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微信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微信研究现状综述（共10篇）

国内微信研究现状综述 篇1

教育游戏作为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近年来逐渐受到国内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关注,教育游戏的相关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搜索了2000年至2014年题名或关键字为“教育游戏”的论文可得到近千篇相关论文。通过整理研究分别从教育游戏的定义、教育游戏的分类和教育游戏目前存在的问题三个方面展开综述。

一、关于教育游戏的定义

关于教育游戏定义的研究一直是教育游戏研究的热点之一。尽管许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纷纷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但是目前为止教育游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笔者对所搜集的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发现,关于教育游戏的界定可归纳为五类,即教育游戏是一种计算机游戏类软件、教育游戏是一种学习环境、教育游戏是一种特殊的活动、教育游戏是一种教育软件和轻游戏。

(一)教育游戏是一种计算机游戏类软件

《中国远程教育》市场研究室提供的《教育游戏产业研究报告》中将教育游戏定义为能够培养游戏使用者的知识、技能、智力、情感、态度、价值观 , 并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计算机游戏类软件[1]。

(二)教育游戏是一种学习环境

祝智庭等人在2006年发表的文章《教育游戏国际研究动向及其启示》中指出:目前为止,人们普遍把教育游戏当做教学媒体。他们站在一个独特的视角对教育游戏进行了新的认识。“游戏不仅可以作为一类教学媒体来看待,而且也可作为一种学习环境来进行研究。” [2]他这样一个新的视角为我国以后的教育游戏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

(三)教育游戏是一种特殊的活动

张涛在《电脑教育游戏激励机制分析》中对教育游戏进行了诠释:教育游戏是一种遵循游戏机制并具有教育功能的活动[3]。

(四)教育游戏是一种教育软件

经过整理文献发现,将教育游戏定义为一种教育软件的学者人数居多。例如赵海兰、祝智庭在《关于教育游戏的定义与分类的探析》中分别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给出了教育游戏的定义:“狭义上的教育游戏是指教育性和游戏性整合在一起,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自然教育效果”;“从广义上来讲教育游戏是指具有教育素材和游戏性因素的所有的教育软件”。[4]

(五)轻游戏

此外尚俊杰等人提出了“轻游戏”,并给出了轻游戏的公式:“轻游戏”=“教育软件”+“主流游戏的内在动机”。[5]2011年通过论述教育游戏面临的表层困难和障碍、深层困难和障碍和本质困难和障碍,再次提出了发展轻游戏的必要性并对其进行定义[6]。

通过众多学者对于教育游戏的定义,笔者认为教育游戏仍然是游戏的一类形式,具备游戏的通性。荷兰学者胡伊青加对游戏的定义为:“游戏是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这种活动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其规则是游戏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绝对的约束力,游戏以自身为目的而又伴有一种紧张、愉快的情感以及对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因此具备游戏特性的教育游戏需具备游戏者自愿参加,时空范围需要固定,而且参与者需要受规则的约束等特性。总体分析关于教育游戏的定义,虽然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各个学者对教育游戏定义的认识有共通点。第一,教育游戏要有教育性,无论是将其定义为计算机游戏类软件或者是一种学习环境,他们都强调了教育游戏具有的教育意义。第二,教育游戏的内容是游戏和教育内容的结合,无论是强调将游戏融入学习内容还是将学习内容融入游戏都体现了教育游戏是两者相互作用所构成的。

学者们关于教育游戏的定义也有不完善之处。第一,大多数学者给出的定义并不能体现出教育游戏与普通网络游戏的区别,对教育游戏的界定过于宽泛。笔者认为,再对教育游戏进行定义时必须体现其目的性,因为教育游戏和普通游戏最大的区别在于教育游戏应具有明显的、有针对的教育性。而普通游戏,虽然也具备教育性,但这并非其本质目的。第二,教育游戏并不能简单的定位为教育软件、学习环境或者教育活动,因为教育游戏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软件同时它也可以成为学习环境、学习活动,只有从多角度对教育游戏进行定位,才能更全面的研究教育游戏,使其得到真正的发展。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教育游戏是游戏的一种,其带有明显的、有意图的教育性,将教育内容与游戏融合在一起,能够帮助学生认知、学习、培养和发展学生潜在智能的载体,其中学习者、游戏和教育内容是教育游戏所必须具备的三要素。

二、关于教育游戏的分类

好的教育游戏分类方式可以为教育游戏的购买者提供客观的参考。然而对于教育游戏这一产品,国内目前仍然缺乏具体规范的分类标准或制度。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教育游戏进行了划分,普遍提出的分类方式有三种,即按照教育游戏的平台分类、按教育内容进行分类和按教育目的进行分类。

笔者经过研究分析,综合各个学者的分类依据,试图找出最全面的分类方法。由于教育游戏需要游戏者参与,同时具有教育性和游戏性,学习者、游戏和教育内容是教育游戏所必须具备的三要素。因此教育游戏的分类可从教育游戏的三要素进行划分,即从学习者进行分类、从游戏本身进行分类和从教育内容进行分类。从学习者出发进行划分可分别依据学习者年龄、学习者的人数、学习者的学习方式进行分类;从游戏自身出发可依据教育游戏的形式、教育游戏的版本、教育游戏支持的平台、教育游戏的规模、教育游戏应用方式五个方面进行分类;依据教育内容进行分类可分别从教育目的、学科体系和教育模式进行分类。详细分类方式如表1所示:

三、教育游戏目前存在的问题

尽管教育游戏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并且教育游戏的研究在近几年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在各个学科领域得到了应用,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强大作用。然而,教育游戏的发展仍然存在着很多不足。总结起来可以分别从教育游戏参与各方、教育游戏理论研究、教育游戏设计研究、教育游戏应用研究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教育游戏参与者

教育游戏的参与者包括教育管理部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教育游戏公司和教育游戏开发设计人员。

1. 教育管理部门。教育游戏能否得到倡导和推广,能否被鼓励在教育中应用教育管理部门的态度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初中、高中)仍是以应试教育为主,考试的分数以及学生的升学率仍然是评价教育的主要因素。而教育游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智力、创新等多元化能力的效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显现,因此教育游戏并没有得到教育管理部门的重视,其推广也受到了阻碍。

2. 学校层面。从了解到的情况看,初中和高中由于受到中考、高考的约束,对于开展教育游戏持反对态度,小学持中立态度。一些小学开展教育游戏教学但也仅限于做示范或尝试进行教学改革实验或者作为公开课开展,也没有大面积进行教育游戏教学活动。从地域上看,南方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小学开展了教育游戏教学,但数量也较少,北方及中西部内陆地区还没有开展此类教学活动。可以看出,教育游戏的开展不但与学校主观、客观因素有关还与地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3. 教师层面。首先是时间问题,现在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较大,工作任务繁忙,要他们拿出大量时间来组织学生开展教育游戏、通过教育游戏引导学生反思和总结,从客观层面看教师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其次是关于技术的问题,如果教师对于计算机操作不是很熟练,就不能熟练的掌控游戏。除此之外教师的观念也是需要指出的问题,教师对教育游戏仍存在排斥心理,主观上没有动力和积极性,并未将教育游戏在教学中广泛应用。

4. 学生层面。对于学生来说,学生愿意接受教育游戏。他们对于计算机等媒体的应用与接受能力都很强。但是如何在学习中运用教育游戏他们还在摸索。已经熟悉了传统学习方法,如何在游戏中学习,在学习中娱乐才是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5. 家长层面。家长对教育游戏仍存在排斥心理和抵制心理,主观上很难接受。首先教育游戏相对于课堂教学,效果的呈现需要一段时间。家长在自身受教育的过程中也没有接触过这种教育形式,对教育游戏的接受需要时间,并且网络成瘾等学生沉迷于游戏的个别现象让家长对教育游戏存在排斥心理。

6. 游戏公司。由于游戏公司以营利为主要目的,因此其制作的教育游戏也是以获取利润为宗旨。它的出发点是制作投资小、利润高的产品,而教育游戏的内容和产生的教育效果并不是开发游戏的主要因素,导致教育游戏过于商业化和游戏化。

7. 教育游戏设计人员。任伟等人把参与教育游戏相关工作的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游戏生产商,一类是教育和教育技术工作者[7]。单纯的游戏设计和开发者对于教育了解不多或者轻视游戏的教育性,因此开发的教育游戏教育性不够;教育者对于游戏的设计、开发又不是很在行,开发的游戏缺乏娱乐性;二者需要相互取长补短,互相合作才能设计出优秀的更加适合学习者的教育游戏。

(二)教育游戏理论研究

教育游戏理论研究主要存在教育游戏定义过于宽泛、缺乏成熟的理论体系等问题。

1. 教育游戏没有准确的定义。关于教育游戏的定义,专家学者们虽然都各抒己见,但是并没有一个统一、准确的定义。这导致了教育游戏和普通的网络游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对于教育游戏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2. 缺乏成熟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王庆等人指出大多数研究普遍认同建构主义和情境主义学习理论是教育游戏设计的理论基础,但是如何完美结合学习理论和游戏理论,如何基于游戏任务来驱动引导学习者的认知过程,目前还没有公认的非常成熟的理论体系[8]。

(三)教育游戏设计研究

教育游戏的设计研究主要存在教育游戏设计简单化;教育游戏缺乏娱乐性;教育游戏种类不够丰富等问题。

1. 教育游戏设计简单化。如果教育游戏的设计仅仅是基于PPT、Flash等软件的简单制作,在画面效果、体验感等方面都会与真正的游戏有差别。这样的游戏很难达到真正的游戏效果,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而大型的诸如角色扮演之类的教学游戏活动,既是学生发展所需要的,也是目前最稀缺的[9]。

2. 教育游戏缺乏娱乐性。我国目前的教育游戏不仅制作过于简单,同时还缺少娱乐性,游戏内容普遍过于强调教育性[10]。如何将教育与游戏相结合在一起是教育游戏最关键的一环。然而目前存在的大部分教育游戏都未能很好的做到这一点。这样的教育游戏不能吸引学习者的兴趣,或者很难让他们真正地喜欢上教育游戏,并不能达到所谓的乐中学的目的。

3. 教育游戏种类不够丰富。我国目前的教育游戏不仅在制作方法上不够专业化,同时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在内容和形式上还不够丰富。大多集中在益智类、模拟类等小游戏。

(四)教育游戏应用层面

教育游戏如何应用于学科教学,这一课题正逐渐受到专业学者和一线教师的关注。笔者经过研究文献发现在应用层面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教育游戏学科应用不均衡问题。经过研究分析搜集的文献发现,现阶段教育游戏学科教学应用较多的是语文和英语学科。数学、计算机、化学等少数科目也初步开展应用,但其他的学科相对较少。正如学者刘成新所说“由于现在教育游戏应用于学科教学仅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研究关注度依然不够,相关研究也并不成熟。”[11]

四、结束语

教育游戏虽然目前无论是在理论还是设计、应用等方面都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教育游戏的价值已经被实践所证实,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个研究中。随着各个领域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不断融合,教育游戏中所存在的问题会慢慢解决,教育游戏也必将会真正的帮助学习者在快乐中学习。

国内微信研究现状综述 篇2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模型

评价指标模型是品牌竞争力评估的标准，国外学者主要从企业资产、消费者、品牌资产性的角度构建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模型。Motamenti和Shahrokhi（1998）提出全球资产模型，认为品牌价值等于品牌净收益和品牌强度的乘积；Aaker（1998）和Keller（2003）从消费者角度提出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模型，重点关注消费者对品牌价值的感知程度；英国的Interbrand公司将品牌看做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并根据这一思想设计出了品牌价值的衡量公式，从而找出了影响品牌强度的因素，并计算出了每个因素所占的权重。上述模型详见表1.1。

表1.1国外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模型

比较国外学者构建的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以上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模型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即便是从同一个视角构建的模型也存在明显不同，为企业品牌竞争力的评估提供了较为广阔的思路；第二，资产视角模型中的指标比其他视角模型中的全面、具体、易量化，能够更加准确

地评估企业品牌竞争力；第三，企业组织从实践角度构建的模型比个人学者从理论角度构建的模型考虑了更多的市场因素和法律保护因素，细致到了品牌运营的每个环节。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品牌竞争力的涵义

国内学者主要从企业、消费者及综合的视角对品牌竞争力的内涵进行了概括，其中邴红艳（2002）、沈占波（2005）、刘迎秋（2007）等学者认为品牌竞争力是企业内部各项能力整合后所表现的市场占有能力，许基南（2005）、姜岩等（2008）、唐友明（2008）等学者认为品牌竞争力是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要的能力，季六祥（2002）、胡大立等（2006）、汪波（2006）等学者认为品牌竞争力是在整合企业资源的基础上所能更好满足消费者需要的能力。具有代表性的品牌竞争力涵义归纳如表1.2所示。

表1.2基于不同视角的品牌竞争力的涵义

尽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品牌竞争力的涵义，但其中存在一定的共识：第一，品牌竞争力是企业品牌在市场中比较后显现的差异；第二，品牌竞争力是企业内外部资源整合的结果，反映了企业拥有资源和运用资源的能力；第三，强大的品牌竞争力能够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

（二）品牌竞争力的形成机理

对于品牌竞争力的形成机理，国内学者主要从企业、消费者及借助其他学科的视角提出的，其中许基南（2005）、蒋璟萍（2009）、林子（2010）等学者认为形成品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来源于企业内部的物质竞争力、文化竞争力等基础力量，王琦等（2007）、姜岩等（2008）、查建平等（2009）学者认为品牌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来源于消费者的认可和忠诚，李雯霞、霍国庆（2008）认为品牌竞争力的形成原理像物理学中的小孔成像一样，是通过广告商、经销商等中间介质过滤和加工后在消费者心中留下的印象，中间介质对品牌竞争力的形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代表性的品牌竞争力形成机理如表1.3所示。

表1.3基于不同视角的品牌竞争力形成机理

品牌竞争力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企业品牌经营活动和消费者认知互动的结果，大多数学者将品牌竞争力的形成机理定焦在企业层面和消费者层面。学科间理论的交叉总能给研究带来新的视角，从物理学的角度研究品牌竞争力的形成机理是极大的创新，然而李雯霞和霍国庆仅提出了中间界面的重要程度，缺乏中间界面作用发挥机理的全面阐述。

（三）品牌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研究企业的品牌竞争力需要借助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进行量化分析，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设计出了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了不同的评价方法对品牌竞争力进行评价。其中，蒋亚奇、张亚萍（2011）从企业视角应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王琦等（2007）从消费者视角构建了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陈亚荣等（2010）也从消费者视角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白玉等（2005）、何阿毜（2010）分别应用层次分析法、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从综合视角构建了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张放等（2009）从生态学视角对品牌竞争力的评价指标进行了删选，从而成功构建了

企业品牌树。以上学者构建的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4所示。

表1.4基于不同视角的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从表1.4可以看出，无论是从企业视角、消费者视角、综合视角还是生态视角，品牌市场能力、品牌管理能力、品牌基础能力、品牌影响能力和品牌发展能力等是国内学者品牌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准则层的主要指标，这些指标基本上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品牌竞争力的来源；层次分析法、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是较常用且较有效的评价方法。尽管如此，由于大多数指标属于定性指标，用统计方法对其进行研究时存在较大的难度，降低了品牌竞争力评估的准确性。

三、简评

品牌竞争力是企业区别与竞争对手能够在行业内独树一帜、引领企业发展的独特能力，国内外的学者一直持续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包括品牌竞争力的概念、形成机理及评价指标体系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参考文献：

国内微信研究现状综述 篇3

>>>国内研究现状

1823年，硅首次作为一种元素被贝采里乌斯发现，并于一年后提炼出了无定形硅。自从这以后，硅就开始被人们重视。随之而来的就是硅在工业和各产生及民生用品的出现。我国硅工业有40多年的发展史。

（一）工业硅生产理论

《工业硅生产》为何允平、王恩慧编写，由冶金工业出版社1996年出版，本书重点介绍了我国工业硅生产发展状况，其阐述工业硅分冶金硅和化学硅，根据各行业的硅的发展及运用，以分析生产过程中运用的技术主为，并介绍生产过程中各类生产硅工具及环境等进行介绍，并要求对其进行保管和保养。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介绍了世界主要生产工业硅的国的产量情况及重点生产工业硅的情况，并指明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工业硅的国家。

（二）工业硅科技发展理论

《工业硅科技新进展》为何允平、王金铎编写，由冶金工业出版社2003年出版，本书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工业硅在生产、设计、科研取得成果和经验以及技术的新进展。其中包括生产工艺与设备的改进，原料的选择与制备，电炉熔炼和反应机理、工业硅的精制、烟气的治理、粉尘及热力的回收利用、工业硅生产发展动向。

（三）有机硅的研究理论

《国内外有机硅生产现状及市场分析》为孙宗连撰写，发表在《精细与专用化学品》刊物上。本文重点介绍硅工业中有机硅的生产现状，并重点分析了有机硅的市场发展动向、方向及综合情况。本书不只是介绍了国内还介绍了国外的有机硅的生产现状，市场的综合情况。

（四）高技术硅产业发展理论

《我国高技术硅产业发展问题与对策》为傅积赉撰写，发表于《精细与专用化学品》，2010年3期，本文重点分析了我国高技术硅产业的发展情况，并根据实际的情况，提出了在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方案，本文发表后受到行业及学术界的重视。

（五）硅产业国内外对比分析理论

《国内外硅产业发展情况对比分析》为《有机硅氟资讯》发表的，刊于2009年06期，本文重在分析国内硅产业发展情况，同时也分析了国外硅产业的发展情况，并将国内及国外两个硅产业进行对比分析，使得我们明白硅产业发展仍以我国为主，并且表明我国是出口大国，日本70%的工业硅都是中国进口，这些对比也表明我国产量高，但效益和附加价值低，不利于我国硅工业健康发展，作者也简要提出了一些改变现状的建议。

（六）硅产品投资分析理论

《中国工业硅产品市场投资前景及风险评估分析报告》为《国信在线网》一篇论文，本文分析了硅产品的市场需求，并根据风险评估做出了相应报告，本文为硅产品投资者及硅产品价值研究者必备的理论工具，此理论属硅工业的细分理论，具有投资及考察的参考价值。

（七）硅工业区域投资与研究理论

《广西硅矿资源优势及其开发前景》为王殿华撰写发表在《南方国土资源》2009年5期，本文重点介绍了广西硅矿的资源优势，分析出了硅工业建设在广西建设的可能性，并且研究了硅产品开发途径及内容。本文是区域硅工业投资与研究的理论，值得大家研究和学习。

（八）阶段发展硅产业研究理论

《2010-2013年度（季度）中国工业硅产业发展研究及趋势预测报告》是《国信在线网》发表的重要研究硅产业的报告，本报告研究和分析了2010-2013年度（季度）中国工业硅产业发展情况，并根据发展情况大胆地进行了产业发展的趋势预测，是我国硅产业投资者及公司投资和发展重要参考依据，本文为阶段性的产业研究理论文献，这是我们应该了解和需掌握的重要内容。

（九）硅产业链资源高效综合利用研究理论

《硅产业链中硅资源高效综合利用问题》为王跃林、段先健撰写，是2008年第十四届中国有机硅学术交流会的重要文献资料，本文重在研究了高效综合利用硅产业资源，并提出了行业整合，硅产业上下游企业的整合，及企业整合，行业整合等许多比较先进的理论和观点，在学术会上得多位专家的肯定和好评。

（十）工业硅的相关产品研究理论

《有机硅消泡剂的研究发展及其市场前景》为周海、陈文纳撰写发表于《化工技术与开发》2007年，本文为工业硅生产硅消泡剂的理论研究文献，其阐述了硅消泡剂的发展状况及广阔的市场场景，值得大家学习，目前，我国硅相关的工业产品的理论研究还相对较少，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和分析。

（十一）硅产业原料分析理论

《我国硅质原料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为彭寿、陈志强撰写，发表于《国外建材科技》，2008年2期。本文重在分析硅质原材料生产、供应的产业发展状况，并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分析出了其发展趋势，为硅下游产品购买者及投资者及信息使用者有用的参考信息，也是专家及学者分析和研究的重要参考信息。

>>>国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硅发现与研究理论

硅是被瑞典化学家琼斯·雅可比·贝采里乌斯（Jons Jakob Berzelius）发现的。1787年，拉瓦锡首次发现硅存在于岩石中。然而在1800年，戴维将其错认为一种化合物。1811年，盖-吕萨克和Thénard可能已经通过将单质钾和四氟化硅混合加热的方法制备了不纯的无定形硅。1823年，硅首次作为一种元素被贝采里乌斯发现，并于一年后提炼出了无定形硅，其方法与盖-吕萨克使用的方法大致相同。他随后还用反复清洗的方法将单质硅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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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硅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艺的实践与理论

美国作者普卢默撰写了一部《硅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艺技术、理论、实践与模型：Silicon VLSITechnology Fundamentals，Practice and Modeling英文版》，由我国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年4月1日出版，该文以全英文在我国出版。该文以硅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艺的实践与理论为主，介绍了现代CMOS工艺技术，硅晶圆片的基本特性，半导体生产，光刻、杂质扩散、离子注入、薄膜淀积、刻蚀、后道工艺技术等多方面来分析与研究了硅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艺的理论是一本难得的硅产业中的精工产业理论的代表性著作。

（三）硅电阻率/捅杂浓度模型理论

《一种新的补偿硅电阻率/掺杂浓度模型》由Dominic LEBLANC.Karol与PUTYERA共同发表在《TRANSACTIONS OF NONFERROUS METALS SOCIETY OF CHINA》，2011 21（5）。硅片或硅块的电阻率与掺杂浓度的关系模型不适用于补偿硅，如精纯冶金级硅（UMG-Si）.目前尚无合适的理论模型可以准确解释补偿硅实验和观测结果间存在的差异.基于电解液理论提出一种包含电离平衡常数的新方法，可以得到单掺杂硅的电荷载子迁移率Thurber曲线.当掺杂硅中包含一种以上掺杂物质时，需要采用数值算法来解决多重平衡系统.研究表明这类系统表现出一种缓冲溶液的特定行为.通过计算化合物的热力学参数获得平衡常数，并利用现有的电化学知识（Nerust方程和Butler-Volmer方程）提出一个普遍理论.因为硅/掺杂物系统构成一个弱电解质固溶体，电解质溶液理论为太阳能电池行为的认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物理模型和数学框架。

（四）熔体硅中杂质去除理论

《有限负压下熔体硅中磷的挥发去除》由郑淞生 Jafar SAFARIAN Seongho SEOK Sungwook KIM Merete TANGSTAD 罗学涛国内外学者共同发表在《TRANSACTIONS OF NONFERROUS METALS SOCIETY OF CHINA》，2011 21（3）。该文对有限负压下熔体硅中磷的挥发去除进行研究.采用电子级硅配制Si-P合金，并采用GD-MS来检测实验前后硅中的磷含量.理论计算结果表明：在有限负压下，硅中的磷以P和P2的气体形式从熔体硅中挥发.实验结果显示：在温度1 873 K、真空度0.6-0.8 Pa、熔炼3600s的条件下，熔体硅中的磷从0.046%（460ppmw）下降到0.001%（10ppmw）.实验结果与理论结果一致表明：当熔体硅中磷的含量大且炉腔内气压相对较高时，磷的去除与气压高度相关；而当炉腔气压很低时，磷的去除基本与气压无关.原因是在相对高磷含量的熔体硅中，磷主要以P2气体的形式挥发；在磷含量较低时，磷主要以单原子气体P的形式挥发。

（五）硅块表面抛光对切研究理论

《硅块表面抛光对切割良率及碎片率的影响》由张存新. Kengo Nakano.李建敏.章金兵共同在《2010第十一届中国光伏大会暨展览会》作出报告的。该文谈到硅片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会产生崩边、边缘、隐裂等不良品，其中硅块的磨面、倒角环节是造成硅片隐裂等不良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对比了两种不同的抛光工艺，即普通金刚石抛光和软刷磨面抛光工艺对硅块表面粗糙度及损伤层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的抛光工艺会产生不同的硅块的表面粗糙度及损伤层，而通过损伤层的厚度可以定量描述研磨工艺对硅块产生应力作用。由于较大的内应力容易造成硅决裂纹向内部延伸，从而导致崩边、边缘、隐裂片等不良品的产生，因此优化硅块的表面抛光工艺可以有效地减少后续切片工艺产生的隐裂片和裂片率。通过这一有效措施，切片的收率提高约3.47%，良率提高了约2.58%。

>>>结束

综上所述，我国硅产业在不断发展，其投资和开发都已经成为世界人民注意的中心，我国硅产业发展现在供60多国家原材料需求，但我国硅产业的下游经济工业及循环经济利用还是有限的，我国硅产业是继续加大开采扩大出口。笔者从国内硅产业研究的理论和国外硅产业的研究理论中进行分析和研究，将采取综合文献研究法和相关的产业研究方法入手，重点研究硅产业的综合内容。其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我国硅产业发展，需要从科技工业和尖端科技研究领域发展，并重点将其运用到各行各业去，使我国不仅成为硅生产大国，也是科技研究和硅科技的运用大国。

（作者单位：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国内外物流联盟研究现状综述 篇4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分散的、低效率和高成本的物流活动逐渐转化为资源互补整合、相互联系、分工协作的产业链条。 与此同时, 以物流合作为基础的物流联盟得到了快速发展。 调查表明,大约有60%的物流服务提供商至少拥有一个横向合作伙伴。 如由18 家专线运输公司联盟组建而成的海元物流集团, 采用横向物流联盟模式实现了规模化和信息网络化的物流运作,成为我国中小物流企业联盟成功的典范。 本文从物流联盟的内涵、 模式、 管理等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希望能够借此为我国物流联盟的稳定运行提供指导,加深物流联盟领域的理论研究,为我国物流业稳健发展提供帮助。

1物流联盟的内涵

随着20 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物流外包业务的兴起,Bowersox、La londe等指出合作和联盟将成为物流学术界和实践研究中的突出主题,旨在降低成本、灵活应对需求波动和减少资本投资的物流联盟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国内外学者关于物流联盟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与供应链有关的文献中。

物流联盟是以物流为合作基础的企业战略联盟, 存在着多种名称,如物流企业战略联盟、动态物流联盟、虚拟物流联盟、虚拟物流企业、物流协同等。 Moore等(1999)将物流联盟定义为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和托运人(买方企业)之间相对持久的合作安排。 这个定义被多数学者引用,强调了物流联盟是企业间的一种长期关系,属于物流外包的一种特殊情况,体现了参与者之间的合作行为, 物流联盟活动可以依据托运人的物流需求和第三方物流服务提供商的能力水平进行合理的安排, 托运人也可以同时形成多个物流联盟活动。 Bagchi等(1996)认为物流联盟是托运人与物流提供商为提供广泛的物流服务而进行的一种长期的合作关系,包括共同运输、仓储、库存管理、配送以及其他增值活动等。 我国国家标准 《物流术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001) 将物流联盟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组织为实现特定的物流目标而采取的长期联合与合作。 合作双方既可以是处于供应链上下游位置的企业,也可以是处于平行位置的企业,在物流方面形成一种长期的物流伙伴关系。

目前,学者关于物流联盟的定义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对其基本特点有一个共识, 即联盟内企业间建立的是一种长期战略协作关系,在联盟中既存在合作又存在竞争,联盟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合作以获取长期的竞争优势, 它的整体性是通过联盟成员之间的相互协作来体现的, 物流联盟成员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整体。 企业之间结盟是为了完成那些仅靠自身力量无法达到的目标, 以及减少风险的同时提高自身的利益。

2物流联盟的模式

现有学者关于物流联盟模式的构建主要是基于合作治理结构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分为纵向联盟和横向联盟。

从国外研究来看,物流联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纵向联盟上,也就是供应链上的联盟。 已有文献关于纵向物流联盟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并将纵向联盟合作定义为供应商和顾客等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关系。 Wang等(2011)指出买方、供应商和物流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纵向联盟合作能够优化供应链网络。 Golicic等(2003)基于组织间关系所具有的特征将成员间的物流联盟关系分为非战略性交易、管理关系、合同关系、专业合同关系、伙伴关系、合资企业和战略联盟7 种类型。 Zinn等(1997)指出物流联盟是由买方、 卖方和物流服务提供商组成的以物流为基础的商业合作关系, 依据联盟伙伴关系的范围和强度将物流联盟分为整合联盟、集中联盟、广泛联盟和有限联盟四类。

关于横向物流联盟合作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主要集中在海运和空运领域的横向联盟合作。 如一些大的航空联盟Skyteam(由9 家航空公司组成)、Star Alliance(由16 家航空公司组成)、Qualiflier(由11 家航空公司组成)、One World(由8 家航空公司组成)等。 福特公司最先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物流联盟模式领导物流服务伙伴(Lead Logistics Partner, LLP)模式,即企业将物流业务外包给一家物流服务提供商, 该物流服务提供商作为领导者整合其他物流服务提供商, 并有选择地将物流业务进行分包。 该模式中, 既存在上下游企业间纵向的物流联盟合作关系,同时又存在同类企业间的横向物流联盟合作关系,是一种相对比较复杂的物流联盟模型。 Audy(2009)定义了运输和物流联盟合作过程中的六种不同领导者形式: 供应商/ 顾客/ 生产商领导的联盟合作;承运人/ 3PL领导的联盟合作;以供应商/ 顾客/生产商组成的共享联盟领导地位的联盟合作;以承运人/ 3PL组成的共享联盟领导地位的联盟合作; 承运人/ 3PL和供应商/ 顾客/ 生产商处于均等地位的联盟合作;4PL领导的联盟合作。

我国学者关于物流联盟的研究起步较晚,代表性研究有:李国富等(2000)从主导物流联盟决策的形式上,将物流联盟分为盟主决策型、共同决策型和参与决策型。 安玉红(2007)基于供应链一体化的思想, 将处于物流活动不同作业环节的企业之间通过相互协调而形成合作性、 共同化的动态联盟称之为纵向物流联盟; 将横向物流联盟定义为在相同地域或不同地域的服务范围相同的物流企业之间达成的协调、统一运营的物流管理系统,混合物流联盟指物流企业同时在纵向和横向上进行合作。 岳意定等(2008)从物流联盟组成结构的形式上,基于生命周期的角度将物流联盟分为酝酿期、组建期、运行期和解体期四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主要任务, 将物流联盟组织模式划分为星行模式、平行模式、联盟模式、中介模式和主从模式,确定了与物流联盟生命周期各阶段相适宜的组织模式, 并提出了一种以物流任务为导向的动态物流联盟混合组织结构。 郑成宏(2014)认为物流联盟是以物流业务为纽带,介于自营和外包之间,将物流联盟模式分为纵向一体化物流联盟、横向一体化物流联盟、物流外包联盟和股份制物流联盟。

3物流联盟的管理

物流联盟在国内外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此同时,联盟成员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涉及联盟成员的选择、契约的设立、成员间的利益分配、联盟的风险控制、联盟的稳定性、联盟伙伴间的信任关系管理以及联盟绩效考核等。 因此,物流联盟构建及运营过程中相关问题的治理显得格外重要,有效解决物流联盟构建及运营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对联盟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物流联盟实践中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在影响物流联盟成功的因素方面,学者指出联盟设计、联盟运营过程设计、联盟控制、联盟成员间的信任与承诺等是保证物流联盟成功的关键因素。 如联盟类型的选择、联盟伙伴目标和责任的一致性、合作伙伴战略和文化的匹配性、信息共享、冲突管理能力等均能够有效促进联盟的成功。

有学者从实践中总结了物流联盟合作的框架,如协作计划、预测和补货(CPFR)、供应链运作参考模型(SCOR)、客户关系管理模型(CRM) 为纵向物流联盟合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还有学者建立了有效实施物流联盟的框架,将物流联盟的构建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确定组织间的关系,即明确合作目标和物流活动内容;其次是建立合作关系,包括组织间的合作水平、合作伙伴的选择等; 最后是如何有效管理物流联盟活动以确保各成员间长期的利益合作关系,如职责分配、领导权力、利益共享水平等,并提出了五种支持物流活动的计划和执行、信息和利益共享的协调机制。

在物流联盟伙伴的选择方面,Aguezzoul (2014) 通过对1994-2013 年间有关物流联盟伙伴选择标准和方法的67 篇文章进行了分析,建立了第三方物流联盟伙伴的选择标准,指出最主要的评价指标依次为成本、关系、服务和质量,并将第三方物流联盟伙伴的评价方法归结为多准则决策方法、统计方法、模拟仿真、数学规划和混合方法5 种。

在物流联盟的利益分配方面, 学者关于物流联盟利益分配方法主要以博弈论、契约理论数学模型为主,如Shapely值法、核分配、可分离和不可分离成本法、影子价格、权重法、委托代理理论等,如Lozano等(2013)研究了不同承运人合并运输需求订单时的成本节约问题, 采用合作博弈理论建立了横向物流联盟利益分配的线性规划模型。

在物流联盟稳定性方面, 目前专门针对物流联盟稳定性的研究较少,多数文献就企业战略联盟的稳定性问题展开讨论,综合运用资源基础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博弈理论和社会困境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企业联盟不稳定的根源、企业联盟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企业联盟稳定性与联盟绩效的关系以及企业联盟的动态稳定性。 国外关于战略联盟稳定性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是关于对战略联盟不稳定性的调查分析阶段, 中期是关于以探索导致联盟不稳定的原因为主的阶段, 近来为战略联盟受到真正关注的阶段,学者开始将战略联盟不稳定性进行了界定,并从理论上对联盟稳定性进行了定义,研究稳定联盟的构建问题。

在物流联盟管理能力方面, 目前并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 与物流联盟管理能力相关的研究大多散见于联盟管理能力的研究,并且主要集中在一般企业、产学研等联盟管理能力的研究上,比较典型的是Brekalo等(2013)在对关于联盟管理的文献进行大量总结的基础上,将动态能力理论应用于物流联盟,指出物流联盟管理能力由联盟设计、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协调和沟通能力、联盟变化的监控和适应能力、关系治理、学习机制五个维度构成,并基于Zollo的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物流联盟管理能力模型的框架,从三个机制对物流联盟管理能力进行了阐述,首先是学习机制, 包括联盟知识管理和专有联盟管理人才的培养;其次是物流联盟管理机制,包括物流联盟的设计、协调、关系治理和监控四个方面;最后是物流运作能力的提升,包括订单处理能力、仓储管理能力、库存管理能力、设施网络管理、运输能力和增值服务。

4结语

通过对国内外物流联盟相关的研究可以发现,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物流联盟问题进行了众多的研究和分析工作, 但针对我国物流业由于从传统企业转型而出现的物流服务能力落后问题, 组建联盟问题的系统研究以及联盟组建后的管理能力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另外,关于物流联盟管理能力的研究,大部分文献将物流联盟管理能力视为已知的、给定的,忽视了能力是从无到有、从劣到优发展而来的,难以回答“高效的物流联盟管理能力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关键问题,并且关于物流联盟的形成、作用机制方面的系统理论与实证研究还比较弱。 针对目前我国物流业多、弱、散、小的局面,物流联盟无疑是其集成核心能力、对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优化的一种有效手段。 因此,后续研究可以结合我国物流业现状, 构建适合我国物流企业发展的联盟模式,整合闲散、分割、重复的物流资源,实现低碳物流,优化物流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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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ang Y,Potter A,Naim M,Beevor D.A Case Study Exploring Drivers and Implications of Collaborative Electronic Logistics Marketplaces[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11,40(4):612-623.

[4]Golicic S L,Foggin J H,Mentzer J T.Relationship Magnitude and Its Role in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Structure[J].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2003,24(1):57-75.

[5]Zinn W,Parasuraman A.Scope and Intensity of Logistics-based Strategic Alliances:A Conceptual Classification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J].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1997,26(2):13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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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岳意定,程安亭,王雄.基于生命周期的动态物流联盟组织模式选择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3):109-112.

[8]郑成宏.中小生产企业物流联盟模式的探讨[J].中国市场,2014(10):47-48.

[9]Aguezzoul A.Third-party Logistics Selection Problem:A Literature Review on Criteria and Methods[J].Omega,2014,49(12):69-78.

[10]Lozano S,Moreno P,Adenso-Díaz B,Algaba E.Cooperative Game Theory Approach to Allocating Benefits of Horizontal Cooperation[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13,229(2):444-452.

国内微信研究现状综述 篇5

我国职业教育由市场需求决定了发展趋势，目前职业教育规模已跃居教育行列的重要位置，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为我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高职院校学生就业难问题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就“用工荒，就业难”的尴尬局面：一方面企业找不到自身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其原因是部分大学生职业素质的缺失无法迎合当代行业企业的需求。这就要求高职院校要在教学中充分融入职业素质的培养内容，这也是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要求。

一、国外院校职业素质培养情况

国外关于高校大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1941年，美国学者约翰·弗莱纳根(John Flanagan)在研究美国飞行员绩效问题时曾提出，工作分析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描述这些工作行为所需要的素质，开启了人力资源管理中关于素质问题研究的崭新领域。1969年，美国学者Chickering发表了高校学生七个发展范畴的研究，认为高校影响了学生在七个方面的发展，即发展能力、管理情绪、通过自主迈向互相依赖、发展成熟的人际关系、确立身份、发展目的、发展整合。1999年，Jones＆Kwan在一项香港高校学生经验评估研究中将学生对高校教育的期望总结为四方面，即专业知识及技能的装备为将来职业做准备、开阔视野、成熟及个人发展、在竞争环境下可以成功。20世纪90年代之后，逐渐形成众多的职业素质理论派别，职业素质理论趋于系统化和多样化。在各国不同的高职教育体系中，职业素质元素有不同的体现。

1、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

德国的职业教育是得到广泛认可的教育形式，也被称为德国经济发达长久不衰的根本。所谓“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其实质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徒工制度，主要特征就是企业和职业学校密切配合，实践与理论同时并举。德国职业教育体系包括职业培训、职业进修、职业改行等三方面的内容，职业培训主要指职前培训，分成中等职业和高等职业教育，职业进修和职业改行属于职后培训，一般称为职业继续教育。

我们探讨的职业素质教育、职业核心能力在德国职业教育界被称之为“关键能力”培养。20世纪80年代，德国就形成了以关键能力为核心的概念并写入了德国职业培训条例中。要求学生具有在职业生涯中起关键作用的综合能力，指具体的专业能力以外的能力，是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和个人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德国的双元制教学模式，在学生有充分足够的时间进行企业实习实践的过程中，已经完成了关键能力，即职业素质、职业核心能力的培养。

2、日本发达的职业培训

自1989年起，日本教育部门就宣布开始教育改革，鼓励学生提问，培养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日本是世界上职业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注重校企合作的形式和弹性化的学制，注重校内评价和社会评价的一致和开放，注重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双证融通。日本企业聘用员工时，不十分看重个人的具体技能，而是强调基本素质，其基本思路是：高素质的员工，可以通过企业自己的培训，胜任所有工作。所以日本职业教育最具特色的是企业内职业培训，几乎所有大中型企业都有完备的培训体系。建立在终身雇佣制和年工序列制基础上的日本企业内职业培训，日本企业内职业培训坚持“以车间教育为主”，培训密切联系生产实际，在生产过程中进行职业教育；坚持“终身职业教育”，从职工开始工作到退休为止，不断地为他们提供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进行各种教育；把职业教育当做是“经营的工具”，进行职业培训的首要目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重视企业文化教育，加强职工的忠诚和荣誉感，增强职工的凝聚力，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2006年日本又建立了新的职业技能培养制度，即“实习并用职业训练制度”“实践型人才培养体系”，并将其写进了新修订的《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为了配合这一新型培养模式的推广，日本在2006年还修订了《中小企业劳动力确保法》，确定国家对实施“实习并用职业训练制度”的中小企业及事业团体提供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以推动他们致力于扩大青年技能人才的劳动就业机会。

多年来，日本职业教育注重实践，注重素质，注重长期的培训学习。

3、美国的“社区学院”

职业教育是美国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美国的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培养各种人才，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美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在综合中学实施，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在社区学院里实施。美国的社区学院有许多职能，包括职业教育职能、普通教育职能和大学转学教育职能等，其中职业教育是其最主要的职能。

美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是由社区学院来实施的，使学生掌握一门或几门专业技能和知识，为社区工业、商业 以及其他行业培养人才，以社区为中心，关心社区生活，发展社区经济。而社区学院的办学也非常灵活，实行“开放招生”，专业设置包罗万象，学杂费用也很低。

4、新西兰的教育体制

新西兰拥有完善的教育体制和一流的教育质量。其承袭英国教育体制，被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之一。新西兰政府确定本国的教育方针是：“获得最高水准的成就，使每个学生作为个人和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新西兰职业教育和培训是建立在终身教育理念的基础之上，办学重点是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形成了学习-工作-再学习-现工作的良好机制。职业教育提供的教育和培训在提高全民素质、实现终身教育、帮助政府解决部分失业问题、缓解和调节就业压力等方面成绩巨大，对新西兰经济和社会发展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国内高职院校职业素质研究

推进职业素质教育对高职院校的教育有重要的意义，西方部分国家已经将学生的职业素质教育放在重要地位。我国虽然已经认识到职业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但如何有效开展职业素质教育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新时代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职业素质教育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因而，全面推进职业素质教育是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题。

国内的学者也对大学生职业素质培养的战略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2007年，国内学者王晓洁提出要把职业素质教育纳入教学计划中，并在理论课程与实训课程的教学大纲中得以体现，切实把职业素质教育融入到每位教师的教学过程中去。2008年，国内学者王希旗提出要从课程体系的构建出发，在理论课程设置上要打破以学科为本位的教学体系，建立以职业能力为核心、职业素质培养为本位的教学体系、课程内容及相应的评价体系。2009年，国内学者李永萍则探讨了将企业文化元素融入职业素养教育体系的机制，提出了以各行业优秀企业文化的共性因素构建职业素质教育体系大平台、以不同行业企业文化的个性化因素构建高职学生职业素质教育小方向的观点，此外，她认为校企合作与工学结合是提升学生职业素养的有效手段。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为满足学生职业素质需求，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如深化“两课”教学改革，根据有关部门关于高校大学生“两课”教育工作的指示精神，要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大学生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改革，促进学生政治思想素质的提高。各高职院校纷纷进行教学内容整合改革、教育方法与手段改革、考试方法改革，“两课”教育形式的多样化，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人文素质同样是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基础，院校通过设置人文选修课模块，鼓励学生选修各种人文课程，如大学语文、美育、艺术欣赏等；开展诸如人文知识讲座、演讲比赛、书画比赛、摄影比赛、网页设计比赛、文艺晚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鼓励学生发展文学、艺术特长，为人文素质拓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同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岗位需求，提高毕业生的社会适应性、岗位针对性和就业率的要求，实现 “三个零距离”，使人才培养工作让学生满意、社会满意、政府满意。在部分学校，强化实践性教学，实施“双证书”制度，也是职业院校的特色保证，达到满足学生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和职业准入的要求。

国内微信研究现状综述 篇6

1 国外农产品溯源系统的建立及发展

1.1 欧盟的农产品溯源系统

1997年欧盟遭受疯牛病以来, 对牛、牛肉以及牛肉制品建立起一个验证和注册体系, 该体系包括对牛耳标签、电子数据库、动物护照、企业注册[1], 从而保障消费者能够通过系统追踪到该牛肉产品从饲养到销售全过程中的信息, 也达到及时抓住疫情信息的作用。欧盟作为食品溯源系统的先驱,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食品信息追踪系统的开发和完善, 在溯源系统的发展史中已建立起较成熟和有规律的体制。通过利用信息管理技术将产品的相关固定和流动信息进行记录和保存, 确保通过该系统能最终追查到某产品的来源、质量和周边管理的记录。目前, 欧盟已建立的农产品溯源系统主要包括:畜禽动物及其制品、转基因生物及含转基因生物的食品与饲料。

1.2 日本的农产品溯源系统

自2001年以来, 日本开始试行并推广农产品与食品的追踪系统。2003年开始对牛肉实行追溯制度。2005年底以前已建立粮农产品认证制度。目前, 日本已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农产品溯源系统, 它通过对农产品绑定“身份证”, 将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原料、农药、以及各流通环节和生产地、加工地、相关日期等记录在“身份证”上, 并能通过追踪终端追踪到以上信息, 保障了食品全程的信息得到覆盖。日本多地的各大超市都安装了追踪终端方便市民对食品信息进行查询, 普及较广。

1.3 美国的农产品溯源系统

美国的食品溯源分布于从国家安全到食品安全和食品市场管理等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中。9·11后, 美国对食品溯源的重视上升至国家安全的高度[2]。该国的农产品溯源系统主要依靠各行业协会和企业的自愿性。尤其是他们自行组织的家畜开发标识小组, 共同制定并建立了家畜标识与可追溯工作计划, 其目的是在发现有外来疫病威胁的情况下, 能够至少在48小时内确定所有涉及与其有直接接触的企业[3]。

2 我国农产品溯源系统存在的问题

2.1 推广起步晚、影响范围较小

我国溯源系统的研究始于2002年[4], 而此时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产品溯源系统已开始发挥作用, 并且目前已建立起相对比较完善、涵盖面广、具有统一性的农产品溯源系统体系。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 农产品溯源系统在仍处于试点阶段, 各省各市起步时间和系统体制不完全相同, 并且农产品溯源系统基本只普及到各试点的超市范围。

2.2 农产品溯源系统平台不统一

目前, 国内较有影响力的农产品溯源系统平台主要有五个:上海食用农副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查询系统、北京市农业局食用食品 (蔬菜) 质量安全追溯、世纪三农“食品安全溯源管理系统”、中国肉牛全程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系统、国家蔬菜质量安全追溯体系[5]。它们从识别码、存储信息、到网络查询系统等各方面都不完全统一, 其针对的食品对象也不尽相同。因此由于开发商不同, 其溯源信息的存储未能贯通也不能达到共享, 系统软件多不能兼容, 并且无法进行跨系统查询, 终端查询多为超市内的触摸操作屏, 模式单一, 不够便捷, 这些对于向全国推广农产品溯源系统是一个局限。这与国外在记录管理、查询管理、标识管理以及责任管理上都已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还有较大差距。

2.3 农产品溯源相关法规及制度不完善

食品质量安全在我国已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 在相关的法律法规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但对于农产品溯源制度的法制要求仅仅在《食品安全法》等少数法律中涉及到农产品溯源的要求, 因此没有法律作为支撑, 在各地的溯源执行上缺乏有效的保障, 也阻碍了溯源系统的推进。另外, 我国溯源系统各环节的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 如我国在食品生产环节虽已建立召回制度, 但在流通环节召回制度仍是空白。

2.4 消费者缺乏对农产品溯源的监督平台

现在的溯源途径虽提供了消费者查询、反映的权利, 但在监管部门介入处理的过程前后没有一个有效的平台公布信息, 缺乏群众监督的力度, 致使溯源过程的情况得不到真实的反映。

3 措施及建议

3.1 健全农产品溯源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

以政府统筹监管为基础, 进一步细化各职能部门的执法章程, 为企业和执法者提供了实施食品溯源的技术和执法依据, 增强生产者、经营者的责任感, 自觉提供食品实效信息的义务。

3.2 加快完善溯源系统平台建设

学习先进的溯源管理技术, 尽快建立统一溯源系统软件平台, 完善溯源各环节具体制度, 完善全覆盖的数据库, 搭建互通的网络平台, 开发多元化便捷的追溯终端, 力求达到跨区域、跨系统、跨数据库的信息查询, 将我国的食品安全系统进一步整合。

3.3 设立公众监督平台

为加强群众的监督作用, 应设立一个公开透明的信息反馈平台, 由相关监管部门应及时更新问题食品召回和惩处的信息, 真正落实溯源系统在食品质量安全中发挥的监督和管理作用, 建立起良好的信誉机制。

我国目前对食品质量安全监督力度薄弱, 主要在于食品生产行业具有复杂性、分散性、流动性, 所以仅靠单纯的人力对其进行监管就显得非常不到位。因此加快农产品溯源系统的建设和完善, 普及溯源系统在全国范围内的使用就极为紧迫。借助科技信息管理, 实现食品物流和信息物流的同步化, 可溯化, 透明化是解决我国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手段。

摘要：农产品溯源系统对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国外农产品溯源系统的建立和发展进行了简介, 分析我国农产品溯源系统建设中出现的问题, 根据比较分析为我国农产品溯源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溯源系统,农产品

参考文献

[1][2]刘俊华, 金海水.国外农产品质量快速溯源的现状和启示[J].物流技术, 2009, 28 (11) :251.

[3]李春艳, 周德翼.可追溯系统在农产品供应链中的运作机制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 2010, 49 (4) :1005.

国内微信研究现状综述 篇7

绿色食品营销渠道是指绿色食品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时, 在促使绿色食品被顺利地购买、使用或消费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相互依存的组织或个人, 它主要包括绿色食品的生产商、经销商 (指批发商和零售商等) 、代理商、辅助商等。绿色食品营销渠道具有以下的特点:

1.绿色食品营销渠道是以满足消费者的绿色需求为导向。传统的食品营销渠道是以满足消费者生活需求为中心的, 渠道中所有的经营活动着眼于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食品消费效用, 满足消费者对食品的各种需求及其便利性和便宜性。

2.绿色食品营销渠道要满足绿色食品的特殊要求。绿色食品营销渠道中流通的食品是经过国家或地方权威机构认证的达标食品, 与比普通食品相比, 对这三类食品的质量监管更加严格, 实行从田地到餐桌的全程质量控制和监管, 从而保障其产品的无污染、安全、优质、营养的本质特性。

3.绿色食品营销渠道的目标市场较集中。绿色食品的渠道定位于高层次的绿色消费, 其消费群体主要是大中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经济上比较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关心身体健康、具有一定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的社会阶层。

4.绿色食品营销渠道的各成员利益要有统一性。绿色食品生产与消费的特殊性促使绿色食品营销渠道成员要为了共同及各自的目标而采取的共同性、互利性的行动和意愿, 进行渠道合作。因此使生产与销售要有机结合, 能够弥补产销环节某些资源和能力的不足, 能够促进渠道成员更多地、主动地承担对环境的责任。

二、国内有关绿色食品营销渠道的研究状况

(一) 绿色食品渠道的构建原则

对传统渠道进行“绿化”将绿色营销的环保理念和对消费者长远利益的考虑贯彻到渠道的选择、设计和管理过程中。李晓鹏提出组建绿色渠道的三个原则: (1) 品质保证原则。严格把好分销关才能保证消费者购买到真正的绿色产品, 确保绿色产品的市场实现, 形成促进绿色产业成长的良性循环。 (2) 环保原则。主要体现在物流方面, 强调的是企业产品的供、产、销、消全过程的绿化。 (3) 效益原则。绿色渠道的选择和设计应强调渠道运作费用最低, 收益最大。

(二) 绿色食品渠道网络体系建设方面

张志华认为绿色食品生产企业过分依赖传统的商业流通渠道, 与绿色食品经销企业产供销之间的“快速通道”尚未建立。因此分区域、有组织地建立专业绿色食品批发市场, 形成全国统一的绿色食品营销网络体系, 集聚绿色食品, 开展电子商务, 能产生进入市场的规模效益和整合效应。王德章、李翠霞认为建立和发展绿色食品营销网络要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加强市场管理力度;培育和发展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网络;加大扶持生产、加工、企业和加强市场准入等方面入手, 其中转变观念和与世界市场规则接轨尤其重要。健全有序的流通渠道系统是中国绿色食品产业建立与发展的基础。陈涛、王新彪、潘楚六从我国农副产品消费市场产销基本情况及形势变化的分析视角, 认为绿色产品 (食品) 市场矛盾日益尖锐和复杂, 有必要通过培育主体, 建立和健全有序的从生产到加工、运输、储存、批发、零售等环节在内的绿色市场营销渠道网络系统。谢长青认为在绿色食品市场建设滞后的情况下, 借用已有的农副产品和食品市场 (渠道) 进行营销活动, 是一种可采用的现实选择, 符合当前绿色食品发展的实际情况。随着绿色食品的加快发展, 绿色食品市场体系建设也随之发展起来, 成为绿色食品销售的主渠道。

(三) 绿色食品渠道的模式

杨顺江在比较分析深圳蔬菜流通模式基础上认为由于深圳的无公害蔬菜是以农业企业为主体来组织生产经营的, 因此从生产者直接向零售商供货的产供销一体化流通模式有助于对无公害蔬菜的卫生安全实施全过程的管理和控制, 能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方志权、焦比方考察了日本有机农产品的多元流通模式:通过建立产销联合组织实行直销、由专业流通配送组织实行宅配化、生协组织配送、大型连锁超市、大卖场与生产基地实行订单销售, 设立连锁专卖店销售。认为借鉴日本经验我国应建立各级有机农产品管理中心和运销组织, 充分协调各方力量, 实行地区间相互配合, 采取定点销售、开设专卖店、注册专用商标等办法促进有机食品货畅其流。

(四) 绿色食品渠道策略

考虑到我国绿色食品消费者的心理与行为特点和不同种类绿色食品的产销需求, 陈涛认为可以选择短渠道与长渠道、宽渠道与窄渠道相结合的多渠道系统来组织绿色食品流通。短而窄的渠道更有利于直接接触消费者, 长而宽的渠道能更有效地解决绿色食品普及性问题, 专业化和大众化相结合的路子能够扩大市场占有率和市场覆盖面。苏华、曾德森提出要对绿色食品的营销渠道定位, 即根据竞争者现有产品在市场上所运用的渠道状况, 针对中间商和消费者对绿色食品特征的重视程度, 绿色食品企业选择使产品能顺利达到消费者手中的独特渠道。例如对初级、鲜活易腐和市场需求量大的产品适宜用零渠道, 能更有效保证绿色食品品质、节约流通费用;保质期较长的加工品可选择中间商渠道;有实力能独立开拓市场的绿色食品企业可采用产供销一条龙的整体营销渠道。谢长青针对黑龙江绿色食品营销的特点, 认为采用渠道策略促进绿色食品销售应重视品牌营销, 进行品牌定位和塑造品牌形象提高企业和产品形象和知名度;绿色食品生产企业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塑造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的优良区域形象, 利用区域形象策略来赢得市场。

国内学者把研究视线从绿色食品的生产转向绿色食品的营销渠道, 但多是从市场流通的角度研究绿色食品的市场 (渠道) 建设水平、渠道的利用以及渠道的运行效率等方面的问题, 只是从宏观营销的层次探讨绿色食品市场供求结构的适应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对绿色食品营销渠道的具体形态、特征、渠道行为、渠道策略、渠道设计等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难以使人真正地认识绿色食品营销渠道的“庐山真面”, 对绿色食品生产主体——厂商在销售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缺乏具有实际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三、海外绿色食品营销渠道的发展及研究状况

欧美市场中有机食品传统上是通过常规分销渠道系统以外的渠道形式 (如农场门口销售、露天集市销售、专营商店、天然食品商店等) 流入消费领域, 即依靠市场外的渠道形式销售有机食品。近些年欧美有机食品市场增长势头迅猛, 有机食品也转入主流零售渠道 (如杂货店、超级市场) 销售, 在美国、许多欧盟国家形成多元化的有机食品营销渠道体系。这是因为有机食品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推动着有机食品的营销渠道由原来的市场流通体系以外的渠道形式向商品流通的主流渠道回归。

学术界对有机食品营销渠道 (市场) 研究主要如下:

1.有机食品超市零售问题。超市等大众零售渠道成为有机食品销售的主渠道是有机食品市场成熟的标志之一, 能使有机食品逾越分销渠道的瓶颈达到更多的大型消费市场扩大销售。但是黄璋如 (台湾地区) 认为有机农业的本质在于避免大规模化生产, 重视节省能源、保护环境及发展地区性的就业机会, 因此地区性有机农产的消费和行销方式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支持。也有人担心零售业激烈的价格竞争会侵蚀生产者的利益, 使其在交易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2.从有机食品营销链 (the marketing chain) 的角度研究“链”上各成员的职能、各自利益、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对未来有机食品市场的影响。

3.有机食品分销渠道的比较研究。如黄璋如将台湾与欧洲有机农产品的运销通路进行比较发现台湾有机产品直销渠道的比率、产品价格均比欧洲高出许多。对德国和英国有机食品市场渠道的比较发现产销之间渠道结构差异使得英国有机市场发展比德国滞后。

4.有机食品生产者利用渠道的偏好。经营规模大的生产者更倾向通过中间商销售有机食品, 小生产者多采用直销。黄璋如研究发现台湾有机农民偏好的渠道依次为:直销、有机商店、配送公司和产销班、超市。

海外研究人员大多采用调查或实证的方法, 把渠道与有机食品的消费需求、消费行为、渠道价格、产品生产、促销等生产、销售、消费方面的相关研究结果结合起来考察有机食营销渠道问题。其研究更加细致, 富有针对性和实践意义, 对有机食品的营销工作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四、结语

与海外相比国内研究人员很少将绿色食品营销渠道问题与影响渠道的相关因素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绿色食品营销渠道决策是绿色食品生产者开展营销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企业往往从多方角度考虑渠道构建问题。笔者认为要想进一步了解我国绿色食品的营销渠道问题, 还必须对影响绿色食品营销渠道的相关因素有一定的认识, 才有可能拓展研究绿色食品营销渠道的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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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方志权.中国都市农业理论研究若干争议问题综述[J].中国农学通报, 2008 (8) :14.

国内微信研究现状综述 篇8

一、双语教学的定义及目的

1. 从语言使用的角度进行定义。一些学者从双语教学活动中所使用的语言的角度对双语教学进行定义, 有人认为双语教学要体现“双语”特性。如陆诤岚和吴俊 (2007) 认为双语教学是应用学生的母语与第二语言作为教学用语的教学活动;李如龙 (2007) 认为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同时关注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的异同, 根据需要灵活地应用两种不同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的教学方式。也有的学者认为“双语”并非双语教学的构成要件。如赵光辉等 (2008) 在对香港中文大学进行考察后, 认为双语教学不一定必须在一节课中用两种语言, 而是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并认为在一课堂中用两种语言既很难, 又没有必要, 可行性不高, 实践中也罕见。黄崇岭 (2008) 强调了“双语教学”与“浸入式”教学本质上没有区别, 完全用第二语言为媒介进行的教学也称为“双语教学”。

2. 强调“专业”教学内容。还有些学者强调双语教学应当是应用于非语言类专业课教学。如桑迪欢 (2011) 认为双语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是指在学校中使用两种语言进行的教学活动, 初衷是为了促进民族和谐和实现多元文化共处;狭义是指在学校里运用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知识性科目。康淑敏 (2008) 认为双语教学是在非语言类课程中使用外文原版教材, 用英汉两种教学语言讲授专业内容的教学方式。黄崇岭 (2008) 对双语教学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解析, 指出“双语教学”的说法与德语语言区首先使用的“双语课”概念内涵一致, 是指用外语或第二语言为工作语言, 传播专业知识的专业课。

3. 多数学者认为双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适应全球化趋势的优秀人才, 但关于其所培养的学生素质, 不同学者则给出了多种选择。 (1) 多数学者认为双语教学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学生专业技能, 如王靖和陈卫东 (2011) 认为在专业领域, 双语教学应努力使学生形成双语概念、运用双语规则、双语解决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双语教学应当让学生了解国际学术前沿, 引入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以缩减国内外专业教学进程中的差距 (赵光辉等, 2008;陆诤岚和吴俊, 2007) 。有的学者则强调学生的综合素质, 如王育红 (2007) 认为高等财经院校实施双语教学是为了完成财经专业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使其在国际交流中独立发现和解决问题。 (2) 外语能力提高也是被广泛提及的双语教学目标。王靖和陈卫东 (2011) 认为双语教学应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陆诤岚和吴俊 (2007) 认为双语教学在帮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要提高外语水平。 (3) 其他目标, 包括让学生了解另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治学方式等 (赵光辉等, 2008) ;培养学生信息技术素养, 即双语信息获取、处理、交流和创新能力 (王靖和陈卫东, 2011) 。

二、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1. 对双语教学的基本认识存在偏差, 经常被等同于“用外语上课”, 成为了外语教学的延伸 (陆诤岚和吴俊, 2007) , 甚至干脆就是外语课, 导致双语教学的目的和意义完全丧失 (魏亚萍, 2011) 。很多学校把单纯强调英语并将其推崇为“办学特色”, 没有尊重高校双语教学的规律 (苏广才, 2009) 。

2. 不考虑教学特点, 盲目实施双语教学。有人认为当前国内双语教学存在着“盲从”“媚外”“教学对象普遍撒网”“课程体系设置从众”的“羊群行为” (何明霞, 2007) 。还有学者认为双语教学的“输出专业、英语双料的复合型人才”的最终目标大大高于当前许多普通高等院校的实际能力, 短期时很难实现 (高芳英, 2007) 。安双宏和耿菲菲 (2007) 进而认为高等教育中的双语教学只应在少数高校和少数学科中推行, 盲目赶时髦并不符合立足培养全国性人才和地区性人才的大多数院校, 只能造成资源浪费, 主张对于高校教学用语问题要进行深入细致研究再得出结论。这是为数不多的对双语教学完全持谨慎和保留态度的文献之一。关于适合开展双语教学的课程, 一些研究也给出了观点。刘森林和胡加圣 (2006) 的调查问卷研究表明63%的学生和73%的教师认为国际贸易类、计算机类、电子商务课程、管理类课程比较适合双语教学, 经济学类次之。高芳英 (2007) 在论述《世界史》课程为何适合用双语教学时, 讲到“涉外性强”“英文版教材比重大”“师资力量外语水平普遍较高”等因素保证了世界史双语教学不是教育改革的表面点缀, 而是切实可行的。赵光辉等 (2008) 认为双语教学适合普适性的课程, 这些科目文化差异少, 且国际惯用英语, 采用英语教学有直接准确的好处。如金融法律等专业或其他急需与国际接轨的专业。

3. 师资水平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双语教学最大的问题之一。一些学者认为师资水平与师资队伍建设是目前国内双语教学发展的一大瓶颈 (何江胜和谢小苑, 2007;桑迪允, 2011) 。具体说来, 当前双语教师队伍虽然英文水平不错, 但运用英文讲课的能力尚且不足 (陈志祥, 2010) ;国外进修过的中国专业老师, 发音较准, 但表达不够流利, 英语牵制了其思路, 导致思路不清晰, 语言重复较多;而外籍老师由于专业知识有限, 讲授比较肤浅, 无法深入分析 (陈思本, 2007) 。康淑敏和崔新春 (2009) 表明, 承担双语教学任务的教师, 受过正式培训的仅有7.5%, 海外留学、工作或访学经历的只占13.2%。半数以上认为“说”的能力较弱, 不能完全满足教学需要。李桂山、冯晨昱 (2009) 研究发现, 在外籍老师集中授课或有外国留学生的班级中, 近70%的学生接受全外语教学模式;而当国内教师用全外语式教授同一门课程时, 接受程度明显下降, 虽然作者将其归结为学生的心理因素, 但其中也很难排除中外教在外语表达能力上的差异造成学生接受度下降的可能。

4. 课程设置缺乏系统设计, 教学方法与资源不足。有学者认为英语英语教学结束过早, 使双语教学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王建光, 2009) ;双语课程设置随意性大, 双语课程单薄没有形成体系, 很难保证教学效果 (陈志祥, 2010) ;另外双语教学的环境与资源不够理想, 网络资源和课外阅读资源较少;原版教材往往与我国实际国情脱节, 学生现有的英语能力又很难理解书本中的专业内容 (陆诤岚和吴俊, 2007) 。

5. 双语教学的评估尚未对师资起到正确有效的激励作用。评估重点常常放在语言比例上, 误导老师将精力放在“外语”上, 将双语教学停留在“学外语上” (陆诤岚和吴俊, 2007) 。部分高校虽然已经认识到双语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重要性, 开始设立关于双语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立项研究, 甚至已经零散地制定了类似于“双语教学质量评估表”等质量保障制度, 但还不成体系 (刘森林和胡加圣, 2006) 。国家对双语教学的一系列评审标准不易量化、规则模糊, 在没有统一硬指标作为评价的依据时, 双语教学的实际操作显得无所适从 (史锋, 2011) 。

三、双语教学的教学方法与模式

1. 关于教材的选择, 多数研究认为双语教学应当尽量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或原版教材搭配中文参考书的形式, 但也有少数研究认为可以使用中文教材。彭启琮 (2007) 调查发现7~8成的同学都赞成用英文原版教材;主张原版教材的原因有原版教材内容更详尽, 理论更系统更具前沿性, 加快了国内与国际接轨 (高芳英, 2007) , 因此应尽量选择原版教材, 但要注意难度适中 (刘杰和朱晓苑, 2006;陈志祥, 2010) , 或对教材内容进行合理的删减和补充 (师黎和常永英, 2006) , 也要搭配中文教材作参考书, 并强调中文教材为辅有助于学生实现考研目标 (张萍等, 2007)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双语教材要自主编写, 因为原版教材不符合中国教学实际, 与其他课程衔接性差, 与教学大纲内容要求不适应 (于民, 2007;程皓, 2008) 。还有学者主张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和教师水平, 采用“语码转换”双语教学法, 使用中文教材, 符合语言认知规律, 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 (蔡明德等, 2007;李晓梅等, 2008) 。

2. 教学语言方面, 多数研究认为双语教学应当搭配使用两种语言。但也有研究认为双语教学应该以外语作为唯一的教学语言。 (1) 许多研究认为双语教学应该使用两种语言, 认为“全英化”是双语教学的一个误区, 因为虽然形式上用全英, 但学生在头脑中仍“走了一个翻译过程” (苏广才, 2009) 。另外调研也表明学生普遍喜欢“基本用英文, 关键重点用中文解释”的模式 (张萍等, 2007) , 英文有时可以非常高效率地向学生传达一些专有名词和特殊事件的内涵, 双语教学要充分运用英文的神韵和汉语的魅力,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高芳英, 2007) 。可以实施“语言分离”式教学法, 即在一个学期的不同阶段, 合理搭配英语授课比例 (于民, 2008) , 或“Roc kand Roll”教学法, 即每节课首先用英语复习上节课的内容, 然后用中文讲授新课 (程皓, 2008;於军和曲林迟, 2009) 。 (2) 单纯使用外语。彭启琮 (2007) 发现5~6成的被调查学生赞同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韩建侠和俞理明 (2007) 基于加拿大浸入式教学的成功经验, 认为双语教学最终需要全英语教学, 并认为这是双语教学成功的关键之一, 当前“混杂型”双语教学只是暂时的。李霞、叶大鹏、孙蓝 (2009) 和黄崇岭 (2008) 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3) 根据情况合理搭配语言模式。有研究认为对两种语言的使用场合和比例有规定 (常俊跃和刘莉, 2009) , 但比例应因课制宜, 因内容而异, 不能一视同仁 (魏亚萍, 2011) ;影响语言搭配比例的因素有课程特点、学生英语水平、语言培养目标等。李桂山、冯晨昱 (2009) 根据课程特点以及学生英语水平, 主张运用过渡型、半外型、依托型和全外型四种教学模式:过渡型适合课程难度和学生外语水平都较低的情况;半外型适合课程难度高、学生英语水平低的情况;依托型适合课程难度和学生英语水平都高的情况;全外型指完全用外语授课, 适合课程难度低, 而学生外语水平高的情况。程昕 (2011) 认为课程语言特点与双语教学模式选择有重要影响。指出国外双语教学模式有过渡型、保持型和强化型三种。佘群芝和丘兆逸 (2011) 从培养学生外语应用能力出发, 将双语授课方式分为外文教材+外文板书+中文讲授、外文教材+外文板书+中外文讲授、外文教材+外文板书+全外文讲授三种方式, 认为第一种方式培养学生外语理解能力, 第二种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 第三种方式培养学生跨文化思维能力。

3. 多维互动教学和分组教学。许多研究指出多维互动式教学 (即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教师—学生—媒介—环境等多维互动) 对双语教学的重要性, 认为它顺应了教学规律, 适应并迎合了师生需求 (王擎, 2006;张远和贾忠田, 2008;魏亚萍, 2011) 。王书贞和王叙果 (2007) 认为“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系统设计模式应当成为双语教学系统的首要模式。常俊跃和刘莉 (2009) 指出“合作语言学习”模式在双语教学中应用的重要性, 即建立学习小组, 不同水平的学习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相互沟通交流和合作。於军和曲林迟 (2009) 提出了“柔性分级教学方法”, 即在同一个年级中, 根据学生外语水平、基础条件和意愿选择, 划分成ABC三种不同层次的学习群, 老师实行同步授课、分组学习、分层练习、分层作业、分层辅导、分层帮教、分层考核, 逐步减少C层, 扩大B层, 增加A层, 最终消灭分组。魏亚萍 (2011) 论证了以任务为导向、以真实案例为依托, 鼓励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的嵌入式教学模式对双语教学的重要性。李薇和王磊 (2010) 提出了原型化双语教学模式, 即将教学过程分为课堂教学和课外学习网站;通过后者将每章的知识点、重点及难点提供给学生, 让学生预习;然后在课堂上采用多维互动教学模式, 系统针对性地进行知识点讲授, 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主要知识。王靖和陈卫东 (2011) 根据双语教学的“专业、语言、信息”三维目标体系, 认为只有运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混合式学习和多元化评价才能实现双语教学的目标。并以《教学设计》课程为例, 详细描述了混合式学习和多元化评价的方法。

4. 双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李向红 (2006) 认为双语教学中不仅要传授前沿专业知识, 还要引入西方文化中的精华, 如独立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引入, 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使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这就要求教师要更新教学理念, 放弃学校教育与个人发展之间的矛盾;改变教学风格, 尊重自学能力培养。教学环境的设计要适应双语教学和文化引入的需要;同时还要正确处理中西方文化的关系, 不能放弃中国文化。

四、双语教学的完善

1. 强化英语课程以适应双语教学需要, 提高学生英语水平。韩建侠和俞理明 (2007) 认为进行双语教学需要学生的英文水平达到一定标准, 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只有达到CET6考试及格或CET4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 才能较成功地实践双语教学活动。李霞等 (2009) 在韩建侠和俞理明 (2007) 的基础上, 通过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需求工程双语课的个案研究, 发现接受专业词辅导的学生比没辅导的学生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专业词汇与学科知识掌握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因此, 一些研究认为外语教学的配合很重要, 要根据双语教学的需要调整外语教学的定位 (任康钰, 2006) , 对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进行改革 (何江胜和谢小苑, 2007) 。史锋 (2011) 进一步认为本科教学的大学英语模块必须有针对性地“辅助”双语教学, 且主要分布在听力和写作这两部分。

2. 多渠道提高双语师资水平。可以构建双语老师和英语老师的互动联系平台, 考虑如何帮助双语教学和英语老师在英语能力和学科知识上互相学习借鉴 (胡慧玲, 2011) 。史锋 (2011) 指出教育部必须制定明确的双语教师的英语口语测试标准, 定期进行教育实践培训;英语口语测试标准要纳入双语教师的入职条件。桑迪允 (2011) 认为教师在双语教学时, 应该在双语的基础上建立双文化理念。胡金焱和綦建红 (2008) 年指出中青年教师海外研修计划、鼓励外语教师专业转型、邀请海外教授等方法来补充和完善双语教学师资。

3. 从图书馆、信息技术和专业书籍等方面加强教学资源建设, 王英枝和许静 (2007) 建议图书馆要充分了解双语教学的资源需要, 将文献资料和电子资料相结合, 甚至建立图书馆的双语教学环境氛围, 来为高校双语教学提供支撑。康淑敏和崔新春 (2009) 全面介绍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双语师资培训、双语教学资源建设、软件开发以建构评价体系的实践经验, 指出信息技术、网络平台、多媒体的综合运用, 为提高双语教学质量和效果提供了很多很好的资源和手段。章宜华 (2009) 指出当前双语课程的学生对于专科学习词典的需求十分旺盛, 而现有的大量普通专科词典却无法满足其需求, 研发新的双语专科学习词典, 可以成为大中学校双语专业教学的重要辅助工具。

4. 完善教学评估体系。陆诤岚和吴俊 (2007) 认为应当统一双语教学课程的申报标准, 设置开设双语课的必要条件。刘森林和胡加圣 (2006) 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建立双语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一是双语教学各主要教学环境质量标准和双语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二是监控体系的建立 (即双语教学相关的规章制度的建设及其贯彻) 。在此基础上, 作者提出了一系列二级指标和三指指标, 为双语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设计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值得借鉴。同时作者还强调对双语教师也要实行“奖惩结合”的激励性政策。

五、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方向

当前国内双语教学的研究存在如下不足:

1. 选题宽泛, 缺乏细致的分析。非常大一部分研究的选题放在高校专业课双语教学, 细致地针对某一种或某一些教学方法、或者某一科目的细分研究不多。多数研究笼统的按照沿着“意义——问题——策略”的思路进行论证, 而且作为论证重点的问题和策略部分也都集中在教材、教师、学生、语言等几个方面, 造成大量重复性研究和结论, 显得创新性不足。

2. 定性研究较多, 缺乏定量的实证支撑。多数研究属于定性研究, 研究者或者通过理论推理, 或者总结自身双语教学的经验, 得出定性结论, 而有数据、有调研、有实证的定量分析则不多见, 使得现有研究的说服力不足。

3. 一些理论与实证兼备的“优质”文献多是从“外语教学”的角度出发, 而以专业课教学角度出发研究双语教学的文章虽然数量较多, 但往往选题比较宽泛, 论证较为松散, 缺乏严谨和有说服力的论证。而另一方面, 多数研究者又觉得双语教学本质上是“专业课教学”, 而不是语言教学, 从这个方面看, 我们似乎尤其需要看到从专业课教学的角度出发对双语教学进行的研究。

针对于此, 笔者认为, 今后相关研究在选题以及论证方法方面都有较大的改进空间。选题应当更加细化, 应更多地从双语教学的某一方面、某种具体方法或者某一角度出发更加细致地对双语教学进行研究。如双语师资培训的方式及效果、某类课程或某一课程双语教学使用的教材、教学方法具体操作程序以及实施效果等。论证方法上也应当更加严谨, 如依据学生学习认知方面的理论, 设计教学实验, 或收集二手数据, 至少应当做到有理论、有数据、有方法, 才能使研究成果更具备说服力。应当承认, 从2010年后, 国内双语教学的相关文献差异性增强, 方法相对更规范, 论证也更严谨。选题较之前更加细化, “面面俱到”的介绍双语教学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文章越来越少。采用案例研究、问卷调查等较规范的研究方法的文献比重增加, 理论分析的文章更加注重理论演进的衔接性, 思路也更加严谨, 往往都有对之前理论的引用和引介, 这从论文的参考文献数目中可见一斑, 笔者抽取的CSSCI索引中题名中带有“双语教学”词组的文章看, 从2006到2011年, 篇均参考文献数分别为4.86篇、4.58篇、3.67篇、5.37篇、6.25篇、6.72篇, 篇均参考文献数不断增多。相信以此为开始, 国内双语教学研究的文献质量将进一步提高, 得出一系列有说服力的结论, 为双语教学的实践提供更多有益的指导。

摘要：本文选择2006年以来在CSSCI索引杂志中发表的相关中文文章, 从定义及目的、存在的问题、教学的方法和模式、教学完善等方面对近五年来国内双语教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旨在细致地分析当前双语教学研究内容和方法方面的进展, 最后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 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提出建议。

关键词：双语教学,研究现状,文献综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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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思本.大学生对双语教学的反应——对一所理工类大学的调查[J].高教探索, 2009, 14 (03) :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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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程皓.国内高校金融专业双语教学的比较优势[J].中国大学教学, 2008, (04) :39-41.

国内微信研究现状综述 篇9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 (教社政〔2005〕5号) 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 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加强组织和管理, 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 引导大学生走出校门, 到基层去, 到工农群众中去。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 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 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

柳礼泉等在《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研究》中, 从合理定位、知行合一、基地教育、社会实践、阅读实践、案例教学、研究实践、校园文化、虚拟环境、必备条件、保障机制、立体评价、师者先行等方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戴艳军、杨慧民主编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案例解析》教学参考用书通过“教学案例”“、思考讨论”“、案例点评”“、教学建议”等模块的设计, 紧密围绕大学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精心筛选和解析了近百个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思想实际和心理需求, 可读性强且极富教育启发意义的典型教学案例。为集中说明问题, 该书对教学案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加工整理, 其内容是对本课程示范教材的拓展、深化和丰富, 既可以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 又能够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 为该课程的实践性教学提供了丰富鲜活的素材。

贾培荣在《“基础”课实践教学的研究》中对“基础”课开展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实践教学现状进行了论述, 并提出了开展实践教学的建议。徐锋华、赵海燕、张春梅在《“基础”课实践教学探讨》中分析了该课程实践教学与一般教学活动的不同, 并论述了实践教学的一些原则。王滨有在《高校“基础”课实践教学和德育活动刍议》中提出高校“基础”课要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和德育活动有机结合, 提高课程实效性。吴建国在《“基础”课实践教学探索》中重点阐述了该课程实践教学的意义。黄焕初在《“基础”课实践教学的目标与路径》中论述了该课程实践教学的目标定位、内容选择, 并就其实施途径进行了设想。

杨军在《“基础”课实践性教学研究》中论述了“基础”课实践性教学的理论基础、特点、范畴, 分析了该课程实践教学的现状, 提出了实践性教学的体系架构。屈莲花在《高校“基础”课实践教学法研究》中论述了高校“基础”课的性质任务、主要内容及教学方法, 分析了“基础”课运用实践教学法的依据与必要性以及实践教学法的类型、实施及效果。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国外虽然没有开设专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但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在公民权利和义务教育、国民精神教育、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旗帜下悄无声息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美国很重视对公民的“美利坚民族意识”教育。老布什在《重视德育教育》一文中强调“:必须把道德价值观的培养和家庭参与重新纳入教育计划。”美国极力强调学校德育环境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影响, 强调的是一种间接性、渗透性的教育注重实效性首先表现在正面灌输的同时, 注重将课堂灌输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延伸教育宣传的时间和空间, 避免生硬说教。

英国1988年颁布的《国家课程》把培养“有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作为教育的出发点, 在政府规定普通学校八项基本目标中, 有四项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法国在学校开设了“共和国公民的伦理与道德”课程, 其目标“在于使每个人获得自由和负有责任, 在于培养集体观念, 使每个公民成为有教养的人。”德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政治养成教育和宗教教育开展, 政治养成教育工作受到德国社会的大力支持并以法律的方式被明确规定。《联邦德国教育总法》规定“:培养学生在一个自由、民主和福利的法律社会中……对自己的行为有责任感。”

俄罗斯政府尤其是教育部门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重建了思想道德教育的理念, 重新恢复了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地位, 如俄政府颁布的《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纲要》中, 不仅强调要提高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的社会地位, 而且对这支队伍的补充及激励机制都做出了明确的表述。

日本在其规划的《21世纪教育目标》中认为:“只有重视思想素质的培养, 才能保证人才的健康成长。”将“二战”后教育实现目标“智、德、体”的顺序改为“德、智、体”, 呼吁学校思想品德教育应与其他学科有相同的地位, 设置为必修课。

朝鲜十分重视对社会全体成员进行主题思想教育, 并探索出了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与方法, 例如:说服教育, 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学生的思想意识, 使他们自觉地接受先进思想, 形成坚定的信念, 克服他们在思想意识中存在的不足;榜样教育, 利用正面的榜样进行感化是朝鲜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之一;课堂教育, 主要是通过政治课和其他各种教学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摘要：了解国内外高校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实践教学的研究现状, 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该课程实践教学的研究, 从而能提高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国内外,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教学,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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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生育保险现状综述 篇10

1 目前计划生育家庭保障制度存在主要的问题

1.1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农村人口缺乏社会保障, 计生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更为严重

国家实施的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小, 主要涉及城镇职工, 享有养老保险的农民占农村人口的比例仅为7%左右。农村虽然实行了新型医疗合作医疗, 但由于经济收入水平的差异, 大部分家庭无力出资参加保险, 仍然自己负担医疗费用, 经济困难家庭看不起病、住不起院的情况还比较普遍。

1.2 计划生育保险过分依赖商业保险公司而陷入困境

目前计划生育保险早已停滞, 造成了原有的保障中断。计划生育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缓慢, 覆盖率极低。同时, 由于现行计划生育保险仅仅是针对从怀孕到孩子出生1年期间提供的风险保障, 相对于计划生育家庭所面临的生活风险, 可谓杯水车薪。计划生育家庭需要应对教育、养老、疾病、生活照料等多种生活风险, 现行计划生育保险因保障范围有限而无法发挥更大的分担风险和保障作用。

1.3 其他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有关的风险保障制度发育不足, 作用有限

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中, 国家对人口计划生育的风险保障机制能力有限, 还很不健全, 如果将来不从制度上提供有力的保证, 很有可能动摇人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信念, 放松生育行为的控制, 导致低生育水平的反弹。

2 目前国外生育保险研究现状

2.1 覆盖范围

少数国家或地区对享受生育保险的资格没有规定限制条件, 只要该妇女是该国公民, 就有资格享受。但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对享受生育保险的女性作出了限制规定, 具体有以下一些情况:一是只对居住权有一定要求, 如冰岛规定有常住权的母亲, 可享受生育保险;卢森堡规定受益人必须在该国居住12个月以上, 且夫妻两人必须在该国居住3年, 才能享受生育保险。二是只要从事受保职业的就有资格享受, 如日本、波兰、危地马拉、丹麦等国家。三是要求从事一定时间的受保职业, 如阿根廷规定产前连续受雇10个月或从事现职工作1个月并在从事现职工作前的一年内受雇不少于6个月的才能享受。四是要缴足一定时限的保险费后方可享受, 如墨西哥规定受保妇女生育前12个月内, 必须已缴纳30周保险费才能享受生育保险;一般规定生育前12个月缴纳保费l0个月。

2.2 待遇标准

国外生育保险的主要待遇, 包括产假、生育补助金、生育津贴、医疗保健、儿童津贴等5项内容。产假期限较长。60%以上的国家达到3个月, 20%以上的国家达到4个月到半年, 瑞典和德国长达1年半。有些欧洲国家还在产假期满后有半休假8年 (瑞典) 、5年 (比利时) 、3年 (法国) 的制度。有些国家从培育未来劳动力的角度考虑, 认为仅仅给生育假期是不够的, 还需要给婴儿的抚育假期, 因而延长了产假时间。如比利时从1981年至1995年期间, 产假时间从14周延长到24周, 德国从32周延长到78周。生育补助金比例较高。生育社会保险的收入补偿, 在社会保险的所有险种中是最高的, 相当于女职工生育前的工资标准, 大多数国家规定为原工资的96%。这主要是由生育行为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所决定。出于平衡待遇的考虑, 有些国家若规定的产假很长, 则收入补偿也相应减少。如芬兰, 产假为33周, 较大多数国家都长, 但其收入补偿仅占女职工原工资的55%。还有些国家生育行为的收入补偿, 按疾病保险的待遇发给。生育津贴较普遍。在一些国家, 生育社会保障除了使女职工享有收入补偿外, 还给予一定金额或实物的补助, 这种补助具有社会福利的色彩。

2.3 立法与管理

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密不可分, 两者在性质以及标准上有一定的相似性, 为使生育保险基金更具实力, 提高抗风险的能力, 大多数国家将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立法合并实施。在管理上一般采取国家集中关系下的区域负责制。例如在英国, 健康和社会保障部通过地方办事机构, 管理疾病与生育保险费和补助金;通过国民保健系统全面管理医疗服务;全国大约有15个区域性卫生主管当局和各地区卫生当局, 管理国民保健服务工作。在德国, 国家保险协会监督全国健康保险, 州保险协会负责疾病与生育法规的实施, 疾病基金会管理保险费和补助金。这是由于考虑到生育前后的过程如同患病、生育和医疗保险密不可分, 两者的给付在性质以及标准上有一定的近似, 同时也使生育保险基金更具实力, 提高其抗风险的能力。大多数国家给女职工提供的医疗服务的办法, 通常在生育照顾方面也沿用 (一般包括产前、助产和产后的照顾) 。医疗服务一般也向受保男职工的妻子提供。

3 目前我国生育保险研究现状

目前, 我国生育保险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工作是伴随我国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而逐步开展起来的, 尽管这项工作开展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对计划生育事业的促进作用却是显著的。有学者较早的着手研究建立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制度问题 (靳红梅, 刘甘栗, 2001) 。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主要有潘锦棠等, 在其《中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历史与现状》中系统的总结了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发展历史和现实情况, 并且初步探讨了了在生育保险中的女性利益、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 (2003) 。国内目前对于生育保险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我国生育保险制度和国外生育保险制度的对比分析方面。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学者从微观的角度入手, 对区域内的生育保险进行研究, 例如《山东省农村妇女生育保险意愿及影响因素》 (刘冬梅等, 2002) 、《山东省农村妇女生育保险意愿及影响因素》 (徐拥军, 刘冬梅等, 2002) 、《山东省农村生育保险状况和发展前景》 (袁长海、孙明章、刘冬梅等) ;《山西三县计划生育系列保险调查与思考》 (谭克俭、颊慧琳等) 。由此可见, 我国对于计划生育保险的研究, 尚属起步阶段, 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见。

摘要：本文分析了计划生育家庭保障制度存在主要的问题, 对国内外生育保险现状进行了研究综述。

关键词：国内外,生育保险,家庭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1]谭克俭, 颖慧琳.山西三县计划生育系列保险调查与思考[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6.

[2]姚静, 李爽.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成因及对策分析[J].人文地理, 2000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