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媒体

日本媒体（通用12篇）

日本媒体 篇1

编译自朝日新闻2014年2月26日

新闻机构的一把手, 在报道现场想自上而下地让人沉默, 这是多么致命的事情。N H K的会长籾井胜人是不是缺少作为一名媒体人最基本的认识呢?他的言行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

在刚刚就任之际, 籾井就让10名理事全部填写了一份没填日期的辞呈。这10名理事在2月25日的国会上都承认了这一事实。事先让别人写好辞呈——这相当于宣布, 只要不听我的话随时都能解雇你, 意味着给理事们套上了紧箍咒, 使他们无法对自己提出不同意见。

作为媒体的最高层, 这是最不应该有的行为了吧。《放送法》中规定, 媒体的目的是“放送 (传媒) 的不偏不党”以及“帮助发展健全的民主”。要实现这一目的, 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封杀异议。更何况N H K还是依靠观众缴纳的收视费来运营的公共媒体, 这一立场更要求N H K尤其需要具备尊重多样声音的姿态。连本组织内部的不同意见都不去倾听的人, 更无法关注社会上的少数意见。

N H K的理事会, 要听取报告以判断节目内容是否符合《放送法》和节目标准等, 进行具体讨论。理事们一直从事新闻报道、节目制作、经营企划等工作, 是一直在N H K工作至今的干部。在普通企业中他们相当于执行董事的地位。

如果会长能任意解雇、更换这些理事的话, 会让新闻报道和节目制作的第一线在何种程度上萎缩退化呢?这是难以估量的。

也正因如此, 《放送法》才设定相关制约, 规定会长罢免理事仅限于理事们出现“在职务上违反义务等”不当行为时。难道籾井会长认为对自己绝对服从是理事们应尽的义务吗?是认为只要形式上操作成“理事们自己主动辞职的”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了吗?无论哪一点都让人无法原谅。

籾井在就任会长的记者会上, 针对《特定秘密保护法》、领土问题、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做出了偏向政府的发言, 之后收回了发言。但是, 在经营委员会上当被追究这件事时却又显得毫不在意:“我真的有非常严重的失言吗?”仅仅为了躲避舆论批评而收回发言, 再推卸责任, 说媒体报道的内容与自己的真实意图不一样。这和失言后又收回的政治家, 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经营委员会已对籾井会长提出了第2次警告, 要求他注意自己的言行。这大概也体现了NHK的强烈危机感吧。

籾井以及经营委员们, 这些从外部任命的高层干部的言行, 正在危及N H K在报道一线一点点构筑起来的信赖。对其他员工来说这简直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困扰。这一责任应该如何认识呢?到底有没有领导公共媒体的资质?籾井会长应该扪心自问, 好好考虑一下。

日本媒体 篇2

日本媒体的职业道德是怎么样的呢?它是否值得我们去学习，看看下文吧!

在中国，11月8日是记者节，

而日本并没有为记者设立专门的节日。在媒体较为发达的日本，媒体记者的职业道德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尤其在二战以后，日本媒体记者职业道德趋于完善，值得中国借鉴。

日本媒体市场较为发达，报纸等媒体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和良好的公信力。日本是一个报业大国，报纸等传统媒体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良好的教育让多数民众喜欢读报成为可能;而日本较有影响力的主流报纸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和积淀，办报风格和策略都趋于成熟，报纸提供的信息质量较高;成熟的报刊发行网络让每天的报纸都能快速准确地送达读者手中。在全球发行量最大的10份报纸中，有7份在日本。《读卖新闻》发行量为995.5万份，《朝日新闻》发行量为771.3万份，《每日新闻》发行量为342.2万份，《日本经济新闻》发行量为301.1万份，《产经新闻》发行量为160.8万份。

在媒体强大影响力的背后，媒体记者的职业道德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1946年，日本各报社、通讯社、广播电视台共同创建的全国性新闻行业组织——日本新闻协会，当前已有131家会员。几十年来，该协会制定的《新闻伦理纲领》基本得到坚持和贯彻。《新闻伦理纲领》的主要内容有：“自由与责任”、“准确与公正”、“独立与宽容”、“对人权的尊重”、“品格与标准”，

“3·11大地震”后，部分日本媒体缺乏人文关怀的报道，遭到日本心理临床学会的批评。如某电视台记者将话筒对准地震幸存儿童，问：“地震的时候害怕吗?”这种采访被批评为容易唤起并加强儿童对地震的记忆，造成二次伤害。对于震后被埋9天后得救的少年，在其身体还十分虚弱时，电视台就在其病床前问“被埋时候是怎样的心情?”丝毫没有考虑被救少年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另外，还有一些媒体的业务失误。这年的3月12日，菅直人召开记者会，富士电视台在直播时，出现了一男一女的说笑声。富士电视台后来向公众道歉，并保证今后绝对不会出现类似事件。

在这种较为严格的新闻伦理的要求下，日本社会的`耻感文化在媒体领域影响深刻，甚至表现出一定的“职业道德洁癖”。如日本电视名嘴三野文太的次子涉嫌盗窃未遂而被逮捕，三野文太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反复道歉，并停止主持节目：“作为一个父亲，负有重要责任。作为一名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人，为了维护公正，请允许暂停我的节目，让我反思。”

在中国，记者参加活动收取“车马费”的现象司空见惯。绝大多数记者对“车马费”来者不拒，不认为有什么不妥。甚至有一些即将进入媒体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将预期的“车马费”计入了将来的预期收入。在日本，记者收取采访对象的任何报酬都是被严格禁止的，上述《新闻伦理纲领》也明确指出：“记者的责任是探究事实真相。报道内容不但必须保持准确与公正，更不能被记者个人的立场与信仰所左右。”

日本加紧对华媒体公关 篇3

在“全球华人大签名反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动中，截至3月29日，响应者已逾1000万人。参与者甚至可通过移动和联通的免费短信进行签名。

“这几天感觉确实不舒服，反正已经习惯了，在中国谴责日本已经不是新闻了。”日本驻华大使馆一位女外交官说。

“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回家一看新闻，又是这些。其实，我也不赞成首相参拜，每次他参拜以后，我们都要加班。”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近段时间以来，对中国媒体感到“困惑”的日本外交机构，加大了对中国媒体的公关力度，试图改变日本在中围传媒中的形象，并使中国普通公众对日本产生好感。

试图给中国记者“洗脑”

事实上，对于中国媒体的“警惕”，日本外交机构由来已久，日本外务省的很多官员相信，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是片面的，这种“片面”部分导致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极度反感”。

新华社一位负责外事新闻的资深编辑认为，中国主流媒体对日本的报道，在政治上是理性的，最重要的是，符合两国关系实际。

不管怎样，作为解决“中国媒体问题”的一种方式，日本方面采取了包括“日中共同作业计划”在内的经济合作和人员交流等措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其中，近段时间里，日方尤其重视加强与中国媒体的沟通。

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日本方面最近加大了对中国新闻界尤其是“市场化媒体”的公关活动，频频邀请釆编人员访问日本。

在2004年7月到2005年3月，已经有几十家媒体的记者被邀请访问日本，包括《中国青年报》、《新京报》、《京华时报》、《青年参考》、《中国新闻周刊》及本刊等媒体都派出记者到日本访问。

根据日本使馆提供的资料，仅在最近一年内，使馆就举办了5次这样的活动：

2004年7月26日至8月1日，7名记者，考察了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

2004年10月17日至24日，4名记者，考察了东京、广岛、大阪、京都；

2004年12月13日至23日，9名记者，考察了东京、名古屋、京都、广岛；

2005年2月7日至15日，1名记者，考察东京、三重、京都、广岛；

2005年3月14日至24日，4名记者，考察了东京、名古屋、京都、神户、广岛、大阪。

据日本驻华使馆透露，这些记者在日本考察期间，被安排和日本的一些高官及国会议员进行讨沦，去日本的企业、工厂进行参观；使馆也会根据记者的要求做出一定的安排，让中国记者了解普通的日本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想些什么。

“比如中国的老龄化趋势也在加深，所以会安排他们去参观养老院。另外，中国也在振兴像动画片一类的文化产业。所以也会安排记者到日本参观这方面的产业。”日本驻华使馆公使井出敬二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釆访时说。

一些赴日考察的中国记者说，采访线路、场地什么的，以及要见什么人，大都是日本官方安排好的。平时在电影、碟片中目睹的日本的那些严重社会问题，基本上没有看到。

井出敬二是这样说的：“当然我们也尊重记者的报道自由，所以我们不会要求你去了日本之后应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

靖国神社给中国记者留下了“最糟糕印象”

在赴日的中国记者中，一部分人考察了靖国神社。“我就是想看看，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参加2004年10月17日至24日赴日本考察的一位记者说。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记者回忆，那一天是2004年10月19日上午，下着小雨，当时正值靖国神社秋祭，“那是一座看上去风景秀美的建筑。穿着白色长袍、打着黄色雨伞的神职人员正在举行仪式。”

从正门走进去，记者们遇到一个老兵模样的人，穿着蓝色雨衣，带着黑色帽子，面对走过的参观者，不时挥舞着日本旧时的国旗，老兵身上还披着白色条幅，上面的文字大意是表示纪念。

“我当时狠狠瞪了他一眼，他也注意到我，也报之以警惕的眼神，我想他可能是为死去的人招魂。”这位记者说。

“可以说，去靖国神社的考察是日本给我留下的最糟糕印象，我无法认同日本人对自己文化观、生死观的解释。我们接下来对游旧馆的考察，心情更加沉重。”

游旧馆坐落在靖国神社，里面陈列着大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使用的武器和物品，包括鱼雷、战斗机、日本军刀、军服等。

“游旧馆每天都要为参观的人放映电影，反映日本过去的战争经历，我不懂日文，但是我能够明显感觉到这里渲染的气氛，是对侵略者进行赞美。听着解说员的声音，看到电影画面，让我感觉到回到了二战时期。”

2004年10月19日上午，与中国记者同时到靖国神社的还有包括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民主党议员、前首相羽田孜等在内的79名国会议员。

“我当时想，中国人肯定会非常愤怒，中国外交部官员常对日本人说，(首相参拜)伤害了中国等亚洲国家战争受害者的感情，而那一时刻，我感觉自己受到的伤害是真实的，非常难过。”

陪同中国记者的日本人田中解释说，他几乎不来这里，对这里不感兴趣。“言外之意是，靖围神社不是日本的全部，我也认同这一点，即使是秋祭，来参拜和参观的人还是很少的。日本是丰富的，不仅仅是这个神社。”

经常性的交锋

靖国神社问题不仅仅是中国记者考察日本时的必谈问题，也是双方经常交锋的话题。2005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中国记者业务研修会上，受邀演讲的一位日本官员对中国媒体提了一些意见。

“最近日美贸易大臣进行了会谈，中国发表了评论，大多数媒体只介绍了中方的观点，《新京报》同时却采访了我。他们在这个报道中，讲了中方的评论，专家的观点，日方的观点，比较均衡，我很感谢他们介绍日本的观点。”

不过，在这位官员演讲完，一场“意外”还是发生了，这位官员遭到了众媒体记者的“发难”。在回答了“靖国神社”，“珠海买春团”等负面事件的问题后，最后有记者问他：“对日本人心胸狭窄、忘恩负义有什么看法?”

一直面带微笑的日本官员骤然色变，询问主办方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回答吗。

在场的《南风窗》杂志副总编张良评论道：“中国记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并不是为了追寻答案，有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宣泄一种情绪。”

而类似的经历，对于日本人来说已不鲜见，日本人与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围绕靖国神社、教科书、南京大屠杀、遗留化学武器，钓鱼岛等问题为基本话题，激烈的争论时有发生。

比如在2004年末，在日本新闻文化中心举办的有关日本话题的讲座上，日本驻华大使馆的一位官员几乎一个人与几十个中国听众辩论，而话题的核心依然是靖国神社。

面对听众提出，日本为何不仿效德国，这位日本官员强调了日本的文化因素，而他的发言不时引起在场的中国人的质疑，最后不欢而散。

日本的另一面

田建光，郑州大河网新闻部主任， 2004年11月17日—12月9日参加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举办的“中国地方青年邀请”项目。

回到中国后，他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一定要搞好自己的建设。田建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日本有很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地域狭小，但是日本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科技如此发达，真是出去之后才深有体会。

田建光说，“到日本之后，看到日本城市群建设、新干线等，都是奥运会之后搞起来的，学者们也提出奥运会是日本进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的转折点。所以北京的奥运会也要好好搞。”

据记者们透露，日本的外交机构还希望中国媒体了解日本的另一面，比如，战后的日本在政治体制方面是怎样进行改革的，战后的日本实行了民主主义，日本对比绞贫穷的邻国实行了经济援助等。

“如果问我对日本的哪些方面印象最为深刻，那就是去朝日电视台参观的时候，他们正在为公众转播国会的辩论，前首相桥本当时正在接受献金案调查。”一位参加考察的记者不无感慨。

日本使馆希望中国记者可以多见些人，多去一些地方，所以行程安排得非常紧，记者很难通过一周的时间深刻地了解日本。

《中国新闻周刊》的执行主编靳丽萍说：“第一次去日本，行程安排得很满，时间很紧张，有点走马观花。”

日本媒体更需要全面了解中国

中国记者也在日本感受到，对于中国问题，日本媒体行在“过度炒作”。

“比如说2003午的福冈杀人事件，日本媒体部在渲染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很变态地杀人，这对中国的形象很不利。而中国人在日本犯罪的情况毕竟是少数。”《经济观察报》前记者文琼说。

此外，日奉近年米极力渲染中国军事现代化，称中国国防费用不断增加，国防政策不透明，已经成为周边地区的“军事威胁”。

中日问题研究者刘柠认为，一些日本媒体说“日本纳税人的血汗钱”到头来只换得中国社会口益高涨的民间“反日”运动，大规模军事扩张以及对有潜在军事陆意图的宁宙开发事业的巨额投入的声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丁日本的“民意”和“舆论”?

“但它相当煽情，通过火众传媒广为传播，不但在民间社会成功地遮蔽了 ODA的‘准赔偿’背景，而且使日本政府在决策上的回旋余地变得越来越小，这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的舆论空间一度收减，在各大报章中对中国的报道，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很接近，对中国的报道增长，但负面居多，有的右翼媒体争着做中国专辑，因为卖得好。”刘柠说。

曾去过日本多次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在《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中国媒体固然要更多地报道日本，日本人更应该全面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

现任清华大学中法交流中心主任的杜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日民间情绪的对立是客观历史的结果，中日两国媒体在处理对方报道上确有不适之处，但这部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两困如何找到其中的原因并解决问题，就像战后法德两国所作的努力那样解决历史州题。媒体在其中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

仅有沟通是不够的

“包括我们每一个到日奉访问的中国人，如果大家都通过自己的方式宣传、介绍中国的情况，肯定有助于日本民众更正确地了解和认识中国。”一位从日本考察归来的记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表述。

据统计，2004年中国人到日本的人数为60万左右，日本使馆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让13亿中国人了解日本，其最快捷的方式就是先让中国的媒体了解日本。

同时，日本也在中国一些顶尖的传媒院校中，与那些中国未来的年轻记者进行交流，比如在清华大学传播学院，使馆也会请一些日本记者去那里介绍一些日本的情况，以此加强青年之间的交流。

但是，《经济》杂志记者王建钢认为，仅有沟通是不够的。“作为一个国家的首脑，不应该年复一年地去刺激曾被日本侵略的国家。并不是中国媒体恶意丑化或者妖魔化日本，日本应该反省一下，中国媒体左右不了小泉，更左右不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根本情绪。”

《环球》杂志最近发表一篇评论认为，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所以“沟通”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手段，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这么看问题……很多时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靠“沟通”就能解决。

日本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 篇4

关键词：国家形象,日本媒体,涉华报道

日媒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就是反映作为国际关系主体的特定国家总体状况的信息经过复杂与多样的信息传播过程, 而在国际公众中形成对该国的整体印象和综合评价。在当今世界信息全球化的趋势下, 国家形象作为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各国均致力于加强舆论的控制能力, 扩大舆论形象范围, 提高国际上的舆论影响力, 增强话语权。以期该国媒体传播的信息更容易被国际接受、信服, 进一步有助于国家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应对国际争端之际, 取得国际舆论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历史和地缘原因, 中日两国关系复杂而又敏感。涉及历史态度问题, 两国也摩擦不断。特别是从2011年4月16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东京都购买尖阁列岛 (我“钓鱼岛”) 计划以来, 中日两国摩擦不断, 不仅两国舆论的对立陷入从未有过的紧张状态, 国际上也出现了不利于中国的舆论。

而当今世界信息传播发展依然很不平衡, 日本作为名符其实的传媒大国, 对内媒介对舆论的控制能力极强, 民众十分信任和依赖媒体。对外国际影响力巨大, 拥有享有盛名的通讯社:共同社和时事社。日本凭借其传媒优势一直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 以期在中日敏感问题上占据舆论优势。

现今中国形象可以说是日本对中国一贯形象认识的积累反映, 也是新世纪以来日媒构建中国形象的缩影。

中国=威胁

1990年后日本媒体掀起“中国威胁论”大合唱, 大肆宣扬包括“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文明威胁论”等各种论调的“中国威胁论”版本, 这种论调一直延续至今, 成为“日本国内占压倒优势的舆论”。

“中国威胁论”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 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逐渐打破了日本百年来在亚洲地区“独领风骚”的局面而来的。中国具有广阔的市场, 中国的发展带给亚洲地区极大的机遇, 日本既看中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实惠, 同时又警惕中国崛起威胁他的地位。

日本媒体对中国军费的变化十分敏感, 常以中国军费开支大, 使用不透明为由, 指责中国是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军备一更新, 媒体就含沙射影地意指中国在对台湾问题上将有所行动。日本当局对钓鱼岛问题表示强硬态度后, 日本媒体纷纷放弃以往克制的态度, 大肆报道中国对日的“武力威胁”。《日本经济新闻》多次呼吁防卫省和自卫队应急于充实冲绳县西南诸岛等离岛的防卫能力。“9月, 尖阁诸岛 (即我钓鱼岛) 国有化之后, 中国不断采取侵犯日本领海的行动。有鉴于此, 防卫省内部对于‘领土和领海的稳定可能被破坏’ (防卫省干部语) 的危机感进一步加强。”日本政府颠倒黑白, 混淆视听, 称中国军舰在东海海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对抗时, 曾使用火控雷达瞄准日本护卫舰和直升机。他说, 这种异常事态是迄今为止日中两国海军没有发生过的事, 走错一步的话, 将会导致重大危险事件的发生。随后中国国防局否认对日方使用火控雷达, 并指出争端原因在于日方趁机近距离跟踪中方船只。

作为亚洲地区的强劲对手, 中国的发展壮大是毫无悬念的。尽管现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日本为了在舆论上打压中国, 一直刻意夸大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注重提示中国市场存在的风险, 不鼓励日资企业在中国投资。认为中国法律体制不健全, 社会信誉度差。

中国=不安全

从2008年1月30日到7月, 仅《读卖新闻》“毒饺子”事件相关报道就达190篇。《朝日周刊》则以“历史性框架报道”, 将中国在过去的制假问题重新搜寻出来。中国的食品一时成了“毒”食品, 更是被意有所指地牵引到了“有意毒杀日本人”的复仇心理的想象之中。因为毒饺子事件的影响, 日本国民对中国印象显著变坏, 每三个人里就有两个人对中国没好感。中国一度成为了不安全的代名词。

中国=不友好

日本政府一再否认历史, 美化侵略战争。文部省先后五次同意修订出版歪曲、篡改乃至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历史教科书。对于日本的侵略历史的描述和历史教育, 不管是本国还是别国, 日本媒体一律都要进行攻击。很多日本普通民众迷信媒体, 越来越不善于辨别, 在媒体的引导下, 很多人都认定中国在进行所谓的“反日教育”。2005年中国各地纷纷爆发了对日示威活动。在钓鱼岛事件中, 中国民间强烈的反日情绪也是在报道中再次被强化的“中国意象”, 反日游行中某些不理智的行为, 被日本媒体刻意地反复播放, 使群众接收到的信息是中国公民的暴力和不友好。

参考文献

[1]《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战略框架》韩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2006年第1期

日本媒体 篇5

四分之一的食源性疾病由环境污染所致

经济学博士、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综合业务处处长徐明焕在《论质量安全型经济》一书中指出，食品安全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环境污染给食品安全带来了不确定性。

据报道，在我国1200条河流中，有850条江河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130个湖中有50多个处于富营养状态，我国海域的“赤潮”现象不断发生。

工业污染物中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污染物最为严重。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城市污水用于农田灌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农用化学品造成的污染已司空见惯。为了农业高产，我国耕地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1.93倍，耕地农药残留率达60%—70%。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特别是高毒农药，违法使用瘦肉精等饲料添加剂，不仅造成农产品残留超标，产生食品直接污染，还可能导致人畜共患疾病增加，甚至通过食物链逐级浓缩和聚集在人体组织中，出现中毒反应，最终危害人类健康。

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通过食源性疾病增长反映出来。环境污染是引起食源性疾病前五大风险因

2我国农产品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数仅为日本的百分之一

徐明焕认为，引起食源性疾病前五大风险因素分别是不正确存放(27%)、受污染的设备和环境(25%)、较差的个人卫生(24%)、煮熟不彻底(11%)和不安全来源(4%)。

环保组织报告称，美国蔬菜、水果农药残留现象普遍。美国疾病和预防控制中心研究报告称，美国每年约有5000万人因为进食了被污染的食品而染病，这相当于每6个美国人中约有一人受被污染食物之害。

我国每年向卫生部上报的数千件食物中毒中，大部分都是致病微生物污染引起的。

我国无论是食品生产技术水平，还是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较大差距。目前，我国对食品农产品中农兽药残留标准的制定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

例如，日本列表规定了62410个食品农产品中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标准，香港即将实施的食物中残留除害剂标准中规定了6186个食品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而中国内地限行的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标准仅为667个，分别只占日本和香港的百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我国自然环境污染和化学物质污染食品还很严重，但是食品检测技术水平还不高。据报道，我国2200种食品添加剂中还有近60%无法检测。

日本过去进口我国蔬菜仅仅检测6项指标，而据2006年5月29日正式生效的“肯定列表制度”，农药、兽药和添加剂受限制的种类从原来的63种突然提高到797种；并对这些化学品设置了51392个暂定标准，之前只有2470个；对于还没来得及设定暂定标准的，则全部采取一律标准，即每公斤食品残留的化学品不超过0.01毫克。

这意味着我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几乎不能残留任何化学品。此项制度的实施，将影响到中国6200多家企业的生计，近1/3的农产品出口，以及主产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国家环保部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一份经过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报告———《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表明，由于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3.05%，加入治理环境污染应该投入的虚拟成本，当年的GDP要再增加消耗1.8%。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的研究报告表明，江苏省的GDP比传统GDP降低8个百分点，考虑到GDP因素，每年的GDP要往下调8个百分点之多，2002年仅大气污染给全省居民造成的损失就在100亿元人民币左右。素之一，大致占到25%的比例。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计，全球由食品安全事件导致的食源性疾病将会达到10亿例，其中因为食源性疾病死亡的人数将达到180万人。

对话徐明焕

建立风险评估机制预防食源性疾病爆发

记者：食源性疾病与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状况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

徐明焕：食品安全问题表现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食源性疾病，食源性疾病是由于摄入了有毒有害物质而导致感染、中毒。因为食品生产链条越来越长，食品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复杂。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食品产业的延伸，供应链不断丰富，食品安全的风险也在不断增长。人类的生产能力、创新能力是无穷无尽的，表现在食品生产方面就是不断变换生产方式。除了生产技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道德层面，社会道德

失范是现代影响食品安全的一大因素，有时候甚至成主要原因。

环境污染也给食品安全带来了问题，导致了食源性疾病，使其更加复杂和多样，是我们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现在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环境污染造成食源性疾病的危害，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时逐渐进入到这个层面。

这与人们的认识规律有关，人们往往是最先了解最直接的现象，进而逐渐延伸至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防治环境污染成为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记者：在我国，由环境污染导致的食源性疾病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徐明焕：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过去积累的问题迟早要爆露，这是自然而然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过去高速发展过程中污染环境而积累的问题也会有一个相对集中的爆发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转型期也是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一个爆发期。从这个角度分析，环境污染对于食源性疾病的影响将会是十分严重的。

这种风险还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特征，有些风险能够预测，有些则无法预测。重视环境污染造成的食源性疾病是有重要意义的。

研究食品安全问题想要深入下去，必须从技术层面突破。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与食源性疾病的内在联系是今后食品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问题暴露后如何解决？主要是从技术着手。

现在有些部委已经开始着手开始行动，比如国土资源部开始大面积的监测土壤质量，说明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这就有可能从顶层设计上采取措施刹住由于土壤污染造成粮食污染的趋势，不会使这个风险继续蔓延。

至于过去积累的环境问题导致的食源性疾病爆发会达到什么程度，目前还难以预计。

记者：发达国家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阶段，我国解决食源性疾病的危害能从中汲取什么经验？

目前，各国食品安全监管普遍从过去的多头监管向集中统一监管转变，从重点环节监管向食物链的全过程监管转变，从单一的政府监管向食物链的全过程监管转变，从单一的政府监管向倡导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和消费者共同保障食品安全的新模式转变。

在欧洲，20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危机，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于2002年1月正式成立，作为科学咨询意见和通报食品链相关风险的独立来源。

美国非常注重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修订，确保其适应不断变化的食品安全监管需求。如2011年颁布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等。记者：除此之外，如何合理、有效地解决食源性疾病带来的危害？

徐明焕：这需要在实践中更多地借助技术手段加以解决。环境污染导致的食源性疾病的趋势是可以预测的，具体会达到什么程度，需要更加深入的科学研究。

现在要有一个评估机制，现在已经建立了监测机制，环境污染和食源性疾病已经纳入了监测网。在监测的基础上，要把监测数据进行整合，组成专门的专家组对此进行评估、研究。如果没有科学的评估、权威的发布，就不会引起广泛的关注。

记者：据您了解，相关部门有没有计划对环境污染造成的食源性疾病进行风险评估？

徐明焕：应该会慢慢延伸到这个领域。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评估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有几方面内容：微生物污染、化学性污染和物理性污染。其中对化学性污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可以引申到环境污染导致的食源性疾病领域，并进一步深化。

任何国家的监管、管理都是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当一个领域被广泛重视的时候，政府会相应地调整监管机制，包括风险评估机制、风险评估重点的转移。国家质检总局对食品进出口监测，每年都针对可能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因素，进行动态调整，来确定监测重点。

记者：由环境污染导致的食源性疾病风险评估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徐明焕：关键的问题是激活我们现有的监测机制。这就需要依靠外部的力量，比如说评估结果要及时做出。这对监管部门的风险评估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监管部门的监管更多地立足实际，针对目前急迫的问题予以解决。

科研必须具有前瞻性。科研成果运用到实际监管工作中，又具有时滞性。必须减少科研成果应用的环节，要有激活创新的内在机制。因为风险评估不单纯是一项工作，更是一种科研。

这也符合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政府应该抓大事，抓防范风险的事，而不是单纯事后的救助。食品安全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消除风险，而是防范风险。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食品安全领域也是如此。食品安全必须围绕着防范、化解风险来展开。食品安全工作不能够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如果有一种超前的眼光，腾出手来，从救火、灭火的模式转向防火的模式，才是解决诸多问题的根本之策。

小资料

食源性疾病

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涵盖范围非常广泛的疾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摄入受微生物或化学品污染的食品，可引起这种疾病。从粮食生产到消费(“从农场到餐桌”)，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发生食品污染，也有可能是环境污染的结果，包括水、土壤或空气污染。

日本媒体面临安乐死 篇6

当别人问起我在日本媒体里的工作时，我就会用中文里的—句俗语回答道：“大树底下好乘凉。”

日语中也说（意为别跟有势力的强者抗衡，服从对方为好），但“大树底下好乘凉”更能传递出准确的语义，或许也称得上“大锅饭”。

但是在日本，普通大众对报社记者的印象非常不同。“无所依靠”、“自由”、“反强权”。当然了，这些形容并非完全不靠谱，但也不算准确。这是在日本主流报社工作了23年的我，发自内心毫不掩饰的真实感想。

在日本，报纸为何如此畅销？

每当有来自中国或亚洲其他国家的客人到我们报社参观访问时，多少可以用中文交流的我，经常被公司派去当“解说员”。特别是最近，日本外务省有一个项目，邀请中国的意见领袖来日本参观访问，每年我能接到10次左右的接待任务。

对方一般会询问“日本的报纸经营状况如何？”我肯定每次都介绍日本报纸的发行量。

《读卖新闻》900万份，《朝日新闻》700万份，《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新闻》300万份，《产经新闻》150万份。全世界发行量第一的报纸是《读卖新闻》，第二是《朝日新闻》。另外《每日新闻》等也进入世界前10名的行列。日本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报纸王国，日本的报纸是个庞大产业。

不光报纸，传媒集团旗下还拥有电视台。朝日新闻下面有朝日电视台，读卖新闻下面有日本电视台，每日新闻下面有东京放送……当然，随着电视台的不断成长，现在已不像过去那样两者是明确的上下级关系。但报纸对电视台也保持着一定影响力。现在朝日电视台的社长，就是朝日新闻政治部出身的、我过去的上司。

每当我说起这些，来访的客人们大都目瞪口呆、非常吃惊。然后，他们肯定会问道“为什么在日本报纸如此畅销？”

我很想回答“是因为日本的报纸本身办得好，有意思”，可是，很遗憾实际上并非如此，最主要原因在于，日本人的报纸订阅习惯，日本的报纸发行量中约90%是居民家中长期订阅的，在报刊亭里出售的报纸只占很小一部分。

日本的报社都有强大的快递配送系统，每天都在为争夺订阅读者而激烈竞争。结果，在日本几乎每户家庭都固定订阅一份报纸，这样的读报习惯根深蒂固。所以发行量跟其他国家相比大很多。

在日本，互联网对传媒的影响也很大，年轻人逐渐远离纸媒，杂志的发行量全线下滑，但报纸的发行量没下滑那么多，这就跟报社的配送制度息息相关了。也就是说，人们已把读报纸作为生活习惯，这个因素或许比报纸内容本身更重要。

比如说，23年前我刚进朝日新闻社时，记得当时的发行量是880万份。那时候公司领导正发起动员活动，力争发行量达到900万份。但后来发行量也没怎么上去，现在是700万份，这23年间减少了180万。180万绝不是个小数目，但换算一下就算每年减少10万份的话，年下降率1%多一点。这与世界范围内报纸衰退的速度相比，肯定是下降非常慢的了。

当然，也有报社受广告收入下降等影响，记者待遇不断下滑。被称为报业“败组”的《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的员工平均年收入大概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0万元），而被称为报业“胜组”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以及《日本经济新闻》年薪超过1200万日元。按普通公司白领的标准来说，还是可以说维持着相当高的收入水平。

终身雇佣制让媒体面临安乐死

日本的报社是全球范围内罕见的“对互联网的危机感较弱”的媒体。所以，在全球传媒界看来，那些理所当然的“变化”并没有发生在日本。

这主要原因是在于终身雇佣制。听说在中国的媒体界，人员变动频繁，裁员是常有的事。美国的报业也是，据说甚至有记者为生活所迫居无定所。可在日本，从来没听说过报社裁员、记者下岗的事。当然，和过去相比记者的数量正不断减少。我刚进公司时，1年大概录取100名记者，但现在每年新招聘的记者不到过去的一半。

为什么终身雇佣制在日本的报社里能持续存在？随着在公司上班的年数增加，慢慢地，我了解了其中缘由。

因为大家眼看着一旦报社记者脱离组织成为自由职业者的话，收入就会骤减。而且也没法跳槽去其他报社。记者这个职业，没有能适应其他职业的一技之长。鉴于这种情况，记者一旦进入报社就不会轻易辞职。也就是说，公司内外的落差实在太大，我的前辈和后辈中也有从朝日新闻辞职去做自由媒体人的，但他们后来的工作都不算太开心。结果后来很多人到大学里安静地教书，靠笔杆子做一生自由媒体人的少之又少。那些干得风生水起的自由媒体人很多从一开始就是自由职业者。在日本，自由媒体人和在公司上班的记者之间，差距越来越大。

我在大学里是学新闻的。早就知道在世界各国的媒体中，几乎没有终身雇佣制一说。所以很早以前我就对日本报社的终身雇佣制持批判态度，而且期待着未来某一天，终身雇佣制能画上句号，记者们可以在各家媒体间自由流动，形成开放的媒体生态。记者的“自由”、“无所依靠”的理想生存方式，和公司白领的终身雇佣制之间是根本性矛盾。年轻的时候我曾表示“40岁以后就从公司独立出去单干”。可现在我46岁了，还没独立出去。“现在的报社一直让我做很有意思的工作，社会上的险峻环境我也不是不害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世界范围内，我们这些在日本媒体上班的人就像“温室”里无忧无虑的花草。互联网也威胁不到我们，只要身在组织中，60岁之前能一直领着不错的薪水。

可是，生存在这片土壤中的我们，衰退的阴影也正悄然临近，广告收入下降显著。据说，现在同样的发行量，客户付给报社的广告费不到20年前的一半。原因是，现在读报纸的人不再像过去那样捧着一份报纸把每个角落都仔仔细细啃一遍。

这也同样影响到记者的知名度。过去，报社派驻海外的记者几年后返回日本时，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了。但最近，像我这样常年跟海外报道打交道的人所切身感受到的是，如今驻外记者回国后，对于读者们没人能记住自己的名字很吃惊。认真阅读每篇报道以至于记得住记者名字的热心读者越来越少了。

也正因为这种状况，传统媒体的网络化措施总体上也比较迟缓。《朝日新闻》从5年前开始推出收费网络版，但订阅量增长缓慢。据说现在单独上网付钱看朝日新闻报道的人还不到3万，网络版还在为实现盈利举步维艰。

比这些更让人担忧的是，企业没直面改革，结果导致抱有“在朝日安安稳稳干到退休就行了”的想法的年轻记者越来越多。对写书、跑新闻、做独家报道感兴趣的记者逐年减少。这说明，在前景黯淡、影响力衰退的报社里，人们看不到积极工作的意义，逐渐沦落为把“身在公司就OK”视为唯一目标的“公司内记者”，并且没有任何负罪感。

我刚入社的那个时代有很多明星记者，他们经常告诉我“不写几本书的话就不算真正的记者”。但现在不少年轻人觉得“写书的话或许会被上司盯上”、“累死累活的就算出了几本书也跟升职没啥关系”，不知不觉陷入“思维萎缩”。这些想法的根源在于“缺乏危机感”吧。

日本的媒体跟加拉巴哥群岛很像，处在一个与世界潮流相隔离的环境中，是个未完全进化的社会。作为加拉巴哥群岛现象很有名的案例是日本的手机，和全球化标准相背离、独自按自己的标准行事，所以在智能手机方面落后于世界。日本媒体也同样面临“加拉巴哥化”。企业能否趁实力尚存时给“加拉巴哥化”画上句号，变身为能适应网络化和全球化的新媒体？还是坐以待毙、等待迟早有一天要到来的“安乐死”？可以说，日本的媒体正站在这样一个岔路口上。

从日本地震看新兴媒体的应用 篇7

日本地震发生后,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在民众救助与信息发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们在Facebook、Twitter和Mixi上发布信息向亲友报平安,公布自己身处的位置寻求帮助,政府也通过互联网发布救援进展,避免不必要的谣言和恐慌。

随着事态的发展,公众关注的重点由地震损失、死亡统计和废墟景象,转向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日元汇率和日经225指数等金融市场反映、全球电子元器件市场的供需情况以及对中国核能发展计划的讨论,此外还关注国外政府援助和韩国明星的捐款情况,并引发了对生与死的思考。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关注和讨论的重点会有所变化。但总体来看,话题主要有灾情实时报道、位置图片、伤员救助、公路、铁路、航空、治安、军队、消防、警察、救援物资、灾难后遗症、公众捐赠、灾后重建、捐赠善款的使用审计等等。

互联网搜索巨头谷歌为此专门成立了谷歌危机应对(Google Crisis Response)。谷歌危机应对共有英语、日语、汉语和韩语四种语言版本,包括捐赠、资源、地图和消息四个模块。通过多语言版本设置可以向海外媒体同时发布灾情信息,使得全球各地的公众能够通过该渠道了解情况,防止片面或歪曲的报道和传闻。在捐赠模块,用户可以通过Google Checkout向日本红十字协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救助儿童会、美国红十字协会和美慈进行捐赠。早在2010年4月1 4日青海玉树发生地震后,易宝支付也曾成立易宝公益圈参与到慈善捐赠活动当中。通过谷歌地图则可以查阅避难所、饮用水和食物供点的地理位置等信息。

消息模块主要包括谷歌新闻搜索和Twitter的实时更新。新闻搜索由谷歌新闻收集整理路透社、彭博资讯、华尔街日报等专业媒体的报道,向公众提供相对系统、客观、全面的信息。实时更新的内容主要来自Twitter门户,向公众提供个性化的、及时的信息。

日本媒体 篇8

据悉, 日本运营商目前采用的移动宽带无线接入技术是IEEE 802.16e, 对于IEEE 802.16m技术的研发也在进行中, 预计到2012年, 其网络最大下行传输速度将达到330Mbit/s。目前, NTT docomo公司正在东京地区对4G网络进行商业试运行, 不久将会正式商用, 此外, Wi-Fi近年来在日本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这都为日本多媒体广播这个新媒体诞生提供了网络基础。

此外, 在业务应用方面, 日本的移动网络视频、智能手机和电子阅览器等终端的发展速度也很快, 这又使多媒体广播业务在日本的发展产生了市场需求。

标准之争

受益于模拟电视广播向数字电视广播的转移, 到2011年7月, 日本将有一部分频谱空闲出来用于手机、汽车导航、游戏机等服务的收费数字广播。

但长期以来, 日本的两大移动通信运营商对多媒体广播技术标准选择问题争论不休。一方面, KDDI希望引进已经在美国应用的MediaFLO移动宽带技术, 另一方面, NTT docomo却支持基于日本现在数字电视标准而建立的ISDB-Tmm的技术。

在KDDI看来, 日本能从引入MediaFLO中获益, 因为基于这项技术, 相关部门已经在美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手机电视网—FLO TV, 用户能观看ABC、CNN、FOX和MTV等电视节目。KDDI认为, 通过发展支持MediaFLO技术的手机, 日本手机制造商也可以在海外找到更多机会, 进而扭转长期以来日本手机制造商在海外屡战屡败的局面。

与之相比, 由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出资设立的“多媒体播放企画LLC联合公司”, 从2008年3月5日起, 便开始使用东京铁塔发送实验电波对多媒体播放服务“ISDB-Tmm”进行现场试验。据悉此项多媒体播放服务, 将进一步改进现有的“1seg”技术, 通过Download型和Stream型通信方式, 使电影、音乐、体育、新闻、电子书籍等丰富多彩的多媒体信息能高速、高质量地传送到手机等终端上。除此之外, 该现场试验还将对必要的基础技术及服务模型进行验证测试, 同时对多媒体广播服务标准“ISDB-Tmm”进行宣传。

本土胜出

近日, 日本总务省终于对计划开展多媒体广播业务的两个运营商阵营作出了的批复, NTT docomo最终获胜。

NTT docomo阵营由富士、朝日等电视台以及伊藤忠商事、电通等共计10个公司组成。由该阵营组建的合资公司, 通过采用数字广播电视技术的日本本国标准, 并使用东京等地的原有基站等设施, 大大降低了成本。而KDDI阵营则由于采用美国高通公司的技术标准, 其投资要比NTT docomo的方案高出一倍, 这也是NTT docomo阵营胜出的原因所在。

从2010年6月开始, 日本政府举行了几次公开听证会, 各方代表都陈述了各自的观点。由于MediaFlo技术标准在美国还存在FLO TV经营的财政困境等问题, 最终日本还是决定不予采用, KDDI阵营随即败下阵来。

在2010年9月8日, NTT docomo公司正式对外宣布, 从2012年初开始推出适用于移动终端视频和电子阅览器等的多媒体广播服务。

多媒体广播升温

所谓多媒体广播, 是向类似iPad的书写板型终端、手机等移动终端, 同时发送大容量数据的系统。

多媒体广播与现在移动通信线路上提供的服务不同, 现在移动通信电路上提供的服务, 是分别向各个终端对应发送被限定了的数据, 而多媒体广播是同时向各个移动终端发送大容量的数据, 因此, 多媒体广播业务需要更大的带宽。

日本总务省对多媒体广播业务, 作出了有利于NTT docomo公司发展的决定, 日本第三大移动通信公司—软银公司随即表态, 也要开发与NTT docomo公司相同标准的多媒体广播终端。此外, 智能手机等大量新终端的出现, 使通信网的数据量飞速增加, 让广播网分流部分移动网数据, 有利于减轻移动通信网的负担, 这也是通信公司重视多媒体广播事业发展的原因所在。

此前, 多媒体广播服务已经在美国得到应用, 而在日本的发展速度也会进一步加快。随着模拟电视广播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其空余出的频段将会促使多媒体广播服务这种新媒体的诞生。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加速移动网由3G向4G的过渡, 同时Wi-Fi网络也越来越普及, 移动宽带接入速率越来越大, 都为多媒体广播服务的发展创造了网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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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d ia F LO是美国高通公司对于移动电话、个人数位助理等可携式装备的广播资料传送技术。FLO在MediaFLO中是指“前向链路” (Forward Link Only) , 意思是从基地台到载具的数据使用单一路径传送。MediaFLO系统是从现有的移动网络的频谱中分割出一块, 例如美国使用的MediaFLO的频谱是以前用于极高频55电视频道 (UHF TV Channel 55) 的716～722MHz。

日本媒体 篇9

1 纸媒生存现状

1.1 纸媒地位受到新媒体冲击

自17世纪初期德国率先发行定期报纸《艾维苏事务报》以来, 报纸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大众传播媒介, 已经跨过了四百多个历史年轮。19世纪末20世纪初,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报纸也实现了从“小众”到“大众”的飞跃, 发行量直线上升, 成为人们了解新闻信息的主要途径。然而, 据世纪华文全国报刊发行监测数据显示, 新闻纸市场持续面临着需求量下降的压力。发行量的下降导致报业新闻纸的采购量下降, 需求量的下降导致新闻纸价格下降, 部分新闻纸厂还被迫转产、停产。

1.2 纸媒转型艰难

虽然新媒体的发展壮大给了纸媒不小的冲击, 但是纸媒也并非坐以待毙。不少报纸都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减少纸质报刊的发行量, 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互联网战场, 依托纸媒重点推出电子版报纸。然而, 电子版的报纸是否收费又成为了一大问题。长久以来, 人们已经习惯从网络上免费获取各种信息, 很大一部分人不愿意为网络上的信息付款, 如果电子版报纸突然收费, 对人们的习惯无疑是一种冲击。但是如果坚持免费, 报社不仅要维持纸媒的正常运转, 还要耗费更多心力, 维护网络上的免费信息, 加之网络上盗版侵权严重, 免费的新闻资讯会威胁到报纸的发行。

固守纸媒拒绝网络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 放弃纸媒独守网络风险加大, 因此, 在网络媒体发展日益壮大的背景下, 纸媒如何转型成为一个问题。

2《每日新闻》“矿泉水报纸”策略的成功

2.1 巧用载体, 重赢关注

在喧嚣纷扰的信息时代, 想要被人在海量的信息中一眼看到, 便不能将思维锁定在常规的方式中。《每日新闻》不拘泥于普通的媒介融合, 而是创新思维, 与不涉足新闻业, 却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矿泉水公司合作, 将报纸做成瓶装矿泉水的包装纸。报社为矿泉水公司节提供包装纸的设计费用, 报社的广告赞助费用又增加了矿泉水公司的资金收入, 从而降低矿泉水的成本, 吸引更多消费者购买。《每日新闻》在进行了这样的尝试之后,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每一个零售超市平均售出3000瓶带有“每日新闻”的News Bottle矿泉水。用报纸作包装的创意, 既提高了矿泉水的销售量, 又使报纸以新的形式重回人们的视线。

《每日新闻》的成功之处在于, 并不是单纯地将纸媒与网络相结合, 而是将新闻作为一个附属品, 使新闻依托于一个生活息息相关的载体, 在服务人们生活的同时吸引人们去关注新闻。

2.2 公益为辅, 塑造形象

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 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人也多了起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每日新闻》抓住这种现象, 从公益角度出发, 塑造报纸正面形象。

“矿泉水报纸”推出后, 《每日新闻》的销量直线上升。受到这个想法的启发, 报社利用这样的形式, 推出了“募捐瓶”这个创意, 将报纸与慈善项目结合在一起, 并将慈善项目分为几个不同的主题, 例如菲律宾台风受灾救济基金、柬埔寨艾滋病治疗基金, 富士山环境保护基金, 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基金等。消费者可以选择自己关心的项目, 购买特定包装的矿泉水。在一些政府性的活动中, 募捐瓶装水也被定为官方指定用水。

《每日新闻》围绕“公益”, 抓住消费者关注公益的心理, 将小小一瓶矿泉水与募捐结合起来, 在做新闻的同时, 成功塑造了良好的媒体形象。并且, “募捐瓶”通过政府渠道广泛传播, 被定为官方指定用水, 从而扩大了《每日新闻》知名度。

2.3 准确定位, 收效斐然

当今社会, 年轻人对信息的需求较为广泛, 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 要想获得良好的效果, 就必须用能够吸引年轻人的方式进行传播。

日本《每日新闻》在调查中发现年轻人阅读报纸的时间越来越少, 但是每天买矿泉水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将新闻印在矿泉水包装纸上, 既降低瓶装矿泉水的价格, 又更符合年轻人的购买力, 引起了年轻人对报纸的关注。在印有《每日新闻》的包装纸上还印有它的二维码, 这为年轻人在手机端阅读新闻提供了便利, 更符合年轻一代的阅读习惯。

3 对我国传统纸媒的启示

3.1 接纳“营销为王”的传播新模式

维亚康姆公司总裁雷石东曾说:“传媒企业的基石必须而且绝对必须是内容, 内容就是一切!”由此总结出“内容为王”这个说法。“内容为王”是被传统媒体人奉为圣经的四个字, 而在新媒体时代, 以此为唯一准则, 显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内容为王”的内涵是依靠优质的新闻内容吸引受众, 究其本质, 这是一种传播者本位的思想。而新媒体时代, 信息发布、传播等渠道千变万化, 媒体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然而受众可以自由选择信息的获取方式和内容, 传播者本位已转化为受众本位。“营销为王”的理念是基于受众本位的思想, 媒体主动满足受众需求制定不同的营销策略。这种观念是以市场为导向, 以受众为中心, 服务营销一体化, 通过强化并宣传自身优势来吸引受众, 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每日新闻》正是运用了“营销为王”的理念, 提高了报纸的关注度。我们国内的报纸在做好内容的同时, 也需要借鉴《每日新闻》的做法, 创新思维, 再度打开受众市场。

3.2 嫁接非媒体行业

泛媒体时代, 由于新型媒体的日常化、生活化, 新闻信息无处不在, 信息传播呈现出一种泛在状态。在长久的发展过程中, 新闻传播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 而是转向微博、微信、搜索引擎等新兴媒体, 同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信息传播不再是仅仅由专业的、专门的新闻媒体提供, 各种非媒体行业如聊天软件、购物网站、网络游戏甚至公交车等都已经成为信息提供者。但是, 我国传统媒体行业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 只是局限在媒体行业内, 没有真正实现媒体跨界, 而嫁接非媒体行业, 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3.3 深化报网融合, 优势互补

当今报业面临“生存化挑战”的严峻形势, 要想在残酷的竞争中存活下来, 就必须与时俱进, 与移动新媒体相结合, 优势互补。比如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上推出报纸客户端, 在报纸上印上二维码, 受众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在手机上直接阅读当天的新闻。同时, 受众还可以在新闻下方直接进行评论, 既有利于信息的及时交流, 又弥补了纸媒反馈速度慢的缺点。除此之外, 客户端上还可以开设视频专栏, 使受众更全面、更直观地了解新闻。

3.4 树立良好媒体形象, 打造知名媒体品牌

日本媒体 篇10

日本是个地震、火山、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全世界震级在里氏6级以上的地震, 20% 以上发生在日本。[1]因此, 日本的媒体迄今已经形成了完整而成熟的媒介运行体系。虽然日本媒体的灾害报道不尽完美, 中日两国之间的媒介生态环境也大不相同, 但日本媒体在灾难报道上的许多方面都值得我国借鉴和警醒。

二、日本媒体灾难报道意义

在对日本大地震的新闻报道上, 日本媒体充分展示了在灾害报道上的专业性。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 日本处在与自然灾害共生的环境下, 因此日本社会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灾害文化和有特色的报道机制。正是由于日本媒体的灾难报道使得日本人面对自然灾害时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心态。日本民众都形成了积极的灾害观, 在面对灾害时都能保持乐观的心态, 社会整体的防灾意识和自救意识都呈现良性的发展。

三、日本媒体进行灾难报道的方式

自然灾难是非常好的新闻素材来源, 事实检验证明有大约25% 的新闻故事源于自然灾害以及民间动乱。[2]有部分人士没有经历过地震, 也没有其他关于地震发生时的有关信息来源, 因此很多日本市民都把新闻媒体作为报道地震、火山、 台风等自然灾害的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并对自然灾害的形成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了解。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日本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灾难传播体系。日本的新闻媒体一般不会对自然灾害进行综合性报道, 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上。记者则大多只是选取一些基于他们身边的生动的画面, 并给出一些受害地区歪曲的图片, 营造出大规模毁灭的印象。并且日本的各大有线电视台、网络社交媒体, 如Google、 Yahoo等门户网站都有独立发布各种灾害信息的频道。

四、从日本媒体的灾难报道中得到的启示

日本政府把防灾计划分为三类:一是防灾害发生的基本计划;二是防灾害主要业务的计划;三是重点地区的防灾害计划。[3]事实上, 我国也一直注重从中央到地方防灾体系的建立, 但就目前而言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救灾的应急措施方案不够精细化

2012年9月7日, 云南昭通市彝良县发生了地震。[4]随后我国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 但在实施应急预案的过程中方法却没有做到位。在这场不到六级、伤亡也不大的地震中, 总理连夜奔赴, 而全国新闻媒体对灾情的泛滥报道导致灾区的救济物质囤积如山, 浪费巨大。在救灾过程中, 由于没有科学合理调配人员的分工才导致这一现象发生。在这一点上, 国内媒体要学习日本媒体“精打细算”的救灾道路, 尽量将救灾成本降到最低。[5]

(二) 专业的灾害报道素养

新闻媒体应该注重提高记者的专业水平, 定期对新闻工作者进行培训, 提升他们的报道能力和报道水平。媒体应该把报道的重心放在提供正确的信息以及安抚受灾群众上。灾难发生时, 不是以“事件记者”的角度, 而是以“专业记者”的角度进行报道。在我国的一次灾难报道中, 一名记者强行闯入灾区临时搭建的手术室要求采访医生, 遭到医生的拒绝后, 仍继续追问伤者的情况, 这体现出记者的灾区报道素养明显不够专业。而日本媒体在灾害报道中表现出来的专业素养也并非与生倶来的, 它是通过以日本地震中的灾害报道为样本, 不断批判、反思、总结出经验。日本电视台的镜头中也曾出现过扭曲变形的阪神公路、火光冲天的大楼等酷似灾难片的长镜头。而直到震后的第二天, 自卫队才进入灾区, 电视台的直升机也涌向灾区, 高空的噪音影响了灾区救援。日本媒体在对阪神大地震进行灾害报道过程中体现出的不足, 迅速推动日本媒体的灾害报道走向成熟。我国灾害报道刚刚起步, 日本媒体的灾害报道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三) 发挥自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正能量传播作用

传统新闻媒体由于受到采发方式的限制, 传播时效性相对较差。因此, 可以借鉴日本媒体做灾难报道的方式, 懂得巧用自媒体来做灾难传播信息的媒介。例如, Sina、Weibo、 We Chat等。这些自媒体传播主体较为广泛并且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 因此自然灾害发生后可以第一时间把信息传播出去, 不仅可以消除民众对于灾情信息的不确定性, 还有利于帮助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对灾区展开救援行动。自媒体的传播主体主要来自社会的“工薪阶层”, 这些人群对新闻事件的判断往往更加客观、公正, 也更能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例如, 在雅安地震中, 自媒体的代表Sina微博在灾害信息发布的环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中具有正能量的微博信息, 如“中国加油, 雅安挺住”等, 这些信息为支援救灾、灾后群众安置及受灾群众的心理辅导等方面起到了较大作用。

五、结语

虽然我国一直注重防灾体系的建立,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如救灾的应急预案不够精细、记者的灾害报道专业素养不足等, 这些都直接导致我国防灾体系的缺失。日本具有完整而成熟的媒介运行体系, 在灾害报道上, 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具备明确的灾害报道理念和危机应急预案。我国的新闻媒体行业要懂得从日本的媒体灾难报道中吸取经验, 结合我国的国情, 不断完善、提高我国的防灾体系和能力, 增强民众的防灾意识。

参考文献

[1]涂晓华.日本媒体地震报道及其启示——以日本阪神大震灾新鸿大地震为例[J].国际新闻界, 2010, 3 (7) :88.

[2]西茹.通过检证报道来检证昭和历史——日本媒体的自我检证性报道[J].南方传媒研究, 2010, 10 (5) :90.

[3]赵日迪.透视媒体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以日本媒体3.11大地震核辐射报道为例[J].新闻大学, 2010, 10 (3) :56.

[4]李立军.观察与思考:日本广播电视的地震灾害报道[J].新闻与写作, 2011, 6 (67) :98.

最令日本媒体“头疼”的中国大使 篇11

小说《哈利波特》中伏地魔把自己的灵魂分藏在七个“魂器”中。

如果把军国主义比作日本的伏地魔，那么靖国神社无疑是藏匿这个国家灵魂最黑暗部分的“魂器”。这样接地气的比喻，令西方读者瞬间跨过文化隔膜，立即明白。

日本主流报纸《产经新闻》近日报道，由于在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上，日本屡屡遭到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英国媒体上的猛烈抨击，赢取了世界舆论对中方的支持。于是日本紧急调用英语达人前往英国，应对刘晓明大使。

作为驻英大使，刘晓明在英国媒体上非常知名，之前他将日本军国主义比作伏地魔，与日本大使当面交锋，还曾经舌战BBC犀利主播……

其实，自2010年出任中国驻英大使以来，刘晓明就频频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太阳报》等英国主流媒体上亮相。

对于如何在国际上表达中国立场，刘晓明很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说用“本土化”的表达能够激发更多共鸣。

这位常常“语出惊人”的外交官是什么来历？

最年轻的正局级外交官

刘晓明祖籍广东，1956年出生在辽宁。在那里，刘晓明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1974年，年仅18岁的刘晓明从大连外国语大学（时系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

毕业后的一年，刘晓明成了外交部北郊五七干校学员，算是正式进入外交系统。1975年到1978年，他远赴非洲，担任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职员。对于这段经历，刘晓明2010年在英国《泰晤士报》上撰文是这么描述的，“35年前，我作为一名年轻的外交官，在赞比亚亲眼目睹了坦赞铁路建成通车”。

1978年刘晓明回国，进入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担任科员。直到2001年，在这23年间，刘晓明都围着美国转，成了部内的“美国通”，其职务也从普通科员逐渐递升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有消息称，1998年任命他为驻美公使时，是外交部最年轻的正局级官员，时年42岁。

一位与刘晓明有过同事关系的外交人士说，从多方面条件来看，刘晓明是中国一位比较优秀的外交人才。“他应该说是一个smart guy（聪明的家伙）——年轻、英文也好，而且外交工作又很有经验，头脑也很精明。”

埃及曝光率最高的外国使节

2001年刘晓明又出任驻埃及大使，在埃及工作期间，刘晓明就展现了主动出击的战术，让尽可能多的埃及人了解当代中国。

为此他频繁接受埃及报刊、电台、通讯社、电视台的记者和专栏作家的采访，与他们建立定期工作午餐制度，举行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多次上电视台接受现场直播专访，回答主持人和观众的提问等，不遗余力地介绍中国，宣传中国。

2004年到2005年，他回国到甘肃省挂职，先后担任了省政府副秘书长、省长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打通国内国外，到地方挂职，往往是组织部门对重点考察干部的安排。

2005年12月，刘晓明结束一年挂职回京，担任中央外办副主任，正式步入副部级官员行列。这个职务是个过渡性安排，不到一年，2006年9月，时年50岁的刘晓明被任命为第十五任中国驻朝鲜大使。

他是首位朝鲜战争后出生的驻朝大使。巧合的是，刘晓明本身就是志愿军的后代。1957年，年仅一岁多的刘晓明跟随母亲千里迢迢到朝鲜桧昌志愿军总部来探望父亲。

舌战日本大使

回到文章开头。刘大使到底做了什么，让日本媒体如此“头疼”？请随小海狸看来一看。

最经典的是，刘晓明大使曾与日本前驻英大使一同参加BBC电视节目，激辩钓鱼岛问题。

主持人当晚留给中日两国大使共8分钟时间。主持人先采访前日本大使林景一，用时4分钟，然后起身。英国《每日快报》和《星期日快报》描述，主持人结束对林景一的采访时，表情略显迷惑。

紧接着，主持人走进演播室另一房间，采访面带微笑的刘晓明，同样用时4分钟。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主持人问道，这一问题很严重吗？

刘晓明回答，“非常严重……这事关日本如何看待其侵略历史。（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说过，‘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重蹈覆辙。”

而就在此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刘晓明大使就想，怎样才能更通俗更有效地向西方民众说明参拜靖国神社的危害呢？

于是，刘大使写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他写道，小说《哈利波特》中伏地魔把自己的灵魂分藏在七个“魂器”中。如果把军国主义比作日本的伏地魔，那么靖国神社无疑是藏匿这个国家灵魂最黑暗部分的“魂器”。这样接地气的比喻，令西方读者瞬间跨过文化隔膜，立即明白。

还有一出。今年7月25日，刘晓明大使在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演讲后，回答听众关于中美关系、南海仲裁、中国的大国地位等话题的提问。一名日本驻英使馆人员向刘大使发问，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对方称， 中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公约》对通过仲裁解决争端有明确规定，中方理应接受。对于“尖阁列岛”问题，中国虽不接受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但直到1971年之前，中方都未对“尖阁列岛”归属日本提出异议。中国似乎在操纵历史议题，而且有些过分。

主持人直接问这人，是在演讲，还是在提问？

刘回应，其应该向皇研所申请演讲。当天是中国大使在发表演讲，并问“你的问题是什么？”

对方继续问道，中方为什么不设定完成“南海行为准则（COC）”谈判的具体日期？请你明确说明这一日期是什么时候？

刘晓明先表示，认为对方没有资格提这个要求，因为日本并非COC谈判当事国。他要求中方设定结束谈判的日期，这很过分，而且充满了傲慢。COC谈判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谈判，日本却急着要定谈判结束日期，岂有此理？

不过，刘晓明还是耐心地普及了一下常识。他介绍，COC谈判非常复杂，涉及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共同关切。中方已就积极推进谈判做出庄重承诺，也希望尽早达成协议。但中国要与东盟国家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我们不会人为设定日期。

关于钓鱼岛问题，我们可以花一整天时间讨论。简言之，中日两国政府高层和工作层已经多次讨论钓鱼岛问题。

中方从未承认和接受《旧金山和约》。钓鱼岛是中国的一部分，是日本用战争手段从中国窃取的。“窃取”这个词不是我首创的，而是在中美英三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明确阐明的，即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全部归还中国。

二战结束后，中国陷入了内战，难以收复对钓鱼岛的管辖权。随着战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特别是冷战开始后，日本成为美国盟友，美国因此改变了立场，不愿将钓鱼岛归还中国，事实就是这样。

日本媒体 篇12

传播内容上的互补关系

首先, 在灾后信息传播体系中, 传统媒体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3.11”大地震及海啸导致电力、通信设备等严重受损的情况下, 通过无线电传播的收音机广播发挥了巨大作用。受灾当地的地方广播电台利用备用发电机或通过总台, 进行紧急报道, 内容包括受灾情况、余震、生活信息、避难所信息、平安信息等。据日本民间放送联盟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 灾后生活在临时住宅的受灾居民中, 认为“3.11”当天收音机非常有用及比较有用的比率最高, 为43.2%。

另一方面, 由于“3.11”大地震受灾范围广, 电视台、报纸等传统媒体无法关注到全部受灾地区, 满足所有受灾群众的需求。相关调查结果显示, 一些受灾居民认为各电视台的关注点和报道内容大同小异, 并没有进行分工合作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网络及社交媒体作为信息汇总平台, 自然而然地与传统媒体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即受灾居民通过电视台、报纸等传统媒体掌握震灾信息的大体动向, 而更多局部的、具体的、当地的信息则通过网络及社交媒体进行查询或者共享。据NHK电视台放送研究文化研究所舆论调查部对灾区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 利用Twitter的灾区居民中, 有50%都是为了查询并获取饮用水、电、煤气、电话等“生命线情报”。据2011年日本情报通信白皮书的数据, 2011年3月底, 被调查的11个受灾地区政府的Twitter账号的粉丝比地震发生前增加了10倍。

此外, 日本的中央政府、电力公司、传统媒体及灾害科学专家也积极运用社交媒体发布权威可靠信息。上述NHK调查结果显示, 东京首都圈等准受灾地区网民主要从以下账号获取了相关信息。

传播方式上的整合关系

在“3.11”灾害信息传播方式的整合方面, 最受日本社会关注的当属电视与网络社交媒体间的合作。日本的版权管理比中国严格, 电视节目没有电视台授权不能随意上传至网络。但此次“3.11”地震, 各个电视台分别做出了紧急情况的特殊处理。地震发生后, 日本广岛县的中学生立刻将电视台的灾害报道上传至视频网站“NICONICO动画”及Ustream,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此类行为将会被追究侵权, 但是考虑到有些受灾居民无法观看到震灾信息, NHK电视台、富士电视台, TBS电视台都允许了此类行为。据统计, 3月11日当天, NHK、TBS、神奈川电视台等13个电视台、电台都在Ustream上自主进行了节目上传, 网友共计观看电视视频的次数累计达680万次。

与网站开展合作的不仅是全国性媒体, 受灾地区当地的传媒机构在停电、无法保证纸张来源的情况下, 也积极利用网络。比如宫城县的地方报纸——《河北新报》不仅积极利用了旗下运营的网络社区“FURATTO”, 还在Twitter上创建了账号, 及时播报当地的相关信息。《河北新报》在Twitter上的粉丝数也在地震后两周内增加至15000名以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确认人员是否平安的信息方面, 谷歌推出的“Person Finder”服务充分展现了网络媒体作为综合性信息平台的优势, 在“3.11”地震后首次在日本得以应用。据村上 (2011) 的调查显示, “3.11”之后的一个月内, 累计在“P e r s o n Finder”上的注册总数达60万人次[3]。“Person Finder”服务不仅帮助个人发布或搜索失踪人口信息、还积极广泛地与电视台、报纸、手机服务商、政府部门合作, 收集其掌握的平安信息, 实现了信息及查询方式的整合。“Person Finder”服务与其他机构的具体合作方式如图1所示。

传统媒体的新媒体战略

以“3.11”地震为契机, 日本的电视台、报纸等传统媒体纷纷开始重新思考新媒体战略。但是, 由于各媒体重视程度及方针不同, 在推进新媒体战略方面也出现了一定的差距。电视台方面, NHK电视台的新媒体战略略胜一筹。在地震发生后, NHK立刻在Twitter上发布微博, 表明允许网民上传其地震报道节目至视频网站。此举得到了网民极大的支持, 同时也赢得了网民的信赖, 其粉丝数也迅速增加。据统计, 至2011年3月底, NHK电视台的粉丝数一共增加了20万人, 与TBS等其他电视台相比形成了绝对优势。目前NHK电视台在Twitter上的账号已经超过80个, Twitter已经成为联结NHK与观众的重要媒介。

报纸中最积极推进新媒体战略的当属《朝日新闻》。《朝日新闻》在Twitter上共有50多个账号, 而且据藤代裕之 (2012) 对各个报纸的访问调查显示, 《朝日新闻》鼓励记者使用Twitter, 在地震发生之后的下午3点35分, 《朝日新闻》对各账号管理人员群发邮件表示“鼓励积极利用Twitter进行新闻报道”。在《朝日新闻》持有的众多账号中, 主要有六个较多地被运用在震灾信息的报道中。这六个账号各有分工, 分别负责自动转播朝日新闻网站的报道、政府震灾政策动向、医疗信息、受灾当地的生活信息等。其中有两个账号为震后新设, 分别报道《朝日新闻》福岛分站的情况 (@ASAHI_FUKUSHIMA) 及面向受灾地区报道生活情报及救灾情报等 (@ASAHI_SHAKAI) 。

此外, 宫城县的地方报纸《河北新报》对Twitter的活用也备受关注。《河北新报》编辑部及媒体部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报纸的作用, 动员了包括在广告部门的工作人员, 利用自行车等可一切可使用的交通工具在宫城县内各地采访, 并利用Twitter发布信息, 在有限的条件下使新闻专业主义与新媒体相结合, 最大限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3.11”东日本大地震中的媒体融合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 有科学研究指出, 全球可能进入了一个强震活动的频发时代。反思和总结日本灾害传播体制亦能给我国提供一定的启示。首先, 在灾后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产生故障的条件下, 应该在充分考虑灾区居民媒体使用习惯的基础上, 调动各种媒体资源, 建立全方位的传播网, 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各媒体间的分工协调。

其次, 大的灾害往往会成为媒体赢得或失去受众信赖的契机。日本NHK电视台及《朝日新闻》在灾后做出积极迅速的应对, 使得二者在新媒体上的成功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媒体。我国的媒体也应该对灾害报道有充分的认识, 对灾害应急报道做好相应的制度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