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内外研究综述（通用12篇）

国内外研究综述 篇1

在全球变暖的大环境下, 企业碳氧化合物的大量排放是其首要因子, 而碳信息的披露是碳管理最直接的数据来源,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已经成为当前环境管理会计领域的前沿。

一、碳信息披露研究现状

(一) 环境信息披露内容

由于没有碳排放会计准则的约束, 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比较广泛, 形式比较灵活。国外学者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内容分为外部环境管制政策信息、内部环境信息、环境负面影响和正面的保护措施对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这三部分, 另外, M.Ali.Fekrat, Caria.Inclan和Davia Petroni (1996) 认为环境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还要求披露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的反应。而我国学者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环境财务数据信息、环境绩效评价的信息, 以及成本和负债会计处理方式。其中, 将环境内容细化为:与环境有关的收益和支出, 环境管理绩效, 环境问题对公司的资产负责表、现金流量表的影响, 相关的环境会计政策等。

(二) 环境信息披露模式

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 不同的途径下披露的环境信息程度存在差异。由小到大依次为年报、公司网站、独立报告, 大部分企业倾向于运用独立环境报告形式, 使用公司网站对年报进行补充披露, 并且逐渐使用非传统、新的披露方式。由于企业环境行为和环境事项的复杂性, 不符合传统会计的确认和计量标准, 至今仍未纳入财务会计报表体系。孙兴华、王维平 (2000) 等人认为可以将环境信息在传统的财务报告里进行补充列报或者调整现有财务报表基本架构, 亦或编制独立的环境报告。为了同时反映经济受托责任和环境受托责任, 向春华 (2010) 提出将独立报告模式与补充报告模式结合起来披露环境会计信息。

(三)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聚焦于碳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多, 其主要从企业外部压力和内部驱动因素两方面进行讨论。Cho和Patten (2007) 研究发现外部压力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各利益相关者、社会公众的舆论或市场行为, 其中投资者的关注程度是最主要的因素。H.C.Li和K.F.Hua (2010) 认为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大于内部利益相关者, 而中间利益相关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策略的选择。针对公司内部驱动力, 普遍认为公司规模和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 重污染行业披露水平明显高于非重污染行业。而在债权人压力、企业实际控股人性质与地理位置的相关性上则存在一定的分歧。Elijido-Ten (2004) 认为债权人压力与环境信息披露这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Clarkson (2008) 则持相反的观点。李晚金等 (2008) 认为CEO是否两职合一、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及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程度之间的关系不明显, 而Simon和Kar (2001) 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中企业家族成员的比例与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意愿呈负相关。同样, Karim等 (2006) 发现外资股权集中度越高的企业在年报的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环境信息较少。

(四) 碳信息披露的数据质量

碳信息披露项目 (Carbon Discloure Project, CDP) 所披露的温室气体 (GHG) 排放信息和碳会计处理方面的信息程度不够, 其收集的碳信息数据质量欠缺, 不能满足政府、投资者、NGOs等利益相关者对碳信息的需求。在2008年标准普尔500公司中, 仅有5.6%的公司披露了相关GHG排放的信息, 在年报中提到气候变化的公司只有24%。Elizabeth Stanny (2010) 分析2006年至2008年碳信息数据, 结果显示:强制性披露效果优于自愿性披露, 并且公司更愿意概括性披露碳信息, 回避碳排放数据及碳会计处理方法。Brendan O'Dwyer et al (2005) 认为CDP公布的数据可靠性不强, 主要原因是CDP没有成功建立信息需求者和碳信息披露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导致其缺乏由独立的第三方实施审验。

在国外有较为完备的准则和规范作为研究和推广碳会计的前提下, 我国碳会计理论与实务还落后于国外, 在这方面我国需要加快环境财务会计体系与FASB、IASB的趋同, 积极研究有关碳会计规范有关的配套准则。张巧良 (2010) 指出碳管理信息披露可以通过设置独立的气候变化信息板块的方式来披露, 或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描述气候变化信息, 建议通过后者来实现现有财务报告与碳排放报告的有效融合。同时将碳信息披露的内容细化为:碳排放数据、统计方法,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治理、战略、风险、机遇、管理业绩等信息。

(五) 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的披露框架

碳信息披露项目 (CDP) 一直致力于将气候变化的信息融入商业策略和投资决策中, 已向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 800多家上市公司发出其年度气候变化数据披露请求, 主要在管理部分、风险和机遇、排放这三方面进行调查。管理方面的调查具体包括:公司治理层面的管理机构、激励机制, 公司战略, 公司开展的减排目标、行为以及社会责任报告。在风险和机遇方面, 2011年设计的调查问卷将气候变化的风险与机遇类型分别划分为三类:法规风险/机遇、有形风险/机遇以及其他风险/机遇, 并且最后的结果显示风险与机遇的六个部分重要程度相同。测量与核查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作为温室气体管理的关键环节, 主要从排放核算方法 (新增关于排放基准年的问题) 、排放数据 (包括三个范畴、温室气体的具体排放数据和外部审验情况) 、温室气体细分、能源、排放绩效、排放交易等方面对公司展开调查。

(六)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评价体系

世界各国对基于碳排放信息披露的评价体系的构建方式并无标准, 尚未形成统一意见。目前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评价体系主要为环境业绩方面的评价体系。

世界各地的政府机构、会计机构及环保团体组织等相继提出了关于环境业绩应包括的指标指南。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 (1) 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 (ISAR) 。ISAR提出将环境业绩指标融入财务业绩指标来考核企业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 (2) 由非政府组织领导的全球性报告促进行动 (GRI) 。从1997年开始GRI就着手研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内容, 包括环境、社会和经济等各指标。 (3) 促进全球发展可持续委员会 (WBCSD) 。WBCSD将环境核心指标概括为:破坏臭氧层的气体排放、温室气体排放、原材料消耗、水资源消耗、能源消耗等指标。 (4)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ISO的ISO14031环境业绩评价体系包括:环境状况指标和环境绩效指标。

国家层面的企业环境业绩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成果包含在国家环保总局的两个通知的附件中, 以及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等提出的“中国公司责任报告编制大纲”中。2003年5月发布的“关于开展创建国家环境友好企业活动的通知”附件2中, 提出6个环境指标:环境管理体系、排放达标、总量控制、单位产品综合能源消耗量、单位产品水消耗量、单位工业产值。而在2005年11月发布的“关于加快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的通知”附件和2007年三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公司责任报告编制大纲”又引入了社会影响、环境责任与业绩描述。

二、研究现状的总体评价

通过对国内外碳信息披露文献的回顾和梳理, 可以发现, 目前国内外碳信息披露研究都相对不够成熟, 我国企业主动披露碳信息的意识还比较薄弱, 在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上均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会计环境信息的碳信息披露内容、方式、影响因素以及框架这几方面, 为后面的学者研究提供了不少的方法和思路, 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碳信息披露框架和评价体系, 不仅使企业之间的信息缺乏可比性, 而且不利于监管部门进行碳管理。二是参与碳信息披露的企业以大型上市企业为主, 民营企业或者中小型企业很少涉及, 因此实证研究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三是由此而构建的碳管理方法很难适应小型企业的碳披露, 对其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四是由于缺乏一致的核算标准, 且碳披露数据缺乏严格的审核, 披露信息定性多于定量, 难以将碳信息披露进行量化和制定出具体的碳减排目标。五是与国际环境信息披露相比较, 我国碳信息披露呈现出参与公司数量少、数据质量不高、主动性不强、可比性差的特点。这些差异主要是由于环境法规、国家制定的有关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的会计准则和国家的重视程度等不同而造成的。

总之, 碳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任重而道远, 需要今后的学者辨证分析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 通过实证研究不断完善和验证理论研究。同时, 需要强化会计体制改革, 加强环境会计制度准则的建设, 明确规范环境事项的确认标准和计量属性, 以全面体现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环境责任。

摘要：由于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碳信息披露这一概念近年来受到监管层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对现有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与研究, 结果表明:目前关于碳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披露内容、披露模式、影响因素、披露质量等方面;目前的研究还存在着诸如碳信息披露口径不统一, 规范化程度较低, 实证研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某些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等问题。

关键词：环境会计,碳信息披露,CDP

参考文献

[1] .向春华.我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实证研究[D].湖南大学, 2010.

[2] .张巧良.碳排放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差异化研究[J].当代财经, 2010, (4) .

国内外研究综述 篇2

1.国外研究

从西方经济学的演变过程来看，传统经济学发展观认为经济增长是不受到资源与环境边界限制的，市场价格会向人们传达资源稀缺的信号，所以人们不必为了保护环境而放弃增长。随着增长与环境的矛盾日益激化，传统的经济学发展观逐渐受到理论的挑战。以持续增长不可能性为代表的发展观就认为随着经济系统的不断扩大和延伸,经济增长必将到达资源与环境所能承载的极限。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研究经济与环境的问题上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他认为飞船是一个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独立系统，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而存在,最终它将因资源耗尽而毁灭。惟一使之延长寿命的方法就是实现飞船内部的资源循环，尽可能少地排出废物。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可以看作是循环经济的早期代表随着人们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反思和对可持续发展观的普遍认同，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可持续发展宣言，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诞生。传统经济是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线性流动的开环式经济过程。循环经济倡导的是环境保护、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和废弃物的再生利用等环节的整合和互补,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传统线性经济的革命〔3〕。它要求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资源再生”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以期实现“最佳化的生产、最适度的消费，最少量的废弃”。英国生理学家艾什比提出了一个生态系统理论。他认为,社会像生物系统一样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控制的能力，因此，可将生态系统理论运用于人类经济社会的调控。生态控制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整体有序原则、循环再生原则、相生相克原则、反馈平衡原则、自我调节原则。通过相关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有关城市群的研究己经比较成熟，已经形成了多角度、多层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体系，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研究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2.国内关于服务业循环经济的研究

国内学者研究循环经济的理论很多，基本覆盖了关于循环经济各个方面的内容。本文将对于这些文献进行分类论述。

服务业循环经济概念提出。从上世纪90年代起，“循环经济”这一术语开始在我国出现。对循环经济的定义有代表性的事：循环经济是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从而建立一种新型态的经济(曲格平，2000）；循环经济追求资源利用最小化，污染排放最小化，是一种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融为一体的经济发展战略（邹声文，2003）；当前，我国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是发改委对循环经济的订定义：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过河循环利用为核心，一减量化、在使用和再循环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模式的根本变革。所谓服务业循环经济，主要是指服务行业服务产品与设施的设计与开发的经济。在其整个服务周期过程中，都要考虑和进行减少服务主体、服务对象和服务途径的直接与间接环境影响，并通过详实资料和创造有效途径让服务对象积极参与，从而实现服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唐琪虎、朱国伟，2003）。也有国内学者提出，循环型服务业是通过生态规划和设计，资源循环利用,使不同的企业群体间形成资源共享和废弃物循环利用的生态服务业，达到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互动,并辅助第一二产业，以形成整体循环经济的服务业。国家发改委明确定义服务各行业要成为“循环型”行业，必须践行“3R”原则———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同时由于服务业本身特有的“流通和服务”的特性，起着连接其他产业、社会生活的纽带作用，所以循环型服务业还要求服务业的发展能有效连接和促进循环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循环型社会的发展。邹平,杨永生(2006)提出了服务业发展循环经济还必须坚持的几个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经济、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

关于服务业发展循环经济必要性的研究。曹盈（2007)从我国服务业发挥在那现状出发研究，认为我国第三产业总体发展滞后，各省市之间第三产业竞争力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第三产业资产利用率普遮较低，资源浪费严重，发展第三产业循环经济迫在眉睫。于文武,姚亮（2008）也研究指出发展服务业循环经济有重要意义。主要观点包括：(一)服务业发展循环经济能促进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服务业发展循环经济有助于解决服务业粗放经营与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矛盾,劳动力低素质与对高品质服务需求的矛盾，产业结构低级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矛盾，使服务业增长方式真正向集约式转化。(二)服务业发展循环经济是全面发展循环经济的需求。第一、二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客观上要求为第一、二产业服务并促进其发展的服务业也应当发展循环经济，以实现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三)服务业发展循环经济是现实的客观需求。对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是人们向往和不懈追求的目标，绿色服务产品有助于人们的健康和生活品质的提高。

关于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曹盈（2007）认为要从小、中、大三个角度构建第三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应把企事业单位层面归为小循环发展模式，把行业和区城层面归为中循环发展模式，把产业和社会层面归为大循环发展模式，同时应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循环经济技术支律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快循环经济立法，促进循环经济向更深层次发展。王荣玉对服务业循环经济方案的理论模式作了有益的探索。他从理论上严格科学地定位三产各分支行业的循环经济模式.从分层次上和等级上划分四个部分从行业层次上根据生态效率理念，尽量做到清洁生产；从行业群落层次上按照生态工业理论，建立良好的再生资源的输入和输出关系；在废弃物层次上尽量实现无害减量和资源化上；在服务对象参与层次上，鼓励广大的公众参与，建立有奖举报和有效预防制度，最终建立三产循环经济框架体系。关于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效益评价体系的研究。黄金贤(2006)则从产业和社会发展、资源减量化、循环利用、减污减排、资源与环境安全等方面建立了区域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该指标体系对江苏省和全国服务业循环经济历年的发展进行了评价，但这一体系没有表明服务业循环经济与工农业循环经济的区别，没有表明服务业循环经济的发展特色。刘娟和谢佳平（2010）从资源利用、废弃排放、经济运行、生态环境四方面出发，构建了一个服务业循环经济推进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上海市往年的服务业循环经济推进效果为例进行了评价研究。李璐璐,黄贤金,石志宽(2006)以第三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研究作为立足点,构建了产业及社会发展、资源减量投入、资源再循环利用、污染减排、资源与环境安全五方面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确定评价指标权重，最后进行综合评价的研究方法。

关于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汪友结，张建新，黄贤金(2006)以区域循环型服务业发展规划为背景，指出循环型服务业发展规划与传统服务业规划相比，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①循环型服务业规划着重于从服务业企业内部循环的角度来对企业进行规划，是一种可持续发展规划。②循环型服务业规划着重于结合循环型服务业发展模式的特点，力求通过循环型服务业的建设，促进循环型第一二产业的建设，从而推动整个循环经济的发展。③循环型服务业规划着重从社会整体循环的角度出发，引导有利于循环型经济发展的生产、市场和消费行为,推动市场向循环型方向发展。崔兆杰 马新刚，张凯等针对服务业行业多且其关系复杂等特点，在确定整个循环经济规划大纲的基础上, 提出了服务业规划的四个步骤：对现状进行分析评价—确定规划目标—确定规划内容—选择与确定优先工程，此法可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服务业的规划提供参考。关于构建服务业发展循环经济保障体系。陈昌春,黄贤金，于文武，姚亮等诸多学者从行政、法律、经济、社会等方面作了益的探索。主要观点就是要加强和完善循环经济立法，政府要建立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循环经济型的综合决策机制，采取有利的公共财政和税收政策，加强对循环经济的社会宣传，扩大公共社会参与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从诸多相关的文献回顾可以看出，我国学者从多角度、多方面对服务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研究，拓宽了有关服务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研究领域。对更深入的研究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切实推动服务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国内外“学习行为”研究综述 篇3

学习行为是指学习过程和学习活动,受个人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学习行为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有着直接的影响,而这一行为有时会存在一些问题。笔者从多年的教学管理过程中发现部分学生的学习行为存在下列几方面的误区:1.忽视基础理论知识的重要性。2.片面追求技巧训练而淡化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3.广种薄收,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不成正比。从学生上述学习结果与行为的偏差中我们可以发现学生的学习行为对学生个人成才目标有重大影响。只有学生正确对待这两方面的影响,才能端正其学习行为。学习行为对于学习的重要影响已为教育部门所认可,很多小学的成长手册中已将学习行为列入考核目录。

国内外学者对学生学习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将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学生学习行为研究文献做

个简要综述和总结,为学习行为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相关概念界定

1.行为的概念界定

所谓行为,泛指完整的有机体外显的活动,包括动作、运动、反应或行动。米尔腾伯格尔(Miltenberger,R.)还指出行为是可以被观察、描述和记录的,但是行为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蔽的,人们可以通过改变引发行为的环境事件来改变行为。

2.学习的概念界定

学习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学习”有两种解释,其一,从阅读、听讲、研究、实践中获得知识和技能;其二,效法第一种释义,认为学习还包括个体的实践过程,即学习不仅指特定环境条件下(学校、课堂、书本)的学习过程,还包括人从出生到生命终结的全部实际生活和劳动过程,即实践过程。

3.学习行为的概念界定

专家对于学习行为的内涵从不同的层面有着各自不同的评定,可谓百花齐放,冀芳在《不同课程形态课堂教学中学生学习行为的个案研究》中有如下阐述。

(1)学习行为是指学习过程和学习活动。

(2)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一系列学习行为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包含着由学习动机到实现学习目标这一过程中的一切行为活动。学习行为是学生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和表现。

(3)学习行为是指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采用的行为形式与方法,它是学习者的思想、情感、情绪、动机、能力及运作程序的具体行为表现,是学习者在特定情景下的学习活动的具体化和现实化。

(4)学习行为是学生为达到学习目标而做出的一系列的结果,它的产生与持续首先基于学生对学习目标的价值判断及对学习结果的估计。

(5)学生学习行为是指学生在获取和应用知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这种特征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而存在差异。

本研究将学习行为界定为学生在学习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涵盖注意力、学习动机、学习态度、策略运用等四个层面。这些行为有公开的,可以通过课堂观察获得;也有隐蔽的,可以通过问卷、访谈由学生自己描述获得。

二、国内外对学生学习行为的研究

1.国外对学习行为的相关研究

国外的学习行为研究一般都是把学习行为置于一个狭义的概念范畴下进行的,将学习行为等同于学生的问题行为,主要是研究如何改变和控制学生的问题行为。

起源于西方管理学的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以及起源于前苏联并流行于西方的行为理论(Activity Theory)是研究网络学习行为的理论基础。

尹福春在《高中生思想政治课学习行为研究》中有如下阐述。

(1)(美)古德(ThomasL.Good)、布罗菲(JereE.Brophy),从教师角度着眼探讨改善学生课堂行为的研究,就如何研究课堂行为为教师提供了一系列的方法和研究内容。

(2)杜勃鲁(Durbrow)等考察了学生的学习行为、焦虑、注意问题、认知能力以及家庭背景对学习成绩的影响,结果表明焦虑、注意以及学习行为对成绩的影响占32-35%,而认知能力和家庭背景只占11-14%。从中得出可以通过降低学生的焦虑感和促进适当的学习行为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3)学者卡特里(Cartledge)和米尔本(Milburn)研究了合作学习对改变有问题行为学生的学习行为的作用,指出建立一个合作的学习环境可以促进良好的同伴关系和提高问题行为学生的学习成绩。

学者罗兰(Dolan)认为消极学习行为是学习面临失败的危险信号,并指出较之年龄、性别、种族、入学分数等因素,更能判断哪些学生存在学习失败的危险。还有学者斯伯宁(Sperling),对早期学习行为与阅读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儿童早期的学习行为与以后的阅读能力有显著的相关性。

除此之外,斯金纳的操作反射学说被广泛应用于教学和学习领域,尤其是在行为目标的设置、程序教学、相倚行为契约和凯勒计划的实施方面。研究结果一般都表明这些应用对学生的成绩有积极的影响。

Karin Anna Hummel等通过一种基于Web的在线学习平台,分析数据库访问记录和Web服务器日志文件,分析学习者的学习行为。Du Jin等曾将网络学习者模型分为学习者个性模型和学习者行为模型,并对学习者行为模式作了简单介绍。

20世纪初,行为主义开始兴起,并在20世纪前半段占主导地位。该理论的主要特征即用环境中的事件来解释学习过程,而不是以心理过程来说明行为的获得、保持和推广。桑代克、巴甫洛夫、华生的学习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学习看成刺激与反应之间形成联结的过程。美国的Thmas J.Zirpoli对行为学主义的理论作了概括:

多数行为是习得的。

多数行为是依赖特定刺激的。

多数行为是可以传授的、改变和塑造的。

行为改变的目标必须明确地界定。

行为改变应该关注儿童的环境。

斯金纳的操作反射学说应用于教学和学习领域。他们最大的用途是在行为目标的设置、程序教学、相倚行为契约和凯勒计划的实施方面。研究结果一般都标明这些应用对学生的成绩有积极的影响。

20世纪后半段,认知理论取代了行为主义理论。社会认知理论主张,人们从社会环境中获得学习。从班杜拉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机能活动就是个体因素、行为和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在这一框架下,学习被构想为一种信息加工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成为一种符号表征,人们依此从事各种活动。学习可以分为有实际表现的行动性学习和通过观察榜样、听指导以及看材料而进行的替代性行为。行为的结果尤其重要,带来成功结果的行为被学习者保留,而导致失败的行为被舍弃。

但是与教师行为以及课堂问题行为的研究相比,关于学习行为的研究不仅没有把学生的学习行为作为研究的一个方面,也没能有效地利用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成果。

2.国内对学习行为的相关研究

学习行为本身的含义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从已有的关于学习行为的文献中可以发现,探讨的内容多数是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问题,其中主要集中在学习动机和具体的学科心理方面。同时人们都希望建立起学习行为与提高学习效率之间的必要联系,在这些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多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研究,更多是从某些学习行为出现的频率来说明问题的。

由于学习行为的内涵存在一定的争议,还有很多研究者把学习行为等同于学习方式进行研究。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各学科在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上都发生了转变,从单一的接受学习转变为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如探究学习、合作学习、个体自主学习等,并对学习方式的这一转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与国外有关学习行为的研究相比,国内的研究相对比较零散,对教师行为的关注多于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关注。虽然由于目前的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已经有个别学者开始关注学生的学习行为,但主要还停留于对课堂教学中学生学习行为的现状调查上,仍处于对学生学习行为的起步研究阶段。

在对数字化学习资源和学习者的相互作用的探究中国内学者发现,要想使基于资源的学习更加有效,就应该减少学习者对学习过程随意性的终止,增加两者间的互动,利用动机去引导学生建立有效的学习行为。首先,注意分析影响学生学习行为效果的普遍性因素。影响学生学习行为效果的普遍性因素有三个,即生理层面,心理层面,社会层面。其次重视影响学生学习行为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正确的理想、合理的目标和浓厚的学习兴趣。正确的理想能把学生学习行为引向崇高的境界,促使学生发奋求知,合理的目标,会使学生一步一个脚印地完成成长过程,并走向成熟。学习兴趣则会使学生保持对学习的深刻情感体验,从而使学生内在动力增强。

还有其他国内学者在学习行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尹福春(2008)曾在研究中还提到如下两位学者对学习行为研究的贡献。

(1)邓兴军对北京市中学生学习心理和学习行为进行了调查,发现在学习欲望、学习方法、学习计划、学习环境、学习习惯、学习态度、考试准备、考试技巧等方面,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存在问题,而家长、教师和学生对学习成绩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学习心理和学习行为的关注。因此对学生的学习行为加以关注、研究就成为目前十分迫切的一项课题。

(2)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桂生教授还提出了试行“课堂学习行为设计”的建议,他指出“课堂学习行为设计”旨在把学生被动的学习行为变为带有一定主动性的学习行为;把主要靠听讲、读书的学习行为变为或多或少从自己“做”中领悟学习内容的学习行为。设计的以“学习行为”为教与学中心环节的课,主要程序包括引导学生解读自己的“学习行为”,其中包括对学习行为的自我检查、自我评价、相互质疑问难、相互评价等.

此外国内对高中学生的学习行为的研究论文有很多,但大多是从一般性的层次上进行研究,对学生学习行为的研究仍不多见。

三、总结与建议

学习行为本身的含义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从已有的关于学习行为的文献中可以发现,探讨的内容多数是学习行为的影响因素问题,其中主要集中在学习动机和具体的学科心理方面。同时人们都希望建立起学习行为与学习效果之间的必要联系,在这些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多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研究,更多是从某些学习行为出现的频率来说明问题的。还有很多研究者把学习行为等同于学习方式进行研究。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各学科在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上都发生了转变,从单一的接受学习转变为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如探究学习、合作学习、个体自主学习等,并对学习方式的这一转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笔者建议今后对多种学习环境下学习行为与学习效果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并制定一系列学习行为规范,服务于教学和课程建设改革;更加重视对学生理想与兴趣的引导,引导学生建立合理的目标,帮组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活动是教师与学生的双边活动,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课堂的主人。实践证明,凡是教学效果好的教师,都善于在课堂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主要靠教师调动,因而教师的教学设计必须富有弹性,要给学生体验和思考的时间,哪些问题由学生看书自学;哪些问题由教师启发再让学生解答;哪些问题由学生讨论解决;哪些问题由学生独立练习;在练习中教师要帮助哪些学习能力相对较差的学生,要注意哪些优生可能有创造性的发挥;学生质疑会出现什么问题等等。只有在教学设计中将内容和时间安排好,在课堂教学中才能避免学生出现麻木情绪,有效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主动学习行为的次数,让学生融入到学习的快乐氛围中,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

同时,教师要善于利用学生这一鲜活的教学资源。学生上课有他们各自不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基础,当教师对这些经验进行了针对性的引导,就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使他们的脑子不停地转,产生许多奇妙的、有创造性的东西,这就可以使学生信心倍增,兴趣盎然。教师要与学生共同分析思考形成“学习共同体”,拉近师生间的距离,营造民主的课堂气氛,宽松的环境下学生的思维才活跃,才能敢想敢说。

参考文献

[1] 陈桂生.关于试行“课堂学习行为设计”的建议.现代中小学教育报,2004(5):17.

[2] 邓兴军.中国中小学生学习和生活的现状与期望.大众科技报, 2005(11).

国内外商业模式研究综述 篇4

关键词：商业模式,国内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全球经济信息化及市场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企业之间的竞争从产品、品牌、服务等逐渐转向商业模式的竞争。商业模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本文将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商业模式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商业模式发展概述

商业模式作为专用术语出现在管理领域的文献中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孔切尔和多托雷(Konczal&Dottore)在讨论数据和流程的建模时,首先使用了Business Medels一词。在此后的信息管理领域,商业模式被应用于信息系统的总体规划中。20世纪80年代,商业模式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反映IT行业的文献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成为企业的电子商务平台之后,使得构想企业如何运作这一新“理论”在技术上有了可能性。此时商业模式的内涵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即从信息管理领域扩展到了企业管理领域的更广阔空间。近十年来,商业模式逐渐成为国内外实务界和企业关注的热点话题,相关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国内外学术界在商业模式的概念定义、体系构成及评价方法等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较有价值的成果。

据详细统计,在1929年~1999年期间涉及商业模式的文献共计207篇;商业模式作为一个独立领域被研究者关注之后,从国外商业模式研究状况走势来看,国外商业模式研究呈现一种逐步上升的趋势。2000年至2010年,商业模式全文索引篇数已达到5438篇,仅仅2011年全文检索篇数就已达到856篇。由此可见商业模式已经成为时下学术期刊、报纸,甚至人们日常谈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热门术语之一。

二、国外研究现状

在有关模式的分类研究方面,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分析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上。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阿兰·阿福亚赫博士和瑞士洛桑联邦科技学院科技管理学助理教授克里斯多夫·图西博士(Afuah&Tucci,2000)在《互联网商业模式与战略:理论和案例》中,提出了商业模式的分类:应当将商业模式看作公司运作的秩序,公司依据其使用公司资源、超越竞争者和向客户提供更多的价值,从而获利。因此,应当把商业模式看成是企业为自己、供应商、合作伙伴及客户创造价值的决定性来源。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拉菲尔·阿米特教授和法国枫丹白露大学助理教授克里斯多夫·左特(Amit&Zott,2000)认为,商业模式是企业创新的焦点和企业为自己、供应商、合作伙伴及客户创造价值的决定性来源。印度班加罗尔管理学院教授马哈迪温(Mahadevan,2000)则认为,商业模式是对企业致关重要的三种流量———价值流、收益流和物流的惟一混合体。

加里·哈默尔(Hamel,2000)在商业模式的研究中提出,商业模式应分为四大要素:核心战略、战略性资源、顾客界面和价值网络。在要素之间,由于彼此相互配合的不同,产生三种不同的连接:连接核心战略与战略性资源的配置方式;构成核心战略与顾客界面之间桥梁的顾客利益;构成公司的战略性资源与价值网络之间的公司疆界,这些连接的重点是企业如何赚得应有的利润。

国外学者对商业模式的研究在近几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主要研究有:罗素·托马斯(Thomas,2001)对商业模式的定义,它认为商业模式是展开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涉及流程、客户、供应商、渠道、资源和能力的总体构造。瑞士洛桑大学学者马格利·杜波森(Dubosson et al,2002)等人认为,商业模式是企业为了进行价值创造、价值营销和价值提供而形成的企业结构及其合作伙伴网络,以产生有利可图且得以维持收益流的客户关系资本。麦肯锡公司管理咨询顾问贝因霍克和卡普兰(Beinhocker&Kaplan,2003)强调了商业模式的综合性、直觉和创造精神。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迈克尔·拉帕教授(Rappa,2004)认为,“商业模式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是指做生意的方法,是一个公司赖以生存的模式———一种能够为企业带来收益的模式。商业模式规定了公司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并指导其如何赚钱。”并进一步指出,商业模式明确了一个公司需要开展的活动来创造价值、在价值链中如何选取上下游伙伴的位置,以及与客户达成产生收益的类型。奥斯特瓦德等(Osterwalder,2005)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种建立在许多构成要素及其关系之上、用以说明特定企业商业逻辑的概念性的工具。弗兰克·代尔夫特(Frank van Delft,2008)认为社会创业组织的商业模式对其价值创造的影响是明显的,商业模式的四个主要构成(客户互动、核心战略、资源战略和价值网络)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创业组织的价值创造过程,其价值创造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的成功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总体来看,国外已经有不少学者对商业模式这一领域进行了许多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客观地讲,这些研究并不很成熟。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补充,这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商业模式这一领域,以下对国内专家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予以表述。

埃森哲咨询公司的研究者王波和彭亚利2002年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何谓商业模式?”一文认为,人们对商业模式的理解有三种不同的表述:商业模式的组成部分、企业的运营机制、对运营机制的扩展与利用。他们认为,只有后两者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商业模式。企业的运营机制也就是经营性商业模式;运营机制的扩张与利用,即战略性商业模式,是指一个企业如何在动态的环境中改变自身以达到持续盈利的目的。王波和彭亚利研究属于应用性研究,缺乏理论色彩和深度,也没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西南财经大学罗珉教授在2003年出版的专著《组织管理学》中,研究了“商业模式”的理论架构。罗珉教授认为:企业的商业模式是一个企业建立及运作的,那些基础假设条件和经营行为手段和措施。从研究的思路上来看,罗珉教授沿用了彼得·德鲁克(Drucker,1994)的公司经营理论的路线,试图对德鲁克的思想进行更进一步地演绎。但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能够提出分析商业模式的理论维度和结构体系。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翁君奕教授在2004年出版的著作《商务模式创新》中,通过对企业内外经营环境及平台环境的细分,把商业模式界定为一个类似“魔方”的三维空间,由价值主张、价值支撑、价值保持构成的价值分析体系提供了商业模式创意构思和决策的一种思维方法。他将商业模式定义为核心界面要素形态有意义的组合。厦门大学程愚博士(2004)认为,企业的全部活动不但是系列价值活动,也是有序的“交易”活动,企业活动可以用“交易———价值”范式做出更一般性的解构,并以此为基础认识商业模式的构成,有望获得更高的理论效率。程愚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其研究局限于“交易———价值”层面,对构成商业模式的要素和理论维度涉及甚微。

国内其他专家学者关于对于商业模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南开大学商学院王伟毅博士与南开大学创业管理研究中心核心研究员李乾文(2005)对商业模式的要素结构组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商业模式要素的组成结构可以分为横向列举式和网状式两种基本类型,但是不论哪种类型,要素之间都需具有较强的逻辑关系,这体现了商业模式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东南大学李庆华教授(2007)从技术创新方法和客户导向理念两个维度来考察,认为现实中存在着四种代表性的经营模式,即技术驱动型、需求满足型、市场创造型、模仿竞争型。这种方式是通过逻辑推理构建商业模式框架,再根据框架要素差异区分类别。

学者原磊及其合作者通过对国外商业模式研究方法的对比分析,提出“3-4-8”构成体系的商业模式分类方法,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原磊(2006,2007,2008)、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张婷婷与原磊(2008)等,其中“3”代表联系界面,包括顾客价值、伙伴价值、企业价值“4”代表构成单元,包括价值主张、价值网络、价值维护、价值实现“8”代表组成因素,包括目标顾客、价值内容、网络形态、业务定位、伙伴关系、隔机制、收入模式、成本管理。

相比较国外对同领域的研究而言,国内研究尚处于跟踪阶段,理论界对商业模式研究远落后于国外,在这一领域还需要多借鉴国外现有的理论,并探讨出适合我国企业发展的商业模式。

四、结语

关于循环经济理论国内外研究综述 篇5

论文摘要：本文从国内外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研究入手，通过比较分析得出相关启示，并给出相关建议。

一、国外循环经济研究状况

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众多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循环经济相关理论的研究，并逐步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和方法论体系。

一些发达国家成功地进行了循环经济的实践，包括企业层面的降耗、减污减排，区域层次的废弃物交换和传递，社会层次的产品消费过程中和消费过程后物质和能量的循环。从企业层次来看，最典型的循环经济实例是杜邦化学公司采用的“减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环（Recycle）”3R制造法。从区域层次来看，通过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形成生态工业园区。最为典型的是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

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走在世界前列，颁布了《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最全面的国家，已经颁布了《循环型社会基本法》等一系列具体法律；美国没有全国性循环经济法规，但半数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再生循环法。

针对不同资源循环利用的研究方面，Sujit Das（1995），Hirohiso Kishin（1998），YasuoKondol（2001），JohnE.Tilton（2002），S.Spatari（2002），StuartKoss（2003）分别对电冰箱、汽车、塑料包装材料、废金属、纸张等产品和资源循环利用的策略进行了研究；物质减量化及物质减量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方面，Cleveland和Ruth指出，特定企业或工业的原材料使用范围、运行机制、使用模式、物质减量化等对经济层面产生的影响以及物质替代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问题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HondF，2000）；在原料与能量流动（工业代谢）的研究方面，Ayres等人（2002）对经济运行中原料与能量流动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在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LCA）的研究方面，多年来LCA理论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在产品生态设计的研究方面，Allenby B.R.（1991a；199lb）对有关企业产品为环境而设计（DfE）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生态工业园与工业生态系统的研究方面，Frosch和Gallopulos（1989）对工业生态学的理论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并提出了工业生态学的概念；在技术变革和环境的研究方面，S.Erkman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环境系统分析是技术研究方法的基础，并诠释了工业生态技术；在循环经济的经济政策、手段、立法等研究方面，Wulf-Peter Schmit（2001）提出了推行生态型经济。

国债风险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篇6

关键词：国债；信用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国债最优规模

中图分类号：F81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s）.2012.03.1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45-02

国债是政府按照一定的时间表向法定的债权持有者支付利息和分期偿还债务的一种法律义务（布坎南，1958）。早期经济学家认为，国债风险和税收等政府其他筹集资金方式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国债风险就是宏观经济风险。凯恩斯主义诞生后，国债规模逐年扩大，人们认识到国债兼有融资和金融的双重特性，财政无力还本付息的国债信用风险逐渐凸显出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的财政、税收大幅下降，赤字高悬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甚至由A+降为C,债务信用风险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国债风险既包括国债的宏观经济风险，又包括国债的信用风险。

一、国债的宏观经济风险综述

早期人们对于国债的认识并不全面，要么只承认有风险，要么只承认有宏观经济效益，直到上世纪中后期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发行国债的风险与收益是并存的，争论的焦点转向是风险大于收益还是收益大于风险。

1、古典经济学对国债的批判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表达出对国债的系统批判：第一，国家举债是因为当权者奢侈不会积攒积蓄以备不测造成的，偿还时会使人民蒙受损失。第二，政府举债是把国家一部分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抽出来用于非生产性的开支，这样会削弱生产性资本的积累。第三，国家债务不断增加，使未来还本付息负担加重，损害人民储蓄能力，影响生产。

2、凯恩斯主义的国债思想

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背景下诞生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需要通过赤字财政来刺激社会有效需求。而赤字资金的来源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和货币，但发行货币往往会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社会动荡。因此，凯恩斯主义的综合观点认为：第一，实现充分就业则必须依靠政府支出扩大有效需求来实现。第二，国债支出用途是增加投资和消费，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可以更大幅度的创造国民收入，增加就业人数。

3、理性预期学派的国债思想

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涨”现象为当时的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因而在经济理论界出现了反凯恩斯主义倾向。以巴罗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提出了李嘉图等价定理：对于既定规模的政府支出，政府采用征税方式与采用发行国债的融资方式是等价的，国债在短期内无效，长期内无害。并试图通过拉姆齐(1928)的无限期界模型以及巴罗对该模型的修正来证明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成立。该模型假定消费者有为子女留遗产的利他动机，人们不但能从自身消费获得效用，还能够从子女消费中获得满足。在市场完全竞争、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无论是通过一次性征税还是发行国债对资源配置都没有影响，证明了财政政策的无效。

4、新凯恩斯主义的国债思想

20世纪8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延续了凯恩斯主义非市场出清的假定，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并为其提供微观基础。该学派将代际交叠模型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国债的长期经济效应，对理性预期学派予以回应。布兰查德和费希尔将死亡概率的假设运用到代际交叠模型中，建立起连续时间的代际交叠模型。他认为拉姆齐模型不过是随机死亡概率为0时的一个特例，有限期界是李嘉图等价定理不能成立的最主要原因。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如果经济系统存在由过度积累所带来的动态无效，国债政策是能促进社会福利的。

根据西方国债有关理论，国内众多学者对于国债的宏观经济风险展开研究，如谢建国、陈漓高(2002)则认为在乘数效应作用下，通过举债增加政府支出，能够带动居民消费的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跨期替代的居民消费模型显示短期内举债增支可以起到增加总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长期则会完全挤占居民的消费支出。郭宏宇、吕风勇(2006)通过实证分析我国1985-2002年间的数据，发现我国居民将国债视为财富，因而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若将其视为未来的税收，则会出现金融挤出效应，且居民对国债的态度与国债存量相关。曾康霖(2001)认为在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不得不向国有企业及政府投资倾斜，这会挫伤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因而会产生挤出效应。

发行国债是否会带来宏观经济风险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综合各学派的观点不难发现，发行国债对宏观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条件。如发行国债规模过大则会造成私人资本挤出效应、通货膨胀效应，影响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而国债发行规模如果过于保守，发行规模过小则在短期不能实现扩大需求、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在长期不能够集中社会闲置资本、促进社会资本积累，进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因此，为实现宏观经济效益最大化，国债的发行存在着一个最优国债规模。这个最优规模与人们对待国债的态度相关，与现行的财政制度相关，这可以视为是政府发行国债的需求。

二、国债信用风险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既然国债是一种债务，就可能产生偿债风险，即国债的违约风险。如Barro（1976）认为，如果政府发行国债的规模，即国债余额的增长率超过了产出增长率，那么就会出现持续的赤字，就会引发通胀，进而使得政府未来的课税能力变得越来越糟。Jha (2001)延续Barro提出的约束条件，在明确政府名义预算约束条件的基础上，讨论了国债实际利率与GDP增长率出现不同速度时候国债的具体政策。

国内有关国债信用风险的研究则偏重于判断当前我国国债规模下信用风险是否可控，如刘立峰(1999)研究发现，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从经济总量或金融总规模的角度来看，其规模并不算大；但若从从财政收支角度分析，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则相当巨大，从而得出我国政府发行国债的特点是应债能力强，偿债能力弱的特点。魏陆(2001)利用我国国债的动态变化方程，分析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变化，并预测了我国国债规模的长远变化，结果显示我国国债负担率增长过快，国债规模发展不可持续。而郭庆旺、吕冰洋、何乘才(2003)根据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理论，利用协整方法，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赤字的动态可持续性，得出我国财政赤字政策可持续的结论。

三、评述与总结

从国债风险文献梳理的结果不难发现，宏观经济效益最大化所对应的国债规模，不一定是政府有能力承受的，特别是在经济形势较差的时期，往往在最需要发债的经济危机时期，政府的税收收入也较少，加之，偿还旧债的压力使得政府的承债能力可能会小，即国债的供给能力可能会低于宏观经济对国债的需求。迫于压力或錯误的作出决策超规模发行国债，就会产生违约风险出现主权信用危机。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国债的发行规模尚未达到宏观经济效益视角下的最优规模，这也就是说我们有增大国债发行规模的需求。但从国债的供给能力来看，当前我国国债的信用风险已经有所显现。因此，我国政府应当适度控制国债规模，以实现在保持信用风险可控前提下发行国债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Buchanan,J.M. Public Principle of Debt,Homewood, 1958.Ⅲ.;Richard D. Irwin.

[2] Blanchard O.Fisher S. Lectures on Macroeconomics[J]. MIT Press, Cambridge,1989.

[3]郭庆旺、吕冰洋、何乘才.我国财政赤字过大吗?[J].财贸研究,2003,(08)：37-41.

[4]魏陆.我国国债规模的可持续性及其风险分析[J].财经研究，2001,(09):52-56.

[5]刘立峰.国债政策可持续性与财政风险讲座会综述[J].宏观经济研究,2001,(05)：49-50.

[6]谢建国、陈漓高.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一个基于跨期替代模型的中国经验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2,(06).

[7]曾康霖. 财政货币政策的选择及效应评价[J].财贸经济,2001,(07).

国内外探究水平研究综述 篇7

一、施瓦布实验室探究三水平体系

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探究作为一种科学教学方式, 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如果学生想要了解科学研究的方法, 还有什么方式比自己积极参与探究的过程更好呢?施瓦布 (Schwab) 为树立这一科学教育观念起了很有影响的作用, 他启示教师应该以探究的方式将科学呈现给学生, 学生也应该用探究的方式学习科学知识。为了实现这种转变, 施瓦布建议教师首先在实验室给学生亲身实验的机会[1]。

施瓦布提出了实验室探究的三种水平:最简单的水平, 学生根据实验手册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方法进行实验, 以发现他们从书本中得不到的联系。第二种水平, 实验手册只提出问题, 而把方法和答案留给学生。该水平教师 (教材) 引导的少些, 具有较强的开放性。第三种水平, 问题, 方法, 答案全部留给学生。学生面临的是“原始的现象”, 问题、方法等要自己研讨得出[2]。

这里, 施瓦布把探究活动的过程 (我们称为活动要素) 依次分为:提出问题, 设计研究方法, 得出答案 (结论) 三个阶段, 包含了科学探究的主要阶段。区分探究水平的主要依据是实验手册 (教材) 和学生在探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若活动要素由实验手册 (教材) 直接提供, 则具有较强的结构性, 水平较低。若由学生自主进行, 则意味着较强的开放性, 水平较高。由水平1到水平3发展的过程中, 探究的指导性逐渐减弱, 而学生的自主性逐渐加强, 探究水平依次提高。施瓦布的三种探究水平差异显著, 能够比较明显地区分。

我们把施瓦布的三种探究水平表示如下:

施瓦布对于探究水平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开创性的工作, 更在于由其研究派生出的有关探究水平研究的一系列问题, 如, 应选择哪些科学探究活动要素、如何界定教师 (或教材) 及学生在探究活动中的地位、探究可以分为哪些不同的水平等级等。正是这些问题指引着后续研究的方向[3]。

二、Herron的四水平探究体系

继施瓦布之后, 1971年, Herron提出在保留1~3水平同时, 增加水平0:问题、解答的方法和正确的解释都是给出的, 或是很快地明显地从学生的实验手册中看出[4]。可以看到, 该水平具有很高的结构性, 不具有开放性。这样, 探究水平就成了四水平探究体系, 如下表:

和施瓦布探究水平分类相同, 该水平体系从由水平0到水平3, 探究的指导性逐渐减弱, 而学生的自主性逐渐加强, 所以探究水平依次提高。因为Herron的四水平探究体系包含比较全面, 且水平间差异显著, 比较易于区分, 所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三、20世纪90年代后探究水平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研究者对施瓦布及Herron的探究水平体系进行了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发展,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 对探究水平进行更细致的分类

Priestley (1997) 等人在借鉴Herron探究水平分类的基础上, 更为细致地提出了七种不同探究水平:锁着的探究 (水平1) (Locked Inguiry) 、紧密的探究 (水平2) (Tightly Closed Inguiry) 、关闭的探究 (水平3) (Closed Inguiry) 、半开的探究 (水平4) (Ajar Inquiry) 、轻开的探究 (水平5) (Slightly Open Inguiry) 、开放的探究 (水平6) (Open Inguiry) 及全开的探究 (水平7) (Way Open Inguiry) 。

在前三个水平, 给出学生要解决的问题, 采取的步骤, 学生完成数据表以得出结论。在第四, 五水平, 给出学生要解决的问题, 采取的步骤, 而最后开放的结论交给学生完成。在第六水平, 问题给出, 但过程和结论对学生开放。水平7则是学生发展他们自己的问题, 设计过程, 得出自己的结论[5]。

Templeton大学科学实验研究中心1997年把探究分成五水平。其中水平0和水平1:提出问题, 计划过程, 提供答案主要的责任在教师;水平2和水平3:提出问题, 计划过程主要责任在教师, 提供答案的责任主要在学生;水平4:提出问题的主要责任在教师, 计划过程, 提供答案主要由学生做;水平5:提出问题, 计划过程, 提供答案主要的责任在学生[6]。

可以看出, Priestley和Templeton大学科学实验研究中心提出的分类本质上与Herron的研究无明显差异, 他们对科学探究的过程进行了细化, 这是他们研究的特色。但分类更细, 则水平间差异不显著, 不易区分, 所以其应用不广。

2. 对探究水平进行命名

Bonnstetter在1998年提出四种探究水平, 并把四种探究分别命名为:水平0—传统的手工操作 (Traditional Hands-on) :问题、过程和结论都是教师定向的;水平1—结构的或引导的探究 (Structured or Guided Inquiry) :问题、过程是教师定向的, 结论是学生自己得出;水平2—引导的或学生指导的探究 (Guided or Student Directed Inquiry) :问题是教师定向的, 过程、结论学生自己定向;水平3—学生研究 (Student Research) :问题、过程、结论都是学生自己定向[7]。

Szesze于2001年提出探究三水平并命名。水平1—结构的探究 (Structureed Inquiry) :教师提供给学生要调查的问题, 操作的过程, 但不引导他们得出期望的结论;水平2—引导的探究 (Guided Inquiry) :教师提供要调查的问题, 但学生设计和使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得出结论;水平3—开放的探究 (Open Inquiry) :学生形成要研究的问题, 设计和使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过程解决问题[8]。

Wenning于2005年提出探究三水平体系。水平1—指导的探究 ( (Guided Inquiry) :教师确定要研究的问题, 研究过程由多位教师确定的议题指导, 广泛使用事先制定的实验室计划;水平2—有限制的探究 (Bounded Inquiry) :教师确定要研究的问题, 研究过程由一位教师确定的议题指导, 部分使用事先制定的实验室计划;水平3—自主的探究 (Free Inquiry) :学生确定要研究的问题, 过程由一个学生确定的议题引导, 没有事先制定的实验室计划[9]。

Bonnstetter提出的四种探究水平与Herron的相似, 但对各探究水平进行了命名。Szesze提出的三种水平和施瓦布相似, 也对其进行了命名。而Wenning的和他们有一些区别。对探究水平进行命名, 可以更形象、清晰表达各个探究水平, 所以被广大研究者采纳。这里Szesze对探究水平的命名使用较广。

3. 增加了活动要素

Sutman (1995) [10]在修订施瓦布及Herron的探究水平分类时, 将方案实施过程从得出结论中分离出来, 在原来的三个活动要素 (提出问题, 制定方案, 得出答案 (结论) ) 基础上增加了“方案实施”。这样, Sutman把探究水平分成五水平, 如下表:

徐学福[11] (2003) 认为可从形成问题、建立假设、设计验证、表达交流、推广应用这五个维度来划分探究教学的开放水平 (表4) 。并建议教师从水平1做起, 等学生有一定基础后再依次尝试更高水平的探究教学, 直到学生学会独立地探究学习。

Sutman和徐学福增加了活动要素, 有利于更加全面系统地把握探究式学习过程。“方案实施”这个活动要素在某些学科如数学的探究学习中尤为重要。所以增加活动要素是对探究水平研究的丰富和发展。但我们也发现, 选择的活动要素越多, 探究水平分类就越复杂, 研究的难度也会增加。因此选择较为典型的活动要素不仅可以保证研究的有效性, 而且可以降低研究的难度。

4. 更细化了师生的探究地位

在施瓦布, Herron和Sutman的分类体系中, 教师 (教材) 与学生是分离的, 分别有不同的作用和地位。施瓦布和Herron依据实验手册 (教材) 与学生在活动中的不同地位分为低探究水平与高探究水平。若实验手册 (教材) 规定着具体的活动方式, 属于低探究水平;若学生居于主体地位, 自主地确定活动方式, 则属于高探究水平[12]。

Gallison (2005) [13]在考虑低探究水平及高探究水平的同时, 增加了师生共同参与活动的中等探究水平, 并据此提出了由控制性探究 (Controlled Inquiry) 、引导性探究 (Guided Inquiry) 、模拟性探究 (Modeled Inquiry) 、自主性探究 (Free Inquiry) 组成的科学探究水平分类体系。其中, 控制性探究:教师挑选题目, 确定使用的材料, 决定结果;引导性探究:学生在资源和行为上有较大的灵活性, 但被期望得到需要的最终结果;模拟性探究:学生在题目的选取, 过程和结果上有灵活性, 教师是指导者 (教练) ;自主性探究:学生独立工作, 探究问题的意义, 检验多种观点, 自己选取方法, 得出结论。分类见下表:

值得一提的是, 张新宇[14] (2009) 以Herron分类体系为基础, 在吸收Gallison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具体化的研究工具。并赋予不同水平以不同的分值, 具体如表所示:

Gallison增加了师生共同参与, 更符合目前实验室探究和课堂探究的实际, 因为在当代探究学习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 将教师与学生区分为探究活动的两极显然无法有效地反映探究过程的真实情况。这个增加也使探究水平分类更符合现代教学思想。

张新宇赋予不同水平以不同的分值, 为量化探究水平研究开创了先河。

5. 把科学实验室探究水平发展为科学实验室和课堂探究水平

施瓦布提出的探究三种水平是实验室探究三水平, 依据是实验手册 (教材) 和学生在探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Herron提出在保留1~3水平同时, 增加水平0:“问题、解答的方法和正确的解释都是给出的, 或是很快地明显地从学生的实验手册中看出”, 可知Herron的四水平仍然是科学实验中的探究水平分类。90年代后, Bonnstetter, Templeton大学科学实验研究中心, Szesze, Gallison, 徐学福等都明确提出了教师在探究中地位。这样就把实验室探究水平分类发展为实验室和课堂中的探究水平分类。对课堂探究水平进行分类可以扩大探究水平研究范围, 使其不但在科学, 而且在数学、社会科学课堂中得到应用。

国内外家庭旅馆研究综述 篇8

西方家庭旅馆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 随着旅游消费观念的更新, 意大利、德国、美国等国的家庭旅馆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我国, 家庭旅馆最初是20世纪90年代末为解决游客“假日旅游”住宿难的问题而出现的。目前, 我国的家庭旅馆主要分布于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的郊区, 以及有独特建筑风格、重要历史价值、深厚文化积淀的古镇和乡村。国内外对什么是家庭旅馆并无统一的界定。但无论是业界、学界, 还是政府都一致认同家庭旅馆固有的显著特点是:除了提供基本的住宿外, 还使投宿者感受到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家的温馨感。

在旅游需求逐渐呈现多元化与个性化的新消费主义时代, 家庭旅馆在质与量方面日益蓬勃发展, 随之催生了旅游学者关于家庭旅馆的研究热潮。本文试图通过对家庭旅馆相关文献的检索和分析, 理清研究脉络, 归纳并评述其中关注的研究内容, 总结出总体特点。

2 国外家庭旅馆研究

国外旅游学者对于家庭旅馆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 最早见于1968年Backwinkle以意大利蒂罗尔州的专职和兼职家庭旅馆业主为研究对象, 得出两者的经营行为不会相互阻碍的结论。对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发现, 国外家庭旅馆研究视野较广泛, 涉及产业经济学、社会学、法学、营销学、消费者行为学等多个领域, 研究内容涵盖家庭旅馆产业、家庭旅馆业主、家庭旅馆经营管理和家庭旅馆游客等诸多方面。研究方法以案例研究和问卷调查等分析方法为主。具体分析如下。

2.1 家庭旅馆产业

国外学者对家庭旅馆产业的研究起步早, 但方法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如Dawson和Brown预测乡村家庭旅馆在数量上存在增加趋势;1995年, 学者Scherrieb研究了家庭旅馆的产业结构, 发现家庭旅馆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大的调整;2000年美国学者Lanier等对家庭旅馆业主发放了5650份问卷, 通过对收集的翔实数据分析得出家庭旅馆业景气指数提升的关键点是合理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对于家庭旅馆在法律上存在的弊端, 学者Kaminek和Berger为澳大利亚家庭旅馆制定了行业指导手册。Nummedal等收集了新西兰南岛247所家庭旅馆业主对当地粮食生产和使用的看法, 建议家庭旅馆部门与当地粮食产业部门建立长期的采购和促销关系。Huang以两个资源优势维度、四个竞争优势维度和两个电子商务战略性能优势维度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 进而为家庭旅馆业的经营设计出一种最佳的电子商务战略模式。综上所述, 国外学者对该产业的研究视角由现状描述和前景预测, 向如何提升行业景气指数和行业发展对策倾斜, 同时, 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过渡。

2.2 家庭旅馆业主

通过文献分析比较, 国外学者关于家庭旅馆业主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 研究内容集中在业主类型探讨、开办家庭旅馆的动机和业主行为上, 并且都是通过访谈收集数据进行研究。其中Wallinger与138名房主面谈, 指出房主可以依据家庭旅馆开办地点分为两类:城镇业主和乡村业主;Lynch对苏格兰206名家庭旅馆业主进行访谈, 认为他们无法基于动机因素聚为一类;Nickerson 等通过对292名乡村家庭旅馆业主调查, 指出影响家庭旅馆开办包括社会、经济等外部因素;McGehee和Kim通过对412名乡村家庭旅馆房主调查, 指出开办动机会受开办条件影响。Yu-Chin等比较了在美国个人主义和中国台湾集体主义两种文化背景下, 家庭旅馆业主对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感知差异。

2.3 家庭旅馆经营管理

家庭旅馆经营管理是国外研究热点, 研究内容连贯性强。如1990年, Muller和Ferrante通过分析密西西比河和阿尔卑斯山旅游房地产的二手资料, 指出市场营销是家庭旅馆经营成功的重要因素, 并且价格、质量和信息流量是市场营销的三个决定属性;Lubetkin以美国的92名家庭旅馆业主和旅游者为研究对象, 着重探讨了广告宣传营销手段, 得出其有效性在于更多地了解旅游者的需求;Nuntsu等通过实地调查南非水牛市36家家庭旅馆, 补充了家庭旅馆成功经营的关键项目, 指出除了市场营销, 产量管理、商业计划和质量监督等也不可或缺;Taurer在2005年调查了澳大利亚的家庭旅馆, 认为设计满足来自不同国家的旅游者需求的产品和建立有效的组织构架是家庭旅馆发展的当务之急;2006年, Taurer又指出之所以家庭旅馆组织模式目前无法得到实施, 是因为缺乏全国家庭旅馆协会的支持;William L.Smith根据三年跟踪探索性研究, 基于创新扩散理论, 探讨了电子邮件和互联网在服务管理实践中的作用。

2.4 家庭旅馆游客

国外学者对于家庭旅馆游客研究比较零散, 得出少量相关结论。如Monty和Skidmore访谈了威斯康星州15家家庭旅馆的游客, 发现他们愿意为特定的服务项目支付更多的现金;Bundesberband以650名为奥地利家庭旅馆游客为调查对象, 指出协调客户关系和更新硬件重要性;Privatvermieter收集了1400名美国游客信息, 发现家庭旅馆的游客在人口学特征上存在明显集群趋势:高收入、高学历、出游次数多和重视与业主交流。

3 国内家庭旅馆研究

国内学者对家庭旅馆的称谓尚未统一, 多数称为家庭旅馆, 其他也有民居客栈、民居旅馆、农家旅馆、个体旅馆、青年旅馆等称谓。国内学者对家庭旅馆的研究呈现出三大显著特点:在研究领域上, 主要集中地域特色浓、具娱乐休闲功能的家庭旅馆;研究内容经历了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6年, 主要集中在家庭旅馆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开办家庭旅馆的基本条件、行业管理角度的经营管理策略等。第二阶段为2007年至今, 主要集中在家庭旅馆旅游者体验、游客角度的家庭旅馆经营管理策略;研究方法上, 逐步从第一阶段描述性、概念性逐步转变为第二阶段数理统计和构建模型。

国内关于家庭旅馆第一阶段研究成果颇丰, 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 从行业角度针对性地提出家庭旅馆经营管理建议。如韩振华, 周玲强探讨了农家旅馆产生的必然性和作用, 并对其管理制度和经营思路提出了建议;赵海霞, 罗寿枚讨论了自然风景区家庭旅馆的发展问题;林轶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旅馆, 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旅馆的现状、优势及存在的问题, 探讨了其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毛勇探讨当前农家旅馆的发展与经营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廖惠兰以阳朔乡村家庭旅馆为研究对象, 依据阳朔乡村家庭旅馆的目标市场定位及需求特征, 构建了一套可操作性较强的阳朔乡村家庭旅馆市场营销组合策略;魏琰则为连云港“渔家乐”家庭旅馆发展献计。

2006年, 我国学者邹益民指出从游客的角度探讨服务价值感知及再宿意愿的影响因素, 尤其是游客对住宿家庭旅馆的动机、行前期望、实际体验对满意度及忠诚度的影响关系等涉及家庭旅馆客源市场深层次问题是我国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至此, 国内旅游学者开始将目光关注于家庭旅馆游客, 并引入社会学调查方法, 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研究, 进入了家庭旅馆研究的第二阶段。如邹益民等通过实证研究, 建立了游客投宿家庭旅馆体验的理论模型, 并提出了基于游客体验的家庭旅馆经营策略的建议;掌庆琳等的研究指出游客选择民宿的动机主要为文化探索、文化体验与学习、社会化、新奇以及寻找平静五个因素;胡丽花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对家庭旅馆游客动机、服务质量、满意度与忠诚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张竞予运用了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把握家庭旅馆博客营销关键因素, 为家庭旅馆提供了具体的博客营销对策;龙肖毅通过问卷调查, 对大理古城民居客栈的中外游客的基本特征与满意度的差异性做出对比研究;王雪芳采用实地考察、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等方法了解阳朔家庭旅馆业的发展概况, 并着重分析了家庭旅馆住客的旅游特征, 在此基础上对如何经营管理家庭旅馆提出一些见解。

4 结 论

(1) 从研究内容来看, 国外对家庭旅馆研究已趋于系统化, 研究内容日益丰富, 涉及家庭旅馆产业、家庭旅馆业主、家庭旅馆经营管理和家庭旅馆游客等多方面问题;在我国, 家庭旅馆的研究经历了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

(2) 从研究方法来看, 国内外对家庭旅馆的研究分析过程均偏重定性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探讨, 同时注重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我国已开始注重家庭旅馆的定量分析, 主观的、经验性的研究正逐渐减少。近年来出现了少量运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数理统计方法的研究论文。

(3) 从研究角度来看, 国内外学者主要从经济学、管理学和消费者行为学角度对家庭旅馆进行研究, 尚未有人从其他角度进行讨论, 比如人力资源学、服务学、营养学等。

(4) 从研究结果来看, 国内主要是通过对地域特色浓、具娱乐休闲功能的家庭旅馆的定性分析, 以及对具体的家庭旅馆旅游者的实证分析, 给其经营业主提供一些经营管理建议。研究结论不具备普遍指导意义。国外对家庭旅馆研究则较为广泛, 注重研究结果的应用价值。

摘要：家庭旅馆是经济型酒店的一种。随着现代人们休闲时间的增多和旅游需求的多样化, 家庭旅馆受到越来越多的旅游者青睐, 同时成为旅游学界和旅游经营者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家庭旅馆的起源、家庭旅馆的定义与特点为出发点, 通过文献综述, 归纳和评述了国内外家庭旅馆研究的相关内容, 并总结出总体特点。

关键词：家庭旅馆,研究热点,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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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Nuntsu, N., Tassiopoulos, D., Haydam, N.The Bed and Breakfast Market of Buffalo City (BC) , South Africa:Present Status, Constraints and Success Factors[J].Tourism Management, 2004, 25 (4) :515-522.

[4]褚蓓.对家庭旅馆经营可行性的分析——从杭州家庭旅馆谈起[J].旅游学刊, 2002, 17 (5) :45-48.

[5]邹益民, 董艳琳.基于游客体验的家庭旅馆经营策略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17 (2) :33-35.

[6]文彤.家庭旅馆业的发展——以桂林龙脊梯田风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 2001, 17 (1) :26-30.

[7]张竞予.家庭旅馆博客营销特征对顾客品牌态度的影响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 2008.

国内外市场细分研究综述 篇9

市场细分被广泛地认为是市场营销的重要基础, 当前社会营销观逐渐兴起、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 市场细分的新发展值得人们更多的关注。营销领域一般认为战略营销 (STP) 与营销组合 (4Ps) 是市场营销的核心, 而其中的市场细分 (segmentation) 正是战略营销的第一步。市场细分的作用, 主要是使企业能够及时发现、充分利用市场机会, 科学地确定目标市场, 有效地运用产品、定价、促销、渠道等策略, 避免企业资源的浪费, 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增强竞争能力。

2 国外学者对市场细分的研究

2.1 市场细分概念

市场细分概念最早由美国的温德尔·斯密斯于1956年提出。其基本表述是:多数市场都不是单一性的市场, 而是由几个相对同质的子市场组成, 对于提供类似产品或服务的企业来说, 这些子市场的需求是同质的。很多营销专家都把细分看成是继“以客户为中心”观念之后的又一次营销革命。狄比 (1998) 等认为:“消费者细分就是将具有异质特征的消费者进行聚类的过程, 细分后的每一类消费者具有相似的需求和购买特征。”科特勒 (2002) 将市场细分定义为“将市场划分为有着显著需求、特征或行为差异的不同群体的消费者, 每一群体的消费者对产品或营销组合有着同质的需求”。

一般情况下, 在进行了市场细分时, 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条件选择合适的细分变量和方法, 使得经过细分的市场能够被自己合理选择和占领。在评估细分市场时要考虑三个因素:细分市场的规模和成长性、细分市场的结构吸引力以及公司的目标和资源。

2.2 市场细分的分类

2.2.1 基于消费者与基于产品/服务

细分时, 基于消费者的方法注重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具体特征;而基于产品的方法则是关注产品或服务本身的具体物理特征, 并了解消费者希望从产品中获得的利益类型以及消费者的产品使用量或使用模式等。Tony Lunn (1986) 认为细分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消费者导向, 是对消费者的需求和行为特征进行分类。二是产品导向, 是围绕某产品或品牌的特定消费情境来细分。消费者导向的细分以尽力满足消费者为目标。然而, 需求总是在不断变化的, 原因包括消费者年龄、时代变化、技术的进步以及竞争的加剧。为保持产品生命周期的延长, 以产品为导向对市场进行细分不失为一种方法。

2.2.2 事前细分与事后细分

事前细分主要是根据对消费者需求与行为的经验分析、判断来预先设定细分标准。如地理细分、人文细分。事后细分并没有事先确定细分标准, 而子市场数目在分析之前是未知的。这一方法通常结合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技术等来对市场进行细分。

2.2.3 静态细分与动态细分

静态细分假设时间轴不动, 考虑当前市场中各类不同的消费动机及需求。其优点是对目前市场的状况可以获得比较清晰和直接的认识。而其缺点是“只能得到市场消费需求某一时段的快照, 对于所切分到的各个消费群以后的需求变化无法得知”。静态细分侧重利用相同的产品或服务等在消费者中的扩散规律, 来调整营销策略。动态细分则是跟随市场中的一切变化来进行市场细分。这是一种以变化的产品来满足同类消费者变化需求的细分策略。

2.2.4 描述性细分与因果性细分

描述性细分主要通过考查市场的各种内外特征, 并对其进行描述, 再对市场分类。人文细分和心理细分是一种描述性细分。因果性细分是寻找消费者需求的正真原因, 利用这一原因来对市场进行细分, 并认为正是这一原因导致了购买。利益细分被认为是一种因果性细分。描述性细分被认为并不能有效地预测消费者未来的需求, 而因果细分由于揭示了购买的原因而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2.2.5 市场细分与顾客细分

对现有顾客及潜在顾客的细分就是在细分之前将整个市场作为对象, 从中发现有利可图的机会。对现在顾客的细分也被称为顾客细分, 此时企业已开始注意到要将更多的资源集中于能为其带来更多价值的顾客身上。“顾客细分是指按照一定标准将企业的现有顾客划分为不同的顾客群”。通过顾客细分, 企业可识别出对企业来说价值各不相同的顾客。

2.3 市场细分的变量

科特勒 (2008) 认为市场的细分变量通常被分成两种:一种是通过消费者的特征来细分市场;另一种是通过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反应来细分市场。一些常用的细分变量为地理细分、人文细分、心理细分和行为细分等。

2.3.1 地理细分和人文细分

地理细分变量包括消费者所处的地区、城市的大小、当地的气候等。但市场的全球化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逐渐削弱了客户与地理特征的关联性。人文细分就是将市场按照人文变量进行细分, 这一类变量通常包括性别、年龄、学历、收入、家庭人口、社会地位等, 但其存在的缺点是这些变量有时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并不大。

2.3.2 心理细分

由于地理与人文细分并不能满足营销实践的要求, 人们开始关注消费者的心理因素。20世纪60年代, Dichter利用临床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从消费动机的角度来细分消费者, 自此形成了一类新的市场细分理论———消费心理细分。它根据消费者所处的个性与动机、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等变量对市场加以细分。

(1) 个性与动机。个性心理学主要依据个性对市场进行细分, 采用的细分标准包括需要、动机、个性、特质、自我概念等个性心理概念, 其中较主要的为个性与动机。个性被认为是一个人比较稳定的心理倾向与心理特征, 它会导致一个人对其所处的环境作出相对一致和持续的反应。在西方国家, 针对诸如化妆品、香烟、啤酒, 保险之类的产品, 有些企业以个性特征为基础进行细分并取得了成功。动机研究对消费个体的心理特征描述比较丰富, 但运用到宏观消费群体时, 却缺乏可靠性。而且, 从心理学量表得到的结论很难应用到营销实践中。

(2) 社会阶层。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则从消费者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接受的特定文化来探索消费者需求的差异, 它们选择社会阶层、生活方式、文化、群体特征、婚姻家庭状况等变量进行细分。同一阶层的成员具有类似的价值观、兴趣爱好和行为方式, 不同阶层的成员则在上述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认知心理学认为, 消费需求的不同受消费者后天的信息接受、信息加工以及决策过程等认知心理上存在的差异决定, 在确定市场细分的变量时应选择感知、学习、态度、决策等认知概念。

(3) 生活方式。La Zer (1963) 最早研究了生活方式和营销的关系, 他认为生活方式是“整个社会或社会中群体的独特生活模式”。20世纪70年代初, 个性测量方法和动机研究开始融合, 逐渐演变为一种叫“生活方式”的研究。在经典的消费者行为学教材中, Solomon (1999) 将生活方式定义为:“一个人花费时间和金钱的方式。”人们会根据自己喜欢的事物与做事或生活的方式, 比如怎样打发时间和如何花销可支配收入等, 把自己归入某一群体当中。

生活方式研究的基本假设是:你越了解你的顾客, 你跟他们的沟通就越有效, 你的营销策略就越可能成功。Wells和Tigert (1971) 提出用AIO, 即活动、兴趣和评价来表达生活方式。Plummer (1974) 又加入了人口统计因素。四个因素包括:活动———如何花费时间和金钱;兴趣———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观点———如何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一些基本的人口统计特征, 如年龄、收入、教育等。Engel、Ko11at及Blackwell (1982) 提出E.K.B模式, 它说明了个性和生活方式对消费者决策的影响。

(4) 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时, 生活方式研究在西方受到质疑, 有学者开始进行价值观理论的研究。他们认为价值观与人们的生活和行动紧密相关, 它是决定消费者行为的深层因素。其基本假设是, 人们对价值观的重要性排序差异决定了人们或社会之间的区别。西方较流行的一种心理分类方法是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结构, 它以4个人文统计问题和35个态度问题的回答为基础。

2.3.3 行为细分

人们发现许多消费行为仅从心理因素的角度考虑仍然无法解释。事实表明, 消费者对许多产品的购买与消费同消费者所处的购买、使用情境密切相关, 于是对细分的研究开始向对行为细分发展。美国消费者行为研究专家Solomon (2006) 将消费情境定义为:消费情境是除了个人和产品特性以外, 影响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和 (或) 使用的因素。

其理论假设认为, 消费者个体特征的差异对解析消费行为变化相当有限, 人的消费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行为发生的情境决定, 这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观点。产品使用场合细分、使用率和品牌忠诚度细分、利益细分是其主要标准。

(1) Wind模型。针对管理人员的营销细分决策, Wind (1978) 提出了一个以管理任务为导向的细分标准选择模型。这一模型将细分工作细化了, 但是给实际操作却带来了困难。Wind的细分模型没有区分描述变量和行为变量的差别, 将它们置于同一个层次, 忽视了它们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 同时这个模型操作性差, 还会造成营销活动的不统一。

(2) 个人—情境混合细分模式。Peter R.Dickson提出了一个个人—情境混合细分模式的框架 (见图1) , 认为这一模型体现了最高层细分标准, 它决定了诸如心理细分、行为细分等较低层级的细分标准, 是这些层级细分信息的整合。产品开发、包装设计、分销和促销决策等营销细分应选择情境细分或个人—情境混合细分作为细分模型。

个人—情境混合细分模式框架在细分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它不仅考虑了消费者的个体心理、行为特征, 而且联系了消费者所接触的外部微观环境。

(3) 利益链。利益细分假设人们在消费某一特定产品时所寻求的利益 (效用) 是细分市场存在的真正原因。1984年, Haley对利益的内涵进行了扩展, 认为利益具有与产品相关的两种特征———产品功能和产品属性, 还可由客户所持有的态度决定。利益链是Hal Lee管理咨询公司于1970年发明的, 是用来研究客户心理和行为过程的一种有效的手段。Young和Feigin (1975) 考虑到人们具有逻辑性的心理结构, 认为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是真正影响消费行为和动机的内核, 提出利用利益链解释人们的购买行为和态度。利益链的结构如图2所示。按照利益链的这种逻辑, 通过分析、寻找人们追求的不同利益就可以对市场进行细分。

资料来源:Peter.R.Dickson.Person-situation:Segmentation’s Missing Link[J].Journal of Marketing, 46:4Fall, 1982:56-64.

资料来源:吴昊.基于利益的客户细分方法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 2004.

(4) 手段—目标链。Gutman (1982) 提出了手段—目标链 (means-end chain) 并用来解释客户在消费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的心理和行为上的各种状态和过程。Botschen等人 (1999) 使用手段—目标 (means-end) 方法进一步区分了产品的、服务的各种抽象的特征, 并首次将利益特征的层次进行了界定。手段—目标链与Young和Feigin的利益链的结构的主要差别在于链中所包含的层次和内涵细化程度 (见图3) 。

资料来源:Reynolds, T.J.and Gutman, J.Laddering Theory、Method、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1988, 28:11-31.

最成功的利益细分案例是美国营销学者拉塞尔·哈雷 (1984) 所做的牙膏市场的研究。但目前的利益细分方法也存在着不足, 在细分变量的选取上大多以当前的利益为基础, 对潜在的利益认识不足。

2.4 超市场细分

超市场细分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该理论认为, 为满足消费者个性化消需求, 许多细分市场应该进一步细分。该理论发挥到极致就是市场细分到个人, 也就是定制营销 (一对一营销) 。该细分理论认为每个顾客都有着不同的需要, 而通过细分的传统做法, 已不能满足每个顾客的特殊需要。而现代数据库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已能准确地记录并预测每个顾客的具体需求。但过度强调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 无疑也会带来沉重负担。

2.5 反市场细分

在超市场细分理论指导下, 许多市场被过度细分而导致产品价格不断提高, 影响产销数量和利润, 在实践中受阻以后, 人们意识到过度细分市场将无利可图。于是反市场细分理论应运而生。反细分理论是指在满足大多数消费者的共同需求基础上, 将过分狭小的市场合并起来, 以便能以规模营销优势达到用较低的价格去满足较大的市场。反市场细分有两种方式:一是缩减产品线来减少细分市场;二是将几个较小的细分市场集合起来, 形成较大的细分市场。

3 国内学者对市场细分的研究

在市场细分的概念方面, 齐佳音等 (2002) 认为市场细分是企业在明确的战略业务模式和特定的市场中根据客户的属性、行为、需求、偏好以及价值等因素对客户进行分类, 并提供针对的产品、服务和营销模式的过程。甘碧群 (2002) 认为市场细分的产生存在着客观的基础, 一是市场的异质性, 二是市场竞争中企业资源的有限性, 企业只能将有限的资源投入有限的市场才能取得成功。在市场细分变量的研究方面, 国内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情境、利益等。我国学者符国群 (2001) 认为, 生活方式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 在与社会诸因素交互作用下表现出来的活动、兴趣和态度的模式。吴垠 (2005) 提出了CHINA-VALS, 但在营销实践方面没有更具体的操作方法。卢泰宏等 (2006) 认为生活形态又称生活方式, 它对应选择某种消费模式, 包括消费观念、如何使用时间和金钱等。

陈静宇 (2003) 构建了一个新的细分模型。他认为主流的市场细分是围绕客户需求的差异性展开的, 将满足客户需求视为第一位, 但是利润或价值是企业市场细分最基本的驱动因素。他认为新的价值—特征—行为三维市场细分模型 (见图4) 不仅可以满足企业制定与实施营销战略的需求, 而且可以保证企业的收益。

资料来源:陈静宇.价值细分—价值驱动的细分模型[J].中国流通经济, 2003 (6) :53-56.

卢泰宏 (2005) 在《中国消费者行为报告》一书中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其中的“中国E世代消费生活形态实证研究”将消费者分为五种类型:孤寂努力型、开心刺激型、得过且过型、网络生存型、传统菜鸟型。苏胜强等 (2007) 在基于价值观的基础上对消费者细分进行了研究, 通过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广义对应分析等方法, 将消费者分为自信进取型、时尚享乐型和传统保守型, 并对每一个细分市场从消费者所在城市及其文化程度两个方面作了分析。周建明 (2008) 认为, 现在的细分模型缺乏将产品与消费者的两个视角结合分析。他对Wind的细分模型进行改进, 提出一个适合应用和研究的崭新的细分模型 (见图5) 。

资料来源:周建明.市场细分变量应用模型探索[J].网络经济, 2008 (6) :65-67.

何伟等 (2009) 对利益的内涵进行了扩展。一方面, 利益主体是产品、服务或者行为。服务经济的兴起, 使得除了有形的产品之外, 无形的服务与行为都能给客户带来利益。另一方面, 认为“机会利益”也是利益存在差异的一个原因, 而这种“机会利益”是由产品、服务或行为的固有独特属性而决定的。“机会利益”就是客户选择了某项产品、服务或行为而放弃选择其他产品、服务或行为而获得的唯一性利益。随着关系营销的兴起, 一种从顾客获得的关系利益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4 结论

纵观细分的发展可以看出, 从分析消费者外部特征再到深入研究消费者心理及具体的行为变量, 都显示了细分研究在不断地深入。但市场细分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一是注重从消费者需求在同一水平上的差异性, 但未注重从需求的层次的角度来考虑。二是关注消费者当前的需求, 不重视消费者需求的发展情况。三是识别了消费者的功能利益需求、享乐需求、情感需求, 而忽视消费者同样也具备道德需求。四是把市场细分更多地看做企业谋利的手段, 而未考虑它与社会文化、人类文明的关系。从研究的方法上来说, 市场细分普遍采用元素细分法, 先是研究消费者的各种单独的特征, 然后将各种特征聚合、对消费者分类, 这显然缺少系统的观点。

国内外家庭作业问题研究综述 篇10

一、概念的界定

在国外, 家庭作业原指工人在下班之后、工厂外要完成的工作任务, 应用到教育领域则指学生在课外的学习。19世纪, 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开始影响欧洲的学校教育, 他在《普通教育学》中提倡学生在课后运用和实践所学的知识, 以留下更多时间在学校课堂搞教学, 家庭作业因而成了课内学习的继续。从此以后, 家庭作业作为课内学习的延伸, 逐渐为所有的教师和所有的学生所认同。

《教育大辞典 (增订合编本) 》 (1998) 则把“作业”分为“课堂作业”和“课外作业”两大类, 解释得更为详尽。“课堂作业”, 就是教师在上课时布置学生当堂进行操练的各种类型练习。其作用在于加深和加强学生对教材的理解和巩固, 进一步掌握相关的技能技巧, 教师也能从中及时发现学生知识或技能缺陷, 作必要的纠正。而“课外作业”, 也称“家庭作业”, 是根据教师的要求, 学生在课外时间独立进行的学习活动, 在教学活动总量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布置及检查课外作业是教学的组织形式之一。

二、国外家庭作业理论介绍

在国外, 家庭作业问题是比较活跃的研究领域。早期苏联的教学论专家们就曾对作业的方法与策略作过专门的论述。凯洛夫曾指出“家庭作业是教学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作业是从根本上具有独立作业的方法来巩固学生的知识, 并使学生的技能和熟练技巧完善化的使命。”

美国学者库柏在20世纪80年代末, 出版了专著《家庭作业》, 对作业的功能与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纵观这些研究, 主要涉及:人们对家庭作业的态度、对家庭作业的反馈、学校家庭作业策略、家庭作业影响等等。这些研究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 对我国中小学教学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 学生家庭作业的量与学习成绩的相关研究

多长时间的家庭作业才是适量的呢?哈里斯·库帕对美国学生家庭作业量的问题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 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一至四年级的学生每周需有一至三项家庭作业, 时间在45分钟左右;四至六年级的学生每周需有二至四项家庭作业, 时间在60~180分钟之间;七至九年级学生每周需有三至五项家庭作业, 时间在225~375分钟之间;十至十二年级 (相当于我国的高中) 学生每周需有四至五项家庭作业, 时间在375~600分钟之间。

库帕在检验大量关于家庭作业时间与学业成就之间联系的研究结果时发现:家庭作业时间的增加对高年级学生的学业成绩有积极的影响;家庭作业的增加对中年级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没有证据表明家庭作业的数量能提高低年级学生的学业成绩。尽管还存在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 (如家庭条件、学生作业的态度情绪等) , 但大多数研究表明, 花更多的时间做家庭作业的学生在学校的成绩及表现要更好一些, 而且随着年级的升高, 家庭作业对学业成绩的影响越来越大。

2. 人们对家庭作业态度的研究

在研究人们对家庭作业的态度时, 几乎国外所有的研究都指向性的表明:大多数教师、家长、学生对家庭作业持积极的态度, 因为它鼓励家长与教师在教育方面的合作;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自我约束能力、及学习的技能;有助于学生为升入高一级学校奠定基础等。更有研究表明, 对家庭作业态度比较积极的学生, 一般学习成绩也比较好。

3. 对家庭作业反馈的研究

库帕给教师们提出了对家庭作业反馈的建议。他认为, 教师可以用四种反馈方式: (1) 学生把家庭作业交给教师后, 教师可以批改部分或全部作业, 然后告诉全班学生作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可以把作业做得更好, 也可以在每个学生的作业上写上评语, 指出存在的问题; (2) 教师可以给学生的家庭作业打分, 这些分数可以作为学期或学年评价的依据; (3) 教师可以给予口头或书面表扬或批评, 其依据就是学生对家庭作业的态度 (如:是否做完、是否认真等) 及其准确度; (4) 教师也可以给学生一些物质奖励, 如糖果、提前放学 (针对小学生) 等。

4. 对家庭作业影响的研究

库柏通过考查50多万个学生的调查结果, 并对家庭作业的有效性进行研究, 发现家庭作业有许多正面效应, 例如:能使学生更好地记住知识, 提高理解能力,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技能;能培养高度的自觉纪律性, 形成良好的时间组织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 家庭作业也呈现一定的负面效应, 例如:过多的家庭作业会使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 学生身心疲惫, 难以获得闲暇以及社会交往的机会, 甚至出现抄袭作业和作弊的现象。

5. 关于家长在家庭作业中作用的研究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和特殊教育系的杰克林·贝克赛奈特比较关注学生做作业的过程, 他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究竟是谁在做作业?”他通过对10多个小学生做作业的情景录音进行分析, 认为家长实际上在完成作业中负有首要的责任。研究发现, 在小学阶段, 许多家长过分地参与了孩子的作业, 到了中学, 家长们参与孩子作业的时间和机会大大减少了。

关于家长在学生家庭作业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贝克赛奈特的研究结论是值得关注的。研究结果表明, 让家长更多地参与学生的作业, 培养出来的学生要比没有家长参与的学生更优秀;研究还表明家长帮助孩子做作业并跟学校保持联系, 这种家庭环境下的学生的学习成绩要比那些具有同等智力、同样家庭背景, 但家长不参与做作业过程的学生成绩好。

6. 对作业类型的研究

在作业类型方面, 教育发达国家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对我们也应该有所启发。西方学者在家庭作业类型设计上, 更倾向扩展型与创造型的家庭作业, 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综合应用及创新。如美国有一种贴近生活的家庭作业, 鼓励孩子们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 当孩子们意识到所学的知识会马上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时, 那么, 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就越发有意义。如地理课作业“让孩子实地参观一个机场”, 在那里孩子们可以采访乘客, 询问他们去了哪里, 又将到何处去, 一边询问, 一边在事先准备好的地图上找到所到之处的位置。日本的中小学生家庭作业也十分注重联系学生生活的实际。如教师布置给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自己准备东西去郊游”、“听老人讲过去的事情”等等。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西方关于家庭作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值得我国中小学教师借鉴。首先, 在看待家庭作业的问题上,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这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其次, 在作业设计方面, 教师更多地从学生个性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家庭作业的设计, 家庭作业的内容因人而异;再次, 在作业的类型方面, 国外的家庭作业类型丰富, 灵活多变, 目的性强, 能够联系学生生活的实际, 不惟课本马首是瞻;最后, 在作业评价方面, 不以单一的维度来评价作业的好坏, 更多地关注学生在做家庭作业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

三、国内家庭作业研究介绍

作业是教学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几乎是伴随着做作业成长起来的, 与欧美国家相比, 我国关于家庭作业问题的研究起步明显较晚。就国内而言, 对作业专门而深入的研究较少。近年来, 由于提倡素质教育, 伴随着减负的话题, 使家庭作业的研究多了起来, 但大多数都缺乏具体深入的、有针对性的实质研究, 少数有价值的调查研究也多限于从作业时间入手, 少有对作业载体、作业批改、作业评价等进行综合调查的, 分析维度较为单一。国内目前关于家庭作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国内研究者普遍认为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广, 传统的作业理念、作业形式、作业内容、作业过程、作业评价等已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 现存的家庭作业模式亟待改进;另一方面则是对国外先进经验的零散介绍。

我国学者吴也显在他的著作《教学论新编》中把教材分成三个系统:课题系统、图像系统和作业系统, 指出:“作业系统如果安排得好, 对学生自学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也有利于教师改进方法。”

浙江海洋学院的宋秋前在《有效作业的实施策略》中提到:“实施有效作业, 首先要求教师坚持以生为本, 确立与现代教学和新课程理念相符合的现代作业观。确立有效作业观, 要有强烈的作业质量和效率观念, 通过对作业系统化的科学设计和作业方法策略的优化, 达到作业质量和效率的最佳状态, 提高作业的实效性;要有整体和长远的作业效益意识, 重视今天的作业对学生终身发展的效益, 强调给予学生的是对其一生最有价值的东西。”

台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张丰在他的文章《变被动作业为主动作业》中, 提到应在传统作业研究的两个维度 (量的多少与题目的难易) 基础上增加四个分析维度。“那就是作业的有效与无效、作业答案的收敛与开放、学生完成作业的主动与被动和不同认知习惯学生的不同作业特点等。”明确指出应该“把作业研究作为教学论的一个分支重视起来, 并以此作为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突破口。”

陆有铨、马和民的《走向研究型教师之路》、上海师范大学陈建华的《对新课程背景下中小学作业改革的探讨》、浙江大学边玉芳等人的《作业展示性评价》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家庭作业的深入研究。与教学的其他环节相比, 家庭作业是学生把获得的知识通过具体化推广到同类事物中去认识新事物、解决新问题的过程。纵观国内关于家庭作业问题的研究, 总体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很多都是单纯针对“减负”这一话题提出的。而家庭作业与课程的关系, 设计家庭作业的影响因素, 如何实现家庭作业的分层设计, 家庭作业的动态管理体系以及家庭作业的多元评价等, 都是以后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国内外英汉抱怨语研究综述 篇11

抱怨言语行为一直是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国外对抱怨语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集中于对英语和其他语言的对比。国内大多数的研究多集中对抱怨语在年龄、性别、文化，迁移等方面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对英汉的对比研究少。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抱怨语就更少，从能查到的资料来看，暂时还没有文章对汉维（维吾尔）英抱怨语作对比。调查不同语言中抱怨语行为的异同点，了解汉维、英维之间抱怨语的文化差异及礼貌意义，将有助于人们恰当地使用抱怨话语，提高他们的语用能力并增强文化交际的成功性。

二、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外国学者对抱怨言语行为进行了比较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英语和其他语言的对比。

根据在研究中所收集到的语料，按照由强到弱的语力抱怨语被归纳为六类：

（1）暗示对方的冒犯行为；

（2）陈述不满的理由；

（3）要求对方解释自己的冒犯行为；

（4）提及对方的冒犯性的行为；

（5）要求对方改变行为或弥补冒犯性的行为；

（6）直接批评对方，而不提及冒犯性的行为。

Boxer（1993）对英语本族语者和日本的英语学习者使用的间接抱怨语进行研究，发现英语本族语者使用间接抱怨语来建立交际双方共同的结合点她还对间接抱怨语的应答模式进行研究，最终发现两组受试的应答模式各有不同。Boxer（1996）还发现，实施抱怨时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更多实施间接抱怨，也更多的作为听话人接受到间接抱怨。

西方对抱怨言语行为进行了系统，广泛的研究，为我国研究汉语抱怨语，英汉抱怨语跨文化研究，语际语语用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模式和研究方法。

2.国内研究

（1）赖毅生（2004）总结了九种礼貌策略，还简单提及了影响礼貌策略实施的社会关系、社会权力、双方情感和场合等因素。

（2）刘惠萍（2004）按照抱怨的严厉程度总结抱怨策略的。

（3）谭小翠（2005）对中美大学生和教师在实施策略上的异同进行了跨文化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中国文化以积极礼貌为取向，美国文化以消极礼貌为取向。

（4）李萍、郑树棠、杨小虎（2006）指出受试群体、抱怨情景、学历状况、年龄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抱怨话语的严厉程度，但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5）徐晓丹（2006）对俄语抱怨言语行为进行了分类，在使用抱怨语对应该考虑社交情景因素，选择程度适当的抱怨语，才能真正提高言语交际能力。

（6）简正玲（2007）采用共时对比的分析方法，从文化的角度对这些差异进行深层分析。

（7）徐志卿（2007）从礼貌的角度对抱怨言语行为，以电视剧中的抱怨语片段为语料进行研究。

（8）安娜（2007）对100 名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者）和80 名美国大学生共两组参加本次调查研究。数据采用语篇补全测（DCT）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探讨抱怨策略的选择与其相应的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最终提出六种抱怨语策略。

（9）刘爱莲（2008）通过调查分析美国英语本族语使用者、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和汉语母语使用者的抱怨实施方式，探讨了中国学生在运用英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些中介语特征，并标明其语用能力有待于提供。

（10）赵英玲《论英汉直接抱怨语》一文中论证了英汉直接抱怨语的实施条件、实施模式、句法形式、情境变项及语用策略，系统描写和解释英汉直接抱怨语这一语言现象，拓宽言语行为的研究视野，深化言语行为的比较研究。

（11）杜小燕《试论间接抱怨语》论证了英汉直接抱怨语的语用功能、情境变项、句法形式、表达策略以及应答策略。

（12）张丹《抱怨言语行为的语用研究综述》今后的研究中应侧重于汉语和其他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为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三、结论

国内抱怨言语行为的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第一，研究过于单一化，多集中于抱怨言语策略方面；第二，多采用定量分析，定性分析较少；第三，仅限于单一语言的抱怨言语行为，未进行多种语言的对比分析。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侧重于汉语和其他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汉语抱怨言语行为的研究，为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Boxer，D.Complaining and commiserating：A speech actview of solidarity in spoken Am erican English[M].New York：Peter Lang，1993

[2]李萍，郑树棠，杨小虎.影响中美学生抱怨话语严厉程度的因素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2006，38（1）：56-60

作者简介：

哈丽丹·买买提，女，（1973～）维吾尔族，单位：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教育学院外国语分院，英语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

国内外财务危机预警研究综述 篇12

Fitzpatrick 早在1931年就利用单变量财务预警模型进行失败预警研究。他以19家公司作为样本, 运用单个财务比率将样本划分为破产和非破产两组, Fitzpatrick 发现判别能力最高的是净利润/股东权益和股东权益/负债两个比率。

30多年后, 在Fitzpatrick研究的基础上, 比弗 (Beaver) 提出了影响最为广泛的单变量判定模型。1968年10月, 比弗在美国会计评论上提出单一比率模型。在具体分析时, 他选择79家经营失败的公司和79家经营未失败的公司并将其随机分为两组, 进行一元判定预测。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现金流量与负债总额的比率能够最好的判断公司的财务状况, 其次是资产负债率。并且离财务失败日越近误判率越低。

20 世纪60年代末, 美国学者Edward I Altman以制造行业中等资产规模企业为样本, 提出了多元Z-score判别模型。该模型运用5个参数变量建立了一个函数方程, 用Z值进行判定。这种方法能较综合地考虑影响企业财务状况的因素, 为客观地评价企业财务状况开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是由于该模型参量选择太少, 适用性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而且无法衡量发生危机的概率。

为改变上述情况, Martin (1977) 引入Logistic回归分析法建立企业财务危机预警模型。他以1969-1974年为样本期间, 选出25个财务比率构建模型预测两年后银行可能倒闭的概率。研究结果表明, 以下六个比率具有显著的预测能力:净利润比总资产、坏账比营业净利润、费用比营业收入、总放款比总资产、商业放款比总放款、总资产比风险性资产。

Ohlson 在1980年采用LOGIT分析方法, 从而克服了传统判别分析中的许多问题, 不再需要传统分析方法中一些严格的假设。从1980年以后, Logistic回归分析代替判别分析法, 在财务风险预测研究领域占据主流地位。

随着统计学、运筹学的发展, 西方学者纷纷将新的分析技术运用到财务预警的研究中, 有混合神经网络模型、自组织映射模型、人工智能模型、概率神经网络模型遗传算法模型、回归拓展应用模型等。

Odom&Sharda (1990) 第一次将人工神经网络应用于财务危机的预测研究, 并与传统的多元判别分析法进行了比较研究, 实证表明, 神经网络预测的准确率更高。

这些年来, 出现了很多财务预警混合模型。建立混合模式的目的是同时采用多种方法, 克服各个方法自身的缺陷。对此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 混合模型与其单个方法模型相比, 有着更高的准确性。如2001年, 英国学者Feng Yu Lin 和Sally McClean以四种独立的财务预警研究方法判别分析法、回归法、神经网络方法及决策树方法为基础, 将这几种方法进行不同的组合, 建立了三种混合模式, 再对这些方法进行实证分析, 验证结果表明在同等条件下, 混合模式明显优于单个方法模式。

2 国内财务危机预警的研究现状

1986年吴世农、黄世忠进行了我国最早对财务危机预警的研究, 从财务报表相对独立的各个指标上加以分析, 而未对各类指标加以综合性考虑。

后来, 我国学者也开始了对财务危机预警数学模型的研究。1996年, 周首华等学者在奥特曼——Z 分数模型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加入现金流量这一预测自变量, 建立起财务危机预测的新模式——F 分数模式, 这一模型对国内理论界的影响较大。

张玲 (2000) 选取了深、沪两市涉及14个行业共计12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 并将样本公司分为两组, 并且从15个相关财务比率中筛选出4个构建判别模型。研究结果显示, 二分类线性判定模型具有超前 4 年的预测结果, 即模型可在 ST 公司戴帽前4年或ST公司开始亏损的前 2 年预知公司的的未来前景。

吴世农、卢贤义 (2001) 选取了上市公司中70家ST公司和70家非ST公司作为样本。首先应用剖面分析和单变量分析筛选出6个指标, 随后作者选分别使用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Fisher 线性判定分析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三种方法构建了相应的模型, 研究发现三种模型均能在财务危机发生前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姜秀华与孙铮 (2001) 以 2000年11月20日为基准点, 选取了被实施ST的42家上市公司和42家配对公司作为样本。选取毛利率、其它应收款与总资产的比率、短期借款与总资产的比率及股权集中系数四个指标建立Logistic判别模型。与其他相关文献不同的是作者选取概率0.1为最佳分割点。如果 Logistic 判别模型估计的概率 P>0.10, 则判定为ST公司。

杨保安等 (2001) 引入神经网络分析方法并应用于企业财务危机判定与预测。作者利用30 个原始样本, 选用BP (Back Propagation) 神经网络法构建模型, 结果显示判别正确率高达95%。

杨淑娥, 徐伟刚 (2003) 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危机状况的实证研究, 建立了上市公司财务预警模型——Y分数模型, 并通过本次研究中选择的样本指标, 初步确定了企业财务状况评价区域, 为企业预测财务危机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可行的预测方法。

吕长江 (2005) 基于已有各种预测方法及其结果的差异, 采用制造业上市公司1999-2002四年的数据, 分别运用多元判别分析、逻辑线性回归模型和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财务危机的公司进行预测比较分析, 其实证结果标志着国内理论界在财务危机预警课题方面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王克敏, 姬美光 (2006) 在财务指标分析的基础上, 引入公司治理、投资者保护等因素, 综合分析上市公司亏损困境的原因, 并比较分析了基于财务、非财务指标及综合指标的预测模型的有效性, 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李益骐, 田高良 (2009) 通过采用样本分析等方法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危机预警进行实证研究。作者选取了37个财务指标, 分为6个组, 根据t检验的p值大小在37个财务指标中筛选出若干指标, 作为预测模型的初始输入变量。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作为主要建模方法。在此基础上, 通过实证研究检验出若干预警能力强的财务指标, 建立了一套动态财务危机预警模型。最后, 通过有效性检验, 得出了2007年上市公司有54家出现财务危机, 模型的总判别率为80.30%,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模型的实际运用情况。

综上所述, 国外已在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中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财务危机预测模型。而我国对财务危机的预测还处在不断研究和探索中。只有对预测模型和方法进行不断的创新, 才能使得财务危机预警理论不断的完善。

摘要：对于企业来说, 财务危机不是突然发生的, 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因此建立财务危机预警模型, 对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进行预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早在19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进行财务危机预警研究, 起步早, 发展较为成熟。而我国在财务预警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 相对来说还不成熟。所以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对财务危机预警分析的研究。

关键词：财务危机,预警,综述

参考文献

[1]Edward I.Alt man.Financial Ratios, Discri minant Analysis and the Prediction of Corporate Bankruptcy[J].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68, 23 (4) :589-609.

[2]陈静.上市公司财务恶化预测模型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 1999, (4) .

[3]吕长江, 周现华.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测方法的比较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 (6) .

[4]吴世农, 卢贤义.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预测模型研究[J].经济研究, 2001, (6) .

[6]姜秀华, 任强, 孙铮.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研究[J].预测, 2002, (3) .

[7]王克敏, 姬美光.基于财务与非财务指标的亏损公司财务预警研究———以公司ST为例, 财经研究[J], 2006, (7) .

[8]李益骐, 田高良.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实证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 2009, (10) .

[9]周守华, 杨济华, 王平.“论财务危机的预警分析———F分数模式”[J].会计研究, 1996,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