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警示（精选3篇）
教训警示 篇1
一、危机发生的近因
(一) 抵押贷款自然是本次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
在美国, 房屋所有权的比例从19世纪40年代的44%上升到19世纪70年代的66%左右, 这期间没有重大的损失或收益。1969年, 房利美还是政府扶持的企业, 它的作用一方面是从银行购买住房抵押贷款, 而储蓄管理机构也允许银行源源不断地提供贷款;另一方面是提供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贷款, 并通过在金融市场销售债券来维持运营。情况在19世纪70年代末有了改变。华尔街的私人经营者试图仿效房利美, 将可兑换的贷款打包成债券, 创造出一种更加便捷却又更具风险性的产品并推向市场。房利美为了不丢失市场份额, 最终也采取了这种做法, 由此这种金融产品滥用的做法被扩展开来。
为何银行对金融衍生品抱有极大热情?这是因为根据现行的会计制度, 银行有义务在资产负债表中注明其所发放的贷款。然而, 银行发现这么做, 它们很快就要突破最低资产的限额, 这是不允许的, 因为监管机构责令他们留有余额以备提款。银行还发现, 这种义务大大阻碍了交易量的增加, 从而影响到利润。为了逃避监管, 使其行为合法化, 银行义无反顾地将债务变成资产, 将债务转化为可以在金融市场转卖的金融债券, 由此, 担保债务凭证 (CDOs) 于1987年问世了。作为一种信用工具, 金融衍生品在过去的几年迅速膨胀, 从2001年的1千亿美元到2007年底已达到6千亿美元。与之相关的更重大的增长是信贷违约掉期 (CDSs) 的增长, 同期从7500亿美元增长到大约59万亿, 几乎是美国GDP的4倍。与传统信用分配方式不同, 这是一种发放给委托人的预算贷款, 即所谓的原生———分销模式, 设定所给与的金融支持可被证券化或在大量经济主体之间进行交易。开始人们对这种新方式抱以赞同的态度, 因为人口中最贫穷的那部分人也有权使用信用。这极大地改变了银行对待信用所采用的方法 (银行非常乐意将自己不断增加的投资份额转移到其它金融机构) , 并鼓励投机和不负责任的行为。原因很明显:向下转移可分配的金融风险, 显著地降低了银行在对债务人还款的监管方面所花费的成本。
面对这种新情况, 美国政府不仅没有干预, 更糟糕的是, 他们让私人信用评级机构决定这种新金融工具的安全度。因为拥有信用评价的权力, 被评价者需给于权力者报酬, 很明显只要肯花钱, 就能获得高等级3A—即使这个贷款需要承担高风险 (雷曼兄弟在倒闭前获得一个A) 。没有信用评级机构的勾结, 次级抵押贷款的现象不会以这种激烈的方式暴发。由于缺乏有效的竞争, 且存在更高的利润空间, 又不做预期的风险评估, 因此证券化开始像石油污染那样蔓延, 而次级抵押贷款就好像这个进程中加速旋转的一只飞轮, 因此出现了羊群效应, 形成投机泡沫。
(二) 公共管理者没有及时干预, 调整现行法律, 导致危机加深
事实是, 之前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都没有决定要在这方面进行干预。1994年民主党国会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通过了一项法令《自有住房机会和产权保护法》, 迫使美联储针对不规范的抵押放贷者设定标准。然而,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不止一次地拒绝实行这项法令。他的观点是衍生品的兑换发生在高质量的专业人士之间, 当然没有必要防范。既然贪婪的金融主体具有最有效的自我防范机制, 那么自我规范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就成了唯一的安全基础。格林斯潘盲目相信用来决定衍生品价值的期权定价模型。这个模型关注资产的价值, 却不关注它所承担的合理价值的风险。这个理性预期假说没有将资产价值的过度运动与金融风险联系起来, 强调市场自然调节和自行均衡的功能。根据这个模型, 风险的计算是建立在围绕资产价值的均衡值小幅变动的基础上, 而与长期价格的强烈振动相联系的风险被遗忘了。如弗里德曼和戈德堡所示, 许多学者早已对这个方法论错误提出了警告。模型中的错误早在1998年就出现了, 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 (LTCM) 由此倒闭, 而它的管理者都是经济方面的专家。然而, 这种证明也没有让格林斯潘认为有干预的必要。
(三) 过度杠杆作用
在上世纪最后的25年里, 进行投机交易的钱几乎是完全靠贷款取得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 正常的杠杆关系大约是30:1, 就是说, 30美元的债务对1美元的实收资本 (5年前, 摩根斯坦利是5个获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双授权的投资银行之一, 可以使债务与资产之间的比值为40:1, 并且可以用自我规范代替外界管制) 。最近几年, 金融机构陷入次级抵押贷款, 杠杆比率变得极大, 实际资本几乎等于0。美国步入一个金融恣意的时代:信用购买没有限制, 可向任何人发放全额的住房抵押贷款和信用卡, 金融业务依赖于复杂的金融工具。归结到一点, 玩金融游戏来确保天文数字般的利润。从2005年开始, 美联储决定调高利率, 使得次级贷款更加繁重, 增加了无偿还能力的风险, 事情开始变得糟糕, 使得美国银行能够张开双臂发行抵押贷款的担保债务凭证 (CDOs) 风光不在。价格开始全面调整, 管理者在担保债务凭证里的资产大幅度贬值, 金融市场的崩溃无疑是很自然的结果。
(四) 银行体系外的资金失控
克林顿在卸任前于2000年12月21日签署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出台, 这项法律的后果是使金融衍生品脱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委员会的监管。金融衍生品在证券交易市场外空前地膨胀, 交易量从2000年到2007年, 由100万亿美元到600万亿美元, 这个数字是世界GDP的10倍。投资银行大肆增加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 建立银行体系之外的信用并在金融市场用贷款投机。这些信用一多半来自于不受任何约束的机构。在各种场合布什政府都表明对这些新的金融游戏者没必要提出预警, 理由是这些成年人会意识到他们所要面临的风险, 不必具有经济方面的深奥知识就能理解这种做法。但是他却完全忘记了降落到没有参加交易的国民身上的间接后果, 这在经济学理论叫做金钱的外在性。至少从庇古时代, 经济理论就关注技术的外在性, 但很少提及金钱外在性。金钱外在的大量溢出会使社会秩序演变模式出现持续性的危险。2005年, 格林斯潘曾经告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 要认真考虑房地美和房利美的风险度, 由于来自民主党的强烈反对没有得到认可。
二、危机产生的深度的结构性原因
(一) 金融服务与商品生产关系的彻底改变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 大部分西方国家将养老金与依靠新型金融工具持续获利的投资打包在一起, 试图一夜获利, 从而引发对其需求的增长, 却忽视了储蓄投资获利的增长。获利压力使基金管理者致力于提高管理水平, 目的是得到更多的认股权;使消费者更加相信复杂的操作技术, 甚至在没有购买能力时购买更多的金融产品;使实体经济的股东价值得到提升。在整个经济体系, 通过典型的滴入机制, 不断要求获利, 直到演变成为一种文化模式, 为了追求更加灿烂的未来而忘记了现在。
金融活动在经济体系中的扩大及不断增长态势持续了30多年, 现在经济状态在三方面显示出衰落的迹象。
第一, 金融活动在经济体系中的扩大及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其作用在逻辑上包括国家经济的数量增长, 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主体间的交易关系。无限制地追逐资本的获利意味着像忠诚、正直、信任等价值观逐渐被放到一边, 取而代之的是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准则。大家都认为金融市场更应该追求流通性而不是信任。同时, 因为股票价值是所有投资者在作决定时要考虑的因素, 似乎增长很容易建立在债务的基础上。这种新文化真正危险的后果是工资收入和投机获利之间的关系被扭曲。如果金融活动在经济体制中的扩大及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能够完全达到, 就没有必要依赖自己的工资满足家庭需求。因为沉迷于投机, 便可获得必要的收入以维持不断增长的消费水平,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促使小额或大额储蓄者成为精明的投机者。
第二, 在上世纪的最后25年, 我们看到:一方面, 工作关系不稳定性增加;另一方面, 在西方所有发达国家, 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也在增大。在2008年10月OECD报告中说,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在这一时期显著增加。工作收入 (体力和脑力) , 高工资和低工资之间的差距永远不能超越一定的界限;而投机的收入或与报酬有关的收入却不是这种情况, 如经理的认股权和股票交易收益。当人被人为地分解成工人、消费者、投资—投机者, 后果只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在1926年的一篇著名的文章《放任主义的结束》中早已证明, 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经济魔鬼在于贫富不平等, 特殊的人, 因其特殊的职位或特殊的能力而获利, 也因为相同的原因, 当企业成为彩票时, 他们能成功地从不确定性和无知中获得好处。
第三个衰落的迹象是效益作为经济活动的评判和调整标准在大众文化层面的传播。一方面, 这导致贪婪的合法化———效益被奉为一种文明的美德, 贪婪市场替代了自由市场;另一方面, 追求效益的风气起源于金融贪婪和金融恐慌之间的系统性交替, 恐慌是经济主体没有理性的行为后果, 恐慌源于贪婪。
(二) 经济理论的误导
目前所描述的进程为何能够蔓延和发生?没有一定的经济思想的支持, 事情不会变得如此。与自然科学不同, 经济科学受到双重解释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或多或少、或迟或早受到人类自己的行为的影响。这等于说, 经济范围的理论永远都是在变化的。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的缺失主要表现在没有注意到危机的预防措施。
首先, 相信效益是在相反的两件事情中作出选择的客观标准 (也就是, 价值判断的中立) 。只要在确定所要追求的目标之后, 你就可以以效益为标准做决定。这等于说, 效益是一种最终的判定标识。因此, 为了维护深陷于金融投机游戏之中的银行和交易者的行为, 效益学说使得这种游戏变得合法化。
其次, 强调股票价值最大化原则的理论背景。从宏观经济角度看, 企业有三个概念:企业作为社团, 企业作为联合体, 企业作为商品。第一个概念是将企业看作是一个社团, 其中有各种利益方 (工人、投资者、职员、供货商等) , 他们相互合作获得共同的目标。根据这个观点, 企业本身是好的, 不能放到市场尤其是动荡不安的金融市场之中。企业作为联盟的概念, 由诺贝尔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形成, 在他写于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企业的出现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事实上, 每次市场议价都意味着明确的成本, 因此, 只要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 企业就有理由存在。企业作为商品的思想是指它可以像其他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进行买卖, 因此, 它只是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众多主体的一种合约。而如果企业只不过是一件商品, 那么利益相关的只有一方, 那就是股东, 原因很明显, 出售需要所有权, 无论谁购买了一家公司, 就会成为这家公司的所有者。如果从这样一种企业的概念出发, 得出结论, 管理的目的是使股东的价值最大化。要记住, 股东价值原理在思想体系上激发了金融活动在经济运行体中的不断扩大与增长, 使股票交易异常活跃。
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家的责任。具有创造性的金融主体将证券化贷款、重新包装的人造债券如CDOs等引入市场, 有其理论依据, 这就是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默顿理论模式。这个模式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 目的是研究金融工具的价格演变, 其主要结论是:在一定条件下, 投资风险是可以消除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经常使用这一方法为新的金融工具估价, 并为客户提供相应的金融工具, 以期降低他们在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对此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8年10月23日曾自信地说:“近20年来, 将最好的数学家和金融专家结合, 在先进的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支持下, 巨额风险和价格管理体系在逐步发展。”诺贝尔奖 (实际是3个诺贝尔奖) 授予了巩固衍生品市场发展理论与价格模式的发明者。这种现代风险管理范例20多年来一直影响着大家。然而, 整个智力大厦在去年夏天倒塌了, 因为植入风险管理模式的数据仅覆盖了过去的40年, 面对未知的未来却缺乏可靠的依据。
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模型的致命错误是什么?第一, 这个模型本身是指中央计划经济。像一些学者所解释的那样, 考虑中的模型使用动态的最佳化技术达到均衡, 如数学程序所示, 为了获得最佳化, 必须假设无限遥远的未来对今天的客观影响作用为零。这种极限条件来自于哪?无限遥远的未来对今天资产价格的影响消失是一个纵向条件, 对最佳化来说只是部分充要条件。但是, 在权力下放的市场条件下, 无法植入最终的界定条件以确保按模型运行的数学程序。第二, 这个假设是建立在两个紧密联系的设想基础上, 一个设想是资产价值遵循一个可由布朗运动描述的路径, 另一个设想是资产价值的改变是经常性的, 适用于大数定律如贝奴里定律。两个设想只有在经济现象随机独立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经济活动中植入了太多的非随机的人为因素。
(三) 与文化母体的特性有关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的来临, 文化母体的特性逐渐加强。资本主义经济当然是市场的, 其显著的优点在于展示两个现代性的基本原则, 即行动和做生意自由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同时, 经过近3个世纪的时间, 资本主义的主要机构———私有化企业在等级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 形成了一元化的生产体制, 资本主义企业越来越傲慢地控制了个人行为。员工们花费一多半时间在单位, 脱离了其他机构, 脱离了家庭。在文明的人道主义时期产生并传播了像选择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参与等观念, 它们被重新解释, 并被资本主义企业内在化, 已将员工变成企业所生产产品和所提供服务的附属品。
如果能在政府管理中调整民主, 那么民主也能在企业管理中调整。民主原则只在政治范畴应用, 那永远不是完全的民主。良好的社会不会迫使其成员将作为投票公民的民主与作为工人或消费者的非民主尴尬地分离。罗伯特·里奇是克林顿第一任期的部长, 研究认为当今的竞选意味着是对民主的严重威胁, 应该说自由市场是民主的前提是不对的, 相反, 民主原则才能使市场真正自由。
第二方面涉及对自由原则的解释。自由有三个组成因素:自治、豁免和能力 (行为) 。
自治就是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人没有选择也就是没有自由。豁免是指就外部主体而言, 没有压迫。能力 (行为能力) 是指选择的能力, 为了获得目标, 至少有一部分事物能够由主体自己确定。如果一个人不能实现生活目标, 那么他就是不自由的。自由放任主义能够确保第一第二方面的自由, 有损于第三方面;在混合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中央集权倾向于第二和第三方面, 有损于第一方面。资本主义体制的核心是建立毁灭机制———破坏旧的建立新的, 但仍然是有缺陷的, 因为如果没有建立足够的“安全网”, 那些被破坏的机制所损害的人就会组织起来抵制它, 并建立一个新的集团以阻止创新的进程。
综上所述, 金融危机与社会道德伦理、经济理论, 乃至社会文化都有直接的关系, 对此需有更深层面的认识。
教训警示 篇2
一、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理论学习不够透彻，只停留在表象上，没有从实质上深入研究，导致教工作中出现很多困惑。不善于培养自己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分析问题，认识事物只停留在表面，未看本质，对事物的理解不深刻、不全面。在思想上未引起高度的重视，学习目的不够明确，学习时缺乏思考，只从字面上理解毛泽东思想，没有意识其思想的精髓，更没有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有力的理论武器，没有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只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使学习变得形式化、教条。
(二)党性修养还需继续深入，精神层次还需继续提升。理论素养不高，对马列主义的科学体系学习掌握的不深、不系统，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党的十八大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九大精神学习还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不够深刻，还没有入心入脑，没有带着问题、带着思考学，没有很好地把理论与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结合起来学，有学归学、用归用、用学脱节的现象;还没有达到思想理论有新提高，工作有新举措，作风有新变化的要求。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还有待进一步增强，没能时时警觉地深入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和事物发展的方向。
(三)对自身刚性约束不到位，纪律观念不够强。突出表现为个人意识增强，组织观念弱化;本位意识增强，大局意识弱化;名利意识增强，公仆意识弱化，把强调政治纪律，视为束缚手脚，认为个人不拿不贪，就不是违纪违法，这样必然造成纪律涣散，难以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民主与集中、个人利益与党和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
二、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一)加强专业知识学习，探索纪检监察理论，改进工作方法。探索教工作规律，改进学习方法，提高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本领。
(二)学活用足《党章》、《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八项规定”等各项规章制度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三严三实”要求，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精神，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从身边小事做起，做到“防微杜渐”，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三)强化责任意识。把履行“一岗双责”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贯穿于日常工作之中，在安排部署风廉政建设各各项工作的同时，不忘人社业务工作，让每一位干部职工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能够真正守住拒腐防变这条“生命线、高压线、警戒线”，进一步强化纪律和法律意识，远离腐败深渊。
(四)增强创新意识，就要永不满足于守成，永远不满足于现状，永远不满足于过去成绩，坚持不懈地追求更高更新更优的目标。
(五)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政治灵魂，是思想行为的“总开关”。一旦“总开关”出了问题，没了这根弦和这个意识，整个系统都会随之出现问题。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要把坚持理想信念问题放在首要地位。尤其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更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坚持理想信念。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保持清醒的头脑。
教训警示 篇3
《“小麦加”临夏》事件分析
1992年10月《重庆日报》副刊部发表的《“小麦加”临夏》一文, 是一篇少数民族地区的风情散文稿, 文中所描写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 被誉为中国的“小麦加”。麦加是中东的圣城, 而中国的“小麦加”是一个比喻。《“小麦加”临夏》一文是记者为了拉广告而写的宣传临夏的来稿, 介绍穆斯林的一些民族风情和生活习俗, 有一定新闻价值, 但写到清真寺时, 其中“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妇女光脚进清真寺朝拜”之类的描写触犯了宗教戒律, 因为涉及当地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之类的民族宗教禁忌, 引发甘南回民强烈愤怒, 觉得报纸伤害了伊斯兰的信仰, 对少数民族祖先是一种亵渎。见报后, 甘南几千回民在临夏拦火车, 要去北京示威, 被当地驻军部队阻止, 随后他们要来重庆, 还写恐吓信给编辑部, 要砸报社, 要追杀发稿编辑, 引发了“小麦加”事件。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一是一些记者、作者和编辑缺乏基本的民族、宗教知识, 民族、宗教政策观念淡薄, 有些部门正值新老人员交替, 一些新走上工作岗位的记者和编辑等没有进行必要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宗教知识的学习, 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二是个别新闻、出版单位, 缺乏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忽视社会效益, 置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于不顾, 出版猎奇、讹传之作, 造成严重后果。三是一些新闻、出版单位管理制度不健全, 个别领导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工作不负责任, 把关不严, 严重失职。
违纪新闻案例二:
转发西藏地震预测事件分析
2002年8月26日, 《重庆商报》头条刊发一条消息——内容是喜马拉雅山脉将发生8级大地震。消息是转发, 来源是中新社、《中国日报》引用美国科学杂志的地震预测, 当时《重庆晚报》也转载了此消息, 国内很多都市报纷纷转载, 不同的是, 这些报纸转载时删掉了“中国”二字, 但《重庆商报》却保留了“中国”二字。事实上喜马拉雅山脉横贯周边好几个国家, 并非特指中国, 消息见报后, 援藏干部见了立马反映到国务院, 严重影响了援藏干部的稳定。由于《重庆商报》当晚值班总编到岗晚了点, 稿子就交给了编辑部副主任, 副主任还提醒值班总编此稿是否稳妥, 可值班总编刚上任不久, 过去没有媒体从业经验, 只单纯考虑新闻价值便将稿件调整到头条, 放大了错误影响。由此引起注意的是:1.慎用慎转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外的报道;2.敏感地区的报道要考虑周全, 严格遵守新闻纪律;3.采编一定按采编流程严格把关。
违纪新闻案例三:
“谷歌事件”分析
2010年3月27日, 《重庆晚报》《乐活周刊》“悦览室”版头条, 刊登了一篇标题为《网络神兽古鸽迁移记》的文章, 这篇文章假借寓言形式, 就谷歌网站退出我国大陆迁往香港一事, 含沙射影地对我国处理谷歌事件进行讽喻, 该文见报当天, 便被境外媒体转载, 某些报纸还借机配发评论, 一些网站迅速抓住这个所谓热点, 刻意进行炒作, 给党和国家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恶劣的影响, 给党中央大政方针添了乱。经过调查查明, 这篇稿件是《重庆晚报》《乐活周刊》责任编辑在一个名叫“易索资讯”的网站里, 将一篇名为《网络新神兽——古鸽》的文章改头换面予以转载的。该周刊责任编辑长期从事非时政类新闻编辑, 缺乏政治敏感和政治意识, 自认为这篇文章有趣、有文采, 根本没对整篇文章的立场和观点仔细推敲, 而将它当作一篇纯娱乐休闲性稿件, 做了部分删节, 重新拟定了标题《网络神兽古鸽迁移记》, 就交给值班副总编辑签发, 该副总编辑主观认为, 《乐活周刊》一直定位于休闲娱乐, 出现政治性、政策性错误的可能性不大, 根本未对这篇文章进行认真审核阅读, 匆忙签发了大样。
谷歌事件不是一般的技术性错误, 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和导向性错误。《重庆晚报》转载的这篇文章, 出现在党中央三令五申打招呼之后, 就谷歌退出中国大陆一事, 中办、国办“两办”发文, 要求充分认识谷歌事件真相和我国有关部门依法管理互联网的重要性、必要性, 坚决支持党和国家维护国家主权、依法处置谷歌事件的原则立场, 要求国内所有媒体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大背景下, 因此其错误是严重的, 教训是深刻的。
1.一些采编人员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淡薄, 认为只要把版面办活, 吸引读者就可以了, 遇到大是大非问题意识淡漠, 缺乏足够的警惕性。2.值班领导存在着“非时政类报道不会出现政治问题”的侥幸心态, 放松了对娱乐、副刊、周刊、广告、专刊等非时政类报道的审查把关。3.内部管理存在漏洞, 业务流程存在缺陷, 违反了新闻稿件三审制的流程和规范, 这是导致本次事件的重要原因。4.采编人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树立得不牢, 存在新闻泛娱乐化趋向, 这是这起错误产生的土壤。
违纪新闻案例四:
网络炒作《北邮校长方滨兴武大被扔鞋》事件分析
2011年5月19日上午, 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前往武汉大学讲学, 遭一学生从背后扔鞋袭击。据报道, 现场有学生准备了鸡蛋, 该学生先向方滨兴投掷了鸡蛋, 但未投中, 随后, 该学生脱下脚上鞋子向其扔去, 第一只鞋打中了方滨兴, 但第二只鞋被一男一女挡住, 事后武汉大学对此事做了低调处理。此事通过微博在网络上传播甚广, 经部分论坛炒作, 事件持续发酵, 形成热点。
这个报道为何导致诸多网站被国新办通报?一是忽略了文中所涉对象在文中未予交待的一个身份——网络安全专家 (2010年12月20日《人民邮电报》报道称其为“中国国家防火墙 (GFW) 之父”) , 同时也是“绿坝软件”的主要研究者 (“绿坝-花季护航”软件, 是为净化网络环境, 避免青少年受互联网不良信息的影响和毒害, 由国家出资, 供社会免费下载和使用的上网管理软件, 是一款保护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的计算机终端过滤软件。) ;二是未就袭击原因进行说明 (或系有意在报道中做了弱化处理) 。此次扔鞋事件, 是有人因对网络过滤不满, 向方滨兴发起的一次有策划性质的袭击, 是为少数人向我国互联网管理发泄不满情绪的推波助澜, 是向境外势力攻击我国互联网管理体制的授之以柄。
针对这一事件, 国新办要求各地网管部门与各网络媒体加强自律管理。笔者认为, 一是如此大规模转载并非偶然, 热点事件、权威来源, 使媒体满足于眼球而忽略了其后的导向。二是规范稿源管理, 要求新闻转载严格按照国新办下发的6批358家可转载来源进行选稿, 对涉及重大时政性题材、敏感热点题材的报道, 严格按要求选用中央主流媒体报道, 对于有导向性偏差的, 宁舍勿取, 对敏感报道, 执行来源倒查, 直至源发报道, 对规范来源选取不规范的稿源, 应审慎选稿。三是对重要报道严格实行三审制, 对抓取稿件实行巡查制, 确保从机制、人员到过程的控制不出现过失性差错。
违纪新闻案例五:
炒作撒切尔夫人逝世的消息事件分析
2013年4月9日, 《重庆晨报》以头版和内版4-7版共计5个版的篇幅报道了撒切尔夫人逝世的消息。一版对撒切尔夫人这样评价:“她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创造蝉联三届、任期11年纪录;她在短期内决定并赢得马岛战争;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谈判香港问题;她永远要坐在第一排, 哪怕是公交车;她说, 我们想的是什么, 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在4-7版的4个要闻版, 该报用大篇幅详实报道了撒切尔夫人的传奇生涯。同一天, 《重庆晚报》也用头版加内版连二版的篇幅报道了此新闻。
中宣部新闻局《新闻阅评》第79期点名批评, 称“一些都市类媒体对英国撒切尔夫人逝世报道数量过多, 评价过高, 甚至超过西方媒体报道规模, 报道失度, 有炒作倾向。”责令整改。主要意见有两点:一是对撒切尔夫人逝世报道过多、过重。《重庆晨报》、《重庆晚报》等都市报在第一版及整版篇幅配照片, 报道逝世格外醒目, 当天《重庆晨报》等 (其他几家都市报从略) 都用四个整版对其逝世进行了大篇幅报道。二是对撒切尔夫人评价一边倒。4月9日, 《重庆晨报》用了5个版报:她的“铁娘执政”, 引用《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说, 撒切尔夫人改变了我们所有人。我们从一个自认为处在永恒下滑道路之上的民族, 变成了一个重新为做英国人而骄傲的民族。她改变了英国的政治, 也将她强有力的市场理念输出到了全世界。她改造了僵化的英国经济, 制服了工会, 努力推向政府的边界, 将国企私有化。在国际上赢得了马岛战争, 使撒切尔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而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