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互动（共5篇）
博弈互动 篇1
因为社会化媒体的异军突起和网络文化的繁荣勃兴, “舆论场”———一个曾经隐形的社会文化概念, 从未像现在这样引起管理机构和传播学界的高度关注。
这种密集关注, 既强化了社会各界对于舆论场特征和功能的基本认知, 也助推了各方人士对于舆论场生态格局及其变化规律的持续探寻。
一、舆论场的基本含义
综合分析当下社会舆论的主要生成方式及其集合构成, 舆论场, 应是基于文化学及传播学范畴的社会文化圈层划界, 是公共意见分类集中表达并形成集聚效应的传受人群集合, 是对等传播时代异军突起且互不兼容的社会文化纷争主战场, 是突破既有文化传播格局的主要力量交会点, 也是影响当今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主流文化走向及其基本构成的社会动力源。
循着近现代文化信息传播发展的基本路径, 我们从中不难捕捉到社会舆论场的历史演进轨迹, 以及非主流舆论力量默然前行的灰色影像。
在精英传播时代, 因为传受关系的固化格局, 因为传播平台的自然垄断, 社会舆论大都被强势集团和媒介机构牵引, 往往停留在主流文化的附属物层面, 或者成为其传声筒, 或者成为其衍生物, 即使有些许反对意见和不同声音, 也只能淹没在拥有强大话语权的媒介机构和主流人群的附和声中, 也只能在口耳相传的人际传播中, 于基层社交圈子寻找微弱的自我平衡。
传统社会文化信息传播衍生变化的这般格局, 并不能从根本上消解和改变非主流社会的舆论墒情;相反, 类似非主流舆论场不仅长期存续, 而且一直在草根文化圈层暗自生长, 持续探寻突围既有文化传播格局的有效破解之道。
网络传播技术革新和新媒体传播平台的兴盛, 为长期郁积的非主流社会舆论提供了释放能量的新出口;自媒体等社会化媒体开创的互动传播和对等传播时代, 又为非主流社会舆论赢得平等话语权提供了无限可能。换言之, 上世纪末以来的信息革命和传播多元, 为非主流舆论场登临传播前台及挤占舆论主阵地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基础;而社会文明层次的普遍提升, 以现实和虚拟社区为单元的大众文化的顺势而为, 又为非主流舆论强势崛起培育了强劲的文化基因。于是, 这一被长期忽略的社会文化传播力量, 从隐形变身显性, 从小众变为大众, 从非主流转入次主流, 从自然缺席转入分庭抗礼, 渐次成长为社会文化传播领域一股不容小觑的重要力量。
追溯人类文化传播尤其是新闻信息传播历史, 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非主流舆论场既非从无到有, 也非从天而降, 而是长期存在并持续发酵的社会文化伴生物。
因为传播平台的开放化、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传播能力的均等化和当代社会阶层的碎片化, 使得基于传播人群聚合的社会舆论场也呈现出持续变化的特征, 并处于动态演化发展中。就当前的社会舆论场而言, 我们已经不能机械地以官方和民间、主导和从属、强势和弱势、主流和支流来作简单二分法界定, 而应结合社会舆论的生成方式及其动力源, 科学解构社会舆论场的基本构成, 进而明晰其内在关系, 把握其内在逻辑。
基于各色意见领袖及其追随者在社会角色立场、事物认知角度、诉求表达方式、信息扩散手法等方面的差异, 我们不妨以传播功能为基准, 将社会舆论场细分为政治、人文、娱乐和宣泄四大板块。
政治舆论场以政治理念和政治诉求为框架, 编织起场域内对于当代政治议题和社会热点话题的基本逻辑;人文舆论场则以传播现代知识、科学理念和人文价值为诉求, 追求理性表达, 崇尚温情向上;娱乐舆论场则以看客心态观照社会生活, 以戏谑口吻表达公共意见, 将沉重话题轻松化, 将重大事件娱乐化;宣泄舆论场以公共事件和重大议题为思想出口, 以激烈释放社会情绪为传播手段, 在放大社会矛盾冲突、陈列民间焦躁情绪的过程中, 让曾经沉默的草根阶层的声音以高分贝弹射而出, 进而寻求群体意见的暴风骤雨式发声和极端差异化表达。
四大舆论场均有各自的主流参与人群和议题设置方式, 在社会构建中分别发挥着各自不同的能动作用。各板块之间既彼此疏离又存有交集, 既相互妥协又和而不同。它们在公共意见表达中或谋求认同, 或彼此呼应, 或各行其是, 或严重对立。
对立和冲突, 是当下舆论场关系的主流特性。这种场域关系的持续存在, 使得舆论场的划界泾渭分明, 也使得不同舆论场之间的矛盾反复呈现。不同观念、立场、权属和利益关系的大范围、高强度正面交锋, 在放大社会歧见纷争的同时, 也凸显了通融社会舆论场的严峻命题, 使得各方在喧嚣嘈杂中寻求理性发声和利益平衡成为必须。
二、舆论场之争的内涵解构
舆论场之争, 看似公共话语权之争, 实则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人群及其价值观的公共平台聚合和思想观念交锋, 它不仅涉及话语权之争, 也包括公众知情权、民主参与权、社会管理权、公共监督权在舆论领域的博弈和冲突。
我们不妨从以下六个层面, 对舆论场之争进行认识和解读:
文化层面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
精英文化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居高临下的控制力, 使其习惯于将自身与大众文化进行主动切割和自然疏离, 从而忽略了二者的根脉关联性, 弱化了彼此的思想信任度。进入对等传播时代后, 下里巴人的大众文化不仅能够利用社会化传播平台自得其乐, 而且在信息扩散的领域里开疆拓土、设置议程、营造舆论, 玩得风生水起, 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精英文化的存续空间, 弱化了精英文化的统领地位, 使得长期高度自信的精英文化, 因影响力此消彼长, 致危机感与日俱增。而且, 出于对精英文化刻板风格和陈旧套路的反感或敌视, 大众文化往往挟锐利之气和清新之风主动出击, 频频发难。纷争, 于是不可避免。
利益层面的权益维护与权力庇护之争。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国人的权益意识普遍觉醒, 但转型期社会客观存在的公权肆意侵害私权、公权力滥用、公权力不作为等现象, 则不断刺激着社会大众尤其是知识阶层和草根人群的敏感神经。于是, 许多偶发的侵害私权个案, 在经过社会化媒体加工披露后, 总会在数个舆论场持续发酵, 搅动社会焦躁情绪, 进而引发社会力量对于公权力的质疑、挞伐、围攻和挑战, 让公权力因此蒙羞, 形象不断受损。今年以来, 持续搅动社会情绪的延安城管打人事件、凤凰古城收费事件、南京饿死幼女事件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民众私权维护与政府公权庇护之争。规范和约束公权运行, 维护和保障个人权益, 是此类纷争的焦点。
语境层面的诉求表达与意念灌输之争。
改革开放使得人们诉求表达的渠道和空间得以拓展, 整个社会的公共话语环境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 掩盖与公开、禁言与扩散、封锁与知情、言路阻塞与自由表达, 一系列舆论交锋大戏的背后, 掩藏的是不同舆论场之间叙事方式和表达态度的巨大鸿沟。在重要话语平台上, 在面对重大公共事件和特殊敏感话题时, 谁来说、何时说、说什么、怎么说, 对立和纷争明显存在, 且不时呈现出严重失衡的状态。在重大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的信息披露中, 社会化媒体主导的民间舆论场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而官方信息发布或因时间滞后, 或因措辞生硬, 或因避实就虚, 或因语焉不详, 往往广受诟病, 使得民间舆论场传播的所谓“谣言”, 时常成为“遥遥领先的真言”。这种局面如果长期持续, 将严重损害权力机关和官方媒介的公信力。
空间层面的草根舞台与主流阵地之争。
不同舆论场的攻防之间, 目标是阵地, 依托也是阵地。现今各舆论场间相对割裂的信息传播通道和舆论生成阵地, 源于彼此迥异的传播方式, 以及互不兼容的领地式传播活动平台。于是, 不同舆论场之间或彼此漠视, 不相往来;或彼此敌视, 对攻互掐。各方在自己相对独立的舆论空间里, 要么封闭起来唱独角戏, 要么敞开大门搞攻讦战, 使得本就匮乏的舆论场互动, 呈现为扭曲的对抗形态。攻防转换, 阵地得失, 被无端抛弃的是包容和责任。
心态层面的固守残局与求新求变之争。
媒介生态和传播格局的急剧变化, 不仅催生了一大批社会化传播的精锐力量, 也培育了更多的参与者和追随者, 他们在求新求变的积极心态中酣然享受着信息生活的饕餮大餐。而作为主流舆论营造者和引领者的精英群体, 却对这种信息传播的革命性变化认识不够、准备不足、应对不力, 缺乏灵活与变通, 显得被动与生硬。顺应变革大潮, 我们的管理机构和传统媒体理当摆正心态, 调整策略, 自觉应对新变化, 力争引领新风尚, 积极主动地参与并引导舆论场格局调整, 在破残局中开新局。
思想层面的个体自由与集团控制之争。
舆论场之争的核心和根源, 是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思想观念之争。当下日渐开放的社会环境, 让民众自由表达的意愿空前高涨, 但自由表达的尺度怎么界定、如何掌控, 既是新课题, 也是新难题。在松绑集团舆论控制力的同时, 如何尽可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能否有效遏制绝对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情绪的肆意宣泄, 考验着各方智慧。
三、舆论场之争的现实表现
舆论场之争, 抢夺的是信息传播阵地, 彰显的是舆论掌控能力, 其载体, 则是一桩桩足以触动当今社会敏感神经的重大公共决策、突发公共事件和社会热点事件。
通过不同视角关注并影响这些舆情事件, 使得舆论场之间的博弈和交锋往往以这样几种方式, 或突兀或激烈地得以显现:
信息对立, 真伪莫辨, 各方求证反证。
来自不同渠道、由不同当事人提供的相关密集信息, 对新闻事件及其背景、前景的描述存在明显的差异, 使受众对事件原委真假莫辨, 社会舆论因信息对立而呈现冲突状态。此时, 不同舆论场及其引领者立足各自占有的传播领地, 源源不断地奉上符合自身立场和利益的跟进信息, 以印证初始信息的客观真实性, 同时反证对立信息的片面性和虚假性, 进而强化各自所处舆论场对公共意见的操控能力。
意见相左, 言语不合, 彼此针锋相对。
当力图还原事实真相的信息传播达到一个临界点时, 舆论场对抗渐渐从关注事件本身转入对事件态度的表达。意见领袖及其追随者导入相关人群的现实利益诉求, 谋求线上线下和场内场外信息的互动结合, 不同的社会人群因诉求差异而意见相左。利益纠葛导致情绪对立, 并加速诉求相近舆论场之间的意见认同和资源整合, 社会舆论场因此呈现出不可调和的两军对垒格局。
群情激奋, 质疑责问, 倒逼信息响应。
出于对舆论压力的本能畏惧和自然规避, 很多时候, 新闻事件关键当事人或直接责任方竟在社会关注度飙升的当口, 或者隐身遁迹, 或者三缄其口, 导致社会舆论场快速郁积起能量巨大的愤懑情绪, 并从追踪事态发展转向质疑隐匿者及其利益相关群体和公共权力机构, 进而与被质疑者所依托舆论场发生激烈的交锋。
打压异见, 阻塞言路, 引发舆论围攻。
与当事方沉默不语应对舆论讨伐形成鲜明对照, 另一种对抗则以剥夺对方话语权为手段, 以清除不同声音为目的。此时, 处于强势地位的相关舆论场一方面高调发声, 另一方面却借助传播管控手段堵塞渠道, 梗阻言路, 屏蔽对立意见。这种严重失衡的传播局面, 大都因社会情绪轰然释放而形势突变, 并在舆论围攻中转入颓势。
过分用权, 利益对撞, 凸显责任失范。
在矛盾集中凸显的社会转型期, 在新型舆论场格局构建进程中, 因为权益伸张的利己性, 无论公权还是私权, 都存在过度使用的瑕疵。当不同群体的利益主张遭遇阻击或发生碰撞时, 舆论场冲突就不可避免。但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事实真相, 廓清了权力边界, 厘清了不同舆论场所应担当的社会责任。其解决之道, 仍是折中、调和及妥协。
自言自语, 各说各话, 冷眼相向对峙。
冷战, 既是舆论场之争的特殊表现形式, 也是打通舆论场阻隔的最大障碍。不同的舆论场之间存在敌意, 相互忌惮, 彼此设防, 拒绝接触, 逐渐疏离。在相对固定的势力范围内, 处于相持状态的对立各方, 只顾按照自己的逻辑和语调, 自言自语, 影响受众, 舆论场因相互阻隔、缺乏沟通, 包容和协商等应有之义荡然无存。
舆论场之争的现实状态, 凸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随着舆情角色的转型分化, 本应掌握舆论控导权的传统型主流舆论场, 尽管握有权威信息和公共平台等丰厚的资源, 却在公共事件传播中收缩阵线, 贻误战机, 要么疲于应付, 要么被动挨打, 时常处于尴尬的防守状态和弱势地位。这一悖逆现象, 令人费解, 发人深省。
舆情应对处置能力直接关系到舆论场的地位。传统主流舆论场在面对重大公共议题时的所作所为, 缺陷显而易见。反观近年来舆情处置的诸多失败案例, 我们不难发现, 社会主流阶层在舆论场构建中的消极态度和被动举措, 是造成舆论场失衡状态的主因所在。
这种消极被动主要表现为:
———漠视舆情, 讳莫如深。尽管舆情监测工作关口前置, 但主流舆论场或因准备不足, 或因措施不力, 信息披露不及时, 信息公开不到位, 对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语焉不详, 引发社会舆论拥堵围观。
———仓促上阵, 草率回应。一旦社会舆论汹涌而至, 相关机构和媒介组织匆忙应对, 却往往抱着居高临下的姿态刻板说教, 措辞僵化, 态度生硬, 让舆论场人气耗散。
———避实击虚, 答非所问。因为责任心不强、真诚度不够, 相关舆论场时常忽略社会关切, 与公众打太极, 传播信息避实击虚, 避重就轻, 言不由衷, 词不达意, 招致民众反感和舆论反击。
———顾此失彼, 授人以柄。在应对舆情的危机管理传播中, 主流舆论场时常过于突出意图表达, 直奔目标, 不讲策略, 只顾一点, 不及其余, 有时甚至犯下常识性错误或出现硬伤, 让努力付诸东流。
摒弃傲慢与偏见, 抛却僵化和迟钝, 在理性、包容、平等、柔和的框架内寻求公共意见表达的最大公约数, 是传统主流舆论场因应变局的必修课。
四、扩大舆论场交集的路径选择
舆论场的冲突和裂变, 缘于不同场域所聚集人群在思想观念、立场态度、利益诉求、表述方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 只有在多个领域谋求认同并力求趋同, 才能在互动互促中打通梗阻, 扩大交集, 构建不同舆论场之间应有的社会通融功能机制。
选准利益契合点, 追求刚性话题的柔性表达。
很多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议题, 并非不被专业人士和社会各界关注, 而是囿于官方认可的宣传模式和表述方式过于陈旧, 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民众的直接关切和利益所在, 结果招致大众反感, 继而敬而远之。因此, 要赢得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良好的民众参与, 就应充分关照民众利益, 找准并选好政府决策、工作推进与社会大众根本利益的最佳契合点, 从民众利益切入, 用民众口吻讲述, 引民众互动参与, 让民众心情舒畅。这样的政治舆论场和人文舆论场, 才能聚集强劲的人气, 才能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才能发挥出应有的舆论气场效应。
学习借鉴新媒体, 打造立体化舆论传播阵地。
无论是社会舆论和公共文化管理机构, 还是以传播主流声音为己任的传统媒体, 都要深入分析研究、持续学习借鉴社会化媒体的生存逻辑和演进规律, 调低姿态, 放低身段, 用坊间直白语言和民间讲述方式呈现信息内容, 用大众化的视角创新信息传播模式, 用平民化的理念打造新型传播平台, 用改革创新实践与社会大众融通融合, 营造出社会各界自觉自愿利用这些平台、主动参与正能量传播的舆论场建设新格局。
善待民众新诉求, 务实高效通达社情民意。
顺应当下社会进步潮流, 要以开放、包容、平等、平和的心态对待社会大众的权益诉求。对民众的批评和责难, 无论官方还是官媒, 都要认真倾听, 迅速改进;对民众的愿望和呼声, 要主动承接, 积极回应;对民众的质疑和检举, 要逐件核实, 皆有回音。创新信息发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 增强快速反应能力, 对于严重侵害民众合法权益的行为, 要及时处置, 快速播报, 持之以恒, 取信于民。
善用社会化媒体, 推进多元化平等互信沟通。
依托现有社会化媒体所构建的各类大众舆论场, 也是应该因势利导有效利用的重要舆论资源, 是实现舆论场对接融合的重要话语平台。实现社会化媒体的多元化沟通, 关键是要选取精准的利益平衡点为支点, 通过合理设置信息对接渠道, 推崇彼此尊重的平等对话方式, 在多元沟通中实现互信互动。
科学引导社会情绪, 持续倡导理性表达。
社会情绪依托公共传播平台的非理性宣泄, 是特殊历史环境和特定发展阶段的自然产物,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对此, 既不必大惊小怪, 也不能置若罔闻, 更不可敌视打压, 而应以引导代替对抗, 以疏解代替阻塞, 从而将躁动情绪导入规范的舆论渠道内, 用主动包容换取社会宽容, 用理性互动赢得理性回归。要通过不同社会人群之间的持续沟通、理解和融合, 培育更加健康稳定的社会心态, 持续释放并合力传播正能量, 营造不同舆论场良性互动通融的文化传播新格局。
博弈互动 篇2
关键词：互动；博弈；科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6-0174-02
目前很多高校都非常重视对大学生进行就业创业培训，但是这些培训，缺乏较为系统的博弈理论指导，导致学生在求职创业过程中，面对千变万化的外部环境和挑战，没有真正的系统解决问题的思路。因此，有必要改革现有培训模式，构建“互动博弈”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提升学生就业创业的竞争力。
一、“互动博弈”教学模式的含义及内容
“互动博弈”教学模式就是指就业创业培训的过程中，通过制造一些竞争环节，如面试、集体小组讨论、对抗性辩论等方式，培训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使之在决策之前，通过对对手的分析，尽可能预测事态发展可能出现的一切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比选择最佳方案，从而促进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学生在竞争性对抗中的博弈能力。
具体来说，“互动博弈”教学模式包括两个环节，即理论教学和实践培训的环节。前期的理论培训主要是博弈竞争方面的理论培训，这个环节，可以采取多媒体的教学方式，对于上课的人数，可以允许数百学生集中上课，教学方式上要以尽可能达到学生对理论的理解掌握为目标。这个理论培训的时间，应当以大学生第二学期开始后就要进行安排，时间点安排的原因最主要是考虑到大学新生刚进校，必须要有一定的适应环境的时间。持续时间可以直到大学第二年的学习结束。在理论培训后，则进入实践的训练环节，这个环节中，学生的上课人数必须要有一定的限制，不能再像原来的集中上课，而是要以班为单位，进行班级内部的实践训练，通过实际模拟和操作，教师引导学生运用参与人、行为、信息、战略等博弈论基本概念，实现博弈理论和实际经验的结合，提高学生决策分析能力、信息收集能力、博弈运筹能力等，从而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
二、“互动博弈”教学模式的现实需要和源起
（一）目前高校教学内容与现实发展情况的相脱节
目前，很多高校片面追求学术研究型的大学，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业教育过度重视概念原理讲授、忽视了实践锻炼,教学脱离社会发展实际需求,导致大学生理论脱离实际。更为严重的是，教学的专业设置与实践脱节、师资缺乏实践经验、教材知识陈旧落后且不注重趋势更新,导致毕业生在面临毕业的时候会发现自身具有的素质真正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以及无法克服面临的困境。具体说来，如图一所示，如以Y线表示学生所被传授到的知识，X线表示现实要求，假设学生在被传授的时间点在B点（这是学校知识传授所能达到的最优,事实往往不可能）。但当学生毕业时，就会面临他所学的知识落后于现实要求的困境（比如C点，而且时间越往后，这种差距会越大），这种困境的出现是知识传授无法加以克服或解决的，因此，必须从思维训练的角度来加以弥补。
（二）就业创业培训忽视了对学生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
很多高校的就业创业培训老师，并未特别明晰和清楚作为一个求职者或者是创业者的大学毕业生，究竟应当具有什么素质和能力。因此，在对学生培训的过程中，往往过度专注于技巧传授，重具体轻抽象、重结论轻推理，造成学生常常孤立、片面、静止地看问题，相当多的学生不能多层次、多角度地，尤其是从博弈双方互动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思维能力的发展是人的一切能力的基础和核心，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是就业创业教学指导中的根本任务，可以说，就业创业培训本身就是大学生毕业后参与社会竞争和社会博弈的有效载体，因此，就业创业培训必须要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为导向。
（三）大学生本身缺乏对“非认知”技能培养的方法
作为大学生，由于一直生活环境相对简单，所要处理的问题往往会有家人、师长进行帮助处理，真正自己要独立面对和解决问题的机会很少。因此，环境导致了在校的大学生往往过度投资以知识积累为基础的“认知能力”，但人际互动博弈的“非认知”能力却非常欠缺。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指出，在个人素质中，调查结果显示，在候选的16项素质中，排在前三位的三项素质依次是：“沟通能力、专业技能、适应能力”，其中可见“非认知”技能的重要性，但是这种“非认知”技能的基础是来源于大学生能形成良好的科学思维。
三、“互动博弈”教学模式在就业创业培训课中的具体设计
在就业创业培训中，作为学校教育，必须要培养学生面对博弈竞争的科学思维，但“思维模式的改造，达到正确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取决于认识态度和方法问题。”[1]147，因此，必须运用科学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互动博弈的科学思维。
（一）改革教学内容，导入包含竞争博弈的教程
博弈的分析方法和思路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实践中，拍卖、谈判、政府政策制定等都蕴含着博弈的思想，而行为金融学则是从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心理等动因来解释、研究和预测金融市场的发展，力求建立一种能正确反映市场主体实际决策行为和市场运行状况的描述性模型。就业创业培训是培训教师指导大学生认识自我、发现自我、了解自我，进而逐步完善自我的过程。因此，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博弈论等理论的培训，将会使他们在就业创业竞争中形成互动博弈理论基础。
（二）开展实践教学，在培训中设计博弈互动的真实任务
在开展互动博弈实践教学时，设计一些实践性强的互动性任务，设计任务时要注意尽量设计真实的任务。比如，开课伊始就将每个班首先编为4组或6组，然后设置如拍卖、谈判、面试等都蕴涵着博弈的真实任务，要求每组学生必须都承担一定的工作量，每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与其他组进行互动博弈。同时，提供一种方法，使成员能够获取和记录有用的想法、资源和观点。要安排学生做好现场的记录，可以录制视频，或通过手机等进行录音，老师要有意识地通过点评等方式，引导学生获取有用的想法。在竞争项目结束后，要及时进行课堂总结，将录制的视频回放，由教师、全体同学进行现场评判，使全体学生都能真正形成科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
（三）改革教学环境，模拟就业创业任务的真实环境
必须要建立一个清晰的、导向学习目标的竞争性、博弈性的学习环境。首先，在校园校道、校园宣传栏中，可以经常宣传一些就业创业成功的典型事迹，同时经常开展一些就业创业大赛、商务谈判比赛等活动，形成强大的文化心理暗示，营造有利于学生就业创业思维形成和发展的人文环境。其次，建立专门的面试环境，或者模拟的工作环境，通过直接的环境融入，使学生能够对以后的就业创业环境有一个感观认识，从而减少面试的心理压力。
（四）注重培训反馈，实现持续教学与学生思维改进的正循环
第一，鼓励和支持学生通过反思日记、自我报告等方法有目的地进行自我反思。为了更好地让学生吸取经验，形成更好的科学模式，必须支持学生要不断进行总结和改进，因此，可以在培训开始前，就给每个学生准备必需的材料，可以有目的设计一些反思内容，如对手的心理，事物发展的预测、失败的系统性原因，偶然性失利的克服等。第二，借鉴和采用德菲尔法鼓励小组内的反思性对话。先由教师将提出的问题和必要的背景材料,用邮件等方式向有关学生提出,然后把他们答复的意见进行综合,再反馈给他们,如此反复多次,直到认为合适的意见为止。第三，实施持续改进。可以通过技术或非技术手段在初期建立数据库，如果受条件所限，可以先采用档案管理的方式，将相关的资料进行记录储存，以便比较前后之间的知识差异，为后面的培训者提供经验借鉴。
（五）实行有效考核，促进学生不断地完善自身
将理论学习分占30%，实践环节占70%。在实践环节中，可以设计必要的评分环节，具体包括信息收集分析能力、风险防范应对能力等。评分形式由三维组成，即由教师评分占40%、组内同学评分占40%和自评占20%。这种评判形式能激发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使创业就业课程呈现出你追我赶、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针对性，可以将实践环节的考核表格给学生。最后，根据工作人员性质进行分类，算出平均分，再按不同评分分值比例，由考核小组经过计算得到实践的总分数。
四、结束语
“互动博弈”教学模式把博弈论等理论用到高校就业创业培训实践中来，它通过重新设计高校就业创业课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和考核方法，充分发挥就业创业教学具有激烈竞争和互动博弈的特点，把就业创业教学过程转变为学生之间的互动博弈实践过程，使大学生毕业后在就业创业过程中，更好地应对不断地竞争所带来的挑战，为学生毕业后获得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打下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博弈互动 篇3
关键词：议程设置,议题建构,互动,博弈
新媒体的出现不仅冲击着传统媒体的地位, 也为包括议程设置理论在内的传统理论带来新挑战。从近年议程设置研究成果看, 学者已从单向研究媒体对公众议程设置的思维模式跳出, 从单独地对网络媒体进行研究延伸到对网络与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互动研究, 如董天策《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即提出:加强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是当今中国的必然选择。 (1) 张立勤《整合联合共存共荣——从时代华纳和AOL的合并看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发展方向》探究主流媒体与互联网媒体的发展趋势, 并得出结论:传统媒体与互联网媒体间依然存在鸿沟, 它们的整合联合成为时代趋势, 其整合的目的在于尽快提升竞争质量, 从容面对来自更大生态系统的竞争。 (2)
相比较, 国内研究者对网民如何反过来影响媒体议程设置的文章还比较少, 虽已有研究者在2006年提出了受众对媒体“议程”的自我纠正从而改正议题的反议程设置理论。 (3) 随后, 也有研究者对网民反向对媒体的议程设置做研究, 例如刘畅《Web2.0时代的“网民议程设置”》即明确说明网民的议程设置虽然是零碎的、分散的, 但不意味着毫无价值, 它聚集在一起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4) 但也许正是网民对媒体的议程设置是潜移默化的, 常常不被人察觉, 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
当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是必然趋势, 但对于传统媒体单纯借助新媒体的新技术手段显然不够。理念改变与运营方式更新也许更值得传统媒体关注。在新媒体的工作团队中, 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我们不仅是新闻的记录者, 还是新闻的参与者。”本研究希冀找到网民议题建构与媒体议程设置的互动与博弈模式, 以期探究媒介生态新格局下新媒体的“生存之道”。
1 网民议程设置的公共空间
麦库姆斯对议程设置最初提出的假设中, 媒体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完全是主导的地位。 (5) 但这个假设的应验需要具备许多条件, 最主要的条件是受众主体意识的单薄。主体意识是公民对民主社会主体身份的认知, 要求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 进而实现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力和义务, 促进发展的社会自觉意识。 (6) 它与公共领域的建构是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网络公共空间的急剧膨胀, 网民的公共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网民议程设置需要的公共空间包括各种网络社区, 从最初的匿名聊天室、论坛到包括QQ、MSN在内的日常即时交往工具再到博客, 特别是微博的崛起, 受众在网络上的公共空间不断膨胀, 参与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依据2014年CNNIC发布的《第33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2014年9月30日, 我国微博的用户规模为1.67亿, 较上年同期增长30%。 (7) 作为社会化媒体代表之一的微博, 具有叙事快捷、方便、无阻挡、去中心化等特征。微博不仅为公共参与社情民意表达提供渠道, 同时也将社会组织、公共人物、政府官员和公共政策都置于一个平等、透明的平面上。《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 (2011) 》显示, 几乎所有的热点舆情事件中都能找到微博的身影, 微博或是曝光事件, 或者是事件首先由其他媒介平台曝光, 然后经过微博的发酵引发网络关注。传统大众媒介所构筑的‘专业主义壁垒’随着微博的出现和发展逐渐瓦解。微博为社会公众, 尤其是普通市民阶层也即所谓的草根阶层带来了话语表达和信息传播上的方便。 (8)
2 网民对媒体议程设置影响分析
目前大趋势中, 许多热点事件都可以找到媒体与网民互动的影子, 本研究选取前期各大媒体 (主要包括报纸, 电视台、网络) 报道的热点主题“扶一把”事件, 因其时间跨度大而备受关注, 以期全面分析网民对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与其之间的互动。研究结合网站转载传统媒体报道的新闻信息与网民对相同事件的相关微博评论, 希望将两者对比, 找到其契合与非契合之处, 从而帮助媒体更好了解受众心理, 探究受众与媒体的互动与博弈模式。
2.1 对媒体关于“扶一把”新闻报道统计
本部分研究选择了“扶一把”事件作为典型研究事件, 实际这一类话题第一次出现高潮是2006年南京小伙彭宇扶老人事件, 但至今仍然是热门话题, 常因为新的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引起受众关注, 将此类话题重新推至当日话题排行榜前十, 表明受众持续关注度较长, 这刚好符合本研究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观察网民对网络媒体报道的影响与网络媒体反应的要求。为提高研究的操作性, 本研究试图将网站相关新闻的内容进行量化, 进而对传递的信息进行判断。为此, 研究设计了一个类目表, 用以判断文字内容的传递信息的情绪。具体如表1所示。
本研究以“扶老人”为标题关键词在新浪总站共搜索得到相关文章 (2005年3月20日至2014年2月30日期间发表的) , 去除题目相同、同一事件的后续报道与网络媒体制作的综合专题等报道共搜到相关新闻标题共174条。根据新闻报道的标题与新闻内容对新闻进行归类。
根据时间序列法, 本研究将2005年3月20日至2014年3月20日的报道按时间段平均划分, 将收集的数据分为五个时间段, 第一个时间段:搜索到新浪转载的关于“扶一把”事件的报道:2005年3月20日到2007年3月20日, 共搜集7条信息;第二个时间段:2007年3月21日到2009年3月20日共有7条信息;第三阶段:2009年3月21日到2011年3月20日, 共20条信息;第四阶段:2011年3月21日到2013年3月20日, 共104条信息;第五阶段:2013年3月21日到2014年3月20日, 共有信息36条。数据显示, 虽然最后一个时间段只统计了一年的报道, 但就全年信息的分布推测, 传统媒体关于“扶一把”事件的新闻报道在2011年到2013年明显达到一个峰值, 随后开始下降。
在搜集时间段信息的同时, 研究也将传统媒体新闻信息传递的情绪进行了分类统计, 数据如下图。
由表可见, 关于“扶一把”事件的新闻报道情绪信息传达有明显情绪转向。在前一段时间, 新闻报道传达的负面信息占绝对优势, 并不断增长, 但在2011-2013年时虽然其仍呈增长态势, 但其他两种情绪信息也在增长, 这只能说明媒体对此类事件更高的关注度。但相比正面情绪报道, 负面信息的传达迅速下降, 报纸所要呈现的信息迅速向正面情绪转移, 在数量上要比前期负面信息的传达量大得多。
2.2 对微博关于“扶一把”事件评论统计
受众对媒体设置的议程会有一个消化、接受期, 同时由于信息数量过于庞大, 根据前面对新浪网转载的传统媒体关于“扶一把”类型事件的统计, 本研究对微博关于“扶一把”事件评论的统计数据选取新闻报道高峰值出现前后即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1月1日期间发表的评论作为样本总量, 以“你扶不扶”为关键字进行搜索, 共搜索276864条结果。因为本研究是以时间为观察线索, 所以在276864条信息中, 研究按时间进行等距抽样, 分别挑选2011年至2014年三年每一季度的第一天, 即抽取2011年1月1日、4月1日、7月1日、10月1日, 以此类推, 如果当天没有相关微博即选取与其最接近的一天所发表的与“扶人”内容相关的微博, 如果当天有多条微博, 即选取发布时间距当天凌晨零点最近的微博, 从中随机抽取12条微博, 并以这12条微博下的共566条评论, 作为样本总量, 除去与“扶一把”事件无关信息与同一个昵称发表的多条评论, 研究共获得298条评论样本。
基于上面对新闻报道的分类, 本研究对微博的298条样本亦进行了概括归类, 由于“扶与不扶”的选择涉及到个人态度问题, 每个人的理解可能有所偏差, 因此研究运用两位编码员进行编码, 取其判断的平均值:
除此之外, 根据《中国青年报》、新浪网的调查, 更多的网友选择不扶, 说明其调查结果与本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同时, 研究基于时间序列法对新闻报道的298条评论样本划分了时间段以求直接观测其变化并与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情绪传达信息做对比。
在两组数据中, 研究发现新闻报道所传达的信息情绪与网民评论的情绪传达存在相关性, 但并非完全一致。在“扶一把”事件中, 传统媒体初期的报道以负面新闻信息为主, 其原因可能包括媒体人认为负面新闻的关注度会明显高于正面信息。因此, 在第一阶段, 媒体对“扶人被讹”、“做好事没有好结局”的类型事件曝光率极高, 甚至由此引发舆论的跟风谴责, 抛出:“中国老人, 为老不尊?”的疑问, 而网民后期“不扶”的态度虽然研究不能断定完全是媒体的责任, 但就受众对事件初期的认知看, 媒体或小或大会影响到受众选择的态度, 这说明媒体在前期对受众的议程设置很成功。随着媒体信息报道地不断扩大, 网民态度也转向“绝对不扶”“不敢扶”等声音。新浪调查显示, 近8成网友表示不会扶, 可就在“扶不扶”成为社会公众议题时, 根据新浪网转载的数据统计, 媒体对相关事件的报道选择似乎来了个360度大转弯, 报道“扶人得好报”, 呼吁“扶人”的新闻频频露脸。鉴于新浪网编对新闻的选择有其自身主观性, 本研究又在百度搜索关键词“扶老人”, 对2014年1月1日—2014年1月31日, 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标题进行搜索, 除去网络媒体综合报道, 统计共有374条新闻标题, 结果显示与新浪网转载关于“扶一把”报道信息的倾向性比例相近, 即“扶人”的积极信息多于消极信息。有一些报道即使事件是消极的, 但评论中也透露着积极的成分, 还有许多评论是对“扶不扶”命题背后价值的评析, 比如《京华时报》:扶老人者无须自证。还有评论开始反思, 这一事件的起因:比如《山西晚报》评论:别用“扶老人被讹的新闻”影响社会风气。百度搜索数据统计如下。
虽然传统媒体的报道与公众评论的倾向不相合, 但并不能说明网民的反应没有影响网络媒体的议程建构。本研究大胆猜测媒体与网民之间的博弈过程为:首先, “扶一把”事件在媒体的曝光度与网民评论的数量、关注度是一致的, 可见媒体最初的议程设置比较成功。但是, 随着网民态度的显现, 在专家、意见领袖的呼吁下, 媒体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报道为网民建构了一个拟态环境:老人很坏, 不能扶。这件事情的深化可以体现在2013年12月3日《新京报》爆出的新闻:“老外街头扶摔倒大妈遭讹1800元”, 随后网上一组图片更引起广泛围观, 事件最后被证明确实是老外撞人在先, 完全不存在大妈讹人, 可就连作为受众信息把关人的“媒体人”在第一时间的反应也是“老人又开始讹人”了。此时, 有人发现这完全不符合中国的主流价值观, 因此, 有专家开始呼吁:“关于被讹, 舆论别再穷追猛打。” (9) 在经历了“摔倒纠纷”的不断升级后, 一些意见领袖、媒体把关人突然意识到他们带着受众“跑偏”了。在议程的转移上, 网络媒体显然要比传统媒体迅速得多, 传统媒体只是用尽量不再扩大“扶人被讹”转向呼吁、报道“好人有好报”的新闻信息选择上, 而网络媒体却再次依靠新闻策划等手段引导受众。例如, 新浪山西站在2014年3月5日联合共青团山西省委联合、山西省青年联合会、山西省学生联合会向青年朋友们发出“扶一把行动”倡议活动, 不仅表达了对舆论转向的引导, 也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进行自我营销。
3 媒体与公众的议程的融合
以时间为轴线, 对比“扶一把”事件的新闻报道与网民在微博上的评论, 本研究认为,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在进行议程设置的过程中都会受到受众的影响, 特别是新媒体对受众的反应更加的敏感。它们之间存在互动的关系。2011年春节期间,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足以证明微博网友的威力。除此之外, 房姐、表叔……个体受众凭借互联网平台, 在一定程度上担起了议程设置的功能, 而且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虚拟性增加了受众参与议题讨论的积极性, 多元化的意见来源反过来也给了媒体更多议题选择的空间。
同时, 受众对议程的设置与媒体的议程设置也存在相互博弈的关系, 对于常说的“三俗”议题, 新闻常常能引起部分受众极大的关注度, 但其不符合中国的主流价值观, 是媒体所不提倡的。虽然一些新媒体为了赚取点击率会迎合部分受众的兴趣, 但更多的媒体在努力将受众引导到主流取向上, 比如陈冠希“艳照门”事件后, 微博、论坛等受众话语比较开放的公共空间成为此事件的集中讨论地, 而媒体的态度即显得比较沉默, 报道角度更多地集中在陈出面道歉现场等等。
当然, 除去个别事件, 受众的议题与媒体的议题还是比较吻合的。在微博议程形成的过程中, 网民的意见和情绪发泄会更自由、更易变, 而媒体的议程设置更加恪守新闻规律的框架, 更趋向理智与规范, 在重复的发布与不断地新闻选择中更易于说服受众, 成为意见的引领者, 最终成为主流议程。特别是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 虽然它们的权威性还不及传统媒体, 但由于其更能体会到受众的“民意”, 会使用更多的技巧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受众的议程, 所以新媒体在议程设置中要比传统媒体更利于目标的达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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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互动 篇4
循环经济也称作物质闭环流动经济, 本质上是一种生态保护型经济, 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 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 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线性经济模式的变革, 挑战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说, 力求社会安全持续发展;挑战传统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模式, 谋求资源的安全耗用;挑战传统经济的“效用”和“效率”理论, 寻求生态安全。
采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大势所趋, 符合可持续发展这一最终目的, 但还是不可避免的与现行经济运行体制产生冲突。企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微观主体, 国家是循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 地方政府是连接中央政府和企业的纽带, 贯彻执行具体政策。面对循环经济,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所关注的利益是不同的, 因而会有不同的应对策略, 构成了三方博弈。由于地方政府的特殊作用, 本文建立了双层次互动进化博弈模型来分析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所涉及的三方博弈策略。
二、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双层次互动进化博弈模型构建
双层次互动博弈最早是由罗伯特·帕特南于1988年在《外交和国内政治:双层次博弈的逻辑》一文中提出的国际谈判中国内与国际因素互动的一种理论。进化博弈理论是结合经典博弈理论及生态理论的研究成果, 以有限理性的参与人为研究对象, 利用动态分析方法把影响参与人行为的各种因素纳入其模型中, 并以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群体行为的演化趋势。本文结合双层次互动博弈理论与进化博弈理论建立了双层次互动进化博弈模型对我国企业发展循环经济进行分析, 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个博弈主体都纳入到模型中, 克服了经典博弈理论一般只能对其中两个博弈主体进行分析的局限。同时进化博弈理论以有限理性的参与人为研究对象可以使模型更符合实际。双层次是指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 宏观层次的博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微观层次的博弈是指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中央政府与企业缺乏直接的沟通和交流, 是以地方政府作为联系纽带的。所以, 用双层次互动进化博弈能更好的解释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实际。
1. 模型基本假设。
(1) 成本———收益理论、效用理论在本模型中适用。
(2) 假设在博弈战略中,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是具有有限理性的。有限理性通过惯性依赖、近视眼策略和试错法等博弈手法体现出来。此外还假设三个博弈主体在博弈战略的选择中都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和效用的提高。
(3) 各博弈主体具有固定的步法和信息交换序列的模式, 各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具有连续性和时效性, 博弈的进化适合正和博弈的增益性假设。
(4) 中央政府在博弈中采取的博弈策略遵循效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原则。中央政府作为循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 其在博弈分析的战略选择中, 要充分考虑发展循环经济带来的经济增长, 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国家的稳定程度, 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对循环经济政策的满意程度。其效用可以表示为U (x1) =U (a, b, c, d) , x1为中央政府的博弈战略;a为经济增长程度;b为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程度;c为国家稳定程度;d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满意程度。
(5) 地方政府在博弈中的地位很特殊, 是连接宏观和微观两个博弈层次的纽带。地方政府在博弈战略的选择中既要追求地方财政收入和政绩的最大化, 又要使国家和企业对具体实施政策满意。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 (x2) =U (e, f, g, h) , x2为地方政府的博弈战略;e为地方财政收入;f为政绩;g为中央政府的满意程度;h为企业的满意程度。
(6) 企业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微观主体, 在博弈战略的选择中追求企业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 实施循环经济成本的最小化, 同时能够享受政策的支持。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 (x3) =U (i, j, k) , x3为企业的博弈战略;i为企业自身经济效益;j为循环经济成本;k为政策支持。
2. 模型构建。
模型分为宏观和微观博弈两个层次, 通过地方政府把两个层次的博弈连接起来, 使之成为一个互动的博弈整体。
(1) 宏观层次的互动博弈。
假设x1、x2、分别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策略, X1、X2分别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策略集, 且x1∈X1、x2∈X2, 其博弈函数为f (x1, x2) 。f1 (x1, x2) 为中央政府的收益函数, f2 (x1, x2) 为地方政府的收益函数。根据前面的假设,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追求其收益最大化的, P (x1) 、P (x2) 分别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收益。即:
对地方政府而言, 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下级单位, 因此地方政府是在中央政府的博弈策略已知的情况下选择博弈策略, x2 (x1) 为在中央政府博弈策略已知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选择的最优博弈策略。对中央政府而言, 中央政府制定循环经济政策也是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 中央政府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 另一方面要在国内进行试点, 通过地方政府的工作汇报对循环经济政策不断进行调整。所以中央政府在选择博弈策略时, 也是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反馈信息, x1 (x2) 表示在中央政府所选择的博弈策略中包含了x2的映射信息。即:
宏观层次的互动博弈是一个信息不断更新的连续博弈过程,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博弈中的策略选择收益可最终表示如下:
由 (3) 式可知,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构成了一个互动的博弈模型。
中央政府在宏观层次的博弈中, 除了要追求其收益最大化, 还会充分考虑发展循环经济对其效用的影响。当其预期效用U1 (x1) =U1 (a, b, c, d) ≥U0 (a, b, c, d) 时, 中央政府就会出台循环经济政策, 其中U0 (a, b, c, d) 为中央政府当前的效用水平。
地方政府在博弈中的策略选择也同样追求预期效用的提高。当其预期效用U1 (x2) =U1 (e, f, g, h) ≥U0 (e, f, g, h) 时, 地方政府会认真贯彻中央制定的循环经济政策, 并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 其中U0 (e, f, g, h) 为地方政府当前的效用水平。
(2) 微观层次的互动博弈。
如果企业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并且其预期效用U1 (x3) =U1 (i, j, k) ≥U0 (i, j, k) 时, 企业会积极拥护和响应国家循环经济政策, 同时企业所得到的预期效用要满足在微观层次与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地方政府设定的政策约束:U1 (x3) =ASx3≤A (Si+1-Si) 。其中ASx3为企业通过发展循环经济获得的预期效用;S为企业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Si+1-Si为地方政府规定的循环经济政策变更范围。这样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预期效用可以表示为:
从微观层次的博弈来看, Si+1-Si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博弈中地方政府所给定的政策变动范围。但是这一范围是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宏观层次博弈中所达成的博弈结果允许的限度之内。
(3) 宏微观结合互动博弈。
在宏观层次所达成的阶段博弈均衡结果往往是提纲式的, 这种提纲式的均衡结果可能给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操作空间, 使地方政府以中央政府的政策为指导, 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循环经济的具体实施战略, 但也可能使地方政府很难界定中央政府给定的循环经济政策的界限和范围, 容易使他们在实际的循环经济政策执行中过多考虑的是自身的政绩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最大化, 而中央政府也很难界定地方政府的实施是否超出了其设定的范围。
从地方政府在微观博弈层次的作用来看, 地方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中一方面受中央政府在宏观层次博弈结果中的策略选择的约束, 另一方面也会考虑本地区企业实际情况而指定循环经济实施细则, 其策略选择可以表示为:
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微观层次的博弈结果会通过地方政府反馈到宏观层次中去, 这样地方政府就把整个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博弈连接起来了。中央政府除了听取地方政府的汇报外, 还会通过考察、走访等方式来了解企业对循环经济政策的反映和评价。考虑到以上因素, 宏观层次的博弈可以重新表述:
(4) 双层次互动进化博弈模型
如果我们假定存在某一策略, 使得:
则策略就是一个进化稳定策略 (ESS) 。如果此时策略是各博弈主体都选择的策略, 那么称此时系统达到了一个进化稳定均衡。
三、模型分析
本模型通过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博弈的互动性, 以博弈函数的形式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行为联系起来。正是宏观层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重复博弈和微观层次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重复博弈, 而使得双层次互动博弈模型为一个动态的模型。然后, 又把进化博弈的思想引入本模型, 找到进化安定策略和进化安定均衡。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博弈, 所建立的双层次进化博弈模型可以反映三个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 他们在选择使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策略时都会受到另外两个主体策略选择的约束。当某一策略同时满足三方所追求的收益最大化和效用的提高时, 就达到了进化稳定均衡。进化稳定均衡的过程实际是一个宏观层次的“选择”和微观层次的“突变”的重复博弈的过程。并且, 这种进化稳定均衡不是绝对均衡, 是不断达到而又不断打破的过程。
当企业循环经济达到进化稳定均衡时, 只能说明此时的进化稳定策略在这段时期内是占优的, 但并不能保证其永远是占优的。随着循环经济的发展, 新的问题会逐渐显露出来, 此时企业要求中央政策调整的呼声也会越来越高。中央政府会根据地方政府的反馈以及自己的调查了解对政策进行调整, 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制定的循环经济政策的执行者, 也会根据企业的呼声进行相应的调整。循环经济政策正是在宏观层次的“选择”和微观层次的“突变”的互动中体现出来的。中央政府会根据循环经济发展较好的试点地区的经验制定相应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地方政府、企业都按照这个政策执行时, 此时就会达到进化稳定均衡。而微观层次的突变则是指当这种达到进化稳定均衡的政策不能满足企业、地方政府对国家政策的需求时, 他们会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提出新的发展方案。好的方案和经验通过反馈并得到中央政府的采纳, 并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使整个博弈再次达到进化稳定均衡。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结合对该模型的分析和我国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状况给出以下建议:
1. 对中央政府而言, 要建立健全循环经济的政策体系。
(1) 财税政策。中央政府应该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给予财政补贴、降低税收, 相反对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企业要加税率和税种, 这样有利于企业转型和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 (2) 金融政策。通过金融机构为优先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提供信贷资金的支持, 并在利率比方面给予优惠。 (3) 投资政策。中央政府可以作为投资主体从财政收入中划出专项资金进行循环经济项目投资, 这对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是一个很好的导向作用, 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4) 消费政策。对循环经济产品采用绿色标识, 引导消费结构, 提倡绿色消费, 以提高公民绿色消费的意识, 同时可以提高循环型企业产品的竞争力。 (5) 产业政策。中央政府应对循环型企业的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组织和产业布局变化进行定向调控和支持, 并鼓励发挥产业集群效应, 大力发展生态工业园, 延长产业链。
2. 对地方政府而言, 要彻底转变单纯追求GDP的政策目标。
省级政府应切实转变观念, 把发展循环经济, 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重要宗旨。从国家全局角度看, 有必要研究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数, 作为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绩效评价的重要参数。各省应在普遍开展循环经济区域试点的基础上, 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根据中央政策并结合本地发展现状, 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除了财税杠杆外, 还可以灵活地实行奖罚政策, 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进行奖励, 对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进行惩罚。
3. 对企业而言, 首先, 要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推进清洁生产, 优化企业行为。
企业在其生产过程中, 不仅要考虑要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 还要兼顾资源环境等众多利益相关者的综合效益, 而且要主动地采取清洁生产和环境无害化技术和工艺, 不断提高清洁生产意识, 减少环境污染,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增加社会效益。其次要加大技术投入, 提高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水平。科学技术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支撑。循环经济的技术载体就是环境无害化技术或环境友好技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必须依靠技术创新, 重点组织开发有重大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循环经济发展中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接技术、“零”排放技术、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技术、可回收利用材料和回收处理技术, 特别是降低再利用成本的技术等。制定和发布相关技术政策, 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推广应用, 突破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 组织实施循环经济重大技术示范, 以此为主体构建循环经济技术支撑体系。最后, 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契合我国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国策。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会赢得商誉和其它良好的社会效应, 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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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互动 篇5
产业集群是特定产业中互有联系的公司或机构聚集在特定地理位置的一种现象。产业集群包括一连串上、中、下游产业以及其他企业或机构, 这些产业、企业或是机构对于竞争都很重要, 它们包括了零件、设备、服务等特殊原料的供应商以及特殊基础建设的提供者。产业集群通常会向下延伸到下游的通路和顾客上, 也会延伸到互补性产品的制造商以及和本产业有关的技能、科技、或是共同原料等方面的公司上。最后, 产业集群还包括了政府和其他机构——像大学、制定标准的机构、职业训练中心以及贸易组织等——以提供专业的训练、教育、资讯、研究以及技术支援。
二、集群产业链横向企业间博弈互动——产业链同环节企业间的竞争博弈
集群内产业链同环节各个同质企业之间业务的争夺与“囚徒困境”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 会陷进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
现假定其他因素不予考虑, 仅考虑价格对需求函数的影响, 需求函数为线性, 则可如下表示:
Qd为产品需求量, p为产品价格, α、β为大于0常数, α为截距, β为斜率倒数。
若用qi表示第i家企业的产量, 且市场价格由n家企业产量共同决定, 则价格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其中γ、δ为常数, γ=α/β, δ=1/β, q1+q2+…….qn为总产量
则每家企业的成本函数为:
c为产品所承担的单位变动成本
每家企业销售收入函数为:Si (qi) =P (q) qi
则每家企业的利润函数为:Ei (qi) =P (q) qi-Ci (qi)
即Ei (qi) =[γ-δ (q1+q2+…….qn) ]qi-cqi
当集群内有n家生产同种或同类产品的同质企业, 则各家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对企业利润函数求偏导, 并令其等于0, 得方程组:
由上述方程组解得:
如果我们设市场总产量q1+q2+…….qn为Q, 则市场全部总利润为E=E1+E2+……..+En=Q (γ-δQ-c)
对总利润函数求偏导并令其为0, 得
因此可得总利润最大时的总产量为
获得的最大利润为
对q2求导, 并令函数为0, 则得利润最大时的产量为
此时不合作B企业的利润为
而合作A企业的利润为
由此可得如下收益矩阵 (见表3.2) :
在完全理性一次博弈的情形下, 由于“囚徒困境”效应的影响, 双方只关心一次性的得益, 使集群内的同质企业在竞争中两败俱伤, 并减弱双方的竞争能力, 进而使之缺乏持续发展的可能。
如果将这个博弈扩展为无限次重复博弈, 由于无限次重复, 双方就可能会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眼前利益, 而选择合作策略, 因此帕累托最优就可能出现。由于为无限次重复博弈, 因此引入一个贴现系数η (0<η<1) 。
若企业A选择“合作”策略, 企业B也选择合作, 则企业B的收益现值为
因此, 当Rp1<Rp2时, , 若企业A没有选择“不合作”, 企业B将不会选择“不合作”, 即当Rp1<Rp2时, 若企业A没有选择“不合作”, 企业B将必然选择“合作”策略为优,
因此, 在的情况下, 该触发战略组合构成了无限次重复博弈的一个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企业A与企业B每阶段都将选择 (合作, 合作) , 双方将走出一次博弈的“囚徒困境”, 实现双方利益最优。
结论
上述分析可知, 贴现因子η的值是否足够大, 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关键因素。贴现因子η的值越大, 将会使得企业更加注重长期利益, 为一时利益而损害长久利益将得不偿失。若贴现因子η的值很小, 将使得企业不看重未来收益, 而是更加注重眼前利益, 也就不会实现帕累托最优, 并损害整个集群的整体利益和发展。所以, 对只注重眼前利益的恶性竞争进行惩罚是十分必要的, 地方政府在促进和维护集群内部竞争时应该承担起监督和维持公平竞争秩序的责任, 应加强对集群内部关于竞争的法律法规及具有强制约束性质集群政策的健全和企业声誉机制的完善, 规范同质企业间的竞争行为, 避免恶性竞争, 促进合理竞争, 实现集群利益优化。
参考文献
[1]张忠德.产业集群内企业竞争与合作的博弈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 2010 (10) :158-162.
[2]杨剑, 王树恩.产业集群内企业创新与模仿的博弈分析[J].工业工程, 2011 (01) :4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