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阅读的变迁（共10篇）
文学阅读的变迁 篇1
关于文学死亡的话题，已经成为众人激烈争论的焦点。这场遍及全球的争论，映射了文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但文学终结并非危言耸听的预言，而是一种严酷的现实。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多丽丝·莱辛，这位88岁高龄的英国女作家，代表了20世纪最后的文学精神。她是一枚被瑞典皇家委员会发现的化石，她曾在20世纪中叶成为女权主义文学的激进代表，但其近15年来的作品，却遭到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激烈抨击，认为它们只具有四流水准，完全不具备原创的能力。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诺贝尔奖项中，只有文学奖面临着二流化的指责，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唯一原因，就是文学自身的全球性衰退。
反观中国文学的现状，尽管文坛充满了垃圾，但文学本身并不是垃圾，恰恰相反，文学是一个伟大的幽灵，飘荡于人类的精神空间，寻找着安身立命的躯壳 (寄主和媒体) 。在可以追溯的历史框架里，文学幽灵至少两度选择了人的身体作为自己的寄主。第一次，即上古文学，文学利用了人的舌头及其语音，由此诞生了所谓“口头文学”;而在第二次，即古代和近代文学，文学握住了人手，由此展开平面书写、印刷及其阅读，并催生了所谓“书面文学”的问世。这两种文学都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杰出的文本。在刻写术、纺织术、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的支持下，经历两千年左右的打磨，书面文学早已光华四射，支撑着人类的书写梦想。
文学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寄主，那就是歌曲和戏剧，它们跟传统文学并存，俨然是它的兄弟，照亮了古代乡村社会的质朴生活。但就叙事和抒情的线性本质而言，它们都是口头和书面文学的变种而已。文学的生存形态，从来就是复杂多样的，它们制造了艺术多样性的幻觉。
然而，基于个人作坊式的书面文学，正在迅速老去。越过古典乡村时代的繁华，它的容颜和生命都面临凋谢的结局。千禧年就是一座巨大的界碑，向我们描述了临界点的存在。我们置身于第二代文学的最后时刻，文学已经动身离开这种二维书写的寄主，进入全新的多媒体空间，这是文学幽灵的第三次迁居，它要从新寄主那里重获年轻的生命。但我们却对此视而不见，包括我本人在内。我们完全沉浸在对书本、文字和个人书写的习惯性迷恋之中，我们对文学的剧烈变革置若罔闻。
这场寄主的变迁，无非就是文学对媒体的重新选择。它起源于电影，也就是起源于视觉和图像的叙事。爱森斯坦从一开始就向我们指出电影与文学的本质关联，他的杂耍蒙太寄语法，企图重现自然语法的叙事功能。但很少有人相信他的实验及其信念。但经过一百多年的修炼，在那些包括影视在内的新媒体的躯壳中，新媒体文学已经长成大树。
进入新媒体寄主的文学，维系着旧文学灵巧的叙事特征，却拥有更优良的视听品质。它直接触摸身体，以构筑精细的感官王国。还有一个例子，是当下流行的网络游戏，小说在那里演进成一种可以密切互动的数码艺术，结果它成了历史上最具吸引力的符号活动。新媒体文学还化身为手机短信，以简洁幽默的字词，抨击严酷的社会现实，显示了话语反讽的意识形态力量。新媒体文学甚至借用商业资源，把那个最强大的敌人，转变成养育自身的摇篮。文学正在像蝴蝶一样蜕变，它丢弃了古老的躯壳，却利用新媒体，以影视、游戏和短信的方式重返文化现场。
诗歌的命运也是如此。书面诗歌也许会消亡，但歌曲却正在各种时尚风格的名义下大肆流行，成为大众文化的主体。它们是诗歌的古老变种。更重要的是，即便各种诗歌形态都已消亡，但支撑诗歌的灵魂———诗意，却是长存不朽的。宫崎骏的卡通片系列，向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有力证据。在那些梦幻图像里，诗意在蓬勃生长，完全超越了传统诗歌的狭隘框架。
让我们回过来谈论诺贝尔文学奖的前景。这类奖项的道路正在越走越窄，20世纪文学老人正在相继谢世，新一代作家软弱无力，根本无法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文学授奖对象变得日益稀少。这是书面文学的原创性危机，也是各种文学奖的权力危机。在我看来，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新评估文学的自我转型，并把那些生气勃勃的新媒体文学纳入文学奖项的搜索范围，并在保留书面文学“遗产”的前提下，加入文学的新媒体类型，如“影像文学”“游戏文学”和“手机文学”等等。文学应当是上述各种样式的总和。
文学已经“蝶化”，进化为更加瑰丽的“物种”，而我们却在继续悲悼它的“旧茧”，为它的“死亡”而感伤地哭泣。文学理论家应当修正所有的美学偏见，为进入新媒体的文学做出全新的定义。否则，我们就只能跟旧文学一起死掉。
文学阅读的变迁 篇2
一、改革开放前银行体系
改革开放前银行体系是以建立于50年代的无所不包的单一银行体系为特征的。在这种体系下，人民银行既作为中央银行又作为商业银行，掌握了全国金融资产总额的大约93%。中国人民银行是“现金、信贷和结算中心”，它发放现金和信贷，城镇居民所持现金和国有企业单位所掌握的信贷都存入其中，国有部门之间的支付也通过它来结清。
尽管在人民银行下面设有专业银行，如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等，但它们不是独立的。人民银行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银行业务，专业银行实际上只作为人民银行的部门或财政部的部门存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初期的30年间（1949-1978），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机构设置上有某些变化，但无所不包的单一银行体系的本质在改革前一直没有改变。
银行体系的主要任务是为企业提供周转资本（流动资金）。当时的国家储蓄构成与上述情况相一致经济当中的储蓄主要来自政府。1978年，政府的储蓄占GNP的15.5%，而居民储蓄资金只占GNP的1%。居民存款总额（累积）在1978年只占GNP的约6%，所以当时政府储蓄比居民储蓄所大得多。在1962至于978年间的大部分年份中，政府在所有支出和预算投资拨款之后稍有盈余。1958年至1978年间，中国政府既无内债，也无外债。改革开放前，金融中介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相当有限，因为大多数投资都由政府预算直接拨款，而不是通过银行系统进行融资。有限的银行业务被中国人民银行领导的无所不包的单一银行体系所垄断。没金融市场，没有其他融资手段，除银行存款外几乎没有其他金融资产。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银行体系
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PBC）正式脱离财政部，并升格为部级单位。1984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其商业银行业务由新成立的中国工商银行（ICBC）和其他专业银行接管。这一措施的目的，是要使银行系统的行政功能与商业功能相分离。
至1991年底，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在各省和大城市拥有44个一级分行，设有400多个地区级（在省和县之间）的二级分行以及约2000家县级分支机构。1991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拥有职工16.6万多人。
作为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是一个受国务院直接领导的政府行政机构。它的主要职责 1
是：制定宏观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利率和汇率；发挥中央政府金库作用；调节金融市场；并制定综合信贷计划。
中国人民银行也作为中国的官方代表在国际货币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1980年起）和亚洲开发银行（从1985年起）中发挥作用。另外，中国人民银行下设国家外汇局（SAEC），它是政府专门控制和管理外汇的机构。
在中央银行之下，银行体系中包括专业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国有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为城镇地区服务的中国工商银行（ICBC）、为我农村地区服务的中国农业银行（ABC）、为大规模长期投资提供服务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PCBC）以及从事外汇业务的中国银行（BOC）。农村信用合作社（RCCS）是集体所有的农村金融机构，它隶属于中国农业银行并受其领导。与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紧密相联的是中国投资银行（CIB），其主要功能是筹措国际贷款来源（主要从世界银行）。除四大专业银行外，改革时期还建立了几个综合性商业银行，其中分支机构网络遍及全国的有交通银行（BOCOM）和中信实业银行（CITICIB），其他为地区性银行，如深圳招商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银行等。
在改革期间，专业银行都进行了调整，新的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也都建立了起来。专业银行的主要职责是在其专业领域内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与此同时，它们有义务根据政府要求通过提供政策性贷款执行经济政策。下面对中国主要银行和金融机构作简要介绍。
中国工商银行（ICBC）于1984年1月1日与中央银行同时建立。中国工商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接管中国人民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以命名后者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央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吸收各种来源的存款，并对城镇居民、企业和单位提供商业银行服务，它是国家和集体企业周转资本贷款的主要来源，也是企业和单位间交易的清算场所，并以此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实施监督。
中国农业银行（ABC）成立于1955年，主要是向农村居民和单位提供金融服务，它是政府出于包括收购在内的各种目的向农村提供贷款的主要渠道。它也是农村信用使用社的领导和监督机构。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PCBC）成立于 1954年，专门从事对大型固定资本形成和改造项目的预算拨款和贷款。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既是银行，又是财政部的一个机构，从1985年开始，所有基本建设预算拨款都改为贷款形式，因而建设银行变得更像一个真正的银行而不是财政部的一个部门。
中国银行（BOC）专门从事外汇管理和国际收支。它既是贸易和其他国际交易活动的清算场所，又作为国家指定的进出口银行为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经营活动提供贷款。中国银行
执行外汇管制，提供国际贷款，并从事外国证券业务。但是，从改革开始以来，中国银行在国际金融业务方面的垄断地位受到了下述新金融机构的挑战。
中国投资银行（CIB）建于1981年12月，专门筹集用于中国的外国中长期信贷（大多数是对中小型项目提供）。它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其他国际货币机构密切合作，并在贷款机构指导下作为发放贷款的中介。
交通银行（BOCOM）重建于1986年7月，它具有中国其他银行所没有的两个特征。第一，它是由股东所有的机构，大多数股份为中央政府拥有。第二，其经营范围不像其他专业银行那样有严格的限制，它实际上是一个从事广泛的金融活动的一个集团。
农村信用使用社会（RCCS）为集体所有，是农村地区独立的信贷联合体，基本上是作为农业银行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它们的规模一般较小，对其经营自主决策，自负盈亏。
改革期间，在以银行贷款取代预算拨款方面做了巨大努力。由预算拨款进行投资的比例迅速下降，为提高效率使资本成本更为显见，银行贷款的使用扩大至固定资本投资。越来越多的固定资本投资包括大型重点项目都由银行贷款而不是预算拨款来融资。银行系统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一方面，居民储蓄迅速增长，成为经济中最大的储蓄来源，银行系统现在成为将经济中的储蓄引入投资的主要金融中介。另一方面，银行系统不仅为经济提供大部分周转资金（和以往一样），而且通过贷款提供大部分投资（固定资本）。银行贷款在维持经济日常运营顺利进行和控制国家宏观信贷条件方面变得非常重要。
三、近十年来我国银行体系的改革
近十年来，我国银行体系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开放的银行体系。
1、成立政策性银行
所谓政策性银行系指那些多由政府创立、参股或保证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专门为贯彻、配合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或意图，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充当政府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工具的金融机构。
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及其他文件，我国也于1994年相继建立了国家开发银行（1994年3月17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1994年11月8日）、中国进出口银行（1994年7月1日）三家政策性银行。
政策性银行具有四大职能：①扶持，政策性银行应扶持商业银行不愿涉足的特定产业的发展。②倡导，政策性银行引导其他领域的资金向特定产业投入，以形成乘数效应，使特定产业迅速壮大，最终走向市场。③督导，政策性银行必须监督资金的使用，实行封闭管理，以确保政策性资金使用效益的最优化。④调控，就是国家通过政策性银行的干预和调控，以确保特定产业与其他国民经济各产业均衡发展。
2、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于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现已根据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决定》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于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现已根据2003年12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决定》修正）
两部法律颁布后，我国银行体系的运转就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3、人民银行按经济区划设置分行
1998年央行开始的体制改革转向了按经济区划设置分行的取向。至1999年初，跨省区九大分行和北京、重庆两家营业管理部相继成立。根据改革方案，分行的主要职责是依据总行的授权，负责执行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对辖区内除证券、保险外的金融业务活动进行全面监管。在不设分行的各省区首府所在地还设立了以该地命名的金融监管办事处，作为分行的派出机构。在分行所在地以外的省会城市以及计划单列市设立中心支行，省会城市中心支行除了履行原来承担的职责，还增加了原省分行在国库经理、支付清算、现金发行和金融统计等业务中的管理汇总工作。
4、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1999年，为了降低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分别成立了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账面价格收购了建、工、中、农四大银行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其中包括601户国有企业4050亿元的债转股。收购资金来源于三个渠道：其一，国家财政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拨付了400亿元资本金；其二，人民银行提供了5700亿元的再贷款；其三，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向对应的四大行发行了8200亿元的金融债券。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国有独资金融企业，注册资本金均为100亿元人民币，由财政部全额拨入，其主要任务和经营目标是收购、管理、处置四大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和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化解金融风险。
5、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可简称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于2003年4月28日发布2003年第一号公告。公告称，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自2003年4月28日起正式履行职责。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授权，统一监督管理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维护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
6、设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2005年8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挂牌成立。设立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是新形势下进一步完善我国中央银行体制、更好地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作用的制度性安排，也是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主要以现有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为基础进行组建，作为人民银行总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总行的领导和授权下开展工作，主要承担部分中央银行业务的具体操作职责，同时履行一定的管理职能。
启蒙策略的调整与文学的变迁 篇3
关键词：启蒙策略；《安徽俗话报》；《新青年》；文学
中图分类号：Ｉ206．6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11－0127－05
中国20世纪初期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①和《新青年》皆由陈独秀主创，且都以启蒙为职志，但是不同的历史语境却使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风貌，并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效应。因此，由同一位文化革命先驱所创办的这两份杂志，可以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策略的调整以及由此给文学带来的巨大变迁。
一、从“开启民智”到“唤醒青年”：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
有感于“外患日亟，瓜分立至”的亡国局势，陈独秀认为：“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激，以私见蔽于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陈独秀在第一期便开宗明义阐明了办报的“两大主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人，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由此，《安徽俗话报》预设了相应的读者群体：读书的、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女人、孩子们……几乎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样的一个读者拟想范围显然大大超出了不识字或少识字的“下层民众”，而是体现出极为广泛的读者诉求。与《安徽俗话报》同时的《中国白话报》，在记者与读者的通信中曾经对同一时期相关报刊的读者群做了一个比较性的定位：“我这报并不是一直做给那般识粗字的妇女孩子们看的，我还是做给那种比妇女孩子知识稍高的人看……所以说话不免高些。 ……而且那程度可以合着妇女孩童的报，如今也有好几种了，譬如杭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江西新白话，那思想浅近一点的人，都可以一看便懂。”②这也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徽俗话报》的实际读者群显然是“庸众型”的中下层社会民众。作为一个历史个案，《安徽俗话报》却正体现出了中国20世纪初期的总体启蒙特征——“开启民智”作为社会变革、历史进步的症结性内容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启蒙先驱梁启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性课题也有过阐述：“夫群治之进，非一人所能为也，相摩而迁善，相引而弥长，得一二之特识者，不如得千百万亿之常识者，其力愈大而效愈彰也。”③ 所以自清末以来的各类白话报，尽管在读者设定上略有差异，或宣称以蒙童妇孺为主；或声称要开通下层社会，为中下等人说法；或者干脆以开通妇女界为指归，但从整体上却构织了一种以“普及常识”为基本启蒙策略的历史景观，而“启牖民智” 与“白话报”的历史血缘关系也由此生成：“前者着眼于中下层社会，更焕发全体民力，是目的；后者用其方便，重其效果，是方法。”④ 对于《安徽俗话报》而言，除了这一共有的总体历史责任承担之外，还体现出创办者自身独特的启蒙导向。陈独秀一再申明：“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说话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但是，综观全部《安徽俗话报》，“瓜分危机”才是记者积潴胸中不吐不快的块垒，而诸如“日俄战争”、“洋人开矿筑路”等时局也自然成为报刊重点关注的“要紧的新闻”。被瓜分的亡国危机是一个时时被提及，一次次被强化的启蒙关键词，因此，尽管《安徽俗话报》宣传旨在使当地人“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实际属于单纯的“知识启蒙”的范围非常小，而且就这些地理、历史、天文、卫生、兵事、实业等知识而言，也往往是作为“亡国危机”和“爱国救亡”的延伸性话题出现的，因此，向民众宣传亡国与救亡的道理才是其启蒙的实质性内容。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启蒙策略的调整：启蒙对象由下层民众移向了“敏于奋斗、勇于自觉”的青年知识分子。《青年杂志》自2卷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虽是一字之差，却历史性地突显了这一杂志的精神新质——“青年”成为启蒙的关键词。陈独秀在“社告”中宣称：“国势陵夷，道学衰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启蒙者这一瞩目于青年的启蒙理念根源于以历史进化论为依托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青年”被认定为中国社会肌体健康发展，免于淘汰的新鲜细胞。因此，“唤醒青年”，培养先觉的精神界战士，成为此一时期启蒙者的共识。这一具有历史预见性的启蒙策略事后也得到了很多先驱者的认同。基于对“个性”与“自我”的推崇，鲁迅就曾多次表述过对于“少数”的期待：“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⑤ 虽然在为《新青年》“呐喊”之前，鲁迅也向“金心异”（钱玄同）表达了自己对于“铁屋子”的忧虑和犹豫，但最终还是认同了“唤醒少数，毁掉这铁屋子”的希望。直到1925年鲁迅还坚持这一启蒙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⑥ 1939年，毛泽东在评价“五四运动”时也对这一启蒙策略给予了肯定：“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由《安徽俗话报》时期面对广大民众的“运广长舌，开启民智”，到《新青年》时代瞩目于少数青年的思想觉悟，表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已经被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境界。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所展示出的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其根本动因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境遇和知识分子的不断觉悟。作为这一历史转捩点的关键性人物——陈独秀，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分辨出了自己的历史角色期待”。辛亥革命的挫败使陈独秀进入更深刻的历史性反思，并对中国思想界自明中叶以来受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七次觉悟”有了更深刻的历史洞见，按照陈独秀的这一分析，《安徽俗话报》的出现大致处于觉悟的“第四期”：“清之末际，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泥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以“戊戌变法”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所激发的历史性觉悟，促成了清末以来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启蒙浪潮，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可以说是这一启蒙浪潮的思想光源。而由《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中国历史再次发生了急剧的变动，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帝制并建立了共和。陈独秀洞见出中国历史的症结：“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倍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的创办正是处于保存“共和”还是复活“专制”的历史飘摇期，这将取决于新旧思潮大激战的最终结果，《新青年》所加于自身的历史责任正是力图促成这第七期觉悟，使“共和”这一现代制度得到真正实现，而问题解决的根本症结则在于国人的最后觉悟——伦理的觉悟：“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犹甚”，“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⑦。所以在陈独秀看来，复辟帝制，毁弃共和仅仅是“恶果”而非“恶因”，主张别尊卑、重阶级、压抑民权的纲常礼教才是制造专制的根本原因。因此，由《新青年》所发动的思想启蒙，其最终关怀虽指向根本的政治制度，但却落实于伦理思想的层面，而能充当思想变革先锋的，只能是具备新思想的“新青年”。因此，塑造“新青年”、“倡扬新思想”成为此一历史时期的启蒙主题。而正是由这一代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共同开创了一整套的现代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启蒙”的对象由普遍意义上的广大民众转向了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看似是一种思想的退守，而实质上却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跃迁，正是这次启蒙策略的调整也终于造成了文学的革命性变迁。
二、从“旧调谱新词”到“文学革命”
启蒙运动与文学新思潮相濡相嬗、相互促动的关系自近代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历史景观，但是这种笼统的共识却遮盖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启蒙给文学带来的变化。身兼革命家与启蒙者双重身份的“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实际上始终担负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重任，因此，他们始终是把政治革命、思想觉悟、文学变革等多重内容作为整体救亡的一项综合性工程来对待的，这也赋予了“启蒙”一种复杂而包容性的历史品格。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段基于迫切的时代需求会凸显不同的维度，但是“文学”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以《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为标志物的不同启蒙阶段中，“文学”始终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不同的启蒙方略却使文学从形质上到价值设定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正是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才使文学在《新青年》时代获得了革命的动力，独享了历史创生点的辉煌。
1． “开启民智”对旧有文学资源的倚重
清末以白话报为手段、以开启民智为核心内容的启蒙浪潮，虽然也倚重“文学”对于启蒙的便利功效，但是面对见识短浅的中下层民众，必然调动能被民众理解、接受的旧有文学资源。《安徽俗话报》在“章程”中把第八门设置为小说，其定位是：“说些人情世故，佳人才子，英雄好汉，大家请看，包管比水浒、红楼、西厢、封神、七侠五义、再生缘、天雨花还要有趣哩。”第九门设置为诗词：“找些有趣的诗歌词曲大家看得高兴起来，拿起琵琶弦子唱唱，倒比十杯酒、麻城歌、鲜花调、梳妆台好听多了。”这其中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安徽俗话报》中所设计的文学性内容并没有区别于旧有的小说戏曲与民间小调，甚至有意与之接轨；二是以“有趣”相标榜，以赢得读者。标榜“娱乐和消闲”是白话报招徕读者的必然选择。要想切实收到启蒙效果，关键是要有人看，而要想使普通民众看得懂，就要使内容有趣，能够和底层民众的审美经验相契合，取代他们既有的娱乐形式，诸如手中的鸦片烟，庙里的说书等等，但是又不能陈义过高，曲高和寡，白话报中的小说和诗词等文学类内容的设置正是力图起到这样一个替代性作用。
出现于《安徽俗话报》中的“文学”，共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小说和戏曲。小说从形式到内容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以白话章回体的通俗样式服务于当下鲜明的启蒙主旨——晓谕被瓜分的民族危机、激励爱国意识，所以其中大多数作品都是以当时的日俄战争作为主要内容，连小说中人物的名字都具有鲜明的政治隐喻色彩，如闵自强、朱先觉、张国威、扬国光、夏振武、华勃兴、宁立群、李自立、张阃权（女）、张无谓（女）等等。作者更是毫不掩饰地借这些符号式的人物大讲爱国救亡的大政方针，在这一点上，《安徽俗话报》与稍前时期梁启超所倡导的“政治小说”从功能上毫无二致，文学几乎完全成了宣讲政治观念、批判时事的工具，小说的趣味性可想而知。而戏曲也是以皮黄戏为主的传统旧戏。与稍后《新青年》同仁对中国传统皮黄戏的彻底掊击截然相反，《安徽俗话报》时期的陈独秀竭力为传统戏曲辩护：“现在的西皮二黄，通用当时的官话，人人能懂，便容易感人；你要说他俚俗，正因他俚俗，人家才能够懂哩！”其实这番话并非表明陈独秀真心欣赏这些传统戏，不过是作为启蒙者看到了戏曲对民众的巨大感染力。与此一历史时期的启蒙对象和启蒙内容相对应，戏曲内容也多是以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古代民族英雄的事迹来激励民众的爱国心。《安徽俗话报》中的第二类文学——“诗词”，更是一种“旧调谱新词”的民间俚俗样式。以“民间歌谣”为启蒙工具并不是陈独秀的首创，在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中就设有“杂歌谣”一栏，本着“弃史籍而采近事”的创作方针，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创作了“新乐府”、“歌”、“行”、“粤讴”等多种形式的歌谣，借以宣扬启蒙思想，但是强烈的文人旨趣毕竟与原生态的民间歌谣相去颇远。《安徽俗话报》虽然以颇具文人色彩的“诗词”命名，但却与文人的创作大相径庭，基本是流行于当下民间的原生态的俚曲俗调，诸如五更调、十二月曲、十送郎君、十杯酒、梳妆台等，只不过都置换上了启蒙性的内容，却保留了原有的说唱形式，因此更接近民间艺人的时事说唱。可见，在开启民智的启蒙阶段，民间通俗文学样式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最有效、最便捷的启蒙工具。综观《安徽俗话报》中的“文学”，全部都是以旧有的文学样式导入时代性救亡内容，启蒙者正是要借助这种民间传唱的通俗样式与普通民众相沟通，以达到启蒙的最大效果。但是面向民众的启蒙对于旧有文学样式的倚重，必然使文学自身受到禁锢，甚至使文学深陷于“准文学”的泥淖，无法获得革命性变革的契机和动力。
2．“思想革命”时代文学与民众的疏离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由时代所促成的启蒙理念的调整和启蒙策略的变迁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和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并由这一代知识分子建构起了一整套思想、政治、文化的现代图式，尤其催生了“文学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思想革命”构成了“文学革命”的内在动力，而“文学革命”又成为“思想革命”的同一表述方式。因此，从《安徽俗话报》时期专注于民众启蒙而采用的趋俗、悦俗的文学方式，到五四思想启蒙时期一变而为知识分子专意于营造个性化的艺术世界，致使“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五四“思想共同体”达成高度精神和谐的同时却疏离了普通民众。
在《新青年》创办者的最初构思中，“文学”并非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革命性”的话题出现的，尽管陈独秀也提及西方文学潮流和作家，但所谈都非文学自身，而是意在抽绎文学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性内涵，尤其是文学在“科学”的光照下所发生的精神巨变：“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更进而为自然主义。”可见，与“科学”相伴生的“写实主义”才是被强调的重点。在启蒙者眼中，“写实主义”主要不是被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或创作方法来对待的，更是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在《欧洲文艺史谭》中，陈独秀一再称道的现代三大文豪：左拉、易卜生、托尔斯泰，都是以“诚实描写世事人情”见称的自然主义大师。但是陈独秀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大文豪的文学艺术，而是其思想的力量：“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这一切都表明，陈独秀此时所谈及的文学，皆别有怀抱，文学不过是被拿来作为现代科学思想的有利佐证，“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五四“文学革命”显然是内生于“思想革命”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革命后的 “新文学”在与“思想者”达成精神共振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产生了巨大的疏离。尽管五四新文学是以“引车卖浆”之流所使用的“白话”取代了传统士大夫认为“古今之至美”的文言，但是新文学并未就此弥合与贩夫走卒之间的鸿沟。“白话文”实际是把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导入了一个启蒙的思想共同体，这个思想共同体既疏离了口语白话的实际运用者，更抛弃了抱着古文字残骸的传统士大夫。作为启蒙思想共同体的一种表述方式，以白话创造的新文学显然也与底层社会的审美经验难以搭界。
文学与普通民众的心理距离实际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量度，只能做一种证据式推定。《青年杂志》1卷5号“国内大事记”栏目中曾经刊载了“教育部协办注音字母传习所”一事，公布了一项统计结果：“国之强弱文野，以教育之能否普及为衡，即以全国识字人民多寡为标准。据各国统计，以德居首，英法美日次之，大都逾百分之九十。我国则千人中仅得七人而已。”由此可以推断，以千分之七的识字人口，能于文学上有所造诣，再更进一步能够弃旧图新，勇于提倡新文学的“新青年”，显然都是社会中居于思想金字塔顶端的“精英分子”。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所体现出来的先锋性、探索性和思想冲击力，只能激动这一部分青年人的心，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成为“存在着的无”。新文学与普通民众的疏离更可以通过启蒙对于旧戏的排抵乃至废弃作为另一有力反证。在所有文学门类中，戏曲之于民众的关系最为直接，也最为密切，因此，从启蒙先驱梁启超到《安徽俗话报》时期的陈独秀都不曾小觑戏曲的作用，并以之作为“开启民智”的有效方式。而在五四启蒙时期，中国旧戏（主要是影响最大的“皮黄”）则遭到了彻底否定，而且这些新文学倡导者们都一再申明自己对这种大众通俗化的娱乐方式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精深的研究。最早主张旧戏改良的刘半农在提出改良方案后立即声明：“然余亦决非认皮黄为正当的文学艺术之人，余居上海六年，除不免之应酬外，未尝一入皮黄戏馆。”而另一批判旧戏的新文化人傅斯年也表明：“我对于社会上所谓旧戏、新戏，都是门外汉。”由这些“门外汉”而倡导中国戏曲改革，当然只有否定一维。傅斯年认为“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价值”；钱玄同更是不容分说，直指旧戏为“野蛮”；就连曾经对于旧戏的启蒙效用极端看好的陈独秀也一改从前的言论，一方面自然表明了陈独秀文学观念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作为知识分子和“新青年们”的启蒙导师，本能地要远离这种浅俗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
可见，新文学倡导者是不屑与这些大众化的俗文学相沟通的，自然对于旧戏也毫无改良的诚意，只是一味要推翻。新文学家们这种不容辩解的批判，显然是急于要为西方话剧的泊入清理场地，因此，几乎所有新文学倡导者都众口一词，建设的途径“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但是这一西方现代话剧究竟属于民众还是属于这些倡导新文学的知识分子呢？演出便是最好的试金石。“上海新舞台开演《华伦夫人之职业》，狭义的说来，是纯粹的写实派的西洋剧本第一次和中国社会接触；广义的说来，竟是新文化底戏剧一部分与中国社会底第一次的接触”，而接触的结果则是一个大大的失败。演出失败的结局方使新剧家们重新认识到“娱乐性”——这一被指认为通俗文学的“堕落性”标志——应该在“新文学”领域重新得到认识。这一失败的尝试也显示，被新文学倡导者们所钟情的“新文学”实际上与民众是颇为隔膜的。由此也可以反证，五四启蒙所催生的文学革命，以及由此创生的新文学，实际上是纯粹运行于知识阶层的一场运动。
自近代以来由“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所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新文学为新知识分子所拥有，而旧戏、通俗文学仍旧在最广大的民众阶层占据着市场。新剧家余上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近十年来旧剧尽管受着不断的打击，但毫无影响，虽则写实主义，也会光顾到我们程式化的剧场，无何，旧剧仍是屹立不动，纵使西方的戏剧，要想和我们苦战，也休想成功的。”新剧家颇为深切地意识到：“一个国体的变换，固然容易，但艺术的兴趣是逐渐养成的。”启蒙者对于“旧戏”的废弃，同时对于西方话剧的引进，实际上使“戏剧”这一原先与普通民众紧密相连的艺术样式纯化、升格为现代知识分子所认同的新文学门类，同时也使之与民众严重疏离，这不仅仅是“戏剧”，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共同情状。但是并不能就此否定五四启蒙和五四新文学的历史性价值，若以“脱离民众”的陈词滥调来判定五四启蒙的失败，更是对于历史的严重误解。
“启蒙”的长远目标和最终指向显然是最广大民众的普遍觉醒，但是从逻辑上讲，“启蒙”却首先应该在知识阶层展开，由他们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而后才能使启蒙的光芒逐渐照耀到整个社会。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这也正是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之所在。新文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调试过程，此后一浪接一浪的“文学大众化运动”正是二者不断寻求最佳契合点的努力。
注释：
①《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在安徽芜湖出版，半月刊，每期40页。至1905年8月停刊，共发行了22期。
② 林獬：《通信》，《中国白话报》第11 期，1904年5月15日。
③ 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58页。
④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2页。
⑤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⑥ 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⑦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第6号。
文学阅读的变迁 篇4
1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产生与繁荣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曾经掀起以美国黑人为主的“民权运动”, 受民权运动的影响, 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产生使得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受到了影响, 并掀起了轩然大波, 更使得美国华裔文学得到了发展的新契机。20世纪的70年代, 更多的华裔作家投入了作品的创作。这些作家将双重身份、不同的文化背景作为创作的源泉, 这些在夹缝中成长的艰苦经历为他们提供了无数思维的火花。他们的作品逐渐吸引了美国读者的眼球, 还有的作品被美国主流文学所接受。在当代的美国华裔作家中, 女性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的华裔男性作家。
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产生有着其特定的多元文化语境背景。身在美国的华裔女性作家当自身的族裔文化——东方文化, 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时, 巧妙地从自身的切身经验出发创作出了极富女性经验、女性意识、女性写作的文学体系, 这种东方文化与西方经典文化的结合, 使当代美国华裔女性文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自足的新兴学科, 在美国文学史上开辟出了新的领域。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与其他族裔的女性文学一样, 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对美国这一经济超级大国中很多社会问题的思索, 从文学作品中折射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环境下, 华裔女性为当代美国文学注入的多元文化的新元素。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传统历史和悠远的文化, 华文文化经过中国走向世界并在海外形成华裔文学, 是历代华人在海外不断地迁徙、拓展、研究的结果,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更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海外文化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著名的华裔女性作家艾迪丝·茂德·伊顿的短篇小说《春香夫人》曾经被称作是美国华裔文学最具代表性的开篇之作。例如:华裔文学中的优秀女性作家汤婷婷、谭恩美、任碧莲是20世纪70年代影响力最大的华裔女性作家。汤婷婷的作品《女勇士》就是根据向殖民主义的经典名作《鲁滨逊漂流记》来改写完成的。它的问世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颠覆西方殖民主义的优秀作品。同时, 这部作品的问世出版更是意味着美国华裔文学走向了繁荣时期。谭恩美书写的关于中美母女两代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两代人在两种世界观上的严重分歧与某些共识的作品《喜福会》一上市就连续九个月在美国的《纽约时报》蝉联热销冠军。
2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的进一步绽放
当代男性华裔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汲取了我国经典文学作品《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作品中男性英雄形象, 塑造出了很多英勇无畏的勇者形象, 改变了传统的美国主流文化作品中对黄皮肤男性低贱无能的形象描述。随着华裔男性作家在塑造华裔男性英雄形象的同时, 华裔女性作家们则以温柔、委婉的声音将中国悠悠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与美国西方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做了全新的展示。她们要么以作品中单身女性的身份出现, 对华人在美国种甘蔗、修建铁路的种种辛酸历程娓娓道来, 要么就是以母女两代人的生命传承来坚定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从中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契合。任碧莲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又一个吸引美国读者眼球的华裔女性作家, 她的作品《典型的美国佬》描述了一批具有吃苦耐劳精神、奉献精神的第一代中国移民, 为了在美国更好的生存, 当年他们克服种族差异、不畏艰难的融入到美国文化中, 最后这一代移民终于成为一批“典型的美国佬”。这部作品中中国人成为“典型的美国佬”的艰苦经历折射出东西方文化、中美文化、中美文学的不同与剧烈撞击。
著名的华裔女作家伍慧明在1993年其成名作《骨》 (《Bone》) 中将对族裔身份的认识发展得更加多元化。《骨》中描述的是一个居住在唐人街的华裔家庭的故事, 这个家庭是一个痛苦的、不幸的家庭:作品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叫杜尔西的母亲, 她移民美国后被自己的前夫抛弃, 为了生存她带着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了利昂, 并为他生下了二女儿安娜、三女儿尼娜。他的第二个丈夫利昂是一名远洋轮船上的工作人员, 长期的远航使他们夫妻聚少离多。杜尔西带着三个年幼的女儿住在唐人街, 并作车衣工, 以此来赚取微薄的收入维持她与三个女儿的日常生计。在这样拮据的环境下, 引发的各种生活琐事和窘困使三个女儿感到了无比的痛苦和压抑。面对如此的生活压力, 三个女儿选择了不同的方式逃离现实生活:大女儿选择了吸食大麻来麻痹自己的思想和神经, 逃离窘困的生活现实, 从此也走向了堕落;她的二女儿因无法忍受生活的拮据与窘困而选择了自杀;她的三女儿由于自身的条件选择了当空姐。杜尔西的这三个女儿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来逃离她们在唐人街的生活环境, 虽然他们在空间上已经离开了唐人街, 但是她们的母亲杜尔西说:她们的心从未离开过 (heart never travels) 。是啊, 她们虽然已经从身体上、空间上摆脱了唐人街家庭中不堪的生活环境, 但是他们的心里却永远无法摆脱。伍慧明作品中对逃离方式的描写是一种突破, 是对汤婷婷、谭恩美族裔塑造风格的一种延续与变革, 是华裔女性文学的又一次绽放。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中逐渐加大了对“美国化”、“全球化”的描述力度, 作品中主人公的名字不再是中文名, 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地道的英文名、讲地道的英语的主人公形象, 这些作品中的美国文化气息更加浓厚, 中国文化背景被逐渐淡化。例如:任碧莲的作品《梦娜在向往之乡》中的主人公说着一口流利的、地道的英语, 汉字只是会讲几个简单的, 同时主人公具有同美国人一样的“想成为什么就成为什么”的美国梦。再例如任碧莲的作品《典型的美国佬》 (《Typical American》) 中对主人公的族裔烙印也逐渐淡化。
3 美国华裔女性文学视角下的中西方文化碰撞
当华裔移民一踏上美国的国土, 中国传统文化就与美国的主流文化产生了碰撞。第一代移民中对美国文化产生了隔膜问题, 对美国文化有着苛刻、偏颇、独断专横的态度。中国的母亲不会让自己的女儿与美国人结婚, 自己不愿意讲英语, 把自己封闭在华人的圈子里, 她们简单的认为只要是说母语就是在抵制西方文化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表现。这种文化的碰撞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华裔人逐渐融入到美国社会而发生了变化。在踏上美国国土之初, 强势的美国主流文化就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欺凌与排挤, 特别是那些刚刚离开故土, 在异乡飘零的华裔, 在这样的文化差异中这种排挤被无限放大, 正是这样的文化差异才迫使华裔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质疑, “我是谁”深深影响着第一代、第二代华裔移民心中扎根已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华裔女性是一个边缘化的群体, 她们所经历的是更加艰辛、更加困苦的生活。但是, 这也成为华裔女性作家的创作源泉。她们不畏艰辛、不甘沉寂、勇敢的向美国社会发出了呐喊——争取平等与自我。她们的作品中, 出现的人物形象有的是自己的真是写照、有的是前辈的生活经历, 她们通过对族裔矛盾的描写彰显出本族裔的女性形象, 通过这些试图改变在美国白人心中的华裔女性。与华裔男性的创作角度不同, 华裔女性在中西方文化发生碰撞时, 基本都是以其细腻的、独特的语言, 丰富的想象力来进行抒情表达,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这些作品中有辛勤劳作养育子女的母亲、有在异乡渴求平等的女儿, 这些形象很好的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诠释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作品中没有出现社会场景的恢弘描述、没有豪言壮语, 只有那一个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与艰苦奋斗。在汤婷婷与谭恩美的作品中有很多带有中国文化印记的元素, 例如:汤婷婷就在其作品《女勇士》中将蔡琰、花木兰的故事成功的引入其中, 以一种梦境的方式向美国人诉说着一个个坚强的“她”的故事, 但是这些具有中国文化印记元素为了适应美国人的口味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这不仅仅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肯定, 更是对美国主流文化的吸纳。
4 结束语
总之, 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从多维度的视野为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 她们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与矛盾进行了融合。她们以多元文化语境为切入点, 运用含蓄的叙事手法纠正了西方人眼中被歪曲的、程式化的东方女性形象。经过几代美国华裔女作家的努力, 使东西方文化在碰撞中实现了文化的融合, 在保留中国文化精华的同时接受了美国主流文化。
参考文献
[1]王恩铭.也谈美国多元文化主义[J].国际观察, 2005 (4) .
[2]王建会.性别/种族之解构与美国华裔女性作家作品研究[J].世界文学评论, 2008 (2) .
[3]赵令霞.美国华裔女性作家的“自我”书写——以黄玉雪、汤婷婷、谭恩美为例[J].文教资料, 2009 (25) .
文学阅读的变迁 篇5
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狼意象往往是充满负性情感的阴险、狡诈的代名词。21世纪以来，关于狼性的文章作品重新审视了狼意象的基本特征。梳理并勾勒狼意象及其文化内涵的演变，可以更为明晰地辨识出“狼”形象在文学、史学、社会学等文化中所扮演角色的变迁历程，从而改变中国文化中狼意象在较长一段历史时间上的单纯文化内涵，使之重新恢复其多元象征意义。
关键词：狼性;意象;内涵;文化;演变;变迁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1009105
狼作为生物链中的普通物种，多年来一直恣意自由地生活着，与其他生物一样，并未引起世人的关注。21世纪以来，从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刊行以来，一时间，文坛上“狼言”四起。《狼的故事》、《像狼一样思考》、《狼魂》等作品相继涌现，更有许多未公开刊印，只是发布在网络上的有关“狼”的作品亦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尤其是2015年初，电影《狼图腾》、《战狼》以 “非商业、非主流、非娱乐化”的“黑马”姿态，低调冲入新年电影排行榜并力拔头筹后，“狼”现象引起了诸多评论者的关注。大部分的评论着眼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幽远意旨、主题意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作品通过文字所传达的生态话语和人文话语进行了理性的思考。然而，对于“狼”现象及其文化内涵的研究似乎不够深入，有进一步将其延伸、拓展至历史学、文化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等相关领域进行综合研究，以寻根溯源、见微知著，探寻其来龙去脉的必要。
一
狼作为一种自然物种大多栖息于山地、草原、森林周边。在古代，以至近、现代，这些地区居住的人群多为少数民族、游牧民族。因此，现实生活中与狼关系较为密切的人群大多为少数民族、游牧民族，而农耕民族与狼的关系则较为疏离。狼作为山林、草原地区最为强悍、勇猛、智慧的动物而成为游牧民族、少数民族的精神崇拜，并且往往与部落首领、英雄、始祖的出生、兴起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图腾”崇拜。《史记·大宛列传》记录了乌孙王昆莫奇异的出生及其成长，与《诗经》中《大雅·生民》篇后稷被弃，各种动物对其的种种保护有相近之处。现代学者认为，《大雅·生民》是远古图腾崇拜下的产物。那么，有理由相信，乌孙王昆莫传说就是狼图腾影响下的文化产物。相似的记载又见于《汉书》卷六一《张骞传》。狼图腾在游牧民族传说中记载还见于《魏书》卷一零三《高车传》载录的关于高车远祖的传说。故事中匈奴单于之小女主动“下为狼妻”，从文中的“后遂滋繁成国”之句来看，或可推测出与她婚配的是以狼为图腾的高车远祖。而“其有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之句，或可理解为高车族是喜欢引吭高歌的游牧民族。追认狼为本民族始祖的游牧民族还有突厥族和蒙古族：突厥族认为其男性始祖是一匹狼;蒙古族也认为其始祖是“苍狼”。现代文化人类学学者普遍认为，人与兽婚配的故事，通常是图腾崇拜的产物。在这些始祖崇拜的传说故事中，狼无疑是作为游牧民族之神圣崇拜物而存在的，且后世的诸多史书中亦有不少狼图腾崇拜的痕迹，如《隋书》、《新唐书》、《北史》中都载有少数民族在“牙门树狼头蠹”的习俗。不仅如此，少数民族的可汗甚至常常以狼头赏赐有功之臣，于此可见，绝大多数的游牧民族都对狼保有着特殊的感情上的信仰与崇拜。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以畋猎中一只苍狼不幸殒命于犬群来预测自己命之将尽。从中可见蒙古人对狼在感情上对宗族的认同。
秦汉以来，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一直处于胶着之态。直至汉武帝后，中原农耕集团不断地稳定与发展，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加之汉人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不断地提高，农耕集团在与本来就在数量上呈劣势状态的游牧集团的对垒中明显地处于优势，使得生活于周边的游牧集团不断地流转、迁徙、分化、融合，直至形成今天的生活于边疆地区的不同的少数民族。尽管如此，这些少数民族依然保留了不少关于狼崇拜的民风、民俗：如柯尔克孜族至今还有许多关于狼的信仰，认为狼是圣物，它的肉可以保佑妇女生育，它的拐骨挂在孩子身上，作为护身符，可以保佑平安。维吾尔等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也保留着许多崇尚狼的习俗，远行时要将狼骨带在身上作为护身符;产妇分娩后躺在新剥来的狼皮上;将狼的踝骨挂在婴儿摇篮上用以避邪，并希望婴儿能成长为勇敢的人;在木勺、乐器等器物上雕刻狼头等。塔塔尔族相信狼有非凡的超自然能力，至今乐于珍藏狼的后踝骨。满族和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哈萨克族等一些萨满教有崇敬黑狼的信仰，认为它是英勇无敌、嫉恶如仇、除恶祛暴的萨满护神与助手[1]。
二
与中国古代的狼信仰、狼崇拜一样，在古代，西方也有作为英雄崇拜的狼信仰。如罗马人相信罗慕洛（Romulus）和勒莫（Remus）是被一只母狼哺育的，他们甚至还在罗马的朱庇特神庙（canitol）树立了母狼的铜像;弗雷泽的《金枝》中记录了欧洲大陆直到19世纪上半叶，还保留着的“绿狼兄弟会”;以至波兰人现今还保留有圣诞节时人们头顶狼皮装扮成狼，让别人或牵着、或抬着走，而牵他或抬他的人可以向人家讨赏钱的风俗。所有种种表明，狼信仰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在文化、文学的初始发展中都呈现出多元意象。狼意象的正面形象在西方文学中始终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然而，在东方，尤其在我国的文化、文学发展中，狼意象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生了较大的变迁与演化。
就我国文化的发展而言，由于我国历史的长远，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间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相互冲突、相互交流与交融，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也是一次次地融合与分化，这些复杂的历史变迁所造成的复杂因素，使得中国文学中的狼意象在各个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蕴并逐渐趋于汉化的统一过程。具体而言，这个历史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唐前阶段、唐宋阶段、元明清以降阶段。
其一，唐代之前因华夏文明所处的历史时期，农耕民族的力量尚未足以掌控宇内八荒，农耕民族的文化尚未足以同化融合游牧文化，故而此阶段的狼意象具有多元多意性，既有狼性贪婪、凶恶、狠毒的一面，又有无畏、勇猛、执著的一面。
一方面，狼性中丑陋方面自不待言：《史记·项羽本纪》中有“猛如虎，很（狠）如羊，贪如狼”的形容;《苏秦列传》有：“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之比喻。然而与其丑陋一面性格相较而言，对其性格中另一面美好品性的描写也不乏见：《诗经·豳风·狼跋》云：“狼跋其胡，载疐其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 狼疐其尾，载跋其胡。公孙硕肤，德音不暇。”《诗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圣也。不失其圣者，闻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终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大平，复成王之位，又为之大师，终始无愆，圣德著焉。”[2] 郑玄笺曰：“老狼进则躐其胡，退则跲其尾，进退有难，不失其猛，喻周公将欲摄政，遭四国流言，归政成王，王复留为大师，进退有难，而不失其圣。……美其圣德”[2]。诗歌将历史中上鼎鼎大名的周公比喻为“狼”，由此可见，汉代之前，狼的形象具有象征美好品德的特性。
狼性中强悍勇猛的一面，在唐前文化中也是常常受到赞扬。《礼记·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郑玄注：“卫尊者宜猛也”。这里的狼形象显然是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的，它象征着英勇、神猛和力量。法国作家勒尼·格鲁塞在《草原帝国》载，拓跋焘（魏太武帝）于429年决定向东戈壁的蠕蠕蒙古部落采取反侵寇的行动时，他的一些顾问们向他预告说：南朝（南京）帝国的汉人可能要趁机来牵制他的兵力。他简单地回答道：“汉人乃步卒，吾人则骑士。驹犊群岂能抗拒豺狼”。书中又引《阙特勤碑文》有“吾父可汗之骑士英勇如狼，其敌人则怯懦如羊”之句。这里的“豺狼”、“狼”显然也是英勇无敌的勇士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在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尚处于较为疏离游移的历史阶段，狼的意象处于多元多意的状态中。正面形象与负面形象相较，似乎“狼”意象的正面形象稍占上风。随着农耕民族文化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渐显渐强，狼的意象也渐渐由多元多义走向单一并最终归于统一。
其二，唐宋时期是狼意象发生转变的过渡阶段。此时狼意象的出现往往与异族犯边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与胡人、胡族结合在一起。具体而言，唐代时期，安史之乱前文学中很少有狼意象，渔阳鼙鼓阵阵擂响后，唐代文学中的狼意象陡然增多。无独有偶，靖康蒙难前宋代文学中狼意象也很少，而自金、辽犯边后，宋代文学中的狼意象频频出现。如李白《幽州胡马客歌》、刘商《胡笳十八拍》、李光《水调歌头》、胡铨《好事近》、吴潜《满江红》（齐山绣春台）、李曾伯《满江红》（得襄阳捷）等，诗词中的狼意象大多为凶狠、狡诈的形象。
唐宋时期之所以在以游牧民族为主题的异族进犯中原后频频出现狼意象，其主要原因当在于异族的入侵打破了农耕民族的祥和安宁，使得农耕民族的百姓流离失所、家无宁日。而游牧民族的节节胜利与农耕民族的连连失败两相对照，严重地伤害到农耕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激起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怨恨、排斥与对抗。而以游牧民族为主题的异族胡人多以狼为图腾，以崇拜仰慕狼为信仰。故而，唐宋文人在表达内心对游牧民族的愤懑不满之情时自然地与狼相联系。而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入侵与践踏抢掠之残暴野蛮行径自然也为狼意象涂上了一层血腥的色彩，使得狼意象由最初的英勇神猛逐渐转向贪婪、野蛮与残暴。
其三，经过唐宋时期狼意象与胡人相缠绕的过渡时期，至元明清时期，狼意象逐渐由专指走向泛化。在狼意象走向定型的过程中，元代是其重要时期。元代时由蒙古族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国家，其对国家的严格管理及对国人的严格分级，使得汉人难以以胡人指斥统治阶级的严酷统治，而转以蒙古族图腾狼来指代。故元代文学中以狼指斥统治阶级是一鲜明特点。如：马致远《黄粱梦》：“怎禁那公人狠劣似狼豺”、施惠《幽归记》：“虎狼似恶公人”、孟汉卿《张孔目智勘魔合罗》：“则见几个巡捕弓兵如虎狼”等。元代文人以狼比喻统治阶级以发泄心中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封建统治的加强，这种对异族统治的不满情绪逐渐泛化下移，出现了以狼贪酷之人的义项：如，郑廷玉【感皇恩】：“你恶如虺蛇，毒如蝮蝎，狠似豺狼”;白朴【伊州遍】：“恨冯魁，趋恩夺爱，狗行狼心，全然不怕天折挫”。元代狼意象的下移表明狼意象已经完全由多元多义走向了统一。明清两代的文学作品中狼意象都成为残忍、贪暴、缺少人性的象征：如何景明《述怀》：“豺狠满道尤行路，戎马他乡有战尘”、郑燮《悍吏》：“豺狼到处无虚过，不断人喉抉人目”、王惟孙《征谷谣》：“怒吏如虎虎拥狼，踞坐上头索酒肉”。
非仅诗词如此，明清小说、戏剧中的狼意象亦如此。如马中锡《中山狼传》中狼意象即显示了狼之贪婪残忍、恩将仇报的本性，借此以警戒世人。《聊斋志异》卷六《狼三则》中有对狼因贪婪之本性而送命的揭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中载有富人家自小养的两只狼在长大后食其家人后被杀的故事。作者讲完故事后，议论道：“狼子野心，信不诬哉！然野心不过遁逸耳，阳为亲昵，而阴怀不测，更不止于野心矣。兽不足道，此人何取而自贻患耶！”对狼凶险狠毒的本性进行了揭露。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狼的故事中，往往加入了人对狼本性最终的洞察与制裁，表现了残暴不论如何伪装，必将被正义之剑挑去其脉脉面纱。“狼…… 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这是蒲松龄对残忍、凶诈、狡猾的狼意象所象征的一切邪恶势力的慨叹和评价。
三
自元明清以来，狼之贪婪、狡诈、阴险、狠毒的意象形成后，中国近现代以至当代的文学作品很少有狼的正面形象的出现。提起狼，人们脑海中涌现出的往往是厌恶、甚至是恐惧的情感。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造田”运动，以至于八九十年代对经济指数的扩大化追求，伴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科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对自然环境予取予求，毫无节制的破坏与掠夺破坏了自然的平衡，导致了生物链的断裂，自然物种不断减少甚至趋于灭绝。当作为邪恶化身的狼因现代工业车轮的碾轧而不断地失去栖息地以及人类的大量猎杀而导致数量骤减， 草原鼠害肆虐、沙化严重，人们开始反思，开始对自身的生存的困境有了一种深深的忧虑与恐惧，开始对社会、对现实、对自然、对人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关怀。
较早对狼性的有多重意象进行反思的是贾平凹的《怀念狼》。小说中，狼既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的生态学的对象，也可以被看作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对象，具有强健、气概和精神正映衬着人的强健、气概和精神。但是，在滚滚的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作为人类生存威胁的狼没有了，人的意志也因之消减了，人性中原有的顽强、进取、坚忍也随之消减，进而人的美好品格和崇高的精神只能作为一种怀想而存在了。《怀念狼》中，傅山与子明身上所体现出的狼性上的美好和烂头身上所体现出的狼性的丑陋完整地体现出了狼性的全部。然而，就狼意象而言，总是让人感到有一丝的缺失。狼性中贪婪凶狠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如狼群在白天公然地围攻家畜以至人类。而狼性中机智英猛仁慈的美好特征似乎缺少全面的表现，只有老狼送金香玉给老道士一笔是肯定的描写，即使如狼群叠摞攻城的智慧似乎给人的感觉仍然是狡诈而不是机智。这或许就是长久以来狼意象所形成的“集体潜意识”的存留。《怀念狼》中人性中的狼性意象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狼性中的人性意象却较为含混，没有得到充分的呈现。从而作品中人的形象与狼的形象的某种隔阂，难以引发读者情感上的高度共鸣。
姜戎的《狼图腾》是一部值得深入思考的小说。“横看成岭竖成峰”，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关照，可以得到不同的内核，狼意象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全面而细致的反映。如狼在捕黄羊时的耐心，其等候黄羊松懈，以抓住最佳时机提高成功机率，表现了狼的智慧;在围捕猎物时，群狼合拢三面而留一口，以诱惑猎物出逃，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猎物，表现了狼性中的合作精神;母狼为了小狼崽的安全，独自出去诱惑敌人，表现狼性中的护犊慈爱;当狼群落入狗阵时，群狼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终于置之死地而后生，表现了狼性中的勇猛;失去父母仅三个月大的小狼在没有父母言传身教下独自谋生，表现了狼性中的顽强;母狼主动养育为失去妈妈的小狼，表现了狼性中的仁爱，等等。通过不同角度的描写，浓墨淡彩地为我们刻画出狼性的不同风貌，展现出狼意象的多重内涵。难怪评论家孟繁华说：“《狼图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是一个灿烂而奇异的存在：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读，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作者将他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作品的独特性。它的具体描述和人类学知识相互渗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议。”[3]评论家白烨认为：姜戎笔下的草原狼，是生物的狼，也是人文的狼;是现实的狼，也是历史的狼[4]。因之，这是一部狼的赞歌，也是一部狼的挽歌。小说通过对狼意象的剖析，可以从中体味出许多令人深思的人文话语：狼作为自然物种，其身上所体现出的勇猛、顽强的生命本能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机智勇敢、团结合作、耐心待等精神，都是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故而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在评价《狼图腾》时指出：大草原上的生物百态在揭示着一个市场竞争的准则——竞争和变化是常态，谁也无法回避竞争，只有置身其中。
其实无论是狼还是羊或是其他生物，都在为生存拼搏，在拼搏中进化，强者恒强，适者生存。永远是“有序的非平衡结构”，如果你在竞争中被平衡掉，不是竞争残酷，而是你不适应竞争。而狼的许多难以置信的做法确实也值得借鉴：其一，不打无准备之仗，踩点、埋伏、攻击、打围、堵截，组织严密，很有章法。好像在实践《孙子兵法》的“多算胜，少算不胜”。其二，最佳时机出击，保存实力，麻痹对方，并在其最不易跑动时，突然出击，置对方于死地。其三，最值得称道的是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协同作战，甚至不惜为了胜利粉身碎骨，以身殉职。商战中这是对手最恐惧，也是最具杀伤力的。
以狼性作为写作视角的文学作品从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了狼意象的丰富性，同时在对狼意象的展示中“直逼儒家文化民族性格深处的弱性”[5]，引起人们的深层思考，与受众产生互动与共鸣，从而有可能改变中国文化中狼意象在较长一段历史时间上的单纯文化内涵，使之重新恢复其多元象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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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汤哲声.中国现当代通俗小说赏析[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196.
[4]姜戎. 狼图腾[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封底.
[5]姜智芹.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1：275.
The Wolf Image in Chinese Literature Shape Evolution
and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ZHANG Guiqi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Law， Dalian Radio & TV Univerc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1，China）
Abstract：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the Wolf image is often full of negative emotions of meaning. The 21st century， the works about Wolf reexamin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lf image. Carding and draw the outlin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Wolf image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can more clearly identify the Wolfimage in literature， history， sociology and culture's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which changes the Wolf image in Chinese culture in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of time on the history of the pure culture connotation， has resumed its multiple symbolic meanings.
Key wor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lf;image; culture; evolution;change
文学阅读的变迁 篇6
李清照的生命历程以“南渡”为界, 从繁华犹在、危机暗藏的北宋后期到战乱不已、偏安江左的南宋初年, 从前期的欢愉走向后期的苦难悲愁。历史的巨大变迁酿就了一颗沧桑阅尽、百感交集的词心。相应的, 她文学创作的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都发生了改变。下面我们一一论之。
一、前期:欢愉与忧郁
李清照在故乡章丘县明水镇渡过了自己的垂髫和豆蔻之年, 而优裕的家庭和良好的文化环境使得李清照这一时期的创作了饶有兴趣的风物词。如:
湖上风来波浩渺、秋已暮, 红稀香少。水光山色与人亲, 说不尽、无穷好。莲子已成荷叶老, 清露洗蘋花汀草。眠沙欧鹭不回头, 似也恨、人归早。 (《怨王孙》)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1101) , 十八岁的李清照嫁给了二十一岁的赵明诚。赵明诚出于官宦仕家, 两家门当户对。赵明诚才华横溢, 爱好金石书画, 诗文俱佳, 两人情投意合。婚后的一段时期李清照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美好的时光。这一时期的创作多以好花、皎月的富贵优雅的咏物词。尤其善于写花。如《鹧鹄天》:
暗淡轻黄体性柔, 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轻红色, 字是花中第一流。梅定妒, 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 何事当年不见收?
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 北宋王朝是最缺乏英雄气质、奴气极重的一个朝代, 从屈辱的谭渊之盟、货币的年年输送到称臣服低的卑顺, 在周边政权的威迫之下, 赵宋王朝家族随时有可能覆灭, 同时, 这个社会利用理学对人进行封建道德思想的禁锢, 扼杀人性。程颐就提出“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的封建道德。到南宋, 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思想。可见作为一名妇女, 在这种封建纲常和理学的思想的禁锢下, 比男子遭受着更多、更重的思想压抑和情感摧残。因此她的前期词作, 大多数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哀愁情绪。即使在她的抒发爱情的词作中, 也带上了一层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忧郁苦闷色调:
香冷金猊, 被翻红浪, 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 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 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 非干病酒, 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 千万遍《阳关》, 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 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 应念我, 终日凝眸处, 从今又添一段愁 (《凤凰台上忆吹萧》)
二、后期:愁苦与悲愤
北宋靖康之变发生后, 北宋政权灭亡。赵构南渡, 偏安江左建立南宋政权, 苟且偷安。李清照夫妇南渡, 饱经千辛万苦, 然而两年后赵明诚病逝, 国破家亡的惨境使诗人的悲苦命运达到了极至, 直至客死他乡。这一时期她的词大都笼罩上了一层十分孤独凄楚的情绪。如: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 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 最伤心, 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 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 独自怎生的黑。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 点点滴滴。这次弟, 怎一个、愁字了得! (《声声慢》)
这首词, 十分精美细微地表现了一个妇女在秋日从清晨到黄昏一整天孤独寂寞、凄楚悲哀的心绪, 正是李清照的真实写照。这种哀伤情绪是那样的深沉, 悲剧气氛是那样浓厚。与前期的那种青春和爱情的感伤, 被整个人的身世之感所代替, 附着在国破民伤的悲怆情绪里, 进而转到更为牵魂的爱国主义情绪上来了。例如她借助歌颂项羽的英雄气概表达对怯懦昏庸、只求苟安、不思退敌的统治阶级的讽刺。如《夏日绝句》: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绍兴四年, 女贞统治者再次进攻南京, 南方人民起来逃难, 李清照避乱至金华, 看到了广大人民的惊慌失逃同时表达了对人民遭难的同情。
今年冬十月朔, 闻淮上警报。江浙之人, 自东走西, 自南走北, 居山林者谋入城市, 居城市者谋入山林, 旁午络绎, 莫卜所之。 (《打马图序》)
面对山河破碎, 国土沦亡的爱国诗人来说, 内心也充满着对敌人深刻的仇恨。
佛狸定卯某年死, 贵贱纷纷尚流徒。满眼骅骝杂騄駬, 时危安得真致此? (木兰横戈好女子, ) 老矣谁能志千里, 但愿相将过淮水。 (《打马赋》)
因此在李清照的后期作品中怀念故土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其的创作内容。如《题八咏楼》:
千古风流八咏楼, 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 气压江城十四州。
可见诗人无不时时刻刻表达出激扬悲愤的爱国情怀, 她的英雄气概使人奋发, 飞扬, 向上, 激发着人们去真正认识价值和个性所具有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总之, 历史的变迁造就了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历程的变化, 李清照的人生悲剧, 可以归结到社会悲剧之中。动荡与苍凉的社会氛围将李清照的梦想击得粉碎, 苦难的历程将她从青年时的情深意切的浪漫情怀与时代阴影下的些微忧郁, 改变为中年乃至老年时的痛苦悲怆。可以说, 历史的变迁, 在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历程中留下了清晰的烙印。
摘要：李清照是我国两宋时期著名的女性文学家。她生活于两宋交替时期, 他早年曾品尝过太平盛世的欢愉和思想禁锢下的忧郁, 但其后更经受了社会的变迁、民族沉沦的巨大痛苦。本文主要分析李清照在南渡前后, 由于历史变迁的原因, 文学创作在思想情感与艺术风格方面发生的显著变化。
关键词：李清照,文学创作,历史变迁,影响
注释
1[1]本文所引李清照作品均出自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M].北京文学出版社, 1979.
文学阅读的变迁 篇7
1 文学翻译与“选择–顺应”
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做出种种恰当的选择, 其选择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 主要原因在于语言具有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语言的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语言的协商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 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语言的顺应性则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做出灵活的变通, 从而满足交际需要”的特性 (Verschueren, 1999:173) 。语言的这三种特性互相联系, 密不可分, 构成语言运用的基本要素。其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的目的和根本, 在可能的范围内灵活的选择符合交际需要的语言。
由于在翻译过程中涉及到语言、文化差异等诸多因素, 译者如何准确地理解文本语言及其选择翻译策略?译者在进行语码的选择和顺应的过程中是否受到认知心理、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制约?我们就需要对维索尔伦的语言选择论中核心概念进行重新定义, 以适合对文学翻译的相关研究。“变异性:界定译者对原文意义、目的语语言选择可能范围的语言特征。协商性:对原文意义和相应的目的语语言的选择是根据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原则和策略来进行的语言特征。顺应性:使译者得以从范围不定的语境中对原文意义进行可协商性选择, 以及在目的语语言的一系列范围不定的可能性中, 进行可协商的语言选择, 从而满足交际需要的语言特征。” (李占喜, 2009:91)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起着跨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 具备较强跨文化意识的译者应该发挥主体作用对目的语语言进行选择和顺应。而翻译过程中的顺应就是指译者选择目的语语言以阐释源语文化, 同时译者的思维运作及翻译活动应顺应源语和目的语两者的认知环境。由此, 文学翻译的过程可看作是译者在双方认知语境中进行目的语选择来阐释源语文化的过程。
2 顺应论下解读中国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变迁
在中国翻译史上,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西方文学翻译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个时期, 西方文学翻译掀起了第四次翻译高峰, 引进了政治和文化思潮, 在翻译实践领域中加强文化意识、在翻译理论层面上树立文化观念, 推动着文学翻译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前行。该文拟从顺应理论的三个层次来解读20世纪下半叶中国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变迁, 即:语境关系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程度。
2.1 语境关系顺应
语境关系顺应是指语言使用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必须与语境顺应。 (曹悦, 2010:163) 翻译过程中, 译者应顺应目的语的社会、文化语境, 也就是说, 要顺应不同文化的社会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经济方式等等。这些因素会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和理解, 制约着译者对翻译的主题和策略的选择。
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选择较为开放、西化, 其表现在:社会生活小说和爱情小说占较大比例, 这类主题的选择是顺应这段时期的社会文化因素的结果。建国初期, 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西方文学翻译大多为俄苏文学作品。大量与“本土利益”相符的作品涌进, 高尔基的作品最为典型, 少量英美文学作品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阴暗面的才得译介。文革时期, 中国经历了一次大的文化浩劫。新时期初期提倡“解放思想”、“学习西方”。当时在中国相对多元的文化中引进了主题各异的西方文学作品, 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开始着重于那些能揭示人性、倡导人权的作品的译介。以“人”自由解放为突破口, 关注个人存在和社会生活, 在这种特殊文化背景和思想意识下, 爱情小说和社会生活小说作品的译介就不足为奇。“社会生活小说和爱情小说的大量译介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二十世纪末期我国文学对社会问题和人的进一步关注, 出于对极左思想的反叛而再次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主题思想意识。” (姜秋霞、刘全国, 2005:69)
此外, 西方文学翻译中的主题演变是译者对所译作品认知顺应的结果。建国初期, 达到文学翻译发展的高潮, 具有代表性的译者:傅雷和钱钟书, 傅雷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 钱钟书提出了“化境”说。符合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标准, 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翻译理论有别于西方翻译理论的特色。后期时许多西方译作都有了复译本, 译者力图接近原文, 再现原文的全貌, 如《简爱》、《飘》等等。综上所述, 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演变是译者对当时社会文化环境及翻译活动的认知顺应的结果。
2.2 顺应的动态性
作为维索尔伦顺应论的核心概念, 其动态适应性主要体现:1) 与时间的密切关系。目的语语言的产生和源语语言的理解会因时间差异而出现一定的变化, 时间因素也会促使人们在使用目的语语言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适应。2) 与语境的密切关系。根据动态的语境来选择, 与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他们自己的认知心理有关。
20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重心从教育和政治为主要题材的小说转移到社会生活、经济、法律类小说。20世纪后期, 由于大众“强国富民”的愿望和文化学术界提倡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思想, 我国翻译者投入到大量的国外著作的译介, 其主要涉及经济、文化、法律、科技等各个方面。这一主题的变迁是译者对时间因素动态顺应结果。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政治意识和认知心理, 对于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选择也有所差异。时间因素会促使译者在西方文学主题选择上做出调整和顺应, 其结果又加速这一时期主题的变化和发展。
语境因素对西方文学翻译主题的选择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译者须根据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社交关系和认知结构做出动态顺应, 从而有目的地选择源语文本和翻译策略, 这一翻译活动涉及译者的心理认知对社会文化语境动态适应。
2.3 顺应过程中的意识凸显程度
翻译中的语言顺应过程意识突显主要涉及翻译目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等方面。翻译目的指译者对译文整体以及其中任何语言单位的功能和效果的期望。它并非一成不变, 既影响着具体的翻译活动, 也受顺应实现可能性的制约。此外, 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规范也会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 (黄小松, 2011:59) 可见, 译者的意识程度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意识程度的高低与选择读者所接受的翻译主题有关联。20世纪末期, 翻译家在选择西方文学翻译主题时都是有意识地顺应当时的背景。译者通过对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介向人们展示了人性的方方面面, 从而揭示了平凡的人生和人性的力量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精神折磨, 让人们凝视生活中被漠视或被遮掩的东西, 给人以人生的启迪。 (张聪, 2005:53) 这一时期, 人们对极“左”思想的反叛, 对开放自由生活的向往, 开始更多了解西方社会。读者大多喜欢看有异国风情的文学译作。许多译者在选择西方文学主题上尽力满足读者的期待, 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中译本, 增添了不少20世纪中期认为“不符甚至有损保尔崇高形象”的情节, 包括保尔和达雅的爱情, 保尔积极加人“工人反对派”, 小市民们的反叛心态等等。
3 结束语
语言顺应论的视角下研究具有动态性和顺应性特征的中国翻译史, 考虑到社会文化以及心理认知等诸多因素, 全方位探讨的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语境关系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过程中意识凸显程度三方面来分析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中国西方文学翻译的主题的因素, 揭示出主题变迁的内在规律, 从而为西方文学翻译实践提供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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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阅读的变迁 篇8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历来有着“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等说法, 这些言论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文”与“道”关系的界定。然而, 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 同一种说法有着不同的指向, 其影响也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论述“文”和“道”的关系, 并提出“明道”之说的是先秦时期的荀子。荀子认为后天的学习非常重要, 人要想成为君子甚至圣人, 必须自觉地学习记载圣人之道的各种经典, 达到求“道”目的, 这种理论便是后世文学批评“宗经”、“征圣”、“明道”论调的先声。在荀子这里, “文”和“道”的天平显然是倾斜于“道”这一边的。“文”只是一种工具, 一个载体, 它很重要, 很有研究的必要, 但是它所有的价值首先是体现在言“道”的基础上的, 离开“道”的轨迹, 一切言辞无论多么美也都只是华而不实, 甚至会变为“奸言”。
当然, 把“文以明道”的渊源追溯到荀子只能说是个形式上的界定, 其思想根源早在荀子之前必然存在。如最早的文献记载之一《尚书》就有这样的言论:“诗言志, 歌永言, 声依永, 律和声。”其中的“诗言志”可以说既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 只不过在《尚书》所载的年代里, “志”的范围很广, 不单单限定于儒家所强调的“圣道之志”, 还包括“性情之志”;“诗”当然也不仅限于诗歌这一体裁, 而可通指当时广义的“文”。这种诗乐和谐的理论, 承传到孔子那里则表现为对“文质彬彬”的强调;然而后世儒家为宣传自己的思想, 更强调“道”、尤其是“圣人之道”的地位。之后, “文”与“道”的关系经历了几代的拨乱反正, 在刘勰那里才得以平衡。
受到当时流行的老庄思想和世人生活审美情趣的影响, 刘勰所论及“道”融合了用以治理国家、进行教化的儒家之“道”、与“法自然”的道家之“道”。这在其巨著《文心雕龙》中不难看出。虽然为了纠正魏晋以来长期流行的不良文风, 《文心》是以“征圣”为出发点的, 但刘勰并没有像先儒一样过多地去强调“道”尤其是儒家之道的重要性, 更没有忽略“文”的意义。在先人已经把对文学本身的审美从文学的实用价值中独立出来之后, 刘勰认可并继承了曹丕、陆机等人在文学批评中所做的努力, 在尊崇“道”的基础上, 系统地讲述了为“文”之法, 为后世文人进行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方法论, 并影响了后世的文学批评。
在刘勰之后, 经过了历史上的分合和文坛上的论争, 再次把“文以明道”提到日程上的是在唐贞元、元和之际领导古文运动的韩愈、柳宗元等人。安史之乱后, 唐王朝的盛世景象渐渐消退, 文人士子把注意力转向了对礼乐崩坏、人民生活疾苦的关注上, 加之当时风靡文风的盛行, 促使韩愈等人在文坛上也打出恢复、加强儒道, 反骈文而尚古文的旗号。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谈到“思古人而不得见, 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 本志乎古道也”, 其所言及之“道”固然是指儒家之道, 而结合韩愈其他许多文章来看, 所谓“道”的具体内容则包罗很广, 大至国家政治, 小至交友为人, 都有“道”贯彻其中。与韩愈一样, 柳宗元也非常重视文章明道的作用, 反对徒事藻饰的骈偶之文, 而且指出“道”并非仅停留于书本之上, 而是须接触具体事物、有益于现实的“道理”。也正是由于韩愈、柳宗元等对“道”认识的通达, 使得他们在论述“文”与“道”的关系上, 不至于因“道”废“文”。事实上, 他们主张不管是学“道”还是为“文”, 都要从加强作家自身的修养开始, 也就是韩愈所讲的作家要“养气”, “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以“气”来协调处理“文”和“道”, 三者相互统一, 就不会出现因噎废食的状况。
应该说, “文”与“道”的争论在经历了之前的兼论、专论后, 在有宋一代达到了顶峰。宋代诸家大都是强调以“道”为“文”之内容的, 但对“道”的理解以及“道”与“文”关系的处理上又有很多不同。宋初的柳开、石介等为反对当时西昆体等“轻淫侈靡”的文风, 建立了一种新的风尚———太学体, 将“道”界定为古代儒学中的道德伦理观念, 且表现出轻视文艺的偏向。而晚一些的欧阳修则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和“事信言文”等论点。他所强调的“道”不仅仅是传统的儒道, 更是时代的社会现实和生活实践意义, 而所谓的“道胜文至”也并不是对“文”的轻视, 只是反对徒在形式上勉强创作、故作艰深, 并非放松创作中的艺术要求, 这表现了一种朴素的文学观。到了兼通儒道佛的苏轼那里, “道”的内容更切合现实而范围也更大了, 他所讲的“道”与“理”等概念相近, 意味着客观事物的规律, 范围比前代更加开阔。对于“文”, 苏轼则进一步发展了古代关于“辞达”的理论, 同时讲究一种“常行于所当行, 常止于不可不止”的为“文”之法。
不难看出, 在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论断中, “道”作为“文”的内容, 并没有被严格地约束在儒家这一传统的领域里, 而且对于“文”“道”兼重的他们, 虽然提倡自然的文风, 但是对于表达“道”的“文”要求仍然是很高的。只不过, 这种平衡在南宋理学家那里再次被打破了。“文以明道”的说法被周敦颐发展为“文以载道”, 实际就是要求文辞为道德服务, 而且他所言之“道”也限定于“圣人之道”。这是一种典型的求“道”抑“文”的狭隘文学观。尽管再后来的朱熹提出弥合矛盾的“文道一贯”的说法, 而且其文章也不可谓没有文采, 但是从他实际的思想倾向上来看, 朱熹还是重“道”轻“文”的。
综上所述, 作为“文”的内容, “道”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涵义。但是纵观中国千余年来的“道统”文学, 文学批评中所论争的“道”主要还是指儒道两家的思想而尤以儒家之“道”为主流。至于“文”, 其作用和方法也是不可忽视的, 事实上, 没有文采的言理之篇是难以流传的, 所以才有了孔子关于“文质彬彬”的希冀。由此观之, 古人关于“文”和“道”的争论对于我们今天读书行文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我们应该以古为鉴, 在今后的学习中时刻端正自己的文学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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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朝梁)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文学阅读的变迁 篇9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一书中把媒介作为人类感觉知觉器官的延伸与辅助, 从一个角度阐释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功用, 并从信息技术的角度阐释“媒介即信息”2;英尼斯在《媒介与文明》中指出, 不同偏倚性质的载体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和文化, 他发现不同时代的文明形态往往是建立在不同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3进入网络信息时代, 网络的普及改变了某些媒介的存在形式与环境生长, 引发了传播观念的变革。
一、互联网与网络小说
网络媒介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四媒体, 是传播媒介历程上的一次伟大改革, 它是基于计算机网络传输平台传播信息的组织, 其实体表现为一个个的网站, 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借助互联网这个信息传播平台, 以电脑、电视以及移动电话等为终端, 以文字、声音、图像等形式来传播新闻信息的一种数字化、多媒体的传播媒介。4截至2013年12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45.8%,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 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手机网民规模的持续增长促进了手机端各类应用的发展, 成为2013年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大亮点。5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等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为网络传播奠定了夯实的技术基础, 成为一个浓缩了的大众传播的媒介系统, 地球村慢慢成为现实, 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在互联网中模糊了界限, 开始形成全新的双向传播方式。
麦克卢汉认为, 传播媒介的更新换代, 常常会带来新艺术形式的兴起和特定的艺术潜力的兴废。6互联网正在开启文学的新时代, 文学生产、文学传播、文学接受都在互联网的激发下进入全新的模式与转型, 文学在网络传播下的发展更加多元, 网络小说正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网络小说的载体有别于传统意义上书本创造的传统文学, 依托于新媒介环境下的网络技术, 作者创作形式灵活、自由, 并没有文体的界定, 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草根文学的回归。网络小说乘着互联网的东风, 成为表达文学的新出路。
二、新媒体环境下网络小说的形态特征
(一) 互联网的发展是网络小说赖以生存的载体。
网络小说在技术上依托于高科技的互联网, 在普及与传播中也离不开网民的支持;在传播形态上, 网络小说也有别于传统小说, 文体与写作手法更加灵活;在生产机制上, 网络小说也融合了更多互联网的因素, 互动性较强, 创作时间灵活, 融入了更多草根元素。
(二) 互联网阅读的便捷性催生了网络小说的繁荣。
互联网阅读具有碎片化、成本低、灵活性、便携性等优势,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与新媒体应用程序的开放与推广, 网络小说逐渐繁荣发展, 网络小说的数量与题材早已超过传统小说。网络小说带来的文学转型和社会公共生活、文化的发展, 让其发展具有历史性, 并处于一个不断发展与选择的状态之中。
三、网络小说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发展
网络小说无论在内容与表现形式方面, 均极具时代特点。
网络小说突破历史包袱, 融入穿越元素。从2004年韩寒创作的武侠穿越小说《长安乱》, 到2012年大热的、改编自桐华的清宫穿越小说的穿越剧《步步惊心》, 无一不体现穿越元素。上述小说将古代的背景与现代人的思想理念结合, 例如《步步惊心》是现代人张晓穿越到清代格格马尔泰若曦身上发生的一系列爱恨情仇的宫廷故事, 既融入了清代的背景与历史, 又结合了现代人的视角, 产生了奇特的碰撞效果。
网络小说由于具备网络的交互性与互动性, 在题材上能够更好地迎合受众来创造, 以达到提升点击量的目的, 因而在许多网络小说中离不开玄幻与灵异的元素。网络小说的作者经过大胆和不受限制的想象、创作, 在当下的网络小说中融入了许多仙风道骨与玄幻灵异, 例如《光明纪元》、《超级地府》、《重生工业帝国》便融入了许多超人类的行为, 《诛仙》则是融入了玄幻、武侠等元素, 这一系列小说都代表了当下流行的网络小说, 融入当前时代的烙印, 突破传统经典的脚本, 敢于大胆寻求创新与颠覆, 往往达到意想不到的结局和震撼。
四、新媒体在网络小说传播中运用的实际意义
新媒体环境下, 文学传播的互动性大大增强, 以网络小说为例, 作者与受众能够通过网络平台互相表达自身的意见, 从而共同在网络小说中注入自身的意见, 这对网络小说来说不失为一种更加自由与开放的表达。网络小说是新媒体环境下的产物, 既融入了文学自身的诉求, 又迎合了历史长河中冥冥的发展规律。
(一) 新媒体模糊了网络小说传播的角色定位
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小说传播在生产机制上绕过了传统小说需要编辑、校对、发表、出版等程序, 直接面对的是网络上的读者, 作者只需要创作完成后上传到相应的网站就能让小说面世, 传播速度加快。利用互联网的双向传播特性, 任何人在网络中都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因此在网络小说中, 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网络小说的作者、编辑、受众。在新媒体环境下, 草根文化借助网络小说表达出来, 平民化的文学传播模式深入人们的社会公共生活, 网络小说传播的交互性大大增强。
(二) 新媒体实现了网络小说传播的商业化操作
1. 付费阅读模式创造双赢
在网络小说网站的商业运营下, 许多网络小说的作者获得了相应的稿酬与回报, 甚至部分作者能够跻身年度作家富豪榜前列, 例如《盗墓笔记》作者南派三叔、《鬼吹灯》作者天下霸唱。付费阅读模式的创造让网络文学的创作者有了物质上的回报与保证, 盛大文学董事长邱文友表示, 2013年盛大文学的年收入达到了11亿至12亿元。根据2014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的统计, 2013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收入规模达46.3亿元。
2. 网络小说的影视改编
2012年至2013年在荧幕上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杜拉拉升职记》、《美人心计》、《宫》、《步步惊心》等剧, 均是根据网络小说改编而来, 在新媒体的推动下, 从小说到电视、电影, 一条新的商业链逐渐形成, 越来越多的编剧与影视投资公司将视角转向了改变网络小说上。
(三) 新媒体实现了网络小说传播的形式多样化
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文本的减少上。近年来, 微小说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而以往的网络小说大多为上百万文本字数的长篇小说, 如《诛仙》、《鬼吹灯》、《盗墓笔记》等, 但随着微博与微信的异军突起, 微小说的创作逐渐盛行。
五、结语:文学的继承与融合是媒介发展的必然选择
展望文学前景。首先, 文学是适应、选择新媒介的必然趋势, 这是由媒介要素决定的;其次, 无论新媒介怎样发展, 文学惯例和基本规范仍会被继承、融合, 并得到完善。
注释
11 吴予敏:《传播与文化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326页
2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 第147页
33 张广生:《媒介与文明:伊尼斯传播理论的政治视野》[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年第3期
44 雷跃捷, 金梦玉, 吴风:《互联网媒体的概念、传播特性、现状及其发展前景》[J], 现代传播.2001年第1期
5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在京发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nnic.net.cn/hlwfzyj/
文学阅读的变迁 篇10
“异化”原词是dieentfremdung, 源自拉丁文, 有转让、疏远、脱离等意, 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使用的一个具有辩证法思想的概念, 它指这样一种现象:人们自己创造的某种东西, 反过来控制了人自身。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期间的欧洲社会经历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资本主义萌芽、确立和发展时期, 政治经济结构形态发生着急剧变化, 伴随人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在欧洲各国不同程度的发展, 使人们头脑中的物质利益观念不断加强, 金钱成为人们衡量人的主要甚至唯一的尺度, 人与人的关系也随之改变, 人在挣脱了封建教会的束缚从而获得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后, 又在物质财富面前丧失精神的、心理的和人格的自由, 人与人的关系在热衷于创造物质财富并依赖物质财富的生存环境中趋于恶化, 人性中丑陋的面目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到“文章当合时而著”, 就功能上讲文章就是“纪实”地记录社会情况。这四个吝啬鬼各自鲜明的个性特征体现了各个社会时期对人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创作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泼溜希金出现最晚, 但从行为意识上来讲, 泼留希金是农奴主义时期的代表;夏洛克是封建社会解体, 资本原始积累初期旧式的高利贷者;阿巴贡是十七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资产者, 葛朗台是十九世纪法兰西革命动荡时期投机致富的资产阶级暴发户。
一、农奴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农奴主泼留希金
《死魂灵》的问世在俄国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是俄国文坛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俄国社会正处于农奴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 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式, 直接影响着文学创作, 果戈里以其对生活现象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量, 把人物放在广阔的俄国社会历史中背景中加以展示。作家由远及近, 由大到小, 由表及里, 步步深入的方法描绘了泼留希金的生活环境。一个“内浮三个苍蝇”的酒杯, “一把发黄的牙刷”, 暗示着读者看到即将没落的农奴制度如生活环境散发着地腐朽气息, 给人以鲜明、强烈的印象。
当时农奴在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大批死亡, 腐朽的官僚机构在新的人口调查前, 不让把死魂灵的名字从农奴册上注销, 地主仍需给已死的农奴缴纳人头税, 农奴成为可以买卖的死魂灵。小说把“果戈理在当代所注意到的、值得引起当代的观察家注视的一切东西, 都同时展示出来”, 作者看到不合理的制度, 采用肖像描写等多种艺术手段来表现泼留希金空洞的精神世界犹如死魂灵一般。
同时, 他在作品中嘲笑了俄国农奴制度赖以生存阶级基础代表泼留希金惊人的吝啬和迂腐。这个守财奴拥有巨额的资产和一千多个农奴, 所有的东西都收进仓库, “在那里面霉烂, 变灰”。“孤独的生活, 又给贪婪新添了许多油”, 对人的情感, “更日见其浅薄, 微弱”, 他不仅让上百的农奴活活饿死, 甚至连自己的儿女亦可抛弃, 几乎丧失了一切人性, 甚至是动物的本性。
果戈里成功地运用叙述、描写和议论的“雕刀”, 讽刺和鞭挞俄国社会共有的寄生、腐朽和卑劣的特征, 把俄国过渡时期的社会特性从各个侧面反应在泼留希金身上, 以辛辣讽刺和无情嘲笑的犀利语言揭露和批判泼留希金的迂腐。
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旧式高利贷者夏洛克
莎士比亚创作的《威尼斯商人》时, 英国处在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时期, 完成了民族的统一, 封建的中央集权得到了巩固, 资本主义经济经过长期的原始积累中, 实行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 反映资产阶级利益和社会进步要求的人文主义思想和文艺复兴运动席卷岛国。
早在爱德华一世 (在位1272-1307) 时期就曾下令驱逐犹太人, 但仍有部分犹太人居住在莎士比亚生活时期的伦敦。他们迫不得已必须隐瞒自己的身份和宗教信仰, 他们因受迫害而不敢置产, 只得收集巨量现金, 以放债为业, 不得不收取重利。当犹太人成了放债人的代名词时, 人们认为放高利贷是道德上的罪行, 这样历史渊源下造就的夏洛克不仅承担政府的压迫还背负道德的谴责。
戏剧中夏洛克的凶狠透视出民族歧视的情感爆发。他直接的说出了憎恨安东尼奥的原因:是因为安东尼奥多次在公众场合骂夏洛克是“异教徒”“杀人的狗”, 把唾沫吐在他的犹太长袍上, 用脚踢他。夏洛克在法庭站在被压迫的民族的立场上大声疾呼, 信仰犹太教和信仰基督教的人一样, 都是平等的。按照犹太教义决定“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明确提出报复, 不要金钱只要安东尼奥一条命。
以放高利贷而大发横财的犹太人夏洛克, 让基督徒有憎恨他的理由。我们并不知道莎士比亚是不是反对当时民众中流行的对于犹太人的歧视心理, 但我们确实看出安东尼奥歧视作为犹太人的夏洛克。夏洛克袒露了受伤的心理并要求有尊严的生存, 才坚持似乎不合情理的要求乃是出于被压迫者强烈的报复心理。这种狭隘的报复心理使夏洛克在反抗种族歧视的道路上进入扭曲变形的地步
三、资本主义初期的资产者阿巴贡
阿巴贡是欧洲文学史著名的吝啬鬼形象, 已成为吝啬鬼的代名词。莫里哀创作这部喜剧时的法国结束了纷争的文艺复兴时期, 资本主义异军突起, 复辟后的波旁王朝在17世纪上半叶奉行重商主义政策, 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资产阶级得到了壮大。
由于作家比同时代作家的经历丰富得多, 对现实的观察非常广泛, 对人情世态的观察深入而细致, 用了酣畅淋漓的艺术夸张手法突出了阿巴贡种种心理。阿巴贡虽然拥有万贯家财, 但是“一见人伸手, 就浑身抽搐”, 似乎被人挖掉了五脏六腑。这个吝啬鬼形象比前人更深刻之处还在于, 喜剧尖锐地揭露阿巴贡贪婪本质, 他放债手段狡黠, 在法定利率为五厘的当时, 他却把高利贷的利率提高到二分五厘, 而且乘人之危, 用一大堆破旧的家具与破铜烂铁来顶替三千法郎的现金。
这个高利贷者身上存在着“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阿巴贡是要求享受的, 他不仅需要马车夫、厨师、女
浅析儿童电视广告对0至3岁婴幼儿的影响
王利 (秦皇岛广播电视大学河北秦皇岛066001)
摘要:在电视普及的今天, 儿童电视广告日益增多, 对0至3岁婴幼儿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不容忽视。本文紧密结合0至3岁婴幼儿的生理、心理特点, 结合儿童电视广告的形式与内容, 通过对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和作者本人完成中国部分地区0至3岁婴幼儿收看儿童电视广告的实际调查, 阐述了婴幼儿收看儿童电视广告的心理动机、认知、感情以及影响婴幼儿健康成长的儿童电视广告接触时间、接触频率和对儿童电视广告内容的偏好等问题, 并探讨儿童电视广告对0至3岁婴幼儿生理、语言、动作、行为及意识等方面的影响。
关键词:儿童电视广告;婴幼儿;影响
只要打开电视, 各种各样的儿童电视广告充斥我们的视野, 尤其是儿童电视广告, 短暂的播出时间与生动有趣的画面, 更是吸引婴幼儿的注意和兴趣。儿童电视广告正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广大婴幼儿以及我们的家庭。
一、儿童电视广告对婴幼儿生理上的影响
(1) 对婴幼儿视力的影响。婴幼儿的眼睛正处于发育期, 眼角膜、晶体及视网膜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 过早且长时间看电视容易给眼角膜、晶体及视网膜造成损害, 影响孩子视力及视觉发育, 还可能造成屈光不正。所以, 3岁以下婴幼儿不宜过早看电视。
(2) 对婴幼儿听力的影响。电视机音量应该控制在60分贝以下, 不然时间长了, 将导致婴幼儿听力下降, 影响婴幼儿的性格、动作、语言、智力等, 导致其精力不集中、性格变的急躁、语言表达能力差、缺乏好奇心等。
(3) 电磁辐射对婴幼儿的影响。婴幼儿是电磁辐射的敏感人群, 电磁辐射可能导致婴幼儿智力残缺, 长期处于高电磁辐射的环境中, 会使血液、淋巴液和细胞原生质发生改变, 造成儿童白血病的发生等。电视发出的X射线每小时可达8-12毫雷姆, 当它接触到儿童的躯体, 会穿透某些细胞引发细胞变性、组织损害,
仆, 也要请客喝酒, 而且年逾花甲, 仍希图女色, 看中了年轻美貌的玛丽亚娜。但是这一切享受都不能威胁到他的积累。莫里哀创作这部喜剧有深刻的思想内容, 它直接描绘了现实, 道出资本主义初期资产者的敛钱方式, 用“修饰本世纪的肖像”思想还原出了当时资产阶级附庸风雅和成为贵族的活动变态心理。
四、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资产阶级暴发户葛朗台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在1833年创作了《欧也妮·葛朗台》, 塑造的葛朗台是法国大革命后一个投机致富的资产阶级的典型。法国完成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资本主义步入快速发展时期, 人与人的压迫与剥削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
葛朗台对金钱的渴望和占有欲几乎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他半夜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密室之中, “爱抚、把抚、欣赏他的金币, 放进桶里, 紧紧地箍好。”临死之前还让女儿把金币铺在桌上, 长时间地盯着, 这样他才能感到暖和。对金钱的贪得无厌使老葛朗台成为一个十足的吝啬鬼, 使他成了金钱的奴隶, 变得冷酷无情。为了金钱, 不择手段, 甚至丧失了人的基本情感, 丝毫不念父女之情和夫妻之爱:在他获悉女儿把积蓄都给了夏尔之后, 暴跳如雷, 竟把她软禁起来, “没有火取暖, 只以面包和清水度日”。当他妻子因此而大病不起时, 他首先想到的是请医生要破费钱财。只是在听说妻子死后女儿有权和他分享遗产时, 他才立即转变态度, 与母女讲和。伴随贪婪和吝啬而来的是老葛朗从而导致以眼睛肌肉痛、精神失常为主要症状的疾病。1
(4) 使婴幼儿免疫功能降低。电视发出的光线压制了一种重要的激素——褪黑激素的产生。褪黑激素减少可能增加细胞DNA变异的机会, 容易引发癌症。
(5) 睡眠失调。感觉器官受到过度刺激容易导致失眠。
(6) 易患自闭症。这与看电视导致社交时间减少有关。
(7) 肥胖。这是因为看电视的孩子运动量减少, 某些激素的分泌受到影响, 导致脂肪增加, 胃口大开。
(8) 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集中的时间较短, 也更容易患上多动症。
二、儿童电视广告对婴幼儿语言、动作的影响
我的女儿现在两岁8个月, 平时我在看电视剧的时候, 她对电视剧不感兴趣在旁边玩玩具。但是当电视里插播广告时, 她就会放下手中的玩具, 看电视广告, 特别对儿童电视广告感兴趣。在一岁之内, 她还不会说话时, 看见电视里演吃的广告时, 他就用手指电视, 然后又指着嘴要吃, 看见纸尿裤的广告时, 她就使劲拍自己的小屁屁。听见喜欢的音乐, 会随着音乐跳舞, 到一岁以后会说一些简单的话了, 就直接说:“吃”“买”, 到超市看见了也会要了。到两岁以后, 就更厉害了, 广告中的广告词还没说, 她就会先说出来“O泡, O泡, 我要O泡, O, O, O!”
在本文作者所做的问卷调查中, 基本每个孩子都会有这些过程。本文作者在秦皇岛地区做的0至3岁婴幼儿对儿童电视广告的态度问卷中表明, 宝宝看儿童电视广告的反应, 1.要广告中的产品, 占27%;2.随音乐手舞足蹈, 占30%;3.能说出广告词或能唱出广告中的歌曲, 占25%;4.没有反应, 占10%;5.其它, 占8%。其中有些孩子选两项, 如选1.要广告中的产品, 3.能说出广告词或能唱出广告中的歌曲, 或者选2.随音乐手舞足蹈, 3.能说出广告词或能唱出广告中的歌曲, 有的孩子还选了三项1.要广告中的产品, 2.随音乐手舞足蹈, 3.能说出广告词或能唱出广告
台的狡猾和工于心计。对于每一笔买卖, 他都精心算计, 这使他在商业和投机中总是获利。
《欧也妮·葛朗台》生动写照了法国大革命后封建社会解体, 葛朗台借社会大变动的时机, 利用公债投机和资金周转的周期、债务和商业信用提供的机会, 揭示了一个大地主、资本金融家聚敛财富的特点。小说作为“最完美的绘写之一”, 披露了资产阶级嗜钱如命的本质, 正是金钱主宰一切的时代特征奴役出葛朗台的无情。
文艺复兴以后的社会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 社会和文学精神的根本性变更和主题的根本性发生了转换, 在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加强了社会分析, 文学作为分析和研究社会的手段, 普遍关心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的生存问题。从四个吝啬鬼身上看到的迂腐、凶残、狡黠、无情等鲜明个性, 客观真实地反应了他们生活的各个社会时期的社会关系, 作家们还原了各个社会时期欧洲文学人性异化的过程。
摘要：欧洲16世纪到19世纪, 政治经济结构形态发生着急剧变化, 伴随人的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与此同时, 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塑造了四个吝啬鬼形象, 他们鲜明的个性实则有着在时代变迁的现实在其身上的投射, 作家用文学的手法记录了他们的人性变化, 刻着阶级的纹章, 带有时代的印记, 把欧洲几百年来社会变迁中的人性异化过程呈现在我们眼前。
关键词：社会,欧洲文学,人性,异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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