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精选5篇）
日本学者 篇1
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因此日本很多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也颇有研究。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等学者，在中国古代音乐、亚洲音乐和我国隋、唐音乐的研究方面，以及在我国的音乐史学、乐律学、音阶、宫调、乐器等研究领域中下了很多功夫，为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注入了新观念、新思想、新方法、新材料，在我国音乐学术界产生过一定影响，一些学术观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其核心是一个学科科学化的过程。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著述给我国音乐学者不少有益的启发，他们的研究为中国音乐史学科学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加快了中国音乐史学科学化的步伐，值得我们关注。下面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评述。
1. 微观的研究方法（对文献的整理）
对古籍文献的充分搜罗和严格考证。日本学者尤其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有着较深厚的文献功底，特别是他们对于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所用史料涉及到了唐代音乐历史状况的各个方面，并且种类繁多，包括正史、文人笔记、游记、壁画、雕刻、碑文、画卷、考古资料、现存实物等，他们不仅对中国的文献如数家珍，对于日本、朝鲜、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的音乐史料和音乐理论也了如指掌。例如岸边成雄先生在写作《唐代音乐史之研究》时，曾大量查阅唐代文献，作者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就有100多种，并进行逐一查对、考证，以求史料运用的准确、可靠。正因为作者以大量的文献史料作基础进行综合比较对照，所以，使其研究能从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唐代的乐制进行考察研究，从而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林谦三先生对隋唐燕乐调的研究，以中国音乐史料与日本、印度、朝鲜、缅甸等国的史料相互印证，对隋唐燕乐调的性质、调名由来、调之高度等问题作出了详细、全面的论述。不仅史料收集的范围广泛，对于史料的校勘、辨伪、考证也是极其仔细的。在这一点上，岸边成雄先生对唐代音乐史料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通过对照比较，理清史料源流，考证辨别史料真伪、判定史料价值、选取善本以保证引用史料的准确性。例如：在对《通典》、《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进行比较之后，他认为“《通典》是唐代音乐史料之权舆，《旧唐书》是可以信凭的史料，《新唐书》的史料价值较低，《唐会要》虽然在有乾隆皇帝的篡改，比较原典有相当的变化，但是部分章节采用新的史料，所以是一本有用的书”1。对于史料的辨伪和考证，岸边成雄先生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例如：通过对唐宋许多脱漏和假伪的音乐史料的整理与批判，发现了被历代学者所忽视的重要史料《唐会要》卷三三中所引《理道要诀》，并以此为据断定了俗乐二十八调成立的确凿年代，阐述了唐代新俗乐的成立过程。
重视实证的方法。日本学者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非常重视实证的方法。他们在对史料进行充分考证、慎重选择之后，真正做到了言必有据、据必确凿。例如：林谦三在敦煌乐谱的研究中，将敦煌乐谱和日本现存的唐传雅乐琵琶谱《乐家录》及同时代的P3539敦煌琵琶二十谱子进行实证类比，发现三种乐谱谱字相同均为二十，而且形态十分相近，所以断定敦煌乐谱为琵琶谱。之后林谦三运用实证的方法从音位、定弦法、节奏等方面对敦煌乐谱进行了解译。他的研究不是凭借文献中的只言片语(那些只能作为佐证和旁证)，也不是从现存的某种音乐现象中去找依据，而是通过琵琶实物和乐谱本身的实证来获得的，因此他的研究成果符合乐谱自身的规律，有较大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虽然在某些问题上至今仍存在分歧，但是我国学者对林氏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认可的。对于古乐器的考证较多采用的也是实证的方法，例如对于铜钹这一乐器考证，通过对佛教经典《法显传》、唐慧琳《一切经音义》、《法华经》、《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六典》、《通典》、《字统》、《声考》、陈旸《乐书》、《律书乐图》、孙缅《唐韵》、《文献通考》、《大清会典图》等文献的详细分析与考证后得出结论：铜钹是西域系统的乐器，钹字借用外来语音，起初用拔、跋字，唐代创制钹字作为这一乐器的名称，后来由于大小、形制、用途的不同产生了种种异称2。因为他们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筛选、考证基础之上的，所以所得的结论科学可靠，正是由于史料考证中的细致、缜密，才能辨伪纠错，使人心服口服。
计量方法的运用：岸边成雄在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中运用了数学中的计量方法，对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演出规模、演出次数、乐器数量、乐工人数、乐曲种类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和统计，使音乐史的研究更为真实、准确和客观，所得结论更有说服力和可靠性。例如：对唐代乐工的统计，唐初乐工人数为一万一千余人，唐朝中叶达二、三万人，唐末减为五千人，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唐代宫廷音乐的兴衰过程，对于九、十部伎演出次数的统计，可以看到九、十部伎兴衰的真实情景。计量方法的运用使音乐史的研究过程和表述更加“精确化”，弥补了以往音乐史学研究中注意定性分析而缺少定量分析的缺陷，大大丰富了音乐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使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科学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岸边成雄对唐代乐工的研究采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乐工的身份、地位、来源、构成、物质条件、生活状况、经济地位以及和乐工相关的政治、经济、法规等作了详细的考证，揭示了阶级社会中乐工的政治地位和受压迫的程度，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看清隐藏在音乐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增加了音乐研究中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2. 宏观的研究方法
宏观的研究方法是针对比较音乐学而言的。比较音乐学是一种宏观的考察音乐史的方法，日本学者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采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把中国古代音乐纳入到东方音乐及至整个世界音乐的系统中，运用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方法将中国音乐与日本、朝鲜、印度等国的音乐进行多维度的比较研究，为我们开拓了广阔的视野，大大增强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田边尚雄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比较重视中国音乐与整个东方社会、文化的关系，他不就中国音乐本身进行研究，而是将中国音乐置于亚洲及世界的范围内来研究，并且注重文化对音乐的影响。例如，他说中国古代的乐器都是固定的、大规模的，比如琴、瑟都是“坐而弹之”，编钟、编磬、建鼓等都是规模较大的乐器，“不能以一二人之力动之”，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之土地在东方黄河及扬子江流域，为一安定之平野，汉人种自古入此平野，作成安定的国家，故非移动的。”3另外，汉民族的音乐与苏美尔人的音乐基础完全一致，是因为汉民族之思想与苏美尔人之思想有共通点。在谈到中国音乐中占卜和迷信时他说“印度民族为冥想的，宗教的。苏美尔人及中国民族，为实际的，社会的。印度民族欣慕未来之世界，中国人执着现在之生活而乐生。因而中国人及苏美尔人之宗教，为实用的。以现在生活为愉快而加以思考，因而多富于迷信。例如保守天体之迷信，与数之迷信，而喜占卜，此等一切，皆现于彼等之音乐中。”4岸边成雄对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也采用了多维度的观察，他认为唐代是音乐文化大融合大吸收的时代，唐代音乐的繁盛是各国各地区音乐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只有搞清楚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分析历史上的音乐现象。他的唐代音乐史研究是建立在广泛研究亚洲及欧洲各国音乐文化基础上的。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的研究也是如此。他从纵向上考察了隋唐燕乐调的历史渊源，比较了隋唐燕乐调与印度、日本、朝鲜、缅甸等国乐调的异同，同时对印度古乐论，苏衹婆七调语源，以及日本所藏源自唐宋的乐曲、乐调、乐器等也都作了深入的研究。
这种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从亚洲、欧洲这些比中国更广大的范围来看中国音乐，这种跳出界外、从外看内、从小观大的观察是音乐史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因为，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与亚洲、欧洲音乐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注重这种联系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原因。
回头来看当时国内的古代音乐史研究，由于条件的限制，与外部世界联系较少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忽视了中国音乐与亚洲及世界各国音乐的相互影响与联系，对王光祈先生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音乐的成果我们没有很好的总结和继承。日本学者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音乐的态度值得我们很好的吸收和借鉴。
综上所述，日本学者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处处体现着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他们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史料的辨伪与考证细致而严谨，所得结论都出自对史料的全面分析，言必有据且证据充分，他们对于实证方法，计量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比较音乐学等方法的运用，使中国音乐史研究的科学性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此处所引是大意, 原文请参看岸边成雄秦序译.唐代音乐文献解说[J].交响:1987, (1) :69.
[2].[日]林谦三著, 郭沫若译.东亚乐器考[M].北京:音乐出版社, 1962:32.
[3].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41.
[4].田边尚雄.中国音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80.
日本学者 篇2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声名始自一篇1989年的论文《历史的终结？》。柏林墙的倒塌催生了这篇论文，它推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西方的生活方式或许就是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终点，也是人类政府最终的组织形式。似乎从此天下无忧，以后都是好日子。
1992年福山把论文展开写成书出版，题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支持阶级冲突论的政治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讥讽说，弗朗西斯·福山得到了“15分钟的名声”。1968年，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在一次展览中说过：“在未来，每个人都能有15分钟的名声。”这个说法被视为沃霍尔对未来媒体形态的预言，人们更多地用它形容来得快也去得快的知名度，就像今天社交网络上的“少年不可欺”事件。
福山的名声并未止步于15分钟。他著述不断，始终广受媒体关注，他关于民主政治的任何论断都有风向标的意义。时代需要号角和宣言，福山生逢其时，风行一时的处女作让他成为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学界的代表人物。诞生于196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从冷战的前哨建立自己的主张：以果断姿态在全球推广民主，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不惜使用强力。
1998年，福山与“新美国世纪”智库成员一起致信总统比尔·克林顿，建议美国支持伊拉克内乱，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9·11”事件之后，他又与人联名致信小布什，建议逮捕或击毙本·拉丹，对萨达姆·侯赛因发起致命一击。
从2003年起，福山跟新保守主义者渐行渐远。他对美国在伊拉克唯武力是尊、放弃在国际框架下解决问题的努力大为不满。到2006年，在写给《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福山将“新保守主义”直呼为“列宁主义”：“它相信如果恰当使用武力和威权，历史可以沿着设计好的方向发展。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版本已经是出悲剧，现在由美国来搬演，则成了一出闹剧。新保守主义，在政治符号和思想体系的意义上，都已变成我无法再支持的东西。”
喊出“历史的终结”25年后，福山显然不再认为，西方体制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剂良药。在2014年9月末出版的新著《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落》中，他的视野从西欧、美国、苏联的经验扩展到阿拉伯国家、希腊、德国、中国、意大利、印度、拉美„„他用整章分析德国如何兼得强大的政府和民主的体制，而希腊富于民主传统，却始终无法建立起强大的国家。
在《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落》的扉页，福山引用美国开国元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名言：“对于一个好政府来说，执行力是第一位的。它可以使一国免遭别国入侵，它可以保证法律的有效执行。不管一个政府基于怎样的法理基础，如果缺乏执行力，它都是坏政府。”
福山重提政府的力量，盖因近年美国遇到的一系列问题。10月，就新书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福山提到：“尽管美国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投入了大量军力和金钱，但他们已经处于失败国家的状态„„从后世袭型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远远比从集权向民主的转变艰难。这是美国应当在阿富汗、伊拉克学到的血泪教训„„当前世界政治的最重要分野，并不是民主与威权或其他形式的集权，而是这些后世袭国家同现代式国家的分歧。”
“美国试图在各地区建立足以自行对付恐怖主义和处理安全威胁的国家机器，但现在看来似乎一切都要推倒重来。不论在伊拉克还是叙利亚，美国的问题似乎在于，美国人根本不懂何谓国家建设。”
“在美国，分化的两党意味着在议会中无法达成广泛的一致，严重阻碍立法。自2008年以来就没有一份财政预算案可以一次走完国会的程序，2013年的预算案僵局更是造成了联邦政府短暂关门„„税法不仅繁复低效，而且充斥着可被巨头利用的特权„„”
美国曾经是福山的民主样本，现在他的样本变成了丹麦。在《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退》一书前言，福山写道：“发展中国家和那些旨在帮助这些国家的国际社会面临着‘抵达丹麦’的考验。在这里，‘丹麦’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国家，而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它繁荣、民主、安全，国家治理得当，腐败率很低；在那里，有执行力的政府、强有力的法律和民主的保障并存。”
然而福山承认，对丹麦这个好榜样，过去政治学家所知不周。尤其没有搞明白，这个国家如何从世袭制转型成现代国家。在福山看来，丹麦式国家应有三根柱石：现代化的国家、强有力的法律、民主的保障。其中，20年前福山给民主最高的加权系数，现在，他更强调国家力量。
2014年11月25日，在北京参加学术活动的福山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这位第三代日裔美国人在回忆家族在二战中遭受的不平待遇时语气平稳、笃定，像在陈述教科书：“我祖父1905年到美国，在洛杉矶做生意。珍珠港事件之后，全家都被监禁到一个专门隔离日本移民的营地。1980年代，政府为此事道歉，给予赔偿金。我父亲在洛杉矶长大，以英语为母语。他说过，他一辈子没有因为是日裔而在人生道路上遭遇挫折。二战中的遭遇，反而使他有机会上大学，因为人们意识到：那样对日裔不公平，应给他们以补偿。”
南方周末记者问他为什么对终极问题这么感兴趣，福山说：“本科时，我读过很多哲学家的著作，他们让我知道问大问题的必要。从那之后，问大问题成为我的习惯。”当提及福山曾师从罗兰·巴特、德里达时，他直截了当打断：“我跟他们学习过，但他们算不上重要的老师，我发现他们的观点彻头彻尾错，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他们都是虚无主义者，不相信任何事情。跟在他们身后，你无法抵达真理。”
你不大会推倒重来
南方周末：在新书里，你回顾了德国、英国、希腊、意大利等国各自不同的历史经验，现在你还相信“普遍历史”吗？
福山：如果看完我的书，你会发现一个普遍的历史进程：大约4万年前，非洲大陆上的人类以小型家族社会的形式生存；大约1万年前，部落出现在亚洲、非洲、欧洲„„大约6000年前国家出现。你看，在解决人类普遍问题上，也就是怎样组织起日益复杂的社会，人们的努力是有交集的。尽管不同制度的起源或有偶发性。这就像生物进化，比如毫无关系的物种都进化出了眼睛，因为他们需要视觉。同样，不同的社会也都发展出类似的制度、法律，因为他们面对同样的问题。今天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如何建立现代国家、依法治理国家，如何实现民主。尽管路径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现代化”这种东西是的确存在的。一旦建立起某种制度，你不大会把它彻底推倒重来。但我必须承认，我们的时代确实面临政治的衰退，这是因为国家机器、制度被权势阶层把持，这是全球普遍现象。
南方周末：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你写道，今日最成功的非西方国家往往是在与西方打交道之前就建立起自己的制度、治理模式的国家。这难道不是“普遍历史”的反证？
福山：我的意思是，中国、日本、韩国这样的亚洲国家建立起与欧洲平行的现代国家，这是它们今日之成功的重要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这些亚洲国家的命运才不同于撒哈拉非洲国家的命运。但不同社会之间，制度、观念的借鉴一直存在，此地的成功经验能迅速移植到彼地。
南方周末：1992年你在《历史的终结》里提出，对“普遍历史”的认同优于对宗教、国族的认同，因为后者是“恣意性的认同”。在新书里你又说，国家的建立必须以国族身份为基础。你的观点似乎发生了变化？
福山：不错，国家的存在有赖于其公民的忠诚，这忠诚某种程度上属于非理性的范畴。因此它与现代民主制度有种悖反。这两者可以共存，但有时候要协调它们，确实很难。我认为，现代化的一大陷阱就是沉溺于民族主义，并把民族主义当成借口，破坏民主应有的宽容。历史上惨痛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过去的两百年间，民族主义在德国曾经膨胀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世纪，德国的一大目标是把中东欧所有说德语的人集合成一个整体，结果就是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出现。非常不幸，俄罗斯总统普京现在在干类似的事情。
成功处理民族主义的例子也有，如美国、印度。印度的民族认同建立在政治原则上，而非民族和宗教原则。在印度，你不得不如此，他们有16种方言，宗教和种族也相当多样。如果以宗教和种族因素建立民族认同，那国家势必四分五裂。现在挑战来了：最近的大选中，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纳伦德拉·莫迪当选印度总理。印度人民党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如果他们囿于党见，对于民主制度会产生相当的破坏，因为在印度有全世界最多的穆斯林人口，比印尼的还多。到目前为止，他们做得还算成功。
福山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戴学林/图）
我们并不知道丹麦何以成为丹麦
南方周末：在《历史的终结》里，你给世界开出的药方是民主和自由市场，但在新书里你更强调国家的力量。为什么？
福山：在美国，人们特别容易忘记国家的重要。他们往往把强大国家的存在视作理所当然。但事实上，强大的现代国家机器是非常难建立的。你看看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遭遇就知道了，那些地方国家机器根本不存在。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现代国家机器是发展的基础，没有基础，民主会异常艰难。但这不等于说，国家权力不需要其他力量的制约。南方周末：这就是你把丹麦作为新的民主样板的原因吗？
福山：与美国相比，丹麦是一个超级福利国家，不过这并不重要。我更看重的是，在全球的廉洁政府排行榜上，丹麦一直高居榜首。我认为，能否抵抗腐败是现代国家成败的关键。对于丹麦，政治学的学者似乎从未进行过彻底研究，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丹麦何以成为丹麦。当然，可以粗略地列举一些原因，比如，这个国家像德国、日本一样曾经面临与周边国家很长时间的军事冲突。这很关键：为了在战争中取胜，丹麦必须完成现代化的转型，有现代化的动员手段，给所有公民适当的教育。除此之外，一定还有其他因素，偶然的、必然的，所有条件的加合造就了丹麦。我们对丹麦的无知恰恰说明，我们对现代国家的历史条件并不十分清楚。
就算我们知道丹麦何以成为丹麦，也不意味着可以把丹麦的经验移植到阿富汗和索马里。美国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这两个国家有好几次民主选举，但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国家已经建立。发展的秘密，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从来不能由外在的力量赋予，而当由某国人民自己争取。在这个意义上，丹麦是一个隐喻，它也许是未来的应许之地，但每个国家抵达那里的路径是不同的。
不会再有美国人热衷于重返中东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提到，冷战时期，很多国家的腐败执政者都是美国的代理人。近年你也不断批评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在你看来，美国在推广民主方面做过什么？
福山：美国在这方面的记录有好也有坏。冷战中，美国帮西欧抵御了苏联的扩张，所以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做法是有道德基础的。结局也并不坏：民主制度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保留下来；1991年之后，民主的版图还扩展到东欧。
但在拉美和越南这样的发展中区域，美国的对外政策并不成功，为了一些战略目的使用强力，与它扩张民主的愿望背道而驰。
至于伊拉克战争，这是美国政府犯过的最大的一个外交错误：它起源于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惧，推广民主只是事后诸葛。到了那儿他们发现，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布什政府就以民主为托词。但最后这个理由也不灵。从这个错误中美国人应该意识到：硬碰硬的军事力量并不能带来我们所期望的那种政治变化，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逻辑。
南方周末：伊拉克战争似乎是你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你就此从新保守主义者变成现实的威尔逊主义者？
福山：你可以这么说。我认为那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在那个时刻美国犯下大错。不过这并不是我说我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就不能被有效地运用。
南方周末：目前，现实的威尔逊主义在美国有实际的影响力吗？
福山：当然。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就能看出来。他不愿意再次掉进中东的泥潭。他当选之后，就把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作为重中之重。我认为他有点操之过急。其实他大可以放心：经历了这两次战争，基本不会再有美国人热衷于重返中东了。
当中产阶级的期望落空
南方周末：按政权的民意基础之不同，你把它们分为派系政治、代理人政治和民主政治，你认为中国的政治属哪一类？
福山：我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起现代国家的社会之一——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体系，至少在理念层面想要摆脱人治，也就是摆脱派系政治。但在随后的两千年里，中国的历史一直在反复，比如后汉时期政治衰落，世家大族分夺了权力，情况持续到隋和唐，可以说直到宋代才有了根本改变。在中国，忠于家族、地区利益的要求和建立现代国家的渴望一直在角力。20世纪如此，当代中国也如此。
在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方面，中国一直很行，但法治和民主制度却始终未能像国家机器一样强大。所以中国的发展呈现一种极不平衡的状态：强大的国家机器既可以创造巨大的福祉，也能带来巨大的灾难。
南方周末：你说过，当代很多和平的民主国家都经历过相当长的**、暴力、威权统治。某种程度上，这一系列过程是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需要的一种整合性力量。中国人可否据此对未来抱有某种谨慎的乐观？
福山：为了建立现代中国，你们必须推翻旧制度、旧王朝，你可以说革命及其后的一系列暴力行为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德国也是，为了建立一个现代德国，打了两百年。但那个过程，我想任何人都不想重来一遍。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和平之路，对中国来说显然是更好的选择。
南方周末：你关注中国的中产阶级吗？有学者认为他们“消费前卫，政治后卫”。我在你的书里读到：相比政治理念，当初西方生活方式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普通民众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在民主觉醒的路上，物质的追求能推动中产阶级走多远？
福山：单纯的物质追求并不会带来政治的积极参与。但是随着受教育程度和财富的提高，人们会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因为你不想让政府拿走你的财富，你有参与的愿望。在中国，我觉得中产阶级跟政府相处得很好，因为是国家的政策造就了中产阶级。只有当中产阶级的期望与所得有了落差，比如高失业率、经济萧条出现的时候，中产阶级和执政者的矛盾才会出现。
日本学者 篇3
关键词：稻作文化；野生稻；栽培稻；转性
中图分类号：S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5）01-0038-07
稻分“野生稻”和“栽培稻”，“野生稻”是“栽培稻”的祖先。关于“野生稻”转性的原因，显然是研究稻作文化起源的关键。但对于这一转性的具体历史过程，至今依然是学者们争议的焦点。原因在于，当代找到的“野生稻”虽然遍及全球的温暖淡水水域，但这些“野生稻”在通常情况下并不结籽，而是靠地下根依靠无性繁殖而传宗接代，往往需要几年才结籽一次，所结的稻谷不仅数量小、颗粒小，而且产量极不稳定。如果在古代也是如此，那么人们为何还要选定水稻做主粮去栽培呢？古代的人们又是如何使“野生稻”转性，使他们正常结籽昵？要回答这两个问题，现代当然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生物实验去加于求证。比如，日本学者佐藤洋一郎将“野生稻”移植到实验室栽培，结果都能正常开花结实。这似乎可以表明通过人工的刺激，使“野生稻”处在不利的生活环境下，或者很不相同的环境下可以诱使它们正常结实。而这样的操作，远古时代的人们是可以做到的。这似乎可以作为“栽培稻”起源环节的一种有希望获得证明的假设。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历史文献的记载、民族学的田野资料对此都无法提供可信的证据。因此，本文就日本学者对“野生稻”转性的研究进行梳理与解读，分析其利弊得失，进而有力推动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入。
一、日本学者对“野生稻”转性的研究
针对学界对稻作文化起源的诸多争议，日本照叶树林文化理论家佐佐木高明特意邀请环境考古学家及稻作文化研究家安田喜宪、稻作遗传学家佐藤洋一郎和植物学家堀田满，围绕“野生稻”如何向“栽培稻”转性等一系列难题进行了一次学术辨析，并对这些前沿性课题进行了深八的探讨。
堀田满指出，伴随着冰川期的结束，气温逐渐上升，海平面也逐渐升高，中国东海平原也在一瞬间因快速的海侵而消失。于是，依托这片土地生存的远古人们便被迫迁徙到了现在的长江下游。当然，当时“野生稻”还没有扩展到长江下游，但被迫迁徙到长江下游的人们已经有了利用稻属植物和莎草科植物的知识和种植技术。过了不久，由于气候温暖化，“野生稻”的分布区域不断北上，扩展到了长江下游。他进而推测，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食用“野生稻”了。从长江下游到中国东海平原，在稻作开始以前，人类就已经开发出了对稻属和莎草科植物种子进行“杂谷式利用”的技术。而这就是以后长江流域稻作产生的基础。堀田满进而提出，“野生稻”的分布向北方扩张后，而新的分布区域夏热冬寒，要想度过低温期，改靠种子繁殖是比较符合生物传宗借代的本能。
佐藤认为，条件好的时候作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不断靠根茎繁殖，但同一个体或群落中的某个个体受到环境的压力，如寒冷或干燥一下子就会变为靠种子繁殖，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他在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实地考察发现了当地人说几年都不怎么开花的多年生“野生稻”群落。这种“野生稻”虽然也可以用种子繁殖，但其本质却仍然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典型的“野生稻”，从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到苏门答腊岛和加里曼丹到处都可以找到。每到秋天，在一大片群落中也只有零星的几株稻穗探出头来，而且多数稻穗不结籽，仅有的几个稻穗里也没有种子。越南当地居民将其称为“幽灵稻”。之所以叫“幽灵”，是因为虽有稻穗的外壳，里面却没有稻米。
佐藤将这种“野生稻”采集回来，并特意运到曼谷进行盆栽，给它一定的环境压力。这样一来，第二年发现其中居然有一些开花了。这就证明在多年生“野生稻”中有一些“野生稻”是有这种习性的。不能说所有植株都有这种习性（指开花结籽），但多数植株确实是有的。也许正是具有这种特性的“野生稻”在成为一个群落时适应了来自环境方面的压力，于是就产生了一种不是靠根茎繁殖，而是靠种子繁殖的稻群。佐藤认为，正是因为人类利用了这个稻群，所以靠种子繁殖的稻群就一下子扩展开来了。佐藤总觉得，在最初阶段，首先有一种环境的恶化、如冬天的低温或干燥什么的，然后靠根茎繁殖的稻属植物才会成为靠种子繁殖的植物，并为人类所了解。
安田补充说，因为在气候寒冷期植物也想尽可能的留下子嗣，所以它们才会结很多种子。干燥或寒冷的时候，靠根茎繁殖的植物也许确实有可能转变为靠种子繁殖的植物。但在边缘地带多年生“野生稻”就必须努力繁殖，最后它们适应了环境变成了靠种子繁殖。因气候寒冷化，野生的多年生“野生稻”想留下更多的子嗣，所以通过种子繁殖来结许多籽。安田进而认为，由“栽培稻”支撑的稻作文化就是在多年生“野生稻”的分布区域的边缘产生的，这一边缘地带就是他所关注的森林与草原的交错地带。
佐佐木强调，稻是多年生的植物本来是不开花的，但如果给它低温、干燥等环境压力的话，它就会变成能开花结籽的植物。由此多年生靠根茎繁殖的“野生稻”就会变成靠种子繁殖的“栽培稻”，在这里就可以找到稻的栽培化的契机。也就是说，受到环境压力后“野生稻”就由根茎繁殖变成了种子繁殖。然而，佐佐木在附和其他学者提出的纯环境因素导致“野生稻”转性的同时，也提出了可能还有别的什么压力促使“栽培稻”产生的疑问。
二、日本学者对“野生稻”转性研究的利弊得失
从上述观点可见，日本学者对稻作文化的起源的研究都颇有建树，但由于他们都过于迷恋自然科学的手段和实验，而忽视了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关键作用，使其研究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与弊端。
笔者认为，堀田满的“野生稻”转性分析可取之处有二：一方面，他注意到稻作文化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众多的知识和技术积累，这一理解完全正确。今天我们使用水稻都是用来煮饭使用的，但不应当排除远古的人类可以借用稻穗、蕨根或葛根提取淀粉使用的技术，也可以用来加工稻穗。这样的理解完全符合农业技术历史发展的规律。此外，还不能排除将稻穗直接放在火上烘烤成米花也可以食用，类似的技术也可以从加工块根植物借用而来。另一方面，他注意到环境的变化会引发生态系统的改组从而推动原有技术的创新。这应当是一种驱动水稻文化出现的一项有价值的社会动力，这对于认识稻作文化的起源可以起到借鉴作用。
堀田满的失误源于他对地球环境变化的时空场域做出了想当然的推断。首先，他将长江下游的海陆变迁和气候变暖、冰雪消融理解为“一瞬间”的过程，这就违反了地质演化的基本常识。不错，在地质史上，“沧海桑田”是经常出现的历史现象，但地质史的海陆变迁进程及其缓慢，往往要以百年、千年，甚至万年计。而涉及的范围将会远远超过任何一种植物的适应范围。在这样的广度和时间跨度上，人的一生就会显得极为短暂和渺小。这将意味着生活在当时的古代人们，即使过完一辈子也很难发现海陆在发生变迁。要知道，冰河期的过去与火山爆发、地层断裂不可同日而已。如此缓慢的变化速度既不会导致植物变异，人类的文化也不需要做出新的适应。人类只要稍微移动一下栖息地，就可以按原样照常生活，根本不会形成刺激文化跃迁的环境需要和文化需要。
其次，海平面的抬升并不会引发冰海三角洲的彻底消失，随着海平面的上升，新的三角洲只会缓慢的向上游扩大，被海侵扩大的部分正好大致与消失的部分持平。生活在当时的人们根本不可能感知冰海三角洲正在发生巨变。其间的原理在于，三角洲的形成是取决于海水和淡水PH度的反差。海水上升到任何一个位置，都会引发河流所携带的物质实现就地沉淀，从而加速三角洲在这一新位置的快速扩大。加上海水对河流的顶托作用，其沉降速度只会加快进行，而不会降低。这种情况即使在今天也可以看到，甚至还可以通过实验加于证明。因而这样的变化也不会刺激稻作文化的诞生。
其三，更重要的还在于冰海地带的湿地植物群落的分布必然具有其延续性，低海拔区段被海水吞没，地势稍高地带的湿地生态群落反而会长的更好，其群落规模也会向同海拔区段快速扩大，以致于那些古代的人们在这样的地质变化面前几乎觉察不到环境在变，当然也不会驱动他们去另起炉灶，尝试种植水稻。
从上述三个失误出发，堀田满还进而推测“野生稻”会很自然的从遥远的南方慢慢扩大其分布区，送到长江下游的人们手中，这更是一种想当然的推测。堀田满先生似乎忘记了“野生稻”是不结实的，是靠无性繁殖的，而且还绝对不会“走路”，长江下游即令气候变暖，“野生稻”也绝不会“走”到长江下游来“安家”。要知道，长江是自西往东流而不是从南向北流，流水绝不可能将“野生稻”的稻秩冲到长江三角洲去；食草的哺乳动物和鸟类也不可能将整株“野生稻”连裉带到长江下游。这一却都说明“野生稻”不会自然扩展到长江下游来，反倒是人类如果需要的话倒可以轻而易举地将“野生稻”弄到长江下游去插秩。因而，我们倒乐于相信远古的人们在认识了水稻的价值后，会心甘情愿的不惜工本将“野生稻”搬迁到长江下游“落户”。但这样的努力显然与推测稻作文化的起源不起任何作用。事实上，即令气候转暖，“野生稻”要向北扩张其分布范围需要经历的时间绝不可能是8年、10年的事情，往往需要数百年，上千年才可以做到。对于这一点，堀田满显然错用了时空概念。
堀田满其实提出了另一套研究稻作文化起源的途径。他认为是人们在环境变化面前被迫迁徙的过程中发现了更有利用价值的水稻，才萌生了稻作文化。在这里，堀田满混乱时空差异的偏颇表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晰。然而，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人类迁徙的速度、“野生稻”北迁的速度以及“野生稻”受到外界刺激而结实的演化速度，各自的计量单位会各不相同。海平面抬升要以千年、万年计；人类搬迁的速度则需要用日月计；水稻要向北蔓延及分布面，不仅是时间进程要以千百年计，而且还要凭借特定的机遇才行。从“野生稻”变成可以结实的“栽培稻”需要的时间虽然不多，8年、10年就够了，但问题在于要把它作为一个稳定的种植对象首先得确保它年年都会结实，还要确保人类有能力确保它结实，这也得靠机遇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相应的知识积累，四种变化要碰在一起，而且人类可以在其中发挥操纵作用，才足已支撑稻作文化的起源。其成功的几率事实上也是微乎其微。堀田满只是简单地例举各种变迁过程，距离水稻起源的认证，事实上还有千里之遥。
堀田满把环境压力作为“野生稻”转性的“催生婆”，这种看法与生物学的本能相符台，但是人类单凭这样的好运气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人类生计的经营中根本无法承受风险性的打击，只需要一次的彻底性失败，相关的人群就只有死路一条，那么下一轮的努力就得从头来过。因而，被动的等待环境的变化，不要说是遥远的古代，即令是科学昌明的今天人类也没办法承受彻底的失败。粮食生产只需要减产30%，就必然要闹饥荒。在这个问题上，靠天吃饭所必然承担的风险是远古人类不会干的。
笔者认为，佐藤先生提供的越南“幽灵稻”的观察记录非常重要。其结论理所当然会让佐藤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样的不结实“野生稻”竟然会是我们天天食用的稻米的“原生性”。他的这一结论会很自然的提出一个关键性的命题。如果人类不能掌控“野生稻”穗定结实，那么有关稻作文化的起源将无从谈起，因为不仅是古代的人们还是今天的人们，谁也不会傻到去种一种不结实的杂草。这样的杂草最多只能喂牛，人是绝对无法食用的。人类即使想到要为牛种草（“野生稻”），那肯定有其种植的特殊原因。这样的原因如果找不到，也就无法说清人们为何要去种植“野生稻”。堀田满和佐佐木在假设稻作文化起源时，显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佐藤的这一资料提示恰好推动了稻作起源的研究，使研究者有充分的理由证实水稻生物属性的特点。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对水稻种植普遍使用插秩操作理应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要知道，所有禾本科粮食植物原则上都不需要移载。而水稻却是例外。研究稻作文化起源，忽略这一特点肯定会犯严重的错误。古代的人们绝不会傻到无事找事做，偏偏要对水稻实施插秧。不能解释其间的理由，稻作文化起源的真相也就将无从谈起。
必须承认佐藤的调查和实验结果对稻的“转性”的研究至关重要，但他的认识和理解却得失参半。所得在于，他注意到了“野生稻”和“栽培稻”之问的本质性差异，而且断言是人类有目的地利用其中的可结实植株长出的种子，实现了从“野生稻”到“栽培稻”的飞跃。其所失则在于，他是从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眼光过分地关注了环境的贡献和自然压力的作用，却大大低估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价值。
然而，稻作文化的起源本身就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飞跃。人在其间注定要发挥关键性的推动作用，这是“内因”，而环境的压力只是“外因”。二者的主次关系不应当颠倒去理解。事情很清楚，既然“野生稻”和“栽培稻”的DNA排列一样，就说明它们本来就是同一个物种。同一物种出现不同的外形变化，本来是生物学的常规现象，认识这种变异的关键正在于，是什么样的环境因素在其间发挥了作用。研究者更需要深究人类在其间到底能不能扮演一个关键角色。如果能够做到，那么要推动稻作文化的诞生也就落到了实处；如果不能，稻作文化起源的研究就得果断的另辟蹊径。
有幸之处在于，佐藤先生在曼谷所做的实验恰好证明了人类的干预可以改变“野生稻”的外在属性，使之有利于人类的利用。这才是解释稻作文化起源的关键之举。佐藤先生可以用盆栽推动“野生稻”结实，我们为什么不进而推测，古代人类为何不让“野生稻”反复移载，使之为人类结实呢？要知道，这样去想问题恰好与水稻一直需要插秧操作也就获得了合理的解释。而实施插秩，之所以也会持续到今天，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野生稻”的“返祖”现象。不反复插秩“野生稻”就会退化，变成不结实的“野生稻”。因而，水稻通常都要实施插秩操作，其间肯定凝结了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积累的知识和技术创新。目的都是为了防范水稻“返祖”，以确保人类能够高效地利用这种植物。
通过反复插秧避免“野生稻”产生“返祖”现象，笔者在广西的调查也得到了新的证据，很多实施破冬操作的稻田，水稻收割后稻兜和残株还能够再生。而这样的“再生稻”恰好不能结实，这本来是生物中极为稀见的“返祖”现象。时，在对湘西苗族生计的调查中，笔者得知稻种在育苗田里撒播后长出的稻秧（杂交稻种除外），日后如不拔出来并进行插秩，而让它们在秩田里继续生长，那么它们就只会长稻穗而不结籽。更值得关注的是，湘西苗族乡民把稻秧从育苗田里拔出来之后，进行插秧之前通常也先要把稻秧丢到田埂上或田里一两天，然后再进行插秩。乡民们说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就是要让稻秧在日后长得好，并能顺利开花结籽。湖南省永顺县土家族乡民在插秩时也是把成捆的稻秧扔在田里面，一两天后再插秧。还有贵州省黎平县黄冈侗族乡民，在插秧时，要把超过8寸长的糯稻稻秧切成几段，只将带根的部分实施插秧。插秩前也是要放上一两天，才从容不迫的去插秩。此外，湖南省新晃县和贵州玉屏县侗族乡民在种植糯稻时，也多采取这种方式，以确保糯稻的长穗结籽。对于上述例证，中国南方的各民族乡民都能证实这一点，可惜的是专家们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归纳总结乡民技术操作类似性的原因，这就自己关闭了探索稻作文化起源的大门。
安田认为，由于气候寒冷，“野生稻”为了留下子嗣转为靠种子繁殖。这个观点确实切中了生物繁殖的规律性的本能。要知道任何物种的生存法则都是要保持物种的延续。这样一来，如果生存环境过于优裕，植物就会走向无性繁殖，这更利于种群和群落的扩大。而到了不利的生存环境下，有性繁殖结出更多的种子。这就会成为生物特征的显性方面。这一本能对稻作文化而言，就是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人力可以操控的生物属性被激活手段。人类只需要实施有意识的干预，就可以让通常不结籽的植物大量结实，将繁殖能力低下的动物快速繁殖。因而，安田的这一发现，同样是破解稻作文化起源的关键环节。但问题在于，他用这样的事实去解读麦作农业的起源，恐怕未必如此。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不结实的“原生麦”。现在找到的“原生麦”也会结籽，但稻穗容易断裂。从“野生麦”到“栽培麦”，要突破的难点不是让它结实，而是让它不掉粒，这将意味着麦作农业的起源与稻作文化的起源理当走不通的“转性”道路，而不大会雷同其“转性”历程，人类实施干预的技术规范也应当各不相同。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在于，安田和佐藤一样都太过分看重自然环境的变数，而不注意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显然是日本学者的普遍性。对此，我们认为环境的变数的影响面很宽，持续的时间还会很长，而人类发明一种新的生计模式，从规划到兑现所经历的时间不允许超过一年，超出了这个极限，人类将无以为生，需要控制的范围也只需要几亩地就够了。由于时空场域的反差很大，自然因素不可能扮演稻作文化起源的主角，只需提供一个可能成功的背景就够了，其它的工作得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支撑技术的积累去求生存。在稻作文化起源阶段，是不允许人类靠天吃饭的。
对于安田与佐藤的观点，需要纠正的是关于农业生产上的“跃迁式创新”为何总是发生在特定作物原种分布区的边缘地带，这是来自于民族学研究的一项已得到公认的假说，被称为“潜势法则”。其基本概念是说文化上的重大突破性的进步，不可能发生在该种文化的中心地带，因为在那样的地区文化已高度特化，因而必然缺乏大幅度调整的空间和动力。但在边缘地带，由于文化处于非稳定状态，获得发展的动力比较容易，文化的调控幅度也容易扩大。安田和佐藤等人则是利用了这一观点去推测稻作文化的起源。按照这样的推测，长江中下游正属于这样的边缘地带。不过，安田认为长江中下游平原必然属于森林和草地的过渡带，最容易孕育稻作文化，这是一种误判。一方面，在长江中下游的洪泛带，不可能有连片森林的分布，更不会成为森林和草原的交锚带。因为在这样的地区森林必然分布在丘陵上，甚至是废弃的古河道上，这样的森林肯定是稳定的。另一方面，他们假定森林中可以种稻，因而与稻作的起源有关，这也是一种误判。水稻的生物属性本身就属于湿生植物，其最佳生存环境终身都需要水浸泡。使水稻能够生存于森林中，同样需要改变其生物属性，其难度将会变得与迫使“野生稻”结实一样困难。要在森林中孕育稻作文化，将意味着要克服双重困难，其难度更大。同样的道理，稳定的草地也无法孕育稻作文化。因为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种植水稻，除草将成为头等难题，而水稻种植的萌芽期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技术装备和手段，所以孕育稻作文化也不可能。最后是森林与草地的交错带，人工清理耕地将会比纯粹的森林和草地还要麻烦，也不可能成为理想的水稻种植起源地。总之，日本学者将水稻的起源地确立在长江中下游，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真正能够孕育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显然不是森林生态系统或者草地生态系统。假定为草地和森林的交错带，显然也没有充足的理由。
有关“野生稻”所受的外来刺激，日本学者大多取向于从纯粹的自然因素去需求答案。这显然是不够的。其中如果不加八人类的因素，而且这样的因素能做到对“野生稻”结实的掌控，将“野生稻”培养为“栽培稻”，仍然是不可能的。因而，佐佐木提出是否另有因素对“野生稻”构成刺激，这一发问至关重要。如果把它理解为人的有目的的作用，那就对了。与此同时，佐佐木还提到这一敏感问题。这样的问题确实切中了大多数日本学人的疏漏。自然因素的影响必然是极其缓慢的，往往要千年、万年计。这样大的时间跨度，人类是无法加于直接利用的，因为人类的生命周期通常不会超出60年，经验积累也就只能这个时段内。在科学研究没有制度保障其传承的远古时代，超出了个人经验，积累的时间跨度相关的自然现象和生物属性就不可能被人类认知和利用。水稻起源需要排除的关键障碍必须在这个时段内落到实处，才可望建构起稻作文化来。因而，纯自然因素的变动不足于保证稻作文化的诞生。只有人类有目的干预和刺激，并受到了成效，才能奠定稻作文化的确立。遗憾的是，其它的日本学者对这一点没有做出积极的回应。
通观安田的观点，不难看出他依然是在纯自然的因素中需求答案。然而，诚如安田所说，冰期与亚冰期之问的回暖与降温持续的时间超过千年以上。即使“野生稻”受到了低温刺激，也不会稳定地全部开花结实。而即使其中一部分会偶然结实，在这样的背景下，远古的人类当然不会拒绝采食“野生稻”的种子。按照堀田满提供的利用方式去消费“野生稻”种子，但这不会成为他们要去种“野生稻”的驱动力。没有这样的驱动力，稻作文化肯定不会形成。至于说降到什么样的低温，“野生稻”才会必然结籽，要通过实验去加于验证，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但问题在于，即使实验证明“野生稻”在低温下全部结实，我们依然没有找到远古的人们为何栽培“野生稻”的动因，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更困难之处还在于，植物是一个活的组织生命体，对环境的响应必然具有复杂性，而不仅仅是孤立的温度下降这一项。举例说，温度虽然不算太低，但如果遭逢干旱会不会结实，也同样需要实验证明。再如，如果温度不算太低，也没有遭逢干旱，但却遭受了海水倒灌的浸泡，“野生稻”会不会因此而结实，这同样需要做实验。更麻烦之处还在于，即使在全局范围内没有出现全部降温，但不排除有些地段也会出现低温气候。远古的人类在这样的小区域着手水稻栽培，也是一件可做到的事情。这可是今天的实验无法对付的难题。
安田先生指出了亚冰期时代气候变化在大西洋是十分明显的，在太平洋则不明显。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提示，但更有价值的提示还在于，小气候的变化对稻作文化的起源更其关键。因为在远古时代，根本不需要在数万平方公里内一次性的实施稻作种植。对于一个氏族，或小部落而言，只需要最多一百亩的土地，能稳定种植结籽的水稻，而且每年都有收成。他们的这种发明就已经足够确立稻作文化的起源了，其后只要有机会，其它部落也会仿效的。就这个意义上说，探讨太平洋沿岸在亚冰期降温幅度有多大，不仅困难重重，而且价值并不明显，不如把研究思路转向人类社会合力的干预。在多大情况下，在其有限的范围内，能够缓解降温，或者加大降温，从而诱发“野生稻”的稳定结实，对稻作文化起源研究就更有价值。
总之，要想通过一两项简单的实验就轻率下结论，是一件很危险的误判。日本学者取向于靠自然科学的手段与实验去下结论。这样的研究思路，看来值得认真调整，并需要改变一下研究取向和思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人也许早已超前于日本学者。
三、结语
有关日本学者对“野生稻”转性研究的利弊得失，笔者已经做了评述。但需要补充之处就在于，按照日本学者的观点，稻作文化的起源需要四大要素的机遇性碰撞：（1）“野生稻”分布到了长江中下游；（2）“野生稻”“定居”后遇到了到寒期；（3）远古的人们发现了变异后的结实水稻；（4）远古的人们在利用的同时，在采集的同时，尝试栽培这种结籽的水稻。如果抛开时空场域的差异，四个要素碰在一起确实不难。但如果考虑到时空场域的制约作用，那么这四个要素偶然碰在一起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但即令如此，更大的障碍还在于远古人们种植结籽水稻的动因到底是什么。日本学者事实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事情很清楚，即令前三个机遇都得到满足，远古的人们最多是把稻种像其它野生植物采集下来，做“杂谷式”的食用而已。他们的生活说得上是安定康乐了，为何要心血来潮单单去种植会结籽的水稻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行为同样是遵循理性法则。花了力气去种稻，总得希望有一个好收成，能够置换掉其它形式的采集活动。这一点如果不落到实处，稻作文化的起源依然还会停留在空对空层面上徘徊。
日本学者 篇4
哲学伦理学范畴的主情主义, 又称情感主义、感情主义。由近代霍布斯1所挑起的伦理学大论战, 最终形成了三种伦理学立场 (感觉主义, 情感主义, 直觉主义) 的对立。在霍布斯看来, 道德价值标准归结于人的利害感觉, 突出人的自保本能和本性。霍布斯和洛克2都认为人自身才是道德的根据和基础。道德是怎样, 取决于人本身是什么样的。而休谟 3的情感主义重心是对理性主义的批判, 将道德价值评判的根据从理性上挪开, 把它移向人的内心情感。按照上述情感主义的立场, 我们会得出结论 :规范和道德都不是制定出来的, 而是由情感自然而成。休谟还认为, 道德总是蕴含着某种具体地情感 (Sentiment) 规定, 道德决定是由情趣 (Taste) 做出的, 情感构成了道德行为的动因。其思想对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催生了主情主义作为一个学派的产生、成熟。那么接下来我们着眼分析日本近世国学者的思想。
二、日本国学者的主情主义
1、国学 :
日本在进入近世之后, 对古典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和歌成为人们基本教养的核心内容。近世中期, 更多的学者开始主张和歌应自由地咏唱人的心情, 尝试从日本的古典中去探究日本人的“本心”, 确立其文化同一性。这便是近世中期兴起的复古主义文化运动——国学。国学以日本古典 (如《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 为研究对象, 以批判传统儒佛观点和注释魏主要方法途径, 主张恢复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 构建起适应日本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寻求日本文化及民族的同一性。
18世纪初契冲4和荷田春满5是研究日本古典的先驱者。契冲接受德川光国委托著《万叶代匠记》, 奠定了国学的基础。荷田春满对和歌和古典著作展开研究, 确立了语言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其代表文献《启文》通过该方法, 力图掌握古典所体现出的日本人的本来面目。此后的代表人物贺茂真渊6以摆脱中国儒佛思想, 探索古言而著称于世。他认为儒佛思想对于理解日本古典有所曲解, 对儒佛思想加以排斥, 大力歌颂万叶精神, 将封建君主政权和尚武精神理想化, 极力主张复古、回归古道。后期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当属本居宣长, 最终的完成者则以平田笃胤、半信友等为代表。
在本文中主要所讲述的是国学产生确立过程中的契冲、荷田春满和贺茂真渊的理论, 并以此来略谈其中所体现的主情主义色彩。
2、契冲、荷田春满到贺茂真渊 :
近世国学可分为文学运动的国学和政治运动的国学的两个方面, 文学方面又可分为 :“主情主义的人间像的形成”和“学问的性格”7两个内容。日本国学的主情主义主要着眼点是人的情感·欲望是事物的基准, 这与休谟的道德价值评判的标准是人的情感这一理论不谋而合。笔者认为国学者的主情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其所研究的对象——日本古典, 尤其是和歌这种古代文学体裁本身的主情色彩浓厚 ;二是其对国学研究的方法偏向于元伦理学方法论。元伦理学是道德哲学分析理论之一, 主要是以语言学的方法来分析道德伦理的性质和意义。前者所说的“古代文学体裁”中以和歌的主情主义色彩更为浓厚 ;后者的这一评判标准笔者觉得同样适用于荻生徂来等近世古学者的研究方法。
首先, 从研究对象来看, 近世国学主要是对日本古典、和歌等的研究, 试图通过对古典的研究寻求出本源的日本精神, 确立起规范日本国民的独特的道德行为标准。具体来说, 契冲的研究中心是《万叶集》, 其代表作《万叶代匠记》是集合了契冲对《万叶集》的出典、注释、语义、语法等各方面详细研究的歌论著作。他致力于与宗教性的、提倡惩恶扬善道德观的诗歌论的对抗, 强调文学不应附加任何伦理价值的判断和宗教的教养, 认为和歌应是咏唱人的真性情, 而非倡扬道德。这种将和歌从道德观脱离的尝试, 开创了主情主义文学研究的先河。荷田春满则排斥佛儒、试图探究日本固有精神。春满出身于京都神社祠官家庭, 自幼受神道与诗歌的熏陶, 成人后曾应幕府之召参与了古书真伪的鉴定, 研究国史、律令、古文和古歌等, 晚年更是热心于国学学校的建立, 可以说他穷极一生在追求日本精神、提倡复古。然而, 春满的宗教观致使其未能完全超出劝惩扬善的道德范围, 他依然认为背人伦的内容不能以和歌表达, 强调和歌的道德教化作用。其弟子贺茂真渊则试图完全脱离佛儒道德礼教的限制, 专注于《万叶集》、《纪记》、《伊势物语》等上代、中世经典的研究, 参与“国歌八论”8论争, 提出了以新古今集为作歌典范的观点。他较为全面地研究了日本上代的政治、文学和伦理生活, 美化上代, 确立了一种尊崇古代生活的自然主义世界观。综上所述, 我们发现和歌都是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内容, 而日本的和歌多为歌颂美、抒发爱恋、悲伤等感情的内容, 倾向于个人情感的直观表现, 体现出主情主义文学色彩。如柿本人麻吕9的歌就重在表现生离死别, 表达对生的无限憧憬, 对死的无限悲哀, 抒发朴素而自然纤细的感情世界。
其次, 从研究方法来看, 近世国学者对于日本古典的研究方法与元伦理学的逻辑、语言学方法类似。尤其是荷田春满提出通过古语阐明古义, 以恢复古道的方法。春满认为《万叶集》是日本国风最为纯粹的表现, 要想试图理解《万叶集》的古道精神, 首先就必须学习古语。因此, 国学者们几乎都同时展开了对日语的深入研究, 以相关语言学的研究基础, 去理解古语、读解古典、了解古意, 从而获得作为“日本人”的认知。真渊认为和歌保留了古语并体现了古代日本人的本心, 所以通过古典的研究, 就可以发现纯粹的“日本精神”。因此, 为追求语言乃至文化的纯粹性, 只有读体现日本精神精髓的古典为最佳途径。
日本主情主义的开创和奠基者的国学者们, 得出了一套以古道为道德价值规范的体系, 得出的文化同一性结论便是 :说古语、遵从古道乃大和民族也。古道的具体内涵和意义便在于打破伦理道德观的束缚, 直接抒发情感。
三、对日本近代性形成的影响
首先, 我们必须肯定这种主情主义文学思潮对日本近代性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具体来说, 国学者积极宣扬“大和心”、“真情实意”, 将处于封建道德学约束下的日本人的感性, 从儒学精神和佛教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一定程度上释放了日本人的本性, 并促使了日本自我认同的觉醒。他们认识到儒学里的三纲五常等既定的、严格的道德规范已然束缚了本性, 只有追求古典中所倡扬的真情真意, 才能打破这种约束, 才能实现自我和获得个性的确认。在明治维新时期, 国学思潮成为了维新志士们的思想武器和实践行动的指导思想之一, 某种程度上推进了日本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转折。这样的理念为处于历史转折点的日本人创建出了一个共同寻求的方向和目标 :探求区分于中国文化的文化个性, 也影响了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
但是, 它又有着相对的局限性, 其研究内容中将古代神化天皇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文献作为对象, 并以此演化出的思想体系不免隐含有专制主义、排外主义思想, 复古神道也成为其突出的特点和重要的内容。这些思想都是站在极力排除中华文化思想的前提下建构而来, 容易引发极端的国粹主义、国家神道等偏激思潮, 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近代日本的大众共同思维。一味主张恢复“天地自然”的人性, 解放人欲 , 便容易走上否定合理的危险道路, 而逐渐形成了一种轻理性、重感性的思维模式。
摘要：在本文中我们将围绕“主情主义”这一个概念, 对日本近世国学者的思想进行梳理和把握, 试图将国学者的思维归入主情主义的范畴内来思考日本的近代性。然而, 他们的那一系列思想是否体现出了“主情主义”呢?首先本文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来理解主情主义这一概念, 从此处入手结合日本近世国学思想的特征, 来深入探讨日本近代性的问题。
关键词：主情主义,近世,国学,近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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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 篇5
改革开放以来，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已达6000多人，现在活跃在日本700多所高校的华人学者至少有3000多人，担任教授、指导日本人博士的学者也越来越多，有的还担任了系主任等。但是，担任大学校长级职务的华人学者，巨东英尚属第一位。
巨东英，1954年生于山东省，1979年毕业于河北科技大学，1985年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研究生毕业，1986年赴日，1992年获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学位。1993年至今，任日本埼玉工业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日本文部科学省资助的琦玉工业大学高新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埼玉工业大学理事会评议员；兼任日本社团法人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中心常务理事；日本经济产业省IMS(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System)学术委员；在日中国人材料学者研究会会长；中国金属学会材料科学分会材料计算与模拟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兼职博导教授；辽宁科技大学兼职博导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