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前教育

财政学前教育（精选12篇）

财政学前教育 篇1

摘要：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教育是关系一个民族素质最基础的事情, 也是实现公平正义最基本的事情。前财政部长金人庆答记者问时也指出:公共财政最愿意为教育“买单”。因此, 教育公平是公共财政体制教育投入的最终目标。本文针对目前我国财政体制教育投入的现状, 认为应以教育公平为本来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教育投入体制。

关键词：教育公平,公共财政,教育投入

一、什么是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 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机会平等的最低要求是每个公民都有接受教育, 尤其是义务教育的机会, 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是人人平等的起点, 更是现代社会公民基本人权的体现。教育公平还是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的最终手段。只有教育公平才能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也只有教育公平才是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的最终手段。教育公平更是和谐社会的根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创造出大量的中等收入人群, 大量中等收入人群的涌现有赖于全体公民接受良好的教育, 起码应接受公平的义务教育。

没有教育公平, 公民就不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社会就无法创造出强大的中等收入人群, 和谐社会也将失去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保障。教育公平的实现有赖于政府的作为, 教育公平理当是公共财政体制教育投入的最终目标。

二、公共财政在实现教育公平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原因分析

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 促使我国的教育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但是, 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不公平问题, 目前已成为社会关切的焦点。这些问题具体可以从公共财政对教育投入的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 我国公共财政对教育投入总量分析。

财政对教育投入总量不足, 导致了教育产业化和教育腐败, 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由于我国教育的供给与需求长时间存在严重的缺口,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本世纪初占G D P的比例应达到4%, 而现在只有3%左右, 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 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4.1%的平均水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后社会的发展, 教育供需的矛盾进一步凸现, 让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学校和部门看到了潜在的巨大“利润”, 大喊教育产业化改革。全社会从城市到农村、从非义务教育到义务教育, 出现了“卖考分”、“择校费”、“招生腐败”、“教育腐败”等社会不良现象。

(二) 我国公共财政对教育投入结构分析。

财政教育投入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集中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之间的结构失衡。首先, 是城乡之间的不均衡。我国基础教育一直保留着计划经济年代下的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属地管理原则, 基础教育城乡之间的不均衡终将导致高等教育城乡之间的机会不公平。其次, 是地区之间的不均衡。我国教育投入的主要责任由地方政府承担, 而全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及其财政收入存在重大差距, 东部、中部、西部教育投入差距日益增大。教育投入的地区分级负担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 使得教育投入地区之间的不均衡随时间的递进在进一步加剧。最后, 是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不均衡。重点学校的存在可以说是目前教育乱收费、教育腐败的祸根之一, 学校通过乱收费“吃学生”, 社会各部门通过乱收费“吃学校”。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不均衡从三级教育经费的投入比看出:2002年我国高、中、小三级在校学生年生均经费支出比例为11.84∶1.46∶1, 说明我国财政教育经费主要投向了高等教育。

三、对如何加强公共财政对教育投入改革的几点建议

在任何社会, 教育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和途径, 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更应从教育公平开始, 公共财政应该采取积极的改革措施, 真正实现为教育“买单”的职能。下面仅提出几点改革建议:

(一) 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职能作用, 深化机制改革, 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长效机制, 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问题,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一是提高公用经费的保障水平。二是建立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三是推进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预算编制制度改革, 将各项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二) 全面建立对经济困难家庭学生的资助体系。第一, 要使助学金、奖学金制度有利于调整教育结构, 能使更多的学生能够进入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第二, 为城市也为农村贫困家庭孩子提供平等的资助。第三, 让奖学金、助学金制度能够跟将来学生的就业去向有一定的结合。鼓励有更多的学生能够到国家最需要的艰苦地区、基层、农村去工作。

(三) 恢复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教育需要投入, 但是更需要师资。假如有了钱, 没有好的老师, 教育还是办不好。所以教师应成为全社会最受尊敬的、最愿意从事的一个职业。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恢复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 今年先从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开始。

(四) 建立弱势补偿的政策机制, 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公共财政除了加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直接资金补助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实行倾斜政策, 取缔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学校之间的重点与非重点之分, 代之于均等化的义务教育;对城市“外来人口”的子女应和当地户籍孩子一样, 就地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高考, 平等竞争和录取。

(五) 各种改革措施中, 最核心的还是应该加大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总量, 真正为教育“买单”。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一国教育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要实现教育与经济的良性发展, 加大教育投入刻不容缓。中央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投入要尽快通过《预算法》的修改得到保证, 将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 (该比重可参照国际上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值来确定) 写入《预算法》, 以法律的形式强化教育投入总量。

参考文献

[1]、王国清、马骁主编《财政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2]、李经程主编《教育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财政学前教育 篇2

财政廉政教育心得一：

____年初，学校组织全体教职工进行廉政教育培训学习，使我更加深刻地懂得反腐倡廉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对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反面典型的警示教育，使我感触颇深。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换、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面对权力、金钱等形形色色的诱惑和考验，如何能够坚守防线，我认为，应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自律：

一要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清醒头脑。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总开关，是能否做到自律的思想基础。只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在小事细节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无数事实证明，背弃理想信念是腐败分子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每位党员干部要自觉把坚定理想信念、严格自律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融入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之中，化为自觉自愿的行动。

二要正确对待名利，把住关键环节。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近年来，很多查处的腐败分子虽然职务各有高低，年龄差别较大、学历层次不等，走向犯罪道路的心路历程也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能正确看待个人名利得失，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党员干部要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良好心态，正确对待名利，从司空见惯的小事和小节抓起，加强世界观改造，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不良思想的侵蚀，切实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三要筑严思想防线。一个人的变化是从思想上的变化开始的。为此，必须经常加强政治学习，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牢固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志当存高远，才不至于被困于名缰利锁，受制于一已私欲。

四要带头遵守纪律。党的纪律、各种法律、规定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在纪律面前没有特殊党员和特殊干部，作为党员干部更不能等同于一般干部群众，必须严格遵守，模范执行各项党纪国法，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群众，取信于组织。同时，要自觉的接受监督，而决不能漠视甚至规避监督。

五要经常算算廉政账。经常算算廉政账，对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是一份清醒剂，它可以使人明辨利弊得失，坚定理想信念。算好政治账，不能自毁前程，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算好经济账，不能丢掉公职，生老病死难保障。算好名誉账，不能自毁声誉，颜面尽失。算好家庭账，不能使妻儿受累，老人蒙羞。算好自由账，不能众叛亲离，遗憾终身。算好健康账，不能精神紧张，损害健康。这七笔账需常思勤算，非一时一地、一时之需，须随时随地，伴算终生。

财政廉政教育心得二：

通过深入学习中央和省有关领导及董事长关于党风廉政方面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学习《关于国有企业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和我矿《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实施意见》，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我作为财务工作者，也要紧跟时代步伐，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时刻不忘清风亮节、廉洁自律，财务工作者学习廉政准则心得体会。因此，从以下三个方面浅谈对财务人员廉政建设工作的体会。

一、清正廉洁须防患于未然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强调了人的意识的反作用力，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优良的精神文化是指引和约束具体行为的强大动力。反腐倡廉工作一直是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个人思想道德品质的深度考验。当前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作风问题、腐败问题已对长期执政的党形成严峻挑战。要真正做到清正廉洁，就必须从源头抓起，从思想根源入手，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和“鞭挞腐败、崇尚廉政”的良好氛围，以文化倡廉、以学习思廉、以警示促廉，使廉洁意识植根于自己的头脑中，牢记“八荣八耻”，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不断增强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思想意识，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贯彻“为民、清廉、务实”的要求，防患于未然，真正从思想上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清正廉洁与职业道德溶为一体

职业道德是各行各业的行动指南，财务人员的清正廉洁体现于职业道德规范之中，是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对财务工作的要求，是指导财务人员具体实践的引路明灯。当今社会，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爱岗敬业。它要求财务人员充分认识并珍惜、热爱本职工作，自觉主动履行岗位职责;以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正确处理责权利三者关系;具备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到恪尽职守。

(二)熟悉法规。财务工作涉及面广，为了正确处理各方面关系，要求财务人员必须熟悉财经方针政策和各种会计法律法规与制度，确保财务处理的正确性。只有熟悉了准则、具备了娴熟的会计技能，才会遵循准则、坚持准则，做到客观公正。

(三)依法办事。财务工作以法律法规为指导，以会计处理为载体，涉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所有经济事项和各色人物等，财务人员必须自觉遵守《会计法》和相关的会计规章制度，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把好关口，依法理财，做到“不唯上，不唯情(钱)，只唯法”。

(四)客观公正。财务工作的首要职能就是对各项经济活动进行客观公正的记录与反映，离开了实际发生的客观经济事项去进行会计处理只能是造假账。对一些特殊会计事项的处理必须坚持公正合理的原则，这不仅是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也是财务人员个人品德的体现。

(五)廉洁奉公。财务工作与钱、财、物紧密相联，这就要求财务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必须廉洁自律、奉公守法、公私分明，以国家、集体的利益重于一切为最高原则;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传统作风;在思想上筑起一道防污染和拒腐蚀的坚不可摧的壁垒，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经受住各种考验。

三、清正廉洁重在落实、贵在坚持

廉政的基本内涵是：“廉”为“政”服务，“政”以“廉”长存。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任务，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防腐体系的必然要求。加强财务人员廉政工作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有效措施，必须持之以恒，落到实处。

(一)树立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财务人员要自觉提高专业品德修养，增强热爱本职工作的意识，讲求对事业的献身精神，维护会计职业的尊严，保持良好的社会形象。弘扬时代精神，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掌握时代脉搏，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制定的财会法规，一丝不苟地按财务制度办事，认真进行核算和管理，忠实履行财务监督职能，在抵制和纠正不正之风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遵纪守法，坚持原则。财务人员作为国家财经法律、法规的执行者和实施者，一定要以身作则，多学习相关法规，加强法制观念，自觉消除一些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的风气。财会工作时时、事事、处处涉及到执法守纪问题，财会人员要树立强烈的法律意识，不存私心，不怕打击报复，能自觉、大胆地同各种违规违纪行为作坚决斗争。而坚持原则是严格执行财务会计制度和有关的财经方针政策，加强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管好用好各项资金的保障。

(三)依法办事，客观公正。秉公办事。公正无私是检验每一个财务人员有无职业良知，是否尽忠尽职的试金石，只有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才能真正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否则就会有章不行，有法不依，玩忽职守，丧失原则，贪污受贿，最终走向犯罪。财务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时时刻刻都以国家法规、财经纪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才能在工作做到依法办事，客观公正，不隐瞒真相，不弄虚作假，敢于抵制一切违法违纪的经济行为。

(四)廉洁从政，克己奉公。廉洁奉公是财务人员应当遵守的一条重要道德行为准则，也是财务人员必须具备的品德。财务人员直接掌握着财权，整天跟“钱”打交道，受到利益诱惑的机会要比其他职业多得多，因此更要时刻把握好自己，不为金钱所动，不做金钱的奴隶。清正廉洁，是对会计人员的根本要求，更是考察一个财务人员是否真正称职的前提。所以财务人员更应坚持不懈地将清廉思想贯穿于实践中，自我检查，自我批评，不断摒除旧的道德观，在反复思想斗争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律能力。

总之，我会自觉遵守《廉政准则》，用《廉政准则》约束自己的言行，用实际行动，践行科学发展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不断提高廉洁自律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当好时代的弄潮儿，发挥好参谋作用，在平凡的财务岗位上起到模范来头作用。

财政廉政教育心得体会三：

2___年__月_日，我_邀请市纪委___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风廉政建设讲座。___首先列举了我市近几年来一些违法违纪的典型案例，同时对这些涉案人员的心里心态进行了分析，着重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吸取教训，远离违法乱纪行为，修身正已。通过学习使我深深地感到，身为一名财会人员，直接与经济打交道尤其要带头遵纪守法，加强自我修养，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增强责任意识，促进廉洁自律建设。做廉洁自律的表率，要在平时的工作和学习中，切实做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化群众意识，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人民利益为重，知民之所想，察民之所急，为民之所需，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

二、强化服务意识，做到尽心尽责工作，__工作面对的服务群体是广大农民群众和机关干部。因此，我们立足岗位扎实工作，为农民提供优质服务，为他们排忧解难，不辜负他们的希望，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三、强化自律意识，做到以廉服人。工作中要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觉树立好自身的形象，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做到自觉、自省、自警、自励，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自觉做到勤俭节约。

虽然我所内部监督体系正日趋完善，内部监督检查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并越来越积极地发挥着监督作用，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应采取积极措施，强化内部监督，不断提高我所管理工作效率，增强全体人员防腐拒变能力。

一、领导的重视是关键。各级领导的重视是对财政监督的最大支持，只有领导充分认识到监督的重要性，财政监督才能真正做到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

二、促进协调关系，充分发挥内部监督职能。财政所内部监督是在财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同步监督，只有从日常工作中及时发现问题，才能避免监督的随意性和盲目性。我们必须在加强对财政资金分配过程的自我监督的同时，进一步理顺所内部各岗位间的监督职责，处理好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扎扎实实地将监督寓于管理之中，加强协调工作，相互促进，形成监督合力，共同提高我所管理工作效率。

总之，通过这次学习，使我深深感到，促进廉洁自律建设的意义重大，这不仅对个人的前途发展，而且对国家和社会的安定都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我作为财政所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一定回严格要求自己，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工作高标准，生活严要求，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的监督，身体力行，发挥先进表率作用，为我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财政政策与教育质量 篇3

对于我个人来说，教育问题并不只是个专业上的问题。我出生在一个有九个孩子的家庭中。我的父母都是文盲，我的姐妹也没有上过初中。但是，在我家的下一代中，我所有的侄辈都拥有高中文凭，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上了大学。

土耳其的小学生和中学生的总数量超过1600万人，可以想象，改善这样一个教育体系是一项非常艰巨的财政挑战。因此，第一步就是建立起扎实的改革的宏观经济基础。

多年以来，公债高企和宏观经济管理失当，迫使土耳其需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支付高昂的利率溢價——这笔钱本来是可以投资于学校的。但是，自2003年执政以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政府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缩减了近十个百分点——从2002年的10.8%降至2013年的1%，并将公债/GDP的比率从2002年的74%降至2013年的36.3%。其结果，同期政府利息支出占税收收入之比从85.7%降至15.3%。

这些财政状况方面的改善，其结果是将资金解放出来，用于大规模的教育投资，而不必增加公共债务。从2002年到2014年，土耳其教育支出占总预算之比实现了翻倍，达到了18%，而国家的财政状况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自2003年以来，这笔额外资金让政府增加了41万位教师、20.5万间教室，并且提供了18亿份免费教材。

但是，要想与世界经济大国、强国进行竞争，我们还需要改善劳动力存量的总体质量。从2002 ～ 2003学年到2012 ～ 2013学年，土耳其全国的小学毛入学率（包括年龄高于或低于官方入学年龄群体的学生）从96.5%上升至107.6%，中学从80.8%上升至96.8%，中学以上则从35.8%上升至92.1%。

与此同时，学生-教师比率也有所下降。在2002 ～ 2003学年，平均每28位小学生和18名中学生拥有一名教师；而到了2012 ～ 2013学年，这一比率分别降至20人和16人拥有一名教师。2012年，土耳其将义务教育最低年限提高到12年。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因为在土耳其25岁以上年龄段的人群中，平均上学年限只有6.5年，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其平均水平为11年。

除了上述举措以外，土耳其政府还改善了教育机会。作为旨在帮助弱势学生的FATIH 工程的一部分，2014年土耳其投入14亿新里拉（约合6650万美元）用于为学校配置互联网宽带和最新的信息技术。此外，还采取了其他措施，例如，“爸爸请让我上学”和“闺女，上学去吧”等项目的实施，改善了入学的性别比。女生、男生之比从2002年的91.1：100上升到2012年的101.8：100。这一成果有望改善土耳其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目前平均水平为30%左右，但有大学文凭者高达72%。

考虑到土耳其地理上的规模，确保所有学生——不论身居何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都能获得良好的教育，这一目标一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2003年以来，土耳其最令人瞩目的成功之一，便是打破了学生的家庭条件与其获得优秀学业成绩的机会之间的负面联系。

2003年，土耳其学生考试分数的28%可以归因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换句话说，越穷的学生，其PISA分数越低；而富有家庭的孩子，有更大的机会获得优异的成绩。这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相符。但是，经合组织的2012 年的报告则发现，土耳其学生的较低考试分数中，只有15%可以归因于学生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新的结果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土耳其也在缩小与经合组织国家在教育公平性方面的差距。2006年，土耳其在科学方面的得分比经合组织平均分低76分，数学方面低74分。及至2012年，这一差距缩小为科学38分，数学46分。

在此背景下，土耳其年轻一代的失业率也有所下降，从2009年的25.3%降至2014年1月的17.3%，低于欧盟平均水平22.8%。显然，改善教育水平和刺激经济增长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财政学前教育 篇4

平凉市各级党委、政府对发展地区教育事业非常重视, 严格按《教育法》规定, 督促落实国家教育政策, 确保实现“各级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 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平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三个增长。财政部门将新增教育投入资金对市县进行转移支付、统筹安排, 同时, 将征收的中央城市教育附加和甘肃地方教育费附加, 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教育支出全额用于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并通过调整支出结构, 压缩一般性支出, 千方百计筹措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资金。教育部门提早谋划对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体责任, 科学编制财政支持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资金预算, 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项目实施与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有机结合, 合理配置资源, 推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同时加大监管, 确保新增财政教育经费重点用于教师队伍建设, 切实保障教师培养培训、继续教育等方面的经费投入。

二、财政支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绩斐然

(一) 保障教育优先发展政策得到落实

“十一五”以来, 平凉市教育投入达84亿元, 其中2011年全市教育投入21亿元, 比“十一五”初的2006年增长了1.9倍, 年均增长24.5%, 实现了教育投入的“三个增长”, 是历史上投入最多、增长最快、支持力度最大的一个时期。一是切实保障义务教育经费。2006年以来, 共落实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公用经费补助资金10.08亿元, 城市免杂费补助资金5573万元, 为34.92万名农村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寄宿生生活费补助3.09亿元, 为325万人 (次)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和城市低保家庭、残疾人家庭等免费提供教科书2.1亿元, 切实将国家的教育惠民政策落到了实处, 保障了每一名学生不因贫困而辍学。二是大幅增加教育经费。2009—2011年, 全市教育拨款分别增长了15.28%、29.08%和29.82%, 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了11.1%、22.02%和23.53%, 教育财政拨款增速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均达到了逐年增长;全市预算内教育拨款占财政总支出分别为28.54%、29.9%、29.4%, 均超过国家20.5%的规定要求。三是足额征收教育费附加。2011年, 全市城市教育费附加征收入库8352万元, 拨付教育部门10905万元;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入库3351万元, 拨付教育部门5987万元。四是严格落实政策规定。严格执行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的规定, 2011年全市共提取教育资金5283万元, 全部用于支持教育事业。

(二) 支持改善教学条件

抢抓国家实施义务教育工程、校安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灾后重建等重大政策机遇, 不断强化项目意识, 着力加强义务教育基础能力建设, 在全市逐步实现了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三大转变”:即从“入学难”到“有学上”的转变;“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从“上好学”到“学得好”的转变。一是实现了最漂亮的房子在学校。新建、改建学校1253所, 完成校舍建设面积203.7万平方米, 消除D级危房88.9万平方米, 建成标准化学校112所。争取希望工程资金2059万元, 建成希望小学26所、“春蕾小学”3所。二是实现了最优美的环境在学校。围绕校园硬化、绿化、净化、美化、亮化和配套化的“六化”目标, 累计投入资金6.42亿元, 修建学生公寓、学生食堂、标准化厕所等配套工程693个, 完成建筑面积47.6万平方米, 绿化硬化校园132.6万平方米, 有效解决了学生住宿、就餐、入厕等问题。同时, 建成实验室793个, 配备各类教学设备12.5万件 (套) , 添置图书188万册, 实现了学生运动有器材, 教学实验有设备, 课外阅读有书刊。三是实现了信息技术教育全覆盖。累计投入资金2.6亿元, 为394所学校配备计算机19542台, 建成计算机教室519个, 多媒体教室1241个, 为1044所小学配备远程教育卫星接收站, 585所中小学建有校园网。

(三) 保障“两基”国检顺利通过验收

一是建立广泛的宣传机制。市、县 (区) 财政部门, 分层召开会议, 学习会议精神, 广泛宣传“两基”工作的重要意义, 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职工自觉参与“两基”迎国检工作的责任感和主动性, 使大家在思想上对“两基”国检形成了共识, 在工作推动上产生了巨大的合力。二是建立了严格的责任机制。市、县 (区) 财政部门都成立了领导小组, 制定了工作方案, 将“两基”工作纳入市、县财政部门目标考核, 层层签订了目标责任书, 明确了市、县 (区) 财政在教育经费投入上的目标和任务, 靠实了责任。三是建立了有效的工作机制。按照全市“百日会战”方案要求, 市财政在省厅督查组的指导下, 设计统一的数据测算汇总表格, 对全市教育经费投入分年度、逐县 (区) 进行复查清算, 对照“两基”建设标准, 全市一个口径、一把尺子, 做到上报数据一次审核通过。四是建立了明确的问效机制。市、县 (区) 财政部门根据教育经费投入清算结果, 想方设法筹措资金, 足额落实缺额资金, 同时, 实施追踪问效, 及时监督检查资金用途, 确保每一份钱都花在实处。五是建立了有力的督查机制。为确保教育经费安全使用, 市人大、政协、纪检、审计等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对全市教育经费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 及时通报、整改了存在的各种问题, 有效遏制了各类违规行为的发生。

(四) 市级财政教育投入不断加大

一是每年预算安排一定资金, 专项用于市属学校校舍维修改造。二是全力筹集2000万元用于平师附小、市幼儿园分园及市教育培训中心“三校合一”项目建设。三是“两基”国检中, 市财政补助每个县 (区) 500万元, 共计3500万元, 全部用于中小学校舍维修、教学设备购置等支出。市本级通过政府采购, 购置了教学实验仪器设备、图书、多媒体教学设备等器材490.31万元, 用于市直中小学硬件建设。

三、强化监管, 切实管好用好财政教育资金

管好用好财政资金与加大投入同等重要。各级财政部门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 将和其他部门一起, 进一步严格程序, 强化监管, 下大力气管好用好财政教育资金, 争取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使用效益。一是建立健全制度。通过建设基础数据信息库, 健全财务管理体系, 加强内部控制, 建立完善目标管理和项目管理相结合、资金分配和绩效评价相挂钩的管理机制, 进一步提高教育经费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二是严格规范管理。加强对义务教育资金和教师培训资金的管理, 严格按规定使用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的有关专项资金, 及时、足额、拨付, 专款专用, 严禁挤占、挪用。三是加强监督检查。加强义务教育经费预算安排和预算执行的动态监督;认真开展义务教育资金和教师培训资金的绩效考评, 实行“奖补结合”激励机制, 强化支出管理责任。以“金财工程”信息平台建设为依托, 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 建立资金运行全过程监控体系, 确保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综上所述, 虽然平凉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内校际之间, 特别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 还存在一定差距。突出表现在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依然不足、教育资源布局还不尽合理、教师队伍结构性短缺现象仍然比较普遍, 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市财政部门应继续调研了解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 与教育部门一起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来抓, 切实履行职责, 坚定信心, 克服困难, 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努力推进全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作者信息:平凉市财政局

◇责任编辑:罗敏

财政学前教育 篇5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中央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以下简称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及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学前教育发展资金，是由中央财政设立、通过一般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用于奖补支持各地扩大学前教育资源、开展幼儿资助的资金。

第三条 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由财政部和教育部共同管理。财政部负责组织学前教育发展资金中期财政规划和预算编制，会同教育部分配及下达资金，对学前教育发展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教育部负责制定学前教育专项计划，为预算编制和资金分配提供基础数据，会同财政部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共同做好项目管理。

第四条 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分配使用管理遵循“总量控制，突出重点，省级统筹，规范透明”的原则。

第二章 资金使用范围

第五条 学前教育发展资金支持的范围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各省份），重点支持中西部和东部困难省份，并向农村、边远、贫困和民族地区倾斜。

第六条 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分为两类，即“扩大资源”类项目资金和“幼儿资助”类项目资金。前者用于奖补支持地方多种渠道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后者用于奖补支持地方健全幼儿资助制度。

第七条 “扩大资源”类项目资金由地方财政和教育部门统筹用于以下几方面支出：

（一）支持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等；

（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奖励等方式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

（三）支持企业事业单位、城市街道、农村集体举办的的幼儿园向社会提供普惠性服务；

（四）支持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学前教育；

（五）支持在偏远农村地区实施学前教育巡回支教试点。

第八条 “幼儿资助”类项目资金用于资助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

第九条 学前教育发展资金严禁用于偿还债务；严禁用于平衡预算。

第三章 资金分配与拨付

第十条 财政部和教育部根据资金总量和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工作需要，分别确定“扩大资源”和“幼儿资助”两类项目资金的规模。

第十一条 “扩大资源”类项目资金按照因素法进行分配。根据学前教育基本情况和财力状况分别确定中西部和东部地区资金规模后，按因素法分配到各省份，由各省级财政和教育部门统筹安排，合理使用。“扩大资源”类项目资金分配因素包括基础与绩效因素、投入与努力因素和改革与管理因素三类。其中：

基础与绩效因素，指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目标及其实现情况。主要包括在园幼儿数、民办幼儿园在园幼儿数、人均可用财力等子因素。各子因素数据根据相关事业发展统计资料获得。

投入与努力因素，指学前教育投入情况。主要包括上地方学前教育生均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社会力量投入（主要是民办学校举办者投入、社会捐赠等）总量等子因素。各子因素数据通过相关教育经费统计数据获得。

改革与管理因素，指推进学前教育改革、加强资金管理等情况。主要根据推进学前教育综合改革、中央财政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建设、工作总结材料上报等情况综合核定，由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组织考核获得计量数据。

第十二条 “幼儿资助”类项目资金按因素法进行分配。具体分配时，先按中西部省份和东部省份分别确定分配资金规模，再分别按在园幼儿规模、资助制度建立健全、地方财政幼儿资助投入及实施效果等因素进行分配。

第十三条 财政部和教育部每年9月底前提前下达各省份下一部分学前教育发展资金预算指标；每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90日内，正式核定全年学前教育发展资金预算，并下达剩余部分，同时抄送财政部驻各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第十四条 省级财政和教育部门接到中央财政学前教育发展资金预算（含提前通知预算指标）后，应当在30日内按预算级次分解下达，提出明确的资金管理和使用要求，并抄送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第十五条 县级财政和教育部门应当在收到上级预算文件后的30日内，将资金分配落实到具体项目或者幼儿园，资金分配结果应当同时录入学前教育相关管理信息系统。

第十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拨付学前教育发展资金，要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确保专款专用。

第十七条 项目实施完成后，若有结余资金，由县级财政部门统筹安排。另有规定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章 资金申报

第十八条 省级财政和教育部门应当在每年3月15日前，向财政部和教育部报送当年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申报材料，并抄送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第十九条 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申报材料主要内容包括：

（一）上学前教育“扩大资源”类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工作总结及当年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内容包括上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工作基础，综合改革及相关制度建立情况，为扩大资源所采取的措施、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安排使用情况、工作成效及存在问题，省级及省级以下财政学前教育投入及增长情况（不含幼儿资助资金投入）等；工作计划内容包括工作目标、重点任务、主要措施和资金安排计划等。

（二）上“幼儿资助”类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工作总结及当年工作计划，包括幼儿资助制度建立健全和落实、中央财政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安排、地方财政幼儿资助投入、工作成效等情况，以及当年完善制度、工作措施和资金安排等方面的计划。

（三）上省级财政对学前教育各项投入的预算文件。

第二十条 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申报材料是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逾期不提交申报材料的省份，在分配当年资金时，“扩大资源”类项目资金中的“改革与管理”因素作零分处理。

第五章 资金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一条 财政部和教育部对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分类实施目标管理，根据各省工作进展情况，适时组织开展绩效评价。

“扩大资源”类项目资金，地方财政和教育部门要根据学前教育发展目标和各地实际，统筹确定扩大学前教育资源的方式和资金比例，采取适宜的资金管理方式，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加强项目库建设和管理。属于基本建设的项目，要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项目完成后要及时办理竣工决算和资产移交等手续。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项目，应该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定。

“幼儿资助”类项目资金，地方财政和教育部门要向贫困地区倾斜，合理确定资助范围和资助标准，建立幼儿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和动态调整机制，通过减免保育教育费、补助伙食费等方式，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幼儿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

第二十二条 地方财政和教育部门要明确职责，分级管理，加强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地方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制定适合当地实际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相关支出补助标准、多渠道扩大资源和幼儿资助等管理制度，安排专项资金预算并按时拨付、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按规定实施政府采购，监督检查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对本地资金管理中的重大事项组织调研、核查和处理。

地方教育部门主要负责指导本地和幼儿园编制学前教育发展规划，提出专项资金预算建议，参与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相关支出补助标准、多渠道扩大资源和幼儿资助等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相关管理信息系统，提供学前教育基础数据，负责指导项目实施和管理工作，指导督促幼儿园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检查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第二十三条 地方教育和财政部门应定期沟通交流项目实施成效，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项目实施中存在的困难，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确保项目质量。

第二十四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财政预算公开的总体要求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地方特别是县级教育部门应当通过当地媒体、部门网站等方式，向社会公示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总体规划、资金安排等情况。

获得学前教育发展资金支持的幼儿园，应当将支持项目名称、立项时间、实施进展、经费使用和验收等信息通过园内公告栏予以全程公开，有条件的还可通过幼儿园门户网站公开。

第二十五条 对于滞留、截留、挤占、挪用、虚列、套取学前教育发展资金以及疏于管理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省级财政和教育部门应当依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学前教育发展资金具体使用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5年8月1日起施行。

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思考 篇6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根据设定的绩效目标，运用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对财政支出产出和效果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随着教育经费的不断增长，对教育经费使用绩效评价必然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教育财政支出绩效，是指教育部门在教育经费支出活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它反映了政府教育部门为满足社会公共教育的需要而进行的资源配置活动与所取得的社会实际效果之间的比较关系。

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指按照教育财政支出经济性、效率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运用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制定统一的评价标准，对教育财政支出的行为过程、支出成本及其产生的最终效果进行科学、客观、公正地衡量比较和综合评估，使教育财政资金得到事前、事中和事后多方面的控制。教育经费的绩效评价重点在于研究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贯穿于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是对教育财政支出效益、管理水平、投入风险等方面的综合评价。

我国在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面虽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践探索，但是绩效评价制度体系尚未有效建立，教育财政支出未得到有效评价，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为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充分发挥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有必要推行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重点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树立评价意识。开展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对于规范教育财政支出，依法管理教育经费、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充分发挥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而言：有利于正确引导和规范教育经费的使用、管理与监督，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有利于获取有效的信息，使政府决策者有效地规避投资风险及短期行为，节约财政资金，缓解供求矛盾，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重点项目建设，促进项目管理，增强项目管理者对项目的责任感。因此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领导应树立绩效评价的意识，加强宣传培训力度、大力支持，有效推动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

2.设立评价机构。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构是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工作主体，为使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真正形成对计划、决策、管理的监督和制约，应在教育部门设立专门的绩效评价机构，对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实施统一管理。成员有教育部门领导、有关科室人员、财政部门人员、本级人大相关人员、有关专家成员等。同时必须赋予工作机构及相关人员以必要的职权，如在信息查询、资料获取、独立取证以及行政处罚建议等方面给予一些特定的权力。

3.设置评价指标。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必须遵循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统一与专门指标相结合、项目绩效监督与宏观绩效监督相结合的原则。从教育部门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确立如下绩效评价指标：教育资源投入（经费收支部分：包括经常性收支和建设性收支）；教育产出与结果（包括毕业生情况、素质教育、入学率和完成率、课程水平测试、社会效果测定）；教育发展能力（包括基本情况、教育条件、班级与课程、在校生、教师、设备和设施利用率）。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综合专家意见对每项指标给予相应的权重或分值。

4.制定评价标准。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是以一定量有效样本数据为基础，利用数理统计的原理进行预测和分析而得出的标准样本数据，用来衡量和评价财政支出的绩效水平。评价标准是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的核心要素之一，是评价工作的基本准绳和标尺，是最后进行评价计分的依据,它决定了评价目标能否实现以及评价结果是否公平准确。财政部门要会同教育部门，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标准，结合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的具体目标、评价对象的类别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从而根据标准样本数据能够具体将评价对象的好坏、优劣、强弱等特征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量度。

5.编制绩效预算。目前教育经费的管理主要采用“零基预算”，实行定员定额管理。要实行教育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需实现由“零基预算”向“绩效预算”的转变。绩效预算作为一种公共支出预算模式，是由绩、效和预算三个要素构成的。“绩”是指财政支出所要达到的目标；“效”是指具体考评完成目标情况和取得的成绩；“预算”是指为实现支出目标提供的财政资金数额。绩效预算是绩效评价的前提与基础，绩效评价贯穿于教育财政支出安排和实施的全过程。在教育经费管理的各个环节中，首先要进行绩效预算编制，要对影响支出绩效的因素进行定义、识别、衡量和预测，并对要实现的目标进行评价，制定科学、合理的支出计划。同时要建立预算执行过程的绩效跟踪检查制度，在预算执行的中期报告中要对比资金的使用与绩效，在决算时要报告最终的资金绩效情况，为以后支出决策提供依据。

6.创新评价方法。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方法是绩效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绩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具有决定性影响。目前理论界提出了成本效益分析法、最低成本法、综合指数法、因素分析法、生产函数法、模糊数学法、方案比较法、历史动态比较法、目标评价法、公众评判法等多种方法。其中，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价法和成本效益分析法已应用到实践中。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重点内容是社会效益评价，在评价方法上要结合工作实际进行创新，如采取公众评判法对学校教学质量进行满意度调查等等。

7.注重结果应用。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用以分析判断单位内部的管理问题和部门的主要政绩水平，还可以判断财政资金配置的合理性。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下年度安排部门预算的重要依据，对绩效良好的单位或项目通报表扬，在下年度的该单位的资金或同类项目资金优先安排，以控制财政风险。组织、人事、审计、监察等有关部门可以把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各自的管理视角，引入问责制，提高依法行政水平。重点支出项目经过综合绩效评价，可根据评价结果，对后续资金拨付提出处理意见，经上级批准调整支出预算。通过建立绩效评价的应用机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年初预算安排的正向激励相结合，与预算执行中期评价、决算评价分析相结合，与财務管理的核算评价相结合。

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发力，共同配合。通过开展教育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使我们将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充分发挥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益，从而促进教育工作的科学发展。

（作者单位：上海市卢湾区

教育系统会计服务中心）

财政学前教育 篇7

学前教育是教育的起点, 我们每个人的学习生涯都是从接受学前教育开始的, 也就是学前教育为我们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学前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的一部分, 对我国的基础教育未来的发展, 对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进入21世纪, 很多国家仍然重视学前教育的公益性, 将学前教育的发展放在与国家发展紧密相关的战略高度来看, 采取各种方式保证学前教育的普及, 实现学前教育的公平以及质量上的提升。在最近几年学前教育在我国也获得了较快发展, 并逐渐得到普及。但是,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 我国的学前教育在各种教育中仍然处于较弱的地位, 学前教育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其中财政投入不足以及对教育经费的使用不当等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 它直接影响到学前教育的标准和质量, 阻碍着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 因此很有必要找出我国学前教育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 对这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找出原因, 然后根据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的方式, 从而帮助我国学前教育得到更好地发展。

二、当前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存在的问题

(一) 国家财政对学前教育投入不足

长时间以来, 学前教育因为属于非义务教育的范畴, 不在财政体系的保障范围之内, 导致其在整个国家的财政经费预算中没有相应的规划, 在财政经费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 因此, 各地政府对学前教育财政上的投入上普遍不足。我们可以江苏省2010年的学期教育的财政投入为例, 江苏省该年教育经费的投入大约为1300亿元, 其财政性教育经费900亿元左右, 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70%左右, 而其中学前教育投入约为62亿元左右, 还不到全省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投入的5%。在学前教育中, 财政性经费为20亿元左右, 占32.11%。这个数据简洁地反映了当前财政性学前教育支出在政府的整个教育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我们知道, 2007年世界经济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在学期教育的投入平均达到了79.7%, 相比而言, 江苏省就相形见绌了。作为国内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的江苏省尚且如此, 其他省份就可想而知了, 这说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是不够。

(二) 学前教育在财政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偏低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经费的来源,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是财政补助收入, 第二是事业收入, 第三是其他收入。这个三部分恰好可以反映出三个方面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比例, 而这三个方面分别是政府、家长以及社会。实际上, 通过对江苏省近200所幼儿园的日常经费来源的进行调查后, 我们可以发现, 公办园的财政补助收入目前只占到幼儿园全部日常经费收入的20%左右。如果再把民办园包括进来, 则财政性补助收入所占的比例则更进一步降低到20%以下。同时, 即使是在公办园中, 事业收入 (即幼儿家长承担的教育经费) 在幼儿园全部财政收入中比例已经超过了70%。这也是目前普遍存在的幼儿园收费太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学前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不够完善

总体来看, 目前学期教育经费投入机制还不够完善, 主要表现为投入机制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简而言之, 投入机制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不同地区幼儿园之间财政投入不均衡, 不同体制幼儿园之间财政投入差异性较大等方面的问题。我们知道, 学前教育是我国义务教育的基础起点, 也是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措施。而当前我国学前教育的经费投入主要源自于各级地方政府。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必然引起各地区学前教育财政投入差距很大。其次, 不同体制幼儿园之间财政投入差异性较大跟我国幼儿园的性质不同有着直接关系。按照举办者身份的不同, 我国幼儿园可以划分为:教育部门主办、其他部门主办、集体主办和民办幼儿园。目前来看, 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主办的幼儿园基本垄断了绝大部分的政府拨款, 这就造成了集体主办和民办幼儿园几乎获得不了政府的财政资金的支持。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主办的幼儿园主要分布在城镇的中心, 而能够进入这些幼儿园的多是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的子女。相比而言, 农村地区及占城市多数的民办学前教育机构, 则很少能够得到政府财政资金的扶持。

(四) 财政经费使用效率偏低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体制中, 存在着财政经费使用效率偏低的问题。这与不同等级幼儿园之间财政投入差距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知道资金只有用的最需要的地方效率才是最高的。根据我国关于加强示范性幼儿园建设文件的指示, 各地政府纷纷将创建更多的优质园作为自己的政绩工程之一, 优质园本身的物质条件较好, 筹资能力也较强, 他们对财政补助的需求是很低的, 但对于那些普通幼儿园来说资金需求却很高, 可是财政投入的很大部分都流入了优质幼儿园, 它们对于资金的使用效率远低于用于普通园或者条件较差的幼儿园, 这样就会导致政府在这方面的经费投入使用效率低下, 使得很多普通或民办幼儿园得不到资金的支持, 事实上造成了教育不公平的现象。

三、对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政策建议

(一) 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据相关统计, 我国0-6岁的儿童数量已经达到1.3亿, 在世界相同年龄的儿童中占到五分之一左右而根据我国学前教育相关机构的统计数据表明, 我国学前教育经费占到GDP的比例一直是在0.03%到0.05%之间。事实上, 学前教育在我国财政结构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 并且现在仍在进一步被边缘化。与我国相比, 欧盟的很多国家在学前教育方面做得较好, 这些国家学前教育经费的87.9%都是由政府来承担的, 并且这些投入占到国家GDP的比重平均为0.5%, 这个比例远远大于我国的水平。所以我们应该多向这些国家学习, 加大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另外, 我国的学前教育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甚至综合国力的提高都有帮助, 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因此这些投入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承担, 当然对于地方来说, 也是受益者, 所以地方也应承担一部分。总之加强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是必须且紧迫的, 这些投入将极大促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 通过立法保障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

在我国的现阶段, 与学前教育相关的一些法规文件主要包括《幼儿管理条例》、《加强学前班工作意见》等, 这些法规都是依据《教育法》制定的。前两个文件的约束力相对较低强制性也不高, 只是在规章制度层次上给予约束, 且我国的《教育法》中缺乏对学前教育的单独规定。而一些发达国家如英美两国对学前的财政投入都遵循法治原则, 对这方面的投入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进行规范的, 并且在实践过程中会根据出现的新问题不断进行改进和完善, 这样才能保证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我国应该借鉴这些成功的经验, 通过适当的立法来保障财政投入的使用, 使其不断向着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三) 利用教育券加强财政支助

教育券是最近几年才流行的, 是一种为改变教育的不公平而提出的方法。它的具体做法是政府给每个学生发放一定数额的有价证券学生用这种证券来支付一部分的学费。我国现在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一般都是给供方, 即幼儿园和一些学前教育的管理机构, 教育券的出现可以给需方带来经济实惠, 填补我国对需方财政补助的空白。教育券的作用有很多:第一, 由于它是采用直接资助的方式, 这样就能切实减轻家庭的负担;第二, 它是一种专门用于学前教育的有价证券, 避免家长把这部分资金作为他用。第三, 有了教育券后, 家长可以随意为孩子挑选学校学校为了收取教育券就会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这样就会引入良性的竞争机制, 幼儿园为了获得优势就会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 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四) 完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新机制

学前教育事业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工程, 政府在这种公益性事业上的投入应该是本着社会和谐和教育公平的原则来进行以实现教育的公益性和教育的基本公平。所以, 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要制定较为完善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坚持在不断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的同时也要让儿童都能接受到优质的学前教育。因此, 我们需要做以下几项工作:第一, 对财政投入实行分级管理, 缩小各个地区之间投入的较大差距。要健全相关的保障机制, 通过机制的创新来引导各层级政府对学前教育方面的投入, 并且这些投入要充分考虑到各地区的整体教育基础, 要根据各地区的经济、环境发展的情况来对学前教育的资金进行管理和分配;第二, 要进行分类指导, 根据各地不同体制制定财政收入新机制。随着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 我国开始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 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需建立分类管理的机制, 以打破之前传统方式的束缚, 让多数群众受益, 缩小不同体制之间存在的投入差距。针对不同体制的幼儿教育机构应该用不同的拨款方式, 将学前教育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第三, 制定相应标准, 通过奖励代替补贴的方式来提升绩效。建议各个层级的政府按照办幼儿园的成本和教育的实际需要来预测学前教育每生平均所需经费, 并制定一个标准, 再根据人数计算总经费, 按照这个标准来进行资金分配, 并以此为指标来评估各幼儿园的绩效, 对绩效高者给予奖励。

(五) 加强监督, 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率

当前我国的学前教育经费存在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 针对这点可以适当引用一些监督和评估机制进行约束, 将幼儿园的财政投入和其教学质量评估挂钩, 政府通过这两点来评估。至于监督的主体, 一是政府可通过相关的教育、财政、工商等部门来联网, 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库, 通过这个数据库来完成机构的注册、收费等各环节的工作, 实行统一把关;二是充分发挥一些组织如教育协会组织、家长组织等第三方的力量, 可以通过社区定期对幼儿园等机构的调查来将结果反映到有关部门。通过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共同联合来促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较快发展。

总之, 学前教育的发展程度关系到我国教育的整体质量, 直接影响到我国人民素质的提高和国家的发展, 是提升我们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式。要解决我国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问题, 就必须向家长关心孩子的成长一样, 要为它提供一个健康和规范的环境, 要明确政府在学前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加强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 并对这些投入进行科学合理地分配, 以确保教育经费的高效使用, 保证这些投入能够用到实处, 真正促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学前教育是孩子接受教育的开端, 对孩子以后接受义务教育奠定基础, 所受学前教育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孩子们未来的发展。当前, 我国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仍然不足, 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诸如对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学前教育经费所占比例较低、投入机制不完善、资金分配不均, 使用效率较低等一些问题, 本文对现存的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接着给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包括加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 通过立法保证投入使用, 完善投入机制, 建立监督机制提高经费的使用率等, 希望对我国的学前教育有所帮助。

关键词：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教育经费

参考文献

[1]张妮妮, 张聪.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问题初探[J].天中学刊.2011 (01) [1]张妮妮, 张聪.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投入问题初探[J].天中学刊.2011 (01)

[2]庞丽娟, 夏婧, 韩小雨.香港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政策:特点及启示[J].教育发展研究.2010 (11) [2]庞丽娟, 夏婧, 韩小雨.香港学前教育财政投入政策:特点及启示[J].教育发展研究.2010 (11)

[3]李辉.中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改革方案[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2 (05) [3]李辉.中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改革方案[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2 (05)

[4]周奇杰.学前教育财政投入问题与政策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会计之友.2012 (07) [4]周奇杰.学前教育财政投入问题与政策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会计之友.2012 (07)

[5]田志磊, 张雪.中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问题与改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05) [5]田志磊, 张雪.中国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问题与改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05)

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实证分析 篇8

关键词：科教兴国,财政教育支出,外溢性,转移支付

引言

将“科教兴国”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 愈来愈能体现出受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关系。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产品, 对其投入一直是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国的教育事业在财政的支持下不断壮大, 包括教育基础设施的健全完善、师资队伍的壮大、学生素质不断提升等等。但多年以来, 尽管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在绝对规模上不断扩大, 但是相对规模明显不足。如教育经费投入相对不足、支出结构不合理、教育事业的发展欠缺公平, 主要体现在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 (农村地区比较普遍) 、不同群体和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教育差距的问题。

随着国家对于教育的日益重视, 国内许多学者将财政教育支出作为其研究重点。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方法, 都越发成熟与深入, 为我国教育财政的研究和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同时, 对于我国有关财政教育支出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 用于支撑教育财政的理论体系尚不成熟, 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我国对于教育财政的研究起步稍晚, 目前并没有形成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财政制度。同时, 对于教育财政也没有明确的立法, 只是用通知、报告等进行监督和制约。另一方面, 对于直接从财政教育支出结构及其特征进行探讨分析的的研究还很少。

总之,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实际国情, 从大量数据入手, 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方法, 其中实证部分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法, 系统地对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状况进行客观描述及分析, 从而发现其不尽合理, 并针对问题提出具体的优化对策及相关的配套措施。此外, 基于大量研究国内财政教育的基础上, 加入对美国财政教育的研究, 从而发现存在于两国之间的差距, 并采取措施进行完善。

一、我国财政教育投入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一) 总量上的不足

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 财政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逐年提高。中央及地方相关部门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明显攀升, 各级财政部门对教育的支出也不断增加。然而, 我国对于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量与预期相比依然存在着显著的差距。兰菲菲、谌薪羽 (2011) 认为,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及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均在相应的增加, 但将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 便明显看出我国对教育的投入仍显不足[1]。相关数据表明, 目前我国受教育人数占世界总人数的20%, 但由于我国财政对于教育的投入明显不足, 使得教育经费只占世界教育经费总量的1%[2]。王爱民 (2009) 指出, 在我国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制度体制下, 各级地方政府纷纷以GDP为主要指标, 甚至是唯一指标进行竞争, 由此导致各级地方政府对于教育投入的动机明显不足, 成为了我国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整体偏低的重要原因[3]。

对于我国财政教育的投入不足, 首先表现在财政投入与GDP在国际上均处于较低水平。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提出, 在2000年我们应该达到4%的占比目标。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2010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66%, 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然而即使我们已经达到了2000年制定的这个目标, 但是经济是发展的, 社会是进步的, 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才实现这个目标, 已经充分说明了我国对于教育方面的支出远远不够。

根据《2010年国际统计年鉴》相关数据, 1998年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18.82%, 而同一时期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低于我国。但是到了2005年, 除了印度尼西亚为2.86%, 略低于3%外, 其余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都高于我国2.82%的水平, 并且都在3%以上。不难发现, 高收入国家 (主要以美国为代表) 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要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比重。以美国为例, 2005年美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5.34%, 以后基本上稳定在5.5%以上 (2006年为5.69%) 。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已经相对发达, 有足够的财力支撑教育支出增长的需求, 另外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也相对较低, 所以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可以长期保持在较高、稳定的水平。中等收入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一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而这一比重一般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但是2005、2006年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仅为3%左右, 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在教育财政体制和制度的改革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努力, 使得我国对于教育财政的投入无论是在绝对量上还是在相对量上都取得了长远的进步, 但是要尽快实现教育支出GDP 4%的目标, 政府做的还远远不够。

(二) 结构性的不合理

由于我国历史的特殊性, 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东西部地域间的差距、群体间的差距等问题。然而, 同样的问题也相应地表现在教育方面:城乡二元差别、东西部地区间的差别、群体间教育层面的差别以及对于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和研究投入等方面的缺失, 这些都显示出财政投入上的结构性不合理。然而结构上的不合理也从另一方面映射出公平性的缺失。张小燕、孙亦军 (2011) , 王家合、周金城、姚惊波 (2011) 等人的研究表明, 存在于我国各地区及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同时也导致了我国教育支出差异的巨大, 从而进一步加剧不公平现象[4]。在我国当前的财政机制体制下, 我国的教育投入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财政性支出, 由中央政府将教育资金分到各级地方政府。在我国, 由于存在明显二元经济差异, 造成了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教育投入也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王善迈、袁连生、刘泽云 (2003) 研究表明, 中国各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的公用经费水平已经严重不均衡, 其中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的基尼系数已经高于0.5[5]。

1. 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差异

由于我国一直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使得教育中也存在城乡发展的不均等。当下我国的教育体制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教育体制, 当然这或多或少都与我国的历史进程有些关系。以2005年为分界线, 虽然经济转轨正在努力缩小城乡差距, 纠正“重城市轻农村”的扭曲格局, 但是存在于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如学生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师资力量不均, 等等, 这些归根结底还是政府在财政投入的差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教育体制使得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几乎完全取决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地方政府对于财政的支配力度。显然, 城镇与农村由于地理位置、观念风俗、生存方式等方面的原因, 造成城乡的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发展方面存在的差距正在逐年增大, 这使得作为其中之一的教育的不均等程度也愈演愈烈。同时, 因为城市效应的存在, 大多数的人都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地区, 甚至从农村走出来的高校毕业生也都不愿意回去工作, 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城市的发展空间更大。

由《中国统计年鉴》中数据经计算整理求得表1。

元

数据来源:2006—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由表1明显看出, 国家性财政教育经费、预算内经费对于中小学城镇与农村的投入正在逐年递增。此外, 国家对于中学的资金投入, 城镇要大于农村;而对于小学的资金投入, 城镇要小于农村。这主要是因为除了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外, 还有非国家直接投入, 包括社会捐赠、事业收入及其他收入。

然而, 长期以来教育的发展对于环境的实施和保障条件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造成了城乡之间在教学质量、基础设施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差异。要缩小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 就要大力扶持农村的教育, 加大对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 完善师资队伍, 健全教育教学的基础设施, 力求做到缩小差距, 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 不能确保在短时间消除这种差异, 所以缩小城乡二元教育结构的道路, 任重而道远。

2. 东、中西部的差异

与城乡之间的差异雷同, 由于我国长期处于经济转型期间, “转型”, 转什么的型, 其中之一就是要缩小东部沿海城市与中西部的差异。东部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 使其经济较中西部地区相对发达。改革开放以来, 也正是由于东部地区的极大贡献拉动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然而, 在我国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我们不应该一味地追求经济的增长, 而忽略了公平问题。很显然, 东中西部的差异已经愈演愈烈, 这其中当然包括教育在地区间的差异问题。根据2007年教育经费统计数据及经过计算所得数据表明, 仅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及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两项, 在普通小学阶段, 东部地区平均为5 302元, 中部地区平均为2 612元, 西部地区平均为2 639元, 很明显, 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超过了中部与西部之和;在普通中学阶段, 东部地区平均为6 627元, 中部地区为2 966元, 西部地区为3 128元, 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同样超过了中部与西部之和[6]。东部地区相对比较发达, 当然其对教育的投入也相对较多, 教育也相对更加受到重视;而中西部地区, 尤其是西部地区, 其经济较为落后, 致使发展教育事业也比较落后。那么, 长此以往, 经济越发达, 教育越受重视, 从而教育对本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大, 当地的经济就越发达;反之, 其本地的经济就越落后。

本文将全国31个省市 (除港澳台) 国家性教育经费经过整理统计得到表2。

单位: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1

表2表明, 国家对于东部地区教育的投入要高于中部和西部。2007—2009年, 中部和西部的总和近似于和东部的数值相等, 足以见得东部与中西部的差异。另外, 东三省中, 辽宁省对于教育的投入要远远高于吉林省和黑龙江省, 也从一方面证实了沿海东部地带的优势 (辽宁部分地区沿海) 。同时, 从表2中显见, 2007—2010年, 不论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 国家对于教育经费的支出一直在增加, 这是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 然而却不同步。

二、对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政策及建议

鉴于我国财政对于教育支出不足的现状及与国际上的差异, 财政教育体制的完善和改革势在必行。

(一) 建立以政府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投资机制, 拓宽投资融资渠道的教育投资体制

作为政府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 将教育支出的比重提高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程度。同时, 做到宣传到位, 唤醒社会各界人士对于教育事业的热忱。各级地方政府应配合拓宽投资融资渠道, 鼓励有能力的热心人士对民办学校资助。教育本身作为一种公共物品, 同时也是一项公益事业, 它的社会回报率就是教育出更多优秀的人才, 使这项人力资本实现自我价值并为社会创造更大的效益和财富。因此, 我们应该看到优质教育的价值, 并积极为实现其价值而进行投资, 这样经济与教育便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

(二) 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 缩小城乡、东中西部的财政教育支出的差距

教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 本身具有很强的溢出性, 这是与我国多年的经济体制和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即经济发达的地区更发达, 而越贫困的地区越是无人问津。因此, 要解决教育的这种外溢性, 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 上级政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对具有外溢性的教育进行内在化的调节。同时, 教育转移支付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部分, 更应该注重公平合理, 提高教育支出的透明度, 地方各级政府要明确其职责, 上级对下级负责, 下级对上级监督到位, 这样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保证地方基层政府对于教育投入的力度。另外, 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将进一步健全教育系统, 确保每个孩子不论出身贵贱都可以享受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削弱“择优入学”的现象。进一步地, 政府应加大扶持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 重点加强对中西部及农村落后地区的财政投入, 其中包括对教育基础设施的制备、师资力量的投入等。在经济转型的今天, 要做到教育转型与经济转型同步。

(三) 继续加强对教育的投入与监督, 完善教育投入的结构

近几年, 我国的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同样比较可观, 但是正如前文阐述, 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却只占其一小部分。虽然, 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已经明确地了解到教育对一个人、一个家庭, 乃至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渐渐将教育的重要性提上了日程, 但是显然力度不够。理论与实践都已经验证, 一个国家对于教育的投入越多, 越重视受教育程度, 其经济发展就越好越快。所以, 为了赶超国际财政教育支出水平, 在适度加大收取教育经费的同时, 各级地方政府也可以适当的增加征收用于教育方面的税费。另外, 国家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进行了税改, 取消了农村教育税附加, 然而这一政策却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了, 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势必会引起对于教育投入的减少。因此, 国家有必要对税改进行一些说明, 开征一些新的税种, 如对垄断行业如铁路、电力、金融等方面多征收一定的税费, 也可以在房地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等高利润行业征收一些税费, 以弥补由于税改造成的财政缺口, 从而使得教育经费不至因为财政的短缺而有缺口。

对于完善财政对于教育投入结构方面, 在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 允许学校进行一些适度适量的收费, 但要特别注意规定农村及偏远落后地区的收费标准, 切实做到减轻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某些收费项目上的负担, 同时配合适度的国家转移支付制度力度, 提高教育资金, 尤其偏远落后地区资金的利用力度。

参考文献

[1]兰菲菲, 谌薪羽.由国家奖助学金制度引发的思考——浅谈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现状及政策选择[J].科教纵横, 2011, (2) .

[2]石利芳, 王爱华, 孙乐为.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问题研究——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教育研究, 2011, (9) .

[3]王爱民.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公共教育支出[J].金融与经济, 2009, (12) .

[4]张小燕, 孙亦军.适应公共教育需求的财政体制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1, (3) .

[5]王善迈, 袁连生, 刘泽云.我国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进展、问题及对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6) .

财政分权对西部教育影响研究 篇9

关于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在国内的经验研究并不多。大多都关注分权对某一类公共支出水平或绩效的影响。Estache (1994) 的跨国研究发现, 分权会增加政府的基础建设支出。乔宝云等人 (2005) 研究了中国分权对小学义务教育的影响。得出财政分权对教育提升吴相应作用的结论。但傅勇和张晏 (2007) 研究发现, 中国的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的结构产生扭曲的作用, 导致文化教育的支出不足。此前的文章都从全国的角度出发, 本文利用西部各省面板数据, 研究财政分权对西部教育 (高中) 的影响。一个待检验的假说是:西部地区由于其自身经济水平和地方政府官员对晋身的重视, 会导致财政分权对教育的影响水平为负, 各地方政府间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进行的竞争会导致地方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从而会对教育等公共支出产生“挤出”效应。我们以各省份的FDI (郑磊, 2008) 数据作为地方政府竞争的描述。从而得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对公共支出产生的挤出效应导致经济增长对教育的贡献为负。

二、数据与实证

在自变量的选取上, 我们取EDU表示西部各省份高中在校学生人数占全国的比重。之所以选取在校学生人数占全国的比重在于西部地区的青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的比例任然高居不下。许多初中毕业就选择外出务工而非继续学习。

显然, 财政分权 (FD) 是本文最重要的解释变量之一。财政分权作为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安排从一个角度上表征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性的大小, 财政越分权, 地方政府的自由度就越大, 就越有可能按激励方向改变财政支出的结构。分权指标的选取存在一定的争议, 基于本文研究的目的, 这里采用 (傅勇和张晏, 2007) 的指标, 即采取预算内本级政府财政支出指标, 并且, 为为控制政府支出规模与人口数量之间可能存在的正向关系, 我们进一步对该指标进行人均化, 即FD=各省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预算内人均总财政支出。该指标可以看着是实际分权程度的一种度量。由于中国财政分权的特殊性, 地方政府可能不会过多地强调教育支出, 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支出可能会出现绝对下降, 本文预期财政分权对教育的影响是负面的。影响财政支出的另一重要渠道是竞争, 地方政府的竞争程度会影响生产性支出的偏向。而没有竞争激励的政府对公共支出的偏向可能不同, 各地方政府也存在一些子国家同一税收政策之外越权制定地区性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现象, 运用财政竞争手段吸引FDI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竞争行为。基于这些考虑和数据的可得性, 我们采用 (郑磊, 2008) 的方法, 以各省份FDI占全国的比重即FDIshare来衡量地方政府竞争度。另外, 竞争和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一方面政府竞争在分权不同的地区支出结构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 另一方财政分权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可能随着政府竞争强度的增加而发生变化。为了捕捉这种机制, 我们有必要借助二者的交互项 (FD*FDIshare) 。有关FD和FDIshare的三项是我们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我们还增加了刻画政策影响的虚拟变量ND。ND对2000年以后个省份赋值1, 其余为0, 用来分析2000年起中国全面推广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ε代表教育的其余影响因素。

为了检验前文假说, 我们对如下回归模型经行估计:

我们使用的是1995年~2006年中国西部11个省级行政区 (1997年后重庆的数据纳入四川) 共132个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数据。在上述回归模型中, 下表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的观测值。

采用Eviews4.0软件, 我们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GLS) 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上面的模型估计中我们可以发现, 财政分权度的系数显著为负, 财政分权度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高中学生比例数就会减少0.94个百分点。而Arze del Granado (2003) 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则相应的高中比例数应有所增加, 值所以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 首先,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 原来完全由政府包揽的教育投入负担逐渐转移给居民个人, 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尽管不慢, 但由于基础差, 人均收入不高, 而且恩格尔系数过高, 教育支出费用导致很多初中毕业生无法进一步上学。而且现在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收入在总的经费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有明显的上升。其次, 相对于其他公共支出来说,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具有更低的收入弹性。

三、结论与政策讨论

本文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讨论了西部地区高中教育落后的根源, 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 在支出结构上造就了地方政府“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严重扭曲, 而竞争对公共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分权程度。尽管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 西部的经济、教育等都在迅速的成长, 但我们也同时应注意到西部教育仍旧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如何更好的实施西部大开发, 教育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之一。

摘要：本文基于西部各省份面板数据, 验证了验证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西部高中教育的影响。研究发现, 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机制导致地方之间展开标尺竞争, 这种竞争和财政分权结合在一起, 共同西部高中教育产生显著的负影响。缓解西部教育落后必须转变现有的地方财政制度组合。尤其是转移支付的问题。

关键词：财政分权,政府竞争,西部教育,转移支付

参考文献

[1]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财贸经济, 2006年第2期

[2]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6期

[3]郑磊: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科学, 2008年第1期

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国际比较 篇10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教育发达程度、教育投入水平常常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素质、文明程度、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 而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世界各国都在为积极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 不断探索和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教育模式和体制, 教育支出在各国财政支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教育是集消费的排他性、一定竞争性、拥挤性和正外部效应等特征于一身的准公共产品。现代各国对教育的投资一般为市场与政府混合提供或政府采取全额免费或部分免费提供教育服务等形式。

近年来, 我国政府财政教育投入的大量增加有力地支持了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 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人口多, 经济不发达, 财力也不充裕, 教育投入规模和教育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本文拟对世界部分国家财政教育支出情况进行比较和分析, 从中寻求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

1 国际财政教育支出的现状

公共教育历来是各国政府的开支项目之一, 但财政对教育的大规模投入则是本世纪后半叶以后的事。其中的主要原因是: (1) 尽管教育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中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它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则是在二战之后; (2) 本世纪前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世界主要国家财力耗尽, 客观上限制了国家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增长; (3) 二战之后, 各国经济迅速发展, 财力的增加为政府扩大对教育的投入提供了基础; (4) 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财力的大量集中投入, 而教育的投资效益又具有间接、迟效、流动和外溢等特点, 因此绝非私人资本所愿意和所能承担的, 这也在客观上使政府成为教育的主要投资者。

自上个世纪60年代各国大规模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以来, 教育经费的增长水平渐趋平稳, 世界教育经费占国民财富的比重 (表1) 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其主要原因是:随着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大规模增长, 公共教育经费的绝对规模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而要使这一庞大的绝对规模达到较大增幅的相对增长则绝非易事。

说明: (1) 1950-1980年数据根据G N P计算, 1995-2004年数据根据G D P计算; (2) 德国1950-1980年数据为原联邦德国数据, 俄罗斯1950-1980年数据为原苏联数据; (3) 资料来源:根据O EC D, Education at a G lance 2008第237页, 李福增等《人才与经济发展》第35页。美国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持续保持对教育的较大投入, 以美国为例 (见图1) , 二战结束以来, 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教育支出比例, 并通过了一系列法律, 保障教育支出的实施。说明: (1) 按2000年的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2) 资料来源:O ffice o M anagem ent and B udget, B udget of the U nited States G overnm ent Fiscal Year 2009

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持续保持对教育的较大投入的同时, 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 更以空前的规模增加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在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 (N IC s) 中, 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20%左右, 有的甚至超过25%, 普遍高于发达国家15%左右的水平。

韩国1948年的教育预算仅占政府的8.9%, 到1980年这一比重提高到18.9%。1962到1986年间教育预算占政府预算的比重平均为16.8%, 仅次于国防预算。

台湾地区高度重视对教育的投资, 1952年教育经费占预算总支出的24.8%, 1980年此比重仍保持在25.02%。

香港地区在港英政府统治期间, 尽管实行“不干预主义”财政政策, 但对教育实行大规模的干预, 1970年代教育经费占预算支出的比重一度达到22%, 在1980年代, 这一比重仍然保持在15%到20%左右。香港回归之后, 特区政府继续大力投入教育, 教育经费占政府支出的比重平均在20%以上 (图2) 。

资料来源:沈祖良, 陈继勇:《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经济述评》;香港特区政府《香港年报 (1997-2006) 》。

近年来, 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1975-1990年, 在发展中国家成年人口中, 至少接受过某种高等教育的人数增长了大约2.5倍。1995年, 发展中国家有4700多万名学生在高等院校学习, 而1980年仅为2800万人。

1976年后, 印度高等教育财政经费的主要拨付机构“大学拨款委员会” (U G C) 向所有的高等院校提供经费。U G C重点向15所中央大学及附属学院以及42所达到大学档次的研究院大量拨款;对U G C认可的167所地方大学中达到拨款标准的116所地方大学, 有U G C和地方财政联合拨款。U G C的拨款用于学校的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 增添设备, 更新设施, 购买图书期刊等, 地方财政拨款用于学校的日常开支。

在墨西哥, 其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除财政拨款外, 还实行普通拨款外的追加补贴政策, 确保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所需的资金, 加大对一些重点和特殊学科的资助力度。墨西哥政府在1995年、2000年和2004年的教育经费支出占G D P的比重分别达到了5.6%、5.5%和6.4%。

2 国际间财政教育支出水平比较

在理论界, 通常把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G D P) 的比重及财政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主要指标。表1和图1分别展示了这两种指标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各国财政制度设计不同和筹资模式不完全相同, 加之财政支出占G D P的比重也不相同, 财政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可比性会相对差一些。

通过对各国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对比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2.1 教育支出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稳步提高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经济增长是增进教育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几十年来, 随着经济发展, 财政支出逐步提高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同时, 发达国家的教育支出的总体水平也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2.2 发达国家教育支出水平已经比较稳定。

从表1可以看出, 自二战以来, 发达国家教育支出占国民财富的比重比较稳定, 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降。比如, 德国从1970年的6.4%下降到2004年的5.2%。这主要是因为国民总财富增长较快的原因。

2.3 教育支出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存在着完全对应关系。

教育支出水平虽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 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同的国家, 教育支出水平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比如, 1960到1980年代, 东亚的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相对较低, 但是教育支出水平却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国家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教育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3 对我国财政教育支出水平的分析和比较

3.1 我国财政教育投入的进展

党的十七大指出,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我国要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我国教育财政投入这几年增长幅度很大。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的增长率大部分年份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2000—2005年, 财政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6.4%, 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5.1%, 预算内教育支出同期增长率为17.6%。预算内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0年为13.1%, 2005年为13.8%。这表明国家充分重视在以知识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中, 教育正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3.2 目前我国财政教育投入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 教育财政投入虽然增长很快, 但与教育发展的需要仍不相适应。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首次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 N P的比重, 20世纪末达到4%”的战略发展目标。事实上, 4%的比例只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1999年《世界科技发展报告》统计, 教育支出占G D P的比重, 世界平均水平为5.5%, 发达国家在6%以上。美国更是高达7.7%, 成为世界上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国家, 从而为其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外, 韩国、加拿大等国家超过了6%, 甚至达到7%。在发展中国家, 教育支出占G D P的比重平均水平也有4%。而截至2006年, 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 D P的比重仅为2.27%。

其次, 教育财政投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一方面, 高等、中等、初等三级教育分配不合理。而我国目前对高等教育投入的比重依然偏高, 对初、中等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 教育财力在三级教育间的分配比例严重失调 (见表2) 。高等教育投入过高则挤占了部分中、小学教育经费, 其结果必然是既违背了公平, 又损害了效率。

资料来源:钟泽胜, 《中国教育财政投入政策研究》, 载《山东社会科学》, 2008年第1期

另一方面, 地区间教育投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城乡之间教育的投入存在明显差距, 尤其是基础教育。缺乏合理的分配结构, 即使教育投资的数额比较充裕, 不仅不能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反而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力。

3.3 从比较的角度看, 我国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应有适当的增加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分别来自一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历史上对教育投入的欠账太多, 正当世界主要国家大量增加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之际, 我国财政对教育投入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 这对目前的国家财政带来了压力。

另一方面, 目前财政对教育的投入仍然偏少。总之, 不论是在全球范围内, 还是在亚太地区;不论是在过去, 还是在现在, 在各国政府对教育投入的竞争中, 我国处于劣势。参照有关国家的历史发展水平, 我国教育经费应占到年度财政支出的15%左右, 财政对教育的投入额宜占到G D P的4%左右, 才是一个合理的状态。

3.4 从各国实践看, 财政对教育的投入需要完善的法规和灵活的机制

根据各国在教育财政投入上的实践经验来看, 制定、完善和严格执行教育财政法规应当是我国加强教育财政投入的重要基础, 使教育经费的筹集、负担、分配、使用都有法可依, 责任明确, 推进教育财政决策的民主化、法制化。

财政教育投入首次确保4% 篇11

——落实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补助150亿元。

——安排资金1057.54亿元，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实施农村义务教育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和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

——安排资金82亿元，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支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平接受义务教育。

——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政策体系，补助206.97亿元。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安排奖补资金160亿元。

——推进“985工程”“211工程”等，大力支持地方高校发展，安排资金1352.5亿元，增长24%。

——继续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逐步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制度，安排资金256.8亿元，增长91.7%。

据了解，2011年，财政教育支出3248.6亿元，完成预算的109.6%。其中，在财政的支持下，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年生均基准定额提高了100元，全国所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全部享受免除学杂费和免费教科书政策，1228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获得资助，2600万名学生得到营养膳食补助，免除了2900万名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支持了1167万名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约1867万名学生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中受益。

评述美国“教育财政充足”的发展 篇12

一、为什么将“充足”作为教育财政的评价标准?

(一)教育财政诉讼案从“公平”转向“充足”

近年来,教育财政诉讼的原因从最初的公平(equity)和公正(fairness)以获得必要的资源,转向对所有学生提供充足的教育。充足方面的诉讼关注的是究竟需要多少经费才能为该州的所有学生提供宪法所规定的教育。这些诉讼使资源能够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再次分配,从而为学生寻求一个更高的资助水平,避免地区之间的差异过大,故相比公平的诉讼来说,更被政治所认可。[1]

关于教育财政充足性的诉讼,早前在新泽西州、华盛顿特区以及西弗吉尼亚州的法院都有所采用。事实上,在法院这一层次上,从“公平性”转向“充足性”的诉讼开始于1989年“罗斯诉优化教育委员会案”(Rose v.Council for Better Education)这一里程碑式的案件。在这一诉讼中,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宣布该州的教育体制违反宪法且教育不充足,无法保障学龄儿童行使受教育的权利。在罗斯案中,州最高法院勾画了一个“充足教育”的框架,认为它应当包括为学生提供至少在7个领域发展技能的机会,这7个领域既包括“熟练的口语和写作沟通能力,使学生能够在复杂、迅速变化的文明社会中发挥作用”,也包括“有足够的学术和职业技能,使学生能够在学术领域和未来职场有相当的竞争力”。[2]这一判决得到其他各州法院判决的纷纷效仿,法院判决都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教育财政的“充足性”上。而随后,由1990年州立法机构通过的《肯塔基州教育改革法案》(Kentucky Education Reform Act)所实施的一些改革,在所有教育财政诉讼中当属最全面、最具有革命性的成果之列。

(二)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Standards-based E-ducation Reform)成为发展公立学校的一种手段

1983年教育优化全国委员会发表一篇题为《处于危险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的报告,引起公众对教育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在里根总统的倡议下,由教育部长贝尔任命的该委员会论证了学业水准下降的现状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性。政策制定者开始按照各州的标准实施一些测试来检验学生成绩是否达到这些标准。这些测试越来越广泛地用于检验一个学生是否应该毕业或是否应该进入下个年级。

这是一项影响广泛的全国性教育改革运动,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邦和州的各项教育改革倡议均是在“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提出的。这项运动对于美国公立学校的发展有着极大的监督和促进作用,从而呼唤充足的教育财政体制为所有的公立学校提供充分的教育经费,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学生达到预定目标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在“基于标准的教育改革”引导下,教育财政的焦点由公平转向了充足。

(三)联邦政府对学生成绩的关注度有所提高

美国是一个教育财政分权的国家,教育经费由联邦、州和地方学区共同承担。各级政府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大致为联邦政府占8%,州政府占50%,地方政府占42%。联邦政府对K-12阶段教育的参与度越来越高。2002年,布什政府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该法案的目标是到2014年,所有州3~8年级的每个学生通过年度测试都必须在数学和阅读上达到规定的要求。这些强调高标准学习要求的改革措施是联邦政府对教育领域提出的新目标,同时也成为充足的教育经费体制出现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教育财政要为所在地区的所有公立学校提供充足的教育经费,使每一个普通学生都能够达到规定的成绩标准和学业水平;同时,还要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额外需要的教育资源,使之能够达到特殊学生的学业标准。

二、“教育财政充足”的定义

作为一个教育财政领域的概念,“教育财政充足”仍然处于演变当中,对于它的含义还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说法。一直以来,法院、申诉者和学者以及一系列有关的文献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财政充足”进行定义。

在1989年的“罗斯诉优化教育委员会案”中,肯塔基最高法院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且有影响力的“教育财政充足”定义。如前所述,在该案中,州最高法院认为“充足教育”应当包括为学生提供至少在7个领域发展技能的机会。

除了法院对“教育财政充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定义,在学术界,有关“教育财政充足”的研究中,有些使用“投入衡量指标”(input measures)来定义“充足教育”所要求的具体的资源投入,如每学期最少的教育时间和工作日,最大的班级规模,人员配备(师生比等),教育课程要求,生均拥有的图书、电脑等;而有些则使用“产出衡量指标”(outcome measures)来定义“充足教育”在产出方面的具体要求,如学生测试的成绩、辍学率和出勤率,测试成绩的年度增长情况,毕业率或者学生进入高校的人数等。[3]

克卢恩(Clune)于1994年给出了最早最简易的定义,他认为“充足”就是学生成就上的充足以及达到高水平最低分数的成本充分。随后,教育财政领域的许多专家也都将“充足”定义为确保学生成绩达到预设的标准所需要的资源足够(Hadderman,1999;Picus,2000;Guthrie&Rothstein,2001)。他们是从投入或者投入的水平这一角度对“充足”进行定义。一般来说,投入大多以货币形式呈现,但是其他一些品质指标如设备、教材、仪器、课程和教师质量也应当纳入到投入的范围内来考虑。[4]

奥根布利克和迈尔斯(Augenblick&Myers,1997)认为“教育财政充足”是指各州拨付给学校的经费水平足够为该州所有学生提供充足的教育服务。[5]迈纳利和休格曼(Minorini&Sugarman,1999)认为制定“教育财政充足”的标准与平等无关。“教育财政充足”并不是比较不同的学校或者学区间谁拥有的教育经费更多,而是学校或者学区是否获得足够的教育经费为每个学生提供达到充足教育水平所必需的教学服务。换句话说,应当关注某些细节而不是学校;关注学生而不是地区。[6]奥顿(Odden,2007)认为,“教育财政充足”成本是指为该州的K-12阶段教育提供必要的资金,结合州和地方政府的经费让所有地区的学生学业产出水平翻番("double"studentperformance),从而缩小地区间的差异。奥顿以威斯康星州为例进行了说明,在“全国教育进步评价”(National Assessment Educationa Progress)中,该州只有35%的学生达到了优秀,为此,威斯康星州提高了本州充足的教育产出水平要求,从对“基本技能”的要求提升为对“卓越成就”的要求。[7]

三、有关“充足成本”的测算方法

近年来,对于“充足成本”的测算在教育财政专家、决策者和全美的法院之间引起了白热化的争议。许多方法和计划试图为学校拨款提供公平公正的依据。对于“充足成本”的测算一般有三个步骤:首先,测评学生成绩时,需选择那些可以用来识别充足与否的成绩;其次,存在至少一个“基准”的学区符合充足所要求的经费;最后,其他学区可依据不同的特征,对这一充足经费水平进行调整。[8]以下介绍几种测算“充足成本”的方法:

(一)成本函数法(Cost Function Approach)

该方法的前提假设是每所学校都处于有效率的运转水平之下,学校投入与学生学业产出之间存在一个教育成本函数。

威斯康星州对教育“成本充足”水平的估算是利用对成本函数的回归分析得到的。马尔特(Malt)和奥茨(Oates,1969)提出,可以将公立学校的产出与学校资源(如教师、课本、学生特征和学生居住的周边环境特征等)建立一个教育生产函数。[9]该生产函数,在学校产出(如学生学业成绩等)与一组代表学校直接投入的向量(如师生比、开设的课程等)、一组代表学生特征的向量(如特殊教育的学生比重、注册学生数等)以及代表学生家庭和居住周边环境的特征向量(如家庭收入、父母学历程度、所在小区的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之间建立函数关系,并将教育生产函数转化成成本函数,所以应当清楚地了解学校投入和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

该方法主要特点是能够对学生需求和资源价格的差异进行准确的调整。该方法不仅可以预测一个平均规模的学区为达到既定产出所花费的成本,也可以给每一个学区为达到既定产出的相对成本提供成本指数。[10]该方法的优点在于运用了科学的统计方法。不足之处在于,教育产出是多元的,其决定因素相对复杂。同时,由于该方法建立在复杂的统计原理之上,政策决策者因为不懂原理很难根据测算结果制定政策。威斯康星州使用该方法的研究显示,由于学生和地区特征上的差异,使得结果在充足的平均水平线上有很大的变化幅度,低至低于水平线的49%,高到高出水平线的460%。而德克萨斯州的结果分别是下至58%,上至158%。[11]在这两个州中,充足的经费支出在城市地区都是处于最高的水平。

(二)成功学区法(Successful District Approach)

成功学区法主要分成三个步骤:首先,在该州内选择一组成功达到教育目标的学区,而对于成功学区的确定则是以学生成绩达到适当水平为依据的;其次,确定这些学区的基本支出(不包括用于特殊项目的经费,如交通、特殊教育、特殊学生的服务等);最后,由这些成功学区的基本支出进行加权平均最后得到的数值即为有效的充足水平。这一水平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生活成本不同等因素进行相应调整。需要注意的是,在选取的这组学区中应将“异常值”———即非典型性的学区剔除,因为其中包括最高和最低的经费支出或者最富裕和最贫困的地区等,而剩下的学区基本都是平均大小的规模,处于非中心区域,人口统计上相对同质,支出通常在州的平均水平以下。

例如为了确定基本的生均费用,马里兰州教育部(Maryland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选取了一组小学、初中和高中分别达到该州学业标准的学区。这些标准是以“马里兰州教育进步评价”(Maryland School Performance Assessment Program)中全州平均学业水平为依据的,还参考了一些其他指标,如出勤率、辍学率和课程等。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其他上述筛选标准,马里兰州教育部共选取了59个成功学校。这些学校中包括33个小学,10个初中和16个高中。利用这些学校的相关数据可以得到它们的平均基本支出分别为6,161美元、5,655美元和5,910美元。再根据该州对各级教育赋予的权重依次为47.6%、23.5%和28.8%,进行加权平均可以得出该州在1999~2000年生均基本支出为5,969美元。不同地区则可以按照地区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12]

成功学区法是一种运用统计模型来计算充足教育经费的方法,是以学生测试成绩和其他测评结果的具体数据为依据的。这一方法的反对者认为,学生人口特征上的变化,如大城市与小乡村区域的需求差异太大等,会带来经费计算上的出入。

(三)专家评议法(Professional Judgment Approach)

该方法的前提假设是专家的评估具有权威性。该方法的研究模型是从下到上(bottom-up),研究者是由教育领域内的专业人士和行政人员组成的小组。他们分别为小学、中学和高中的学生以及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提出有效的教育策略。他们依据班级大小、人员配备和其他必备的项目来定义“模范学区”(prototype schools),并设计出每一名学生达到较高学业水平时必须投入的教育资源要素,然后基于各层面的价格指标系统将这些资源要素代入价格进行加总,最终得到必需投入的教育经费。这一经费水平即为教育财政的充足性水平。

2001~2002年,肯塔基州使用该方法即投入和产出两种衡量指标来定义充足教育。投入方面包括:班级规模分别不超过24人(3年级以下)、28人(4年级)、29人(5-6年级)和31人(7-12年级);到校日至少185天;4天用于职业发展;每个学校建立一个图书馆或多媒体中心;制定措施以解决辍学问题。产出方面包括:直到2014年,所有的学生必须在州的学科测试中达到优秀(学科包括阅读、数学、书写、科学、社会研究、艺术和人类学以及实践生活和职业艺术等)。此外,学区应当在州要求的非学业指标上达到满分,这些指标包括:出勤率、低辍学率等。

在研究之前,肯塔基州的生均基本支出是7,271美元,由研究结果给出的建议分别为小地区生均9,582美元、中等地区9,112美元、大地区8,438美元。这些数据是每个学生的教育支出费用,包括了培养学生的所有成本。根据这一建议,该州2001~2002年应增加10.97亿美元用于教育事业。此外,专家小组还建议学年学习时间延长,教师的工资也应相应提高。[13]

该方法明确了学生达到较高的产出水平所必需的各种投入要素,使得研究结果易于被政策制定者理解并进行推广。此外,该方法还可以依据学校规模的大小、学生需求的变化以及地域性物价的差异对计算结果进行调整,所以得到的充足经费的水平对州内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学校来说都是足够的。其不足之处在于,除了专家们的判断以外,那些教育策略和资源要素与实际的学生成就水平之间关系并不清晰和稳定。因为在州内与州际之间的评判过程不同,教育专家们的判断也会存在差异。所以该方法由于缺乏数学等客观方法支撑,被不少研究者质疑其主观性较大。

(四)证据法(Evidence Based Approach)

该方法由奥顿和派克斯(Picus)最早提出。使用证据法的研究通常根据文献中被证明有效的学校改革模型,以及建立和分析这些模型的专家们的判断来确定资源的需求。证据法分析主要致力于整合被证明有效的投入策略,如班级规模的缩减、对特殊学生人群的特殊治疗以及全面的学校改革模型等,而非单独的改革模型。利用该方法进行估算时,以一个高绩效学校或者全面的学校计划(comprehensive school design)作为示范单位,设计一个可达到规定的学业标准的学区,然后采用“组成成分成本核算法”(the ingredients method)估算出学区需要的各种教育资源要素,基于各层面的价格指标体系代入价格,分别计算这些要素的成本,加总得到学区达到某种学业产出标准所需的充足教育成本。

2002~2003年,阿肯色州使用这种方法来测算充足的教育财政水平。该方法将”充足教育“定义为能够达到州规定的课程体系标准,并使得除了残疾人以外的所有学生都能在州标准化测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此外,还应该达到以下的要求:3年级以下的师生比为1∶15,其他年级为1∶25;每个学生接受全日制的幼儿园教学,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前接受教育;每学年190天的到校学习日;为特殊教育、英语非母语课程或处于困境中的学生提供额外的辅导。该州2002~2003年之前的生均教育支出为4,819美元,根据这一方法得出的结果为生均6,230美元,这一数据是指州政府的支出,而不包括地方政府的。[14]

这是一种试验方法,充足标准更多依靠研究者和决策者人为的“规范”设计,体现的是一个高绩效的学校应该有怎样的教育产出和支出结构。

到现在为止,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没有哪一种测算充足教育财政经费水平的方法是占主导地位的。每一种方法各有利弊,且测算结果各不相同。美国大多数的测算结果都是需要增加教育经费。在美国,教育财政充足的结果可以被形容为:为执行联邦政府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提供了成本。

摘要：有关美国“教育财政充足”的讨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财政充足诉讼案,在法院、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此,教育财政的焦点由“公平”开始转向“充足”。美国有关“教育财政充足”的研究已经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本文对“教育财政充足”的兴起原因、定义以及测算方法进行了简要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