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流程图(精选9篇)
政府信息公开流程图 篇1
将于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的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这条规定表明, 《条例》实际上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分成两种类型:其一是狭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即政府依其职权主动或依相对人的申请而予以公布相关政府信息的行为;其二是与狭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相对应的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这种意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本相同, 它包括一系列行为, 如编制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及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的行为、制作政府信息的行为、保密审查行为、受理相对人申请的行为、狭义之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等等。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在本条例中被表述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以下就条例的第三十三条规定从规范的层面展开分析。
1990年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 明确规定, 法院一般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因此, 判定欲诉之行为是否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则显得十分重要。尽管目前学界对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方式展开了批判——“对行政行为分类火力最猛烈的批评, 集中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1], 但是, 这种划分方式在我国缘来以久, 取消这种分类方式与目前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叶必丰教授认为:“这种具有支配性或框架性作用的分类, 所揭示的是分类对象的本质属性, 足以从根本上将分类对象作出区分, 从而为分类对象建立理论模型乃至整个学科体系的形成奠定逻辑前提。我国行政法学上关于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 就是一种具有上述意义或作用的分类。”[2]张树义教授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之间的区分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1.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有授权法的依据, 法律法规赋予其何种职权;2.行政行为所经过的程序;3, 行为最终的结果。”[3]《行政诉讼法》对具体行政行为未作详细界定, 而是在受案范围一章对具体行政行为采取列举的方式作出了一个规定。该法将抽象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了一个界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 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就特定的具体事项, 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抽象行政行为重新作了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 (二) 项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目前学界将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标准归纳为: (1) 适用范围。如果行为的适用范围是“针对不特定对象”, 则该行为可能是抽象行政行为;反之, 如果行为的适用范围是“针对特定对象”, 则该行为属具体行政行为。 (2) 适用时间。如果某行政行为可“反复适用”, 则该行为属抽象行政行为;反之, 如不可“反复适用”, 则属具体行政行为。 (3) 适用范围和适用时间是必须同时满足的要求, 满足其一不足以判定行为之属性。司法实践中即采取此标准对个案中涉及的行政行为的属性进行判断。
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标准存在争议是客观的现象, 学理上的探讨无疑也是推动判断标准进一步细致、全面化的极大动力, 但在司法实践领域, 只能依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判断。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可以判断: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当属具体行政行为无疑:第一, 公开政府信息行为是政府之行为, 且可能直接影响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因而属于行政行为之范畴。第二, 此类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不特定人, 一是特定人, 当行为所针对的对象为特定人时, 则满足判断标准的第一项要求。第三, 某一具体之公开行为, 随其完成而宣告结束, 此后纵是再次公开与前次所公开完全相同的信息, 也应是另一行为, 后次行为之效力应依后次行为所确定。因此, 依据目前司法实践中处理个案时采取的判断标准, 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应属具体行政行为。
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行政行为体系分析
进一步剖析《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可以发现, 该规定所言之在政府信息领域可提起行政诉讼之具体行政行为实际上并不只是狭义上的信息公开行为。其他行为如制作信息的行为、保密审查的行为等等, 如果满足相关条件, 也当然在可提起行政诉讼之范围内。因此, 该规定所表述的“工作”, 既是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同时也是由多个行为组成的行为体系。
工作与行为是两个不同的、但又联系密切的概念。如果从行为的角度分析工作, 则工作毫无疑问是由一系列行为完成的, 因此就这个角度而言, 行为是组成工作的基本因素。一项工作不是不同行为的简单连续和组合, 而是各个行为的有序、有机组合。分析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内含着诸多行为, 其中的每个行为都可以抽离出来并且能够构成一项独立的行为, 这些行为从不同的角度可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既可以是内部行政行为, 也可以是外部行政行为;既可以是羁束行政行为, 也可以是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既可以是抽象行政行为, 也可以是具体行政行为。所有这些行为构成一个行为体系。第二, 正因为如此, 就整部《条例》而言, 在宽泛意义上, 其所针对者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也就是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说的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而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则明显是针对狭义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以及其他可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三, 在政府公开工作中存在的各类行为, 均以狭义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为核心;但其他行为可能因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可诉具体行政行为接受司法审查。
狭义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构成一项具体行政行为, 它和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一样, 是由行政主体依其职权实施的、并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着直接的影响。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隐含了——扩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可对之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的范围这一强烈的信息。该规定表明,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所有行为只要满足两个条件, 即可对之提起行政诉讼:一是该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二是该行为侵犯了相对人的包括知情权在内的合法权益。综观整部条例, 其并未以正面列举的方式或反面限制的方式对合法权益作出具体规定, 立法旨趣与《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文件大相径庭。
三、侵犯“知情权”时的可诉性问题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针对违法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从不同的角度规定了不同的救济途径, 行政诉讼只是其中之一。除《条例》第三十三条外, 在该条例的第四章, 对其他救济途径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些救济途径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1) 行政系统内部救济途径, 包括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的监督检查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制度;责令改正制度;行政处分制度;行政复议制度。 (2) 行政系统外部的救济途径, 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举报及提起行政诉讼。就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而言, 主流观点认为, 《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法院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合理审查作为例外存在) , 并只在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 或者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时, 相对人才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是, 如果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仅仅侵犯了构成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法理基础中的“知情权”时, [4]行政相对人能否对此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众所周知, 《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采取的是概括式和列举式并行的方式。该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十一条列举了可提起行政诉讼的八种具体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将侵犯相邻权或公平竞争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等也纳入受案范围。综合分析以上条款, 笔者认为, 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侵犯相对人知情权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可诉之具体行政行为。理由如下:
第一, 《行政诉讼法》第二条采用的是“合法权益”这一措辞, 而“合法权益”显然不仅仅指人身权和财产权, 它还包括其他类型的权利和利益。从这一措辞可以看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初衷并不是要将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的合法权利和合法利益排除在行政诉讼范围之外。退一步说, 假如《行政诉讼法》本欲将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其他合法权益排除在外, 则将“合法权益”修改为“人身权和财产权”显然更为精确, 且对当事人和法院等各方诉讼参加人至少在起诉与不起诉、受理与不受理之间作出选择更为方便, 从而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
第二,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列举了法院的受案范围, 但这一条只构成对第二条的补充, 而非限制。这即是说在第十一条所列举之外的其他情况并非被一概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为什么这么说?其一, 第十一条的第一款详细列举了八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但在该条第二款又作了补充规定:除前款规定外, 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这一补充规定的立法价值和作用在于为受案范围留下余地, 同时也表明了《行政诉讼法》并非要将可诉之行为局限于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其二, 在所列举的八种情况之中, 其中侵犯经营自主权、行政机关拒绝颁发许可证或执照或者不予答复以及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情况, 行政行为所侵犯的合法权益显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三, 第一款的第 (八) 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此项规定是支持只限于对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可提起行政诉讼的观点的最有力论据。但结合以上两点分析, 笔者认为第 (八) 项规定不是对前七项规定的总结或限制, “其他”修饰的仅仅是前七项中属于“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情形, 立法仅表明未将其他侵犯人身权及财产权的情形完全列举在内;换言之, 立法本身就承认对侵犯的非属于人身权及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能是可诉的。至于其他侵犯“合法权益”是否可提起行政诉讼, 则须结合总则第二条的规定以及除《行政诉讼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因此, 它仅仅表明: (1) 在前七项中所列举的其中几项涉及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 (注意:这七项只有一部分属于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情况, 上文已有相关论述) 的情况之外的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当然可提起行政诉讼; (2) 亦可这样说, 只要是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则此类情况之可诉性无其他任何限制条件, 毫无例外地在受案范围之内; (3) 与 (2) 对应的情况是,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其他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有其他限制条件。
第三, 作为以上两点理由的补充。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来看, 也可说明, 从作为统一适用法律的司法机关的理解看来, 《行政诉讼法》的意图并不是要将可诉行为限定于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显然, 相邻权和公平竞争权可能涉及到人身权和财产权, 但却很难将其认定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一种。
第四, 国务院制定《条例》的根本理论基础是不言而喻的[5]: (1) 人民主权理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享有者, 是国家的主人, 人民当然有权知道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政府的绝大多数信息。 (2) 知情权。肯特·库柏说:“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 在一个国家乃至世界上便无政治自由可言。[6]知情权的根源仍在于人民主权理论, 它构成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一个最基本的立法理念, 可以说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和出台, 已经确认我国公民享有知情权这一项权利, 在这之前, 知情权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得到确认。一部法律法规所保护的是很难与该部立法的理论基础相吻合。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行文看, 此部法规已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知情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里面。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域的行政诉讼制度, 这与《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顺利衔接在一起。这一规定表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由一系列行为构成的一个行为体系;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知情权的情形依法可作为行政诉讼案件予以审理。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知情权
参考文献
[1][2]叶必丰.行政行为的分类:概念重构抑或正本清源.政法论坛.2005.5.
[3]张树义.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中国法学.1993.1.此文也阐述了其他关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划分标准的观点.
[4]王名扬:.美国行政法 (下)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5.945.
[5]张明杰.开放的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76—93.
政府信息公开流程图 篇2
千呼万唤之中,2007年4月24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终于腼腆亮相。多年来,人们期待这部《条例》承认人民足够的知情权,如果仅仅从条文本身看,它至少部分地实现了人们的期待,彰显了中国建立透明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决心。
《条例》共分五章(总则、公开的范围、公开的方式和程序、监督和保障、附则)、三十八条,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
总则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很清楚,《条例》所规定的信息公开不是一种宪政意义上全面的政府信息公开,而仅及行政信息的公开,这意味着立法部门的议事信息和适用法律部门的司法信息,即各级人大的议事信息和各级法院、检察院的司法信息都不在《条例》规定的公开之列,至于其他一些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其权力可能远远凌驾于政府之上的那些部门,它们行使权力的信息更是不公开的。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信息公开问题都是在这第二条的基础上进行。
《条例》第二章以列举式详细罗列了行政活动各个领域应当公开的信息范围,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但是第一章总则部分的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从立法技术上讲,这条规定对于上述信息公开范围会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绝不是字面含义的,而是历史与社会含义的,其重要性及其正负面的表现方式与深度,必然与全面的制度框架相关。几乎在所有实施信息公开的国家,都会有类似的限制性条款,从立法目的来讲,也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人们担心这条规定会不会成为缺乏信息公开传统的各级政府规避法律的王牌借口?
任何一部法律的实施都不是仅仅靠着它的法条文字表面去完成,因此,要解答上述问题,需要对第八条可能产生的影响多角度、多视域地进行。
第八条与《条例》的命运
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型国家,议事机构和司法机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都尚未建立应有的地位。因此《条例》的公布这件事情本身足以说明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执政者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行政主导的状态应该有所改变。但是,毕竟国家政府生活的多样性和大量事务的复杂性决定了,人民的知情权不是无边界的,正如政府的权力不能无边界一样。任何一方的权力或者权利超过它们应有的边界,双方应有的均衡就会被打破,导致权力损害权利,或者权利损害了公共利益。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了解《条例》在立法技术上如何保证第八条是可操作的,即保证上述权力与权利的均衡。《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了权力与权利冲突时的重要解决途径,其中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显然,诉讼是解决此道的最后手段。但是这一条依然不能明确在执行第八条时,信息公开申请人如果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行政机关将如何有效地执行此条规定,并且让申请人心服口服。显然,《条例》并没有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它像中国其他的法律一样,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大词的时候,条文往往是空洞的,因为缺乏有效的程序性规范,或许这就是中国行政法学界孜孜以求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原因之一。同时,这种法律规范的非程序化恰恰是造成权力损害权利,权利无从救济的根本原因。
从上述分析,可以了解《条例》的第八条规定与整部《条例》缺乏程序性整合,这恐怕还需要具体的实施办法来解决,而且如果将来的实施办法对第八条的考虑缺乏足够的程序性关注的话,依然不能解决上述矛盾。
第八条与政府的角色
任何一部法律的实施效果都不能仅仅从其本身来探讨,而是要深入它的支援背景,深入它的制度环境,新出台的《条例》亦自难例外。如前文所述,《条例》规定法定公开的信息内容限于行政行为的信息,因此,从强行政传统中探寻其实施效果便是第一入手处。从《条例》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中可以知道,各级政府的各级行政机构是信息公开的主导机构。这意味着信息公开的义务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权利人,虽然在《条例》的第三章和第四章都规定了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以及当信息公开权利人遇到障碍时也有一定的救济手段。但除了司法救济之外,其他的救济手段依然是义务人自我约束的方式,这在强行政传统的历史惯性之下,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是让人疑虑的。
除了行政性的政府机构之外,以各级人大为主体的议事制度在当前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力还有待提高,议事机构对行政行为的质询力、监督能力还相当有限,因此对于行政行为的约束力,至少在当前状态下十分有限。正是在这一条件下,行政信息的公开效果可能会有所折损也是当前执法的题中之意。
在所有的制约因素中,对行政部门最具约束力的本应是司法。但是由于司法改革处于瓶颈状态,中国司法自身存在诸多问题,司法行政领域的大量问题无法理顺,司法尚受制于许多非法律因素,因此,要求司法对行政行为具有多大的规制力,本身也很不现实。
另外,前文已经谈到中国各级政府机构之外超政府权力的存在,成为政府行为最大的扭曲原因,在这样的特殊结构中,行政信息公开到底在多大意义上能够有效实施也是一个未知数。
正是政府制度最重要的各个分支领域中,权力的配置、制衡都是极不均衡的,整个制度的协调性都有待提高,因此,行政信息的公开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无异议。
有待公民精神突破
《条例》实施的有效性还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持,在目前的制度与社会环境下,要达到权力和权利的均衡状态,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公民精神的成长水平。应该说,这十几年来公民精神的成长相当迅速,制度状态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公民精神在成长过程中促成的。因此,《条例》的实施效果与公民对行政信息的渴望以及为此而行动的强度与水平成正比,由于公民精神的成长惯性,在这一点上倒确实不需多加担心。
作为上述情形的表现方式,《条例》的有效实施与大众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极为重要。在目前状态下,由于公众表达权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诸多因素,例如,媒体的行政垄断状态使得公民与社会的知情权未能与行政机关在权利及其救济层面上,获得权力与权利的均衡,或者干脆说,只要媒体的行政管制现状不变,公民与社会的知情权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类似第八条的其他许多法律条文都会成为媒体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行政信息的公开是一种具有准确性、权威性、滞后性和静态的呈现,而媒体对各类信息的披露则相应地具有即时性、动态性和讨论性,有时还有修正性。因此,人民唯有有权同时获得官方和市场化媒体的信息时,其辨别力和信息的准确力才能提高。任何单向的信息渠道都会使社会陷于蒙蔽之中。源于《条例》的行政信息与市场化媒体信息相互之间,存在一个良性的竞争与互校功能,这种功能使得任何单方的渠道都不具有垄断性地位,于是《条例》第八条的官方解释与民间理解就会在两种信息渠道中交汇,并且逐步获得共识,既能够相互竞争又能够和平共处,这正是保证信息透明、公正、真实的源泉。
结语:前路尚可期待
无论如何,《条例》颁布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进步。至少在防止行政滥权的制度中又增加了一条重要途径,至于许多问题的解决,还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朝野双方共同的良性合作与努力,万一《条例》第八条成为某些地方政府领导手中“玩物”时更得如此。
我们应当相信,前方的道路是可期待的。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篇3
申请人信息 公民 *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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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公开的管委会信息的名称、文号或者便于行政机关查询的其他特征性描述
*所需信息的获取方式(可任一选)
□ 纸质 □ 电子邮件 *获取信息的途径(可任一选)
□ 邮寄 □ 电子邮件 □ 传真 □ 自行领取 □ 当场阅读、抄录 依法合理使用 政府信息承诺协议
本人承诺所获取的政府信息,只用于自身需要,不作任何炒作及随意扩大公开范围。
承诺人签名:
时间:
政府信息公开总结自查 篇4
关于我局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情况
自查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按照《固始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09政府信息公开考评工作的通知》的安排,我局积极做好09的自查及总结工作。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一、机构建设情况:
固始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是根据《中共固始县委、固始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固始县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固发[2004]21号)文件精神设置的,成立于2004年10月,是县政府主管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的职能部门。现内设办公室、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股、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股、危险品安全监督管理股共4个职能股室。下辖安全生产监察执法大队。局党支部委员、副局长许侠分管我局信息公开工作,局办公室王济源为我局信息公开工作联系人。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局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总体情况。
1、加强领导,针对在民主评议政务信息公开工作中反馈的群众意见,积极研究措施,加以整改。通过召开多次民主生活会,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使全体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开展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
2、积极开展“对照职能,贴近民生,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主题实践活动。通过严格落实对外公开承诺,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综合、执法、监督、管理、协调、服务”职能,积极为企业办实事、办好事,帮助企业获取安全生产行政许可,指导企业排除事故隐患,加强企业人员安全培训,开展安全法律法规宣传等方式确保了安全知识普及工作。
3、加强监管监察队伍建设,深入开展了自查自纠、自评自议及征求意见建议活动。在分发征求意见函的同时,对提出的问题及时整改,并将整改措施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出台的“五禁止、十不准”,组织开展了自查自纠活动,增强了监管监察人员依法执法、廉洁执法意识。在做好自查自纠的同时,牵头组织各职能单位大力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2009年我局先后组织开展了“元旦”、“春节”、“五一”、“十一国庆期间”及“县首届根亲文化节期间”等重点时段的大检查,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整改消除了一大批事故隐患,严厉打击了各类非法建设、非法生产、非法经营行为,树立了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队伍良好外部形象。
4、切实把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单位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小组,明确了相关职责,实行责任目标层层分解,到岗到人。同时,全面实行安全生产政策公开,畅通群众信访渠道,县安监局通过设置政务公开栏,对安监局及二级机构的设置、职能、办事流程、政策法规等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公开。设立1个意见箱、1部举报电话,对群众的批评、控告、检举,确定专人负责,接受群众监督。
5、强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集中咨询日活动,在全县范围内通过电视播放“安全百日小品”节目,插播“治理隐患,防范事故”公益广告,在固始影剧院演出安全生产大型文艺特别节目等方式,广泛宣传了安全生产知识,提升了社会安全生产意识。
(二)涉及我局行政许可事项的公开工作:
1、审批事项:全县范围内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的申请办理
2、审办依据:《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3、申报材料:申请书,载明申请网点的名称、地址、经营字号、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姓名、文化程度、联系电话等,零售网点周边安全条件说明以及申请的主要事项;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及2寸免冠照片两张。
4、审办部门为县行政服务中心安监局窗口,审办时限为20日以内,收费标准是不收任何办理费用。
截至目前,涉及我局行政许可事项已全面公开,不存在被举报、投诉、行政复议、起诉等情况。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抓教育。切实加强安监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干部正确认识和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奉献精神与利益原则,安监事业与个人价值三个关系。从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入手,切实转变职能、改进作风、提高效率、规范服务,使广大干部真正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
(二)抓重点。我们要真正把政务信息公开工作与政风行风建设相结合,并充分体现在安全生产管理之中,虚功实做,标本兼治,建立健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把政务信息公开工作贯穿于管理和服务的全过程,有机地融入各个环节。
(三)抓载体。以深入开展民主评议行风活动、乱罚款专项治理活动、干部作风建设活动为载体,以各类宣传工具为媒介,宣传安监系统的工作职能,让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安监工作,理解安监工作,支持安监工作,进一步加强安监系统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打造满意安监。
总之,在政务信息公开工作中,我们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离上级领导的要求和与兄弟单位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和市局关于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总体部署,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方法,转变服务理念,为全县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的安全生产环境。
固始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篇5
一、概述
政务信息公开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政府形象的一个重要举措,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对于建立公正透明的行政管理体制,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利,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客管处党支部在认真学习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决议,积极投身构建和谐松原,始终把做好政务信息公开工作列入正常的议事日程中,注意加强对信息公开工作的领导,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职能科室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为确保工作的顺利推进,我处专门成立了由处长任组长、副处长为成员的政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要负责具体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协调和实施。目前,我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转正常。
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工作的内容方面,客管处公开信息为机构职能3条,服务政策法规1条,服务规范4条,应急预案4条,服务项目2条,服务收费1条,服务监督1条,行业自律3条,共八项17条。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1年度我处无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及不予公开政府信息。
四、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 2011年度我处无相关收费及减免信息。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我处2011年度无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信息。
六、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1、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2、主动向社会公开信息的领域有待于进一步拓展。2012年,客管处将按照市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力争在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在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平台上取得新突破,使政府信息公开成为贴近和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的助推剂,成为政府沟通老百姓的连心桥。同时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对信息化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为全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提供保障。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运作机制探析 篇6
一、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程序机制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程序是整个信息公开运行机制中的核心环节,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程序机制是贯穿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运作机制的生命线, 它是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主体、对象、范围、渠道和要求等方面建立的运作模式。 (1)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主体。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主体必然是政府审计机关, 政府审计机关在整个公开过程中应积极主动、准确及时地发布和更新审计信息。 (2)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客体是各种审计信息, 政府审计信息与政府的其他机构信息一样都是社会公共资源, 社会公众都有获得这些资源的权力, 政府审计机关应担负起提供这些公共信息资源的义务。 (3)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范围在信息公开过程中必须得到明确, 由于审计工作的特殊性, 被审计事项可能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 有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 有的关系到个人的利益, 显然不是任何一项审计信息都可以随意公开的, 否则可能导致引发不必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争执, 因此应兼顾利益、保密等诸多因素, 对信息公开的后果、信息公开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评估, 合理确定审计信息公开范围。 (4)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渠道包括政府审计机关主动公开和当事人的申请政府审计机关公开两个方面。作为社会公众来讲, 无论在何种条件下获得政府审计信息均应通过一定的渠道, 即信息公开的形式、手段和方法, 如:政府审计公报、转播与报道、旁听、刊载、听证、告知、流动宣传、设立审计博物馆、网站、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厅、公开栏、电子屏幕、电子触摸屏、定期召开政府审计新闻发布会、服务热线等等。
二、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反馈机制
政府审计信息传播的价值是在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 传播的本质就是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一个相互交流、沟通和影响的双向过程, 因此政府审计信息系统显然是含有反馈功能的闭环系统, 包含一个双向的信息沟通的循环模式, 不仅包括信息发出的传递机制, 还包括信息反馈机制。主要由调查、收集、分析、决策等要素构成, 其功能主要是对外部环境以及各要素所产生的反馈信息进行研究并采取措施, 促进信息利用工作的改善和调节内部关系而适应外部环境, 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审计信息开发工作的服务能力为社会服务。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反馈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1) 审计机关作为信息的利用部门对信息公开工作效率与效果的反馈; (2) 被审计单位作为信息的用户对信息公开工作效率、效果以及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反馈; (3) 社会公众作为不同层面的信息用户对信息的社会效益进行反馈。信息反馈并非是单向的, 而是互为因果的循环机制, 通过因果互动的反馈机制, 政府审计信息利用才能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但政府审计信息反馈机制在目前的公开机制中属于薄弱环节。在现有的关于审计信息公开的准则与规范中没有任何关于审计信息反馈问题的规定和指引, 说明审计机关并没有充分重视开发反馈资源。反馈机制的弱化使得审计机关无法利用这条通道与公众进行沟通, 不利于审计信息本身的优化和信息传递机制的改进。
三、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
政府审计机关公开的审计信息渠道是否畅通、信息发布行为是否合法、政府审计工作是否能够在社会服务和宏观调控中发挥作用, 这是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应充分关注的问题, 为此应建立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政府审计应对信息公开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 确保公开信息的真实、有效, 能够服务于社会和审计之间的相互评价, 且不影响他人的利益。在信息公开的场所设立监督机制, 能够使公众对审计信息合理运用, 为以后能更广泛地扩大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范围奠定基础。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行为进行监督的方式主要有: (1) 法规制度监督, 即通过建立一系列管理法规或制度, 约束审计机关公开审计信息的各种行为在相关法规制度的规范之内; (2) 授权监督。对政府审计机关参与信息公开的人员和行为进行授权批准, 严格限制审计人员公开信息的范围, 并对于那些重要的公开行为建立特别授权制度; (3) 检查监督。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评价和监督检查, 及时发现公开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纠正意见。
四、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评价机制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评价机制主要用审计机关本身和社会各界对政府审计信息、审计工作进行评价, 以促进审计工作的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评价机制应关注政府审计信息是否得以正确利用, 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两个方面。为了确保社会能够准确评价审计信息和审计工作, 审计机关应建立科学有效的审计信息质量监督考核责任制, 要明确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责任, 也要对被审计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做出规定。在审计机关要建立有效的质量监控机制, 实行审计质量保证逐级签发和签名制度, 只有建立明确的审计责任制, 才能够更好地增强每个审计人员的责任感, 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审计风险, 才能达到公布政府审计信息的真正目的。通常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评价内容内包括: (1) 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源”的评价, 主要评价政府审计机关提供审计信息的时效性、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更新信息的及时性。 (2) 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法”的评价, 评价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系统的安全性、采用开发技术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以及信息查询的便捷性、高效性、准确性。 (3) 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人”的评价, 评价政府审计机关在信息公开中的主动性, 以及各种信息所反映审计人员工作的绩效状况, 如:评价审计方案的科学性、审计活动的规范性、审计质量的可靠性、审计手段的先进性、审计管理的有效性等等。 (4) 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后”的评价, 评价政府审计信息的多样性、准确性和社会影响程度, 以及政府审计信息的被使用的程度和效果, 特别要考虑评价政府审计信息在促进政务公开、加强廉政建设、参与宏观调控等方面的作用。
五、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补救机制
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效率和效果主要决定于以下三个方而的因素:一是体制因素;二是政策因素;三是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即人格因素。在这三个因素中, 根本的因素还是人的因素。根据公共管理理论, 公共政策的制定要求政府坚持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 如果存在审计效率和效果低下, 往往使审计信息公开结果偏离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原则。因此, 低效率倾向必须在“审计人”的身上寻找原因, 提高审计信息公开效率最终要在克服人性的弱点从上寻求突破, 对审计信息公开的缺陷进行补救。政府审计信息公开的补救机制是在获得各种对政府审计信息公开评价以后, 审计机关能够根据合理建议和意见对自身工作缺陷进行纠正, 对现有体制进行不断优化和完善的机制。在补救机制中, 重点应针对负面审计信息带来的反响、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顿改革。
参考文献
如何推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 篇7
做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可资借鉴的策略,也不知道我们这样做,政府部门对此会有什么反应。为了不使政府部门对自然之友有什么看法,我们决定用“行为艺术”的形式,以公民个人的身份提出申请。
申请之前,我们做了些准备。我们在2008年5月和6月,分别举办两次学习会,学习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还有其他一大堆法规,如《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管理规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条例》《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等等。
从2008 年7月开始,上海部分会员分四组(上、善、若、水)分别向市环保局和区环保局申请公开环境信息,全过程记录在http://shanghaiwater.blogbus.com/上。申请结果分别是:
1. 向上海市环保局申请上海市饮用水保护区水质监测报告,以口头回复“公开将引起公众恐慌”等理由拒绝。
2. 向上海市环保局申请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保护区的污染物排放指标和实际排放情况,答复为“信息不存在”。
3. 向浦东区环保局申请上海津材制药有限公司的“环评报告”、“污染物排放登记表”和“排放许可证”,浦东环保局转给市环保局,市环保局的答复是“属于本机关公开职责权限范围内,但本机关未制作或未获取,该信息不存在”。但帮助我们联系该公司,让我们自己去该公司申请。
4. 向上海市环保局申请上海化学工业区中法水务发展公司的“排污不达标限期整改决定书”和“整改方案”以及“污染物排放变更登记表”,市环保局以“商业机密”为由不予公开,让我们自己去该公司申请。我们在2008年8月20日到中法水务公司实地参观,了解该公司排污不达标事件,该公司口头解释了该事件,但不愿意提供任何书面资料。
5. 2008年9月24日,受上海津村制药有限公司的邀请,到位于浦东郭守敬路的津村制药厂区参观。工作人员向我们出示了环境影响报告书、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报告、排水许可证,以及上海水环境监测中心浦东新区分中心在今年5月份的污水排放检测报告。在厂区我们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道,在车间附近比较浓烈。参观了他们的污水处理池,以及污水管接入到市政污水管的井。
6. 2009年2月2日,向嘉定区环保局申请公开川岛织物(上海)有限公司环境信息;向闵行区环保局申请公开村田激光制辊有限公司的环境信息。
7. 2月18日收到嘉定环保局的回复,嘉定环保局提供了对川岛织物(上海)有限公司的“限期改正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治理污染方案”、“污染物排放表”,以及上海市环保局的批复等。
8. 2月26日收到闵行区环保局的回复,提供了对村田激光制辊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书,其他资料则回复没有。
9. 2月8日向松江区政府申请公开[沪松府抄字(2008)第34号],2月13日接到松江区政府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称34号文是抄报单,不属于政府信息,免于公开,所以不会回复了。要求他用书面形式回复,被拒绝。
以上是截至今年2月份申请环境信息公开的简要描述。通过一系列的申请,让我们知道政府在依法行政上面还是不太规范,行政不作为情况比较严重。对于我们来说,则是打破了对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神秘感和恐惧感。虽然说是依法申请公开,可是一开始,很多人都很恐惧,总觉得这是和政府作对,会不会被打击报复,并且还要用“行为艺术”的幌子来遮掩,感觉是偷偷摸摸地做事情,不敢公开自然之友会员的身份。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没有受打击报复的事情,可以大大方方地做,光明正大地履行公民义务,也可以声明自己是自然之友会员。
更为高兴的是看到政府部门态度发生了很大改变,比如第一次到上海市环保局,被接待人员当成“上访的人”而戒备重重(http://shanghaiwater.blogbus.com/logs/24747330.html#cmt),到后来合作很愉快。最典型的是嘉定区环保局,当我们第一次去申请信息公开时,他们既不知道有环境信息公开这件事,也没有相应的人员编制,是局党委书记和局长接待的。后来他们非常支持这件事情,将我们申请的资料全部给予公开。
令我们困惑的是,现在的环境信息公开,还只是泛泛的环境信息,比如水质检测报告、污染物排放总量等,很空泛、不专业、不具体,但限于我们的专业知识,我们也细化不了,迫切需要有专家的指点。
政府信息公开经验交流 篇8
近几年来,我们麟游县坚持把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促进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深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创新工作方式,落实工作责任,注重工作实效,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迈上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
(一)加强领导,建立健全协调统一的长效机制。县政府把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为打造阳光政府和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举措,高度重视,及时成立了由常务副县长担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全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督促各乡镇、县直各部门、各单位都成立相应工作机制,做到了领导、机构、人员“三到位”,形成了县、乡(镇)、部门三级联动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网络。在此基础上,逐级明确任务、夯实责任,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把政府信息务公开工作任务分解到内部的有关股室和人员,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联动、整体推进的工作网络体系。制定并落实了信息公开工作督办检查制度、监督员工作制度、民主监督制度、意见建议收集反馈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规范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操作运行,确保了公开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
(二)精心组织,加大信息清理和编制工作力度。为认真做好信息清理工作,县政府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各部门、各单位严格按照《意见》要求,结合各自的实际,从清理近五年以来本届政府信息入手,特别是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进行全面清理,并根据《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将信息划分为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依照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三类,然后按照统一的要 求,编制了本部门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目录》,并通过多种途径公开,以方便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查询。
(三)坚持原则,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程序。我县的政务信息公开坚持四项原则,即:坚持依法公开的原则;坚持真实公正的原则;坚持注重实效的原则;坚持有利监督的原则。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凡是法律、法规、规章要求,政府及政府机关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决定,只要不属于不予公开的事项,都对外予以了公开,力争做到信息公开的内容真实可信,办事的结果公平公正。
(四)创新方式,拓宽政府信息公开途径。政府信息公开的载体和途径,是确保政府信息公开经常化、制度化和政府信息公开效果的重要措施。我县除充分发挥传统政府信息公开形式作用外,积极探索政府信息公开的新载体,努力实现政府信息公开形式的多样化,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取得实效。坚持对外公开与对内公开相结合,对需要在内部公开的,主要通过召开会议、下发文件以及办黑板报、橱窗等形式进行公开;对需要向全社会公开与对内的,主要通过政务公开栏、广播电视、政府网站等形式进行公开。在公开时效上,坚持经常、动态、及时的原则,做到经常性工作长期公开,阶段性工作定期公开,临时性工作随时公开。目前,全县建立政务大厅1个、办税大厅2个,制作政务公开栏68个,设立举报(征求意见)箱68个,创办了《中国麟游》政府信息网和《麟游农业信息网》、《麟游党建网》3个主要网站,分别承担着全县政务信息和党建信息的对外报道和宣传、公开工作任务。
(五)贴近群众,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我们坚持把基层和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以及最容易产生不正之风和滋生腐败的事项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加强了事权、财权、人事权以及运用行政权力办理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类事项的公开,不断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推动政府工作公开、透明。在事权上,坚持公开政府的重要决策事项和行政部门的审批权限、公共企事业单位的办事权限,同时突出了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电、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保障等行业领域和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教育收费、医疗服务、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安全生产等热点问题的公开;在财权上,重点公开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财政预决算、公开采购等财务收支等事项;在人事权上,重点公开干部选拔任用事项,提高政府在人事管理上的透明度。近年来,除干部选拔使用实行公开透明外,涉及机构人员编制、考核奖惩、公务员录用、转业退伍军人安置以及其他有关“人事权”方面的事项,全部实行了公开,满足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
政府信息公开步入“深水区” 篇9
从形式上来看,这份通知并非首创。2012年4月下旬,国办曾下发类似通知,其中八大领域相同,此次增加了行政审批领域信息公开。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因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已经触及复杂的领域,暴露出来的都是疑难问题。”
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在过去五年持续关注、评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说,“此次通知中所涉及的领域实际上都是过去应该公开的,但因为各种阻力而没有做到。”
莫于川曾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草,对这条例实施五年的情况,他的看法是,“总体上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远未达到预期的立法目标,作为行政法规,条例的效力等级并不低,仅次于法律,但实施的效果却不理想。”
尽管如此,莫于川仍然认为,此次的通知有可能在改革比较沉闷的情况下,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
谨慎乐观
与2012年的通知相比,两份通知形式上大体一致,但内容上有诸多新意。
两相对照,2013年的工作安排增加了“行政审批领域信息公开”,“重点围绕投资审批、生产经营活动审批、资质资格许可、工商登记审批等方面,及时公开取消、下放以及实施机关变更的行政审批项目信息。”
这意味着,政府信息公开这一持续多年的工作和新近的改革结合起来。此前,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的133项行政审批项目,其中,取消的数量达到107项,超过总数的80%。改革的目的则是要尽快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从体制机制上给市场主体松绑,进一步激发企业和个人创业的积极性。
莫于川认为,“信息公开与当前改革及时配套,恰到好处,信息公开工作做好了,就能产生改革的合力。”
目标更为具体、任务更为细分也是此次通知的亮点。比如推进财政预算决算和“三公”经费公开领域,新一届政府承诺“三公经费”只减不增,此次通知要求,“‘三公经费预算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增长的中央部门,要细化说明增长的原因。”
此外,通知还提出了新的目标:“细化中央部门2014年预算编制,将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细化公开为购置费和运行费。”
令人期待的是,通知提出“争取2015年之前实现全国市、县级政府全面公开‘三公经费。”由于地方的“三公”经费涉及利益和关系更为复杂,普遍认为,这项工作更为艰难。但通知专门提出此项要求,如何推进,备受关注。
类似细分目标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具体到每一个重点领域。
以环保信息为例,“扩大公开细颗粒物(PM2.5)、臭氧等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信息的城市数量”;“推进减排信息公开”等为今年首次提出。莫于川认为,这意味着,政府主动公开的领域在实质性的扩大。
2012年虽然提出“推进重点流域地表水环境质量信息公开”,但具体如何做却语焉不详。今年则明确要求“做好重点流域断面水质数据、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数据等信息公开工作,加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状况等信息的公开力度”。
细化还具体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主管部门要明确相关要求,指导全国环保部门实行环评受理、审批和验收全过程公开”。
“过去很多工作提出来,但是对于怎么落实没有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实际上很难推进。相比之下细分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这是今年重点工作安排的一个亮点。”王锡锌说。
在公开领域、公开指标的细化之外,具体负责落实单位的明确也被认为是务实的表现。
此种做法在2012年的通知中已予以明确,细微变化是,2013年改变了在“财政预算决算和‘三公经费公开”领域增加了审计署作为落实单位。王锡锌认为,“对于落实单位的调整,说明责任问题开始受到重视,这实际上涉及到执行和保障方面的要求,可以看成是对症下药。”
不按时公开怎么办?
责任追究向来被认为是中国各种立法、改革中的弱项。
2011年3月国务院第四次廉政会议要求各中央部门务必于当年6月将本部门“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向社会公开。实际上如期公布的仅有科技部,但对于没有如期公开“三公”经费的行为,却没有任何责任追究。
也因为此种原因存在,莫于川对此次政府信息公开的举措能否落实,仅保持谨慎乐观。一方面,牵头单位的明确,有利于责任追究;但另一方面,该通知并无责任追究的相关规定,是否会陷于过去流于形式的境地,目前仍不好判断。
莫于川回忆,“我们给《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设第四章规定保障措施,大约有10项左右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运行的监督与保障措施,目前的情况表明,规定得再好,不落实也没有办法,各级官员天然趋向不公开,保障措施能否落实,决定了下一步政府信息公开的成效。”
在所有的保障措施中,行政诉讼被认为是重要的一环。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不过,在目前的情势下,信息公开行政诉讼受制于诸多因素,救济乏力。
首要难题是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之间的纠结关系。尽管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被认为是法治政府应当遵循的基本理念,但实际情况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其效力低于《保密法》。
莫于川说,“《保密法》实际上成了政府官员逃避信息公开的‘合法手段,通常的做法是,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可能会具体地伤害行政相对人利益时,相关政府机关以保密为由,对作出该行为的相关文件加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即便受到伤害,也因为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取文件,没有办法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此种困境并非无解。在莫于川看来,这种行为已经违反《公务员法》关于不得滥用权力的规定,应当依法追究责任。“政府信息公开是依法行政的一个环节,需要依靠其他法律法规配套保障,关键在执政者敢不敢下决心。从推动廉政建设、追求良法善治的角度看,政府信息公开的投入产出效率高,是打破阻力推进改革很好的抓手和切入点。”
障碍还包括地方政府的干预。东部某省一位资深行政审判法官透露,“在一起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基层法院准备判该省省政府违法,该省政府某领导指示省政府法制办把基层行政法官召集开会,统一思想,提出的要求是不能判省政府违法。”
记者获悉,在此过程当中,法官与干预者也有交锋,但最终扛不住压力听从了省政府的安排。莫于川说,这种干预使得司法在面对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时,保持尽量远离的姿态,实际上也是无奈之举。
信息公开下一步
种种问题,王锡锌认为,目前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已经逐渐进入深水区,问题都已经暴露出来。
以地方政府“三公”经费公开为例,此项工作各地早有尝试。湖南某县曾高调推进此项工作,并在所有部门进行排名,增长排名靠前的部门负责人要公开说明情况。但此项工作推开不久便遭抵制,以接待费为例,大部分是接待上级政府官员,没有钱接待,很多工作都无法开展。
莫于川说,“地方政府公开‘三公经费实际上就是得罪上级,最典型的是四川白庙,搞了公开之后,上级领导再也不去了,一个地方要是这样的话,工作就没法做了。”
这种困境实际上也反映了整个政府信息公开的核心问题:任何一项公开触动的都是官员们自己的利益,但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却又需要依靠这些官员去做。
鉴于目前立法层面并无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法》或修改《保密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计划,从立法层面上理顺二者关系可能性不大。
而行政诉讼的问题有赖于行政审判体制改变。莫于川认为,正在进行的《行政诉讼法》修改有望实现一定程度的改变。
在体制性改变没有太大可能的前提下,在王锡锌看来,最重要的是执政者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理念认同,“今天行政体制改革,实体结构的调整非常复杂也非常困难,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这种治理的技术变革,推动治理结构的改革,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引入更高的透明度,能够促使体制结构得到优化。”
“未来应当在权力行使的过程、财政预算决算、公用企事业单位、重大招投标领域等领域推进信息公开,确保政府行为纳入公众监督之中。”王锡锌特别提到的是,“应当适时推动官员信息公开,解决决策中的利益冲突问题,落实政府伦理、重建公共信任,而不仅仅是防止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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