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带来的教训（共9篇）
危机带来的教训 篇1
1 事故概况
因客户投诉称某区域停电，供电所值班员张某、李某、王某等3人立即赶往事发地查询处理。经查：停电范围均在一低压分线箱控制区域内。张某等3人随即对该分线箱进行检查，发现该分线箱母线铝排形变，近乎短路。他们将其校直后，张某将总空气断路器送上，看到附近灯亮了，便锁好箱离开了。可还没回到所里，用户又打来电话称他们附近住户灯是亮了，但他和相邻的几家住户还是无电。张某等3人再次返回检查，发现原分线箱中的一个分路空气断路器处在断开位置，于是侧身将该分路断路器合上。这时骇人的一幕出现了，随着“咚”一声，一股火苗从空气断路器中窜了出来，引燃了张某全身衣服，虽然扑救及时，但也造成张某右臂、右腿不同程度烧伤。
2 事故原因分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事故点的事故。这种事故往往表现为由于一处严重故障，导致线路或设备相对薄弱的另一处同时出现故障，由于这类故障往往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而巡视检查人员往往查到并处理好一处故障点，便误认为整个问题都解决了，如此疏忽大意造成二次事故。
该次事故中，由于一家地产开发商存在野蛮施工行为，导致了施工区域低压电缆因断线而致短路(开发商发现自己惹祸后，不想担责，就不再送自己本已跳闸的第三级开关，默不作声，这在客观上隔离了故障点)。强大的短路电流瞬间作用在存在某种缺陷的低压分线箱上，致低压分线箱母排形变。同时，在这强大短路电流的冲击下，该分路空气断路器同时受损，工作人员在处理该故障时，由于缺乏经验，在检查低压分线箱时发现母排形变，就以为找到了事故点，匆忙处理了事。由于没有耐下心来仔细分析、查找，就为二次事故和人员灼伤埋下了隐患。
3 经验教训
该事故教训有五点：一是在处理故障时，思想上应高度重视，考虑问题应周到、细致;二是处理事故时必须全面、彻底，无死角、无遗漏;三是如条件许可，可经仪表测试无误后再进行合闸;四是在送电时要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五是工作期间要着棉质工作服，切不可穿尼龙、涤丝等材料衣服，以免偶遇明火时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安全事故处理时，要做到标本兼治。分析事故原因时，要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只要我们面对事故、处理事故时坚持安全事故“四不放过”原则，定能将隐患消灭于萌芽，将伤害避之于无形。
危机带来的教训 篇2
“就大宗商品、货币、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波动性、以及历次金融危机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来看，自20 世纪70 年代初以来这些年的局面前所未有。”——罗伯特·艾力伯
“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艾伦·格林斯潘，英国《金融时报》（2008 年3 月16 日）。
“我不再相信市场的自愈能力。”——约瑟夫·阿克曼，法兰克福（2008 年3 月）。
“简言之，这个崭新的金融体系——尽管参与者才华横溢，尽管回报巨大——未能经受住市场的考验。”——保罗·沃尔克，纽约经济俱乐部（2008 年4月8 日）。年来，我们一直在宣传自由金融体系的好处。它带给了我们什么呢？“一场又一场金融危机”是一个不错的答案：拉美债务危机；美国储蓄和贷款危机；斯堪的纳维亚银行业危机；美国房地产危机；日本房地产泡沫和随后的金融危机；墨西哥龙舌兰危机；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网络泡沫”；以及现在的“次贷危机”。
卡门·雷哈特和肯尼思·罗格夫最近在一份出色的论文中证明，这些正是我们本应预料到的：银行业危机总是跟随着金融自由化而出现。这并不是说，金融自由化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它肯定已经让很多人变得格外富有。它也许还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证据有些好坏参半。但有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危机频繁且代价高昂。
杰勒德·卡普里奥和丹妮拉·克林格比尔提供了自上世纪70 年代末以来93 个国家（即半个世界）不低于117 次系统性银行业危机（其定义为多数或所有银行面临资金枯竭）的信息。在能够获得相关数据的27次危机中，纾困的财政成本达到或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有时远远超过这一比例。
这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乐观主义者——比如我——可能相信，或至少希望，监管水平正在提高、金融机构的管理更为老练、风险管理更为成熟。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乐观主义者会—— 实际上曾—— 相信，全球最为发达的金融体系，尤其是美国，代表着新的以交易为导向的复杂金融的希望之乡。
就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我撰写了一篇关于“新金融资本主义”的文章。我在文中提出，现在“我们见证了全球对地方、投机者对管理者、乃至金融家对制造商的胜利。我们正见证着20 世纪中叶的管理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最重要的是，上世纪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饱受遏制的金融行业再次摆脱了束缚。”我在文章的最后总结称：“我们勇敢的新资本主义世界与20 世纪初有许多类似之处。但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它带来了令人兴奋的机遇。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没有经受过考验。”
考验几乎是立刻就降临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最新一轮危机——2007 年和2008 年的“次贷与信贷冻结”——是过去30 年最重大的一次。是什么让这次危机意义如此重大呢？它考验着我们最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它发源于全球最发达经济体的核心，发源于最有见识的金融机构达成的交易，这些金融机构运用最为聪明的证券化工具，并依赖于最为成熟的风险管理。
即便如此，金融体系还是崩溃了：商业票据和银行间市场处于冻结状态；证券化票据产生了辐射效应，评级机构提供的评级近似于幻想；央行不得不注入巨额流动性；恐慌的美联储不仅被迫以空前幅度降息，还要拯救券商贝尔斯登；银行自身也不得不从一切可能的地方寻求紧急增资。
高息诱惑带来“血的教训” 篇3
女儿报警
父母在山坡上服毒
2014年8月30日，三台县公安局中太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女青年称，其父母在辖区建设镇卫生院后面山坡上的玉米地边服毒自杀。“报警人就是两个服毒者的亲生女儿。”知情人说。民警火速赶到现场，一男子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另一妇女还有微弱呼吸，虽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但该妇女最终抢救无效身亡。
民警称，他们在两个死者的服毒现场发现了装牛奶的纸盒、一瓶饮料和一个保温杯。“现场农药味非常浓，卫生院医生是按有机农药中毒抢救的。”
朋友失踪
巨额债务压垮夫妇俩
派出所民警介绍，服毒自杀的两人是夫妻，建设镇本地人，丈夫姓李，现年52岁，妻子姓邓，现年45岁。两人一起服毒自杀，是因为200多万元债务压垮了他们。
李某某、邓某某为何会负债200多万元？他们的女儿李某莉悲痛不已地告诉民警，她和父母在亲朋好友那里借了200多万元，而后由她将这200多万元借给两个放高利贷的朋友。谁知两个多月前，她的朋友突然失去联系，面对200多万元债务，一家人急得不知所措，终日不敢出门。事发前两天，李某莉父母说：“我们还不起这笔巨额债务了，人死了，也就抵债了。”当时她还以为这是父母一时说气话，谁知8月30日快中午时，父母突然神情木然地离家，等她发现情况有些反常，在山坡上找到父母时，父亲已经去世了。
女儿“放水”尝到甜头
父母心动陷深渊
李某某、邓某某平时为人老实善良，其独生女儿李某莉前些年在成都、重庆等地打工时，结识了几个经营借贷公司的朋友，通过这些朋友，挣了一些钱回家，尝到了一点甜头。正因为如此，当这些朋友要李某莉筹集资金，与他们一起发财时，李某莉心动了，随后其父母也参与其中。
2014年年初以来，李某莉和父母在亲朋好友中以1万元每月200元的利息，借款200多万元，其中借款最多的40多万元，最少的也有10多万元。李某莉没想到，她毫无设防把这些钱交给她最信任的朋友，朋友会在拿走巨款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得知李某莉的朋友卷款失去联系后，借钱给李某莉一家的亲朋好友也非常着急，虽然没有上门逼债，但李某某、邓某某还是感受到了巨大压力，最终，他们选择了服毒自杀。
案件警示
农民朋友要提高风险意识，“天上不会掉馅饼”，也不可能一夜暴富。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不规范的经济活动更是蕴藏着巨大风险。
由于信息滞后等原因，农民朋友对于很多新型的违法行为并不了解。哪些是民间理财，哪些是非法集资，对农民朋友来说是难以鉴别的。据《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专家指出，正确识别非法集资活动，主要看主体机构有无资格，及其从事的集资活动是否获得相关的批准，如果不具备发行、销售股票、出售金融产品以及开展存货业务的主体资格，就涉嫌非法集资。这些信息都可以通过政府网站及工商登记处查询。同时利率应在法定范围内，按照我国相关规定，利息如果高于基准利率的四倍，则不受法律保护。在此提醒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抵制住高息的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千万不能让血汗钱化为泡影。
（北京 黄志富）
危机带来的教训 篇4
2013年1月17日, 某电力设备安装公司需进入某35 k V变电站进行新间隔扩建, 塔基施工作业。1月18日, 该电力设备安装公司项目负责人到变电站, 办好了临时用电手续及施工工作票。变电站站长要求值班人员做好施工方安全交底、设置隔离区后, 施工人员方可施工。变电站值班负责人向施工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交代了设备区带电范围、施工安全路线、注意事项, 装设了遮栏并要求大型车辆不得随意进入后, 施工方开始工作。
1月19日10时48分, 施工方一辆拉钢管和其他材料的卡车要求进入变电站, 值班人员交代施工车辆在设备区的安全注意事项后, 便打开了大门, 见施工车辆暂时无出去意向, 值班人员未锁大门, 回到控制室。11时3分, 施工单位雇佣的一辆水泥罐装车未通知值班人员, 直接开进设备区, 因操作不慎, 车辆行驶至35 k V母线底部时, 车顶与电压互感器引线放电, 造成三相短路, 35 k V电源侧断路器保护动作跳闸, 造成35 k V变电站失压。
2 事故原因分析
(1) 事故发生时施工方工作负责人不在现场, 未安排其他现场负责人, 其他工作班成员也未尽到监护责任, 工作负责人和工作班成员安全意识淡薄, 无人对施工车辆领车、监护, 作业过程中未设专人全程监护, 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
(2) 大型车辆进入站内运输及吊装, 施工负责人未制定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 未对驾驶员进行危险点告知, 驾驶员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知识, 运行值班人员在母线电压互感器构架虽已装设了遮栏, 但驾驶员操作不当, 车辆距带电设备安全距离不够引发事故, 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3) 变电站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 管理单位未尽到现场监护责任, 未在醒目处装设警示牌。在运钢管车辆进入站内后, 值班人员未及时锁好大门, 工作疏漏;水泥罐装车未经许可进入设备区, 是造成事故的另外原因。
3 安全防范措施
(1) 严格落实新、改、扩建项目进入变电站施工前的安全许可制度, 对未办理、未出示安全许可证的施工方, 变电站应拒绝其入内。
(2) 各变电站应建立外来人员、车辆准入制度, 严格对外来人员、车辆进出确认、登记。大型车辆进入施工, 要有专门人员引导安全行驶路线, 保证设备安全距离, 必要时要进行危险点分析和布控。
金融危机的起因及经验教训分析 篇5
一、金融危机产生原因
1. 美国联邦储备的低利率政策
研究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 不可避免地要回顾一下美国房地产价格在过去几年内的变化。根据美国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 (简称OFHEO) 的数据显示, 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从2001年1月份到2007年1月份总共提高了76%, 在佛罗里达和加利弗尼亚的增幅甚至超过了140%。这种房地产价格的暴涨是建立在个人收入的明显增加和失业率持续降低的基础上。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相对较低的贷款利率刺激了对房地产的需求。在利率降低的情况下, 实物投资 (如房地产) 比投资于资金市场上收益更大, 特别是当房地产的供给在短期内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更推动了其价格的飙升。从2001年1月份开始美国联邦储备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 将基准利率从6.5%降到1.75%, 到2003年6月时基准利率只有1%。
随着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新经济泡沫”的破裂, 从2001年开始, 美国联邦储备为避免经济萧条, 开始大幅度降低利率。这种扩张性的货币资金政策同样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一方面, 通过低利率的方式给市场投入资金, 在短期内不会影响资金价值的稳定性。但是另一方面, 过多地注入资金会引起资产价格膨胀。美国房地产价格在过去几年里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个观点的准确性。
对于热衷于贷款消费的美国人来说, 利率的降低就意味着购买力的增加。那么贷款数量的增加在所难免。而对于投资者来说, 低利率意味着投资传统债券 (如国家债券) 的收益相对较低。一些机构性的债券投资者如投资银行, 休基金会, 人寿保险公司因此面临压力, 他们基于组合考虑必须将手中的大部分资金投资于债券市场, 而传统证券的低收益迫使他们去投资收益和风险相对较高的金融衍生品。那么这些产品是如何产生的呢?
2. 金融衍生产品的快速发展
近几年来金融衍生品在资本市场上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建造或者购买房屋者一般情况下不能用自用资金承担全部费用, 通常他们会用抵押的形式来寻求银行贷款。银行提供贷款咨询、设计贷款合同、通过吸收储户存款进行融资并发放贷款, 同时银行将贷款纳入银行资产负债表, 并监管贷款的执行情况。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这种传统的业务模式已适应不了放贷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特别是在美国, 贷款证券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通过以下分析,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贷款证券化的形成过程:
(1) 抵押贷款的发放。银行自己或通过不同的中介如汽车销售商, 抵押贷款经纪人, 商场等等, 以抵押的形式发放贷款, 房屋和汽车被作为抵押物 (在美国房屋抵押贷款公司也可以发放住房贷款, 房屋被作为抵押品) 。
(2) 抵押贷款的转移。银行将抵押贷款转卖给其他金融机构, 从中收取手续费。此时的贷款业务已不同于传统的方式, 放贷银行成了经营贷款的中间商。
(3) 证券化的一级组合。住房抵押贷款公司 (或投资银行) 从商业银行收购符合放贷标准的抵押贷款, 再将这些贷款按照偿付的时间顺序和信用等级由评级公司 (rating agent) 进行风险鉴定后分类打包, 以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简称MBS) 或者是资产支持证券 (简称ABS) 的形式在证券市场上进行出售, 回笼的资金再用于收购新的住房抵押贷款。通过证券化这个渠道, 银行系统内成千上万个零散贷款变成了具有定价和流动性的证券, 可以在资本市场上自由流通。
(4) 证券化的二级组合。在组合MBS和ABS的时候, 也附带出现了一些风险度较高的债券。在这种情况下, 发行抵押贷款债券的机构将次类债券和其它优质债券进行重新混合, 推出一种新型债券:抵押债务债券 (简称CDO) 。这时债券发行机构通过评级公司, 借用内部固定的数学模型, 将原本评级在投资级以下的抵押贷款 (这里主要是指次级抵押贷款) 转化为形式上适合各种风险偏好投资者, 并且具有较高信用等级的新型债券CDO。就也是为什么将近80%的低值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变成了受人追捧的AAA级的债券。
(5) 结构性投资工具。为满足进一步的融资需求, 一些银行又借助结构性投资工具 (SIV) 的形式发行高评级的、资产支持的商业票据 (ABCP) 来重新获得资金用于CDO的再投资, 以赚取0.25%的利差。发行ABCP是一种短期的融资方式, 它的期限通常只有1到3个月, 并且由发起银行对发行的CDO进行担保。
(6) 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MBS、ABS、CDO被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所购买。如投资基金、对冲基金、银行、退休基金会、人寿保险公司, 个人投资者及许多外国投资机构等购买。就这样, 一个完整的融资、投资链条就此形成了。
过去几年里房地产泡沫不停的被吹大, 这个链条一直运行顺畅。美联储实行低利率政策, 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一些贷款机构借机放宽房屋抵押贷款资格审核。一方面, 贷款中间纪纪人可以通过发放贷款收取可观的中介费。另一方面, 通过房屋作为抵押品, 即使贷款者出现还款困难, 因为房价上涨, 拍卖房屋的收益仍然可以抵消贷款本息。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有5种:优级、次优级、次级、追加, 以及联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军人管理局给低收入家庭及退伍军人提供的抵押贷款。其中前三种贷款形式是按借款者的信用条件和贷款所占资产的比重来划分的。次级贷款的主要对象是信用等级差、贷款所占比重大、并缺乏资产评估证明、收入证明和贷款记录证明的客户。此种贷款相对风险较大, 但在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红的形势下, 即使是这种风险贷款也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变成受人追捧的具有高信用等级的明星债券。于是为吸引更多的客户, 一些贷款机构在放贷操作上也提供很多优惠政策:如借款人开始阶段支付较低利息, 或者开始阶段只支付利息不偿还本金, 或用房屋再抵押来取得更多的贷款。这种宽松的借贷条件根本就不顾及借款人的偿付能力。就这样, 次级抵押贷款的金额由2001年的2160亿美元猛增加到2006年的6000亿美元。
此时的次级抵押贷款通过不同方式的组合, 已经渗透到资本市场的各个环节, 加上世界上很多富余的资金在资本市场上寻找高收益的投资产品, 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一片看好的情况下, 许多大型投资基金和外国投资机构纷纷购买由次级抵押贷款所产生的衍生产品MBS, ABS及CDO。特别是CDO以它的高信用等级, 高回报率而倍受投资者的青睐。次级贷款的风险就这样被传递给全球的投资者。到2007年, 美国共计发行了5.8万亿美元各种抵押债券, 其中8500亿美元为国外投资者所持有。
3. 还贷违约严重
从2004年中期开始, 美国联邦储备开始货币紧缩政策而提高基准利率。在接下来的两年的时间内, 优级贷款的利率升高了2%, 对于次级抵押贷款来说, 由于贷款机构在放贷时给予了相应的优惠, 在开始两年内采用的优惠利率刚好在这其间结束, 利率实际提升了约3%。到2006年6月美国的基准利率已升至到5.25%。由次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低收入的借贷者已经没有能力来偿还愈来愈多的贷款本息,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拍卖他们的房屋。由于房屋市场上此时已是供过于求, 房地产价格呈下降趋势。出现了大量资不抵债的情况。银行和各种投资者手头的没有被担保的贷款形式的债权增多。
4. 银行资金拆借市场上的信任危机
从2007年上半年开始, 持续的利率抬高和房地产价格的下跌, 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本息的偿还拖欠率达到了它的顶峰。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持续走低, 评级公司不得不对已有的贷款抵押债券的价值重新估值。结果是次类债券价值出现了大幅度缩水。一些投资者开始放弃贷款抵押债券的收购并在证券市场上抛售。
2007年6月, 美国美林银行 (Merill Lynch) 试图在证券市场上抛售由贝尔斯登投资银行 (Bear Stearns) 下属的两个对冲基金发行的CDO, 来降低因两个对冲基金倒闭带来的损失, 但是此时的现实情况是:已经没有人购买此类债券, 虽然它们拥有AAA或者AA高信用级别。这里要特别提到对冲基金和SIV在金融危机中起到的作用。商业银行和房屋贷款抵押公司将次级抵押贷款以结构性的投资形式在资本市场上进行了再融资。贷款的偿还请求权被作为有债权担保的债券在证券市场上发行。同时一些投资银行或者商业银行利用美国近年来监管金融市场的松懈, 致力于冲基金和SIV的发展, 因为它们在购买 (发行) 债券时不受最低储备基金的限制, 其业务都不纳入发起银行的资产负债表。SIV通过发行短期ABCP来购买高回报率的结构性债券, 并且不断发行新的ABCP来偿还到期的ABCP而进行滚动融资。由于此时房价下滑、次级贷出现问题, 发起银行必须承担义务。这些严重亏损和资不抵债的对冲基金和SIV不得不重新列入资产负债表。所以当危机爆发时, 银行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其损失。很多对冲基金也不得不关闭和清算。
对冲基金的关闭和银行的巨额损失导致了私人和机构性的投资者对以房地产做抵押的投资工具缺乏信任度, 他们不愿意再继续承担投资风险, 并在短的时间内从资本市场抽出大量资金或者不再投资于此类债券。投资者们的小心谨慎使由银行和房地产抵押贷款公司操作的以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融资和通过SIV发行ABCP的融资陷入了停顿。造成的结果是发行次类债券的银行, 对于已经到期的短期贷款不能通过新的融资进行偿还, 他们只能动用自有的流动资金。造成银行流动资金短缺。而此时银行间也出现信任危机, 因为没有人知道谁拥有多少这种房地产抵押债券。银行担心盲目地投入资金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所以银行间的资金拆借也没有象以前那样顺畅。这种通过次贷危机引起的大量流动资金的需求, 在资金拆借市场上表现为拆借利率在短期内突然升高。2007年8月9日在世界范围内银行间的拆借利率相比于央行的标准利率大幅度上升, 特别是在美国。这一天也被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是金融危机的开始。
二、金融危机的表现及影响
这场被称为自二战以来最严重和最危险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损失, 和前几次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可同日而语。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统计, 世界金融机构截止到2008年9月共计损失约13000亿美元。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金融危机的表现及影响:
美国许多商业银行, 投资银行, 证券公司纷纷倒闭, 银行间的信任度急剧下降。这种负面影响也像传染病波及到欧美其他国家的银行, 各国央行不得不大量投入资金、降低基准利率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
2008年9月随着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银行以及华盛顿相互银行相继破产, 金融危机也到达了它的顶峰。对金融系统安全性的不信任感, 以及经济增长预测的大幅度降低造成世界股票市场经历了又一次股市狂跌, 仅2008年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世界上几大股票交易所的主要股票指数跌幅高达20%到25%。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 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开始逐渐扩大。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特别表现在西方工业国家的支柱产业汽车工业上。从2008年10月份开始, 由于汽车销售量的下降, 欧洲的主要汽车生产厂家已大幅度降低了生产数量。2008年12月中旬, 美国政府宣布给通用和克莱斯勒两大汽车公司提供134亿美元的紧急贷款, 以帮助其渡过难关。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在2008年11月初预测, 2009年将是自二战以来的第一个全球性的经济萧条。全球经济增长率约为2.2% (经济增长率如低于3%就被称为萧条) , 美国和德国的经济甚至会出现负增长。各国政府纷纷推出振兴经济措施, 来避免经济下滑。
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机构机构的直接损失不是特别巨大, 据统计, 建行, 中行, 工行共计持有112.56亿美元的抵押债券。相对来说涉及的金额较小。但是由于金融危机已影响到实体经济, 所以我国的外贸出口已呈现下降趋势。从目前情况来看, 玩具制造业和纺织业已受到冲击。世界银行预测, 我国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只有7.5%。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将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也给我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2008年11月初我国政府宣布将在2009年投入46000亿人民币以拉动内需, 缓解因经济增长缓慢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
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干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重要的是在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 并在将来采取预防措施, 避免类似的连锁反应。只有这样国际金融市场才能恢复正常运转, 同时为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一个新的, 良好的基础。以下总结出几点我们应该从这次危机中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也可以给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
1. 这次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 因此美国应当首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这其中涉及到美国人基本观念的改变。其一, 美国人崇尚消费, 很多人甚至在没有足够的还款能力的情况下借贷消费, 造成的结果是私人家庭的负债日益增加, 抗风险能力低下。其二, 对金融市场管制的极端放松和自由化, 以及过分相信市场经济的自我治愈和自我调节能力。当危机出现时再考虑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多年来人们一直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正常运转的市场经济也需要一个稳定的监管机制。此外, 美国联邦储备长期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 对危机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加强信息透明度
在次级贷款证券市场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信息透明化和重新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在过去的几年里, 抵押贷款证券化变得十分复杂, 对抵押物财产的价值很难进行正确的估价, 特别是CDO。在目前情况下, 这种形式的债券几乎已经没有市场。这就要求此类证券的发行者将证券的结构简单化, 并且提供债权及抵押物安全性的详细资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投资者才会愿意承担投资风险。同样投资者也应要求发行者持续提供关于债权及抵押物安全性的详细资料, 以便他们自己对债券的风险性进行评估。而贷款偿付能力的审核和监控属于银行本职业务, 这就要求在债权证券化后, 银行继续履行这项职责。
3. 提高对信用评级机构的有效监督
对抵押资产价值的评估应实行一个国际标准。出于盈利的考虑80%的次级贷款抵押证券被评级机构给予了AAA级的评价。这种错误的评估会直接导致投资者出现决策失误, 在这里也要求资产价值评估模型的透明性和对风险较高的债券加以特别注明。
4. 风险自我保证
比信息透明度更有说服力的是对风险的自我担保。发行贷款抵押证券的银行和房贷公司应该将发行的风险较高的债券纳入资金平衡表, 并且发行者必须持有一定比例的发行债券 (至少20%) , 这样一来可以减少发行抵押债券的盲目性, 因为银行的自有资金不能全部被占用。一旦贷款出现问题, 风险将会被内部消化, 吸收不至于引起连锁反应。
参考文献
[1]Trevor Evans.Die internationalen finanziellen Turbulenzen.Fachhochschule für Wirtschaft, Berlin.2007.8
[2]范俏燕: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财经科学, 2008[7]
万科“捐款门”危机公关的教训 篇6
一、认知的忽略和偏误
万科陷入“捐款门”, 王石的515言论是导火线, 但从战术层面来看, 却是万科缺乏必要的信息所致。而对灾情和舆情的认知, 正是此次危机公关展开的基础条件。对于灾情的认知, 万科忽视了。在5月1 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三天里, 灾区与外界的通讯联系几乎全部中断, 因此, 没有人十分清楚地震危害的程度有多么严重, 也无人想到这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8.2级大地震。但有一个信号却显示此次灾难绝非小灾小难, 至少不比年初的南方雪灾轻, 那就是温总理于第一时间亲赴灾区。从王石在董事会授权1000万年度慈善额度内于年初雪灾已捐款800万与将剩余200万悉数捐出用于震灾两者对比来看, 万科忽略了这一重要的信号。
另一方面, 对于舆情, 万科又缺乏准确的把握。随着地震灾区的惨烈情景通过电视、网络、广播和报刊不断传播出来, 民众悲天怜人的情绪逐步累积到无以复加的极点, 正在此时, 王石的5 1 5博客言论点燃了国人的悲戚愤怒之火, 使王石与万科成为众矢之的。民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烈诉求, 夹杂着对高企房价的抱怨和对房地产商暴利的原恨以及受传统观念影响潜藏在内心深处“逝者为大”与“仇富”甚而“劫富济贫”心态, 加之同行对抛出“拐点论”王石的不满, 再借助传媒追风习性的推波助澜与互联网、手机短息等电子手段的迅捷而广泛的传播, 诸多情绪交织聚集在一起像火山暴发一样攻向王石与万科。显然, 万科对舆情的认知存在着偏误甚至盲区。
二、策略的被动或缺失
对于灾情和舆情的认知, 并非万科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到信息充分, 那么, 就要求公关策略富有弹性, 然而, 万科却采取了刚性的策略——囿于上市公司的制度约束, 为自己的言行开脱辩护。王石在董事会授权的年度慈善额度内行事, 以保护股东的利益, 理应如此。可一意孤行地固守刚性的制度却使万科缩小了公关操控的空间、陷入策略上被动, 更何况处于悲情之中的人们根本就听不进万科的冷静辩护。即便如此, 万科也能够在遵循上市公司制度的安排前提下, 找到社会责任与股东利益之间的平衡点, 从而选择富有弹性的缄默和追捐跟进策略。事实上, 与王石与万科情况类似的潘石屹与S O H O中国即这般识趣地静默并适时追捐了2000万元, 许多比万科治理得好的跨国公司在面临“铁公鸡”排行榜巨大压力时也同样如此操作。
当5月2 0日王石向网民正式道歉、并于次日万科发布涉及1亿元的参与四川灾后重建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时, 依据公告估计万科对该重建议案酝酿的时间大致在5月1 9日以前,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 国务院宣布将5月19日至21日定为全国哀悼日。因此, 万科为挽回尊严从“公关危机”转入“危机公关”的举动似乎又慢两拍, 如果说不是被逼无奈的应付了事, 那至少可以说是错过了最佳时机。更为糟糕的是, 在舆论的空前重压之下出台的公告本应字斟句酌, 然而却是语焉不详, 由此又再度掀起质疑万科商业企图的悍然大浪, 以致迫不得已5月2 4日万科又发布澄清声明。倘若万科不是故意蒙混过关, 的确在此公信危机关口万科没能也无法蒙混过去, 那么, 万科的危机公关更像是没有策略规划指导的灭火行动。鉴于公告尚须股东首肯方可施行, 这无异于将滚烫的火球踢给了股东, 于是, 正当汹涌澎湃的公众声讨浪潮并未因亿元重建公告的出台而退去之时, 来自公司内部股东们质疑王石的声浪又迅即鹊起。处于前后夹击、内外交困之中的王石只能祈愿股东的支持。幸好6月5日股东大会上, 王石态度诚恳的道歉获得了人们的同情与谅解, 绝大多数与会股东也能审时度势批准同意了公告, 否则, 万科的“捐款门”将难以收场。因此, 纵观万科在“捐款门”二十多天里左支右绌的一再补救, 其公关策略, 若不是被动应对的, 那就是根本没有。
三、言行的不当与错配
万科在“捐款门”二十来天里, 其言行的不当与错配也较为突出。毫无疑问, 5 1 5言论首当其冲是王石犯下的最大错误。仅仅是王石在博客上轻松的聊天, 一不小心就触动了万科集团不下于8.2级的大地震, 而这不过是一群不一定买得起房子但却拆得了台子的后生利用新兴电子媒体所促动的。
其次, 王石与万科强调的“专业救助”与“灾区重建”也是文不对题。在5月1 2日至2 0日, 王石在其博客上已陆续发表了1 1篇文章, 万科也在其官方网站上以每小时更新的速度开始对外事无巨细地报道公司为灾区做出的种种努力。博文与报道似乎都强调所谓的专业救助和灾区重建。然而, 在这一时期, 灾区救助急需的, 不管是物资设备还是人员, 就万科来说, 都不具备专业能力。即使比较靠谱的推土机、挖掘机等设备以及结构工程师, 万科又能提供几台?派出多少人?而且, 此时整个灾区仍然余震不断, 万科极力推崇的灾区重建, 不说为时尚早, 至少并非当务之急。所以, 这种言行错配在上述博文与报道中自然就表现为越描越黑, 给人们的感觉似乎是, 王石与万科一直都在努力消除“铁鸡公”的嫌疑, 以致招来网民狂风暴雨般的炮轰, 也就不足为怪了。其实, 万科的确也有所行动, 诸如向灾区派出员工运送药品、食品, 搭建简易帐篷, 派出专家组勘察等等。可是, 举国同悲的人们, 易于忽略王石与万科的这些具体行动, 而夸大王石的不当言论。因此, 对于王石与万科来说, 与其劳心费神地这般辩解而适得其反, 还不如爽爽快快追加捐款一了百了, 因为在王石的515言论之后, 人们是以追捐金额来评判王石与万科的慈善之心的, 尽管这不尽合理。
经历了二十多天炼狱般煎熬的王石与万科, 终于逐步得到了公众的谅解, 渡过了危机。其实, 王石对慈善事业是热心的, 万科对国家的灾难也并非无动于衷。愿王石与万科经此“捐款门”一事, 即长一智, 由自贬的“青涩”浴火蜕变为“成熟”, 而非世故圆滑。
摘要：本文剖析了王石与万科陷入“捐款门”的公关危机, 并从认知、策略和言行等角度提炼出万科展开危机公关的深刻教训, 以期对企业的公关策划有所裨益。
危机带来的教训 篇7
(一) 抵押贷款自然是本次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
在美国, 房屋所有权的比例从19世纪40年代的44%上升到19世纪70年代的66%左右, 这期间没有重大的损失或收益。1969年, 房利美还是政府扶持的企业, 它的作用一方面是从银行购买住房抵押贷款, 而储蓄管理机构也允许银行源源不断地提供贷款;另一方面是提供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 并通过在金融市场销售债券来维持运营。情况在19世纪70年代末有了改变。华尔街的私人经营者试图仿效房利美, 将可兑换的贷款打包成债券, 创造出一种更加便捷却又更具风险性的产品并推向市场。房利美为了不丢失市场份额, 最终也采取了这种做法, 由此这种金融产品滥用的做法被扩展开来。
为何银行对金融衍生品抱有极大热情?这是因为根据现行的会计制度, 银行有义务在资产负债表中注明其所发放的贷款。然而, 银行发现这么做, 它们很快就要突破最低资产的限额, 这是不允许的, 因为监管机构责令他们留有余额以备提款。银行还发现, 这种义务大大阻碍了交易量的增加, 从而影响到利润。为了逃避监管, 使其行为合法化, 银行义无反顾地将债务变成资产, 将债务转化为可以在金融市场转卖的金融债券, 由此, 担保债务凭证 (CDOs) 于1987年问世了。作为一种信用工具, 金融衍生品在过去的几年迅速膨胀, 从2001年的1千亿美元到2007年底已达到6千亿美元。与之相关的更重大的增长是信贷违约掉期 (CDSs) 的增长, 同期从7500亿美元增长到大约59万亿, 几乎是美国GDP的4倍。与传统信用分配方式不同, 这是一种发放给委托人的预算贷款, 即所谓的原生———分销模式, 设定所给与的金融支持可被证券化或在大量经济主体之间进行交易。开始人们对这种新方式抱以赞同的态度, 因为人口中最贫穷的那部分人也有权使用信用。这极大地改变了银行对待信用所采用的方法 (银行非常乐意将自己不断增加的投资份额转移到其它金融机构) , 并鼓励投机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原因很明显:向下转移可分配的金融风险, 显著地降低了银行在对债务人还款的监管方面所花费的成本。
面对这种新情况, 美国政府不仅没有干预, 更糟糕的是, 他们让私人信用评级机构决定这种新金融工具的安全度。因为拥有信用评价的权力, 被评价者需给于权力者报酬, 很明显只要肯花钱, 就能获得高等级3A—即使这个贷款需要承担高风险 (雷曼兄弟在倒闭前获得一个A) 。没有信用评级机构的勾结, 次级抵押贷款的现象不会以这种激烈的方式暴发。由于缺乏有效的竞争, 且存在更高的利润空间, 又不做预期的风险评估, 因此证券化开始像石油污染那样蔓延, 而次级抵押贷款就好像这个进程中加速旋转的一只飞轮, 因此出现了羊群效应, 形成投机泡沫。
(二) 公共管理者没有及时干预, 调整现行法律, 导致危机加深
事实是, 之前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都没有决定要在这方面进行干预。1994年民主党国会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通过了一项法令《自有住房机会和产权保护法》, 迫使美联储针对不规范的抵押放贷者设定标准。然而,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不止一次地拒绝实行这项法令。他的观点是衍生品的兑换发生在高质量的专业人士之间, 当然没有必要防范。既然贪婪的金融主体具有最有效的自我防范机制, 那么自我规范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就成了唯一的安全基础。格林斯潘盲目相信用来决定衍生品价值的期权定价模型。这个模型关注资产的价值, 却不关注它所承担的合理价值的风险。这个理性预期假说没有将资产价值的过度运动与金融风险联系起来, 强调市场自然调节和自行均衡的功能。根据这个模型, 风险的计算是建立在围绕资产价值的均衡值小幅变动的基础上, 而与长期价格的强烈振动相联系的风险被遗忘了。如弗里德曼和戈德堡所示, 许多学者早已对这个方法论错误提出了警告。模型中的错误早在1998年就出现了,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LTCM) 由此倒闭, 而它的管理者都是经济方面的专家。然而, 这种证明也没有让格林斯潘认为有干预的必要。
(三) 过度杠杆作用
在上世纪最后的25年里, 进行投机交易的钱几乎是完全靠贷款取得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 正常的杠杆关系大约是30:1, 就是说, 30美元的债务对1美元的实收资本 (5年前, 摩根斯坦利是5个获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双授权的投资银行之一, 可以使债务与资产之间的比值为40:1, 并且可以用自我规范代替外界管制) 。最近几年, 金融机构陷入次级抵押贷款, 杠杆比率变得极大, 实际资本几乎等于0。美国步入一个金融恣意的时代:信用购买没有限制, 可向任何人发放全额的住房抵押贷款和信用卡, 金融业务依赖于复杂的金融工具。归结到一点, 玩金融游戏来确保天文数字般的利润。从2005年开始, 美联储决定调高利率, 使得次级贷款更加繁重, 增加了无偿还能力的风险, 事情开始变得糟糕, 使得美国银行能够张开双臂发行抵押贷款的担保债务凭证 (CDOs) 风光不在。价格开始全面调整, 管理者在担保债务凭证里的资产大幅度贬值, 金融市场的崩溃无疑是很自然的结果。
(四) 银行体系外的资金失控
克林顿在卸任前于2000年12月21日签署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出台, 这项法律的后果是使金融衍生品脱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委员会的监管。金融衍生品在证券交易市场外空前地膨胀, 交易量从2000年到2007年, 由100万亿美元到600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是世界GDP的10倍。投资银行大肆增加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 建立银行体系之外的信用并在金融市场用贷款投机。这些信用一多半来自于不受任何约束的机构。在各种场合布什政府都表明对这些新的金融游戏者没必要提出预警, 理由是这些成年人会意识到他们所要面临的风险, 不必具有经济方面的深奥知识就能理解这种做法。但是他却完全忘记了降落到没有参加交易的国民身上的间接后果, 这在经济学理论叫做金钱的外在性。至少从庇古时代, 经济理论就关注技术的外在性, 但很少提及金钱外在性。金钱外在的大量溢出会使社会秩序演变模式出现持续性的危险。2005年, 格林斯潘曾经告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 要认真考虑房地美和房利美的风险度, 由于来自民主党的强烈反对没有得到认可。
二、危机产生的深度的结构性原因
(一) 金融服务与商品生产关系的彻底改变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 大部分西方国家将养老金与依靠新型金融工具持续获利的投资打包在一起, 试图一夜获利, 从而引发对其需求的增长, 却忽视了储蓄投资获利的增长。获利压力使基金管理者致力于提高管理水平, 目的是得到更多的认股权;使消费者更加相信复杂的操作技术, 甚至在没有购买能力时购买更多的金融产品;使实体经济的股东价值得到提升。在整个经济体系, 通过典型的滴入机制, 不断要求获利, 直到演变成为一种文化模式, 为了追求更加灿烂的未来而忘记了现在。
金融活动在经济体系中的扩大及不断增长态势持续了30多年, 现在经济状态在三方面显示出衰落的迹象。
第一, 金融活动在经济体系中的扩大及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其作用在逻辑上包括国家经济的数量增长, 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主体间的交易关系。无限制地追逐资本的获利意味着像忠诚、正直、信任等价值观逐渐被放到一边, 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准则。大家都认为金融市场更应该追求流通性而不是信任。同时, 因为股票价值是所有投资者在作决定时要考虑的因素, 似乎增长很容易建立在债务的基础上。这种新文化真正危险的后果是工资收入和投机获利之间的关系被扭曲。如果金融活动在经济体制中的扩大及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能够完全达到, 就没有必要依赖自己的工资满足家庭需求。因为沉迷于投机, 便可获得必要的收入以维持不断增长的消费水平,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促使小额或大额储蓄者成为精明的投机者。
第二, 在上世纪的最后25年, 我们看到:一方面, 工作关系不稳定性增加;另一方面, 在西方所有发达国家, 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也在增大。在2008年10月OECD报告中说,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在这一时期显著增加。工作收入 (体力和脑力) , 高工资和低工资之间的差距永远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而投机的收入或与报酬有关的收入却不是这种情况, 如经理的认股权和股票交易收益。当人被人为地分解成工人、消费者、投资—投机者, 后果只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在1926年的一篇著名的文章《放任主义的结束》中早已证明,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经济魔鬼在于贫富不平等, 特殊的人, 因其特殊的职位或特殊的能力而获利, 也因为相同的原因, 当企业成为彩票时, 他们能成功地从不确定性和无知中获得好处。
第三个衰落的迹象是效益作为经济活动的评判和调整标准在大众文化层面的传播。一方面, 这导致贪婪的合法化———效益被奉为一种文明的美德, 贪婪市场替代了自由市场;另一方面, 追求效益的风气起源于金融贪婪和金融恐慌之间的系统性交替, 恐慌是经济主体没有理性的行为后果, 恐慌源于贪婪。
(二) 经济理论的误导
目前所描述的进程为何能够蔓延和发生?没有一定的经济思想的支持, 事情不会变得如此。与自然科学不同, 经济科学受到双重解释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或多或少、或迟或早受到人类自己的行为的影响。这等于说, 经济范围的理论永远都是在变化的。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在没有注意到危机的预防措施。
首先, 相信效益是在相反的两件事情中作出选择的客观标准 (也就是, 价值判断的中立) 。只要在确定所要追求的目标之后, 你就可以以效益为标准做决定。这等于说, 效益是一种最终的判定标识。因此, 为了维护深陷于金融投机游戏之中的银行和交易者的行为, 效益学说使得这种游戏变得合法化。
其次, 强调股票价值最大化原则的理论背景。从宏观经济角度看, 企业有三个概念:企业作为社团, 企业作为联合体, 企业作为商品。第一个概念是将企业看作是一个社团, 其中有各种利益方 (工人、投资者、职员、供货商等) , 他们相互合作获得共同的目标。根据这个观点, 企业本身是好的, 不能放到市场尤其是动荡不安的金融市场之中。企业作为联盟的概念, 由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形成, 在他写于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企业的出现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事实上, 每次市场议价都意味着明确的成本, 因此, 只要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 企业就有理由存在。企业作为商品的思想是指它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进行买卖, 因此, 它只是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众多主体的一种合约。而如果企业只不过是一件商品, 那么利益相关的只有一方, 那就是股东, 原因很明显, 出售需要所有权, 无论谁购买了一家公司, 就会成为这家公司的所有者。如果从这样一种企业的概念出发, 得出结论, 管理的目的是使股东的价值最大化。要记住, 股东价值原理在思想体系上激发了金融活动在经济运行体中的不断扩大与增长, 使股票交易异常活跃。
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家的责任。具有创造性的金融主体将证券化贷款、重新包装的人造债券如CDOs等引入市场, 有其理论依据, 这就是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默顿理论模式。这个模式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 目的是研究金融工具的价格演变, 其主要结论是:在一定条件下, 投资风险是可以消除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经常使用这一方法为新的金融工具估价, 并为客户提供相应的金融工具, 以期降低他们在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对此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10月23日曾自信地说:“近20年来, 将最好的数学家和金融专家结合, 在先进的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支持下, 巨额风险和价格管理体系在逐步发展。”诺贝尔奖 (实际是3个诺贝尔奖) 授予了巩固衍生品市场发展理论与价格模式的发明者。这种现代风险管理范例20多年来一直影响着大家。然而, 整个智力大厦在去年夏天倒塌了, 因为植入风险管理模式的数据仅覆盖了过去的40年, 面对未知的未来却缺乏可靠的依据。
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模型的致命错误是什么?第一, 这个模型本身是指中央计划经济。像一些学者所解释的那样, 考虑中的模型使用动态的最佳化技术达到均衡, 如数学程序所示, 为了获得最佳化, 必须假设无限遥远的未来对今天的客观影响作用为零。这种极限条件来自于哪?无限遥远的未来对今天资产价格的影响消失是一个纵向条件, 对最佳化来说只是部分充要条件。但是, 在权力下放的市场条件下, 无法植入最终的界定条件以确保按模型运行的数学程序。第二, 这个假设是建立在两个紧密联系的设想基础上, 一个设想是资产价值遵循一个可由布朗运动描述的路径, 另一个设想是资产价值的改变是经常性的, 适用于大数定律如贝奴里定律。两个设想只有在经济现象随机独立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经济活动中植入了太多的非随机的人为因素。
(三) 与文化母体的特性有关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的来临, 文化母体的特性逐渐加强。资本主义经济当然是市场的, 其显著的优点在于展示两个现代性的基本原则, 即行动和做生意自由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同时, 经过近3个世纪的时间, 资本主义的主要机构———私有化企业在等级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 形成了一元化的生产体制, 资本主义企业越来越傲慢地控制了个人行为。员工们花费一多半时间在单位, 脱离了其他机构, 脱离了家庭。在文明的人道主义时期产生并传播了像选择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参与等观念, 它们被重新解释, 并被资本主义企业内在化, 已将员工变成企业所生产产品和所提供服务的附属品。
如果能在政府管理中调整民主, 那么民主也能在企业管理中调整。民主原则只在政治范畴应用, 那永远不是完全的民主。良好的社会不会迫使其成员将作为投票公民的民主与作为工人或消费者的非民主尴尬地分离。罗伯特·里奇是克林顿第一任期的部长, 研究认为当今的竞选意味着是对民主的严重威胁, 应该说自由市场是民主的前提是不对的, 相反, 民主原则才能使市场真正自由。
第二方面涉及对自由原则的解释。自由有三个组成因素:自治、豁免和能力 (行为) 。
自治就是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人没有选择也就是没有自由。豁免是指就外部主体而言, 没有压迫。能力 (行为能力) 是指选择的能力, 为了获得目标, 至少有一部分事物能够由主体自己确定。如果一个人不能实现生活目标, 那么他就是不自由的。自由放任主义能够确保第一第二方面的自由, 有损于第三方面;在混合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中央集权倾向于第二和第三方面, 有损于第一方面。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是建立毁灭机制———破坏旧的建立新的, 但仍然是有缺陷的, 因为如果没有建立足够的“安全网”, 那些被破坏的机制所损害的人就会组织起来抵制它, 并建立一个新的集团以阻止创新的进程。
危机带来的教训 篇8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 对其产生原因的讨论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毫无疑问, 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是导致次贷危机的最直接原因。当然, 政府的行动迟缓、救助不力也是原因之一。然而, 这种分析流于肤浅, 更深层次的讨论则涉及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货币发行的调控以及衍生金融产品的过度开发与滥用。
从原则上讲, 适度地衍生金融产品有价格发现的功能, 平抑市场供求的波动, 有利于市场稳定与经济发展;而过度地衍生金融产品会扭曲价格形成机制, 导致投机盛行、乃至形成市场的脆弱性与宏观经济的非稳定性。这种认识显然比以往对金融工程、金融衍生产品的推崇有巨大的进步。
然而, 这一逻辑中的关键环节——经济虚拟化的适度与过度的度该如何衡量呢?这一问题不解决, 就无法形成有切实指导意义的政策约束或制度改进。而要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对虚拟经济及其进程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二、对虚拟经济的重新认识
相对实体经济而言, 虚拟经济 (Fictitious Economy) 是经济虚拟化 (或称之为“金融深化”) 的必然产物。与由成本和技术支撑定价的实体经济价格系统不同, 资产价格系统是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的一套特定的价格体系, 这也就是虚拟经济。由于虚拟经济的产生, 资本化定价的形成, 资本品逐渐从商品中脱离出来, 成为另外一种具有独特规律的交易品。对普通商品的交易, 起最重要作用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交换。而对资本品的交易, 则是纯价值之间的交换, 基本与使用价值无关。因此, 可以这样认为, 虚拟经济的实质, 就是资本品的交易流通过程;经济虚拟化的实质, 就是经济中的商品逐渐资本品化的过程;经济虚拟化的进程, 就是经济中的商品不断被寻找出来, 独立出来, 并被注入交换价值的进程。
由于资本品的定价涉及其未来的交换价值, 因此, 必然受到预期的重大影响。而预期又往往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因此, 虚拟经济天然地具有内在的波动性。而这种波动性在其上升期间, 会促进实体经济的繁荣, 而在其下降期间, 则会导致实体经济的衰退。从这一角度, 那种认为虚拟经济可以稳定实体经济的观点, 显然从普遍的意义上讲是不能成立的。当然, 也不排除一些特例, 即当预期明确时, 经济的虚拟化可以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
经济虚拟化对实体经济的意义, 并不在其所谓的价格发现或稳定功能, 而恰恰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因为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相对独立运行, 减少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扰动, 而实体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又可以转移到虚拟经济之中。换言之, 经济虚拟化的意义, 并不是使实体经济更“虚”, 反而是使实体经济更“实”。
三、经济虚拟化进程的特点
(一) 经济虚拟化进程, 是商品不断被注入价值、财富流动性增加的过程
最初的经济形态是自然经济, 在自然经济中, 交易是以易货贸易的形式进行的, 显然, 此时并不存在虚拟经济。货币的产生, 是人类经济的第一次虚拟化。在这次虚拟化中, 货币首先在其自身的使用价值之上, 被赋予了交换价值, 并在随后的继续虚拟化过程中摆脱了使用价值的束缚, 单纯以交换价值的形态参与流通。
第二次经济虚拟化是股份公司的产生, 也即公司的股份被注入交换价值, 除了可以获取对应股权的红利收入之外, 还可以在市场中自由出售。与货币类似, 股份的交换价值逐渐被强化, 而其获得红利收入的价值则逐渐被淡化。股份也由单纯的所有权凭证, 转化为资本, 其价格的波动也充分体现了资本品价格波动的特征。
第三次经济虚拟化是商品期货、期权的产生, 也即商品交易和约被注入交换价值, 可以在市场中自由交易。期货交易的规模逐渐超越了现货市场的交易, 甚至达到了现货市场交易规模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整体经济的虚拟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第四次经济虚拟化是金融期货、期权的产生, 也即金融商品的交易和约开始具有了交换价值。与以往的经济虚拟化不同的是, 这次经济虚拟化的是本就具备虚拟经济特点的金融商品, 例如股指期货, 就是在虚拟化的股权之上进行的再次虚拟化。这种对虚拟化资本品进行的再次虚拟化, 可以被称为双重虚拟化。随着当今社会经济虚拟化的进一步发展, 甚至已经发展到三重虚拟化、四重虚拟化, 这种对实体经济进行的多次虚拟化, 可以称之为多重虚拟化。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饱受诟病的次级贷款的证券化, 就是典型的多重虚拟化。
综合以上各次经济的虚拟化, 可以得出结论, 每一次经济虚拟化, 都是原来不能交易的东西变得可交易了, 而且虚拟化的进一步发展, 都是交易规模的扩大与交易便捷性的提升, 各种市场在经济虚拟化之中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因此, 经济虚拟化, 也是一个财富的流动性增加的过程。
(二) 经济虚拟化进程, 是信息的及时性不断提高的过程
在经济虚拟化进程中, 随着财富流动性的增加, 交易信息的传递速度也在不断提升。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财富流动性的增加使市场交易所需信息更为集中。在货币流通产生之前的易货贸易阶段, 交易者必须寻找到需求自己产品的人才能实现交易, 而在货币流通之后, 交易者无需搜集自己产品需求者的信息, 而只要知道自己产品的价格就可以实现交易, 显然交易所需的信息减少了, 或者说, 货币这一媒介, 集中了所有产品供求的信息。类似地股票市场的建立, 也使得股票交易不必再寻求对自己公司有充分了解的人, 而可以直接在市场上按某一价格挂单出售。更进一步, 信息集中在股价的波动上, 甚至有很多人干脆就根据股票价格的波动来判断上市公司基本面信息的变化。期货期权的产生也是一样, 影响原生品的各种信息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 而衍生产品的自身价格变动就可以传递信息。
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形成了市场的层次结构。这种分离至少形成了实体经济市场与虚拟经济市场两个层次, 有的甚至形成了多层次的市场结构。在这种结构的市场中, 处于底层的是实体经济, 其交易者根据实体经济状况与更高层次市场的价格走势进行交易决策。而处于顶层的则是虚拟化程度最高的价格决定市场, 该市场交易者都是信息灵通者, 其信息最为灵敏, 对信息反映最为迅速。这种多层次的市场结构形成的多层次信息传递提高了信息的及时性。
(三) 经济虚拟化进程, 是信息的准确性不断降低的过程
经济虚拟化带来的交易信息速度提高并不总是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由于该进程同样是信息准确性不断降低的过程, 经济虚拟化同样会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信息的集中化过滤了实体经济中的信息。经济虚拟化进程中的信息集中本身也是信息过滤的过程, 众多与实体经济有关的信息被忽略掉了。荷兰历史上对郁金香根的炒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从生产郁金香根的成本与郁金香的使用价值角度, 其价格波动的范围是很明显的。但是, 由于郁金香根的资本化, 其市场价格可以被炒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高度。
二是多层次市场的信息传递方向本末倒置。本来合理的市场价格中的信息传递, 应当是由实体经济传向虚拟经济, 但在经济虚拟化中形成的多层次市场结构, 却使信息传递的方向正好相反, 是由虚拟经济的价格决定市场传到实体经济。而在产生显著背离的情况下, 虚拟经济才会根据实体经济状况进行校正。汇率决定理论中的“热土豆效应”很好地描述了这种信息传递的机制。由于外汇市场分为决定汇率的银行间市场与只能接受汇率价格的柜台市场, 银行间市场, 参与者的买卖决策是根据相互之间的订单流, 而不是实际由经常账户产生的外汇实际供求, 导致了汇率经常处于过度波动的状态。而有实际外汇供求的实体经济部门却只能接受这样的汇率波动, 无法参与到汇率决定的过程之中。
三是经济虚拟化使市场流动性难以控制。这不仅体现在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控制中, 也体现在衍生金融产品自身产生的流动性。无论是否具备相对政府的独立性, 中央银行都是脱离实体经济而存在的, 而货币发行可能根据实体经济的需求进行, 也可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需求而滥发。世界各地常常出现的高速通货膨胀证明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滥发行为并不是偶然现象。即便中央银行在各种严格的约束之下, 的确希望根据实体经济的运行来发行货币, 也存在着显著的反应时滞与货币传导时滞而难以实现平抑经济波动的目的, 常常反而加剧了经济的波动。这无论是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是本世纪的美国次贷危机中都体现的非常明显。金融衍生产品的迅速发展, 使得流动性控制更为困难。其原因在于, 即便中央银行有效地控制了基础货币, 金融衍生产品的迅速扩张也会加大货币乘数, 而使货币总量失去控制。换言之, 金融衍生产品可以内生地创造流动性。货币乘数最主要是受货币流动速度的制约, 而金融衍生产品极大地增加了货币流通的速度, 巨额资金瞬间即在各个账户之间来回划转。相对实体经济而言, 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规模早已成为一个天文数字。
四、多重虚拟化一定是降低经济效率的过度虚拟化
现在, 回到经济虚拟化的适度性的衡量问题。经济虚拟化, 一方面, 由于提高了信息流动的速度而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另一方面, 又由于降低了信息的准确性而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因此, 单纯就经济虚拟化是提高还是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的确是很难给出明确答案的。但是, 多重虚拟化一定是降低经济效率的, 也即一定是过度的虚拟化。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经济的多重虚拟化只降低了信息的准确性而未能提高信息流动速度
毫无疑问, 经济的多重虚拟化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两层次市场结构, 变成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再进一步虚拟的经济这样至少3个层次的市场结构, 拉长了信息传递的链条。当然, 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 这种拉长的信息链条并不会降低信息流动的速度, 但却的确降低了信息的准确性。市场的层次越多, 信息扭曲的程度也就越大。《第五项修炼》中提到的一个情人啤酒的模型, 对这种由于市场的多层次而导致的信息扭曲做了深刻的描述。在该模型中, 一次性的市场需求增加, 导致了各级分销商订单的增加, 而啤酒厂根据订单所作的生产决策, 最终导致了库存的极大增加与财务破产。在处于市场顶端的多重虚拟经济市场中的交易者, 其对信息的反应的确迅速, 但却缺乏对信息的深入理解, 只要见到所谓利空消息, 直接就挂单卖出, 反之亦然。而根本不考虑该利空消息是利空效应究竟有多大。当众多交易者都是如此的交易模式之时, 利空与利好的效应都被极大地放大了, 这就造成了价格决定市场中价格的过度波动, 而根据这种波动所做的实体经济资源配置, 显然只能降低配置效率, 而不是提高配置效率。
(二) 经济的多重虚拟化, 并不能产生对经济的预测功能
支持经济虚拟化的观点有一个重要论据, 即经济虚拟化可以有价格发现的功能, 进而可以对经济的未来状况产生预测。其所举的例子中, 最典型的就是农产品的商品期货。的确, 经济的单重虚拟化, 有时候可以产生这种功能。但是, 并不能证明这一预测功能是普遍的, 特别是不能证明多重虚拟化也具有这一功能。
实际上, 经济虚拟化可以有价格发现功能的观点避免不了一个严重的逻辑悖论, 即当经济的微观主体都无法对未来产生明确预期的情况下, 这种集合性的明确预期是如何实现的呢?所谓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预期形成机制是如何保证预期的准确性的呢?恰恰相反, 在期货与现货市场中, 经常观察到的是在交割期临近之时的期货价格向现货价格靠拢, 而绝不是相反。
在现实中观察到的所谓虚拟经济的预测功能, 包括期货的价格发现与股市的经济晴雨表功能, 都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预期的明确性, 二是预期的自我实现。农产品的商品期货市场的所谓预测性, 就是预期的明确性而存在的, 即秋天的粮食一般而言总是比春天要多。正是由于微观主体都具有这一明确的预期, 才会在众多人的交易中发现一个可以平抑季节性波动的价格, 实现所谓的价格发现。而股市的经济晴雨表功能则更是事后诸葛亮的典型表现。股市对经济的预测功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统计信息发布的时滞, 经济数据的发布滞后于真实经济的状况。二是预期的自我实现性质, 即由于股市的反转, 人们会认为经济也将反转, 因而在实体经济中采取更为激进的策略, 实体经济也就真的由此反转了。
虽然在逻辑与现实中, 虚拟经济都不可能形成对实体经济的正确预测, 但是, 类似商品期货与股市的这种单重虚拟所产生的所谓预测功能毕竟对实体经济是有益处的, 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而经济的多重虚拟化则几乎不会对资源配置产生任何的益处。如股指期货, 就属于双重虚拟化的结果。股指期货可以比股指现货更好的预测经济吗?众多国内外的实证研究都表明, 股指期货可以比股指的价格波动提前几秒种。且不说这几秒钟对实体经济有何意义, 就纯从逻辑上而言, 究竟是股指期货提前于股指现货呢?还是由于股指期货的出现, 而导致了股指现货的滞后呢?
总而言之, 多重虚拟化构建了多重的市场结构, 降低了市场信息的真实性, 同时, 其多重虚拟化的过程也就是对预期的进一步预期, 而这种多重预期是不会对实体经济的运行带来任何益处的。美国的次贷危机也再一次证明, 多重虚拟化的经济是必然脆弱的, 多重虚拟化, 必然是降低经济效率的过度虚拟化。
货币的产生, 是人类经济的第一次虚拟化。
从次贷危机看贷款证券化的教训 篇9
关键词：次贷危机,贷款证券化,教训
贷款证券化是指放贷机构通过一定程序将贷款转化为证券发行的过程。由于美国房地产价格不断地上涨,放贷机构敢于发放次级按揭贷款,并将这些次级按揭贷款组合成若干个资产池,然后再出售给专业的融资机构,而这些融资机构再以这些资产作为担保,重新包装资产化,并发行资产抵押证券。这些证券以公开发售或者私募的方式推销给投资者,回笼所得的资金则作为放贷机构新的资金来源。由于全球一体化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次贷危机蔓延到各国的金融市场。这样的金融创新,这样的贷款证券化所带来的教训是触目惊心的。本文会将探讨贷款证券化给我们带来的教训。
一、资产证券化促成次贷危机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
1、资产证券化的时候没有如实地披露信息
美国金融产品体系就像是一个倒置的金字塔,最底层是基础资产,如住房贷款、信用卡贷款、工商企业贷款、消费贷款、教育贷款等等,在此基础上利用各种金融创新技术构造出金融衍生产品的大厦。而最为突出的是以次级贷款这一不太牢固的“地基”利用资产证券化构建形成的金融衍生品大厦,当中的次贷证券化产品设计得越来越复杂,这些产品的真实价值和风险等方面信息的透明度其实并不高。
在当时利率低房价高的市场条件下,放贷机构能够轻松地将抵押贷款出售给SPV,使得风险与收益相分离,放贷机构既可以赚取贷款手续费,又能把违约风险转嫁到债券最终的投资者身上,因此放贷机构会不负责任地放松了信贷审查,甚至不要求次级贷款人提供财务资质证明。甚至有的放贷机构依据的只是房产价值,而并不是借款人的偿债能力,放贷机构没有按照要求向购房者真实,详尽地披露有关贷款条款与利率风险的复杂信息,而是通过包括故意隐瞒信息,提供虚假信息,怂恿甚至代替消费者虚报收入等欺诈手段,实现放贷。在次级贷款人当中有很多为贫穷、教育程度低下、高龄、单身母亲等弱势群体,他们多是月收入较低,不具备良好信用记录的借款者。当利率调高,他们便无力负担月供,只能停止还款,卖掉住房,形成大量的不良贷款。
在将这些次级贷款证券化的过程中,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信息披露重要的一环不但没有向投资者披露次级贷款中的不良信息,反而扭曲信息,扩大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这次危机中出现问题的贷款证券化产品均获得了评级机构的支持。信用评级机构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债券评级行业采取发行方付费的业务模式,评级机构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发行方,那么评级机构与贷款证券化产品发行方有共同利益,这样难以确保评级公司的独立性及公正性;其次次级贷款证券化产品近10 年才发展起来,相关的数据十分缺乏,导致评级机构难以胜任评级工作;再者评级机构对债券的跟踪不到位,未能及时提出风险预警。最后导致贷款证券化产品自下而上的信息都不能被完整地披露,发行次级债产品的各方受到利益的驱使,继续进行着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投资者却难以了解次级债产品复杂的设计过程,投资者则陷入了信息不对称的危机当中。
2、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贷款证券化监管的缺失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没有及时跟上金融形势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其监管的缺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美国金融业是混业经营的,但是美国金融业实际上却是实行分业监管,不同种类的金融单位归相应的机构监管。过于庞杂监管机构体系必定会协调和配合问题,后果就是监管漏洞的显现。第二,自实行混业经营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产品日趋复杂,资金高度流动,而美国监管机构的功能却赶不上金融技术的创新。第三,如次级贷款证券化的场外交易衍生产品发展过快且产品标准不统一,当局监管滞后,在监管没能跟上时就出问题了。第四,由于监管不力,次级债等相关衍生产品存在着明显的投机过度现象。华尔街投行家的贪婪可能是这次次贷危机的导火线,但是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却是主要“凶手”。
3、商业银行经营的 “原生 — 分销”模式的制度设计缺陷
“原生—分销”模式(Originate-to-Distribute model)是指银行在贷款发放完毕之后,原生贷款并不像以前一样,商业银行将其持有到期,而是采取打包出售、证券化或是签订信贷衍生品合约等方式把原生贷款“卖出去”,将其信用风险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的一种经营方式,是商业银行一种新型的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模式在正常运转时,既可以降低银行表内业务的风险、优化资本成本;又可以增加银行的收入来源,实现多样化经营。但是当面临市场向不利方向发展的时候,这一模式就不能有效地抵御波动,反而会扩大金融市场的震荡范围,次贷危机就是最深刻的例子。虽然美联储的连续加息,房地产价格不断飙升是次贷危机的导火线,但是“原生—分销”模式才是根本原因,它充分暴露了“原生—分销”模式在激励、信息披露、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制度设计缺陷。
首先,放贷机构不再审慎发放原生贷款,信贷纪律松懈,因为经过了证券化后,一笔贷款的信用风险可以从资产负债表移除,所以放贷机构的收入是和贷款数量连接在一起,而不是和贷款质量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模式使得放贷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长期关系变为短期关系,信用风险可以大部分甚至完全转移出去,激励与风险的关系错位。
其次,信用评级机构为了赚取高昂的评级费用,会放松市场纪律,下降评级标准,因为分销产品的信用等级越高,越容易销售,评级机构的收入就越高。
再次,“原生—分销”经营模式是将风险更有效地分担,但是在转移风险的过程中,信用风险并没有消失,而是转移到了未受监管的市场,这样分销产品的透明度反而降低,并且容易产生新的风险。大规模的证券化产品既没有反映在金融单位的资产负债表中,也不受金融监管的表外业务,导致影子银行体系不断地扩张和金融风险的不断累积。
最后,“原生—分销”经营模式的成功非常依赖于市场流动性,当流动性缺乏时,增加了资产重新融合的风险和持有风险,金融体系的危机就容易被诱发出来。
“原生—分销”经营模式虽然带来了新的风险,是诱发次贷危机的重要因素,但它作为一种金融交易方式的创新,本身并没有过错,错在市场参与各方错误的执行。经过了次贷危机后,金融单位吸取教训,加以完善这一交易模式的制度设计,强化这种模式运行的基础。当这一模式运转良好,它完全有能力广泛而又有效地分担风险,同时增加商业银行的收入,加强风险的抵御能力。
二、次贷危机给中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留下的启示
1、要正确把握创新金融工具的特点
随着货币市场的发展,只要是在合理的监管下,金融创新对于金融业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各个经济领域的联系会得到大大的提高。资产证券化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让放贷机构以较少的资本控制大量的盈利性资产,也可能引致房贷机构风险的残留。正确地把握创新金融工具的特点,对中国资产证券化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以美国新世纪金融与Countrywide这两间金融公司为例,新世纪金融公司因为没有把它所放出的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完全地证券化,从2003 年起每年保留20%至25%的次级贷款不出售,使得表内贷款资产由2002 年末的0 美元上升到2004 年的132 亿美元,并于当年10 月重组成为一家房地产投资信托机构。收益和风险是相伴随的,新世纪金融公司没有将所有的次级贷款证券化所积聚的风险导致了公司日后的倒闭。Coun-trywide则是实行完整的证券化产业链,它的核心业务结构由五部分组成,保险部、贷款开发部、资本市场部、抵押贷款服务部和子银行,资产证券化将贷款资产压缩了90%,大大提高了资本充足率,使得Countrywide符合美国政府“资本充足良好”的标准。充分地了解资产证券化的特点并且正确地运用是Coun-trywide仍然立足于华尔街的原因。
2、要严格把握住基础产品的标准关
从已有的资产证券化的实例中,可以归纳出适合资产证券化的基础产品的特点:能在未来产生可预测的稳定的现金流,持续一定时期的低违约率、低损失率的历史记录,本息的偿还分摊于整个资产的存续期间,基础产品的债务人有广泛的地域和人口统计分布,债务人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基础产品的抵押物有较高的变现价值,基础产品具有标准化、高质量的合同条款。要严格把握住基础产品的标准,就应选取具有以上特点的基础产品。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是世界上最早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也是目前市场占有份额最大的资产化证券。我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基本是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发放的,而四大行实际上是由国家信用来担保的,因此信用风险是极低的,所以基本没有不良贷款。而且住房抵押贷款的存续时间很长,可参考的数据有很多,住房在中国的变现也是很容易实现。投资者对贷款证券化产品的信心是同经济周期相关性较大的,虽然我国的房价高涨,国家打击房价的态度强硬,但是房地产的刚性需求及中国经济持续良好运行的大环境仍然为投资者提供了信心。只要在已放出的住房抵押中挑选好具有适合资产证券化的特点的来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住房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的市场存量是很大的,可供选择的空间也很大。
3、要加强对证券化业务的监管
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监管部门对证券化业务监管的缺失,所以必须加强金融监管,使中国证券化业务在合理常规的监管下发展。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成和完善过程中,金融市场产品和服务比较缺乏,金融风险管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滞后于国际。从这次次贷危机可以看到,即使是在具备比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发达国家,出于追逐利益的本性,金融监管机构也会忽视风险因素,而金融单位则总是倾向于创造新的能规避监管的金融产品,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不断扩大。当经济出现负面的变动,前期积累的风险就会显现出来,各个领域通过金融衍生品连接得更紧密,这时会发生连锁反应,导致整个金融市场崩盘。所以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要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技术,应更加关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学习国际上先进的风险管理方法,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监管和管理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