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博弈（精选7篇）
财政博弈 篇1
由于分税制改革导致一些地方财政困难, 加之财政支农资金制约措施和监督机制不健全, 导致一些财政部门挤占、挪用财政财政支农资金的问题也相当严重, 直接影响农业资金投入的效益, 甚至是无效益可言。财政支农资金审计成为制约财政支农资金违规的一个重要途径。能否把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优化配置, 使农民福利最大化, 关键是财政支农资金审计的效率。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假定, 审计部门和财政部门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都会根据“效用最大化”或“利益最大化”原则来选择其行为, 对财政支农资金审计进行博弈。本文对财政支农资金的博弈主体, 每个博弈主体可供选择的行为策略以及支付函数 (或收益矩阵) 等进行分析, 以促使财政支农资金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
一、目前财政支农资金的审计模式
财政支农资金指的是政府财政支出中对“三农”的投入的部分, 是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购买支出、发行公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 以向农业生产者提供农业公共品和服务, 为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为目的的各种直接和间接的资金投入。
我国在财政支农资金审计实践中, 各级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审计以同级审计为主, 上级审计主要采取抽样审计的方式对下级财政支农资金进行审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2006年修订) 规定, 审计部门对本级各部门 (含直属单位) 和下级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进行审计监督。审计署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 对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向国务院总理提出审计结果报告;地方各级审计部门分别在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州长、县长、区长和上一级审计部门的领导下, 对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部门提出审计结果报告。
二、审计部门与财政部门的博弈分析
由于目前我国对财政支农资金的审计以同级审计为主, 同级财政支农资金审计是规范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最主要途径。我们下面分析同级审计部门与财政部门对于财政支农资金审计的博弈。
假设审计部门有效审计的概率为p, p∈[0, 1], 则审计无效的概率为1-p;财政部门违规的概率为q, q∈[0, 1], 则不违规的概率为1-q;C为审计审计成本, a为财政部门违规给审计部门带来的损失, F为审计收益, M为财政部门违规收益, N为财政部门违规损失。
给定q, 审计部门有效审计和审计无效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 (1, q) = (-C-a+F) q+ (-C) (1-q) =-aq+Fq-C
∏ (0, q) =-aq+0 (1-q) =-aq
解∏ (1, q) =∏ (0, q) , 得q=C/F
即:如果财政部门违规的概率小于C/F, 审计部门的最优选择是审计无效;如果财政部门违规的概率大于C/F, 审计部门的最优选择是有效审计;如果财政部门违规的概率等于C/F, 审计部门随机地选择有效审计或审计无效。
给定p, 财政部门选择违规和不违规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 (p, 1) = (M-N) p+M (1-p) =-Np+M
∏ (p, 0) =0p+0 (1-p) =0
解∏ (p, 1) =∏ (p, 0) , 得p=M/N
即:如果审计部门有效审计的概率小于M/N, 财政部门的最优选择是违规;如果审计部门有效审计的概率大于M/N, 财政部门的最优选择是不违规;如果审计部门有效审计的概率等于M/N, 财政部门随机地选择违规或不违规。
三、现行体制下审计部门与财政部门的博弈选择
上述审计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的混合战略对策矩阵的纳什均衡是:q=C/F, p=M/N, 即经营者以C/F的概率选择违规, 政府以p=M/N的概率选择监督。监督博弈纳什均衡与监督成本C、罚款收益F、经营者违规收益M、违规损失N以及给监督者带来的损失a的大小有关。也就是说, 在给定博弈方选择策略的条件下, 每个博弈主体将会选择自己的最优策略。
财政部门选择违规概率为C/F (审计部门有效审计的审计成本/审计收益) 。从审计部门个体利益考虑, 由于审计出财政部门违规时, 一般采取责令限期缴纳应当上缴的款项、责令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所得处罚措施, 很少有审计收益, 即使有少量的审计收益也是归当地财政。从审计部门个体利益来看, 有效审计的审计收益基本为零。而审计部门若进行有效审计时, 审计成本却非常大, 例如审计部门严格对财政部门进行有效审计, 就会与财政部门的关系僵化, 断了自己的“皇粮”来源;同时财政支农资金的违规使用都是经过本级政府的默许的, 审计部门若对于本机财政支农资金有效审计, 同样也会僵化与本级政府的关系;审计部门的有效审计会使自身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较高的审计成本以及几乎为零的审计收益, 使财政部门违规概率非常高。
审计部门选择有效审计的概率M/N (财政部门的违规收益/违规损失) 。从财政部门的角度出发, 由于近六年来国家财政逐渐增加对“三农”的支出, 财政支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较高, 使得财政部门的违规收益也非常高。同时由于我国相关的审计法规对违规行为采取责令限期缴纳应当上缴的款项、责令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所得的处罚方式, 使得财政部门违规损失非常小。较高的财政部门违规收益以及很低的违规损失, 使的审计部门应当加大有效审计的力度。
四、审计部门与财政部门博弈的现实分析
一是由q=C/F可以看出, 在政府审计部门的监督成本C一定的情况下, 提高对财政部门违规的罚款F, 可以降低财政部门违规的概率q, 因此, 加大对财政部门违规的惩罚力度, 可以使财政部门违规的概率减少。另外, 在对财政部门违规的罚款F一定的情况下, 政府审计部门的监督成本C越高, 审计部门对违规进行审计的收益 (-C-a+F) 就越小, 审计部门就可能选择无效审计, 因此就给财政部门违规留下可乘之机, 使财政部门违规的概率增大。因此, 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益, 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财政部门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 另一方面要努力降低审计部门的审计成本。
二是从p=M/N可以推断, 财政部门违规的收益M越大, 审计部门有效审计的概率就越大。另外, 财政部门违规的损失N (既包括违规遭受的罚款F, 还包括违规带来的其他方面的损失) 越大, 财政部门违规的收益 (M-N) 就越小, 财政部门选择违规的概率就越小, 这样, 财政部门有效审计的概率也可相应减小。因此, 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财政部门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应尽可能使财政部门的违规收益减少, 而使它们为违规付出更大的代价。
综上分析, 提高财政财政支农资金的审计效率主要有两个途径:加大对财政部门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降低审计部门的审计成本。
首先, 应当加强有关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立法。对违规使用财政支农资金的单位不能简单的采取责令限期缴纳应当上缴的款项、责令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所得的处罚, 应当加大惩罚力度, 同时对于违规使用财政支农资金的部门领导进行处罚。
其次, 改变财政支农资金的审计模式, 对财政支农资金的审计应以上级审计为主。由于同级审计模式下, 财政支农资金的审计部门和被审计部门受到同级政府的管制, 即使财政支农资金审计部门审查出严重的财政支农资金违规使用问题, 但是由于受本级政府干预, 财政支农资金的违规使用得不到应有的处罚和改正。
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不是提高审计人员专业素质和财政人员素质就能解决的而。需要从根本上改革我国现行的财政支农资金审计模式, 加大对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立法。
摘要：财政支农资金违规使用直接影响农业资金投入的效益, 财政支农资金的同级审计成为制约财政支农资金违规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对财政支农资金审计的博弈主体、各博弈主体行为选择策略、效用函数 (或收益矩阵) 进行分析。
关键词：财政支农资金,审计部门,财政部门,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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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叶陈刚, 李姝.会计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博弈分析.财会通讯 (综合) , 2009, (7) .
财政博弈 篇2
(一) 一般关系分析
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以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不一致性, 都会对土地流转的实施产生极大的影响。一方面, 广大农民作为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所有者, 当土地被流转时的利益补偿低时, 自身利益收到损害时, 必然与土地承包商以及引导该项目的村委会之间产生矛盾冲突。村委会作为农村土地的实际管理者, 往往都倾向于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土地承包商在丰厚的回报与低廉的成本的诱惑下也常常倾向于压低土地流转价格。而部分农民发觉从事其他行业收益更大, 因此会将自身土地荒置, 为避免浪费农民被迫接受低廉的补偿价格。但是, 从长期博弈看来, 利益补偿长期不提高, 部分依赖土地的农民生活得不到保障, 或者农民感受到成本与收益极不对称时, 农民满意度不高就会收回土地。一旦收回土地, 便会造成农村土地的大量荒置, 既浪费了土地资源又对政绩不利;而过分提高补偿水平, 便会使承包商成本过高得不到收益便拒绝承包土地, 最终各方利益都将受损。
(二) 前提与假设
本文从农民、承包商、村委会以及政府等多方利益关系入手, 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各方的行为, 为了便于分析将做前提如下:
1.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是理性的经纪人, 代表自身利益, 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理性的经纪人的假设是要求参与者可以对外界刺激做出合理的行为反应。
2.村委会行为。村委会作为农村基层自治选出来的, 应该代表农民利益, 保护农民利益。但是村委会也可能受到承包商的贿赂, 从而站在承包商那边, 忽略农民的利益。
3.风险不对称。土地对于农民来说, 是赖以生存的基础, 低廉的土地补偿远不能满足农民的生活需要。而对于开发商来说, 仅需付一笔数额较小的土地租金或补偿金即可换来相当可观的商业利润, 承包成本低, 回报丰厚。而对于村委会来说, 村委会通过收取送礼以及流转合同差价获得利益默认了承包商的低额补偿, 村委会的风险微乎其微。
4.收益不对称。农民从土地流转中几乎难以获益, 反而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而承包商承包土地成本小, 回报相当丰厚, 村委会也能取得私人收入, 或者在对差价中获得收益。
5.完全信息对称。假设局中人都完全了解各参与方在各种情况下的得益。
二、市场机制下的承包商与农民的博弈分析
(一) 模型表述
假设承包商商有两种行动可以选择, 承包和不承包;农民的选择是不接受 (提高补偿水平) 和接受 (接受现有补偿) 。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各参与方以其利益最大化为标准采取行动。
(二) 博弈分析
(1) 当承包商选择承包, 农民选择接受时, 农民的收益为R1, 成本为C1, 承包商的收益为R1', 成本为C1', 承包商对农民补偿费用为B;此时双方收益 (农民, 承包商) 为 (R1+B—C1, R1'—B—C1') (下同)
(2) 当承包商选择不承包, 农民选择接受, 农民的收益为R2, 成本为C2, 承包商的收益为R2', 成本为C2';双方收益为 (R2—C2, R2'—C2')
(3) 当承包商选择承包, 农民选择不接受时, 农民的收益为R1, 成本为C1, 承包商的收益为R1', 成本为C1';收益为 (R1—C1, R1'—C1')
(4) 当承包商选择不承包, 农民选择不接受时, 农民的收益为R2, 成本为C2, 成本商的收益为R3, 成本为C3;收益为 (R2—C2, R3—C3)
对比 (1) (2) 可知, 农民在接受的情况下, 承包商选择承包的利润应大于不承包的利润, 即R1'—C1'—B>R2'—C2';对比 (3) (4) 可知, 农民在不接受的情况下, 承包商选择承包的利润应等于不承包的利润, 即R1'—C1'=R3—C3
土地流转补偿能部分提高收入水平, 促进土地再利用, 所以对于农民而言R1—C1>R2—C2。
由R1'—C1'—B>R2'—C2'可知, 无论承包商承包或不承包, 作为都是其最优策略, 而R1'—C1'—B>R2'—C2', 即在农民的最优策略 (不争取) 下, 承包时承包商的最优策略。
三、村委会保护农民利益下的承包商与农民的博弈分析
(一) 模型表述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引入农民接受、不接受概率以及村委会保护、不保护概率, 构建博弈模型, 来进一步分析在土地流转这一行为中, 农民与承包商不同的收益期望值, 从而更好的对两个主体在有村委会参与情况下的行为选择的分析。在上述案例中, 农民与承包商的利益分为四种情况: (受损, 受损) , (受损, 收益) , (收益, 受损) , (收益, 收益) , 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假设农民议价、村委会保护不受其他因素影响, 其作为、不作为的概率为恒定。
(二) 博弈分析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 我们假设农民与承包商最后达到博弈的纳什均衡为 (收益, 收益) , 则我们先假定农民接受的概率为P, 则不接受的概率即为 (1—P) , 村委会不保护农民利益的概率为P', 保护的概率为 (1—P') , 通过上述以建立的模型写出农民、承包商的期望收益函数:
(1) 当承包商选择承包, 农民无论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 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保护与舆论力量, 此时将农民接受与不接受的收益分别乘上不争取的概率P、不保护的概率P', 即代表了在各种不同程度争取、保护下农民可能得到的收益值;而在农民接受与不接受的前提下, 承包商的收益乘上不争取的概率P、不保护的概率P', 即代表了在各种不同程度接受、保护下承包商可能得到的收益值。
(2) 当承包商选择不承包土地, 农民无论选择争取还是不争取, 农民都没有接不接受利益补偿之说 (即没有土地流转的需求, 也没有相应对承包土地的补偿) , 村委会没有保护的必要 (即没有土地流转的需求, 也没有相应的保护对其产生作用) 。此时将农民接受与不接受的收益乘上争取的概率 (1—P) 、保护的概率 (1—P') , 即代表了在承包商选择不承包这一情况下农民可能得到的收益值;而在农民争取与不争取的前提下, 承包商的收益乘上争取的概率 (1—P) 、保护的概率 (1—P') , 即代表了在不选择承包的前提下承包商可能得到的收益值。
农民:π1=P[P' (R1+B—C1) +P' (R1—C1) ]+2 (1—P) (1—P') (R2—C2)
承包商:π2=P[P' (R1'—B—C1') +P' (R1'—C1') ]+ (1—P) (1—P') [ (R2'—C2') + (R3—C3) ]
(三) 收益函数分析对农民进行分析:
π1=P[P' (R1+B—C1) +P' (R1—C1) ]+2 (1—P) (1—P') (R2—C2)
对P求导并令导数为0可得P' (R1+B—C1) +P' (R1—C1) —2 (1—P') (R2—C2) =0
解得P'=2 (R2—C2) /[2 (R1—C1) +2 (R2—C2) +B]
对承包商进行分析:
π2=P[P' (R1'—B—C1') +P' (R1'—C1') ]+ (1—P) (1—P') [ (R2'—C2') + (R3—C3) ]
对P'求导并令导数为0可得P (R1'—B—C1'+R1'—C1') — (1—P) [ (R2'—C2') + (R3—C3) ]=0
解得P=[R1'—C1'+R2'—C2']/[3 (R1'—C1') + (R2'—C2') +B]
由此, 我们所建立的监察博弈模型的混合纳什均衡为
P*=[R1'—C1'+R2'—C2']/[3 (R1'—C1') + (R2'—C2') +B]
P'*=2 (R2—C2) /[2 (R1—C1) +2 (R2—C2) +B]
(四) 结论分析
由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 当P=P*, P'=P'*时, 农民收益与承包商收益达到动态平衡, 此时两者在承包行为中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 但是土地流转各相关主体综合收益为最佳。
假设P
摘要：土地流转政策实施以来, 成就与问题并存。本文通过博弈理论研究深入剖析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各相关方的财政利益博弈, 在一定的假设下得出相应的农民接受流转概率和村委会保护概率下土地流转效益最佳, 从理论角度为提高土地流转实施效果献言献策。
关键词：土地流转,概率,利益博弈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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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爽.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创新[J].理论观察, 2011 (01) .
财政博弈 篇3
一、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博弈
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执行中存在多种利益集团,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和农户,这四方均想使自己的目标最大化。概括来说中央政府的目标是促进GDP的增长、增加农业生产总值、带动各方资金投入、社会稳定,地方政府的目标是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带动尽可能多的农户脱贫致富,龙头企业的目标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农户的目标是提高农产品转化率、增加纯收入。
(一)当地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的博弈
对当地地方政府来说,争取本地有更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既可以得到上级政府的投资和优惠,有利于经济发展,又能体现政绩,其最优选择必然是争取更多的名额。中央政府同样是希望按照规范办事,同时中央政府还希望平衡各地之间的差别。目前是通过竞争,设置门槛,达标者上。这样就可能出现以下情况:中央政府在各地平衡建立;当地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弄虚作假,使未达标企业达标;当地地方政府官员通过公关取得名额等。
(二)龙头企业和当地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
由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可以享受政府的财政扶持,政府配给每个地方的企业名额有限,所以对企业而言首先要争取成为龙头企业,其最优选择是争取名额。这样企业能否成为龙头企业取决于企业的公关能力和政府官员的价值取向。不达标的企业可以想办法达标,选择的企业并不一定是最优的。
(三)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博弈
龙头企业和农户双方的目标均可以概括为利润最大化,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很复杂,二者之间的博弈较为复杂,包括是否租地、租金多少,是否签订合同、签订什么类型的合同,农户是否按照公司的标准要求生产,是否执行合同,产品是否卖给公司或公司要不要收购产品等等。双方博弈考虑的因素也较多,双方信息拥有量、市场变化带来的风险、自然灾害造成的丰与欠、公司与个人信用、短期与长期的合作关系等等。
目前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作一般是财务订单生产,订单生产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一种远期交易方式,这种远期契约关系往往因为价格波动,或者其他不确定性因素的突然出现而遭到人为破坏。无论对于农户还是对于公司,只要不执行合同的收益大于执行合同的收益,所签合约就会面临被撕毁的风险。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在合同签订以后,如在某一时刻任一合同方违约,那么农户与公司实际上构成了一个静态博弈。在静态博弈中,只要一方有一种能给他带来更多利益的策略,也就是说该博弈方拥有严格的“上策”,那么他就会无条件的选择这种上策,而不受其他博弈方策略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另一方的损失能够给自己带来更多利益的话,在没有外部约束机制有效作用的情况下,那么他必然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策略而不会顾及对方的损失。因此,在订单农业中常常出现违约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多方博弈带来与政策目标的背离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加剧与龙头企业的过度依赖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会导致地方政府为了能够出政绩,极力扶持本地的龙头企业,以期望其做大做强,形成本地几个大的龙头企业的垄断,加重了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全国性龙头企业的形成,违背了中央全面平衡发展的战略。政府的过保护和扶持,会给龙头企业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当遇到诸如资金短缺等问题时不是从自身找原因、想办法来解决,而是期待通过找政府财政的帮助来解决,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动力。
(二)对龙头企业扶植有余而风险失控不足
在对待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上有些地方政府忘记了农业是弱势产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被过度夸大,一说农业产业化,就是“公司+农户”。对于龙头企业社会各方面都是支持有余,但对其潜在的风险却少有人去提及,一时的成功有时并非企业自身“身强体健”,而是方方面面“厚爱”的结果,但企业决策者往往会被一时的成功冲击昏了头脑,致使企业越跑越快,风险越积越大。在福建省南平市原本只有几百头奶牛的一家小型奶企,通过实施“公司+奶场+农户”的经营模式,短短几年迅速崛起为我国地方最大的奶业基地。但在狂飙突进式的盲目扩张和奶业市场惨烈竞争的双重压力下,目前南平市的牛奶企业全面陷入困境,数亿元的银行贷款难以偿还,几十家奶牛场惨淡经营。(1)
(三)政府财政扶持中伴随着对龙头企业的干预
政府对龙头企业的扶持本身就是出于通过龙头企业来带动农户增加收入,在这种目的下的促使下,在政府本身不具有完全理性的情况下,各地政府也为了自己能够出政绩,按照把龙头企业是否按照政府自己的思路办事作为扶持的条件,而龙头企业为了得到政府的财政扶持又必须要按照政府的要求来做,这些都有可能形成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预,有的甚至是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干预。
(四)寻租行为的发生导致财政扶持政策低效率
龙头企业与在政府博弈中,由于在企业利益的流失会由国家补偿的诱导下,企业会扩大外购或合作的比例并以各种形式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实现,导致企业竞相追求补贴的深度,要求更优惠的税收优惠或更多的财政补贴,而这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都为企业制造了寻租的机会,许多企业都把精力放在了如何去争取政府的优惠和补贴,而忽视了主营业务的发展,甚至有的企业虚报材料跻身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期获得这些优惠政策。有学者通过对几十家农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由于政府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对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主营业务增长并无明显作用,甚至是那些接受政府补贴少的企业更具备经济效率,政府扶持并没有直接带来所期望的农业龙头企业产出的增长(2)。
财政扶持龙头企业目的之一是为了给农民增收,也就是说企业和农民都应该能够分享到合理的利益,而现实中农民只是得到了很少的一部分利益,大部分的利益都为企业所获得。另外,当前我国给予的龙头企业的扶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补贴,而往往有些企业在拿到资金后,只是拿出一部分投资于农业,而有相当部分投资于其它高利润项目,去追求更大的利益,这也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五)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毁约情况时有发生
在“公司+农户”模式中,龙头企业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产品,然后进行深加工。作为各自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表面上看,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事实上,这种看似平等的背后隐藏着真实意义上的不平等。在农户与龙头企业的博弈中农户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农产品交易额几乎是农户的全部收入,而单个农户提供的农产品在龙头企业收购的全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却是非常小的;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的同质性,生产相同产品的农户在龙头企业看来是完全可以相互替代的,而对于农户而言,相对于特定的农产品收购和加工的龙头企业,农户往往没有更大的选择余地,这些都导致了农户对龙头企业的强烈依赖。
某一地方的农户要想在国内成千上万的竞争对手中胜出,从而获得龙头企业的垂青,进而取得供货合同,就必须不断进行专用性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像专用性的技术培训,专用性的设备投资等,而专用性的投资越多,农户对龙头企业的依赖性就越强,一旦龙头企业因某种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农户的专用性投资将毫无用处,这时农户的损失将会很大,事实上这些农户已何尝体裁“套牢”在这家企业身上。再加上龙头企业在市场信息、产品检验等方面的优势,使龙头企业在这一渠道关系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农户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也就成了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为规避风险、避免被龙头企业“套牢”,农户理性的做法是不进行或者尽可能少地进行专用性投资,一旦市场价格高于龙头企业给出的收购价之时,农户则很有可能率先撕毁合同自行出售。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农户投入不足,难以生产出质优、价廉的原料型农产品,造成龙头企业在与国内外同行的竞争中,在原料环节就先失一城,降低了龙头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三、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的完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只有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去完善,才能进一步提高这一政策的效率。
(一)中央财政政策由重扶持转变为重引导
虽然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扶持的资金每年在数量上和占财政总预算的比重上都在逐年增加,但是受制于我们国家底子太薄、农业欠账又过大的现状,财政资金不可能满足龙头企业的全部需求,中央政府财政投入只是起引导、导向作用,引导社会各种资金共同投入才是真正目的。因此中央在制定扶持政策时要把引导地方政府配套投入、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带动企业自身投入作为是否进一步扶持的考核指标。
(二)继续完善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
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自己与扶持的龙头企业面对面的优势,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给企业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定优惠政策、规范市场管理、引导企业发展方向、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上,加快龙头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整合,解决好跨区域经营的问题,不断提高龙头企业的竞争力,利用比较优势鼓励龙头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把手中垄断的许多资源尽快市场化,同时简化繁琐的审批程序,使资源的配置能够真正达到有效率,恢复龙头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三)减少财政直接补贴创新扶持方式
目前直接给企业提供补贴,一方面会引起企业的寻租行为,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对企业在资金使用上的监督管理,因此对龙头企业的财政补贴重点可以考虑放在技术、设备、基地上,使龙头企业更快地形成直接的、可持续的、高效的生产能力。各级政府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积极探索新的、更科学的扶持方式。
(四)完善的配套措施建设,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应当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竞争的战略伙伴关系
龙头企业和农户要想走出“囚徒困境”,必须着眼于长期合作。龙头企业要想做大,并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应当具备稳定、高效、按照标准化生产的原料基地;而农民要想与“大市场”对接,抛开龙头企业很难有所作为。因此,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应当建立一种长期的、合作竞争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这样一种合作框架下,地方政府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改变龙头企业直接与农户打交道的情况,降低交易成本,可以在龙头企业与农户间设计一个中间层,即农民专业协会、合作社等。这样一来,一方面降低了龙头企业直接面对农民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谈判地位。
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后,农户在协会或龙头企业的指导下,可以放心地进行专用性投资,按照标准化种植,而不必担心遭遇解约或被套牢;而龙头企业则有精力专注于市场开拓,并可期待农户对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适应,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农药残留”、“标准化程度低”等困扰企业的技术壁垒问题,提升龙头企业的竞争能力。这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虽然仍是市场合约关系,但由于建立在互惠互利、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因而比通常的市场关系要密切和牢固得多,这种互好的关系,确保了合作双方在竞争中实现双赢。中央财政可以把地方政府是否建立保护农户的配套措施作为考核龙头企业的一项指标。
(五)加强管理和监控,防范企业风险
人们对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的质疑并不完全是政策本身有什么缺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的执行不利造成的。由于存在着多头管理,财政资金安排上并没有形成合力。在目前我国对重点龙头企业采取资格认定的情况下,各部门有没有真正按照规定来审查,企业有没有虚报的情况,企业拿到财政补贴后有没有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很好的管理才能保证政策的实施到位。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要避免一味的扶植而不顾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要在扶植的同时帮助企业建立财务预警机制防范财务风险的发生。另外,必须随外部世界的变化和人的认识的深化对财政扶持政策做出适时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政策目标实施步骤,执行手段与现实相符合,因此,政府在扶持中必须注意对政策执行中的各个方面进行有力的监控,以使其不断得到调整和完善。
总之,在财政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策的执行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和农户既是政策执行的主体,又是市场经济博弈的参与者。它们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合作过程是博弈的过程,相互影响,其合作效果直接影响各方的经济利益。如果局中人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其中一方或各方都将遭受损失。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策,政策参与各方就彼此有利的行为过程或组合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共同遵守,合作博弈,都将使效益最大化,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也印证了“合作比不合作好”的博弈论基本观点。
注释:
(1)梅永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风险谁来约束?
[N].经济参考报,2006-04-20.
(2)林万龙,张莉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府财税补
贴政策效率: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案例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2004(10).
参考文献
①梅永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风险谁来约束?[N].经济参考报,2006-04-20.
②林万龙,张莉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府财税补贴政策效率: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4(10).
[1]艾里克拉斯缪森.博弈与信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牛若峰,夏英.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杨德生.农村道路建设若干博弈分析[J].商业研究,2003(2).
[4]朱四海.反哺时期农业产业化政策取向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6(4).
[5]林万龙,张莉琴: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府财税补贴政策效率: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案例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04(10).
财政博弈 篇4
早在1992年, 深圳就开始尝试城中村的改造。根据《深圳市城中村 (旧村) 改造总体规划纲要 (2005-2010年) 》精神, 5年内特区内城中村拆除重建规模达到总量的20%, 特区外达到5%。
一、城中村改造的博弈主体及其利益关系
城中村改造中主要存在三个利益集团:政府、开发商和村民。城中村改造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三方利益关系的协调过程, 其改造模式的最终选择也是三方利益关系博弈的结果。
(一) 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博弈
政府与开发商之间主要是政策制定与开发成本的博弈。政府期望通过改造城中村获得丰厚的土地资源及改造后地价提升所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增加, 同时解决治安、环保等社会问题,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政府在改造中必定会对制定相关政策, 对城中村的土地开发和建设统筹把握, 确定合理的开发强度, 确保改造后的城中村与现代城市发展相协调, 并且会要求开发商承担部分市政设施的修建。开发商期望得到区位优越、地价低廉的土地, 对其高强度开发, 同时还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以降低其开发成本。因此, 确定合适的开发强度与地价就成为平衡二者关系的焦点。
(二) 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博弈
政府与村民之间主要是关于土地产权与利益补偿的博弈。作为一类经济组织, 政府在一定程序上也追求利益最大化, 因此期望支付给村民的征地补偿款尽可能的低。村民在城中村的房产有出租收益以及良好的升值潜力, 他们期望政府的征地补偿款至少足以弥补他们的利益损失。双方在是否改造、改造补偿金额上进行博弈。
(三) 开发商与村民之间的博弈
开发商与村民之间主要是关于拆迁安置补偿的博弈。如果村民要求的拆迁安置补偿金超过开发房可承受的水平, 开发商将选择退出, 或要求强制拆迁。而如果村民得不到理想的拆迁补偿金以确保日后的生活, 他们会采取法律诉讼、集体上访甚至一些极端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因此, 拆迁安置补偿金的多少是开发商与村民博弈关系的焦点。
因此, 城中村改造的实质就是通过解决规划、地价、产权及拆迁补偿安置四方面问题来平衡政府、村民与开发商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城中村改造博弈主体的战略组合
政府、开发商和村民三者之间的博弈就是不断根据另外两方的战略来修正自己的战略, 直到达到一个利益均衡状态。我们用Si表示第i个参与者的一个特定行动或战略, Si= (si) 代表i个参与者的所有可选择战略的集合。这里i=g、p、d, 分别代表政府、村民和开发商。向量s= (sg, sp, sd) 为所有参与者的战略组合。
(一) 政府的博弈战略
政府有提供或不提供优惠政策措施两种战略, 即Sg= (提供, 不提供) 。采取何种战略取决于政府的效益和政府财政的支付能力。由于本文讨论的前提是财政扶持城中村改造, 因此只讨论Sg= (提供) 的情况。
(二) 村民的博弈战略
村民有支持与不支持改造开发两种战略, 即Sp= (支持, 不支持) 。由于城中村严重的环境、治安等问题, 村民们有支持改造的意愿。但如果村民的既得利益 (房屋出租收益及升值潜力) 得不到保障, 改造后生活来源问题得不到解决, 村民就会反对改造, 使得改造工作无法实施。
(三) 开发商的博弈战略
开发商有介入开发与不介入开发两种战略, 即Sd= (介入, 不介入) 。开发商采取哪种战略, 要看城中村改造的利润率是否高于其他土地开发项目的利润率。
因此, 政府、开发商和村民共有4种战略组合:
S1= (sg1, sp1, sd1) = (提供, 支持, 介入)
S2= (sg1, sp1, sd2) = (提供, 支持, 不介入)
S3= (sg1, sp2, sd1) = (提供, 不支持, 介入)
S4= (sg1, sp2, sd2) = (提供, 不支持, 不介入)
三、城中村改造博弈主体的效用分析
我们用Ug、Up、Ud分别表示政府、村民和开发商的效用水平, 假设改造后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提升等都可量化。
(一) 政府效用分析
假设P (E) 为政府在改造过程中的收益, c1为政府承担改造的全部费用支出, c2为开发商或村民负责解决的拆迁和建设费用, 可见c1>c2, 政府的效用函数为:
(二) 村民效用分析
假设w为村民获得的拆迁补偿, m为改造后村民因享有城市居民待遇而增加的效用, n为因改造而遭受的损失, k是对未来生活的风险估计, a为系数 (0
(三) 开发商的效用分析
假设v为开发商通过拆迁开发城中村而得到的房地产收益, c为拆迁安置和开发而支付的费用。
四、城中村改造模型的均衡分析
城中村改造模型为不完全信息动态模型, 政府首先做出决策, 它并不知道开发商和村民会选择哪种战略, 只能预测他们的选择概率。
在政府提供优惠政策, 即Sg= (提供) 的前提下, 假设村民支持改造的概率为kl, 不支持的概率为1-k1, 开发商选择介入的概率为rl, 不介入的概率为1-rl, , 于是政府的效用Ug (提供) =[ (P (E) -c1) *rl+ (P (E) -c2) (1-rl) ]*k1。
政府做出战略选择后, 假设村民选择支持行动, 不管是由政府进行开发改造, 还是由开发商介入进行改造, 其效用均为Up=k1*r1+kl* (1-r1) =k1。假设村民选择不支持行动, 会使整个扩展式终结, 各方的效用函数均为0。
一般位于城市内部地段位置优越的城中村, 虽然改造难度大, 但其开发收益也较大, 开发商会倾向于介入;而位于城市边缘的城中村, 产品销售难度大, 利润率低, 开发商一般会选择不介入。因此, 通过分析, 战略组合S1= (sg1, sp1, sd1) = (提供, 支持, 介入) 和战略S2= (sg1, sp1, sd2) = (提供, 支持, 不介入) 均为博弈均衡结果。
五、城中村改造博弈均衡对深圳城中村改造的启示
在政府提供财政扶持的条件下, 平衡好政府、开发商和村民三者之间的利益, 政府对城中村改造提供优惠政策, 鼓励和吸引村民及社会资金参与城中村改造, 才能促进改造的顺利进行。
(一) 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 鼓励城中村集体股份合作公司自行改造
由于深圳城中村开发强度高、补偿压力大, 仅依靠政府财力无法顺利完成改造, 必需由政府提供优惠政策, 吸引多方面主体参与。其中, 由城中村集体股份合作公司自行改造是一个较优方案, 因为这样不仅容易解决拆迁补偿这个重大障碍, 还省去了开发商的利润部分, 总体上降低了项目的改造成本。并且由于集体股份合作公司在集体厂房商铺的出租中积累了较为充足的资金, 资金不会成为改造的主要障碍。因此, 深圳应提倡集体股份合作公司对城中村进行自行改造, 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 允许其他开发单位参与改造。
(二) 统一建设、成片改造, 有计划地逐步推进。
为避免改造单位“把肉吃了, 留下骨头”式的零星插建, 城中村改造须根据城市规划的统一要求, 由城中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开发商统一建设、成片改造。政府应确定城中村改造的最小用地规模, 所有改造项目除进行计划立项外, 还须纳入全市统一的土地开发供应计划, 以免造成土地供应失控, 冲击房地产市场。
(三) 采取货币补偿为主, 产权置换相结合的补偿方式
房屋拆迁补偿有房地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两种。在寸土寸金的深圳, 货币补偿无疑是政府首选的补偿方式, 但考虑到村民普遍倾向于接受实物补偿, 在一定条件下, 深圳应该对村民实施产权置换的补偿方式, 以此鼓励村民支持城中村改造。根据《深圳市城中村 (旧村) 改造暂行规定》, 城中村改造的拆迁补偿实行货币补偿为主。对村内居民住宅可以实行产权置换方式补偿, 或者采取二者结合的方式进行。以产权置换方式补偿住宅的, 补偿给居民的房地产面积原则上不超过每户480平方米, 超过的合法住宅面积实行货币补偿。
(四) 设立城中村改造专项资金, 扶持城中村综合整治改造
城中村总体环境恶劣是城中村的突出问题, 为鼓励村民支持改造, 改善城中村环境是必然之举, 但对城中村进行综合整治要求财政投入, 如何既能鼓励改造, 又不给财政带来太大的压力呢?政府可以从造项目的地价收入中切块设立城中村改造专项资金, 专门用于完善城中村的市政配套设施和对改造各村进行宏观调控。目前深圳市设立市、区两级城中村改造专项资金, 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资金由市财政拨付, 区城中村改造专项资金由区财政拨款和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地价收入组成。城中村改造专项资金实行计划管理, 专款专用于城中村综合整治改造项目的扶持, 包括改善消防设施、改善沿街立面、环境整治、改善市政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等。
参考文献
[1]韩兆柱, 黄钦, 王胜会.“城中村”改造的博弈模型分析[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07, (3) .
[2]深圳市城中村改造工作办公室.深圳市城中村 (旧村) /工业区升级改造文件汇编[M].2008, (5) .
[3]唐忠义, 姚忠敏.城中村改造中博弈关系与战略选择[J].湖北社会科学, 2009, (3) .
财政博弈 篇5
一、国库集中支付中的博弈分析
按照博弈理论,国库集中支付活动可以理解成,作为“经济人"的财政部门、国库部门、预算单位和代理银行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做出行为选择的博弈过程。其中,由于国库部门在代理银行办理支付业务之后对国库集中支付额度和支付凭证进行审核,属于事后审核,因此国库集中支付活动可以被简化理解成财政部门、预算单位和代理银行三方之间的博弈过程。其中,财政部门要求预算单位的支出要符合规定,要按照批准的预算和相关制度规定使用预算资金,而预算单位则希望根据自身需要自由、灵活地使用预算资金;财政部门要求代理银行按照规定办理为零余额账户垫付资金、与国库单一账户清算、控制授权支付额度、对支付信息进行反馈和监控等业务,而代理银行为规避垫付资金风险、保证自身利益往往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默许预算单位的违规操作甚至与之合谋违规。在这个博弈过程中,由于参与财政资金支付的各方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预算单位和代理银行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就可能选择违规行为,选择违规行为的概率与博弈条件如审查成本、技术手段、奖惩制度等有关。如果博弈条件存在缺陷,例如国库集中支付活动中各方的权利责任不明晰、奖惩制度不健全、信息安全保障手段不完善等,就可能导致博弈各方不选择合作策略,即产生违规行为。而要避免这种违规,就应当改变博弈条件,对博弈各方的收益进行合理调整,使博弈各方选择符合规定的行为从而使博弈各方收益之和最大化,达到最优均衡。对预算单位而言,我国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所遵循的预算单位职能“三个不变’’的原则,即不改变预算单位的预算执行主体地位,不改变预算单位的资金使用权限,不改变预算单位的财务管理权和会计核算权限,实质上就是对预算单位的一种激励机制。只要预算单位选择“合作",财政部门和国库部门就会按其职责要求为预算单位提供服务;预算单位申请什么时候用钱,财政部门和国库部门就要按照预算单位的用款计划在什么时候支付到位。相反,如果预算单位违反国库集中支付的规定,为了自身的短期利益而选择违规,财政部门则对其进行相应的惩罚例如不核准预算单位的用款计划、不予返还预算单位上年度结余额度等等,通过惩罚使预算单位意识到其“不合作"获得的收益远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或长期利益的损失),从而促使预算单位选择合作。
二、我国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对策建议
1、细化部门预算,提高预算管理水平。
细化预算,加强预算透明度是部门预算改革的基本目标,也是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基础。通过细化部门预算,将预算单位的各类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都按照政府预算收支科目的规定落实到具体目级节级科目,使收入能明确反映其来源,支出明确反映其具体用途,保证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的完整性;同时,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对单位预算内、外各项财政资金和其他收入统一管理,统一编制综合财政预算,使预算单位的所有财政资金收支项目全部纳入财政部门的监督管理范围之内,为财政部门审核预算单位收支活动的真实性、控制财政资金的用途和流向打下基础。
2、加快财政资金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相对滞后是造成我国财政资金管理中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原因。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是目前世界上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信息管理系统的核心之一,在深化我国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过程中,应当以“金财工程一的建设为契机加快财政、国库、税务、国库等相关部门的信息联网,制定统一的数据交换格式和数据接口,实现财政资金信息处理的高度自动化和信息资源的广泛共享,做到数据一次录入、多次使用,消除原有系统分散部署形成的“信息孤岛";同时,将所有财政性资金的收支情况、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和总会计中的总账、分类账的所有信息都纳入信息系统,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财政资金数据库,从而提高数据汇总的质量,增强信息的准确性,为财政国库管理部门对财政资金的管理提供准确、实时、完整的财务信息。通过“金财工程"的建设和应用,来强化对财政资金运行的“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实现财政国库管理部门对财政资金运行的动态监控、对预算单位经济活动的全过程监督和各类财政经济信息的快速汇总分析,从而从技术上解决国库集中支付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3、推广公务卡,规范财政资金的现金管理。
公务卡是将财政财务管理的有关规范与银行卡结算方式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财政财务管理工具和手段,是指预算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信用卡。推广公务卡的直接作用是将传统现金支付结算改为用公务卡支付结算。通过推广公务卡,首先,可以有效地克服现金支付结算方式信息不透明所导致的种种弊端,堵塞预算单位通过提取现金转移财政资金的漏洞;其次,财政部门通过公务卡支付系统可以实时查询到公务消费的时间、地点、消费金额、收款单位等10多项明细信息,对财政资金的流向实行动态监控,从而有效地监控财政资金支付的真实性和规范性:第三,公务卡的使用解决了财政部门难以对现金形式的财政资金进行有效监管的问题,保证了财政资金在最终支付到收款人之前始终保留在国库中,符合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和根本要求。而在公务卡全面推广之前,则应对预算单位从零余额账户中提取现金的频率和限额做出严格的限制。
4、加大改革步伐,扩大财政资金的直接支付范围。
在我国目前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模式下,预算单位的实拨资金账户和财政授权支付零余额账户对财政资金的集中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财政授权支付方式虽然提高了预算单位用款效率,但不利于对财政国库管理部门对财政资金的宏观调控和监督,并形成了财政资金的管理权向代理银行的转移,为预算单位转移财政资金和代理银行套取国库资金创造了条件。因此,必须加快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的步伐。首先,要加快消化预算单位以前结余的实拨资金,尽快撤销其现有的实拨资金账户,将预算单位的所有收支活动都纳入国库单一账户的管理和监督范围。其次,进一步规范资金支付方式和程序,调整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的划分界限,逐步扩大直接支付的范围、减少授权支付,并逐步取消预算单位开设在商业银行的零余额账户,实现国库单一账户对所有财政性资金的直接支付。这样一方面减少了财政资金支付和清算环节,加速了财政资金的周转,缩短了支付信息传递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将财政资金的管理权和监督权从众多代理银行集中到中国人民银行,有利于财政部门和国库部门对财政资金的高效监管。
5、建立合理的激励与惩罚机制。
在我国目前的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中,由于相关制度、信息网络条件等方面的不足有待逐步完善,国库集中支付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和利益博弈问题仍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只能被动地使代理人(预算单位、代理银行)按照委托人(财政部门、国库部门)的意愿和利益行事,并不能提高代理人行为的积极性和效率。这就需要建立合理的激励与惩罚机制,使代理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田发,田友春.构建国库集中支付监督制约机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2)。[1]田发,田友春.构建国库集中支付监督制约机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2)。
[2]刘梅珍.关于完善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思考[J].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2]刘梅珍.关于完善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思考[J].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
财政博弈 篇6
1 博弈模型构建
1.1 博弈的参与主体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含有两层含义:一是节约用地, 各项建设都要尽量节省用地, 想方设法地不占或少占耕地;二是集约用地, 每宗建设用地必须提高投入产出的强度, 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本文也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过程分为两个层次的博弈, 第一层是土地征收中政府与被征地农民之间的博弈;第二层是土地出让中政府与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博弈。
1.2 博弈的不同阶段及主体目标
本文将土地财政转型前后分为土地财政阶段 (第一阶段) 和多元化财政阶段 (第二阶段) 。开发区发展初期, 处于土地财政阶段下, 土地财政收入为财政收入主体, 政府是以主要领导履职期土地出让量 (或收入) 和土地融资的最大化为目标;开发区成熟期, 逐渐过渡至多元化财政阶段下, 政府不再依赖土地财政收入, 通过土地税费改革、开拓“公共产权”收益新财源, 获得长期、可持续性、稳定性的财力支持, 以发行市政债、吸收社会资本等形式筹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被征地农民和土地使用者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 不论在土地财政转型前后哪个阶段都试图凭借自身力量实现利益最大化。然而, 由于政府的权利优势使其在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 由政府先做出征地、供地及闲置、低效用地处置决策后, 被征地农民和土地使用者才能做出相应的决策。但政府受国家政策要求日趋严格的影响, 征地成本逐渐增高、闲置低效用地处置力度加大。
2 博弈分析
2.1 政府与被征地农民
在政府与被征地农民的博弈模型中, 博弈的次序是:首先由政府作出是否征地的选择, 然后由农民选择接受不接受。第一阶段中政府征地成本较低, 且依赖土地财政, 通过大量征地获得未来较高的土地出让收益, 但社会稳定风险高;第二阶段政府受国家征地制度改革制约, 征地成本提高, 被征地农民可获得较高征地补偿收入, 但土地出让收益下降。见图1。
(1) 一阶段策略组合1{维持现状}, 即政府不选择征地, 政府收益为0;农民收益为农业生产收入;总收益为农业生产收入。
(2) 一阶段策略组合2{低成本征地;接受}, 即政府选择低成本征地, 政府收益为未来土地出让收益-社会维稳成本, 政府获取较高收益, 但随着征地矛盾日益突出, 维持较低的征地成本难以持续, 政府收益逐渐下降;农民收益为征地补偿收入, 补偿虽不高但农民生活水平在征地后得到了改善;总收益为未来土地出让收益-社会维稳成本+征地补偿收入。农民生活水平在征地后得到了改善。
(3) 二阶段策略组合3{低成本征地;协商提高补偿;高成本征地}, 政府选择高成本征地, 政府收益为未来土地出让收益;农民收益为征地补偿收入;总收益为未来土地出让收益+征地补偿收入。土地财政转型下, 政府城镇化公共建设资金来源充足, 不依赖土地收入, 将倾向于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比例提高, 让土地收益更多进入农民的口袋, 提高城镇化质量。
(4) 二阶段策略组合4{低成本征地;协商提高补偿;不征地}, 即政府不选择征地, 政府效益为0;农民收益为农业生产收入;总收益为农业生产收入。在高征地成本下, 征地范围缩小, 征地量下降, 政府将倾向选择存量挖潜, 节约建设用地, 尽量少占耕地, 从而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2.2 政府与土地使用者
在政府与土地使用者的博弈模型中, 博弈的次序是:首先由政府作出是否出让土地的选择, 然后由购买土地的土地使用者选择是节约集约利用还是低效利用。第一阶段, 政府依赖土地财政, 不管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可选择通过大量卖地获得土地出让收入;第二阶段, 在国家日趋严格土地利用监管制度下低效用地将使政府面临问责风险, 政府可选择对闲置低效用地进行处置, 对不能有效利用的将予以收回, 而土地财政转型中通过征收不动产税、闲置土地税等土地税费改革措施将迫使土地使用人支付较高的土地持有成本。见图2。
(1) 一阶段策略组合1{维持现状}, 即政府不选择出让土地, 政府收益为土地增值潜在收益;土地使用者收益为0;总收益为土地增值潜在收益。
(2) 一阶段策略组合2{出让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即政府选择出让土地, 土地使用者选择节约集约利用, 政府收益为土地出让收入+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土地使用者收益为土地投入产出效率+土地增值潜在收益;两者收益均增加。总收益为土地出让收入+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土地投入产出效率+土地增值潜在收益。
(3) 一阶段、二阶段策略组合3{出让土地;低效利用;不作为}, 即政府选择出让土地并对土地使用者低效利用土地不作为, 一阶段中政府不作为问责风险和土地使用者土地持有成本是微不足道的、可忽略不计, 政府收益为土地出让收入;土地使用者收益为土地增值潜在收益, 无土地投入产出效率;总收益为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增值潜在收益。由于过于注重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将降低土地出让量, 政府为了追求土地出让收入的最大化往往忽略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此时对于政府而言本策略和一阶段策略组合2差异很小, 为追求高供地率, 易造成土地利用粗放。二阶段中政府收益为土地出让收入-问责风险;土地使用者收益为土地增值潜在收益-土地持有成本;总收益为土地出让收入-问责风险+土地增值潜在收益-土地持有成本。政府将面临高问责风险, 土地使用者将面临高土地持有成本, 均非最佳选择。
(4) 二阶段策略组合4{出让土地;低效利用;采取处置措施;节约集约利用}, 即政府选择出让土地, 土地使用者选择节约集约利用, 政府收益为土地出让收入+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土地使用者收益为土地投入产出效率+土地增值潜在收益, 总收益为土地出让收入+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土地投入产出效率+土地增值潜在收益。由于问责压力大和土地税费改革带来的土地持有成本大大增加, 使得本策略大大优于二阶段策略组合3。此时政府财政运行已不依赖大量的土地出让, 政府政绩更加追求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政府选择大大倾向土地集约利用, 节约集约利用率较高, 社会总福利最优。
(5) 二阶段策略组合5{出让土地;低效利用;采取处置措施;让政府收回土地}, 即政府选择收回出让的土地, 政府收益为土地增值潜在收益;土地使用者收益为0;总收益为土地增值潜在收益。
3 结论与讨论
由上述博弈分析可知: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会促使开发区政府轻视农民利益和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甚至无视国家相关土地调控政策, 选择征地层次的一阶段策略组合2和土地出让层次的一阶段策略组合2、组合3, 低代价多征地、低水平多供地, 助推房地产价格上涨。当房地产泡沫较大时, 土地潜在增值率大大超过土地投入产出效率, 土地使用者关心自身利益最大化, 往往忽略土地投入产出效率, 自主选择囤地。结果导致土地资源粗放和无序利用, 威胁国家耕地安全, 征地矛盾多, 社会总福利较低。财政转型将使开发区政府降低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 同时也增加了土地使用者囤地成本。促使开发区政府选择征地层次的二阶段策略组合3、组合4, 高价征地、保护农民利益, 或少征地、建设用地从增量扩长向存量挖潜转变;选择土地出让层次的二阶段策略组合4, 提高土地投资强度等进区门槛, 高质量供地, 并加强土地批后监管, 积极盘活闲置、低效用地。可见, 土地财政转型通过征地和土地出让两个层次促进了政府和土地使用者土地利用行为的转变, 对开发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发挥了正面促进效应。
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在土地资源稀缺限制下财政均衡获得土地收益的重要保障。为破解用地瓶颈制约, 部分地区通过新增建设用地报批要求配以一定比例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使用来激励建设用地存量挖潜、探索实行租让结合的工业用地供应制度和低效工业用地退出机制等等, 这些土地政策在缓解用地需求、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的同时, 也进一步释放了土地收益, 增强了政府持续获取土地收益的能力。
因此, 改革土地财政模式与优化土地利用方式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两者需综合推进。开发区政府可适时主动谋求土地财政转型, 适度调节土地资源资本化进程, 保持土地出让收入相对稳定增长, 结合其他税收收入的增加, 逐步降低对土地财政收入的依赖, 充分发挥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主动性, 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多元化财政模式的“软着陆”。
摘要：本文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分为征地、土地出让两个层次, 分层次构建土地财政转型前后不同阶段博弈模型, 比较不同层次中政府分别与被征地农民、土地使用者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的博弈策略优劣, 分析土地财政转型对开发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影响, 得出具有正面促进效应的结论, 对开发区政府谋求土地财政主动转型、促进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财政转型,博弈分析,正面促进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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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新波.加快土地财政转型, 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2011, 6:20-22, 29.
财政博弈 篇7
关键词：政府层级,博弈,乡镇财政困境
一、引言
自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完成之后, 乡镇财政解困的研究便成为理论界的焦点。从当前研究来看, 归纳起来, 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派以财政分权理论为框架, 将导致农村基层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现有分税制的一大弊端:即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称, 也就是财权在上, 事权在下, 或者说是有钱的不干活, 干活的没有钱。基于这种推理, 该派主张在保留现有政府体制不变的前提下, 通过重新调整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和财权分配使农村基层财政解困。
另一派则认为, 目前我国要在五级政府框架下建立分税财政体制, 必然要求设置足够多的税种以便财政收入能够在各级政府之间得到合理的分配, 但是税种设置过多既损害效率, 又影响公平, 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很不利。因此, 该派主张跳出单纯进行财政改革的框框, 建议通过减少政府层级来压缩财政级次, 进而解决基层财政困境。具体来讲, 一方面将乡一级政府虚化为县一级政府的派出机构, 最终取消乡镇级政府;另一方面将地市级政府也虚化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然后, 在三级政府的框架下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1]
可以看出, 这种改革方案已经不是单纯的财政分权改革, 涉及到了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 许多问题值得深究。于是, 一些学者提出了另外的改革方案。王小龙[2]在政府治理结构改革的框架下研究了县乡财政解困和政府改革的目标兼容性问题, 指出基层政府辖区优化调整方案的实施能够带来政府改革和财政改革的“双赢”。杨之刚[3]主张鼓励和允许多种模式的地方财政体制并存发展, 在提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 赋予地方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财政分权模式的权力, 也就是财政体制的多样化, 不搞“一刀切”。本文将以乡镇一级政府为研究对象, 利用博弈论的方法来研究乡镇政府的改革方案。在对三级政府框架改革理论的深入反思的基础上, 通过一个乡镇改革的博弈分析模型, 深入研究乡镇政府层级改革和财政解困问题, 对经济发达乡镇和经济不发达乡镇提出不同的改革方案。
二、三级政府框架改革理论的反思
不论是三级政府, 还是五级政府, 政府级次改革的基本问题是到底多大的政府规模是最优的。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必须明确政府的主要职责。本质上, 政府的职责就是提供公共产品, 因此政府规模的设定标准应该是能否高效率地向辖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
按照这个标准来审视三级政府改革理论, 许多问题值得深思和探讨。
第一, 三级政府架构会造成公共产品配置效率的损失。
要实现公共产品的效率配置, 至少必须满足两个前提:一个是信息问题, 即基层政府决策主体能够了解不同社区居民对地方性公共产品偏好的差异;另一个是激励问题, 即上级政府能够给基层政府提供足够的激励 (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 , 使其愿意努力工作, 高效率地提供公共产品。五级政府架构的合理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 五级政府安排由于能够提供较高的纵向政府分布密度, 从而能够保证各级政府进行较为细致且相对合理的职能分工, 有利于政府更准确地掌握不同社区居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另一方面, 五级政府安排能保证晋升机制对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足够激励, 从而可以较好地调动地方政府官员努力工作的积极性, 激励他们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中更加高效率地工作。相反地, 如果取消乡镇级政府, 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将向上集中到县级政府, 由于管辖范围过大, 县级政府将依靠派出机构收集农村社区对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信息, 然后作出辖区公共产品的提供规划。然而, 这样一种机制是不利于公共产品的提供的, 其弊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信息搜集主体与供给决策主体分离后, 由于信息搜集者目标函数与供给主体不同, 信息搜集者极可能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谎报或瞒报相关信息, 从而导致供给决策与消费意愿偏离;另一方面, 乡镇级政府取消后, 县级派出机构工作人员在缺乏足够晋升激励的条件下, 可能会选择消极怠工, 不努力工作, 从而很难保证辖区居民得到足够合意的公共产品。
第二, “一刀切”地取消乡镇级政府可能损失发达地区的公共产品配置效率。
我国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国家, 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差别很大。按照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 2003年我国1000个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小城镇的财政收入, 占全国小城镇收入总数的50%左右, 镇均1.55亿元, 是全国小城镇平均水平的10倍多。[3]另外, 像深圳的布吉镇、龙华镇、东莞的后街镇, 一个镇的财政收入可能比内地的一个市还要多。对于这些经济发达的小城镇, 是否也要一并取消?显然, 如果取消这些乡镇, 那么由于上文所述的原因, 当地的公共产品配置效率肯定会受到影响, 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也会有较大下降。
综上所述, 乡镇财政解困并不是简单地取消乡镇级政府, 重新分税, 提高其财力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而必须在是否有利于提高乡镇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这一核心目标下来审视这个问题。因此, 必须尊重地方的创造精神和选择权, 因地制宜, 允许多种基层财政体制并存, 为多样化的地方公共品供应单位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一个空间。
三、乡镇政府层级改革的方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1) 的博弈
一般而言, 政府治理结构设计所面临的问题是, 给定一国的疆域、人口、资本存量及技术水平等因素, 如何决定政府的纵向级次、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财力配置, 以保证政府有效率地实施其职能和最大程度地抑制各级政府官员的机会主义倾向。本质上, 政府的职责就是提供公共产品, 因此, 可以把政府制度看成一种生产公共产品的巨型组织。那么, 政府的产出十分广泛, 既包括有形公共产品, 如道路、学校、医院, 也包括无形公共产品, 如经济规制、社会规制、信息服务、国防。那么, 政府层级的改革应该以能否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为标准, 对于取消乡镇级政府, 还是不取消乡镇级政府, 并不能简单地下结论, 而应该在上述标准的框架下慎重思考, 综合权衡利弊, 再作定论。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 乡镇政府层级改革问题涉及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利益主体的博弈。这一点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如果中央取消乡镇级政府, 那么地方政府还能不能努力地履行公共产品提供的职责;二是如果中央不取消乡镇级政府, 那么地方政府又将如何应对中央的决策呢?下文拟采取一个博弈模型来分析乡镇政府层级改革问题。
为了方便, 我们对模型作如下假设:
一是假定在政府间的博弈过程中,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参与人;
二是假定中央政府对经济发达乡镇的转移支付很少, 很难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造成影响;而中央政府对经济不发达乡镇的转移支付很多, 该变量已进入地方政府官员的决策函数之中, 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到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
下面, 我们分别对经济发达乡镇和经济不发达乡镇展开讨论:
1.经济发达乡镇的博弈分析
在这个博弈模型中, 首先是中央政府决定是否取消乡镇级政府, 然后, 乡镇政府 (县级派出机构) 采取相应对策, 决定努力还是不努力提供公共产品。并且, 一般地可以认为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都能够观测到对方的特征、战略空间和支付函数。所以, 该博弈是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在该博弈模型里, 有两个参与人:中央政府和乡镇政府 (县级派出机构) 。中央政府有两个纯战略: (取消, 不取消) , 地方政府有四个战略: ({努力, 努力}、{努力, 不努力}、{不努力, 努力}、{不努力, 不努力}) 。该博弈的博弈树如图1所示:
图1中, G代表中央政府, L代表地方政府, 虚线方框代表两个子博弈Ⅰ和Ⅱ, 终点结上是参与人的支付向量。对于中央政府而言, 其主要收益是政策执行力、转移支付的多少以及行政成本节约量等。对于发达乡镇而言, 中央转移支付较少, 中央收益主要表现为政策执行力和行政成本节约量;另外, 由于发达乡镇经济实力比较强, 不取消乡镇级政府反而有利于公共产品的提供, 中央政策能够得到很好的贯策。因此, 中央支付的大小顺序是G3>G4>G1> G2。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其主要收益是职位晋升及劳动努力度等。因此, 地方政府支付的大小顺序是L3>L2>L1>L4。该博弈的战略式如表1所示。
从战略式表述中, 我们发现这个博弈有两个纯战略纳什均衡, 分别为 (不取消, {努力, 努力}) 、 (不取消, {不努力, 努力}) , 在每一个均衡, 给定对方的战略, 自己的战略都是最优的。这两个均衡的结果是 (不取消, 努力) 。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动态博弈, 地方政府是在观察到中央政府的行动后再采取行动的, 所以上述两个纯战略纳什均衡必须在子博弈Ⅰ和Ⅱ中也构成纳什均衡, 才能成为该动态博弈的解。对于战略 (不取消, {努力, 努力}) , 在子博弈Ⅱ中构成纳什均衡, 但在子博弈Ⅰ中不构成纳什均衡, 因而不是该动态博弈的解;对于战略 (不取消, {不努力, 努力}) , 在子博弈Ⅰ和Ⅱ中均构成纳什均衡, 因而是该动态博弈的精炼解, 均衡结果是 (不取消, 努力) 。
从上述博弈的解来看, 对于经济发达乡镇, 合理的做法是中央政府不取消乡镇级政府, 此时, 地方政府会努力地提供公共产品, 使得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都取得效用的最大化。
2.经济不发达乡镇的博弈分析
对于经济不发达的乡镇,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构成一个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博弈树和战略式博弈表述完全相同。不同的是, 对于经济不发达乡镇, 博弈参与人的支付向量有所不同, 因而博弈结果也会不同。具体分析如下:
对于经济不发达乡镇而言, 中央转移支付较多, 中央收益主要表现为政策执行力、转移支付量的多少和行政成本节约量。另外, 由于不发达地区乡镇级政府经济实力比较弱, 取消乡镇级政府, 以县为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 可以在整个县域之内进行资金调节, 即“抽肥补瘦”, 反而有利于公共产品的提供, 中央政策能够得到很好的贯策。因此, 中央支付的大小顺序是G1>G2>G3>G4。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其主要收益是职位晋升、转移支付的取得等。因此, 地方政府支付的大小顺序是L3>L1>L2>L4。
同样地, 从表1的战略式表述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该博弈有两个纯战略纳什均衡, 分别为 (取消, {努力, 努力}) 、 (取消, {努力, 不努力}) , 在每一个均衡, 给定对方的战略, 自己的战略都是最优的。这两个均衡的结果是 (取消, 努力) 。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动态博弈, 地方政府是在观察到中央政府的行动后再采取行动的, 所以上述两个纯战略纳什均衡必须在子博弈Ⅰ和Ⅱ中也构成纳什均衡, 才能成为该动态博弈的解。对于战略 (取消, {努力, 不努力}) , 在子博弈Ⅰ中构成纳什均衡, 但在子博弈Ⅱ中不构成纳什均衡, 因而不是该动态博弈的解;对于战略 (取消, {努力, 努力}) , 在子博弈Ⅰ和Ⅱ中均构成纳什均衡, 因而是该动态博弈的精炼解, 均衡结果是 (取消, 努力) 。
从上述博弈的解来看, 对于经济不发达乡镇, 合理的做法是中央政府取消乡镇级政府, 此时, 地方政府会努力地提供公共产品, 从而使得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都取得效用最大化。
四、结论
既然政府的职责就是提供公共产品, 那么政府层级改革就应该以能否有效率提供公共产品为核心标准, 对于取消还是不取消乡镇级政府, 并不能简单地下结论, 而应该用此标准来评判, 综合权衡利弊, 再作定论。
其实, 乡镇财政困境的根源在于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由于我国政府层级过多, 那种企图在分税制框架下将税种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重新划分和调整的政策主张已没有多大空间可资利用。而借助转移支付制度实现乡镇财政解困不仅实施成本较高, 而且会弱化贫困乡镇发展当地经济的动力。
因此, 减少政府层级, 降低政府的支出水平 (即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 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案。但正如上文分析的一样, 主流政府层级改革的三级改革方案虽然能够降低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 提高公共产品的资金供给量, 但是由于信息和激励问题, 不但会影响到公共产品的配置效率, 还会降低发达地区居民的福利水平。
事实上, 在公共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 为了提供足量且满足公众需求偏好的公共产品, 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是足够的资金, 二是需求信息 (公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信息) , 三是激励 (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 , 四是提供成本 (行政成本等) 。要提高公共产品的配置效率, 就必须对这四个变量进行优化组合, 即在资金充足、信息完全、激励充分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量, 同时尽可能地降低供给成本。
但从上述分析来看, 企图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采用一种模式, 实现资金、信息、激励和提供成本的完美组合, 从而达到公共产品的帕累托供给, 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因此, 必须针对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具体情况, 抓住主要矛盾, 因地制宜, 采取差别策略, 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 实现次优。
具体地, 对于经济发达的乡镇, 由于其经济实力比较强, 根本就不存在财政困境, 保留乡镇级政府还能够保证对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 使得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辖区居民的公共产品偏好, 是有利于公共产品的提供的。
对于经济不发达的乡镇, 即便保留乡镇政府, 假定地方官员在晋升机制的激励下能够按照辖区居民的偏好来提供公共产品, 但是由于严重缺乏资金, 连吃饭都成问题, 也只能是有心无力。因此, 应该取消乡镇级政府, 以县为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 一方面可以减少机构运转成本, 另一方面还可以在整个县域之内进行资金调节, 即“抽肥补瘦”, 反而有利于公共产品的提供。
综上所述, 本文提出如下乡镇改革方案:对于经济发达的乡镇, 保留现存政府架构不变, 对少数辖区范围特别小的乡镇可考虑合并, 减少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对于经济不发达的乡镇, 应取消乡镇政府, 由县级派出机构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
参考文献
(1) 贾康, 白景明.县乡财政解困与体制创新[J].经济研究, 2002, (02) .
(2) 王小龙.县乡财政解困和政府改革:目标兼容与路径设计[J].财贸经济, 2006, (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