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训心得体会

历史教训心得体会（通用8篇）

历史教训心得体会 篇1

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而历史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要学会谦逊。所以，今天的我尽管有些内容我无法完全理解，但仍带着谦逊来谈一谈美国著名学者、“普利策奖”获得者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的代表作《历史的教训》。

种族的问题是历史一切战争的源头，而到今天，种族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犹太人为什么会有歧视人类的优越感,歧视造就的,只是错在大量的屠杀和毁坏。种族的问题是历史所遗留给我们的还没解决的问题。

“历史知识会告诉我们：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这是我们共同的遗产和债务;受过教育的心灵，都会善待每位男女，不论他们的地位多么低下，因为每一个人，都对所属种族的文明做出过创造性的贡献。”

战争或冲突是万物之父，是各种观念、发明、制度和国家强有力的来源。和平只是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只能靠公认的霸权或势力均衡来维持。战争有好有坏如何判定，就在于你如何定义。世界无法缺少战争，但是可以减少战争。提到战争会想到什么?是不是无尽的杀寥，是不是战火的肆意焚烧，还是妇女的尖叫和孩子们的哭喊声，反正我脑子里想到的是这些，不得不说，战争是残酷的，他真的会毁掉一切，包括我前面谈到的主题，历史，战争会毁掉历史，从古至今一向如此，比如说，千古一帝秦始皇就做过糊涂事，一个焚书坑儒就毁坏了不知道多少对我们来说很珍贵的史前资料，再比如“”时期的红卫兵，打砸抢烧，像一群流氓一样硬是眼睁睁的毁了许多文字资料，还有，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火烧圆明园，那些珍贵文物，没的没，残的残，现在看来那叫一个心疼啊，所以，这样看来，有太多的历史片段就这样不见了，但是，有时候好好想想，我们也许是被这种惯性思维束缚了，换一种思路想想，其实战争是一把双刃剑。

在我看来，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中，战争是时代的必需品，而所谓的和平，自由也只不过是那些弱者和手无实权的领导人们的天真想象,战争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较量，换句话说就是两种不同文明的碰撞产生了新的历史，好比美国独立战争，不同民族人民的联合独立造就了今天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再比如说，朝鲜分裂的战争造就了今天不同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拥有先进科技的韩国，一个是保留古老传统的朝鲜，这样看来，战争还会是一无是处的么?所以总而观之，战争和历史之间就像是总会平衡的天平一样，这边多一点，那边就会马上持平，周而复始，反反复复，这样就构成了一种结构，从毁坏到修复，从修复到毁坏的过程。

历史教训心得体会 篇2

关键词：福建水师,张佩纶,孤拔,历史教训

据马江昭忠祠碑文记载:“七月初三日,潮暴涨而风雨骤至。敌艇先发,我军失利,将士赴难者逾千人。”[1]276中法马江之战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首次与外敌入侵进行的海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马江之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谜团以及深刻的历史教训。本文就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的历史教训,从全新的几个角度来展开分析。

一、切忌“中央”决策战和不定

在马江之战进行过程中,有大量前线大吏与朝廷来往的奏折和电报,经查阅发现,前线指挥大臣对清政府的“迁延不决”、“战和不定”非常无奈和愤慨。

据《涧于集》书牍卷三中的记载,张佩纶对安圃姪不满地说道:“株守遂已一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更,枢译勇怯无常,曾、李置身事外,敌在肘腋犹且如此,国事可知。鄙见台北之捷,本属夸饰,见机而作,即可转圜。孤拔意疲,了事甚易,失此而复张皇言战,舍船舍炮而惟陆军乡圑之是恃,直欲以耰锄棘矜而与坚甲利兵相搏,真笑谈也。”[2]385张佩纶在这里把他的牢骚发泄了出来,朝廷固执己见,寄希望于和谈,实在是愚昧之至。

于此问题,李岳瑞也称:“马江之役,人多以咎豐潤。然豐潤不过会办耳,书生素不知兵,而受任于仓卒之际,兵将不习,政府又力禁其先发,著著皆有取败之道。”[3]115清政府于战和之间,给处于前线的封疆大吏带来了巨大包袱。

二、清政府海军实力过于薄弱

清政府的海军起步比较晚,福建海军应该说是中国海军的摇篮。“楚军”的领袖左宗棠牵手组建的福州船政局,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海军学堂和福建水师。

与海军势力强大的法国相比较而言,福建水师要逊色多了。法国当时的海军号称世界第二,而清政府的海军从舰船到武器上都要低很多级别。在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既没有装甲舰,也没有鱼雷艇。现场观战的美国军官罗蚩和高文也指出:“突有一大铁甲舰,自下流蹴波涛而上,如摩云盘空,不可逼视……已轰发快射炮,向一华舰发射命中,使之忽然沉水矣。”不仅如此继而进一步记录道:“忽闻船政局方位之处一大爆声,不解其故,及烟雾稍收而见之,则法第四十六号水雷艇,用水雷轰沉华舰扬武也。”[1]137池仲祐也称:“法舰御炮则有铁甲,冲锋则有雷艇,桅盘悉置机关炮,两船通语时有旗号。我船均无之。”[4]303

清政府的海军实力过于薄弱可见一斑,马尾交战中我方的舰船被敌人几炮就轰沉没了。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美国军官罗蚩和高文认为:“比较两军兵力,法舰之坚甲利兵,固夐乎超绝华军。然此客彼主,其劳逸又无俟多言。若华军欲将水雷沉于江口以为防御之资,则法舰虽强,又岂能易入哉。”[1]141美国军官的记录中也表明了这一点,但他认为我方没事先安放水雷,他未必知道我方的军事实力,苦无一水雷艇。

曾实地报道马江战役的大型报刊《申报》,于1884 年8月26 日刊发评论文章更是指出“:法船较华船为坚,法炮较华炮为巨,华军力不能支以致败北。此则非战之罪实船炮不敌之故也……法人之所以能横行与欧西者,以其船舰炮火之利,实有可恃者。再也,据某西人言法国之水师,英国且不能逮,而况其他。”[5]足见我们务必要加强海军的建设力度。

三、张佩纶“纸上谈兵”终无实用

张佩纶只是经过了朝廷严格的科举选拔制度产生出来的“书呆子”,虽然他一再认为“越南之兵锋果交,则法既外争北圻,又当内守西贡,其分偏师以扰内地,则力薄不足畏;欲用兵以攻中国,则法之财力、兵力亦必不能办此也”[2]346,但事实证明,张佩纶在弹劾大臣上面以及写作文章方面是一位“高手”,而在残酷的战役指挥中确实是位庸才。

张佩纶在发现法海军聚泊马尾之际,就提出了一个馊主意,即受人非议的“敌我杂泊”,一直以来这个策略都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是好的策略,有人认为是不好的,在此笔者认为“敌我杂泊”是错误的战术决策,直接导致了福建海军在马江之战中全军覆没。

反观法军的统帅,孤拔在开战的前一晚召集所有舰长前往旗舰,并对所有舰长作出指示如下:“八月二十三日下午(约近两点)当退潮移转船身的时候……提督在桅杆顶上升起第一号旗。这个信号发出时,两支水雷艇应立即出动,攻击碇泊在提督上游的两艘中国战船。当第一号旗收回时,全线立即开火。窝尔达号一方面以它左舷的大炮和步枪支援两支水雷艇的攻击,另一方面从右舷以师船们为主要目标,向它们开炮。同时,野猫、益士弼和蝮蛇三号炮艇,从右舷离开提督,迅速驶至船厂的附近,攻击那里的三支炮艇和三支通讯艇。”[3]548两军统帅一对比,便可以轻易发现其中有何不同,指挥战役可谓是一门艺术。足见选择统帅时切忌不要选择那些只会“说”而不会“做”的将领。

四、“敌我杂泊”是一大败笔

孤拔在战役爆发一个月前就已进驻闽江马尾之地,中法双方一直都处于相持的境地,张佩纶认为敌人舰船先进,用福建水师的舰船将法舰包围起来,即使打不过也可以用清舰船身撞击法舰,遂将中方舰船也一字排开,就列在法舰的上游不远处,还有三艘分列在法舰的下游处,呈现出包围法舰的态势。于是,不顾各位福建水师舰长发对的意见,对法舰实行“敌我杂泊”的方略。

据时任闽海关副税务司的英国人贾雅阁在给海关总税务司的报告中描绘中法战事的布阵境况时称:“永保和琛航碇泊在造船厂旁。福胜、艺新、建胜、伏波在稍下游、近江中流处停泊。扬武泊于马尾角,福星在扬武后舷稍远处停泊。伏尔他号……则在扬武下面约三百码处停泊,所以福星正在伏尔他号左舷之前,伏尔他号左舷后方是两只法国鱼雷艇。伏尔他号的后面顺序依次是阿斯皮克号、维皮爱号和豺狼号,豺狼号差不多与罗星塔小马礁木春相并。济安停泊在海关前面,它的下面是飞云和振威。”[6]217

他还称“:法军舰共十一艘,炮七七门(几乎都是重金属的),还有每分钟可以发射炮弹60 发的霍乞开司机关枪,各船将兵共1830 名。”[6]215他继续指出中方“共计军舰11 艘,炮45 门(仅有少数是重金属),各船共将兵1190 名”。实际上真正的差别不在这里“,法国的舰艇是现代造船技术的产物,他们的炮是机械技巧的结晶,他们的人是精选的战士,而挂龙旗的船,除去扬武、福胜和建胜,都是轻装备的船只,主要系为了镇压海盗和巡卫沿海而建造的,完全不能够抵挡在近距离内对准他们释放的压倒火力”[6]216。中方舰队与法方舰队的差距不小,而张佩纶没有深度考察战场形势就下令“敌我杂泊”,轻率作出如此重大决定,实在是令人发指。

五、孤拔于退潮之际发动进攻

战时孤拔在闽江的一个多月里,经常探查马尾的天气状况还有地形地势的特点,以及闽江潮起潮落的自然规律。这些都为接下来法军要进行的马江海战铺平了道路。而此时,张佩纶却完全蒙在鼓里。

据法海军上尉军官罗亚尔记录:“提督决定于退潮移转船身时……沃尔达号、三艘炮舰和两支水雷艇,对中国舰队的关系是在水流之下,得以船头威胁它。中国方面则相反,他们把船尾向着法舰。船尾是船最弱的部分。中国船要做整个半圆形的回转,即一度把船侧转向我们的炮火之后,它们才能攻击法国船。当然,停在下游海关附近的三支中国通讯舰,对于停在上游的法国战舰,有上述的优势,但三艘大巡洋舰,杜居土路因号、费勒斯号和德斯丹号,以强大的炮队控制它们;威力正足以震慑它们,阻挡它们开行。”[3]从孤拔对闽江的潮水涨落就可发现他是如何巧妙地利用自然力量了。

六、李鸿章与曾国荃携舰船见死不救

清政府“前饬南北洋发船助闽”,但是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与曾国荃的南洋海军显然是只顾保存实力,“非曰恐为被抢,即曰难敌铁舰”[7]1793,根本不顾福建海军的“死活”,不考虑福建海军已经岌岌可危的现状,没有团结一致对敌。

李鸿章在马江之战中体现出其保存自身实力的思想,其不愿派兵舰往援可以从侧面观之,缘何有此一说?一方面,面对张佩纶对李鸿章的苦苦哀求“:船能来否?”[2]401李鸿章回复“:切勿孟浪……不以决战为是。”[2]404另一方面,清廷在此之前曾从德国购买两艘大铁舰,当时闽地急需使用舰船,清政府向李鸿章提出要求开回大铁舰,但李鸿章回禀称“:两铁舰势难开行,所雇员匠应暂辞回。”[2]187可见李鸿章最终没能破解“畛域”之见,在临敌时过于自私,只顾保存自己的实力,而没能全力援救张佩纶,终究落得一个不可收拾的局面。此外,清军岸上驻军虽经张佩纶临时招募数量可观,但大多都没有经过严格训练,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战斗中清军从统帅到军官和士兵大多数四处逃散,还对马尾船厂进行了一番洗劫。可见海战中清军毫无纪律可言,更别提团结一致一心对敌了。

清朝甲申年间中法马江之战,至今已过一百余年光阴。研究此战的教训对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之处。战后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给清政府以震惊,继而对法正式宣战。战争也给当地的人民以极大的愤怒,特别是马尾沿岸的老百姓整日人心惶惶,夜不能寐。我们对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进行了系统的教训分析,就是希望在将来不要再发生这凄惨的一幕,还给人民以友好、和平、自由与安逸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林萱治.福州马尾港图志[Z].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4.

[2]邵循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四)[Z].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3]邵循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三)[Z].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张侠.清末海军史料[Z].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5]申报[N],1884-08-26(1).[6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Z].中华书局,1983.

历史教训不能忘记 篇3

欧美国家的航运保护机制非常成熟，相关法律及法律服务已形成相当完整的体系。对于从事远洋运输的国内船公司，或是接受外国船舶所有人订单的国内造船厂，面对海事、海商官司应积极面对，不能退缩，只有突破才能求生存。

例如，国内首家中外合资的船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将一艘二手船卖给希腊某船舶所有人，双方按挪威版二手船买卖合同签订合同。船舶在营运中遇到大风浪，且因装卸港雨雪天气而贻误交船期5天。买方见航运市场不景气，便借故拒绝接船。纠纷产生后，根据合同约定，争议在伦敦仲裁。买方委托律师利用伦敦仲裁庭不管程序进展的缺口，在仲裁程序上大做文章，以拖延官司进展。这一船舶买卖争议仲裁前后延续两年半之久，又逢航运萧条，争议船舶价格在原价542万美元的基础上下跌50%。最终，仲裁院不仅裁定卖方全输，还裁定其赔付买方245万美元并承担逾150万美元的高昂律师费。

再如，我国南方某著名造船厂曾为希腊某船舶所有人建造4艘巴拿马型散货船（总价达1.2亿美元）。由于金融危机冲击航运市场，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从点狂泻到约600点，大批散货船闲置。该希腊船舶所有人即对在建船舶的监造过程“横挑鼻子竖挑眼”，拖延交船时间，以期度过航运萧条的难关。不仅如此，该船舶所有人还以船厂选用设备不符要求为由，在伦敦仲裁院起诉船厂，要求索赔5 200万美元。这场诉讼历时近3年。在“中国因素”影响下，国际贸易量快速抬头，散货运输业“阴转多云”，迎来货运小高潮。船厂赔付希腊船舶所有人万美元，并支付律师费用近300万美元。船厂所有损失合起来相当于赠送1艘巴拿马型散货船给对方。

上述两个典型案例充分表明，尽管我国已成为世界航运大国和造船强国，但是由于没有自己的标准合同作支撑，在争议发生时常常要到第三方国家打官司。受制于人，没有话语权，没有法律管辖权保护自己，并因此被国际上一些专打官司的无赖船舶所有人任意宰割，或被对方当作转嫁危机的工具。对方的手段是残酷的，给我国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无论是我国航运企业或是造船企业，也无论是国企或是民企，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遭遇到恶意诉讼等问题，要到海外维权，都不应“单打独斗”，有关部门也需要“给力”。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CMAC）标准造船合同是我国与西方抗衡、开拓海外市场的一次“亮剑”式的尝试，有利于我国造船产业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及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有关部门应该像CMAC一样大力协助国内企业开展海外交易，支持国内企业正当的维权行动。通过创建以中国特色标准合同为主的海外交易维权机制，增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力量和底气。

此外，西方国家造船合同以及二手船舶买卖合同的相关法律，要求合同与国家利益相联系。目前国内企业在海外的维权几乎都是“单打独斗”，力量较小。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成立国内企业海外维权的常驻联系机构，为国内企业在涉及合同、提单、海事、海商等争议的海外维权中提供指导和帮助，为国内航运企业、造船企业在海外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进行交涉，降低国内“走出去”企业的维权成本。

崇厚误国的历史教训 篇4

——读《经世悲欢：崇厚传》

? 耿 法

崇厚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被提起，主要是因为《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严重 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受到朝野人士一致谴责和唾骂，清政府也拒绝批准。该条约系崇厚 擅自与俄国政府所签订，因此也被称作《崇厚条约》，崇厚本人因此条约从仕途巅峰一下 子身败名裂，沦为阶下囚，被清政府定罪斩监候，差点掉脑袋。此事虽已过去一百多年，但在国际关系与领土、领海争端纷纭复杂的今天，很有必要研究崇厚这个近代史上重要人 物的所作所为，重温崇厚误国的历史教训，以示警戒。长期以来，由于崇厚在历史上的反 面人物形象，尤其是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一事为世人所诟病，有关崇厚的资料极为 分散与零星，因此对崇厚的专题研究颇为缺乏，与其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颇不相称。汤仁 泽先生所著《经世悲欢：崇厚传》，是一部弥补这一缺失的史学力作，该书详尽地占有崇 厚的各种历史资料，广泛搜集海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尽可能地复 原历史真相，不仅对研究崇厚本人，而且对人们研究晚清史特别是外交、洋务领域的诸多 人物、事件和历史现象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崇厚（1826—1893），字地山，满族镶黄旗人，出生于名门世家，累世贵显，是金代 皇室完颜氏的后裔。家族中五代进士，显赫一时，其父麟庆官至湖北巡抚、江南河道总督、兼署两江总督，其兄崇实官至驻藏大臣、四川总督、盛京将军、刑部尚书，父子三人皆 位高权重。实事求是地说，崇厚当初并非只是靠家庭显赫背景而自身一无所长的昏庸愚昧 之徒。洋务运动初期，崇厚追随恭亲王奕訢，较早赞成办洋务，且以“办事勤能”得到奕 訢的赏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崇厚协助奕訢与英、法代表谈判，签订《北京条约》。咸 丰十年底（1861年初）崇厚担任驻津三口通商大臣，主管天津、牛庄、登州三处口岸的通 商和外交事务。在三口通商大臣任上，他先后参与了和普鲁士、葡萄牙、丹麦、荷兰、西 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订立通商条约及章程的活动。相比京城中那群思想顽 固不化、对世界剧烈变化极其愚昧无知的满洲王公大臣来说，崇厚当时算得上是一位粗通 外交和洋务的满族官员了。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天津海口军情危急，崇厚奉命 襄理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办理海防，亲眼目睹英法联军坚船利炮之威力，因此他积极主张 购置新式船炮加以仿制，促使军队近代化。李鸿章1862年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建立江 南机器制造局，崇厚急起直追，于1866年秋在天津置地、购买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开始 筹建工厂，至1870年天津机器制造局建成，初具规模，成为北方京津地区最早最大的近代 军工企业，为此事用心与出力甚多。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1870年6月21日）天津教案爆发，崇厚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要责

任者，本该受到相应处分，然而其仕途命运却因祸得福，出现了某种戏剧性的变迁。其时，因教堂及教民与当地民众积怨深久，终于引发冲突，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秘书西蒙 及修女、教士多人被激愤的天津民众打死，望海楼教堂、育婴堂、公馆、洋行等被焚烧，震惊中外。各国公使纷纷联衔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派军队保护，并以武力相要挟。法国公 使罗淑亚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北京，气势汹汹，兴师问罪，欲进一步扩大事端。崇厚平日偏 袒、庇护教会、传教士及教民，与酿成此事件不无关联，为此受到天津士民普遍怨恨。清 廷先后派出曾国藩、李鸿章赴津查办此案。崇厚身为主管天津地区外交事务的最高长官三 口通商大臣，本该对此事件负主要责任，但清廷最终对崇厚只轻轻“降一级留任”，不但 留任，旋即还委以重用，而其下属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却被革职流放黑龙江，另有 二十人被正法，二十五人被充军，并向法国赔偿巨款。为维持“保和局”、“不起兵端” 这一准则，曾国藩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不得不听从崇厚的意见，事后只得以“外惭清议，内 疚神明”而自责。之后，在法国公使胁迫下，清廷派遣崇厚作为钦差大臣出使法国，专为 天津教案向法国政府赔礼道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赴外国赔礼道歉的专使。1871年1月 25日崇厚到达法国马赛，正遇上普法战争结束，法国战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法兰西第二 帝国崩溃，共和制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接着又爆发巴黎公社革命，法国政局一片混 乱。待大局稍定，崇厚一行才抵达巴黎，法国政府却又一再刁难，欲添加无理条件和要求，以致崇厚备受轻慢，一直未能递交国书。崇厚只得离开巴黎，前往英国和美国，静观待 变。此种情形下，法国政府态度遂有所改变，崇厚重新返回巴黎，向梯也尔总统递交了国 书，说明天津教案中的责任者包括官员和民众已受到严惩的处理结果，事件得以终结。在 这一过程中，面对法国政府的各种刁难，崇厚及时向国内总理衙门通报情况，总体来说应 对还比较得当，同时，因当时受普法战争重创及法国国内政局反复动荡，法国政府无心亦 无力在天津教案一事上长期纠缠不休，诸种因素成全崇厚完成了外交使命。这一下，崇厚 衣锦荣归，备受恩宠，捞足了政治资本，在清廷最高统治者两宫太后眼中，崇厚是个不负 厚望的外交人才，又是可以信任的自家子弟，不仅宫中大事找他商量，让他接替去世的兄 长崇实担任盛京将军要职，还为日后派他作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奠定了基础。

沙俄长期以来一直觊觎我国新疆领土，支持阿古柏分裂势力搞叛乱。1871年7月，沙俄 趁新疆阿古柏叛乱、清廷一时无力收复失地之机，悍然派兵占领了伊犁，虽口头上假惺惺 地向中国政府表明占领是临时的，等到中国政府在当地有治安能力时就将伊犁归还中国，但实际上企图永远占据这片领土，为此将伊犁划归七河省直接管辖。这显然是沙俄趁火打 劫之举。清廷与俄方多次交涉，沙俄一再拖延，企图造成长期占领的事实。在陕甘总督左 宗棠等官员的坚持下，严辞驳斥了李鸿章一派的放弃新疆论，清廷终于下决心出兵新疆。左宗棠亲自率领大军挺进新疆，节节取胜，迅速平定了阿古柏叛乱，至1877年12月，收复 了除伊犁以外的南疆、北疆全部失地。左宗棠在军事上取得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沙俄企图 窃居新疆为其所有的阴谋，为中国收回伊犁主权创造了良好条件。按理说崇厚在此时出使 俄国，交涉归还伊犁问题，处于比较有利的外交形势，可是崇厚却轻易堕入俄方设计好的 陷阱，擅自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也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78年6月22日），清廷派盛京将军、吏部左侍郎崇厚为出使 俄国钦差大臣，在上谕中特别说明：“崇厚尚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是以 特派前往驻扎，相机办理。”六月二十一日（公历7月20日）再下谕旨，将崇厚升格为“全 权大臣，便宜行事”。而同时被任命出使英国、法国的钦差大臣曾纪泽却没有“全权”的 头衔、待遇和权力，足见崇厚之使命关系重大，清廷对他的信任之深厚。然而崇厚接受使 命后，根本不去花费精力研究新疆及伊犁形势，出发之前，只顾连日酒宴饯行，“酬酢之 多，苦无暇晷”。更重要的是他本该走陆路，途经新疆，这样既可考察伊犁实情，又可和 最了解西北边陲形势的左宗棠商量，避免外交失误，但崇厚却执意要走海路，经欧洲直接 抵达俄国都城圣彼得堡。他在对新疆及伊犁前沿实情一无所知，根本认识不到伊犁问题重 要性和复杂性的情况下，就匆匆上路。当时朝廷中有官员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如翰林 院侍讲张佩纶上奏本指出崇厚赴俄走海路为大错：“使臣议新疆必先知新疆，自宜身历其 地，体察形势，知己知彼，则刚柔操纵，数言可决。今航海而往，不睹边塞之实情，不悉 帅臣之成算，胸无定见而遽蹈不测之地，将一味迁就乎？抑模棱持两端乎？事事迁就则不 能，语语模棱则不可，不必许而许之则贻害，不必缓而故缓之则失机。是犹医者未尝切脉 辨证而悬揣以处方，安在其能中窾窍乎？臣度左宗棠责任重，更事多，虽整军经武，正辞 盛气，以临俄人，此自疆吏之体则然耳；其老谋深算，必有持久通变之策，决不孟然侥幸，以生戎心。”他还明确要求朝廷“无庸授与崇厚全权便宜名目”，以免埋下隐患，这样 做，“遇有重件创举，驰奏候旨，则所以为使臣地者稍宽。若贸然从事，一诺之后，便成 铁铸，不慎于始，虽悔何追”。这些苦口良言后来皆不幸而言中。

当年12月31日崇厚一行抵达圣彼得堡，1879年1月20日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递交了国书

。俄国高官和商会多次举行高规格的盛大宴会、舞会来款待崇厚，崇厚被俄方热情、友好 的假像弄得昏头涨脑，洋洋得意，哪里还去警惕谈判对手的阴险狡诈和狼子野心。俄方的 一系列花言巧语使得崇厚忘却了自己是为夺回失地而赴俄谈判的外交使命，反而倒过来一 味替俄方说好话。迟至3月15日他才顾上给总理衙门奏报出使俄国的经过，电文称：“外部 允还伊犁，商办通商，分清边界，其商亏，并代收代守兵费，已允还给数目尚未说明，尚 无图利之心。”并再三强调自己与俄国原驻华公使布策的私人交情：“布策亦谓前在天津 及为驻京使臣，与臣相识计有十余年之久，察其情意颇为款洽，臣当告以奉命前来系朝廷 慎固邦交之意，嗣后办事总当以两国有益和好为重„„布策亦言，如本国之命深愿和衷商 办。”两天后崇厚又在电文中说：“前信外交允还伊犁，商办交收清界章程，我允其通商，允还代收代守兵费，请代为面奏，并照会凯署使，嘱其电致外部，代达中国谢意，并将 彼此允还大要，声明定章，交收迅速办理。再布策密云：并无因利多索之心。”崇厚甚至 对俄方称“伊犁用费及伊犁俄民补恤两款，则以数目无多”也信以为真，根本没有认识到 伊犁除了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外，还有着极其重要的经济战略地位，是中俄陆路通商主要 商道的必经之地，对俄国经济尤为重要，沙俄正是以保护本国商业利益为借口而出兵侵占 伊犁及周边地区的。俗语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远在新疆主持军务的左宗棠在上奏朝 廷的折子中，一针见血地揭穿俄方采用的谈判手段是：“此次崇厚全权出使，嗾布策先以 异词餂之，枝词惑之，复多方迫促以要之。”在沙俄的精心策划下，崇厚果然乖乖地上了 钩，不但没能利用当时的外交与军事有利形势尽快地完全收回伊犁主权，反而一步步丧失 外交主动权，完全被沙俄牵着鼻子走。

俄方代表格尔斯、布策与崇厚于3月初开始谈判，他们得寸进尺，贪得无厌，从通商、分界、补恤俄民三个方面向中国政府不断提出无理要求。以所谓“分界”来说，原本同治 三年就已明确两国界址，但俄方悄悄将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三处界址重新修改。愚蠢的崇厚把俄方绘制的伊犁一处的分界地图寄给总理衙门，奕訢等人将之与同治三年伊 犁将军明谊所定界址相比照，发现“于西境、南境各画去地数百里，并伊犁通南八城之路 隔断，致伊犁一隅三面皆为俄境，弹丸孤注，势难居守”，遂惊呼“此万不可许之事”，并立即通知崇厚“将通商、分界、偿款各节通盘筹画，以昭慎重”。接着，崇厚又给总理 衙门寄去《新议通商章程十七款》，这些内容均关系到西北边陲外交和商务往来要计，总 理衙门更加感到事态严重，将原件飞递陕甘总督左宗棠察核。左宗棠详细分析条款的利害 关系，指出俄方不仅意欲侵占我伊犁周边大片领土，使伊犁成为三面被围的一座孤城，而 且在新议界址中其他地方也大大有利于俄方，在通商方面更是扩大到嘉裕关以内兰州、秦 州、汉中直达汉口、宜昌等处，“盖欲为俄商广贸易之路，而不为华商留一生机也”，“ 意在尽茶丝之利归之俄商，尽陕甘、新疆之利并之俄国。星使（指崇厚——引者注）欲以 诚感之，恐怖策贪狡居心，非诚所可动也”。总理衙门一些大臣此时也看清了沙俄的狼子 野心，认为“此次收还伊犁或致与不收还同，或且不如不收之为愈”。崇厚的轻率让步使 朝廷甚为担忧，为此警告崇厚“利害所关，必当权其轻重，未可因急于索还伊犁转贻后患 ”。然而崇厚根本不以为然，该争的不争，该坚持的不坚持，不该让步的轻率让步，在随 后的谈判中擅自答应俄方提出的其他条件，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急切地催促俄方将条约 草案送呈沙皇审批，使俄方代表喜出望外。这年10月2日，崇厚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里瓦几亚条约》。该条约共十八条，其主要内容为：伊犁归还中国，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 河以西，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以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地区斋桑湖以东土地划归 俄国；允许俄国在蒙古、新疆免税贸易，增辟两条到天津、汉口的陆路通商路线；俄国除 在喀什噶尔及库伦两地原设有领事外，并允许在嘉裕关、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哈密、吐 鲁番、乌鲁木齐、库车等地再设立领事馆；中国向俄国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崇厚因家中 夫人此时身患重病，归心如箭，竟然“不候召命，擅自归国”，在没有得到朝廷允许的情 况下便匆匆整理行囊回国交差。事后他在自述中辩解说：“屡次磋商，颇费唇舌，只以我 国兵力已疲，库款支绌，边防又不足恃，欲维大局之安危，不得已而勉应之，签字换约。旋即拜折复奏，并迎折起行。”充分暴露其虚弱胆怯、焦躁不安、畏俄畏洋，却又骄纵专 横、妄自尊大、罔顾国法、僭权越位的心态。就这样，沙俄通过这一条约，不仅获得五百 万卢布的赔款，还获得了中国新疆大片领土，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天山隘口的控制权，简直 比通过一场大规模战争冒险所获取的利益还要多，而中国只换得一所孤城伊犁。崇厚却愚 蠢地以为自己从俄国人手中要回了伊犁，是为朝廷立了一功。

条约内容传到京城，朝野骇然，群情愤慨。朝廷官员纷纷上书，严辞谴责崇厚“违训 越权”、“辱命误国”，要求重治其罪。尤其是清流派官员张之洞、黄体芳、张佩纶、宝 廷等人要求朝廷废除崇约、严惩崇厚的呼声最为激烈。清廷于是宣布将崇厚革职查办，交 刑部严加议处，并将所签条约交王公大臣们重新审议，商讨补救方案。在朝廷上下强大舆 论压力下，清政府又将崇厚定为斩监候，接着宣布改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条约。

俄国得知崇厚遭严惩后十分恼怒，不仅其驻华公使气势汹汹向总理衙门责问，声称系 对俄侮辱，而且发动各国驻华使臣全力申救崇厚。人们十分清楚，俄国表面上在拯救崇厚，实际上是借机寻衅，施加压力，目的是迫使清政府批准给俄国带来巨大利益的《里瓦几 亚条约》。在俄国极力鼓动下，英、法、美、德、意等各国驻华公使积极“从旁调停”，要清政府释免崇厚。同时，俄国政府调动兵力，派多艘军舰来华，又派多艘兵船到图们江，意欲封堵港口，在各国商人中引起恐慌。沙俄在我国西北和东北边境部署重兵，进行军 事恐吓，战争一触即发。恭亲王奕訢、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等人为避免战争，欲免崇厚死罪，而张之洞等清流派官员则指责“今者俄人恫喝，英法居间，首以赦免崇 厚为请，而南北洋大臣张皇人告，枢臣不再计，廷议无深谋，既无能战之人，安有万全之 策？”他们力主不赦免崇厚，积极备战，以应付沙俄挑衅。清流派官员反对列强蚕食中国，其爱国热情诚然可嘉，但他们将维护清廷的“纲纪”看得过重，如张之洞所言“崇厚目 无君父，贻害国家，其罪甚于耆英百倍。有臣若此，除论斩之外，本无他条可缓”，而对 外交“务实”一面，清流派官员则无切身体会与经验。1880年6月21日的一次廷议中，张之 洞说：“与其宽崇厚之狱，不如尽从俄约十八条。”刘坤一驳斥说：“此何说耶！不过谓 纪纲重于疆土也，此则宋、明诸公之遗唾也。以俄约论，其中自有委曲，崇罪未必致死，朝廷亦必不杀之，上年所争亦不过不杀崇已耳。使当时真杀之，则劼侯无可藉手，安得有 今日之和盘妥处？但不依俄约，则不免决裂，患在目前；若依俄约，则莫杜觊觎，患在日 后。”原首任驻英公使、此时已开缺回湖南湘阴老家休息的郭嵩焘从曾纪泽来信中看到崇 厚与俄国签订的条约十八款，在日记中全文照录，愤慨抨击说：“崇地山收回伊犁一空城，竟举天下大势全付之俄人，至是而益知总署诸公之罪，无可逭矣。”面对当时主战派受 到一片喝彩，反战主和派遭到唾骂的形势，郭嵩焘决心“以身任天下之诟讥”，毅然写下 论伊犁事宜六条上奏。他分析崇厚之所以贻误国家的原因：“查崇厚贻误国家，原情定罪，无可宽免。然推其致误之由，一在不明地势之险要，如霍尔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 截分南北两路，均详在图志，平时略无考览，俄人口讲指画，乃直资其玩弄；一在不辨事 理之轻重，其心意所注专在伊犁一城，则视其种种要求，皆若无甚关系，而惟惧收还伊犁 之稍有变更；一在心慑俄人之强，而丧其所守。臣奉使出洋时，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询西 洋各国情形，但言其船炮之精，兵力之厚，以为可畏。”他又说：“崇厚名为知洋务，徒 知其可畏而已，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于处办洋务终无所得于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计而 忘其贻害。臣在巴黎与崇厚相见，询以使俄机宜，仅言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颇心怪其 视事之易，而亦见其但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病、洋情之变易，皆在所不计。„„ 置身数万里之遥，一切情势略无知晓，惟有听俄人之恫喝欺诬，拱手承诺而已。”郭嵩焘 还提出：“朝廷以议驳条约加罪使臣，是于定约之国，明示决绝，而益资俄人口实，使之 反有辞以行其要挟。崇厚殷实有余，宜责令报捐充饷赎罪，而无急加以刑以激俄人之怒，即各国公论，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势。臣所谓定议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者 此也。”郭嵩焘所指出的崇厚误国之由十分在理。崇厚表面上似乎熟悉洋务（尤其是前番 为天津教案出使法国为其捞到相当政治资本），但其实并不懂得洋务，崇厚根本不知外洋 情形而又十分畏洋，这是他误国的根本所在。郭嵩焘提出按万国公法议定崇厚罪名，合情 合理又合法，这也由于郭嵩焘有首任驻英、法公使的经历才能提出这一方案。《清史稿》 说：“未几，而俄事棘。崇厚以辱国论死，群臣多主战，微调骚然。嵩焘于是条上六事： 曰收还伊犁，归甘督核议；曰遣使议还伊犁，当赴伊会办；曰直截议驳，暂听俄人驻师； 曰驻英、法公使不宜遣使俄；曰议定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曰廷臣主战，止一隅见，当斟酌情理之平。上嘉其见确，已而召曾纪泽使俄，卒改约。”看来，郭嵩焘的六点主 张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清廷改派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重新谈判改约，有如虎口夺食，难度极大。沙 俄进行军事恐吓，又以“非先释崇不能议事”要挟，曾纪泽请求朝廷释免崇厚罪名，朝廷 只得先暂免崇厚死罪。为帮助曾纪泽与俄方谈判，总理衙门官员吸取前番教训，对崇厚所 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及附件逐条剖析，审订签注，分别列出《中俄条约十八条》、《 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条约中有必不可行者，有尚属可行及旧章已行者，作为重开谈判的 依据。曾纪泽上奏折提出：“窃惟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 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他认为“曰战”、“曰守”都不可取，惟有“曰和 ”为上策，在谈判桌上尽全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利益，以达到改约目的。这是曾纪泽基 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实力的了解与判断得出的结论，因此他不轻易附和国内清流派的 激进主张，反对同俄国开战，担心兵戎一启，后患不可收拾。光诸六年六月二十四日（18 80年7月30日）曾纪泽一行抵达圣彼得堡。此时沙俄一方面在中国北部、东部、西部集结重

兵，军事威胁不断升级，一面借口清廷仍监禁崇厚以辱俄，大肆要挟，迟迟不愿重新谈判，目的很明显，企图拒绝或缓办改约一事。面临俄国大军压境，清政府也调动兵力作了相 应准备，以防不测。为促改约，堵住俄方的借口，六月二十九日（8月4日）曾纪泽致电总 署：“俄外部以未商改约之先，罪使筹兵，从古所无，非先释崇不能议事。”七月初六日（8月11日）他再电告：“恳免崇厚罪名。”这样，清廷于七月初七日（8月12日）下谕旨 宣布加恩开释崇厚，并令曾纪泽妥慎办理所议条约。

崇厚获释出狱了，但俄方并不愿意使谈判顺利进行，设置种种阻挠。俄陆军大臣米留 金专门召开特别会议研究对策，会上格尔斯坚持谈判应在北京而不是圣彼得堡举行，也不 以曾纪泽为谈判对手。俄外部大臣热梅尼威胁说：“如彼此意见不洽，吾人可令布策前往 北京，藉以避免显示决裂之痕迹。”布策已动身在往北京的路途上，只是在曾纪泽一再坚 持下，后经热梅尼电奏沙皇同意，布策奉召回俄，中俄谈判才在圣彼得堡继续进行。热梅 尼极其霸道地声称：“惟不论谈判之地何在，吾国舰队固始终留在彼处作为一种威胁也。”曾纪泽在此种困难情形下，按照朝廷旨意，“据理相持，刚柔互用，多争一分，即少一 分之害”，他吸取崇厚被愚弄被恐吓的教训，不懦弱不屈服，采取“与之事事面争”之策 略，在界务、商务、偿款三件大事上“悉心计较”，及时用电报和总理衙门相互通气以取 得共识，并电请总理衙门代奏。在候旨期间，曾纪泽与布策先行商议条约章程底稿，“逐 日争辩，细意推敲，稍有龃龉，则随时迳赴外部，详晰申说，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以不 肯苟且迁就之意”，对崇厚原订约章作了多处修改。

经朝廷允准，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吉尔斯、布策在圣彼

得堡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四月十八日（5月15日）清政府批准《中俄改订条约》。曾纪 泽经过七个月的艰苦努力，在谈判中取得了一些胜利，维护了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和利益，减少了崇厚签约造成的损失，尤其是争回了伊犁西南境特克斯河流域，但新条约中不得 已仍保留着《里瓦几亚条约》中的一些条款，失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疆的斋桑湖 以东地区，因此《中俄改订条约》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尽管如此，能通过谈判让沙俄将 已吞下去的东西重新吐出来是极不容易的，在晚清外交史上当属罕见的胜利。这一胜利在 国际上影响重大。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德费伦说：“中国逼使俄国做了她从来没有做过的 事，那就是吐出了她已经吞进的土地。”西方著名外交史家马士说：“左宗棠用血和铁平定了喀什噶尔，而现在曾纪泽又光荣地用和平方式收回了伊犁，中国在他的许多世纪的历 史上向来是惯于军事胜利的，但是像曾纪泽这样的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他的经验中却还 是一个创举。从这次经验中，帝国的大臣们吸取了教训。在一个距离双方同样远近的边界 上，这个国家已经准备作战——正如它的劲敌也作好了准备一样；而且，因为有了准备，才发现外交毕竟还是一个更好的武器。但是，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帝国已 经准备好有效地去使用武力，胜利是毫无疑问的。”光绪八年二月初四日（1882年3月22日），中俄两国特派大臣在伊犁互换文约，中国正式接收伊犁，伊犁终于重新回到了祖** 亲的怀抱。

崇厚为何犯下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的重大过失呢？首先当如前文所述郭嵩焘指 出的崇厚“不知洋而又畏洋”，这是他昏庸误国的根本所在。此亦是当时清廷内一班王公 贵族之通病，而崇厚更为典型。崇厚表面上似乎熟悉洋务，尤其是前番为天津教案出使法 国为其捞到相当的政治资本，使两宫太后和朝中要员认定他是懂得办洋务的干才，但实际 上崇厚所谓的懂外洋通洋务是“只知其势不知其理”，只知道洋人船坚炮利，心中十分畏 惧，惟求妥协了事。其次，崇厚身为家世显赫的满族亲贵，其见识平庸、才能不足却极为 自负，不可一世，而任人唯亲的清廷最高统治者和王公贵族将他看作“自己人”、“自家 子弟”，视为心腹，宠信尤加，使他更是有恃无恐。他在出使俄国之前，张佩纶曾请朝廷 敕令崇厚走陆路经新疆赴俄，既可了解伊犁前沿实情，又可和陕甘总督左宗棠商量讨教； 还请求朝廷不要授予崇厚“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名目，以避免其贸然铸成应允俄方之 大错。但清廷最高统治者及总理衙门自身失职未下敕令，而骄横的崇厚也根本不可能听进 耳去，遂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他在圣彼得堡签订《里瓦几亚》条约后，竟然“不候 召命，擅自回国”，更表明他妄自尊大、有恃无恐、罔顾国法到了何等地步，一般的官员 或大臣怎么敢如此狂悖呢？熊月之先生在为《经世悲欢：崇厚传》一书写的“序言”中要 言不烦地指出：“崇厚受命于**之秋，危难之时，作为洋务大员，处理、办理其父祖辈 未曾遇到的时代难题。这时候，他以往的知识储备显得远不够用，他以往的显赫家世、豪 门生涯反而成为他办理洋务的负面因素。他办理伊犁交涉、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都与他公子哥儿的阅历有关。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官僚是同时代人，相对 于崛起于草茅之间的曾、左、李，他对复杂世事的理解，对人心惟危的体察，要逊色许多，纵横捭阖的能力也相形见绌。他最后因外交措理失当而身败名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大 变动时代那些没有经世之才却强作经世之事的官宦子弟悲剧的写照。”这确是一针见血的 警世箴言。

崇厚本人出狱后，并没有省愆悔罪，吸取教训，而是到处拜客，利用自己的关系网，通过家人或好友不断为其申冤叫屈，希望朝廷为他翻案，自己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他家 底富有，曾多次用向朝廷捐款来积极表现，以利复出。光绪十年八月初七日（1884年9月2 5日）崇厚奉旨捐军饷银三十万两。两个月后正值慈禧太后五十寿辰，崇厚“蒙恩赏给二品 衔”。次年六月初三日他又奉慈禧懿旨，为三海工程捐银十万二千两。光绪十五年十一月 间，崇厚拜访翁同龢，“欲劝沈阳捐粮济江南”，翁劝他还是折价成银钱捐赠为好。崇厚 的侄子嵩申任内阁学士，后升任刑部尚书，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嵩申“为厚请正一品封典，并上赏蒋佳夫人‘乐善好施’匾一方”，但朝廷没有答复。尽管崇厚费尽心计多方努力，可是朝廷终因他“获咎情节较重，均著毋庸置议”，崇厚复出的希望最终成为泡影。光 绪十九年二月初九日（1893年3月26日），六十八岁的崇厚在北京旧宅病故。可笑的是，在 崇厚死去三十年后，早已下台的废帝溥仪于1922年12月1日结婚时为崇厚“平反”，接着于 次年元旦颁布“上谕”，宣布对崇厚“著开复原官、原衔翎之”。这已是民国十二年了，溥仪为尸骨已朽的崇厚演出了这样一幕滑稽闹剧，只能成为后人笑谈。

（汤仁泽：《经世悲欢：崇厚传》，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国历史的教训读后感 篇5

（一）“实事求是哲学读书会”二月向全厂员工推荐了四本书，我读了其中的一本《中国历史的教训》，它是纪检监察干部、法学博士习骅所著，作者在“反腐第一线”工作多年，此书共包含24篇说古道今的典故，以轻松的笔调通过众多令人沉思的人物故事，延伸出巧妙的含义。这些历史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是前人的智慧也是过去的教训，借古而喻今，能使自己的思想认识产生质的飞跃。

本书第二篇雍正治吏，讲述了雍正皇帝的用人举措。其中一则小故事《考核县太爷》对我影响颇深，它说的是对一名县令的考核。当时负责考核他的巡抚写了两条评语，一是“操守廉洁”,二是“懦弱不振”,建议调离本岗位，任命适合他的教育工作。当时吏部看了考核报告，觉得这名县令无功也无过，不足以调离岗位；两者发生了意见相佐，报请雍正帝判别。雍正帝听说之后，朱笔一挥：撤职，理由很简单，县域是社稷基石，县令责任重大，没有责任心，本身就是失职渎职。眼见雍正帝治吏如此严厉，各级官员震惊之余，也明白了，官不好当了，不但要两手干净，这双手还必须要干活呢。雍正帝当时就要求，当官本来就不应该贪，如果只满足是清官，倒了油瓶也不扶，那还能算是好官吗？

清廉，直到今天也是官员的起码条件。清廉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故事告诉我们，不仅是杜绝“贪”,还要杜绝“懒”,贪致误国，懒也误事，无所作为的“清官”就是庸官，作风上清正廉洁，工作上敢于担当，二者缺一不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重要论述，大力推进反腐力度，成绩斐然，一些大贪官的落马让百姓们拍手称快。反腐不但反的是贪污受贿，还反的是无所作为。做为领导干部，如果报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整天混日子，在其位而不谋此政，拿着俸禄不干事，最终与贪官无异。

廉洁是领导干部应该具有的基本品德，勤政也是其必须承担的基本责任。一则很小的历史故事影射的道理发人省。做为一名干部，我会时时以“三严三实”反省拷问自己，思想上是否有庸、懒、散的苗头，是否做到了为员工谋福利，办实事，是否为公司的发展创造效益，是否想公司这所想，急公司之所急。2016年在公司面临更为严峻的经营形式下，更要加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动作为，敢于担当，创新工作方法和理念，摒弃旧习，做一名真正合格的领导干部。

中国历史的教训读后感

（二）近来，一口气读完了《中国历史的教训》这本书，那感觉怎是一个爽字了得！细细想来，很久没有读到这么好的书，这么精彩的文章，这么有趣的故事了。真的是写人写事不拘一格，说古道今入木三分！让我不禁感叹，历史原来这么近，就像刚刚发生过一样！

好的文章，要像山一样厚重，像水一样灵动，像风一样无影无踪。说到这本书里的文章，首先吸引到我的就是闪闪发光的标题，一下子紧紧抓住了我的眼球，崇祯本可不上吊，皇帝的伙食费，庆亲王的作风问题，将军的烟瘾等等。顺着标题这根藤，再来摸摸故事这些瓜，感觉好的西瓜太多了，我就挑几个又大又圆又甜又脆的给大家尝尝。

朱元璋得了天下后，开会总结元帝国倒塌的历史教训，大臣们普遍认为，元朝的统治太宽松。他却认为元朝是对官员太宽松。朱元璋给我的印象就是个残忍的暴君，铁血无情，杀人太多。但是，在历史教训的总结上，他的观点还是很深刻的，在今天还是很有借鉴价值的，看过《明朝那些事儿》的人应该知道，朱元璋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了大明的江山，老朱也是蛮拼的，如果谁有他那样的敬业精神，至少也要被评个劳模！如果公务员、机关人员都学他那样，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会越来越近！

倒霉的崇祯皇帝，做事不果断，开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坟墓，最终上吊自尽。本来他有活命的机会，可他没有抓住，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一步得生，一步得死。历史不能更改，但我们后人可以试着改变。正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对于想好了的，决定了的事情就要扎扎实实去干、去落实，不待扬鞭自奋蹄，这样才会不留遗憾。

书中有一幅图片，写的是雍正皇帝的一副对联：俯仰不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我相信，谁读到这副对联，都会有一定的感触，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可望而不可即。()就像孟子说的那样，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也！这副对联散发的意境可能是做事先做人，做人先修身！如果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又惧怕谁背后评论呢？

读到晚清的两个奇官，我的感情掀起了波澜。读到成琦的时候，我是咬牙切齿；读到吴大澂的时候，我是由衷点赞。我相信，成琦这样的官是民族的败类，一定会遗臭万年；吴大澂这样的官才是民族的脊梁，一定会流芳百世。这也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实现什么样的价值。

历史的经验需要总结，历史的教训更值得吸取，不然真的会陷进杜牧所说的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历史的怪圈里！

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如果你喜欢看《明朝那些事儿》，如果你希望从历史中获得一些启发，那请你看看这本书。你会发现，历史原来并不远，就在你我身边。

中国历史的教训读后感

（三）勿忘史训 正风前行

静探岁月长河，华夏文明千余年，历史展现了峥嵘王朝屹立不倒，也道出了强盛王国没落训鉴。《中国历史的教训》，从作风和反腐斗争的角度出发，反观了中国近代历史中的故事古诫，将我国现阶段“作风建设”这一重要工作紧密联系起来，相当具有时政性。

本书主要讲述了明、清、苏联以及中国近代的数则故事，其中一则讲到了周恩来总理后代的故事。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秉承家族的优秀作风，她待人真诚，对待新同志总是热情相待；她真抓实干，不追求学历，一心一意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她关心同事，为了广大同事的生活条件着想，主动放弃了单位分房……她舍弃了根本不属于她的以及一些本该属于她的东西，但她总是以平静的内心和奉献和精神相待，收获了高洁的品质。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为后继的共产党人树立了优秀标榜，同时折射出了共产党人至真至纯的卓越党性，也投射出她自身高尚清廉、无私奉献的阳光秉性。

本书还从腐败没落的清王朝列举了诸多反面事例，深刻地道悟出历史的惨痛教训。“皇帝的伙食费”这一故事从历代皇帝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事件反映出贪污腐败的现象，以及上下级之间对这种事实的沟通与较量。一类是蒙在鼓里根本不知实情，一类是了解实情却束手无策，还有一类则是默许为奸，造成这一系列的根本原因就是封建制度和人性的陋缺。故事从多个角度探讨议论，一方面反映出作风建设和反复斗争工作的困难度，另一方面就是强调要加强制度的建设，用制度约束人性中的缺点，肃杀不良的工作作风及现象，坚决不给贪污腐败提供温床。利用好制度这一工具，将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一个目标切实地落实实现下去。

作为年轻共产党员，我们对曾经的党员同志和革命前辈们的故事和品性了解甚少，通过这一则则简短的故事，使我们难得地获得走近他们的机会。透过“谁是最快乐的人”中周秉德这一人物形象，大致描绘出曾经那辈共产党人是怎样的一个轮廓 —— 他们心灵纯净，在利益的诱惑下始终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不为诱惑所动；他们质朴善良，始终能够考虑他人的利益，舍己成全他人；他们坦荡正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决不掺半点假水。曾经那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前辈们，他们都经历过严格的革命锤炼，使他们炼就了一身正直不屈、纯洁质朴、甘于奉献的党性素质。也许他们当时的生活条件相对清贫，但他们的内心绝对是非常充实而快乐的。他们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踏实地前进，用他们的血肉之躯铸就新中国的万里长城，用他们的纯挚党性抒写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对于如今生活条件相对宽裕的我们，该怎样去继承这样的优良传统，该怎样坚定自身优良的作风，该怎样投身反腐的斗争当中，这是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和研讨的。

看过了历史的训诫，再看当今现状。党的十八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立即提出“八项规定”,将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提升到新的高度，随即掀起了一阵强烈的反腐反贪的风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重一大”、“三严三实”等一系列专题工作接踵而至，老虎苍蝇一起打，高官干部齐下马。经过两年多自上而下的作风整改，扫除了党和国家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毒瘤，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走向腐败的隐患，让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国繁荣复兴的曙光，同时也使人民对党充满了信任。作风建设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这项工作还应该长期坚持开展下去，在开展过程中做到不左倾不右斜，从实际出发，切实 整饬不正之风。

历史教训心得体会 篇6

2016年01月19日09:03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风建设贯穿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90余年来，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先后在全党开展12次大规模整风。从方式上看，改革开放之前是搞“运动”，此后改为“活动”（集中教育活动）。从周期上讲，每次短则半年（如1950年整风运动），长则三年多（如延安整风运动、20世纪80年代整党）。从频率上讲，改革开放新时期是党史上整风频率最高的一个时期，迄今共开展6次集中教育活动，大致每6年一次。2001年9月，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份专门针对作风建设制定的指导性文件。

重视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和重要政治优势，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对这一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有助于深化认识，进一步搞好当下的作风建设，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本文着重就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谈点一得之见，以期抛砖引玉。视角与侧重点不同，所作归纳难免见仁见智，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

一 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

9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与重视作风建设密不可分。在长期作风建设过程中，我们党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每逢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或完成重要历史任务的关键时刻，格外重视作风建设，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

这一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1、越是紧要之时，越发重视抓作风建设

党史上历次整党整风的背景，均印证了这一点。譬如，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在延安养成一种新风气，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把陕甘宁边区建成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建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

义。” 他强调，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再如，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我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加强作风建设作为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开局起步，以八项规定作为切入口和动员令，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现实针对性强 例如，为了妥善解决党内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影响，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等优良作风，延安整风运动以整顿“三风”为重点，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思想、作风、组织方面的“三个严重不纯”，针对干部经商办企业、乱发奖金、倒买倒卖紧缺物资等新的不正之风，中央着手全面整党，将整党任务确定为16字：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去年结束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四风”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3、整党整风与当前工作紧密结合，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多次整党整风中，这两者关系没有处理好，影响和干扰了经济工作。新时期以来，这种偏向得到纠正，每次活动都强调处理好这两者关系：整党整风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一次大扫除，为推进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创造条件、排除障碍、增加动力。1983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处理好整党与生产、工作的关系，保证整党与经济等工作两不误，相互促进。

（二）抓作风建设，在方式方法上既有继承，又注重创新与完善

以前抓作风建设，主要采用搞“运动”方式，常有过火之处。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在党内开展大规模集中教育的先例，独创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也有失误，在审干反奸过程中掀起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结果，延安地区在十多天里清查出1400多个“特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再如，1951年整党与“三反”运动相伴随，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教育挽救了大批干部。但运动开展得很迅猛，以致出现偏差：全国被打出的“老虎”最多时达29.2万多人，多半是把小贪污、公私不分、失职、浪费算成“老虎”，或因赃物折价过高定为“老虎”，有的甚至完全是错案；很多地方搞“逼供信”，致使有人因肉刑逼供而致残。1957年整风运动的节奏被反右派斗争打乱，导致大批党外人士挨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错误全面泛滥，党的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

进入新时期后，整党整风摈弃了过去政治运动中盛行的那套“左”的做法，从搞“运动”转为搞“活动”，方式方法大变：昔日大轰大嗡、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再延续，转为自上而下、分批开展集中教育活动，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着重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不搞“人人过关”。这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精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既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妥善解决党内问题、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又避免了像过去政治运动那样留下许多后遗症、引起社会震荡。

“三讲”教育在新时期党风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这次活动按照中央规定的四个步骤，在具体运作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程序：学习文件，查摆问题，征求意见，民主评议，自我解剖，开民主生活会，深入整改，开展“回头看”。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由上级派巡视组督导。这套做法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基本为日后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所沿用。

（三）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的作风建设内涵丰富，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共七大将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其一是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其一为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而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据报道，2012年间，西部某省一官员在与记者争执时质问说：你是记者，你是党的喉舌，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的？身为干部，居然将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开来，一时引得舆论大哗。在新形势下，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脱离群众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历次集中教育活动均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主旨；鉴于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四风”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整治“四风”为重点。每次具体开展活动时，均强调走群众路线，开门整改，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监督和评比；均重视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特别强调，要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建立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意防范、遏制脱离群众现象，这就把握住了党风建设的核心问题。

（四）作风建设的重点是抓干部作风

每一名党员的言行都关乎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普通党员虽然不握有权力，谈不上犯做官当老爷等毛病，但也须防止沾染不正之风、影响党的形象，所以作风建设是面向全党的。另一方面，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的主体是干部，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学风、文风也集中体现在干部身上。脱离群众主要指干部脱离群众，“四风”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因此，干部是作风建设的重点对象，改进作风主要指改进干部作风。干部作风好，上行下效，全党就风清气正；反之则是另一种情形。

建党以来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抓干部作风。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郑重指出，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几十万县委以上的干部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邓小平同志1979年11月在一次干部会上针砭了干部特殊化现象。他表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管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从严治党，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中纪委三次全会剖析了干部队伍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他告诫说，干部作风不实，不仅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也会给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带来严重损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每次整党整风，均以干部为重点。延安整风运动首先是在高级干部中展开，以此带动全党整风。在新时期开展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中，“三讲”教育专门在县级以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进行；其余几次活动面向全党，但大多明确强调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

（五）作风建设必须与党的其他建设统筹推进

搞好作风建设，必须与党的其他建设统筹推进，尤其要与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其根源在于理想信念不坚定、私心杂念膨胀。我们党历来重视从思想上建党，通过思想建设来推进作风建设。延安整风运动便是一个典型，通过开展集中教育，使众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实现思想上入党。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拥有执政资源后，是否入党关系到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发展空间，于是抱着功利目的入党的人多起来了，基于理想信念入党的人少了。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后，各种诱惑急遽增多，客观上又进一步加大了坚守理想信念的难度。鉴于这种情况，历次整党整风特别是新时期的集中教育活动，每次都组织理论学习，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甚至开出学习书目，包括作为立党、治党、管党总章程的党章，以及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基本著作。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以“科学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总书记一再强调要防止温水煮青蛙现象。他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我们党根据时势变化，一直积极推进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制定了许多正风肃纪的党内法规，收到成效。不过，相关制度仍不够健全和完善。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然而，尊卑贵贱之分、人身依附关系仍有所体现和存在，上下级关系有时蜕变为猫鼠关系、主仆关系。前些年有些地方流行称一把手为“老板”，***怒扇已是副部级的王立军耳光，便是例证。万庆良担任广州市长时初学游泳就在横渡珠江中夺得第二名，次年又以市委书记身份稳稳夺冠，这种“励志”故事当时就遭人讥讽。对权力监督和约束不到位不得力，潜规则、关系网、利益链也就难以有效破除。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建章立制并取得重大进展。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切实改变“牛栏关猫”现象，堵塞制度漏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历史教训心得体会 篇7

20世纪50年代初, 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以俄为师”的改革。究其历史原因,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当时的社会发展使然。也有学者认为, 当时不学习苏联教育经验, 在教育改革上另作抉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 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在外交上孤立中国, 经济、科学技术上对我国实行封锁, 这致使我们很难获取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信息, 也无法借鉴他们的办学经验。教育不能发展, 国家的建设和复苏就很难进行。在当时的情况下, 苏联各方面都已发展迅速, 学习苏联模式也就是很正常的。

第二, 当时我国教育行政部门认为, 苏联教育经验无论是从教材、教法到思想体系, 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加之当时中国百废待兴, 对学习苏联模式没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 没有对错误部分分析, 也没有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 灵活运用。

第三, 建国之初, 百废待兴, 面临经济落后的巨大困难, 缺乏建国经验的中国人, 学习苏联模式可以从中找到建设中国美好未来的信心。因为苏联已经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迅速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

第四, 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的很多主要项目是苏联专家帮助设计的, 这些项目所急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当然也要照苏联模式培养为最佳。

二、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模式的经过

1、1949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所载刘少奇同志在中苏友协成立大会上讲话的内容说到“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 今后建国同样也是以俄为师, 从苏联学习经济学、教育学等。”?从以下的例子就可以看出:1949年12月, 政务院第11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大学, 是为了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 并聘请苏联教授, 有步骤、有计划第培养新国家的建设干部。”另一所是哈尔滨工业大学, 从学校制度、学校的教学大纲都是学习苏联的, 而且是用俄语进行教学的, 同时还聘请了苏联专家来中国讲学, 办讲习班。从1949年到1959年的10年间, 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2、学习苏联模式, 体现在教材上是学校充分采用苏联教材。教师都按照自己学的专业被分配到相应的教研室, 共同备课, 讨论本专业的学术问题。课堂学习除了教师讲课外, 还引进了明纳尔制度, 又称之为课堂讨论, 就是师生互相讨论的形式。这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不仅可以使师生在共同讨论的过程中得到相互的学习, 而且可以使老师更好的发现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不足。可惜后来因为学生喊负担过重, 这种形式就在我国消失了。

3、院系调整。1949年12月,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针对我国当时高校存在的布局不合理, 系科设置和人才培养“不能适应苏联援助的工程项目对专门人才的要求”, 教育部决定对高等学校进行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仿效苏联高等学校的类型分为综合大学 (设文理两学科) 及专门大学两种;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 发展专门学院, 首先是工业学院与师范学院;各大行政区综合大学最少要有1所, 最多4所。专科学校视情况进行调整。教育部从1951年至1953年, 对高等院校进行了两次调整。调整后的高等学校共182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业院校39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财经院校6所、政法院校4所、语言学院8所、艺术院校15所、体育学院5所、民族学院2所、其它1所。主修理、工、医、农专业的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63%, 师范生占总数的18.8%。而且建立了一批专业院校。如石油学院、航空学院等填补了我国高等工业教育的空白, 为我国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人才。

4、教育改革。在院系调整的同时, 全国高等学校也从1952年开始学习苏联的经验开展教学改革。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改变原有的系科, 采用苏联的专业目录设置专业。如1953年, 全国高校设置专业215种, 这其中:工科102种、理科16种、林科5种、医科4种、文科19种、师范21种、财经13种、政法2种、艺术11种、体育1种。到1957年, 专业扩大到323种, 其中工科183种、理科21种。此后, 我国高校专业专业门类越来越多, 而专业设置却变得越来越窄, , 到1983年, 高校专业设置竟达到1039种, 工科664种。其次, 全国使用统一的教科书、教学计划、, 高校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上也实现标准化。再次, 使用苏联教材。据统计, 至1967年, 中国留苏人员工有38000人, 其中科学家1300人、讲师1200人、学生7500人。有1万名苏联专家在中国以不同身份工作。其中为中国开设新的课程, 参加编纂新教材的工作。有600余人在高校任教。他们为中国高等教育开设新的课程, 增添新的学科, 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学科的全面发展做了很多贡献, 与此同时, 他们还参加新教材的编纂工作。

三、对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评价

学习苏联模式的利表现在如以下几点:

1、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相配套的教育制度, 这在当时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改革了旧的教育体制, 建立子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 扩大了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 缓解了当时社会急需人才与专门人才短缺的矛盾。

3、在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期间所做的探索为今天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当我们回顾历史去分析学习这个模式给我们带来的有利方面时, 我们也对这个模式的缺点也不容忽视。并且直到今天还对我国的教育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些不足里影响中国教育发展最深的应该是高等学校的分校。

1、由于过分经济发展的需要, 缺乏长远的考虑, 并把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取舍教育制度的唯一标准, 以致在实践中出现了盲目地, 机械地搬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情况。对高等教育中原有合理的、有益的东西, 如公私立高等教育并存、中央与地方共同办学、通识教育模式等合理的制度、方式也一概予以否定, 缺乏具体分析和批判继承的精神。这一不足直接导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不平衡、专业设置较窄。比如:当时的文科人才奇缺, 而理工科学生也因为专业较窄难以找到对口的工作, 并且缺乏基本的文化修养。据相关资料统计:1987年, 在我国高等院校毕业生中, 有353个专业的人才奇缺, 总人数合计达到19万人之多, 而与此同时也有157个专业人才过剩, 这一部分人数也达到了10万人。人才缺乏与浪费的现象并存, 就是由于在苏联模式指导下的学校院系与专业设置格局是造成的。

2、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一些综合性大学, 也在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中被分解成为单科性学院。这次调整是在以设置专门学院为重点的指导下进行的, 一个专业一所学校, 不仅学校的规模小, 效益低, 而且专业重复设置严重, 这些在后来都成为制约我国高校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 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与此同时, 我国还照搬苏联的做法设立了庞大的科学院系统, 使大学成为了一个教学机构, 造成了教学与科研的分离, 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并且取消了私立大学的存在。解放前我国曾拥有一批办得较好的私立大学, 但经过50年代的那次教育改革, 私立高校几乎全部取消。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 也使得一些学校失去了竞争世界一流大学的最佳时间。

3、过于以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为教育目标。当时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出发我们片面强调培养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专业教育”, 把培养有用的专业人才, 尤其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人才作为高等教育的目标, 使大学的教育功能出现了混乱。使得教育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得到极大的强化, 而作为主导的教育文化功能则遭到极大的削弱, 比如我们当时在高校的外语教学中, 只教俄语, 不教英语。就是以经济和政治作为功利目的地。在这种以经济功利目的和政治功利目的为中心的“专业教育”指导下, 我国的大学教育学科发展出现残缺现象, 大学的人文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衰退,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以上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学习苏联模式的利弊, 现在还有一些高等院校偏重工科的发展, 在一些学生中过分看重理工科的实际情况来看, 苏联模式在有上述这些方面确实弊大于利。所以, 我们在学习国外的好的经验的同时, 也应当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 发展有本国特色的高等教育。

四、经验教训

起步于19世纪末期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在100多年的发展中有很多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学习国外的高等教育模式的做法给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过正、反两方面的不同影响。回顾百年以来借鉴外国高等教育经验所走过的道路, 总结和认识在学习外国高等教育做法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毫无疑问, 有益于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认识和选择。

所以, 我们的高等教育一定要结合自己的传统特点, 同时吸收世界上的优秀经验, 从自己的实际和环境出发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好, 要在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 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的基础上, 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并且在消化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以此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出现了学习苏联的热潮, 在高等教育上也采取了全盘苏化, 在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其间也存在着种种问题, 回顾这段历史对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仍然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苏联模式,苏联教育,高等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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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也夫.代价论-一个社会学的新视角.北京:三联书店, 1996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纪 (1949-1982) [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6]郝维谦.龙正中.高等教育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

阿富汗的历史教训 篇8

引发第一次英阿战争

《一个国王的复位》的背景是19世纪，为了争夺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英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竞争角力，两国都想将阿富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处心积虑要把亲俄的阿富汗国王赶走，扶持自己豢养的逊王舒佳复位，结果引发了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

但在占领全境后，阿富汗各部落掀起了全国起义，英国人没有料到阿富汗人竟然反抗如此强烈，仓卒撤退，结果英军1.6万余人，仅仅剩一人自开柏尔山口生还，当时震惊了世界。

今年1月这本书才刚出，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就细读，3月即请作者到阿富汗见面，劈头就说：“现在所谓的盟友对我们的方式，就像当时英国人对舒佳王一样。”甚至连死敌塔利班也是这样看的，塔利班在3月18日的新闻稿中就说，“每个人都知道卡尔扎伊是怎样被带到卡布尔，是如何被放在舒佳的王座上的。”

似乎只有美国人不知道这段历史，今年5月，在卡尔扎伊与奥巴马举行过高峰会之后，白宫国安会就急着找《一个国王的复位》的作者达尔林普到华府，要他补课谈阿富汗的历史。

当然有人批评达尔林普的历史比较太过简单，一再旧调重提“阿富汗是帝国的坟场”：继大英帝国、苏联帝国之后，现在美帝又重蹈覆辙。

拒当现代版舒佳王

卡尔扎伊近年动作频频

但阿富汗的过去与现在有惊人的关联性，卡尔扎伊是波帕尔扎伊（Popalzai）族的长老，正是舒佳王的直接后代，舒佳被阿富汗人认定为西方的傀儡，而打败英国人的多斯特·穆罕默德父子，则被尊为民族英雄。

卡尔扎伊从小就知道这段故事，打从心里不愿意做现代版的舒佳，卡尔扎伊告诉作者，他认为舒佳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不愿后人仅记得他是傀儡，所以才要在最近几年，一直强调自己与北约盟国的不同。而相对的，美国也觉得卡尔扎伊特别难搞，前不久更泄漏出消息，说卡尔扎伊几年来接受CIA数千万美元的现款，而卡尔扎伊家族更是包揽工程，收受贿赂等等，想要抹黑卡尔扎伊，以作为报复。

这已经是达尔林普关于南亚的第三本书了，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本受到外界的重视，他的书中，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不是因为纯粹想象，而是大量使用阿富汗史料，让他可以超越西方观点来从事历史写作。达尔林普在2009年研究阿富汗国家档案时，无意间寻获两个长篇史诗，史家口耳相传，谈的就是如何击败英国入侵者的经过。

这是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对我们而言，第一次英阿战争（1838～1842）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时间如此接近，既偶然、也有关联。

在比较时，有些人常批评中国当时没有阿富汗的奋战精神，实力远不如大清国的西亚小国阿富汗，却以弱小军力，让不可一世的英国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1839年4月，英国以帮助阿富汗前国王舒佳为由，派大军3万多人直接进攻阿富汗。此时的阿富汗军队仅有1.5万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不及英军。英军凭借兵力兵器优势，只用4个月就兵临喀布尔城下。

但这不是当时英国在亚洲唯一的战事，不到一年之间，1840年6月，英军统帅懿律率领英国舰船40余艘，从印度出发到达中国广东海面，预备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

2万兵调征鸦片战争

英大军遭阿富汗消灭

当时直接从英国派来的军队并不多，手中最可以动用的就是训练精良的印度军队，阿富汗公使麦克诺顿一直要求征服阿富汗之后，必须留下足够的部队固守碉堡山口，但是东印度总督欧克兰却急于把对精锐的孟买师团，调到中国支持，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看起来要扩大。

8月21日，英国舰队经整补后，离开香港北上，这时英军已从4000人膨胀到2万人左右，1841年8月道光皇帝求和，中英双方签订《南京条约》，战争结束。 但是在阿富汗这边，军队来不及调回来，却遭遇到惨败，11月2日，喀布尔爆发大规模起义，当天晚上就占领了喀布尔全城，英军大惊，驻扎在喀布尔的英军遭围困，弹尽援绝，被迫撤退，整批部队被消灭。

历史的教训是，备多力分，当时除了阿富汗，帝国战争还有中国；而现在，除了阿富汗，反恐战争还有伊拉克，而鸦片战争与解放伊拉克，都让英美两国力有未逮。

现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军将要在2014年年底撤出阿富汗，但诚如本书作者所说，“入侵者以为他们可以进来，更换政权，然后几年以后就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但是他们都发现自己陷入更大的冲突”，这是一本奥巴马应该要看的书。（摘自《联合晚报》）（编辑/袁红）

《一支军队的残兵败将》

1842年的冬天，寒风凛冽。约700名欧洲士兵、3800名印度兵和1.4万名文职人员逃离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自1839年，英国占领了阿富汗；而此时，英国已无法继续维持对阿富汗的占领。一周后，在阿富汗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 ，从一处由英国人控制的要塞看去，只见那一队人马中唯一的幸存者跌跌撞撞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名骑着一匹疲劳地随时就要瘫倒在地的马匹的孤单士兵，成了人们对于第一次英阿战争挥之不去的印象。这一景象被伊丽莎白·巴特勒于1879定格在了一幅名为《一支军队的残兵败将（Remnants of an Army）》的画卷上（如图），这张图可以说十分惨淡。

那场战争耗费了1500万英镑，这在今天相当于500亿英镑（约合800亿美元），4万人殒命、5万头骆驼死亡。这与当今的争端相比还算是少的了，因为现在美国每年要在阿富汗耗掉超过10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