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费用粘性（精选5篇）
国内外费用粘性 篇1
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 作为管理会计的一种计算方法, 成本依据性态一般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半变动成本三种类型。而企业发生的成本大多属于半变动成本。半变动成本是指某一期间内成本随着业务量的变动而发生的非严格正比例的成本, 表达式为y=a+bx。对表达式y=a+bx两边同时对x求导, 则有:dy/dx=b。b是常数, 说明企业成本的边际变动与业务量的增减是呈对称性的, 与变动的方向无关。模型的过于简化导致其偏离了企业的实际成本状况, 意味着成本只能机械性的随着业务量的变化而变化, 并没有考虑到企业现有的生产能力、管理者决策等因素。Cooper和Kaplan (1992) 以及Noreen和Soderstrom (1997) 发现成本性态的传统模型与现实中企业成本管理的实际并不相符, 管理者的成本管理行为会使得成本的增减不随着业务量增减的变化而同比例变化, 与其变动方向相关, 即, 成本随着企业业务量增减的幅度是不对称的。传统模型假设成本与企业的业务量增减呈对称性, 而成本粘性否定了这一对称性, 对传统的成本性态模型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于是理论界开始对成本费用粘性进行深入的探究。
1 文献回顾
Banker等 (1993) 是最早发现费用的增减与业务量非对称变动的, 在对美国航空业的一次研究中发现其费用上升和下降的幅度与业务量变动的方向相关, 虽然没有正式阐述, 但已经预告了企业存在费用“粘性”的可能性。Anderson等 (2001) 在对美国上市公司的产品销售费用 (Cost of Good Sold) 进行研究后发现企业确实存在费用“粘性”。Anderson, Banker和Janakiraman (2003) 进一步通过对7629家美国上市公司1979~1998年的财务数据的实证研究, 发现企业销售和管理费用的变化确实存在不对称性。当企业的收入上升1%时, 销售管理费用增加0.55%, 而当收入减少1%时, 销售管理费用却只减少了0.35%, 这就证实了美国上市公司的费用随着收入上升和下降两个不同方向变化时呈现出不同比例的变化。ABJ (2003) 借用经济学中价格粘性的概念, 将这一现象称为费用“粘性” (sticky) , 首次明确提出了费用粘性的概念。Calleja, Steliaros, Thomas (2006) 则是利用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四个国家3500家公司的年度数据, 研究发现四个国家的费用都存在粘性, 收入每上升1%, 成本增加0.97%, 而收入每减少1%, 成本仅降低0.91%。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四个国家的费用“粘性”存在差别, 法国和德国的公司费用粘性水平高于英国和美国公司, 这可能因为不同国家企业治理系统和管理层监管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与国外研究学者相比, 国内目前关于成本费用粘性的研究相对较少。较早的是孙铮、刘浩通过292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研究了国内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粘性”行为, 得出的结果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 而且费用粘性强度比美国上市公司相比要大很多。而后他们又进一步从契约观、效率观以及机会主义观三个方面解释了费用粘性产生的原因。刘武 (2006)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1998~2005年度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 证实了我国企业费用“粘性”行为存在行业差异。数据结果显示费用粘性比较强的行业有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 最弱的是房地产业行业。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 (2007) 通过对2001~2005年度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时间范围与费用粘性也存在一定关联, 时间范围越长, 费用粘性反而越小。同时他们还证实了费用“粘性”与企业的业务量相关, 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费用粘性水平相对较高。万寿义和王红军 (2010) 则研究了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和公司治理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
2 费用粘性成因分析
由于成本与管理会计研究在数据获取方面比财务会计和公司财务研究要困难的多, 所以前者的实证研究也相对较少。而ABJ (2003) 的费用粘性研究正好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所以费用粘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探究, 本文梳理了学者们对费用粘性成因的分析观点后总结如下:
一是调整成本。该观点认为, 对于一个持续经营的企业来说, 大量的开支都不会是在发生的时候临时支出, 否则可能在需要资源的时候无法立刻获得。所以企业为了保证日常的正常经营通常会与资源供应者签订长期合约。而长期合约的调整成本较高, 一旦签订, 则不会轻易改变。成本费用粘性的产生正是管理者对这些承诺资源投入的结果。
Jaramillo (1993) 一文中指出, 调整成本的存在不仅使企业费用粘性与当期业务量变化有关, 而且还与企业现有的生产能力、对未来销售量预期的变化等相关。Banker, Byzalov and Plehn-Dojowich (2010) , hereinafter BBP (2010) 认为, 企业费用粘性和反粘性的产生归因于理性管理者对各种承诺资源调整的结果。面对不确定未来需求和高调整成本, 当销售量下降时, 管理者为了公司利润最大化会选择减少资源下降的幅度。Banker (2011) 也认为, 当企业的业务量下降时, 管理者需要决定是否保留多余承诺资源, 他们就会权衡继续持有多余承诺资源的滞留成本和立即减少承诺资源的调整成本的利弊问题。例如, 当业务量下降, 企业准备裁员时, 管理者需要考虑支付给被解雇员工的遣散费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而当将来企业需要增加人员时, 企业需要重新支付招聘以及新员工的培训费用。而大量的研究表明, 企业向下调整闲置资源的成本一般高于向上调整成本。因此, 企业的成本费用在业务量上升时增加的幅度往往高于业务量下降时的减少幅度, 形成了费用随企业业务量上升和下降变动幅度的非对称性, 即产生费用粘性。ABJ (2003) 的研究不仅证实了费用粘性的存在, 同时也发现, 依赖实物资产和人力资本的企业其减少闲置成本的调整成本要比那些依赖购买原材料的公司相比要高。
二是管理层预期。这种观点主要源于经济业务本身具有波动性致使管理层预期不同, 决策亦不同。当管理层对经济形势持乐观态度时, 即使当时销售量开始下滑, 他们也不会立刻减少闲置资源,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下滑只是短暂的, 如果当时减少这些资源需要更高的调整成本, 而当经济形势恢复时, 他们重新增加这些资源也需要额外的成本, 所以产生费用粘性。
ABJ (2003) 的研究表明, 如果企业连续两年都出现销售量下滑, 那么管理者之前对企业的乐观预期就会有所减弱, 费用粘性会随之降低;而在宏观经济增长期间, 管理者对未来的销售量的预期会比较乐观, 费用粘性也相应增强。Banker (2010) 则直接对管理层预期和企业费用粘性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研究结果表明, 当管理者对未来销售量不确定时, 调整成本的存在会使得管理人员在业务量上升时控制增加生产能力, 而在业务量下降时也会倾向于保留闲置资源。但是如果管理者对未来销售量的预期是乐观的, 那么在销售量下降时, 他们更愿意保留闲置资源, 由此强化了费用粘性;当管理者对未来销售量的预期是悲观的, 那么在销售量下滑时他们更愿意削减闲置成本, 由此弱化了费用粘性。henceforth BCM (2010) 和Ciftci and Mashruwala (2010) 认为, 在现实中, 管理者利用所有公开可用的信息来预测未来的需求, 然后做出决定。当面对销售量即将增长的格局时, 管理者对未来的销售持有乐观预期而对费用削减犹豫不决, 从而费用粘性发生。与此相反, 当管理人员面临销售下降的趋势时, 为未来的销售持有悲观预期, 那么就产生了反粘性。
三是管理层自利。由于两权分离, 管理人员在进行决策时存在自利行为, 这种自利行为往往会导致成本习性与企业的最优资源配置并不一致, 费用粘性也就由此产生。当业务量上升时, 自利的管理者为了构建自己的帝国, 一方面不断增加所能控制的资源;另一方面会大幅提高自身薪酬。而当业务量下降时, 管理人员一般既不愿意降低自身薪酬, 也不愿意大幅降低所控制的资源 (可能只是少量减少) , 以减少对自己今后工作的影响。
Calleja (2006) 对美、英、德、法四国企业的费用粘性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法、法两国的费用粘性比美、英两国要强, 作者认为原因可能是英国和美国的金融体系主要以资本市场为中心, 管理层更关注股东的利益, 而德法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中心, 管理层更加关注相关利益者的利益, 由此导致德法的成本粘性要强于英美。Chen (2008) 通过考察美国公众公司的公司治理对费用粘性产生的影响, 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越大、中外部董事比例越大、董事持有较多股份、CEO两职分离时, 公司治理的结果越好, 公司的成本粘性越弱。Dierynack and Renders (2009) 则通过研究比利时公司的公司盈余管理动机对费用粘性产生的影响, 发现那些管理动机比较强的公司 (准备披露微小利润) 成本粘性越弱。Kama and Weiss (2010) 指出, 目标盈余的动机会对企业费用粘性产生影响, 当企业面临盈利持续减少或即将亏损的巨大压力时, 费用粘性会有所降低。Chenet (2010) 认为, 管理层帝国构建动机会使企业的费用粘性增强, 而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则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的这种行为, 从而使费用粘性降低。他们采用公司持有的自由现金流量作为管理层帝国构建行为的代理变量, 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强度与费用粘性程度确实存在负相关关系。
3 费用粘性研究存在的不足
关于费用粘性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进行大量的研究,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也存在诸多不足: (1) 学者们一般都是以上市公司 (大企业) 为研究样本, 与非上市 (小企业) 相比, 上市公司一般规模较大、组织架构较复杂, 而中小企业在代理问题、融资难易程度上都不同于大企业, 所以由大企业作为样本得出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小企业, 也就是说, 现有的研究结论不一定具有普遍性。 (2) 市场竞争环境、法制环境等外界环境是否会对成本粘性产生存在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摘要：近年来, 费用粘性研究已成为热门话题。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研究文献, 对费用粘性的研究进程进行回顾, 对费用粘性的成因进行分析, 最后提出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我国未来可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费用粘性,文献回顾,成因分析
参考文献
[1]Anderson, M., Banker, R.and Janakiraman, S., 2003.Are selling,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costs“sticky” The Accounting Review1..
[2]Anderson, M., Banker, R., Huang R.and Janakiraman, S., 2007.Cost behavior and fundamental analyisis of SG&A costs.Journal of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Finance22.
[3]Banker, R.and Chen, L., 2006.Predicting earnings using a model based on cost variability and cost stickiness.The Accounting Revie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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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伟.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文献回顾与展望[J].会计研究, 2004 (12) .
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文献综述 篇2
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概念的提出是成本费用理论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学界对成本费用粘性存在性及特征、成本费用粘性影响因素以及成本费用粘性经济后果展开了大量研究。已有研究文献表明,不同国家及不同行业企业都存在成本费用粘性现象;宏观经济、法律制度、行业环境、公司治理、企业管理者能力及预期、生产经营状况等因素影响成本费用粘性,而成本费用粘性又会增加利润波动性。目前,对成本费用粘性特别是粘性影响因素研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本文从企业成本费用粘性存在性,粘性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等方面进行文献综述。为使粘性影响因素的综述更具内在逻辑性,本文从管理者特征及宏观经济环境、成本费用决策动机与企业内外部监管,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与行业环境这3方面对成本费用粘性影响因素进行综述。通过文献综述,本文认为,未来需要对以下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成本费用粘性经济后果;成本费用粘性分类信息与具体决策原因、动机的对应关系;成本费用粘性影响因素→成本费用粘性程度→成本费用粘性经济后果的综合研究。
二、成本费用粘性概念与特征
传统成本性态理论假设成本费用与业务量是一种线性关系,即成本费用变化与业务量变化相关,而与业务量增减变化方向无关。但Norren&Soderstrom(1997)发现,企业成本费用对收入上升的反应比对收入下降的反应更为敏感。Anderson、Banker&Janakiraman(以下简称ABJ)(2003)进一步研究发现,费用在业务量增加时的变化率大于在业务量减少时的变化率,并将此现象其定义为“费用粘性”。后来,大批学者研究表明,成本费用粘性现象广泛存在于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国家企业的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职工薪酬等各项成本费用中(Subramaniam、Weidenmier,2003;Calleja等,2006;孙铮、刘浩,2004;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2007;方军雄,2009),即成本费用粘性具有普遍性特征。成本费用粘性具有反转性特征,即随着时间间隔的延长,前期收入下降引起的成本费用粘性会逐渐变小甚至消失(ABJ,2003;孙铮、刘浩,2003;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2007;韩飞、刘益平,2010)。成本费用粘性还具有分层性特征,即小范围的业务量变化不会导致成本费用粘性现象,此时,成本费用与收入呈线性变化关系;当收入波动超过一定幅度后,成本费用粘性现象便出现了,并且随着收入变化幅度的增大而增大;但当收入变化幅度增加到一定程度后,成本费用粘性将逐渐减小(Subramanian&Weidenmier,2003;Calleja等,2006;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2007;韩飞、刘益平,2010)。
三、成本费用粘性理论
目前解释成本费用粘性形成原因的理论有:契约观、效率观、机会主义观(孙铮、刘浩,2004;边喜春,2004),调整成本、管理者乐观预期、代理问题(Banker et al.,2010;江伟、胡玉明,2011;王红军、杨琳琳,2011;涂柳媚,2014),以及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万寿义、王红军,2011)等。在成本费用研究文献中,认可度比较高是调整成本、管理者预期以及机会主义观三种理论。
(一)调整成本
成本费用变化反映了企业资源配置的调整,而调整资源配置一般会产生调整成本(ABJ,2003)。调整成本可分为涉及货币资金的调整成本和涉及心理因素的调整成本(Banker et al.,2011;万寿义、王红军,2011)。涉及货币资金的调整成本有:解聘员工支付的解约费用,处置资产的低价抛售损失和处置费用,未来业绩上升时招聘新员工的招聘费和培训费,以及购入新资产支付的运输费、安装费和采购费用(如采购人员的差旅费、订立合同费用)等。涉及心理因素的调整成本是指企业裁员及抛售资产等行为挫伤员工工作积极性所产生的损失。调整成本理论对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的解释是:当企业业务量下降时,管理者在权衡资源调整成本和闲置成本的基础上做出资源配置调整决策,若调整资源带来的成本大于维持资源所产生的费用,管理者则不会马上调整资源配置,从而形成成本费用粘性(Banker et al.,2010;江伟、胡玉明,2011;王红军、杨琳琳,2011;涂柳媚,2014等)。
(二)管理者预期
管理者预期理论对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的解释是:在业务量下降时,若管理者对企业产品未来销量持乐观态度,则会保留闲置资产,以避免削减现有资源可能导致的调整成本,从而增强企业成本费用粘性;若管理者对企业产品未来销量持悲观态度,则会削减闲置资产,从而减弱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甚至出现成本费用反粘性(ABJ,2003;Banker等,2010;王满、曹歌,2012;李粮、赵息,2012;Blue等,2013;Chen等,2015)。
(三)机会主义观
机会主义行为理论对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的解释是:在IPO上市、融资(如增股、配股、发行债券、银行借款)、避免盈余下降、管理者规避绩效考评损失、“洗大澡”盈余管理、“构建帝国主义”等一系列机会主义动机驱使下,管理者会利用信息不对称,调整资源配置及成本费用。这些行为可能会导致企业成本费用与收入的非对称变化,从而产生成本费用粘性或反粘性现象(孙铮、刘浩,2004;Kama、Weiss,2011;Chen、等2012;李粮、赵息,2013)。
四、成本费用粘性影响因素
根据以往文献研究结论,成本费用粘性影响因素有宏观经济、法律制度、行业等企业外部因素,也有公司治理、生产经营、管理者特征等企业内部因素。在上述因素中,宏观经济因素影响管理者预期等因素,法律制度、公司治理等因素影响和制约管理者决策动机等因素,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因素与行业环境因素都具有客观性。为了使成本费用粘性影响因素综述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性,本文从管理者特征及宏观经济环境、成本费用决策动机与企业内外部监管,以及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与行业环境方面对成本费用粘性影响因素进行综述。
(一)管理者特征及宏观经济环境
管理者是成本费用决策主体,管理者能力、过度自信以及未来预期等因素影响成本费用决策,进而影响成本费用粘性。已有研究表明,若管理者能力较低,当业务量下降时,管理者并非不愿意而是没有能力及时调整成本费用,从而导致成本费用粘性(孙铮、刘浩,2003)。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成本粘性成正相关关系(王娅婷、韩静,2014;梁上坤,2015),但在债务约束较强时,管理者过度自信并不会显著提高公司成本费用粘性(梁上坤,2015)。当管理者对未来市场持乐观态度时,会强化成本费用粘性;相反,当管理者对未来市场持悲观态度时,会弱化成本费用粘性,甚至出现成本费用反粘性(Banker et al.,2010;王满、曹歌,2012;李粮、赵息,2013等)。宏观经济状况影响管理者未来预期,进而影响企业成本费用粘性。已有研究表明,当宏观经济处于增长阶段时,管理者往往对未来持乐观预期,即使当期营业收入下降,也会认为该下降是暂时的而不削减资源投入,从而强化成本费用粘性;而当经济处于下降阶段时,管理者会认为当期营业收入下降不会是暂时的,缩减资源所发生的调整成本将小于维持闲置资源所带来的成本,因此会立即缩减资源,从而降低成本费用粘性水平(ABJ,2003)。不过,对我国数据研究表明,虽然经济增长可能会增强企业成本费用粘性,但检验结果不显著(孙铮、刘浩,2004;王满、曹歌,2012)。分行业研究表明,宏观经济增长增强了房地产行业成本费用粘性,但减弱了制造业、电煤水供应业、信息技术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业成本费用粘性(刘武,2006)。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产品需求及管理者应对决策,从而影响企业成本费用粘性。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往往会导致产品需求的不确定性。研究表明,在产品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管理者倾向于采用灵活的技术以降低调整成本,而调整成本低的企业能够及时调整成本费用,降低成本费用粘性水平。即产品需求不确定性能够降低成本费用粘性(Kama anddWeiss,2011)。但也有观点认为,在需求不确定情况下,企业为了减少未来需求增加所产生的资源紧缺成本和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而带来的机会成本,管理者倾向于维持较多的生产资源。因此,需求不确定性会增强成本粘性水平(Banker、Byzalov&Plehn-Dujowich,2014)。
(二)成本费用决策动机与企业内外部监管
管理者决策目标和动机影响成本费用决策方案的选择和实施,从而影响成本费用粘性水平。已有文献研究表明,管理者动机既可能增强企业成本费用粘性,也可能弱化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管理者规避损失和盈余下降(Dierynck、Renders,2009;Kama、Weiss,2011;王满、曹歌,2012;聂建平,2015)、保持盈余和业绩增长(Dierynck et al.,2012;李粮、赵息,2013)、继任管理层在上任当年提升业绩(车幼梅、陈煊,2013)等动机会削弱公司成本费用粘性。若高管激励以盈利为基础,则管理者会为了达到盈利目标,控制企业成本费用水平,从而降低企业成本费用粘性(Kama and Weiss,2013)。特别是,在报酬结构中,若短期报酬比例较高,为了追求短期利润,管理者会控制当期成本费用,从而导致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水平降低(Wiersma,2010;车幼梅、陈煊,2013)。但管理层扩张动机及“构建帝国主义”动机等却会增强企业成本费用粘性(Chen等,2012;穆林娟,2013)。盈余管理是管理者实现上述动机的手段之一,显然盈余管理会影响成本费用粘性(陈磊、宋乐、施丹,2012)。具体来说,管理层向上调节应计盈余行为会弱化企业成本费用粘性,而向下调节应计盈余行为会强化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江伟、吕喆,2013,江伟、胡玉明、吕喆,2015)。公司治理质量高以及监管力度大可减轻代理问题,制约成本费用决策过程中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成本费用粘性。研究文献表明,公司治理质量高,成本费用粘性水平低(Chen等,2008),公司治理水平与成本费用粘性呈负相关关系(Chen、Hai Lu&Sougiannis,2012)。以我国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公司治理结构与成本费用粘性关系进行研究,也得到如下结论:董事会规模适当、CEO与董事长两职分离、董事会成员中外部董事比例提高、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增加等都能降低公司成本费用粘性(万寿义、王红军,2011;王明虎、席彦群,2011;房曼重、杨凤,2013;,徐圣男,2013)。另外,由于民营企业对经营者监管力度大,民营控股企业成本费用粘性小于国有控股企业(万寿义、徐圣男,2012;刘媛媛、刘斌,2014)。中央国企比地方国企面临更多行政监管和社会舆论监督,民营企业比地方国企具有更好的公司治理效力,因此民营企业和中央企业相对于地方国企具有更低的高管薪酬粘性(方军雄,2009)。高质量的外部审计缓解了企业代理冲突,从而降低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成本费用粘性(罗宏、曾永良,2015),例如: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成本费用粘性显著低于非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但国内十大与国内非十大审计的公司,其成本费用粘性则不存在显著差异(梁上坤、陈冬、胡晓莉,2015)。政府制度通过诱导和约束成本费用决策行为来影响成本费用粘性。我国《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将考核结果直接与经营者薪酬挂钩,主要考核指标包括利润、以利润指标为基础的收益率、资产保值增值率等。研究文献表明,该办法实施后,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水平降低了。因为在该考核办法下,管理者会通过控制企业成本费用来提高企业利润,最终达到提高自身报酬的目的(曹晓雪、于长春、周泽将,2009)。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管理层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对企业成本粘性影响减弱(江伟、吕喆,2013)。原因是:一方面,新会计准则减少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操纵会计盈余的空间;另一方面,新会计准则规定上市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要计入“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而不再计入“管理费用”科目,这减少了管理层应计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管理费用账面数额变化,进而减少了由此而产生的费用粘性。国家法律制度也通过约束和监督成本费用决策行为来影响成本费用粘性。研究结论表明,相对于普通法系下的英美法律制度,法典法系下的法德法律制度更注重保护劳动者利益,公司解雇员工成本更高昂。因此,当营业收入下降时,法德两国企业倾向于保留资源以避免削减资源所带来的调整成本;而英美两国企业倾向于削减资源,或者是不签订在收入下降时可能加重企业负担的合同。法律制度对劳动者保护力度差异导致法德两国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水平高于英美两国企业(Calleja、Steliaros&Thomas,2006)。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中19个国家数据为样本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工资议价能力越高,雇员保护法案越严格,该国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程度越高;而集体谈判时工人集中度越高、协调能力越强,失业救济金越高,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程度越低(Banker&Chen,2006)。我国《劳动合同法》增强了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大大提高了企业裁减员工成本,这将减少企业业务量下降时裁减员工的规模,从而增强了企业薪酬粘性(刘媛媛、刘斌,2014)。企业生产经营模式影响资产和劳动密集度,而资产和劳动密集度通过调整成本影响成本费用粘性。研究文献表明,存货、固定成本等资产密集度高、劳动力密集度高的企业,其资源配置调整成本较高(Subramaniam&Weidenmier,2003)。当业务下降时,企业难以向下调整成本费用,从而导致较高的成本费用粘性水平,即企业资产密集度和劳动力密集度与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程度呈正相关关系(ABJ,2003;Calleja等,2006)。对银行数据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即固定成本比重大的银行,成本粘性水平高(Porporato,2010)。核心竞争力部门调整成本高于非核心竞争力部门,因此处于核心竞争力部门的成本费用粘性水平高于非核心竞争力部门(Balakrishnan&Gruca,2008)。
(三)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与行业环境
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反映产能利用率,而产能利用率是收入变化时影响资源增减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也会影响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水平。文献表明,产能利用充分的企业成本费用粘性大,而产能过剩的企业成本费用粘性小(Balakrishnan、Petersen&Soderstrom,2004;常琳琳,2013),甚至可能出现成本费用反粘性(常琳琳,2013)。这是因为:对于产能利用充分的企业,当业务量增加时,现有产能难以满足增长需要,需要增加资源投入;而当业务量下降时,则正好缓解了企业产能紧缺问题,不需要减少资源投入,这使得业务量增加时成本费用增加幅度大于业务量减少时成本费用减少幅度,形成成本费用粘性。相反,对于产能过剩的企业,当业务量增加时,现有产能能满足业务量增长需要,不需要增加资源投入;而业务量下降时,企业会出现更多的闲置产能,促使企业大幅削减现有资源,这使得业务量增加时成本费用增加幅度小于业务量减少时成本费用减少幅度,形成成本费用反粘性。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一般会反映到自由现金流中,而自由现金流也会影响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文献表明,自由现金流越多,企业成本费用粘性越高(Chen、Hai Lu&Sougiannis,2008;Banker等,2011;王明虎、席彦群,2011)。其原因是: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多,经营者可能过度投资或增加在职消费以增加自身效用,或者企业没有降低成本费用支出的压力导致管理者没有向下调整成本费用的动力。不同行业成本费用粘性程度不同(Subramaniam&Weidenmier,2003;刘武,2004;孔玉生、朱乃平、孔庆根,2007;王满,刘水,石瑞,2014等)。制造业存货和固定资产水平高,其成本费用粘性水平较高,而商贸业固定资产比重较小,其成本费用粘性水平较低(Subramaniam&Weidenmier,2003)。由上述可知,行业资产密集度差异可能是导致行业成本费用粘性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市场竞争强度与成本费用粘性呈正相关关系(Anderson、Chen,2005)。因为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大幅度缩减关键部门成本费用会对公司竞争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因此,为了保持竞争力,即使这些部门营业收入大幅下降,其成本费用开支也不会被降低。但利用我国企业数据的研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行业竞争可以抑制成本费用粘性(梁上坤、董宣君,2013),寡头市场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显著强于垄断竞争市场的企业(刘晋、赵丽萍,2015)。其解释是:处于竞争激烈行业的企业利润率低,一旦经营收入减少,管理者会更愿意降低资源投入和成本费用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从而使得成本费用粘性降低。由上述可知,行业市场竞争强度差异可能是导致行业成本费用粘性差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五、成本费用粘性的经济后果
(一)增大企业利润波动性
企业存在成本费用粘性意味着当业务量减少,收入下降时,成本费用只是小幅下降,从而导致单位成本增加,企业利润更大幅度地下降。即成本费用粘性放大了收入下降所导致的企业盈余下降幅度(Weiss,2010)。假设:存在成本费用粘性、反粘性和无粘性三种情况,无论业务量怎样变化,三种情况的营业收入始终相同;在收入增加时,三种情况成本费用增量相同,但在收入减少时,成本费用粘性企业的成本费用减少幅度最小,反粘性企业的成本费用减少幅度最大,无粘性企业的成本费用变化与收入变化呈线性关系。在上述假设条件下,成本费用粘性与企业利润关系可用图1直观表示(DannWeiss,2010)。在图1中,横坐标代表企业业务量,纵坐标代表企业利润水平,线段CEF、AEF、BEF分别代表成本费用粘性、反粘性及无粘性公司利润与业务量的关系。由图可知,在业务量由So下降到Sd时,成本费用粘性企业利润变化幅度大于无粘性及反粘性公司利润变化幅度(如图:DC>DB>DA),即成本费用粘性增大了企业业务量下降时的利润波动性。
(二)影响分析师预测准确性
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增加了企业利润变动幅度,即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增加了企业未来利润的不确定性。而利润的不确定性会增加分析师盈余预测的难度,降低盈余预测的准确性(Dan Weiss,2010)。从理论上讲,若分析师认识到成本费用粘性对企业盈余预测的影响,并在盈余预测时排除该影响,则可提高其盈余预测的准确性。已有文献研究表明,以成本为基础构建的盈余预测模型(CVCS)比ROE盈余预测模型、OPINC盈余预测模型和CASH盈余预测模型具有更高盈利预测准确性,并能提供更丰富的信息(Banker、Chen,2006、苏文兵、李心合、段治翔,2012)。这表明,考虑了成本费用粘性之后的盈余预测模型(CVCS)确实能提高企业盈余预测的准确性,同时也验证了“成本费用粘性会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这一判断。由于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分析师不愿意对高成本费用粘性企业展开盈余预测(Dan Weiss,2010),投资者也降低了对这类企业盈余预测的依赖程度,即资本市场对这类企业的盈利预测反应较弱(Dan Weiss,2010;吕晶晶,2012)。
六、研究述评与未来研究展望
在研究成本费用理论中,管理经济学中的短期与长期成本理论、管理会计中的成本费用性态理论都假设成本费用与收入成某种函数关系,成本费用变化仅仅是收入变化的函数“输出”结果,因此通过成本费用变化难以观察成本费用决策行为。而成本费用粘性概念的提出为企业外部人观察和探讨企业成本费用管理决策行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拓展了成本费用的研究领域(Anderson、Lanen,2007;江伟、胡玉明,2011)。但已有文献几乎只研究了上市公司的成本费用粘性情况,然而非上市公司在各方面都与上市公司存在显著的区别,因此,对上市公司的成本费用粘性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江伟、胡玉明,2011;涂柳媚,2014)。而且并非所有的成本费用都具有粘性(Malik,2012;苏捷、苏宁、周莉,2012;李粮、宋振康,2013),在考察成本费用粘性时不应该用营业成本或者销管费用等这些大的成本费用项目,而应对其细分项目进行考察,以发现到底是哪些具体的成本费用项目导致粘性的存在。对于成本费用粘性信息的利用,其高低并不是评判企业经营好坏的定性标准,不同行业特征、地域特征、不同资产规模、不同发展路径、发展阶段都会对公司的成本费用策略产生影响,进而导致成本费用粘性水平的差异(李粮、宋振康,2013;马永强、张泽南,2013)。然而,究竟何种费用粘性水平对企业来说是最合适的,如何建立有效的成本费用计划、预警与控制系统、正确评价管理者业绩并对其实施有效的激励、以及提高盈余预测的准确性等,需要学界的进一步研究(王红军、杨琳琳,2011;李粮、宋振康,2013;武张鑫、李跃文,2014)。除上述之外,已有文献对成本费用粘性的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
以往成本费用粘性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检验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性和成本费用粘性形成原因,而对成本费用粘性经济后果研究取得的成果较少,且主要集中在成本费用粘性对分析师盈余预测方面的影响。对此,成本费用粘性的经济后果需要学界的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只有了解成本费用粘性的经济后果,才能拓展成本费用粘性理论的应用。
成本费用粘性为企业外部人观察和探讨企业成本费用管理决策行为提供了一个新途径,因此,成本费用粘性概念的提出是成本费用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但由于成本费用粘性是众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企业外部人难以根据成本费用粘性信息推断形成企业成本费用粘性的具体原因,也就难以判断企业成本费用决策的具体行为,从而难以衡量企业管理者的经营业绩。对此,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成本费用粘性分类信息与决策具体原因、动机”的对应关系,以使企业外部人能通过成本费用粘性观察企业成本费用管理决策行为,并据以考察管理者的经营业绩。
费用粘性研究现状综述及未来展望 篇3
(一)成本、费用粘性的基本特征
Anderson et al.(2003) 通过大样本数据证实了费用粘性的存在, 研究发现销售收入每增加1%,SG&A增加0.55%;销售收入每减少1%,SG&A仅减少0.35%,这说明美国上市公司在业务量不同方向等额变化时,SG&A的边际变化率不对称, 并首次明确提出了费用粘性这一概念。 在Anderson的研究之后,有学者发现了美国上市公司的SG&A、CGS(costs of good sold)和总费用 (SG&A+CGS)均存在粘性行为 ,并提供了经验证据。
Calleja et al. (2006)、Subramaniam and Weidenmier (2003)和Balakrishnan and Gruca(2008)等人发现费用粘性存在差异性,并将这些差异归纳为国别差异、行业差异和部门差异。 研究结果还发现企业的费用粘性行为具有两大特征— 反转性和反向性。 反转性是指费用粘性行为会在以后的期间内出现反转,即费用粘性程度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减弱甚至消失。 反向性是指费用粘性水平与业务量下降幅度呈现反向变化关系,业务量下降的幅度越大,费用粘性水平反而会降低。
Anderson和Lanen (2007,2009) 采用Anderson,Banker和Janakiraman (2003) 的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 , 结果发现 , 当剔除那些费用的变动与销售量变动不同方向的样本之后,企业的费用粘性会大大弱化,甚至出现反粘性(anti-sticky)的现象, 这无疑激起了学者对于费用粘性存在性的质疑。 随后, Banker et al. (2010a) 对Anderson和Lanen (2007,2009) 所提出的样本选取问题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当管理者对未来的预期比较悲观时,企业就存在费用反粘性的可能性,粘性和反粘性并不是一个孰对孰错、孰真孰假的命题,而是在不同条件下费用行为的不同表现。
(二)成本、费用粘性的成因
1.资源调整的成本 。 Banker et al.(2011)研究发现 ,经理人员在面对公司业务量下滑的情况时,必须做出是否保留多余约束性资源的决策,而影响经理人员决策结果的主要因素则是继续持有多余约束性资源的滞留成本大小(闲置生产能力成本)和立即削减约束性资源的调整成本大小。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立即削减约束性资源的调整成本较高。 因此, Banker认为 ,当企业产品或服务的销售业务量下降时 ,立即削减约束性资源的费用越大,经理人员越可能继续持有现有的约束性资源,而不会立即调整自身控制的过剩资源,这就导致了费用粘性行为的产生。 为了克服资源调整成本可度量性差的困难,达到实证检验资源调整成本与费用粘性相关性的目的,Anderson et al.(2003)选用了资本密集度和员工密集度作为资源调整成本的替代变量,发现资本密集度和员工密集度与费用粘性行为正相关,公司的资本密集度和员工密集度越高,SG&A粘性的程度越强。Kama and Weiss(2010)认为,如果经理人判断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较大,他们将采取灵活的技术来降低资源的调整成本, 从而降低企业的费用粘性水平, 实验分析 了1979—2006年11758家上市公 司的营业 成本性态,发现营业成本的粘性程度随着市场需求风险的增大而降低。
2.管理层的预期 。 如果经理层预计业务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是下降的,即对未来持悲观预期,他们会果断地削减更多的约束性资源,这将会降低费用粘性程度;如果经理层认为公司业务量的下降只是暂时的,即对未来持乐观预期,他们就不会做出立即削减约束性资源的决策,而是继续保留闲置生产能力, 这就会提高费用粘性水平。 Anderson et al.(2003) 以连续两期销售收入是否持续减少和GNP增长率作为管理层预期的替代变量,发现如果公司连续两期销售收入持续走低,SG&A粘性程度相对较低,而宏观经济增长较快时 ,SG&A费用粘性 水平相对 较高 。 Subramaniam and Weidenmier (2003)、Banker and Chen (2006) 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3.管理层的自利行为 。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代理问题是两权分离的必然结果, 由于经理人和投资者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代理冲突,从而经理人不可能完全按照投资者的利益行事。 Anderson et al.(2003)发现,自利的经理人在面对市场需求变动时, 既不愿意减少自己的薪酬, 也不愿意削减自己所能控制的资源,因此做出了保留闲置约束性资 源的决策 , 最终导致 费用粘性 的发生 。 Chen et al. (2010)认为 ,构建管理层帝国的动机会增加费用粘性程度 , 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有效地抑制管理层的帝国构建行为,从而降低费用粘性程度。 自利动机导致管理层在面临业务量下降情况时继续保留过剩的生产能力,维护自身所能控制的资源;自利动机驱使管理层在业务量上升时倾向于获取更多实际上并不需要的资源,扩大控制的资源量。 研究运用公司持有的自由现金流量作为管理层帝国构建行为的代理变量, 证明了公司治理强度与费用粘性程度负相关。 Kama and Weiss(2010)研究发现 ,当管理层蓄意避免亏损或受到盈余持续减少的巨大压力时,企业的营业成本粘性水平有所降低,这是为满足目标盈余的动机降低了成本粘性程度。
二、我国成本、费用粘性研究现状
(一 )成本 、费用粘性存在的客观性
国内最早 关注费用 粘性行为 的学者是 孙铮 、 刘浩 (2004)。 他们指出费用 “粘性 ”是费用随着业务量的变化而变化时,其边际变化率在不同的业务量变化方向上具有不对称性 , 并且通过 对1995年12月31日前上市 的292家公司从1994—200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了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着费用“粘性”:当销售收入增长1%,费用增长0.5597%;当销售收入减少1%的时候, 费用仅降低0.0578%。 孔玉生等 (2007) 通过对我国927家A股上市公司2001—2005年的数据 测试发现,营业收入增加1%,营业成本增加1.0375%;营业收入减少1%,营业成本减少0.9093%,这证明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确存在费用粘性。
(二)成本、费用粘性的影响因素
成本、费用粘性的影响因素,大体可分为外部环境、公司属性和公司治理三个方面:
在外部环境方面,孙铮、刘浩(2004)最早提出了宏观经济增长和资本的密集程度可能影响费用粘性,根据数据分析得出这两个变量均对费用“粘性”的增强有所贡献,但在一个时间跨度较小、非市场性因素较多的市场中,上市公司的费用行为还相当不一致;刘彦文、王玉刚等(2007)在孙铮的基础上发现了历史费用对费用粘性有增强的效果; 龚启辉等 (2010)则从地区要素市场发育角度进行研究 ,发现了地区市场发育水平越高,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的成本粘性都会越小,但对国有控股公司的影响更大。
在公司属性方面,孔玉生等(2007)则选择了资本密集程度、劳动力密集程度、负债水平、营运资本率、净资产收益率这五个指标替代公司属性进行了研究, 发现当收入增加时, 资本密集程度较高、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公司成本粘性并不增加;当收入下降时,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公司成本粘性不太明显, 而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公司成本表现出显著的粘性,没有证据表明负债水平、营运资本、净资产收益率影响成本粘性水平。
在公司治理方面,马景涛(2008)发现股权集中度和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大小与费用粘性成负相关关系。 万寿义等(2011)验证了制造业上市公司管理层自利行为和销管费用粘性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而两职 (董事会主席和CEO)分离可以有效控制销管费用粘性水平 。 王明虎 、席彦群等则探讨了公司自由现金流量与费用粘性的关系,发现在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时,自由现金流量与费用粘性正相关;在营业收入减少时,自由现金流量与费用粘性负相关。
(三)成本费用粘性的成因
对于费用粘性的成因,孙铮等(2004)归纳为三种学说, 即“契约观”、“效率观”和“机会主义观”,与边喜春(2005)的观点一致。 在企业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上述三种理论往往会交叉在一起而发挥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相互排斥,并且也很难明确界定到底是哪个理论在起作用。
(四)不同行业的成本费用粘性的比较分析
孔玉生等(2007)采用了证监会将全行业分为9类来分析成本粘性与行业的关系, 发现了建筑业的成本粘性最大,农林牧渔业和采掘业的成本粘性也较大,房地产业、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的成本粘性较低,交通运输业、水电煤气生产及供应和批零贸易业不存在成本粘性。 而刘武(2006)则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他选取了沪深A股上市公司1998—2005年企业的年度财务数据并将上市公司分为制造业、 电煤水供应业、信息技术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房地产业五个行业,发现“粘性”行为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性: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业均呈现出较强的费用“粘性”行为,而房地产业、电煤水业及批发零售贸易业等行业的费用粘性行为却并不显著 ,甚至出现 了费用的 “反粘性 ”现象 ;当企业销 售收入下 降幅度在 [-0.3, -0.05 ] 范围内时 , 在上述五类行业中表现出费用 “ 粘性”行为的行业最多且程度最强,但这几种行业间粘性程度的差异较大,如房地产业和电煤水供应业在各个区间均不存在费用“粘性”行为,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制造业等在所有区间内都呈现出费用“粘性”行为;宏观经济增长对上述四类行业的费用“粘性”程度具有减弱作用,惟对房地产业的费用“粘性”程度起增强作用。 在宏观经济增长与销售收入下降幅度的协同作用下,制造业、信息技术业和电煤水供应业三个行业与批发零售贸易业、房地产业表现出不同的费用“粘性”行为,表明企业费用“粘性”行为既存在一些行业的趋同性,也存在着行业差异性。
此外,曹晓雪等(2009)结合2004—2006年中央企业负责人第一任期业绩考核这一制度背景,其研究结果证明了中央企业上市公司费用“粘性”在2004年前后存在显著差异,2003年考核办法出台后,费用“粘性”降低了。陈灿平(2008)就基于地区经济生态差异视角专门研究了企业费用粘性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现东部企业费用粘性行为最弱,中部次之,而西部最强。 谢利人等(2009)对保险公司的成本费用粘性做了分析,发现保险公司并不具有成本费用的粘性特征。
以上论述表明,随着Anderson(2003)的开创性研究,对费用粘性行为的探讨不仅成为了成本与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成为了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交叉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正确认识费用“粘性”行为不仅有助于揭示企业成本管理行为这一“黑箱”,还能为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建立起一座桥梁。 但应意识到,我们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1) 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样本绝大多数是公众公司,公众公司的规模一般比较大,而中小企业在成本调整决策的能力和速度以及代理问题等方面与公众公司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基于公众公司(大企业)研究得到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非公众公司(中小企业),即国内外现有的研究结论不一定具有一般性;(2) 在对费用粘性的决定因素或成因进行分析时, 学者们多通过规范研究的方法来进行论述,可以更多地尝试采用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研究。
三、研究展望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成本以及费用的认识局限于管理成本中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的成本性态分类,忽略了这一分类的相关假设只能在一定范围上成立的事实。 随后的一些新的成本方法更是建立在成本与作业量线性相关的基础上,如作业成本法等。 如果费用是存在粘性行为的,以后在思考成本、 费用与业务量、作业量或者其他因素的关系时会有更加准确的思考结果。
国内外费用粘性 篇4
Jensen and Mecking (1976) 指出代理问题的产生, 会导致权益代理成本与负债代理成本两类负担。代理问题衍生的代理成本会降低公司价值, 损害股东权益, 如何适当地控制代理成本来提升公司价值, 便与公司的发展紧密相关。而公司治理机制的存在就是为了要防范及降低代理成本的发生, 目的是为了让公司投资者及契约相关利害关系人都能拥有监督公司内部管理者的管道, 并且获得合理和公平的对待。综上所述, 公司监理机制设立之目的在于化解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并以股东财富极大化的目标努力。
如果把多种不同形式的代理问题都考虑在内, 公司治理就有了新的并且是更加广泛的意义。正如Denis and Mc Connell (2003) 所讲, ”…公司治理是企业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的总和, 它们可促使那些追逐个人利益的公司控制者 (他们决定公司的运作) 所作出的决策能以公司所有者 (企业的出资者) 的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另外, 美国教师养老基金公司 (TIAA-CREF) 把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治理是一种制度的集合, 这些制度能使得股东的利益与那些管理公司事务的董事会和管理层的利益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
1. 研究假说与模型
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是高管报酬、股权结构、董事会三种机制。
根据代理理论, 合理的薪酬制度是确保管理层能够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种机制。激励管理者的方法包括以股票价格的表现和各种业绩指标为基准的评估方法。虽然大多数的实证研究都受到了资料方面的限制, 但仍有研究结果表明, 在美国、德国和日本, 管理者的薪酬与公司的经营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 高管人员的报酬 (年薪收入、持股收入等) 往往比较少, 而在职消费、额外津贴等控制权收益则构成高管人员报酬的主要部分。因此难以取得高管人员的真实报酬数据, 由于这种数据的限制, 本文没有研究销管费用“粘性”与高管报酬之间的关系。
同样, 理论研究认为高管人员拥有的公司股权比例越高, 其越有动力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 提高企业的价值 (Jensen和Meckling, 1976;Shleifer和Vishny, 1986) , 因而高管人员持股比例会影响公司多元化程度。然而, 由于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所持有的股份往往是一种福利制度安排, 是内部职工持股的一个组成部分, 并不是一项单独的激励制度安排, 也没有独立的运行机制和体制保障。因此其并不能起到激励的作用 (魏刚, 2000) 。同时,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往往很低, 2002年年报披露有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其董事长或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而在持股的上市公司中, 董事长的持股比例均值仅为0.282%, 总经理为0.155% (周建波, 2004) 。如此低的持股比例, 根本无法把高管人员的利益与股东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因而预期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对公司的销管费用“粘性”影响很小。因此本文的重点是研究股权结构、董事会与销管费用“粘性”的关系。
(1) 股权结构
从理论上讲, 股权分散后, 会引致股东在监督经营者时产生“搭便车”问题, 而持有上市公司较大比例股份的股东, 为保护自身利益其有必要对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进行监督, 从而成为高管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约束机制 (Shleifer和Vishy, 1997) 。因而预期股权集中度与销管费用“粘性”有负相关关系。
假说一:股权集中度越高, 销管费用“粘性”越低。
(2) 董事会
董事会是公司治理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Fama和Jensen (1983) 认为董事会是代表股东行使决策控制权, 并负责对高管人员的选拔、监督和考核的重要机构。因此一个独立、有效运作的董事会对于制约高管人员机会主义行为至关重要。本文主要关注独立董事制度对销管费用“粘性”的影响。
自从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后, 学者开始关注独立董事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白重恩等 (2005) 研究了外部董事比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他们发现, 外部董事所占比例的提高将有助于企业的市场价值, 并且在5%的显着水平上显着。吴淑琨、刘忠明、范建强 (2001) 以516家上市公司董事会数据研究了非执行董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他们发现, 非执行董事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这些研究表明, 董事会的独立性对于减轻代理成本有一定作用。
因此我们提出:
假说二: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越高, 销管费用“粘性”越低。
本研究参考相关之文献, 并针对研究目的选取适当的变量, 兹将本研究所使用的变量定义, 衡量方法及研究模型Ⅰ加以说明如下。
SG&Ai, t:第i家公司第t期的销管费用。
sales i, t:第i家公司第t期的主营业务收入净额。
εi, t:第i家公司于第t期的残差。
本研究模型中虚拟变量Di, t, 为区别“本期主营业务收入净额是否较前期增加或是减少”的虚拟变量, 当第i家公司第t期的主营业务收入净额相对于第t-1期为减少时, 其值为1;增加时其值为0。引进Di, t与营业收入变动比率对数之乘积项的目的在于检验销管费用是否具有“粘性”以及“粘性”的大小。当主营业务收入净额较前一期增加时, 如果单位营业收入的增加所导致销管费用增加的幅度大于当主营业务收入净额较前一期减少时, 单位营业收入的变动所导致销管费用增加的幅度。
本模型中CG指公司变量特征, 我们分别以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ractown) 、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 (indra) 取代CG, 以验证股权结构和董事会构成对费用“粘性”的影响。
本研究模型估计系数的预期符号整理如表1所示:
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1) 治理变量的选择
实证研究选择以下二个治理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量 (ractown) 和独立董事比例 (indra) 。
(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使用的数据涵盖了上海与深圳股票交易所的所有上市公司。数据来源为中国股市和财务研究数据库 (CSMAR)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将模型Ⅰ中的CG分别代以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 我们可验证股权结构和董事会构成对销管理费用“粘性”的影响。实证结果可见表表2和表3。
1.t-值中以*表示10%显着水平, **表示5%显着水平, ***表示1%显着水平。
1.t-值中以*表示10%显着水平, **表示5%显着水平, ***表示1%显着水平。
在两张表中, β3都显着为正, 意味着第一大股东较大的持股比例越高和董事会中较大的独立董事比例能够有效抑制销管费用“粘性”现象, 这表明较好的公司治理的确有降低销管费用“粘性”的作用。
二、研究结论
公司治理好的公司, 公司的代理问题会减少, 会降低公司的费用粘性。自从亚洲金融风暴以来, 公司治理逐渐受到各界的重视, 美国在2001年爆发Enron、World Com等企业丑闻以后, 促使各界更重视公司治理和高阶主管薪酬的问题。薪酬计划为缓和公司经理人和股东间代理问题的一个常用机制。一个有效的薪酬计划能使经理人和股东利益趋于一致, 以缓和公司经理人和股东间的代理问题, 对员工产生正面激励效果, 并提升公司未来经营绩效和股东价值。但是给予无效的薪酬计划, 反而导致更严重的代理问题, 如经理人图利自己订定过度薪酬、财务报表舞弊与盈余操纵等。
摘要：本研究采用Anderson Banker Janakiraman (2003) 的分析模式, 以销货收入为观察变量, 探讨销管费用是否具有粘性。公司治理好的公司, 公司的代理问题会减少, 会降低公司的费用粘性。
关键词：销管费用粘性,代理理论,公司治理
参考文献
[1]白重恩刘俏陆洲宋敏张俊喜:2005: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2]魏刚:2000: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经济研究, 第3期
[3]Anderson, M.C., Rajiv D.Banker, and Surya N.Janakiraman.2003
[4]Are selling,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 cost“s sticky”-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41 (March) :47～63
[5]Fama, E.F., and M.Jensen.1983.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26:301～325
[6]Jensen, M.C.and W.H.Mecking., 1976, Theory of the firm:management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3, 305～360
国内外费用粘性 篇5
费用粘性是由于经济活动不同方向变化而产生费用的不对称行为,即在业务量增加时费用增加的速度要大于业务量减少时的费用减少量。费用粘性在会计和经济研究中都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费用粘性反应了企业的资产运营效率。现有关费用粘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影响因素的研究,但有关盈余管理、内部控制与费用粘性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很少。本文试图研究盈余管理、内部控制与费用粘性的关系,以及两者对费用粘性的共同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在上海市和江苏、浙江、安徽三省部分城市范围内,由以上海为核心、联系紧密的多个城市组成,主要分布于国家“两横三纵”城市化格局的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主要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以及安徽省部分城市共26市。基于此,本文拟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相应结论。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以往研究表明,费用粘性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种,第一,调整成本(Anderson,2003)。这种观点较好地解释短期成本粘性以及特定国家、行业与企业成本粘性的现象。Anderson(2003)表明只有营业收入在减少时才会干扰成本费用管理行为。而Banker等(2008)认为管理层不仅在营业收入减少时干预成本费用管理行为,在营业收入增加时同时存在这种行为。第二,管理者乐观(Banker,2008)。管理者如果对未来预期乐观,即使业务量下降,也会被管理层认为是暂时的,因此不会大幅减少销管费用。李梁、赵息(2013)研究发现,管理层对未来业务量预期乐观时,费用粘性因此出现,并且随着客观预期程度的增强而增强,反之,若管理层预期悲观,则费用粘性并不明显。Banker等(2014)进一步分析了前期营业收入的变化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当前期营业收入增加时,费用粘性也在增加,反之则出现粘性的反转。他们的研究表明,费用粘性不仅受到管理层对未来的预期,同时也受到前期收入变化的影响。第三,代理成本(Chen,2008;万寿义、王红军,2011)。由于管理层的自利行为,往往会导致企业的费用支出与其本身最优资源配置不一致,在业务量下降的情况下,管理层不愿意减少自身的薪酬,也不愿意放弃自身控制的资源,费用粘性由此产生。代理成本成为成本费用粘性研究的主流。与此相关的有dierynck(2012)的研究,他从盈余管理的视角出发,发现具有扭亏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成本粘性相对较弱。这三种因素相互补充,共同影响一个企业的成本费用粘性。
从费用粘性产生的原因来看,内部控制应该会对其有所抑制。首先,内部控制可以从其制度安排方面限制管理层的自利行为,防止管理层滥用权力,从而降低企业的费用粘性;其次,良好内部控制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从而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使得企业不再盲目持有过多资源。周超(2014)以2009-2012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与费用粘性的关系,结果发现,内部控制确实可以抑制费用粘性。韩岚岚、马元驹(2015)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与费用粘性的关系,结果发现内部控制与费用粘性负相关,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企业的费用粘性。牟韶红等(2015)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好的公司,成本费用粘性越低,在控制收入变动幅度或区别成本费用变动方向后,结果仍成立。以往的研究可以证明,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的一种管理职能,在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能够降低企业的费用粘性,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1:
H1: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降低企业的费用粘性。
由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原因,管理层可能因为客观预期而维持现有资源,而在实现利润的动机下尽量节约成本,这样的盈余操纵会抑制费用粘性。同时,如果管理层面临盈余的压力,在销售下降时,公司费用粘性更低。Anderson(2003)研究发现随着时间跨度延长,成本粘性会出现反转。我国上市公司出于避免退市的动机,会在亏损当年向下调整盈余,在实现扭亏的当年通过向上的盈余管理进行调整。Weiss(2013)研究发现费用粘性受到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的影响,同时分析师的预测作用也不容忽视,公司为了达到业绩目标和分析师的预测,对成本的操控很可能不再单纯表现出粘性,这样的动机可能会抑制费用粘性,甚至出现反粘性。陈磊等(2012)发现现有研究很多都忽略了管理层的主观动机,特别是盈余管理动机,费用粘性因此被高估。江伟(2015)实证研究了应计盈余管理对费用粘性的影响,当企业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时,会减弱企业的费用粘性,当企业向下调节盈余时,费用粘性会加大。以往的研究表明了正向盈余管理会使企业出现“反粘性”,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2:
H2: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会降低企业的费用粘性,甚至出现粘性的反转。
根据以上两个假设,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与正向盈余管理都可以抑制企业的费用粘性。因此,我们这里考虑两者对费用粘性的共同影响。当企业具有正向盈余管理动机时,管理层更多关注当期的盈余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可能通过应计项目的调整或构造真实交易达到当期的盈余目标,而这则与企业的内部控制目标相背离。同时,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动机使得管理层更多关注自身利益,避免薪酬的下降和被解雇的危机,此时,内部控制的作用大打折扣。周超(2014)将样本分为具有扭亏动机和不具有扭亏动机两组,实证检验了内部控制与费用粘性的关系,结果发现,管理层扭亏的盈余动机会降低内部控制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基于此,文章提出假设3:
H3: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会弱化内部控制对企业的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
三、变量定义与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
1. 费用粘性的度量。
根据以往文献,费用粘性一般涉及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文章用当年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与上年之比的对数来表示销管费用的变化率,用ln(EXPi,t/EXPi,t-1)表示。ln(REVi,t/REVi,t-1)表示营业收入变化百分比。Dummy为虚拟变量,表示营业收入的减少,若当年营业收入小于上年取1,否则取0。
2. 内部控制的度量。
文章选用“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评价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本文对内部控制指数取对数。
3. 盈余管理的度量。
当公司盈余刚超过盈亏临界点时,其管理层具有避免亏损的盈余管理动机,此时进行正向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将净资产收益率介于0-1%之间的公司定义为具有正向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该变量为虚拟变量,当ROE在0-1%之间时,EM等于1,否则,EM等于0.
4. 其他控制变。
张咏梅、于英(2016)在研究费用粘性时指出,将劳动力密集度、资本密集度作为控制变量时有其缺陷性。因此,本文在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选择每股盈余(EPS)、资产负债率(LEV)、流动比率(CR)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参照下表1:
(二)研究设计
本文首先验证费用粘性的存在,其次检验正向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与费用粘性的关系,再次检验内部控制对费用粘性的作用,最后检验真实盈余管理与内部控制对费用粘性的共同作用,基于此,本文借鉴Anderson et al.(2003)的研究方法,构建以下模型检验上述假设。
1. 企业费用粘性是否存在的检验模型
模型(1)为文章研究的基本模型,模型(2)为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的模型。
2. 内部控制是否与费用粘性有关的检验模型
为验证假设2,我们将样本公司分为具有正向盈余管理动机和不具有正向盈余管理动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比较其差别。
为了验证假设3,考察内部控制质量在不同盈余动机下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我们利用模型(3)分别对具有正向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和不具有正向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查看系数,确定内部控制在不同管理层盈余动机下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有何差异。
(三)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样本为2010-2014长三角深沪两市上市公司。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及有效性,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筛选:(1)剔除经营活动特殊的金融保险业,以及交易状态为ST、*ST的公司;(2)剔除营业收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小于零的样本及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大于营业收入的样本,此类样本不符合企业实际情况;(3)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经过筛选,最终共有2778个有效样本。本文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采用的分析软件为Stata14。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所有变量(包括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EXP和REV单位为亿元。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和的平均值是6.25亿元,最大值是634亿元,最小值是0.111亿元,可见长三角不同上市公司之间销管费用存在巨大差异。主营业务收入的平均数是63.7亿元,最大值是6270亿元,最小值是0.183亿元,不同公司之间的主营业务收入同样存在较大差异。内部控制质量变量(Control)的平均值是6.512,最大值是6.881,最小值是2.194.这说明长三角地区上市公司整体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盈余管理变量(EM)平均值为0.0450,这说明长三角地区上市公司可能由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使得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企业不多,但仍然存在。即有部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具有避免亏损的动机。
(二)相关分析
IEXP代表当年的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与上年比率的自然对数,IREV代表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与上年比率的自然对数。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销管费用变动的自然对数与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的自然对数显著正相关,管理层盈余动机与管费用变动的自然对数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质量与销管费用变动的自然对数显著正相关,每股盈余与销管费用变动的自然对数显著正相关,每股盈余、流动比率与销管费用变动的自然对数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收入下降持续性指标与销管费用变动的自然对数显著负相关。文章对变量之间的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解释变量与各控制变量之间不存在较高的共线性。
(三)回归分析
由于文章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故运用Hausman检验之后确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在回归中我们对年份和行业进行了控制。表4列出费用粘性是否存在的回归结果。
表4第(1)列给出的是未控制行业与年度及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2)是控制行业和年度的回归结果;表(3)是在控制行业和年度的同时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根据第(3)列,IREV系数为0.476,且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销售收入增加1%,相应销管费用增加0.476%;交互项Dummy×IREV的系数为-0.370,且在1%水平下显著为负,销售收入下降1%,销管费用相应降低0.326%;模型拟合优度为0.3642。说明长三角经济带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
表5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与费用粘性的关系。由上表可以看出,原交互项与内部控制指数的乘积显著为正,说明内部控制质量高的样本企业成本费用粘性会下降。回归的拟合优度为0.285,基本验证了假设1。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EM=0表示该上市公司不具有正向盈余管理动机,EM=1则表示该公司具有正向盈余管理动机。由表6可以看出,长三角上市公司有正向盈余管理的并不多,只有125家。根据上表回归结果,当EM=0时,主营业务收入上升1%,销管费用上升0.479%,主营业务收入下降时销管费用0.3873%。而当EM=1时,即存在正向盈余管理动机时,主营业务收入上升1%销管费用上升0.0354%,表明企业可能通过缩减费用调增盈余,而当主营业务收入下降时,销管费用下降0.6564%,表现出费用的反粘性。验证了假设2。
从表7可以看出,虽然模型整体拟合优度较高,但是原交互项与内部控制质量的乘积系数在两组数据中都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长三角上市公司整体正向盈余管理动机较低造成的。因此,假设3未通过检验。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费用粘性与内部控制、盈余管理的关系,现在许多文献同时关注成本粘性的研究,本文这里将总成本作为解释变量替代销管费用来研究内部控制、盈余管理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即用ln(COSTt/COSTt-1)代替ln(EXPt/EXPt-1)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假设1、假设2得到验证,此时假设3也通过。说明正向盈余管理动机减弱了内部控制对成本粘性的缓解作用。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列示回归结果。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0-2014年度长三角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鉴Anderson(2003)等人的模型构建本文的研究模型,实证检验了盈余管理、内部控制与费用粘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长三角上市公司整体存在费用粘性;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的费用粘性越低;正向盈余管理动机可以缓解企业的费用粘性。由于长三角上市公司具有扭亏动机的正向盈余管理样本较少,未能验证正向盈余管理会减弱内部控制对企业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本文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建设上,文章丰富了费用粘性的经济后果研究,费用粘性与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相结合,把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同时丰富了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研究。在实践意义上,首先,长三角经济带作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带,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长三角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尤其必要性。其次,文章在稳健性研究中进一步研究了成本粘性与内部控制、盈余管理的关系,更为深入地研究了成本费用粘性问题,使得上市公司管理者对企业的成本费用习性有了更为深入地了解。同时,文章验证了内部控制对费用粘性的抑制作用,这为长三角上市公司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供了经验证据,内部控制不仅能够保证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降低企业风险,对企业的费用支出、经营活动的效率的提高同样具有实践价值。因此,管理层有必要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以及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对盈余管理的动机研究仅局限于扭亏动机下的正向盈余管理。由于会计准则的不断完善,现在许多企业通过构建真实交易进行真实盈余管理,未来可以把费用粘性与真实盈余管理相结合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