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训（精选7篇）
日本教训 篇1
一、日本的公共住宅体系
类似于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在日本由政府出资或主导建设的住宅称为“公共住宅”。早期的公共住宅建设体系如图1所示。1950年“住宅金融公库”成立,开始向建房者和购房者提供长期低息融资;1951年“公营住宅法”颁布,开始了公营住宅的建设,主要面向低收入层,是纯福利性的,由地方政府负责建设和管理;1955年“日本住宅公团”成立,主要建设城市住宅,向中产阶层大规模地提供具有良好居住环境的租赁住宅。“公库”、“公营”、“公团”这“三套马车”奠定了日本公共住宅的基础。
本文着重介绍公团住宅的建设历程,其他可参考笔者最后所列的文献。
二、公共租赁住宅
日本的公共租赁住宅由属于国家机构的日本住宅公团(现名为:独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机构”简称“UR都市机构”)负责建设和提供。同是租赁形式的公共住宅有别于面向低收入层的纯福利性的公营住宅:其一,它面向的对象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不设收入上限,只要交得起房租谁都可申请入住;其二,它由国家机构负责建设和管理,没有地方性,根据社会需要和城市发展要求来选址确定项目。在日本原被称为“公团住宅”,后因日本住宅公团的更名,现改称为“UR住宅”。
从日本住宅公团开始UR都市机构的发展历程按年代分为6个阶段(图2)。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尤其对刚刚开始大量保障房建设的中国来说,要参考最近的经验可能还为时尚早,但很多教训可以提醒我们少走弯路,日本今天所进行的旧房改造和城市再生等也是我国将来不可回避的。本文如能起到些许参考作用将不胜荣幸。
1. 第一阶段:1955年~1964年—普及新的居住方式,开始进行社区开发
这是日本住宅公团的创始期。为了解决当时燃眉之急的住宅不足问题,建设了大规模的集合住宅。集合住宅有别于日本的传统住宅,为了它的普及,不仅是住宅问题,而且得设计和提倡一种新的居住和生活方式(图3),还要开发相应的建筑技术来实现。
图4是1960年前后的公团住宅的标准户型之一,建筑物为一梯两户的钢筋混凝土纯剪力墙结构,一般是3~5层。每户的户内面积是38m2,户型是按照寝食分离的思想设计的两房一厅(日本叫2DK)。图5是这个阶段采用的室内装修和设备,都高于当时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公团住宅合理方便的设计以及多彩先进的设备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因此需要通过竞争非常激烈的抽签等程序,入住者才能在众多的羡慕眼光中荣升为“公团成员”。入住公团住宅不但成为了当时的时尚,而且引发了之后的广泛效仿,带动了社会居住水平的整体提高。
2. 第二阶段:1965年~1974年—大规模开发和大量供应
这个时期是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期,大量的人口向城市集中,大量的需求导致了开发的盲目性。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建设是第一个大型开发项目“千里新社区”(图6)。它位于大阪府郊外,占地11.6hm2,计划容纳15万人口。社区划分为12个区域,配置了学校、医院、市民中心等设施,中心区域的轨道车站周边建设了百货店、娱乐中心等商业设施以及相应的公司机构办公楼。
由于交通方便,加上良好的环境,千里新社区在近5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很受欢迎的居住区。但是作为大型开发项目的先驱,它还是留下了很多教训。首先,当时没有预想到汽车时代的到来,停车位紧缺,后来不得不牺牲绿地来满足需求,同样也没有预留足够的用地因应社会发展而加建新的设施,只能在附近另找地方兴建。其次,由于是较短时间内的一次性开发,无法实现人口年龄构成的自然平衡。当时住进来的都是中坚阶层,几十年以后他们几乎同时退休,社区一下就进入高龄社会,不但失去了活力,而且配套设施也得随之调整(如幼儿园多余了、老人院不够了)。一个失去活力的社区越来越难以吸引年轻一代,因此形成恶性循环。从维持管理的角度来看,由于居住人口平均年龄增高而减低了对维修更新的意愿以及经济上的负担能力,这对延长住宅寿命和可持续使用是很大的障碍。
3. 第三阶段:1975年~1984年—对应多样化的要求,综合开发居住环境
由于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放缓,甚至出现了回流。政府制定了让进了城的人们定居下来的发展策略,住宅建设的方针也由此发生了很大改变。为了满足长久居住的要求,不但要提高住宅本身的品质,而且还要结合周边环境进行综合开发,更加重视交通、气候、安全和丰富的公共配套设施。图7是当时开发的雨水渗透系统的模型。
由此,日本住宅建设走出了大量建设的时代,开始根据社会的个别需求以地域环境进行多样化的应对。1977年废除了标准设计,次年也从一成不变的“公共住宅用标准部品(KJ部品)制度”转向了“优良部品(BL)认证制度”,一切都向灵活、多样、高品质的方向转换。一向以标准户型的大规模建设为主的日本住宅公团也进行了以中低层为主的小社区的开发,图8是在爱知县的一个建设例子。
4. 第四阶段:1985年~1994年—从社区回归市区,建设综合多功能的新城市
这是日本经济的泡沫期,城市功能重新调整,许多大工厂搬出市中心。已由“日本住宅公团”改名为“住宅与都市整备公团”的开发重点由社区转到了市中心。它所担当的工作不再仅限于建设个别的住宅项目,而是参与总体规划,协调和平衡官民各方的开发工作。图9是在东京都市中心的一个开发实例,它是一块啤酒厂搬出后的遗留地,之后由政府、地方政府、民营企业等共同开发成具有文化、商业、办公、居住等多功能的新街区,打响了城市再开发的头炮。
图10是1992年建成的位于横滨的高层住宅的例子。从这个阶段开始,30~50层的超高层住宅在各大城市急速普及。为了满足多功能的要求以及在同一栋建筑物里划分不同类型的住户,建筑必须是开放空间的结构形式和耐久性、灵活性俱佳的设备装修系统。结构形式采用的是纯框架结构或由梁柱构成的筒结构,不配置剪力墙,研究结果和历经地震的经验证明其具有良好的变形性能,是最理想的抗震结构形式,同时也满足了开放空间的要求。设备设计上以同层排水的方式消除上下层的制约,实现自由的住宅分隔和室内布置。内装修和户内设备采用与结构体完全分离的SI技术,有利于将来的变更和更新换代。总而言之,建筑物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复杂,因为不容易拆建而对使用寿命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对建筑技术也提出了更具灵活性和可更新性的要求,日本著名的“百年住宅建设技术”和“KSI住宅技术”由此开始得到实际应用。
5. 第五阶段:1995年~2004年—创造未来城市
住宅不足早已成为历史,为适应社会的新要求,建设更安全、更有魅力的未来城市,公共租赁住宅责无旁贷。这时日本社会已进入了高龄少子的时代,“住宅与都市整备公团”改名为“UR都市机构”,注重老人院和幼儿园等设施的配套,普及了通用设计、无障碍设计,并不断推陈出新,图11是UR都市机构召集6位日本著名的建筑家设计的时尚公共租赁住宅,一举打破了单调死板的公共住宅的形象,创造出新的时代魅力。
6. 第六阶段:2005年至今—从城市建设走向城市再生
进入21世纪,UR都市机构提出了在城市再生、居住环境再生、灾害复兴、郊外环境四个领域从城市建设走向城市再生的方针。
就公共租赁住宅的再生而言,由于需求的降低,现在新建的数量已经很少。对于现存的住宅,除了做好维持管理以外,还要通过改造、翻新甚至拆建的方式进行整理。图12是2010年由UR都市机构与民营建筑公司共同进行的旧住宅改修技术开发的公开实验。
三、经验与教训
日本的公共租赁住宅建设不是仅仅为了提供居住的空间,而是从一开始就与普及新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一时成为新生活和高品质的象征,带动了全社会居住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住宅用标准部品制度”推广了部品的应用,提高了住宅的品质和居住水平。在注重可持续性方面,公共租赁住宅导入了系统设计和SI分离(结构体与内装设备的分离)等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并顺应时代的发展通过住宅的设计提倡新的居住概念,在住宅建设技术的发展中起着领导作用。今天,对旧住宅的改修技术的开发也同样在公共租赁住宅的领域里率先进行。
因此,日本公共住宅建设的社会意义绝不局限于解决某一历史时期的住宅问题,而是对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还极大地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和住宅产业的发展。但是,几十年的建设历程中也留下了很多值得后人吸取的教训。
首先,早期住宅建设的大规模开发和大量供应带有不少盲目性,随着时代的变迁,没人愿意住甚至没人住的积压住宅成为了被指责的对象。
其次,虽说当初以高质量和高性能为建设标准,但一些当时预想不到的因素(如50年来日本人的平均身高增长了十多厘米、高龄化社会少不了电梯等)成为住宅可持续使用的最大障碍。
再次,当初只重视建设费用而忽视了维持管理费用,而现在后者却成为沉重的负担。旧住宅的大规模改修或重建费用,甚至远远超出当初的建设费。
最后,负责公共住宅建设和管理的机构全都负债累累、积重难返,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吴东航,章林伟,主编.日本住宅建设与产业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2]吴东航.日本住宅产业的形成以及所体现的意义.中国住宅,2010(7)
[3]吴东航.日本的公共住宅建设经验带来的启示.中国住宅,2010(12)
[4]吴东航.日本的公共住宅的维持管理经验带来的启示.中国住宅,2011(6)
日本教训 篇2
关键词：日本 创新 渐进 科教兴国
近十年来,日本不仅在汽车和半导体工业上的霸主地位相继被美国所夺走,而且,她在信息技术上的发展上与美国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的技术领先地位在东亚地区也受到了挑战,《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11月18-19日发表的连载文章指出,就信息技术相关设备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而言,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平均达到13%,大大超过日本的6%;在产业的信息技术化方面,新加坡和香港也领先于日本。这种状况与20世纪80年代日本技术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咄咄逼人的态势产生了很大的反差。在那时,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了日本创新体制的某些局限性,但许多人认为,日本的创新活动是最优秀的。英国著名科技经济专家弗里曼1992年在一篇讨论科技制度演进的论文中,甚至把日本创新体制看作是信息技术发展在经验上可供借鉴的首要对象(Freeman,1992)。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人们对日本创新体制的评价已发生了很大的逆转,更强调这种体制在信息技术和科学推动等方面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在综合并讨论这些新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对日本创新体制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更全面的总结,并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必要的借鉴。
一、日本战后创新体制的传统优势为何风光不再
日本教训 篇3
冷战结束后，经济学家对经济体制的兴趣，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转移到资本主义内部的差异上，他们意外发现，在通常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同义语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Anglo Saxon model）之外，还有像日本这样迥然不同的经济体制。在这个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撬开的“暗箱”里，存在着主银行、相互持股、系列下包、终身雇佣等一系列日本独有的制度安排。这些彼此之间具有互补性的制度，其集合就构成了日本型经济体制，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今天的讨论对象：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
在经济学家的眼中，日本总是与美国形成一种明显的对比，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也不例外。美国几乎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经济自由主义的“古典国家”，在私人企业和个人自由的理念下，政府防范企业进行垄断，而企业则警惕政府进行干预，因此政府与企业之间是一种紧张的、抗衡的关系。与此不同，在日本那里，政府与企业之间则是一种密切的、协调的关系，由此产生了日本特有的“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这一协调机制，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引导经济沿着符合政府战略意图的特定政策方向发展。为了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清楚“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这一协调机制的基本含义、产生的背景，以及它发挥协调作用的制度环境。
历史起源
简单地说，行业协会和审议委员会分别代表企业一方和政府一方，但政府人员不参加行业协会，而企业人士则参加审议委员会。日本的行业协会是层级制的，比如在机械工业联合会之下，分布着汽车工业协会、机电工业协会等数十个行业协会，它们对应着政府部门比如说通产省的各个次级职能部门。审议委员会则是根据法律在政府职能部门中设立的附属行政机构，其任务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交换信息、提出政策性建议。
日本的这种“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协调机制，起源于战时统制经济时期。日本发动全面对外侵略战争后，为扩大军工生产能力、完成军工生产计划，在各产业部门中设立了一系列“统制会”。这些统制会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演变为现在的行业协会，比如钢铁统制会变成钢铁工业协会、产业机械统制会变成产业机械工业协会、汽车统制会变成汽车工业协会等等，继续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协调作用。在日本实行“道奇计划”，完成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后，这种“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协调机制不但继续保留下来，而且不断壮大。在其鼎盛时期，比如1970年，与通产省各次级职能部门对应的行业协会多达528个，按照数量排序，其中归口于重工业局的有137个，纤维杂货局123个，贸易振兴局76个，化学工业局74个。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本的这种协调机制在制度层面上为高速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
制度特征
通过以上简单的讲述，我们会观察到什么？首先，归口于通产省各职能部门的行业协会，除“夕阳产业”外，集中于重化学工业部门和出口部门的数量最多，反映出战后日本政府实施的重化学工业化战略和贸易立国战略，也反映出战后日本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重点领域，并且不难看出这种协调机制成为战略和政策获得成功的制度性原因。其次，作为民间利益集团，日本的行业协会显然是以产品市场为基础形成的，这与欧美国家的产业工会、职业工会等以要素市场为基础形成的民间利益集团完全不同。欧美国家的政府在资本市场层面上与资本家发生关系，在劳动市场层面上与工会打交道。日本政府只在产品市场层面上与生产者保持密切的协调关系，至于企业所有者与工人之间的利益协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经营者在企业这一层次上裁定的，因为日本的工会是企业内工会，而不是西方国家那样的跨企业工会。
如何发挥作用
接下来的问题是，日本这样的“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协调机制，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它的绩效表现了一种体制效率。这就需要追溯到战后日本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形态和经济体制。
在战后日本大规摸制度变迁之后，实际出现的是一种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官僚制多元主义”（由日本经济学者青木昌彦提出）国家，其政治基础则是自民党与官僚之间长期、稳定的结盟。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日本的“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这一协调机制，是如何在以上给定的制度环境中发挥其作用的。
在官僚制多元主义国家中，政府内部是分权的，其构成单元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职能部门，如通产省、农林水产省等；另一类是协调部门，如大藏省。各职能部门的管辖权通常是规定明确并相互独立的，在各自管辖领域内与民间利益集团保持密切的关系；协调部门不与民间利益集团直接接触，而是对各职能部门之间由于与民间利益集团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产生的利益冲突进行协调。
民间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裁定，是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由分权的官僚机构来进行的，而与分权的官僚机构直接保持信息交换的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各种行业协会。它们通过这种长期接触而形成的接口将所代表的行业共同利益的诉求输入到公共政策形成的过程中；职能部门则代表所管辖领域内的民间利益集团的利益制定政策，并展开与其它职能部门之间的讨价还价。这种官僚机构内部的讨价还价，由官僚机构中的协调部门进行协调，比如说通常由大藏省的主计局通过预算分配进行协调。
在这种利益博弈重复进行的过程中，对民间利益集团的利益裁定实际上逐渐演变为由行政过程来完成，而不再由政治过程来完成。由此我们也许可以判断，在日本的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官僚比作为政党政治家的议员更具有比较优势。由于官僚制人格化的官僚不跟随执政党同进退，也不因政权更迭而变化，从而保证了政府与企业之间长期、稳定、密切的协调关系。
面对控制者：如何避免大规模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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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 · 韦伯（Max Weber，1864-1920）曾深刻地论述了组织的理性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决定了需要组织这种角色发挥作用，理性化的官僚制是最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具有形式上-技术上的合理性，也许是一种无奈，人们只能在行政管理的“官僚体制化”和“外行化”之间进行选择。就一般意义而言，战后日本的政府治理和行政管理也是如此，高技术效率的官僚机构和高素质的官僚队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除此之外，战后日本的官僚制及其人格化的官僚，在实际政治经济过程中，其权力、作用还具有一种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行政管理的特殊性，或者说具还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统治地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统治地位正是在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过程中奠定起来的。在战后日本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财阀垄断大企业、地主阶级、政治集团、军队等政治经济势力或被弱化或被消灭，只有官僚制，由于成为美国占领军实行间接统治的利用对象，不但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相对地位还获得了提高。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即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开始的时点上，在官僚制奠定其权力基础的同时，保守派政党通过合并也开始了长期执政的历史，自民党与官僚的结盟从此诞生。
自民党与官僚的结盟，共同构成了一种相对集权的政治结构，但官僚制具有相当大程度上的相对独立性，这是一种“日本式的党政分开”。在大多数技术性问题上，行政效率优先于政治上的权衡，政治干预一般仅出现在重大目标的制定上。实际上，由于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使政策和长期规划具有超常的连续性，这些政策的实施一般已不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政治干预措施，从而导致了实际上的官僚制控制，这一点在日本的立法过程中突出地表现出来。
日本的官僚制及其人格化的官僚，是日本政府行为的实际控制者。从制定发展战略、实施产业政策、进行经济规制，一直到非正式的却效力非常的“行政指导”、与企业保持密切的关系，日本政府对经济生活介入的深度和广度，是所有其他发达国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以至日本一再被称为“规制过剩国家”。但是，如此大的权限，如此广泛的干预，与企业如此密切的关系，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寻租。
日本政治家时有腐败丑闻发生，而官僚被公认为是“干净”的。在学术研究领域似乎也能印证这一点，如果你对日本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检索就会发现，利用寻租理论提供的研究方法去分析日本经济的著作和论文，一直到今天几乎就是零，图洛克（Gordon Tullock， 1922- ）、克鲁格（Anne. Krueger， 1934- ）在日本没那么幸运，远不像在中国那样走红。日本在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面对权力巨大而又与企业关系密切的控制者，何以避免了大规模寻租的发生？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但目前我们仅仅能提供如下的解释。
首先，“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这种协调机制，维系了政府与企业的密切的关系，企业通过这种协调机制，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输入利益诉求；政府则通过这种协调机制，向相关企业输出政策意图，从而使经济沿着符合政府的战略和政策意图的方向发展。但是，官僚面对的是行业协会，不会直接接触企业，政策也不会直接落实到企业决策层面上。寻租通常在官僚与企业之间发生，因为企业是利润单位，而行业协会则不是这样。也就是说，在官僚和企业之间存在着行业协会，它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一种降低寻租可能性的隔离带作用。
其次，高级官僚退职后通常都有机会到民间部门另任与其地位相符的高级职务，而且履新后的总收入，会高于他在职期间的总收入，这种现象在日本社会中被讥讽为“天神下凡”，饱受诟病。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天神下凡”，是由其任职的官僚机构正式出面斡旋、安排的，并且向社会公布，长久以来已经制度化了。这样的制度安排的确可能产生种种弊端，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为退职后有机会另任新职，高级官僚有激励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并且有激励监督下属的行为与自己同步，上行下效，使这一支官僚团队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腐败的侵蚀。
第三，对官僚个人的受贿等腐败行为进行事先防范和事后惩罚的有效治理。事先防范，其主要措施就是频繁的转换工作，而且极有可能是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今天你是国土交通省北海道开发局的官员，明天也许会被调到日本驻里约热内卢总领事馆任文化领事。频繁的工作交接使腐败更容易暴露，同时可以阻止往往导致腐败的长期关系的形成。至于事后惩罚，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对腐败官僚的惩罚可能是最严厉的，只要因腐败被判监禁，哪怕是缓期执行，自动被开除公职，并且剥夺其退职金和养老金，使其名誉扫地，一文不剩。法律惩罚叠加上机构惩罚，使受贿的成本大于、甚至远大于受贿的收益，官僚就会做出保持廉洁的理性选择。
发展后问题：
为何陷入“发展导向型陷阱”？
我们上面讲述的日本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典型地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它所依托的制度环境和相应的经济体制，也都典型地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但自从日本完成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成功地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以后，经济环境、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泡沫经济破灭陷入长期萧条以后，这些变化更为显著 。
制度环境之变
许多日本型经济体制的典型构成要素已经趋于消失或淡化。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自有资本率的上升，个人大股东和外国机构投资者持股比率的提高，主银行制和相互持股趋于消失；公司控制权市场随之出现，劳动市场开始流动化，企业的内部人控制以及终身雇佣制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与此同步，日本政府进行了继战后“民主化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幅度放松规制，并对官僚机构本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组。这一期间，随着自民党长期政权的终结，日本的政党制度出现分化，官僚与政治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官僚的地位下降而议员的地位提高。在2000年的中央政府机构重组中，数量由原来的1府22省厅减为1府12省厅，特别是官僚的“圣地”大藏省更名为财务省，通商产业省更名为经济产业省，同时废止了121个审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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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型经济体制的微观、宏观构成部分都发生变化，不能不引起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变化。日本型经济体制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尚未完全转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仍然是密切的，尽管政府各职能部门的竞争关系发生了变化，“行业协会-审议委员会”这种协调机制也还在运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会注入越来越多的市场因素和法治因素。
在完成向工业化经济转变之后，日本已不再是追随者，其产业结构与先发展国家日益趋同，以引进和模仿为基本内容的“后发优势”不复存在，进入了以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为全部特征的新格局。在这种新格局下，民间部门的自由竞争，比政府的干预更有效率。民间部门可以充分地利用当地信息，独立地进行多样化的试验来完成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其向整个经济的扩散，则通过竞争者的进入，经由超额利润向平均利润的转化获得实现，从而实现比政府干预更优的资源配置。相应地，更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制度安排不再是官僚制多元主义的，而是立宪民主的，因为后者在国家退出市场领域的条件下，通过维护法治和秩序为民间部门的创新提供自由竞争的环境，尽管日本还远未完成这种转变。
政府“大小”之变
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日本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历史和目前正在发生的趋势性变化，与日本政府的“大小”之间的关系。日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最终完成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在此之前，日本是“小政府”，公务员占就业人口的比重是主要发达国家中最低的，而且不断递减，到完成向工业化经济转变之后，这一比重仅是主要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甚至只有法国的三分之一，日本也没有实行福利国家政策，长期实行财政收支平衡，法律禁止发行赤字国债；而在此之后，尽管日本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仍然是属于政府规模小的，公务员数量也没有扩大，但政府支出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政府累计债务占GDP比重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日本俨然已成为“大政府”，这也是小泉内阁为什么高举起“小政府”旗帜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原因。
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悖论：日本政府在干预经济生活最深最广的时期，是“小政府”，而在不断放松规制并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时期，反而成了“大政府”。换一种说法，似乎还是悖论：当日本还属于发展中国家时，是“小政府”，而当日本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后，反而是“大政府”了。这和人们通常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恰恰相反。
因此，在如何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方面，日本政府“大小”的案例不太可能给中国提供更多的经验。尽管“小政府”在日本和中国都是热议的对象，但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就目前而言，日本面临的是少子化、老龄化，以及如何摆脱长期通货紧缩的问题，所以政府的社会保障、刺激总需求的支出不断扩大，这是政府规模维度上的。而中国面临的是如何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消除行政权力替代市场的问题，这是政府职能维度上的。在这一点上，日本倒是可以给中国提供经验和教训，那就是如何避免陷入“发展导向型陷阱”。
来自日本的启示
日本、中国以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都属于发展导向型国家，与纪律导向型国家不同。根据查墨斯 · 约翰逊（Chalmers Ashby Johnson， 1931- ）的论述，纪律导向型（regulatory state）国家，以法规来维持市场秩序，政府的功能在于维持经济纪律；而发展导向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则以发展为国家的最高目标，政府的功能在于促进经济发展。并且认为美国是前者的好例子，日本则是后者的好例子。
日本的经验 在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为了工业部门的增长，政府与工业部门的利益集团结盟，但是必须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侵蚀进行有效的控制，避免政府为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虏”。日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使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成为一种促进增长的制度资源，而不是成为一种攫取利益的共谋机制；其次，增长的成果不仅仅限于在政府出于发展战略目标的需要而扶植的工业部门中的大企业内部分配，而是超越这些部门，使本来处于比较劣势的农业、中小企业等更为广泛的利益集团均沾。
日本的教训 在完成向工业化经济转变之后，政府的职能没有相应的转变，仍然是发展导向型的。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政府采行的货币政策首先是降低中央银行贴现率，支持企业、特别是出口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目的是降低这些部门的生产成本。过低的利率激励了借款者不仅进行设备投资，还进行投机性投资，促进了泡沫经济形成。结果是重化学工业同时也是出口工业部门的利益集团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重化学工业的生产特点使其占有广大的土地以及庞大的厂房等固定资产，能在地价和股价疯狂上涨的过程中坐享其利，使本来在完成向工业化经济转变之后应该退出市场的重化学工业的一些部门得以继续存在，并形成了新兴产业部门的进入壁垒。发展导向型模式已经历史地终结，但发展导向型政府依然故我，发展导向型政策仍在继续，最终落入“发展导向型陷阱”。
从更长的历史进程看，发展导向型模式是过渡性的，它仅仅产生于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这一特定阶段，并且仅仅在东亚地区获得成功，随着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完成，它不可避免地要迎来历史的终结。在已完成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国家中，日本是一个典型，它成功地解决了“后发展”问题，但至今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发展后”问题，发展导向型模式的历史遗产的影响至今犹存，其经验，其教训，对正致力于解决“后发展”问题、但已经局部出现“发展后”问题症候的中国来说，在现实和学术的双重意义上极具研究价值。
日本教训 篇4
关键词：货币政策,“广场协议”,汇率制度
20世纪60年代以前, 日本当局运用货币政策有效地维持了固定汇率平价和国际收支平衡, 1971年日本开始实行灵活的汇率政策, 但是, 从“尼克松冲击”开始, 日元汇率就频繁波动, 这造成了70年代日本恶性通货膨胀。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署使得日元迅速升值, 虚拟资产发生泡沫, 日本出现“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崩溃以后, 长达10年日本经济都处于萧条状态。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特别是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以来, 日元汇率频繁波动, 宏观经济政策频频失误, 日本经济萧条萎缩。我国现在人民币升值面临压力, 与日本出现的情形类似, 日本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给我们留下经验教训:
一、要采取得当的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
日本在“尼克松冲击”之后两年内, 日元对美元汇率升值35%, “广场协议”之后两年内, 日元对美元利率升值率更是高达70%。但是造成严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并不是日元升值本身, 而是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了错误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尼克松冲击”为例, 当时根据国际协调需要, 日元汇率调整已经不可避免, 但日本不但不积极主动进行经济政策国际协调, 而且政府还坚持汇率水平不变, 同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直接造成了1973-1974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广场协议”期间, 日本政府为了消除日元升值带来的通货紧缩压力, 选择了极度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 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巨大的资产泡沫, 从而直接导致之后近15年经济萧条。
二、货币的升值要与经济发展的步伐相适应
一国货币的升值、贬值要与本国的经济发展相适应, 特别是不应让一国货币在短时期内急剧升值或急剧贬值, 这对该国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该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良性的、与国际协调要求相一致的货币升值或贬值不应是短期内的频繁、急剧波动, 应该是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要综合考虑到国家经济各方面的影响之后再做出决定, 不可以从经济以外的因素出发让本国货币升值或贬值。日本在“尼克松冲击”和“广场协议”期间乃至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元升值或贬值的幅度都很大, 而且在日元汇率剧烈波动的情况下又采取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 最终导致经济的停滞。因此, 一国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 应慎重考虑货币升值、贬值问题。
三、注意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和选择的时机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同, 财政政策能够很快的影响经济的发展, 财政政策一旦实施, 会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 财政政策的效应较短。货币政策则不同, 货币政策非常灵活, 而且有明显的滞后性, 货币政策实施以后政策效果可能在一两年之后才有效果。日本在“尼克松冲击”和“广场协议”期间都加大了货币政策的实施力度, 在货币政策实施选择错误的前提下, 忽视了货币政策的滞后性, 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的发生。
从汇率角度而言, 确定汇率政策实施的时机也非常重要。“史密森索尼安协议”曾规定美元对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308日元。1972年, 假如日本政府没有固守这一汇率, 假如日本银行提高了贴现率, 本有可能避免恶性通胀。同样, 如果1987年和1988年日本银行及时收缩货币供给而不是继续实行扩张政策, 日本的资产泡沫也不至于如此膨胀。从利率角度而言, 一般地说, 利率的降低可以减少储蓄、刺激投资和消费, 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但是, 低利率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是要取决于利率政策与特定经济金融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吻合程度。日本在1955年到1970年间实行低利率政策适应了当时的金融体制和经济环境, 因此, 当时的低利率政策减轻了财政负担,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80年代, 特别是“广场协议”之后, 日本政府采取的低利率政策却无法改变“泡沫经济”崩溃带来的经济萧条, 日本当时国内总需求不足, 政府调控的余地很小, 持续的低利率政策根本无法改变当时经济现状。利率政策的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不能一步到位, 利率本身是一个典型的市场调节工具, 它的合理水平应当由市场形成, 政府实行低利率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利率政策的实施时机, 还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政策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使利率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起到积极作用。
四、汇率制度的选择要有长远的发展战略和全球化战略
日本教训 篇5
要探讨中国农民的致富问题, 我们必须首先研究阻碍我国农民增收的因素。在我国, 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长期处于贫穷、低收入状态的根本因素主要有两个。
首先,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人口密度高, 人均自然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短缺。据2004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农业经济人口平均耕地面积只有0.17公顷/人。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业目前仍然是以一种小农经济的形态在运行。相比较工业、服务业等产业, 农业的单位产值较低, 而小农经济又具有投入高产出少、缺乏规模效益的劣势, 这不仅制约着我国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而且也是导致我国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
其次,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谓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存发展。就我国而言, 它是指我国尚未摆脱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与市场化程度较高并运用现代生产方式组织的城市现代经济的并存对立。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 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农村大量资源流入城市, 这虽然有利于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得发展, 但却使我国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农民收入状况不断恶化。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如果缺乏有效的改革措施,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将发挥着掠夺农村资源的作用, 其仍然是阻碍我国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
二、日本农民致富的途径
在工业化进程中, 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农民收入较低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 李嘉图指出由于受工业的边际生产效率递增, 农业的边际生产效率递减规律的影响, 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着工业剥削农业, 城乡差距拉大的状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日本就是其中比较成功的国家。
日本与我国有类似的农业发展环境即人多地少, 同属于小农经济。2000年日本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04公顷。但在现代化过程中, 日本却用较短时间实现了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53年, 日本城市职工年均收入1416万日元, 农民的为1116万日元, 比城市职工低17.9%, 但到1977年农户平均年收入增加到46711万日元, 比城市职工家庭年收入34813万日元多34.1%。
日本农民致富主要是通过促进农民兼业和政府财政补贴实现的。20世纪50年代, 日本通过在农村地区实行村盯合并, 建立中小城镇的合理城市和工业布局来为农民兼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工业和城市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使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岗位迅速增长, 从而为农民的就近兼业提供了潜在空间。据统计, 1980年日本总农户为466.1万户, 其中兼业农户为403.8万户, 占总农户数的87.1%。在农户的收入中, 农业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26.4%, 非农收入占73.6%。
在发展农户兼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 日本还通过政府财政对农业实行高额补贴以增加农民收入。1986年, 世界各国政府发放的农产品价格补贴总额约为1100亿美元, 而日本一国就高达400亿美元, 占1/3以上;1990年, 日本中央财政的农业预算支出为23784.7亿日元, 其中用于各类农业补贴的支出占到70%;另据经合组织调查, 2000年日本农业补贴占GDP总额1.4%, 目前日本农户年收入的60%来自政府的各种补贴。
三、粮食安全的困扰
日本农民致富模式虽然很好地解决了农民低收入问题, 但也带来许多问题, 其中主要问题就是粮食供给远远不能自给。其原因在于, 日本农民致富模式只解决了农民致富问题而没有解决农业生产问题, 其国内小农经济根本没有改变。相比大农业小农经济生产效率低、商品率低, 无力承担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粮食需要的重任, 其只能使国家靠粮食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目前, 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根据国际粮食委员会的统计, 日本粮食进口总量2006～2007年度为2500万吨, 2007～2008年度为2440万吨。1960～2005年间, 日本食品自给率 (按照热量计算) 从73%下降至40%;食用粮食自给率从80%下降至61%;饲用粮食自给率从55%下降至25%。其根本无法通过国内农业力量保障自身粮食安全。
粮食自给率下降与我国国家建设发展目标严重背离。我国农业发展立足于两个基本目标:一是缩小城乡差距, 提高农民收入;二是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国际竞争力, 保障粮食自给, 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问题是我国的根本问题, 关系着我国经济社会命脉, 为了国内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发展, 我们不可能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完全交给他国, 而且在国际粮食供给日渐紧缺的背景下, 其他国家不愿意也没能力帮我们解决吃饭问题。我国政府在1996年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白皮书中明确指出要保障粮食95%的自给目标。日本农民致富模式的发展只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贫困问题, 却忽视了粮食自给安全问题。因此, 粮食安全问题也使中国在借鉴日本农民致富模式时多出几分顾虑。
四、建议措施
由于人多地少大农业道路目前在中国仍举步维艰, 而日本小农经济模式又带来粮食安全的隐患。但当前城乡收入差距、农民贫困的现状日益严峻并威胁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 因此为了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严重性, 我们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补救, 即使无法从质上解决问题, 但也可以从量上起到减轻问题的作用。
(一) 国际劳务输出
农民出国打工是积极利用国外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空隙,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的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现阶段在人多地少的国情下, 我国国内无法承担众多农村劳动力, 但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日, 我们应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目前国际劳务需求不断增长,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科技进步发达国家劳务市场不断向高层次方向发展, 这导致许多工作繁重的工作岗位和服务型劳务需求国内供给不足。另一方面, 欧洲等发达国家老龄化趋势不断严重, 加剧了劳动力短缺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种局势下, 世界性劳工出现严重短缺。迫于劳动力短缺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损失的压力, 劳动力资源短缺的国家都倾向于采取较为积极的利用外国劳动力资源的政策, 修订和实行了有关有利于国际劳务输出的政策法规, 放宽外国的劳动力进入, 这为我国劳动力输出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目前我国出国劳务发展滞后, 对国际劳务市场利用不足。世界银行资料显示, 当前全球劳务输出量约为l亿人, 而我国只占54万人。相对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我国发展国际劳务输出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因此, 为了转移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 缓解人多地少矛盾, 拓宽农民收入渠道, 增加农民收入, 我们必须加快对国际劳务市场的开发, 拓展国际劳务输出的市场范围, 加强对农民出国务工培训, 制定有利于农民出国务工的法律措施, 从而为我国农民致富开创国际性道路。
(二) 辩证处理粮食自给率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
城市化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其一方面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提高农村人均耕地面积, 促进农业发展, 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吸纳农民进入城市从事收入较高的二三产业, 其也有效实现了农民增收。但我国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粮食安全的制约。据专家推测到2030年为了保证95%的粮食自给率, 我国需要耕地18.5亿亩, 而我国目前现有耕地18.26亿亩。为了保障粮食安全, 政府已明确提出要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而城市化得提高, 城市空间的扩大必然会导致侵占耕地的结果。如在城市化发展较快的1990年至1995年, 全国净减少耕地200多万公顷, 等于50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需要正确处理城市化发展与粮食自给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强的第三产业, 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 尽量少占耕地。另一方面, 我们可以适当降低粮食自给率目标, 如定位75%, 这样我国仍然掌握着自己的粮食命脉, 同时也减少了国内粮食供给的压力, 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适当空间。
(三) 促进农户兼业经营, 拓宽农民收入渠道
尽管日本农民致富模式没能很好的解决粮食自给问题, 但其通过兼户经营达到致富的方式仍然对我国具有借鉴启迪意义。特别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得不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 鼓励农户兼业经营、实现农民收入多样化对我国农民增收具有现实的补充意义。近10多年来, 我国农民兼业经营发展迅速, 农民非农就业人数快速增加。在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时, 在全部农业户中纯农业户占62.81%, 农业为主兼营非农业的户占30.57%, 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的户占6.62%。在2006年第二次农业普查时, 农业生产经营户中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占58.4%, 比10年前减少7.2%。1996年到2006年, 农民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23.4%提高到了38.2%。2006年, 农民新增的332元人均纯收入中, 工资性收入占60.3%。实践证明, 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低, 农业产业化经营无法实现的情况下, 农民的兼业经营能够有效的增加农民收入。另外, 农民进入城市进行兼业经营也为将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彻底转移到城市奠定了基础。
五、结语
实现农民致富, 缩小城乡差距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但在我国当前国情和国家发展目标制约下, 农民致富和粮食安全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矛盾。日本农民致富的模式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但其所导致的粮食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因此, 我们必须结合我国国情, 通过整合国内资源, 利用国际劳务市场、粮食市场来解决农民增收和粮食安全之间的矛盾, 以在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条件下, 实现农民致富。
摘要：本文将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 结合我国粮食安全的需求, 为农民致富提供有益建议。
日本教训 篇6
一、日本出版大崩坏为我国出版业带来的教训
1、出版业发展应积极调整出版结构，合理配置出版资源
日本出版业把专业图书市场和高教图书市场拱手让给了外国出版社，也就是说这两个市场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图书进口，而没有着力培育国内的专业、教育出版社。在日本，不论从规模还是品种来看都以大众出版为主导，著名的讲谈社、角川书店和小学馆都是大众出版社。因此，日本出版业的“大崩坏”从某种意义上讲的就是大众出版业的“大崩坏”。与此类似，中国出版业的结构也存在着问题。只占图书品种20%的教材教辅，总印数、总印张、总定价、总销量却都占到了全国总数的80%以上。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出版社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很多出版社忽视了对专业名牌的培育，遍地撒网;二是跟风出版，什么好赚出什么，近年教辅卖得火，就多出教辅，教材教辅铺天盖地而来，本是大众出版社却忽视了大众图书市场的开发。
2、不要过分娱乐化
日本出版业建立在一个以杂志为主体的“刊重书轻”结构之上，杂志销售约占整个出版营业总额的60%左右，而其中又以大众娱乐消费类杂志为主。这样的出版结构，使得大众娱乐出版极度发达。出版娱乐化导致了漫画泛滥，但漫画这种边缘形式很容易被其他娱乐形式取代。日本漫画在经过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及90年代的疯狂蔓延、扩张后，由于电脑、手机的普及以及新旧书店与漫画咖啡店的冲击，目前已处于衰退期，当年“东京一景”——“坐地铁看漫画”已经荡然无存了。难怪日本漫画界早已在觊觎中国市场，迫切希望中国市场对日本漫画重新放开。大众出版推动了日本出版业的繁荣，但以漫画为主体的、形式单一的大众出版，也使日本出版业发展走入瓶颈，导致“大崩坏”。因此，我国在发展大众出版时，也要注意各种图书结构的平衡，警惕单方面图书的过度发展而导致严重后果。
3、重视原创
光文社社长神吉晴夫创立的“创作出版论”——“面对读者的不同愿望策划选题，然后发现适当作者，并与作者同甘共苦，至定稿，通过广告来宣传开发读者”，使得图书“大量出版、大量宣传、大量销售、大量消费”，这一观点成为日本出版业的主流。这个理论扼杀了作者的原创活力。当然，我国出版业运作的商业化程度还没这么高，但已出现了炒作大于内容的端倪。比如“跟风”出版就是扼杀原始创造力的做法，一种书好卖了，就出高价请人写模仿之作、跟风之作，大家都往“流行”中挤，也不管自己有没有基础，有没有经验，有没有实力。在这种形势下，作者也沉不下心来搞原创了，出版社也等不及作者的原创作品了。
4、注意流通环节的疏导，及时交流信息
流通环节对于整个出版环节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信息不及时沟通就会出现以下问题：大型书店建立连锁分店挤垮中小书店;新旧书店使新书书店咬牙切齿;半旧书店使古旧书店苦不堪言;为了生存，一个书店往往不得不扮演四种书店的角色;由电脑、网络掌控的各种便利店、车站店、郊外店、小型无人管理商店在主营百货的同时，也把书刊经营作为项目之一，这样就越发使书刊市场“僧多粥少”。大的图书交易公司嫌贫爱富、贵大贱小，提前对大出版社支付货款，优惠大型书店延期支付货款;推后才向中小出版社支付货款，并要求中小书店提前支付货款，任意破坏交易规则，使批发、零售市场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
二、日本出版大崩坏对我国的出版业的正面启迪
日本的大众出版业虽然曾经面临过严重危机，但是作为出版大国，并没有因此彻底崩溃，而是不断探索出路，目前已逐步走出大崩坏的阴影，因此对我国出版业有一些正面启迪。
首先，大众出版要注意个性化、专业化。战略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差异化是竞争优势之源。大众出版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停留在品种数量增多的泡沫之上，而要从提高大众图书的质量入手，从根本上促进大众出版的发展繁荣。
其次，重视“刊外功夫”。在连续负增长的日本出版业中，仅有杂志一枝独秀，仍然维持着壮大的规模，日本几乎所有的大出版社都是以杂志为基础、以杂志为主要创收来源的。例如，讲谈社杂志营业额 (计人杂志广告收入) 高达总额的74%，仅从这一数据，我们就不得不感叹日本杂志的高度发展。
日本杂志内容广泛，品种多，发行量大，尤其是有关娱乐、服饰、美容等内容的杂志，其辐射性影响已经扩张到周边的中国、韩国等国家。例如，日本著名的女性出版社主妇之友 (角川集团下属企业) 授权在中国出版的《瑞丽》杂志，发行状况良好，已经出版了包括《瑞丽美容服饰》、《瑞丽可爱先锋》、《瑞丽伊人风尚》、《瑞丽家居》等一系列时尚消费类杂志，引导了18-35岁不同身份、层次的中国年轻女性的“哈日”风。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时尚消费类杂志都有着巨大的市场，大有可为。
近年来，独立主题汇编杂志在日本的发行看好。借助杂志的知名度，推出经典选粹杂志，不失为获取利润和提高杂志名誉度的一举两得的好方式。不管从形式、选题，还是分类、包装上，都与其名称——“完全保存版”、“总力保存版”、“纪念号”等高度一致，引人人胜。我国虽然也有杂志在做此类尝试，如《女友》等，但仍较单薄。另外要注意的“功夫”则是刊外活动，这在日本大众图书业也是相当成功的方式。用拍摄同名电影来促进大众图书的销售;妇女杂志出版社则定期不定期开展各种美容、服饰搭配的讲座以及遴选读者模特的活动，等等。事实证明，这些活动极大地提升了出版社、图书的品牌形象，更加有助于提高销售量。
再次，注重大众出版物的“扩张”。这个“扩张”，其含义有二。其一，产品的系列化扩张。针对不同的受众层次推出不同的出版物，把市场做大做细。例如，同为妇女杂志，可根据妇女受众年龄、兴趣等分类，推出系列杂志，《JJ》便是成功的范例。尤其对于大众期刊出版来说，由于系列读物的推出，关照的受众面大大增加，使得广告主更乐于投放广告，期刊出版的收益也由此而增加。另一方面，则是地域上的扩张。全球化是当今出版业界的热门话题。然而，出版业 (尤其是大众出版) 在语言上受到的限制很大。除世界通用语言英语以外，其他语种的图书市场份额都低于15%。作为全球第三大出版大国，日语图书市场份额占12%，而且几乎都集中在日本本土，这让人不得不惊讶于日本出版业的强盛了。而近几年的不景气，也并不能阻挡日本出版业的不断扩张。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出版社的合作，日本力图把自己的杂志运行模式向全世界推广，角川集团就是典型的例子。角川集团授权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瑞丽》系列杂志成功推广后，又向台湾地区正式发行了情报信息杂志《台北WALKER》，地域差异正在逐步被打破。“就角川来说，我们现在不仅要出版日文版杂志，还会出中文版和英文版。”这就是总裁角川历彦的国际化观点。相比之下，中国大众出版就缺乏全球化意识。整个汉语图书市场份额不足10%，更不用说大众出版了在语言上，大众出版虽然受到诸多限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把中国的大众文化加以推广。在时尚、消费方面，我们可能难以与欧洲、日本等抗衡，但是我国有着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似乎可以另辟蹊径，走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之路。例如，在文化相近的日本，可能会有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书画艺术的众多知音;在欧美，也许会有更多的人想了解来自神秘东方的古老艺术和茶文化。
总之，日本作为出版强国，虽然经历了“出版大崩坏”，但最终还是顶住了压力，近些年取得了很快的发展。我国的出版业也正处于逐步发展壮大阶段，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还是需要认真总结日本“出版大崩坏”的经验教训，规避其风险，同时借鉴其有利的做法。
参考文献
日本教训 篇7
1 日本寿险公司破产概况
日本寿险保费收入占全球保费收入的比重在1997年以前, 连续排在世界首位, 自1997年以后, 该比重持续下降。2000年寿险保费收入为4014.84亿美元, 占全球寿险保费收入的26.93%。从1997年起, 日本的寿险公司连续倒闭[1]。
2 日本寿险公司破产的原因
2.1 日本政府对寿险公司的过度保护
日本政府一方面设置了许多障碍, 限制外资保险公司进入日本保险市场;另一方面, 对日本保险公司在经营方式、费率制定、资金收益、监管模式等方面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 受到大藏省的特别关注和保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 国际社会要求日本开放金融市场的压力不断增强, 日本保险市场不得不逐步开放, 1998年7月, 日本开始实施保费自由化政策, 不仅改变了日本保险业的经营环境, 也使日本保险经营体制受到冲击, 使得长期处于政府保护之下的国内保险公司很难适应竞争日益剧烈的保险市场。
2.2 日本寿险公司产品结构不合理和投资失误
首先, 寿险公司在经营中存在着严重的产品结构问题。在泡沫经济时期, 日本寿险公司一味追求规模扩张, 以高利率为诱饵, 大规模销售预定利率高达8%的储蓄性养老保险产品。以储蓄性为主的险种结构虽然有利于保费规模的迅速增长, 有利于迅速提升日本寿险公司在国际寿险市场上的地位, 但却使寿险公司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泡沫经济破灭后, 由于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 保险资产的收益率持续下降。1999年6月十年期日本政府债券的收益率只有1.83%, 而企业债券收益率也只有0.90%[2,3,4]。收益率下降导致保险公司资产缩水, 而已售出的高预定利率保单的保险公司, 必须履行其承诺, 这就势必使寿险公司面临严重的利差倒挂, 资产负债的缺口越来越大, 最后导致整个寿险公司系统性偿付能力危机。
2.3 日本政府监管不力
虽然日本寿险公司频繁破产有其内部的经营问题和外部的经济环境影响, 但大藏省对保险监管的不力也是使日本寿险公司经营不断恶化的原因之一。日本保险监管当局出于稳定保险市场的目的, 往往不公开保险公司的内部信息, 以防负面信息扩散引起市场混乱。同时, 日本还在保险市场实行“比较信息管制”, 限制保险公司过分宣传各种保险产品性质和差异。这不仅扼杀了保险公司创新的积极性, 而且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3 日本寿险企业倒闭破产对我国寿险业监管体系完善的启示
3.1 规定资金运用比例
由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仍不完善, 而且保险公司将资金过多集中于某一投资方式会有较大风险, 因此, 应规定资金运用比例, 从而控制投资风险, 防止因为保险资金运用出现严重错误而产生的金融危机。保险资金运用的比例限制可以分为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方式比例规定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 如规定股权证券、抵押贷款、不动产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例, 从而避免风险过于集中, 一般来说, 对风险较高的投资方式应规定较低的投资比例;主体比例则控制了有关筹资主体所带来的投资风险, 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主体比例, 也应按投资方式的风险情况分别对待, 对于高风险的筹资主体、高风险的投资方式, 其比例应低一些, 如对同一家公司, 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的总额不得超过总投资额的5%;对于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但存在一定风险的筹资主体, 其比例更可高一些, 如存款于每家银行不得超过资金运用总额的10%。
3.2 加强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
由于保险资金运用涉及到多个监管部门, 如保险资金运用于证券投资基金就涉及到证券市场, 必须由证券监管机关进行监管, 而协议存款涉及到人民银行的监管等。因此, 各个部门必须互相协调, 从而更好的进行对保险资金运用进行监管。在目前分业经营监管的前提下, 三大监管机构应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和合作, 经常性地就监管中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协商, 交流监管信息, 解决好分业经营监管中的问题, 研究对策, 建立金融监管方面的公告制度、通报制度、督办制度、咨询制度、金融机构整体测评制度等, 尽快建立起三者之间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
3.3 完善保险法律监管体系
首先, 要构筑保险法律监管体系的基本框架。《保险法》明确了我国保险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 其规定具有原则性, 对保险业进行法律监管, 尚需以《保险法》的精神和原则为出发点, 制定出具有较强技术性和约束力的保险单行法律、法规、条例、办法等法律文件, 共同组成一个内容相互补充、完整统一的有机整体。
需要考虑的立法内容包括, 第一, 结合我国再保险体系建设的需要, 制定出既适合我国国情, 又有利于与国际再保险市场接轨的《再保险法》或其相关的法规条例。第二, 根据保险市场发展的需要, 制定《保险中介法》。在保险中介人组织的资格审定、业务范围、竞争手段、佣金标准等方面进行严格规定, 以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和促进保险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其次, 要完善监管的立法和执法程序。国际经验表明, 要保证司法的公正性, “实体法”固然重要, 但是, 如果没有合理的程序法, 司法的公正性仍然会受到侵害[5]。
3.4 完善寿险企业内部控制
完善寿险企业内部控制需要从两方面做工作:强化保险企业业务的内部规范化管理, 完善保险企业内部核算机制。
在强化保险企业业务的内部规范化管理方面, 需要按照国际上的通常做法, 严格执行承保与理赔分离的规定, 全面推行核保核赔制度;为了使保险经营更为科学化, 应进一步充实寿险精算力量, 同时建立产险精算制度;根据风险分散的需要, 建立科学的分保机制, 合理确定自留额, 做好累计风险责任的统计和控制, 及时办理分保, 分散风险;企业内部应加强营销业务和代理业务的管理。
在完善保险企业内部核算机制方面, 保险企业, 尤其是全国性的保险企业, 要实行“分级核算”制度, 将经营成果的优劣直接核算到基层, 强化保险费总收入、人均保费、百元保费利润率、业务费用率、资金运用收益率和承保理赔质量管理等指标的量化与考核, 明确风险约束下的利润最大化目标, 建立起以利润指标为中心的考评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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