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学者

2024-06-13

国内外学者（共10篇）

国内外学者篇1

近来, 海内外学者激辩“中国模式”, 意见五花八门, 著作不下百种。这场大辩论围绕几个问题展开, 本文盘点中外20本著作, 看看究竟孰是孰非?

有些人说有, 陈志武说没有。2010年出版的《陈志武说中国经济》一书说, 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成就, 是因为把老百姓手脚放开了, 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进入中国, 让中国分享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的好处。那晚清和民国也有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 为什么没成功?这是因为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增长, 是建立在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之上的, 而这方面的基础条件,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都不存在。中国的成就, 证明了自由促进发展。政府管制放松得越多, 私人空间越多, 经济活力越大。人的自由、私有产权, 加上市场经济和法治, 这是人类的模式, 跟人种、肤色、传统无关。这是人类共有的模式, 不是什么“中国模式”。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 也不同意“中国模式”这一提法。他认为贪污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等问题十分严重, 谈“中国模式”为时过早。他与奈斯比特合著的《对话中国模式》2010年4月出版, 赵启正使用了“中国案例”这一概念来讲述中国发展的故事。

高速增长的路径和诀窍是什么

2009年9月, 美国人奈斯比特出版《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 试图揭示中国发展的八个原因: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文学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会金牌到诺贝尔奖。作者在书中说,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纵向民主, 即从上到下, 自下而上的民主。很多人读了这本书觉得大而化之, 未能切中肯綮。

这方面谈得比较深入的, 最早是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人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1994年出版。作者认为中国发展的秘诀, 是放弃了20世纪50年代的赶超发达国家战略, 转而采用“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他们的观点是, 中国经济之所以取得奇迹般成就, 是领导层分析了中国资源要素的结构性特点 (资源、劳动力、资本的份额比) , 决定放弃50年代实施的重化工业赶超发达国家的战略, 转而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促进出口, 发展乡镇企业和市场经济, 从而一步一步提升资本积累和资源禀赋结构, 再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信息密集型产业上来。这就是比较优势战略。

吴敬琏也不赞成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提法。他在1999年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教程》。该书指出, 中国发展的主线, 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变革。中国采取的发展战略, 是增量改革战略, 即从下而上发展私营经济, 避免社会剧烈震荡, 保持高速增长。在这本书中, 吴敬琏提出中国当前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持社会公正。他说, 政府应该退出市场, 国企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这样, 中国的市场才能健康发展。2005年, 吴敬琏又出版了《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 指出必须改变投资驱动、扩大外需和追求“重化工业化”的增长模式, 应当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和发展服务业, 推动经济增长。

2009年, 张五常出版了《中国的经济制度》的中文版 (此书原为张五常为芝加哥大学2008年召开的中国经济改革讨论会提供的英文论文) 。他提出, 县际竞争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中国两千多个县, 因追求“财富分成”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的县际竞争, 是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动力。张五常认为, 在中国各级政府中, 县是掌握实际经济权力的。各县在竞争中, 除了免费提供土地之外, 还免费提供厂房等基础设施, 或者把投资者上交的增值税的一部分返还给投资者, 这就是为了招商引资而提供的所谓“负地价”。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2008年出版英文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提出“80年代发展最优说”。作者把中国改革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充满了企业家精神的80年代, 再一个是国家主导发展的90年代。作者认为, 80年代, 农民获得土地经营权, 私营的乡镇企业和农村金融空前繁荣, 这是企业家资本精神狂飙突进的年代, 他举了年广久发财为例。他说, 进入90年代, 国家资本主义崛起, 政府机构大幅膨胀, 基础设施建设大量上马, 民营企业获得的金融支持度降低, 农民负担加重, 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受到压制, 农村经济衰落, 农民只好进城打工, 造成贫富分化。

美国学者乔纳森·安德森在2009年出版的《走出神话》一书中说, 中国经济的成功, 证明了华盛顿共识 (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 的有效性, “中国模式”是东亚模式的一种。

中国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中国发展过程中也产生很多问题, 比如GDP万岁的片面发展观、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司法不公、环境污染等, 引起各界关注。

英国人马丁·雅克2010年1月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认为, 西方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道路中的一条, 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 而是一个建立在独特的文明基础上的文明体。中国的发展之路包括政治的发展, 建立在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之上, 与西方经历的道路“完全不一样”。他甚至认为, 随着西方的衰落, 未来的世界将由中国重新塑造, 中国将成为世界霸主。

郑永年于2010年出版了《中国模式》一书。该书从国家制度建设、执政党转型、民主发展、中央和地方关系、公民社会成长等不同角度, 对中国政治发展作了总结, 回答了一些西方人士热切关注的中国问题。郑永年认为, 中国的民主是一个渐进过程。目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民自组织制度等都还很不完善。

英国卫报前驻北京记者乔纳森·瓦特斯, 2010年6月出版《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该书说, 中国经济发展付出巨大环境代价, 包括环境污染、水质污染、气候变化、沙漠化等。他认为, 与其问中国会不会统治世界, 不如问中国的环境破坏会不会毁灭了世界。中国未来会忙于环境补救。

强大起来的中国将怎样使用自己的力量, 要往什么地方走?这是全世界都很瞩目的问题。

美国学者哈珀在2010年6月出版的《北京共识:中国威权模式将引导21世纪》中说, 中国在威权统治下的崛起, 给西方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威胁。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特约研究员约书亚·科兰兹克2007年出版的《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在改变世界》一书说, 中国魅力攻势改变了东南亚以及世界秩序, 损害了美国利益。中国的软实力包括军事和安全以外的所有方面, 即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中国通过软实力的交流与扩张, 国际形象有了改变, 在国际上形成“万人迷”。但中国价值观的吸引力限于某些特定群体和特定区域, 美国的软实力仍然首屈一指。

“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可谓百家争鸣。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认为,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与基础。他的文章收入北大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贺雪峰认为, “中国模式”的秘密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二元结构长期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和其他资源, 而且农民可以退回到一亩三分地维生, 避免动荡和城市贫民窟。城乡二元结构是必然的、合理的, 功不可没。“中国模式”的特色, 决定了今后还要长期保留和利用二元结构, 切不可着急取消。

俞可平、黄平等主编的文集《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是围绕美国人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举行的讨论会发言和一些作者单篇文章的结集, 收入了20多位人士的文章。其中, 邹东涛说, 中国的成功经验, 在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和权威政府, 实行经济改革“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的非对称组合, 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但又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

上面提到的潘维, 对“中国模式”有一番独特见解。他在自己主编的《中国模式》一书中发表了《当代中华体制》一文。该文把“中国模式”与西方经验对立起来, 说中国的成功, 是解构西方普世价值的结果。

潘维在解释“中国模式”时, 提出了一个中华体制的概念。他说, “中国模式”由经济模式 (即国民经济) 、政治模式 (即民本政治) 和社会模式 (即社稷体制) 这三个子模式合组而成, “三位一体”组建成当代中华体制。

丁学良在2011年1月出版《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中指出, “中国模式”是指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不断摸索逐步形成的轨迹, 这个轨迹至今仍在持续演变。“中国模式”是由三个相互交织的子系统支撑:支点之一是“核心的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 即一党领导的威权体制;支点之二是“一切思维和工作都必须以维护稳定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社会控制体制;支点之三是“政府管治的市场经济”———2010年, 中国内地经济自由度为51%, 在全球183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40名, 香港为90%。

丁学良说, “中国模式”取得的绩效有两大要点:一是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二是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去30多年, 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6%, 大众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是, “中国模式”也付出了巨大成本:一是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受歧视;二是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地污染异常严重;三是公共部门的腐败现象;四是公共政策还缺乏透明度, 政策创新的血管趋于硬化。

丁学良说, 近年来, 由于出口拉动乏力、投资效率低和居民消费不足, “中国模式”受到挑战。但是, “中国模式”的创新———从小部分人占有巨大财富的小众市场经济, 转型为大众共享财富的大众市场经济, 受到特殊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的阻碍, 困难重重。他认为, 如果能够成功转型, 那么21世纪将是所有中国人的盛世。

国内外学者篇2

（一）结题考核

1.结题要求：经省教育厅批准立项并且按计划已到期的国内访问工程师校企合作项目（国内访问学者专业发展项目），申报结题者须提交《浙江省教育厅高等学校访问学者专业发展项目、访问工程师校企合作项目结题报告》3份，结题报告须经导师同意结题并签字，并提供相应成果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

2.结题成果：成果形式为论文的，附公开发表的论文原件和复印件1份，论文复印件包括封页、目录页、正文和版权页；成果形式为专著的，附公开出版著作的原件1份和封面、封底、目录页和版权页复印件1份；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及其他的，需附有关报告文稿及其推广应用材料。项目成果都须注明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否则视为无效。

（二）结业考核

1.结业要求：未经省教育厅批准立项的国内访问工程师校企合作项目（国内访问学者专业发展项目），或经教育厅批准立项且按计划已到期但未按时上报结题报告的国内访问工程师校企合作项目（国内访问学者专业发展项目），须填报《结业考核表》4份（高校访问学者参照接受单位结业要求填表）。结业考核内容主要围绕访学（访工）计划的开展情况（关联性工作内容）和后续关联性工作计划（不少于3500字），由指导教师和接受学校分别签署考核意见。

2.结业成果：结题要求：成果形式为论文的，附公开发表的论文原件和复印件1份，论文复印件包括封页、目录页、正文和版权页；成果形式为专著的，附公开出版著作的原件1份和封面、封底、目录页和版权页复印件1份；成果形式为研究报告及其他的，需附有关报告文稿及其推广应用材料。成果都须注明项目编号、项目名称，否则视为无效。

（三）跟踪考核

国内外学者篇3

“井冈学者”特聘教授的岗位职责是，正确把握本学科的发展方向，提出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发展思路，带领本学科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面向国家和江西省重大战略需求和国际科学与技术前沿，积极承担国家和我省重大科研项目，在本学科领域开展原创性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力争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获聘学者能够领导本学科方向发展和学术梯队建设，根据学科特点和发展需要，组建并带领学术团队进行教学科研工作。据悉，聘期内每名“井冈学者”享受以江西省人民政府名义提供的奖金每年20万元，高校为他们配套必要科研经费，其中，自然科学、工程类科研经费不低于80万元，人文社会科学经费不低于20万元，同时，提供良好工作和生活条件。

为充分发挥“井冈学者”特聘教授在建设富裕和谐秀美江西中的作用，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高校学科建设的总体布局，我省在首批15个“井冈学者”特聘教授岗位的基础上，决定增设15个，达到30个，聘期5年。由于首批中有两位学者不再申请续聘，此次向全球特聘教授崗位数达到17个，涵盖江西13所高校。增设的15个岗位具体为：理学门类3个，南昌大学的生理学、江西师范大学的无机化学、井冈山大学的原子与分子物理；工学门类6个，南昌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华东交通大学的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东华理工大学的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江西理工大学的矿物加工工程、南昌航空大学的环境工程、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材料学；经济学门类1个，江西财经大学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育学门类1个，江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原理；农学门类1个，江西农业大学的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医学门类1个，江西中医学院的药剂学；法学门类1个，赣南师范学院的民俗学；文学门类1个，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美术学。另外，没有续聘的两个岗位是东华理工大学地质工程学学科岗位、南昌大学固体力学学科岗位。

在首批“井冈学者”特聘教授中，产生了一位院士和多位冲刺院士，建立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平台，并吸引了一批领军人才扎根我省高校。任期内，他们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120项，其中国家级69项，省部级51项，还有2个团队成功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获省部级以上奖项32项，其中国家级12项，省部级20项；取得一批专利技术，2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个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实现我省国家技术发明奖的零突破。此外，“井冈学者”特聘教授计划的实施为我省高校引进先进教学科研理念、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批“井冈学者”特聘教授在2009年至2012年的3年任期里，部分科研项目已实现或正在产业化，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井冈学者”黄路生主持完成的“猪重要经济性状功能基因的分离、鉴别和应用研究”科研项目，创造直接经济效益1.25亿元；江风益教授完成了第一代硅衬底LED材料与芯片技术转让工作，在全球率先实现了硅衬底LED产业化；廖维林教授在研究汽油抗爆剂MMT项目中，自主研发燃烧产物组分控制技术，并以该技术支撑创立的西林科股份有限公司创利税0.8亿元，为炼厂创利超60亿元；侯豪情教授研究项目“高强度聚合物纳米纤维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及产业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30～40亿元；雷晓燕教授主持完成的“车辆轮轨诱发的环境振动与噪声控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直接经济效益累计2.87亿元，间接效益64亿元；万林生教授的“黑白钨矿不变体系闭路循环冶炼工艺”研究项目，率先在世界实现钨冶炼闭路循环和废水零排放，可计算的直接经济效益将达244亿元。

国内外学者篇4

总的来讲, 学者对债券信用价差影响因素的研究包括两个个方面, 分别是公司个体和行业整体性影响因素, 其中公司个体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发债主体违约风险因素、流动性风险因素以及信息不对称。下文将分别介绍国内外学者对这两个方面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

一、公司个体性影响因素

参照任兆鹏 (2006) 的定义, 公司个体性影响因素是指与债券发行主体的个体状况相关, 对公司个体所发行公司债的信用价差有影响的微观个体性因素, 主要包括发债主体违约风险因素、流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

(一) 发债主体违约风险因素

早期对发债主体违约风险因素进行系统研究的是Merton (1974) 结构化模型。在该原始的机构化模型中, 研究者考虑到的引起债券违约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资产的市场价值以及资产的波动率等等。后来有学者对原始的结构化模型进行了改进, 引入了新的违约风险因素, 主要包括资本结构、税收和破产成本。对于上述发债主体包含的违约风险因素, 国内学者一般称其为结构化模型违约风险因素。

在国内, 学者除了考虑结构化模型的违约风险因素外, 还考虑过财务比率以及发债主体评级等可能揭示发债主体违约风险的因素, 并且有许多学者还运用计量模型验证了这些发债主体违约风险因素对信用价差变动的影响。任兆璋, 李鹏 (2006) 分别从结构化模型和财务比率模型中提取重要的公司个体性因素进行分析, 比较这两种模型对债券信用价差的解释力。通过实证发现杠杆率在这两个模型中都很显著, 而资产规模指标在两种模型中都不显著。而在两种模型的对比分析中, 财务比率模型下的变量能更好的解释我国公司债信用价差, 但两模型总体的解释力都不高。王丽芳, 刘兴革 (2007) 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我国企业债信用价差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企业资产对信用价差的影响确实不明显, 同时杠杆率对我国企业债信用价差的影响同样不够显著。郑佳铭, 范龙振 (2011) 从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角度对短期融资券收益率进行了研究, 实证结果发现发债主体评级对债券信用价差有显著影响, 而财务指标对债券信用价差的影响非常小。另外, 除了用结构构模型中的变量以及财务比率等指标来衡量发债主体违约风险因素外, 国外学者还运用CDS保险费率来作为发债主体违约风险的代理指标, 并且将其用来解释债券信用价差的变动。Tristan和Darwin (2012) 年将柜台市场的CDS保险费率进行实证发现, CDS保险费率对公司债的信用价差确实存在一定影响。

从目前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 发债主体违约风险因素对债券信用价差的影响不是很大。单个变量中, 普遍认为发债主体评级影响较大, 财务比率指标影响较小, 杠杆率的影响不是很确定。

(二) 流动性风险因素

在有学者通过比较验证得出存在信用价差之谜之后, 许多学者将影响债券违约的影响因素从发债主体转移到了债券凭证本身。他们认为债券这种金融资产在市场上的流动性, 也会影响到债券的违约风险以及信用价差。

但通过比较分析最近国内外学者对流动性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 本文发现这些学者得到的结论并不相同。

Chakravarty和Sarkar (1999) 在分析1995~1997 年间美国公司债券、市政债券和政府债券买卖价差的影响因素中, 以平均出售价格和平均购买价格之差计算得到的买卖价差、各类债券的剩余时间、年限和交易额作为流动性的代理变量, 实证发现这三个流动性指标对债券的买卖价差有重要影响。我国的郑佳铭, 范龙振 (2011) 选用短期融资券的发行规模和买卖价差作为流动性风险的代理指标, 研究了这些流动性指标与短期融资券信用价差的关系, 实证发现短期融资债券的发行规模越和融资债券的买卖价差这两个流动性指标对债券信用价差的影响显著。

而Covitz和Dan (2007) 在比较流动性和信用风险对短期商业票据信用价差的影响后发现, 流动性指标对其存在一定影响, 但其解释力有限。Lepone和Wong (2009) 分析了2003 年7 月到2007 年3 月的澳洲债券市场, 以交易成本作为债券流动性的度量指标, 结果他发现债券的流动性对债券信用价差的影响也并不显著。

出现这种矛盾的研究结论, 一方面可能同研究的环境不同有关, 另一方面也可能与选择用来代理流动性的指标不同有很大关系。早期, 凯尔 (Kyle, 1985) 指出衡量资产的流动性要从紧度、深度和弹性三个方面入手, 而哈里斯 (Harris, 1990) 提出资产的流动性可以分为宽度、深度、即时性以及弹性四个维度。但到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一个度量债券流动性的权威标准, 这也是目前学者研究债券流动性的一个难题。

(三) 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近些年学者研究的影响债券信用价差的重要因素, 且国内外都有学者证明了信息不对称对债券的信用价差存在影响。

Yu (2005) 年以财务信息的透明程度作为信息不对称的代理指标, 实证发现该该指标越高债券的信用价差越小, 这也就说明信息不对称与债券的信用价差存在正相关关系。基于该研究成果, 我国学者周宏, 林晚发, 李国平, 王海妹 (2012) 将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值作为信息不对称的度量指标, 研究了信息不对称与我国债券信用价差的关系。该文献的实证结果也表明, 信息不对称与债券的信用价差呈显著正向关。

另外Liao (2009) 用原始的信息交易概率、调整的消息交易概率以及买卖差额作为信息不对称的代理指标, 建立模型验证信息不对称与债券信用价差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这些信息不对称的代理指标也能能对债券的信用价差产生显著影响。

总的来讲, 目前大部分研究结果都显示出信息不对称对债券的信用价差存在显著影响。

(四) 其他因素

上面介绍的部分涵盖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影响债券信用价差的主要公司个体性影响因素。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许多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影响因素。

Tsung- Kang和chen (2014) 认为公司经营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公司自身和客户, 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公司上游的生产物资供给商, 为此, 这些学者认为上游生产商经营的好坏也会影响到公司债信用价差。但通过实证, 他们发现上游供给商对公司债信用价差其实并无显著影响。

二、行业整体性影响因素

上面所讲的三个影响因素, 都是学者研究过的微观个体性影响因素, 实际上, 也有很多学者对影响债券信用价差的行业整体性影响因素进行过深入研究。学者研究比较多的行业系统性因素包括GDP、无风险利率、国债收益率曲线斜率、股指收益率以及股指波动率等等。

早在1990 年Altman利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等变量代表的行业系统性因素与企业债信用价差建立模型, 研究发现,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对债券信用价差存在显著的影响。Dbouk和Wassim (2013) 在研究了导致研究信用价差变化的影响因素后, 同样验证了GDP对信用价差有着很强的解释力。Lepone (2009) 实证检验得出收益率曲线斜率与债券信用价差存在显著负相关。Rain和AlanM (2013) 在实证分析储备政策、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对美国2007到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的信用价差的影响时发现, 财政政策影响不显著, 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影响非常显著。Collin- Dufresne、Goldstein和Martin (2001) 研究发现美国企业债信用价差与标准普尔100 指数期权的隐含波动率同方向变化, Landschoot (2004) 对欧洲债券市场以及Alam (2012) 对新加坡债券市场进行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研究结果。

国内学者对债券信用价差的宏观系统性风险影响因素研究较晚, 但目前也有许多学者得出了有意义的研究结果。张燃 (2008) 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发现短期利率与信用价差显著正相关, 股票市场回报率与信用价差呈显著负相关。赵银寅, 田存志 (2010) 建立回归模型发现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与信用利差存在显著负相关, 而股票市场回报率与信用利差虽呈负相关, 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蔡旺春 (2013) 实证发现在我国无论是CPI还是股票市场收益率对公司债券的信用价差都没有显著性影响。

上面介绍了主要的一些对系统性风险因素的研究结果。从这些研究结果来看, 学者普遍认为GDP以及股指波动率对债券信用价差有显著影响, 而其余变量的相关关系并不确定。另外, 本文也发现了有许多研究出现了相矛盾的结果。

三、小结

由于“信用价差之谜”, 使得大家将研究的视线从企业主体的违约风险因素转移到行业整体性因素、流动性风险因素以及信息不对称。其中发债主体违约风险因素以及行业整体性因素归集相对简单一些, 但目前文献也很难找出所有的显著因素, 并且有许多文献得到相反的结论。而学者对流动性因素研究的难度较大, 因为债券市场上缺乏度量该种因素的指标, 有的时候需要自己去构造。目前已经有的学者用宽度、深度、及时性以及弹性来衡量债券的流动性, 但这里面的有些指标要求的数据很难在债券市场上获得, 为此有的学者就用交易量、剩余期限以及换手率等量化指标来衡量, 为此选对正确的指标来衡量流动性因素是建立实证模型的关键。而信息不对称涉及交易者的经济行为, 国内研究信息不对称对债券信用价差影响的非常少, 国外研究的稍早, 但相关文献也不是很多。研究它的难点是构造能够准确描述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指标, 目前来说有些学者会用买卖价差、交易前后的交易量等指标来衡量。

国内外学者篇5

国内访问学者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1-5-23] 各教学单位：

根据省教育厅《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1年福建省高等学校教师国内访问学者人选推荐工作的通知》【闽教人„2011‟47号】精神，现将我校2011年福建省高校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条件

1、政治思想素质好，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2、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扎实、教学科研能力较强，能胜任主干课程讲授任务，曾独立主持或参与负责过一次全过程的课题研究并取得成绩；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是我校学术骨干的后备力量或青年骨干教师；

3、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或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讲师，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

二、访学时间

访学研修期限可为半年或一年。

三、推荐程序

1、申请省内访问学者且符合条件者，按照《2011年福建省高等学校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招收计划目录》查询有关访学事宜（请点击附件1）。

2、申请省外访问学者且符合条件者，按照教育部今年公布的《高等学校青年骨干项目国内访问学者接受学校、学科、指导教师及课题名称目录》与《高等学校一般项目国内访问学者接受学校、学科、指导教师及课题名称目录》查询有关访学事宜（可登陆教育部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交流武汉中心网站“国内访问学者”栏目查询）。

3、申请者下载填写《福建省高等学校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表》（附件2），经所在系研究同意后，将推荐表（一式三份）和电子文档于2011年5月26日前报送人事处。同时附上科研成果的原件及复印件等材料。

四、有关工作要求按《福建省高等学校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目实施办法》执行。

附件：

1、2011年福建省高等学校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招收计划目录

2、福建省高等学校教师国内访问学者推荐表（见人事处网页）

人事处

二0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国内外学者篇6

关键词：乡规民约,基层社会治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1“乡规民约” 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探析

1. 1“乡规民约” 的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学者对乡规民约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对国外的乡村治理的研究。虽然国外许多学者没有在他们的文献中提到 “乡规民约”, 但是国外学者在研究国外乡村治理的文献中提到了 “非正式制度作为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 这一点与我国学者研究乡规民约颇为相近。

1. 2“乡规民约” 的国内研究现状。从国内学者的一些论文可以看出, 国内学者对于乡规民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将乡规民约与村民自治相结合, 研究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发展以及通过对乡规民约方面的历史反思, 分析出对当代的启示作用有哪些。例如从张明新的论文: 《从乡规民约到村民自治章程—乡规民约的嬗变》可以得知, 他对于乡规民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将乡规民约与村民自治相结合来进行研究。同时对乡规民约的研究还包括对乡规民约的嬗变的研究。

2 国内外关于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方面的研究现状

2. 1 国内学者关于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方面的研究成果探析。国内学者关于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民族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上面。将 “乡规民约”融入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来进行研究, 最好的研究方式是将 “乡规民约”融入 “民族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上面。因为只有将 “乡规民约”融入到 “民族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当中, 才能更好地、更方便地、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 研究的成果才更具有价值。

国内学者关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具备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 1) 山东大学的王忠武教授主要研究农民赋权和村庄善治相关问题, 他认为村庄善治是农村发展的理想模式, 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 2) 安徽大学的范和生教授认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 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 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引起了对治理主体的建设问题的高度重视。而且现在出现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 3) 华东师范大学的郭娟教授主要从事农村流动人口与基层社会治理问题, 她指出, 农村流动人口规模庞大, 现今的乡村仍以“三八六一九九部队”为主。要加强基层乡村治理, 光靠现有农村力量远远不够, 必须促进农村精英回流, 吸引有文化、有技术、能创新的中青年力量建设乡村。

2. 2 国外学者关于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 方面的研究成果探析。国外学者关于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一般是融入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当中, 因为在国外, 有很多少数民族是聚居在城市当中的。当然在国外, 也有某些少数民族聚居乡或少数民族聚居的村, 但是关于这方面的文献颇少。近年来, 国外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研究一般融合于社会管理研究理论之中, 较少有对其单独研究而形成的理论形态, 而西方的社会管理理念却始终渗透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践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管理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 由此也产生了许多具有时代特点和特殊价值倾向的理论成果,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传统公共行政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

参考文献

[1][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M].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8.

[2][美]孔飞力.中国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3]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8 (3) , 2~7.

[4]杜赞奇著, 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5]王仁堪.丹阳县劝捐查户章程[A].王苏州遗书卷七[M].

[6]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19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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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杨.中国农村精英研究的问题域及其整合[J].河南社会科学, 2006 (1) , 11~15.

[9]任敏.精英流出与农村稳定[J].甘肃理论学刊, 2003 (5) , 39~42.

国内外学者篇7

关键词：健康传播,学者研究,发展现状

20世纪60年代, 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将传播学的概念引入健康教育领域, 并逐渐形成了健康传播学。1996年, Rogers, Everett M.指出:“凡是人类传播的类型涉及健康的内容, 就是健康传播”。随着时代的发展, 健康传播研究亦成为当今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导致全国恐慌, 让国内民众开始意识到健康以及健康传播的重要性。2011年3月, 国家卫生部明确把“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国民健康水平达到发展中国家前列”制定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发展目标。

一、国内健康传播发展现状

时至今日, 健康传播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 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组织和个人认识到健康传播的重要性, 并在积极推动健康传播的发展。在中国, 对健康传播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但研究热情已经显露头角且社会关注度也在不断增加。2006年, 由国家卫生部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发起的第一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在北京召开, 与会者分享在健康传播方面的经验、探讨健康传播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之后, 每年一届, 至今已成功召开八届。大会的宗旨是“倡导健康行为、共创健康社会”, 不断的引导公众提高健康素养。2012年, 清华大学联手麦肯世界集团正式启动亚洲健康传播平台 (英文全称:Joint Asia Public Health Initiative, 简称JAPHI) , 在互联网和手机移动通讯广泛使用的大环境下, 作为亚洲地区首个健康传播平台, JAPHI整合了来自清华大学和麦肯健康传播的全方位资源优势, 以互联网和手机移动终端为依托, 提供最即时有效的健康信息, 不断尝试并深入改变来自城乡, 贫富阶级, 不同区域之间信息资源不平等的这一现状, 让更多的公众可以通过网络的平台跨越这些鸿沟, 平等地获取最新最全最权威的健康知识, 保障自身的健康权利。2013年, 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的支持下, 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成立。至此, 南北健康传播研究格局已初成格局。

二、国内健康传播研究基本状况

但是, 中国学者对健康传播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对健康传播的概念和职能界定、发生与发展等问题的认识还很模糊, 其研究还尚处于探索阶段且中国高校的传播学学科并没有单独设立健康传播专业, 仅在2010年, 全国首次由上海中医药大学申报并新开了“健康传播学”这一门课, 且不是源于传播学领域。基础平台的缺乏, 制约了中国学者对健康传播的研究, 其教学、科研以及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尚不完善。通过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 自1990年《中国健康教育》期刊开创“传播学研究”专栏至今,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 (www.CNKI.net) 能搜索到的专门研究健康传播的学术论文506篇 (搜索年限为1990年-2013年, 以“健康传播”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中, 剔除无关文献 (如会议报到、新闻采访等) 61篇后, 最终得到445篇, 详解如下, 1990-2002年共发表42篇, 平均每年4.2篇, 这其中有20篇是发表在《中国健康教育》杂志, 而在专业新闻或传播类杂志发表的文章仅为4篇, 其余均为医学类杂志;2003-2013年共计发表403篇, 平均每年40.3篇, 尤其以2007年之后的发展更为迅速, 不仅在研究数量有了极大的提升, 且约有44%是在新闻传播领域期刊上发表的。此外通过Google和Baidu也能检阅到相关文献资料。

从图一可以看出, 2003-2006年是十年中发展相对缓慢的4年, 年相关研究文献不超过20篇。这期间国内学者的研究仍然大部分集中在对健康传播的概念和内涵以及国内外健康传播的历史及其发展研究, 没有形成研究热点。且由于国内尚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学科, 导致学者的研究仅限于对国外研究的翻译和总结。

2007年开始有所突破且整体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至今, 随着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的开始深入到民众生活中, 大众媒体的健康传播报道事件成为了学者研究的又一热点, 这种现象在2010年之后得到了井喷式的发展, 从传播学视角研究健康传播的文献数量开始赶超医学角度的文献。

本文以表一中所整理出的2003-2013年医学与传播学的403篇文章为研究样本, 通过关键词再次筛选, 利用Excel软件进行统计, 按照出现次数的高低进行排列, 位列前10位的关键词统计如下示:健康信息、健康教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艾滋病、传播传播学、互联网、大众传媒、受众、传播效果、传播策略。依此, 可以看出, 国内学者对健康传播研究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一是公共政策层级, 含健康教育。由于健康传播一开始便起源于“艾滋病”研究, 到目前为止, “艾滋病”相关研究仍然独领风骚, 其他涉及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流感、乙肝等疾病的预防亦等备受关注。此外, 对大众进行健康教育、传播健康信息、改善健康行为、提高健康素养等议题也在健康传播研究中占据了重大部分。社会公共政策层级亟待关注。二是大众传媒上的健康传播 (健康信息, 危机传播等) 。新技术一经接触传媒业便成为了关注的热点, 其特有的互动性、高效性使得如何挖掘和应用新媒体进行有效的健康传播逐渐成为学者乃至社会关注的话题。如微博、微信、qq群、互联网、传统报业等各类媒体在进行健康传播时的传播方式、途径、效果等的评估和考察;利用调查问卷了解新媒体在健康传播中的舆论导向作用等。这类文章多为通过传播学视角对大众传媒的作用进行分析, 也多刊登在新闻传播类期刊上。

除此之外, 医疗信息的不对称等让紧张的医患关系频频见诸报端, 医疗纠纷也日益增多, 甚至已经发展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热点问题,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如何促进我国医患关系和谐发展亦是目前健康传播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上研究, 对健康传播的组织形式和地位、传播模式、传播对象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分析。部分研究者对国内健康传播所存在的问题, 如缺少医学与传播学的综合性人才、政府对健康传播的投入不足、医疗信息不对称等现象提出了警示。这对中国健康传播尚不完善、发育不成熟和缺少战略意识和战略计划的情况下, 盲目过度的健康传播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和预见价值。

综上所述, 国内学者对健康传播的研究还不完善, 尚缺少系统、完整的研究, 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多为对健康传播基本概念、定义的转述, 缺少独立的创建和分析。2.缺少基于中国社会经济环境、中国独特市场和人才条件下的健康传播规律的研究和探讨。

此外, 对健康传播的研究大多数均以论文或调查报告的形式散见于期刊杂志上, 缺少专门化、系统化的专门研究。所以, 健康传播的研究空间还相当大, 还有待于国内更多的学者去研究和挖掘。

参考文献

[1]喻国明、路建楠, 《中国健康传播的研究现状、问题及走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 (1) .

[2]尹健、姜希连, 《医患关系现状分析与应对策略》[J].《医药产业资讯》, 2006 (13) .

[3]李景慧、姜德峰, 《公共危机事件的四个阶段及其对策》[J].《新闻传播》, 2006 (3) .

[4]王积龙, 《健康传播在国际学界研究的格局、径路、理论与趋势》[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19) .

国内外学者篇8

2011年7月3日,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二届学术论坛”在商务印书馆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的语言学教学:过去、现在和将来”。来自北美、欧洲、日本、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42位著名语言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

会上,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原所长沈家煊、教育部语信司副司长田立新分别致词。香港中文大学李行德教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李亚非教授、香港教育学院朱庆之教授、北京语言大学崔希亮校长、暨南大学郭熙教授、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胡建华研究员先后作了题为“语言学与国民教育”“美国高校的语言学教育:兼及有关中国未来语言学教育的一些思考”“香港高等院校中文与语言学专业本科教育的基本情况”“对外汉语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华语教学的语言学意义”“大学的语言学课程”的主题发言。

李兵、沈阳、孙茂松、褚孝泉、储诚志、石定栩、张洪明、石汝杰、杨凯荣、于康、齐汝莹、顾利程、王亚新、卢涛、吴应辉、刘勋宁、赵世举、徐丹、王俊菊、齐冲等分别就语言学教学与本土化、语言学教学与语言学术语、语言学教学与跨语言/跨学科研究、语言学教学与大学通识教育、大学的语言学课程、语言学教学与中学语言教育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并高度评价了此次联谊会。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刘丹青副所长对此次联谊会作总结, 他相信这个联谊会在满足精神联谊的同时, 能够给我们的学术研究和语言学未来的发展带来一些实际的帮助。

国内外学者篇9

我们谈到留学生与国内教授的工作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比较, 彼此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我这些年过着和他不一样的生活。我告诉他, 国内高校发展很快, “土”博士的数量在增加, 其中质量高的, 同样可以申请到世界一流高校资助的研究经费, 到国外从事研究, 而且来去自由。国内教授的签证和在国内高校的教学科研安排, 都是由举国体制来解决的, 个人不用操心。他说, 的确, 在体制方面, 留学生的心情是很矛盾的。在工作环境上, 存在着中西文化的多种差异。在生活上, 彼此的做法和想法也不一致。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打理个人的生活杂事, 这在国外是正常的, 外国教授都如此。比如庭院锄草、打扫房子, 都要自己动手干, 找人干活是很贵的, 还不如自己干。活干完了, 找个好饭店, 全家吃顿好饭庆祝一番, 虽然餐费不菲, 但也比支付雇工的劳酬要便宜许多。在国外还有没完没了的报税填单, 也要花费很多时间。“所以私人领域的事情都是要自己做的, 结果把时间都花掉了。我跟我妻子说, 把人生宝贵的时间都花在这上面, 有什么意思?”

我转个话题问, 你回望祖国的高校教育或教授群体, 从你的角度看, 目前存在哪些不足?他对我的提问回答爽快、直接, 并不回避问题。在他看来, 中国高校的学者很忙, 要赶很多论文, 要参加各种会议, 要按数量指标发表论著。一些人的论文把资料抄抄弄弄, 找个别人不知道的角度, 写到一定的字数, 就送给杂志。杂志一旦发表, 他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但仔细看这种论文, 并没有什么新东西, 在学术上没有任何创新。但时间长了, 这种人找到了“达标”的规律, 也能当上教授。这种人不尊重科学, 也就得不到科学界的尊重。他坦言道, 我刚出来时, 也这样干过, 后来我就不干了。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训练要比国内好, 做科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 强调自主创新。于是我劝他回国参加科研交流, 参与解决这类问题, 他告诉我说, 他与国内的协和医院和北京大学医学院等单位都有合作, 早就当了长江学者。

但是, 身在国外, 总结中国三十年的变化, 看到祖国的迅速强大和国内高等教育事业的坚定改革, 他的西方学术优势论也产生了动摇。他告诉我, 前几年国外的留学生回国, 回来后几天心理都不平衡。从前一起出国的人, 有的回去早几年, 就走到了很高的位置上, 被国家重点培养, 有的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但过了几天, 这种矛盾的心情也就过去了。为什么呢?他说, 我当时认为, 国内的学者真傻, 整天为祖国、为中华民族奋斗, 还有的中青年学者英年早逝, 这值得吗?人的奋斗的本质, 不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价值吗?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价值观中, 崇尚的是享受人生。在很多人看来, 人奋斗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钱?为了子女后代受到最好的教育?为了一家人能生活得更舒服?他说, 在这些地方, 他都做到了。在他所从事的科学领域里, 外国人能有的东西, 包括职称、头衔, 他都拿到了。外国教授在郊外有房子, 他也有。他的两个儿子还都上英国最好的大学, 这也让他骄傲。他现在还实现了游遍欧洲的计划, 已做完了他的梦。他说:“我已经没有人生的动力了。在国外就是这样, 人到了一定的阶段, 就没有业务奋斗的目标了。因为你什么都有了。”

国内的学者群体却抱有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国内高校的优秀学者, 提倡不断地奋斗, 持续地做研究, 一个接一个地出成绩, 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科学文化。他们秉承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 以道德文章兼济天下。在国外, 讲个人发展, 享受生活;在国内, 讲祖国发展, 事业传承。我对他说, 物质享受不等于精神满足, 在国内可以找到精神上失去的东西。因为是熟人, 就谈到这种触及灵魂的问题, 他照样坦诚地回答了我。但他的说法我却想也想不到。他说, 我大学还没毕业就出来了, 当时年龄小, 到了西方, 很快就被洗脑了, 讲享受, 讲生活, 不愿意再为祖国民族去奋斗, 还以为这些都是空口号。但是后来的留学生, 在国内大学毕了业, 或者念了研究生再出国的, 很多人取得了更大的成绩, 这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成熟, 知道自己要什么, 不要什么。国内高校的学者为了祖国的强大、民族的富强, 为了实现对西方科学研究水平的追赶, 在自己有了地位之后, 还要努力奋斗;自己挣钱多了之后, 还要开拓奋斗。他们并没有失去事业的动力, 没有失去人生的目标。我羡慕他们, 敬佩他们。但是我回不去了, 为什么呢?我变懒了。在国内高校, 要上班、开会、带学生, 我受不了。这场谈话推心置腹, 双方都有深的感触。我现在已经明白, 我对他的诧异, 是由我们几十年来生活在不同的精神世界中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