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教训免费

历史的教训免费（共8篇）

历史的教训免费 篇1

时代人物周报：政企关系的历史教训

高超群(作者单位：社科院经济所)时代人物周报 2005年04月26日

中国最早的工业化运动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精神和气质上非常近似，但是中日两国的近代命运却大相径庭。甲午战争，事实上就是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较量。日本胜利后不仅获得了战争赔款和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明治维新的政治路线也成为其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而中国的失败，导致洋务运动破产，“中体西用”的政治路线和大上军工、重工的经济路线沦为了笑柄。

为什么中日两国的国运差异如此巨大？最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政策的高下，而在于日本的武士通过政变获得了国家政权，而中国的开明士绅则由于内忧外患的压力，非但没有获得政权，而且在朝廷里也只不过是一个权宜性的派别。最生动的例子就是李鸿章只有通过贿赂慈禧，才能发展海军；轮船招商局要面对各种克扣和刁难，还要安置冗员，并容忍他们违法乱纪。而日本岩崎弥太郎的三菱会社在政府扶植下，早就扬帆海外了。所以，中国近代政府和企业关系的开篇就给了我们一个不可忘记的教训——权力的重要性。

进入民国以后，“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丧失了基本的政治秩序，企业与政治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企业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从安福系、交通系到江浙财阀，他们操纵国会，为军阀提供财政支援，两面三刀，朝秦暮楚，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产生和政策方向；在民间社会，则有上海总商会这样的重镇可以影响舆论、控制市面。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极为虚弱，任何一个军阀随时都可能勒索企业家，财产和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更不要说建立正常的竞争秩序和竞争规则。“虽然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因为这些富人既无共同的精神，又无共同的目标，既无共同的传统，又无共同的希望，他们只是一伙人，而绝不是一个团体”。所以第二个教训是，企业家之间没有联合。

抗战以前的十年是中国企业的黄金十年，企业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有一个很大的飞跃。可一旦战争爆发，中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一方面是政府太强，似乎无所不能；另一方面，政府却没有能力实现税收的统一，走私横行，有法不依，甚至连国内铁路的轨距都不能统一。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南京政府的统治基础还是军阀和乡村地主，它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必须在维护地主利益的前提下开展。

中国的企业家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侏儒症，他们缺乏力量感。一再幻想有一个强权者来保护和支持实业的发展，希望像一个孩子一样被照看，袁世凯、蒋介石都曾经是希望之星。在这样的心态下，实业不过是一种致富的技术，而不是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关系。所谓实业救国，就成了无源之水。富豪们之所以缺乏力量感，是因为他们缺乏动员社会的能力，“钟情于一种非历史、非政治的精神，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永保太平”，他们似乎未老先衰，“无能担纲民族的权力利益”。所以第三个教训是，没有动员社会的能力，就没有力量。

构建和谐的政企关系

2005年03月06日 中华工商时报

100多年前，德国奔驰之父卡尔·本茨先生对属下有过这样的训词：请记住，与政府修好是本公司最大的公共关系。而在中国，一位著名商人———胡雪岩，则比他更早悟出这个道理，并且由于其在实践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使自己财源滚滚并且官运亨通。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胡雪岩的官商关系显然是一种扭曲的政企关系。但是，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100多年后，扭曲政企关系的胡雪岩却仍然被无数人尤其是私营业主所推崇？

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得从政府的定位说起。长期以来的政企关系，无论是行政管理学家毛寿龙教授所说的“上下级关系，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所说的“父子式关系，都说明了两者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在游戏的跷跷板中，政府因为其掌握的巨大权力和经济资源总是处于强势一方。而作为弱势一方的企业，为了获取有限的经济资源和政策支持，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获得正常经营的机会，必然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全国工商联所做的调查验证了这一点：企业每年交费、应付摊派及进行公关招待的支出数目惊人。

尽管政府职能的转变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和企业所满意的程度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政府手中握有的权力太大，干预、管理的职能还是过分突出，而服务、协调的角色并没有完全到位。政府总是把自己置于比企业高贵和高明的一种角色上，认为企业不过是下级或者子民，导致政府该做的事没有做，而不该充当的角色却频频充当，错位、越位的表现不断，总之，并没有完全到位。

那么，政府到底该如何转变？我们认为，不妨从三方面进行改善：一是要把自己从万能的政府转变成有限作用的政府，让政府变小。经济发展中企业是真正的主体，政府既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万能，政府应定位在该发挥作用的范围。万能政府必然是效率低下、臃肿、手忙脚乱的政府。二是从干预型的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和企业应该是平等的主体，并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政府是企业的服务者。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政府是列入第三产业的，属于广义的服务行业的范畴。三是政府要从侧重为国有经济服务的政府变成为所有经济成分服务的政府。从这一点上说，也许，当民营企业的标签在政府的眼里被撕去的时候，就是政府职能真正到位的时候。

我们认为，新型的政企关系中，政府的根本目的不是控制经济资源，而是为企业服务，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现代政企关系的基础。从现实来看，要实现这种转变，最关键的还是要减少政府手中的权力，除了必不可少的一些公共管理职能之外，能够交给市场的应当尽快交给市场。

所幸的是，中央对此认识深刻。在昨天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就坦承政府工作还存在不少缺点：政府自身改革和职能转变滞后，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比较薄弱等。他强调，将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这无疑预示着一种好的开始。

再造创富时代的政企关系

责任编辑：陈云 2003年1月07日 人民网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中共十六大之后，无论是学界人士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执政者，都对温州乃至浙江投注了更多的关切，人们希望，我们公认的民营经济先行者，可以为即将到来的创富时代写下最富有说服力的注脚，并且继续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跑者。这固然是温州乃至浙江最大的优势，也未始不是其最大的困惑。因为它们以体制创新赢得了过去20余年，也必须以更多的创新赢得未来。

再造顺应于这个新时代的新型政企关系，即是摆在温州乃至浙江人面前的一盘待破之局。

去年长沙远大搬迁的消息在长沙乃至全国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其中当然不乏媒体炒作的因素，但业界更为关注的是由此凸显的转型期的政企关系。事实上，在同一时期，大企业外迁在温州已经不是个案。不少知名企业将总部和研发中心迁到了上海，而将生产基地迁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便宜的中西部地区。然而，温州企业的外迁引起的震动要小得多。从温州市长钱兴中的话语之中，我们甚至还听出了乐见其成的意思。当然，钱市长也提醒企业，不要脱离企业赖以生存的产业链。

温州乃至整个浙江民营经济的勃兴，更多地得益于民间的创造力，然而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不察的。去过温州的人都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谈及政府，人们常常有一种政府“无为”甚至“无能”的感觉。然而谁都承认，正是政府的这种看似“无为”甚至“无能”的状态，才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潜藏于温州民间的创造财富的冲动，才使得那些创造财富的源泉没有阻碍地充分涌流了出来。

看似“弱势”的政府格局使温州的民营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样板，也使浙江经济一马当先，长期保持了全国第一的增长率。然而，如果我们认为温州的“弱势”政府格局从一开始就是当政者有意为之，则未免失之偏颇。毋宁相信，温州的为政者只是顺应了民间的意愿，在尚不知该如何面对新兴的民营经济时，在势不可挡的民间创富热情奔涌而来之时，采取了一种宁愿一放的姿态。而且，期间政策的反复确实也使成长中的温州民营经济历经磨难。温州20多年民营经济发展的历程，也可以看作是政府寻找在经济转轨时期准确定位的历程。正如温州民营企业正面临二次创业一样，政府寻找定位的过程也远未结束。在民营经济的总量已经在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温州乃至浙江，政府仍然面对创建新型政企关系的考验。

如果说放手发展民营经济是温州过去20年政企关系的真实写照，而民营经济也在这样的关系中获益良多。那么面对率先走出青春期的温州乃至浙江民营经济，在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左右地方经济发展趋势和方向的主导力量，甚至开始影响到地方社会政治生态的方方面面的今天，政府是否还能一如既往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是否还能安于其往昔的“弱势”地位，对为政者是一个现实的考验。

我们注意到，正因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主体，因而在浙江，许多地方的政府部门有重新把民营经济纳入体制内管理的苗头，以当初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管理民营企业有回潮之势。为民营经济设定发展计划和目标，几乎成为一些地方重视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大象征。即以上市为例，政府部门在建立证券强省、大省的目标驱动下，虽然没有明确的干预，但却不乏将政府目标作为企业目标，并以行政方式加以推动的冲动。

温州乃至浙江过去20余年所取得的先发优势，更多地得益于体制创新。这种创新固然承袭了浙江的重商传统，政府对自身职能的清晰把握也功不可没。对于新生的民营经济来说，政府不盲目越位为市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为民营经济提供了施展的舞台。这是温州乃至浙江企业和政府共同带给中国经济的宝贵财富。

已经没有人怀疑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于民营经济，很容易从过去的旁观者一跃而变为热心的扶助者。在这样的过程中，不适当地以市场管理者的身份，试图左右民营经济的发展轨迹，很可能成为一些为政者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

然而，在经济格局根本性的变化之后，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面临未曾经历的转型。如果政府在这样的变革面前不能敏于行，不能顺应经济大格局的变化而对自身做全面的审视和及时的调整，政府的行政方式将成为当地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作为民营经济的先行者，这是对温州乃至浙江经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其先发优势，保持以民为本的经济活力的一大考验。

政企关系：未来政策将有重大突破

2005-02-27 股票勇华证券

责任编辑: 李用

国务院官员在国家经贸委举办的“世界工厂”与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透露，未来政策即将出现重大变化，其中作为发展战略提出的：“构建一种新的执政关系”，将会明显地表现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当中。在过去，国有企业的改革，所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政企不分，国有企业改革了几十年，但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妥善的解决，一旦出了问题，政府和企业，还是谁也离不开谁。而“构建一种新的执政关系”的战略提法，虽然还是面对的同一问题，但高度显然已经大为不同了，这不由得使人对未来政策充满了期待，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充满了期待。因为从“构建一种新的执政关系”战略出发，未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可能真正获得重大突破。

历史的教训免费 篇2

关键词：福建水师,张佩纶,孤拔,历史教训

据马江昭忠祠碑文记载:“七月初三日,潮暴涨而风雨骤至。敌艇先发,我军失利,将士赴难者逾千人。”[1]276中法马江之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首次与外敌入侵进行的海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马江之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谜团以及深刻的历史教训。本文就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历史教训,从全新的几个角度来展开分析。

一、切忌“中央”决策战和不定

在马江之战进行过程中,有大量前线大吏与朝廷来往的奏折和电报,经查阅发现,前线指挥大臣对清政府的“迁延不决”、“战和不定”非常无奈和愤慨。

据《涧于集》书牍卷三中的记载,张佩纶对安圃姪不满地说道:“株守遂已一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更,枢译勇怯无常,曾、李置身事外,敌在肘腋犹且如此,国事可知。鄙见台北之捷,本属夸饰,见机而作,即可转圜。孤拔意疲,了事甚易,失此而复张皇言战,舍船舍炮而惟陆军乡圑之是恃,直欲以耰锄棘矜而与坚甲利兵相搏,真笑谈也。”[2]385张佩纶在这里把他的牢骚发泄了出来,朝廷固执己见,寄希望于和谈,实在是愚昧之至。

于此问题,李岳瑞也称:“马江之役,人多以咎豐潤。然豐潤不过会办耳,书生素不知兵,而受任于仓卒之际,兵将不习,政府又力禁其先发,著著皆有取败之道。”[3]115清政府于战和之间,给处于前线的封疆大吏带来了巨大包袱。

二、清政府海军实力过于薄弱

清政府的海军起步比较晚,福建海军应该说是中国海军的摇篮。“楚军”的领袖左宗棠牵手组建的福州船政局,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海军学堂和福建水师。

与海军势力强大的法国相比较而言,福建水师要逊色多了。法国当时的海军号称世界第二,而清政府的海军从舰船到武器上都要低很多级别。在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既没有装甲舰,也没有鱼雷艇。现场观战的美国军官罗蚩和高文也指出:“突有一大铁甲舰,自下流蹴波涛而上,如摩云盘空,不可逼视……已轰发快射炮,向一华舰发射命中,使之忽然沉水矣。”不仅如此继而进一步记录道:“忽闻船政局方位之处一大爆声,不解其故,及烟雾稍收而见之,则法第四十六号水雷艇,用水雷轰沉华舰扬武也。”[1]137池仲祐也称:“法舰御炮则有铁甲,冲锋则有雷艇,桅盘悉置机关炮,两船通语时有旗号。我船均无之。”[4]303

清政府的海军实力过于薄弱可见一斑,马尾交战中我方的舰船被敌人几炮就轰沉没了。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美国军官罗蚩和高文认为:“比较两军兵力,法舰之坚甲利兵,固夐乎超绝华军。然此客彼主,其劳逸又无俟多言。若华军欲将水雷沉于江口以为防御之资,则法舰虽强,又岂能易入哉。”[1]141美国军官的记录中也表明了这一点,但他认为我方没事先安放水雷,他未必知道我方的军事实力,苦无一水雷艇。

曾实地报道马江战役的大型报刊《申报》,于1884 年8月26 日刊发评论文章更是指出“:法船较华船为坚,法炮较华炮为巨,华军力不能支以致败北。此则非战之罪实船炮不敌之故也……法人之所以能横行与欧西者,以其船舰炮火之利,实有可恃者。再也,据某西人言法国之水师,英国且不能逮,而况其他。”[5]足见我们务必要加强海军的建设力度。

三、张佩纶“纸上谈兵”终无实用

张佩纶只是经过了朝廷严格的科举选拔制度产生出来的“书呆子”,虽然他一再认为“越南之兵锋果交,则法既外争北圻,又当内守西贡,其分偏师以扰内地,则力薄不足畏;欲用兵以攻中国,则法之财力、兵力亦必不能办此也”[2]346,但事实证明,张佩纶在弹劾大臣上面以及写作文章方面是一位“高手”,而在残酷的战役指挥中确实是位庸才。

张佩纶在发现法海军聚泊马尾之际,就提出了一个馊主意,即受人非议的“敌我杂泊”,一直以来这个策略都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是好的策略,有人认为是不好的,在此笔者认为“敌我杂泊”是错误的战术决策,直接导致了福建海军在马江之战中全军覆没。

反观法军的统帅,孤拔在开战的前一晚召集所有舰长前往旗舰,并对所有舰长作出指示如下:“八月二十三日下午(约近两点)当退潮移转船身的时候……提督在桅杆顶上升起第一号旗。这个信号发出时,两支水雷艇应立即出动,攻击碇泊在提督上游的两艘中国战船。当第一号旗收回时,全线立即开火。窝尔达号一方面以它左舷的大炮和步枪支援两支水雷艇的攻击,另一方面从右舷以师船们为主要目标,向它们开炮。同时,野猫、益士弼和蝮蛇三号炮艇,从右舷离开提督,迅速驶至船厂的附近,攻击那里的三支炮艇和三支通讯艇。”[3]548两军统帅一对比,便可以轻易发现其中有何不同,指挥战役可谓是一门艺术。足见选择统帅时切忌不要选择那些只会“说”而不会“做”的将领。

四、“敌我杂泊”是一大败笔

孤拔在战役爆发一个月前就已进驻闽江马尾之地,中法双方一直都处于相持的境地,张佩纶认为敌人舰船先进,用福建水师的舰船将法舰包围起来,即使打不过也可以用清舰船身撞击法舰,遂将中方舰船也一字排开,就列在法舰的上游不远处,还有三艘分列在法舰的下游处,呈现出包围法舰的态势。于是,不顾各位福建水师舰长发对的意见,对法舰实行“敌我杂泊”的方略。

据时任闽海关副税务司的英国人贾雅阁在给海关总税务司的报告中描绘中法战事的布阵境况时称:“永保和琛航碇泊在造船厂旁。福胜、艺新、建胜、伏波在稍下游、近江中流处停泊。扬武泊于马尾角,福星在扬武后舷稍远处停泊。伏尔他号……则在扬武下面约三百码处停泊,所以福星正在伏尔他号左舷之前,伏尔他号左舷后方是两只法国鱼雷艇。伏尔他号的后面顺序依次是阿斯皮克号、维皮爱号和豺狼号,豺狼号差不多与罗星塔小马礁木春相并。济安停泊在海关前面,它的下面是飞云和振威。”[6]217

他还称“:法军舰共十一艘,炮七七门(几乎都是重金属的),还有每分钟可以发射炮弹60 发的霍乞开司机关枪,各船将兵共1830 名。”[6]215他继续指出中方“共计军舰11 艘,炮45 门(仅有少数是重金属),各船共将兵1190 名”。实际上真正的差别不在这里“,法国的舰艇是现代造船技术的产物,他们的炮是机械技巧的结晶,他们的人是精选的战士,而挂龙旗的船,除去扬武、福胜和建胜,都是轻装备的船只,主要系为了镇压海盗和巡卫沿海而建造的,完全不能够抵挡在近距离内对准他们释放的压倒火力”[6]216。中方舰队与法方舰队的差距不小,而张佩纶没有深度考察战场形势就下令“敌我杂泊”,轻率作出如此重大决定,实在是令人发指。

五、孤拔于退潮之际发动进攻

战时孤拔在闽江的一个多月里,经常探查马尾的天气状况还有地形地势的特点,以及闽江潮起潮落的自然规律。这些都为接下来法军要进行的马江海战铺平了道路。而此时,张佩纶却完全蒙在鼓里。

据法海军上尉军官罗亚尔记录:“提督决定于退潮移转船身时……沃尔达号、三艘炮舰和两支水雷艇,对中国舰队的关系是在水流之下,得以船头威胁它。中国方面则相反,他们把船尾向着法舰。船尾是船最弱的部分。中国船要做整个半圆形的回转,即一度把船侧转向我们的炮火之后,它们才能攻击法国船。当然,停在下游海关附近的三支中国通讯舰,对于停在上游的法国战舰,有上述的优势,但三艘大巡洋舰,杜居土路因号、费勒斯号和德斯丹号,以强大的炮队控制它们;威力正足以震慑它们,阻挡它们开行。”[3]从孤拔对闽江的潮水涨落就可发现他是如何巧妙地利用自然力量了。

六、李鸿章与曾国荃携舰船见死不救

清政府“前饬南北洋发船助闽”,但是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与曾国荃的南洋海军显然是只顾保存实力,“非曰恐为被抢,即曰难敌铁舰”[7]1793,根本不顾福建海军的“死活”,不考虑福建海军已经岌岌可危的现状,没有团结一致对敌。

李鸿章在马江之战中体现出其保存自身实力的思想,其不愿派兵舰往援可以从侧面观之,缘何有此一说?一方面,面对张佩纶对李鸿章的苦苦哀求“:船能来否?”[2]401李鸿章回复“:切勿孟浪……不以决战为是。”[2]404另一方面,清廷在此之前曾从德国购买两艘大铁舰,当时闽地急需使用舰船,清政府向李鸿章提出要求开回大铁舰,但李鸿章回禀称“:两铁舰势难开行,所雇员匠应暂辞回。”[2]187可见李鸿章最终没能破解“畛域”之见,在临敌时过于自私,只顾保存自己的实力,而没能全力援救张佩纶,终究落得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此外,清军岸上驻军虽经张佩纶临时招募数量可观,但大多都没有经过严格训练,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战斗中清军从统帅到军官和士兵大多数四处逃散,还对马尾船厂进行了一番洗劫。可见海战中清军毫无纪律可言,更别提团结一致一心对敌了。

清朝甲申年间中法马江之战,至今已过一百余年光阴。研究此战的教训对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之处。战后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给清政府以震惊,继而对法正式宣战。战争也给当地的人民以极大的愤怒,特别是马尾沿岸的老百姓整日人心惶惶,夜不能寐。我们对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进行了系统的教训分析,就是希望在将来不要再发生这凄惨的一幕,还给人民以友好、和平、自由与安逸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林萱治.福州马尾港图志[Z].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4.

[2]邵循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Z].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邵循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三)[Z].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张侠.清末海军史料[Z].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5]申报[N],1884-08-26(1).[6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Z].中华书局,1983.

历史的教训 篇3

出版：2015-01-01

定价：28.00

天翼观点：

中央纪委下属出版社组织出版，向全国党员干部、公务员、机关团体特别推荐。美国普利策奖和自由勋章获得者的传世经典，浓缩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独特见解，给改革中的国人以启迪和警鉴。

内容简介：

《历史的教训》一书，是美国著名学者、“普利策奖”获得者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的代表作。

《历史的教训》浓缩了11卷《世界文明史》的精华，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勾勒出历史与人类生活各方面的关系，详细说明了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种族优劣、人类本性、宗教活动、社会主义、政府、战争、道德、盛衰定律、生物进化等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总结出历史留给人们的巨大精神遗产。这些精神遗产给改革中的国人以启迪与警鉴，使其更加智慧地面对当下和未来。

作者简介：

日本填海的历史教训 篇4

日本填海的历史教训

记者 尹鸿伟 发自 日本兵库

被大海环抱的岛国日本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长约3.3万公里。其曲折的海岸除了形成众多优良港湾有利于海运业和对外经济的联系外，更便于沿岸填海造地。国土面积仅为37.7万平方公里的日本，填海造地却有着悠久的历史，仅1945年二战结束后30年间就填海造地11.8万公顷（1平方公里为100公顷），相当于新造了两个新加坡。

随后，日本“向海洋要地”的行动一直在延续，许多新形成的陆地都变成了新的工业地带和城市的一部分。围海造地已经成为日本许多县、市地方政府的一门必修课，所以日本沿海城市约有1/3的土地都是通过填海获取的。

填海助工业腾飞

类似于中国一个省级机构的兵库县，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区和港口区之一，其海岸线的许多地区工厂林立，且海岸都被砌成高大笔直的混凝土。兵库县阪神南县民局的杉本博说：“濑户内海地区的兵库县境内建设了许多工厂，但是很多土地都是填海形成的，也就是说这些地方以前都是大海。”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步入高速发展期，各种工厂和工业的大量涌现，使国土面积狭小的它陷入了困境。兵库县闭锁性海域环境保护机构的石川润一郎说：“日本早在11世纪就有了填海造地的历史记录，当时一位名叫平清盛的将军就在神户填海建了一个人工码头。到了江户17世纪，幕府将军又在东京湾进行了大规模的填海造地。”

石川表示，二战结束后，日本全国大规模填海造地的情况更是愈演愈烈，从1974年至2004年，仅兵库县内就新形成1893.1公顷陆地，整个濑户内海地区新形成12813公顷陆地，就连人口密度不大的冲绳县也在不断地围海造地，从海上滩涂争得1000多公顷的土地。据有关专家估计，在过去的100多年中，日本一共从海洋索取了1200万公顷的土地。

杉本博说：“之所以形成这样大规模的填海行动，主要是因为日本二战后经济和人口增长迅速，但是可使用土地却非常少，特别在大城市里，这样的情况更加突出，所以向大海要地就成为了一种应急办法。”他认为，日本国土小平地少人口多，要发展经济，最好选择在一些集中的区域，而且日本没有城乡差别限制，使很多工厂和人都集聚到东京、大阪和神户这样的大城市，各种巨大压力情况使得填海造地行为最终成为一种无奈选择。

由于长期以来的填海造地，日本在此方面可谓经验丰富，填海的方式也千差万别，在不同的地区和海岸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石川说：“早期多数地方都采用推土机推土填海方式，后来发展到在海底的黏土层里挖洞，然后放上沙子垫底，再把准备好的沉箱放上去，这样的方式后来在日本被采用的时候比较多。”

石川表示，日本的填海方式没有统一的标准，原因是海域的情况各有不同，但是人们都能够找到非常适合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除了城市、道路和工厂等建设大量使用填海造地外，日本更为闻名的是建设海上机场。以前的关西国际机场、名古屋国际机场，再到最近刚投入使用的神户机场，无一不是在大海上填海建造，然后用大桥与陆地相连。这些机场除了成为运输基地，更成为了人们观光、娱乐的好去处。

大阪湾中的关西国际机场是经过5年挖山填海造岛建成的日本最现代化的国际机场，工程用了1.8亿立方米的土方，在原先水深达17-18米的大海里填出了这个机场的用地。关西国际机场于1994年9月竣工投入运营，设计年运送旅客3000多万，运送货物140多万吨。由于成功经验的推动，关西国际机场目前正在积极兴建新跑道，以便扩大机场及周边的经营规模，计划在2007年8月2日建成使用。那时，这里将建成一个拥有两条长达4000米的主跑道、1条3400米长的副跑道的大型国际机场，整个机场的规模将达到1300公顷，也就相当于日本的国土面积又增加了1300公顷。

2004年2月才启用的日本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据统计每天有四、五万人进入，但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是来搭乘飞机，其他的都是来这里吃饭、购物、泡汤、喝喜酒……可见这个机场的休闲娱乐设施非常吸引游客。它是日本继关西机场之后，又一座填海建造的机场。中部国际机场除了扮演日本交通枢纽的重要角色，更精心打造了一座天空之城(Sky Town)，各式各样的商店、设施，吸引除了乘机旅客之外，更多的民众也愿意专程前往消费。

另外，东京市内著名的“台场”地区，同样是始于江户时代开始的填海造地所建成，甚至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海滩，而现在却已经成了全日本新一代的购物娱乐中心，在这里还集中了富士电视大厦、日本电讯公司等日本著名企业。

“如此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杉本博说，“但是这些新陆地为日本工业的腾飞，提供了位置优越的建设用地。”

生态恢复举步为艰

从1945至1975年，日本政府在临海填海造地11.8万公顷，统一进行工业布局，将炼油、石油化工、钢铁和造船等资源消耗型联合企业配置于东京湾以南的沿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上，使原料码头与产品码头成为工厂的一部分，减少了中转运输费用，并据此调整工业布局，向临海集中。

日本有关专家指出，港口与工业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布局不仅使能源耗量多的钢铁、水泥、制铝、发电和汽车业等成本下降，促进了这些部门以及造船、机械和建筑等工业部门的发展，而且使以石油为原料的石油冶炼、石油化学、合成纤维、塑料制品和化学肥料等工业飞速发展。

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后，占日本全国总面积31%的临海地带，汇集了全国52%的人口和全国58%的工业产值，显示出临海工业区在日本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但在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大肆填海造地发展工业经济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日本环境厅曾经发表的调查数字显示，自1945年到1978年，日本全国各地的沿海滩涂减少了约3.9万公顷，后来每年仍然以约2000公顷的速度消失。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海洋污染，很多靠近陆地的水域里已经没有了生物活动。”石川说，“由于海岸边都是工厂和砌着混凝土围墙，人们已经很难接近岸边，看不到海岸的情况了。”

杉本博说：“在得到大量新土地，经济获得发展的同时，日本也不得不面对大量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现在我们必须使用种种办法来改变和修复环境，国家也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再生补助项目‟。” 整个日本的近海海域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严重工业污染，尽管后来政府立法要求各种工厂和城市限制排污，情况得到了一些缓解，但是要恢复以前的情况已经非常困难。在东京、大阪等港口地区，由于海岸线都被垂直建筑取代，使可以平衡海洋生态的海洋生物无法栖息在海岸边，这样的情况在日本全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石川说：“经过调查后我们发现，日本许多地方已经都没有了自然的海岸线，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混凝土挡墙和大坝；由于工厂和城市长期排放污染物使硫酸还原菌等细菌大量滋生，海底更是完全变了模样，不但生物不能生存，更大量出现了„赤潮‟的情况。”

现在，日本的各种海洋环保研究机构已经不断在进行各种实验，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恢复生态环境的好方法，这些实验包括人造海滩、人造海岸，人造海洋植物生存带等等。杉本博表示，经过把多种技术组合起来进行实验，现在看起来很有效，各种小鱼小虾贝类和海洋微生物已经出现在人造海滩、海岸周围，显示着环境的改善。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断把研究成果作为环保建议向政府提出，供政府参考。

“但是我们已经感受到这项工作的难度，这是一项非常漫长的工作，而且所需要的资金和各种投入也是非常巨大的。”杉本博说，“所以日本政府还邀请世界各地的海洋、环保学者，提供资金和设备供他们进行研究和实验。”

过度的填海还导致日本一些港湾外航道的水流明显减慢，天然湿地减少，海岸线上的生物多样性迅速下降外，由于海水自净能力减弱，水质日益恶化。杉本博他们每天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努力让已经被严重破坏的濑户内海地区环境得到恢复，尤其要恢复其自然海岸线和森林环境。“目标是要努力让这里的环境成为日本人的骄傲与自豪。”他说。

关于恢复环境的工作思路，杉本博表示充分考虑了树木、水和人三者的和谐，建造生物多样性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地处神户地区的日本钢铁公司搬走后，兵库县及下辖尼崎市政府很快出钱把工厂空地买了下来，通过建设使其在20年后成为了一块综合性绿地。具体方式上，考虑了多种树木，选择不同树种，在靠海的地方种长得比较高的树用来防风等方法。

在这些工作中，政府积极引导当地居民和企业参与，鼓励大家在自己的家周围和厂区种植植物。杉本博说：“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政府提供，并且在树木种植之后政府还提供三分之一的管理经费给一些民间公益组织，让其进行专门的管理。”

杉本博表示：“我们的工作已经得到了中央政府的理解和支持，这样使我们获得了足够的经费，我们的计划是用100年来彻底改变和恢复濑户内海地区的环境，而且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

不能再无序填海

在亚洲，陆地资源贫乏的沿海国家，都很重视利用滩涂或海湾填海造地，像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和中国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都在向大海要土地，一则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产量；二是增加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用地。

按照日本现有的法律规定，如果要进行填海造地工程，地方政府首先要组织各方人员进行广泛调查，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了解填海将对周围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随后把报告提交给环境省审批，如果环境省同意就可以进行。

“以前这样的报告是很容易批准的，因为环境省清楚增加土地对于日本各地的重要性。”石川说，“但是最近环境省不会轻易同意了，原因是日本的经济增长已经明显放缓，人口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对土地的需求已经不如以前急迫，最重要的原因是 政府已经意识到填海造地对于日本的海洋生态环境影响太大，而且很可能得不偿失。”

据日本国内媒体报道，近年来，为了保护海洋资源多样性，维护生态环境平衡，日本许多环保组织和渔业人士纷纷采取各种形式，反对填海造地。日本政府有关方面已制定的在东京湾上的“三番濑”、伊势湾上的“藤前”等滩涂造地的计划，都遭到了包括当地政府在内的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后者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停止填海计划，已经使一些项目被迫缩小规模或停止。

杉本博说：“现在日本国内要再申请新的填海工作，基本上是被禁止的，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城市垃圾的填埋，当然填埋垃圾前都需要由专家们进行环境调查和评估，包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填埋方式。”

随着日本进入了大生产、大消费的时代，由此大量产生生活垃圾，由于垃圾处理的成本很高，所以东京将垃圾和泥沙作为填海造地的主要材料。目前，东京湾的二期垃圾填海工程还在进行。

“先污染，后治理”的环保错位情况在经济发达的日本同样存在，那么其中的收益和损失，以及恢复生态所需的费用究竟孰大孰小？

日本有关专家指出，现在回头看，以前日本在海洋利用的环保问题解决上的确缺乏先期的规划和管制。石川说：“此中的损失和收益情况，日本至今还没有做过专门的比较，所以很难从数据上说清楚。但是日本国内已经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即研究政府在进行公共投入时，对纳税人可以带来多大好处，是否可行等，这些工作也越来越引起日本国民的关注。”

许多兵库县的民众在接受政府调查和媒体访问时都表示，以前濑户内海地区的海域非常漂亮，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变了样，觉得非常的遗憾，希望政府积极重视起来。石川说：“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体会到加强普通老百姓的环境教育，创造舆论背景，从各个角度提醒、要求政府在海洋开发上的重视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综合性海域管理”已经成为世界学者都很重视和关注的课题，其中学者们最担忧的情况是世界各国对海洋的无序开发。杉本博说：“日本和一些国际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在填海造地方面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好的情况，结合到日本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我们很希望引起中国老百姓的关注和中国政府的重视，因为无序开发将给海洋环境带来难以估量的恶果。”

石川表示，一次综合性海域管理的国际会议已经确定将于2008年在中国上海举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海洋利用方面的情况都会被提出来讨论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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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篇5

作者：风雨如

文章提要：

一、理论宣传的重要性

二、群众斗争的自发性

三、革命爆发的必然性

四、新旧军队的动摇性

五、改良主义的危害性

六、地主阶级的狡猾性

七、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纪念辛亥革命，我们应当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呢？最近，我读了几本有关辛亥革命的书，心有所得，写出以下几点粗浅的分析和认识。

一、理论宣传的重要性

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之前，革命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开展了理论宣传、舆论准备工作，没有一个例外。辛亥革命亦是如此。

1903年，在日本的留学生陈天华写了两本通俗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这两本小册子在国内散播很广，影响很大。他说：列强“把我们十八省都画在那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隶一般，中国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马一样。”“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倘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抗，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抗么？”

也是在1903年，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他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与此同时，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著名文章。康有为说，“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所以他断定革命一定会造成混乱，不会有好结果。为驳斥这种论点，章太炎的文章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由于《苏报》发表了《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抨击皇帝和清政府，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中华共和国”，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清政府便照会上海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将章太炎、邹容逮捕。1904年5月，他们分别被判处监禁3年和2年。1905年，邹容被折磨致死。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也是清朝的最后一桩文字狱。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其机关刊物是《民报》，《民报》发刊词为孙中山所撰，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报》驳斥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反对土地国有等主张，一时成为革命斗争的号角。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所做的多年的艰苦的理论宣传、舆论准备工作，就不会有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历史经验。

二、群众斗争的自发性

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对内残酷压迫，对外屈膝投降，不仅引起了革命的人的不满，也引起了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强烈不满。农民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也是无组织、无纪律、无纲领的。这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求全责备。但是，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正是这些农民的反抗斗争，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一书中写道：

在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中，有两种斗争居于突出地位：一是饥饿的群众起来抢米抗漕；另一种是群众起来反抗清朝官方的所谓“新政”。这些斗争的锋芒都是针对着清朝统治者。有些地方的群众在进行这些斗争的同时，也打击洋人的势力。客观形势的发展使群众以低级的、自发的形式把反封建的斗争和反帝的斗争结合了起来。（第752页）

当时在各地办的“新政”，包括办学堂、办警察、修铁路，以至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所有这些“新政”都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反抗，因为群众所看到的是横征暴敛的加强，他们根据经验也绝不相信这个只知卖国的政府会做出对人民有利的好事来。（第755页）

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从这种斗争中看出群众的力量。孙中山在1907年发动钦州防城的起义时，对于当地农民反抗糖捐的自发斗争置之不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事实上，这种到处蜂起的、自发的群众斗争，主要是农民群众的斗争，使清朝统治的基础发生严重的动摇，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客观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依靠这种力量才能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一举而推翻清朝统治。他们不能自觉地组织和动员这种力量，又是他们虽然推翻清朝统治但并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根本原因。（第758页）

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是重要的角色。他们的革命力量虽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如果不存在这种力量，各省的“光复”不会这样迅速地实现。同时，因为这种力量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各省在宣布共和胜利声中，革命的果实都落到善于随机应变的旧势力的手中。（第856-857页）

辛亥革命18年后，37岁的郭沫若在日本完成《反正前后》一书。书中在回忆当时成都的情形之后，对上述问题做了比较清醒的分析：

但是，朋友，你们且莫忙单作为滑稽的现象，而以一笑付之。我有意把这些滑稽的现象写出来，我是想使大家知道保路同志会乃至同志军的军事行动的本质。那自然不是蒲殿俊辈所代表的立宪论者，也不是董修武辈所代表的革命党人，而是货真价实的“人民大众”！这种人民大众的威力，我们不要把它轻视了。就是他们，在竹竿头上绑的菜刀，手里拿着的吊刀子，不已成为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动力吗？

要记着，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这后于一九○五年的俄罗斯第一次的革命仅仅六年，先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第二次革命也仅仅六年。革命的性质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结果却完全两样！我想，假使中国有好的领导者，把那真正的革命民众从那时起便引到真正的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国主义者对抗，而成为世界革命的前驱吗？

以上史实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一次社会大变革的前夜，都会出现自发性的群众斗争。虽然这种斗争是盲目的，甚至是野蛮的，但是它又是合理的、正义的。因为这种反抗压迫的斗争，归根到底是被统治阶级逼出来的，这与《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们被逼上梁山是同一个道理。第二，当统治阶级处于末路的时候，它的任何“新政”都是对付群众斗争的骗局，都是为了苟延残喘，也都瞒不过群众的眼睛。第三，资产阶级革命家，由于他们的阶级和世界观的局限，不能正确认识、对待和引导群众的自发斗争，使自己处于孤立状态，使革命归于失败，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

三、革命爆发的必然性

辛亥革命为什么在武昌爆发呢？武昌起义者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就夺取了政权呢？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是由失去了领导的革命士兵们打响的，仅仅经过一夜的战斗，到了10月11日早晨，武昌的政权就掌握在革命士兵们的手中了。当时，同盟会的领袖们或在国外，或在上海、香港等地。发动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一些带头人都不在现场。孙中山曾说，他在辛亥革命前经历过“十次革命之失败”，也就是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实际上不止十次）。他刻意组织、领导的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起义一次也没有成功，而不是由他组织、领导的武昌起义却在一夜之间成功了。从这些现象上看，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确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任何偶然性的事物之中都包含着必然性。恩格斯说：“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所以，我们不能把武昌起义看作一种纯粹的偶然现象。

武昌起义的成功，是武昌的革命士兵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个成功绝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是多年间全国各地无数次的由无数革命党人和农民群众抛头颅、洒热血的自觉斗争或自发斗争失败之后结出的胜利果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说，武昌起义前的种种斗争都是星星之火的话；那么，到了1911年，星星之火就形成了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这是历史的必然。

当全国都布满了干柴的时候，干柴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燃烧是一种偶然；但是，只要有干柴的地方，迟早要燃烧，这是一种必然。当火山进入苏醒期的时候，火山在什么时候喷发是一种偶然；但是，只要火山矗立着，它迟早要喷发，这是一种必然。事实上，当荡涤留在旧世界上的污泥浊水的怒潮已经隆隆可闻的时候，它从哪一条洪堤上倾泻下来，已经不再重要了。

四、新旧军队的动摇性

在辛亥革命中，发生了多起新旧军队的反戈事件。特别是新军的士兵们，纷纷倒向革命，调转枪口，指向反对阵营。

参加武昌起义的士兵，就是清王朝军事改革的产物——新军。武昌起义12天后，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新军起义。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上海，稍晚一点还有四川等地的新军起义。此外，清王朝的海军也倒戈到了革命方面。

而一向被视为可靠的旧军（巡防营），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陕西的旧军，几乎全数参加了起义。长沙城外的新军武装进城，守城的巡防营士兵不发一枪阻拦。贵州省城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举行起义，巡抚衙门的卫队拒绝向起义者开枪。

这说明，当一个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当它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具有讽刺性的是，清王朝苦心经营出来的新军，竟然成为埋葬它自己的一把铁锹。

五、改良主义的危害性

1905年同盟会成立，在日本出版机关刊物《民报》，比较有系统地宣传革命的主张。康梁的保皇党则随着清朝朝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而起劲地鼓吹君主立宪。这样，在1906年到1907年间，一方面以《民报》为主，一方面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主，展开了一场革命还是改良的大辩论。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耐人寻味的是，在国内，主张改良的报刊能够公开出版发行，而革命派只能秘密传布他们的出版物。由此可见，改良派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的。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写道：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力量推翻清朝统治，也正是打击站在它背后的外国帝国主义。同盟会的成员们都对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的事实感到愤慨，热烈地企望革命能使得中国获得独立。有些同盟会员明确指出，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称清朝为“洋人的朝廷”的陈天华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又例如在《民报》上撰文的汪东认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第710页）

为了担心会遭到清政府的禁止，梁启超在宣言书中特别声明：“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这种跪在专制统治者面前乞求立宪的丑态，足以说明梁启超同样是迫切企待从清朝的立宪中找寻政治出路。（第719页）

立宪派使自己站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派的猛烈的攻击。清朝政府已经极端腐朽，并且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已经成为中国前进中必须扫除的障碍。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声讨清朝统治者的罪状，也就充分暴露了立宪派的立场的反动性。（第723页）

立宪派提出来这些说法，没有把革命派吓倒。革命派用朴素的逻辑，根据驳不倒的事实回答了这些说法。“内乱”难道是革命造成而不是清朝的统治造成的吗？难道不正是腐朽而恶劣的清政府造成了到处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的情势吗？（第727页）

从孙中山、黄兴到秋瑾、徐锡麟，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都把革命看做是和武装斗争不可分的。他们蔑视清朝的所谓立宪，也绝不相信那种认为“政治革命”可以用劝告、请求的方法来进行的说法。他们继承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优良传统。但是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组织和进行武装斗争，这问题是他们所没有解决的。（第746页）

从以上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出，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实际上还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民族矛盾呢，还是阶级矛盾？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水平，自然还没有达到从本质上区分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高度，他们也不明白“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但是，他们从斗争的实践中已经朴素地意识到：既然清王朝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就必须把解决清王朝的问题放在首位。

吴玉章在他所著《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一书中，在回忆革命派与改良派在1906年的一场斗争之后，写道：

但是，康梁等人并不甘心于失败。当清朝政府假意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他们欣喜若狂，积极组织立宪政党，准备回国去做清朝的立宪功臣。于是，革命派与立宪派（改良派）的斗争便由以理论为主而转为以行动为主了。（第87-88页）

事实正像他所说的，当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就从笔墨之争变为兵戎相见了。例如：湖北的汤化龙排挤年轻革命军人，阴谋窃取军政府的权力；贵州宪政会引进滇军唐继尧部，摧毁由自治学社掌握的军政府；山西谘议局长梁善济于附从革命后，又在清军攻太原时充当内应；张謇以章太炎倡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为口实，诱使革命党人解散同盟会；在建都问题上，改良派群起责难孙中山，迎合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愿望，实际上对袁世凯的窃国行为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对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危害作用加以分析。

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的迷惑性。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同改良派的笔战中取得了优势，使改良派威风扫地。但是，那都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广大底层民众知之甚少。辛亥革命的狂飙给改良派以一种机遇，使他们处于一种很有利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没有当权，很容易把自己说成是赞成革命的；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很容易拉拢一般年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就是利用这些条件迷惑民众，从而在革命中或先发制人，充当革命的领导者；或后发制人，从革命派的手中攫取革命果实；甚或充当杀戮革命派的刽子手。

第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的依附性。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时刻没有忘记争夺领导权。他们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他们是凭据自己力量做的吗？不是的。改良派身后站着封建地主阶级，他们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用来篡夺革命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改良派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它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决裂时，就只能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些最反动的势力，充当他们的鹰犬。

值得一提的是：在领导权问题上，从辛亥革命的开始到结束，从革命的中心到各个省份，反而是革命派颇为被动和狼狈。他们既得不到上层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支持，又不愿意到下层发动农民阶级，身旁还有改良派的掣肘……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回味的。

第三，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的摇摆性。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的《前言》中，作者对清末谴责小说作家的政治思想做了这样的分析：

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是充满了黑暗和丑恶的，但他们不知道，那丑恶和黑暗的根源正是他们恋恋不能舍去的东西；而唯一能够从根铲除一切黑暗和丑恶的，是来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对人民力量，却比对于任何黑暗和丑恶更为害怕。

这里所说的，是清末谴责小说作家的思想局限。同时，它也是自古以来一切摇摆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局限。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时而热情，时而消沉；时而激烈，时而绝望；时而首鼠两端，时而见风使舵……不就是摇摆性的体现吗？但是，所谓摇摆，只是暂时的，他们归根到底是必须选择的——或者光明，或者黑暗；或者人民，或者人民的反面。

列宁说：“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列宁选集》第2卷，第479页。）这是改良主义的本质。正是这个本质，决定了改良主义者，包括辛亥革命中的改良主义者的历史命运。

总之，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是极为不光彩的。他们的种种劣行，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辛亥革命的失败，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改良派，但是，形象地说，他们在革命中确乎起到了一种“绊马腿儿”、“别象眼”、“防火墙”、“落井下石”的危害作用。

六、地主阶级的狡猾性

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把这种政治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

辛亥革命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这引起了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极度恐慌，因为那个制度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他们必须站出来捍卫这个制度，同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充分暴露了狡猾性、欺诈性、残暴性等等恶劣的阶级本性。当革命浪潮猛烈袭来的时候，他们就后退一步，保存实力，让资产阶级改良派暂时站到一线，充当他们的盾牌。当资产阶级改良派筋疲力尽地排挤了革命派，企图或已经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就以逸待劳地一脚把改良派踢开。当改良派也抵挡不住革命浪潮，就要失守阵地的时候，他们就拔出剑来，赤裸裸地杀向革命派……总之，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中，封建地主阶级始终玩阴谋，耍手段，从而使自己占据着有利的阵地，在战斗中得心应手。

代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同资产阶级革命派作战的领军人物是封建军阀袁世凯。袁世凯的家族是几代的大地主，他在河南就有四万亩左右的土地。他对待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了又打又拉的策略。可以收买的，他就收买，汪精卫等若干老同盟会的人不就是被他收买的吗？收买不了的，他就使用暗杀手段，宋教仁不就是死在他的手下吗？连孙中山这样身经百战的政治家，都曾一度踏入袁世凯的陷阱。

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够老道的了，他的身后还站着老谋深算的封建地主阶级，而封建地主阶级的身后又站着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列强。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实际上是在同三种政治势力进行斗争。加之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被篡夺以及袁世凯上台后所表演的种种丑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七、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　封建　君主专制制度（帝制），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是成功了。但是，它并没有结束中国的封建统治，“皇帝”的名称变为“总统”，形式变了，内容并没有变，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毛泽东指出：

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青年运动的方向》）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辛亥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封建力量的强大，革命果实被封建军阀篡夺，失败的外部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的控制，对军阀袁世凯的支持，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表现妥协和寄予幻想；它没有形成坚强统一的政党，组织松散，派系复杂；它没有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主要是依靠少数人的孤军奋战……

鲁迅　先生在他的几篇小说中，以艺术的形式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不准阿Q革命，不正撩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身上的致命伤吗？《药》是写辛亥革命之前，通过华老栓给儿子买人血馒头的故事，展示了底层群众同革命和革命烈士之间的巨大隔膜。《**》是写辛亥革命之后，通过仇视革命的赵七爷和不习惯于革命的九斤老太等人物形象，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有时，我竟这样想：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不读那些高头讲章，但是，不可不读先生的这些文章。

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反帝反封建彻底胜利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结论。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辛亥革命前后那些热血如歌的烈士们：林觉民、秋瑾、徐锡麟、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还有像陈天华、姚洪业、任鸿年那样的悲壮青年。此刻，他们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我的眼睛湿润了……烈士们的鲜血不能白流啊！烈士们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革命事业，不能付诸东流啊！

——谨以此文献给辛亥革命烈士的在天之灵！

作者附识：

历史的教训免费 篇6

1、关键词之一：国家实力

近代欺凌过中国的列强，不都已经完成了或者正在完成工业化。中国当时只是经历了延迟的、不完全的早期近代化——这个过程还不如日本幕末的改革。国家强大的基本要素有三：经济实力增长，社会制度先进，人民奋发向上。今天，通过60多年的建设、改革和发展，我们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是人民历史的选择，其优势已经得到证明。中国人民斗志昂扬，团结一心。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加速，其保卫国家的决心也是坚定不移的。这些都与1前的清政府有着天壤之别。

近期，日本当局企图否定二战格局，修改“和平宪法”，坚持解禁“集体自卫权”，都是针对中国的危险举动，也是关乎未来日本走向，亚太安全格局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危险举动。我们必须正告玩火者：的马年不是1894年的马年，1894年的马年是不可能在今天复制的。

2、关键词之二：铭记历史

旅顺大屠杀中日军屠杀中国百姓

在中国人人知道“南京大屠杀”。但是有许多人不知道，早在1894年11月，还发生过“旅顺大屠杀”。1894年11月18日，日军进攻旅顺，三天后旅顺陷落。接着，日军就在旅顺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屠杀中国同胞一万八千余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这里只引用大屠杀的目睹者英国人艾伦的一小段记载：“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

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同样应该铭记的还有云林大屠杀。《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含钓鱼岛，今天的争端起始于120年前)，从1895年到1945年，台湾人民饱受日本人的欺凌侮辱。日本在台湾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为了镇压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186月20日至23日，日军第二旅团集结重兵进攻云林，焚毁村社，屠杀人民，妇女幼儿也在残杀之列。民房被烧4925户，被残杀人数已无法统计确切，各种记载在6000人至三万人之间。对于云林大屠杀，当时在台湾的洋人就曾投书报纸

。《香港日报》7月14日报道：“日本人正采取歼灭所有台湾人的策略……台湾人的收获破坏、家园烧毁，祖先坟墓挖掘、妇女遭凌辱，愤怒到极点……”。8月25日《泰晤士报》：“日本士兵暴戾侮慢之程度令人咋舌……肆无忌惮地杀人放火……老幼妇女皆不能免……野蛮且苛酷之东方新强国。”8月22日《苏格兰人报》：“日本之政略，似乎在于将全岛居民都赶出去。”

20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9月3日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通过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正是对一段历史的铭记。

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刻骨铭心的历史创伤和挥之不去的奇耻大辱，是近代以来中国国耻史上的黑暗一页，也是中华民族寻求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契机。

●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短暂的繁荣富足，却误导该国走上一条无止境的对外扩张之路，奏响了“大日本军事帝国”从萌芽、壮大到走向败亡的序曲。

历史的教训免费 篇7

20世纪50年代初, 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以俄为师”的改革。究其历史原因,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当时的社会发展使然。也有学者认为, 当时不学习苏联教育经验, 在教育改革上另作抉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在外交上孤立中国, 经济、科学技术上对我国实行封锁, 这致使我们很难获取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信息, 也无法借鉴他们的办学经验。教育不能发展, 国家的建设和复苏就很难进行。在当时的情况下, 苏联各方面都已发展迅速, 学习苏联模式也就是很正常的。

第二, 当时我国教育行政部门认为, 苏联教育经验无论是从教材、教法到思想体系, 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加之当时中国百废待兴, 对学习苏联模式没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 没有对错误部分分析, 也没有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 灵活运用。

第三, 建国之初, 百废待兴, 面临经济落后的巨大困难, 缺乏建国经验的中国人, 学习苏联模式可以从中找到建设中国美好未来的信心。因为苏联已经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迅速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

第四, 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的很多主要项目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 这些项目所急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当然也要照苏联模式培养为最佳。

二、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模式的经过

1、1949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所载刘少奇同志在中苏友协成立大会上讲话的内容说到“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 今后建国同样也是以俄为师, 从苏联学习经济学、教育学等。”?从以下的例子就可以看出:1949年12月, 政务院第11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 是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 并聘请苏联教授, 有步骤、有计划第培养新国家的建设干部。”另一所是哈尔滨工业大学, 从学校制度、学校的教学大纲都是学习苏联的, 而且是用俄语进行教学的, 同时还聘请了苏联专家来中国讲学, 办讲习班。从1949年到1959年的10年间, 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2、学习苏联模式, 体现在教材上是学校充分采用苏联教材。教师都按照自己学的专业被分配到相应的教研室, 共同备课, 讨论本专业的学术问题。课堂学习除了教师讲课外, 还引进了明纳尔制度, 又称之为课堂讨论, 就是师生互相讨论的形式。这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不仅可以使师生在共同讨论的过程中得到相互的学习, 而且可以使老师更好的发现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不足。可惜后来因为学生喊负担过重, 这种形式就在我国消失了。

3、院系调整。1949年12月,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针对我国当时高校存在的布局不合理, 系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不能适应苏联援助的工程项目对专门人才的要求”, 教育部决定对高等学校进行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仿效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分为综合大学 (设文理两学科) 及专门大学两种;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 发展专门学院, 首先是工业学院与师范学院;各大行政区综合大学最少要有1所, 最多4所。专科学校视情况进行调整。教育部从1951年至1953年, 对高等院校进行了两次调整。调整后的高等学校共182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业院校39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财经院校6所、政法院校4所、语言学院8所、艺术院校15所、体育学院5所、民族学院2所、其它1所。主修理、工、医、农专业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63%, 师范生占总数的18.8%。而且建立了一批专业院校。如石油学院、航空学院等填补了我国高等工业教育的空白, 为我国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人才。

4、教育改革。在院系调整的同时, 全国高等学校也从1952年开始学习苏联的经验开展教学改革。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改变原有的系科, 采用苏联的专业目录设置专业。如1953年, 全国高校设置专业215种, 这其中:工科102种、理科16种、林科5种、医科4种、文科19种、师范21种、财经13种、政法2种、艺术11种、体育1种。到1957年, 专业扩大到323种, 其中工科183种、理科21种。此后, 我国高校专业专业门类越来越多, 而专业设置却变得越来越窄, , 到1983年, 高校专业设置竟达到1039种, 工科664种。其次, 全国使用统一的教科书、教学计划、, 高校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上也实现标准化。再次, 使用苏联教材。据统计, 至1967年, 中国留苏人员工有38000人, 其中科学家1300人、讲师1200人、学生7500人。有1万名苏联专家在中国以不同身份工作。其中为中国开设新的课程, 参加编纂新教材的工作。有600余人在高校任教。他们为中国高等教育开设新的课程, 增添新的学科, 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的全面发展做了很多贡献, 与此同时, 他们还参加新教材的编纂工作。

三、对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评价

学习苏联模式的利表现在如以下几点:

1、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相配套的教育制度, 这在当时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改革了旧的教育体制, 建立子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 扩大了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 缓解了当时社会急需人才与专门人才短缺的矛盾。

3、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期间所做的探索为今天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当我们回顾历史去分析学习这个模式给我们带来的有利方面时, 我们也对这个模式的缺点也不容忽视。并且直到今天还对我国的教育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些不足里影响中国教育发展最深的应该是高等学校的分校。

1、由于过分经济发展的需要, 缺乏长远的考虑, 并把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取舍教育制度的唯一标准, 以致在实践中出现了盲目地, 机械地搬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情况。对高等教育中原有合理的、有益的东西, 如公私立高等教育并存、中央与地方共同办学、通识教育模式等合理的制度、方式也一概予以否定, 缺乏具体分析和批判继承的精神。这一不足直接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不平衡、专业设置较窄。比如:当时的文科人才奇缺, 而理工科学生也因为专业较窄难以找到对口的工作, 并且缺乏基本的文化修养。据相关资料统计:1987年, 在我国高等院校毕业生中, 有353个专业的人才奇缺, 总人数合计达到19万人之多, 而与此同时也有157个专业人才过剩, 这一部分人数也达到了10万人。人才缺乏与浪费的现象并存, 就是由于在苏联模式指导下的学校院系与专业设置格局是造成的。

2、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些综合性大学, 也在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中被分解成为单科性学院。这次调整是在以设置专门学院为重点的指导下进行的, 一个专业一所学校, 不仅学校的规模小, 效益低, 而且专业重复设置严重, 这些在后来都成为制约我国高校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 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与此同时, 我国还照搬苏联的做法设立了庞大的科学院系统, 使大学成为了一个教学机构, 造成了教学与科研的分离, 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并且取消了私立大学的存在。解放前我国曾拥有一批办得较好的私立大学, 但经过50年代的那次教育改革, 私立高校几乎全部取消。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 也使得一些学校失去了竞争世界一流大学的最佳时间。

3、过于以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为教育目标。当时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我们片面强调培养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专业教育”, 把培养有用的专业人才, 尤其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人才作为高等教育的目标, 使大学的教育功能出现了混乱。使得教育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得到极大的强化, 而作为主导的教育文化功能则遭到极大的削弱, 比如我们当时在高校的外语教学中, 只教俄语, 不教英语。就是以经济和政治作为功利目的地。在这种以经济功利目的和政治功利目的为中心的“专业教育”指导下, 我国的大学教育学科发展出现残缺现象, 大学的人文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衰退,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学习苏联模式的利弊, 现在还有一些高等院校偏重工科的发展, 在一些学生中过分看重理工科的实际情况来看, 苏联模式在有上述这些方面确实弊大于利。所以, 我们在学习国外的好的经验的同时, 也应当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 发展有本国特色的高等教育。

四、经验教训

起步于19世纪末期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在100多年的发展中有很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学习国外的高等教育模式的做法给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过正、反两方面的不同影响。回顾百年以来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经验所走过的道路, 总结和认识在学习外国高等教育做法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毫无疑问, 有益于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认识和选择。

所以, 我们的高等教育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传统特点, 同时吸收世界上的优秀经验, 从自己的实际和环境出发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好, 要在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 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的基础上, 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并且在消化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此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出现了学习苏联的热潮, 在高等教育上也采取了全盘苏化, 在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其间也存在着种种问题, 回顾这段历史对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仍然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苏联模式,苏联教育,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下)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2]【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3] (加) 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

[4]郑也夫.代价论-一个社会学的新视角.北京:三联书店, 1996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纪 (1949-1982) [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6]郝维谦.龙正中.高等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

对粮食“脚最高限价”的历史教训 篇8

今年以来，从牛肉面到方便面，从肉价到粮价，许多日常消费品价格都在上涨。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面对CPI指数，的节节攀升，许多地方政府首先想到的不是严格执行中央的宏观调控措施，降能耗，控房价，而是动不动就使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对猪肉要限价，对粮食要限价，甚至连牛肉面也不放过。一直以来，许多人总认为，经济管总比不管好，因为人是理性的，然而，正如康德所言，人类无法凭借理性把握一切，如果理性不知趣地试图越过规定的限度，向所有的领域入侵，则只能陷入二律背反，理性终究被理性所杀。

对牛肉面的限价，产生的是“没有牛肉只有面”的牛肉面，而对粮食的限价，则很可能再一次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减少农民收入。

这并不是没有教训。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大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食连续几年大丰收。在经历1983，1984年的粮价低迷后，1985年粮食减产280亿公斤，粮价大幅上扬。可是，关键时刻政府竟然撕毁了粮食定购合同。粮价被限的结局，是农村与城市间剪刀差的形成。

同样的一幕在1994年再次上演，面对粮价上涨，政府立刻采取种种行政手段进行干预，限价的同时增加低价收购数量，关闭市场，增加进口，这样的结果，是1996年到1997年度的粮价暴跌。农民、农村再一次被远远地甩到了城市的后面。

2003年10月份以来，我国粮价陆续回升，一般来说，这与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降引起的供需变化有关。但是，在我看来，粮价上涨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形势是分不开的。现在，我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与1 994年颇为相似，粮价上涨，并不是因为粮食稀缺造成的，而是与经济周期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把精力放在抑止通货膨胀上，而不是一刀切在粮价上。何况，通胀的压力，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由农民来承担，相比城市居民，他们才是最无力承受失败的人。

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民负担，这句口号我们不知道喊了多少年，现在就是一个大好时机。1994年通过定购粮与市场的差价，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了100多亿元，这种不等价的交换，使得农业、农村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省市相继取消了粮食定购任务，这一次，广东省政府拟通过“限价”来使“定购粮”借尸还魂，会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呢?重视农民的利益、工业反哺农业不是一句口号，在粮价出现波动的时候，首先应该站在农民的立场，而不是千方百计地想把粮价压下去。在限价之前，请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们从农民身上拿走的还不够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