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创业中的博弈分析（通用7篇）
合作创业中的博弈分析 篇1
本文探讨的是合作创业的投资者、创业家 (本文专指创业元老) 和雇佣人之间的合作博弈。笔者用青木昌彦的企业合作博弈理论框架来分析, 即把合作创业中的投资人看作青木昌彦框架中的投资者集团, 创业元老看作是创业家, 雇佣人作为雇员集团。那么假设的这三个博弈方是否符合合作博弈的条件呢?首先, 我们看到当创业元老提出创业构想并交给投资者创业建议书, 投资人分析其价值并决定投入多少资金。投资人投资就是为了获得更多收益回报, 所以他们对创业家的经营至少是关注的, 这两方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再次, 创业家不可能独自经营, 尤其在创业初期他们更加注重找到优质雇员。很多创业项目都在孕育期或者成长期就遭受失败, 所以得力的助手有助于提高成功率。对这种有风险的创业来讲, 雇员成为其中一员也是有风险的, 但也会有比外部竞争市场得到更多收益的机会。如此看来, 创业家和雇佣人也是有共同利益的。综合以上的分析, 笔者认为上诉是一种典型的合作博弈情形。
一、投资者、创业家和雇佣人的博弈过程分析
成为合作博弈方是有条件的, 即博弈方必须拥有特质性资源。特质性资源是这样的资源:在合作过程中, 雇员愿意相互合作, 创业人在不确定的环境下有效地调整并监督的能力;雇员在工作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特定的技能以及创业家有效地促进和利用这些技能的能力;投资人大规模地集中资金并且创业家在企业内部有效地配置这些资金的能力。以上的这些就是特质性资源, 它们不能由个人占有, 而是分散于投资者、创业家和雇佣人当中, 单独使用这种资源时其价值会下降。由这些资源产生的收益统称为组织组, 它是被企业特质性资源的所有者获得的, 而不仅仅是由投资人独得。新的雇员是没有特质性资源的, 他们也就没有谈判能力, 不是博弈方。只有当他在工作中积累了这样的资源后, 才成为博弈方。由于上面谈到的创业成长期的优秀雇员对创业能否最终成功很重要, 那么这样的雇员所有的谈判能力就比较强。也可以认为这个合作博弈模型描述了为了组织维持稳定状态而进行管理决策的过程。这样的合作不是牺牲自身利益, 相反是为了自身利益的增进。
在实际工作开始之前, 雇员和创业家就奖金收入进行谈判。与此同时, 创业家制定管理政策, 以平衡各方的利益。经雇员和投资人同意后, 雇员和创业家签订的协议就成为一份有约束力的合约。这样的合约是“隐含的”, 它像是一个保险制度, 而且企业的岗位渐渐固定, 形成了就业关卡, 使得雇员避免了外部市场的竞争。
下面来分析该合作博弈模型。该模型的谈判可能性边界是特质性资源存量和企业面临的市场条件。我们用冯·诺依曼-摩根斯坦恩 (N-M) 效用函数来分析, N-M效用函数是指创业家对雇员们的风险态度的主观评价。博弈的另一参与人本质上是参与组织组分享的投资者。但是, 投资者既不会直接与雇员进行谈判, 也不会亲自制定与销售价格和增长支出有关的管理政策。这些职权已全部委托给创业家, 用效用函数V来表示创业家对投资者的风险态度的认识。
假定在谈判过程中的某一时点τ, 工资谈判结果确定了现有雇员的总奖金收入为Wτ。如果创业家是一个有效的政策制定者, 对应的企业价值就是S=ψ (Wτ) 。然而, 如果雇员决定在生产中拒绝合作, 企业价值就会下降。雇员以此作为威胁, 以满足其对更高奖金收入的需求。但是, 投资者同样也有对称的情形:如果不能达成一份使其满意的协议, 他们也可以拒绝合作。对于投资者而言, 当雇员撤销合作时, 企业价值设为。如果创业家在时点τ拒绝为每一雇员增加h/N的收入, 而且也没有使雇员撤销其合作, 此时投资者的净收益为V{ψ (Wτ) }-V{ψ (Wτ+h) }。然而, 创业家无法与雇员达成协议, 而且雇员撤销其合作, 此时投资者的损失就为
泽森指出当谈判博弈中一方承担公开冲突的意愿更为坚定时, 参与博弈的另一方就会做出让步。
这意味着, 创业家既要协调内部分配要求, 又要制定管理政策, 以增加Bu (W) W+Bv (S) S值, 即以各方的大胆程度Bu (雇员的大胆程度) 和Bv (投资者的大胆程度) 为不变权重对现有雇员收入和企业价值进行加权的平均值。当 (△) 式的右边为零时, 谈判过程达到均衡状态, 成为组织均衡。在这一状态下, 任何一方博弈参与人如果不承担更高的由于另一方可能撤销合作而造成的其与其效用的损失, 他就无法提高其效用水平。因此, “理性”的参与人不会为了获得更高的组织组份额而偏离这一状态。组织均衡的实现, 一般要求在制定管理政策的同时, 确定组织组的内部分配状况。组织均衡位置的改变必定会使管理政策和内部分配方案同时进行调整。
由于假定投资者在每一方面都是同质的, 因此, 投资者肯定会批准由创业家确定的均衡分配方案。而且, 如果创业家是理性的, 均衡分配方案也就隐含着管理政策。
如果雇员和投资者的效用函数都是不变的纯大胆程度效用函数
从 (▲) 式中求解得:
即雇员的奖金收入等于其在不存在合作协议时所能获得的收入, 加上从合作带来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中所获收益与ζ/ (1+ζ) 的乘积。
如果雇员真的不合作, 组织组就会完全消失, 此时, 由于没能达成协议, 雇员仅能根据外部竞争性市场所确定的工资率, 从企业中获得收入。同时, 投资者也不能得到任何剩余。
假如雇员的纯大胆程度严格为正, 则在投资者为风险中性的条件下, 雇员在企业中所获得的收入仍高于其从外部市场所能获得的竞争性工资。当雇员规避风险程度非常高时, 纯大胆程度为零。他们不敢面对任何因要求一个高于竞争性工资率的收入而产生的风险, 所以, 合作的收益都归投资者所有。与投资者相比, 雇员纯大胆程度的增加则使得企业的组织均衡增长率降低。组织均衡是指各方大胆程度相等的意义上, 雇员和投资者集团的谈判能力达到平衡, 同时满足谈判可能性边界上的效率状态。
二、控制创业家权力的模式
1. 退出机制。
当雇员和投资者对创业家不满时, 就“退出”企业。对于投资者来说, 这意味着如果他们不同意公司的管理政策, 他们就会威胁撤资, 迫使创业家改正其行为。对于雇员来说, “退出”意味着辞掉在该企业的工作。而特质性人力资源的减少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退出机制的有效性是有限的, 为了节约风险成本以及从特质性人力资源集聚中获益, 绝大部分雇员会与公司签订连续的协议。
2. 呼吁机制。
让对创业家的政策不满的成员“说出”他们的意见, 企业应通过适当的方式吸收这些改正意见。从投资者—创业家关系这一方面看, 委托投票权机制提供了这种工具, 但是这比较耗时也很昂贵。
3. 监视机构。
还有一种控制创业家的方法是组建一个机构, 其功能是像监督者那样行事或监督创业家, 促使其尽职尽责。如果监督机构被授予可以任命创业家, 并在需要时解聘不合适的创业家的权力, 那么其监督职能的有效性就会得到加强。
创业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充当各方利益协调者。由于创业家实际上具备了特质性资源, 所以我们不再将投资者与创业家之间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是前者对后者的单方面的层级式控制, 而应将其视作双方通过谈判而进行的相互间的博弈。
雇员将不再作为外生要素, 而是作为企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企业的市场行为将被理解为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条件和内部条件的反应, 这些条件使得投资者和雇员之间产生并维持着“组织均衡”或“组织动态平衡”。
我们应将合作创业的企业看作投资者和雇员形成的联盟, 共同构成特质性资源, 通过谈判, 分享特质性资源产生的组织组, 从而达到一种组织均衡, 即“假设谈判一方以撤出合作博弈作为最有力的威胁, 没有任何一方期望在破坏合作的同时, 又没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获得效用的增进。” (扬州大学管理学院大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基金课题成果”, 项目批准号:09GL09)
中日能源博弈中的竞争与合作 篇2
[关键词] 中日关系能源竞争合作相对收益相互依存
目前，中国和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对于能源特别是石油资源的共同追求成为影响两国关系新课题。
一、中日能源竞争基本态势
1.中国和日本：对外依存度极高的能源消费大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导致其石油需求量大幅度增长。近10年来，亚太地区已成为仅次于北美洲的新的能源消费中心。无论是传统的“贫油国”日本，还是作为世界石油生产大国的中国，其国内生产的石油和天然气远远赶不上需求的巨大增长，石油需求和消费的自给能力很低，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高。对于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来说，庞大和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和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将不可避免地使两国在世界石油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
作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在能源资源上却是一贫如洗，几乎主要能源全部都要依赖于进口。据国际权威机构的统计显示，2003年日本日平均石油进口量超过450万桶，且该数字还在逐年增加。而石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超过50％，其过度依赖石油已造成能源消费结构的严重缺陷。日本庞大经济体对石油的巨额需求和本国石油资源的严重不足之间的尖锐矛盾，导致其强烈的国际石油竞争意识，形成对世界石油市场的巨大需求。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还是欧佩克之外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带动了石油消费量的急剧上升。有关专家还采用多种模型对新世纪头20年中国石油供需变化趋势进行预测，结果显示，供需缺口将不断扩大。国内原油自给率不断下降，到2020年石油产量只能满足国内石油需求的50％左右。
由于油气资源独特的战略价值和对国民经济的不可或缺性，其与国家政治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为争夺和控制石油资源而发生的对抗、冲突乃至战争从未停止过。”有关专家发现，“世界各主要大国对石油的严重依赖及其所需石油进口比重的居高不下（欧共体超过30％，美国超过50％，日本更是超过99％），使得各主要大国在制定对外战略时，把石油因素摆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能源自给能力和对外依存度的相向性、地缘政治经济的相关性、主要进口油气资源的同源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中日两国在国际石油市场展开竞争。
2.能源地缘政治：中日对俄罗斯资源的角逐
从地缘位置来看，俄远东地区与中国和日本都比较接近，如果两国从该地区进口油气资源，不仅运输线路相对较短，而且主要靠陆路运输。这样既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又可以降低运输风险，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两国油气供应安全。2003年5月，中俄两国石油公司签署了《关于“中俄原油管道长期购销合同”基本原则和共识的总协定》，决定修建“安大线”。面对这种形势，日本展开能源外交，游说俄罗斯先铺设“安 纳 线”。在日本的积极活动下，俄罗斯政府把中俄共同铺设原油管道的项目束之高阁。
3.全球能源视野：中日在全球范围内的能源争夺
在中东地区，中国和日本对伊朗阿扎德甘油田的开发权展开了较量。阿扎德甘油田现已探明石油储量约为350亿到450亿桶，估计可开采量为50亿到60亿桶，成为中东最大的一块油田。最终日本于2004年2月战胜了包括中石化在内的其他竞标公司与伊朗签订了联合开采该油田的高达20亿美元的协议。协议规定：日本方面享有75%的权益，伊朗方面享有25%的权益。日本获得阿扎德甘油田的开采权就为日本继续从中东地区获得稳定的石油供应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此外，日本政府开始实施石油进口多元化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着手大力投资于东南亚的石油及其相关产业。其投资重点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重要成员国印度尼西亚和石油资源丰富的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的石油、化工领域。投资东南亚能源行业使日本收到“一箭双雕”之效：一方面，东南亚距离更近，可以减少运输风险和成本，获得更廉价的石油；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存度，避免因阿以冲突等难以调和的尖锐矛盾所引发的石油供应减少或中断。
当然，中国在石油开发权的争夺战中也初显实力。在中亚，1997年中国在与西方大公司竞争中取得了哈萨克斯坦位于里海东部的新乌金津油田的独家开发权。在澳大利亚，2002年8月中国海洋石油气总公司与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公司达成了购买该公司一部分股份的协议。在苏丹，中国分别与苏丹能矿部、财政国民经济部签订了富拉－喀土穆石油管道项目、喀土穆炼油厂扩建项目和组建中苏物探合资公司3项正式协议。
另外，日本还在东亚地区内部与中国激烈竞逐，东海油气资源成为日本竞逐的重要目标。 中国勘探人员近年来先后在中国东海大陆架上发现了平湖、春晓、残雪、断桥、天外天等7个油气田和一批含油气构造。据日方推算，东海海底的油气蕴藏量约达72亿吨，其中石油大约1000亿桶，天然气约2000亿立方米，价值数万亿美元。2004年5月，中国开始对东海“春晓”气田进行开发。日本政府的危机感增强，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其理由是“春晓”气田距离日本所谓的“中间线”仅仅只有4公里，中国的油气开采可能“吸走”日本领海海床的油气资源。因此日本要求中国提供有关“春晓”气田海底钻探的确切位置，深度和其他有关数据。但是由于“春晓”气田的开采属于中国领土范围之内的活动，因此，中国不接受日本的要求。于是，日本从同年7月开始，以重金租用外国船只在日本单方面划定的中间线一侧进行地质资源调查，以对抗中国在东海的油气勘探活动，使东海资源争端趋向激化。虽然两国就该问题进行磋商，但由于双方在专署经济区和大陆架管辖界限上存在的争议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同时，由于日本再次拒绝中国早在20多年前就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建议，因此，两国磋商最终以失败告终。
可以看出，日本采取措施与中国竞逐全球的油气资源。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竞争大于合作的态势，甚至还出现了“零和”趋势。
二、中日能源竞争基本态势的理论分析
1.结构现实主义相对收益理论分析
相对收益是結构现实主义提出的影响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变量。从根本上说，结构现实主义对国际合作持悲观看法，其基本观点是：国际体系中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国际事务的常态。因为国际社会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缺乏能够强制执行各项协议的国际权威。在这样一个自助的国际体系中，每个国家都以安全为最高目标，为了获得和确保自身安全，国家必须考虑合作中可能产生的相对收益，相对收益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相对实力的变化。因为，一方面，相对实力决定了国家在体系结构中的位置排列；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相对实力差距是他们安全和独立的基础。因此，各国对体系结构中国家之间相对实力的变迁非常敏感。基于此，“当面对共同获益的合作可能性的时候，处于不安全中的国家考虑的问题不是‘我们都会获益吗？’而是‘谁的获益会更多？’”（肯尼思华尔兹）。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不安全感的国家不仅不愿与伙伴国进行合作，反而与伙伴国进行激烈的竞争。日本采取措施与中国竞逐能源就属于这种情况。
日本与中国激烈竞争而非合作，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认为，如果日本与中国进行能源合作，虽然日本自身也能从中得到绝对收益，弥补日本国内能源资源匮乏的状况，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能源保障，但是，中国从合作中获得的利益却遠大于日本获得的利益。一方面，中日能源合作将给中国带来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一直接相对收益。这样，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进而超过日本，这是日本最不希望的结果；另一方面，中日能源合作还将给中国带来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间接相对收益。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政治舞台上日益增强其影响并发挥积极作用，中国的国防经费不断增加，军队装备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在日本看来，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无疑对其安全构成威胁。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日本在能源领域同中国展开竞争而非合作。
2.自由主义相互依存理论分析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把相互依存定义为“彼此之间的依赖”。相互依存是指国际社会中不同角色之间互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这种互动的影响和制约关系可以是对称的或不对称的，其程度取决于角色对外部的“敏感性” 和“脆弱性”的大小。在《权力与相互依存》这部经典著作中，他们又提出了关于国际政治的理想模式：复合相互依存。所谓的复合相互依存，有三个主要特征：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各问题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等级区分；武力并非是有效的政策工具。具体而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国际组织的跨国联系等。国家间问题没有明确的等级之分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就第三点而言，当复合相互依存出现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动用武力。在复合相互依存的国与国之间，解决经济等各种纠纷不再考虑使用武力，国与国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合作互惠、和平共处的关系。
由于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地理相近，特别由于两国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两国和两个社会之间多渠道联系越来越广泛和深入，除了政府间联系外，其他各种领域、各个层次的民间联系非常广泛、频繁，这为增进两国与两个社会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提供了诸多的可能空间。无论日本是否承认或接受，中日之间进行能源合作的客观必要性和基础已经存在。
首先，中日之间经济的高度依存在客观上要求两国通过合作解决能源问题。目前中日之间经济密切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从总体上看，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市场，日本经济和产业发展都无从谈起。从长远来看，确保稳定的原油供给，可以说是中日两国确保国内经济安全的最大课题。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在能源问题上将不得不放弃只要一方得益另一方必定受损的思维方式，通过合作寻求双赢。
其次，中日两国所面临能源问题的共同性为两国进行能源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目前，中日两国在能源领域面临着许多共同问题：第一，两国共同面临着能源市场动荡的巨大冲击。中日两国近年来是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的最大受害者。第二，两国由于高度依赖中东石油而不得不支付亚洲能源“溢价”。第三，两国共同面临着不断增大的海上运输风险。中日两国从海外进口石油的一半以上通过海洋运输到国内市场，其中马六甲海峡是必经之路。近年来马六甲海域海盗活动猖獗，安全形势堪忧。两国有着共同的运输安全利益。
三、中日能源合作走向探析
对于中日来说，竞争能源有着某些相同的意图：确保石油供应安全以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但是，这些目标并不能通过恶性竞争甚至冲突来实现，而应该靠良性竞争或竞争下的合作来达到。因为，“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只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目前，对中日来说，可以套用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一句话，即：“从国际系统的角度看，各国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争取控制国际系统为自身利益服务的竞争中形成和维持互惠的合作模式。”如果能够实现这种合作，无疑会有助于改善东亚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促进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日能源关系发展的理想境界是双方实现竞争下的合作，而这种境界的取得又离不开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大背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日关系全面友好发展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间因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等问题而频繁发生政治摩擦，中日关系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尽管如此，两国上下都积极致力于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因为，对于中国来说的对日关系，对于日本来说的对华关系，都是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双方应该从长计议，促进中日关系稳定持续发展。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指出，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21世纪，还要发展到22世纪、23世纪，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从战略全局和地缘战略上看，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地缘经济、促进共同发展、维护亚太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从经济上看，中日两个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日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日本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发展空间广阔。从政治上看，中国为争取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周边环境，和谐的中日关系必不可少；日本要解决朝核问题，谋求成为政治大国乃至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得到中国的合作与支持。
保证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供应，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于中日来说，能源问题是最需要合作的领域，也是最需要避免冲突与对抗的领域。无论是在获取油气供应来源上“狭路相逢”，还是在两国之间的广阔海域开发海底油气资源，或者是在两国进口石油的运输线出现重合，中日终将认识到：开展合作是惟一出路。这是因为一旦出现对抗，结果只能是得不偿失。其实，近年来两国已有学者曾撰文呼吁在能源短缺的中日之间开展合作，进行能源投资开发、技术交流和外交合作，以增加双方共同利益。如日本和中国“建立东亚能源共同体”的构想，以及在正在建设的中国“西气东输”工程中更多地吸引日本投资并在竣工后向日本输送天然气，等等。同样，中国或日本与俄能源的合作也并不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中国、日本、美国、韩国甚至欧洲的石油公司都可以平等参与，问题是中国及其石油公司如何发挥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除此之外，中日双方还可以尝试与日俄、俄美或日俄美正在合作的项目进行新的合作。
也许，能源问题有望成为中日关系的转折点，有望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转折点，就如同欧洲的联合曾以“法德煤钢联营”作为出发点一样。因此，有理由相信，只要中日在展开综合国力竞争的条件下，实现双方积极有效的合作，中日关系在 21 世纪上半叶，必将避免相互防范的“零和游戏”式恶性循环，走向合作与协调的主流，实现共同受益的“双赢”结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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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舒先林:《中日石油博弈与竞争下的合作.东北亚论坛》，2004,第1期
[9]李玉潭陈志恒:中日能源:从竞争走向合作－东北亚能源共同体探讨.东北亚论坛，2004第6期
[10]李荔:日本看中国:伙伴加对手.世界知识，2006第2期
[11]刘建戈:马六甲海峡与海盗.世界知识，2005第21期
[12]杨伯江:中日关系:势之变.世界知识，2005第11期
[13]《中日能源博弈:选择合作还是选择对抗》,http://news.xinhuanet.com
电商在流行节日中的合作博弈分析 篇3
随着过“流行节日”的年轻人, 尤其是网民越来越多, 它们背后隐藏的商机, 逐渐被网络商家重视, 并在近几年中不断上演商机无限的好戏。
一、流行节日充满商机
流行节日主要是年轻人过的节日, 而人们过节的重要活动之一便是购物消费, 即便是娱乐休闲, 也是需要购物来辅助的。因此可以这么说, 购物是流行节日的主要构成要素。而年轻人的个性和生活方式决定了网购成为他们主要的购物方式。
年轻人对流行节日的巨大参与比例加上他们拥有的良好经济基础和购物热情, 造就了流行节日背后巨大的商机。据不完全统计, 2011年双十一节促销活动刚刚开始的8分钟内, 淘宝商城支付宝交易额即突破1亿元, 20分钟实现2亿交易额, 1小时实现4.39亿, 全天淘宝商城和淘宝网交易总额突破52亿元。而2012年“双十一”节促销活动淘宝和天猫全天交易额创造了191亿的神话, 几大电商销售额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300亿元。淘宝网“双十二”促销中, 在一小时内销售额达4.75亿元。京东、淘宝等电商的服务器在汹涌的购物人潮面前一度瘫痪……
可以这么说, 当电商遇上流行节日, 就像遇到了天上掉下的馅饼, 只要电商们稍微张一下口, 滚滚“财流”瞬间就会将他们淹没。
二、电商之间合作博弈的必要性
分析一下近几年红火的节日网购, 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面其实处处有电商合作博弈的影子。电商之间尽管是竞争对手, 但当他们面对传统零售商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一个集体。虽然近年来的电商销售增长迅猛, 但是相对于传统零售业来说, 他们仍然处于幼稚期, 在与传统零售业的竞争中还没有取得主导地位甚至占据明显的优势。因此, 电商们对于努力扩大网购规模、做大网购市场蛋糕、对抗传统零售业这一点是一致认同的。而要战胜强大的对手, 电商之间抱团竞争、在策略选择和市场动作上配合默契或配合一致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面对网民, 尤其是年轻网民的新兴生活方式和购物习惯, 要想迅速扩大电商们的销售业绩, 迎合网民对流行节日的追逐并适时采取节日促销是必由之路。如果电商们都自行其是, 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节日实施促销, 那么很明显各大电商在促销时机选择上难以形成高度的重叠, 这样一来, 每个节日都只有几个电商在搞降价促销, 在声势和规模上就难以跟传统零售商相抗衡。只有各大电商选择共同的促销节日, 那么促销的规模和影响力才会凸显, 网上购物人气才会大增。而网购的主力军———年轻人们最喜欢的节日是那些所谓的流行节日, 其购买力会集中在那些节日爆发, 因而电商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流行节日”大做促销。至于共同在节日促销会不会像传统零售商们那样互相拆台、竞争白热化呢?就我国目前来看, 网购正处于上升期, 巨量的购买力使电商们都不用考虑通过挤压别的电商和零和博弈来取得利益, 自身收益多少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多地取决于自身的规模、投入、周边配套服务和理念等。合作能做大市场、赢得竞争, 市场做大后大家都能分享利益, 电商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于是博弈中的合作局面形成了。
正是电商们多年来的持续合作和推动, 网购人流量才会逐渐增加, 网购规模才在十几年不愠不火的沉寂之后在近两年突然爆发, 形成对传统零售业的颠覆局面的。
三、合作博弈在流行节日促销中作用的体现
流行节日本来是网络上的民间创造, 是当下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变迁的真实反映。但是当这些节日由于电商们的共同推动和炒作而变成了如今我国网民的购物狂欢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电商们的合作博弈是怎样推动网民们的购物热情, 从而提升销售业绩的。
首先, 纵观近年来的电商节日促销, 虽然各大电商各自行事, 但是他们在促销节日的选择上却高度一致。越是非传统的、年轻人关注度越高的、流行的甚至带有调侃、自嘲意味的节日, 电商们越喜欢搞大促销活动, 比如光棍节、末日节、双十二等。这主要是由于前面提到的网购主力军主要是年轻人, 而年轻人更喜欢这些节日, 这些节日相对于传统节日来说, 没有束缚他们的一些规矩、文化和礼仪, 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购物消费和放松。对商机拥有灵敏嗅觉的电商们自然会选择这样的节日, 迎合年轻人的过节方式搞促销了。而电商们共同的选择又使流行节日网络促销活动有了更大的声势, 形成了带动网购的坚实基础。
其次, 电商们在设计自己的节日促销策略时不以攻击对手为目的。电商们很清楚, 他们面对的问题主要不是电商之间的争夺, 而是强大的传统零售商和有待扩大的网购市场。如果一开始电商之间就像传统零售商那样相互竞争你死我活, 那么绝对不会出现我们现在看到的网上交易的繁荣。为了将传统零售市场上的顾客争取到网络上来, 为了聚拢人气, 在节日促销上电商们基本上都以降价、低价为诉求点, 因此每到流行节日时, 网上便一片降价声。网购最大的竞争力就是价格, 现在又在此基础上搞节日促销, 正好迎合人们的需求, 人气当然就起来了。但是, 电商们在打降价促销牌的同时, 并不以谁比谁低作为最大卖点, 而是重点强调比平日低、比线下低, 而且网购商品有意采取了分品分类打折促销, 尽量避免完全一样的商品型号在不同网站出现不同的价格。这样做有效避免了电商之间形成混战, 扰乱网上市场, 减弱电商对传统零售商的冲击。这种策略上的默契是合作博弈取得实效的关键。
第三, 电商的造势宣传形成了事实上的整合传播。电商的节日促销一再上演, 其营销套路非常清晰。在节日来临之前首当其冲的便是大规模造势, 吸引关注, 扩大信息告知面。电商们为了吸引网民多关注自己的购物平台, 不遗余力地在自身网站、论坛平台、各大官网、线下媒体等大肆宣传, 手段多样化、效果互补化, 传递的信息就是一条:过节了, 你们的节日, 该购物了, 来我们这里买便宜货吧!各大电商同期同样的宣传, 向网民甚至不会上网的人们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号:过节到网上购物。而同时, 如今的各种网络平台在广告和信息传达的界面一般都有链接、嵌入等手段, 使即便网民只进入到一个网络平台, 也能方便地收集到几乎所有的电商的促销信息。这样一来, 虽然电商们宣传各自为政, 但是效果却非常一致, 即促使网民逐渐将“过流行节日就是去网上购物”内化为他们的潜意识。
第四, 电商之间并无合作博弈的强制性契约, 但是具有实际上的合作契约实施的效果。合作博弈需要电商成员依约而行, 但是他们之间又不可能具有纸面上的契约。不过, 考虑到前述的原因, 电商在节日促销策略实施中实现了事实上的默契和契约规定般的效果, 这是合作博弈能够进行下去的保证。
正是以上几点保证了各大电商在面对传统零售商的竞争和流行节日巨大商机的时候, 能够形成合作博弈的局面, 有效利用并放大节日商机效应, 迅速推动网购规模扩大, 提升自己在零售业中的竞争力和地位。
四、结语
尽管就目前来看, 在各大电商的流行节日促销中, 合作博弈表现可圈可点, 但是网购市场的发展仍然需要持续的大力推动, 网上购物也必将继续之前的迅速发展态势。随着网民数量的扩大、网络文化和网络生活方式迅速普及, 已有的流行节日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扩大,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流行节日出现, 在流行节日中如何继续抓住节日商机、利用节日商机甚至主动创造节日商机, 这是电商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而在这过程中, 合作博弈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给电商们带来更大的利益。
摘要：文章分析了目前广为人知的电商网络销售红火的现象, 分析了其背后存在的合作博弈的事实, 指出了合作博弈对于电商运营的重要作用, 对于抓住商机扩大销售具有重要意义。
合作创业中的博弈分析 篇4
[关键词]信号博弈 创新实践水平 创业能力
[作者简介]刘一华（1972- ），男，河南西华人，重庆交通大学双幅校区管委会副主任，讲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重庆 400074）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8-0088-01
创新创业是时代的主旋律，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跨出创业的第一步。对于市场来说，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主导的时代，毕业生和市场存在一个博弈的关系，市场更青睐具有创新性的创业行为。本文通过博弈模型理论，分析大学生创业的问题，提出了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实用性建议。
一、建立模型
（一）模型的假设条件
1.局中人假设。首先，一个毕业生的创业能力可能为A，也可能为B，其中A>B，且两者都满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并且其形成的创新实践水平为a。其次，市场经济背景下，市场更愿意接受具有创新性的创业行为，因此，毕业生具有创新性的创业行为更容易被市场接受，从而获得成功。
2.策略假设。首先，毕业生的创业能力分别为A、B；其次，市场观测到毕业生的情况后，行为选择分别为C创业成功，D创业失败。
3.支付假设。就业能力为A的毕业生，在得到a过程中支付的单位成本为a/A；就业能力为B的毕业生，在得到a的过程中支付的单位成本为a/B。因此在市场选择C创业成功时，毕业生的得益分别为（c-a/A）和（c-a/B）；市场选择D创业失败时，市场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毕业生的得益分别为（-d-a/A）和（-d-a/B）。同时，当毕业生的创业能力为A时，市场偏好为C、D的得益分别为A-c和A-d；当毕业生的创业能力为B时，市场偏好为C、D的得益分别为B-c和B-d。
（二）模型的建立
我们采用不完全信息下的信号博弈模型进行分析，如右图所示。创业能力越高的毕业生，即是具备创业能力为A的人，会在学习阶段努力通过各种创新创业类活动来增强自己的专业创新实践能力，以提升自己未来的创业能力，提高创业成功的几率。
1.毕业生的策略。类型A的毕业生所拥有的创新实践能力a=a*，创业能力为B的毕业生所拥有的创新实践能力a=0，无论两种类型的毕业生，创业成功都可以获得利益c，创业失败都会损失利益d，且无论哪种类型的毕业生，都争取创业成功。
2.市场的偏好。对于市场来说，如果毕业生的创业实践能力a=a*，那么市场就认为毕业生为A，所以市场会就选择C，否则选择D。
二、博弈模型的分析
（一）毕业生的行为
1.类型A的毕业生行为。如果类型A的毕业生遵循自己的策略选择，已经形成创业实践能力为a*，那么他得到的利益为（A- a*/A）；如果他形成的创业实践能力为a=0，那么市场就为认为他是B，那么他获得的利益就为（B- a/A）。因此，为了形成均衡，我们要求A- a*/A≥B，即是a*≤A（A-B）。
2.类型B的毕业生行为。如果类型A的毕业生遵循自己的策略选择，已经形成创新实践能力为a=0，那么他得到的利益为（B-a/B）；如果他不遵循以上策略，形成的创新实践水平为a=a*，那么市场就认为他的创业能力为A，获得的收益为（A- a*/B），为了形成均衡，我们要求（A- a*/B）≤B，即是a*≥B（A-B）。
（二）市场反应
市场在给定的策略选择下，市场和毕业生之间存在配合的关系，当创业获得成功的时候，市场和毕业生的获益都是最大的，但市场更偏好与创新实践能力为a=a*的毕业生，这时创业成功的几率将提高，而市场获得的利益最大。
三、模型的结论分析
（一）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是衡量大学生创业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创业能力的衡量标准一般包括基本素质、专业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等方面。基本素质是长期发展形成的，专业能力可以通过学校的课程教育和课外教育培养形成，而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则需要大学生主动参与科技文化活动来获取。创新实践能力反映了毕业生的附加价值，较其他的创业者而言，具有较强创新实践能力的毕业生将会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因此，创新实践能力是衡量大学生创业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二）大学生可以通过提高创新实践能力来减少创业风险
创业风险是指在创业活动中，由技术、资金等方面因素所造成的创业失败的风险。大学生在学习阶段可以通过参加“挑战杯”等创业类竞赛，进行创业模拟，提高创业技巧。同时，还可以主动提高创新意识，从学习阶段的每一个环节提高创新能力，从而有效减少创业风险。市场更青睐于具有一定创新实践能力的毕业生，这样创业失败的风险将会减少。
（三）市场更青睐具有创新性的创业行为
创业大学生属于新进入者，市场上的在位者会通过各种手段排斥新进入者的创业行动，这也属于一个新进入者与在位者的博弈，难免会造成激烈的竞争。如果新进入者拥有创新点，具有创新性，创业实践能力较强，那么其创业行动就会被市场所接受，从而得成功。因此，市场更青睐具有创新性的创业行为。
（四）全方位、系统化打造大学生创新实践体制，努力放大毕业生创业能力信号
1.建立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首先，要摒弃陈旧的思想意识，以引导式、讨论式、启发式教学取代以往的“老师灌、学生背”的模式，从教学环节进行创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其次，增加创业类课程的学分比例，丰富创业课程的类型，就创新能力、创业技巧、创业案例等进行案例式教学，丰富学生创业知识；最后，将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与大学生课程修分、综合评定、评优评先等相结合，以吸引更多的同学参与创新创业活动。
2.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学校团委、学生组织应该结合本校实际情况，组织开展“科技文化节”“挑战杯创业大赛”“专业技能大赛”等课外实践活动，挖掘校园文化资源，利用校园媒体，设立科技成果展示平台，提高课外科技活动的开放性和可参与性，为大学生提供发挥创造性和能动性的舞台。同时，评选身边先进创业典型，组织学生参观、实习，并组织系列创新创业讲座、论坛等主题活动，营造良好的学生创新创业氛围。
3.丰富大学生的实践活动。首先，学校应设立大学生创新教育中心，汇集各方面的专家，制定一系列的创业教育政策，加强对学生创业实践的指导；其次，学校应成立创业实验室和创业基地，让学生的创业想法在实验中得到验证，能够在真正的战场上取得成功；最后，学校应加强与社会单位的合作，不定期组织学生到创业园区、高新技术园区等考察学习，或与相关企业建立联盟，安排学生利用假期时间到相关企业实习，以此提高学生的创业技巧。
4.建立创业帮扶机制。首先，学校应建立创业网站，对创业实践活动进行宣传，对创业政策、创业技巧等进行网上指导，开设学生网友在线咨询，创业导师团队有问必答；其次，建立導师帮扶制度，学校可充分利用教师资源，对学生的创业项目进行一对一辅导，对创业中的困难帮其指导解决，对创业技巧进行培训；再次，成立专项的“创业基金”，利用校内外的有利资源，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充足、可靠、稳定的经费支持，一方面可以保证资金投入，另一方面也可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最后，学校可以利用校内资源成立专门的创业孵化园，就创立微型企业予以场地和政策上的支持，真正帮助毕业生的创业行为，以此扩大创新实践能力信号。
[参考文献]
[1]周天.大学生创业的门槛——在位者与进入者的博弈[J].经济师，2008（8）.
合作创业中的博弈分析 篇5
关键词：利益有限理性,产学研联盟,合作博弈,Shapley值
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被认为是当前地区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 产学研联盟的建立既可以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同时也可以为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平台。产学研联盟主要是由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 有时也包括政府多方共同建立, 是基于各方的战略意图, 为了抓住新的市场机遇,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优势, 实现共同愿景, 结合彼此的优势资源而建立的一种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合作方式[1]。由于产学研联盟中的各方都是利己的, 因此表面上看起来是合作博弈的联合体实际上却在利益有限理性下呈现出非合作博弈, 如此下去, 最终将损害整个联盟的利益, 即地区和国家的利益。
1 利益有限理性——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冲突的结果
对于理性的定义,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奥曼认为:“如果一个参与者在既定的信息下最大化其效用, 他就是理性的[2]。”以个体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的称之为个体理性, 而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则被称为集体理性。古典经济学家代表亚当·斯密认为私利的最大化追求能够促进社会的公益, 即个体理性导致集体理性。事实上这是个体无意识的结果, 个体理性的行为并不一定能够在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产生最佳的社会效益, 个体理性并不保证集体理性, 相反, 多数情况下个体理性同集体理性是冲突的。人的利己主义思想, 一般来说, 大部分人都是自私的, 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利己本性作了经典的描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 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 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 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 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 而说对他们有好处[3]。”个体理性同集体理性的矛盾, 著名的囚徒困境[4]是最生动的写照。在这一经典案例中, 局中人为了各自利益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双方各被判6年徒刑, 然而事实上他们可以得到对双方来说都更好的结局, 即双方均不坦白而各自仅被判2年徒刑。用经济学术语来说, 其中存在帕累托改进的机会, 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帕累托最优, 不符合集体理性的要求, 因此使囚徒陷入理性的困境。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导致了利益的有限理性, 这里所说的利益有限理性是指集体中的各方对存在的冲突是可以认识到的, 从这个方面看是理性的, 但是对于冲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处理能力是有限的, 利益有限理性带来了不确定性, 就要通过一些机制安排来减少这些不确定性。
2 产学研联盟中的利益有限理性
产学研联盟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 作为合作的各方应该是以共同的愿景目标为合作基础, 追求的是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合作各方从其他角度看又是独立的, 由此不免从追求私利出发, 有的个体为了满足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了其他个体的利益, 最后的结局是整体利益的损失。在产学研联盟中的关键问题是利益分配问题, 同时冲突也主要表现在这点上。
产学研联盟中对利益的分配一般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在研发目标确定后由企业一次性支付研发或技术转让费用;另一种则为提成支付, 即与销售额等挂钩。第一种分配形式虽然执行起来比较方便, 但是企业面临的风险比较大, 学研在收益有保证的前提下可能存在诸如偷懒这样的行为, 最终损害企业的利益, 这就需要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来应对这种有限理性。另一种分配方式较第一种相对合理一些, 而且这种方式目前也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但是分配机制的选择和设定是这种分配方式执行的关键。这里我们只针对第二种分配方式中的利益有限理性来制定应对策略。
3 产学研联盟中利益有限理性的应对
产学研联盟的合作可以看作是合作博弈问题, 因为合作的各方将自身所具有的独特资源或优势进行组合, 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 可以获得更多的优势, 这也满足合作博弈的基本条件, 即整体收益大于每一个个体单独经营的收益之和。因此, 这里采用合作博弈理论中的方法来解决产学研联盟中的分配问题, 以便找到适合产学研联盟利益分配的理论方法。在合作博弈理论中有一些分配模式, 即为合作博弈的解, 对于合作博弈存在两个常用的基本解法——核心和稳定集[5], 但是它们都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就是它们都不一定存在, 而有时却又存在很多个, 得到唯一解比较困难, 也为产学研联盟利益分配带来了困难, 因此采用Shapley值[6]作为产学研联盟利益分配的方法, Shapley值法兼顾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 相对公平合理并具有可操作性。
Shapley值是由shapley[7]提出的, 它是根据联盟成员对各个可能的子联盟的边际贡献来分配附加收益[8]。设S是n个成员的含有i的子联盟, i在该子联盟中的边际贡献为v (S) -v (Si) , 那么i在n人合作联盟中得到的分配为:
式中:
如果设利益主体i与系统S外结盟时所获得最大利益为Pi, 实际上也是i加入n方联盟的机会成本, 那么成员i加盟的必要条件是:
φi (v) ≥Pi, (i=1, 2, …n) (2)
因此, 正确评估利益主体在不同联盟的边际贡献以及它与系统S外结盟可能获得的收益很重要, 公平的联盟利益分配构成了合作联盟奋斗的前景, 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 组织间形成一定程度的融合, 增强了彼此间的信任感和亲密感, 朝着做更大蛋糕的良性循环努力, 出现正反馈现象。
下面通过实例来说明Shapley值法应用在产学研联盟利益分配问题上的合理性。
假设现有一产学研合作项目, 需要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联合进行技术研发, 此处用N={1, 2, 3}代表三个局中人的集合, 每一个局中人都可以自己单独研发或者与另一单位单独合作进行研发, 但是三者联合研发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如果企业单独研发可以获得80万元的收益, 高等院校单独研发可以获得60万元的收益, 科研机构则可以获得40万元的收益;若企业与高等院校单独合作可以获得180万元的收益, 与科研机构合作可以获得140万元的收益, 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合作可以获得120万元的收益, 而三者合作则可以获得280万元的收益。由此可见, 三者合作可以获得的收益最大, 具体合作与收益情况如表1所示。从以上的条件可以看出, 此问题符合支付可转移的联盟型博弈。
v () =0;v ({1}) =80;v ({2}) =60;v ({3}) =40
v ({1, 2}) =180;v ({1, 3}) =140;v ({2, 3}) =120
v ({1, 2, 3}) =280
下面来求取此博弈问题的Shapley值φ (v) 。
首先计算局中人1即企业所能分配到的收益:
其次计算局中人2即高等院校所能分配到的收益:
最后计算局中人3即科研机构所能分配到的收益:
故此Shapley值为
以上所求的结果即为局中人1, 2, 3所应分配到的收益, 可以看出按此方法来分配产学研的收益是优于平均分配和按比例分配的, 并且能得到唯一的解。而Shapley值的特点正是反映了个体在集体中的重要性, 对于联盟中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导致的利益有限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作用。
4 结论
产学研联盟中的利益分配问题是其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使该联盟中总是呈现出利益的有限理性, 而博弈论正好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方法, 通过Shapley值可以求出联盟中各方的利益该如何分配, 由此可以减少分配中的不利因素, 减少个体理性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 使产学研联盟朝着更加稳固、坚实的方向发展, 最终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雪原, 王宏起.基于产学研联盟的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方式[J].中国科技论坛, 2007 (11) :3-7.
[2]李同琴.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效应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 2005 (4) :77-78.
[3]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14.
[4]黄涛.博弈论教程——理论.应用[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4:12-14.
[5]杨荣基, 彼得罗相, 李颂志.动态合作——尖端博弈论[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7:59.
[6]OWEN G.Game theory[M].2nd ed.New York:AcademicPress, 1982.
[7]SHAPLEY L S.A value for n-person games[M].//KUHN H W, TUCCER A W.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gamesⅡ.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J (1953) :307-317.
合作创业中的博弈分析 篇6
经济人是一种经济学人格假设,是指人们的行为准则都是以追求最小付出获得最大回报的。高校虽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但在支持大学生创业活动过程中,在付出与回报之间有所权衡,期望回报高于付出是正常的理性思维。我们对于理性思维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之上。博弈论[4]是研究博弈对局中个体的利害得失,从而分析其最佳行为策略的一种分析方式,以博弈论方法分析高校在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行为有助于我们站在高校的立场更加真实、客观地了解高校的创业策略选择及其行为抉择的影响因素。
一、高校——学生不完全信息创业博弈
(一)高校——学生不完全信息创业博弈表示
对于高校来说,支持创业的前提是学生自身是否创业,如果学生没有创业意向则高校支持创业没有任何意义,为此{创业,不创业},{支持,不支持}就分别成为学生与高校博弈过程中的策略集。由于高校对于学生创业能力并不清楚,学生可能是“高能力”创业者,也可能是“低能力”创业者,为此高校——学生创业博弈是一种不完全信息创业博弈,如表1-2所示。
假设高校支持学生创业成本为C,学生创业成本为D,由于学生是创业主体,所以其创业成本D>C。当学生创业失败时,高校与学生损失的是其成本,分别为-C,-D;当学生创业成功时,其创业收益为U或A,其中U为得到高校支持时的创业成功收益,A为高校不支持时的创业成功收益,因此U>A,而高校支持创业的收益为B。总体而言,收益总是大于成本的,也就是说U>D,A>D,B>C。在此博弈支付中,U>B>D>C>0,U>A>D>C>0,而B与A的大小无法确定。
(二)高校——学生不完全信息创业博弈的均衡分析
由于高校不清楚学生到底是“高能力”创业者还是“低能力”创业者,根据“先验信念”,高校以学生是“高能力”创业者的概率为p,学生是“低能力”创业者的概率是1-p。由表1可知,当高校选择支持时,由于U>0,学生的最优选择是创业;当高校选择不支持时,由于A>0,学生的最优选择还是创业。因此,创业是学生的严格占优策略。由表2可知,当高校选择支持时,由于-D<0,学生的最优选择是不创业;当高校选择不支持时,由于-D<0,高校的最优选择还是不创业。因此,在表2中,不创业是学生的严格占优策略。由此可以得出,高校选择“支持”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高校选择“不支持”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高校若要支持学生创业,则其“支持”策略的期望收益必须大于“不支持”策略的期望收益,为此,即
由以上博弈均衡结果可知,高校是否选择支持学生创业,与学生创业能力有关,当学生为“高能力”创业者的概率为时,高校选择“支持”的策略收益大于选择“不支持”的策略收益,高校会选择支持学生创业;相反,当学生为“高能力”创业者概率时,高校会选择不支持学生创业。
二、高校学生联盟的不完全信息创业博弈
(一)学生——企业不完全信息博弈表示
在大学生创业过程中,创业者与企业是直接的竞争对手,高校作为第三方,是否支持学生创业必须考虑创业者与企业竞争力博弈问题,由于创业者对企业是“高效型”还是“低效型”并不了解,所以创业者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是一种不完全信息博弈。如表3-4所示。
在学生与企业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创业,不创业}{斗争,不斗争}分别是其策略集,在此博弈支付中,假设学生创业失败时损失值为-D,学生创业成功的收益为A或K,A为企业不斗争时的收益,K为企业斗争时的收益,由于企业参与斗争,创业者要付出一定的损失,因此A>K。P为学生不创业,企业斗争时的收益。由于市场容量有限,学生创业的损失值为企业的利润值,学生创业的利益值则为企业的损失值,在此博弈中,P>A>K>>D>0且A>L。
(二)高校学生联盟不完全信息创业博弈表示
根据学生与企业之间的博弈,高校需要作出是否支持学生创业的决定,在这里我们把高校支持学生创业叫做高校学生创业联盟。由表3可知,当企业为“高效性”企业时,(企业“斗争”,学生“不创业”)是其纯策略纳什均衡,在此情况下,如果高校决定支持学生创业,给予学生价值为θ 的补贴(θ >0),那么表3可转化为表5。
在表5中,当学生选择创业时,高校给予学生价值θ的补贴,当学生选择不创业时,高校不给予补贴。当θ >D时,此博弈的纳什均衡为(企业“斗争”,学生“创业”);当θ <D时,此博弈的纳什均衡仍为(企业“斗争”,学生“不创业”),在此纳什均衡中,由于学生选择不创业策略,对高校而言支持创业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不予考虑。
同理,由表4可知,(企业“斗争”,学生“创业”)是其纯策略纳什均衡,当高校支持学生创业并给予其价值为θ的补贴时,表4可转化为表6。
在表6中,无论θ 取值大小,(企业“斗争”,学生“创业”)是其纯策略纳什均衡。
(三)高校学生联盟创业博弈的均衡分析
在高校学生联盟创业博弈中,由于其不清楚企业是“高效型”还是“低效型”,根据“先验信念”,假设企业为“高效型”的概率为 ? ,企业为“低效型”的概率为,那么当高校选择支持学生创业且时,高校学生联盟期望收益值为:;高校选择不支持学生创业时,高校学生联盟的期望收益值为0。那么只有当高校学生联盟支持学生创业的期望收益大于不支持学生创业的期望收益即时,高校才会选择支持学生创业。由于可以换算为,所以当企业为“高效型”的概率小于时,高校才会选择支持学生创业;相应的,当企业为“低效型”的概率即时,高校才会支持学生创业。
三、高校创业成本的投资收益率分析
对于高校来讲,支持学生创业意味着一定的成本投入。这些成本作为资金,除进行支持学生创业投入外,也可能用于其他投资,比如可以用于股票分红、银行利率等,我们把其称为投资收益率[5],用字母 β表示( β>0)。作为理性经济人,高校会在这些成本用于支持学生创业投资收益与用于其他投入的投资收益之间加以比较,只有当支持学生创业投资收益高于其他投资收益时,高校才会把这些成本用于支持学生创业的投入。
由表1可知,高校支持学生创业的成本为C,收益为B。如果高校把成本C用于其他投资,则其投资收益为:C+ βC,如果想让高校放弃投资支持学生创业,则收益B必须小于其他投资收益,即C+ β C>B,换算可得,也就是说当投资收益率时,高校会放弃支持学生创业而选择投资其他收益。相应的,当时,高校会选择支持学生创业。这取决于高校投资收益B与成本C之间的差异额,当B与C之间的差距越小时,即B<2C时, β 取值在0-100%之间,这样的收益率越有可能实现,高校越有可能放弃支持学生创业而选择投资其他收益;当B与C之间差距越大时,如B≥2C或B≥3C,则对收益率β 的要求就越大,超过了100%或200%,这样的收益率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高校就越有可能选择投资支持学生创业而放弃投资其他收益。
四、高校在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行为影响因子分析
由前面的博弈分析结果可知,高校在大学生创业过程中,其最终的博弈决策受几个概率因素影响,分别是学生为“高能力”创业者概率P,企业为“高效性”概率γ 和高校投资收益率 β 。当满足条件学生为“高能力”创业者的概率为;企业为“高效型”的概率;高校支持学生创业成本投资收益率时,高校才会选择支持学生创业。虽然高校博弈决策直接受三种概率因素影响,但透过各种概率表达方式,不难发现,最终影响高校创业博弈策略选择的还是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影响,主要是高校支持学生创业的成本与收益关系及学生创业成本与收益关系。
(一)高校支持学生创业成本与收益关系因素影响
表达式是高校支持学生创业影响概率之一,由表达式可知,P的大小取决于B与C的差距大小。从表1中可知,由于B>C,为此,总体上,B与C的差距越大就越小,P的实现可能性就越大,高校就越有可能支持学生创业;相反,B与C的差距越小,就越大,p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高校支持学生创业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也是高校支持学生创业的影响概率之一,由前面分析可知,B与C之间的差异越大,高校就越有可能支持学生创业。在表1中,B表示高校支持学生创业的收益,C表示高校支持学生创业的成本。因此可以说,在大学生创业过程中,高校投入支持学生创业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距越大,高校就越有可能支持学生创业;相反,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距越小,也就是盈利越少,高校越有可能不支持学生创业。
(二)学生创业成本与收益关系因素影响
当时,高校选择支持学生创业。为换算方便,我们换个方式,也就是说时,高校才会支持学生创业。由表3和表4可知,K>D,为此总体上,K与D的差距越大,就越小,1-γ 就越容易实现,高校支持学生创业可能性越大;相反,K与D的差距越小D/(K +D)就越大,1-γ 就越难以实现,高校支持学生创业可能性越小。在表3和表4中,K表示学生创业成功收益,D表示学生创业失败的损失值。因此,学生创业收益与损失值之间差异越大,高校就越有可能支持学生创业。
五、提升高校支持学生创业积极性的路径分析
(一)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
由于高校在大学生创业博弈中的决策受学生高创业能力概率P、企业的高效型概率γ 和投资收益率 β 的影响。因此,由于企业是否高效由企业经营状况决定,投资收益率受其他投资收益影响,我们不能控制。但学生高创业的能力概率P则可以通过各种创业教育手段加以提升,如学生企业管理能力、市场拓展能力等都可以加以培养,只要学生高创业能力概率P大于1/2,则高校就应该支持大学生创业。
(二)尽量降低高校支持学生创业的成本,提升高校支持学生创业的收益
由于高校是否支持学生创业受到创业收益与创业成本之间、学生创业收益与损失值差距因素影响,其差距越大,高校越有动力支持学生创业。创业收益我们无法预期,但对于高校及学生创业成本则可以通过努力加以压缩,最简单的方法可以是社会力量的有效资金直接支持,其次也可以通过一些优惠政策措施,如降低注册门槛、简化注册手续、进行高效创业效益扶持等措施加以压缩高校与创业学生的创业成本,提升高校支持学生创业的积极性。
摘要：作为理性经济人,高校是否支持大学生创业在于其在创业博弈中的决策。通过对高校——学生不完全信息创业博弈、高校学生联盟创业博弈及高校创业成本的收益率分析,得出学生高创业能力概率P、企业高效型概率?及投资收益率?是决定高校是否支持大学生创业的主要因素,而这三个概率取值归根结底又受到创业收益与创业成本之间的差异值影响。因此,可以通过提高学生创业能力、降低高校支持学生创业成本等方式提升高校支持大学生创业的积极性。
合作创业中的博弈分析 篇7
基于合作博弈理论分析碳交易
合作博弈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分配，研究人们已经达成合作之后如何分配利益。接下来从合作博弈的角度来分析经济体关于碳排放的谈判问题。
设发展中国家为群体1, 发达国家为群体2, 双方以是否进行碳排放交易为议题, 重复从发展中国家群体和发达国家群体中各随机抽取一名成员, 以谈判的形式进行两两博弈。建构的基本博弈模型：发展中国家两策略为A 和B, 策略A 为抵制碳排放交易, 策略B 为同意碳排放交易；发达国家两策略为X 和Y, 策略X 为抵制碳排放交易, 策略Y 为同意碳排放交易。
若发展中国家采取策略A, 发达国家采取策略X, 谈判的结果为抵制碳排放交易, 此结果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收益矩阵（2，2）；若发展中国家采取策略B, 发达国家采取策略Y, 谈判的结果利益分配( 4，4)；若发展中国家采取策略A, 发达国家采取策略Y, 即双方各持己见, 则谈判不能达成统一的意见, 假设矩阵得益为( 3，3)；若发展中国家采取策略B,发达国家采取策略X, 两国不同意见, 矩阵赋值为(1,5)。
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选择合作时将获得最大的总收益。要获得这个非纳什均衡的选择需要对收益进行配置以改变博弈结构。引起再配置的方法就是转移支付。在该模型中，发展中国在发达国家选择合作策略时给予发达国家一各单位的转移支付，即（同意，同意）组合的收益由（4，4）变为（3，5），而（不同意，同意）的收益则由（3，3）变为（2，4）。此时，（同意，同意）组合为纳什均衡策略组合。当然，转移支付的额度并不是唯一的，从而博弈的均衡解也不是唯一的，合作博弈的结果可以通过国家间的谈判获得。而且事实也证明，每个国家采取合作和协商分配利益至少不会比不合作行为差，而且经常会好得多。
通过合作博弈理论的分析，全球应对碳排放问题选择相互之间碳排放交易是必然的。
中国碳排放的对策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大国，为了有效防止气候变暖的灾难性后果发生，在自己应当承担的减排义务之外，提前加入碳减排的行列，承担人类共同的责任。
（一）中国应采取的减排立场。按照人均原则分配碳排放交易权。在人均分配碳排放交易权的基础上，各国应按照人口的多少建立碳排放账户。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多4倍，中国的碳排放交易权账户当然比美国要多4倍。实现全球碳减排目标的有效途径是技术转让。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有偿转让碳排放交易权，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降低碳排放的技术。
（二）完善排放许可证的交易。建立合法碳排放交易权, 允许其成为商品进行交易是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有效手段之一, 也是各国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我国要借鉴国际减排机制, 研究上市期货发挥期货市场的功能, 加快碳排放交易权共有价值形成, 維护我国企业自身的利益, 尽快完善我国碳交易市场体系建设, 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快速发展。
（三）中国碳减排的具体措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一方面在国际谈判中争取主动,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赢得必要的发展空间； 同时也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科学可靠的支撑。制定明确的谈判策略, 主动考虑新的减排指标。应该制定相应的路线图和实施策略, 坚持自主开发与引进消化相结合,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清洁能源利用道路。积极推广生物碳汇技术, 实施CDM 项目, 增强生态系统碳吸收能力。鼓励国内企业的参与和区域间的合作, 将生态、环境建设与增强生态系统碳吸收能力的目标有机结合, 实现生态保护、增强生物碳汇与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三赢”。加强气候变化成效的宣传工作, 树立良好的绿色形象。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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