。
“中流阶层”,这种在中间社会上形成的阶层终身享受着雇佣的权利,其职业稳定,消费生活趋向平均,接受的教育也比较均等,在财力和社会形态上也处于平均化地位,处于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们已经没有了意识形态上的阶级观念,他们的意识和行为基本都已模式化,多数人都没有“仇富心理”,他们不仅追求完美你的物质生活,而且也有着精神追求的欲望,即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只是关注与衣食住行的自由,而对社会和政治并不关心,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这使得日本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传统的日本集团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个人主义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从而形成了新的“中流”意识。
三、社会差距、新穷困现象的出现
中等级差别在2006年进入了高潮,特别是2007年的金融风暴爆发,全球经济处于萧条时期,很多大型企业转而趋向国外发展,而中小型企业多数只是自保,不得已情况下倒闭。企业的用工变得十分苛刻,多数情况下是选用廉价临时工,工资水平较经济发达时明显降低,从整个社会来看,失业人员也有上升趋势。这种经济和社会状况使得社会意识和文化发生了很大差距,也就是在此时出现了“新穷人”这一社会现象。“新穷人”一词源于著名学者鲍曼所著的《新的贫困——劳动、消费主义、new poor》一书。这本书主要探讨贫困的根源,讲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期,推行临时雇佣制和无薪休假制,福利国家的生产过剩、劳动力过剩和劳动者长期失业问题等。该书在日本的出版是在2008年8月,也正好是日本出现“差距社会”的时期,书中的“新穷人”在日本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有众多专家学者相继围绕新穷困和解决这一现象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政治理论上表现出了政党的生态上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下,日本的共产党发展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发展变化,也一度陷入了低潮,然而,日本共产党出于对劳动者权益的维护,关注“新穷苦”问题的解决,并且提出了一些对于非正式雇工和劳动者的待遇保障要求,尖锐的指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是企业和政府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和保障了人权,因而广受穷苦大众的支持和拥护,在政治上面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四、结语
二战后日本重返东南亚的当代思索 篇6
关键词:外交取向,重返东南亚,当代思索
一、美国强迫下的与新中国断交
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美国占领, 因此这一时期日本的外交主要是由美国主导。随着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的溃败, 美国开始寻求从中国脱身, 也逐渐将东亚的工作中心由中国转向了日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冷战的两极格局下, 中国被迫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 美国也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封锁。加之抗美援朝与美国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 中美关系在相当时期内难以有所改善。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要求日本放弃与中国大陆的联系。
在此问题上, 日本与美国产生了分歧:因为日本不愿放弃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贸易伙伴——日本在二战前与二战期间对中国的市场与资源的依赖性都极大, 而美国则极力推动日本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防共反共的前头兵, 因而力主日本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存所谓“正当关系”。此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虽然是二战后日本对美国的“妥协派”的代表, 但他也深知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的重要性, 吉田内阁的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就曾经对台湾政界人士表示过“我国现在的政策是缓而待机……何时与中国签约, 或与哪一个中国签约要研究。我国原本尊重中华民国政府, 但遗憾的是中华民国的政府仅限于台湾”。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 吉田茂首相既表现出对美国的顺从, 但是也寻求机会表达日本的意愿, 维护日本的利益。并且, 吉田茂还将英国抬出来作“挡箭牌”, 称与台湾“媾和”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但美国对此置之不理, 在与日本协商难以取得一致的情况下, 美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日本:1951年美国派去日本的代表杜勒斯亲自起草了“吉田书简”并于12月18日交与吉田茂, 称书简内容为美国最低要求, 强行要求吉田茂接受, 迫于无奈吉田茂表示顺从。12月24日, 吉田茂致函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 表示日本无意与新中国媾和, 并于1952年1月16日在美日两国同时公布。
在对中问题上, 可以说美国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这样一来, 势必会使日本的利益受损, 作为补偿, 也从自身利益出发, 美国开始策划日本重返东南亚。
二、美国主导下的重返东南亚
由于二战中日本与许多东南亚国家交战, 所以二战后直到《旧金山合约》签订之前, 日本与这些国家处于敌对状态。日本要重返东南亚, 结束与这些国家的敌对状态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1951年9月4日, 美国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对日媾和会议, 到9月8日正式缔结的对日媾和条约中, 签字的亚洲国家有菲律宾、印尼、南越、柬埔寨、老挝、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这样, 通过片面媾和, 日本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结束了敌对状态。但是, 即使《旧金山合约》签订后, 日本想要重返东南亚也并非易事:一是东南亚各国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记忆犹新且深为警惕;二是最大的战争遗留问题即战争赔款问题不解决, 日本重返东南亚将是空谈。但是, 日本在战后初期, 经济极度困难, 根本无力进行战争赔款, 也没有能力在东南亚开展经济活动, 因而重返东南亚困难重重。出于对自身需求的考虑, 美国从1947年开始增加对日本的经济援助, 1947年---1949年, 美国共向日本提供了价值11.43亿美元的物资。在美国的帮助下, 日本经济开始逐步恢复。
作为占领时期日本的主宰者, 美国在日本的赔款问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决定日本要不要赔偿。美国同日本在1949年5月12日单方面宣布中止日本的拆迁赔偿, 引起各国反对, 但美国仍于1950年公布了“无赔偿”的方针, 这一政策遭到各受害国强烈反对, 并以不同手段对美国施压。最后美国不得不放弃“无赔偿”政策, 但美国也尽力使日本政府减少和拖延了战争赔款。第二, 美国同日本一道确立了日本的赔偿方式主要为劳务和商业产品赔偿。这一政策为日本节省了大量外汇, 有助于日本战后经济的恢复。而且, 通过劳务赔偿和商品赔偿, 日本进入了东南亚市场, 与东南亚各国建立了经济联系。
从政治角度看, 日本想要真正重返东南亚, 首先要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但邦交的建立又以战争赔偿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在二战结束初期, 日本对战争赔款问题持消极态度, 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战后国内经济凋敝, 无力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但更重要的是美国也在帮助日本拖延甚至逃避战争赔款, 前述的“无赔偿”政策就是一个明证。而美国的态度无疑对日本的影响很大, 因为在日本经济得到较大恢复以后, 仍对赔款持消极态度。
从东南亚各国方面看, 直到1951年, 多数受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依然态度严厉。菲律宾、缅甸和印尼对日本提出的赔款金数额分别为80亿、25亿和170亿美元。即便是《旧金山合约》签订后, 日本选择的谈判对象南越政权也提出了20亿美元的赔款数额。这一情况使日本认识到, 如果不拿出诚意来解决赔偿问题, 日美共同制定的重返东南亚的目标无从实现。此外, 到了1953年7月, 朝鲜战争的结束, 使日本因战争特需而产生的经济发展告一段落, 这个情况使日本对东南亚市场的渴求增大。再加之前述此时的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放弃了中国大陆市场, 更促使日本的政界、财界与商界将打开东南亚市场视为当务之急。以上因素综合起来, 使日本对解决赔偿开始变得积极。
日本同缅甸政府的赔款谈判于1954年8月正式开始, 同年11月15日签订赔款协定。这个协定也是日本与战争受害国签订的最早的赔偿协定。在这个赔偿协定中, 日本向缅甸赔偿2亿美元, 不到缅甸最初要求数额的十分之一, 且多以商品支付, 其中又多半是消费品。除此之外, 日本向日缅合资企业投资5000万美元。1963年日本增加了对缅甸的战争赔款, 并签订了《日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规定从1965年4月起, 在12年内向缅甸提供价值1.4亿美元的日本产品与服务, 并且日本政府促使日本企业在协议生效的6年内, 提供3000万美元的贷款。
日本同菲律宾的谈判在1952年末开始。到1956年5月9日, 双方正式签署《赔偿协定》和《经济开发贷款交换公文》。在谈判初期, 菲律宾要求日本以现金方式支付赔款, 不要劳务和商品支付, 而且双方在赔款总额上相持不下。后几经反复, 再加之美国的调停。在最终签署的两份文件中:《赔偿协定》规定日本对菲律宾的赔款总额为5.5亿美元, 分20年付清, 前10年每年支付2500万美元, 后10年每年支付3000万美元。此外还有2000万美元的劳务赔偿。《经济开发贷款交换公文》则规定日本向菲律宾提供2.5亿美元的长期贷款。条约于1956年7月23日生效, 日本与菲律宾正式建交。
继前述两国之后, 日本下一个解决赔偿问题的是印度尼西亚。印尼是最早跟日本进行赔偿交涉的国家, 但是, 双方的谈判却长达六年之久, 直到1958年方达成赔偿协议:1958年1月, 两国正式签署《日本与印度尼西亚和平条约》、《日本与印度尼西亚赔偿协定》、《日本与印度尼西亚处理已清账目及其他账目余款请求权的议定书》、《日本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经济开发贷款的换文》等文件。日本的赔款总额为2.23亿美元, 此外还有4亿美元的贷款与投资。同年4月, 日本与印尼的和平条约生效, 两国正式建交。
《旧金山和约》签订后, 南越曾向日本提出过高达20亿美元的赔款。1954年7月, 越南分裂后, 追随美国的亚洲政策, 日本选择了南越作为赔偿对象。1955年1月, 日本提出向南越赔款400万美元, 1956年1月南越再次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 数额虽然降至2.5亿美元, 但同一年前日本提出的方案仍有巨大差距。后几经反复, 终于在1959年5月13日, 双方签署了《日本和南越共和国赔偿协定》、《贷款协定》、《经济开发贷款的交换公文》等。规定日本5年内向南越提供3900万美元的工业品及劳务;3年内提供750万美元的贷款;5年内提供910万美元的长期经济开发贷款。至此, 日本与南越政权关于赔偿问题的谈判结束。
除了对上述四国进行谈判, 解决战争赔偿问题外。日本还以经济合作或经济援助的方式, 向放弃战争赔偿的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支付了准战争赔款。
关于日本进行“赔偿外交”而重返东南亚的根本动因也即内部原因是日本自身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而外部原因则是为了或者说不得不配合美国的亚洲政策而为之。至于“赔偿外交”的效果, 在国际关系上显而易见:日本通过赔偿在真正意义上与东南亚国家结束了敌对状态, 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日本也开始回归亚洲的政治舞台, “这对日本回归国际社会也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在经济上, 日本虽进行了赔款, 但大部分是通过劳务及商品赔偿, 还有大量的援助贷款。这种赔偿方式不但减轻了日本的压力, 而且刺激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 这种方式, 可以使日本在进行战争赔偿时直接参与到东南亚的经济活动中, 加快了日本重返东南亚的步骤。当然, 这种赔偿在客观上也改善了东南亚的经济发展状况, 加快了东南亚的工业化进程。最后, 在日本的“赔偿外交”中, 带有浓厚的美国色彩, 这是美国在二战后冷战格局下积极插手亚洲事务的结果, 也是日本对美国政治追随的产物。
前面已经说过, 解决战争赔偿问题使日本实现了重返东南亚的目标。从此, 日本同东南亚各国尤其是东盟的创始国之间的交往日渐密切。从经济上看, 单就东盟的五个创始国, 从1962年到1967年, 日本对其出口增加了1倍以上, 出口也增加了近1倍。而对东南亚国家来讲, 日本在贸易上的重要性也迅速上升。到东盟成立的1967年, 东门各国同日本的双边贸易, 在其对外贸易比重中, 都已名列前茅。除菲律宾外, 其他东盟国家与日本的双边贸易比重都大大超过了美国;而除印尼外, 其他国家与日本的双边贸易比重都大大超过了欧共体。由此可见, 但从贸易角度来看, 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贸易比例, 早在东盟成立时, 日本已在东南亚地区深深扎根。
综上, 从被盟军占领到1967年东盟成立的这段时间, 日本在解决战争赔偿问题上实现了重返东南亚的目的, 在外交方面改变了日本“亚洲孤儿”的不利局面;在经济上, 由于赔偿多采取劳务与商品方式进行, 在加之大量的贷款, 使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交往日渐密切。因此, 这一阶段也是二者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基础上, 逐步探索修复关系的阶段。
三、当今日本的外交困境
二战以后, 无论是什么样的目的与方式, 至少日本在完成了重返东南亚的步骤以后。经济上实现了战后的迅速恢复, 外交上摆脱了“亚洲孤儿”困境。但当今日本在外交中, 又出现了新的困境。
从亚洲情况看, 日本在亚洲目前处境尴尬。日本很难在与中、韩、朝三国的外交中绕开历史问题, 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又加大了自身与中、韩、朝三国的外交难度。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韩、朝两国对中国的依赖性越来越大, 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日本不改变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 外交孤立的局面也会越来越严重。从东盟方面看, 虽然日本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完成了重返东南亚, 但东南亚国家并未视日本为盟友, 而是要寻求地区安全。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纷纷获得独立,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及其后在东南亚召开的的一系列国际会议, 表明东南亚各国家的地区意识已经开始萌芽。而具体成立东盟的设想则最先由印度尼西亚提出, 经过14个月的酝酿与磋商, 到了1967年8月7日、8日, 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五个国家在曼谷举行会议, 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 正式成立东盟, 总部设在雅加达。
日本对东盟的成立在初期表现出积极态度, 甚至表达了如果获得邀请, 愿意加入东盟的愿望, 但东盟拒绝了日本的请求, 理由是日本不是一个东南亚国家。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 暗示着美国在寻求从东南亚问题上的脱身, 这意味着美国对该地区的保护将减少。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的阵营的越南与苏联越来越显示出一种扩张主义, 这使得东盟国家感觉自身安全出现了不确定性, 1976年2月在印尼的巴厘岛举行了第一次东盟峰会, 当时日本要求参加, 但是被东盟拒绝了。当时东盟各国认为应当首先加强内部的紧密联系, 再同组织外国家发生高级别的外交关系。东盟的这一做法, 表现出了东盟国家的团结, 显示出同盟作为一个整体, 越来越强的政治独立性。同时, 也表现出东盟很早就对日本保持着警惕性。
而且, 中国与东盟在正式的大规模经济交往方面, 虽然晚于日本但中国的各项发展速度都很快。因此目前东盟同中国的交往十分密切, 在东盟+3中, 是以中国为主导的。如前所述, 日本重返东南亚是在美国主导下, 以解决战争赔偿问题为前提实现的, 东南亚各国不会也而不可能将日本视为亲密盟友。这一态度也势必会影响到当今东盟国家与日本的外交。目前, 虽然有南海争端, 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往依然进行, 虽有摩擦, 但整体并未停滞。而反观日本, 则难与东亚国家正常对话。
至于二战后主导日本重返东南亚的美国, 其外交状况已经发生变化:虽然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是,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目前全世界在政治上已进入多极化时代。无论是欧盟的发展, 还是中国的崛起, 亦或是东盟、非洲联盟等区域型组织的壮大, 都使得美国再也不能像二战后的初中期那样, 以自己的意愿去安排、调停世界事务。而且, 虽则今天仍有局部战争、恐怖主义等不利因素存在, 但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题。况且, 在经济大爆炸时代, 也没有国家愿意因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做出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行为。所以, 美国不会也没有能力像二战后那样去主导日本和亚洲国家的关系。
另外, 美国自身在亚洲的外交尚且有困难。美国要以“雁型阵营”
回归亚洲, 但是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使日韩外交陷入僵局, 这使得“雁型阵营”两翼并不稳固。至于美国提出南海问题国际化, 首先就受到中国的反对。中国的日益发展使得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进行考虑, 美国处理不好同中国的关系, 就很难讲在亚洲的外交是成功的。所以,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虽有自己的战略计划, 却也不敢轻易付诸行动。至于涉及南海问题的其他东南亚国家, 且不说有相当一部分反对南海问题的国际化, 即使是赞同的国家, 目的也是想在大国博弈中获取更多利益, 而非真心追随美国。
因而, 日本不可能像二战刚结束那样, 靠美国的帮助去解决目前在亚洲所遇到的外交困境。
从日本自身情况看, 日本处于外交困境而不自反思。对历史问题拒不承认, 在“慰安妇”、“毒气事件”中的态度令亚洲人民寒心。反而一再谋求修改二战后所立和平宪法, 又借人质事件企图扩军。但另一方面, 日本又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 而中国的和平外交又是有目共睹的。日本的这些行为, 不仅对其摆脱外交困境毫无帮助, 反而加剧了亚洲国家对自身安全的担心以及对日本的戒备。
综上, 目前日本在外交事务上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
四、日本应总结战后外交史, 寻求外交出路
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 作为世界整体链条中的一环, 我们也不愿意看到日本在经济或是政治上陷入崩溃境地, 因为这会造成全球范围振荡与危机。那么, 要解决日本的外交困境, 日本应当从自己的外交史中寻求经验与教训。如二战后日本的重返东南亚及之后与东盟的交往过程, 就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经验角度来讲, 日本能够重返东南亚, 虽然美国的帮助十分重要, 但基本前提是日本承认战争罪行, 完成战争赔偿。从这个前提中, 日本应该明白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罪行, 认错与反思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逃避与掩饰对自身形象与外交开展毫无益处。
从教训角度讲, 虽然东南亚国家与日本很早建立起政治经济联系, 但对日本始终抱有警惕性。如上个世纪70年代的“橡胶事件”:东盟国家有着丰富的橡胶资源, 天然橡胶对于东盟国家来讲, 是重要的出口和创汇物资。但是, 到了70年代初期, 日本合成橡胶的出口已经威胁到了东盟国家的天然橡胶出口, 而单个的东盟国家又显然不具备同日本抗衡的能力。1973年4月, 第六届东盟外长会议在泰国的芭提雅举行, 会上就橡胶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通过了马来西亚代表团提交的一份立场文件, 旨在遏制日本合成橡胶的无限制扩张。这是东盟第一次针对非东盟国家采取集体行动。日本对此举的回应是表示愿意通过正式对话来解决这个问题。同年11月, 东盟---日本橡胶论坛成立。橡胶问题最终以日本给予东盟财政与技术支持予以解决。东盟的集体行动使日本看到了东盟的力量, 是日本不得不对东盟组织的存在重视起来, 同时, 也给19世纪60年代以来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对东南亚市场进行渗透的日本敲响了警钟:东盟的存在决不允许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活动按照单方意愿为所欲为。这一事件充分说明, 在对外交往中, 应当遵循互相尊重、互利互惠, 任何形式和领域的扩张都最终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日本应从中吸取教训。
总之, 虽然日本的近代化是以“脱亚入欧”的方式完成的, 但是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来讲, 日本还是应有区域担当, 应当放平心态, 同亚洲国家开展真诚的外交与合作, 为亚洲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贡献。
注释
1 田恒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6月, 第107页.
2 顾关福编著《.战后国际关系1945-2003》.时事出版社, 200年8月, 第293页.
3 邓仕超著.《从敌对国到全面合作的伙伴--战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年1月, 第16--18页.
4 邓仕超著.《从敌对国到全面合作的伙伴--战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年1月, 第22页
5 金熙德著.《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1月, 第130页.
6 [日]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主要文书•年表》第一卷.原书房, 1983年, 第741-744页.
7 [日]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主要文书•年表》第一卷.原书房, 1983年, 第915、921、924页.
8 乔林生著《.日本对外政与东盟》.人民出版社, 2006年12月第50页.
9 邓仕超著.《从敌对国到全面合作的伙伴--战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年1月, 第33页
10 梁志明.《论东南亚地区主义的兴起与东盟意识的增强》.《当代亚太》, 2001年第3期.
当代日本 篇7
关键词:禅宗思想,简素,自然,消融,精神构造
每当看到日本的室内设计作品就像受到了一次美的洗礼:空明、澄净、洗心。似乎是将当下浑浊的视觉过滤了一遍,同时,心里又暗自赞叹,日本对室内环境设计的考虑远比国人成熟与理性,我不解的是,同是建筑物、园林景观,同是室内环境设计,同属于东方文化,但它所呈现出的闲寂、幽雅、自然和简素的意象,为何使人有目无杂色、耳无杂音、心无杂念之感?
世界上受禅宗思想浸染最多的国家非日本莫属,日本的室内设计也多是从禅宗冥想的精神中构思出来的,为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他们将禅宗理念融入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将禅宗的理念纳入现代环境设计的构思之中,并将这种美的意识升华,以此来寻求形式上的突破。
日本在艺术领域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分为两个阶段:以明治维新为界,明治维新之前是以吸收中国文化为主;明治维新之后以吸收欧美文化为主。二战后,包豪斯现代主义的简练造型极大的影响了工业生产,美国成熟技术和设计的引入,使日本设计渐渐演化为脱亚入欧的时代。但日本没有一味的追求西化的设计风格,而是保留着传统民族符号。这种学习和模仿是被植入于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不断的学习和消化中把西方值得保留的与自身国情结合起来,发展成为独特的设计和审美体系。
有句老话叫“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对不断涌入的外来文化吸收既是无原则的又是有筛选的。“兼收并蓄”能很好的形容概括日本对外来文化所进行的一系列接收、分解、还原、抛弃的过程。这种基于无原则的吸收又有选择的为己所用的方式经历了模仿、折中而最终走向成熟的“日本制造”。
日本的室内设计理念形成于战后经济恢复时期。艺术形式上经历了由具象向抽象转变。在日本,无论是在餐馆、茶室和庭园等传统建筑中,你都可以充分感受到独特的“和”文化所带来的“禅味”设计,也可以在超现代的钢架结构或用清水混凝土围造的博物馆、美术馆的建筑中,品味出现代意味的“禅境”来,日本人已将禅宗美学意识中“空”和“寂”,深深地融入到日本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中。“闲寂、幽雅、朴素”为禅意空间的精神内涵,它不仅是室内设计追求的一种高境界,也是日本设计师作为创造空灵、简朴意境的核心原则。
一、材质的简素之美
受禅宗思想和日本的神道教影响,日本自古认为大凡有鲜艳色彩的物体都是肮脏不洁的,所以他们形成了崇尚自然、朴实的风气,不论是神社的建筑,还是民宅的门窗栋梁,注重的是物体的简素之美,这已成为日本室内设计中一种传统的审美意识和精神构造。
在室内设计中,偏爱用木料、竹子、石板和纸等可吸光的亚光材料,呈现出的是材料的简素本色,它们不仅能适度地调节气温与湿气,还可和谐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透射出朴素,内敛的气息。除此之外,室内的家具也多为质朴简约,崇尚自然的风格,并力图展现出它的功能性,减去不必要的装饰。在这纯自然、高简素的色调中,展现出的是一种朴素、简约之美,这种精练的视觉美感,正是禅宗精神中“纯净意象”的体现。
二、形态的非对称之美
在日本的室内设计中有将形体稍加挪动的习尚,使物体处于一种不对称的状态,这种非对称造型的组合,被视为日本艺术中独有的特质,他们试图打破对称与圆满的程式化。在日本的设计师看来,非对称的造型比对称的更具灵活性,更具随意性。这种非对称的造型其背后或许隐藏着更对称、更规整的形态,而呈现出一种特有的空间美感。
日本的室内设计中讲究顺其自然的结构形势,巧妙地利用空间,因而很少见到那种完全对称、规则的结构设计。日本神社的建筑布局与中国的寺庙建筑布局也正好相反,完全是非对称的设计。甚至连日本料理的摆放,也杜绝机械的对称、排列和平均布局,而是采取“三分空白”、“奇斜取势”等符合自然美的法则来营造,以体现出菜肴鲜活的情态,使日本料理具有一种内在的艺术情致,也反映出日本独特的空间心理以及日本设计的禅宗精神。
三、空间的幽玄之美
日本室内设计中的禅宗境界的营造,并无太多的清规戒律,就看设计师是否有“觉悟”,看你有没有慧眼和禅心……
在禅宗的精神触发下,日本的室内设计往往将观念性的物体浓缩并缩小到最低的程度,呈现的是一种“无相”和“空相”,达到一种禅宗冥想的精神之美,这也是日本室内设计独特的文化内涵之一。
日本的室内设计还常以日本传统园林布局作蓝本,尽可能将传统的日本建筑符号(榻榻米、推拉门、茶庭、枯山水)融入当代室内生活环境中,再揉合日本的花道、茶道、书道的艺术形式,形成一种独特的“空、间、寂”日本空间美学特征,营造出日本室内设计特有的——“禅境”。
所以在日本的室内设计中,你常常会发现空无一物,或就只摆一件陶器,花瓶只插一束花这便是设计师的“禅心”。他们认为“无即是有、多即是一、一即是多”,用物质上的“少”,去寻求精神上的“多”,这也是将人引入寂静的禅宗的境界一种手段,它体现出对人与自然的尊重,同时又为繁忙的现代都市人打造出一片灵魂的栖息之地。
日本是一个勇于并乐于接受外来思想和事物的民族,虽然在此过程不乏一些对传统思想的守护者,但恰恰是这两者的存在让日本设计在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元素和血液,进而推动了“和风洋体”的升华和发展。
中国的设计师也担负着将中国文化展示给世界的重任。我国设计师需要学习日本在设计领域对外来事物的消融方法。运用传统图案不仅要用其“形”,而更应当把握其“意”,在充分理解传统图形内涵的基础上,用国际化的设计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就需要我们吸收当代世界先进的设计思维,将传统精髓运用于现代设计理念之中,创造出具有当代风格符合大众审美的中国作品。
参考文献
[1]刘晓路.从中国风格到日本主义:东西方视线的交错[J].新美术, 2007, 3.
[2]徐刚.日本当代室内设计中的传统精神[J].室内设计, 2009, 4.
当代日本 篇8
赖特曾多次宣扬自己的有机建筑的观念,虽然对此术语从未给出过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从他的作品中仍可感受到其观念的精髓。隈认为赖特的建筑风格的形成是基于亚洲哲学的培养,是受亚洲艺术的自然和谐的熏陶。隈对这种建筑观念十分赞同,曾经表示赖特是自己真正的老师,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出了类似的建筑气质。
对待材料方面,赖特热衷使用木材,这对从小就对自然素材非常敏感的隈研吾来说,除了亲切感外更多的是赞同和理解。在谈到石材时,赖特认为古代希腊人并没有真正了解石材,希腊古典建筑中的石材是用来模仿神庙中原本的木结构的。合理利用材料并适当体现其内在潜力,才能真正体现材料的价值。赖特草原风住宅的悬挑大屋顶充分利用了钢的悬挑力;东塔里埃森住宅中大量使用当地的石材。这种对材料的理解和尊重,在隈的建筑中可以得到充分验证。
对待自然方面,赖特认为建筑应该真实反映当地的自然,包括气候、地形、植被、地域个性特征等。他的建筑有着质朴的、与自然融合的意境。例如在设计东塔里爱森时,基地有一座较为平缓的山丘,住宅被放置在山丘的边缘处。他说“住宅永远不能立于山顶上,否则山的感觉就不存在了。如果让住宅成为山的一部分,住宅与小山将互为补充,相得益彰。”隈的建筑,一直以匍匐于大地之上的姿态存在,与自然ABSTRACT
赖特的建筑深受亚洲哲学与日本文化的熏陶,身为日本建筑师的隈研吾对赖特的建筑思想自然十分熟悉和赞同。赖特宣扬有机建筑观念对隈研吾有着很深的触动;他的织理性建构方法也在隈研吾的作品中有清晰的体现。本文针对隈研吾建筑作品中继承赖特的建筑思想和特点进行了简要分析,说明赖特对隈研吾产生的影响。Wright's building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sian philosophy and Japanese culture.Kengo kuma who is Japanese,is naturally very familiar with the architectural ideas of Wright and agrees with it.Organic architecture concept preached by Wright has a deep impact on Kengo Kuma;his Weave type construction also was manifested clearly by Kuma’s works.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analysis on Wright's architectura ideas and features which are inherited by Kuma’s architectural works,and identifies the effect of Wright
赖特,隈研吾,有机建筑,织理,建构
Wright,Kengo Kuma,Organic Architecture,Weave,Construction
场地融合是每个项目设计的关键点。
建筑风格方面,赖特曾对简洁进行过概括:“三根线能够完成的,用五根线就是笨拙的。”他致力于清除一切无用和不协调的东西。从建筑外观到室内装饰,再到直线造型为主的家具设计,都能看出赖特对简洁宁静的追求。这种建筑风格历来也是隈的设计目标,清除噪音集中精力在空间体验上,“极少化”是隈曾对自己作品的评述。
赖特的建筑对隈研吾来说,除了以上有机建筑观念方面的认同外,织理的建构方法成为更深层次的启明灯。赖特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对日本传统文化加以吸收和借鉴。他将东方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实现在了建筑建构的层面。这点在肯尼思.弗兰姆普顿的《建构文化研究》中有所研究。以下列按时间顺序简要列举本书中关于赖特织理性建构方法的研究:
A,1896年,他设计了威斯康星洲斯普林格林的罗密欧和朱丽叶风车房,外墙被表现为一种由木头片材和水平木板条组成的褶叠肌理。
B,1923年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的“袖珍建筑”落成,赖特的织理性砌块体系开始真正得到运用。赖特对该建造方法在造价和建构方面的优点进行了总结,他写道:“我们的全部工作就在于引导混凝土砌块的使用方法,对它们进行提炼,用钢丝将它们编织在一起,并且在它们就位以后,在钢丝加固的交接处灌进混凝土。”之后赖特将自己比喻为一名“织筑者(weaver)”,这也从一个侧面再次说明他将混凝土砌块视为一种包裹建筑的织理性表层的理念。
C,“森林风格”建筑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一根突出墙面的水平线条,在使用重复构件的同时,也有一种富于变化的秩序。
D,美国风住宅类型的建筑,是一种三维肌理,它由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固定元素和层次构成。墙体也是织理性的,不仅表现在它的尺度上,还表现在三维立体网格的设计上。以某种模数单元作为参照基础,确定不同空间层次组合的位置、门扇高度以及固定家具尺寸等。
E,1939年,约翰逊制蜡公司行政大楼落成,在这个伟大的建筑中,织理的隐喻再次出现。如同20世纪20年代的混凝土砌块住宅一样,再次出现了用钢条将不同构件连接起来的做法。同时贯通在建筑上面的空心玻璃管也使建筑作为一种编织性肌理的观念有增无减。
再看隈研吾的建筑,织理性建构方法同样存在。材料编织,模数单元,注重节点构造,三维立体编织(墙壁上嵌入凹龛和横向层架),围合构件同属内外等几乎都与赖特的思考吻合。
隈研吾建筑的围合构件本身运用材料编织的方法,注重自身和整体的结构性,材料通过秩序的改变创造出无穷的丰富性。
例如在瑜舍酒店的客房里,将家具、装饰画以及室内摆设与墙体设计融为一体。一方面,墙壁上有凹龛,用于放置电视机;也有横向凹台,设置了隐藏式的灯带,与桌子等高,可放置客人的小物品。另一方面,高至天花板的橱柜,内部放置了小冰箱和食物、器皿等,但表面却没有明显的开门把手,又像一面墙在室内区分了不同使用区域。家具或墙体,墙体或家具,二者已融为一体,同时两者都既是空间的分割物又是空间环境内的一部分。在三维立体中将空间编织在了一起。
摘要:赖特的建筑深受亚洲哲学与日本文化的熏陶,身为日本建筑师的隈研吾对赖特的建筑思想自然十分熟悉和赞同。赖特宣扬有机建筑观念对隈研吾有着很深的触动;他的织理性建构方法也在隈研吾的作品中有清晰的体现。本文针对隈研吾建筑作品中继承赖特的建筑思想和特点进行了简要分析,说明赖特对隈研吾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赖特,隈研吾,有机建筑,织理,建构
参考文献
当代日本 篇9
(一) 个人经历及成果。
吉本芭娜娜原名吉本真秀子, 1964年7月24日生于日本东京, 父亲吉本隆明是日本著名诗人和评论家。吉本芭娜娜幼年时期左眼弱视, 为配合治疗, 右眼一直佩带遮眼罩, 所以渡过了一段近乎失明的时光。这段看似灰暗和不幸的时光, 对后来的吉本芭娜娜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体验, “在那段整天陷入空想的时光里, 如果没有对捕捉现实的强烈渴望, 我也不会有这么敏锐的感觉”。这段特殊的经历在吉本芭娜娜的作品里都有所体现, 例如, 过分真实的现实, 古怪的出场人物, 玄妙的事件等。吉本芭娜娜于1987年从日本大学艺术学院文艺系毕业, 凭其毕业作品《月影》 (2003年·朝日出版社) 获得艺术学院一等奖, 同年11月, 凭借《厨房》获得日本第六届海燕新人文学奖, 从此正式步入文坛。后又凭借《泡沫/圣殿》 (1989年·福武书库) 获得艺术选奖新人奖。《斑鸠》 (1989年·中央公论社) 获第二届山本周五郎奖, 一年后由市川準导演拍成电影。随后《哀愁的预感》 (1988年·角川书店) 、《白河夜船》 (1989年·福武书店) 、《甘露》 (1994年·福武书店) 等陆续出版, 每部作品都名列畅销榜前列。1991年《厨房》在意大利首次出版发行, 随后在全世界20多个国家陆续翻译出版。此外, 多部作品先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发行, 全世界出现了“芭娜娜热潮”。
(二) 《厨房》的创作背景及梗概。
吉本芭娜娜是日本当代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 是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日本女作家群体的杰出代表。她们经历了战后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的社会的急剧变革, 因此女性自我意识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她们以独特的视角, 敏锐的洞察力, 细腻的笔触, 积极诉说着女性以及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厨房》创作时期, 正值日本泡沫经济最顶峰, 日本国内兴起投资热潮, 经济高度增长, 日本文学也变成一种商品或娱乐形式, 浮躁而华丽, 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大多是经济高度增长背景下精神上极度空虚的人物形象, 心中理想的世界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带给了他们无尽的孤独感, 吉本芭娜娜初期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小说《厨房》的主人公樱井美影是一位喜欢厨房、留恋厨房的年轻女性, 并且极其喜欢装满食材的电冰箱。小说以内心独白的表述方式, 描述了跟她相依为命的祖母去世以后借宿到田边家的生活场景, 其中穿插了与雄一的暧昧爱情, 与变性人田边恵理子逐渐发生的亲情。
二、私小说及其特征
私小说是日本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 大多是作者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而孤立地描写个人身边琐事和心理活动。1924年至1925年间, 久米正雄发表《私小说和心境小说》, 宇野浩二发表《私小说之我见》等, 认为私小说是日本的纯文学, 是散文文学的精髓, 竭力加以推崇, 引起文坛的议论, 从此这个名词便被广泛使用。私小说更加“内倾化”, 倡导自我忏悔和自我暴露, 尤其是作家本人的隐私。主要代表作家及其作品有岛崎藤村的《破戒》和田山花袋的《棉被》。
私小说的特色, 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作品的主人公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第二, 创作手法上多采用自我告白和自我暴露的形式。第三, 内容和题材主要是由于孤独、贫困、疾病而引起的个人烦恼。其内容不涉及社会, 大多是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第四, 独具匠心的文学形式。虽然称之为小说, 但题材上更接近于随笔或散文。并且, 大多比较伤感。
私小说在大正时期得到空前的发展, 正如日本有名的评论家寺田透评论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 可以说没有创作过私小说的日本作家是没有的, 所以, 日本的私小说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早在明治时期, 岛崎藤村的《新生》中就表现出了由自然主义文学向私小说的过渡, 当然, 更早之前十世纪左右出自于日本女性之手的大量日记文学中, 也能看到私小说的某些源头, 或者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万叶集》。可以说私小说的“私”是日本文学一脉相承的传统。
三、《厨房》中的私小说倾向
(一) 作品题材来源于日常生活。
《厨房》的所有题材都来源于日常生活, 如主人公美影在痛失所有亲人后, 极力平淡地过好日常生活, 她看她喜欢的电视节目, 每天来往于学校和打工地之间, 热衷于烤面包。作品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也是围绕日常生活展开的, 平淡而流畅, 没有过多华丽的辞藻。尤其是文中出现了大量对厨房和美食的描述。就像作者以最普通的《厨房》为题一样, 它是最能代表日常家庭生活的地方, 越是“蔬菜屑”多, 又越是“脏”的地方, 也越是最充满生活气息的地方。主人公钟情于厨房, 更珍惜为家人做出美味的每一餐饭, 更留恋跟家人一起度过的每一天。对吉本芭娜娜来说, 厨房是人生中所有的喜悦, 在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能感受作家的家庭观和生活观。
(二) 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
《厨房》通篇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 直接倾诉主人公的个人体验和思考。作品体裁看起来类似随笔, 但实际采用虚实界限暧昧不清的语言表现形式, 如实地记录了同居、变性人、同性恋等争议性话题。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认为是作者本人, 《厨房》中所有场景全部来自“我”身边。这与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写实主义文学大多具有此等喜好与特征也不无关系。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 表达了心中的苦闷与孤独, 在孤独中探索生存的意义。私小说题材大多来自于自己的或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 排除技巧, 如实地再现自己内心和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偏重主观。在这一点上, 《厨房》与私小说的创作手法极其相像, 表现了私小说倾向。
(三) 结构松散, 带有“自传性”叙事特征。
从《厨房》的整体结构上看, 作者近乎独白式地将人生中的大起大落描绘得淋漓尽致, 平白的同时却生发出细腻且引人入胜的共鸣。两个方面融合起来, 形成了吉本芭娜娜特有的文体。在情节上比较单一, 结构上也显得比较松散, 随处可见类似于随笔似的感想和见闻。吉本芭娜娜的作品引人入胜, 感动有余。但从整体看来, 小说结构欠缺, 这与私小说只注重故事情节的真实性, 不注重表达技巧的表现手法极其吻合。
(四) 主题上欠缺社会性。
《厨房》基本上属于内心独白式的治愈系小说, 也正是因为过于强调自己内心, 不可避免地欠缺社会性。主人公对周围毫不关心, 只讲述日常琐事中作家本身的人生观和随感。平田俊子在《国文学解释和教材研究》吉本特集中着重论述了吉本芭娜娜的作品小说的“对话之妙”。类似自言自语, 却又仿似来自街头巷尾, 引人入胜。吉本芭娜娜的初期作品里经常描绘亲人的死亡等极限状态, 但并非自暴自弃, 而是忍受孤独, 不依靠任何人, 拼命努力、自我救赎。没有对他人的怨恨, 反倒充斥着让人难以拒绝的张力。《厨房》重视描绘纯粹的自然和现实的表象, 对作品中的登场人物不做任何有关是非曲直的评价, 只探索另一种自己, 即一种特定的精神状态。简而言之, 作家所传达的是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尽管有时候是难于启齿的丑陋的内心。所以, 通篇看不到厨房以外的世界, 社会是什么样的, 当时的社会有哪些社会问题, 诸如此类的话题一概不得而知。当然, 也丝毫感觉不到主人公恢弘的历史观和使命感。缺乏社会性。在这一点上同私小说也有相似性。
四、《厨房》不同于私小说作品的特质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厨房》无疑带有日本传统文学私小说的特性, 但还不能将《厨房》定义为完全意义上的私小说, 是因为它包含有不同于私小说的特殊性, 作品中表现出了主人公的积极进取和自我治愈。
私小说不是作家为了他人或是读者, 设定人物和展开场景。由始至终都是在自我剖析, 是跟自己的“战争”。这种坦诚的创作心理才能安慰广大读者的内心, 唤醒读者真正的情绪。同时, 私小说的主题不外乎是孤独、贫困和疾病, 是自己不如意生活的真实表露, 是“自我告白”和“自我暴露”。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让人感到消极的、颓废的、落败的、令人压抑的形象。而《厨房》也是一部内心独白式小说, 通篇在叙说主人公的孤独与失意, 但事实上小说并未就此以消沉的基调结束, 叙述的重点集中在因孤独和失意而生发的自我治愈上。这种自我治愈比一般的自我安慰感情要强烈得多。这是真正的绝望之后的大彻大悟, 是希望, 是灵魂上的不屈服, 是积极向上的美好。孤独的美影总是用“越痛苦越振奋, 永远不认输, 永远不泄气”来鼓励自己, 同时也治愈读者, 这并非是她空喊的口号, 而是从她身体内部生发出来的用旺盛的生命力体验到的心声。这样的正面效应是私小说作品所不具有的。这种积极进取和自我治愈从根本上决定着它不同于私小说的特殊性。
五、结语
吉本芭娜娜创作的人物形象和场景, 更加贴近生命的真实, 体现了强烈的叛逆气质和鲜明的时代感, 因而作品深刻感人发人深思, 充分显示了日本女性文学特有的艺术魅力, 所以《厨房》的创作题材及表现手法具有日本传统文学私小说的特征, 表现出了强烈的私小说倾向。但同时, 吉本芭娜娜作为新时代的女性, 其作品中洋溢的积极进取和自我救赎又不同于私小说。可以说, 吉本芭娜娜的作品既继承了日本文学的传统, 又赋予了新的时代气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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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本 篇10
在日本大阪的枚方市有一家名为“三角铃”的西式蛋糕店,在当地颇有名气。蛋糕店的老板松浦隆广是一位50多岁的蛋糕大师,他随和开朗,身上有着大阪人特有的幽默和风趣。路过蛋糕店的人们总会被店中精美的蛋糕所吸引,但人们所不熟悉的是,松浦隆广除了是一位娴熟的糕点大师,更是一位当代艺术收藏家。他所收藏的作品不仅数量繁多,而且作品风格迥异,涵盖了一大批不同时期、不同风格、不同国籍的当代艺术家作品。
松浦隆广与艺术的第一次来电是在20多年前,那时,他还是家西式糕点店的学徒。1983年,松浦隆广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日本艺术家山形博(Hiro Yamagata)的绘画作品。山形博是日本最著名的网印艺术家之一,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其对颜色的大胆运用,松浦隆广正是被山形博绘画作品中的鲜艳颜色所打动,尽管当时自己的工资微薄,但依然买下了自己人生中收藏的第一件艺术作品。
自此,松浦隆广一边学习糕点制作,探索西式蛋糕的艺术,另一方面则花费更多心思到博物馆和画廊欣赏艺术家的作品。随着视野的开阔,松浦隆广对艺术的偏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贯穿在他近30年的艺术收藏生涯中。
在收藏了一些具象绘画作品之后,松浦隆广渐渐对日本艺术家山口长男(Takeo Yamaguchi)、村井正诚(Masanari Murai)等人的抽象绘画产生了兴趣。山口长男曾在上世纪20年代在巴黎留学,在巴黎,他受到西方立体派和生物形态主义的影响,后来回到日本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抽象风格。
又过了几年,松浦隆广不再局限于收藏绘画艺术作品,舟越桂(Katsura Funakashi)、薮内佐斗司(Satoshi Yanai)、深井隆(Takashi Fukai)等一批日本木制品艺术家以其鲜明的艺术风格打动了松浦隆广,松浦隆广也因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而对当代艺术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或许因为对艺术的喜爱为自己所从事的糕点行业带来灵感,松浦隆广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从一名糕点学徒,开始发展出自己的蛋糕特色,并于1990年成立了属于自己的西洋蛋糕店,也正是从这时起,松浦隆广开始正式对当代艺术,特别是国外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作品产生兴趣。其中就包括颇受争议、以“怪”和“贵”出名的当代艺术家达明·赫斯特。松浦隆广在1992年接触到赫斯特的作品,并立即购买下来。这段时间,松浦隆广的收藏兴趣集中在海外艺术家,特别是西方的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上,并陆续收藏了一批英国和德国概念艺术家的作品。
1998年,日本当代艺术家村上隆(Takashi Muradami)和奈良美智(Yoshitomo Nara)的作品开始在国外受到关注,松浦隆广也慢慢开始接触到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
与松浦隆广之前所收藏的西方艺术家赫斯特的作品非常不同,村上隆和奈良美智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日本流行卡通艺术的特质。村上隆的作品把日本当代流行卡通艺术与传统日本绘画风格特点结合起来,而奈良美智笔下的标志性形象是大头小孩、洁白驯良的狗以及身着绵羊装的儿童。
在接触了村上隆和奈良美智的作品之后,松浦隆广从中感受到属于日本的独特艺术质感,他的喜好又从赫斯特这些西方当代艺术家转移到本土艺术家身上,并且持续至今——从艺术风格上而言,这样的转变无疑是极具跨越性的。
参加各种艺术节是松浦隆广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艺术节上,松浦隆广可以接触到许多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这些风格各异的作品为松浦隆广的艺术收藏又增添了新的色彩。
2000年以后,松浦隆广的收藏重心转移到日本更年轻一代艺术家如天明屋尚(Hisashi Tenmyouya)、山口晃(Akira Yamaguchi)等人的作品上。天明屋尚和山口晃都善于用现代艺术形式表现日本古典要素,如天明屋尚的作品特点是用日本的古典绘画风格绘制现代的日本城市街道,而山口晃则把日本古典绘画的元素与日本漫画结合起来。
近30年过去,松浦隆广早已从一位年轻的糕点学徒,发展成为拥有自己品牌的蛋糕店老板,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持续保持着自己对当代艺术的热情,一直对新鲜事物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并在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中拓展自身对艺术的理解,尽管松浦隆广每个时期对艺术的理解以及喜好不同,但经过近30年的收藏,我们还是可以从其大量的艺术品中捕捉到几种松浦隆广特别推崇的艺术风格:第
种是以山口晃、天明屋尚、束芋等为代表的,用当代方式表现日本的传统审美观的艺术作品:第二种是以加藤泉为代表的用万物有灵论与原始的方式来表现的作品;而第三种则是以小西纪行和海老原靖等为代表的用内向与纯真的方式来表现的作品。
当然,松浦隆广注定不会就此止步,直到现在,他一直还在对日本新近的当代艺术家保持密切的关注,目前他正潜心于收藏那些日后能成为世界级日本艺术家的作品。
松浦隆广的“稻秸富翁”传奇
日本最大的古代故事集《今昔物语集》中有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稻秸富翁”的故事一位农民以其善良和正直,用根稻秸,经过次次的交换,最终换取了百万的财富以及段美好的姻缘。
松浦隆广从一名普普通通的糕点师傅能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拥有众多流派、众多风格的当代艺术收藏的收藏家,这一过程也映射着“稻秸富翁”故事的影子。的确,就连松浦隆广本人也强调自己的收藏理念就是做一名“稻秸富翁”。
如前文所述,松浦隆广本人对艺术的兴趣一直保持着变化,接触艺术家的范围也非常广阔。正是由于自己对不同时期和不同风格艺术作品的趣味追求直在变化,松浦隆广便通过出售之前收藏的部分作品,以此来支持自己不断变化的艺术趣味。
作为艺术收藏界的“稻秸富翁”,松浦隆广又是如何一步步地用一根“稻秸”换来如今丰富的当代艺术收藏呢?
第一笔交易非常重要,在决定购买谁的艺术作品时,松浦隆广一直让自己处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状态,用他自己的话说:“收藏艺术作品要善用‘眼睛’和‘耳朵’。”
用“眼”指的就是作为一名藏家,首先要多去博物馆、美术馆、画廊等艺术机构看作品,认认真真地用自己的心去欣赏艺术,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
用“耳”则是指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信息。今天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膨胀的时代,如何从各种垃圾信息中选出自己所需要的,必然要善于倾听,并形成独特的判断力,虽然人们可以通过杂志、网络、口碑等各种方式收集相关的信息,但最后做决定还要靠自己。
松浦隆广对各种艺术节保持着高涨的兴趣,他经常到艺术节上关注那些新生代艺术家的展览,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这些艺术家的信息。虽然松浦隆广对新的艺术风格一直保持着开放的姿态,但是他也并不会贸然地去对这些艺术品进行收藏。在自己看中的艺术家的第一次个人画展上,松浦隆广往往会把自己的口
袋捂得紧紧的,直到自己继续参加这位艺术家个展两到三次,而且发现自己依然喜爱这位艺术家的作品,松浦隆广才会考虑松开口袋购买作品。在看中了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决定购买后,松浦隆广往往会一口气买上三件同一艺术家的作品。其中一件是为了在将来如果该艺术家的作品价值上涨,则可以用于出售,剩下2件则供自己平日进行欣赏。
在拥有基本的“稻秸”资本后,如何进行交换则更为关键。
1990年代后半期,一些西方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开始飞涨,松浦隆广当时已经收藏了一批包括赫斯特在内的英国和德国概念艺术家的作品。于是,松浦隆广决定抛售所收藏的国外艺术家作品。正好在这个时期,日本艺术家村上隆和奈良美智的作品开始在国外受到关注,于是松浦隆广就从日本的三潴艺术画廓(Mizuma Art Gallery)购买他们的作品。一边购买一边出售,用出售后的资金再买入具升值潜力的作品,经过这一循环,松浦隆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稻秸”交换方式。
一般而言,松浦隆广在收藏艺术品三五年后,就会考虑卖出其中的某件作品。在决定出售所收藏的作品后,松浦隆广一般会选择两种途径。第种途径,就是把作品交给拍卖行,委托其进行拍卖。第二种途径是到他最初购买该件艺术品的艺术机构进行出售。一般情况下,通过3到5年的时间,艺术作品往往会有所升值,不管升值多少,画廊都非常乐意用一笔资金把已升值的作品购回。而对松浦隆广而言,把艺术作品售回给画廊,不仅可以拿到一笔资金用于新的收藏,而且这种做法也容易跟画廊等艺术机构建立友好、长久的关系。
于是,通过这样的买入、售出、再买入,松浦隆广不仅可以收藏各种风格艺术家的作品,而且通过作品的升值,为以后的收藏增添了更多的资本,就像“稻秸富翁”故事中的“稻秸”那样,慢慢地变成桔子、丝巾、骏马,最后成就了一位百万富翁。
而用松浦隆广自己的话来说,通过这样一种不停的购入和卖出,他的艺术眼界也在不断地提高,对收藏有了更多的体会和理解,或许只有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才能不断收藏更多、更好的作品。
日本中产阶级积极投身当代艺术收藏
在中国,当人们提起艺术收藏,特别是“当代艺术”收藏,总会在潜意识里认为这是有钱人烧钱的好方式,是那些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才玩得起的游戏。这种观点的形成与前两年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屡屡在拍卖场上拍出“天价”不无关系,也与人们普遍还缺乏欣赏和收藏艺术作品的意识有更大的关联。与中国不同,在日本,目前参与艺术品收藏的群体中,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天价”相比,日本当代艺术的价格相对稳定,包括律师、医生、公司老总在内的日本中产阶级群体已经把艺术收藏当作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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