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开信息的分析

政府公开信息的分析（精选8篇）

政府公开信息的分析 篇1

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分析和思考

摘要：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有利于促进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行政，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经济社会活动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服务作用。本文从概念、特征和意义等几个方面对政府信息公开加以阐述，并思考分析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问题和不足，并对其完善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制度建设

一、政府信息公开的概念

政府信息公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将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或依申请而向特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的制度。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务公开，二是信息公开；狭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主要指政务公开。政务公开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公开其行政事务，强调的是行政机关要公开其执法依据、执法程序和执法结果，属于办事制度层面的公开。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的内涵和外延要比政务公开广阔的多，它不仅要求政府事务公开，而且，要求政府公开其所掌握的其他信息。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特征

（一）政府信息公开具有行政性。

政府信息具有行政性，政府信息公开同样具有行政性。一方面，政府信息是与行政行为有关的信息，或者是政府机关以职权获取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与政府公共行政权力的运行有关，是行政权力运行过程或其结果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也需要行政权力的运行，信息的产生离不开行政权力，信息的公开同样离不开行政权力，有时信息公开的过程也就是信息产生的过程，行政性贯穿始终。

（二）政府信息公开具有权利性。

信息公开是以公民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为基础的，而不是以行政权力为基础。现代宪政观念告诉我们，政府是否应当公开信息，是否向民众提供信息，这并不是政府的权力决定的，而是由民众的权利决定的，这种权利是民众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公民个人根据宪法权利和具体的法律规定，自由地获取政府信息，是公民和公共权力机关之间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

（三）政府信息公开具有例外性。

并不是所有的政府信息都是可以公开的，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政府信息是不可予以公开的。政府所掌握的很多信息是具有“秘密”等级的，这是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当政府信息的内容涉及到国家的安全，公开会影响国家的利益时，其公开就会受到严格禁止，并通过《保密法》予以严格规制。所以，政府信息公开具有例外规定，并且，由于对可以公开的信息难以一

一列举，因而，在立法技术上，一般把例外信息作为研究的重点，除去例外信息以外，其余政府信息均应当公开。

（四）政府信息公开要以载体为依托。

政府信息是无形的，它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体现出来，一定的方式实质就是一定的载体的表现形式。比如，通过政府公开刊物刊载出来，通过设立阅览室展现出来等等，这些表现形式均离不开一定的载体，所以说，政府信息公开要以载体为依托，离开载体，政府信息无法传递。载体的范围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纸张书面形式，也可以是电子形式，并且，随着科技的发展，通过计算机网络形式获得信息的方式更为普及，但是，不同的载体的成本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法律的规定与选择。因而，政府信息公开要以载体为依托的特性，尽管不显得那么重要，但是，它却影响着信息的传递，甚至也直接影响政府信息公开收费标准的确定。

三、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

（一）保障公民知情权。

公民对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府的重要事务以及社会当前发生的与普遍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公民掌握政府信息是应该和必须的，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政府的义务。而单个公民作为弱势的一方，无法主动的掌握政府信息，因此，政府信息公开在保障、实现公民知情权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有效应对危机事件，挽回政府形象。

公开的应急方式，不仅能够有效的避免危机扩散，还能有效的挽救危机带给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因为，危机的发生往往是政府治理不力的结果，政府公信力必然受到负面影响，而应对危机的方式影响着民众对政府的最终评价。若政府敢于公开危机信息，主动借助媒体，及时、真实地公开事实，让媒体在传播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不仅有利于危机事件的解决，而且有利于维护政府形象，有力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三）消除谣言，稳定社会秩序。

公布信息非但不会引起社会恐慌，反而有利于平息紧张情绪、稳定社会，隐瞒事实反而会造成公众由于不知晓实际情况而更加猜测。政府在面对一些如灾难或公共安全的一些传言时，应该把来龙去脉告诉公众，这既是政府保护民众应该做的，也是有效消除传言的最好方式。

（四）促进民主政治，实现公民的监督权利。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机关工作人员是社会公仆，民众只有真正有效地利用政府掌握的信息资源，才能对现行的制度和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和提出意见、参与行政管理，从而促进政府民主制度和行为的不断完善。

（五）制约权力滥用和腐败。

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破除权力运行的隐蔽性，为治理权力滥用和腐败提供预防机制。政府信息公开将使整个行政系统透明公开，政府政策的决策和执行将完全暴露在阳光下，并且使得权力运行从隐蔽变成透明，无疑切断了权钱交易的链条，包括其交易背后的利益共谋渠道。

四、各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考察比较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不足

（一）瑞典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国家。瑞典于1766年制定了《出版自由法》，规定市民有接近公文文书的权利，以此作为防止公务人员违反法律、滥用职权的手段。在公开工作程序上，通过《出版自由法》明确规定任何人经申请都有权获得依法应当公开的官方文件，且该官方文件的查阅是免费的；公共机关在审查和批准查阅官方文件的申请时不得对申请人的身份及动机进行调查，除非这种查是必须的。在公开范围上，瑞典为了明确规定对于公民信息自由的限制，于1980年制定了《保密法》，该法详细列举了各种需要保密而不向公众公开的政府文件的范围，并明确规定除此之外公众都有权利要求查阅。

（二）美国

除瑞典以外，美国是世界上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最为发达的国家，其《信息自由法》规定完备，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效仿的典范。美国的《信息自由法》经过1974年、1976年、1978年和1986年四度修正以及四十年的适用与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可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首先，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内容具体、可操作性强。美国的政府信息公开主要通过《信息自由法》列举及概括出应当公开的信息，一类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这包括行政机关及时地在《联邦政府公报》上公布的信息和行政机关保证公众可以查阅、复制的文件；另一类是依公众申请公开的信息，只要申请具有合理描述档案材料，符合已公布的关于时间、地点和应遵循程序等有关规定，就应当根据申请立即向申请人提供所需档案材料。

其次，美国具有较完善的救济机制。美国《信息自由法》赋予了申请人在申请被行政机关拒绝时，有权通过“行政救济程序”与“司法救济程序”两个途径获得救济的权利。

最后，美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具有完备的立法体系。美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不仅仅是一部《信息自由法》，还包括《联邦行政程序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阳光下的政府法》、《隐私权法》等一系列的法律，这些法律之间形成了一个既相互独立、又有机联系的整体。

（三）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不足

1、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定位于国务院法规层面，立法位阶与立法的价值目标出现偏差，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存在某种程度的局限性。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体系，是以《条例》为专门立法，以《立法法》、《保密法》、《档案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为补充的体系。从立法技术角度分析，作为专门规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条例》仅是一部行政法规，相对于法律而言效力层次不高、制约性较弱。

2、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与保密原则之间关系不够协调。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与世界各国政务公开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现行保密法规和档案法规的原则是“以不公开为原则、以公开为特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当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保证行政机关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批准的，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依照《保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等。这与美国《信息自由法》没有规定在信息发布前应遵守哪些保密措施或者是审查机制，只是规定可以不予公开的九类事项，其他信息一律对外公开的作法形成极大反差。这容易使“涉密”将成为政府部门拒绝向公众提供信息的借口亦或障碍。

3、行政信息公开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由于我国缺乏统一的《信息公开法》，行政信息公开在政府的引导下前进，具有浓厚的政策性，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导致我国行政信息公开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不稳定性，有时甚至只是政府的一个文件就影响行政信息公开的进程，信息公开难以落到实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救济途径匮乏。同时，政府信息公开管理部门趋于多样化，例如北京市就专门在政府办公厅下设立信息公开办公室，而部分市县却将信息公开工作划入信息办等其他部门，各种形式的公开往往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缺少统一性和协调性，对于信息时代的信息公开缺少全盘规划和部署，这导致了“政府信息部门化、部门信息利益化”现象的发生。

4、信息公开的渠道过窄。政府向社会公开信息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府依职责主动公开，公开的内容包括政策、法规、规则、程序等。公开的载体包括政府公报、简报、新闻等。这些载体因为范围上的严格限定，往往存在着很多“盲区”，有时并不能成为一些群体获取政府信息的方便渠道。二是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赋予了公民申请公开相关信息的权利，但是在一些流程尚未理顺的前提下，因为受到严格程序、复杂流程、高昂成本等因素的制约，民众权利实现存在一定的难度。

五、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一）提高立法位阶，逐步拓展信息公开主体

按照立法权限，行政法规不能给人大、法院、检察院设立公开信息的义务。实践中，地方各级人大、法院、检察院以及社区、村镇、企业等都在进行审判公开、检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甚至于校务公开和医务公开，这表明信息公开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条例》作为一个法规不能对上述公开工作加以规范，而且在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冲突时无法自动解决。从着眼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长远目标，经过逐步积累经验，在条件具备时，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适时制定《国家机关信息公开法》。

（二）理顺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与保密原则的关系

针对《保密法》、《公务员法》等法律对国家秘密的规定存在的分类标准模糊、范围过于宽泛等问题，建议明确界定国家秘密的范围，对保密事项进行科学分类，以具体而明确的列举式立法加以规定。同时，为了解决现存定密范围过大，定密偏多、密级偏高的现象，必须适时对《保密法》进行修订，完善定密监督程序，做到依法行使定密权。明确规定解密的权限和程序，强化解密活动的监督制约。改变目前只定密，不解密，甚至国家秘密“一定终身”的倾向。

（三）扩大行政信息公开渠道，明确程序，建立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政府应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程序、方式、期限等作出明确规定，以便抑制不公开条款对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虚化，使政府部门和广大公众都能明了哪些信息可以公开，哪些信息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公开或不公开。同时为了更好地实现政府信息公开，要从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司法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人大的监督、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这四个方面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法制化、制度化、简约公正、良好畅通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

（四）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契机，大力推进公开透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力度

建设公开透明服务型政府，不仅要求我们在理念上有大的突破，更要求我们在体制与机制建设上有大的变革，而政府信息公开则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第一，要在理念上把“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特例”的精神贯穿在法律法规制订的始终。第二，要在体制上构建一个以公开、合作、协商与伙伴关系为特征的扁平化的公共治理体系。第三，要在机制上引入新做法，改变政府独家垄断信息和资源并自行决断重大事项的状况。

[参考文献]

[1]王勇，《法律意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学习时报

[2]璧山县司法局，《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理论研究》，重庆司法行政网

[3]张童，《以比较法角度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法律教育网

[4]鞠晗，《关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东平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政府公开信息的分析 篇2

一、传统文化因素的制约

我国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愚民”政策在封建帝王的统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国以民为本, 治国必先安民”, “愚民”作为“安民”政策的一种被历代帝王广为采纳, 秦始皇“焚书坑儒”和历代“文字狱”就可见一斑。老子、孔子等人关于治国安民的论述中更是充满了“愚民”思想。《老子》第六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 非以明民, 将以愚之。民之难治, 以其智多。”孔子:“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篇》)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思不出其位。” (《论语·宪问》)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 , 孔子把“庶民不议”看做是“天下有道”的重要标志。实际上是以封建礼制的方式剥夺百姓了解并参与政治的权利, 使百姓只能按照帝王要求的去做而不能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样就更加有利于帝王统治奴役百姓以维持社稷稳固江山永存。

道家儒家的思想深深影响着以后几千年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和思想, 新中国是在封建统治瓦解的基础上经短暂的新民主主义过渡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建国后又历经较长的计划经济, 所以目前中国政府官员仍然残存着浓厚的封建思想和观念。不少官员仍把信息看做是特权和等级的象征, 担心信息公开之后将政府工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甚至担心信息公开会带来特权的丧失。所以, 公民只需要按照政府已经制定的规章制度行事, 而不允许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胡小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应当清楚中国是一个没有完成资本主义革命的国家, 在我们推行社会主义民主的时候, 需要改造我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比如, 我们总是称地方的干部为“父母官”, 这是一种官民不平等的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有着“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的以官治民的封建意识。在计划经济时代, 由于集中地进行经济管理, 这种封建的“以官治民”的观念未得到及时地清除。这些旧观念、旧意识还残留在一些人地头脑中, 构成了推进电子政务, 促进政府信息公开的障碍[1]。

二、我国公民对于“知情权”认识不足

知情权就是公民对于国家的重要决策、政府的重要事务以及社会上发生的与普通公民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 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2]。1984年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把知情权确定为基本人权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动员各国政府“努力使任何人都有权使用四类属于公众的信息”, 其中第一类就是政府信息。我国宪法中也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知情权。公民有权利获知的信息不仅仅局限于国家的大政方针、法律法规和政策纲要, 而是包括与群众利益相关的所有信息。但实际情况通常是公民自己就忽视了这项权利。人们通常会把政府信息看做是与自己无关的或是不能公开的政府内部资料, 甚至还人为赋予政府信息某些神秘色彩。造成我国公民对于知情权认识不足的原因有很多, 具体有以下几点:

第一, 我国公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对自身权利的重视与公众自身教育程度密切相关, 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对已公开的政府信息都漠不关心, 更不会利用知情权主动向政府索要信息。

第二, 我国公民头脑中仍然残存着封建思想, 公民没有认识到现代政府官员的职责是服务大众, 而仍然把政府看做是统治者和管理者, 官民之间地位不平等, 政府信息不公开也是合理的。

第三, 我国政府在推行信息化, 开展信息公开工作的同时, 很少考虑公众对于政府信息的接受情况, 很少鼓励公众积极主动地获取政府信息, 更没有对公民进行知情权的宣传教育工作。

事实上, 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和群众双向的交流互动活动, 公众对于政府信息的需求推动着政府信息公开, 对于已公开信息的获取和重视也使得群众能够更好地参政议政, 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笔者认为, 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成效不能以政府公开多少信息为衡量标准, 而只能以公众对政府信息的接受程度和应用状况为标准。

三、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

我国在1987年的“十三大”和198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初步提出了要提高政府机关的开放程度, 在“十五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政务公开”的口号, 另外中央关于发展民主、构建和谐社会等许多重要的政治文件中都涉及了政府公开的内容, 但实施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这与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政府工作方式和领导认识都有直接的关系。

在目前中国的各级政府中, 部门领导的意愿仍然是最重要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仍然如此, 是否公开以及公开的力度通常取决于领导的重视程度。虽然国家对信息公开非常重视, 但是否真正引起了各级执行领导的高度重视, 在实际工作中又是否得到了切实的贯彻?有不少政府在媒体上宣传领导如何高度重视、各部门又是如何深入开展信息公开, 但实际执行效果却与宣传明显不符。许多领导仅把信息公开看做是上级规定而“高度重视”, 并没有深刻认识到信息公开对于改进政府工作的重大意义, 所以在实际执行中难免会出现敷衍应付。例如早在199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 旨在推动在农村最为敏感的财务公开。但是, 在不少地方公布的信息根本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信息公开”仅仅是为了应对上级检查, 有的完全是虚假信息, 有的不能反映财务状况的变化, 有的暴露出的问题无人问津[3]。

另外, 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实际运作中仍然沿袭传统的机关工作模式, 一般先是由部门内部每个职务公务员设定本职位信息公开的内容和形式, 然后逐级上报, 内部传达, 最后再由部门汇总成为本部门信息公开的内容和形式, 这样的运作过程实际上是依靠每个职位公务员的能力和水平决定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和形式的质量, 因而随意性很大, 给人的感觉仿佛信息公开是在走迷宫, 大目标明确, 但路径并不清楚, 缺乏持续的统一规划和实施步骤, 没有可以遵循的统一标准和固定模式[4]。很明显这种旧的机关工作模式, 并不适合于现代的政府信息公开的需要, 尤其是难以适应电子政务中公众对于大量网上政府信息的及时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要求。

四、相关法律规范的不健全

目前, 我国政府与公众之间, 信息分布严重不对称, 公众处于信息劣势。在我国, 政府是信息的最大拥有者, 据统计, 我国80%以上的信息掌握在政府手中, 目前, 政府只公布了其中的20%。在政府信息中涉密信息是不能公开的, 另外还有许多介于公开和保密之间的信息, 这些是否应该公开, 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政府信息是否公开、公开多少、公开形式等, 完全是政府说了算, 公众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公民的知情权是法律赋予的, 但知情权是否真的受到了尊重和保护呢?2005年5月, 上海老太太董铭向徐汇区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申请查阅一处房屋产权的相关原始材料, 遭到拒绝, 董老太太以信息不公开为由将徐汇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告上法庭, 但法庭却两次驳回董铭的诉讼请求。这个被誉为“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就暴露出我国政府信息化在法律方面的诸多漏洞。

2007年4月, 国家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并计划于2008年5月1日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但从内容来看仅仅是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 许多规定不够细致具体, 甚至还与《保密法》、《档案法》等相冲突, 很难指导操作层的执行, 一些不愿公开信息的政府官员仍然能够轻易地找到拒绝公开的诸多借口。例如《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尽管作出了“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的陈述, 但对例外没有进一步细化, 该规定生效后的一个月, 上海出现上文提到的“政府信息公开第一案”, 一些公众认为此案中政府就是拿例外来搪塞问题[5]。

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评估标准的缺失

各级政府虽然都已经不同程度和范围地开展了信息公开工作, 但成效如何就必须进行实际测评, 进而发现存在的问题, 提出改进或优化方案。特别是在评估结果公开的压力之下, 许多政府部门会真正重视该项工作。评估工作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 涉及的范围广泛、内容复杂、程序繁琐, 必须要借助于一套完备科学的评价标准。否则就会出现所谓的“政绩工程”、装点门面的政府网站, 甚至是名不副实的媒体宣传。但我国目前还没有切实有效的政府信息公开的评价标准和体系, 通常会简单地按照有没有公开、公开的信息量多少来进行粗略的估测, 甚至就是凭借主观印象。所以会出现已经公开的信息中多是规章制度、政策法规等, 对于用于决策的数据、官员选拔等信息的公开较少, 关于群众所关心的财务信息更是很少涉及。公开的信息大多是大家知道的、适用性不强的信息, 而公众和企业关心的信息却很少[6]。还有常年不更新、没有实质内容的空架子政府网站。

六、我国目前信息化水平的限制

在目前所倡导的政府信息化中, 网络无疑成为最主要的发布政府信息的手段, 同时也是公众获取政府信息最方便快捷的方式。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国家或者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和因特网的普及率。众所周知, 美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水平较高,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美国公民中因特网的普及率很高。在我国, 虽然网络用户的绝对数量在逐年递增, 但相对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 网络的普及率还很低。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在2006年7月1日发布的第十八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 中国目前共有12300万网络用户[7]。我国的网络普及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还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 特别是在一些边远的农村地区, 电视、报纸等传统的媒体方式还不能普及, 更不用说因特网了。即便是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做得很好, 但如果大部分的群众缺乏现代化的信息接收工具, 又如何去获取政府信息。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实际上是政府与群众双向的互动交流, 而不是政府单方面的信息传递。

正如美国大法官布兰代斯 (Justice Brandeis) 所说的“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政府开展民主政治, 推行政府信息化, 必须将政府信息公开、将政府各项工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虽然鉴于我国特殊国情, 目前存在许多不利于进行信息公开的因素, 严重的阻碍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深入广泛开展, 但各级政府绝对不能以此为借口延缓或者拒绝政府信息公开。国家以及各级政府机关都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政府信息化的现状, 真正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采取各种措施消除或者控制这些制约因素的影响, 努力推进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深入开展, 以进一步加快我国政府信息化的进程。

摘要：我国在推行政府信息化的过程中, 十分重视政府信息公开。但目前我国仍然存在不利于开展政府信息公开的诸多因素。文章从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政治体制、法律规范等六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制约因素。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化,制约因素,不利因素

参考文献

[1]李青瑛.政府信息公开的难点何在?——访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胡小明[J].信息化建设, 2003 (12) .

[2]高俊宽.国内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现状分析[J].中国档案, 2005 (6) .

[3]燕明安.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初探[D].中国优秀硕博士论文数据库, 2005.

[4]刘晓科, 胡振东.阻碍政府信息公开的因素分析[J].科技创业月刊, 2005 (12) .

[5]吴蜀红.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J].情报科学, 2005 (10) .

[6]刘焕成.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J].图书情报知识2004 (2) .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困境分析 篇3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困境;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136(2010)05-0114-02

2008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国政府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大事件,是对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护,为政府行政过程更加民主、科学创造了前提条件,为构建阳光政府提供了重要基础,增加了行政过程的透明度。但是,作为中国特色“阳光法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还存在很多困境。

1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法律位阶低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法律位阶上属于行政法规,根据《立法》的规定其效力低于法律,实施过程中相同的内容如遇到有法律规定时应当优先适用法律。而在政府信息这方面,我国有《保密法》、《档案法》。由于《保密法》、《档案法》制定时的指导思想基于政府信息应当严格保密,防止信息被不当泄露而造成损失。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政府所掌握的信息进行公开的需求急剧增加,而政府将大量地涉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各方面信息再继续保持,不仅不利于社会对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不符合政府建设应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进行改革的要求。在这种大的背景中,我国政府及时制定推出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其指导思想就在于为了保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即尽可能多、广的公开政府信息,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信息资源,提高政府信息的利用效能。而这种“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的基本原则与《保密法》、《档案法》所基于“保密”产生了矛盾,这使《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遇到制度层面的障碍。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执行过程中,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行政法规,如发生法律规范冲突时应当适用《保密法》和《档案法》。因此,导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认的公众“知情权”可能为上位法所否定而沦为空转,使政府信息的公开面临死结。

2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本身存在的不足

2.1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例外”难以操作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指导思想虽然是以公开为原则,同时规定了公开的前提是: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其本身的概念范围却是不定的,认定的权力属于政府本身,特别是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常常是个模糊的范围,如同公共利益的界定,无法细化。而这种义务的模糊性反过来就是信息公开机关的权力,而这种没有明确约束的权力对于社会主体来说是无法得到救济的。这种例外规定虽然是各国在信息公开时都将强调说明,即涉及这些信息应当保密不能公开,但这种可大可小的范围本身既是信息公开的稳妥之处也是问题之源,应当通过行政机关自己对其范围或特点或判断标准细化并征求社会意见而逐渐公布并完善,或者探索由司法机关通过案例对其判断标准或考虑因素进行归纳总结来释明细化。

2.2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底线”操作困难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公开范围规定时列举了应当主动公开情形以及重点公开事项,但在第十四条又明确指出了底线要求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同时指出对于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可以予以公开。而在实践中就如何明确政府信息中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并没有达成共识的标准,其判断常常是由行政机关具体问题、具体认定来自己把握,相关的利益主体不服其认定救济途径由于缺乏相关判断标准而没有意义,导致相关主体只能听从行政机关的单方认定。认定是否为国家秘密主要是依据《保密法》来进行,但《保密法》对此规定的事项非常概括,范围很广,国家秘密及其密级的具体范围由国家保密工作部门分别会同外交、公安、国家安全和其他中央有关机关规定,在列举秘密事项后又规定“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而这成为行政机关逃避信息公开的合法的理由,而国家秘密的认定公民是没有救济途径的,从而基于国家秘密的理由使大量信息没有公开,而这些信息有时根本不是国家秘密而仅成为不愿公开信息的借口,从而影响信息的公开化。对于商业秘密,虽然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进行界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但在实践中认定仍具有很大灵活性,并且这种信息的认定第一主体是掌握这些信息的主体,其认定灵活性极高。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个人隐私的认定中,并且对于个人隐私在我国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依据不足,而且个人隐私的认识很多时候与整个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大众的一般而普遍的看法相关,很难划出一个清晰的界限。这种情况使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成为信息不公开的借口。

2.3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主体设计考虑不足

政府信息申请主体设计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事项缺乏考虑,如条例第十三条和二十五条的规定其申请主体是相关的、具体的利益主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但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具体的申请主体是无法依据条例规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如当前甲流的情况,如果公民想知道目前当地有多少感染者,防止措施如何、疫情发展怎样等情况是无法通过申请而得知,只能依靠行政机关主动公开。另一方面,对于事关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涉及人数多,由于大多个体存在“搭便车”心态,可能造成申请信息公开的动力不足,从而损及公共利益。因此,在申请主体方面,法律不应限制来自民间组织、研究机构、热心公益的人士等申请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而且应当为此提供法治保障。但2008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申请公开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无关的政府信息,可以不予提供”。这种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人资格的附加条件,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宗旨和原意相背离,可能造成诸多消极后果,尤其会对一些因公共利益需要的信息公开申请造成障碍,应该适时予以修改。

3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建议

总的来说,为了更好地促进政府信息公开,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本人认为应特别注意以下方面。广大干部要转变政府治理观念,努力改变欲治民先愚民的传统思想影响,转变到政府治理要与民交流,大众参与,形成与民合作共同治理的观念。另外,在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的各方面工作的基础上,特别注意是将各种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进行梳理,废除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积极总结信息公开的各方面经验,将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为将来制定调整范围更广的《信息公开法》奠定实践基础,将所有公权力机关的信息都按照法定的途径进行公开,使信息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使公权力的行使更加规范。修改《保密法》和《档案法》,规范政府信息保密与公开的界限,使政府信息在安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在更深层次来说,我们应在时机成熟时将公民知情权列入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从而为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提供宪法上的正当性。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 Rule” Difficult Position Analysis

Zhang Jisheng

政府信息公开的价值与意义 篇4

随着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对于公众来说，政府信息公开还是比较陌生的，那么为什么要公开政府信息的？政府信息公开有如下四大意义：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保障公民知情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促进依法行政，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从1998年作为立法研究课题立项，到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走过了“十年破冰”的漫长历程，这对向来追求立法效率的行政法规而言，可谓十分罕见。2002年11月，广州市率先出台了第一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政府规章——《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此后，上海、河北、深圳、杭州、重庆等地政府以及国土资源部等中央部委纷纷推出了相关的法规、规章等等。从国外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来看，从1766年瑞典制定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出版自由法》以来，美国1966年制定《信息自由法》，日本1999年制定《行政机关拥有信息公开法》、俄罗斯1995年制定《信息、信息化与信息保护法》，英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开始了信息公开的努力，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到2000年才制定出《信息公开法》。目前，世界各国已经制定出台了68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所以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也是大势所趋，是信息化时代的必然产物。

一、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十七大报告在阐述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时指出，要“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上述这“五化”中，比以往多了一个“信息化”，并且排在了“工业化”之后。所谓信息化，是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信息技术的创新和信息网络广泛普及，信息化已成为全球经考，试大网站收集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并逐步向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演进。进入21世纪后，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加深刻。一方面，广泛应用、高度渗透的信息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信息网络更加普及并日趋融合。信息化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交织，推动着全球产业分工深化和经济结构调整，重塑着全球经济竞争格局。同时，互联网加剧了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成为信息传播和知识扩散的新载体。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信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据统计，我国目前有80%的信息控制在政府部门手中，包含着众多行政管理信息、市场信息、服务信息、宏观决策信息等。公开以上信息，对于企业和个人考察社会、分析市场，进而科学地安排生产、生活，合理配置资源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指导作用。

二、保障公民知情权、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级行政机关作为行政权力的行使主体，其权利只能是来源于人民，最终还必须回归于人民。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各级政府要坚持科学民主决策，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就是说，人民群众对政府行使权力的内容、程序和过程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种权利是宪法赋予人民的当家做主的权利，也是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表现形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最大的亮点，是将信息公开变成了政府的法定义务，这对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进一步促进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社会深刻变革，以及对敌斗争的复杂期、刑事犯罪的高发期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凸现期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政府信息是否公开、透明，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所谓“恐慌始于流言，流言止于公开”，坦诚的信息公开，让公众更加理性和沉着，也促使政府不敢懈怠。四川抗震救灾期间，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及时采取果断措施，适时公开地震以及抗震救灾信息，对于众志成城，团结抗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

透明度是世界贸易组织的又一基本原则，我国已承诺履行世贸组织透明度的规定。可以说，这对我国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通过完善相关制度，以确保透明度原则的贯彻。为了实现高效、廉洁、公开、透明的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的目标，转变执政理念，实行阳光行政，把信息公开作为政考试，大网站收集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将行政机关办事制度与办事程序公开，把政府制作和获取的信息公开，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内容，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和必然选择。例如，近年来，北京多次发生路面塌陷等事故，每当事故发生，交通管理部门都会通过手机短信、交通广播等多种手段对市民广为告知，以避免交通堵塞影响市民正常生活。放眼十多年前，这类事故也许还被视为市政建设中不可张扬的“丑闻”，难以想象能如此坦荡地晓喻天下。信息公开，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的政府执政能力和社会管理生态，让政府在学会透明化生存的同时，也日渐成熟、自信起来。

2005年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将政务公开作为反腐倡廉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将政府行使权利的过程置于人民群众的公开监督之下，不仅对于畅通人民群众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渠道，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保障民主权利的实现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于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促进依法行政，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不仅是我们的治国方略，而且是每一个百姓自身权利和自由的根本保障。我们要更好地依法行政，政府信息公开是贯彻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显示了中国打造“阳光政府”的勇气，是继《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之后政府改革的“第三次重大革命”，三次立法分别体现了重民意、便民行、通民心的目标。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篇5

为切实做好本镇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结合本镇业务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总体要求：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主体：行政机关及其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对其制作以及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并保存的政府信息进行公开。

三、政府信息主动公开的内容：

（一）本镇发展规划及有关重大决策的情况；

（二）本镇发布的与群众利益关系密切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措施；

（三）本镇的机构设置、职责权限及办事指南；

（四）公务员招考、录用以及公开选拨干部的条件、程序、结果等情况；

（五）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的示范文本等；

（六）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标准、方式、减免政策及其依据；

（七）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

四、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要求：

（一）应明确职责，指定人员，落实责任，把政府信息公开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应当将需要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自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上报政务股并通过政务公开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

（三）本镇相关信息在公开发布前，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

（四）对政府信息不能确定是否可以公开时，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报市保密部门确定。对于涉密以及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不得公开。

（五）对发布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当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保证行政机关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批准的，未经批准不得发布。

五、本制度由本镇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2011政府信息公开总结 篇6

2011年，区房屋管理服务中心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强化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加强协调指导，狠抓督促落实，强化效能建设，提高工作水平，进一步明确政府信息公开职能，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完善各项工作制度，拓展公开内容、创新公开形式，提高为民服务质量，使得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积极、稳妥、有序推进。

一、2011年我中心信息公开工作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我中心历来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成立了以肖殿孟主任为组长，李洪勋副主任为副组长的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完善了相关制度，加强了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管理和发布。

一是加大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事项的公开。加大改善民生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公开力度，及时公布房管政策、交易收费、行政审批等信息。

二是不断拓宽公开渠道。从文件制发之初就由办文科室和办公室联合确定该文件是“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还是“不公开”，从源头上保证文件的公开性。另外，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进行信息公开、解答12345行政服务热线咨询拓宽公开的渠道，使群众能够通过不同途径及时、迅速地得到相关的政府信息。

二、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㈠公开内容

1.机构职能。机构设置、工作职能、联系方式等组织机构情况； 2.政策法规。房产管理、交易等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房地产方针、政策，重要工作部署及实施情况；

3.发展规划信息。包括每工作总结及发展规划；

4.工作业务信息。包括工作开展情况，房产交易情况以及关注民生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情况信息；

5.收费项目信息。包括房产交易、过户、测绘等工作产生的各项收费情况，做到收费透明。

6.办事指南。包括房地产交易、过户抵押、测绘、住房保障等事项及其法律依据、办事条件、办理程序、审批时限以及受理机构的联系方式，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 ㈡公开形式及数量

主要通过历城区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同时制作展板进行走进社区面对面宣传房管政策、办事流程等信息情况。网站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包括机构变革工作业务信息24条：其中通过信息公开平台发布14条；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主动公开信息10条。依申请公开1条；

我中心政府信息公开没有发生收费行为；

我中心政府信息公开没有因申请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情况；

我中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不涉及保密审查及监督检查的情况。

三、存在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目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内容尚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主动公开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公共服务类信息公开数量相对较少；公开形式需进一步优化，信息公开网络在便捷性和互动性方面还有待增强。2012年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认真加以改进：

一是加大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力度。结合房管工作实际，细化我局《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将其作为科室（单位）开展信息公开工作的依据，从而增加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对受理的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经审核认定可以让社会广泛知晓的，在答复申请人的同时，通过主动公开渠道予以公开。

二是改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加强对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指导，加强与申请人沟通交流，主动听取公众的意见建议，努力提高答复质量和水平。

历城区房屋管理服务中心

政府公开信息的分析 篇7

1.1 对三种观念的挑战

1.1.1“内部资料”不能公开

一些机关将保管档案视作一种权利,公开与否,全凭个人意愿。甚至,某些机关不允许公检法以外的机构或个人查阅档案,认为档案是内部保密资料。

1.1.2 将政府的档案资源转换成对应的经济资源

一些行政机关把政府机关产生的档案当做赚钱的工具,视为本单位的摇钱树,对档案查询明码标价。在某信息中心的规定中,其档案的查询费高达100元每分钟,仅允许电脑触摸式查询,这种将档案资源转换为经济资源的手段尽管缺乏对应的法律支持,但却一直运行。

1.1.3 重要档案的不泄露观念

这些档案可能正是行政机关违法审批或者越权审批的依据。利用者仅能查询到一些简单、无关轻重的申报材料,每当翻阅到一些政府机关内部的审批意见和审批资料时,就会被告知不允许查阅或不允许复印。

1.2 对档案法律法规的挑战

随着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电子政务的发展,档案法中某些条款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由于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档案室的开放这项服务,做与不做完全由机关自行决定。我国《档案法》仅规定档案室的职责是保管本单位的档案,并对所属机构进行监督和指导。而公开现行文件和半现行文件是目前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档案室是机关信息资源集中的地方,在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求越来越多的开放服务。

我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中第二十条规定:各级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自形成之日起要满30年才可向社会开放。而经济、科学、技术等类档案则可以随时向社会开放。这条规定中有两点值得思考。第一点是开放的范围,因为像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这类档案无法给出概念解释,也就难以确定其范围,进而使得随时开放的规定难以实施。第二点是信息时效性问题,“档案形成30年向社会开放”,现行文件、半现行文件也是一种信息,有其时效性,30年时间太长,其最佳利用时间已被错过。馆藏档案利用时效与利用需求时间之间不相适应。

1.3 对档案学理论的挑战

我国传统观念认为:在档案室和文件中心的文件只对形成者有利用价值,对社会的作用为零。但实践说明:有些现行、半现行文件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这些文件的社会价值非常大。据调查,现行文件利用率在其形成后的5年内最高,并逐年递减。现行、半现行文件的社会开放工作是顺应公众需求的,档案部门应配合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进行,围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拓创新,提升业务水平。

1.4 对档案基础业务的挑战

政府信息公开势必要加强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档案基础业务工作面临挑战。目前我国档案管理部门的服务意识不强,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还处于起步阶段,一是因为服务意识不强,二是因为提供深层数据查询的能力不足。

档案工作数据库建设在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落实资源共享的基础。目前,我国图书馆行业数据库建设日趋完善,受到大众的欢迎。而刚刚起步的档案部门的数据库建设,还存在各种问题。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还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且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度低,资源利用不充分。

1.5 对业务人员素质的挑战

档案部门的业务人员应加强对知情权与隐私权方面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认清公开的范围与保密的必要性,保护公民神圣的隐私权。同时应加强对自身职业道德的认识,业务人员由于身份特殊,有时会轻而易举地获得服务对象的隐私信息。因此要强调档案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强化对隐私权的认识,用法律约束工作人员的行为,明确侵害隐私权时工作人员及档案机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 档案管理部门的对策

面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挑战,档案管理部门应更新观念,突破传统,积极应对,实现思想与工作的飞跃。

2.1 树立服务意识

人民不仅是国家的主人,更是政府和政府信息的主人。在信息公开的过程中,任何政府机关或个人都没有任何资本去牟利。档案管理部门拥有的档案资料均是公共信息,是政府机关使用人民缴纳的税款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生成、获得和保管的信息。

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中不可赢利,但可根据信息获得、保管的成本,向使用者收取合理的成本费。

2.2 树立保密是特例、公开是惯例的思想

明确公民查阅、获得信息是依法行使知情权,而拥有或保存政府管理信息的档案管理部门作为公开的义务人,应履行公开政府信息的法定义务,不得在态度上怠慢,在时间上任意拖延。建议专门建立情报中心或公务文件公开中心,专职提供档案,以及负责其他政府信息的公开工作。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民主与法制进程的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势在必行,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各级档案管理部门的工作也提出了新要求。面对工作中新的挑战,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档案管理部门应抓住机遇,顺应社会发展,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

关键词：档案,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挑战

参考文献

政府公开信息的分析 篇8

关键词：信息公开公共信息政府条例

在全面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征求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国务院经过5年多的艰苦努力，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于这部规范政府自身行为的重要行政法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对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都有重要意义。”

《条例》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但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却并非都很清晰，有的甚至极为复杂。本次笔谈希望以创新的视角分析政府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对《条例》实施的社会环境进行全面的认识，对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在实施中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结合专业特色，体现理论价值，剖析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并预测《条例》实施的进程，对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有别于他人及主流媒体的深入细致的研究。

1、政府信息公开实施的社会环境与条件认识

柯平(以下称“主持人”)：作为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政府信息公开以公民的民主权利为根本诉求，一方面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政治文明，另一方面关系到政府转型中，对政府信息资源的高效开发与利用。WTO的加入、知识经济的兴起、和谐社会的创建，以及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无一不体现出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具备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于影响《条例》实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认识。首先是实施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前者建立在大量的信息化工作基础之上，包含了公民信息素养的普遍提升，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全力倡导：后者则以“十七大”报告对社会进程的明确规划为宏观背景，体现在党和国家对深化改革的决心和行动之上。另一个层面可以分为“硬条件”与“软条件”，前者包括针对《条例》实施而进行的政府机构及人员的设置、社会相关机构的完善、互联网络的普及等：后者则主要表现在公民的信息需求与权利意识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一系列转变，促使占据社会信息资源很大比重的政府信息向着更广泛的利用空间发展演化。除了以上有利的条件，我们还应看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城乡之间的差异，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区别，相关法规的配套完善等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和繁重的后续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而言，理想的条件并未完全具备，尽管《条例》从颁布到实施已经历了整整一年的准备阶段，但要真正地实现政府信息的顺利公开并确保其高效的利用，今后无疑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赵益民：以历史的眼光来考察政府信息的公开，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主要的影响因素：首先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羁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思想在不少官员中根深蒂固，正如马克思所言：“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神秘，是奥秘……公开国家的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系统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在我国，政府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保密”状态，即使在政府内部，信息知晓程度也是按级别设定的，公众所了解到的信息大多是经过研究、调整后的被“过滤”的信息。其次是官员私利与信息公开的冲突。信息开放从建立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来看非常重要，但从地区经济的短期增长则看不出明显的效果。目前的干部管理、绩效评估、提升尚未将政府信息开放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尚不足以引起大多数干部的重视。另外，信息封闭给一些干部或部门留下了从中获利的机会，“保密法”对官员的长期影响也使得信息公开蕴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再次，成本成为容易忽视的问题。对杂乱的政府信息进行整理、组织、核对、公布等加工处理的成本远远超出常人的估计，如2002年美国所有联邦政府部门的相关活动总成本是2.53亿美元，2004年上海市用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费用达2578万元，平均每个区县支出55.5万元。如此巨大的资金投入，在全国范围内的可行性尚待论证，

正如主持人所言，《条例》实施的条件目前并未完全具备，我们在根除封建残留意识的同时也应考虑到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设计激励机制，将信息公开由利益单向转移的强制行为改造成多方共赢的社会自觉活动。另一方面，经费的保证则不应忽视非政府组织与个人的积极作用，社会资源的广泛利用无疑是降低信息公开成本的有效手段。

詹越：从环境条件来看，首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产生的基础条件是社会上公民权利意识的醒悟与提高，公民强烈的权利意识极大地推进了民主的发展，继而增强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愿望，而参政、议政的前提之一是要充分知悉政府的信息，要求政府信息公开。而其核心是满足公民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这种权力观念是在民主发展的进程中逐步树立起来的，而民主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该权利的内涵。其次，服务型政府观念的树立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和实施的思想保证。在行政领域，服务观念逐步得到认可，正是政府信息服务观念的树立推动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而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又保障政府服务宗旨的实现。因此，没有政府观念的转变，就没有制度的创新，公民新的知情权利的请求与主张只会流于表面化，更谈不上政府信息公开，从社会现实要求来看，政府信息公开一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政治要求的需要。政府权力只能是来源于人民，最终还必须回归于人民，人民群众对政府行使权力的内容、程序和过程必须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这些权利的实现是通过熟悉和了解政府信息来保障的，因此，必须公开政府信息。二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客观要求的需要，特别是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和社会深刻变革的时期，政府信息是否公开、透明，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三是转变执政方式，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大力提倡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举措。四是建立反腐倡廉制度性要求的需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将政府行使权力的过程置于人民群众的公开监督之下，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经济条件来看，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及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政府信息是否得到运行和公开，及时转化为生产力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前景，而信息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弓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已经不单纯是公民个

人信息知情权等人权问题，而更是整个社会民主法制化发展的要求，也是符合当今时代发展趋势的。世界主要国家均已制订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法，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与必然趋势。我国早期推行的村务公开、电子政务以及各省市制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都为最终制订全国性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奠定了条件。信息环境下民众有了更为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在此政府如果不能实现自身的公共信息传递服务功能的话，首先会降低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指数以及相关政治活动的参与热情，而更严重的可能是整个社会中更加注重信息的非正常获取，单纯追求片面乃至狭隘的个人或小部门物质利益，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以及未来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在早期，还是偏重于机构制度性的公开，而当前的重点则是实现向法制权利型公开的转向。

2、《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当中的角色问题

主持人：政府信息的公开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和行业，其中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公共信息服务机构及至全体公民所承担的责任义务不尽相同，随着信息公开的进程，所扮演的角色各有侧重，值得探析。

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功能发挥，我们可以将《条例》的实施划分为由浅入深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角色的作用，公民既是服务对象又是参与角色，非政府组织应当积极宣传、配合协助，以图书馆、档案馆为主的公共信息事业部门则应发挥主动介入的作用，除《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外，还应积极发掘其他的用武之地，如利用专业特长、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等优势，通过编制信息公开目录和指南、进行公民信息素养培训、协助加工初始文档等活动扩大自身影响，推动信息公开。第二阶段要调动公民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强化服务对象的主导地位，强调政府与公民的共同主导，以此促进《条例》的高效实施，奠定民主政治的基本保障。第三个阶段形成社会各界的互动平衡，如信息公开的监督职能承担者由最初的政府自身向社会公众转移，非政府组织也将发挥更大作用，政府信息在社会各阶层群体的自觉行为中形成采集、管理和传递的良性循环。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既要求政府制定切实合理的分阶段实施计划，又要求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都具备应有的参与意识，在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基础的民主政治舞台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协作互动中谋求共同的发展。

黄兰秋：评议制度是保证《条例》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信息公开的初期可由上级政府部门来进行监督，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公民、新闻媒体等社会评议的监督作用就应该体现出来，但最终还是要由健全的司法制度来确保信息公开的持续进程。另外，公民的积极性应该得到充分的调动，逐步强化民众的主导意识，激发信息需求，鼓励公民主动要求政府公开信息，这些都是社会舆论的导向职责。

詹越：这里主要谈的是政府机关、图书馆和档案馆、公民、非政府组织的角色问题。首先是政府机关，根据《条例》的规定：政府机关是信息公开的主体。但应该是作为义务主体。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是由于政府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其拥有和掌握的各种信息具有明显的垄断优势。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决定了政府必须负有公开信息的义务。图书馆和档案馆是政府的文化服务设施及服务机构，是政府的文化事业单位，成为提供政府信息服务最重要的机构，所以它们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之一，具体说是义务主体之一。这两个机构具有良好的条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准确、高效率地满足公众对政府信息的需求。通过自身的行为成为政府信息最集中有序、最方便查询、最快捷获取的社会信息公开中心。公民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之一，这种地位在行政机关主动公开信息和应公民申请公开信息的双向行为中可明显地体现出来。说明公众在政府信息公开上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变成了主动要求者，扮演为权利主体的角色。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双向公开实质上在信息公开中引入了公众参与机制，加大了通过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力度。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的地位一样，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之一。

赵益民：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如果说公众的信息意识是外驱动力，那么公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则是内驱动力。因此，树立新的管理或治理理念，消除权力本位和特权意识，培养自觉护法守法、自我约束、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是促使政府及其公务人员逐渐形成公开政府信息是其义务和职责的观念，明确自身定位，塑造便于监督的服务型政府。在政府机关之外，健全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制化营造坚实的社会基础。国外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的基本经验体现出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作用，而我国虽然一些社会成员想通过行政信息公开来满足自身执业或生活的需要，但由于组织化程度不高，尤其是利益集团表达机制的匮乏使得他们很难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信息公开的法制化也会因此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而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和审稿权应得到应有的完善和保护，以便公众获取政府信息，并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另外，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激励机制通常会优于政府的运作，可借鉴发达国家普遍的做法，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推动政府信息资源的利用，利用外包、企业投资、委托运行等多种方式加快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让公众多收益、早受益。我国已有学者提出对于一些增值性强又不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机构，为了增加信息传播的激励，可将其转制为企业化经营，进行收费服务，这也不失为一种角色转变的探索和尝试。

弓克：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政府部门是作为理性人存在的，必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公众在信息公开中则处于分散化的存在状态，对于监督政府行为存在有限理性。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政府信息资源是存在委托人的缺位的。同时，政府信息资源的真正所有者是社会公众，实践当中也存在事实上的所有者缺位。由此，在政府信息资源所有权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其他权利如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又如何分配?这就决定了公众必须让渡一部分利益到政府部门，这样既能刺激政府部门的运作效率，又能方便自身更便捷地获取与使用政府信息资源，体现出一种民众的政治参与力量与政府的控制管理力量的博弈，

李国新在2007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专辑之《中国图书馆的法制建设：现状与问题》指出，政府信息公开这个对图情领域发展而言的巨大契机包括图书馆扩展服务领域、扩大社会影响、争取社会重视、改善服务条件等。因此相关服务部门应当有效整合，发挥整体性的服务优势，因为从单个个体进行分析，其力量与话语权都是相当薄弱的，一旦其组合成一定的系统，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以及实现的功能将极为巨大。

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赵益民：《条例》的起草编制历经波折，贯彻实施更将任重道远。第一，作为对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自我规范，《条例》目前构建的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内部约束机制，而信息公开法制化的进步程度却取决于社会的推力，因为民间的力量往往比官方的更具主动性。公民如果不善于利用架构好的制度，将会形成一种新的资源浪费。第二，国外的成功经验多是经历了从传统信息公开到电子信息公开的道路，我国《条例》的实施却很大程度建立在1999年中央各部委及“两院”和“人大”全面启动的政府上网工程之上，在一个信息化基础薄弱的国家开展有效的信息公开，切实的途径和方式尚待摸索。第三，到目前为止，我国绝大多数省市乃至部分乡镇政府都制定出台了各自的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或办法，中央政府的《条例》是否优于所有的地方法规?是否能兼顾适合差别明显的地方特色?对此，不同级别的人民政府拥有各自不同的信息公开重点或许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第四。无论政府信息公开的进程发展到什么阶段，监督与保障均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条例》中提出的“社会评议”突破了政府自我评定的局限，但评议指标却亟待研制，在此方面，图书档案界无疑具有学术优势，有责任为评议体系的构建做出一份应有的贡献。

弓克：另外还有一个信息针对性公开的问题，在我国大部分农村，政府信息公开不适应农民的需要，跟农民的切身利益不相关，内容艰深，来源狭窄，更新缓慢，缺乏反馈。而农民关心的如政府资金使用、发展规划、政府法规、处罚条例等政府信息相对较少。政府信息公开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因为现阶段的某些问题就完全否定信息公开进展的历程，在具体的推进上，会有一些短暂的失误乃至倒退，但这并不能阻碍整体化的发展进程，时势的发展趋势是谁都不能阻挡的。

詹越：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与国外相比，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政府信息资源数据库及共享系统、政府信息指引服务系统等均严重滞后。政府信息资源交流不畅。今后需逐步安排解决。政府网站在组织、搜集、审核及发布信息时应确保其权威性、时效性和真实性。另外，信息服务功能有待加强，应采取的措施：一是向公众提供各种日常性服务信息。二是拓展信息交流渠道，建立严格的信息反馈制度。三是利用政府部门所拥有的大量信息和高级专业人才，加强信息分析和预测，向社会各界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条例》的实施还应理顺信息公开与“保密法”的关系，条例建立了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规定参照1988年制定的已经过时了的密级规定，是一种严重的滞后表现，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要求。

黄兰秋：我认为处理好公开与安全的关系将是《条例》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从意识、技术和制度方面保证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建立专门审核机构负责处理相关的申请和诉讼，都需要不断摸索，要防止片面的信息公开，仅把信息公开当作目的，而忽视信息安全，国家安全。尤其是目前的安全、保密以及计算机核心技术都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我国的安全专家非常缺乏，技术实力不强，那么可能我们认为是安全的信息，公开后被发达国家通过各种先进技术手段进行挖掘分析，可能会成为对国家安全不利的信息。经过SCI检索发现，关于信息公开安全保密方面的文献达到81篇之多，尤其“9·11”以后，国外发达国家认为公开的信息对于恐怖组织获取进行恐怖活动所需的信息提供了方便和可能，于是对信息自由法案进行再思考，反信息公开之道而行之，对信息公开设置种种障碍，先后颁布多种法令以图解决国家安全和信息安全的威胁问题。此外，从今年西藏的“3·14”事件可以看出西方媒体对中国事务的报道，由于思维惯式和价值理念的差异，先入为主的意识非常浓厚。在信息公开的同时如何消除舆论偏见，应对外界断章取义的认识误导，也将成为《条例》实施进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另外，目前国内还没形成完整的信息公开的绩效评价体系，不利于增强政府的服务效力和影响力。对此，可以从定量和定性两个层面依据模糊综合评价的相关理论构建系统的评价指标。

主持人：对于《条例》实施的研究，我们首先应该掌握政府信息公开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其中包括依法实施的法律性，相关要素的系统性，阶段分层的复杂性，持续发展的长期性，以及切合国情的文化性。另外，《条例》实施中可能遇到的矛盾和冲突会涉及公开与保密、公开与安全、需求与提供、数量与质量、主体与客体等方面。在公开的主导方向下，协调好从国家到个人的机密和隐私的保护问题：切实保障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安全：促使公民的信息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在强调信息提供数量的同时也具备质量的保证；力争信息资源获得充分的开发利用。同时，我们还要正确处理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领导的思想认识是否到位?信息设施是否完善?政府机构的执行力和人员素质是否有保障?公民的信息素养是否具备?参与意识和信息需求是否得以体现?信息法律伦理是否依然滞后?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政府网站的质量是否得到提升?实施反馈工作是否有效开展?公开评议活动是否全面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