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财政国内研究

教育财政国内研究（共6篇）

教育财政国内研究 篇1

摘要：随着国家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宏伟目标的确立, 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 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政府科研投入的效果和效率。因此, 政府必须加强组织以及管理方面的保障来实现项目绩效。分析了在绩效评估领域国内外发展及研究现状, 通过对比研究提出了适合于甘肃省情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结合科技项目的特点, 提出了科技项目绩效管理应遵循的原则, 即经济原则、效率原则、效益原则、公平原则。

关键词：公共财政,科研项目,绩效评估

1 国内外发展研究现状

1.1 国外发展研究现状

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最早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其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起步阶段,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第二个时期是大规模发展阶段,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第三个时期是规范深化阶段, 20世纪90年代至今。进入20世纪90年代, 政府绩效评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

一是绩效评估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制化。1993年7月, 美国政府颁布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 Act, GPRA) 规定“每个机构应提交年度绩效规划和报告”, 财政预算与政府部门绩效挂钩。英国1997年颁布的《地方政府法》规定, 地方政府必须实行最佳绩效评价制度, 各部门每年都要进行绩效评估工作, 要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及固定的程序。日本也于2002年出台了《政府政策评价法》。

二是绩效评估的主体多元化。在评估过程中有公民和服务对象的广泛参与, 由单纯的政府机关内部的评估发展到由社会机构进行评估。美国民间机构锡拉丘兹大学坎贝尔研究所自1998年以来就与美国《政府管理》杂志合作, 每年对各州或市的政府绩效进行评估, 并发布评估报告, 引起了政府和民众的广泛关注, 一些州政府在对其部门年终业绩进行评估时, 也往往请专门的社会评估机构参与。

三是评估重点由“效益”转向“公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外政府绩效评估的侧重点转向质量和效益。这一时期, 英国梅杰政府开展的“公民宪章”和“质量运动”与美国克林顿政府颁布的“政府绩效和结果法”便是这一方面的代表。有关质量和顾客满意度指标在评估指标体系中大幅度增长, 加拿大等国家还进行大范围的政府顾客满意度调查, 将提升顾客的满意度作为政府绩效的目标。

四是评估技术不断成熟, 科学化程度提高。包括信息技术、量化技术、针对不同部门不同的评估方式和方法技术。

1.2 国内发展研究现状

近年来, 政府绩效评估正成为是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界密切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以“政府绩效”作为关键词在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清华同方中国期刊、万方管理科学数据上进行检索, 共有824条文献记录。从检索结果来看, 目前中国关于政府绩效评估理论的学术论文呈迅速上升的趋势, 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 从1999年的125%到2005年的194.04%。国家级课题的立项数也是衡量一个研究主题受关注程度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国家自科基金委的数据调查发现, 到2006年止, 共有12个国家社科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而到2008年, 通过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CNKI) 检索发现, 通过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发表的文献达94篇, 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发表的文献达178篇, 如图1所示。

注:本图表由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提供

怎样对不同管理时期的财政资助的科研项目进行科学而准确的质量评价, 是科技管理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开展了科研项目绩效评估工作, 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譬如, 为进一步深化财政支出改革, 提高专项资金的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 财政部印发了《关于确定2004年中央财政教科文专项资金绩效考评试点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办教[2004]156号) 。科技部联合财政部决定对“十五”期间首批立项55个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包括612个课题的资金执行情况进行绩效考评。

2 对国内外工作、研究的评述

2.1 对绩效评估工作评述

通过对国内外最新相关文献的梳理, 发现绩效评价仅仅被作为论证我国政治制度改革必要性的手段和“证明”。全面展开对符合我国国情特定政府层级 (省、市、县、乡等) 、特定部门 (如发改委、科技厅、财政厅、教育厅等) 和特定项目 (如西部开发专项、科技计划项目、政府公共支出、农村义务教育等) 的专题绩效研究, 并不多见。

2. 2 对绩效研究发展评述

通过国内外对绩效研究的比较可以发现, 在对评估的目的、手段、作用等方面的认识与实践上二者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如, 美国注重“为何评” 及“ 评什么”, 而我国则更关心“如何评”;国外更注重于把一项工作作为整体评估, 而我国则强调对研究成果的考评, 指标较为单一;国外把绩效评估作为目标管理的一部分, 是制定战略规划的有机整体, 而我国的绩效评估过程有时仅仅是为完成某项任务所做的工作, 缺乏规划性;国外已建立了相应的绩效评估法规, 而我国没有开展绩效评估的法制保障环境。

3 启示

综观国内外公共管理部门开展绩效评价的研究及工作现状, 没有一套模式是固定恒久的最优模式, 任何一种评估模式都有其优势和不足, 必须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 并需要在不同的环境和实践中予以改进和完善。鉴于此, 通过对比分析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 开展公共财政资助的科研项目绩效评价, 主要基于政府科技管理部门提高整体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而设计的。实施绩效评估, 关键是要在评估内容、评估主体、评估维度和评估指标上进行通盘考虑、全面把握和整体设计。既要以科学的绩效评估理念和理论为指导, 又要从实际出发, 使整个考评系统符合甘肃科技发展实际现状, 确保评估系统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2) 在实施政府绩效评估的过程中, 不仅要有领导的高度重视、参与和推动, 还要有专家学者的深度介入和指导。只有领导和专家相结合, 政府管理实践与行政管理科学相结合, 政府绩效评估建设与政府绩效评估理论相结合, 才能使政府绩效评估和政府管理创新有新的突破、新的质量和新的水平。

3) 在确立绩效评估主题时, 要考虑评估模式的理论前提和指导思想, 实质上就是绩效评估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内容, 显示评估主体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意愿, 并将之深入到每一个评估指标之中。另外, 确定评估指标是整个绩效评估模式构建乃至整个绩效评估体系构建的最大难点和关键所在。因此, 必须确立并依据公认、合适的价值标准来分解、比较、选择、确定和规范指标, 建立能够充分反映评估内容和主题思想的指标体系, 并在政府绩效评估的指标设计上注意区分一般性指标和专门的业务性指标, 使所建立的评估体系具有通用性, 有助于不同性质的研究单位和科研项目间进行比较。

4)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 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的改革开放成果已成为政府施政的主旨, 各级政府正在为经济发展和公众生活提供优质、公平的公共服务。帕累托最优正是为我们现今绩效评估提供了思路。在评估过程中不能仅仅看到投入——产出指标, 我们的视角还应关注到社会公平及公正的实现的环境因素及保障指标。

教育财政国内研究 篇2

现正值国内研究生报名时间，国内研究生一直处于扩招状态，连续9年过百万。 一些学生迫于就业压力等原因加入考研大军，也有一些学生把目光转到了国外研究生上。今天，专家从几大点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国内外研究生教育的区别，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然后斟酌自己适合哪类。

录取制度不同：考试制vs录取制

国内研究生采取的是统一的考试制，而国外读研一般都是申请制。相比一考定终身，申请制更看重的是申请者本科阶段的平均绩点成绩，语言成绩和实习经历。一般排名较好的国外大学要求中国重点大学的学生的平均绩点至少是3.0，也就是平均每一门功课的成绩是80分以上，非重点大学的学生的绩点是3.5以上，也就是平均成绩在85分以上。好的大学甚至对学生毕业院校提出要求。同时，也对学生的实习经历非常看重。

教育制度不同：国外研究生教育“小而精”

研究生培养“一锅烩”在很多高校已是不争的事实，扩招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教学设施匮乏，学生多了，老师相对少了，研究生只好上大课，大课堂剥夺了研究生说话的时间和权利，很难进一步随堂发问、质疑甚至批评，这与研究生的培养机制已经背道而驰。

不同的是，国外院校的课程设置很灵活。一般的硕士课程都会有一定的门通用课程和一些选修课程。相比于国内比较单一的上课形式，国外高校的教学采用案例教学、小组讨论等模式，互动比较多。不同背景的学生能够因为一个课题坐在一起互相讨论各抒己见。再则，在国外自主学习的能力很重要，老师很少会像国内大学一样详细告知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开学前经常会拿到一本厚厚的课程介绍，学生一定要仔细阅读弄清楚自己要读什么课程。虽然课程的.安排看上去没有那么密集，也没有安排自习课程，但学业的大量时间需要花在寻找课业相关的材料和论文和作业上。

就业：“海归”职业晋升速度更快

关于留学投入与回报的问题，“海归”们普遍认为，在海外留学除了学到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得到了那份经历和自信以及提升了自己的能力。货币是贬值的，但能力不会贬值，思维和能力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据一份调查显示，“海归”回国后第一份工的薪水往往与国内的毕业生差不多，但“海归”晋升的速度以及跳槽后薪酬提高的速度都很快。

财政性教育经费分配结构研究 篇3

摘要：2012年我国教育投入水平首次达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进入后4%时代。随着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数量的不断增长，教育经费的分配问题越显突出。本文结合我国教育经费分配结构的现状，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分析经费分配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分配教育经费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性教育经费；分配；公平

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指教育经费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分配比例。该指标反映的是在教育部门内部如何在各级各类教育中间进行资源配置，即总教育支出中各级各类教育经费应占多大的比例。合理的教育投资分配结构是教育资源在教育系统内优化配置的表现，其目标是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各级各类教育的需求，使教育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达到合理的平衡。

目前我国教育投资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分配结构不合理，因此如何把有限的财政性教育经费进行公平分配，达到最优化的结构配置，从而促进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财政性教育经费分配现状

财政性教育经费分配现状主要从三级教育分配状况、不同区域间不均衡，城乡之间不均衡以及校际之间学生人均经费存在较大差异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教育经费分配问题。

（一）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分配中逐渐倾向初、中等教育

三级教育财政支出的总量结构是指各级财政性教育支出占总财政性教育总支出的比重，这个指标可以从宏观的角度体现教育支出在三级教育之间的分配，反映国家对各级教育的支持力度和财政资源在教育系统内部的分配。

图1是2004—2013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中的分配比例变化图。通过三级教育支出比例变化对照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初等教育的比例基本保持平衡，而中等教育比例则逐年上升，高等教育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说明了我国财政教育支出中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支出的比重逐渐上升，而高等教育支出比重下降，三级教育支出总量结构体现出向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倾斜的变化趋势。这种变化表明虽然我国政府对教育的支出能力有限，但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初、中等教育的支出，三级教育分配之间的差距呈缩小的趋势。

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之间的分配结构也可以用三级教育生均经费来表示，因为生均经费的比较可以表现出各级教育经费的相对充足程度或短缺程度，是反应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教育生均经费绝对数额较低，而且各级教育的生均经费比例关系长期不协调。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中等与初等教育相比的比值近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高等与初等教育相比的比值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国高等教育生均支出明显过高，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的支出份额。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以及教育结构变化与教育经费政策的改革，自2000年开始相比较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生均经费比值明显下降。

表1是我国2004-2013年三级教育生均支出情况及各级教育支出比值。以初等教育为1，从表1数据可以看到这十年间我国三级教育生均经费支出一直在稳步增加，而且生均教育支出比值随时间变化呈下降趋势，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三级教育之间的生均支出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高等教育生均支出过高的情况得到缓解，三级生均教育支出逐渐倾向于初、中等教育。

（二）地区间分配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

教育投入在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凸显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不均衡。从表2分析可知，2005、2010、2013年我国东部12个省市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平均超过50%，而西部12个省市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平均仅为27.12%，中部6省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平均为20.70%。

根据东中西部分类，东部地区12个省市（北京、河北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中部地区6个省市（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西部地区12个省市（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陕西省、宁夏省、甘肃省、青海省、内蒙古、广西、新疆、西藏）。

从表3可以看出，尽管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薄弱地区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但是经费的地区间的投入差异仍然巨大，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生均教育事业费用地区差异最为明显，东部地区最高，西北地区最低。国家将资金更多的投入到东部省份，使本来教育发展优于中西部地区的东部省份更加繁荣，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教育经费投资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教育财政投入力度还很不够，不足以支撑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追赶东部发达地区。

（三）城乡间义务教育分配不均衡依然严重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持续增加，农村教育经费也在大幅度增长。但从教育公平角度来看尚存不足，城乡之间的投入差异始终存在。由表4可以看出，2009-2013年国家对中小学教育经费的投入力度在逐年增加，全国小学阶段的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由3357.92元增加到6901.77元，初中阶段的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由4331.62元增加到9258.37元。但如果把城镇和农村分开来看，农村初、中等教育生均经费一直低于城镇学校。这就是说，政府对城乡之间的教育经费投入一直是非均衡化的。

城乡教育经费投入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办学条件的差异。从表5我们可以看出，2013年在小学阶段生均学校占地面积方面，农村学校学生生均用地要高于城市，这是由于城市土地资源短缺、人均占地面积小所致，在这方面农村学校要优越于城市学校。但仅此而已，更多的是农村学校教育资源落后于城市。首先，信息化教学资源配置差距较大。城市小学生均计算机为0.11台，而农村小学生均则为0.06台，前者是后者的2倍。其次，城乡小学的实验实习设备存在的差距大。城市小学生均专业实验设备价值为0.1221万元，而农村小学生均则为0.0539万元；另外，2013年农村小学生均危房面积达到了0.62平方米，远高于城市小学生均0.08平方米，这表明农村小学校舍安全问题比城市严重得多。

另外，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非常薄弱，众多乡镇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对学前教育的支持力度不够，甚至放弃经费上的统筹和管理。由于缺乏经费投入，农村幼儿园办学条件很差，管理混乱，极大影响了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当前国家也将发展农村学前教育，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作为重要的任务，但现有的经费分配对农村学前教育的支持力度仍远远不够。

（四）校际间分配不均衡日益明显

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尽管政府对薄弱学校提供了专项资金进行支持，帮助其改善教学环境，优化办学环境，改进教学质量，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学校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相对不足，导致优质教学资源缺乏，各地出现“择校热，择校难”等现象，这种现象破坏了教育公平，通过对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加大了校际与受教育者间的差距，从而造成受教育者的两极分化。为使教育资源均等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制定了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各个学校标准化发展，利用统一标准减小或者消除学校间的鸿沟，这需要进一步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水平。

二、财政性教育分配存在的问题

（一）三级教育分配结构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世界大多数国家教育经费的分配结构是一种“宝塔型”，即基础教育的投入最多，越往上级到高等教育的投入越少。美国2000年教育经费投入占其GDP 的比重为6.6%，其中小学及中学教育经费投入占3.9%，高等教育投入占2.7%。目前我国三级教育支出总量结构体现出向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倾斜的变化趋势，但这种变化只是在2000年之后才缓慢出现高等教育的生均经费比值明显下降的状况。这种变化表明我国三级教育分配之间的差距呈缩小的趋势，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这种分配结构的转化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实际需求并不相适应，随之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期，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偏低，这直接导致基础教育的长期落后，进而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又加大了对基础教育的经费投入的力度，而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几乎没有变化，实际上就是减少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因此带来了高校扩招后教学资源紧缺，压力转嫁到大学生家庭的身上。

（二）教育不公平现象突出

我国教育事业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存在着十分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平、地区之间的教育不公平、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公平以及校际之间的教育不公平。

随着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农村教育资源的相对不足，城乡教育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中西部地区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足，导致学校基础建设薄弱、师资水平较差，这必然会不利于义务教育整体质量的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热”，加剧了学校的社会分层作用，不同群体子女从小学到初中，阶层差距明显加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获得表现出显著的阶层差距，优势阶层的子女和城镇户口的学生更多地集中在重点学校，而弱势阶层的子女和农村户口的学生更多地进入普通学校或者薄弱学校学习。

（三）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从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规模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仍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4%的目标自1993年提出，2005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不到3%，直到2012年我国才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目前，发达国家的教育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1%，我国较低的占比说明，在我国近年来GDP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教育支出未能与经济同步增长或优于经济增长。因此，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十分必要。

三、后4%时代，优化财政性教育经费分配的建议

我国在2012年实现4%，但这仅仅是一个让我国教育更上一层楼的起点，我们不可以把 4%当成一个政绩目标，要把4%用在刀刃上，让每一分钱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因此要实现合理的教育经费投入结构比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还要难。根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对后4%时代我国财政教育经费三级分配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应继续加大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对于同样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金砖国家来说，其公共教育支出占本国GDP的比重一路攀升，从2001年的4%波动上升到2010年的5%左右。因此，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教育支出未能与经济同步增长或优于经济增长。因此，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十分必要。

第二，推进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投入多元化体系的构建

在我国，高等教育资金来源的重要力量仍然是政府财政支出，但是仅仅靠财政支出是远远不够的。当前，很多国家的高校经费来源渠道己经十分广泛，我国也要逐步建立起政府、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合理分担机制，要保持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出，进一步改革办学体制，彻底改革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引进市场机制，切实保障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大规模扩招和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教育经费投入，推动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实行全社会参与战略，扩大非政府投资规模，更多的鼓励社会资金来发展高等教育，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将节约的财政教育资金支出到社会效益较高的初、中等教育中去，以实现三级教育支出结构的优化。

第三，建立公正的教育经费分配机制

公平的教育经费分配机制也是确保我国教育经费稳定持续增加的一个重要条件，目前我国教育经费的不公平非常严重，导致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未来我国教育经费的拨款应将公平置于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未来学前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乡村的教育、西部地区的教育应该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的一个重点，实现教育经费的公平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教育经费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诱因。而为了确保教育经费分配的公平，对于目前日益加剧的教育不公平应坚决加以遏制，国家应按照学生数量来进行教育经费的划拨，对于贫困生应加大帮扶支持力度。

第四，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通过完善教育经费投入增长的相关法律规范，为教育经费的支出增长提供一个法律层面的保障是确保教育经费增长的现实选择。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就是法律内容的细化，针对目前笼统性的法律内容进一步的细化，这样才能保证法律的可操作性，举例而言，《教育法》规定的教育经费支出增长，增长多少应明确的规定，可以将增长速度规定为不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或者经济增长速度，这样的一个明确性指标在具体的实施中更具有可操作性。另外一方面就是应提升法律层次，部门的法律规章在强制性的约束教育经费增长方面的效力不足，通过提升法律层次可以弥补这一点。通过在法律内容以及法律层面两个角度来进行相关法律规范的完善，可以让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持续增长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四、小结

在后4%时代，应继续加大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总量投入，来不断提高我国教育不足的现状，使之与国家财政支出同步增长，从而达到与我国经济相匹配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在目前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将资金进行合理的分配，改善目前的分配结构，加快缩小各级各类分配差距，对促进教育公平来说意义重大，有利于加快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崔家顺.财政性教育经费与GDP的关系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5

[2]乔春华.后4%时代教育经费投入的法规保障机制[J].高校财务，2014.13

[3]胡咏梅，唐一鹏.后4%时代的教育经费应该投向何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5

[4]马晖.4%之后：2020年教育投入多少？[J].21世纪经济报道，2010.8

[5]满学岩.试比较国内外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及原因分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3.12

[6]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人民日报，2010.13

[7]把教育经费花到最需要的地方-专访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中国教育报，2014.2

[8]贾汇亮，刘清华.教育投资在三级教育中的分配与教育公平[J].教育探索，2003.12

国内外信息素质教育的比较研究 篇4

国内外信息素质教育的比较研究

对国内外信息素质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指出中外高等教育在图书馆服务、检索方法、研究指导反学科知识、网络导航、课程培训、信息鉴别能力等教育方面存在差距,这些差距不仅仅表现在设备、手段、技术方面,更重要的.是观念、思想和精神层面上的差距.

作 者：陈岩波  作者单位：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黑龙江哈尔滨,150040 刊 名：黑龙江科技信息 英文刊名：HEILONG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年，卷(期)：2009 “”(5) 分类号：G71 关键词：信息素质   教育   比较  

教育财政国内研究 篇5

关键词： 国内特殊教育 法律建设 研究述评

随着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特殊教育法律建设逐渐受到重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持续增长，促进了特殊教育法律建设体系的形成，也对特殊教育立法实践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特殊教育法律建设研究总体状况

特殊教育法律建设研究主要表现为专著和论文，由于专著总体数量有限、不具有样本作用，而论文数量和类型较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能直观反映特殊教育法律建设的研究状况和发展态势，本文仅选取论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中国知网以“特殊教育法律”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截至2014年12月23日共有文章21079篇。从成果数量看，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1990年以前，成果增长极其缓慢，每年发表的成果数量都少于40篇，有的年份较上一年甚至有所降低。从1990年开始，特殊教育法律建设的研究成果呈爆发式增长，除1996年、2010年较上一年略有下降和2014年未完全统计外，保持年均10%以上增幅，2013年成果数量为1990年的76.8倍。（见表一）

从研究层次看，研究成果中属于基础研究、政策研究、高等教育、行业指导和应用研究范畴的，分别为11647篇、1634篇、834篇、1930篇、264篇，其他均属于公报文稿、科普宣传、文艺作品等，与特殊教育法律建设关联度较小。在上述范畴中，政策研究与法律建设联系最紧密，但此类成果数量仅1634篇，占总数的8.1%。（见表二）

从基金资助看，获得资助的共有762篇，占总数的3.8%；获得国家级基金资助的有559篇，获得省部级基金资助的有134篇，获得各省教育主管部门社科基金等市厅级基金资助的有69篇。（见表三）

综上可见，1990年以来，特殊教育法律建设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成果数量增长迅速。但总体研究层次偏低，相关高层次成果比重很小；获得基金资助的成果比重更低，其中以国家级基金占比较大，既反映出国家正大力推动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更反映出中央部委、地方政府推动力度不一，存在“上热下冷”的情况。

二、特殊教育法律建设代表性研究成果概述

（一）国内特殊教育法律建设的研究。

1.条文解读。唐淑芬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特殊教育学校建设、随班就读、教师待遇、学校运转等5个方面，全面解读了新《义务教育法》中与特殊教育相关的内容[1]。顾定倩、陈琛比较了新旧《义务教育法》，肯定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的进步，指出还存在教育对象界定、“残疾人”概念等比较混乱的问题[2-3]。

2.体系分析。刘春玲、江琴娣认为我国特殊教育法律体系由宪法、教育法律、教育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等五个层次构成[4]。陈久奎、阮李全认为立法层次低、缺乏专门性立法，现行法律规范过于原则笼统、缺少特有制、操作性不强等是我国特殊教育法律建设的主要问题[5]。于靖指出存在立法程序和法律用语不规范、特殊教育司法制度薄弱的问题[6]。包万平等认为，我国特殊教育法律的缺陷主要是法治环境不完善、行政领导不到位、法律难以贯彻等[7]。刘全礼认为，特殊教育法律建设更重要的问题是执法不严，监督和追责机制不完善，导致残疾人教育状况不容乐观[8]。

3.建设方向。邓猛、周洪宇认为由于缺乏法律切实保障，特殊教育发展过度依赖于行政推动，应尽快起草通过《特殊教育法》[9]。孟万金认为我国特殊教育法律条文比较分散，制定《特殊教育法》是当务之急[10]。汪海萍详细论证了加强特殊教育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认为特殊教育立法已经具有一定基础[11]。汪放着重讨论特殊儿童受教育权的公平问题和实现途径，并提出了制定特殊教育法、开展立法研究、提高立法质量、保障家长参与和呼吁权利、加大政府执政力度等五点建议[12]。

（二）国外特殊教育法律建设的研究。

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特殊教育法律完备、理念先进，吸引了众多国内学者的关注。

1.美国特殊教育法律建设。杨柳认为美国对残疾的认识更具人性化，对残疾人教育的目标和原则更加明确，充分调动家长、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参与残疾人教育事业，强化了残疾人教育的效果[13]。于松梅、侯冬梅着重分析了美国残疾人教育法中零拒绝、无歧视性评估、个别化教育、最少限制环境、合法的程序和家长参与等6条基本原则及其特殊教育理念[14]。黎莉分析了残疾婴幼儿早期干预的规定，认为我国也应加快制定早期干预的法律法规，重视早期干预理念的建立与推广[15]。崔凤鸣、林霄红等人对比分析了有关高等教育规定，指出我国对残疾的观念认识应进一步改进，在立法技术上应增强操作性[16-17]。高杭指出我国应注重特殊教育立法，形成完备的特殊教育法律体系，增强可操作性[18]。肖非、李继刚认为司法判例是美国特殊教育法律体系的重要部分，对推动立法进程、解释说明和补正法律具有重要作用，建议我国加以借鉴，在特殊教育领域引入判例制度[19-20]。

2.其他国家和地区特殊教育法律建设。苏雪云认为加拿大特殊教育法律体系比较完备，特别是地方政府颁布的具体法律对保障残疾人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21]。牟玉杰认为丹麦特殊教育法律直接反映从隔离式教育到一体化教育的变化，贯彻了“正常化”理念和融合教育模式[22]。赖德胜认为英国特殊教育法律注重对有特殊教育儿童的评估和鉴定工作，并强调家长参与和不同教育阶段间的衔接服务[23]。黄霞认为韩国《特殊教育法》具有对象细化扩充、无偿教育年限扩大、重视残疾人终身教育、保障学生与家长的权利等突出特点[24]。张继发、李贤智认为台湾《特殊教育法》多部门协商、重视专家作用等经验值得借鉴，具有责权细化、内容具体、易于操作的独特优势[25]。

三、特殊教育法律建设的趋势展望

上述现状及相关观点，充分体现了特殊教育法律建设的趋势，也是我国特殊教育法律建设需要把握的。

（一）注重法律文本，更注重司法实践。

总的说来，我国特殊教育法律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中都有相关规定，覆盖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个领域，层级体系和内容体系基本形成；存在诸多不足，很多学者提出应制定《特殊教育法》。但法律的生命在于公平，效力来自于落实，在注重法律文本建设的同时，更应注重强化司法实践。现有的一些法律条款之所以被诟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规定笼统宽泛、难以操作。

（二）注重形式公平，更注重实质公平。

形式公平是制定统一的客观标准，实质公平则是制定的标准兼顾不同个体的情况差异并将差异影响降至最低。我国现有特殊教育法律虽然规定残疾人同普通人一样有享受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权利，但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残疾人与普通人的客观差异，在入学年龄、在校年限、办学形式、学校设置及布局、师资培训等方面仿照普通教育的痕迹明显，没有降低客观差异带来的影响，离实质公平还有不小差距。

（三）注重普适教育，更注重补偿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的法律可分为两种，一是随机模式，即教育机会是许多可能性的后果；二是累积模式，即后天的机会能够弥补以往的缺憾。前者蕴含预防理念，后者则秉持补偿理念[26]。我国基本实现了普适教育，包括残疾人群体在内的大部分人都有受教育机会，但群体特征性教育补偿机制还尤为缺乏。如果对处境不利人群的教育沿用不干涉政策，则类似群体可能无法正常参与社会生活。补偿教育应该成为教育发展的内生制度。

参考文献：

[1]唐淑芬.学好新义务教育法，推进特殊教育事业新发展[J].中国特殊教育，2006（11）.

[2]顾定倩.对《义务教育法》有关特殊教育条款的分析[J].中国特殊教育，2007（5）.

[3]陈琛.新旧义务教育法中残疾人教育相关规定之比较分析[J].中国特殊教育，2008（5）.

[4]刘春玲，江琴娣.特殊教育概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6-42.

[5]陈久奎，阮李全.特殊教育立法问题研究——人文关怀的视角[J].中国特殊教育，2006（6）.

[6]于靖.中国特殊教育立法问题探讨[J].社会科学战线，2010（11）.

[7]包万平，李金波，郭炜煜.我国特殊教育法律缺陷及其立法学术建议[J].继续教育研究，2009（12）.

[8]刘全礼.特殊教育导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94-96.

[9]邓猛，周洪宇.关于制定《特殊教育法》的倡议[J].中国特殊教育，2005（7）.

[10]孟万金，刘在花，刘玉娟.采取有力措施，促进残疾儿童教育权利平等和机会公平——六论残疾儿童教育公平[J].中国特殊教育，2007（4）.

[11]汪海萍.论加强特殊教育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中国特殊教育，2007（7）.

[12]汪放.教育公平视野下的我国特殊教育立法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6：32-37.

[13]杨柳.美国残疾人教育法探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8（6）.

[14]于松梅，侯冬梅.美国《障碍者教育法》的演进及其特殊教育理[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

[15]黎莉.美国功能障碍早期干预法律法规述评[J].中国特殊教育，2007（9）.

[16]崔凤鸣.美国《残疾人教育法》与残疾人高等教育[J].比较教育研究，2006（10）.

[17]林霄红，吴若飞.中、美“残疾人高等教育法”比较[J].红河学院学报，2008（4）.

[18]高杭.美国《残疾人教育法案》：法理、实践及其公平意义[J].中国特殊教育，2010（7）.

[19]肖非.美国特殊教育立法的发展——历史的视角[J].中国特殊教育，2004（3）.

[20]李继刚.美国特殊教育判例法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9（9）.

[21]苏雪云.加拿大特殊教育立法与实践[J].中国特殊教育，2004（12）.

[22]牟玉杰.丹麦特殊教育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04：12-13.

[23]赖德胜，赵筱媛.中国残疾人就业与教育现状及发展研究[M].华夏出版社，2008：113.

[24]黄霞.韩国新特殊教育法述评[J].现代特殊教育，2008（12）.

[25]张继发，李贤智.台湾《特殊教育法》立法及其启示[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2）.

教育财政国内研究 篇6

［关键词］私立高等教育；资助政策；韩国；马来西亚；菲律 宾

［中图分类号］G649［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2-0717（２００８）03-0100-06

目前，经费短缺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高等教育难题，其严重程度又与一个国家的高等 教育政策偏向、教育机构的声誉地位，以及机构自身的经费筹措能力高度相关。我国民 办高等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教育政策法规的缺失或 实施过程中的偏差，至今其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多渠道的经费筹措体制。这不仅影响我国 民办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还会影响到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鉴于 此，本文将在对韩、马、菲三国的私立高等教育经费政策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从我国民 办高等教育的经费来源现状入手，结合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对我国政府应实施的民办 高等教育资助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与思考。

一、韩、马、菲三国政府的私立高等教育资助政策

世界各国私立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均有其自身的逻辑，它根源于社会的需求，可以极大地 缓解高等教育供需矛盾，是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私立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公 益性的凸显，“谁受益谁负担 ”原则在私立高等教育领域的适用性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可，政府为私立高等教 育的发展提供财政资助也成为一种必需。

出于公共政策伦理价值取向的考虑，再加上国外私立大学的收费一般比公立大学要高，政府 都会在不同程度上资助私立院校。一般来讲，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的资助可划分为直接补助 和间接补助两种类型，其中直接补助又分为对学生的财政支持、对机构的一般性补助和特殊 项目资助等三种类型（详见表1）。限于篇幅，本文将分别从受资助对象，具体包括学 校、学生以及教师三个维度，来详细介绍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三国政府对私立高等教育 的财政资助政策。

1．面向学校的资助计划

1989年以前，韩国政府没有对私立大学提供直接的财政资助。1990年，韩国政府首次承诺 对私立大学提供财政资助，提出对私立高校的资助额在接下来的5年之内要逐步提高 到大学运转经费的10%^[1]。2002年，政府投入占私立院校经费收入的比例已从1985 年的1％提高到3％^[2］［3]。同时，韩国也对私立高等教育实行一般性补助，如政 府颁布法律，规定私立学校可以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以弥补经营费和人事费的不足，扩充 或更新设备等。而在马来西亚，1995年之前，政府并未对私立教育提供直接资助，1995年后 ，教育部被授权向非教育部或州政府举办的伊斯兰教育机构提供由联邦划拨的财政资助。同 时，为提高私立院校的办学质量，马来西亚政府根据《国家认证委员会（LAN）法》设立了 “国家认证委员会”(简称LAN)，由其负责私立院校专业、证书、文凭、学位的标准和质量 管理（包括质量监控和认证）。为推进质量评估认证工作的开展，政府每年划拨1 450 万林吉 特的经费预算，以部分补贴私立学校所花费的评估费用。此外还提供其他间接资助，如对基 金募集活动中的捐赠实行减免税收，直接用于教学的进口器械和设备也可申请免税等。菲律 宾面向学校的国家资助计划主要有对卓越中心（COE) 与发展中心（COD）的资助计划和高等 教育机构管理发展计划（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Management Development Projec t）。其中前者是由高等教育委员会（CHED）运用高等教育发展基金，对在教学、科研和社 会服务等方面表现出最高水准的私立院校的COE和COD给予项目财政资助。此外，为鼓励私立 院校积极开展质量认证与评估，提高大学教育质量，国家还向达到不同认证等级、标准的私 立院校提供额度不等的资助。如达到等级II的私立院校就可以获得对奖学金、图书馆资料、 实验室设备以及其它发展活动的基金资助的优先权，申请教师发展的政府资助，等等。

2．面向学生的资助计划

为实现社会公平，政府通常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采取各种方式资助私立院校，如采取 抑制学费上涨幅度，同时辅 以贷款计划或奖（助）学金、提高资助额度等（见表2），来缓解私立院校学生家庭的经 济负担，以之作为对私立院校高收费的另一种形式的补偿。以韩国为例，20世纪90 年代以来，私立大学学生奖学金受资助额度几乎一直占绝对优势。尤其是1995年以来，政府 对私立大学学生的奖学金资助额度占全部资助的比例几乎是国、公立院校所占比例之和的1. 5倍（见表3）。即便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尽管政府的教育财政支出比例有所下降，由危机 之前的高达24%下降到1999年的20%，但政府通过改变资助方式，如向学生提供低于市场利息 的贷款，或利用政府的财政资助，由国民（Kookmin）银行和地方银行对家庭经济条件困难 的学生实施全额学费贷款等方式给予私立院校的学生以特别关照^[4]；马来西亚政 府则于19 98年设立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会，向就读于获得LAN认证的私立院校的学生提供1亿林吉特的 贷款，1999年的64 125名申请者就有80%获得批准并拿到贷款。^[5]此外，政府还与 金融机构 合作向学生提供奖学金或贷款。菲律宾政府早在《1982年教育法》中就明确规定：“政府通 过赠与或提供奖学金，或政府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等形式向符合规定要求和标准、有益于国家 发展目标实现的私立学校项目提供资助。”法律形式的确立，确保了资助的稳定性、长期性 。目前实施的学生资助计划包括：（1）根据“共和国4090号法案”（以“国家奖学金法”著称）设立的国家奖学金项目 (SSP)；（2）根据“共和国6728号法案”设立的专门面向私 立教育学生的财政补助计划；（3）“现在学，以后还”等贷款计划。与此同时，近些年 来 ，尤其是1994年高等教育委员会（CHED）成立后，CHED开始以发布备忘录的形式，限制私立 院校的学费上涨标准，不遵守规定的私立大学将面临许可证被吊消、地位降级或其它处罚等 ^[6]，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私立院校学生的利益。

3．面向教师的资助计划

菲律宾政府对私立院校教师的资助主要是通过“私立高等教育学生与教师资助（GovernmentAssistance to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Private Education，GASTPE）”的教育服务 合同来实现。近些年来，为改善菲律宾高等教育的质量，政府还决定实施“教师发展计划” 来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为此，该资助计划从英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工程学和 信息科技等优先发展领域选拔教师，资助他们学习，资助规模宏大、资金丰厚（详见表4） 。此外，CHED根据“共和国6728号法案”的修订稿“共和国854 5号法案”设立的学院教师发展基金（College Faculty Development Fund ，CFDF)，也向 私立学院和大学教师的研究生项目提供奖学金，以提高私立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

二、国际经验对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走出经费筹措困境的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促进法》） 明文规定：“民办教育事业 属于公益性事业”，“公益性”决定了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为民办高等教育 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本法同时还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办教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表明了政府资助私立高等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与之矛盾的是，该法又从民办教育机构的举办者和经费来源两个方面规定了民办教育的特 殊性，似乎排除了民办教育接受国家财政性经费资助的可能性。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各个省 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政府观念意识或保守或开放，也使得各地的私立高等教育经 费政策不尽相同。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城市，如上海、广东、北京等根据本地区经济和 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加大对民办教育的资助力度，如上海市政府将在今后几年中每年拨款4000万元作为政府专项资金支持民办教育发展；广东省则从2005年开始，5年内 拨款1.5亿元用作民办 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北京也在2004年首次用财政专款奖励民办学校，今后将继续采取不同方 式对优秀民办学校进行奖励^[7]。此外，四川、浙江等省也制定了相关政策。 而中西部或者边远地区在对民办 教育的政策扶持方面通常积极性不是很高。整体来看，地方政府对民办教育的财政资 助存在以下几个特点：（1）政府的民办教育资助政策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仍属于地方 性 行为，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地区通常资助力度更大；（2）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较长、发展 也 相对较成熟的地区更易获得政府的资助；（3）地方政府对民办教育资助政策的出台过程比 较漫长，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更是经过了从被限制到规范、扶植的“脱胎之痛”。

在我国，中央政府至今也未成立专门的民办教育评估机构或者设立专项资助基金，对 民办 教育给予与《促进法》规定相适应的特别关照。因此，近几年来民办学校数量上的扩张和规 模的扩大，并不能掩盖其经费筹措方面的困境。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曾作出这样的论断： 全国80%的高校对学生学费的依赖程度高达80%，这就是所谓的“两个80%现象”。这一论断 与相关的调查结果也是不谋而合的。中央教科所近期对国内38所民办高校做的一项调查显示 ，学费收入占学校总收入100%的民办高校有14所、占90%的有9所、占80%的有8所、占70%的 有4所、占60%的有1所、占50%的有1所、占40%以下的有1所。学费收入占学校总收入80%以上 的共有31所，占被调查学校总数的82%^[8]，恰好印证了上述论断。目前，在民办院 校的学费 水平已接近“天花板”，学费这一经费来源渠道不畅时，政府应该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 以体现教育的公益性。在这一点上，国际私立高等教育经费资助政策可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 考。

国际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已充分证明了私立教育发展态势与政府资助多寡之间呈高度正 相关关系。对于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来说，它在减轻国家财政负担，拓宽高等教育资金来源 渠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社会办学效益和效率的同时，面向社会办学，部分满足了人 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无疑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尤其是近年 来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逐渐形成的对峙之势，民办高等教育的地位更加凸显。因此，我国高 等教育的发展仍应继续、切实坚持邓小平提出的“两条腿走路”，重视、支持民办高等教育 的发展。在具体的资助策略上，韩、马、菲三国政府的财政资助政策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思 路。

1．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私立（民办）高等教育财政资助政策

尽管韩、马、菲三个国家都实行 “谁受益，谁负担”的教育成本分担原则，学生学费成为私立院校的主要经费来源，但在法 律的规定与约束下，政府仍继续对私立高等教育提供财政资助，并把其作为不可推卸的 责任，以便在扶植、规范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对其进行适度控制。而在我国，尽管《 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都强调 要“大力支持和促进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协调、快速发展"，但这些规定并非都是硬性规 定， 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资助还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的一种救急行为，而不是持续、稳定 的一种资助行为，如此一来，具体资助中的落实情况便不可避免地有所偏差。

2．抑制学费上涨幅度，建立完善的学生资助计划，实现教育公平

为体现教育公平，保障来 自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下阶层及弱势群体的受教育者的权益是教育政策最基本的伦理价值 取向，因此，政府对私立院校学生的财政资助力度最能反映出私立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 。韩、马、菲三国政府或是严格限制私立院校的学费上涨标准，如菲律宾，或是提高资助额 度，作为私立院校高收费政策的一种补偿。目前，三个国家均已面向学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 财政资助体系。而在我国，虽然《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规定建立民办教育发展基金或 专项资金，但在有关特困生补助、车船票优惠、定向奖学金等方面，民办院校的学生并未享 有与公办学校学生同等的政策，至今还尚未真正形成公平的民办学校学生资助机制。对此， 我国有学者提出：“目前最重要的和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是对民办学校提供以学生人数为依 据的普遍的公共财政资助，这既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也是学生受教育权利平等的必要保 障，至于资助的额度可以根据当地政府财力和社会文化心理的现实约束加以确定”^{[9 ]}，即，只有建立完善的学生资助计划，才能更有效地解决教育公平问题。

3． 建立基于质量评估结果的政府资助体系

为提高私立高等教育的质量，马来西亚政府划 拨专项财政预算，推动私立院校的质量评估认证工作的开展；菲律宾政府也对私立院校的卓 越中心（COE)、发展中心（COD）实行资助计划，为达到不同认证等级的私立院校提供额度 不等的资助或其他诸多优惠，以提高教育质量。这些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私 立院校的办学质量。

而在我国，尽管民办高等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半壁江山，但与公办高校相比，受 政府态度、社会的不信任、民办高校自身办学信誉度不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民办高等教育 发展仍处于劣势。鉴于政府态度和办学质量是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即 ，政府资助可以促进民办高等教育质量的改善与提高，提高 社会对其的信任度，进而使其发展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规划。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民办高等教 育的主 体作用，我国政府应加大对民办高等教育的资助力度。同时，出于资助效率与资助效果的考 虑，在具体资助策略上，政府应建立基于质量评估结果的政府资助体系。

三、 结 语

综观世界各国，由于民族国家的兴起，政府不断介入高等教育，但无论采取何种办学模式， 高等教育运行过程中始终都不会缺少政府（中央、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身影，私立高等 教育的发展也不例外。目前，国外私立高等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正 日 渐分离，中介组织的兴起并参与教育管理就是一个例证。这种分离遵循的是“谁投资，谁管 理”的原则，具体来讲，这一原则也昭示着不投资就应该退出管理领域，从而给予投资者（ 出资人）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国际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经验也在不断证明着这一分离原则， 为控制、规范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韩、马、菲三国政府均以法律的形式确立私立高等教育 财政资助政策，实践也充分证明，政府资助已逐渐成为保障私立高等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公 平与社会公平的有力工具。

但对于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来说，投资体制与管理体制的分离则出现了两种不匹配或不 相称的情形，即不投资但可以管理和投资却不管理或管理权受限。在中介组织缺失、市场力 量不够强大的今天，为实现责、权、利的结合，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改革必须把投资体制与管 理体制改革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引入中介组织，重视市场力量；另一方面，遵循“谁 投资，谁管理”的原则，即政府在试图对民办高等教育管理权限紧抓不放的同时，必须加大 对其资助力度。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刚刚进入大众化阶段，今后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 的发展任务还十分艰巨，而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正面临经费筹措困境，在这种时代背景下 ，遵循国际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帮助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走出经费筹措困境，为我 国高等教育顺利实现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再向普及化阶段过渡的关键。

［参考文献］

［１］John C.Weidman，Namgi Park. Higher Education in Korea：Traditionand Adaptation ［M］.New York: Falmer Press，2000.109.

［2］王留栓.亚非拉十国高等教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50.

［3］Education in Korea 2003-2004.转引自：陈武元，薄云.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 三国私立高等教育经费政策研究［Ｊ］．高等教育研究，2008，(2)：104.

［4］N.V.Varghese，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 sia:Country Experiences［C］.Pari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 ng/UNESCO，2001.

［5］Robin MiddleHurst，Steve Woodfield.The Role of Transnational， Private，andFor-Profit Provision in Meeting Global Demand for Tertiary Education: Mapping，Regulation and Impact——Case Study Malaysia ［M］.Canada：Common Wealth of Lear ning and UNESCO.2004.16.

［6］Prachayani Praphamontripong：Philippine Governmental Control on Private H igher Education's Fees ［EB／OL］.http:／／www.albany.edu／dept／eaps／prophe／publication／News／SummaryPhilippine1.html.

［7］赵锋，沈祖芸.民办教育转型阶段提前到来［EB/OL］. http://www.jyb.com.cn/cm/ jycm/beijing/zgjyb/7b/t20060714_24783.htm.2006-07-14.

［8］方勇.民办高等教育经费应多渠道筹措［J］.教育与职业，2007，（7）：77.

［9］吴华.2005年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报告［EB/OL］.中国教育先锋网，2006-04-04．

(责任编辑 徐 丹)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Financial

Policies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Taking South Korea, Malaysia and Philippines as Examples

ZHUANG Huai-ping，BO Yu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Abstrac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developing situatio n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s highly positive correlated to government's fund ing.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 Korea, Malaysia and Philippines are welldeveloped. The goverment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have established financial poli cies in the form of laws to support and standardize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h igher education. Now government's fund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a powerful tool t o protect the quality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and achieve education fair. Inchina, although private institution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inthe process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 recently , funding is still one of the majo r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m. So, in order to make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playthe main role in the process continuously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increase t he intensity of funding to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and establish government-fu nded system based on the assessment results of 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