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训

历史教训（共9篇）

历史教训 篇1

摘要：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教训深刻。战略决策上,切忌中央决策战和不定。海军实力上,不断加强海军实力。选兵点将上,主帅切忌“纸上谈兵”。从排兵布阵的角度来看,要深度考察战场形势,准确掌握敌情的发展变化。天时地利上,部队要巧妙地利用自然赋予的优势。团结一致上,战场上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

关键词：福建水师,张佩纶,孤拔,历史教训

据马江昭忠祠碑文记载:“七月初三日,潮暴涨而风雨骤至。敌艇先发,我军失利,将士赴难者逾千人。”[1]276中法马江之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首次与外敌入侵进行的海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马江之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谜团以及深刻的历史教训。本文就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历史教训,从全新的几个角度来展开分析。

一、切忌“中央”决策战和不定

在马江之战进行过程中,有大量前线大吏与朝廷来往的奏折和电报,经查阅发现,前线指挥大臣对清政府的“迁延不决”、“战和不定”非常无奈和愤慨。

据《涧于集》书牍卷三中的记载,张佩纶对安圃姪不满地说道:“株守遂已一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更,枢译勇怯无常,曾、李置身事外,敌在肘腋犹且如此,国事可知。鄙见台北之捷,本属夸饰,见机而作,即可转圜。孤拔意疲,了事甚易,失此而复张皇言战,舍船舍炮而惟陆军乡圑之是恃,直欲以耰锄棘矜而与坚甲利兵相搏,真笑谈也。”[2]385张佩纶在这里把他的牢骚发泄了出来,朝廷固执己见,寄希望于和谈,实在是愚昧之至。

于此问题,李岳瑞也称:“马江之役,人多以咎豐潤。然豐潤不过会办耳,书生素不知兵,而受任于仓卒之际,兵将不习,政府又力禁其先发,著著皆有取败之道。”[3]115清政府于战和之间,给处于前线的封疆大吏带来了巨大包袱。

二、清政府海军实力过于薄弱

清政府的海军起步比较晚,福建海军应该说是中国海军的摇篮。“楚军”的领袖左宗棠牵手组建的福州船政局,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海军学堂和福建水师。

与海军势力强大的法国相比较而言,福建水师要逊色多了。法国当时的海军号称世界第二,而清政府的海军从舰船到武器上都要低很多级别。在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既没有装甲舰,也没有鱼雷艇。现场观战的美国军官罗蚩和高文也指出:“突有一大铁甲舰,自下流蹴波涛而上,如摩云盘空,不可逼视……已轰发快射炮,向一华舰发射命中,使之忽然沉水矣。”不仅如此继而进一步记录道:“忽闻船政局方位之处一大爆声,不解其故,及烟雾稍收而见之,则法第四十六号水雷艇,用水雷轰沉华舰扬武也。”[1]137池仲祐也称:“法舰御炮则有铁甲,冲锋则有雷艇,桅盘悉置机关炮,两船通语时有旗号。我船均无之。”[4]303

清政府的海军实力过于薄弱可见一斑,马尾交战中我方的舰船被敌人几炮就轰沉没了。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美国军官罗蚩和高文认为:“比较两军兵力,法舰之坚甲利兵,固夐乎超绝华军。然此客彼主,其劳逸又无俟多言。若华军欲将水雷沉于江口以为防御之资,则法舰虽强,又岂能易入哉。”[1]141美国军官的记录中也表明了这一点,但他认为我方没事先安放水雷,他未必知道我方的军事实力,苦无一水雷艇。

曾实地报道马江战役的大型报刊《申报》,于1884 年8月26 日刊发评论文章更是指出“:法船较华船为坚,法炮较华炮为巨,华军力不能支以致败北。此则非战之罪实船炮不敌之故也……法人之所以能横行与欧西者,以其船舰炮火之利,实有可恃者。再也,据某西人言法国之水师,英国且不能逮,而况其他。”[5]足见我们务必要加强海军的建设力度。

三、张佩纶“纸上谈兵”终无实用

张佩纶只是经过了朝廷严格的科举选拔制度产生出来的“书呆子”,虽然他一再认为“越南之兵锋果交,则法既外争北圻,又当内守西贡,其分偏师以扰内地,则力薄不足畏;欲用兵以攻中国,则法之财力、兵力亦必不能办此也”[2]346,但事实证明,张佩纶在弹劾大臣上面以及写作文章方面是一位“高手”,而在残酷的战役指挥中确实是位庸才。

张佩纶在发现法海军聚泊马尾之际,就提出了一个馊主意,即受人非议的“敌我杂泊”,一直以来这个策略都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是好的策略,有人认为是不好的,在此笔者认为“敌我杂泊”是错误的战术决策,直接导致了福建海军在马江之战中全军覆没。

反观法军的统帅,孤拔在开战的前一晚召集所有舰长前往旗舰,并对所有舰长作出指示如下:“八月二十三日下午(约近两点)当退潮移转船身的时候……提督在桅杆顶上升起第一号旗。这个信号发出时,两支水雷艇应立即出动,攻击碇泊在提督上游的两艘中国战船。当第一号旗收回时,全线立即开火。窝尔达号一方面以它左舷的大炮和步枪支援两支水雷艇的攻击,另一方面从右舷以师船们为主要目标,向它们开炮。同时,野猫、益士弼和蝮蛇三号炮艇,从右舷离开提督,迅速驶至船厂的附近,攻击那里的三支炮艇和三支通讯艇。”[3]548两军统帅一对比,便可以轻易发现其中有何不同,指挥战役可谓是一门艺术。足见选择统帅时切忌不要选择那些只会“说”而不会“做”的将领。

四、“敌我杂泊”是一大败笔

孤拔在战役爆发一个月前就已进驻闽江马尾之地,中法双方一直都处于相持的境地,张佩纶认为敌人舰船先进,用福建水师的舰船将法舰包围起来,即使打不过也可以用清舰船身撞击法舰,遂将中方舰船也一字排开,就列在法舰的上游不远处,还有三艘分列在法舰的下游处,呈现出包围法舰的态势。于是,不顾各位福建水师舰长发对的意见,对法舰实行“敌我杂泊”的方略。

据时任闽海关副税务司的英国人贾雅阁在给海关总税务司的报告中描绘中法战事的布阵境况时称:“永保和琛航碇泊在造船厂旁。福胜、艺新、建胜、伏波在稍下游、近江中流处停泊。扬武泊于马尾角,福星在扬武后舷稍远处停泊。伏尔他号……则在扬武下面约三百码处停泊,所以福星正在伏尔他号左舷之前,伏尔他号左舷后方是两只法国鱼雷艇。伏尔他号的后面顺序依次是阿斯皮克号、维皮爱号和豺狼号,豺狼号差不多与罗星塔小马礁木春相并。济安停泊在海关前面,它的下面是飞云和振威。”[6]217

他还称“:法军舰共十一艘,炮七七门(几乎都是重金属的),还有每分钟可以发射炮弹60 发的霍乞开司机关枪,各船将兵共1830 名。”[6]215他继续指出中方“共计军舰11 艘,炮45 门(仅有少数是重金属),各船共将兵1190 名”。实际上真正的差别不在这里“,法国的舰艇是现代造船技术的产物,他们的炮是机械技巧的结晶,他们的人是精选的战士,而挂龙旗的船,除去扬武、福胜和建胜,都是轻装备的船只,主要系为了镇压海盗和巡卫沿海而建造的,完全不能够抵挡在近距离内对准他们释放的压倒火力”[6]216。中方舰队与法方舰队的差距不小,而张佩纶没有深度考察战场形势就下令“敌我杂泊”,轻率作出如此重大决定,实在是令人发指。

五、孤拔于退潮之际发动进攻

战时孤拔在闽江的一个多月里,经常探查马尾的天气状况还有地形地势的特点,以及闽江潮起潮落的自然规律。这些都为接下来法军要进行的马江海战铺平了道路。而此时,张佩纶却完全蒙在鼓里。

据法海军上尉军官罗亚尔记录:“提督决定于退潮移转船身时……沃尔达号、三艘炮舰和两支水雷艇,对中国舰队的关系是在水流之下,得以船头威胁它。中国方面则相反,他们把船尾向着法舰。船尾是船最弱的部分。中国船要做整个半圆形的回转,即一度把船侧转向我们的炮火之后,它们才能攻击法国船。当然,停在下游海关附近的三支中国通讯舰,对于停在上游的法国战舰,有上述的优势,但三艘大巡洋舰,杜居土路因号、费勒斯号和德斯丹号,以强大的炮队控制它们;威力正足以震慑它们,阻挡它们开行。”[3]从孤拔对闽江的潮水涨落就可发现他是如何巧妙地利用自然力量了。

六、李鸿章与曾国荃携舰船见死不救

清政府“前饬南北洋发船助闽”,但是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与曾国荃的南洋海军显然是只顾保存实力,“非曰恐为被抢,即曰难敌铁舰”[7]1793,根本不顾福建海军的“死活”,不考虑福建海军已经岌岌可危的现状,没有团结一致对敌。

李鸿章在马江之战中体现出其保存自身实力的思想,其不愿派兵舰往援可以从侧面观之,缘何有此一说?一方面,面对张佩纶对李鸿章的苦苦哀求“:船能来否?”[2]401李鸿章回复“:切勿孟浪……不以决战为是。”[2]404另一方面,清廷在此之前曾从德国购买两艘大铁舰,当时闽地急需使用舰船,清政府向李鸿章提出要求开回大铁舰,但李鸿章回禀称“:两铁舰势难开行,所雇员匠应暂辞回。”[2]187可见李鸿章最终没能破解“畛域”之见,在临敌时过于自私,只顾保存自己的实力,而没能全力援救张佩纶,终究落得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此外,清军岸上驻军虽经张佩纶临时招募数量可观,但大多都没有经过严格训练,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战斗中清军从统帅到军官和士兵大多数四处逃散,还对马尾船厂进行了一番洗劫。可见海战中清军毫无纪律可言,更别提团结一致一心对敌了。

清朝甲申年间中法马江之战,至今已过一百余年光阴。研究此战的教训对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之处。战后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给清政府以震惊,继而对法正式宣战。战争也给当地的人民以极大的愤怒,特别是马尾沿岸的老百姓整日人心惶惶,夜不能寐。我们对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进行了系统的教训分析,就是希望在将来不要再发生这凄惨的一幕,还给人民以友好、和平、自由与安逸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林萱治.福州马尾港图志[Z].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4.

[2]邵循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Z].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邵循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三)[Z].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张侠.清末海军史料[Z].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5]申报[N],1884-08-26(1).[6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Z].中华书局,1983.

[7]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Z].中华书局,1958.

历史教训 篇2

2016年10月13日18:30

解放日报

黄河三次大改道留下哪些启示

黄河泛滥得到根治，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想。

纵观历史，黄河的三次大改道所带来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改变，往往还伴随着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第一次大改道

河道演变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

大禹治水后形成的“禹河故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都是很稳定的。不过，当时整个社会却陷入长期的混乱状态。

禹的儿子启以武力夺取了帝位，远古的“禅让制”就变成了“家天下”，从此以后，部落之间就开始了无休止的厮杀征战。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新型的统治机构——国家的产生。

等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一度多达数百个，而此时的黄河也由大禹治水初期的低洼河道逐步向“地上河”转变了，各诸侯国也开始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大量地修筑黄河堤防以抵御洪水。这一时期，大陆泽产生了严重的淤积，不断抬高的洪水位使得黄河经常发生满溢或溃决。特别是北面的淤高不断增加，这也使得黄河河道有了持续南向迁移的趋势。

禹河故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历史上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大改道。整个河道大概向东南方向平移了一百公里。按今天的说法，改道后的黄河大致流经今河南濮阳、河北大名、山东德州等地，经沧州北而东入渤海。这条流路一直延续至西汉末年，我们不妨称之为春秋西汉河道。

这次改道是黄河下游河道发育演变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在接下来数千年的变迁过程中，黄河基本上是在禹河故道以南迁延演变，海河流域也正是从此时开始酝酿，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水系。

第二次大改道

狭隘私心难以维持长久统治

西汉历经十五帝、二百余年，在家国飘零之际，终被王莽篡位。公元11年（王莽始建国三年），上天似乎也对其大逆不道不满，黄河迎来了汉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大决口——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决口，黄河在西汉河道的基础上，继续向东南方向摆动一百多公里，夺漯水而入海。

清人胡渭将这次决口后形成的新河道认定为黄河史上第二次大改道。在《汉书•王莽传》中，东汉史学家班固曾经记载，此次决口地点正是王莽的老家元城县（今河北大名）。他一开始是担心河水会淹没他家祖坟，当看到河水没有继续北侵，而是向东流去，就决定不筑堤堵水了。

黄河改道后，夺漯水而东流，经顿丘（今河南滑县）至滨州入海，西汉的故道从濮阳至东光就变成了枯河，后人称已经干枯了的这一段河流叫王莽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黄河第二次大改道大概是走了古漯水的流路，相对于西汉河道而言，距离入海口更近，几乎呈直线状流入渤海。后来的史实也证明，这是一条非常稳定的入海通道。

每次黄河大改道必然会伴随着大范围地区被淹。应该说，王莽政权对此也并非毫无作为。在其当政期间就曾多次集合全国水利精英商讨研究河患问题，众人也奉献多种应对方案，著名的贾让“治河三策”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不过，其结果并不难想象：皇帝有他的私心，再多的策论也陷于空谈，因此没有一种措施能够有效实行。

这次改道给王莽政权带来了最致命的一击。洪水所到之处产生大量灾民，后来也都成了起义军，并最终招致王莽政权的灭亡。实际上，从王莽对黄河治理的狭隘私心也可以看出其统治难以长久，仅在位15年就被南阳豪强刘秀的起义军赶下台。或许是因祸得福吧，王景也正是在王莽时期所修的河道基础上完成了传奇般的黄河千年之治。

第三次大改道

洪灾加剧酿成了北宋灭亡

赵宋王朝开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黄河仍然大致沿着王景整治后的东汉河道（北宋称之为“京东故道”，因其流经京东省级行政辖区而得名）行进。

时间来到景枯元年八月，黄河在濮阳横陇决口。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大河径直向东北方向分流，经河北大名至滨州入海。黄河自此离开行水千年的东汉河道（京东故道），形成了所谓的“横陇河道”。“京东故道”和“横陇河道”基本上被归入“东流”的范畴，在宋代后来的历次治河争论中多次被提到。

横陇河道淤塞十分迅速，仅仅行河十余年便“高民屋殆逾丈”，且极不稳定。庆历八年（1048年），还是在濮阳，在横陇决口点上游商胡县再次发生决口，且决口形成的新河道进一步向北摆动，经大名至乾宁军（今沧州北，宋时与辽国交界）入海，其所经行的路线称“北流”，清人胡渭在总览历代黄河河道演变史后，认定此为黄河的第三次大改道。

第三次大改道拉开了多灾多难的宋代黄河史的序幕，自此到北宋灭亡近七十年的时间里，接连发生了三十多次重大的决溢事件，几乎每隔一年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的洪灾。

严重的决溢往往伴随着朝廷内部纷繁复杂的争论，由于难以迅速达成共识，又导致了治河决策的犹豫迁延、举棋不定。洪灾不断加剧，也不断酿成重大历史事件。

熙宁十年（1077年）至元丰四年（1081年），“北流”的黄河分别在澶州的南、北两侧决口。南向决口则大面积入侵淮河流域，“坏郡县四十五，官亭、民舍数三十八万家，田三十万顷”；北向决口则侵入永济渠，不但造成大面积的淹没，还对运输军需粮饷的主要交通干线造成严重淤塞，河道的摇摆不定之势不断加剧。

每次决溢都造成大范围的灾害，其中最惨重的一次发生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黄河在瀛洲、沧州决河，“民死者百余万”，这可能是黄河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洪水灾害了。也正是在这次决河后不久，北宋就在金兵的大举南侵下灭亡了。

下一次改道 绸缪于未雨，防患于未然

五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大洪水总是要来，黄河总是要改道。然而面对太平盛世、黄河安澜，抛出这耸人听闻的言论，是讨人嫌、招人骂的。不过，如果我们尊重历史的话，就要对此有冷静的思考。

实际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学者就有针对性地做过大量工作，但由于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相反，因此各方观点也大相径庭。整个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各说各的理，令人无所适从。自上一次的黄河改道争论至今，又过去三十多年了，当时一定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一时期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会发生如此爆发式的增长，而且黄河流域在整个国家的战略地位日益提升，75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和巨大的经济体量，几乎到了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地步。

另一方面，近三十多年来，从气候变化引起降雨径流减少，到水土保持引发产流产沙下降，高库大坝为主导的防洪、供水和发电效益提升，都使得整个黄河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正如我们三十多年前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黄河今日的来水、来沙量会降到如此低一样，我们也很难说未来三十年来水、来沙就不会上升到我们难以预测的数量，而且历历可数的几个水库的拦沙空间总是有限的。

居安思危，在黄河风平浪静的今天，重温历代先贤对河道变迁的论述，从科学的层面推论黄河改道的临界条件，评估今日黄河河道发育水平，进而预测明日可能的洪水致灾风险，做到绸缪于未雨，防患于未然，亦属颇有意义的一件事。（陈俊珺整理自《极简黄河史》，作者杨明 漓江出版社出版）

有所思：历史的教训 篇3

历史教会我们思考。

一千件光怪陆离的事可能抽象出的是一个相同的本质，而了解这一本质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选择和判断。正如创新是有赖于经验，我们在向当下和未来披荆斩棘之前要有这样以史为鉴的过程——认清事件、认清自己、认清社会。

一如序中所言，杜兰特夫妇所著此书不仅仅是历史经验谈，而是更加趋近于人类史的哲学思考。他从地球、生物学、种族、性格、道德、宗教、经济、社会主义、政府、战争十个方面（其实个人认为还有文明）来切入历史，对我个人的“读史之法”也启发颇多。辩证地看待历史，不仅从硬邦邦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也从历史环境的过去和现在，更可以从不同的影响人群切入。我想所谓“历史的教训”，不仅仅是事件本身带来的思考，结合当下而衍生出的一系列思维火花、现实事实，它能够变成更有用的东西。

我就自己感兴趣的几个话题谈谈自己的粗浅之见。

一、自由与平等

生命与历史都带有傲慢的不公。自然与人类社会平行，它们偏爱差异性。当一个社会的自由达到了某种程度，这样的差异就开始变得显眼——少数人凭借差异占有多数的财富。这也跟自然界食物链中的第一、第二等级类似，总有强和弱的对比，总会在资源竞争中存留危机感和不满足感并因此推动大环境的进步。这也是为什么杜兰特夫妇说：“自由和平等是永恒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胜，另一方即会死亡。”

自由社会意味着遵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法则的社会；而平等社会意味着削弱富者、保全贫者的共进式社会。自由社会是有牺牲品的，那就是被“选择”淘汰掉的人，在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就是社会底层踩踩就死的蝼蚁。而平等社会就会成为这些弱者，或者说经济能力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狂热的渴望（个人认为比较畸形）。事实上，选择自由或是平等本身就是带有竞争意味的自由，所以它往往由强者主导。或是一个才智超群的阶级选择自由，或是成千上万的平庸者形成的洪流来选择平等，它们都在经历着社会的考验和选择。

或是牺牲部分人的权利，或是牺牲另一部分人的激情；孰优孰劣未可知，我也只能说凡事无绝对罢。

二、宗教情结

“持怀疑论的历史学家也对宗教保持谦卑的尊重，因为他看到了宗教在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时代，都发挥着似乎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觉得用“打捞灵魂”来形容宗教的存在意义是万分恰当的。宗教本身可以说有自己的一套哲学，比起艰难晦涩的导论它显得更为普世，能面向更多的人布施这种精神救赎。而人，便很容易对宗教产生依赖——现世，实在是不能令人满意啊。

我曾经目睹了藏民和藏传佛教的信仰。这群人可以说淳朴到接近野蛮，而且有尚武倾向。他们想要的就会用自己的双手去抢夺，所以现代法规在他们面前只是一张纸，苍白无力。而面对活佛他们却显示出极度的虔诚，所有强制性的管束甚至比不上活佛一句话行之有效。他会在活佛途径的时候双手奉上他们家里的牛羊，他们会深深地匍匐在活佛的足迹上。我们不信仰的人很难理解他们的行为，但从这个例子中信仰的力量可见一斑。

宗教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人有这样的信仰需求。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是离不开宗教的。或许更恰当地说，是政治需要信仰的凝聚力。精神统治也是政治上的重要内容，而这项工作由政府难以完成。所以政治依赖着宗教。但反之，若宗教掌握了政治，那么世界可能又会陷入中世纪的噩梦吧。

三、所谓文明

文明是不会死亡的。甚至于说，文明在时间大浪淘沙的洗礼中得以沉淀并且羽翼渐丰。

我们很难去定义文明的生长于衰退。如果不把文明看作流动的过程或划作时间区间进行研究，那么所谓增长应该就是前后对比后富余的文化量。这样的文化以创新为途径，但优劣仍待考究，这也是我质疑这一观点的地方。斯宾格勒所言离心与向心的双面性，虽然是否能概括大致规律仍未可知，但辩证地看法是有待借鉴的。同样，文明的衰退正是存在于两个区间的交界处，它的主观因素较强，站在这个转折点上的人的个人素质很大程度决定了文明的走向。这更增加其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但无可否认，文化是累积的，之所以能从人类文明方向来谈所谓进步，是因为我们站得越来越高。刚出生的我们或许与千年前并无太大的差异，而优势之一在于我们可以浏览莎士比亚的喜剧，欣赏毕加索的作品，聆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即优势在于文明的大环境，这要归功于千年来伟大文明成就的积累，它让我们站得更高、也看得更远。优之二在于我们能够接受较高水平的教育，这对现代文明进步有着近乎决定性的作用。

现存的，物质上的享受、财富、建筑巍峨——都有可能变成后世的历史书上无关痛痒的一句话，甚至有可能连一句话都没有。唯一能够流传下去证明我们曾经辉煌存在的证据是文明，正如我们现在对古希腊的缅怀。

历史教会我们思考，历史让我们厚重。

所以我时常会对历史抱有感激，因为它的存在，我们对现状永不满足。

作者简介：廖子雨，1999年2月出生，成都七中林荫校区2013级1班学生，朝花文学社社长。

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 篇4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合作结果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中国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为标志, 国共之间第一次合作由此正式形成, 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 历时三年半。

1.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客观必然性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形成在当时具有着客观必然性。首先, 从当时中国的客观形势来看, 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因帝国主义加紧掠夺和军阀连年混战, 陷入日益加深的危机之中。而在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政党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共产党, 一个是中国国民党。从力量对比来看, 仅凭某一个政党的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各反动军阀的势力, 显然是难以取得胜利的。当时, 中国共产党刚刚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及海外等几个分散据点燃起了“星星之火”, 到中共三大时, 党员不过400余名, 但代表了新的政治方向, 也显示了彻底的革命精神, 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新希望。而中国国民党虽然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力量有所发展, 但也不过是一个在广东建立区域政权的政党。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人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 总结斗争经验认识到, 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不是哪一个政党单独能完成的, 国共两党需要合作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虽然两党就其阶级的性质、长远的革命目标和最高纲领都是不同的, 但当时两党之间具有一致的民族利益。在反帝反封建这个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目标下, 两党可以同仇敌忾, 携手合作, 并肩战斗。

其次, 从共产党的角度看, 国共合作有利于国民革命目标的实现。“二七惨案”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 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单单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而当时中国现存的各政党, 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经过20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斗, 推翻了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 又连续倡导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 力图维护中国的民主共和。尽管都没有成功, 但对中国封建势力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 已经成为革命的象征, 其不怕挫折和顽强奋斗的革命精神, 为人民所敬仰, 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望。因此, 中国共产党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必须首先谋求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可以将它改造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斗争任务。同时, 共产党员有双重身份, 便于开展革命活动, 有利于中共从工农运动的低潮中走出来, 更能在孙中山这面革命旗帜下广泛发动群众, 组织革命力量, 迎接革命高潮。

再次, 从国民党的角度看, 国共合作有利于实现国民党的改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的失败, 使他痛彻认识到依靠军阀打军阀是没有出路的。1919年, 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共和而斗争, 并且开始注意培养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军事人才。二次护法运动、陈炯明的叛变, 使孙中山痛感国民党内部成分极为复杂, 必须加以改组, 迫切需要新的力量补充。在这种背景下的联合, 正是孙中山所欢迎的。

鉴于这种情况, 1924年1月, 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 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发表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 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 使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组织。新三民主义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一致, 因此它就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

中国各进步政党和各社会阶层必须走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道路。也正如宋庆龄说的那样, 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不是偶然的, 它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一方面, 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推动和帮助下, 率先向中国国民党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另一方面, 是由于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总结自己30多年的经验教训, 产生了联俄、联共的思想, 几经周折, 最终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 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特别是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后, 国民党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国共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国民党反共势力的挑拨和破坏下, 几度出现危机, 并在孙中山病故和北伐胜利以后最终破裂。

2.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果

第一次国共合作, 首先, 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 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推动了国民党走上革命化的道路, 使死气沉沉的国民党获得了生机;其次, 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壮大了共产党队伍, 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再次, 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国共合作后, 在两党共同努力下, 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和军事人才, 发展了工农运动。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反帝风暴席卷全国,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迅速兴起。在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 接着就出师北伐, 仅10个月时间就打垮了帝国主义支持的吴佩孚、孙传芳等几十万军队, 基本上摧毁了北洋军阀反动势力, 解放了半个中国, 震撼了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但是,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与共产党军队发生摩擦, 甚至掀起了反共高潮, 最终以分裂告终。

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合作, 进行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

1.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931年“9·18”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 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危机, 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及部分国民党爱国官兵立即投入了抗日斗争,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由于日军咄咄逼人, 向华北进攻, 与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发生冲突, 英美为抑制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 也不允许国民党蒋介石投降日本。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迫使国民党蒋介石只能走抗日的道路。根据形势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政策, 实行了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转变, 赢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加速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分化, 以至爆发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加快了两党合作的进程。

1937年2月, 为了表明团结御侮的立场, 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文中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第一次公开承认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 表示愿意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力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谋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诚意。从此, 国民党蒋介石也放弃了反动误国的内战政策, 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同年9月22日, 由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的谈话。至此, 以抗日为基础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2.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作用

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在中华民族的斗争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 有力地动员了亿万军民投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斗争, 实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的首次完全胜利, 维护了中国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 提高了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威望。其次, 国共两党联合抗击外来敌人, 中国人民的军队英勇奋斗, 不怕流血牺牲, 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中的光辉一页。再次, 国共合作抗战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大国家之一, 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国共两党合作的经验教训

历史是镜子, 它促使人们看到过去坎坷的道路;历史也是路标, 它引导人们踏上未来宽阔的坦途。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历史, 既相互协作, 又坚持斗争;既取得了成绩, 也遭受了曲折;既有经验, 也有教训。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 携手合作。这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根本出发点, 也是国共合作的一条宝贵经验。两次国共合作之前, 中国都面临着国家分裂和中华民族亡国的危险。在这个事关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大抉择面前, 国共两党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为重, 依时顺势, 力排众议, 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携手合作, 从而使国家和民族避免了重大灾难。反之, 如果背弃国家和民族大义, 就会陷入内战的局面。

二是求同存异, 共图振兴中华大业。国共两党毕竟是两个不同阶级性质的政党, 它们的信仰和世界观也各不相同。不过, 这种差异并没有成为国共合作的主要障碍, 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 为了民族利益, 两党捐弃前嫌进行合作, 从反帝反封建这个共同目标着眼, 共图振兴中华大业。正如李大钊所说:我等之加入本党, 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 (下转278页) (上接211页) 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对于本党应付两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通的责任;一种是为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 以图共进的责任。

三是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合作。合作需要双方的诚意, 也需要彼此的努力。这是合作的主观条件, 即合作双方都要有合作意向, 都要积极主动去促成合作。但主观条件必须结合客观条件, 实现主客观相统一。合作的客观条件就是合作双方必须寻求彼此利益的结合点, 寻求有效协调双方利益关系的策略方法。只有做到了这些, 才能体现出合作的诚意和努力。每次国共合作的倡议都是中共方面率先提出的, 而且中共方面还为促成国共合作积极行动。这就充分体现了中共的合作诚意, 是以最大的诚意, 也尽了最大的努力, 才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直至赢得抗战的胜利。

四是在合作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合作不是合并, 需要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即合作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共在国共两次合作实践中都犯过右倾主义的错误。例如,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 中共领袖陈独秀极力推崇国民党, 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低估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 使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合作中降到从属地位。当国民党与共产党反目并大开杀戒时, 则无力与之对抗。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时, 共产党充分汲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 在合作中强调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从根本上避免了悲剧重演。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 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上, 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政策和策略, 在抗日中发展队伍和扩大根据地, 以壮大的队伍和根据地来扩大抗日的胜利成果。所以, 当抗日胜利国共合作关系破裂时, 共产党已成为拥有120多万党员、近100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和近1亿人口的强大力量。

五是充分估计合作的困难, 随时做好关系破裂的应急准备。正所谓未雨绸缪, 防患于未然。因为不论何种形式的合作, 其目的性都很强, 合作的范围都相对固定。一旦目的达到或者合作范围以外发生利益矛盾, 都可能导致合作关系破裂, 合作终止。对两党合作的这种结局, 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避免在合作关系突然破裂后, 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徐建东.中国革命史纵横[M].大连:大连出版社, 1988.

《中国历史的教训》读书心得 篇5

最近我在工作之余，细细品读了该书，感触颇深。书中讲述的24个古今里的人和事，有的伟岸得让人拍案叫绝，有的卑劣得让人不可思议，有的愚蠢得让人顿足捶胸，个个似曾相识，如在左右，不是成功的经验就是“历史的教训”。

书中所传递出的廉政新思维、社会正能量和历史的智慧深深打动着我，让我在轻松读史的同时，能够体验廉政文化的熏陶、吸取历史人物的教训、接受廉政理念的淬炼。

该书给我们传递了廉政新思维。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标准，但无所作为的“清官”就是庸官，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都不是好官。作风上正派廉洁，工作上敢于担当，两者缺一不可。近期，各级纪委加大了对“为官不为”的专项整治力度，对奋发有为、敢于担当的干部给予褒扬，对懒政庸政怠政的进行严肃问责，让那些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没有市场、没有奔头。

该书给我们传递了社会正能量。书中道：因为舍弃，得到的是内心的安宁，因为奉献，受到的是人们的尊敬。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受到周家风的影响，收获了真正的快乐。是啊，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不能光想着自己得到了什么，关键要看自己给这个社会做了什么。殊不知无私的人最快乐，施予的人最幸福。习在春节团拜会上深刻指出，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清正廉洁，是对家人的最好馈赠;家风纯正，也是对领导干部的最好保护。良好家风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烛照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世界。

阿富汗的历史教训 篇6

引发第一次英阿战争

《一个国王的复位》的背景是19世纪，为了争夺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英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竞争角力，两国都想将阿富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处心积虑要把亲俄的阿富汗国王赶走，扶持自己豢养的逊王舒佳复位，结果引发了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

但在占领全境后，阿富汗各部落掀起了全国起义，英国人没有料到阿富汗人竟然反抗如此强烈，仓卒撤退，结果英军1.6万余人，仅仅剩一人自开柏尔山口生还，当时震惊了世界。

今年1月这本书才刚出，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就细读，3月即请作者到阿富汗见面，劈头就说：“现在所谓的盟友对我们的方式，就像当时英国人对舒佳王一样。”甚至连死敌塔利班也是这样看的，塔利班在3月18日的新闻稿中就说，“每个人都知道卡尔扎伊是怎样被带到卡布尔，是如何被放在舒佳的王座上的。”

似乎只有美国人不知道这段历史，今年5月，在卡尔扎伊与奥巴马举行过高峰会之后，白宫国安会就急着找《一个国王的复位》的作者达尔林普到华府，要他补课谈阿富汗的历史。

当然有人批评达尔林普的历史比较太过简单，一再旧调重提“阿富汗是帝国的坟场”：继大英帝国、苏联帝国之后，现在美帝又重蹈覆辙。

拒当现代版舒佳王

卡尔扎伊近年动作频频

但阿富汗的过去与现在有惊人的关联性，卡尔扎伊是波帕尔扎伊（Popalzai）族的长老，正是舒佳王的直接后代，舒佳被阿富汗人认定为西方的傀儡，而打败英国人的多斯特·穆罕默德父子，则被尊为民族英雄。

卡尔扎伊从小就知道这段故事，打从心里不愿意做现代版的舒佳，卡尔扎伊告诉作者，他认为舒佳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不愿后人仅记得他是傀儡，所以才要在最近几年，一直强调自己与北约盟国的不同。而相对的，美国也觉得卡尔扎伊特别难搞，前不久更泄漏出消息，说卡尔扎伊几年来接受CIA数千万美元的现款，而卡尔扎伊家族更是包揽工程，收受贿赂等等，想要抹黑卡尔扎伊，以作为报复。

这已经是达尔林普关于南亚的第三本书了，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本受到外界的重视，他的书中，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不是因为纯粹想象，而是大量使用阿富汗史料，让他可以超越西方观点来从事历史写作。达尔林普在2009年研究阿富汗国家档案时，无意间寻获两个长篇史诗，史家口耳相传，谈的就是如何击败英国入侵者的经过。

这是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对我们而言，第一次英阿战争（1838～1842）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时间如此接近，既偶然、也有关联。

在比较时，有些人常批评中国当时没有阿富汗的奋战精神，实力远不如大清国的西亚小国阿富汗，却以弱小军力，让不可一世的英国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1839年4月，英国以帮助阿富汗前国王舒佳为由，派大军3万多人直接进攻阿富汗。此时的阿富汗军队仅有1.5万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不及英军。英军凭借兵力兵器优势，只用4个月就兵临喀布尔城下。

但这不是当时英国在亚洲唯一的战事，不到一年之间，1840年6月，英军统帅懿律率领英国舰船40余艘，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广东海面，预备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

2万兵调征鸦片战争

英大军遭阿富汗消灭

当时直接从英国派来的军队并不多，手中最可以动用的就是训练精良的印度军队，阿富汗公使麦克诺顿一直要求征服阿富汗之后，必须留下足够的部队固守碉堡山口，但是东印度总督欧克兰却急于把对精锐的孟买师团，调到中国支持，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看起来要扩大。

8月21日，英国舰队经整补后，离开香港北上，这时英军已从4000人膨胀到2万人左右，1841年8月道光皇帝求和，中英双方签订《南京条约》，战争结束。 但是在阿富汗这边，军队来不及调回来，却遭遇到惨败，11月2日，喀布尔爆发大规模起义，当天晚上就占领了喀布尔全城，英军大惊，驻扎在喀布尔的英军遭围困，弹尽援绝，被迫撤退，整批部队被消灭。

历史的教训是，备多力分，当时除了阿富汗，帝国战争还有中国；而现在，除了阿富汗，反恐战争还有伊拉克，而鸦片战争与解放伊拉克，都让英美两国力有未逮。

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军将要在2014年年底撤出阿富汗，但诚如本书作者所说，“入侵者以为他们可以进来，更换政权，然后几年以后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但是他们都发现自己陷入更大的冲突”，这是一本奥巴马应该要看的书。（摘自《联合晚报》）（编辑/袁红）

《一支军队的残兵败将》

1842年的冬天，寒风凛冽。约700名欧洲士兵、3800名印度兵和1.4万名文职人员逃离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自1839年，英国占领了阿富汗；而此时，英国已无法继续维持对阿富汗的占领。一周后，在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 ，从一处由英国人控制的要塞看去，只见那一队人马中唯一的幸存者跌跌撞撞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名骑着一匹疲劳地随时就要瘫倒在地的马匹的孤单士兵，成了人们对于第一次英阿战争挥之不去的印象。这一景象被伊丽莎白·巴特勒于1879定格在了一幅名为《一支军队的残兵败将（Remnants of an Army）》的画卷上（如图），这张图可以说十分惨淡。

那场战争耗费了1500万英镑，这在今天相当于500亿英镑（约合800亿美元），4万人殒命、5万头骆驼死亡。这与当今的争端相比还算是少的了，因为现在美国每年要在阿富汗耗掉超过1000亿美元。

历史教训 篇7

现代英美的新自由主义理论, 虽然有其新的内容和特点, 但它试图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 却不是一个新问题, 而是一个老问题。这个老问题就是国家究竟要不要干预经济。自由主义是西方主流的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 它从17世纪诞生, 演变到现在的新自由主义, 经历了三个半世纪, 可以说其间始终与这个老问题纠缠不休。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修正了古典的自由主义, 主张国家要干预经济;20世纪7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 重新回到古典自由主义, 再次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从不干预主义, 走向干预主义, 再回到不干预主义, 这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历史走了一个“圆圈”, 彷佛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

一、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干预主义

国家要不要干预经济的问题, 其实质是国家公共权力和个人自由权利的关系问题。17世纪英国哲学家、政治理论家洛克, 被誉为古典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他在主张“个人自由”论的同时, 又主张“有限政府”论, 认为政府权力有限, 不得侵犯个人自由。他对政府权力采取不信任态度, 认为政府管得愈多, 个人自由就愈少;政府管得愈少, 个人自由就愈多。洛克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国家不干预经济的观点, 但却为它定下了一个基调。

如果说17-18世纪自由主义的重点是争取政治上的自由权利, 那么19世纪自由主义的重点则是要求保证经济上的自由权利。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先提出“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的理论, 认为“国家干预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 将会损害国民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英国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则主张放任主义, 要求实行不受国家限制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 认为国家机关对经济生活的任何规定都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作为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密尔则对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的理由做了具体说明:“第一, 办理一项事业, 最适合的人莫若在那项事业上有切身利益关系的人”, 所以“个人来办会比政府来办更好一些”;第二, 许多事情虽然由个人来办未必能像政府官吏办得那样好, 但是仍宜让个人来办, 而不要由政府来办, 因为这样, 可以加强他们主动的能力, 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 获得熟悉的知识;第三, 如果政府干预私人经济, 就会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 会有很大的祸患。至此, 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的理论就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密尔上述的3点理由, 不能说没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完全排除国家对私人经济的干预, 这种放任主义会导致什么后果, 谁也难以预料。密尔本人其实也表示了这种疑虑。他怀疑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的自我调控能力, 所以他又不同意对国家采取轻视态度, 认为国家的职能应是积极的, 不能靠一个无所作为的政府和不立法来保证公民的自由, 同时强调要承认法律的强制作用。密尔虽然没有放弃放任主义, 但他的疑虑却为后来自由主义的转变埋下了伏笔。

二、20世纪初国家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

后来的事实证明密尔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古典自由主义反映的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产阶级的要求, 欧美各国奉行不受干预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教义, 结果造成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 自由资本主义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垄断使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形成两级分化, 不仅工人生活贫困, 而且广大中小型企业也无法生存, 社会矛盾激化, 政局动荡, 经济危机连续不断。19世纪最后30年就出现4次经济危机, 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30年代最终爆发了一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这场大危机彻底暴露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弊端, 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不干预经济理论的一次否定。于是一种修正古典自由主义, 主张国家要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应运而生。

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 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第二种理论型态, 它的特点是既要自由主义, 又要国家干预。早在19世纪末期, 英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家格林首先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 他认为国家不应是消极的国家、放任的国家, 而应是积极的国家、干预的国家。国家可以干预市场经济, 限制不利于“公共福利”的私人经济活动。同时这种干预并不影响个人自由, 相反是为了维护个人自由。稍后的英国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家霍布豪斯则反对垄断, 认为垄断企业的无限制地发展, 影响了其他成员的自由。但他也反对国家直接管理企业, 主张对垄断企业实行一种由行政、工人和消费者3方代表组成管理委员会来管理。他试图确定国家干预和个人自由之间的恰当界限, 并认为只要遵守这一界限, 就可以达到社会和谐, 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20世纪30年代, 罗斯福面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就任美国总统, 他首先大力修正古典自由主义, 认为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是过去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放任主义的、不加干预的自由竞争和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他说:“十年的放荡无羁, 十年的集团利己主义”, 使98%的美国人口都遭受到打击, 美国公民只能求助于有组织的政府权力。于是罗斯福把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干预主义改变为干预主义, 并将其作为国家政策加以推行, 这就是有名的罗斯福“新政”。与此同时, 一种反映国家干预要求的经济理论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了。这一理论主张用扩大政府支出的办法创造需求, 通过政府干预来推动经济增长。罗斯福“新政”的成功, 用实践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 使其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经济学。至此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盛行达40年之久。

20世纪50年代以后,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迅速发展, 美国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但与此同时美国垄断资本又一次迅速扩大, 由1939年受罗斯福“新政”控制的31个, 发展到252个, 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推行国家干预政策, 造成了国家干预过度, 导致政府膨胀, 政府开支增加, 企业税赋加重。加之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 导致失业增加, 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 成本迅速上升。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初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 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滞胀”困境, 而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于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声浪四起, 重新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粉墨登场。

三、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不干预主义

新自由主义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高度, 由于提出回复到古典自由主义, 所以被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同时, 又由于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人物原来属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 所以还被称为新保守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伦敦学派的哈耶克。他认为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 这就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 使市场无法正常传递信息, 私人经济活动受到各种制约, 因而引起失业、通货膨胀等等问题, 唯一的办法就是恢复自由市场。如果以平均财产为目的而实行国家干预, 自由市场机制将受到破坏。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消费者主权”论, 即生产者生产什么, 生产多少, 最终取决于消费者的意向。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意向在市场上选购商品, 就把自己的意向传递给生产者。在自由市场条件下, 消费者和生产者都能满足自己的最大利益, 无须政府干预, 这就包含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因素。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 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经济学家, 现代货币主义的创始人。在政治上, 他反对国家过多干预社会生活, 提倡不受国家限制的自由市场。他认为, 自由市场当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 但政府只是“竞赛规则”的“制订者”, 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规则的“裁判者”, 而“不是直接参与竞赛”。在经济上, 他认为货币最重要, 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唯一重要因素。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使货币数量稳定的、有节制的增加, 即支持长期的货币规则和目标, 就可达到社会的稳定, 不需要政府干预。

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 新自由主义成为美英等国主流的政治思潮和经济理论, 并向全球蔓延。新自由主义虽然对治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滞胀”起到一定疗效, 但它不是万能的。新自由主义以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理想, 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 一些学者称为“完全不干预主义”。当这种“完全不干预主义”涉入金融体系之后, 就自然引发了这一场美国金融危机。人们从这场危机爆发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首先, 房地产金融政策不当和长期维持宽松货币环境造成了次贷危机。“9.11”事件之后,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美联储) 实行货币扩张政策, 连续13次调低联邦基金利率, 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 借贷成本的降低, 促使美国公众峰拥进入房地产领域, 而银行为了追逐自身利润又打破常规向信用度极低的借款者推销住房贷款。当货币政策出现调整时, 利率提升, 房价暴跌, 低信用阶层的违约率大幅上升, 次贷危机随之爆发。

其次, 资产证券化过度, 金融衍生品过多造成全面的金融危机。美国大批放贷银行, 在中介机构协助下, 把数量众多的次级住房贷款转换成证券在市场上发售, 吸引各类投资机构购置, 而这些投资机构又将其打包变成新的金融产品, 出售给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这样一来, 投机行为一波一波地被推向高峰, 虚拟的金融经济日益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起初1元钱的贷款可以被逐级放大为几元、十几元, 甚至几十元的金融衍生品, 金融风险也被急剧放大, 最后随着次级贷款问题的出现, 整个金融市场如空中楼阁轰然坍塌。

最后, 金融监管机制滞后, 放任主义终致恶果。美联储是发放货币的, 但它只负责监管商业银行, 无权监管投资银行。而负责投资银行的美国证券交易的委员会, 也只是在2004年经过艰难谈判后才获得监管权的。这就使得许多投资银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监管, 可以自由地进行“金融创新”。而且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也缺乏有效监督。这就是“完全不干预主义”所造成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 但最终还是得向政府伸手求助, 美国国会两院通过提案用7000亿美元救市, 并考虑给美国三大汽车公司140亿美元的救助, 看来政府完全不干预经济是行不通的。

古典自由主义的放任主义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想要复兴古典自由主义理想的新自由主义的放任主义又导致了今天全球性的金融大危机。所以, 新自由主义又回到了老问题。

不过自由主义演变的历史和新自由主义在这场金融危机中的遭遇, 的确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教训, 即国家究竟要不要干预经济, 如果要干预那又怎样干预, 干预到什么程度, 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摘要：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美国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新自由主义试图解决又未能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 即国家要不要干预经济的问题。自由主义演变的历史和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给我们提供的历史教训是国家是否要干预经济, 如何干预, 干预到什么程度。

关键词：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个人自由,国家干预

参考文献

[1]、国纪平.过度创新与金融风暴[N].人民日报, 2008-11-05.

[2]、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N].大连日报, 2004-11-22.

[3]、岳麟章.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4]、陈培基.西方政治思想史[M].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5.

历史教训 篇8

20世纪50年代初, 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以俄为师”的改革。究其历史原因,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当时的社会发展使然。也有学者认为, 当时不学习苏联教育经验, 在教育改革上另作抉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在外交上孤立中国, 经济、科学技术上对我国实行封锁, 这致使我们很难获取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信息, 也无法借鉴他们的办学经验。教育不能发展, 国家的建设和复苏就很难进行。在当时的情况下, 苏联各方面都已发展迅速, 学习苏联模式也就是很正常的。

第二, 当时我国教育行政部门认为, 苏联教育经验无论是从教材、教法到思想体系, 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加之当时中国百废待兴, 对学习苏联模式没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 没有对错误部分分析, 也没有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 灵活运用。

第三, 建国之初, 百废待兴, 面临经济落后的巨大困难, 缺乏建国经验的中国人, 学习苏联模式可以从中找到建设中国美好未来的信心。因为苏联已经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迅速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

第四, 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的很多主要项目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 这些项目所急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当然也要照苏联模式培养为最佳。

二、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模式的经过

1、1949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所载刘少奇同志在中苏友协成立大会上讲话的内容说到“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 今后建国同样也是以俄为师, 从苏联学习经济学、教育学等。”?从以下的例子就可以看出:1949年12月, 政务院第11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 是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 并聘请苏联教授, 有步骤、有计划第培养新国家的建设干部。”另一所是哈尔滨工业大学, 从学校制度、学校的教学大纲都是学习苏联的, 而且是用俄语进行教学的, 同时还聘请了苏联专家来中国讲学, 办讲习班。从1949年到1959年的10年间, 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2、学习苏联模式, 体现在教材上是学校充分采用苏联教材。教师都按照自己学的专业被分配到相应的教研室, 共同备课, 讨论本专业的学术问题。课堂学习除了教师讲课外, 还引进了明纳尔制度, 又称之为课堂讨论, 就是师生互相讨论的形式。这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不仅可以使师生在共同讨论的过程中得到相互的学习, 而且可以使老师更好的发现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不足。可惜后来因为学生喊负担过重, 这种形式就在我国消失了。

3、院系调整。1949年12月,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针对我国当时高校存在的布局不合理, 系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不能适应苏联援助的工程项目对专门人才的要求”, 教育部决定对高等学校进行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仿效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分为综合大学 (设文理两学科) 及专门大学两种;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 发展专门学院, 首先是工业学院与师范学院;各大行政区综合大学最少要有1所, 最多4所。专科学校视情况进行调整。教育部从1951年至1953年, 对高等院校进行了两次调整。调整后的高等学校共182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业院校39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财经院校6所、政法院校4所、语言学院8所、艺术院校15所、体育学院5所、民族学院2所、其它1所。主修理、工、医、农专业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63%, 师范生占总数的18.8%。而且建立了一批专业院校。如石油学院、航空学院等填补了我国高等工业教育的空白, 为我国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人才。

4、教育改革。在院系调整的同时, 全国高等学校也从1952年开始学习苏联的经验开展教学改革。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改变原有的系科, 采用苏联的专业目录设置专业。如1953年, 全国高校设置专业215种, 这其中:工科102种、理科16种、林科5种、医科4种、文科19种、师范21种、财经13种、政法2种、艺术11种、体育1种。到1957年, 专业扩大到323种, 其中工科183种、理科21种。此后, 我国高校专业专业门类越来越多, 而专业设置却变得越来越窄, , 到1983年, 高校专业设置竟达到1039种, 工科664种。其次, 全国使用统一的教科书、教学计划、, 高校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上也实现标准化。再次, 使用苏联教材。据统计, 至1967年, 中国留苏人员工有38000人, 其中科学家1300人、讲师1200人、学生7500人。有1万名苏联专家在中国以不同身份工作。其中为中国开设新的课程, 参加编纂新教材的工作。有600余人在高校任教。他们为中国高等教育开设新的课程, 增添新的学科, 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的全面发展做了很多贡献, 与此同时, 他们还参加新教材的编纂工作。

三、对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评价

学习苏联模式的利表现在如以下几点:

1、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相配套的教育制度, 这在当时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改革了旧的教育体制, 建立子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 扩大了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 缓解了当时社会急需人才与专门人才短缺的矛盾。

3、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期间所做的探索为今天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当我们回顾历史去分析学习这个模式给我们带来的有利方面时, 我们也对这个模式的缺点也不容忽视。并且直到今天还对我国的教育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些不足里影响中国教育发展最深的应该是高等学校的分校。

1、由于过分经济发展的需要, 缺乏长远的考虑, 并把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取舍教育制度的唯一标准, 以致在实践中出现了盲目地, 机械地搬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情况。对高等教育中原有合理的、有益的东西, 如公私立高等教育并存、中央与地方共同办学、通识教育模式等合理的制度、方式也一概予以否定, 缺乏具体分析和批判继承的精神。这一不足直接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不平衡、专业设置较窄。比如:当时的文科人才奇缺, 而理工科学生也因为专业较窄难以找到对口的工作, 并且缺乏基本的文化修养。据相关资料统计:1987年, 在我国高等院校毕业生中, 有353个专业的人才奇缺, 总人数合计达到19万人之多, 而与此同时也有157个专业人才过剩, 这一部分人数也达到了10万人。人才缺乏与浪费的现象并存, 就是由于在苏联模式指导下的学校院系与专业设置格局是造成的。

2、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些综合性大学, 也在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中被分解成为单科性学院。这次调整是在以设置专门学院为重点的指导下进行的, 一个专业一所学校, 不仅学校的规模小, 效益低, 而且专业重复设置严重, 这些在后来都成为制约我国高校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 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与此同时, 我国还照搬苏联的做法设立了庞大的科学院系统, 使大学成为了一个教学机构, 造成了教学与科研的分离, 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并且取消了私立大学的存在。解放前我国曾拥有一批办得较好的私立大学, 但经过50年代的那次教育改革, 私立高校几乎全部取消。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 也使得一些学校失去了竞争世界一流大学的最佳时间。

3、过于以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为教育目标。当时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我们片面强调培养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专业教育”, 把培养有用的专业人才, 尤其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人才作为高等教育的目标, 使大学的教育功能出现了混乱。使得教育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得到极大的强化, 而作为主导的教育文化功能则遭到极大的削弱, 比如我们当时在高校的外语教学中, 只教俄语, 不教英语。就是以经济和政治作为功利目的地。在这种以经济功利目的和政治功利目的为中心的“专业教育”指导下, 我国的大学教育学科发展出现残缺现象, 大学的人文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衰退,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学习苏联模式的利弊, 现在还有一些高等院校偏重工科的发展, 在一些学生中过分看重理工科的实际情况来看, 苏联模式在有上述这些方面确实弊大于利。所以, 我们在学习国外的好的经验的同时, 也应当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 发展有本国特色的高等教育。

四、经验教训

起步于19世纪末期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在100多年的发展中有很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学习国外的高等教育模式的做法给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过正、反两方面的不同影响。回顾百年以来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经验所走过的道路, 总结和认识在学习外国高等教育做法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毫无疑问, 有益于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认识和选择。

所以, 我们的高等教育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传统特点, 同时吸收世界上的优秀经验, 从自己的实际和环境出发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好, 要在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 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的基础上, 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并且在消化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此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出现了学习苏联的热潮, 在高等教育上也采取了全盘苏化, 在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其间也存在着种种问题, 回顾这段历史对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仍然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苏联模式,苏联教育,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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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65)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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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也夫.代价论-一个社会学的新视角.北京:三联书店, 1996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纪 (1949-1982) [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6]郝维谦.龙正中.高等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

历史教训 篇9

一、国企改革30年的艰难历程回顾

大致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放权让利式的改革。主要是在国家保持所有权不变情况下，不同程度下放经营权。比如先后试行了利润留成制度和承包制等。当时的改革首次打破了国营企业只是国家政府机关的一个附属物的模式，调动了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企业的活力有所增强，中国经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的良好态势。但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分配向个人倾斜，包盈不包亏，助长了企业重生产、轻投资、拼设备等短期行为。同时，企业承包制按一户一率，企业不能公平竞争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

第二阶段是到了1984年中后期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推行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产权多元化推进产权明晰化，实行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等改革。

第三阶段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就是国有企业能搞好的就保持，搞不好的国有企业就退出。但当时这种“抓大放小”的做法，被很多地方政府理解成为所谓“退出”就是简单的破产倒闭，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而且还造成今天很多乡镇乃至县市不再存在国有企业的局面。

第四阶段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要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阶段的国企改革主要从五个方面加快推进：一是加大股份制改革力度，通过股权置换、相互持股、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加快产权主体多元化改革。二是积极稳妥地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股权分置改革任务，消除了阻碍股份制健康发展的制度弊端，促进了上市公司的迅速发展。三是建立完善的董事会，引入外部董事制度，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四是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在分离办社会职能的基础上，将企业的辅业从主业中分离出去，突出主业发展，将辅业资产进行整合改制。五是继续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

总之，经过3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总体上是不断深入的，企业经营机制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有资产总量逐步壮大、质量显著提升，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不断涌现，国企改革总体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当然，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形势和不断开放的市场环境，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还存在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产业发展不够平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企业活力不足、部分垄断领域改革严重滞后等诸多问题。

二、本轮国企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一）要切实加强改革前的调研工作，真正摸清底数

各级国资委和国有企业既是国企改革的主体，也是国企改革的客体。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摸清底数是搞好国企改革的前提。只有搞好改革前的调研，才能提高改革的预判能力，才能进一步研究制定改革方案，分类实施，分步实施，积极稳妥推进改革。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好的国企改革应该符合以下四项要求：一是要合理合法合乎党和国家政策要求，二是要合乎本企业及其当地的实际情况及职工群众的生活需要，三是要尽可能少的危害到自然环境、社会、以及人民群众自身的利益，四是要尽可能去除主政者个人及其小团体私利而有益于大多数人而不是相反。

（二）要搞好顶层设计，加强宏观指导，又不能“一刀切”

在历次国企改革中，中央发布的一系列指导精神就是顶层设计，就是宏观指导。但执行者往往没有经过深入研究分析、联系实际，只是按照文件精神的表面意思执行，甚至方式有时简单粗暴。比如在我国国企改革的第三阶段提出的“抓大放小”，被部分地方政府简单的理解为保持好的国有企业，让不好的国有企业直接倒闭。不仅方式简单粗暴，而且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三）要采取切实有力综合措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在以往的几轮国企改革中，都往往出现理论上与实践上的悖论，即国企改革的主旨本来是要将国企中的那些不良企业，通过改革改制将它们搞好搞活；但现实和实际情况则是，某些地方或国企则是热衷于改造那些本来很好的国企，将它们实施民营化，甚至是以很小成本和价格就贱卖给了某些私人或民营企业。于是，造成国企的资产大量流失。这种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造成资产流失的问题，是国企改革中非常关键的事情，这个事情处理不好，不仅仅会影响到国有企业改革自身，而且更会影响到各级政府（比如各级国资委）的声望，还会影响到整个改革的前途。因此，在本轮新的改革过程中，在坚持大的改革目标与方向不变的前提下，要结合各自实际及时调整小的目标和方向，制定新措施，规范其操作，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造成新的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三、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几点对策建议

（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

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逐步构建“国资分类监管-资本投资运营-企业市场化经营”的分层监管体制。在“国资分类监管”层，按照竞争性业务与非竞争性业务分开原则，对国有企业进行兼并重组，成立一批专注经济职能或社会职能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国有企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建立“隔离层”，实现不同资本投资平台经营目标单一化，把对国有经济的优化布局和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监管落实到对投资平台的布局和监管上。

（二）要在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分类监管

坚持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按照“少而精、大而强”的原则，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竞争性领域逐步取消对国有企业的不当保护，在竞争中实现优进劣退，推动国有资本继续向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优势企业集中。完善分类监管，对竞争类企业，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放开市场主体准入，减少政府保护和行政干预，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重点监管结构调整和资本回报水平，通过经济增加值、平衡计分卡等考核方式，引导企业把经济效益和长远发展放在首位，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对公益类企业，可以采取国有独资形式，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着重从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成本控制、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监管，加强产业规制，通过经营信息公开引入社会监督。对兼具竞争性质和公益性质的企业，以及自然垄断类企业，要通过网运分离、业务剥离，实现竞争性环节与公益性环节分开，分别纳入竞争类企业或公益类企业实施监管。

（三）要提高国有资本流动性，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具备条件的国有企业可通过增资扩股、收购资产等方式，尽快实现整体上市，实现产权多元化；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也要积极推动主业资产上市，或通过产权转让、交叉持股等形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加快股权多元化改革步伐。加强以董事会建设为核心的内部治理，逐步建立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建立规范的董事会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责任追究机制，使董事会成为企业经营决策和管理层选聘激励的权责主体。实行累积投票制度，公平保护小股东权益，提高非公有制资本参与国企改革的积极性。扩大监事会权利，实行强制性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确保监事能够获得准确和充分的信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利用兼并、收购、重组、破产等机制实现企业优胜劣汰和对经理人员的约束；加强职业经理人市场建设和中介机构培育，建立包括信用评估体系和企业家素质评估体系在内的市场评估体系，推动建立声誉机制；强化利益相关者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不断完善全方位的外部治理机制。

（四）要做好相关配套工作，为国企混合制改革创造良好条件

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和股权流动性，建立强制分红和强制回购制度，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良好制度环境。探索党管干部原则与市场化选聘企业负责人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加大社会化选聘力度，实行经营目标契约化管理。通过经营者持股、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期权等方式，把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人才的薪酬激励与公司长期利益挂钩，推动企业长远发展，真正建立起经营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市场化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拓宽职工安置渠道，多方筹措改革成本，彻底剥离国有企业政策性、历史性负担，扭转国有企业不利的竞争地位，为包袱沉重的国有企业吸引非公制资本参与改革、公平进入市场创造条件。加强国有产权管理和财务监督，完善企业内控体系和风险预警防范机制，国有资产对外转让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在依法设立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