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博弈理论（精选10篇）
合作博弈理论 篇1
随着B2B商业网络的日渐成熟,全球供应链网络日渐复杂,供应链中各利益方之间竞争与合作的机会并存。举例而言,在电子设备行业中,常常可以看到多个生产商将某些特定的生产工序,外包给同一个第三方代工商的情况,如苹果、三星等电子品牌同代工商富士康之间的关系。基于该行业中信息的高效传递性及高度共享性,这些生产商与第三方代工商之间可以通过设定合作机制,从而使实现生产调度的全局优化成为可能。
在过去四十年中,产生了一些很有趣的关于生产调度计划中的合作博弈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这类研究被称作调度博弈问题,是生产调度问题和合作博弈理论的交叉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1)解决生产调度排序的优化问题,通过优化排序,实现成本节约;2)使用合作博弈理论,寻找成本节约的均衡分配,研究所有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机制设计。
调度博弈问题最早由I. Curiel等人[1]在1989 年提出,他们给出了标准调度博弈模型,即单一机器环境下,待加工工序不存在约束条件,使用加权完成时间作为目标函数的调度模型,他们证明了此类调度博弈为凸博弈,因而存在均衡解。之后的研究,主要通过增加对工序的约束条件,改变工序及生产商之间的对应关系,增加机器的数量等方式,对调度博弈模型进行了复杂。如P.Borm等人[2]研究了在工序具有工期(due dates)的约束条件下,针对三种不同的目标函数:加权罚金约束(weighted penalty criteri-on),加权滞后和(weighted tardiness criterion)以及完工时间(completion time criterion),证明了该模型下均衡解的存在性。从1989 年以来所有关于调度博弈,核仁分配以及合作博弈凸性问题的研究可以在I.Curiel,H.Hamer,F.Klijn等人[3]撰写的文献综述中找到。然而,涉及每个生产商拥有多个待加工工序的研究相对有限,P.Calleja等人[4]研究了单一机器环境下,每个参与者有多个待加工工序,每个工序有多个受益方的调度博弈问题,并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均衡解的存在。近年来,X.Cai和G.Vairaktarakis[5]及T.Aydinliyim和G.Vairaktarakis[6]研究了考虑外包的调度博弈问题,研究模型中每个生产商可以拥有多个代加工工序。
本文的模型在以下两个方面区别于T.Aydinliyim等人的研究:1) 是给出了一个更接近生产实际的合作调度博弈的生产计划模型,其中第三方代工商的可用生产能力被表示为一些不连续的具有有限生产能力的生产窗口;2)使用了复合目标函数,我们在目标成本函数中,除加权流水时间外,还考虑了生产窗口的预订成本,并且本文中的预订成本函数不具有随时间单调递减的线性约束,而是使用分段函数,模拟普通工时和加班工时的预订成本。
一、研究问题描述
本文研究的生产调度模型主要关注供应链中,生产商与第三方代工商之间的外包流程。一组生产商,将某些同质性的待加工工序外包给同一个第三方代工商。每一个生产商根据先到先服务(FCFS)的原则,使自身的目标成本函数最小化,独立地预定第三方代工商的生产能力。第三方代工商在接到所有生产商的待加工订单和预订安排后,将所有待加工工序打乱,以整体目标成本函数最小化为目标,重新优化,给出最优化排序和生产窗口预订方案,实现成本结余。在这一重新优化的过程中,一些生产商的个体利益得到了优化,而另一些生产商的个体利益受到了损害。因此,需要设定相应的促进合作实现的收益分配机制,将整体优化获得的成本结余,按照一定的规则,分配给所有对整体优化有贡献的生产商,以促使整体优化的实现。
本文的研究模型将给出一个基于博弈的合作机制。因为所有的生产商依照先到先服务的原则独立地预订第三方代工商的生产能力,从而会产生以下两种效率损失的情况:1) 每个生产商预订的最后一个生产窗口可能存在空闲时间(idle time),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生产商产生的空闲时间的总和很有可能会超过一个完整的生产窗口的长度;2)由于依照先到先服务的原则,某些后到的生产商因为较早的生产窗口都已经被预订,则不得不将一些优先级较高的工序排在较晚的时间生产,这将会带来在制品库存成本的增加。以上两点潜在的效率损失,可以通过设计合作机制,从而实现整体最优排序,以带来整条供应链的效率优化。
除此之外,第三方代工商自身也可以从这一合作机制中受益。例如,一些之前被预订的生产窗口因为整体优化排序而空闲下来。第三方代工商则可以保留一部分的重新空闲窗口的预订成本,将剩下的部分以预订退款(booking refunds)的形式退还给生产商。此外,第三方代工商还可以通过将这些重新空闲的窗口再次预订出去而获得额外的收益。我们将会在本文模型中考虑预订退款的情况,而将可能存在的重新预订成本作为第三方代工商的潜在收益,不列入计算。
二、模型设计
参数表示如下:
生厂商m对应的待加工工序集合为Nm,其中|Nm|≥1,即每个生厂商有多个待加工工序。每道工序Jj的作业时间为pj,相应的单位在制品库存成本为Wj。模型假设整个生产计划期的长度为T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中有两个可预订的生产窗口:W2k-1为普通工时窗口,W2k为加班工时生产窗口。工作日之间存在相同长度的停工时段G。每个窗口的预订成本hk因时段的性质不同而对应两个不同的值,第三方代工商会在T0时刻将报价信息告知所有的生产商M:
下图表示了本文的生产窗口模型:
生产商按照先到先服务的原则预订窗口,令 σ0m表示生产商m的所有待加工工序的初始最优化排序,Wσ0m表示生产商m依据该排序 σ0m和自身的目标函数最优化而预订的生产窗口集合。生产商m的最优化目标即最小化总成本TC(σ0m),是加权流水时间 和总预订成本 的加和。本文模型基于立即装运协议(immediate shipments),即每道工序一旦完工就会被立即装配发货,所以工序Jj的在制品库存成本可以被表示为 因而,生产商m所面临的目标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在m个生产商都决定了加工窗口预订决策Wσ0m后,第三方代工商将对所有n个工序进行重新排序 σ*,并得到一个最优的排序以及相应的最优加工窗口组合Wσ*。排序 σ*是针对所有生产商待加工工序N的全局最优解,所以其结果不会劣于仅仅把各生产商的排序 σ01,σ02,σ03,...,σ0|M|相连接而获得的初始排序 σ0。
由于这一过程中,一些生产商的个体利益受到了损害,对于这些生产商而言,存在着通过与其他个别生产商形成小联盟而获益的可能。因而如果要想使每个生产商m都能同意按照 σ*的顺序加工工件,则必须保证每个生产商参与大联盟而获得的收益不低于它以任何形式同其他个别生产商结盟而获得的收益。因此,第三方代工商需要设计一种成本结余的分配机制,使得所有生产商只有通过大联盟合作才能获得最优收益。通常情况下,由于联合决策使得整体对独立预订时所产生的空闲时间的充分利用,我们预期在 σ*的排序下所使用的生产窗口将少于排序 σ0所使用的生产窗口。第三方代工商可以将一部分的预订成本结余 ρ 作为预订退款返还给生产商,自己保留剩下的部分,从而促使联合决策的实现。
以下是本文模型中的一些假设:模型基于信息完全透明共享的假设(即信息在所有生产商和第三方代工商之间是完全对称的)。所有的待加工工序是同质的,即工序间的转换时间不计,这一类型的工作有很多,例如测试工作,维修保养工作,装配工作等。第三方代工商在T0公布所有的可用生产窗口,所有的生产商的预订决策都是在生产计划期开始即T0时刻前完成的。生产商进行预订的先到先服务原则(FCFS)意味着后续生产商只能从未被先前生产商预订的窗口中,选择窗口进行预订。即:
上式说明,生产商m只能在未被先前m-1 个生产商预订走的窗口中进行选择。因此,在初始排序 σ0中,每个被预定的窗口中都只含有来自同一生产商的待加工工序。我们假设对每个生产商m而言,所有需要被加工的工序Nm的处理时间不会超过当前可预订窗口) 的生产能力。否则,生产商m的生产需求则不能被该第三方代工商满足,需要再寻找其他的代工商。此外,如果一道工序在生产窗口结束时还未完工,该工序可以在下一预订窗口开始后继续加工直至完成。最后,对k=1,…,2T,我们假设所有的生产窗口WK∈Γ 的可用时长均为L小时。我们将完成所有待加工工序集合N所需要的最少窗口数量记为 ω, 其中
如前所述,每个生产商,以及第三方代工商都面临着相同性质的优化问题,只是各方拥有的工序数量及可选择的生产窗口集合有所不同。因而本文将针对第三方代工商面对的集中优化问题设计优化算法,并假设各个生产商,以及个别生产商之间结成的小联盟将使用相同的算法来处理优化问题。具体而言,第三方代工商通过调度排序,将N中的所有待加工工序排列,并从 Γ 中选择一些生产窗口以使得总成本最小化。在此,我们引入批次(Batch)的概念,每个被预定的窗口,都将会被用来处理某个批次的工序。同一批次指的是在同一个生产窗口内完工的那些工序。因此,集中优化问题就被转变为两个步骤:1)将集合N中所有的待加工工序按照一定的规则分成不同批次;2) 为各个批次从集合 Γ 中寻找到最优的生产窗口。
假设 π 是单一机器环境中,所有待加工工序N的一
个排序,Fπj表示排序π中第j个工序的完工时间。我们需要把排序π划分成ω个批次,并计算出每个批次所有完工工序的总的单位在制品库存成本。具体方法如下:令ti=i·L,并定义
Bi表示第i个批次,即在排序 π 下,所有完工时间Fjπ:ti-1
此外,我们引入变量qj:qj=Fjπ-ti-1,表示工序Jj最后被加工部分时长,即工序Jj在批次Bi中所占用的加工时间。举例而言,有些工序的加工时间超过了生产窗口的长度L,因此必须被分割在多个批次中进行生产。对于这样的工序,在考虑其流程时间时,我们借助于该工序最后完工时的所在批次,参考其在完工批次中所占用的加工时间,即qj,来计算其总的完工时间。为了表示批次Bi是否使用窗口WK,我们引入另一个决策变量zik,即:
最后,我们用DK表示窗口WK的结束时间。基于这些参数设定,一个调度 σ 可以用所有待加工工序的排序 π和各加工批次选择使用的窗口集合W来表示,即 σ=σ(π,W)。从而,对所有待加工工序N和生产窗口集合 Γ寻找最优化调度方案的集中优化问题的目标函数可以用下式表达:
三、模型分析及求解:合作博弈均衡解
在预订生产窗口的过程中,某些生产商可以通过形成小联盟S(S哿M),实现优于独立决策时的排序与预订,从而减少小联盟中个体的总成本。但是这一小联盟的决策,相对于全局最优而言,可能并非效率最优的。因而在这一过程中,第三方代工商担当着制定机制以促进各方通过合作形成大联盟的职责,从而实现整条供应链上的效率最优。
(一)合作博弈的定义
我们用Cj(σ0(S)) 及Cj(σ*(S)) 分别表示在 σ0(S)和 σ*(S) 两种调度下工序Jj∈NS产生的在制品库存成本。相应的总成本表示为TC(σ0(S))及TC(σ*(S)) 。联盟S试图通过对NS中的所有工序进行重排,并在所有可选择的生产窗口集合 ΓWσ0(MS)中,挑选最优的窗口组合,以期获得最大的成本结余V(S):
其中V:2|M|→R,表示了合作博弈(M,v)的特征方程。
只有当所有的生产商都服从第三方代工商给出的最优调度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全局最优解,即 σ*或 σ*(M)。为了实现这一最优化排序,我们需要设计分配机制,将通过全局优化而实现成本结余v(M)分配出去以使得所有的生产商遵循 σ*的调度排序。即使得其在 σ*的排序下,总收益不劣于其独自决策或与其他生产商结成小联盟S奂M的情况。我们将分配给每个生产商的成本结余记为Xm:m∈M,则分配向量,X={X1,...,X|M|}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才能保证均衡解的存在[7]:
第一组约束条件确保了每个小联盟中的成员通过服从全局优化而获得的收益至少不劣于其可以在小联盟中获得的收益。第二组约束条件确保了所有因合作而带来的成本收益,都被完全分配给了参与合作的各个生产商。
此时,我们引入可以被接受的重新排序(admissiblerearrangements) 的定义,类似的定义可以在I. Curiel et al(1994)的研究中找到:
定义1:令 σ(S)表示关于工序集合NS的一个调度排序。当所有Jj∈NNS在排序 σ(S)和排序 σ0(S)下具有完全相同的前项工序时,我们则称 σ(S)是对于 σ0(S)而言可以接受的重新排序。
基于这一定义,我们对生产商之间的合作博弈行为做如下假设:
假设1:任意联盟的最优化调度排序 σ*(S),必须是对于 σ0(S)而言可以接受的重新排序。
基于假设1,我们定义相应的成本结余合作博弈(Cooperative saving games)(M,v),其中 是关于 σ0(S)而言可以接受的重新排序,则成本结余:
可以进一步被改写为:
式中第一项二重加和表示了在制品库存成本结余,式中第二项表示的是对重新空闲窗口的预订退款,式中第三项表示由于新预订了在初始排序中未预订的窗口而带来的新增预订成本。
显然,V(S):S哿M表示了在满足假设1 的条件下,联盟S中的所有成员通过合作调度所有工序NS所能得到的最大总成本结余。为了求得最优调度排序 σ*(S),其中 σ*(S)关于 σ0(S)是可以被接受的重新排序,只需求得使目标函数V(S)最大的 σ。注意到该目标函数存在以下的沉没成本
因此,优化问题可以简化为求下列函数的最小值:
(二)合作博弈的均衡解
Shapley[8]的研究证明了具有凸性的博弈问题存在非空的核仁。
定义2:满足下列条件的合作博弈问题是凸博弈:
但是,合作博弈(M,v)并不必然具有凸性。尽管如此,对于具有超加性的合作博弈,我们仍然可以寻找到均衡内核。
定义3:满足下列条件的合作博弈(M,v)具有超加性(Superadditive)
该定义表明两个不相连的联盟合作形成的更大的联盟带来的收益不会比不合作更差。在此定义的基础上,我们仍需要一个严谨的分配方案以保证合作得以实现。在下文中,我们将具体研究因结成大联盟而可能带来的三种成本结余,并在每种情况下证明超加性,从而给出一个核仁分配的原则。
(三)收益分配机制
我们将生产调度问题的目标成本函数改写为:
式中Jj表示排序 π 中第j道工序,因此我们不再需要指标函数yji,ek是对窗口k之前的停工间隙G的计数,即
Si如前文给出,是批次Bi中所有工序的单位在制品库存成本之和:
我们注意到在按照初始调度 σ0进行生产的总成本中其实包含一部分的空闲时间成本It,表示每个生产商预订的最后一个窗口Wt中的空闲时间,则按照初始调度σ0进行生产的总成本函数可以表示如下:
为了举例说明,考虑如下的例子:
例1:假设生产商1有一道待加工工序,单位在制品库存成本为W1,需要的加工处理时间p1
或,等价的:
其中两个方括号分别表示生产商1 和生产商2 各自的成本。
例1 中的两个生产商可以通过合作调度,而获得来自两方面的成本结余:1)充分利用空闲时间而带来的成本结余,2)整合所有待加工工序后更好的调度安排和窗口预订带来的结余。因此我们将所要研究的合作博弈问题分为1)和2)两类博弈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对M中的任意联盟S,我们定义:
1.vi(S)表示由空闲时间的充分利用而带来的成本结余博弈
2.vn(S)表示因对所有工序进行重新排序和生产窗口的重新分配带来的成本结余博弈
我们给出以下结论:
命题1:博弈(M,vi(S)),(M,vn(S))以及博弈(M,v)都具有超加性(Superadditive)。
基于初始预定窗口和生产商之间的对应关系,为了便于表示,我们使用窗口集合来表示相应的生产窗口联盟Wσ0(S)。令[a,b]表示窗口集合{Wa,Wa+1,Wa+2,...,Wb},则联盟Wσ0(S)可以表示为:
其中1≤a1
由[a,b]生产窗口集合中的窗口创造的成本结余由通过对空闲时间的充分利用而带来的成本结余 ωi([a,b])和由重新安排工序的加工顺序和加工窗口而来带的成本结余 ωn([a,b])共同组成。因此:
下面,我们将给出一种均衡分配规则,对0≤λ≤1,我们定义
关于该分配原则的直观解释如下:对于因空闲时间的充分利用而带来的成本结余Xim,窗口Wk对所有在其后续窗口加工的工序贡献了Ik单位的空闲时间,空闲Ik对在制品库存成本带来的贡献为 我们将这一部分结余的一半分配给拥有窗口Wk的生厂商,把剩下的一半分配给所有预订Wk窗口之后生产窗口的生产商。根据对称性,窗口Wk的拥有者也从先前生产窗口的空闲时间成本结余中分配到了一部分收益,即提早 时间开工的收益。这里需要注意,由于对空闲时间的充分利用,可能会使一些工序在更早的窗口完工,在这种情况下,其完工时间可能会减少Ik+G(或Ik因窗口Wk的性质决定,即普通窗口还是加班窗口),我们把停工时间G对总成本结余的贡献记在中。关于Xnm定义的解释如下,窗口Wk的拥有者获得的总收益,一部分(λ)来自于当其与所有前项窗口形成联盟时所产生的边际收益(除空闲时间外的净结余),另一部分(1-λ)来自于当其与所有后续窗口形成联盟时所产生的边际收益(除空闲时间外的净结余)。
此外,我们在模型设计时曾提到过的,第三方代工商会自己保留一部分因合作调度而重新空闲窗口的预订成本,即:
我们可以将这一部分收益理解为第三方代工商因向各生产商提供合作调度的平台而收取的租金。此外,如果大联盟的合作调度决策需要预定新的窗口,第三方会收取相应的预订成本 最终,我们将分配向量Xm定义为:
并且我们有以下结论:
定理1:Xnm、Xim和Xm分别是博弈(M,vi(S)),(M,vn(S))以及(M,v)博弈的一种均衡分配。
成本结余分配向量X=(X1,…,X|M|)满足均衡解的条件,即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给出的这一分配原则,仅仅只定义了一组服从假设1 的可能的核仁分配。可以通过改变不同的限制条件,重新定义对于 σ0(S)而言可以接受的重新排序,从而得到其他可能的核仁分配。
结语
本文对考虑外包的生产调度问题及潜在的合作博弈的可能进行了建模研究。通过建立了考虑在制品库存成本和预订成本的生产模型,研究了相应的合作博弈问题,给出了一组均衡解的分配原则。
摘要：通过研究合作博弈理论在生产调度问题中的应用,介绍合作博弈的概念及其均衡解的存在条件,并给出一个生产调度模型下的实际应用。该生产调度模型模拟工序外包给第三方承包商的生产模型,并以在制品库存成本和生产窗口的预订成本作为复合目标函数。其中,生产窗口的预订成本非线性,通过模拟普通生产窗口和加班生产窗口的不同价格,将其设定为已知的分段函数;在制品库存成本使用加权流水时间表示,给出了该模型下的合作博弈问题的一组均衡解。
关键词：合作博弈,均衡解,生产调度,加权流水时间,应用
合作博弈理论 篇2
[关键词]供应链;合作竞争;合作博弈
1.引言
为了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保持和提高竞争优势，供应商、制造商以及经销商这三大供应链企业纷纷改变企业发展战略，由传统的企业关系转型为战略合作关系，以谋求企业在财务状况、产品质量、交货期、用户满意度等方面的明显改善和提高，最终实现企业的双赢局面。但是，这种合作竞争机制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当供应链企业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时，不但不能改善和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反而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后果。因此， 对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竞争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2.供应链竞争合作机制的合作机制内涵
2.1供应链企业合作竞争机制的含义
从字面意思来看，“竞争合作”（一下简称为竞合）可以直接理解为在竞争中谋求合作，在合作中开展竞争。这一词语最早源于上世纪9 0 年代的竞争合作理论。耶鲁大学管理学教授拜瑞·内勒巴夫（Barry J.Nalebuff）和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学教授亚当·布兰登勃格（Adam M.Brandenburger）在他们的代表作《合作竞争》一书中指出，企业经营活动作为一种可以实现双赢的特殊博弈，必须坚持以公平合理的合作竞争关系为重点，将职员、顾客、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有机联系在一起，以获取竞争优势。
2.2供应链企业竞合机制的理论基础
对于供应链企业而言，企业对竞合的运用其实是一种合作博弈行为。相对于传统的企业供应链管理，这种企业发展战略以牺牲整体利益最大化为代价，使供应链上的各企业都能获得比非合作博弈策略下更多的收益，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在市场中的地位。而传统的企业供应链管理策略过分追求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忽略了合作伙伴的整体利益，容易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这就是未来企业供应链管理战略中合作博弈必将取代非合作博弈的根本原因之一。
2.3竞合给企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竞合使得“竞争”和“合作”这两个原本相互矛盾的词语有机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供应链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使得产品的生产效率大大提升，而生产成本则大幅度下降。这不仅为企业的盈利提供了更大的上升空间，而且使得企业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力迅速增加。
然而，竞合位企业的发展带来全新机遇的同时，也给企业带去了更大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作企业的相互信任问题。这是竞争走向竞合的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合作的性质决定了企业之间必须相互信任、共谋发展。因此，建立和健全完整有效的合作信任机制以消除企业间的不稳定因素并增强信任感是企业实施竞合战略的重要前提。
二、合作企业的信息共享问题。企业间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也是影响企业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出于追逐企业最大利益的目的，企业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完整披露给所有相关合作企业。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保证企业的竞争优势，但与此同时它也严重影响着企业间的相互合作关系。
三、市場的多变性问题。一般来说，实力相当的企业之间更加容易建立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企业的实力容易受到市场多变性的影响，那些实力渐强的企业往往会试图打破当前的合作格局从而建立更有利于自己的合作关系，而实力减弱的企业则容易因无法满足合作条件而单方面出局。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的多变性对企业竞合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
2.4供应链企业的竞合战略
企业通过与供应链上的企业结成联盟关系，可以在管理层面上减少交货时间，提高货源质量，降低采购成本，从到达到互惠互利，合作双赢的目的。供应链竞合战略正是以此为目标，结合市场实际情况，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将客户、供应商、研发中心、制造商、经销商和服务商等合作伙伴联结成一个完整的网链结构，形成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战略联盟。为了最大程度地发挥竞合战略的效用，可以采取以下5个策略：
（1）确定合作目标。企业选择竞合战略合作伙伴时需要考虑企业之间的协同优势或战略配合。这要求企业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不同的目标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只有这样，竞合战略所带来的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才能逐步得以显现，而企业各自的核心竞争力也会得到增强。
（2）确保资源共享。企业应确保其供应链上的企业能在各个环节清楚地共享资源，这些资源包括资金、存货、渠道、员工等信息。基于这种资源共享的策略，企业与企业间的关系会得到明显的改善，相关各个环节的延迟时间也得到大幅度的降低，从而减少产品的生产成本。
（3）采用合理的管理模式。管理的管理模式包括选择适当的管理方法、转变管理思维、改善团队精神等。正确的、系统化的管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人们少走弯路，避免损失。这种管理模式的改变所带来的效益远远比增加一台新的设备所带来的效益大得多。
（4）业务流程效益化。在业务的执行过程中，当企业与企业之间由于思维模式、企业精神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分歧时，供应链的整体目标就难以实现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企业必须提前签订合作的业务协议以保证业务的正常实施即业务流程的效益化。
（5）遵守标准和法规。建立统一的标准不仅有利于产品生产制造的规范化，而且对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用户之间的合作都十分有利。此外，还有供应链在不同国家法域的协调问题。供应链是众多企业结合的产物，不排除有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企业。因此，遵守其他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对于企业的竞合战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3.结束语
企业的经营管理必须依靠竞争和合作的相互结合。它既强调竞争的重要性，又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但是竞合机制并不会导致企业盲目过分地强调竞争，反而为企业营运管理注入了全新的力量。一言以蔽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加快，企业间的关系将发生新的调整，从单纯的对抗竞争走向协同合作。在这种机制下，企业的资源将得到更加有效的整合利用，产品的生产效率将得到大幅提升，从而为利益相关者创造更多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永平，孟卫东.供应链企业合作竞争机制的演化博弈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09（2）
[2]沐潮.基于部分合作博弈的供应链企业策略选择与路径演化研究[M].天津大学，2010-（07-08）
基金号
作者感谢“国家科技重大专项03专项“移动互联网技术与产业总体研究”（课题编号2013ZX03002010）的支持。
合作博弈理论 篇3
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博弈理论,发展措施
博弈理论与农民合作社发展原分别属于2个独立领域,因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因素间均存在平衡有度的问题,从而和博弈理论产生了密切联系。该文以博弈理论为支撑,结合博弈理论在农民合作社发展中的应用研究,探求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良策,以期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1 农民合作社概述
农民合作社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基础上,将同类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1]。
农民通过联合建立合作社的目的基本有4个:一是联合寻找销售市场,提高价格谈判地位和农产品价格;二是联合购买生产资料,降低购买价格和生产成本;三是实现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农机具等要素的联合作业,弥补生产要素不足;四是实现专业化分工,提高作业效率。上述4个方面是农民联合的效益源泉,也是农民从分散走向联合的核心动力。
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了确认,为专业合作社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使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内涵不断丰富,功能不断拓展,从初期的生产领域合作起步,逐步向品牌、流通、加工等领域发展,不仅成为农业结构调整、标准化生产和科技推广的有效主体,也成为农产品市场开拓、加快产业升级和品牌农业建设的重要力量。
2 博弈理论概述
所谓博弈,即局戏、围棋、赌博、游戏,它是指一些个人、队组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2]。规定或定义,一个博弈需要设定4个方面,即博弈参加者(players)、博弈策略(strategies)、博弈次序(orders)、博弈得益(payoffs)。
所谓博弈论,即对策论、游戏论,它主要是系统研究各种各样的博弈问题,寻求在各博弈方具有充分或者有限理性、能力的条件下,合理的策略选择和合理选择策略时博弈的结果,并分析这些结果的经济意义、效率意义的理论和方法。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包括参与人、行动、信息、战略、支付、结果和均衡,其中,参与人、战略和支付是描述一个博弈所需要的最少的要素,而行动和信息是其中“积木”。参与人、行动和结果统称为“博弈规则”。博弈分析的目的是使博弈规则预测均衡[3]。
标准不同,博弈分类不同。根据当事人之间是否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将博弈分为合作协议和非合作协议。合作博弈论情况较复杂,研究还不完善,其相关理论尚不成熟。当前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是非博弈论,一般将非博弈论分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与上述4种博弈相对应的均衡概念为:纳什均衡、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
3 农民合作社发展中的博弈现象
单个农户都是理性自私的,他们在做出合作或不合作的决定时都是基于理性,为了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但农民的理性自私并不一定能自利,也就是所谓的损人不利已。个体理性不一定能形成集体理性,个体理性有时导致的是集体非理性,会出现“囚徒困境”现象。由于存在农户不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经常也会出现种种机会主义行为,主要表现为“搭便车”行为和“背义”效应。“囚徒困境”是从静态角度来解释农户的合作困难,显然农户之间的合作不是静态合作,农户之间的博弈也不是静态博弈。他们的合作是动态的,他们可能在这个阶段选择合作,在下个阶段选择不合作,而在下下个阶段又选择合作,因此他们之间的博弈也是一种动态博弈,符合博弈论中的“蜈蚣博弈”模型。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农户对合作社缺乏认识,导致合作社发展速度缓慢,规模总体偏小。从当前合作社发展现状看,也存在一些困惑。
3.1“能人”治社与民主管理的博弈
从实际情况看,具有一定专长或者是善于经营的“能人”往往是农村合作社发展的带头人。大多数合作社在建社初期,受“能人”的影响较大,其辐射和带动作用对创建合作社贡献非常大。因此,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能人”成为合作社的领导,管理合作社,做决策的现象非常常见。而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的相关法律规定“合作社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能人”的领导和成员之间地位平等就出现了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能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在遇到问题时,希望能够做出及时、灵活的经营决策;而民主管理原则要求,社内的重大决策需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投票决定。由此可能造成决策滞后、延误商机;二是每个人都参与的投票机制,在保护合作社社员的权益不受侵害的同时,也制约了“能人”的积极性,不利于发挥其带头作用,带动合作社发展。三是实际生产中,合作社农民大多数文化素质较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缺乏把握市场信息的能力,合作社发展往往依赖于“能人”的带领,导致合作社出现了“能人”独挡一面,民主监督管理流于形式的现象。一些合作社根本没有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管理随意性较大;还有一部分合作社虽然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但基本不照章办事,这都不利于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因此,合作社要健康发展,既要充分调动“能人”的积极性,发挥其带头作用,又要发挥民主监督和管理的作用,切实保障每个社员的合法权益。协调“能人”治社与合作社民主管理之间的矛盾,这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问题。
3.2 按股分配与按惠顾额返利的博弈
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和壮大需要资金投入,资金来源成为制约合作社产生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为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合作社采用入股方式筹集资金。相应的在合作社盈利以后,就形成了按股份进行分配的分配方式。然而,合作社作为农民自我服务的组织,本身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其产生的盈利主要来自于组织与成员之间的交易量(额),由此又要求合作社应当实行二次返利,即按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额)进行分配。这是合作社区别于一般企业的本质特征。在现实的分配过程中,出现了合作社大股东希望按股份分配,而合作社普通农民希望采取按惠顾额返利的方式分配的矛盾。单一采用某一种分配方式都不能够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因此只有采取合理的分配方式,才能促进合作社的发展。
3.3 追求规模效益与拓展合作领域、发展合作业务的博弈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增强其应对市场风险和外在强力的能力,提升其在市场谈判中的地位。要实现这一目的,关键不在于合作社创造了多少社会效益,而取决于它能否通过合法的经营获取较好的规模效益。从国外的实践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趋势基本相同。一是纵向一体化,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都联结起来,通过延长产业链、拓宽合作领域,如大力发展购销、加工、保险、金融合作等,增强合作社的实力。二是横向一体化,即合并、改组合作社,形成综合性的合作组织,以实现合作组织的规模效益,提升合作社的竞争力。三是盈利性倾向趋强。现在各国的新型合作社,都不同程度地偏离了传统的合作社原则,如合作社中非社员人数增加、理事会的控制力加强,由此强化了合作社的盈利性。当前困扰各地合作社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经营效益不理想,组织竞争力不强。就一些发展较好的合作社来看,当前的业务内容也比较单一,业务领域相当狭窄,收入渠道单一,综合收益不高,影响了合作社规模发展的积极性。
3.4 加快合作社发展与外部环境不适应的博弈
随着市场的逐渐变化以及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已经无法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沟通市场与农户、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农民加入合作社的意愿越来越强烈。但合作社发展的外部环境却不利于其发展、壮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资金支持较少。现阶段,政府虽然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农民合作社发展,但是对合作社发展的资金支持较少。二是贷款难。受各种原因影响,合作社申请贷款较难。三是一些优惠政策尚未落实。一些地方和部门并未将对合作社的相关扶持政策落实到位,如减免税收、工商办证收费等。
4 博弈理论在农民合作社发展中的应用研究
农民合作社的产生,王楠[4]认为合作作为一种社会行动之所以能够产生,合作双方必定都是有目的的行动者,都是为了满足相互某方面的利益,而农民合作社正是在满足各方需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楠利用智猪博弈分析了合作社建立之初和建立过程中合作各方的收益,得出正是由于互惠的利益关系使得各方一起组成合作社。Sexton[5]利用存在核心解的一个n人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户的行为选择以及他们在合作社中采取集体行动的动机,该博弈模型结果表明,如何在社员之间以及其他参与主体之间合理分配成本和收益,对于合作社的形成、稳定和效率十分重要。
林毅夫[6]运用博弈论的理论解释1959年以后中国合作社的失败。当合作社中剥夺了退社的权利,合作社的性质就变成了一种一次性博弈,由于农业生产中的监督比较困难,成本高,劳动激励水平低,因此合作社的生产率水平低于单个家庭农场的生产率水平。孙浩杰[7]对农户不合作进行博弈分析,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经常出现种种机会主义行为,主要表现为“搭便车”行为和“背义”效应。他提出了促进农户合作的3种机制:一是理性机制要求农户参与合作社的收益大于不参与的收益;二是效用转移机制要求合作中获益较多的成员给获益较少成员一定量的补偿;三是协商机制要求通过协商谈判后尽量达成满意的协议。破解农户非合作,需要大户牵头,政府和龙头企业等外部力量介入分担大户部分组建成本,按照以上3种机制的要求,农民专业合作社生成。
博弈论也被大量用于分析合作社社员异质性条件下的决策过程。从博弈角度分析合作社内部社员的行为及其产生的治理结构安排结果。张雪莲等[8]提到我国合作社中普通社员和核心社员的异质性问题,存在的问题是合作社中占少数的核心社员掌握大多数决策权而占多数的普通社员不参与决策的局面。通过建立一个核心社员选择“谋私”或者“不谋私”,以及在此情况下普通社员选择“提出异议”或者“忍气吞声”的博弈模型,得出无论核心社员选择“谋私”或者“不谋私”,普通社员都会选择“忍气吞声”,这表明了现实中我国合作社内部决策过程中大都面临的困境。从博弈分析上来看这是一种博弈均衡的结果,从长期考虑,这不是一个最优化的决策,要彻底改变这种困境,需要改善合作社中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在资源禀赋上的异质性程度,促进普通社员参与决策。孟庆福[9]根据农民合作社成员的特质,将合作社成员分为能人、核心成员、正式成员和外围人员,由于不同类型成员的入社动机不同,利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进行对合作社品牌培育战略的决策研究。
王海燕[10]认为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金融机构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信贷融资存在困难,运用博弈理论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金融机构间信贷融资不完全信息动态模型,在无惩罚-补偿机制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合作社最优选择是申请贷款,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金融机构的最后选择对合作社都不予批准,这也说明了合作社信贷融资难的实际情况。引入惩罚-补偿机制后,金融机构得到保障,金融机构对合作社的申请就会批准。
5 合作社发展措施
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和业务经营过程中存在许多博弈问题。同时,在中国农村区域内,作为一个兼具公益性、经济性、人文性的组织,其建设发展受到来自各方面力量的牵制,例如政府及相关部门与农民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博弈等,是一项系统工程,形成到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合作社的产生过程中,还可以运用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的理论进行分析,这给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多条思路,为以后的分析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诸多博弈问题在烟农合作社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且遇到的问题也许还会更加复杂。学习博弈论的原理,掌握博弈的思想方法和技巧,对于更好地经营管理烟农专业合作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博弈理论的发展,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农民市场竞争力、推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将博弈理论更好地用于解决农民合作社建设中的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探讨、思考。
面对合作社目前的种种问题,种种博弈,结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合作社的建设与发展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5.1 加大合作社建设与发展的宣传教育
大力宣传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势和前景,积极引导农民自主参与合作社的建设与管理;大力宣传农民合作社法的相关知识以及国家政策对农民合作社的优惠,组织农民学习讨论,赢得农民对合作社的认同和支持;印发农民合作社的相关介绍资料,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在农民眼前,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开展农民教育分层、分阶段培训,不断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和思想觉悟,打造会经营、会管理、会技术的“三会”人才队伍。
5.2 加大政府、企业的扶持力度
目前农民合作社规模小、实力弱的问题需要政府和企业加大扶持力度,加大资金、金融信贷优惠政策、项目审批、土地流转等方面的扶持,构建普遍扶持与重点扶持相结合的措施;政府应鼓励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基层农技推广部门等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信息及技术帮助;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拓展融资渠道,可以通过内部社员融资、龙头企业注资、银行信贷等多方面的渠道,扶持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利用政府与企业的项目带动,大力发展合作社的基础建设。
5.3 树立品牌意识,打造核心试点示范
打造具有地方鲜明特色的品牌,做大、做强、做精合作社产品,形成品牌优势,积极申报商标,提高其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配套打造以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先进品种等为主的示范区建设,以点带面,逐步推动农民合作社的协调发展。通过建立示范区,重点培育发展一批设施较为完备、功能较为齐全、特色较为明显、效益较为良好、影响较为巨大的示范合作社。
5.4 规范内部管理,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法人治理结构、财务管理制度、资产管理制度、利益分配制度和风险调节、监督约束机制等,严格定期召开理事会、监事会和社员大会,完善科学的民主管理与监督管理机制。
5.5 构建完善人才培养体制,加大培训力度
可吸纳当地大学生村官、年轻村干部加入合作社,起到领头、引领作用。积极引进管理、营销、财务、技术等门类人才,不断提高人才的学历水平和思想觉悟。并通过逐年选拔,打造一批综合素质较高、思想过硬、管理水平较高的带头人员;建立完善的合作社人才培养机制,提升社员素质,培训可从有关法律法规、农业科技、财务管理、农产品安全生产、市场营销等方面展开;同时,引进科研人员和农技人员到合作社任职、兼职,组织涉农大学生到合作社实习、就业、创业,为合作社注入新鲜血液。
5.6 加大合作社的科技研发、实施标准化生产、拓宽服务领域
合作社要想发展壮大,科技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实施标准化生产也是必经之路。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将资金投入到合作社的人事管理、财务管理、激励机制以及新产品的开发等方面,支撑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要逐渐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确保农产品安全,并努力取得绿色产品等相关认证;要在合作社现有服务内容的前提下,积极尝试拓宽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实行多元化服务发展战略,形成产业化生产,增强合作社的经营效益。
总之,当今世界,经济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我国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生着史无前例的巨变,催生着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运营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互补性、依赖性和制约性增强,合作博弈变得十分重要。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不但要不断壮大自身实力,而且要注重谋略,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博弈论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对农民合作社的运营来说,对如何理解博弈论,如何运用博弈论原理指导烟农专业合作社的有效管理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参考文献
[1]郑有贵.农民专业合作社100问[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3]张维迎.博弈沦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王楠.农民专业合作社需求博弈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7(11S):4-6.
[5]SEXTON R J.The formation of cooperatives:a game-theoretic approach with implications for cooperative finace,decision making,and stability[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ed,1986,68(2):214-215.
[6]JUSTIN L,YI F.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 agriculyural crisis in1959-1961[J].Journal of Polical Economy,1990(98):1-10.
[7]孙浩杰.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机制的经济学分析[J].生产力研究,2012(1):45-46.
[8]张雪莲,冯开文.农民专业合作社决策权分割的博弈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8):61-69.
[9]孟庆福.博弈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发展战略[J].河北学刊,2011,31(6):208-210.
合作博弈视角分析社会财富分配 篇4
关键词 绩效博弈；核；真核
中图分类号 O225 文献标识码 A
Analysis on the Social Wealth Distribution by
the Perspective of Cooperative Game
SUN Xiuyong1，2
（1.School of Mathematical Science， Kaili， Guizhou，556011，China；
2.KaiLi University； School of Fina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9，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d the several different “core” imputation schemes in superadditive fuzzy games， and proved the inclu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re” imputation schemes by using the mathematical reasoning. Therefore， managers can search the most stable “core” by improving the imputation schem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clusion relationship.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the improvement.
Key words fuzzy games； core； proper core
1 引 言
众所周知，企业和国家都可以看成是合作博弈中的联盟组织形式，而财富的分配方案是否具备有稳定性将直接影响到联盟的稳定，正是这个原因财富分配问题也是学界很关注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Alvin Roth和Lloyd Shapley凭借“稳定分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分享了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我国，关于财富分配方面的文章也很多，例如：陆铭、蒋仕卿[1]从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角度分析了中国需要调整发展战略，使劳动力市场改革有利于收入均等，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李实、赵人伟[2]及张平通过对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收入分配变动的研究，得到了“中国的收入分配已经进入了一种不容乐观的状态， 从体制改革和分配政策调整方面思考和制定全面而有效的缓解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整体方案已是时不可待”的结论.
合作博弈理论强调，为了维系大联盟（社会）的稳定，分配方案必须保证局中人或者部分局中人组成的较小联盟（称为子联盟）觉得离开大联盟“单干”所得到的盈利不会超过这个分配方案给以他们的东西，从而使得他们愿意“凝聚”在大联盟中.称这样的分配方案为具有稳定性，或者说，这个分配方案对于所有的子联盟都是稳定的.显然，稳定的分配方案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公平合理的.绩效博弈[3]中的“核”[4]分配方案就是具备维系大联盟稳定性的方案.所以，如果在社会财富分配中能制定出“核”分配方案，无疑使“社会”这样的大联盟增强“凝聚力”并且保持期待的稳定.
然而，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原因是，很难知道局中人是否是百分之百的投入，所以对于“相同地位”或“相同职称”甚至是“相同能力”的局中人，如果投入水平不同，从“公平合理”的角度来看也不能给予他们相同的分配，这就是时下所关心的“考虑绩效因素”[5]的分配方案，简单地说，即使是相同“级别”或“职称”的局中人，鉴于他们的“投入”不同，从而引起“绩效”的不同，公平合理的分配方案应该给以他们不同的盈利分配.在合作博弈理论里，有时候称这类模型为模糊博弈.由于“模糊”两字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本文把面临的问题称为“考虑绩效因素”的合作博弈模型.同样地，对于这类模型，也将关心它的“核分配”——对于所有的子联盟具有稳定性，不过，这里的子联盟必须包含所有“考虑绩效因素”的子联盟.为了说明“考虑绩效因素”的子联盟的含义，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譬如局中人1与局中人2组成一个原先意义下的两人联盟{1，2}，假设他们各自的投入水平分别是s1和s2，其中s1和s2是位于0与1之间的数，显然这两个数可以看作是他们相应的绩效水平，于是，{ s1，s2，0，…，0}就是考虑到他们两个的绩效因素的子联盟（其他人不参加这个联盟，因此，相应的绩效水平都为0）.对于所有 “考虑绩效因素”的子联盟具有稳定性的分配的集合在合作博弈理论中称为“Aubin核”，简称为“核”.“核分配”的稳定性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然而，想设计一个“核分配”方案或者想验证一个方案是否属于“核”，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需要顾及到无限多个“考虑绩效因素”的子联盟是否对方案“满意”或者至少没有反对意见.人们对此提出的对策之一就是试图“缩小”“考虑绩效因素”子联盟的范围，譬如稳定性仅限于“考虑绩效因素”的“真”子联盟——即，{ s1，s2，…，sn}中总是有人的si=0，在这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核分配”的全体称为“真核”[6].显然，“真核”包含了“核”.“真核”虽然缩小了稳定的范围，但是“真”子绩效联盟仍然是无限性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考虑几个老师和几个工人组成的真子绩效联盟的产出没什么现实意义，所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通常不会考虑所有真子绩效联盟，只需要考虑具体存在的真子绩效联盟就可以了，但是绩效是连续取值的，所以它的复杂性是避免不了的）.其实，最有实用价值以及最为人们能够接受的“核”是“占优核”[7]，它是那些不劣于任何其他配置的配置集合，从这一点上来看，“占优核”确实容易被理性的局中人所接受.合作博弈的理论指出，“占优核”的范围更广，它包含了“真核”.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寻找“占优核”比寻找“真核”容易，但是遗憾的是，即便是这样，“占优核”也仍然需要考虑无限个子绩效联盟的情况.更为简单的“核”分配方案是“简单核”与“简单占优核”，这两类分配方案不需要考虑绩效因素（将所有局中人的绩效都假定为1），所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很容易找到的.如果“简单核”或“简单占优核”包含“占优核”，那么在本文中所提到的几种“核”将形成一个连续的包含关系，可以按照这样的包含关系对分配方案进行改进或改革.
4 定理1在现实应用中的可行性及适应性分析
根据第2及第3部分的分析可知，在绩效博弈中，“核”分配方案的稳定性最强，其次是“真核”，再次是“占优核”，最后才是“简单核”与“简单占优核”.对于社会财富分配方案来说，稳定性越强则越被局中人所拥戴.所以，对于管理者们来说，寻求最为稳定的“核”分配方案是他们的终极目标.然而，有时候，一时很难找到“核”分配方案.在这种情况，不妨找寻诸如属于“简单核”这样的方案，因为这样做相当于先不考虑“绩效”因素，只从局中人或局中人的子联盟的能力出发设计分配方案，这种做法既比较容易也比较符合人们的常规思路，因此广泛地为大家所接受.一旦把 “绩效”因素考虑在内，就面临考虑绩效因素的合作博弈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做大“蛋糕”是局中人寻求合作的目的.正是从这种角度考虑，本文关心的重点是具备有超可加性的绩效博弈.在这类博弈模型中，“简单核”或“简单占优核”这样的方案未必能使“大联盟”保持稳定性，所以可以转向更切合实际的“占优核”方案.在“简单核”方案中看看哪些属于“占优核”，从“占优核”的定义可知，它比较符合人们的逻辑思维，所以相当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且也容易验证.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把没有人明确反对的方案作为“一致通过”（应当承认，“没有人明确反对”未必是最令人满意的，但是它的确可以作为选择之一），其想法有点类似于“占优核”的思路.然而，即便是“占优核”这样容易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分配方案，但仍然要面对局中人纷繁而复杂的个人绩效问题，问题仍然是很复杂，本文证明了在绩效博弈具备有超可加性这一一般性质的情况下，“简单核”等价于“简单占优核”并且包含“占优核”.所以，可以遵循从“简单占优核”或“简单核”到“占优核”再到“真核”最后到“核”，这样的步骤，来对社会财富分配进行改进，使得社会财富分配具备有期待的稳定性.
按照上述步骤，具体的财富分配改革如何执行.首先，得找到最为简单的“简单核”或 “简单占优核”，并且在具备有超可加性的绩效博弈中，“简单核”等价于“简单占优核”.所以，先找“简单核”或“简单占优核”是一样的.根据“简单占优核”的定义，只需要在满足个人理性的条件下，按平均主义的思想将博弈的总产出分完即可.然而，这样的分配方案是不稳定的，以前“吃大锅饭”的分配方案就是这样的不考虑绩效的平均主义方案，由此引起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有必要在分配的过程中考虑绩效.引入绩效机制后，就面临考虑绩效因素的合作博弈了.要将“简单核”改进为“占优核”，其实就是要求根据各局中人的绩效考核来确定局中人所获得的分配；当然，个人理性是必须满足的，所以，可以将局中人的个人单干所得作为一个固定的薪金（这样可以确保满足个人理性），然后根据各局中人的绩效来确定他们的浮动薪金，这样局中人的薪金当然由固定工资和浮动工资两部分组成，事实上很多企业都是实行的底薪+提成的工资模式及时下的绩效工资改革和这个原理是一样的；这也说明了，绩效工资改革确实能把原来某些部门“吃大锅饭”的分配模式打破，从而加强分配的稳定性.根据第二部分中对“占优核”稳定性的分析，知道，由于各个真子联盟中可能存在有高“能”低“薪”或高“薪”低“能”的不合理分配，所以对于各个真子绩效联盟“占优核”不一定具备有稳定性，所以，将“占优核”改进为“真核”关键是要剔除这些不合理的分配；比如，有些部门高管的收入太高，而一般员工收入太低，这就有可能会造成高“能”低“薪”或高“薪”低“能”，所以有必要做一些调整；关于剔除真子联盟中不合理的分配，NBA联盟中各支球队的效率无疑是很高的，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将球队中的“垃圾合同”（即球队中高“薪”低“能”的球员所获得的薪资合同）甩掉.如果能将“占优核”中的不合理分配都剔除掉，确保分配方案在各个真子绩效联盟中都具有稳定性，“占优核”就改进成“真核”了.通过第二部分内容中“真核”与“核”的稳定性的比较，知道“真核”对于所有真子绩效联盟都是稳定的，唯一的缺陷是对于非真子绩效联盟不一定稳定.原因有两点：第一，诸如一些公共事业部门，很难用市场的方式来判定他们对大联盟的贡献，一旦对于他们的贡献评价过低，结果就是大联盟给予这些的部门分配或投入过低，使得这些部门员工所得到的收入低于与自身能力匹配的薪资，这就是高“能”低“薪”，如，我国对于教育的投入就过低，不足GDP的百分之四；第二，大联盟中有一些“地位”和“贡献”都很重要的企业或部门，由于这些企业或部门的重要性，在分配中可能会获得管理者的更多眷顾，如果他们获得过高的分配，那么就会使得这些部门的员工的收入高于与自身能力匹配的薪资，这就是高“薪”低“能”.想要通过解决上述两点来实现从“真核”到“核”的改进，就要求大联盟管理者要合理统筹好给予各个真子绩效联盟的分配，加大对于高“能”低“薪”部门的分配或投入，减少对于高“薪”低“能”的分配或投入.利用上述方法，可以使得财富分配方案日趋稳定，实现向稳定性最强的分配方案--“核”的转化.但是，理性的局中人总认为多比少好，所以，高“薪”低“能”的部门或人会给以公平合理为目的的分配改革制造阻力，因此，管理者在分配方案改革的过程中需要有很大的魄力.
参考文献
[1] 李实，赵人伟，张平.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收入分配变动[J].管理世界：1998，1：43-56.
[2] 陆铭，蒋仕卿.重构“铁三角”：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7，6：14-22.
[3] S TIJS. 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M]. New Delhi： Hindustan Book Agency， 2003.
[4] G OWEN. Multilinear extensions of games[J]. Management Science， 1972， 18：64-79.
[5] 施锡铨，孙修勇.考虑绩效因素的社会财富分配[J].经济研究：2013，2：21-29.
[6] S TIJS， R BRANZEI， S ISHIHARA， et al. On cores and stable sets for fuzzy games[J]. Fuzzy Sets and Systems， 2004， 146：285-296.
[7] J P AUBIN. Coeur et valeur des jeux flous `a paiements lat′eraux[J]. Comptes Rendus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 Paris， 1974， 279 （A）：891-894.
[8] J P AUBIN. Cooperative fuzzy games[J]. Mathematics of operations Research，1981， 6：1-13.
合作博弈理论 篇5
博弈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 按照局中人是否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 博弈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所谓合作性博弈是指局中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与其他参与者谈判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或形成联盟, 其结果对联盟方均有利。[2]
合作博弈追求的是一种共赢, 强调的是集体利益均衡和团体理性。而我们的教育目的也是通过师生双方的互动作用, 追求一种共赢:学生科学健康的全面发展, 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因此, 我们把合作博弈理论引入学生工作, 提出了学生契约式管理理念。即学校与学生之间达成协议 (契约) , 学生向学校做出一定承诺并严格遵守, 学校即为该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更多的条件和便利, 从而达到双赢。这种新的教育管理模式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和值得探讨研究的。
一、学生契约式管理的可行性
学校在过去制定规章, 以及针对学生中出现的不良行为不断补充新的要求,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要求学生被动地去遵守。即在博弈中以违反了会面临什么样支付来告知对方, 促使学生在选择策略行为时, 被动而有限制地去选择合作。这在管理行为上可能是有效的, 但从教育目的来看, 就有些折扣了。很可能学生的不违反, 只是因为他明确知道违反的后果即面临的支付, 而其实并不明白为什么要遵守, 或者说是不清楚遵守的行为会带来哪些好处。因此我们的教育工作并没有达到目的, 学生的合作行为只可能是被动的、短期的行为。学生被动的被约束时间长了, 主动去打破均衡, 即违反制度的可能性就增大了。这也是刚进校的新生容易服从管理, 而熟知校纪校规的老生却违纪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如果参考合作博弈理论, 学校和学生订立协议, 如签订学生行为承诺书, 这对双方都将有好处。首先, 可以通过协议, 让学生明确承诺将遵守学校的规定, 如有违反将同意接受何种处理, 学校也明确表态保证遵守承诺的学生可得到的学习条件和设施支持, 从而一方面使学生不仅知道了学校有哪些规定和制度, 还明确知道了遵守这些规章制度会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使学校不仅有效地告知了学生自己的要求, 而且还通过承诺充分调动了学生主动去遵守的积极性。其次, 对于违反规定的学生, 我们的处理也就可以相对简化, 事先的承诺基本上确定了违反者应承担的责任和后果, 只需要严格按照程序来处理, 从而相对减少了处理的周期和时间, 提高了学生工作的时效。第三, 根据合作博弈理论, 协议的双方是平等共赢的, 这就强调了师生在教育管理中的平等地位, 体现出对学生在学校的主人翁地位的尊重, 从而利于调动和发挥学生积极能动性, 促使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由被动执行变为主动维护。最后, 协议是以不违背校纪校规为原则, 但相对于学校根据过去经验制定的校纪校规, 协议则更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同时也可以为学校规章制度的修改创新提供依据和案例。
例如, 学校就校园网络管理与学生签订协议, 学生承诺文明上网, 服从学校管理, 不散播病毒破坏网络秩序, 不利用网络从事其他违反法律和学校制度的行为等, 如有违反即由学校取消其校园网用户资格, 并根据其行为的危害性按照相关的法律或学校的规章制度严格处理。而学校也就学生的上网条件和在校园网的权益予以保证, 如保证网速和网络的通畅以及服务的到位, 校园网络内部资源的更丰富, 甚至在上网费用方面予以优惠等。使学生切身体会到积极主动遵守承诺所获得的利益和帮助, 从而更加坚定和持续自己的行为, 同时也使学校网络管理部门的工作得到促进, 良好秩序得以维持, 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二、实现学生契约式管理的途径
协议的达成是比较容易的, 但要学生克服在学习生活中的各种影响和诱惑, 而长久地维持承诺就比较困难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却也是我们需要预防的。这需要我们一方面让学生相信学校长期的承诺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另一方面要不断给予关注, 实现对学生的长期刺激和激励, 从而建立契约式管理的长效机制。
1. 建立策略意义上的可信度
建立策略意义上的可信度意味着你必须让别人相信你确实会实践你的无条件行动, 你会信守承诺, 也会实践你的威胁。
《商君书》有这样的记载:商鞅准备在秦国变法, 为了使百姓相信新法是能够坚决执行的, 他便在京城的南门口树了一根大木, 承诺谁要能将这根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 就赏他五十两银子。这时有一个人把木头搬到了北门, 商鞅当场兑现了赏赐。于是, 人们都相信商鞅说的话是算数的, 当他推行新法时人们也就遵守了。
相反, 如果我们订立了协议, 却总是以爱护学生为由姑息迁就违反者。订立协议明确了对违反者的处理, 却不能认真执行。就好像在喊“狼来了”一样, 一两次可能有效, 但久而久之, 就没有人相信你会真的实行了。既然不会真的实行, 就很可能引起学生的错误推论, 即认为老师不会禁止甚至已经默许了这种违反。于是, 更多的人不再相信协议, 开始违反和破坏。协议失去了威慑力和权威性, 也就名存实亡了, 原有的均衡也就被破坏了。而一旦学生确定了老师的“威胁”与“承诺”是不可置信的, 在选择行为上就少了许多理性的思考, 博弈原有的均衡也就由此被打破了。我们的教育也将达不到期望的目的。
2. 坚持建立双向承诺或共同承诺
双向承诺即学生行为承诺书应该充分阐明学生遵守承诺将会享有的权益和不遵守承诺将会面临的惩罚, 同时也对学生承诺使学生确信权益和惩罚是确实会实现的。共同承诺则是协议双方都做出承诺, 共同遵守某些规定和要求, 如社会公德等。
我们已经明确了, 在学校和学生的博弈之中, 师生之间地位是平等的, 协议也应该是对双方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单方面的协议, 更多时候会被理解为被动地让步与屈服。学生对老师有承诺, 受到约束;而老师却不需要承诺, 没有从学生那受到约束。这就是不平等的协议。这和学校制定规章制度, 强制要求学生遵守没有区别, 协议成了可有可无的虚设。而且学生没有得到老师的行为承诺, 看不到自己行为的支付。在这里, 合作博弈将不会真正实现。
在教育学生遵守公共道德时, 共同承诺也尤其重要。要求学生做到的事情, 如果老师自己首先做到了, 这就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使学生明白遵守社会公德不是对个别人的强制和歧视, 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义务和责任。如我们在教育学生要爱护环境时, 自己就不能随地吐痰;在教育学生遵守交通安全时, 自己就不能乱穿马路;教育学生不迟到早退时, 自己就该按时上下课等。当遵守某种制度或道德成为一种共性的时候, 个体的行为就会由最初的从众而变为长久的习惯。
3. 无限次的重复博弈促使诚信的延续
从博弈中的理性人在具体策略选择时总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一特点, 我们可以了解到, 如果双方之间的交易是一次性的, 结果一定是诚信缺失。而反复交易即交易一次又一次地进行, 结果就会有变化。因为, 如果双方的交易是不限次数地持续下去, 就必定存在着对违背承诺的惩罚和对信守诺言的回报。
假设交易以甲违约开始。第二次交易时, 乙就不会信任甲, 提出更多的条件以惩罚甲的违约, 否则将放弃交易。在第三次交易时, 有鉴于违约的恶果, 甲在第三次交易时就会遵守游戏规则, 于是乙就会在第四次交易中信任对方。而如果甲在第四次交易中又故伎重演, 那么乙必然会在第五次交易中违约使甲受到惩罚, 结果是大家都不讨好。每个人都是理性的, 能够推演上述结果, 同时也会发现, 与其在二次交易中遵守规则, 不如在第一次交易中就遵守规则来得明智。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在无限连续的博弈中, 每一次的均衡都表现为甲乙双方遵守规则、信守承诺, 形成最优结局。
但是, 如果博弈虽然重复进行, 但次数有限, 则每次的博弈仍然与一次性博弈相同, 理想的均衡并不能实现。道理很简单, 如果甲乙双方都知道交易的有限次数, 也就必然猜测到对方会在那时违背承诺, 既然如此, “先下手为强”就是上策。以次类推, 双方如果都想着在对手之前先违约以得到更大利益, 那么一直到第一次交易, 都不存在激励和惩罚的机制, 协议也就不可能会被遵守。
当然, 在现实中, 这个推理的结论不一定会完全出现, 如果措施得当, 激励和惩罚的机制设立有效, 使学生感到如遵守承诺会对其完成学业有很大帮助, 而违背承诺会对其完成学业有较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 学生在学习期间对协议和承诺的遵守还是有很大可能的。
三、建立学生契约式管理的长效机制
学校与学生之间思想政治教育的反复博弈, 往往会因为学生毕业而导致最后一次博弈的出现。此时, 由于学生已基本完成学业而不必为此而担心, 激励和惩罚的机制逐渐开始对其失效, 故而他们当中的少数人在毕业前期不愿再服从拘束, 表现出许多不良行为和习惯, 博弈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消极结果最终出现。这也是许多学校客观存在的, 让教育者头疼的“毕业生最后的疯狂”。
要避免这一不良现象, 只有把博弈延长为无限期。例如, 坚持执行激励和惩罚的机制, 使其贯彻于学生在校在读的每一天, 哪怕是学生在校的最后一天违纪, 也决不姑息, 并且坚持把按规定做出的处分决定, 送至该毕业生所在的单位或家庭所处的街道居委, 使学生即使离开了学校, 也要为自己曾经的行为“买单”。当然, 我们在事前也应该把这些信息明确地告知学生, 并使之确信我们会采取的行动, 从而在行为时有所警示, 实现博弈的延续。
参考文献
[1]潘天群.博弈生存——社会现象的博弈论解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2]白波, 郭兴文.博弈——关于策略的63个有趣话题[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5.
[3]王则柯, 李杰.博弈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4]程广云, 韩璞庚.社会博弈理论及其应用[J].社会科学研究, 2003 (5) :64.
[5]张国臣, 黎志成.试论博弈理论在社会治安防范中的应用[J].郑州大学学报, 2003, 36 (5) :58.
合作博弈理论 篇6
一、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一事一议”由来以及博弈主体特征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了数次变迁。在人民公社制度时期,作为既是行政组织又是经济政治的人民公社具有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优势。但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制度,乡镇政府成为政权实体,而不再是经济组织,乡村财政可支配的经济资源与改革前相比已十分有限。由于现实的需要,农村社区形成了向农民分摊公共产品的货币成本(乡统筹、村提留)、以及活劳动方式的人力成本(义务工和积累工,即“两工”)并存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然而,由于农村行政体制改革等不配套等原因,这种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逐渐蜕变为乡、村两级政府为了自身利益向农民伸手、损害农民利益的工具。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2000年开始在安徽推行税费改革试点,在《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中,明确规定到2003年取消“两工”,取消“两工”后村内兴办集体和公益事业,要通过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讨论、研究,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筹集部分资金,地方政府应对村内实行“一事一议”的生产公益事业的投劳数额实行上限控制。
“一事一议”制度作为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实际上体现了中央、地方和农民利益安排的一种博弈均衡。根据李琴等分析:农村税费改革后,中央政府作为强博弈主体,其利益并没有受到损伤,而是通过其强大的政治权力把维护公共产品建设职能推给了乡镇政府和农民,从而形成了基层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格局[1]。另外,基层政府实际上包括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因为村民委员会名义上是自治组织,但事实上成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成为政府职能行使的组织保障,其运行原则与乡镇政府基本相同。“一事一议”制度虽然作为我国农村社区内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但实际上体现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因此在分析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博弈过程中,博弈过程发生在基层政府与农民、农民与农民之间;中央政府作为博弈“局外人”,但在政策建议中,中央政府可调整政策以便解决问题。
(一)基层政府特征
1. 按照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任何政府行为主体在其行动过程中都会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基层政府由于层级低,制度约束弱,监督成本高,自利性明显。
2. 在基层政府与农民长期博弈过程中,乡镇政府依靠其权力控制和信息不对称一直取得博弈优势,长期处于劣势的农民对乡镇政府最终会选择消极态度。而中央政府出于对弱势农民的保护,禁止基层政府对在公共产品供给中不合作农户实施惩罚,导致基层政府博弈优势丧失。
(二)农民特征
中国农民除了是“理性小农”,趋利避害外,同时,还具有以下表现。
1. 农民日趋“原子化”,组织和监督成本过高当前农村社区社会关联程度低、组织性差,组织和监督成本过高。一个行政村人数众多又缺乏有效监督机制时,村民们完全可以在不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享受通过其他人的捐献的公共产品的效益。行政村成员越多,人们“搭便车”心理就越强,造成缺乏“有选择性激励”动力机制。
2. 特殊公正观。贺雪峰认为,在行动中,农民往往不是根据自己实际能够得到的好处来计算得失,而是根据与周围人的收益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不在乎自身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的从自己的行动中得到额外的好处,农民的这种心理构成了他们特殊的公正观念[2]。吴理财认为:农民的这种特殊观念看起来是不符合“经济人”的理性思维逻辑的。实际上,它更多的是农民一种正常的理性反映。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就是以承担这种极具反差的“损失”来惩罚其他村民的搭便车行为,以此来维护村庄共同体的公正[3]。
二、“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提供的两个非合作博弈过程分析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产品的短缺之所以成为当今农村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因为存在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在短期和静态层面上主要取决于乡村基层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博弈过程以及各个农户之间的博弈过程。
(一)“政府失灵”———基层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博弈
笔者所指的“政府失灵”,不是指由于政府行为的干预失效,而是指取消农业税后基层政府的不作为现象。罗兴佐教授认为:“政府失灵不是由于政府干预过多或干预不当,而是由于政府长期以来执行一种“放”与“甩”的策略,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严重不足”[4]。周飞舟指出: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已从“汲取型”政权演变成“悬浮型”政权[5]。这里也可以用表1来说明他们的博弈均衡。
如表1中所示,“汲取型政权”基层政府的支出秩序为:支付日常办公费用、工资福利发放、农村公共产品、偿还债务。因为在“汲取型政权”时期:(1)日常办公费用、工资、福利发放的多少与农民的税费交纳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只有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才能要求农民交纳税费。一般领导者会首先满足自己的日常办公费用,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发放要与催缴农民税费挂钩。(2)基层政府依靠其权力控制和信息不对称优势,会选择对其有利的博弈路径,利益自我膨胀。农民税费交纳后,将出现过度的日常办公费用和工资福利,又导致只能部分农村公共产品建设(“放”与“甩”的策略)。(3)支付日常办公费用、工资福利发放、部分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又导致新的债务,只能期望下一次的农民税费交纳偿还债务或者借新债偿还部分旧债。
而在基层政府为“悬浮型”政权时,支出秩序为:工资支付、日常办公费用、福利发放、偿还债务、农村公共产品建设。因为税费改革后:(1)政府工资发放、日常办公费用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基层政府称“吃饭钱、死钱”,意思是不够、不能随便支用),福利、日常办公费用的富裕程度主要取决于当地的工商税收,因此基层政府的精力会集中于招商引资。(2)当前大部分中西部农村地区基层政府有很大一笔债务(有专家认为全国基层政府大约有3000-5000亿,周飞舟更是指出:为了满足日常办公费用,基层政府债务有扩大的苗头)[5],这已经是令人很头痛的事了,更无财力进行公共产品建设。(3)“一事一议”提供公共产品有着负激励:即使农民愿意提供“一事一议”费用,一般也需要基层政府自筹部分资金。根据安徽省现行政策,农村的六小工程、村村通工程、自来水工程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基层政府申报得到审批,可以从省或市或县争取到工程建设预算金额一半的数额,另一半则需要自筹。由于“一事一议”制度规定了筹资上限是15元/农民,一般大一点的公共产品建设基层政府都必须自筹资金。同时,只要有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基层政府就必须参与管理所要付出的管理成本和组织村民起来举行“一事一议”之类的公共决策必须付出的协调费用;因此,政府也会报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同时,长期处于劣势的农民对乡镇政府行为往往会选择消极的非合作态度,而一旦农民拒绝交纳“一事一议”费用,基层政府只会选择不提供。
(二)“市场失灵”———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博弈
这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失灵”,是指政府执行“放”与“甩”的策略,把部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基本上是“一事一议”制度规定的农村公共产品内容,美国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布坎南称之为俱乐部产品)推向社会,并美其名曰:市场资源最优配制。解决社区这些俱乐部产品供给特别需要社区人们之间的合作,然而,当前农村社区的农民“原子化”,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合作已陷入了“困境囚徒”,导致“市场失灵”。这里用博弈论中的“市民责任博弈框架”[6]来分析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博弈。
图1展示了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博弈过程,博弈的基本要素有:(1)局中人:农户A和农户B;(2)策略组合:选择提供和选择不提供。这里假设农户从农村公共产品的使用中可得到收益为10,但他俩若选择提供公共产品,只要各支付成本3(根据现行政策,农村的六小工程、村村通工程、自来水工程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基层政府申报得到审批,可以从省或市或县争取到工程建设预算金额一半的数额,另一半则需要自筹。付出成本3是在村民举行“一事一议”讨论提供公共产品,向村民收取多少建设成本的合理假设)。该博弈有两个纯策略均衡和一个对称的混合策略均衡。在解博弈为混合策略均衡时,设两个局中人变为N个。在这个博弈的N个局中人的情况下,若都无人提供公共产品,则农户A的支付为0,若他选择提供公共产品则其支付为7,若他选择不提供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又被提供出来,则其支付为10。根据农民责任博弈框架,如果所有局中人都以同样的概率q来选择不提供公共产品,那么除农户B之外的N-1个局中人都选择不提供的概率为qN-1,因此,他们之中有人选择提供公共产品的概率为1-qN-1。使用计算均衡的支付均等化方法将农户B的纯策略的支付设为相等,有:
由以上方程解得:
方程(a),因此
若N=2,则农户B选择不提供的概率为0.3,但随着N的增加,农户B的期望支付始终是7,因为他的期望支付总是等于他由纯策略提供所得的支付。然而,他选择不提供得概率会随着N的增加而增加。当一个行政村的村民更多时,每个局中人都会越来越指望别人去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尽量选择不提供。这样,无人选择提供的概率就为q*N。方程(a)表明,q*N-1=0.3,这显然是随着N的增大而增大的。其实当N=38位时,无人选择提供的概率为0.29,因为q*大约是0.97。即当一个公共产品提供博弈的局中人,即一个行政村的村民越来越多时,农户选择提供公共产品的概率就越小。
作为理性经济人,即使是愿意提供资金的农民,在特殊公正观作用下,也会促使他们选择“搭便车”。因此,在“一事一议”自愿捐资的制度安排下,基层政府没办法对农户“搭便车”实施强有力惩罚的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量就会严重不足,远远低于其应有的最佳水平。
综上所述,取消农业税后,在“一事一议”筹资机制下,农户选择了不提供,基层政府也选择了不提供,即“选择不提供,选择不提供”成为唯一的纳什均衡。这就是说,在这两个非合作博弈中,如果没有中央和上级政府的扩大转移支付和行政命令,我国大部分贫困乡村的农村公共产品提供将会严重不足,如今我国大部分贫困地区的农业和生活基础设施至今还比较落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三、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
以上两个非合作博弈,锁定了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者是广大农民,这样的困境,隐含的政策是把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推向单个农户。当然,解决困境绝不是退回原来的“计划经济时代”,公共产品的属性也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奥斯特罗姆认为:摆脱这种困境需要“多中心治理”:明确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责任,公共部门、私人经济部门和第三部门之间正在形成一种相对独立、分工合作的新型治理结构。“这种制度安排中,对公共资源的治理是由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的,这样才能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的诱因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7]因此,我国中央和基层政府需要调整政策,使基层政府与农民、农民与农民之间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
(一)积极引导农民组织化,使农民与农民之间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
要克服农民的“搭便车”心理,一是发挥激励机制,即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基于乡村社会现在基本上还是熟人或半熟人社会,讲求面子和人情世故,可以创新多种激励形式。如可以在生产农村公共产品,鼓励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民带头提供资金;宣传“捐资办学,造福桑梓”、“铺桥造路,功德无量”、采用刻碑、评优等等方式,筹措尽量多的资金。二是农民组织化。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由于搭便车问题,自愿捐资和成本分摊的合作融资方式不能保证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在一次次的发动捐资中,总有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村民不捐,如果一次次得逞就会破坏激励机制。因此,根据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中社区组织在社会服务功能方面积极作用的启示,我国的各级政府必须正视农民的“原子化”趋势,积极引导农民组织化,大力发展各种合作经济组织,让农民在组织中获得利益,为今后由各种农民合作组织来提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打下基础,也为政府避免同众多农民交易而减少交易成本创造条件。
(二)培育多元的供给主体,使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从非合作博弈到合作博弈
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核心是筹资机制。针对取消农业税后乡村财政困难而无力保障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问题。政府的政策应该从培植财源和节省其他开支入手,尽量满足农村公共产品有效提供的资金需要。在当前财政收入一定的情况下,进行机构改革和节省其他方面开支以确保农村公共产品投入资金的空间已经很小,发展村集体经济和乡镇工商业经济以增强乡镇财政和农村社区财力又有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隐痛。因此,在我国民间资本已成规模之时,政府政策的着力点是培育多元的供给主体,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公共产品领域,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筹资渠道。当然,如何委托、规范民间资本的投机性将是基层政府、农民共同与民间资本之间的长期博弈。
(三)中央政府应确立公共财政理念,理顺各级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
从公共财政理论上讲,全国性公共产品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地区性公共产品应由地方政府提供,而社区公共产品应由社区提供。因此,国家应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不同性质,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建立起由中央、省、县、乡、社区四位一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当前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用法规形式规定公共产品供给支出占各级财政支出的比重,确保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二是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乡村。当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从根源上讲,是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公共产品“体制外供给”造成的。城乡统筹、“工业反哺农业”要求“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乡村,目前在县乡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应采取以中央、省两级政府财政为主导,地方财政适当配套的方式,着重解决好与当前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在此基础上,根据城乡统筹进程,实时开征新的税种,确保财政筹资能力不断提高,并将新征税收大部分留给基层财政,以保证其有足够资金提供农村公共产品。
参考文献
[1]李琴.利益主体博弈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J].农业经济问题,2005(4):34.
[2]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1):5.
[3]吴理财.对农民合作“理性”的一种解释[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1):9.
[4]罗兴佐.治水: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134.
[5]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J].社会学研究,2006(3):1、33.
[6]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19.
合作博弈理论 篇7
1 动态合作博弈下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1.1 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内涵
校企合作是一项系统工程, 笔者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对校企合作相关理论阐述的基础上, 将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概念界定为:高校和企业借助于各自的优势条件, 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 在市场经济规则下的一系列措施保障下, 实现合作模式的长期、稳定、健康的运转。对于高校和企业来说, 双方寻求合作并不难, 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有效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使合作能够健康、持久、稳定的运行下去。校企合作的根本动机就是双方在合作中寻求的是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最终实现双赢的目的。
1.2 模型的基本假设
以合作博弈为基础的长效机制充分考虑了高校和企业在合作中的利益诉求, 借助公平合理的激励惩罚措施, 通过共同的努力, 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可见, 长效机制的建立要求合作双方的资源互补, 目标一致, 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 通过长期的合作形成信任和默契, 实现高校和企业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 本文假设校企合作机制中存在高校A和企业B两方 (这并不影响对问题的研究) 。合作的共同利润为R;a, b为校方A和企业B的努力系数;ε是一个随机变量, 服从正态分布undefined, 意味着诸如政治、经济、社会公众等外部因素对校企合作机制的影响。方差σ2越大, 说明外部的干扰越大。高校A与企业B的收益分配系数为1-s和s;合作机制内的高校和企业的总成本包括陷入性成本和努力成本, 分别表示为undefined。陷入性成本是与努力程度无关的可度量的常数, 高校和企业分别为CA和CB。努力成本是与努力行为相关的成本, 随努力行为的增加而增加, 令μ, v为A、B双方的努力成本系数, 包括双方在进行技术创新合作或人才培养合作中各自付出的努力。则校企合作机制中的利润R和收益G为:
undefined (1)
undefined (2)
其中高校和企业的收益分别为:
undefined (3)
undefined (4)
高校和企业的成本分别为:
undefined (5)
undefined (6)
1.3 帕累托有效协同下的动态合作博弈模型
一般来说, 校企合作动态机制的形成过程为:高校和企业通过谈判形成Nash谈判解, 确定相应的利润分配比例, 然后在这一契约的基础上, 合作双方采取最优努力来保证合作期望收益的最大化。
(1) 帕累托有效协同下的动态合作博弈的第一阶段。
当高校和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确定时, 双方采取合作策略时, 对 (2) 式分别求a, b的偏导有:
undefined
将 (7) 式和 (8) 联立求解有:
undefined (9)
undefined (10)
当高校和企业的利润分配比例确定时, 但是双方不采取合作策略时, 对 (3) 式和 (4) 式分别求a和b的偏导有:
undefined
undefined (12)
将 (11) 式和 (12) 式联立求解有:
undefined (13)
undefined (14)
将 (9) 式与 (13) 式、 (10) 式与 (14) 式对比有:
a≥a′, b≥b′
由此可以看到, 基于合作博弈建立的校企合作机制中各利益方为了获得联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努力程度要高于非合作状态, 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校企合作中投机行为的产生。
将 (13) 式和 (14) 式代入 (2) 式, 并对s求导, 得undefined
即求得高校和企业在非合作博弈下的均衡解undefined。
(2) 帕累托有效协同下的动态合作博弈的第二阶段。
在这个阶段高校和企业在确保合作双方体利益最大的前提下, 通过内部的谈判来确定最终各自的利润分配比例。这个最终的利润分配比例又被称为Nash讨价还价解。
令ΔF和ΔQ分别为高校和企业与非合作相比通过合作获得的收益的增量, 其中:
ΔF=F-F′, ΔQ=Q-Q′ (F′和Q′分别为非合作下的高校和企业的收益)
令Π (s) =ΔF·ΔQ为合作整体收益的最大增量, 对s求导并令其为0有:
undefined
求解得undefined
由此可得帕累托有效协同下校企合作机制的合作博弈均衡解: (a, b, s) 。
(3) 实例分析。
假设战略联盟内核心企业和依托企业都为风险中性, 同时令ε=0, 即意味着合作机制内部受外界的干扰非常小。令CA=0.2, μ=4;CB=0.1, v=2, 则得到校企合作机制的合作博弈均衡解为 (1, 2, 0.6413) , 非合作博弈下的均衡解为 (0.111, 0.667, 0.75) 。进而, 高校和企业在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下的总收益分别为6.7205和0.3111。合作博弈下学校和企业收益分别为2.4657和4.2649;非合作博弈下分别为0.0455和0.2656。可以看到在帕累托有效协同下, 高校和企业的收益高于非合作博弈的状态, 使得双方都有意愿进行合作, 并且在合作中的努力程度远高于非合作博弈, 使得校企合作机制中的整体收益大幅度增加。
2 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构建
通过前述的分析可以看到, 在帕累托有效协同下, 合作收益高于非合作收益成为校企合作的首要激励因素。为保障双方的长期顺利合作, 在校企合作中需要构建:激励惩罚机制, 保障校企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合作双方采取的合同协议、制度、考核评估、法律法规等手段, 约束双方的不当行为, 保障各自的利益;利益分配机制, 根据合作双方的投入和贡献程度确定分配方案, 充分考虑合作方承担的风险, 合作方承担的风险越大, 分享的收益也应越多;风险分担机制, 通过合同条款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防止出现某一方过多承担风险或不承担现象, 根据风险对合作方的影响程度合理设计风险分担方案。哪一方对风险比较敏感, 哪一方就需承担较大的风险责任。信息沟通机制, 实行信息披露制度, 有效增强双方的信任程度, 借助于互联网实现数据信息资源共享, 提高校企合作机会和科研成果转化率;监督评价机制, 监管合作双方的行为, 监管合作资源的运用, 监管合作的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 及时掌握合作的相关信息, 有效控制和规避风险, 从整体上了解校企合作的基本状况, 作为最终利益分配的依据。
3 结论
作为国家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重要组成, 校企合作成为高校与企业寻求共同发展、谋求共同利益的重要组织形式。本文通过构建校企合作的动态合作博弈模型得到以下结论:在帕累托有效协同下, 高校和企业的收益高于非合作博弈的状态, 合作中的努力程度远高于非合作博弈, 实现总收益的最大化。为保证校企合作的顺利进行, 需要构建包括激励惩罚机制、利益分配机制、风险分担机制、信息沟通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在内的长效机制体系。
摘要：高校与企业组成的校企合作是培养复合型人才,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界定了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内涵, 构建了帕累托有效协同下的动态合作博弈模型, 通过分析发现在帕累托有效协同下, 高校和企业的收益高于非合作博弈的状态, 使得双方都有意愿进行合作。以此为基础, 从激励惩罚机制、利益分配机制、风险分担机制、信息沟通机制、监督评价机制五方面探讨了构建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动态合作博弈,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5-32.
[2]陈菊红, 汪应洛, 孙林岩.虚拟企业收益分配问题博弈研究[J].运筹与管理, 2002, 11 (1) :11-16.
[3]崔旭, 邢莉.我国产学研合作模式与制约因素研究——基于政府、企业、高校三方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 2010 (6) :4547.
[4]杨得前.产学研合作的演化博弈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7 (5) :29-32.
[5]江玲.新时期校企合作教育的发展趋势及启示[J].学习与思考, 2009 (6) :73-74.
合作博弈理论 篇8
保险公司对某保险人的奖罚系统分为0%, 15%, 30% 3个等级。转换规则为:若上年无索赔, 则续保将上升一个等级或停留在最高等级;若有一次索赔, 则下降一个等级或停留在最低等级;若有一次以上索赔则降低至最低等级。
某地区现有这样的保险公司A, B, C三家, 保险公司A最初有保单2 000份, 保险公司B最初有保单3 000份, 保险公司C最初有保单5 000份, 每份保单的保费为50元。如果保险公司之间进行结盟合作,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垄断该地区的保险行业, 而且能使保险公司联盟的信誉度提高, 从而能够降低平均成本。若A, B结盟, 每份保单保费为70元, 而C没有参与结盟, 每份保单的保费仍为50元;若A, C结盟, 每份保单的保费为80 元, B的保费为50元;若B, C结盟每份保单的保费为90元, A的保费为50元;若A, B, C结盟, 每份保单的保费为100元。假设索赔次数服从参数为0.2的泊松分布, 且公司之间结盟投保的人数为原来人数之和。当达到稳定状态后, 各个保险公司应采取什么样的决策才能取得最优利益。
2 建立合作博弈模型
多家企业之间合作是建立在追求更大的个人利益基础上, 成员之间彼此通过协议、承诺等方式进行约束, 可以在信息共享的前提下进行合作。因此, 企业联盟之间的博弈关系是一种合作对策, 需要企业共同协商解决, 使得分配方式满足某些理性行为和理性原则。Shapley值方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简单、有效方法。
2.1 合作博弈的含义
Shapley值方法是针对于n个合作人对策提出的一种合作利益分配方法。假设有n个人从事某项经济活动, 对于他们之间若干人组成的每一种组合, 通过合作, 都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当人们之间的利益是非对抗性时, 合作人数量的增加将带来利益增加, 这样, n个人全部合作将带来最大的利益。
n人合作博弈就是某些个人或团体为了克服自身的弱点与其它个人或集团合作, 结成一个联盟体, 作为一个共同体采取行动, 使联盟的利益最大化, 然后根据协议进行利益分配。
2.2 Shapley值法
设集合N={1, 2, …, n}, 如果对于N的任意子集S都对应一个实值函数V (S) , 满足V (Φ) =0, V (S１∪S２) ≥V (S１) +V (S２) , (S１∩S２) =Φ。
称[N, V]为n人合作对策, V为对策的特征函数, V (S) 为联盟S的收益值。
用Xｉ表示N中的成员i从最大收益值V (N) 应得到的收益。X= (X１, X２, …, Xｎ) 称为合作博弈对策的分配策略。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 , 整体理性;
2) Xｉ≥V (i) , i=1, 2, …, n, 个体理性。
其中V (i) 是成员i不和其他成员结盟时的收益。
Shapley值法是根据参与合作的局中人对联盟收益的边际贡献大小来分配利益的, 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合理的。Shapely值由特征函数V决定, 下面给出合作博弈分配策略的计算公式
式中:|S|为子集S中的元素个数, W (|S| ) 为加权因子, Sｉ为N中包含合作伙伴i的所有子集, V (S) 为子集S的效益, V (S-{i}) 为子集S中去除合作伙伴i后可取得的利益。
3 运用合作博弈确定利益分配
一个地区的不同保险公司可以通过积极的合作, 彼此间进行信息共享,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企业面临的风险也下降, 从而可以增加整个合作联盟的利益。对于上述例子本文采用Shapley值法对保险公司的合作联盟取得的利益进行合理分配。
3.1 确定转移矩阵
保险公司对保险人的奖罚系统分为3个等级, 保险公司需采取的决策, 必须先确定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 因此, 需先给出转移概率的矩阵。这是一个Markov链, 该Markov链的状态空间S={1, 2, 3}。
1→0%, 2→15%, 3→30%;1, 2, 3分别代表奖罚系统的几个等级。由于索赔次数服从参数为0.2的泊松分布, 可以求出状态之间的转移概率。泊松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为。设X代表索赔的次数, P１１代表从状态1 依然到状态1, 因为状态没上升说明至少发生过一次索赔, 那么, P１２代表从状态1 到状态2 过程中状态上升, 说明没有发生过索赔, , P１３代表从状态1 到状态3, 根据题意, 不可能直接上升两个等级, 所以P１３=0。同理可以求得
因此, 转移矩阵
定义1 考虑一个随机过程X= {Xｔ, t (T}。我们假设随机变量Xｔ的取值在某个集合S中, 则集合S称为状态空间。
独立随机试验模型最直接的推广就是Markov模型。粗略地说, 一个随机过程如果给定了当前时刻t的值Xｔ, 未来s>t的值Xｓ不受过去Xｕ (u<t) 的影响就称为是有Markov性。如果一个过程具有Markov性, 则称该过程为Markov过程。特别地, 当状态空间S为至多可列集时, Markov过程称为Markov链。
定义2 称Markov链是遍历的, 如果所有状态相通且均是周期为1 的正常返状态, 对于遍历的Markov链, 极限ｎli→m∞Pｉｊ（ｎ）=πｊ，j∈S称为Markov链的极限分布。
定理1 对于不可约非周期的Markov链:
1) 若它是遍历的, 则是不变分布且惟一的不变分布;
2) 若状态都是瞬过的或全为0常返的, 则不变分布不存在。
对于上述的转移矩阵P, 它的不变分布满足
且满足
可以得到
3.2 确定各种情况下的收益
即当系统稳定时, 处在每个奖罚等级人数的百分比, 处于0%的占5.5%, 处于15%的占17.1%, 处于30%的占77.4%。因此可以得出:
1) 公司A在每个等级的人数:A=2 000π=2 000× (0.055, 0.171, 0.774) , A = (110, 342, 1 548) 。
保险公司A的收益为PＡ=110×50+342×50×0.85+1548×50×0.7=74 215元。
2) 公司B在每个等级的人数:B=3 000π=3 000× (0.055, 0.171, 0.774) , B= (165, 513, 2 322) 。
保险公司B的收益为PＢ=165×50+513×50×0.85+2 322×50×0.7=111 322.5元。
3) 保险公司C在每个等级的人数:C= (275, 855, 3 870) 。
保险公司C的收益为:PＣ=185 537.5元。
4) 当保险公司A和B结盟时, 在每个等级的人数分别为 (275, 855, 3 870) 。
联盟{A, B}的收益为:P｛Ａ，Ｂ｝=275×70+855×70×0.85+3 870×70×0.7=259 752.5元。
保险公司C的收益为:PＣ=185 537.5元。
5) 当保险公司A和C结盟时, 在每个等级的人数分别为 (385, 1 197, 5 418) 。
联盟{A, C}的收益为:P｛Ａ，Ｃ｝=385×80+1 197×80×0.85+5 418×80×0.7=415 604元。
保险公司B的收益为:PＢ=111 322.5元。
6) 当保险公司B和C结盟时, 在每个等级的人数分别为 (440, 1 368, 6 192) 。
联盟{B, C}的收益为:P｛Ｂ，Ｃ｝=440×90+1 368×90×0.85+6 192×90×0.7=534 348元。
保险公司A的收益为:PＡ=74 215元。
7) 当保险公司A, B, C结盟时, 在每个等级的人数分别为 (550, 1 710, 7 740) 。
联盟{A, B, C}的收益为:P｛Ａ，Ｂ，Ｃ｝=550×100+1 710 × 100 × 0.85 + 7 740 × 100 × 0.7 =742 150元。
各种合作情况下的收益情况如表1所示。
3.3 联盟收益的分配
对上面的例子本文采用Shapley值法将合作所获得的收益进行合理的分配。表1给出的是各种合作情况下的收益表, 表2给出了保险公司A应得的收益数据;表3给出了计算保险公司B应得的收益数据, 表4给出了计算保险公司C应得的收益数据。
元
元
元
根据Shapley值法, 分配利益的公式, 经过计算可以得到, 保险公司A可获得收益X1=157 088.42元, 相比单独运营PA=74 215元, 收益值大得多。
同理, 经过计算可以得到, 保险公司B可以获得的收益X２=235 014.17元, 相比单独运营PＢ=165×50+513×50×0.85+2 322×50×0.7=111 322.5元, 收益值也增加了很多。
保险公司C可以获得的收益X3=350 047.42元, 相比单独运营PC=185 537.5元, 收益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经过上面的分析得到, 保险公司A最终获得的收益X１=157 088.42元, 保险公司B最终获得的收益X２=235 014.17元, 保险公司C最终获得的收益X３=350 047.42元。即3家公司结盟时, 每个公司获得的收益都比他们单独运营或通过其他结盟方式获得的收益更多。因此, 企业之间进行合作博弈能给企业带来给多的收益, 而分配收益的方法也显得较为公平。
4 结束语
本文给出了对于一个合作的联盟收益分配方法, 结合了马尔科夫链和合作博弈的相关知识, 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例子引出来Shapley值方法对联盟收益分配模型的理论和公式, Shapley值法对合作联盟利益的分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同时, 通过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合作博弈产生的利益要比非合作博弈产生的收益更大。由于Shapley值的简单性和唯一性, 因此, 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领域中, 本论文为类似的联盟利益分配问题提供了一种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法。
摘要：针对合作联盟获得收益的分配问题, 对几个保险公司之间相互合作的情况进行研究。先对单个保险公司收益的Markov链进行研究, 给出转移矩阵, 并确定稳定情况下保险公司各个层次的人数, 从而确定保险公司的收益。然后对保险公司之间结成联盟后的收益进行计算, 运用合作博弈理论的Shapley值法对联盟收益进行分配。
关键词：合作博弈,Markov链,转移矩阵,Shapley值法
参考文献
[1]李偲偲, 周鹏, 吴婧.客运专线实行差别定价博弈分析[J].交通科技与经济, 2012, 14 (1) :72-73, 77.
[2]钟芳.公共交通出行方式选择的演化博弈分析[J].交通科技与经济, 2013, 15 (1) :66-67.
[3]杨继君, 许维胜.基于改进核心法合作博弈在供应链中的应用[J].工业工程与管理, 2008 (4) :15-18.
[4]彭育松, 周敏.合作博弈下共同配送利益合理分配模型[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2006 (2) :60-64.
[5]邹筱, 赵锋.基于变权Shapley值的合作博弈赋权方法[J].知识丛林, 2010 (8) :156-158.
[6]李军, 蔡小强.基于合作博弈的易腐性产品运输设施选择的费用分配[J].中国管理科学, 2007, 15 (4) :51-58.
[7]邓建高, 王普查.基于Shapley值的价值链合作企业成本分摊博弈分析[J].科学技术与工程, 2009, 9 (14) :422-425.
[8]卜心怡, 赵灵丽.基于Shapley值的知识共享利益分配策略及改进[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3) :119-121.
[9]谢玉国.Shapley值在企业员工合作博弈分析中的应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8 (16) :145-147.
基于博弈分析的校企合作机制研究 篇9
摘 要：本文运用基本静态和重复博弈模型对校企合作的决策过程进行分析，通过合作主体对策略的选择，以及综合运用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等理论，挖掘制约中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关键因素，探讨如何才能建设既适合职业学校实际，又能惠及企业，进而实现共赢的“校企合作”模式和长效机制。
关键词：博弈分析；校企合作；合作机制
一、校企合作博弈的引入
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及其决策选择、决策均衡的问题，已成为经济学的标准分析工具之一，在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假设学校和企业是两个博弈的局中人，他们每个都是“理性的”，在博弈中有各自可以选择的多种策略，并从各种策略组合中获得收益，则记局中人i的策略为si（si∈Si），其中Si为其可供选择的策略集，S=∏Si。由于收益往往采用效用的概念，它是策略组合的函数，即支付函数，记为ui=ui（s）。在校企合作博弈过程中，各阶段策略对应的结果就是博弈双方的收益。
二、校企合作决策选择的博弈分析
（一）基本静态博弈分析。我们引用经典静态博弈模型——囚徒困境来分析校企合作的决策选择。如学校和企业同时进行选择，即可选择“合作”或者选择“不合作”两个策略，假定：T>R>P>S>0且2R>（T+S）。如果双方合作，他们都获得收益R；当两方都不合作时，其收益均为P；如果其中有一方合作而另一方不合作，则选择合作的一方收益为S，而选择不合作的一方收益为T。如两者都选择合作，则收益高；若只有一方选择合作，欲合作的一方经济学成本较高，因此收益就低。
（二）重复博弈决策分析。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行为主体对先期博弈的所有信息和后期博弈的全部信息完全了解；但当重复的次数足够多时，为了达到帕累托最优，行为主体可能会为了长期利益暂时牺牲眼前利益而选择不同的策略。假设对于任一时期t的博弈来说，行为主体不仅完全清楚已完成的所有博弈信息，而且对后期博弈的次数以及其他行为主体可能选择的结果完全掌握，受其有限理性的驱使，每一个行为主体的决策结果必然是不合作。如果于行为主体中一方可以采取措施影响对方的行为（例如“针锋相对”策略），博弈的结果就会改观。如果两个行为主体永远不合作，就要考虑因不合作而失去（R-
P），而导致帕累托次优的决策结果（不合作，不合作）要比产生帕累托最优的决策结果（合作，合作）要差很多，从而选择（合作，合作）策略实现帕累托最优。
（三）基本结论。影响均衡结果的主要因素是博弈的次数及信息的完备性。当前，校企合作还存在“剃头挑子一头热”的现象，缺乏推进深度合作的长效机制和动力，主要原因是：首先，信息不完全、不对称。校企寻求合作多处于自发状态，学校不了解企业的运营状况和人才需求，企业不知道学校的培养模式和人才素质。在合作过程中，校企双方都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给对方造成损害，破坏合作的持续进行。其次，校企双方作为“理性经济人”，不可能掌握决策的全部信息和完备的计算能力，只有有限理性，使得买卖双方交易时不断讨价还价，交易过程变得十分复杂，直接影响合作效率。再者，由于合作期限的长期性和市场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合作合同变得更加复杂，协调、执行和监督成本不断上升，交易费用大大增加。
三、校企合作模式的对策建议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博弈可以看出，信息的完备性、校企双方合作的激励以及履行合约的约束等方面对博弈均衡的影响至关重要，甚至直接关系到合作能否达成和持续。其中，政府在这些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作为校企之间的纽带，承担着沟通学校和企业信息、互通有无的桥梁作用，政府在这方面推动力度越大，校企之间掌握信息就越充分，达成合作意向可能性越大。其次，政府制定有利于校企合作的政策，在财政激励和经济杠杆上还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再者，坚持立法保障，规范校企双方的职责，建立惩罚机制，使校企合作有法可依。
（二）采取多种模式创新校企合作。企业这一组织形式的存在在于交易费用的节省。校企合作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将市场交易内部化，从而大大减少了市场交易费用，在人力资源分配、技术合作创新、履行合作契约等方面将比市场更有效率。好的校企合作模式，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英国的“三明治”模式和美国的“学工交替”模式等等，能够充分发挥校企双方各自优势，有利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促进学生的专业学习与职业能力对接，同时满足了行业和企业的用人需要，共同推动产品研发和产业创新。
中日油气博弈及合作契机分析 篇10
1 中日油气产业发展的共性
1.1 中日两国同属于石油需求与消费大国, 石油对外依存度极高
自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石油资源愈显匮乏, 国内石油产量远赶不上需求的巨大增长, 石油进口逐年增加, 现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也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石油进口国。2006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20.6%, 天然气占2.95%;2007年中国石油消费量达3.46亿吨, 同比增长7.3%;国内原油产量仅为1.8665亿吨, 同比增长仅为1.6%;原油对外依存度由2003年的36%增长到46.05%。据中科院发布的《中国能源发展报告 (2008) 》, 预计2007～2020年期间, 中国石油消费仍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2010年和2020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将达4.07亿吨和5.63亿吨, 石油供需缺口将分别达到1亿吨和2.5～4.3亿吨, 石油对外依存度也将分别达到50%和60%以上。
作为油气消费大国的日本, 2006年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45.17% (2.35亿吨) , 天然气占14.63% (0.76亿吨油当量) , 油气消费严重依赖进口。其国内油气资源极度匮乏, 仅在日本海岸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油田, 国内石油供给率仅为0.2%, 石油进口依存度接近100%;其消费的天然气也主要依赖于进口。
1.2 石油进口来源地和运输路线高度集中, 石油供应安全性差
(1) 石油进口来源地以中东为主, 油源稳定供应存在隐患。
中日两国石油进口来源地均以中东为主, 石油进口地集中度较高。中东是世界上政治最动荡的地区, 各种矛盾交织, 恐怖事件频繁发生, 严重威胁着石油生产和供应的稳定。以中东石油进口为主的中日石油进口的稳定性自然存在较大的隐患。
中国自1993年原油净进口以来, 中东一直是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从中东进口的原油占中国原油进口比重由1993年的42.1%发展到2007年的44.6%, 最高为1998年的61.01%和2001年的56.19%。
资料来源:根据田春荣.1998、2001、2006、2007年中国石油进出口 (贸易) 状况分析文章中相关数据资料绘制。
日本的原油进口主要来源于中东, 且比重逐年提高, 由1973年的78.1%提高到2005的89.06%, 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日本从中东的原油进口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的进口。据美国《石油基础数据手册》, 在2004年中东出口的石油中美国占12.81%, 日本却占到21.38%。
资料来源:日本2006年统计年鉴。
(2) 运输路线高度集中。
中日进口石油的运输安全上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中国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的原油运输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 从亚太地区进口的原油部分运输也必须经过此地;2007年中国从中东和非洲进口的原油12580.86万吨, 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比重77.1%;对中国而言, 马六甲海峡是中国海上石油名符其实的生命线, 直接关系到中国进口石油的安全和中国石油供应的安全, 被称之为中国石油安全中的“马六甲困局”。马六甲海峡对日本的重要性更突出, 日本进口原油的90%以上都要经过此地, 被称为是其“海上生命线”的关键点。马六甲海峡是世界上商船往来最繁忙的海峡之一, 该地区国际关系错综复杂, 并且海盗活动也日益猖獗。这对石油运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使得中日两国共同面临着不断增长的海上油运风险。
1.3 中日两国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趋同
鉴于中东地区动荡的局势以及海上油运存在的巨大风险, 中日两国积极推行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 以确保石油供应安全。两国能源投资逐渐转向俄罗斯、非洲、东南亚、南美等国家与地区。中国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进口的原油大大增加, 其中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进口原油由2002年的403.32万吨增加到2007年的2052.47万吨, 从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进口的原油由2003年的69.88万吨增加到2007年的799.8万吨。日本也同样如此。
2 中日能源博弈势态分析
美国能源专家卡尔德认为, 由于地缘政治结构和自然资源的差别, 能源对于敏感地带而言就像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 可能造成大国对抗从而加剧地区紧张;另一方面, 通过新的形式合作, 各国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化解。”近些年, 中日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油气能源面对面的竞争与较量, 包括中东石油争夺、俄罗斯远东石油管线争夺、中亚里海石油争夺、以及在东亚地区内部东海油气资源的争夺等。总体上看, 中日两国在竞逐全球油气资源的过程中针锋相对, 竞争明显大于合作, 甚至出现“零和”趋势。
2.1 中日俄石油博弈
俄罗斯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天然气和石油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其远东地区油气资源分布范围广, 储量丰富, 开采前景广阔。无论是按俄现有的开采能力还是按今后每年不断提高的油气生产能力, 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都具有很大的开采潜力。
从地缘上看, 中日两国都与之相邻, 无论是从分散石油进口过度集中的风险, 还是降低能源运输成本和提高能源供应安全系数上, 远东油气资源都是实现两国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的最佳选择。因此, 中日两国在远东石油管道的争夺上不期而遇。日本为争夺远东能源的主动权, 不惜代价地提出“安纳线”方案试图搅乱中俄先期达成的“安大线”方案。
“安纳线”不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 更多地是从政治角度上体现了日本对中国的竞争与防范, 担心中国掌控了东亚能源的供给权后, 扩大在东北亚的影响力, 同时日本竭力想阻碍中俄两国之间进一步巩固战略伙伴关系。然而, 即使是在这种高额的经济代价下, 日本提出的“安纳线”最终还是被俄提出的“泰纳线”取而代之, 从贝加尔湖的泰舍特到太平洋沿岸纳霍德卡的石油管道向日本输油, 同时在这条管线上修一条通往中国大庆的直线, 以兑现对中国的承诺。
在这场石油争夺战中, 中日双方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均付出了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外交代价。这种非合作式博弈使得俄罗斯坐收渔利, 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同时牵制着中国和日本, 满足了俄远东地区石油出口多元化的战略需求, 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降低两国对其所谓的“战略威胁”, 成为了此次博弈中最大的赢家。
2.2 中日在中东石油市场上的争夺
中东地区是世界常规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该地区油气储采比高、开采成本低。截至2006底, 中东探明石油储量为1098.71亿吨, 占世界总产量的60.88%, 储采比为79.5。美国地调局研究表明, 中东地区剩余可采资源占世界总量的一半以上。
中东是中日两国最大的石油供应源地, 两国对其依赖度都非常高。尽管两国都积极推行石油供应来源多元化战略, 以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存度, 但由于中东石油储量有着其他任何地区都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 因此, 两国不可避免地又在中东石油争夺战中展开激烈的较量。
中日对中东油气资源领域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 为谋求中东产油国的开采权。较典型案例就是中日两国争夺伊朗阿扎德甘油田的开采权。伊朗阿扎德甘油田是是自俄发现普里奥博耶油田后, 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油田, 估计可采量在50亿至60亿桶。日本很早就与伊朗进行开发阿扎德甘油田的谈判, 但随着伊朗核问题的不断升级, 以及美国政府的不断加压, 日本被迫失去了开采权。按伊朗方面的新计划, 阿扎德甘油田将由英国皇家壳牌石油公司、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和中国石化总公司中的一家通过竞标获得, 但日本表示其不会放弃获取阿扎德甘油田的开发权。这成为继远东石油之争后中日两国的又一次交锋。其次, 在投资中东石油工业方面。投资中东石油工业这一政策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机遇, 通过投资中东石油工业建设, 加强与中东产油国联系, 从而获得石油方面的优惠待遇。中日两国积极参与中东地区石油化工领域的投资, 但双方各自站在自身的利益上, 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 如在沙特石油工业投资中不期而遇。此外, 中日双方还积极争取中东石油美元到自己国家投资上。石油美元的投资将进一步扩大中东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能源合作, 鉴于亚洲能源消费的迅速增长, 未来中东的石油美元很可能将大幅度地向亚洲移动, 中日两国这两个超级能源消费和需求大国, 将再度成为强劲的对手。
2.3 东海油气田之争
东海大陆架位于中、日、韩三国之间, 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 蕴含着丰富的油气资源, 素有“第二个中东”之称。据日方数据表明, 东海油气储量约达72亿吨, 其中石油大约1000亿桶, 天然气约2000亿立方米。面对东海巨大的能源诱惑, 日本也试图从中分一杯羹, 日本违背《联合国海洋公约法》的规定, 强行采取等距离线或中间线划分两国间的大陆架, 批准民间企业在东海中日争议区进行资源开采, 并一再要求中国政府提供有关东海油气资源储量和开采数据, 在遭拒绝后, 日本在其单方面主张的所谓“中间线”以东的中日争议海域进行海底资源调查, 以对抗中国在东海的油气勘探活动。日本的做法严重干扰阻碍了中国东部的油气开发, 无视中国提出的“搁置分歧、共同开发”的战略建议, 东海能源博弈的结果又只能是鹬蚌相争, 其竞争不断地激化升级。
中日两国在能源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多是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 在全球范围内的油气争夺中, 不断地产生摩擦和恶性竞争。本可以成为扩大两国合作并连接两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枢纽的能源领域, 却成为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的利刃, 中东石油之争、远东石油之争、东海油气之争乃至非洲与中亚的油气争夺, 无不体现了对抗性、排他性, 导致“零和”趋势。
3 探索中日合作契机
作为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 中日经济相互渗透、相互依赖, 能源问题又同经济发展紧密关联, 任一方因能源导致的经济问题都将影响另一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两国应该从恶性竞争的后果中吸取教训, 共同探索合作契机以实现竞争下的合作, 实现共赢。
3.1 加强能源领域的技术交流合作
两国在能源领域各有短长, 中国是世界上煤炭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 日本国内煤炭消费的50%需要从中国进口;同时, 日本是世界上能源综合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 其单位GDP能耗与欧盟之比为1∶1.6, 与美国之比为1∶2.7, 而我国单位GDP能耗却高达日本的9倍, 中国借鉴日本先进的节能技术, 不仅能够缓解国内的能源压力, 又可缓解两国在能源领域的竞争压力, 对世界能源安全也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 中日两国在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上有着也广阔的合作空间, 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早已开始, 但还需继续深化, 提高两国能源的抗风险能力。
3.2 加强能源安全领域的合作
实现能源安全合作, 离不开地区间大国之间的合作, 主要包括两方面:加强远洋运输安全与共建石油战略储备体系。
中日两国油气能源运输线几乎完全重合, 都主要通过马六甲海峡海上运输。因此, 中日双方都应该努力合作建立安全运输机制, 或者建立多元化能源通道寻求替代路线, 缓解能源安全压力。
在国家石油战略储备方面, 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建立了战略石油储备制度, 并制定了《石油储备法》, 通过立法来强制国家和企业储备石油, 规定国家石油储备可以使用91天, 民间储备可以使用78天, 这种能源储备机制加强了日本抗击世界石油危机冲击的能力;中国在这一方面缺乏足够的经验与技术, 一旦中国石能源体系出现危机, 将直接威胁经济发展, 同时也会波及日本的经济发展, 所以中日两国有必要合作建立联合能源储备体系以应对石油危机。
3.3 建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与抵制亚洲溢价
中东地区石油输出国对同一时间出口到不同地区的同种原油采用不同的计价公式, 使得亚洲原油一直为进口中东原油支付高于欧美国家的价格, 从而形成了亚洲溢价, 1995～2003年, 亚洲国家进口沙特阿拉伯轻油的平均价差约为1.3美元/桶, 而欧美之间的平均价差仅为0.02美元/桶, 造成亚洲溢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亚洲 (尤其是中日这两个超级石油消费大国) 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高, 再加上中日两国之间的恶性竞争, 直接导致价格的主导权在中东产油国手中。
东北亚能源共同体的建立能够增进中日两国之间的沟通交流, 有效地防范恶性竞争下的价格战, 同时增强两国能源外交协商能力和购买力, 实现能源来源的多元化, 有效地达到抑制中东产油国肆意抬高亚洲油价的举措, 维护地区能源安全, 使两国获得廉价、稳定的能源供给, 使中日两国在与俄的能源外交中不再陷入零和博弈, 从而达到实现两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远目标。
参考文献
[1]刘璐等.解读“马六甲困局”——试论中国石油运输安全战略[J].经纪人学报, 2006, (1) :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