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博弈（精选9篇）
信息公开博弈 篇1
摘要：民办高校的发展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积极补充, 发展日益壮大。民办高校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各种支持, 但是目前政府的支持模式还处于探索之中。由于民办高校对营利性的要求以及政府监管不够等相关因素的影响, 政府对民办高校的资助面临着风险。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 分析政府资助与民办高校信息公开之间的关系, 为政府资助民办高校提出方向。
关键词：政府资助,信息公开,博弈论
目前, 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资助政策缺乏可操作性:关于鼓励资助的政策不完善, 缺乏明确的规定, 起不到切实的激励作用;对于教师、学生合法权利的维护, 缺乏保障机制, 使得有关规定的贯彻执行流于随意。而政府资助关系到民办高校运行情况, 其中民办高校运行情况又主要取决于民办高校各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关系, 特别是由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所决定。民办高校信息公开是政府在资助制定安排与实际运作中存在的核心问题之一, 政府与民办高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博弈的集中表现。本文尝试运用博弈论的理论, 分析政府资助与民办高校信息公开之间的博弈关系, 提出政府与民办高校的行为策略, 期望达到两者的双赢模式。
一、理论概述
(一) 博弈论的基本原理
博弈论 (Game theory) , 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在直接相互作用时, 人们如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如何达到均衡的问题”。博弈论的基本要素主要包括:参与者、博弈策略、信息和支付矩阵。参与者也就是游戏参与者, 每个参与者都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博弈策略和在支付矩阵中支付相关的费用及获得收益;博弈策略是指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所采用的决策方式和行为方式;信息是指参与者所拥有的知识, 特别是有关“自然”和其他参与人的特征和行动有关的知识;支付矩阵也称为报酬矩阵, 是用来描述博弈者在博弈过程中博弈多方所能获得报酬的集合, 通常用矩阵的形式表示出来, 所以称为支付矩阵。
目前, 博弈论被广泛的应用于经济学和管理学。通俗而言, 就是说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利益相关者的对弈中, 每一个对弈者在做决策时, 不但要根据自身的目的和利益行事, 同时也要考虑到个人的决策行为可能对其他利益者的影响, 以及其他利益者的决策对他个人可能的影响, 通过选择利益最佳的策略, 来达到利益效用最大化。研究在这种互动环境下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理性选择的理论就是博弈论。
(二) 博弈均衡的经典模型:囚犯困境
博弈均衡是指使博弈各方实现各自认为的最大效用, 即实现各方对博弈结果的满意, 使各方实际得到的效用和满意程度是不同的。在博弈均衡中, 所有参与者都不想改变自己的策略的这样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博弈各方的关系不仅体现一种利益上的竞争, 更要体现出各方的合作关系。博弈均衡经典模型是囚犯困境。
囚犯困境 (prisoner’s dilemma) :两个嫌疑犯莫利和纳克尔茨, 他俩是同案犯。他们被分别隔离审讯, 律师分别会见了他们:“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坦白认罪, 则坦白者会得到法官的轻判, 只会判3个月, 而不坦白的搭档则会被重判10年;如果两个都同时坦白的话, 两人同被判5年;如果两个人都不坦白的话, 按警方掌握的证据, 法官可以判你们一年徒刑”。
莫利会作出怎样的决策呢?如果他想得到轻判, 他只有认罪, 但如果纳克尔茨同样认罪的话, 那他就要被判5年, 但如果否认的话呢, 还有机会只判一年, 到底纳克尔茨会否认罪呢?莫利是选择坦白最高被判5年, 还是选择不坦白最高被判10年呢……
纳克尔茨也面临者同样的困境, 他在不知道莫利的选择策略时, 也很难作出决策……
很显然, 从模型中, 如果莫利和纳克尔茨都坦白, 他们都只要判1年, 才是最优的选择, 但是在囚犯困境模型中, 由于两个人无法串供, 所以都承认了犯罪事实, 两个人得到的结局 (即双方都坦白) 被称为“纳什均衡”。
囚犯困境体现了个体在作出博弈决策时的价值取向, 本质上是“个人理性”和“团体理性”的冲突。在解决这一冲突时, 只有坚持合作或双方都作出利他行为——不坦白, 获得的刑罚相对是比较低的;相反, 如果双方都作出利己行为的话, 那他们所得的刑罚或者说获得高刑罚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这种非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是博弈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但又往往发生在博弈的参与者身上。
(三) 政府资助与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理论分析
目前, 民办高校的发展亟需政府的资助, 政府也有责任和义务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资助民办高校的发展。政府的资助方式、资助金额等都会受到民办高校财务信息的影响, 财务信息公开程度, 会影响到政府的资助力度和资金额。而政府资助后必然要进行相应的的监管监督, 这又要求民办高校要进行财务信息公开, 接受监督检查。
面对取得政府的资助, 同时接受政府对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检查, 大部分民办高校是被迫接受的。但是, 想要取得政府的资助, 就要履行相应的责任, 这就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财务信息公开的成本和风险) 。此时, 民办高校就会在这些收益与成本之间权衡做出决策:是争取政府资助还是避免财务信息公开。
本文拟运用博弈理论对此进行分析, 在分析应该明确:
1.在这对博弈组合中, 博弈对象是政府和民办高校。政府资助与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博弈关系, 政府资助是为了促进教育这个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效益, 而民办高校的预期利益目标是最求学校利益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两者存在着预期利益目标的差异, 这样才能找到双方的利益均衡。
2.作为博弈双方, 是博弈竞争者。双方都是理性的, 都必须考虑效用最大化。政府和民办高校都根据现有的状况考虑对方可能做出的决策, 而同时双方都基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为实现利益最大化选择最优的策略。
3. 双方的策略是相互影响的, 任何一方的策略都会导致另一方的效用改变并使对方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
4. 政府与民办高校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双方都很难预测对方所选择的策略, 一方职能根据现有的条件来做决策。
二、政府资助与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博弈分析
在这个博弈模型中, 参与者是政府和民办高校。政府有两个策略:资助与不资助;民办高校也是有两个策略:公开财务信息与不公开财务信息。据此, 可以构建博弈模型如图1:
从图1可以看出:
1. (8 8) :政府采取不资助策略, 民办高校选择的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不考虑社会效益, 更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这样民办高校得不到政府的资助, 利益较少, 即使有盈利, 也是暂时的。由于民办高校追逐学校的经济效益, 表面上, 暂时有满足了政府的社会教育效益需求, 但是从长远来看, 对政府体现不出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
2. (6 12) :政府资助民办高校, 但是民办高校却更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 此时民办高校的收益最大12, 而政府在此博弈中可能会遭受损失, 因为资助部分学校并不一定真正使用到办校办学中, 政府资助部分没有产生社会效益, 政府利益会受损。
3. (12 6) :政府不资助民办高校, 但是民办高校仍然履行受托责任, 担负教育, 政府可以得利12, 而民办高校由于投入办学追求社会效益, 在经济利益上会受到一定过得损失, 只能得利6。
4. (10 10) :政府和民办高校采取了合作策略, 政府对民办高校进行资助, 而民办高校也进行财务信息公开, 接受监督检查, 双方达成了俄合作博弈均衡, 此时政府和民办高校双方得益都比较高。
对于这个模型, 政府和民办高校两个博弈参与者之间进行静态博弈, 他们都不知道对方的博弈策略和行为方式, 只能在信息不对称下作出决策。如图所示。对于政府, 如果政府认为民办高校会作出财务信息公开的行为, 那他可以选择不资助, 因为选择不资助的收益大于民办高校 (12>6) ;相反, 如果政府认为民办高校会作出不公开财务信息的行为, 那政府还是会选择不资助, 因为他要获得不低于乙的收益 (8=8) 。对于民办高校, 如果他认为政府会作出资助的行为, 那民办高校就会选择不公开财务信息, 因为这时他的收益比政府高 (6<12) , 如果民办高校认为政府会选择不资助, 那民办高校也会为了获得不低于甲的收益而 (8=8) 选择不公开财务信息。
由此看来, 无论怎样选择, 政府和民办高校都会根据自身的优势, 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策略, 从而使博弈双方达到纳什均衡。但是, 从模型上来看, 政府资助与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策略 (10 10) 组合得益明显高于纳什均衡 (8 8) 得益, 这才是“帕累托最优”策略。这种策略组合才是最优的组合, 任何一方的不合作都会导致教育事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降低。这就是政府资助与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囚犯困境”。
三、解决政府资助与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囚犯困境”
从博弈论的角度, 双方解决困境的方法:
(一) 政府和民办高校联合成为了卡特尔组织, 通过监督等多种形式, 充分掌握双方的信息, 了解是否有舞弊现象, 从而破解困境, 达成“帕累托最优”策略。
(二) 政府资助与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博弈不是一次性博弈, 而是重复博弈, 这将改变政府与民办高校的行为。政府的“触发战略 (trigger strategy) ”。
政府选用“触发战略”, 政府首先选择合作模式, 认为民办高校会公开财务信息, 而政府为了达到双方效益的最大共赢, 政府给予民办高校资助。给定政府的如上策略, 民办高校将如何进行决策?如果民办高校选择不公开财务信息, 那他本期的收入为10个单位, 以后每期的收入为0, 所以总期望收入为10。如果民办高校选择公开财务信息, 他本期的收入为10个单位, 在下期得到5个单位收入的概率为s, 下下期得到5单位的概率为s2, 以此类推到以后各期的概率, 则民办高校的总期望收入为:5+5s+5s2+5s3+…=5/ (1-s) 。因此, 只要5/ (1-s) ≥10, 即s≥0.5, 选择公开财务信息就是民办高校的最优选择。假设合作继续的概率s≥0.5, 政府的“触发战略”就是最优的, 政府资助与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合作关系就可以建立起来。这就是重复博弈创造的信誉机制。其核心要点是:当事人为了合作的长远利益愿意抵挡欺骗带来的一次性眼前好处的诱惑。因此, 在重复博弈的条件下, 长期来看, 政府资助与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能够长期合作, 民办高校应积极建立财务信息公开制度, 为自身搭建财务信息公开平台。
(三) 政府可以使用触发战略, 就意味着民办高校在博弈中要一直采取合作策略。同时, 双方是无限重复博弈, 政府就可以为不合作行为设计惩罚机制。
四、政府资助与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启示
(一) 政府资助与民办高校信息公开的协调博弈
协调博弈理论并不是简单的考虑参与者之间的冲突, 而是更多的考虑参与者的信心和预期对博弈的影响。一般是假设博弈双方有两个策略可以选择, 一个是安于现状, 一个是选择风险事业。只有当博弈双方都选择风险事业时, 双方才能获得最高的收益, 也就是博弈双方得利是来自于双方的协调而不是冲突。这样就要求政府和民办高校都应该改变观念。
首先, 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到, 民办高校的存在是对教育的有力补充, 民办高校教育质量的提高关乎整个教育系统教育质量的整体水平。目前, 民办高校主要组成为高职为主, 一般本科院校占小部分。教学资源和教学质量都受到社会的一定歧视, 政府应该让市场介入, 采用绩效考核, 引入竞争机制, 在教育领域允许民办高校适度发展, 让民办高校之间进行竞争, 甚至让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形成竞争态势, 从而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 促进整个教育体系教育质量的提高。同时也让民办高校认识到, 政府不是一味的要求民办高校的公益性付出, 也会充分考虑到民办高校存在的办学困难, 民办高校只要能够遵守与政府之间的博弈规则, 那么他们是可以长期存在和不断发展, 从而把政府资助与高校之间的有限博弈转变成无限重复博弈。
当然, 民办高校也应该认识到, 财务信息的公开对民办高校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可以促进民办高校规范财务管理, 提高民办高校整体管理水平, 更可以在政府资助中取得有力的地位。民办高校只要能够按照政府统一的信息披露需求来公开信息, 即可与政府形成重复博弈, 也可为以后设置惩罚措施机制创造条件。
(二) 政府的监管策略
政府资助过程中必然要求监督, 政府可以充当“卡特尔组织”, 发挥监督作用。从新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 政府理所当然成为了民办高校这些准公共物品的监督者, 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执行中的监督者。民办高校则成为了规则制度的执行者。
首先, 民办高校的主管部门要对各个民办高校必须公开的财务信息内容设计统一的格式, 要求民办高校每年初都要编制上一年度财务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为了防止存在提供虚假财务信息的情况出现, 应该要求民办高校呈送披露有关财务报告时, 附送审计报告。
其次, 政府要建立健全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工作制度, 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责任关系做到责任到人到岗。要完善信息公开程序, 严格财务信息公开的签批手续。要明确信息公开的原则、内容、方式, 对信息公开指南和目录的编制, 财务报告的制式提出具体要求。要规范信息公开的监督检查工作、考核、社会评议及责任追究等, 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是做好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保证。
当然, 监督是相互的。一方面, 政府应加强对民办高校信息公开的监督, 同事可以鼓励民间组织、新闻媒体、中介机构等广泛参与监督, 并做到信息公开, 让政府、家长、学生等利益相关者及时了解信息。另一方面, 当政府没有履行相应的资助时, 民办高校也应该有法可依, 有据可循, 可以合理维护民办高校的利益, 因此, 也就要求立法工作要完善。
(三) 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策略
民办高校发展到目前, 随着高校生源的萎缩以及招生规模的扩大, 高校竞争愈来愈激烈, 资金短缺成为了当前民办高校发展普遍面临的困难。目前存在个别民办高校由于办学、生源等各种原因, 导致资金链断裂而陷入了办学困境甚至倒闭。因此, 积极争取政府资助, 积极筹措经费成为今后较长时期民办高校财务管理的首要任务, 而主动进行财务信息公开, 有助于社会大众, 各企事业单位, 政府主管部门等了解掌握其财务状况, 为民办高校争取政府资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就要求, 目前民办高校应该要按照政府财务信息公开的标准来开展财务工作, 积极配合信息公开要求, 完善民办高校财务管理制度, 为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提供保障。
(四) 建立绩效为导向的政府资助策略
在经济发达国家里, 高校一般会建立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 以受托责任为基础的高校治理结构。同时, 办学以绩效为导向, 建立规范的财务信息公开体系, 定期向高校各个利益相关者公开相关信息。结合目前政府与民办高校的关系, 政府部门作为民办高校的典型利益相关者组织, 可以出台相关的文件规范, 要求民办高校进行信息公开, 构建适应民办高校信息披露的规范格式, 内容详尽、既有财务信息又有非财务信息的披露, 以信息公开的内容和信息公开程度等为依据, 确定对民办高校的具体补助方式、金额等内容。民办高校通过核心信息公开, 有利于吸收政府补助和其他资金投入, 既可以解决办学的资金短缺, 又能使政府补助和其他资金投入的效益最大化, 同时还可以促进办学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 政府等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应不断强化财务信息公开的监督与激励机制。根据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等绩效考核指标, 开展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的绩效考核, 公开考核结果, 引入激励机制。政府根据财务信息公开程度、绩效考核等级等方式, 把财务信息公开情况作为政府补助的重要衡量因素。在政府下拨专项拨款等补助及教育主管部门核准的各项许可上, 均可将财务信息公开情况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高校财务信息公开体系既体现了财务决策有用性, 又能充分体现受托责任, 实现民办高校财务信息公开与政府补助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的双赢。
(五) 成立民办高校教育拨款评估委员会, 在政府与民办高校间起桥梁作用
在发达国家, 通常有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 负责制订教育拨款预算, 并监督政府部门依照预算拨款。以保障教育投入到位, 同时调整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可以成立厦门市民办高校教育拨款委员会, 专门负责厦门市民办高校财政资助资金拨款管理。委员会成员主要应由社会团体、行业内有经验的专家、政府任命等人员组成。委员会根据对民办高校办学条件、办学规模、办学质量、教学科研、财务管理等评估情况进行拨款, 具有合理性和透明度。高等学校可根据自己的需求, 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费用。当然, 教育拨款委员会作为政府与学校之间设立的拨款中介机构, 应该发挥独立、公正、公平地在政府和高校之间起缓冲作用。
1. 负责制定和执行政策
贯彻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制度改革与政策导向, 制定拨款模式、拨款比例等相关制度;建立绩效指标体系、预算管理制度、拨款监督机制等政策。为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更加合法、合理、科学、有效和公平提供政策保障。指导政府和学校分配经费和财务管理, 从而形成财政政策科学、公开、透明的决策机制。在条件成熟时, 逐渐形成一个专门负责拨款的实体。
2. 负责对民办高校的工作进行评估
以一定的评估标准为依据, 将高校对资金的使用效益与之相比较, 确定评估结果, 作为拨款的依据, 提高拨款的公开性、透明性, 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益。在评估方法上, 应引入绩效机制、预算管理机制, 构建高校绩效预算管理框架, 应当以效益为核心目标, 以绩效标准为前提, 保证信息沟通的反馈正常通畅, 同时还要协调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利益, 在民办高校内部管理形成预算规划与项目建设, 通过财务部门对预算进行限制, 并进行必要的预算调整, 保证在合理范围之内。最后, 根据预算绩效的评估与考核进行一定程度的奖惩。
3. 建立完善的问责制
民办高校在取得政府的资金资助基础上, 对资金内部分配上就拥有了资助安排的权利, 在确保这种权利存在的同时, 委员会应负责建立完善的问责体制, 实现政府资金的使用目标。除了在财务管理制度和审计上确保资金使用的规范外, 问责的核心是建立针对民办高校教学科研效益评价体系。
4. 建立基本信息系统
委员会应设立专门的信息管理系统, 这些系统要提供包括教学、科研、财务信息等关于民办高校运行状况的客观信息。主要作用是为高校评价体系提供基础信息。
参考文献
[1]李黎.中国民办高校政府资助政策研究[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 2008.
[2]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3]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J].经济研究, 2002 (01) .
信息公开博弈 篇2
【摘要】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是提升公益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保障。随着公益组织及其项目运作和管理的负面事件的曝光，公益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危机不可避免。文章运用博弈论理论说明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博弈的产生及结果，并对改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提出若干措施。
【关键词】慈善组织 博弈 捐赠
一、慈善组织、捐赠者和监管部门之间的博弈分析
（一）博弈基本假设及动因
从博弈论角度来看，信息披露的博弈主体主要包括慈善组织、捐赠方及监管部门。各博弈主体对信息披露内容的关注侧重点不同。本文对博弈的基本假设为：（1）捐赠者具有捐赠偏好，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2）博弈各方中至少有一方不清楚对方的行为。（3）在博弈中，公益慈善组织占有主动权，首先采取行动。产生博弈的动因基于捐赠者、监管部门和公益慈善组织三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主要表现为：公益慈善组织在信息的掌握上处于明显的优势，而捐赠者无法获取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及业务信息，无法正确评估善款及物资的使用是否落实到实处。两者信息不对称说明了监管部门存在的必要性。同样，随着捐赠者和慈善组织间信息不对称出现冲突，使得监管方法必须逐步完善。
（二）博弈过程分析
1.公益慈善组织与捐赠者的博弈。公益慈善组织和捐赠者之间的博弈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捐赠者与慈善组织之间通过订立详细的合同以约束慈善组织使用善款及物资的途径，这种是合作博弈，是有效率的。慈善组织不规范使用善款及物资，虽然暂时可以得到一定的个人利益，但是是以破坏合作博弈为代价的，可能会受到捐赠者在下一轮博弈中的报复，最终损害自己的利益。双方陷入不合作博弈，显而易见，这种博弈是无效率的。
捐赠是一种非商业行为，是捐赠行为与经济行为的统一。一般来讲，捐赠者不可能从捐赠行为中获取直接的货币收入回报，但他一定是基于对预期收益的追逐才产生捐赠行为的。捐赠者的预期收益体现为明显的非物质形态、非货币形态，主要体现为心理上的满足以及社会影响力的扩大。
假定慈善组织进行详细的信息披露可以树立社会形象，从而带来获得收益为S；提供详细披露信息的成本为C，提供缺失的信息披露成本为A，并有C?A?0；因不对外披露而获取的违规收益为P（通常指组织内部人员的败德行为给自身带来的效用）并有P?C?0，但由此可能遭受的捐款减少量为R。捐款者得到详细的信息可以获取心理与精神上的预期收益r（r?0），捐赠成本为c；捐款者得到缺失的信息可以获取心理与精神上的预期收益-r；如果选择不捐赠，则获取的收益与发生的支出的成本均为0。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将博弈分为两个阶段，博弈的第一个阶段，确定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类型。用“详细信息披露”和“ 缺失信息披露”分别表示慈善组织的行为。博弈的第二阶段，捐赠者选择是否将善款捐赠到慈善组织，用“捐赠”和“不捐赠”表示捐赠者的两种选择。若慈善组织选择详细信息披露，捐赠者选择捐赠时，则两者都可以各自获取收益，支付为（S-C，r-c），前面一个数值代表慈善组织支付，后面一个数值代表捐赠者支付。若慈善组织选择详细信息披露，捐赠者不捐赠时，扣除详细信息披露成本C，慈善组织仍可以获取收益S-C，捐赠者不捐赠行为获取的收益及发生的支出均为0，支付为（S-C，0）。若慈善组织选择缺失信息披露，捐赠者选择捐赠时，扣除缺失信息披露成本A，慈善组织仍可以获取违规收益P-C，而捐赠者捐款却获得不了预期心理和精神上的收益，由此损失-r-c，所以支付为（P-A，-r-c）。若慈善组织选择缺失信息披露，捐赠者选择不捐赠，扣除缺失信息披露成本A和捐款减少量R，慈善组织可以获取违规收益P-C-R，所以支付为（P-A-R，0）。
作为理性经济人，捐赠者进行捐赠必然希望得到详细的信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取最大的效用。在捐赠者选择捐赠的情况下，要使慈善组织选择披露详细的信息，必须使得S-C?P-A，又因为C?A?0，即当S?P时，慈善组织愿意披露详细的信息。
2.慈善组织与监管部门的博弈。假定慈善组织进行信息披露树立社会形象，带来S的效用；披露成本为C；A为慈善组织未进行披露所受到警告、批评的处罚导致公信力下降所减少的效用；因不对外披露所获取的违规收益P（通常指组织管理者的败德行为给自身带来的效用P?C?0）；政府部门对慈善组织进行监管的成本为a，L为公众对政府部门的谴责，遭受的损失。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同样将博弈分为两个阶段，博弈的第一个阶段，确定慈善组织信息披露行为。用“披露”和“ 不披露”分别表示慈善组织的行为。博弈的第二阶段，监管部门选择是否对慈善组织进行监管，用“监管”和“不监管”表示监管部门的两种战略选择。
若慈善组织选择披露信息，监管部门选择监管，扣除信息披露成本C，慈善组织可以获取收益S-C，监管部门由此产生监管成本a，支付为（S-C，-a），前面一个数值代表慈善组织支付，后面一个数值代表监管部门支付。若慈善组织选择披露信息，监管部门选择不监管，监管部门不会发生监管费用，也不会受到公众的谴责，监管部门不监管行为获取的收益及发生的支出均为0，支付为（S-C，0）。若慈善组织不披露信息，监管部门选择监管，监管部门发生监管费用a，慈善组织因此导致公信力下降，损失A，支付为（-A，-a），若慈善组织选择不披露信息，监管部门选择不监管，慈善组织可以获取违规收益P，那么监管部门就会受到公众的谴责，由此损失L，支付为（P，-L），在监管部门监管的情况下，要使慈善组织选择披露信息，则S-C?-A。在慈善组织未对信息进行披露的基础上，监管部门会衡量监管成本与公众对监管部门的谴责所造成的损失，只有在L?a的情况下，监管部门才会选择监管慈善组织信息披露情况。
（三）博弈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博弈分析可知，我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与监管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政府部门作为监管慈善组织的部门，对慈善组织的活动也进行干预，意味着博弈主体既制定规则，也实行监管职责，这不符合博弈规则。公众应加强对监管部门的谴责。只有在公众谴责对监管部门造成损失大于监管成本，政府部门才会加强监督力度。同时应加重对不披露信息的惩罚力度，促使慈善组织按时按质按量披露信息，以降低损失成本。
二、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及监管的建议
（一）建立信息披露的公开机制
公开慈善组织的财务及业务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公众和慈善组织间的问题。慈善组织应披露真实、充分、准确的信息，并且信息获取方式容易，信息内容规范，信息披露及时。慈善组织是有义务满足社会公众提出的查询财务信息、项目信息等要求，如果发生拒绝社会公众的监督的行为，应予以处罚。
（二）建立信息披露的惩罚机制
对于未按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未按照规定公开慈善信息的慈善组织，监管机构应对其进行警告，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仍未在规定时间内改正的，监管机构可对其实行处罚。慈善组织通过虚假披露信息以获取不正当利益，并不及时改正的，可加重处罚力度，如取消其免税资格，并缴纳所获收益两倍的罚款。
（三）政府对信息披露费用进行补贴
慈善组织披露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治理信息、财务信息和业务信息四个项目。披露信息是一项大工程，需要一定的人力、财力。国际上，慈善组织的行政成本占总支出的15%～20%。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与之相比，我国行政成本占比算低的。为了保障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同时保障慈善组织可以正常披露信息，政府部门应给予资金补助，专款专用，资助其信息披露。
（四）建立第三方业绩评估机制
民政部门作为完善法规的一方，不能监管慈善。应设立第三方独立机构依法实行正常的监管，包括监督善款及物资的使用情况，检查信息披露状况，审查报告等。在此基础上，每年对慈善组织进行等级评估，针对慈善组织不按时按质的披露组织内部信息，不规范使用善款、物资等行为，以降级处分，切实提高慈善组织的运作效率及透明度。
参考文献
博弈视角下政府会计信息披露 篇3
政府在受托责任的履行以及在网络组织方面与企业类似, 故虽然利益相关者理论原本起自私营部门, 但对政府会计的改革仍然具有不小的借鉴意义。现有文献中未曾找到有关对信息使用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明确区分, 而大部分文献主要沿用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概念。但实际上, 会计信息使用者和利益相关者是存在区别的。利益相关者一般都是潜在或已经存在的会计信息使用者, 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都会转化为存在的会计信息使用者;但反过来, 会计信息使用者却并不一定构成利益相关者。可以把信息使用者分为外部信息使用者和内部信息使用者。
(一) 外部信息使用者及其代理人
全体国民是政府的最终授权方, 也是政府的最重要且最主要的外部信息使用者群体。人大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执政党的机关本身也是我国公共部门的一部分, 也应该作为信息披露的主体, 对全体国民披露有关资金使用情况的会计信息。
(二) 内部信息使用者
主要包括上级政府和本级政府的行政首长。《事业单位会计准则 (试行) 》第十一条:“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 适应预算管理和有关方面了解事业单位财务状况及收支情况的需要, 并有利于事业单位加强内部经营管理。”我国现在实行的预算会计体系大都提供的是预算执行情况的信息, 可将信息使用者归类为政府部门本身, 这种会计以预算遵从为导向, 政府部门可以凭借自身的权力要求披露所需要的信息, 但其他部门及公众无法获取其所需要的各种信息。Zim m erm an (1977) 在《市政会计的曲径》中, 将政府利益相关者分为国民 (社会公众) 、立法机构的代表 (政治家) 、政府官员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但与西方议会制国家不同的是, 我国缺少职业政治家群体, 立法机构主要是由非专职的各级人民代表组成, 其中一部分代表来自于各级政府官员, 而另一部分代表则来源于政府外部的企业人士或普通社会公众。张琦 (2010) 将利益相关者分为政府内部利益相关者 (政府官员) 与政府外部利益相关者 (普通国民) , 立法机构的代表按照其自身的职业归为上述两类利益相关者。
根据内外部信息使用者的不同, 也可以将研究对象分为政府外部利益相关者和政府内部利益相关者。外部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全体国民, 人大和政协;内部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政府官员 (尤其指上级政府及本级政府的行政首长) 。
二、政府会计改革博弈
(一) 外部利益相关者与政府间博弈分析
政府会计改革有助于政府披露客观、全面的会计信息, 有助于对政府绩效进行合理的评价, 更有助于减小订立和履行各种政府契约时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外部利益相关者 (国民、人大政协) 作为、政府资源的提供者 (纳税人) 、政府的最终授权方以及政府产出的购买者 (顾客) 是有权要求政府向其提供相关信息。但政府掌握着信息不对称的优势, 加上存在着不小的改革成本, 所以政府并不愿意改革。各策略组合下政府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所达到的效用组合见图1。如果外部利益相关者赞成改革S, 政府更倾向于不改革N, 由此政府获得的效用9>8, 将得到 (S, N) ;如果外部利益相关者选择不赞成改革U, 政府也倾向于不改革N, 由此可以得到 (U, N) ;所以不管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选择如何变化, 政府都倾向于选择不改革N。而若政府选择不改革N, 外部利益相关者会选择不赞成U。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囚徒的困境。但是最优的组合却是是SR——外部利益相关者赞成+政府改革。对此博弈的分析可以发现, 政府的信息优势为其实现了效益最大化, 由于存在改革成本, 如果此时外部利益相关者选择赞成政府会计改革, 则其预算投资会受到掠夺, 使得此种情况下外部利益相关者选择不赞成, 最终双方无法达到最优结果。所以要使此博弈达到最优的组合, 则必须减小政府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理想情形下, 外部利益相关者和政府效用水平差距缩小, 且不充分披露使得效用之和降低。假设外部利益相关者赞成S+政府不改革N的效用 (S, N) 是 (6, 6) 就能达到最优组合SR。
(二) 内部利益相关者与政府间博弈分析
政府内部利益相关者相对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是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 由于政府官员追求预算最大化的最终目标要求其保持信息优势地位, 通常不会自发支持政府会计改革, 缺乏提供更高质量政府会计信息的意愿。N iskanen (1971) 在著作《官僚制与代议制政府》中, 以微观经济假设为前提的逻辑起点, 政府机构行为的出发点既不是政治家确定的政治目标, 也不是公共利益, 而是以自己能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利益的理性考量, 即官僚机构自身的“功利”, 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依据。在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下, 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与N iskanen的官僚经济模型类似。在这一模型中, 官僚所追求的津贴、声誉、产出、权势与管理的复杂程度等与预算规模成正比, 而官僚机构的预算来自中央政府。所以, 地方政府首要的目标是不断膨胀行政机构, 扩大预算规模。由于官僚机构在双边垄断关系中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 因此常常还能获得所希望的最大化预算。所以, 政府机构为了能获得最大化预算, 是不会以牺牲信息优势去提高政府财务透明度为目标改革政府会计。如果政府选择改革R, 内部利益相关者会不赞成改革U, 10>4, 因为这损害了政府获得其所希望的最大化预算;如果政府选择不改革N, 内部利益相关者也一样会选择不赞成改革U, 得到 (U, N) (10, 10) 。 (U, N) 也是一个囚徒的困境。具体见图2。
三、政府会计改革建议
(一) 逐步推进权责发生制
从国外的经验看, 政府会计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映政府预算情况的政府预算会计, 二是反映政府财务活动的政府财务会计。政府财务会计是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权责发生制的优点是统一了权力确认与价值确认, 有助于明确责任。只有将责任明确了, 才能更加有效地实行问责。目前, 各国都在积极推动本国的政府会计改革, 但一国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政府会计的改革路径与改革状态:美国的联邦制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成立了两个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 尽管联邦政府财务会计已经基本实现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 但是预算会计仍主要适用收付实现制;而新西兰是单一制国家, 决定了只有一个准则制定机构, 制定的准则适用于所有公共部门, 并且有一套中央政府层面上的财务报表。我国应该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 逐步逐层次地推进权责发生制。政府正常的收支状况可以延续收付实现制;而在政府受托管理的公共资源、资产以及政府债权债务的情况等逐步推进权责发生制进行核算。
(二) 强调准则制定过程中利益相关者参与程度
不同新准则的制定, 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 可能影响不同的主体利益, 使一些人受损, 一些人得益。因此在政府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考虑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目前, 我国准则的制定高度集中于政府层面, 广大的外部利益相关者, 因为成本的关系, 只能“搭便车”, 因此很难保证自身的权益。如果要使参与博弈的人能够接受某条新准则的发布, 那么必须使其感到这一程序是公正的, 也就是至少可以参与这个战略。今后在制定准则过程中应确保公开、透明和包容性, 强调外部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的程度。
(三) 建立多维财务报告体系
政府还应考虑建立多维的财务报告体系, 用来满足不同满足利益相关者多元化的信息需求与目前政府财务信息提供的差异。通用的财务报告应包括: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预算执行情况表、营运绩效表等, 同时提供预期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以及财政可持续能力发展报告, 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政府部门管理层分析和报告, 以助于信息使用者能够更准确更全面的理解政府财务报表的内容。
(四) 完善财务报告签证制度
在西方国家, 政府财务报告都必须由政府审计师鉴证后, 才能向使用者提供和公布。也就是说, 政府财务报告里审计报告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事实上, 我国政府审计主要是审计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国家财政收支和法律法规规定财务收支的真实性。由于财务报告与审计报告是分离的, 只能审计监督合法和效益以及预算执行情况等, 很难使外部利益相关者实现受托责任和决策有用目标, 因此我国可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 在政府财务报告加入政府审计签证这一部分, 并发表政府财务报告审计意见。此外, 由于从外部利益相关者看来, 审计署与地方政府双重领导国家审计机构, 使其很难实现其“外部受托责任”的目标。所以可以充分发挥外部审计机构的作用, 在政府会计领域引入独立审计或将审计外包出去的形式, 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信息公开博弈 篇4
2.1 关联
关联是指企业以种种方式在供需之间形成价值链，与顾客建立长期的、较为固定的互需、互助、互求的关联关系。假设在企业和顾客的博弈中，企业为甲方，顾客为乙方。在一次交易中，交易的甲乙双方都以最大限度获取一次交易中的收益为目标，均有两种策略选择：对抗-欺诈或最大限度的从对方手中获得最大利益；合作-寻求双方利益最大。从图1可以看出，如果一方选择对抗，而另一方选择合作，则收益分别为10和0；如果双方都选择对抗，收益均是5；如果双方都选择合作，收益均是6。无论对方选择何种策略，自己选择对抗都是最有利的，因此选择对抗是各方的最优策略。所以，（对抗，对抗）是该博弈的唯一纳什均衡，此时双方的收益是（5，5），但显然（合作，合作）的组合对双方更为有利。虽然这种情况双方都了解，但在交易双方均以最大限度获取一次交易中的收益为目标时，面对交易中的风险，交易双方均是风险规避者，不会冒险去选别的策略。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若想走出这种困境，需要转变观念，以获取客户的终身价值而不是一次交易的价值为目标，而交易双方的策略选择就会发生改变，一个新的均衡就会出现。如果一方选择了对抗，则会对自己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导致对方不愿和自己进行再次交易，如果选择合作，则树立了自己的声誉，获得了未来长期收益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会选择合作策略，与对方建立长期的、较为固定的互需、互助、互求的关联关系。企业为了与顾客长期合作，可以进行市场调研，更好的满足顾客需求，采用广告、产品包装、产品推介会、产品售后服务承诺等进行信息公布，采用技术传授、产品试用、义务咨询等来对顾客进行教育；顾客为了与企业长期合作，会更加配合企业，告知其需求，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2.2 关系
关系是指关系营销，它是以系统论为基本思想，将企业置身于社会经济大环境中来考虑企业的营销活动，认为企业营销是一个与顾客、竞争者、供应者、分销商、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通过建立、维护和巩固企业与顾客及其他利益群体的关系的活动，以诚实的交换及履行承诺的方式，使企业的营销目标在与各方的协调关系中得到实现。首先，企业与顾客建立关系会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企业与顾客的关系即4r中的关联，在此不再重复。其次，企业与企业关系的建立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许多企业由于受到资金实力的限制无法开拓终端市场，但可以通过借助他人品牌，或者选择强势渠道的经销商或代理商来向市场传递信息。竞争企业之间选择合作，双方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第三，企业和政府关系的建立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条件下，企业可以利用政府干预市场的一些行政手段，如制定质量标准、质量监督和质量认证等，通过它们向市场和消费者透露产品信息，以求在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来降低交易双方的成本，降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消除“逆淘汰”问题。最后，企业和社会组织关系的建立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社会组织在这里主要是指信息中介机构，这些机构可以由具有较高信誉的商人、中间商或经纪人来建立，他们利用自己的专长来鉴别优质产品和劣质产品，从而获得一定的佣金。由于佣金比优质产品在不对称信息市场上直接出售所遭受的损失要小，所以企业愿意支付佣金。同时佣金比顾客在不对称信息市场上搜寻优质产品的成本要低，所以顾客也愿意支付佣金。由于信息中介机构的介入，信息不对称程度明显降低。
2.3 反应
反应，即市场反应速度，指企业对瞬息多变的顾客需求变化迅速做出反应，快速满足顾客需求的营销策略与能力。企业紧跟市场做出反应，一方面，可抢得先机，迅速占领市场，另一方面，可充分了解顾客需求，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顾客抱怨，稳定客户群，减少客户转移，增强企业竞争力。但在实际中有的企业对信息重视不足，不能做出迅速的反应，他们对顾客反馈的意见置若罔闻，致使信息不对称程度进一步加深。反应理论强调企业要建立快速反应和回应顾客需求的营销理念，认真听取顾客的需求，同时建立和完善畅通的顾客信息渠道，借助于高度发达的信息系统，尤其是网络，将其作为快速反应市场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2.4 回报
回报是指企业通过贯彻上述营销思想，以满足顾客需求为前提，在顾客满意、社会满意和员工满意的基础上来实现企业满意，企业满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回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目的，也即营销的目的，即扩大产品销量，增加销售收入。信息在企业和顾客之间越对称，企业的产品就越能满足顾客的需求，越能被顾客所接受，从而销量就越多。但同时也要考虑到营销成本，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单位营销成本随着不对称程度的降低而逐渐增加，因此，追求信息完全对称的营销活动是不经济的，某种信息不对称程度可能恰是企业市场营销的最优目标。所以营销管理人员必须树立“经济营销”的观点，降低信息不对称的边际营销成本应尽量接近营销的边际收入，使营销的总收入最大，只有综合考虑这两方面，才能使企业的回报达到最大化。
3 结语
4r是新世纪营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企业在4r的理论指导下开展营销工作，充分利用4r的营销思想，可以引导和满足顾客需求，有效地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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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绩效评价信息失真博弈分析 篇5
企业绩效评价信息指在进行绩效评价的过程中收集、处理、储存和传递的所有绩效信息, 具体包括: (1) 工作目标或任务完成情况的信息; (2) 来自客户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信息; (3) 工作绩效突出的行为表现; (4) 绩效有问题的行为表现等。员工绩效信息的收集是企业绩效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然而目前我国企业绩效信息的现状却不容乐观。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绩效信息既存在着趋势性的技术差错, 又存在着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等现象, 导致绩效信息与信息原始状态相背离的情况时有发生。究其原因, 理论界认为主要是由于社会称许性 (social desirability) 和宽大效应 (leniency effect) 在自我绩效评价中普遍存在, 容易形成评估偏差。陈新汉 (1997) 认为人们总是从自己的利益, 从而也就是从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出发来看待社会现象, 这就必然会影响事实的取舍、运用以及语言的选择, 从而使事实的叙述带有一定的倾向性。Ferris (1995) 研究发现人们希望获得伴随有利鉴定而给予的奖励, 所以, 他们可能采取影响管理 (impression management) 或者通过抬高自己, 使自己表现的有能力, 或者通过奉承别人使鉴定者更喜欢自己。影响管理, 尤其是奉承别人, 确实能提高绩效评估结果。员工绩效信息失真会动摇企业价值分配的基础, 误导整个企业的绩效管理工作, 影响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给企业自身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 如何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及时、准确、全面、客观地收集绩效信息对提高企业绩效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具有重要实践意义。本文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 对引起绩效信息失真的原因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为提高企业绩效评价结果的信度与效度提供依据。
1 博弈模型假设与构建
(1) 理论假设:
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问题, 一般开始于一个简单而基本的假设, 在此假设前提下, 理论推导才能视为合理。因此, 在运用博弈模型分析绩效信息失真之前, 我们假定:评价者与员工作为局中人, 均是“理性经济人”, 即双方决策的动力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现有的绩效考核制度在本文讨论过程中不改变;假定只要员工歪曲信息, 企业就会遭受损失;评价者发现员工歪曲信息, 则会对其处以一定的罚金, 如果没有歪曲信息, 员工的收益不会因此而增加。
(2) 模型构建:
局中人 (评价者, 员工) , 记为 (A, B) , B的策略集为 (歪曲, 不歪曲) , 记为 (B1, B2) , B歪曲信息获得的预期收益为R, 对企业造成的损失为L。局中人A的策略集为 (检查, 不检查) , 记为 (A1, A2) ;假设评价主体对员工进行检查就一定能发现员工是否歪曲信息;如果评价者选择检查的话, 投入的综合费用折算为C, 一旦B在评价过程中出现歪曲信息的现象, 将对其进行一定的惩罚, 惩罚方式体现在对他的绩效评价中, 因为评价结果与工资挂钩, 这种方式相当于对其处以一定的罚金F。以上信息会以公示的形式告知B, 所以该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模型可以表示为:
2 博弈模型分析
收益矩阵中的前一个数表示评价者的得益, 后一个数表示员工的得益。从上面的假设来看, 给定评价者选择监督, 因为-F<0, 所以员工的最优选择是不歪曲信息;当员工选择不歪曲信息时, 因为-C<0, 评价者的最优选择是不监督;当评价者选择不监督时, 员工的最优选择却是歪曲信息;而当员工歪曲信息时, 评价者的最优选择却是监督, 如此循环。因此可见, 该收益矩阵无纯战略均衡策略解, 不存在鞍点。
该博弈没有纯策略纳什均衡, 让我们来考虑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显然评价者以何种概率选择监督以及员工以何种概率提供真实信息, 与其收益有关, 既如何使自己的选择获得最大的收益。假设评价者以θ的概率选择检查, 以1-θ的概率选择不检查;员工以r的概率选择歪曲信息, 1-r的概率选择不歪曲。评价者以θ的概率选择检查, 意味着他不会始终重复地选择某个纯战略, 而他不重复选择的条件必须是员工也不会重复地选择策略。因此, 评价者以概率θ选择监督必然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员工没有合适的纯战略选择, 即评价者的选择必须使员工在两个纯战略之间随机选择。
评价者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EA= (F-C-L) θr-Cθ (1-r) -Lr (1-θ) =fθr-Lr-Cθ
为了找到员工选择歪曲信息的最优概率, 对θ求导, 并且设定为0, 我们得到:
undefined所以undefined
员工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EB=-Fθr+rR (1-θ) =-Fθr+Rr-rRθ
同理, 对上述效用函数求导, 得到评价者的最优化一阶条件为:
undefined所以undefined
如果评价者检查的概率θ (θ*, 则员工的最优选择是歪曲信息;如果评价者检查的概率θ) θ*, 则员工的最优选择是不歪曲信息;如果评价者检查的概率θ=θ*, 则员工随机的选择歪曲或不歪曲信息, 这是因为当评价主体检查的概率大于θ*时, 此时员工选择歪曲信息的期望收益小于0, 因此, 员工肯定百分之百的选择不歪曲信息, 而随着评价主体检查的概率越大, 花费的监督成本也越多, 所以对评价主体来说大于θ*的检查概率是不可取的;反过来, 当评价主体选择检查的概率小于θ*时, 此时, 员工选择歪曲信息的收益大于0, 因此, 员工选择歪曲信息是合算的, 此时, 即使评价主体提高检查的概率, 只要不大于θ*, 长期来说, 员工歪曲信息的收益都会大于0, 员工都会选择歪曲信息, 因此, 评价主体选择监督的概率会趋向于θ*, 均衡点就是评价主体选择以θ*的概率监督, 以1-θ*的概率选择不监督, 此时, 员工选择歪曲信息和不歪曲信息的收益是相同的, 都等于0。同理, 可以确定r*和1-r*也是员工的最佳选择。因此, 混合战略均衡是undefined, 即评价主体以undefined的概率选择监督, 员工以undefined的概率选择歪曲信息。双方都不能通过改变策略或概率改善自己的期望得益, 因此构成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这也是该博弈惟一的纳什均衡。
现在我们来对 (1) (2) 两个结果进行分析。从 (1) 式中我们可以看到, 要降低r, 也就是降低员工歪曲信息的概率, 可以通过减少分子C或者增大分母的F这两种方法。监督成本C越低, 评价主体检查的力度和频率就越大, 这样就抑制了员工歪曲信息的行为;F越大, 员工提供虚假信息的成本越高, 员工歪曲信息的概率也会越小。企业为了降低员工歪曲信息的概率就需要加大监督力度, 减少监督成本, 提高罚金。从 (2) 式中我们可以发现, 评价主体选择监督的概率θ与员工歪曲信息的预期收益成正比, 如果歪曲信息的收益越大, 评价主体选择监督的概率也越大, 符合“收益越高, 风险越大”这个道理。通过对 (2) 式的进一步分析, 我们发现要增大θ, 既可以增加R, 也可以通过降低F。这就是说要使评价者更勤勉, 更恪尽职守, 加大检查的力度和频率, 应该减少对员工歪曲信息的处罚。如果增加F, 反而降低了评价者监督的概率, 评价者变得懒惰了。这样, 加重对员工歪曲信息的处罚其本意是为了降低员工歪曲信息的概率, 但结果却使评价者更加懒惰了, 这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激励悖论。在此, 我们可以将这一现象称为评价处罚悖论。下面, 我们来讨论下如何克服评价处罚悖论。
3 改善企业评价信息失真的对策与建议
3.1 强化企业的教育职责, 提高评价主体的责任意识
对评价者而言, 提高自身素质, 增强甄别能力和过硬的业务技能是确保考核准确真实的关键。一方面, 企业要加强对考核人员的培训教育, 使其能掌握基本技巧, 避免偏听偏信, 做到去粗存精, 去伪存真, 提高评价的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 评价者应该提高责任意识。对自己的信息采集工作负起切实的责任, 随时剔除那些经过自己之手的不实信息。在评价过程中加强各方面的信息交流, 增加与员工之间沟通, 帮助员工实现个人绩效信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3.2 建立健全正规制度, 加快绩效评价信息系统的建设
对企业而言, 不仅要构建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与健全的数据信息采集系统, 完善考察信息的监督和追究制度, 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与正规制度配套的实施机制, 增强其强制性和有效性, 加大制度实施机制的硬度。同时, 企业应该加快绩效评价信息系统的建设, 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 实现评价信息系统的现代化、评价信息传递的网络化、评价信息利用的高效化。
3.3 充分发挥企业中非正规制约的作用
企业中非正规制约主要包括绩效信息提供者的职业道德、业务素质、意识形态、伦理规范和价值信念等。企业应该重视非正规制约在企业中的作用, 重视绩效信息提供者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建设, 增强实事求是的观念, 增加法纪观念教育, 鼓励员工讲实话, 报实数, 如实提供绩效资料, 支持员工敢于抵制和大胆揭发在绩效数据上弄虚作假的行为, 加强企业非正规制约中的道德约束体系建设, 减少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
3.4 政府应该加快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政府应该推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营造普遍诚信的氛围, 尽量减少弄虚作假者的施展空间, 强调“守信为荣、失信为耻、无信为忧”。为绩效评价营造一个宽松、良好的环境, 使个人敢于说真话。政府加强社会诚信制度的建设对降低绩效评价成本, 减少员工歪曲信息的收益, 降低员工歪曲信息的概率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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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企业会计信息供需博弈关系 篇6
关键词：企业,会计信息,供需博弈
企业的会计信息作为能够对企业价值运动进行全面反映的经济信息, 其本质体现了经济活动中利益相关人员知情权以及话语权。利益相关人员是企业会计信息最主要的需求方, 其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以及和会计信息供应方之间的博弈与角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会计信息的实际质量。而企业会计信息的供应方对于存在巨大差异, 利益相关者实际信息需求的响应程度也存在着相应的差异, 并且在供应过程中呈现出了明显的先后顺序。这种顺序具体可以表现为企业当权管理部门—企业权益投资者—企业债权投资人—企业内部员工—税务管理部门。对这一顺序产生着决定性影响的便是信息需要方所承担的责任和相关金融风险存在的大小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会计信息供需博弈关系影响下而逐渐产生并形成的会计行业基本信息供求秩序, 会计信息处理人员都应该以这一秩序为规范来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 对会计信息的供求博弈双方加以协调, 提升会计信息的实际使用率。
一、企业会计信息供需博弈关系细化分析
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中利益相关人员在追求盈利过程中而逐渐形成的契约集合体, 根据企业自身所具备的相关资产负债情况, 企业利益相关人员可以具体划分为企业管理当局、债权人、股东、企业内部员工及国家税务机关。
(一) 企业会计信息供需博弈中信息需求方分析
根据资产负债状况, 以利益相关人员为代表的企业会计信息需求方具体包括企业债权人、内部员工、税务机关、权益投资者和企业管理当局。其中债权人是整个企业财务资源的主要占有人员之一, 普通债权人的利益获取一般是通过企业按时还本付息和降低贷款风险来实现的, 因此与之紧密相关的会计信息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其关注的主要内容, 尤其是企业运行过程中的现金流量、资本运行结构和债务输出结构更是其重点关注的对象。而优先债权人作为企业活动的真正投资者, 只是对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和真实可靠性以及针对性加以关注。同时由于企业员工在工作中向企业投入了相应的人力和劳动资本, 所以企业员工较为关注能够对企业基本经营状况和财务变更状况有所反映, 并与其工作绩效紧密相关时的会计信息。税务机关为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创建了一个公正、公平的外部环境, 其对企业内部的财务和会计信息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但是由于其在本质上代表了我国社会大众的群体利益, 所以便可以对企业的税务信息提出相关要求, 保证税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安全、可靠, 能够在校对与检查中被比较与核实。企业活动的权益投资者是企业资产中的净资产占有者, 根据其投资方式、投资内容、投资时间、投资数额上的差异可以细致的划分为主要控股股东、一般股东和大众股民。并且在这种差异的影响下, 不同权益投资人之间的利益追求也不尽相同, 与企业利益关联越紧密的权益投资人对企业会计信息也更为关注, 对信息质量的需求也相对较高。企业管理当局, 就是企业的实际经营者, 则主要代表着企业的管理决策机构, 拥有着企业经营活动的最大知情权, 对企业会计信息也能够优先获取并加以使用。
(二) 企业会计信息供需博弈中信息供应方分析
会计部门是企业相关会计信息的主要提供者。为了维持企业会计信息的供需平衡, 会计部门在会计信息构建过程中不得不对所提供信息的具体内容、数量和实际质量进行合理的控制, 做到以有限的信息资源应对需求方无限的信息需求。同时, 由于企业管理当局是企业会计部门的直接领导机构, 所以容易通过对会计信息的不良处理来对其他需求者产生错误的影响, 进而损害其他需求者的自身利益。所以为了维护企业其他权益相关人员的经济利益, 还应该在企业经营活动中为会计部门设立相应的政府监管部门, 通过相应的会计规范来对企业会计人员的会计处理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同时企业相关权益人员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风险承担者, 应该享受到会计部门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供应服务, 从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资金流向等问题加以掌握。
二、协调会计信息供需博弈关系
(一) 加大我国政府对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管制力度
在坚持企业经营活动成本效益原则的基础上, 由政府会计管理机构和相关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介入信息供求双方的博弈关系, 在对双方实际利益需要进行充分了解的前提下, 立足于我国社会大众的集体成本效益来对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加以完善, 并采用法律强制约束保证相关制度的贯彻落实, 合理解决现阶段企业活动中供需博弈激化的问题。政府部门对信息披露的管制具体应该包括对会计信息质量、内容、时效性、可靠性等方面的管理和控制, 并且应该根据市场的实际供需情况对企业披露管制制度进行及时的革新和调整。
(二) 建立健全会计准则和相关行为规范
我国会计制度存在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外在特征, 并且这两种特征之间的内部矛盾为信息供应虚假信息的制造创造了可行的条件。所以一方面应该对现有会计制度在制定过程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进行适当的调整, 将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性作为制度建立的首要目标, 对会计制度统一和灵活特征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科学的处理;另一方面, 应该借鉴国际上的先进会计制度制定经验, 对我国现有会计制度和行为规范加以完善, 尽量缩小会计政策的可选空间范围, 避免财务信息失真现象的发生。
(三) 加强外部监管, 加大执法力度
对于我国会计信息造假现象普遍存在的状况, 除了要求信息供求博弈双方在相对完善的市场体系约束下通过反复博弈逐渐形成相应的制约机制以外, 还应该通适当的外部监管和强制性惩罚从根本上对信息造假现象加以遏制。因此, 政府相关监管机关在对企业的会计信息处理制定出相应的行为规范后, 还必须加大执法力度, 对企业活动中的违规操作者进行严厉的惩治。需要注意的的是, 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行为要得到预期的会计规范效应, 就必须注意使信息造假者在造假活动中可能获得的利益远远低于造假所承担的风险和成本, 促使博弈矩阵在平衡线上小幅度上下波动, 逐渐使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趋向一致发展。
(四) 充分发挥产权制度在会计信息限定方面的作用
企业产权主要包括企业基本产权和会计信息产权。对于企业基本产权来说, 其是现代企业制度功效得以顺利发挥的前提条件, 能够有效实现企业外部权益相关者对内部会计信息的监督和控制。而会计信息产权的现代化管理和明晰能够在促进企业效益成本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信息质量和实际使用效率。
三、结语
由于我国现代企业实行两权分离体制, 所以会计信息必将在长时间内对企业经济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其供求博弈关系也必将在这一时期内长期存在。所以, 企业必须通过博弈关系的外在表现对博弈关系加以协调, 并在严格规范会计市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 最大限度的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 为企业相关权益者提供正确的信息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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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博弈 篇7
一、文献评述
相较于国外学者们对于审计博弈内容研究上的精细和深入以及方法上的成熟和多样, 我国学者对审计博弈研究起步晚、发展快, 对于审计模型的构建也不只是局限于简单的静态策略博弈模型, 而开始研究更加复杂的动态博弈模型。薄澜、姚海星通过构建关于上市公司管理者财务舞弊与注册会计师外部审计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分析了公司管理者和审计师的最优策略以及博弈模型多期重复进行的可能结果, 提出减少财务舞弊发生的措施和建议。刘国常、韩春生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审计合谋的市场选择及其治理策略进行探讨。张涛、吴联生通过构建股东、管理层和审计师三方参与的两委托人——单代理人博弈模型, 研究了固定审计费用下不同审计师变更方式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庄立、王玉蓉构建和比较了传统审计模式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模式下注册会计师、客户以及政府监管三方关系人的博弈模型。卢宁文, 通过不完全信息动博弈模型的构建分析了审计师行为的选择。武恒光通过管理层和审计师的舞弊博弈模型进行审计证据、审计风险及不规则关系研究。国内学者研究较多的是管理者与审计师之间的博弈, 本文通过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的构建分析被审计单位、审计单位以及社会监管部门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决策过程。
二、审计三方关系人博弈模型的基本假设
本文所说的财务舞弊是指, 被审计单位人为地没有在财务报告上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 故意欺骗财务报告信息使用者。在本文构建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中, 假设审计单位的专业胜任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实施审计的复杂程度也是无差别的, 即不存在被审计单位财务舞弊而审计单位不能发现错弊的情况, 只存在审计单位与被审计单位合谋而不报告错弊的情况。社会监管部门在对某个企业实施严格监管的情况下能发现该企业的虚假错弊, 在不实施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则发现不了。审计三方关系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被审计单位不了解审计单位是否愿意参与合谋, 社会监管部门并不知道被审计单位和审计单位是否存在合谋现象, 审计单位也不清楚社会监管部门是否会进行严格监管。按照进行博弈的顺序, 其他基本假设如下所述:
假设1:首先由自然来选择被审计单位的类型——诚实或者不诚实, 其中选择诚实的概率为 (1-ρ) , 选择不诚实的概率为ρ。诚实的被审计单位一定不会进行财务舞弊, 不诚实的被审计单位以一定的概率θ进行财务舞弊, 并且如果被审计单位实施了财务舞弊, 其一定会向审计单位发出合谋的意思表示。被审计单位实施财务舞弊并且与审计单位合谋成功, 未被报告舞弊的额外造假收益为I;被审计单位实施财务舞弊, 被报告舞弊的后果是不仅失去了额外造假收益I, 还会承担P的惩罚, 其中的P指经济处罚以及行政处罚和名誉受损的量化。
假设2:审计单位不存在胜任能力和审计质量的问题, 其以一定的概率与舞弊被审计单位进行合谋。相对于不合谋, 审计单位同意合谋后的额外收益为R, 若被监管部门发现, 审计单位不仅会被没收额外收益R, 而且还会遭受到行政处罚以及审计单位名誉上的损失, 量化为L。
假设3:社会监管部门以概率实施严格监管, 实施严格监管的额外成本为C, 监管机构实施严格监管查处了财务舞弊与审计合谋给社会带来了正能量, 对整个社会的财务体系都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 量化收益为B。监管部门监管不力, 变现纵容财务舞弊, 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损失D。
三、外部审计三方关系人博弈模型的构建
在上市公司外部审计中, 被审计单位、审计单位、社会监管部门三方关系人之间的博弈顺序依次展开。首先, 自然选择被审计单位的类型是{诚实, 不诚实}, 概率分别为 (1-ρ) 和ρ。然后是, 被审计单位进行行为策略的选择{舞弊, 不舞弊}, 其中诚实的被审计单位一定不会造假, 不诚实的审计单位以一定的概率θ进行财务舞弊。接着是, 审计单位的行为策略{合谋, 不合谋}, 被审计单位在没有进行财务舞弊的情况下, 审计单位的行为一定是不合谋, 被审计单位在实施财务舞弊的情况下向审计单位发出合谋邀请, 审计单位以α的概率同意合谋, 以 (1-α) 的概率拒绝合谋, 报告错弊。最后是监管部门的行为选择{严格, 不严格}, 监管部门并不知情被审计单位和审计单位的行为, 以的概率实施严格监管。
如图1所示, 图中博弈树上面的节点代表的是博弈参与人, 博弈树的路径代表参与人选择的行为策略, 最终收益括号内的数字由左至右分别为被审计单位、审计单位、监管部门。根据外部审计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博弈的结果有以下八种类型。
(1) 自然以 (1-ρ) 的概率选择了诚实的被审计单位, 诚实的被审计单位只有一种行为策略——不舞弊, 审计单位不存在合谋的情况, 监管部门以的概率实施严格监管, 被审计单位、审计单位、监管部门三者的收益为 (0, 0, -C) 。
(2) 自然以的概率选择了诚实的被审计单位, 诚实的被审计单位只有一种行为策略——不舞弊, 审计单位不存在合谋的情况, 监管部门以 (1-β) 的概率不实施严格监管, 被审计单位、审计单位、监管部门三者的收益为 (0, 0, 0) 。
(3) 自然以ρ的概率选择了不诚实的被审计单位, 不诚实的被审计单位以 (1-θ) 的概率选择不舞弊, 在被审计单位不舞弊的前提下, 审计单位只有一种策略选择——不合谋, 监管部门以β的概率实施严格监管, 被审计单位、审计单位、监管部门三者的收益为 (0, 0, -C) 。
(4) 自然以ρ的概率选择了不诚实的被审计单位, 不诚实的被审计单位以 (1-θ) 的概率选择不舞弊, 在被审计单位不舞弊的前提下, 审计单位只有一种策略选择——不合谋, 监管部门以 (1-β) 的概率不实施严格监管, 被审计单位、审计单位、监管部门三者的收益为 (0, 0, 0) 。
(5) 自然以ρ的概率选择了不诚实的被审计单位, 不诚实的被审计单位以θ的概率选择舞弊, 被审计单位以 (1-α) 的概率拒绝合谋选择披露被审计单位的财务舞弊, 监管部门以β的概率实施严格监管, 被审计单位、审计单位、监管部门三者的收益为 (-P, 0, -C) 。
(6) 自然以ρ的概率选择了不诚实的被审计单位, 不诚实的被审计单位以 (1-α) 的概率选择舞弊, 被审计单位以的概率拒绝合谋选择披露被审计单位的财务舞弊, 监管部门以 (1-β) 的概率不实施严格监管, 被审计单位、审计单位、监管部门三者的收益为 (-P, 0, 0) 。
(7) 自然以ρ的概率选择了不诚实的被审计单位, 不诚实的被审计单位以θ的概率选择舞弊, 被审计单位以的概率选择合谋选择而不披露被审计单位的财务舞弊, 监管部门以β的概率实施严格监管, 被审计单位、审计单位、监管部门三者的收益为 (-P, -L, B, -C) 。
(8) 自然以ρ的概率选择了不诚实的被审计单位, 不诚实的被审计单位以θ的概率选择舞弊, 被审计单位以 (1-β) 的概率选择合谋选择而不披露被审计单位的财务舞弊, 监管部门以的概率不实施严格监管, 被审计单位、审计单位、监管部门三者的收益为 (I, R, -D) 。
五、博弈模型分析与政策建议
根据审计三方关系人的博弈模型, 被审计单位、审计单位、监管部门的均衡结果是一组策略组 (θ*, α*, β*) 。在求解过程中将自然的选择概率ρ看成是一个常数, 根据博弈结果得出三方关系人博弈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被审计单位期望收益为:
审计单位的期望收益为:
监管部门的期望收益为
运用最优化的一阶条件, 分别对 (1) (2) (3) 式求偏导, 并令偏导等于零, 即令
具体整理得到如下式子:
求解 (4) 得到三方博弈的均衡解为:
分析三方博弈的均衡解:
(1) 当时, 审计单位和监管部门最有策略的确定还依赖于彼此的行为选择。在时, 即被审计单位选择合谋的概率大于时, 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严格监管;反之, 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不严格监管。同样地, 在时, 审计单位的最优策略是参与合谋;反之审计单位的最有策略是不参加合谋。
当时, 即被审计单位选择舞弊的概率小于时, 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为不严格监管, 则审计单位的最优策略为合谋。
(2) 当时, 即审计单位同意合谋的概率小于时, 被审计单位的最优策略是不采取舞弊措施, 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不执行严格监管措施。
当时, 即审计单位同意合谋的概率大于时, 监管部门和被审计单位最优策略的确定依赖于彼此策略的选择概率。在时, 即被审计单位选择舞弊的概率大于时, 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的选择严格监管;反之, 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不严格监管。同样地, 在时, 即监管部门执行严格监管的概率小于时, 被审计单位的最优策略是进行财务舞弊;反之, 被审计单位的最有策略是不舞弊。
(3) 当时, 即监管部门执行严格监管的概率小于时, 被审计单位的最优策略是进行财务舞弊, 审计单位的最优策略是参与合谋。
当时, 即监管部门执行严格监管的概率大于时, 被审计单位的最优策略是不进行财务舞弊, 审计单位的最优策略是不参与合谋。
从以上模型分析中可知, 单独从被审计单位或者审计单位行为选择的概率上来判断, 还不足以完全得出另外两个博弈主体的最优策略行为。但是, 监管部门行为概率一旦确定, 即可以直接得出被审计单位和审计单位的最优行为选择。由此可见, 监管部门的行为策略在整个博弈过程中, 起到重要作用, 监管部门执行严格监管的力度越大, 对违规的处罚力度越大, 审计单位进行合谋、被审计单位进行财务舞弊的可能性就越小。结合三个均衡解的角度进行分析, 应该采取相关措施使得的值尽量小, 使和的值尽量大。就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从监管部门入手。一方面, 加强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 严格执行监管。从博弈分析可知, 当监管部门执行严格兼顾的概率时, 被审计单位的最优策略是不进行财务舞弊, 审计单位的最优策略是不参与合谋, 由此可见, 监管部门执行严格监管的概率越大, 执法力度越大, 被审计单位和审计单位的行为越是趋向于诚实守法。另一方面, 不断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 提高监管技术, 降低监管成本。严格监管的实施能够对被审计单位和审计单位起到震慑的作用, 被审计单位和审计单位从博弈的角度也会选择诚实的行为, 但是严格监管增加了监管部门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以及经济成本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严格监管模式的普及, 所以必须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来提高监管的效率, 降低监管成本, 在审计监管中普及严格监管模式。
(2) 从审计单位入手, 加强对审计单位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提高审计人员的整体道德素质。一方面, 通过行业协会等途径, 对坚持正义敢于披露财务舞弊行为的审计人员加大表彰力度, 对正面典型进行宣传;另一方面, 对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加大审计单位的违规成本。
(3) 从被审计单位入手, 不断规范资本市场的信息质量要求, 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对信息真实性的监控质量。加大对财务舞弊公司的处罚力度, 提高舞弊成本。通过社会影响以及责任机制, 对上市公司及其管理人员进行正确的引导。
参考文献
[1] .薄澜, 姚海星.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与外部审计的博弈分析——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3 (3) .
[2] .刘国常, 韩春生.上市公司审计合谋的博弈分析和治理策略.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5 (3) .
[3] .张涛, 吴联生.审计师变更与审计质量:一个理论分析.审计研究, 2010 (2)
[4] .庄立, 王玉蓉.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下审计三方关系人的博弈关系.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7 (11) .
[5] .卢宁文.审计质量形成机理的博弈均衡分析.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2 (9) .
[6] .武恒光.审计证据、审计风险及不规则关系研究——基于一个舞弊博弈模型的分析.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0 (4)
信息公开博弈 篇8
一、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与信息失真的现实问题
(一) 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问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企业会计信息对外公开披露是引导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信号。市场能否将有限的社会资源优化配置、能否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否做到真实、客观便成为其中关键所在。据相关调查资料显示, 我国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信息披露不真实, 即企业披露的财务会计信息失真, 无法真实体现公司财务及经营情况;信息披露不充分, 即对影响企业盈利或发展的有关信息陈述不详, 甚至断章取义、隐瞒事实、避重就轻, 误导投资者;信息披露程序不妥当, 企业大多喜欢在大众传媒中以新闻形式向外传播重要信息。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之所以出现诸多不规范的问题, 其原因既有外部客观因素, 又有内部主观因素。归结起来, 主要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惩处力度小、企业治理结构不合理、市场利益驱动等。
(二) 企业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在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存在的若干问题中, 会计信息失真是最让会计师们担忧的, 也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企业内部经济管理部门、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等各相关方最为关注的。因为如果会计信息无法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情况, 则会引发会计师的信誉危机, 更无法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经营与财务情况的需要, 甚至严重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从概念上讲, 会计信息失真指会计信息的形成与提供违背了客观的真实性原则, 而不能正确地反映会计主体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深入分析, 其包括无意失真和故意失真两种类型。
无意失真是在会计核算中存在的非故意的过失, 财会人员因某种原因可能在会计核算中发生各类失误;故意失真又称为会计舞弊, 即故意的、有目的的、有预谋的、有针对性的财务造假和欺诈行为, 相关会计人员多为了会计主体本身或有关主体的局部利益而故意篡改、伪造、编造有关的会计凭证, 虚报、漏报、瞒报有关的会计数据等, 其隐蔽性强、危害性大。
具体而言, 会计信息失真主要表现为会计核算资料失真、成本费用核算失真、对外投资收益体现失真、税金核算失真、往来款项失真、会计报表编制失真, 其成因则包括企业会计监督机制不健全、企业产权制度不明晰、企业业绩评价体系不合理、会计人员素质不高、会计人员管理体制陈旧等。
二、企业会计信息供需博弈分析
企业是利益相关者们追求营利而形成的契约集合体, 根据企业自身具备的资产负债表内容, 企业利益相关者分别是债权人、企业员工、国家税务机关、权益投资人、管理当局或经营者。
(一) 企业会计信息需求方分析
债权人是企业财务资源的主人之一, 普通债权人的利益所在是企业能按时还本付息、降低贷款风险, 与之相关的会计信息及质量便是其关注内容, 尤其是公司的现金流、资本结构和债务结构。而优先债权人作为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投资人, 只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真实性、准确性和针对性较为关心。由于对企业投入劳动和人力资本, 企业员工主要对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对与其工作绩效密切相关的会计信息十分重视。税务部门是为企业经营创造一个有利、公正环境的政府机构之一, 其对企业财务会计信息和管理会计信息并无话语权, 但因代表社会公众利益, 便要求与企业纳税相关的会计信息具备真实、可靠、全面、准确、可理解、可比较、可核实等特征。权益投资人是企业净资产的所有者, 因投资方式、内容、时间、数额不同, 其分为控股股东、一般股东、股民 (特指股市投机者) , 不同权益投资人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 利益关联度越大的权益投资人对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内容越关注, 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越高。企业管理当局包括董事会、经营管理委员会、各种专门委员会等企业决策机构, 也包括各个管理职能部门等企业执行机构, 其身份较为复杂, 但狭义上就是指企业经营者, 其拥有对企业的最大知情权, 对企业会计信息内容和质量的要求也拥有优先决定权和会计信息资源的优先使用权, 它所需要的信息多为内部信息, 且更为强烈地要求信息的相关性、及时性、预测性、反馈性和重要性等。
(二) 企业信息提供者供应分析
会计部门是企业会计信息的提供者。为了更好地做到供需平衡, 会计部门不得不对供应信息的具体内容、数量和质量加以限制, 以有限的能力和资源应对各类信息使用者的无限要求。因为管理当局是会计部门的直属领导, 极易利用或操纵会计信息来损害其他相关者利益, 则依据维护权益投资人利益的需要, 会计部门之上还应设有专门制定和督促落实会计规范的政府监管部门, 来制定出指导会计部门向权益投资人报告的会计规范, 即政府会计部门制定会计规范, 企业会计部门执行会计规范。而权益投资人是仅次于管理当局的风险承担者, 任何企业的会计部门均应在从事财务会计核算工作的基础上, 向管理当局提供管理会计信息, 向税务部门提供税务会计信息, 向债权人提供与债务相关的明细信息, 并向企业员工提供预期薪酬相关的财务会计信息。
三、从供需博弈角度分析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
(一) 会计信息定位分析
从形式上看, 会计信息是数据及其定义或数据加以说明;从实质上看, 会计信息是整个会计行为系统的核心部分, 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反映;从对象上看, 会计信息不仅反映某一具体经济事项, 又汇总反映某一类经济事项或某一时期所有经济事项;从流程上看, 会计信息可分别以会计凭证为载体、以会计账簿为载体、以会计报表和分析报告为载体;从内容上看, 会计信息则包括: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 财务的收发、增减和使用, 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 资本、基金的增减, 收入、支出、费用和成本的计算, 以及其他需要办理会计手续、进行会计核算的事项。
(二) 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分析
治理会计信息失真问题重在从加强内部控制和完善法规法制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入手。加强企业内部控制, 其一, 要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公司章程约束机制;其二, 要建立管理参与制, 有效监督经理的日常经营活动, 慎防发生故意失真行为;其三, 要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其四, 要明确会计责任范围和会计责任主体;其五, 要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其六, 要加强企业负责人法制观念。完善法规法制建设, 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完善社会监督体系, 不断完善《会计法》, 完善会计制度, 加快会计准则的修订, 规范市场运作, 使虚假会计信息无立身之处。
(三) 完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机制
有效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是维持市场稳定、安全和可预见性的基础条件, 也是降低社会经济产出边际成本, 并使资源配置逼近帕累托最优的有力保障。完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机制, 首先, 外部使用者要求以信息披露及公正的审计等第三者监督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经营状况的透明度和可靠性, 此点要求企业致力于提升自我的信誉机制;其次, 强化政府、投资人及相关公众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能力, 改进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效率, 此点是建立健全约束信息披露行为机制的重要条件;再次, 加强企业制度环境建设,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通过内外部控制系统的相互结合, 是更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措施, 为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实施创造良好条件;最后, 利用互联网技术创建高效的、权威的企业经济信息中心, 以最快的速度向外发布统一的、标准的、全面的信息, 为决策者及市场参与者提供科学的判断依据。
四、结束语
当前, 经济全球化、经济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发展日盛,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在如此背景下, 会计信息在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会计信息是会计工作所提供的经营活动过程和结果的一切会计资料, 它能帮助投资者和贷款人做出合理决策、能评估和预测未来的现金流动, 还有助于政府部门较好地宏观调控、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企业的全面经营管理。因而, 会计信息应具备相关性, 即把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信息等均作为和使用者经济决策有关的信息, 并具有通用性;还应具备可靠性, 即确保信息能免于错误和偏差, 并能够忠实地反映意欲反映的现象或状况。
会计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博弈分析 篇9
一、企业会计行为模式
(一) 谨慎守规的行为模式
该行为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不论违规预期收益有多大, 企业总是选择合规的行为。因此, 对这样的企业而言, 违规利益的效用不大。从道德的角度看, 确实是很可贵的, 但是这种行为模式并不多见。
(二) 唯利是图的行为模式
该行为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不论违规的预期收益多么小, 只要存在, 企业总是选择违规的行为。对这种企业而言, 违规收益的效用太大, 因此, 其总是寻找可以获得的违规利益。这种行为模式也不多见。
(三) 理性权衡的行为模式
该行为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其行为的选择取决于行为的结果是否能提供最大限度的利益, 其行为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由于它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 而行为的结果又受到所处环境的约束, 因此, 环境是这种行为模式的主要决定因素。这种行为模式符合经济学的个体理性的假设, 且现实中绝大多数企业的行为模式属于这种, 因此, 该模式是本文着重要分析的对象。
二、政府监管的成本与收益
(一) 监管成本
监管成本是指政府监管部门为进行会计信息披露监管而可能发生的一切支出, 以及由于监管不当可能给国家、社会带来损失的机会成本。一是建立监管制度而发生的组织成本, 包括建立监管机构、配置监管设施、制定监管规范、培训监管人员等成本;二是实施监管制度而发生的监管成本, 即在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审查中花费的资料收集、整理、分析、查处、发布公告等成本;三是完善监管制度而发生的后续支出, 为使任何一项制度安排尽善尽美, 监管机构必须发生研究成本, 目的是为了实现监管目标, 弥补监管漏洞, 提高监管效率, 完善监管制度;四是不合理监管行为造成的信息使用者对监管部门的失信成本, 以及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损失的成本, 这部分成本属于机会成本。
(二) 监管收益
会计信息披露监管活动是一项从宏观角度出发的活动, 相应地, 该项活动将产生宏观收益。有效的监管活动有助于加强公众、社会对政府和上市公司的信心, 有助于维护证券市场秩序, 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 从长远角度看, 监管部门基于自身、公众以及社会利益的驱动, 必然实施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
三、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的博弈模型
(一) 基本假设
一是博弈论的基本假设。博弈论的基本假设有两个: (1) 强调个人理性, 假设当事人在进行决策时, 能够充分考虑到所面临的局势, 即必须、且能够充分考虑到对弈者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及其可能影响, 能够作出合乎理性的选择; (2) 假设对弈者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 能够选择使其效益最大化的策略。从实际生活中看, 博弈论的这种假设是非常现实和合理的。因为在各种情况下, 各行为主体或当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函数, 都面临着选择问题, 客观上都要求选择最佳策略。由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利益冲突或一致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决策都可纳入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博弈论分析强调不同参与人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即某一方的收益或效用函数不仅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而且还依赖于对手的选择;同时, 博弈论将信息的不完全性作为基本前提之一。这就使博弈论所研究的问题和所揭示的结论与现实非常接近, 具有真实性。博弈论研究在一定的信息结构下, 不考虑政治和道德等因素的影响, 它作为一种分析工具, 说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 激励将被引向何方。二是会计监督博弈的基本假设。将证券监管部门和上市设定为博弈中的两个参与者, 假定证券监管部门的策略选择是监督或不监督, 上市公司的策略选择是违规和不违规, 而且假定他们双方都了解博弈的结构和自己的收益和支付。
(二) 博弈模型的构建
假设政府部门监督的概率为p, p∈[0, 1], 则不监督的概率为1-p;经营者违规的概率为q, q∈[0, 1], 则不违规的概率为1-q;C为监督成本, a为经营者违规给监督者带来的损失, F为罚款收益, M为经营者违规的收益, N为经营者违规的损失。上市公司经营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可以用以下混合战略矩阵表示, 见表1。给定一个q, 政府部门选择监督与不监督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1, q) = (-C-a+F) q+ (-C) (1-q) =-aq+Fq-C, ∏ (0, q) =-aq+0 (1-q) =-aq, 解∏ (1, q) =∏ (0, q) , 得q=C/F。即:如果经营者违规的概率小于C/F, 则政府部门的最优选择是不监督;如果经营者违规概率大于C/F, 则政府部门的最优选择是监督;如果经营者违规的概率等于C/F, 则政府部门随机地选择监督或不监督。给定一个p, 经营者选择违规和不违规的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p, 1) = (M-N) p+M (1-p) =-Np+M, ∏ (p, 0) =0p+0 (1-p) =0, 解∏ (p, 1) =∏ (p, 0) , 得p=M/N。即:如果政府部门监督的概率小于M/N, 则经营者的最优选择是违规;如果政府部门监督的概率大于M/N, 则经营者的最优选择是不违规;如果政府部门监督的概率等于M/N, 则经营者随机地选择违规或不违规。上述经营者和政府之间的混合战略对策矩阵的纳什均衡是:q=C/F, p=M/N, 即经营者以C/F的概率选择违规, 政府以p=M/N的概率选择监督。监督博弈纳什均衡与监督成本C、罚款收益F、经营者违规收益M、违规损失N以及给监督者带来的损失a的大小有关。
(三) 分析与结论
根据以上模型, 可得出以下分析结论:一是由q=C/F可以看出, 在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C一定的情况下, 提高对经营者违规的罚款F, 可以降低经营者违规的概率q, 因此, 加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惩罚力度, 可以使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会计信息的概率减少, 或是选择虚假披露行为的上市公司的比例较少。另外, 在对经营者违规的罚款F一定的情况下, 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C越高, 政府部门对违规进行监管的收益 (-C-a+F) 就越小, 政府部门就可能选择不监督, 因此就给经营者违规留下可乘之机, 使经营者违规的概率增大。因此, 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一方面政府监管部门要加大对虚假会计信息披露行为的惩罚力度, 另一方面要努力降低监督的成本。二是从p=M/N可以推断, 经营者违规的收益M越大, 政府部门监督的概率就越大, 原因是如果上市公司通过虚假会计信息披露骗取了更多的融资或牟取了更大的暴利, 就会使广大投资者蒙受巨大的损失, 证券监管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证券监管部门必然会加大对经营者的监督力度。另外, 经营者违规的损失N (既包括违规遭受的罚款F, 还包括违规带来的其他方面的损失) 越大, 经营者违规的收益 (M-N) 就越小, 经营者选择违规的概率就越小, 这样, 证券监管部门监督的概率也可相应减小。因此, 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应尽可能使上市公司的违规收益减少, 而使它们为违规付出更大的代价。三是针对寻租现象寻求解决方案, 即设计一套制度, 或者让寻租的成本提高, 使寻租者无利可图;或者使不正当的收益减少或消除, 使不守规矩的人缺少违法的动机。所以, 应加强和完善会计监督的制度建设, 这对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 制度安排是博弈的规则。制度安排既能对博弈主体起到激励意义, 同时又可起到约束作用。制度安排又是博弈的结果, 不合理或不完善的制度安排会在不断进行的“动态博弈”中不断演进和完善。因此, 在一定意义上, 制度比博弈本身更重要。
四、会计信息披露监管的完善措施
(一) 努力促使博弈主体更加到位
会计信息披露要有统一的会计规范, 这既是上市公司提供会计信息的行为标准, 又是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基本依据。我国目前制定会计准则的部门是财政部, 是政府机构。政府既是博弈规则的制定者, 又是博弈的参与者。它有自身的“效用函数”, 对制度的安排有垄断权和控制权, 这样不符合博弈规则, 制度的制定者应该是局外人, 应该充分保护和体现各博弈方的要求和利益, 而会计准则的形成是各个博弈主体博弈的结果。但我国的情况是, 会计准则一旦由政府颁布, 企业就应该严格执行, 不符合博弈的游戏规则。西方国家的会计准则一般由民间机构制定, 这更符合市场结构体制和博弈规则的要求。
(二) 加强博弈过程的充分性
我国会计制度制定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缺乏一个充分博弈的过程。制度经济学假定个体只有有限理性, 每个个体都在其所依存的体制允许的有限范围内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即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产生个体的最优行为解的集合就是规则, 规则的集合就是制度。因此, 制度的形成是多方博弈的结果, 会计制度也是一个多重的、多层次的各方博弈的结果。理想的会计制度应能充分兼顾各方利益, 成为博弈各方自觉自律的行为, 任何人若想通过违反制度来得到好处, 必将从其他方面受到更大的惩罚, 从而得不偿失。
参考文献
[1]黄世忠、杜兴强等:《市场、政府与会计监管》, 《会计研究》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