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博弈（共5篇）
谈判博弈 篇1
审计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 即通过审计判断客观地收集和评价审计证据, 然后通过审计谈判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 最终发表审计意见的一个过程。审计谈判是整个审计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审计后的财务报表被看作是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管理层谈判的产物, 所以审计谈判会对审计质量产生重要的影响。
审计谈判结果的影响因素
审计谈判主要的影响因素包括:审计人员自身因素、客户因素、谈判双方的相互关系因素和外部审计环境因素。
1. 审计人员自身因素
(1) 独立性水平。高质量的审计过程需要有专业胜任能力的审计师执行方能实现, 良好的专业技能使审计师能够采用恰当的审计程序以确定合理的抽样范围, 继而发现重大错报。除此之外, 还需要审计人员能够抵御来自被审计单位管理层的压力, 独立、公正的报告这些错报。如果审计人员在审计谈判中迫于客户的压力而直接采用让步策略, 丧失独立、客观的立场, 那么即使审计人员通过审计程序发现了所有的错报, 也将因审计谈判的失败而直接导致审计失败。可见, 由于审计人员独立性水平对谈判策略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所以也会直接影响审计谈判的结果。
(2) 审计谈判的能力。谈判的能力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谈判的技巧, 谈判作为双方智慧、心理、耐力的较量, 需要审计师具备谈判的技术和敏捷的思维, 这便是技巧, 更确切的说是审计人员的自身谈判能力;二是指审计谈判的实力, 它不是审计师在与客户的谈判过程中单纯运用的个人能力, 而是立足于整个审计主体, 也即会计师事务所所拥有的谈判筹码, 即事务所的声誉、规模、与客户之间的关系等。在审计谈判过程中, 一方面, 审计人员依托会计师事务所的不同实力而在审计谈判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 并依此确定自己谈判策略选择的基调;另一方面, 审计人员要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对于前期收集的证据与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 并随着谈判的进行不断调整自身策略已达成谈判目标。所以说, 审计谈判的能力在审计谈判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 风险的承受能力。在整个审计谈判的过程中充满着各种不确定的因素, 审计人员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无论是由于项目调整可能带来的追加审计程序而增加的成本, 还是谈判破裂可能导致的客户资源流失, 亦或是妥协策略的使用可能带来的违规风险, 都是审计人员需要考虑的, 然后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权衡利弊, 以选择恰当的谈判底线和谈判策略。也就是说, 审计人员的风险承受能力影响着其谈判底线, 从而左右着审计谈判达成一致的契合点。
2. 客户因素
客户内部治理结构会对整个审计谈判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一方面,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来源于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和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 而作为审计谈判的主要内容, 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直接影响着审计谈判的结果。以不真实、不可靠的会计信息为起点, 是必然不可能达到谈判目标的。另一方面, 严谨的内部治理结构能够帮助管理层提供准确、完整的信息, 使其能够与审计人员进行更有效的沟通, 从而更有效的发挥谈判能力, 使其能够在审计谈判过程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 以达到谈判目标的实现。
3. 谈判双方的相互关系
(1) 审计谈判双方的任用关系是指审计人员与客户的关系。审计谈判双方的相互关系会影响审计人员的独立性, 而独立性是审计人员的基本道德原则。只有保持其独立性, 才能保证审计质量。独立是审计人员参与审计谈判时应有的立场, 它影响审计谈判策略的选择, 进而影响审计谈判的结果。审计任期是审计谈判双方相互关系的一种体现审计任期控制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有利于提高审计谈判的“质量”。
(2) 审计谈判过程中谈判双方的沟通。谈判过程是一个双方信息不断进行交流的过程, 其间各种观点、建议的碰撞, 以至最后协议的达成都离不开谈判各方的沟通与交流。在审计谈判过程中, 审计人员和客户可以沟通双方的利益偏好, 同时明确陈述其中的利害关系, 通过意见交换, 审计谈判双方通常可以找到一个财务报表信息确认与披露的平衡点, 在这个平衡点上客户财务报表所反映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既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客户的利益需求, 同时也符合各项准则要求, 降低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风险。所以说, 沟通是连接审计谈判双方的桥梁, 它影响着谈判的进程, 对审计谈判结果有重要的作用。
3. 外部审计环境
外部审计环境包括法律环境、监管环境等对审计谈判过程的影响。法律环境是指各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它为整个审计谈判过程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 同时, 完备统一的评价标准也有利于审计人员在审计谈判中保持客观、独立的地位。监管环境是指审计监管机构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情况的监督以及对其违法审计的事实进行处罚的情况。监管机构监管和处罚的力度越大, 审计人员在谈判中越能保持其独立性, 坚守其职业道德, 不会把审计谈判的过程变成一个与被审计单位合谋欺骗财务报告使用者的过程。此外, 监管环境也会从审计人员独立性、职业道德的角度对审计谈判产生影响。
谈判双方的博弈过程
1.博弈的确立
(1) 博弈的参与者。即在所定义的博弈中有哪几个独立决策、独立承担后果的个人或组织。在审计谈判的博弈中, 博弈方包括审计人员 (以下简称A) 和客户 (以下简称B) 。
(2) 各博弈方可以选择的全部策略或行为的集合。即规定每个博弈方在进行决策时, 可以选择的方法、做法或经济活动的水平、量值等。对于谈判的策略, 主要有五种:回避 (avoidance) 、合作 (collaboration) 、竞争 (competition) 、让步 (accommodation) 和妥协 (compromise) 。 (1) 回避策略。指谈判者选择不通过参与谈判来解决问题。当谈判者对自身谈判结果和双方的关系都不关注时, 他们往往会选择回避策略。因而回避策略通常意味着撤退和被动, 采用这一谈判策略的谈判者倾向于退却、沉默或不采取任何行动。 (2) 合作策略。谈判双方在谈判过程中都积极采取各种方法, 以使双方共同利益最大化。当谈判者既关注自身的谈判结果, 同时又关注谈判双方的关系时, 他们往往会选择合作的谈判策略。在使用合作策略进行谈判的过程中, 谈判者试图形成能够同时满足谈判双方目标的问题解决方案, 而不是仅限于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为了实现谈判各方的目标, 采用合作策略的谈判者会积极地交流各自的信息, 如:各自的利益需求、谈判目标和底线等;同时, 还会努力找出新的资源、创造新的解决方案或就某些事项进行互换。 (3) 竞争策略。竞争策略指的是谈判者在谈判过程中迫使对手让步或抵制对手相同的竞争努力的谈判策略。当谈判者只关注自身的谈判结果而不关心谈判双方的关系时, 他们通常倾向于选择竞争的谈判策略。使用竞争策略的谈判者, 在谈判中的行为目标是通过谈判为自己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未来实现这一目标, 谈判者可能会声明当自身目标无法实现时要惩罚对方, 而能够实现自身目标时则会给予对方奖励;或者采用极具说服性的理由使对方放弃对自身目标的追求。 (4) 让步策略。谈判者在谈判过程中改变自身的立场, 从而给予对手较多的利益而留给自己较少的利益。当谈判者只关注双方的关系而不关心自身的谈判结果时, 他们通常倾向于选择染布的谈判策略。让步策略恰好是与竞争策略相反的概念, 因此使用让步策略的谈判者在谈判中行为目标是降低自己的利益以保全对手的成功, 并协助他方达成目标。 (5) 妥协策略。妥协策略是介于竞争策略和让步策略之间的谈判策略。指的是谈判参与者共同找到一个中间立场, 且放弃各自的立场而在中间立场达成一致。大多数研究谈判的学者都认为妥协是一种有效的谈判策略。在审计谈判中, 审计人员一方面要遵守审计准则, 另一方面又必须留住客户以谋求在审计市场中生存。因此, 他们无法选择不参与谈判, 即回避的谈判策略, 而只能从剩余的四种谈判策略中进行选择。
其中, 竞争策略和让步策略作为极端对立, 却又极易简化谈判过程的两种策略, 会是审计人员最先考虑的。只有在这两种策略行不通 (受到客户管理层的强烈反对) 或实施起来风险过大时, 审计人员就会想到运用相对柔和的合作/妥协策略, 以期在最大程度满足双方利益的情况下达到审计谈判的目标。对于客户来说, 是作为后决策的一方, 在审计人员提出自己的“报价”后, 客户的选择有两种:接受或是不接受。
(3) 进行博弈的次序。当存在多个独立决策方进行决策时, 有时候需要这些博弈方同时做出选择, 因为这样能保证公平合理, 而很多时候博弈方的决策又有先后之分, 并且有时一个博弈方还要做不止一次的决策选择, 这就免不了有个次序问题。对于审计谈判的博弈过程, 我们假定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即假定博弈决策者是理性的, 后决策者能够看到先决策者决策内容。
(4) 博弈方的得益。对应于各博弈方的每一组可能的决策选择, 都应有一个结果表示该策略组合下各博弈方的所得或所失。
2.博弈模型的分析
本文将审计谈判的博弈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审计人员通过对自身谈判能力和相关利益得失进行充分权衡的情况下在三大类策略中做出选择, 如果选择“快刀斩乱麻”型的竞争策略或是让步策略, 则审计谈判过程就会在这一阶段结束, 选择合作/妥协策略, 则审计谈判将跳过第一阶段进行到下一阶段的“较量”。在这一阶段, 我们假设审计人员的策略是单一的, 即用最少的时间损耗完成审计谈判。
如图1所示, C表示A的正常效用, D表示B的正常效用;E表示B对A的收买费用, F表示A参与作假产生的惩罚支出;M表示B由于作假被披露产生的损失, N表示B由于作假增加的效用;G表示B作假被发现的概率。通过分析我们得出, 当E-GF>0时, 即参与作假得到的收买好处大于预期的惩罚支出, A将选择让步策略, 这时作为理性人的客户管理层自然选择接受这一让步;当E-GF<0时, 审计人员将会选择竞争策略, 此时, 由于损失的客观存在, 客户也只能选择接受审计人员对于会计信息的披露。所以, 在这一阶段, 我们得到两个纳什均衡结果, 一是当E-GF>0时, B知道A选择让步策略, 自然会选择接受, 所以A和B的均衡结果为 (让步, 接受) , 二是当E-GF<0时, B知道A选择竞争策略, 自己只能选择被动接受, 则A和B的均衡结果为 (竞争, 接受) 。
第二阶段, 如果审计人员选择了合作/妥协策略, 那么审计谈判会主要在这一阶段展开。这一阶段可以多种策略结合使用, 无论是以合作/妥协策略最终达成谈判目标, 还是合作/妥协策略无功而返, 迫使以竞争策略或是让步策略结束谈判, 都属于这一阶段讨论的范围。
如图2, 为了简化这一阶段的谈判过程, 我们以三回合的博弈模型进行阐述。首先, 假设双方的谈判最多只能进行三个回合, 到第三个回合, B必须接受A的方案。其次, 再设每一次A提出一个方案和B选择是否接受为一个回合, 谈判每多进行一个回合, 由于谈判的相关费用、时间耗费以及可能产生的各种机会成本, 双方利益都会打一个折扣δ (0<δ<1) , 我们称δ为消耗函数。我们运用逆推归纳法分析这一博弈, 所以先分析第三回合。在第三回合中, 有一个前提是:来到这一回合意味着要判无法达成折中方案而导致谈判破裂, 因为A的方案B必须接受, 因此A会采用第一阶段中的纳什均衡方案S, 这时双方的得益分别是, 。然后推回到第二回合, 由于B已经拒绝了A提出的方案S1, 所以要想让B接受S2, 就需要使自己的方案在让自己在这一回合的得益不低于第三回合得益的情况下, 同时让B获得收益不低于第三回合中的收益, 只需δC2=δ2C, δD2=δ2D, 也即C2=δC, D2=δD, 由于0<δ<1, 所以双方受益都大于第三回合的收益。最后再回到第一回合, 如果A在第一回合给予B在第二回合相同的得益, 而同时自己又得到比δ2C更大的得益, 那么谈判就会在这一回合结束, 只需满足D1=δ2D即可。这便是博弈的完美纳什均衡解:双方意见的折中以及第一阶段的两种结果。
但是事实上, 要想得出上述的解集, 前提是审计人员能够准确衡量出客户的得益函数, 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决定了, 这在通常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所以才有了双方不断信息交流的这一过程,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断改善信息不对称的地位, 使审计人员加深对客户情况的认知, 但依然无法达到准确的程度, 这类似于有限理性下的“颤抖手均衡”, 所以最终的谈判过程应该会是更加复杂的。
提高谈判“质量”的有效途径
加大事务所参与作假的惩罚力度, 使得参与作假的惩罚支出大于事务所得到的收买好处, 这样就使E-GF<0, 审计人员就会真实披露作假行为。
加强对公司财务信息的监管力度, 提高对作假的发现概率。这样客户和审计人员的舞弊风险都会增加, 从而提高了作假成本, 促使双方都更有效地披露信息。
提高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 使其保持较高的独立性水平也是非常重要的。
事务所的定期轮换会是改变客户与事务所相互关系的一个有效的制度设计,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双方舞弊合谋的概率。
参考文献
[1]孙岩, 张继勋, 周冉.审计谈判研究综述[J].审计研究.2010 (4)
[2]张继勋, 孙鹏, 周冉.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会计师事务所轮换与审计谈判[J].当代财经.2010
[3]张胜芳.论谈判技巧在审计实务中的运用[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1
[4]陈高才, 周鲜华.会计师事务所与审计客户之间谈判的经济分析:研究评述及未来研究[J].会计研究.2010
[5]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天然气谈判:中俄的艰难博弈 篇2
2012年6月，再度坐上了俄罗斯总统宝座的普京来华访问时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签署了多达11项的双方能源与电力等领域的合作文件，但最受外界关注的中俄天然气合作项目依然缺席其中。
双方的纠结
作为阻挠中俄天然气谈判进程的核心因子——天然气价格在过去10多年中伴随着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的扬升而水涨船高。按照双方启动天然气管道修建时的市场行情，俄罗斯对中国的出价是180美元/ 千立方米，而中方给出的价格谈判底线是235美元/千立方米，双方价格之差扩大到115美元，俨然成为了横亘在中俄间的一道巨大“鸿沟”。
俄罗斯对中方开出350美元/千立方米的天然气出口价格有着自己的解释。首先，在俄罗斯看来，俄方供给中国的天然气价格应该与国际接轨，即与俄输往欧洲的价格相一致。资料显示，2011年俄罗斯卖给欧洲的天然气达到了400美元/千立方米左右，而且今年年底可能接近500美元/千立方米。相比之下，俄罗斯认为如果卖给中国的天然气价格为235美元/千立方米，自己不仅做的是赔本生意，而且会引起欧洲国家的降价诉求。另一方面，俄罗斯明确指出向中国提供天然气的气田和管道都地处高寒地带，开采和铺设成本高昂，这部分成本应当转移到对中方的销售价格中。
相比于俄罗斯而言，中国坚守235美元/千立方米的价格谈判底线似乎理由更加充分。一方面，中方认为，不同于石油市场，天然气市场不是全球性的，而是区域性的，自然也就没有全球性的价格，而且与俄罗斯向欧洲国家供气相比，其向中国输气的运输成本要小得多，仅“西线管道”就比欧洲的线路近2500公里，同时俄罗斯向中国供气也不需要途经其他国家，既不会产生中转成本，也没有因国家关系而出现的政治风险，因此，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气价理应低于欧洲。另一方面，目前中国进口中亚天然气的价格为168美元/千立方米，进口澳大利亚和土耳其的天然气价格约为180美元/每千立方米，比其对俄罗斯开出的235美元/千立方米都要低。而如果接受了俄罗斯的要价，按30年合同量算，就意味着中方每年将多支出高达34亿美元的费用，在合约价格不受外界因素波动的情况下，合约期内中方需要多支付1020亿美元。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当前国内资源价格改革尚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中国的天然气价格承受能力十分有限。如果中国接受较高的价格条件，那么上游价格将推动国内价格上涨，最终必然加重居民的生活成本和推升通货膨胀。
当然，正如俄方所言，俄罗斯并没有义务来分担中国国内的改革成本，同时中方也明确表态中国也并不急于花高价从俄罗斯采购天然气。从目前来看，由于双方开出的价格差距的确太大，其互相退让的余地非常有限，短期内显然很难达成一个令双方都能接受的均衡价格。因此，从时间持续的角度看，尽管已经僵持了10余年的中俄天然气谈判在国际上已属罕见，但双方的拉锯还将延续。
求解未了局
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储量国和供应国，中国拥有着庞大的市场需求，并且未来3年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全球第三大天然气进口市场。这种看得见、摸的着的供求生态注定了中俄之间存在着非常广大的共赢空间。因此，尽管中俄之间的天然气的谈判一波三折，但双方却从来没有放弃寻找可以平衡彼此利益的有效渠道和方式。
“以贷款换天然气”是中俄曾经探讨过的途径之一。资料显示，俄罗斯修建对中国的东、西两条输气管道总投资将突破1000亿美元。在俄罗斯自身投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中方曾建议可向俄罗斯提供一定数量的先期贷款，而后俄罗斯可以用天然气供应抵偿贷款。这一合作方式借鉴的是中俄石油合作模式。2009年2月，中俄签署“贷款换石油”协议，俄方接受中方提供的总计250亿美元长期贷款，以供油偿还贷款。不过，“以贷款换天然气”的建议并没有被俄方所认同。其中除了价格分歧之外，主要是俄罗斯当初接受“贷款换石油”模式时正处于金融危机的恶化时期，俄罗斯面临着较为严酷的资金频颈。而目前，俄罗斯国内经济已经得到明显恢复，国际市场上对天然气的现实增量需求也充实了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资金腾挪能力，其回绝中方提供的天然气管道贷款建议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上下游一体化”是中方向俄罗斯提出的一个最新方案。这一方案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今年访问俄罗斯时提出，其基本要旨是俄方参股中国天然气管道建设，中方参与俄上游天然气开发，以做到优势互补、双方共赢和风险共担。
的确，面对中方抛来的“橄榄枝”，俄方也不能不心动。据悉，对于“上下游一体化”的合作模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仅没有明确的拒绝，而且称赞“主意好”。而在前不久举行的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八次会晤上，俄方代表也给予积极的回应。对于俄罗斯而言，占领未来的中国市场无疑是其能源战略棋局中的最精彩一步。专家测算，即便俄罗斯给中国的天然气出口价优惠到235美元，预期也将为俄罗斯每年带来160亿美元收益，假如管道运营30年，将带来4800亿美元的宏大连续收益。但如果10年之内俄罗斯依然没有与中国达成供气协议，新的竞争者进入并被中国政府锁定为目标客户后，俄罗斯很可能最终与中国的合作失之交臂。
当然，“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中俄天然气谈判还会在双方的你推我搡和锱铢必较之中进行下去。动态的观察，决定未来中俄谈判的结果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力量：首先是国际能源价格走势。其次，中俄双方的合作深度也可以影响着天然气的谈判进程。从目前来看，在天然气上游开采、中游管道建设和下游终端销售三个环节中，俄罗斯更希望能够获得终端市场。如果能在下游销售上中国能对俄罗斯开放出更大的市场，双方的合作可能会出现实质性的进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内天然气价格改革的频率和幅度可以成为中俄天然气谈判的“加速器”。依据既定思路，中国对天然气价格的改革计划是将天然气价格每年逐步上浮5%~8%，按照这种阶段性步骤，预计5年之后接近俄罗斯天然气报价。如果5年之中伴随着国内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前实现，不排除决策层加速天然气价格的改革步伐，到时，中俄双方的天然气合作自然就修成正果。
基于博弈视角的审计谈判行为分析 篇3
一、审计谈判分析的框架性模型
审计谈判是审计人员与企业管理层就审计过程中存在的争议事项进行沟通协商的过程。作为影响审计质量的重要因素, 审计谈判过程也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相关制度的制约。因此, 可以将基于审计市场行为主体行为的审计谈判形成机制的分析框架用图1来表表示示ÁÁ。。
在这一分析性框架中, 各种审计市场行为主体都参与到其中, 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审计谈判的过程。各种影响因素由他们决定, 并通过他们作用于审计谈判过程。制度背景通过约束监管者、注册会计师、企业管理层的行为而成为审计谈判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着对审计效果的重要影响。注册会计师与公司管理人员对于审计谈判的结果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 无论是二者自身的各种相关因素, 还是双方之间相互关系的共同作用都是构成影响因素的重要方面。而作为监督审计质量的监管部门, 虽然无法直接参与到审计谈判过程中, 但其监督的威慑力量依然是影响审计谈判过程的重要因素。最后, 投资者和各方利益相关者由于其远离审计谈判冲突的核心, 无法将直接作用于审计谈判过程, 维护自身合法利益, 但是作为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 维护其权益正是审计谈判研究的核心利益诉求, 所以说, 投资者和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评价、监督同样是影响审计谈判的一大重要因素。
二、审计谈判过程分解
按照审计谈判过程的特征, 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谈判前的准备工作、谈判过程和谈判结果 (如图2) 。
首先是谈判前的准备工作。在这一阶段, 主要是针对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会计问题, 进行相关的资料和数据的统计与处理, 然后在评估审计风险的同时, 考虑会计师事务所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从而确定对于这一问题的审计谈判目标、可接受的结果范围以及谈判策略的选择, 并在这一过程中适当引入专家意见和对专业性较强的问题进行咨询。ÁÁ
之后便是审计谈判的实际过程。整个谈判的过程可以看做是审审计计人人员员与与客客户户双双方方之之间间观观点点与与利益的直接碰撞, 双方有各自的利利益益倾倾向向::客客户户期期望望谈谈判判针针对对的的会计问题能够在保有自身既定报表表披披露露利利益益的的基基础础上上, , 得得到到审审计计人员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审计人员则则希希望望对对这这一一会会计计问问题题的的处处理理能能够使其低于重要性水平, 从而降低低审审计计风风险险的的同同时时, , 又又不不至至于于因因谈判结果而与客户关系破裂, 从而产产生生解解聘聘风风险险。。从从这这一一点点可可以以清清楚地看到, 谈判双方关注的点是不同同且且数数量量上上是是有有差差异异的的。。客客户户只只会考虑自身的利益状况, 而不会顾忌忌审审计计一一方方的的得得失失, , 只只有有在在真真正正的谈判过程中, 才会“被迫”将这一因因素素加加入入考考虑虑。。审审计计人人员员则则要要在在自身利益与客户利益之间进行不断断的的权权衡衡, , 既既要要为为自自身身的的谈谈判判目目标努力, 又要顾全客户的利益诉求求, , 所所以以作作为为审审计计一一方方往往往往会会顾顾此失彼。这时针对具体的情况与客户进行行之有效的沟通交流就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存在分歧的问题双方要阐明各自的数据来源、确认标准、利益诉求。此外, 制定合理的谈判策略也是非常重要的, 成功的审计谈判策略会提升审计一方在谈判中的地位, 从而更有利于掌握先机。
最后就是谈判的结果, 这既是相关会计问题的最终确认, 又是谈判双方关于分歧点的最后妥协结论。
在整个审计谈判的过程中, 参与者众多, 并不仅仅是审计人员和客户的两方关系这么简单 (见图3) 。作为客户一方, 对于给予审计的财报信息是在企业整个运作流程中产生的, 涉及到各个部门、领域, 对于相关信息的追溯会有一个很长的链条, 审计人员对整个过程的了解除了通过审计程序进行外, 就是通过客户内部的审计相关部门间接获取的, 所以作为企业的内部部门, 内部审计部门、审计委员会、各管理层对审计谈判的参与也是具有重要作用的。此外, 审计谈判的结论作为经审计的财报信息传递给各利益相关者, 除了监督部门的审查外, 还有投资者、债权人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反馈。所以说, 各方关注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或是间接作用于审计谈判的过程。
作为审计谈判过程的主要直接参与者, 审计人员和企业管理层在坐在谈判桌前所拥有的谈判筹码决定了, 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并非势均力敌的谈判 (见图4) 。审计一方作为依据相关准则、法规, 运用专业知识审查企业会计信息公允性的外部审计力量, 拥有第三方独立的地位;公认会计准则、审计准则是其开展审计工作的依据同时也是维护自身利益的保障;会计师事务所是审计人员的重要依托和后盾, 无论是事务所拥有的资源、声誉还是实力都为审计人员在审计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提供了可能性;与客户的历年聘用关系可以有效地帮助审计人员就争议问题与之进行沟通;此外, 谈判技巧的恰当运用同样有利于提高谈判绩效。
对于客户管理层来说, 与审计人员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决定了客户在信息收集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无论是整个企业运作经营数据的获取还是关于争议事项的管理咨询、专家意见, 客户都在审计谈判中占据先机。更为重要的是, 客户手中拥有审计一方聘用的选择权, 这无异于抓住了审计人员的“命门”, 因为这关乎会计师事务所的生存。在这样的一个买方市场, 如果卖方无法提供使买方满意的服务, 就会面临失去客户的风险, 所以很容易就将“顾客是上帝”作为经营理念。但是对于独立审计来说, 这违背了其初衷, 无异于断送整个市场的发展空间。所以, 审计人员虽然拥有“先发制人”的优势, 在审计谈判中, 谈判地位仍显被动。
三、审计谈判的博弈模型建立
审计人员与客户管理层之间就分歧事项进行的谈判俨然就是一场双方利益的博弈过程。一方是拥有发表审计意见绝对权力的审计人员, 但其经济利益却掌握在客户手中;另一方是拥有审计服务购买选择权的客户, 但其报表利益控制在审计人员手中。
(一) 博弈的确立
对于一个博弈的确立, 一般需要设定四个要素: (1) 博弈的参与者。主要为审计人员与客户, 在下面分别用字母A与B表示。 (2) 博弈的参与者能选取的所有策略。本文将这一策略集合分为三大类:一是强硬的“竞争策略”, 二是成全对方利益的“让步策略”, 三是存在周旋余地的“妥协/合作策略”。 (3) 进行博弈的次序。对于审计谈判的博弈进程, 首先假设博弈参与者是理性的, 审计人员是作为先决策的一方, 且后决策者能够看到先决策者决策的内容。 (4) 博弈方的得益。
(二) 博弈模型的构建和分析
(1) 第一阶段。审计人员在全面衡量自身能力与利得之后, 选取适合的策略。假如选取“快刀斩乱麻”型的竞争策略或者妥协策略, 通常一种可能是由于审计人员认为双方存在争议的问题金额很大、性质重要, 对审计风险有重要的影响, 没有“商量”的余地, 第二种可能是认为这一问题对于会计信息公允性不存在影响或影响十分有限, 也不对审计风险构成有效影响。这意味着对方毫无选择的余地, 也不存在继续周旋的必要, 那么审计谈判的博弈进程就到此为止。假如选取联合/让步策略, 那么此进程就将继续下去。在此阶段, 假定审计人员仅仅使用一个策略。
由图5可知, C为A的正常效用, D为B的正常效用;E为B收买A的金额, F为A造假付出的代价;M为B因为造假被发现导致的损失, N为B因为造假获得的效用;G为B造假被逮住的可能性;H表示A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而遭受解聘的预计损失;P表示A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给B带来的损失, Q表示A错误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预计损失。
针对谈判双方的争议焦点, 当A综合考虑各方因素而选择竞争策略, 而B选择让步策略接受A的调整意见时, A的收益为C, B的收益为D;如果B无法接受A的意见而选择不接受时, A的收益为C-H, B的收益为D+N-P。当A选择让步策略时, 在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 B会选择接受, 此时争议点消失, A的收益为C+E-GF, B的收益为D+N-E-GM。Á
通过分析, 得Á出:当D>D+N-P且C>C+E-GF时, 即当管理层因虚假会计信息得到的好处小于因此导致审计人员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带来的损失, 以及审计人员因“容忍”管理层的虚假会计信息而获得的好处小于可能因此带来的损失时, 审计人员会选择竞争策略, 而管理层会选择接受这一调整, 则A和B的均衡结果为 (竞争, 接受) 。
当D>D+N-P且C<C+E-GF时, 即当管理层因虚假会计信息得到的好处小于因此导致审计人员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带来的损失, 以及审计人员因“容忍”管理层的虚假会计信息而获得的好处大于可能因此带来的损失时, 审计人员会选取妥协策略, 但管理人员将愿意承受这个变动, 那么A与B的均衡结果是 (妥协, 接受) 。
当D<D+N-P且C-H<C+E-GF时, 即当管理层因虚假会计信息得到的好处大于因此导致审计人员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带来的损失, 以及审计人员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机会成本高于付出的代价, 审计人员会选取妥协策略, 但管理人员将愿意承受这个变动, 那么A与B的均衡结果是 (妥协, 接受) 。
当D<D+N-P且C-H>C+E-GF时, 即当管理层因虚假会计信息得到的好处大于因此导致审计人员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带来的损失, 以及审计人员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机会成本高于付出的代价, 审计人员会选择竞争策略, 但管理人员将愿意承受这个变动, 那么A与B的均衡结果是 (妥协, 接受) 。
(2) 第二阶段。假如审计人员选取联合/让步策略, 则第二阶段也就开始了。此阶段能同时采用多个策略, 不管是否实现了理想的结果, 全都要在此阶段进行探讨。
如图6, 为了更加贴合审计谈判实际, 将多期动态博弈模型引入, 但是这里的多期又非无限次的。因为考虑到存在定期报告的法定期限, 所以将审计谈判的回合确定一个上限, 在此利用三个回合的动态博弈模型来详述, 这大大缩减了此过程。首先, 假定谈判最多只能进行三个回合, 在第三个回合结束时, B只能接受A提出的方案。否则就意味着谈判破裂, 从而进入谈判博弈的第三阶段, 也即终极阶段。其次, 假定每当A制定一个方案与B决定要不要接受是一个回合, 当增加一个回合时, 鉴于谈判产生了许多机会成本, 彼此利益都会减少, 用δ (0<δ<1) 来表示, 把它称作消耗函数。
利用逆向推理归纳方法分析此博弈, 因此首先分析第三个回合。此回合必须有个前提:进入此回合表示难以妥协致使此阶段谈判失败, 由于B只能接受A的方案, 所以A将使用纳什均衡方案S, 此情形下, 彼此得到的好处为。接着分析第二个回合, 因为B不接受A提出的方案S1, 因此如果要使B接受S2, 就必须确保自己的方案带来的好处不能小于第三个回合的好处, 并且B获得的好处也是如此。这就要让δC2=C, δD2=D, 因为δ介于0到1之间, 以此彼此得到的好处全都高于第三个回合的好处。最后分析第一个回合, 假如A在此回合让B得到了和第二个回合同样的好处, 并且A获得了更多的好处, 这样谈判就到此结束, 这就要让D1=就行。这正是理想纳什均衡解:彼此看法妥协和此阶段的三种结果。
(3) 第三阶段。审计谈判的双方如果将博弈推进到这一阶段, 就意味着双方对于争议问题的谈判已经破裂, 无法达成“共识”。这一阶段既是第二阶段的延续, 也可以说是第一阶段的过程的重复。一方面, 作为掌握“主动权”一方的审计人员由于处在信息匮乏的被动地位, 导致无法实现理论上的纳什均衡解, 以致合作/妥协策略的失败, 使得审计谈判回到原点;另一方面, 合作/妥协策略失效, 迫使审计人员仅能选取“快刀斩乱麻”型的竞争策略或者让步策略, 权衡再三做出最终决定。所以, 虽然这一阶段在时间上是审计谈判博弈的终级阶段, 但是其过程却是第一阶段的再重复, 在此不再赘述。
(三) 谈判博弈的结论分析
在第一阶段的谈判博弈中, 经过分析, 在四种不同的情况下得出了三种不同的纳什均衡结果 (竞争, 接受) 、 (让步, 接受) 、 (竞争, 不接受) 。但是这只是在博弈论的范畴内得出的解集, 并不是实践中可以得出的均衡结论。这不仅仅是因为并非所有的纳什均衡解都是帕累托最优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于审计谈判博弈的研究, 最终目的不在于探讨博弈双方的得失, 而在于双方争议问题的结论, 笔者期望通过谈判, 在均衡双方利益的前提下, 得到更加公允的会计信息, 这才是期望中的有效率的纳什均衡解。正是由于这种对于结果的期望值, 所以只有一种 (竞争, 接受) 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其他的解集是笔者要避免的情况, 这也是下面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 或者可以说是整个审计谈判的目标所在。通过这一阶段对于博弈双方得益函数的分析, 可以看出N与P、E与GF关系对于结果的重要作用。所以, 要得出帕累托最优的 (竞争, 接受) 的结果, 一方面要加强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 对企业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 使管理层因虚假会计信息得到的好处小于因此导致审计人员出具非标审计意见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 要进一步规范审计市场, 使审计人员因“容忍”管理层的虚假会计信息而获得的好处小于可能因此带来的损失。
在第二阶段中, 谈判双方采用多回合博弈的方式, 通过不断的信息交流, 寻找双方利益的契合点。在上述的分析中, 笔者采用的是逆推归纳法, 这不仅是分析整个谈判博弈过程的有效方法, 同时也是博弈双方制定策略时的思考方式。毕竟博弈策略的选择不是仅凭个人喜好, 谈判的底线更不是凭空想象, 这都需要有一个全盘的思考。作为审计人员的一方, 在制定谈判策略时, 一方面要在整个审计的过程中, 通过各种信息的取得明确自身的审计风险, 从而确定谈判底线;另一方面, 对于企业管理层的得益函数也要有一定的认识。在上述的研究中, 分析了得出纳什均衡解的过程, 然而实际上, 如果想计算出以上结果, 必须有个前提:审计人员可以精确计算出客户的利得函数, 并且信息部队称已然确定。但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 因此彼此就要持续进行沟通分享信息。尽管在某种程度上, 能是不对称的情况得以改观, 让审计人员熟知客户信息, 然而却很难十分精确, 这就和有限理性假设下的“颤抖手均衡”相像。得出高效率的纳什均衡解只是一个开始, 提高解的稳定性才是关键。所以, 从这一点上来说, 改变审计人员信息不对称的被动地位便是之后努力的方向。
通过对审计谈判过程的博弈模型分析, 可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审计人员与客户管理层之间存在的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双方手中都握着一根牵引对方的无形的线。审计人员掌握着审计的生杀大权, 直接制约着客户的切身利益;客户则紧握审计一方的生存权利。显然的, 客户手中的线会更紧些, 使得审计人员更容易在审计谈判中顾此失彼。当然, 对于整个谈判过程的认识不是目的, 提高谈判绩效, 最终达成谈判目标才是目的所在。所以, 为了达成审计谈判的目标, 从总体上改善审计谈判绩效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孙岩、张继勋、周冉:《审计谈判研究综述》, 《审计研究》2010年第4期。
谈判博弈 篇4
1. 气候变化的背景
以全球变暖为主要标志的气候变化被认为是对人类最具威胁的全球环境问题,它不仅威胁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也会对于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形成严峻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过去,二氧化碳排放被作为燃烧过程的副产品来对待,自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京都会议后,二氧化碳排放日益成为国际焦点,世界各国都开展了气候变化相关研究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试图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去碳化”[2]。需要注意的是,气候变暖是全球性问题,致使气候变暖的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区域,因此各国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来减少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一行为是必要的且刻不容缓。
2. 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之气候谈判
由于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就着手研究并解决这一问题。随着“全球化”这一概念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含义,扭转全球变暖趋势,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可供生存、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就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下,1992年各国政府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又称UNFCCC)。UNFCCC自缔约之日起,已经有全球的185个国家参与,并成功地举行了8次由各缔约国参加的缔约方大会。然而公约中各缔约方并没有就气候变化问题综合治理制定具体可行的措施。1995年在柏林举行的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中,发达国家承诺将在2000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然而经过缔约方最终审评认定,这一承诺不足以实现公约中所预期达到的目标。为了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预期水平,需要世界各国做出更加细化并具有强制力的承诺。于是引发了新一轮关于加强发达国家义务及承诺的谈判。历经八届会议,在1997年,终于形成了关于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文法案。在第三届缔约方大会上对这一法案内容的研讨、磋商成为大会的主要议题。当本届大会结束时,该公约已经初具雏形,并以当届大会举办地京都命名,始称《京都议定书》。
该议定书中规定工业化国家将在2008~2012年间,使他们的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为达到限排目标,对于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来说,2008~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3~4%,而所排放的CO2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所以美国大幅度减排二氧化碳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美国曾于1998年签署了议定书,但遗憾的是,2001年布什政府却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执行《京都议定书》。美国的退出对公约的执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由于原则上确认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主要责任到为发达国家规定具体量化的减排目标较为困难,气候变化谈判举步维艰。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承担限排或减排义务问题,始终是谈判的主要议题之一。2005年2月16日,历经7年正式谈判,议定书终于正式生效。但是,美国至今仍拒绝签署这一协议。
根据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第13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巴厘路线图》的规定,2009年末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5次会议将努力通过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以代替2012年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于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192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召开峰会,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年至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对该会议给予了极大的期望和热情,令人失望的是,由于各利益集团均以自身利益为谈判的基本出发点,各不相让致使各方的诉求产生极大的矛盾,矛盾愈来愈尖锐化且无法调和,使被寄予厚望的哥本哈根会议最终只是形成了一份没有法律效力亦未提及将协议转化为最终有法律约束力协定的时限的“哥本哈根协议”。
3. 哥本哈根会议的博弈
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其与会国(192个国家)就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利益特征的几大阵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各自为政,以英国、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欧盟集团、中国和77国集团(发展中国家的集团)。
哥本哈根会议已经结束,虽然结果令人失望,但是回忆整个会议召开的12天,可谓是以会议为戏台,各利益主角你方唱罢我方登台,更有甚者还差点演起了“全武行”,状况一度十分紧张。从整个会议来看,各方的相互作用与谈判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场小博弈构成的气候谈判大博弈,赢家是谁结果尚未清晰。人们又将希望与目光投向了来年即将召开的墨西哥第16次缔约方会议。本文拟应用博弈论模型研究国际气候谈判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与结盟关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二、博弈分析
1.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智猪博弈
智猪博弈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边有个按钮,控制着食物的供应,按一下按钮就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但是谁按谁就要负担2个单位的成本。若大猪先到,大猪吃掉9个单位,小猪只能吃到1个单位,扣除2个单位的成本,支付水平分别为9和-1;若同时到达,大猪吃7个单位,小猪吃3个单位,扣除2个单位的成本,支付水平分别为5和1;若小猪先到,大猪吃6个单位,小猪吃4个单位,扣除成本,支付水平分别为4和4。图1列出对应大猪小猪的不同战略组合的支付水平:
在智猪博弈中,只有一个纳什均衡结果:大猪按钮,小猪等待,这是一个“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的均衡。它揭示的是大国提供公共物品,而小国搭便车的情景。这是一个收益分配不均的典型案例:小国什么都不做,却能获得与大国同样多的收益。在哥本哈根会议中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与义务的分配和时间表方面形成了一个智猪博弈的格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发达国家是大猪,发展中国家是小猪。在这场气候谈判博弈中有4种策略可供选择:
(1)发展中国家(小猪)积极投入资金、人力、物力等,积极采取行动控制该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是本国的经济发展会因此受到限制而减缓,发达国家(大猪)选择等待,即采取不减排或者消极怠慢的减排态度,其经济平稳发展,由于采取“不作为减排”态度使其在减排方面的投资为0或者较少因此减排成本很小。这种策略对发展中国家(小猪)来说收益是负的,因此在现实中,这种博弈结果不大可能出现。
(2)发达国家(大猪)致力于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样会影响其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小猪)快速发展经济不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做出贡献。这种策略下的收益分配是:发达国家为防止全球变暖买单,发展中国家“搭便车”;大家都获得了收益,可是只有发达国家为此做出了牺牲。
(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共同为环境保护贡献力量。这样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达成一致,可是发达国家收益多,发展中国家收益少。
(4)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时选择置世界环境于不顾,都依据个人理性最大化原则,竭力利用公共环境来发展本国的经济,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此时两者经济的绝对值都增加了,但是环境收益都降低了。
在智猪博弈中,对小猪而言,等待总是优于行动。同样在哥本哈根会议的各方谈判中,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处于弱势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理性策略正是和该博弈中的小猪一样,选择等待——等待发达国家率先履行减排责任。而理性的发达国家是知道理性的发展中国家的策略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处于优势的发达国家就不得不为减排多尽一份力。这种策略看起来似乎对发达国家有些不公平,但是考虑到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水平以及各国对全球变暖的贡献如温室气体的历史排放情况等,这种策略无疑是最优的选择。
2. 发达国家的消极减排——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描述的是两个合伙犯罪的人被地方检察官隔离审判的故事。每个罪犯都知道如果两个人都不坦白的话,地方检察官只有很有限的证据判他们很轻的罪行,每个人只能判1年监禁。如果每个人都坦白的话,他们每个人将被判5年的刑期。这种可能的情况似乎是两个人都有不坦白的激励机制,除非聪明的检察官许诺,如果一个人坦白而另外一个人抗拒的话,坦白的罪犯将不予起诉,同伴因为抗拒而予以10年刑期的严惩。囚徒困境图式如图2:
在这些情形下,无论对方选择坦白还是抵赖,行为者的主导战略都是坦白。但是如果双方都选择坦白,那么最终的收益是(-5,-5),该结果对于双方都不是最好的,比双方都选择抵赖策略所得的支付(-1,-1)要差。此外,(-5,-5)是纳什均衡,因为这样的结果已经是最差的了,所以双方都没有背叛这个结果的动机。囚徒困境表明,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参与者具有某些共同利益但是他们不能达到帕雷托最优的结果。这种困境被哈丁描述为“公用地的悲剧”——个体理性行为会导致集体非理性行为的发生[3]。囚徒博弈中不合作的根源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好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
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廉价能源基础之上的。美国政府认为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奥巴马政府的计划是在2020年时,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这个目标比欧盟差得远,甚至低于《京都议定书》给它规定的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7%的目标。在减排问题上,奥巴马政府比前任政府积极了一些,不过同样拒绝接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力主各国自主减排,并坚持主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参与强制减排。美国也是迄今唯一一个游离于议定书之外的发达国家。
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争执是囚徒困境博弈的典型例子,行为选择和博弈结果如下图3所示:
图3显示了哥本哈根会议的各方谈判陷入囚徒困境的主要原因。如果美国和发展中国家都采取合作的战略,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承诺减排并且美国遵守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份额,那么双方都能获得3个单位的收益。然而,实施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份额的成本很高,且减排行动的实施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参与者双方都有背离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份额以获得更多收益的动机,这样使京都议定书的机制无法实现,更给哥本哈根会议的谈判氛围带来了阴霾。例如,美国单方面大大削减其在以前京都议定书中曾经承诺过的减排份额使它的收益结果4个单位而不是3个单位。当获悉发展中国家拒绝承担减排义务,作为理性行为个体的美国必然选择消极减排以获得2个单位的收益而不是1个单位的收益。也就是说,相互合作很难实现,因为双方都有欺骗对手的动机。该博弈的结果是美国选择不遵守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减排份额,发展中国家选择不参加减排义务规定的相关行动的实施,双方所得到的支付均为2个单位。
3. 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博弈——捕鹿博弈
在捕鹿博弈中,每个猎手都面临着以下4种策略选择:第一,都合作,绝不背叛,捕到鹿后大家美餐一顿;第二,采用不合作手段,在其他人捕鹿时自己去捉兔子,个人受益最大化;第三,所有的人都去捉兔子;第四,在他人捉兔时,自己仍然守住捕鹿的位子。吃饱10天。显然,两个人合作猎鹿的好处比各自打兔子的好处要大得多,但是要求两个猎人的能力和贡献相等。捕鹿博弈是一种合作性的博弈过程,一方的战略选择取决于其他人如何选择,它具有两个纳什均衡的混合战略(相互合作)选择,但是只有在同时捕鹿时产生纳什均衡结果能使双方都满意。存在合作的共同利益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合作就一定能成功,如果一个猎人的能力强、贡献大,他就会要求得到较大的一份,这可能会让另一个猎人觉得利益受损而不愿意合作,因此双方合作是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谈判的成效。图4列出了捕鹿博弈中对应不同战略组合的支付水平:
早在哥本哈根会议开始之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组织——77国集团,就已经展示出破裂的迹象。一些77国集团成员国在内部会谈中表示,新兴经济体也应该承担一些承诺,并且审查自己的行为。这种声音使得“中国+77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统一战线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一情形正是中了那些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各个击破”实现对发展中国家逐步进行强制减排的目的。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因此成为了“众矢之的”。在中国不承诺减排责任仅遵守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自愿承担减排义务(即非强制性减排)的情况下,如果以77国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同意该行为并与中国的行为保持一致,则中国与77国集团各得(4,4)的支付;如果中国与77国集团都承担减排责任(即强制减排),则双方的支付结果为(2,2);若一方承担减排义务另一方承担减排责任的话,两者的支付分别为0和2。该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结果出现——(强制减排,强制减排)、(非强制减排、非强制减排),前者是次优的纳什均衡,后者是最优的纳什均衡。
捕鹿博弈合作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确保博弈双方者的承诺和行为是可信的。在哥本哈根会议的谈判中,该博弈的最优策略是发展中国家内部不要起内讧,要统一口径,坚持实行非强制性减排,不给那些试图瓦解发展中国家统一阵营的发达国家以可乘之机。
4. 排放权分配谈判——性别博弈
性别博弈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形:某男某女恋爱,他们打算一起过周末,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看足球,要么看芭蕾演出。男的偏爱足球,女的偏爱芭蕾,但他们更宁愿在一起。当他们共同看足球,男的享受程度为2,女方的享受程度为1;当他们共同看芭蕾,女方的享受程度为2,男方的享受程度为1;当男的看足球,女的看芭蕾,他们的享受程度均为0;当男的看芭蕾女的看足球,他们的享受程度也均为0。这里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即:(足球,足球)或者(芭蕾,芭蕾),图6列出对应不同战略组合的支付水平:
在性别战博弈中最重要的是对最终受益如何分配的问题,正如Krasner所说:性别战博弈具有重要的分配性含义,分配性问题有时会使合作性的解决方案很难达成,虽然博弈双方认为有协议总比没有协议好,但是在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协议问题仍会存在争端[4]。
排放份额的分配问题是有效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核心,它关系到分配什么、分配给谁、以什么样的方式分配[5]。发达国家间对于什么样的分配是公平的以及如何实施也存在着重大分歧。排放份额分配的不仅仅是减排任务,它实际上也是全球公共资源的分配。由于排放份额影响一国将来的发展空间和国际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的利益,因此它与一国的经济利益紧密相连。
对于排放份额,已经在京都议定书上制定了具有广泛认可基础和法律效力的规定,但是美国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对世界各国做出了坏的榜样,使京都议定书目标的执行状况并不是很理想。本次哥本哈根会议,发展中国家要求在遵守京都议定书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磋商谈判,并做出一定的让步——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承担量化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无需承担这种义务。但是在哥本哈根会议前,为了显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诚意与决心,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宣布要采取行动自愿减排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如中国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该减排目标远高于美国白宫所提出的“17%”的减排承诺;在中国做出碳减排承诺后,印度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比2005年下降20%~25%;俄罗斯承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至~25%;巴西计划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减排36.1%~38.9%;印度尼西亚表示力争到2020年在预期基础上减排26%;韩国宣布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4%。南非表示将于未来10年、即2020年在正常水平的基础上削减34%的排放量,而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峰值——42%,随后在有效趋于平稳后开始下降,同时还声明在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定以及国际社会给予支持的条件下,南非才能兑现这个减排承诺。
发达国家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早在2007年,欧盟就提出,争取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并表示愿与其他发达国家一道将中期减排目标提高到30%。然而,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估计,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应该达到25%~40%,才能避免全球变暖至危险水平,显然,欧盟的承诺距此目标尚有差距;澳大利亚承诺到2020年在2000年基础上减排5%~25%(后一个数字是有条件承诺),但这个目标已被议会两次否决;加拿大承诺到2020年在2006年基础上减排20%,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新西兰承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10%~20%(后一个数字是有条件承诺);美国方面,奥巴马政府的计划是,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这个目标比欧盟差得远,甚至低于《京都议定书》给它规定的第一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的7%。
有关计算表明:发达国家的无条件中期减排承诺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8%,而有条件承诺仅相当于减排12%。这两个数字比《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对发达国家提出的5.2%减排要求并不高出多少,而远远低于IPCC报告所指明的25%~40%。由此可见,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承诺得远远不够。
正如性别战博弈中所表现的那样,男女朋友只有自愿牺牲一方的利益才能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纳什均衡。在无政府状态下达成一个有效减排机制的唯一途径就是寻求部分妥协。这样可能会使协议的有效性降低,但是总体来讲,有协议总比没协议好。
三、结语
气候变化问题涉及人类社会诸如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历次会议,包括哥本哈根会议均说明了由于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切身利益,国际气候谈判面临着很多障碍性因素。
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未来的话题,现实已经证明了愈来愈频繁的自然灾害与气候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气候变化问题已经逼近人类面前,人类已经到了该做出抉择的时候。但是由于减排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是现实的,而且在全球气候领域的合作不是很容易就能实现的,因此它容易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本文应用博弈论模型针对哥本哈根会议中各国的气候谈判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与结盟关系进行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其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谈判博弈属于智猪博弈,考虑到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水平以及各国对全球变暖的贡献如温室气体的历史排放情况等,发达国家(大猪)率先实现减排承诺是该博弈最优选择;其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采取消极减排态度,此时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属于囚徒困境,该博弈的结果是美国选择不遵守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减排份额,发展中国家选择不参加减排义务规定的相关行动的实施,双方的最终结果均未达到最优水平;其三,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博弈属于捕鹿博弈,该博弈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确保博弈双方者的承诺和行为是可信的。在哥本哈根会议的谈判中,该博弈的最优策略是发展中国家内部要统一口径,坚持实行非强制性减排;其四,排放权分配谈判博弈属于性别博弈,该博弈显示在无政府状态下达成一个有效的减排机制的唯一途径就是寻求部分妥协。这样可能会使协议的有效性降低,但是总体来讲,有协议总比没协议好。
在这些博弈中,发展中国家应该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发达国家间要确立一个公平的减排任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经济实力、信息拥有量均处于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些国家的参与对防止全球变暖的国际合作并切实履行在京都议定书上规定的减排份额承诺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Huang W.M.,Lee G.W.M.,Wu C.C.GHG emissions,GDP growth and the Kyoto Protocol:a revisit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hypothesis[J],Energy Policy,2008,36:239～247.
[2]汝醒君、苏利阳、陈茜.基于15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研究[J].可持续发展研究.2009.1.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图书,2004.
[4]Stephen D.Krasner.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Power: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World Politics43(April1991),pp.336～66.
谈判博弈 篇5
“囚徒困境”博弈理论是起源于20 世纪50 年代博弈论的一个经典假设:假设两个犯罪嫌疑人共同作案后被捕, 分别被关押在两个不同的房间里进行审讯。他们面临着如下几种选择: (1) 彼此合作, 即两人互不揭发对方罪行。此时, 根据警方掌握的案情, 两名嫌疑人都将被判处2 年徒刑。 (2) 一方背叛、一方合作, 即一方揭发另一方未暴露的罪行, 换取宽大处理, 另一方不揭发同伴罪行。这种情况下, 选择“背叛”的一方获得从轻发落, 被判处1 年徒刑, 而选择合作的一方则被从重判处4 年徒刑。 (3) 相互背弃, 即双方互相揭发对方罪行, 此时两个犯罪嫌疑人都因罪行被揭露而或加重处罚, 但同时又都因立功表现而获得减刑, 最后都被判处3年徒刑。“囚徒困境”博弈理论是西方经济学中博弈论的一个经典分析模型, 如表1。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若两个囚徒都选择“合作”, 则可以同时获得次优结果, 双方都只被判2年徒刑;相反, 如果两个囚徒都选择“背叛”, 则两人同时获得次差的结果, 双方均会被判3年徒刑;而在一方选择“合作”、另一方选择“背叛”的情况下, 选择背叛的一方总能获得最优结果, 选择“合作”的一方则获得最差结果。假如囚徒A 和囚徒B 不能相互信任对方, 都担心对方背叛自己, 因此自己首先选择“背叛”, 则往往会导致相互背叛的双输结果。由于人性的弱点, 这种双输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屡屡出现。在国际社会交往中, 如果国与国之间无法实现相互之间的信任并有效合作, 也经常会发生这种相互背弃的博弈结局。这就是哈丁在《公用地悲剧》一书中阐述的“个体理性行为的总和导致集体非理性的反论问题”。这就是国际合作中存在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即在以“逐利原则”为主导的个体行动组成的世界中, 哪怕存在共同利益, 单个行为体往往也不会主动为这种共同利益去努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造成囚徒困境博弈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个体不能正确的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
2 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囚徒困境博弈
美国在气候谈判过程中一直坚持发展中大国“有意义的参与”减排, 它担心减排目标会大大损害美国经济, 使美国企业丧失国际竞争力。布什总统在2001年3月13日给四名共和党参议员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之所以反对《京都议定书》是因为世界80%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不实行减排, 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参议院95票对0票的结果表明我们一致认为《京都议定书》是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协议。”发展中国家则因为自身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 主张发达国家应承担历史责任并率先减排。最终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 国际气候谈判因此而陷入了囚徒困境, 理性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终并未导致整个社会利益的最优结果 (见表2) 。
表2显示了国际气候谈判陷入囚徒困境的原因。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如果都采取合作战略 (发展中国家承诺减排义务, 美国批准《京都议定书》) , 双方受益都是3。但这个结果并不稳定, 发展中国家和美国都有意愿选择背叛, 美国单方面退出, 受益会增加到4, 而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承诺减排义务, 也会增加1个单位的收益。美国如果得知发展中国家拒绝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义务, 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就可以获得2个单位收益。
要克服非合作的囚徒困境的关键在于如何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统一起来。由于囚徒困境博弈中存在个体理性行动与集体利性需求内在背离的刚性, 因此为了实现最大化的公共利益, 必然需要有一个约束力的机构, 它迫使个体理性的行动接近集体理性的需求。这种具有惩罚、制裁性质的约束力成为克服囚徒困境中非合作行为的关键。
但是当今的世界并不存在一个能够强制执行《京都议定书》的中央集权的“世界政府”,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仅是一个明显带有软法特点的国际协议, 只是笼统的规定了实行控制温室气体浓度的最终目标, 没有对各国应当承担的减排或限排义务、时间期限、监督、违约制裁措施等作出具体的规定, 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一直没有生效, 还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 所以美国批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不批准议定书, 其行为并不受国际法的约束。
应对气候变化是奥巴马政府的政策重点之一, 所以在气候变化方面表现最不积极的美国在奥巴马上台后政策立场有所调整。美国政府提出, 截止到2020年, 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 但这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7% , 而且美国政府坚持两个要求:首先是反对在没有发展中大国有意义地参与减排的前提下要求美国承担法律上的减排责任。这不仅成为它延迟对气候变化采取实质性行动的借口, 而且在77国集团之间打下了一个楔子;其次, 强烈倾向于灵活性的市场减排途径, 要求可通过碳排放交易和清洁发展机制完成减排的目标。它的立场比较接近石油输出国组织。美国政府认为, 它落实《京都议定书》的代价要大于欧盟和其他附件B国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美国有足够的技术和资金将气候变化对它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最后, 一些能源密集型企业对美国政府大力游说, 并资助所谓的“公共研究”, 质疑减排的必要性。这些企业的强大财力和政治影响力限制了科研人员和非政府环境组织对美国公共舆论和政策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 有不同的声音开始对华盛顿游说, 并影响公共舆论。美国的许多州和企业已自行宣布了减排目标, 一些宗教团体和大量非政府环境组织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游说, 帮助民众提高气候变化与环保意识。此外, 为了寻求解决气候变化和石油进口依赖的途径, 并出于对能源和国家安全的考虑, 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逐渐在美国国内受到重视, 并在最近几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气候变化和能源开始成为美国国内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2006年和2008年民主党分别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中获胜, 表明美国国内的主流民意已开始转向。在2007年第13次缔约方会议上, 美国在最后时刻接受了巴厘行动计划。后来奥巴马曾在多个场合表示, 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首要责任, 要在用创新手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做出表率, 并有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但是, 在2009年第15次缔约方会议上, 美国又重申拒绝京都议定书, 不顾公平正义原则, 坚持要求发展中大国参与减排, 试图把世界上最大排放者的义务转移到那些未来可能的主要排放者身上。在2010年美国国会选举中, 一些民主党议员因支持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气候法案而失掉了议席, 而一些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成为了新议员。这个结果“将使得在即将到来的坎昆会议上推动本已困难重重的国际合作更有难度”。这些都表明了美国在短期内并不会在实质上改变其原有立场。
3 超越“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隐含的假定博弈是一次进行的, 而不是重复进行的, 因此一次囚徒困境博弈下的均衡解 (不合作) 并没有考虑到时间因素的意义。但是, 如果博弈是董岱、重复进行的, 任何博弈者现在的行动都会受到“未来效应”的影响, 这就为集体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博弈者的理性要求根据自己未来的支付成本大小来决定是否选择背叛战略。显然, 一次博弈时, 在给定过的支付结构下, 博弈方可能只考虑“眼前利益”而采取不合作战略;但当重复博弈时, 博弈方将更多地考虑到“未来效应”, 从而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 采取合作的战略达到纳什均衡结果。
由于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附件I国家的36.1%, 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 要达到《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生效条件非常困难。假设《京都议定书》达不到生效的要求, 即使附件I国家中批准的国家自愿实施规定的减排义务, 第一承诺期 (2008-2012) 的减排目标仍然无法兑现。这个期间, 发展中国家借助附件I国家提供的技术转让、能力建设、CDM等项目以及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 经济得到一定发展, 与此同时温室气体排放也会相应增加, 国际社会要求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的呼声将会更高, 如果发展中国家继续以要求发展空间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为结构拒绝减排或限排, 另一博弈方美国也会以发展中国家没有“有意义的参与”为由而继续不批准, 其他发达国家甚至可能退出《京都议定书》成为第二承诺期的“搭便车者”, 《京都议定书》就将成为一纸空文。
摘要：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大家日益关注的问题, 研究气候变化的国家 (集团) 间博弈, 不仅有助于国家间进行更有效和积极地合作, 还有利于中国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气候政策。以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国家 (集团) 的博弈为研究对象, 采用囚徒困境博弈图式作为分析工具, 以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为案例, 展望囚徒困境模式下国际气候治理的未来。
关键词：气候变化,京都议定书,囚徒困境
参考文献
[1]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159.
[2]Anil Agarwal, “A Southern Perspective on Curb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Stephen H.Schneider, Amin Rosencranz and John O.Niles eds[M], Climate Change Policy:A Survey,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2002:380.
[3]任海军.“国际观察:政治气候变化波及美国气候政策”, 新华网, 2010年11月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0-11/04/c_13591148.h tm, last accessed on Novem ber7,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