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冲突（共8篇）
博弈冲突 篇1
1 引言
博弈论在旅游研究领域的应用主要是关于旅游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探讨。陈英(2008)对旅游产业中的利益相关者运用博弈论进行了两两分析,并建立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根源模型。吕兴洋(2010)重点讨论了旅游淡旺季中供应商和中间商的单次博弈与无限次博弈的最优策略。Xiaoolong Guo等人(2013)对酒店和OTA之间的关系采用合作博弈和非合作的斯坦科尔伯格博弈模型进行了研究,最后向酒店提供了成功建立与OTA合作的建议。杜菲(2015)在其博士论文中,基于博弈论分析酒店与传统旅行社在面临需求季节性变动时的合作模型及酒店和传统旅行社合作时对酒店利润产生的影响,并探讨了酒店如何选择合作伙伴的问题。Xiaolong Guo(2013)等人根据契比雪夫不等式和线性规划分别给出了线性需求和非线性需求函数条件下酒店通过动态定价策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动态过程。
2 酒店业渠道冲突的博弈模型
2.1 参数设定和模型假设
根据模型需要定义参数如下:
P1:酒店直销价P2:酒店分销价Q1:酒店直销需求量Q2:酒店分销需求量π1酒店利润π2:分销商利润π:整个渠道总利润A:酒店产品市场基本量W:酒店需支付给分销商的佣金酒店产品本身的价格弹性系数,0∫<b≤1为了计算方便假设b=1β:酒店产品在不同渠道间的交叉价格弹性系数,0<β<b<1γ:直销渠道市场份额,0<γ<1C1:酒店直销渠道的变动成本C2:分销商营销成本
模型构建的基本假设:
(1)酒店通过分销商和官网同时销售。
(2)酒店和分销商都是独立的完全理性的利益主体,唯一目标就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
(3)酒店产品的需求是价格敏感的,需求曲线是线性向下倾斜的。
(4)对于酒店而言,固定成本只影响到利润产出额的大小,对其决策过程并没有影响,因此令酒店和渠道商的固定成本均为0,这种简化并不影响对渠道成员行为的分析。
酒店的需求函数为:Q1=γA-P1+β(P2-P1)
分销商的需求函数为:Q2=(1-γ)A-P2+β(P1-P2)
酒店的利润函数为:π1=(P1-C1)Q1+(P1-W)Q2
分销商的利润函数为:π2=(P2-P1+W-C2)Q2
渠道总利润:π=π1+π2
2.2 酒店—中间商非合作博弈模型
模型的求解思路是:利用逆向求解法求解,首先在代理价和零售价给定的情况下,分销商以利润最大化为行动原则来确定最佳的分销价;然后再来求解酒店预见到分销商的反应函数,考虑自身利润最大化决定的最佳佣金和直销价。
先对博弈的第二阶段求解,分销商以P2为决策变量,此时将酒店先行决定的P1和W看作常量:
将上式对P2求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可得:
由此可得,存在某一点P12使得,也就是存在某点P12可使目标函数π2达到最大值,这个点就是分销商分销价的最佳决策。令,可得:
将上述结果代入酒店的利润函数中可得:
此时,分别对P1,W求一阶偏导数和二阶偏导数得到:
由此可知,存在点P11和W1满足和此时的P11和W1就是酒店占主导地位的最佳决策,联立方
2.3 酒店—分销商合作博弈模型
在合作模型中,酒店和分销商以渠道总利润最大化为共同的目标函数,酒店决策和分销商决策的依据都是使渠道总利润最大。
合作博弈模型中的共同目标函数:π(C)=π1+π2=(P1-C1)Q1+(P2-C2)Q2
确定了共同的目标函数之后,酒店和中间商分别做出P1和P2的决策:
进一步求二阶偏导数以判断是否存在极值,,由此可知,存在极值点(P21,P22)使得共同渠道总利润π(C)达到最大值。
联立方程,可得到以渠道总利润为共同目标,酒店和中间商采取合作策略时的最优定价:
将P12和P22代入目标函数可得到:
在合作博弈中如何分配利益是由主导方决定的,在本模型中酒店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由酒店一方通过变量W的决策来合理分配总利润。从理性角度来分析,只有当满足条件时,分销商才有意愿接受酒店发出的合作邀约,酒店也只有在不低于原有利润的前提下才会争取和分销商的合作以减少冲突,促成整个渠道系统高效的运作,提升整个渠道的总利润。
3 数值分析
由于参数较多不容易直接进行大小的比较,在文章中将通过为参数赋值的方法来比较酒店和分销商以及整个渠道总利润在两个模型中的利润变化情况。假设A=500γ=0.5b=1β=0.2C1=15C2=10代入模型可以得到在非合作模型中:
同理,求得在合作模型中:
4 结论与展望
首先,文章从博弈论的视角证明了酒店—分销商非合作博弈模型和酒店—分销商合作博弈模型都存在均衡解。然后由数值分析结果可见,酒店和分销商选择合作策略时渠道的总体利润要高于非合作状态下的总利润。也就是说,控制渠道冲突,促进二者合作有助于整个渠道系统稳定高效的运作,合作的结果是双赢。
文章以博弈论为研究方法分别讨论了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中酒店、分销商以及总体利润的变化情况。但由于篇幅有限,并未对分销商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形进行分析,这是文章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陈英.基于博弈论的旅游产业利益相关者分析[D].兰州:兰州大学,2008.
[2]吕兴洋,徐虹,殷敏.基于渠道权力理论的旅游供应链企业关系博弈分析[J].旅游学刊,2010(12):23-27.
[3]Xiaolong Guo,Liuyi Ling,Yufeng Dong,et al.Cooperation contract in tourism supply chains:The optimal pricing strategy of hotels for cooperative third party strategic website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13,4(41):20-41.
[4]杜菲.酒店与旅行社的竞争与协调[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5.
博弈冲突 篇2
[关键词] 企业国际化文化冲突博弈方式跨文化管理
全球化是经济、政治、文化同构的全球化，全球化竞争是一种综合国力的竞争。据世界银行的评估准则，综合国力是指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整体水平。而国际间的文化差异与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文化冲突早已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文化冲突，有来自于风俗习惯的、有来自于价值观念的、有来自于行为举止的、有来自于自然环境的，表现形式也已多种多样。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参与国际化的企业数量会不断增加, 企业国际化过程的跨文化管理问题也愈加引人关注。本文从分析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文化冲突问题入手，对跨文化管理博弈方式进行探讨，以期提高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跨文化管理水平。
一、企业国际化跨文化冲突问题
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将会使企业既有的文化环境发生改变，而且随着经济融合速度的加快，文化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界定边界与国别的事情。因而国际间的文化差异与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文化冲突的表現形式也会多种多样，有来自于风俗习惯的、有来自于价值观念的、有来自于行为举止的、有来自于自然环境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企业国际化过程的跨文化管理不同于一国文化管理的重大差异。所谓跨文化管理，是指管理者在不同的文化里，有效地协同不同文化对组织行为的影响，有效地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良好的沟通。企业国际化跨文化冲突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文化内涵的认知差异
什么是文化？对于不同的国家，其认知是有差异的。按照荷兰文化协作研究所所长G·Hofstede 教授的观点，文化是同一环境中生活的人的“共同心理程序”。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同拥有的心理程序。文化作为一系列观念、习俗、规范和准则的总和是一个奇特的存在，它有自身的特性和运行规律。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就有不同的文化，正如哲学家帕斯卡在其《思想录》中所说的那样：“在比利牛斯山这边是真理的东西，在比利牛斯山那边就成了谬误。” 根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王教授的观点，广义的文化指一切人为的东西，只要被人动过的东西都叫文化。狭义的文化，即判断事物好坏对错的价值标准体系以及由此引起的志向、动力和激情。文化是个体的事情，文化就是个性，文化也是利益的本质。文化没有高低之分，没有对错，只有差异，只有不同。
(1)文化的第一个作用是价值导向，它会把人整个一生的导向确定下来，使得一切都变成有意义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导向，很难说谁对谁错。
(2)文化的第二个作用是事情意义的重要性的排序。
(3)文化的第三个作用是激发做事的志向，动力和激情。
2.文化倾向的影响差异
文化，涉及了人类生活的广大方面。同时，文化又是一种积淀物，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取的。这些共同接受并采用的言行模式和沟通体式，使我们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生活于具有一定技术技能、受到一定地理环境限制的社会之中。文化常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并且渗透在各个方面。人们的行为是由其文化的若干方面决定的，称为“文化倾向”。文化倾向一般涉及七个方面：世界观、人性观、人际关系、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空间观和时间观。一种文化的倾向决定了其独特的感知、语言过程与非语言过程的编码与解码。
美国学者戴维·A·利克斯曾指出：“大凡跨国公司大的失败，几乎都是仅仅因为忽视了文化差异这一基本的或微妙的理解所招致的结果。”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也认为，国际企业其经营管理“基本上就是一个把政治上、文化上的多样性结合起来而进行统一管理的问题。”国外管理学家的经验表明，大约有35％－45％的跨国企业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其中约有30％是由于技术、资金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引起的，有70％是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但对中国的大多数企业来说，却不以为然。
3.思维方式的差异
从思维方式来说，中国人一般重视直觉、内省，重先验理性与伦理精神。这种理性与实践相脱离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人重整体、轻个体，喜欢作定性研究，不善于作定量分析。而西方人则比较注重实证经验、逻辑推理，善于作定量化的分析。如美国人对任何事情都有条分缕析的习惯，这在企业管理中则表现为很强的分工意识；美国民族热衷于实际效用，而不关心崇高的理想，这都可以从实用主义这一美国的民族哲学中找到合理解释。如果说日本式的企业管理是因为强调团体精神、强化企业内部员工的团结奋斗、集团竞争精神，因而很少有内耗的话，那么美国式的企业管理则是因为企业内部职责明确、制度严密，再加上美国人有很强的宪法意识，所以也很少有“扯皮”与“窝里斗”现象。在中国则明显不同。中国传统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小农经济生产使社会长期处于分散状态。合作精神只体现在家庭和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体的组织中，而不是体现在集体和社会的组织中。由此，就产生了狭隘的地方意识和帮派体系。因此，中国企业管理中的扯皮，对于生活在西文的人们来说，感触特别深刻。
二、企业国际化跨文化管理博弈方式探讨
现代博弈论以其理性的分析原则、战略性的宏观视野以及精确的分析手段，在众多理论之于实践的分析工具中脱颖而出，为我们认识和解决企业国际化跨文化冲突问题，进而科学地设计出适合中国企业国际化跨文化管理模式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视角和分析途径。企业国际化跨文化管理博弈，虽然因参与者的数量、发生目标导向交互作用的程度不一，导致实际情况更为复杂，但从宏观面来看，会出现三种博弈方式：即负和博弈、零和博弈和正和博弈。
1.负和博弈
由于缺乏跨文化管理的良好路径，无法解决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文化冲突问题，结果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整体运行受损，参与者都没有所得，或者所得小于所失，多败俱伤。“博弈论”把这种情况叫“负和博弈”。负和博弈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由此不难看出，“负和博弈”的结果会使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文化冲突更趋激烈。
2.零和博弈
所谓零和博弈，就是指博弈参与者中一方获得的收益必然是另一方的损失，即各博弈方得益之和为零。在零和博弈中，各博弈方决策时都以自己的最大利益为目标，结果是既无法实现集体的最大利益，也无法实现个体的最大利益。零和博弈也是一种非合作博弈。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首先需要寻找超越文化冲突的企业目标，以维系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这是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由此不难看出，“零和博弈”的结果，也会使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文化冲突无法消除。
3.正和博弈
所谓“正和博弈”，就是指博弈双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的利益增加，而另一方的利益不受损害，因而整体的利益有所增加。正和博弈亦称为合作博弈，博弈采取的是一种合作的方式，或者说是妥协的方式。妥协是一种文化或一种文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中庸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包含有妥协的意思。市场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妥协的关系，市场制度也是一种达成妥协的制度。因此，妥协也是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解决中国企业国际化跨文化冲突问题，需要从“负和”、“零和”走向“正和”。但要真正走向“正和”，的确需要企业国际化各方有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有时候“牺牲”自己的利益往往比与其他成员一起“并肩作战”更难。“团队”精神并不仅仅是“团结向前”，更重要的是能够共同全力以赴地为实现企业国际化的最终目标而主动付出。
三、结论
1.国际化是企业实现发展战略的手段。据统计，我国在境外有投资企业6000多家，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中国一批批企业从创业到发展，一批批优秀企业茁壮成长，成为中国企业的标杆，也诞生了像华为、中兴、海尔、联想这样的跨国发展的优秀企业群体，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先驱者和探索者。
2.中国企业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企业进入全球市场，寻求资源最优化配置，追求发展和规模扩大乃至建立全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将会使企业既有的文化环境发生改变，而且随着经济融合速度的加快，因而国际间的文化差异与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无论从文化制度建设视角，还是从企业国际化视角，中国企业国际化将渐入“正和博弈”的新阶段。如何解决中国企业国际化跨文化冲突管理问题，已成为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逻辑起点，国际化过程催生了基于合作博弈的中国企业国际化跨文化管理的不断创新探索。
3.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虽然其国际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与摩擦将会继续发生，但通过有效的跨文化合作博弈管理，实现企业文化整合、不同国家与区域市场的文化融合，就能够巧妙地弥合差距——无论它属于文化上还是地理上，企业国际化的跨文化管理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跨文化管理的中心任务就是解决文化冲突，从“负和”、“零和”走向“正和”，以实现文化整合和文化与经济的协调。
博弈冲突 篇3
这种密集关注, 既强化了社会各界对于舆论场特征和功能的基本认知, 也助推了各方人士对于舆论场生态格局及其变化规律的持续探寻。
一、舆论场的基本含义
综合分析当下社会舆论的主要生成方式及其集合构成, 舆论场, 应是基于文化学及传播学范畴的社会文化圈层划界, 是公共意见分类集中表达并形成集聚效应的传受人群集合, 是对等传播时代异军突起且互不兼容的社会文化纷争主战场, 是突破既有文化传播格局的主要力量交会点, 也是影响当今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主流文化走向及其基本构成的社会动力源。
循着近现代文化信息传播发展的基本路径, 我们从中不难捕捉到社会舆论场的历史演进轨迹, 以及非主流舆论力量默然前行的灰色影像。
在精英传播时代, 因为传受关系的固化格局, 因为传播平台的自然垄断, 社会舆论大都被强势集团和媒介机构牵引, 往往停留在主流文化的附属物层面, 或者成为其传声筒, 或者成为其衍生物, 即使有些许反对意见和不同声音, 也只能淹没在拥有强大话语权的媒介机构和主流人群的附和声中, 也只能在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中, 于基层社交圈子寻找微弱的自我平衡。
传统社会文化信息传播衍生变化的这般格局, 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和改变非主流社会的舆论墒情;相反, 类似非主流舆论场不仅长期存续, 而且一直在草根文化圈层暗自生长, 持续探寻突围既有文化传播格局的有效破解之道。
网络传播技术革新和新媒体传播平台的兴盛, 为长期郁积的非主流社会舆论提供了释放能量的新出口;自媒体等社会化媒体开创的互动传播和对等传播时代, 又为非主流社会舆论赢得平等话语权提供了无限可能。换言之, 上世纪末以来的信息革命和传播多元, 为非主流舆论场登临传播前台及挤占舆论主阵地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基础;而社会文明层次的普遍提升, 以现实和虚拟社区为单元的大众文化的顺势而为, 又为非主流舆论强势崛起培育了强劲的文化基因。于是, 这一被长期忽略的社会文化传播力量, 从隐形变身显性, 从小众变为大众, 从非主流转入次主流, 从自然缺席转入分庭抗礼, 渐次成长为社会文化传播领域一股不容小觑的重要力量。
追溯人类文化传播尤其是新闻信息传播历史, 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非主流舆论场既非从无到有, 也非从天而降, 而是长期存在并持续发酵的社会文化伴生物。
因为传播平台的开放化、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传播能力的均等化和当代社会阶层的碎片化, 使得基于传播人群聚合的社会舆论场也呈现出持续变化的特征, 并处于动态演化发展中。就当前的社会舆论场而言, 我们已经不能机械地以官方和民间、主导和从属、强势和弱势、主流和支流来作简单二分法界定, 而应结合社会舆论的生成方式及其动力源, 科学解构社会舆论场的基本构成, 进而明晰其内在关系, 把握其内在逻辑。
基于各色意见领袖及其追随者在社会角色立场、事物认知角度、诉求表达方式、信息扩散手法等方面的差异, 我们不妨以传播功能为基准, 将社会舆论场细分为政治、人文、娱乐和宣泄四大板块。
政治舆论场以政治理念和政治诉求为框架, 编织起场域内对于当代政治议题和社会热点话题的基本逻辑;人文舆论场则以传播现代知识、科学理念和人文价值为诉求, 追求理性表达, 崇尚温情向上;娱乐舆论场则以看客心态观照社会生活, 以戏谑口吻表达公共意见, 将沉重话题轻松化, 将重大事件娱乐化;宣泄舆论场以公共事件和重大议题为思想出口, 以激烈释放社会情绪为传播手段, 在放大社会矛盾冲突、陈列民间焦躁情绪的过程中, 让曾经沉默的草根阶层的声音以高分贝弹射而出, 进而寻求群体意见的暴风骤雨式发声和极端差异化表达。
四大舆论场均有各自的主流参与人群和议题设置方式, 在社会构建中分别发挥着各自不同的能动作用。各板块之间既彼此疏离又存有交集, 既相互妥协又和而不同。它们在公共意见表达中或谋求认同, 或彼此呼应, 或各行其是, 或严重对立。
对立和冲突, 是当下舆论场关系的主流特性。这种场域关系的持续存在, 使得舆论场的划界泾渭分明, 也使得不同舆论场之间的矛盾反复呈现。不同观念、立场、权属和利益关系的大范围、高强度正面交锋, 在放大社会歧见纷争的同时, 也凸显了通融社会舆论场的严峻命题, 使得各方在喧嚣嘈杂中寻求理性发声和利益平衡成为必须。
二、舆论场之争的内涵解构
舆论场之争, 看似公共话语权之争, 实则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人群及其价值观的公共平台聚合和思想观念交锋, 它不仅涉及话语权之争, 也包括公众知情权、民主参与权、社会管理权、公共监督权在舆论领域的博弈和冲突。
我们不妨从以下六个层面, 对舆论场之争进行认识和解读:
文化层面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
精英文化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居高临下的控制力, 使其习惯于将自身与大众文化进行主动切割和自然疏离, 从而忽略了二者的根脉关联性, 弱化了彼此的思想信任度。进入对等传播时代后, 下里巴人的大众文化不仅能够利用社会化传播平台自得其乐, 而且在信息扩散的领域里开疆拓土、设置议程、营造舆论, 玩得风生水起, 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精英文化的存续空间, 弱化了精英文化的统领地位, 使得长期高度自信的精英文化, 因影响力此消彼长, 致危机感与日俱增。而且, 出于对精英文化刻板风格和陈旧套路的反感或敌视, 大众文化往往挟锐利之气和清新之风主动出击, 频频发难。纷争, 于是不可避免。
利益层面的权益维护与权力庇护之争。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国人的权益意识普遍觉醒, 但转型期社会客观存在的公权肆意侵害私权、公权力滥用、公权力不作为等现象, 则不断刺激着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和草根人群的敏感神经。于是, 许多偶发的侵害私权个案, 在经过社会化媒体加工披露后, 总会在数个舆论场持续发酵, 搅动社会焦躁情绪, 进而引发社会力量对于公权力的质疑、挞伐、围攻和挑战, 让公权力因此蒙羞, 形象不断受损。今年以来, 持续搅动社会情绪的延安城管打人事件、凤凰古城收费事件、南京饿死幼女事件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民众私权维护与政府公权庇护之争。规范和约束公权运行, 维护和保障个人权益, 是此类纷争的焦点。
语境层面的诉求表达与意念灌输之争。
改革开放使得人们诉求表达的渠道和空间得以拓展, 整个社会的公共话语环境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 掩盖与公开、禁言与扩散、封锁与知情、言路阻塞与自由表达, 一系列舆论交锋大戏的背后, 掩藏的是不同舆论场之间叙事方式和表达态度的巨大鸿沟。在重要话语平台上, 在面对重大公共事件和特殊敏感话题时, 谁来说、何时说、说什么、怎么说, 对立和纷争明显存在, 且不时呈现出严重失衡的状态。在重大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的信息披露中, 社会化媒体主导的民间舆论场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而官方信息发布或因时间滞后, 或因措辞生硬, 或因避实就虚, 或因语焉不详, 往往广受诟病, 使得民间舆论场传播的所谓“谣言”, 时常成为“遥遥领先的真言”。这种局面如果长期持续, 将严重损害权力机关和官方媒介的公信力。
空间层面的草根舞台与主流阵地之争。
不同舆论场的攻防之间, 目标是阵地, 依托也是阵地。现今各舆论场间相对割裂的信息传播通道和舆论生成阵地, 源于彼此迥异的传播方式, 以及互不兼容的领地式传播活动平台。于是, 不同舆论场之间或彼此漠视, 不相往来;或彼此敌视, 对攻互掐。各方在自己相对独立的舆论空间里, 要么封闭起来唱独角戏, 要么敞开大门搞攻讦战, 使得本就匮乏的舆论场互动, 呈现为扭曲的对抗形态。攻防转换, 阵地得失, 被无端抛弃的是包容和责任。
心态层面的固守残局与求新求变之争。
媒介生态和传播格局的急剧变化, 不仅催生了一大批社会化传播的精锐力量, 也培育了更多的参与者和追随者, 他们在求新求变的积极心态中酣然享受着信息生活的饕餮大餐。而作为主流舆论营造者和引领者的精英群体, 却对这种信息传播的革命性变化认识不够、准备不足、应对不力, 缺乏灵活与变通, 显得被动与生硬。顺应变革大潮, 我们的管理机构和传统媒体理当摆正心态, 调整策略, 自觉应对新变化, 力争引领新风尚, 积极主动地参与并引导舆论场格局调整, 在破残局中开新局。
思想层面的个体自由与集团控制之争。
舆论场之争的核心和根源, 是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思想观念之争。当下日渐开放的社会环境, 让民众自由表达的意愿空前高涨, 但自由表达的尺度怎么界定、如何掌控, 既是新课题, 也是新难题。在松绑集团舆论控制力的同时, 如何尽可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能否有效遏制绝对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情绪的肆意宣泄, 考验着各方智慧。
三、舆论场之争的现实表现
舆论场之争, 抢夺的是信息传播阵地, 彰显的是舆论掌控能力, 其载体, 则是一桩桩足以触动当今社会敏感神经的重大公共决策、突发公共事件和社会热点事件。
通过不同视角关注并影响这些舆情事件, 使得舆论场之间的博弈和交锋往往以这样几种方式, 或突兀或激烈地得以显现:
信息对立, 真伪莫辨, 各方求证反证。
来自不同渠道、由不同当事人提供的相关密集信息, 对新闻事件及其背景、前景的描述存在明显的差异, 使受众对事件原委真假莫辨, 社会舆论因信息对立而呈现冲突状态。此时, 不同舆论场及其引领者立足各自占有的传播领地, 源源不断地奉上符合自身立场和利益的跟进信息, 以印证初始信息的客观真实性, 同时反证对立信息的片面性和虚假性, 进而强化各自所处舆论场对公共意见的操控能力。
意见相左, 言语不合, 彼此针锋相对。
当力图还原事实真相的信息传播达到一个临界点时, 舆论场对抗渐渐从关注事件本身转入对事件态度的表达。意见领袖及其追随者导入相关人群的现实利益诉求, 谋求线上线下和场内场外信息的互动结合, 不同的社会人群因诉求差异而意见相左。利益纠葛导致情绪对立, 并加速诉求相近舆论场之间的意见认同和资源整合, 社会舆论场因此呈现出不可调和的两军对垒格局。
群情激奋, 质疑责问, 倒逼信息响应。
出于对舆论压力的本能畏惧和自然规避, 很多时候, 新闻事件关键当事人或直接责任方竟在社会关注度飙升的当口, 或者隐身遁迹, 或者三缄其口, 导致社会舆论场快速郁积起能量巨大的愤懑情绪, 并从追踪事态发展转向质疑隐匿者及其利益相关群体和公共权力机构, 进而与被质疑者所依托舆论场发生激烈的交锋。
打压异见, 阻塞言路, 引发舆论围攻。
与当事方沉默不语应对舆论讨伐形成鲜明对照, 另一种对抗则以剥夺对方话语权为手段, 以清除不同声音为目的。此时, 处于强势地位的相关舆论场一方面高调发声, 另一方面却借助传播管控手段堵塞渠道, 梗阻言路, 屏蔽对立意见。这种严重失衡的传播局面, 大都因社会情绪轰然释放而形势突变, 并在舆论围攻中转入颓势。
过分用权, 利益对撞, 凸显责任失范。
在矛盾集中凸显的社会转型期, 在新型舆论场格局构建进程中, 因为权益伸张的利己性, 无论公权还是私权, 都存在过度使用的瑕疵。当不同群体的利益主张遭遇阻击或发生碰撞时, 舆论场冲突就不可避免。但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事实真相, 廓清了权力边界, 厘清了不同舆论场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其解决之道, 仍是折中、调和及妥协。
自言自语, 各说各话, 冷眼相向对峙。
冷战, 既是舆论场之争的特殊表现形式, 也是打通舆论场阻隔的最大障碍。不同的舆论场之间存在敌意, 相互忌惮, 彼此设防, 拒绝接触, 逐渐疏离。在相对固定的势力范围内, 处于相持状态的对立各方, 只顾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语调, 自言自语, 影响受众, 舆论场因相互阻隔、缺乏沟通, 包容和协商等应有之义荡然无存。
舆论场之争的现实状态, 凸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随着舆情角色的转型分化, 本应掌握舆论控导权的传统型主流舆论场, 尽管握有权威信息和公共平台等丰厚的资源, 却在公共事件传播中收缩阵线, 贻误战机, 要么疲于应付, 要么被动挨打, 时常处于尴尬的防守状态和弱势地位。这一悖逆现象, 令人费解, 发人深省。
舆情应对处置能力直接关系到舆论场的地位。传统主流舆论场在面对重大公共议题时的所作所为, 缺陷显而易见。反观近年来舆情处置的诸多失败案例, 我们不难发现, 社会主流阶层在舆论场构建中的消极态度和被动举措, 是造成舆论场失衡状态的主因所在。
这种消极被动主要表现为:
———漠视舆情, 讳莫如深。尽管舆情监测工作关口前置, 但主流舆论场或因准备不足, 或因措施不力, 信息披露不及时, 信息公开不到位, 对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语焉不详, 引发社会舆论拥堵围观。
———仓促上阵, 草率回应。一旦社会舆论汹涌而至, 相关机构和媒介组织匆忙应对, 却往往抱着居高临下的姿态刻板说教, 措辞僵化, 态度生硬, 让舆论场人气耗散。
———避实击虚, 答非所问。因为责任心不强、真诚度不够, 相关舆论场时常忽略社会关切, 与公众打太极, 传播信息避实击虚, 避重就轻, 言不由衷, 词不达意, 招致民众反感和舆论反击。
———顾此失彼, 授人以柄。在应对舆情的危机管理传播中, 主流舆论场时常过于突出意图表达, 直奔目标, 不讲策略, 只顾一点, 不及其余, 有时甚至犯下常识性错误或出现硬伤, 让努力付诸东流。
摒弃傲慢与偏见, 抛却僵化和迟钝, 在理性、包容、平等、柔和的框架内寻求公共意见表达的最大公约数, 是传统主流舆论场因应变局的必修课。
四、扩大舆论场交集的路径选择
舆论场的冲突和裂变, 缘于不同场域所聚集人群在思想观念、立场态度、利益诉求、表述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 只有在多个领域谋求认同并力求趋同, 才能在互动互促中打通梗阻, 扩大交集, 构建不同舆论场之间应有的社会通融功能机制。
选准利益契合点, 追求刚性话题的柔性表达。
很多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议题, 并非不被专业人士和社会各界关注, 而是囿于官方认可的宣传模式和表述方式过于陈旧, 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众的直接关切和利益所在, 结果招致大众反感, 继而敬而远之。因此, 要赢得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良好的民众参与, 就应充分关照民众利益, 找准并选好政府决策、工作推进与社会大众根本利益的最佳契合点, 从民众利益切入, 用民众口吻讲述, 引民众互动参与, 让民众心情舒畅。这样的政治舆论场和人文舆论场, 才能聚集强劲的人气, 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才能发挥出应有的舆论气场效应。
学习借鉴新媒体, 打造立体化舆论传播阵地。
无论是社会舆论和公共文化管理机构, 还是以传播主流声音为己任的传统媒体, 都要深入分析研究、持续学习借鉴社会化媒体的生存逻辑和演进规律, 调低姿态, 放低身段, 用坊间直白语言和民间讲述方式呈现信息内容, 用大众化的视角创新信息传播模式, 用平民化的理念打造新型传播平台, 用改革创新实践与社会大众融通融合, 营造出社会各界自觉自愿利用这些平台、主动参与正能量传播的舆论场建设新格局。
善待民众新诉求, 务实高效通达社情民意。
顺应当下社会进步潮流, 要以开放、包容、平等、平和的心态对待社会大众的权益诉求。对民众的批评和责难, 无论官方还是官媒, 都要认真倾听, 迅速改进;对民众的愿望和呼声, 要主动承接, 积极回应;对民众的质疑和检举, 要逐件核实, 皆有回音。创新信息发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 增强快速反应能力, 对于严重侵害民众合法权益的行为, 要及时处置, 快速播报, 持之以恒, 取信于民。
善用社会化媒体, 推进多元化平等互信沟通。
依托现有社会化媒体所构建的各类大众舆论场, 也是应该因势利导有效利用的重要舆论资源, 是实现舆论场对接融合的重要话语平台。实现社会化媒体的多元化沟通, 关键是要选取精准的利益平衡点为支点, 通过合理设置信息对接渠道, 推崇彼此尊重的平等对话方式, 在多元沟通中实现互信互动。
科学引导社会情绪, 持续倡导理性表达。
博弈冲突 篇4
关键词：风电,常规水电,联合运行,利益主体冲突,博弈分析
0 引言
随着风电的快速发展, 大规模风电并网为电网带来安全隐患, 风电与调峰调频电源的协调运行成为近年来解决风电并网安全问题的研究热点。由于风力发电具有随机性、间歇性和不可控性, 导致风电既不能在基荷或腰荷向电网提供稳定的电力, 无法为系统承担调峰任务, 同时还具有反调峰作用。当大规模风电并入电网, 给电网调度带来了系统备用、电力电量平衡、调峰调频、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困难。因此, 风电并入电网后, 为了保证系统能够最大程度安全吸收风电的容量和电量, 减少弃风, 需要其他电源对其出力过程进行补偿, 使风电与其他电源的出力叠加之后成为一个相对恒定的值。相比其他电源, 具有调节性能常规水电站和抽水蓄能电站是目前技术最为成熟以及经济的调峰电源。从技术、经济层面考虑:水电站具备开停灵活, 升降负荷速度快, 运行维护费用低, 可适应电网负荷急剧变化的要求等优点, 抽水蓄能电站还具有调峰填谷双重功能;从资源分布上考虑:水能与风能在有天然的季节互补性。近年来风电和水电系统联合运行的技术可行性已经得到了验证[1]。西班牙开发利用El Hierro岛、Canary岛的风能资源, 建设了相应的抽水蓄能电站与之联合运行[2]。风电与水电的联合运行具有大范围推广的价值。
然而风电与水电的联合运行涉及政府、电网、发电商等众多利益主体, 利益主体间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 协调好利益主体间的矛盾与冲突, 是真正落实风电与水电联合协调运行的关键。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风电与抽水蓄能电站联合运行的可行性分析以及环境或经济效益分析, 鲜有文献涉及如何协调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利益相关者的矛盾与冲突。
博弈论是关于人类博弈行为的理论, 常用来研究有利益矛盾冲突存在时的策略选择。文献[3]和文献[4]应用博弈理论对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进行了分析, 探讨了利益如何进行分配。文献[3]对流域水资源配置的利益冲突进行博弈分析, 建立了博弈矩阵分别对4种不同的流域水资源配置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文献[4]将熵权法与合作博弈论中的Shapley值法相结合, 讨论了梯级水电站群的补偿效益分摊, 分摊结果公平合理, 调动了龙头水电站参与梯级联合运行的积极性。
若选择已经建好的水电站参与风电的联合运行, 既不需要重新投资, 节约建设成本与时间, 又可以深度挖掘水电站的调峰、调频的能力, 带来环境效益。因此, 本文选取具有多年调节能力的常规水电站 (以下简称“常规水电站”) 作为研究对象, 对其与风电联合运行中的利益主体关系进行分析, 基于现行国家政策, 应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 对电网、风电、常规水电利益主体矛盾进行了分析。
1 国家能源政策解读
我国竞争性电力市场的建设处在改革的初级阶段。发电环节初步形成竞争格局, 基本实现市场主体多元化。但是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中央直属5大发电集团仍是发电市场的主体, 垄断全国大部分发电市场。输、配、售电竞争性市场改革进程缓慢, 仍由电网垄断, 售电价格由国家进行管制。因此, 国家现行能源政策的变化随时可能改变政府、电网与发电商间的利益分配格局。
目前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中与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及执行细则主要有4个[5,6,7,8]:《可再生能源法2006》、《可再生能源法修正案2009》、《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2011》和《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2009》。通过对国家能源政策的解析, 笔者发现相关的能源政策大致可分为3个方面:一是电网企业应承担的义务;二是发电企业应承担的义务;三是政府提供的电价及并网补贴。
电网企业应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 (1) 电网企业需对可再生能源进行全额“保障性收购”, 收购不低于最低限额指标的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 (2) 电网企业未完成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最低限额指标的, 由国家电力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造成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经济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拒不改正的, 处以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经济损失额一倍以下的罚款。 (3) 电网企业应当加强电网规划和建设, 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配置范围, 发展和应用智能电网等先进技术, 完善电网运行管理, 提高吸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能力, 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上网服务。
发电企业应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 (1) 发电企业要“按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建设, 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报送备案”, 供应“符合并网技术标准”的电能。 (2) 发电企业有义务配合电网企业保障电网安全。
政府提供的电价及并网补贴主要包括: (1) 电网企业收购可再生能源的电价超过常规能源部分、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生的接网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由可再生能源基金补偿。 (2) 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来源包括:国家财政年度安排专项资金和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等。其中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为0.008元/kWh。 (3) 中央财政按照可再生能源附加实际代征额的2%, 付给相关电网企业代征手续费, 代征手续费从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支出预算中安排。 (4) 风电上网电价费用分摊标准:风电上网电价在当地脱硫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以内的部分, 由当地省级电网负担;高出部分, 通过全国征收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分摊解决。
从能源政策中, 我们不难发现, 可再生能源领域属于政策性市场, 通过各种补贴, 固定电网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成本为常规能源的收购电价, 支持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
从国家层面来分析, 政府需要平衡电网企业与各可再生能源发电商的利益。因此, 政策中一方面提出了加强电网建设改造的要求, 对电网企业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提出了全额保障性收购的规定;另一方面, 要求发电企业提供国家政策规划许可的、符合电网入网技术标准的电能。这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原则, 使得全额“保障性收购”在技术意义上得以实现。
然而, 为什么政策中提到“全额保障性收购”之后, 会提出一个矛盾的“最低限额指标的收购”?在《可再生能源法2006》中, 并没有“全额保障性收购”的说法, 而是“全额收购”。实际上, 由于电网结构及技术等方面的限制, 暂时无法做到“全额收购”。因此, 政府需要考虑电网企业对电网改造的实际状况, 逐步实现“全额保障性收购”, 直到“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最低限额指标”的提出是过渡时期的特殊做法, 亦是为了平衡电网企业与发电商的利益关系的策略。
进一步分析发现, 政策中对可再生能源的“并网标准”, “全额保障性收购”和“最低限额指标”的“上网电量”暂时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和进一步的解释;“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经济损失额”的计算依据亦没有法规规定;智能电网建设与改造的资金来源没有落实。电网企业的责任实际上无法明确。只要电网企业不选择“不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 电网企业就可以以电网安全为由, 只需要接受“最低限额指标”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
因此, 在现行国家能源政策下, 电网企业与发电商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仍然存在。我们通过构建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的利益博弈模型, 进一步分析在国家能源政策下, 电网企业、各发电商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
2 博弈方法介绍
博弈论 (Game Theory) 是应用数学方法, 研究多个理性决策主体的决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以及这些决策的均衡的科学。
博弈分析的基本步骤包括:建立博弈模型, 求解纳什均衡, 给出解释。博弈模型一般包括3个基本要素: (1) 博弈局中人集合, 也可以称为有限的参与人的集合, N={1, …, i, …, n}; (2) 策略集合, 即每个局中人i的行动集, 对应于每个参与人i的纯策略空间si; (3) 对应于每个局中人的收益函数ui, 记作ui (s) 。
设si′、si″分别代表参与人i的2个策略。如果对其他参与人的任何战略组合, 参与人i选择si′的收益都大于选择si″的收益, 则称战略si′相对于si″是严格优势, 表示为ui (si, …, si-1, si′, si+1, …, sn) >ui (s1, …, si-1, si″, si+1, …, sn) 。如果参与人是理性的, 全部参与人最终选择的策略应达到某种平衡状态, 此时每个参与人选择的策略都是严格优势策略。纳什均衡表现为在一个给定战略式博弈G={Γ;S1, …, Sn;u1, …, un}中, 战略组合s*= (s1*, …, si*, …, sn*) 为Nash均衡, 则i、si∈Si时, 则有ui (s1*, …, si*, …, sn*) ≥ui (s1*, …, si, …, sn*) 。Nash均衡下的策略收益可能不是参与人的最高收益, 却是非合作博弈状态下的最佳选择[9]。
3 电网、发电商3方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的构建
根据前文的政策分析, 电网企业对风电的收购可以有3种选择:一是电网企业“不收购”风电, 将产生罚款;二是电网企业执行“最低限额指标”的收购, 将没有罚款;三是“全额保障性收购”, 同样没有罚款。“不收购”、“最低限额指标收购”和“全额保障性收购”是电网企业的策略选择。
风电与常规水电的“联合”运行和“不联合”运行为发电商的策略选择。
基于前文的分析, 我们对模型进行如下假设。
假设1:区域电网销售电量与发电量相等 (不考虑电网线损) ;
假设2:本文的常规水电指具有多年调节能力的水电站;
假设3:电网不收购风电时需要缴纳罚款, 罚金=风电弃风电量×风电上网电价;
假设4:电网在“全额保障性收购风电”策略下, 需要对电网进行改造;
假设5:风电与水电没有联合运行时, 由火电平抑风电的波动性;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后, 由水电平抑风电的波动性;
假设6:在“全额保障性收购”下电网消纳风电的电量大于“最低限额指标收购”下的电网消纳风电的电量。风电发电量等于电网消纳风电的电量 (亦称风电上网电量) 与弃风电量之和。
3.1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构建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各博弈方同时决策, 且所有博弈方对博弈中的各种情况下的策略及其得益都完全了解的。根据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的特点, 我们构建完全信息下的静态博弈模型。
假设G=〈N, (Ai) , (ui) 〉为风电、水电联合运行中博弈模型。其中N为博弈局中人集合:N={i}, i=1, 2, 3, 1=风力发电商, 2=水力发电商, 3=电网公司。
每个局中人i都有一个行动集Ai, 行动集包括可选择的所有行动, ai∈Ai。A= (a1=风电与水电不联合运行, a2=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 a3=电网企业不收购风电, a4=电网企业按最低限额指标收购风电, a5=电网企业按全额保障性收购风电) 。每个局中人i有一个盈利函数 (或效用函数) ui:A→R, 其中A=j∈×NAj。为了简化模型, 本文只考虑效用的增量。
设:ph为水电上网电价, pw为风电上网价格, pt为火电上网电价, ew为风电上网电量, eaw为风电弃风电量, epw、Epw为电网企业“按最低限额指标收购风电”时风电实际上网电量, efw、Efw为电网企业“按全额保障性收购风电”时风电实际上网电量, eh、Eph、Efh为水电实际上网电量, cgz、c′gz为电网改造成本折旧。
(1) 当A= (a1, a3) , A= (a2, a3) 时, 风电上网电量为0, ew=0, 水电按电网正常调度, 电网需要缴纳相当于风电企业的实际发电损失的罚款, 按风电弃风电量计算, 盈利函数为负, 即:
(2) 当A= (a1, a4) , A= (a2, a4) 时, 若A= (a1, a4) , 则根据假设由火电平抑风电的波动性, 因此, 水电上网电量不变。电网的收入则由3个部分组成:收购风电的支出, 政府对可再生能源电价的补贴, 减少的火电电费支出, 即:
若A= (a2, a4) , 则因为由水电平抑风电的波动, 所以电网赢得函数中的“减少的火电电费支出”替换为“减少的水电电费支出”, 即:
(3) 当A= (a1, a5) 时, 电网需要进行改造, 即:
(4) 当A= (a2, a5) , 风电由水电消纳时, 存在2种情况:如果水电能完全消纳风电, 则电网可以不进行改造, c′gz;如果水电不能完全消纳风电, 电网仍然需要进行改造, 即: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构建电网企业、风力发电商, 水力发电商博弈模型 (见图1) 。博弈矩阵内, 第1排为博弈方1的盈利函数, 第2排为博弈方2的盈利函数, 第3排为博弈方3的盈利函数。
3.2 博弈模型求解
(1) 对于博弈人3来说: (1) 当博弈人1与博弈人2选择策略1时, u3 (a1, a3) <0, u3 (a1, a5) <0, 因此, 策略4是博弈人3的最优选择。 (2) 当博弈人1与博弈人2选择策略2时, 因为Efw>Epw, 所以-Epw (pt-ph) >-Efw (pt-ph) -c′gz, 即u3 (a2, a4) >u3 (a2, a5) 。又因为eaw>Epw, pw>pt-ph, 所以-Epw (pt-ph) >-eaw pw, 即u3 (a2, a4) >u3 (a2, a3) 。因此, 策略4仍是博弈人3的最优选择。
(2) 对于博弈人1来说, 根据文献[10]在与博弈人2联合运行情况下, 弃风减少, 上网电量增加, 即Epw>epw, Efw>efw, 因此, 博弈人1的最优选择是策略2。
(3) 对于博弈人2来说, 为了消纳风电, 必然要损失发电量。文献[10]以桓仁水库为例, 考察了大规模消纳风电的常规水电运行方式, 结果表明, 水电自身调度对电网清洁能源消纳的提高率在枯水年份为0, 随着来水的增多而逐步增大, 并在风水年份达到最佳, 此后随着来水量的继续增加, 清洁能源消纳率又逐渐减少。水电若过多的考虑通过调峰来消纳风电可能导致大量弃水, 因此随着水电对风电的消纳电量增加, 水电的发电量是逐渐减少的, 即Efh
(4) 我们把各个博弈人的“最优对策”下方画一条短线[11] (见图1) , 从图1中可以看出, 各个博弈方的“最优对策”并没有在同一个组合内, 通过画线法, 博弈模型无解。
(5) 以上分析表明“占优策略均衡”是不存在的。因此, 我们选择“严格下策反复消去法”找出均衡组合。首先, 找出某个博弈人的严格劣策略, 将它剔除, 重新构造一个新博弈;重复进行这一过程, 直到博弈方剩下唯一的策略组合为止。这个唯一的策略组合就是这个博弈的均衡解。这是“退而求其次”的思想[12]。
(1) 对于博弈人3来说, u3 (a4) >u3 (a5) >u3 (a3) , 在策略3下, 博弈人3的做法与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宗旨相违背, 因此, 策略3是博弈人3的严格劣策略, 我们先剔除策略3。策略4和策略5比较, 在策略5下, 博弈人3存在电网改造成本折旧。电网改造工程投资大, 线路长, 建设周期长, 投资审批手续复杂, 不确定因素多。在现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策略5亦是博弈人3的严格劣策略。第2步, 选择剔除策略5。现在还剩下2组策略: (a1, a4) 和 (a2, a4) 。
(2) 策略1和策略2对于博弈人1和博弈人2来说, 策略1是最初存在的状态, 策略2是博弈人1和博弈人2如果合作得到的结果。 (a1, a4) 和 (a2, a4) 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新的合作博弈组合。在新的合作博弈组合中, 博弈人1与博弈人2合作, 博弈人1收入增加, 相反, 博弈人2的收入减少。博弈人2为了帮助博弈人1消纳更多的风电, 以牺牲自己的上网电量为代价, 而同时, 损失的电量并没有得到补偿, 现行政策中, 也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最终, 策略1将是双方博弈的结果, 我们把策略组合 (a2, a4) 剔除。
(3) (a1, a4) 成为了该博弈模型的均衡组合解, 亦是纳什均衡解。
3.3 博弈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混合策略求解博弈模型, 我们得到了电网企业、风力发电商和水力发电商3方构建的风电与常规水电联合运行的利益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策略组合解。结果表明在现行国家能源政策之下, 电网会选择按“最低限额指标收购风电”, 风电与常规水电不可能实现联合运行, 这恰好与实际情况也是相吻合的。
然而, 从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考虑, 这不是Pareto最优策略, 其实质是“非合作解”。由于每一个博弈者所做的策略选择都只是考虑自身得益的最大化, 而不是考虑集体得益的最大化。在现有国家政策之下, 博弈者的盈利函数不发生变化时, 该均衡策略组合解将会非常稳定, 有可能会长时间维持这种状况。
博弈方个体的利益目标偏离集体目标是导致该博弈模型出现“非合作解”的根本原因。虽然政策提供了可再生能源收购的电价补贴和并网补贴, 电网企业的盈利函数并没有增加 (u3≤0) , 并没有因为收购可再生能源而使收入增加。同时, 输配电市场的垄断, 使得电网也缺乏一个适当竞争机制来激励电网企业积极参与电网改造。环境效益的外部化使得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环境效益被忽略, 传统发电企业不需要为环境恶化付出任何代价。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的效益没有得到合理配置。这些都是解决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中电网、发电商间利益矛盾冲突的关键问题, 是电网与发电商间的利益协调机制的主要内容。
4 结语
本文基于对现行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分析的基础上, 应用博弈理论, 构建了电网企业、风力发电商、常规水力发电商的3方利益博弈矩阵模型, 通过混合策略, 寻求均衡策略组合。结果表明在现行国家能源政策之下, 电网会选择按“最低限额指标收购风电”, 风电与常规水电不可能实现联合运行, 建立电网与发电商间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寻求“合作策略组合”的解决方案。
本文博弈分析是基于诸多的假设条件下进行的, 当假设条件发生变化时, 是不是能得到一样的均衡策略组合, 假设条件是否为博弈模型的敏感性因素, 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然而, 本文的研究为风电与水电联合运行下, 如何解决利益主体矛盾, 平衡电网与发电商的利益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本文的研究希望能为政策制定及相关部门提供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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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耀华, 蒲勇健.博弈论与经济模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博弈冲突 篇5
关键词：土地冲突,博弈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也越来越高。200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0.5%,2005年达到了42.99%,2006年为43.9%,预计,到201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超过47%。江西省作为一个城市化水平不高的省份,在城市化加速过程中,要求进行大量的征地活动,扩大城市面积,增加城市个数,增加城市人口数的同时,减少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以达到与现有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程度,并且适应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江西省城市化水平相对落后。目前江西省所拥有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为757.95平方公里,在中部六省中排第五,不及江苏省城市建成区面积的三分之一和上海市的建成区面积。同时,江西省的城市人口密度约为4547人每平方公里,处于第二,高于其他省份一倍左右。江西省的城市人口数增长的同时,城市建设并没有跟上进度,造成城市的拥挤。目前江西省的城市化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城市化的需求还非常大,城市建设问题还亟待解决,加大征地规模快速城市化扩大城市面积,减小城市人口密度,仍然是江西省目前所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江西省的城市化发展具有良好的前景。
1 土地冲突的博弈分析
对于土地冲突的博弈分析,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路径研究。柯小兵的从三层博弈关系看土地征收制度改革主要分析了农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三者之间的博弈。唐红超的博弈论在城市土地配置过程中的运用则主要分析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土地使用者三方之间的矛盾冲突,对城市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多方利益博弈进行了深入分析。潘扬彬,郑庆昌的城市化过程中征地博弈分析则关注了地方政府、农民和开发商之间三者利益冲突。张换兆和王家庭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中的政府博弈行为分析则主要针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城市土地利用中的利益分配进行了博弈分析。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在竞争现象中,是研究具有斗争或者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与方法。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包括博弈的参与者、策略以及均衡。
参与者,即博弈的主体,在博弈中做决策的行动者。参与者可能是个体或者群体或组织,他们是采取一致行动与外界进行策略互动的参与人。行动是参与人的决策变量,结果是指博弈分析者感兴趣的要素集合。在动态博弈中,策略是参与人在每个策略点选择的一个完整计划,它告诉参与人在什么时候选择什么行动。均衡指的是所有参与人的最有效策略的组合,而均衡结果是指所有参与人的最有行动组合。
在土地冲突,特别是农用地征收冲突之中,博弈的参与者主要包括以下五方(如图一所示):
目前,在由征地引起的土地冲突中,主要的利益主体包括以下五种:作为经济人独立存在的用地商,同样具有独立经济人性质但是又有行政权利的地方政府,失地农民,代表失地农民、和失地农民有一样利益但同时受到地方政府行政管制的村委会组织或者村民代表,以及在征地过程中起监督作用的上级政府。通过以上关系图我们可以发现,地方政府与其他几方关系密切,在土地冲突过程处于主导地位。
本文中对于土地冲突利益主体的确定采取了一般均衡理论的方法。
在图二中,E2b为征地前农民依靠土地产生的收益,E1为被征地农民的其他收入,E2a为当征地补偿较高时,通过征地补偿获得的收益,并且,由于土地的流转所产生的收益增加是一定的,E2a的最大值为用地商所愿意提供的最高价格。E2a'为征地补偿较低时农民通过征地补偿获得的收益。从图二可以看出,当征地发生时,如果政府补偿较低,农民通过土地所获得的收益下降,总效益就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容易产生对征地的抵制,发生上访。如果对于农民的征地补偿高于农民原本通过土地获得的收益,总效益上升,征地就会获得农民的支持。正常的征地补偿应该在E2b至E2a之间。
在图三中,简要的表明了在征地中,农民和地方政府收益分配的关系。Eb是农民在征地之前通过土地所获得的收益,在征地之后,地方政府参与到由土地产生的利益的分配中。当Eb不变,即农民的收益没有收到土地征收的影响的时候,土地流转所产生的利益的增加全部由地方政府获得,此时地方政府的收益为G0。若征地后农民的收益增加,变为Ea1,对应的地方政府收益为G1,则说明,土地流转产生的收益增加在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分配,一般这种情况比较合理,比较不容易产生因征地而起的土地冲突和纠纷。而如果在征地之后,农民收益下降,变为Ea2,则说明土地产生的利益的大多数都被地方政府所获得,此时地方政府收益为G2,这个时候容易产生土地冲突和纠纷,发生上访。
2 江西省土地冲突的博弈路径一般分析
2.1 江西省土地冲突基本情况
随着江西省城市化的加速,土地冲突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对于土地冲突的定义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冲突指的是发生于土地纠纷中的人身伤害或死亡和(或)物质财产的损害,包括单位或个人围绕土地发生的过激行动,具体包括单位或个人为了取得、捍卫、行驶土地权益或者排除她人干预而采取的谩骂,中伤、聚集、斗殴、对抗并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或较大社会影响的过激行为。广义的土地冲突不仅仅包括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的对抗、纠纷、争夺等比较激烈的社会现象,而且包括不同主体之间的竞争分歧,缺乏协调等不激烈的社会现象。
征地是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并依法给被征收土地的单位和原土地使用者一定补偿的行为。征地过程中产生的土地纠纷与冲突主要集中在对补偿的不满。
根据江西省国土资源厅的统计数据,从07年到08年上半年,全省的来信来访反映土地纠纷的总量整体来说都有下降趋势,但是因为征地而产生的纠纷占所有信访总量的比例却在上升。说明因为征地而产生的土地冲突是土地纠纷类事件的重要部分。
注: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信访统计系统
2.2 江西省土地冲突类型以及博弈分析一般路径
涉及征地的土地冲突博弈路径的一般分析在江西省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目前,江西省因农用地征收而引起的土地冲突类型按照被征收地的用途大致可以分为基础设施建设用地(公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建设型用地(新兴工业园区、企业建设用地),城市化建设及配套设施用地(特别是对于安置新增城市居民及其相应基础设施)等三种。其中,第一种情况下土地使用单位是政府、行政机构,属于非盈利性质。第二种情况土地使用单位是独立经济人个体,逐利性质在其中得到体现。第三种形式土地实际使用单位是城市化加速过程中,由失地农民转变而来的新增市民。
注:江西省国土资源厅信访统计系统
因为土地的使用用途不同,征地中所要面对的问题以及处理方式都有所不同。首先,对于城中村问题,重要的是做好失地农民的就地安置工作。失地农民往往不愿意离开原本生活的地区,如果能够采取就地规划开发,加大土地的利用率以解决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并且推进城市化的发展是最理想的结果。非法征地问题则是应该坚决打击,极力避免的情况。土地的开发利用涉及国之根本,特别是耕地。基本耕地则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必须保证的农耕地,不能够随便进行开发,改作他用。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利非法转让耕地的行为一方面体现了地方政府的法律意识淡薄,另一方面,说明对于土地的开发利用流程上还存在缺陷,应当及时改进,避免类似问题再出现。对于土地的直接使用者是政府的情况,则更应该注意处理好政府和失地农民之间的关系。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提高改善失地农民被征地之后的生活,但是也应该多采取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民对于征地工作的益处的认识,增加农民对于政府工作的支持度。
在农地征收过程中,主要的两大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和农民一般会采取的策略选择如下:首先,在进行征地时,地方政府可以选择进行合法征地或非法征地。非法征地成本更小,但是有被查处的风险。合法征地的话,则面对给予失地农民高补偿还是低补偿的选择。高补偿容易得到农民的支持,征地工作推进比较容易,但此时,作为独立经济人的地方政府的利益就会被损害,而如果给予低补偿,则征地工作容易收到抵制,并有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或者上访。一旦发生上访,则地方政府面对的则是提高补偿,满足农民愿望,或者放弃征地的选择。对于农民而言,其博弈路径与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密切相关。当地方政府选择非法征地的时候,农民可以选择上访,或者不上访。并且此时采取上访行为,获得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上访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只有当非法征地发生时,农民利益受到的损失大于上访成本的时候,上访行为才会出现。如果是合法征地,在高补偿的情况下,农民比较容易接受,而在低补偿的时候农民依旧有两种选择,即接受或者上访。此时上访并不一定会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所以究竟采取哪一种策略选择,依然回到在非法征地时所讨论的上访成本和上访后所能够获得的补偿的比较上。
3 建议与对策
针对目前征地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建立健全征地机制。具体表现为建立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系统,使得征地之后的失地农民能够顺利的完成成为城市人的转变。具体的手段包括提供就业机会、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这样的做法,不仅仅是在土地的使用上进行了城市化,并且,将村民变为市民的转变正是城市化的根本所在。
其次,加强对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干部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对土地征收问题进行系统的教育,减少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贯彻中央政府的土地征收政策,降低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
再次,建立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建立统一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能够加强对于土地利用的管理,同时减少上访所产生的费用。通过使征地信息的及时发布,信息能够及时被传达到被征地农民处,信息的通达能够减少在征地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必要冲突。
第四,加强对农民的征地工作的宣传。使得农民正确认识到征地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支持征地工作。特别是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建设此类设施的所需的征地行为更应该加大宣传。
4 结束语
本文首先通过数据分析得出江西省目前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结论,在此背景下主要采用了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对占土地冲突重要部分的征地冲突中,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的利益分配进行了分析。最后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博弈分析,推出江西省城市化加速过程中土地冲突的一般博弈路径分析。
在土地冲突中参与者基本关系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的方法,探讨了失地农民的利益所得在征地前后的变化,给出了失地农民所得征地补偿的合理范围。征地后的利益在失地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分配问题方面也采用相同方法,并推测了不同补偿情况下农民可能采取的行动,得出地方政府在土地冲突中的主导作用的结论。
分析了典型案例的博弈过程,对征地的参与者在不同策略选择的情况下所得到的不同收益也进行了预测。在此基础上,结合江西省目前土地冲突的具体情况,得到关于地方政府和失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可能采取的策略选择的分析图,并给出了两者在土地冲突中的一般博弈路径,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初步的建议以及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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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红超,彭波.城市土地配置过程中的博弈论分析[J].湖北社会科学,2005,(2):70-75.
博弈冲突 篇6
我国的土地冲突主要以强制征收与强制拆迁为代表。前者指的是是国家(征收人)因公共利益的需要,以补偿为前提按法定权限和程序强制取得不动产(主要是房屋)所有权的行为。强制拆迁,是强制征收后的通过暴力为手段强行令被拆迁者搬离的行为,是强制征收的事后处置行为(1)。2000年以来,强制征收与强制拆迁高频发生集中体现了我国土地冲突。因此,本文皆在探讨如下问题:第一、从历史、法律以及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我国目前土地所有制结构以及导致土地冲突的成因。第二,在对目前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激励政府进行拆迁的根源;第三,从博弈的角度探讨目前所有制结构低效的原因。第四、以深圳和香港两个代表性的城市为例,结合笔者进行的实地调查,探讨征收、拆迁有效的制度实践。
二、我国土地所有制结构及土地矛盾的根源
(一)我国土地所有制结构
历史及文化因素的交织共同造就了我国土地城乡二元制的所有权结构。所谓二元制,指的是城市土地国有制以及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有学者曾用“有意的制度模糊”(2)形容目前中国的独特的土地所有制结构现状。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起源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通过集体化运动,于1958年至1980年期间形成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农村集体土地的行政组织形式。随着80年代的非集体化运动的展开,原先的人民公社被乡镇取代,生产大队则被新的组织形式———行政村所替代,之前的生产队则更替为自然村及村民小组。历史的这种演变使得集体产权属性更加模糊,进而为“村民或者集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提供了可能性”。(4)。譬如,强制拆迁及暴力抗法多见于集体土地之上,由于集体土地的不可转让性,及政府对于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地方政府受激励于土地财政,通过土地储备程序将农民的土地收回,高价转让,赚取其中大量的土地增值收益,但过程本身,并非市场化行为,并没有创造新的社会价值。
(二)城市化进程及分税制改革
城市化的扩张以及对于集体土地立法工作的搁置,集体土地的产权并未得到清晰、明确的界定。90年代初,国务院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5),同期,工业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在1994年达到近20年以来的峰值(分别为8.2%及62.5%)(6),在这之后的十五年内,工业对于GDP的贡献率及拉动作用趋于缓慢下降,工业增长趋于下降。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陷入到财政收入突然减少的困境,进一步深刻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其更加倚赖土地财政。分税制改革将税种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共享税三类,其中占财政税源最大头增值税被划分为共享税(中央75%,地方25%),企业的消费税被划分为中央税种。而土地税收则属于非预算资金,并不受“分税制”所管理。根据《土地管理法》,征收、开发和出让集体用地的权限在于政府,并且通过征收而来的土地价格远远低于通过招拍挂等形式土地出让价格。自此,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预算外收费项目以及非预算资金成为了地方政府新的生财之道(7)。分税制改革虽然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但却使得工商企业收入逐渐脱钩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非预算资金”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财政及税收的主要来源。
(三)导致土地冲突的其他原因
除土地所有制结构以及分税制改革外,亦有学者提出土地储备制度以及开发商结构性的投机行为诱发了我国的土地矛盾的冲突(8)。储备制度本身,指的是政府通过委托诸如土地储备中心,以“征用、收购、置换”(9)等方式,集中土地,进行初次整理和开发等前期工作,再通过“招拍挂”等形式将土地投放市场,满足城市各类建设用地需求。自1996年上海成立我国首个土地发展中心以来,迄今已有1000多个市县建立了城市土地储备制度(10)。土地储备制度与分税制改革一脉相承,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控制了土地一级市场,加剧了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垄断。
此外,对于开发商的结构性投机行为,有学者指出,由于利润的差距,开发商过多地投资于别墅及高档住宅,使得用于满足基本需求的中小户型的需求得不到解决,这种投资行为既无法解决住房的刚性需求,也可能引致房地产泡沫。但是报告指出(11),自2011年以来,平均土地成本占销售均价的比重不断增长(甚至在部分一线城市达到了房价的40%-50%左右)。此外,我国增量资本产出比(12)从1990年至2000年的3.65增长至2005-2010年的4.97,进一步佐证了开发商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比例严重下滑。
三、真实的激励:我国土地问题的数据分析
(一)土地出让收益的分析
土地冲突问题本身涉及面广,从理论论证难以反映其全貌,因此,笔者根据相关数据(13),对包括土地出让收益、土地违法案件查收结果以及国土资源行政复议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统计,对于该统计工作鲜见于其他文献。
国有土地出让收益在1999-2008年间成交价款翻了20余倍(从1999年的5143295万元至2008年的102597987.9万元),其纯收益也同比显著增加。其中,住宅用地的出让收益为土地出让收益的主要来源并且收益相比于2004年翻了近三倍。2003年的国有土地成交价款同比于2002年(24167925.18万元)增长124.32%,2007年的国有土地出让收益较2005年增长了107.94%(从21839678.33万元涨幅至45414161.11万元),2008年相比较于1999年单位面积土地成交价款增长了4.46倍(1999年的国有土地土地成交价款总计5143295万元,2008年增长至102597987.9万元),07年涉及土地面积相比较于1999年的45390.68公顷增长了4.18倍。因此,土地出让的收益的增长主要源于土地涉地面积的增长和单位面积土地价格的提高。
(二)土地征收与违法案件查处统计
在高速增长的土地收益的刺激下,土地征收以及对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成为了政府获得土地的两个主要方式。无论是对于土地征收抑或土地违法案件查处而言,2007年和2008年都是非常重要的两年。省级政府征地总面积在2003年至2013年中占全国征地面积的大头,平均占比为65%。2011年的全国征地面积为301937.28公顷,较04年增加了1.64倍,同期省级政府的征地面积增加了1.66倍。其中,2007年全国土地违法案件查处数为92347件,同年年省级土地违法案件查处面积是2006年的32.91倍,达到1447.82公顷(涉及耕地面积为2006年的63.57倍)。06年通过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所得的罚款为345021.44万元,是2001年的4.31倍。
(三)高回报激励下的土地冲突统计
鉴于以上,虽然我国对于土地冲突数据有所缺失,但通过对国土资源行政复议情况的统计,2007-2009年为土地冲突发生的高频年份。此外,根据清华大学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于2013年10月23日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调查的大型数据》显示,征地、拆迁波及16%的家庭,而征地拆迁后提供就业机会和城镇社会保障比例较低(14)。建设部2002年1至8月份共受理来信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上访1730批次。反映拆迁问题的占70%;在集体上访的123批次中,拆迁问题则占到83.7%(15)。
四、征收、拆迁与补偿的经济学理论
(一)征收与拆迁的经济学分析
市场交易的前提是发现愿意交易的人,获得其价格信息,通过与之签订具有约束力谈判契约的方式要求双方履行权利与义务。然而,在征收与拆迁领域,往往存在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征收的相关房屋的权利人或因价格因素不愿交易,或因其他多种原因不愿意交易。此外,任何市场行为都会产生外部成本,在交易的过程中会产生交易费用,如谈判的成本,执行合约的成本,这些外部费用一方面又压低了价格(或补偿),又可能导致使得原本希望交易的主体不再希望将交易进行下去(16)。
此外,需要政府在征收和拆迁中需要发挥作用的经济学逻辑是,通过行政性的公共权威来支配资源,从而节省市场运行成本。房屋的征收和拆迁区别于其他市场交易的原因在于,房屋的征收和拆迁涉及公共利益,如果是由作为潜在利益获得者的相关所有民众与政府进行谈判,显然不切实际。在强制拆迁领域,传统的法经济学律逻辑是,“钉子户”由于其不愿意搬迁导致有利于更多数公民的公共项目的建设无法实现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公众的潜在损害,因此,为了保护更多数人的利益,需要牺牲这些少部分群体的利益。但是,“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交互性质”(17),即避免对一方的损害(或使其获利)往往会使另一方遭受损害。
(二)土地产权与市场效率
毕夏普(Bishop)与凯宁斯(Cannings)1978年提出了消耗战的相关数学模型并得出如下结论:法律若不保护土地的初始产权,博弈的结果就是侵略者总是选择挑衅而先占者选择不战而逃(18)。循环往复的战争造成了大量的无谓损失,因此,初始产权必须得到清晰明确规制。
赫维奇(Lenoid Hurwicz)研究了交易成本对于资源(特别是诸如环境、土地等资源)消耗的影响:在无交易成本存在但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对于有形资源(货币除外)的分配的均衡点(包括外部性的均衡点)独立于产权的配置方式。由此引申出科斯定理的存在的前提:(1)产权必须界定予以清晰地界定;(2)实际的资源分配取决于初始产权的分配。在此基础上,赫维奇进一步论证了即使交易成本并不存在,但存在收入效应的情况下,制度导致的权利和责任配置将导致对自然资源配置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对于污染问题(19)。赫维奇的研究也重新定义了竞争市场下科斯定理的问题。通过以污染权市场为例,他强调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重要性,认为外部性程度的大小与责任制度应当相互独立(20)。
黄少安和刘明宇二人曾提出在规模报酬非不变的情况下,将收入预期纳入到模型中,论证了对于土地权属稳定的预期对于农民产值的会产生正相关影响(21)。饶世权以农村林地权为切入点,探讨了承包经营权与林地使用权之间的不同流转性强弱的产权对交易费用高低的影响,将“农村林地权”界定为使用权(而非承包经营权)更有利流转,也更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22)。陈若英论证了当今土地制度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交易成本损失,加之产权的不清晰对强拆悲剧潜在的双重影响(23)。
以de Janvry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反对土地市场开放。他们曾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中提出(24)“土地市场的放开极有可能导致土地资产的高度集中。从私人的角度来看,土地可能集中在哪些并非是最有效率的生产者手中”。
从救济的维度,袁宏川、李慧民(25),认为中国目前三种补偿办法均有明显瑕疵,崔建远认为,在中国城市房屋拆迁的实际操作中有效补偿机制的缺失增加了中国土地所有权模糊的表征,增加了强制拆迁悲剧发生的可能(26)。周其仁认为,“确权”是土地流转的前提与基础(27)。张天泽认为,政府亦不应当以第三利益主体的身份过度干涉土地的自由流通,兼顾谈判问题,土地的私有化能够有效地避免强制拆迁悲剧的发生(28)。
五、拆迁、征收的博弈模型分析
(一)政府作为利益主体下的三方博弈模型
法律之作用在于界权而非定价。此外,法定“价格”并非市场之价格,市场的价格决定了法定的价格,法定的价格无法完全地折射市场本身的发展甚至会发生扭曲,因而需要以市场的价格矫正法律价格的扭曲。法定的价格之所以会发生扭曲,往往是因为政府的过度干预。
即使对于土地拆迁,按照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及假设,如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可以得到“经济剩余”,人们总是会寻找合作的方法,如果双方议价策略的失败原因只能是交易主体间无法发现互利共赢的结合点。因此科斯认为,“交易成本过高”仅仅是外在的表象,而权利界定的低效则是实质问题。
如果我们生活在零交易成本的世界,界权的成本为零,法律也没有其存在的必要。而事实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界权成本为正。而“法律经济学面对的根本为题在于在这样的世界里实现权属的最优界定”(29)。我国对于土地权属界定的低效可以通过如下的博弈模型予以反映。
张天泽在《科斯定理视角下我国土地所有制问题的分析———兼谈农村土地流转低效问题与城市房屋强制拆迁问题》(30)一文中论证了在产权分离(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土地制度问题上,原本由应由双方主体的间的交易如果变成了三方主体之间的谈判。那么三方主体之间的谈判可能低效的。
也即,在一定条件下,在政府作为市场活动的一个主体出现在拆迁的活动中的话,政府、开发商与被拆迁者之间的结盟是不稳定的,进一步而言,对于强制拆迁来说,存在三个(甚至)多个主体时,即使这些主体通过合作(如谈判)所得到的总收益高于其中任何两方以及所有主体都不合作时的收益,依然存在不合作的可能,从科斯的交易成本的视角来看,就是过高的交易成本阻碍了合作的达成。因此,结果是不稳定的,既有的协议会被任何一方提出新的分配方案所打破。
(二)政府作为非利益主体的情况下的多方合作博弈模型
假定谈判主体有三方,即开发商、房屋所有者(房屋所有者为多人)和政府,但政府仅仅对开发商做出的补偿方案在房屋所有者之间进行协商,对于群体性拆补偿问题,存在都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的可能性远大于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时候。对于群体性的拆迁而言,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每户每个被征收/拆迁者的房屋不一样,每户的需求是异质的,而且在有限的资源产权的情况下,如果公开透明的谈判似乎并不如一对一悄悄谈判地同时,签订保密协议。
笔者采用最高交易循环方法和核的博弈概念来证明对房屋被征收者的公开透明的谈判存在稳定的解(31)。博弈论中的“核”是联盟型博弈中一种利益分配的集合。集合中的每一个利益分配方案,均使得没有任何一些局中人能够通过组成联盟而提高他们自己的总和收益,此时,不会有任何成员退出此联盟。在大联盟N的行动即对于任何的被征收人i,当集体谈判时大联盟N所获得的收益v(N)应当大于其他每一种更小的划分所带来的收益时集体谈判才更有效率,即:
在模型中,做如下假设:第一,由开发商向所有被拆迁者提出全部的补偿方案,且补偿方案的数量hi等于被征收者的数量。第二,每个补偿方案在开始时被赋予了某一个被征收者,由被征收者之间进行谈判协商,也即每种方案在不同拆迁者之间可以任意调换。第三,每个被征收人对于每种补偿方案存在严格的偏好,且满意开发商提出的至少一种或者几种补偿方案,即被征收者会对不同的补偿方案进行排序,但不会对几种补偿方案的满意程度完全相等。记最初被分配到被征收人i最喜欢的那个方案的人为ei。
如果至少一个人的最初补偿方案即是其最喜欢的补偿方案,即ei=i时,则保留其补偿方案。其余人的则按照如下的方法进行分配。首先,我们在被征收人的所喜欢的补偿方案中所划分等级最高的作为循环(如e(q)=1;e(w)=k;e(t)=i,那么qwt则是一个三循环),并且对每个循环中的成员给他最喜欢的补偿方案。然后,将已经如此分配到补偿方案的被拆迁者提出,给余下的成员继续分配,直到所有的被拆迁者已经指派了补偿方案。假设存在四个被拆迁者,他们对于不同补偿方案的偏好(划分的等级)如下表自上而下所示,其中下表表示被征收者初始时被分配到的补偿方案(如下图,被征收者B喜欢补偿方案顺序依次为:a>b>d>c)。
第一步,被征收者A、B构成一个二循环,即首先,A、B的补偿方案互换,即被征收者A获得b补偿方案,B获得a补偿方案。第二不,剔除分配后的A、B两者后,剩下的被征收者C、D构成了一个二循环,即被征收者C分到d补偿方案,被征收者D分到c补偿方案。
可以证明,这样的分配方案是稳定的。即没有一种分配方法可以对该分配方案进行改进。首先,被征收者A、B都分到了他们最为满意的补偿方案,因此不会偏离。因而,C、D不可能在此基础上与A、B合作。再次,C、D二人通过在两人的合作中也较之原来的满足程度有所提高。因此,对于商品化市场下的集体谈判,在补偿公平合理(即参与者至少满意一种补偿方案)、政府仅作为沟通者和规则制定者而非利益主体的基础上,即使对于有限的补偿方案,如果其透明进行谈判,也可以有稳定的合作达成。
六、从模型到现实:深圳与香港的政策启迪
土地作为一种复杂的商品本身,兼具商品的投资属性与空间固定性。笔者认为,良性的规避土地冲突的政策实施应当将土地的性质纳入到考虑中。深圳在我国无论是经济发展抑或土地改革都具有示范价值,而一桥之隔的香港与大陆类似,实行土地的批租制度。笔者曾多次往返于两者土地管理部门之间,力求对如何避免土地冲突问题较为深入地了解。
根据与深圳土地整备局相关负责人的访谈,深圳市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通过征收等方式全部转变为国有土地。在此基础上,深圳市城市更新办的内容负责出台相应的宏观规划,如《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等,但是具体的土地交易细节交由市场主体进行实行、操作,即政府除收取相关税收外,并不参与具体的土地交易和谈判,土地交易已经基本迈入市场化的交易的轨道。深圳市将土地违法问题分为土地违法和规划违法两类。土地违法的,由法院执行,即通过法院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政府的权力;对于规划违法的,或交由法院,或者由用地部门执行,虽然一定程度上存在职能划分不清的情况,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也保证了效率。
与大陆类似,香港实行土地批租制度,绝大多数的土地由香港特区政府租出或以其他方式批出。通过内部细致的职能划分与外部的约束来避免冲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香港的土地职能部门包括屋宇署、地政总署、发展局等多个平行部门,几者权力分立。其中,屋宇署是根据《建筑物条例》所赋予的权力,负责监管位于私人土地上的建筑物及相关工程的规划、设计和建造,以确保符合安全和卫生标准。《建筑物条例》旨在统一管理私人建筑物及建筑工程的规划、设计及建造,并为此就结构和消防安全及卫生等方面订定建筑设计及建造标准(32)。有关在私人发展项目内提供公众设施,则属于香港发展局的职责。有关土地业权、土地契约、批出土地及土地用途等事宜属于地政总署的职责。
关于香港土地的外部监督,香港则设有专门的法庭———土地审裁处(Lands Tribunal)来处理涉及土地的争议。土地审裁处的职责包括:在政府或其他人士强制收回土地,或土地因公、私土地发展而致减值时,裁定政府或有关人士应给予受影响人士之赔偿额。审裁处拥有上诉审裁权,审裁涉及差饷物业估价署署长及房屋署署长的决定而提出的上诉。就《建筑物管理条例》指明有关大厦管理事项和纠纷,进行聆讯及做出裁定等。土地审裁处开庭费用低,效率迅速,审判官由区域法庭的法官出任(33)。此外,对于土地审裁处的裁判不满,当事人有权向高等法院上诉庭提出上诉。
七、结语
制度安排应当兼顾经济理性与法律理性,对于土地问题也是如此。一方面,数据分析以及制度研究说明,目前制度的安排很大程度上为历史的路径依赖所延续,并且在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土地收益的同时也引发了土地冲突,进而影响到了社会的公平。而另一方面,市场自我组织化的过程也是秩序与法律的建构过程,因而必然会形成规范。在高昂且隐形的“交易成本”存在的现实环境里,三方主体在土地博弈中可能难以达成稳定的契约,较为弱势一方的利益很有可能被强势的两方所排斥。同时,如果补偿公平合理且政府仅作为沟通者和规则制定者而非利益主体情况下,即使对于有限的补偿方案,即使采取透明谈判的方式,对于集体谈判,也可以达成稳定的契约。
以深圳和香港为参考,政府不应当作为利益主体,土地的市场化交易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土地冲突。另一方面,应当加强行政系统的内部约束,诸如确权、分权等。同时,外部的司法规制、加强司法监督也是我国未来土地改革的方向。
摘要：本文分析了导致我国土地矛盾的历史成因,并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土地财政对于政府的激励以及导致土地冲突的诱因,探讨了大量的征收与拆迁的制度背景。利用博弈模型分析得出:在征收拆迁中,如政府作为利益主体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无法合作,弱势群体的利益会遭排斥的局面。如果政府仅作为规则执行者,且征收补偿谈判程序公开透明,即使对于群体谈判,也能达成稳定的协议。深圳与香港则是模型的现实参照,在两种类似土地制度下土地市场化的代表,也为我国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参考。
博弈冲突 篇7
一、中西方价值观念冲突与影响
1. 价值取向之论。
中西方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 决定了两者在处理义与利关系的问题上采取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 中国价值取向重义, 而西方价值取向重利, 主要特征是一切从利益出发, 重利轻义的思想始终占居统治地位。近年来, 由于受西方功利性道德规范的影响以及长期以来接受西方文化习俗的磨蚀, 我国外语类大学生的道德规范标准正在发生悄然变化, 以对利益的谋求为行为手段和终极目标的道德规范逐渐被视为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基础, 这种视个人利益至上的思想与行为已经偏离我国传统的道德规范。
2. 价值标准之评。
整体本位和个体本位之说是中西方价值观念系统中价值标准的主要区别, 中国价值观倡导天人合一和整体本位;而西方价值观则从人的个体本位出发, 突出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然理性, 人的价值被归结为人的自我价值。中国外语类大学生在接触和了解西方社会文化及价值过程中易受到所谓“个人本位”的西方价值观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袭和影响而改变自己应有的立场, 造成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我膨胀和社会道德生活的无序。
3. 民族精神之议。
民族精神被视为一个民族的身份象征, 它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感的重要依托, 爱国报国、天下为公、崇尚和平、民族团结和民族振兴等民众价值取向向来是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核心内涵。在西方社会, 民众价值取向渊薮于宗教情怀, 宗教被视为提供精神安慰、人生关怀的最高层次精神支撑, 民族精神争议关键的结点在于中国是否存在宗教。当代个别青年学生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等问题, 还有一些大学生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神灵的赐予上, 个人大学生在邪教组织和民间迷信中去寻求新的“精神寄托”和“心理平衡”而不能自拔。
二、价值导向的聚焦与整肃
1. 社会上价值体系的重建与整合。
在充满文化冲突的转型时期, 我国青年学生特别是外语类大学生内心深处产生猛烈的冲击甚至出现处于信仰缺失的情况在所难免, 为了青年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社会、文化机构以及学校有义务引导学生重建其价值体系, 为青年学生提供必要的精神引领和帮助, 教育者要对青年学生的价值观教育持理性客观的态度, 以独立、平等和尊重的态度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价值归宿。另外, 思想教育不能以呆板、僵化的教育和宣传方式进行, 要赋予意识形态教育更易于接受的方式和具体的形式和内容。
2. 课堂中文化价值的调试与萃取。
作为抵制西方文化价值入侵的一方战场, 课堂上语言课程教师必须教育引导学生始终把握文化发展的主旋律, 培养学生积极健康的文化心态以及对不同价值观念的识别能力。此外, 外语教师要在英美影视欣赏、文学、礼仪等文化传播课程中加强人文精神的熏陶, 精选优秀影片、文学作品和能够传递正能量的案例进行教学, 努力为大学生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 使青年学生在文化熏陶中自觉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人生价值的自我调整与完善。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价值观念的擅变整合时期, 青年学生价值观念形成不断地自我调整和完善, 为应付社会转型时期急剧的文化变迁和文化冲突, 青年学生需要改善认知方式, 以客观、灵活和健全的认知方式积极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大学生活是青年学生走向社会的中转站, 现实需要大学生将来独自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独立处理各种问题, 这要求大学生应积极主动参与现实生活和课外实践活动, 锻炼自我实践的能力, 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自我、把握自我。
三、结语
面对现代社会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冲突与博弈, 中国外语类大学生在价值观的选择问题上要学会独立思考和具备明辨是非、美丑的价值判断力。对待西方的价值观、民主观、自由观, 既不要一味地崇拜、效仿, 更不能一味排斥、否定, 拿来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文化民粹主义都不可取。在多样文化交织面前, 青年学生要在尊重包容中提高文化认同感, 又要承认和尊重文化多样性,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下的开放型文化认同模式。
摘要：中国外语类大学生在融会贯通中西方语言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同时需要面对两种迥异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以及多元价值观念的冲撞, 这种价值规范差异不仅是导致跨文化交流中误解和冲突的根源,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 因此, 对外语类大学生价值观念的重构思考十分必要。
关键词：文化冲突,价值观念重构,西方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1]于桂敏, 白玫, 苏畅.中西方价值观差异透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006 (9) :11-12.
[2]李喆.价值话语下的民族精神解读[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06 (1) :13-14.
博弈冲突 篇8
一、基本情况
(一) 自然地理较为封闭, 开放能力差
L乡 (1) 地理位置偏僻, 交通闭塞, 距县城72公里, 路况较好情况下, 驱车至县城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行程。该乡下辖7个村委会, 23个自然村, 属于半农半牧区, 农牧民过着定居生活, 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缺乏实体企业, 当地农牧民基本不外出务工, 少数劳动力参与本地工程务工, 农牧产品商品化率低, 除出售虫草和部分松茸、獐子菌外, 大部分其他农牧产品自给自足。
(二) 社会发育程度低, 传统体制束缚较深
L乡早已实行村民自治的制度, 但是相对封闭的世居强化了农牧民的宗族意识和观念, 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来往和联系宗族特征明显, “威信”个体在乡村集体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特定的“身份”基础上, 农牧民不具备实质性的主体意识及“独立人格”。
在L乡政府主导投资, 路、桥、温室大棚等各种基建、农牧业项目均由政府全额拨款修建, 为农牧民配送太阳能供电系统、广播电视设备等生活资料和其他生产资料, 经济运行模式以计划经济为主, 农牧民对政府依赖程度高, 政府决策时“计划”思维突出。
(三) 产业结构单一, 现金收入波动大
L乡产业结构以农牧业为主, 含有部分工程项目带动的运输业, 其他产业或发展缓慢或出于空白状态, 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种植业和畜牧业科技含量低, 良种推广慢, 种植业田间管理少, 畜牧业间隙性游牧为主, 均属粗放经营。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于虫草采集售卖, 但是, 受气候影响, 每年虫草的产量变动大, 导致农牧民现金收入波动大。
(四) 贫困面大, 人均生活水平低、文化素质差
L乡为国定贫困乡, N (2) 年总人口2 648人, 人均收入2 800元, 近60%人口属于贫困人口, 接近70%人口教育程度在小学以下, 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口寥寥无几, 农牧民的生活质量较差, 文化素质整体水平较低。
(五) 运输协会的形成背景
一是新农村建设促使乡村剩余劳动力转向运输。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L乡的项目建设逐渐增多, 特别是N-4年实施安居工程以来, 货运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 从事运输收入相对较高, 本地农牧民参与乡村运输的积极性高涨, 为乡村剩余劳动力转向运输提供了契机。二是优惠贷款促使从事乡村运输的人员增多, 壮大乡村运输市场。L乡相对贫困, 购买卡车需要大笔资金, 农牧民自身积累有限, 难以单独完成对卡车购买的支付, 大部分愿意从事运输的农牧民被排斥在运输市场之外。但是, 在实施优惠农牧民贷款的条件下, 农牧民贷款购买卡车, 使从事运输的农牧民增多, 满足了本地突发性增长的货运的需求, 壮大乡村货运市场。三是政府主导成立运输协会, 导致区域运输市场分割。为了避免货运中产生窝工、装车偷工以及重复商议运输价格等问题, L乡政府主导成立运输协会, 并单方与运输协会确定可预见的运输价格。随着发展, 在货运市场中出现本地运输与外乡运输相竞争现象, 竞争必然使本地从事运输的农牧民收入减少。为了进一步实现好农牧民增收, 乡镇府规定:凡在本乡境内投资建设者, 必须租用本乡车辆运输货物, 不得擅自调用外来车辆。由此, L乡的货运市场形成区域市场分割, 运输协会成为了本地运输市场的卖方垄断, 11个运输协会会员以合谋的方式轮流运输。
二、货运市场的利益主体
一般情况下, 货运市场属于可竞争领域, 其利益主体包括买方和卖方。但是, L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缓慢, 市场秩序不健全, 且政府存在多元的社会目标, 从而使货运市场的利益主体出现三方, 即工程队、乡政府和运输协会。
(一) 工程队
自运输协会成立以来, 多家工程队分别参与该乡的工程项目建设, 因而工程队对货运的需求不存在买方垄断的现象。但是, 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 工程队有寻找最低运价的动机。
(二) 运输协会
运输协会在货运市场中的地位并不是因天生的特质导致的垄断, 而是在行政权的干预下形成的行政垄断。运输协会获得运输市场的垄断地位后, 为了获得最大垄断利益, 其必然存在提高运价的冲动。同时, L乡的运输协会是一个相对稳固的利益体, 面对同一运输市场, 会员们会采取相对统一的市场行为。L乡相对封闭, 协会会员之间进行重复博弈, 意味着会员即使在某一个阶段受到损失也不要紧, 他们会更看重长期利益, 会员会珍惜自己的“愿意合作”的声誉而不至于为了短期利益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三) 乡政府
由于藏区的特殊性, L乡将维护社会稳定作为首要的任务, 并将促进农牧民增收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一方面, L乡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尽力避免因经济利益纠纷导致的不稳定;另一方面, 政府促进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 L乡货运市场中乡政府不可避免成为利益相关的主体。
三、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
政府投资具有一定的周期性, L乡的货运市场主要因政府项目投资而兴起, 其货运市场的容量政府周期性明显, 可以将货运市场划分为萎缩阶段和繁荣阶段, 进而分析其利益主体间的博弈。
(一) 货运市场的相对萎缩阶段
由于政府项目投资相对少, 货运市场需求量大幅度减少, 该期间货运车辆闲置率较高, 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 货运价格相对稳定, 货运市场秩序也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一方面, 附近的其他乡与L乡的情况类似, 货运市场业形成了区域市场分割, 本乡项目建设大幅度减少时, 本乡的货车并不能到其他乡去拉货。同时, 受特有财富观的影响, 运输协会会员在普遍亏损的情况下, 并不考虑车辆的折旧, 而是将拥有车辆看成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不选择退出货运市场, 选择继续持有货车。另一方面, 按照市场规律, 在货运供给不变而货运需求减少的情况下, 货运价格必然下降, 但是, 运输协会并没有出现分化, 运输协会会员看中的是长期利益, 没有单方降低运输协议价格的冲动, 货运价格保持不变, 市场秩序也相对稳定。
(二) 货运市场繁荣阶段
政府项目投资增多, 货运市场需求量大幅度增加, 但是, 运输协会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与工程队和乡政府之间产生了利益冲突, 破坏了区域社会的和谐稳定。
1. 运输协会与工程队的博弈
政府在L乡项目投资增多, 其货运需求相应增多, 作为货运供给的垄断方———运输协会为了获取最大利益, 必然有提高运输价格的动机。运输协会主要利用运输协议的不完备性, 寻找借口, 将运输协议没有规定的运输路段作为提价的突破口, 试图通过个别路段货运提价带动整体货运价格上涨。工程队明显感觉货运价格的不公, 出于自身的利益, 不同意运输协会单方面提价, 而后双方进入对峙阶段, 双方的交易因价格的不一致而中断。工程队主动寻求与其他地方的人员进行货运交易以降低运输成本。但是, 在缺乏法治乡村治理和行政调解执行力弱的条件下, 正当工程队试图打破区域货运市场的垄断的过程中, 运输协会以协议以禁止其他地方车辆从事本乡货运为由阻扰工程队的正常生产。双方在摩擦中, 不可避免出现极端行为, 例如恐吓、肢体冲突等, 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
2. 运输协会与乡政府的博弈
运输协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体, 发生市场秩序纠纷后, 乡政府被动介入本次市场秩序纠纷, 试图打破区域货运市场垄断。运输协会为了抓住增收机遇, 通过上访、沿途停车阻碍交通等方式, 表达自身的利益, 导致事态扩大。然而, 维护和实现社会稳定是区域的首要任务。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L乡镇府与运输协会妥协, 并且再次与运输协会、工程队商定新的较高货运价格。
四、结论与建议
藏区基层政府保护主义是历史阶段性的产物, 地方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措施是一把“双刃剑”, 但目前看来其是弊大于利, 要突破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减少因经济利益冲突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一) 转变农牧区经济增长方式, 减少基层政府干预
目前西藏农牧业自然经济特征明显, 农牧业的发展模式仍然是投资拉动型, 农牧业增长依附财政投入度高, 农牧民收入主要来自于传统的种养殖业。在保持财政支农力度的前提下, 改善西藏农牧区的公共服务, 并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整合农牧区特色优势资源, 提升农牧区的市场化程度, 增强农牧业自力更生的能力, 拓宽农牧民增收的渠道, 转变西藏农牧区经济增长的方式。
在推进农牧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同时, 基层政府的执政思维要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 正确处理扶持与市场干预的关系, 减少不必要的市场干预。
(二) 深化农牧区改革开放, 破除区域市场垄断
通过农牧区经济、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推进, 进一步扩大农牧民的政治权利、社会活动空间, 进一步增强农牧民的主体意识, 并最终通过市场的作用, 冲破农牧民建立在特定“身份”基础上的社会关系, 在竞争中培育出农牧民的“独立人格”, 使农牧民真正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主体, 实现由“社会农牧民”向“市场农牧民”的转变。
农牧区的开放和农牧民流动性的增加使得村庄不再是封闭的, 部分农牧民可以有更好的外部机会, 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收入。此时, 农牧民间面临的是一个一次性博弈, 对于一次性博弈而言, 只有合作是占优策略时, 农牧民才会采取合作的行动, 农牧民间的合作越来越困难。农牧区存在区域市场垄断的合作将变得不可能, 从而使市场回归竞争状态, 促进农牧区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 加强基层镇府的建设, 提升基层政府的公信力
一方面, 强化基层镇府自身建设。基层政府在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 减少对微观事务干预的同时, 应该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 严格依法监督, 细化岗位职能, 提高基层政府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确保基层工作人员权责明晰, 做到事事有人问、有人管。
另一方面, 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构建乡政府的公信力。农牧区在处理纠纷时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行政调解为主的正式纠纷解决方式;二是借助当地有名望、有影响的民间权威人士或深得村民信赖和拥护的宗教人士进行调解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三是当事人之间直接解决纠纷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 包括合法的“和解”或“妥协”和非法的私力救济 (针对对方当事人的一种以牙还牙的报复做法, 经常导致肢体冲突) 。以调解为主的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缺乏必要的规范性和程序限制, 并且自身缺乏有效的监督, 纠纷的解决容易受到血缘关系、裙带关系等的负面影响, 从而使解决的结果显得较难预测和不确定,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的公正性。调解以后纠纷有反复发生的情况。基层政府在解决纠纷的时, 要坚持调解多元性的基础上, 强化行政调解的执行力, 提升行政调解在农牧民心中的公信力, 使行政调解获得农牧民的认可, 避免纠纷当事人选择非法的私力救济, 减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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