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宪政思考(精选7篇)
政府信息公开宪政思考 篇1
2008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开始施行。《条例》中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条例》的出台, 使社会舆论普遍对司法诉讼助推政府信息公开寄予厚望, 公众个人及民间团体等组织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信息的申请日渐增多。《条例》施行三年来, 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逐年增长, 不仅成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也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和难点。
2011年, 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 全面规范人民法院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中遇到的有关问题。但是由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我国属于新生事物, 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均比较陌生, 缺乏经验, 同时相关的权威法律尚未出台, 已有的《条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中又存在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 给人民法院审理信息公开行政案件带来了新的困难。因此, 笔者现对其中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梳理、分析, 如有不妥之处愿与同行共同商榷。
一、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
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是否应当受理, 或者哪一类信息公开案件可以受理, 哪一类信息公开案件应当排除在行政案件受案范围之外, 我们从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分析如下。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使用的概念是“合法权益”, 但是第十一条又规定“认为侵犯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的”, 有权提起诉讼。我们这里可以认为, 第十一条对第二条事实上又作了限制性的规定。我们知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不仅仅是人身权和财产权, 宪法规定了很多权利, 除了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 还包括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等各项社会经济权利。那么,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 行政机关拒绝答复侵犯申请人的什么权利呢?信息公开与公民的知情权有关, 拒绝向申请人公开信息意味着对公民知情权的侵犯。但是知情权并不能列入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范围, 它是一种政治权利, 而政治权利目前尚不能列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中。能够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政行为应当具备两个条件: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 该行政行为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属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由此看来, 该类行政行为并不符合当前我国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政府信息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 以一定形成记录、保存的信息内容在法定期间内向社会予以公开的行为, 因此政府公开信息或者不予公开信息的决定属于行政行为, 但是这种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是否产生实际影响了呢?根据《条例》第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 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及《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说明政府信息公开带有公益性质, 不排除政府公开信息的行政行为有可能对当事人的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等产生影响, 从而导致对当事人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实际影响。如房产管理部门公开其掌握的商品房预售信息;城市规划部门公开其掌握的城市长、短期规划信息;公安部门公开公民户籍信息及城市房屋拆迁部门公开其掌握的补偿安置信息等等都可能对当事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造成实际影响。从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加强对行政机关的司法监督力度, 更加充分的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的角度出发, 法院受理此案行政案件是符合行政诉讼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发展要求的, 并且当前我国有些法院已将受教育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等权利纳入了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之内。
二、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原告主体资格
根据《条例》规定, 政府信息公开分为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两类, 由此确定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种类为: (1) 认为行政机关未依法主动公开信息的; (2) 认为行政机关主动公开信息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3) 申请行政机关公开信息未予答复的; (4) 申请人对行政机关作出不予公开信息的决定不服的; (5) 申请人对行政机关公开信息的内容不服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 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对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情形,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界定更加明确, 包括: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 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的;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政府信息不符合其在申请中要求的内容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当形式的;认为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或者依他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 要求行政机关予以更正, 行政机关拒绝更正、逾期不予答复或者不予转送有权机关处理的;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规定》还做出补充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可以一并或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从《条例》的内容看信息公开是带有公益性的, 并且《条例》没有对申请公开人的资格进行任何限制, 任何人都可以要求公开与其自身权益无直接关系的任何信息, 行政机关不能以申请人要求公开的信息与其无关为由予以拒绝。所以, 首先在依申请而引起信息公开案件中, 申请人由于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而启动信息公开程序, 成为信息公开行为的行政管理相对人, 从而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其次, 如政府公开信息涉及权利人的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 那么权利人应当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第三, 根据《条例》第二章规定, 政府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其掌握的信息范围及种类, 如行政机关未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那么是否任何人均可向法院提起行政不作为诉讼从而成为该类案件的适格原告呢?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贸然认可此类案件的原告资格, 既不符合我国的国情, 也与人民法院的承受能力不相适应。因此, 对此案件应由法院告知起诉人先向行政机关申请, 经行政机关审查申请人申请获取的信息是否侵犯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及国家秘密后, 对申请人予以书面答复, 如行政机关拒绝公开或者不予答复则申请人获得原告主体资格。
三、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行政机关如果以信息不存在或者不由其掌握为由拒绝向申请人提供信息, 那么谁对于信息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属于该行政机关掌握负有举证责任?如果申请人要求公开的信息属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行政机关对申请人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负有举证责任, 那么被告若答复, 则构成泄密, 若不答复, 则属于行政不作为违法或者造成败诉的法律后果, 行政机关将陷入两难境地, 也使法院整个庭审活动无法进行。因此, 鉴于实践中公民权利相对于公权力来说往往处于弱势, 特别是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 这种信息占有的不对称更加突出的问题,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在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突出了对行政相对一方的倾斜, 以求得实质上的平衡。《规定》中明确规定, 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政府信息的, 应当对拒绝的根据以及履行法定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的情况举证;因公共利益决定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政府信息的, 被告应当对认定公共利益以及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理由进行举证和说明;被告拒绝更正与原告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的, 应当对拒绝的理由进行举证和说明;被告能够证明政府信息涉及国家秘密, 请求在诉讼中不予提交的, 人民法院应当准许等。
但是有人也明确指出, 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虽然认为“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政府信息的, 应当对拒绝的根据以及履行法定告知和说明理由义务的情况举证”, 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行政机关“举证责任压力不足”的问题, 今后修订司法解释时应予以重视。如果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行政机关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被拒后, 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应当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主要举证责任。最高法的《规定》考虑到在公权力相对较强而公民权利相对较弱, 双方诉讼举证能力明显失衡的特殊情况下, 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因此规定除少数情况由公民承担举证责任外, 其他都由行政机关承担主要举证责任。而所谓“举证责任压力不足”, 是指按照最高法《规定》的要求, 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民告官”案件承担主要举证责任, 这对行政机关仍然不算多大的困难, 不足以形成一股“倒逼”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依法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力量。这一点, 恐怕是《规定》的制定者没有充分估计到的。因此, 在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时, 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法律应给行政机关施加更大的举证责任压力, 包括进一步限制有关国家机关、单位设定国家秘密的权力, 使行政机关举证“国家秘密”的空间越来越小;同时进一步减少公民的举证责任, 为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降低门槛、提供便利, 为公民行使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创造更加宽松的法治环境。
涉及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行政案件除了上述受案范围、原告主体资格及举证责任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比较多以外, 在判决方式、信息性质的认定及判决的执行等还存在诸多难题。我们知道政府机关制定了大量不宜为公众所了解的政策、文件, 政府信息公开这一新生事物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 大多数行政机关都表现出一定的不适应, 要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将政府的行为置于阳光之下, 接受人民监督尚需很长时间。因此, 法院在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时候应当严格按照《条例》和《规定》的内容进行谨慎的解释与运用。
政府信息公开宪政思考 篇2
一、政务公开当前存在的问题
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开始实施,但纵观当前各级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现状,在充分肯定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必须正视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1.政府信息公开的思想观念障碍大。官本位思想、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遗毒未清,部分公务员热衷于“暗箱操作”,不愿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2.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有限,流于形式。表现在形式上公开多,实质上公开少;结果公开多,过程公开少;原则方面公开多,具体内容公开少;公众被动接受的多,主动参与的少。
二、政务公开难原因
1.部分单位和领导对信息公开重视不够。
2.特权思想严重,不愿公开。
3.存在腐败行为,不能公开。
4.信息公开监督缺乏力度。
5.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系不完善。
三、完善政务公开的对策建议
1.确立政府信息公开原则,促进政府观念的转变。
要敢于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公开,真实公开。坚决摒弃封建官本位意识,克服封建思想,杜绝“暗箱操作”,树立服务理念。保证媒体及时准确获得信息。坚决杜绝以往政府官员因害怕而隐瞒事件真相的做法,客观真实地公开相关事件真相。
2.扩大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促进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信息互动。
打破过去的时间和空间界限,打破过去政府信息公开的自上而下的逐级下传模式,实现政府信息公开的网络化模式,提高政府内外沟通的效率。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全过程信息,特别是行政决策信息需要及时予以公开,同时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系统性、针对性。
3.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更多地赋予民众政府信息请求权。
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更多地赋予民众政府信息请求权。积极建设电子政府,加快政府网站建设,建立政府与公众有关政府信息的互动回应机制,提高政府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回应能力。
德的缺失,恰恰相反,它体现了公民的责任和对参与权利的维护。
4.建立完整的社会监督机制。
建立完整的社会监督机制将是加速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强大力量支持。首先要赋予第三方机构更大的权力,加强第三方机构对政府信息处理的监督力度。其次要鼓励政府在处理政府信息时采取听证、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等增加政府信息透明度。
5.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提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保障。
政府带头践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民、社会舆论要提高自身的法制意识,依法行使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的监督权和参与权。此外,应通过有关监督法律规范的制定,提高新闻监督的法律效力,保证新闻媒介对政府信息的报道权以及公众对政府公开信息的评论权。
6.加强政府公务人员的道德素质培养,转变政府职能。
公务人员的素质、政府部门的形象也直接决定着政府公信力的强弱。为此,首先要转变执政理念,树立正确的政府信息公开观念,实现由“官本位”思想、“权本位”思想向“民本位”思想转变。其次要推行电子政务,加强政府公务人员民主施政、阳光行政的执政理念。
四、经典论述
“以人为本”是服务型政府构建的核心理念。
建设服务型政府,根本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关键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
要加强对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深入分析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总结实践经验,认真借鉴国外有益做法,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2012申论考试热点范文:政务公开
发表日期:2011-08-03 15:23 实施政务公开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同时也是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接受群众监督、规范干部行为的一项有效措施。近年来,阿克苏地区地方税务局在自治区地税局和地委、行署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税收中心工作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狠抓了政务公开工作。并始终坚持把深化政务公开作为依法行政,打造透明机关,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促进行业作风转变的主抓手,不断创新政务公开的载体,丰富政务公开的内容,抓好内外公开,主动接受监督,为税收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但是,就政务公开工作的力度对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所产生的作用还是远远不够的。当前政务公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公开的深度不够。有的单位只公开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对于群众关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却遮遮掩掩,不按规定进行全面公开。二是公开的广度不够。有的单位只对外公开有关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政策法规,而对本单位的行政事务内容公开不全面。三是没有形成制度化。凡上级部门要求公开的内容就公开,没有要求公开的内容就不公开,缺乏监督渠道,没有起到公开的效果。
要使政务公开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应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解决好观念问题
要充分认识政务公开的重要性、必要性,特别是“一把手”要绷紧政务公开这根弦。由于实行政务公开排除了“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必然侵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特别是领导阶层的利益,从地税系统内发生的一些违法违纪案件可以看出,有的单位“一把手”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是个人说了算,害怕受到监督,不愿、不想、也不敢公开,因此在推行政务公开过程中,不过是应付了事、做做形式而已。这是政务公开工作长期得不到落实的根本原因。要搞好政务公开,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转变思想观念,牢牢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观念,树立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将政务公开作为主线贯穿于队伍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的始终,才能促进政务公开工作的真正落实。
二、把握好公开的内容和范围
哪些内容应当公开,哪些内容不必要公开,把握好这个尺度,是搞好政务公开的基础。该公开的不公开,不必要公开的公开,眉毛胡子一把抓,必然收不到实效,达不到预期目的。把握好政务公开的内容,一是要把握重点。推行政务公开,要抓住重点,紧紧围绕重点部门、关键环节、热点问题来展开。二是要创新载体。政务公开要结合业务实际,突出部门特点,不断充实政务公开的内容,创新公开的形式,着眼于增强透明度,使政务公开围绕公示、承诺、监督、追究,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一般来说,在行政管理权方面公开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重大决策要公开,如涉及编制调整、重大人事变动、重大开支、基建工程,以及与部门内部干部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二是人事管理公开,包括干部职工调动、任免,晋级提职,评先评优等重要事项;三是财务收支和管理使用情况公开;四是物品管理公开,包括固定资产配置管理,大宗物品采购、基建工程招(投)标,以及各种重要物品的管理使用情况等;五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执行党风廉政责任制情况等进行公开。
在行政执法权方面公开的内容应是本单位职能范围内相关的国家政策、法规、制度、工作规程,评定税、减免税、稽查案件处罚、违章违法处罚标准、受理投诉部门和举报电话、执法人员违规责任追究等。在把握好公开内容的基础上,还应把握好公开的范围。一般来说,除规定的保密事项外,行政管理权方面的内容应向本单位干部职工公开,执法权方面的内容应向管理和服务对象或社会公开。
三、建立健全政务公开的运行机制
解决好机制问题是搞好政务公开的治本措施,机制建好了,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没有健全的机制,政务公开就不能得到真正落实。所以,抓好政务公开,建立健全机制是关键。要建立健全政务公开的运行机制,应重点抓好四个环节:
一是领导环节。政务公开是一项涉及到全单位的重要工作,必须纳入本单位重要的议事日程。任何部门、单位要切实搞好政务公开工作,必须加强领导,成立领导小组和具体办事机关,明确责任,抓好落实。“一把手”要对本单位的政务公开工作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建立和落实政务公开责任制。在此基础上,各职能部门要积极配合,及时主动提供有关政务公开的资料,并按公开的内容、时限落实公开事项。
二是制约环节。要制订必要的制度来规范政务公开的运行,统一公开的内容、形式和程序,并逐步完善相关保障制度,使政务公开制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
三是监督环节。纪检监察部门作为监督政务公开制度落实的职能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对本单位和下级单位落实政务公开的情况进行监督,尤其对应公开而未公开的重大事项或突出问题,要进行重点监督。广大干部职工要发挥监督主体作用,提出监督建议。除了强化内部监督外,重点是发挥社会监督作用,通过设置举报箱、举报电话等,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广泛从社会各界聘请社会监督员,开展行风评议活动,把公开的事项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四是检查环节。检查是发现问题、矫正过失的必要手段。检查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本单位组织的自查,二是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的检查,三是群众的检查。要使检查工作产生威慑效果,关键是严格落实奖惩的方法和整改的力度,对检查出政务公开工作领导不力、内容不全面、或政务公开制度不落实的单位,要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单位领导的责任。从而不断完善政务公开的运行机制,使政务公开成为部门的自觉行为。
政府信息公开宪政思考 篇3
关键词:信息公开公共信息政府条例
在全面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征求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国务院经过5年多的艰苦努力,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于这部规范政府自身行为的重要行政法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对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都有重要意义。”
《条例》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但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却并非都很清晰,有的甚至极为复杂。本次笔谈希望以创新的视角分析政府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对《条例》实施的社会环境进行全面的认识,对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在实施中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结合专业特色,体现理论价值,剖析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并预测《条例》实施的进程,对其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有别于他人及主流媒体的深入细致的研究。
1、政府信息公开实施的社会环境与条件认识
柯平(以下称“主持人”):作为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政府信息公开以公民的民主权利为根本诉求,一方面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政治文明,另一方面关系到政府转型中,对政府信息资源的高效开发与利用。WTO的加入、知识经济的兴起、和谐社会的创建,以及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无一不体现出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性,《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具备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对于影响《条例》实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认识。首先是实施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前者建立在大量的信息化工作基础之上,包含了公民信息素养的普遍提升,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全力倡导:后者则以“十七大”报告对社会进程的明确规划为宏观背景,体现在党和国家对深化改革的决心和行动之上。另一个层面可以分为“硬条件”与“软条件”,前者包括针对《条例》实施而进行的政府机构及人员的设置、社会相关机构的完善、互联网络的普及等:后者则主要表现在公民的信息需求与权利意识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一系列转变,促使占据社会信息资源很大比重的政府信息向着更广泛的利用空间发展演化。除了以上有利的条件,我们还应看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城乡之间的差异,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区别,相关法规的配套完善等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和繁重的后续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而言,理想的条件并未完全具备,尽管《条例》从颁布到实施已经历了整整一年的准备阶段,但要真正地实现政府信息的顺利公开并确保其高效的利用,今后无疑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赵益民:以历史的眼光来考察政府信息的公开,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主要的影响因素:首先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羁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思想在不少官员中根深蒂固,正如马克思所言:“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神秘,是奥秘……公开国家的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系统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在我国,政府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保密”状态,即使在政府内部,信息知晓程度也是按级别设定的,公众所了解到的信息大多是经过研究、调整后的被“过滤”的信息。其次是官员私利与信息公开的冲突。信息开放从建立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来看非常重要,但从地区经济的短期增长则看不出明显的效果。目前的干部管理、绩效评估、提升尚未将政府信息开放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尚不足以引起大多数干部的重视。另外,信息封闭给一些干部或部门留下了从中获利的机会,“保密法”对官员的长期影响也使得信息公开蕴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再次,成本成为容易忽视的问题。对杂乱的政府信息进行整理、组织、核对、公布等加工处理的成本远远超出常人的估计,如2002年美国所有联邦政府部门的相关活动总成本是2.53亿美元,2004年上海市用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费用达2578万元,平均每个区县支出55.5万元。如此巨大的资金投入,在全国范围内的可行性尚待论证,
正如主持人所言,《条例》实施的条件目前并未完全具备,我们在根除封建残留意识的同时也应考虑到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设计激励机制,将信息公开由利益单向转移的强制行为改造成多方共赢的社会自觉活动。另一方面,经费的保证则不应忽视非政府组织与个人的积极作用,社会资源的广泛利用无疑是降低信息公开成本的有效手段。
詹越:从环境条件来看,首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产生的基础条件是社会上公民权利意识的醒悟与提高,公民强烈的权利意识极大地推进了民主的发展,继而增强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愿望,而参政、议政的前提之一是要充分知悉政府的信息,要求政府信息公开。而其核心是满足公民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这种权力观念是在民主发展的进程中逐步树立起来的,而民主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该权利的内涵。其次,服务型政府观念的树立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和实施的思想保证。在行政领域,服务观念逐步得到认可,正是政府信息服务观念的树立推动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而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又保障政府服务宗旨的实现。因此,没有政府观念的转变,就没有制度的创新,公民新的知情权利的请求与主张只会流于表面化,更谈不上政府信息公开,从社会现实要求来看,政府信息公开一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政治要求的需要。政府权力只能是来源于人民,最终还必须回归于人民,人民群众对政府行使权力的内容、程序和过程必须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这些权利的实现是通过熟悉和了解政府信息来保障的,因此,必须公开政府信息。二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客观要求的需要,特别是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体制深刻转换、结构深刻调整和社会深刻变革的时期,政府信息是否公开、透明,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直接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三是转变执政方式,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大力提倡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举措。四是建立反腐倡廉制度性要求的需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将政府行使权力的过程置于人民群众的公开监督之下,对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从经济条件来看,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及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政府信息是否得到运行和公开,及时转化为生产力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前景,而信息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弓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已经不单纯是公民个
人信息知情权等人权问题,而更是整个社会民主法制化发展的要求,也是符合当今时代发展趋势的。世界主要国家均已制订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法,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与必然趋势。我国早期推行的村务公开、电子政务以及各省市制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都为最终制订全国性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奠定了条件。信息环境下民众有了更为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在此政府如果不能实现自身的公共信息传递服务功能的话,首先会降低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指数以及相关政治活动的参与热情,而更严重的可能是整个社会中更加注重信息的非正常获取,单纯追求片面乃至狭隘的个人或小部门物质利益,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以及未来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在早期,还是偏重于机构制度性的公开,而当前的重点则是实现向法制权利型公开的转向。
2、《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当中的角色问题
主持人:政府信息的公开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和行业,其中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公共信息服务机构及至全体公民所承担的责任义务不尽相同,随着信息公开的进程,所扮演的角色各有侧重,值得探析。
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功能发挥,我们可以将《条例》的实施划分为由浅入深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角色的作用,公民既是服务对象又是参与角色,非政府组织应当积极宣传、配合协助,以图书馆、档案馆为主的公共信息事业部门则应发挥主动介入的作用,除《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外,还应积极发掘其他的用武之地,如利用专业特长、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等优势,通过编制信息公开目录和指南、进行公民信息素养培训、协助加工初始文档等活动扩大自身影响,推动信息公开。第二阶段要调动公民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强化服务对象的主导地位,强调政府与公民的共同主导,以此促进《条例》的高效实施,奠定民主政治的基本保障。第三个阶段形成社会各界的互动平衡,如信息公开的监督职能承担者由最初的政府自身向社会公众转移,非政府组织也将发挥更大作用,政府信息在社会各阶层群体的自觉行为中形成采集、管理和传递的良性循环。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既要求政府制定切实合理的分阶段实施计划,又要求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都具备应有的参与意识,在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基础的民主政治舞台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协作互动中谋求共同的发展。
黄兰秋:评议制度是保证《条例》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信息公开的初期可由上级政府部门来进行监督,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公民、新闻媒体等社会评议的监督作用就应该体现出来,但最终还是要由健全的司法制度来确保信息公开的持续进程。另外,公民的积极性应该得到充分的调动,逐步强化民众的主导意识,激发信息需求,鼓励公民主动要求政府公开信息,这些都是社会舆论的导向职责。
詹越:这里主要谈的是政府机关、图书馆和档案馆、公民、非政府组织的角色问题。首先是政府机关,根据《条例》的规定:政府机关是信息公开的主体。但应该是作为义务主体。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是由于政府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其拥有和掌握的各种信息具有明显的垄断优势。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决定了政府必须负有公开信息的义务。图书馆和档案馆是政府的文化服务设施及服务机构,是政府的文化事业单位,成为提供政府信息服务最重要的机构,所以它们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之一,具体说是义务主体之一。这两个机构具有良好的条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准确、高效率地满足公众对政府信息的需求。通过自身的行为成为政府信息最集中有序、最方便查询、最快捷获取的社会信息公开中心。公民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之一,这种地位在行政机关主动公开信息和应公民申请公开信息的双向行为中可明显地体现出来。说明公众在政府信息公开上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变成了主动要求者,扮演为权利主体的角色。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双向公开实质上在信息公开中引入了公众参与机制,加大了通过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力度。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的地位一样,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之一。
赵益民: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如果说公众的信息意识是外驱动力,那么公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则是内驱动力。因此,树立新的管理或治理理念,消除权力本位和特权意识,培养自觉护法守法、自我约束、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是促使政府及其公务人员逐渐形成公开政府信息是其义务和职责的观念,明确自身定位,塑造便于监督的服务型政府。在政府机关之外,健全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制化营造坚实的社会基础。国外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化的基本经验体现出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作用,而我国虽然一些社会成员想通过行政信息公开来满足自身执业或生活的需要,但由于组织化程度不高,尤其是利益集团表达机制的匮乏使得他们很难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信息公开的法制化也会因此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而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和审稿权应得到应有的完善和保护,以便公众获取政府信息,并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进行有效的监督。另外,考虑到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激励机制通常会优于政府的运作,可借鉴发达国家普遍的做法,通过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推动政府信息资源的利用,利用外包、企业投资、委托运行等多种方式加快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让公众多收益、早受益。我国已有学者提出对于一些增值性强又不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机构,为了增加信息传播的激励,可将其转制为企业化经营,进行收费服务,这也不失为一种角色转变的探索和尝试。
弓克: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政府部门是作为理性人存在的,必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公众在信息公开中则处于分散化的存在状态,对于监督政府行为存在有限理性。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政府信息资源是存在委托人的缺位的。同时,政府信息资源的真正所有者是社会公众,实践当中也存在事实上的所有者缺位。由此,在政府信息资源所有权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其他权利如使用权、收益权与转让权又如何分配?这就决定了公众必须让渡一部分利益到政府部门,这样既能刺激政府部门的运作效率,又能方便自身更便捷地获取与使用政府信息资源,体现出一种民众的政治参与力量与政府的控制管理力量的博弈,
李国新在2007年中国图书馆年会专辑之《中国图书馆的法制建设:现状与问题》指出,政府信息公开这个对图情领域发展而言的巨大契机包括图书馆扩展服务领域、扩大社会影响、争取社会重视、改善服务条件等。因此相关服务部门应当有效整合,发挥整体性的服务优势,因为从单个个体进行分析,其力量与话语权都是相当薄弱的,一旦其组合成一定的系统,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以及实现的功能将极为巨大。
3、《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赵益民:《条例》的起草编制历经波折,贯彻实施更将任重道远。第一,作为对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的自我规范,《条例》目前构建的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内部约束机制,而信息公开法制化的进步程度却取决于社会的推力,因为民间的力量往往比官方的更具主动性。公民如果不善于利用架构好的制度,将会形成一种新的资源浪费。第二,国外的成功经验多是经历了从传统信息公开到电子信息公开的道路,我国《条例》的实施却很大程度建立在1999年中央各部委及“两院”和“人大”全面启动的政府上网工程之上,在一个信息化基础薄弱的国家开展有效的信息公开,切实的途径和方式尚待摸索。第三,到目前为止,我国绝大多数省市乃至部分乡镇政府都制定出台了各自的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或办法,中央政府的《条例》是否优于所有的地方法规?是否能兼顾适合差别明显的地方特色?对此,不同级别的人民政府拥有各自不同的信息公开重点或许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第四。无论政府信息公开的进程发展到什么阶段,监督与保障均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条例》中提出的“社会评议”突破了政府自我评定的局限,但评议指标却亟待研制,在此方面,图书档案界无疑具有学术优势,有责任为评议体系的构建做出一份应有的贡献。
弓克:另外还有一个信息针对性公开的问题,在我国大部分农村,政府信息公开不适应农民的需要,跟农民的切身利益不相关,内容艰深,来源狭窄,更新缓慢,缺乏反馈。而农民关心的如政府资金使用、发展规划、政府法规、处罚条例等政府信息相对较少。政府信息公开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因为现阶段的某些问题就完全否定信息公开进展的历程,在具体的推进上,会有一些短暂的失误乃至倒退,但这并不能阻碍整体化的发展进程,时势的发展趋势是谁都不能阻挡的。
詹越: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与国外相比,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政府信息资源数据库及共享系统、政府信息指引服务系统等均严重滞后。政府信息资源交流不畅。今后需逐步安排解决。政府网站在组织、搜集、审核及发布信息时应确保其权威性、时效性和真实性。另外,信息服务功能有待加强,应采取的措施:一是向公众提供各种日常性服务信息。二是拓展信息交流渠道,建立严格的信息反馈制度。三是利用政府部门所拥有的大量信息和高级专业人才,加强信息分析和预测,向社会各界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条例》的实施还应理顺信息公开与“保密法”的关系,条例建立了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规定参照1988年制定的已经过时了的密级规定,是一种严重的滞后表现,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要求。
黄兰秋:我认为处理好公开与安全的关系将是《条例》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从意识、技术和制度方面保证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建立专门审核机构负责处理相关的申请和诉讼,都需要不断摸索,要防止片面的信息公开,仅把信息公开当作目的,而忽视信息安全,国家安全。尤其是目前的安全、保密以及计算机核心技术都掌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手中,我国的安全专家非常缺乏,技术实力不强,那么可能我们认为是安全的信息,公开后被发达国家通过各种先进技术手段进行挖掘分析,可能会成为对国家安全不利的信息。经过SCI检索发现,关于信息公开安全保密方面的文献达到81篇之多,尤其“9·11”以后,国外发达国家认为公开的信息对于恐怖组织获取进行恐怖活动所需的信息提供了方便和可能,于是对信息自由法案进行再思考,反信息公开之道而行之,对信息公开设置种种障碍,先后颁布多种法令以图解决国家安全和信息安全的威胁问题。此外,从今年西藏的“3·14”事件可以看出西方媒体对中国事务的报道,由于思维惯式和价值理念的差异,先入为主的意识非常浓厚。在信息公开的同时如何消除舆论偏见,应对外界断章取义的认识误导,也将成为《条例》实施进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另外,目前国内还没形成完整的信息公开的绩效评价体系,不利于增强政府的服务效力和影响力。对此,可以从定量和定性两个层面依据模糊综合评价的相关理论构建系统的评价指标。
主持人:对于《条例》实施的研究,我们首先应该掌握政府信息公开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其中包括依法实施的法律性,相关要素的系统性,阶段分层的复杂性,持续发展的长期性,以及切合国情的文化性。另外,《条例》实施中可能遇到的矛盾和冲突会涉及公开与保密、公开与安全、需求与提供、数量与质量、主体与客体等方面。在公开的主导方向下,协调好从国家到个人的机密和隐私的保护问题:切实保障网络环境下的信息安全:促使公民的信息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在强调信息提供数量的同时也具备质量的保证;力争信息资源获得充分的开发利用。同时,我们还要正确处理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例如:领导的思想认识是否到位?信息设施是否完善?政府机构的执行力和人员素质是否有保障?公民的信息素养是否具备?参与意识和信息需求是否得以体现?信息法律伦理是否依然滞后?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政府网站的质量是否得到提升?实施反馈工作是否有效开展?公开评议活动是否全面落实?
政府信息公开宪政思考 篇4
要正确理解政府信息公开的涵义, 首先要对“政府信息”进行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 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 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据此, 可以认为政府信息应当具备以下特征: (1) 主体是行政机关; (2) 与履行职责密切相关; (3) 以一定形式记录或保存。什么是政府信息公开?所谓政府信息公开就是指政府主动或者依申请将在公共事务管理领域中掌握的公共信息依照法定的程序、范围、方式、时间向社会公开, 以便社会成员能够方便地获取和使用这些信息的制度。所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必须成为一项法律制度才有意义, 因此信息公开制度本质上就是通过法律确立的保障社会公众获得政府信息权利的制度。
信息公开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 公开是民主的核心理念, 也是法治的必备要素。政府信息公开是人民主权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是一种全过程、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开。这一制度表明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在任何时候都有权监督政府的行为, 同时也有权参与国家的管理活动, 以防止行政权力的不当运作。
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学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的法理学基础源于公民的知情权, 公民拥有知情权有其深刻的道德根源。在关于政府与政治的起源中, 自然法思想和社会契约理论为政府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在这种理论中, 政府是为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而建立的, 是公民权利让渡的结果, 而公民权利才是政府起源存在的理论前提和归宿。因此, 政府作为受委托而行使公共权力的主体, 在处理政治事务时, 必须把信息公开原则作为其活动的准则, 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权利让渡的基本要求。
而作为一种现代法理念, 知情权的出现, 是与人权和人民主权思想相联系的。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杰斐逊曾深刻指出:“我们政府的基础源于民意。因此, 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要使民意正确。为免使人民失误, 有必要通过新闻, 向人民提供有关政府活动的充分信息。”法国《人权宣言》第15条“社会有权要求全体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 也表达了公民对国家公共事务享有全面了解权的理念。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也认为:“不掌握正确的信息及获得信息的方法, 所谓的人民政府只能是滑稽戏剧或悲剧的序幕, 或除两者之外什么也不是。掌握信息者通常支配不掌握信息者, 因此, 为要使自身成为统治者的人民, 必须用从信息中获得的知识, 把自身武装起来。”
三、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意义
(一) 推行政府信息公开, 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障实现人民民主的必然前提和途径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满足公民知情权的同时, 还可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保证公民监督权的实现。同时, 当今信息化社会, 政府掌握的有用信息占80%以上, 而按照阿尔文·托夫勒的信息社会权力分布理论, 谁拥有最多的信息, 谁就拥有最多的权力。因此, “政务公开在扩大公民信息占有量的同时, 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公民的实际权力。而人民权力比重的增加, 有助于增强民主政治的深度和广度, 也更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
(二) 推行政府信息公开, 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和体现
在法治社会中, 法律的合法性基础就在于其并非来源于某一特定的个人意志, 而是社会公共意志的体现, 而公共意志的产生又是公民共同参与的结果。因此, 公开是法律产生、实施的一个基本条件。另外, 法律产生后能否顺利执行,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守法情况, 而公民守法的前提首先是知晓法律, 而未经公开的秘密法律或代替公开法律的秘密政策, 只会严重挫伤公民的守法积极性, 产生惧法、厌法心理, 从而降低立法的预期效果。
(三) 推行政府信息公开, 是促进依法行政, 提高行政效率和质量的有效措施
推行政府信息公开, 把政府及其部门的法律法规, 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要害部门、关键环节和热点问题, 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重点, 把办事依据、程序、标准、结果公开, 把评判政府工作的尺子交给群众, 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 有利于减少甚至避免行政权力走向异化, 保证其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在提高行政效率和质量方面, 政府信息公开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拉近了政府和公民之间的距离, 提高了政府对社会需求的反应能力。比如政府设置的热线电话、市长信箱、电子论坛等都将增强政府与公民间的互动, 从而提高政府对公民的回应能力。这正是政府执政高效率和高质量的重要体现。
(四) 推行政府信息公开, 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一项重要举措
实行政府信息公开, 如同黑暗中引入阳光, 使公权力的运作暴露公众视野之中, 腐败被揭发的可能就大大增加。这将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腐败行为, 从而起到抑制腐败的作用。“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这是对政府信息公开功能机理的一个再恰当不过比喻。早在66年前, 毛主席在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如何跳出一党一国腐败周期规律问题时, 就提出:“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四、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现与完善路径
(一) 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知情权, 加强对知情权的保护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 也是公民实现其他权利的必要基础和前提。1948年日本新闻界在美国占领军指导下进行的新闻周活动中, 打出的标语是“所有的自由从知情权开始!”既然, 知情权是人所固有的一项基本权利, 那么, 这种权利的实现就必须依赖于公共信息拥有者公开公共信息。我国宪法并没有对知情权做出明确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对公民知情权的保护, 并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有必要将知情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宪法中予以明确规定。
(二) 加强对信息公开立法的研究, 并加快其进程
信息公开立法是一种世界性趋势, 澳大利亚在1982年, 美国在1996年, 日本在1999年, 英国在2000年, 已分别制定了信息公开法。我国并没有一部专门的信息公开法, 虽然2007年4月24日, 国务院公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自2008年5月1日起实施) , 标志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初步确立, 对构建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然而, 《条例》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 仍有许多缺陷和不足。比如:信息公开的范围界定不合理、不细致、不彻底;公开的方式和程序存在不足;监督和保障手段不到位等, 需要制定信息公开法进一步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予以规范, 并扩展其范围, 深化其内涵。
(三) 建立公民知情权受到侵害时的法律救济制度
公民的知情权作为一项“消极权利”, 当其受到侵害时, 也应有权获得法律救济。欧洲人权委员会和人权法院已经有关于表达自由方面的100多个案例, 约占总案例数的十分之一。我国也已有这方面的案例,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知情权的保护进入司法领域, 是未来的一个走向,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 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力度, 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开体系
除了国家保密事项以外的所有关系到公共事务、公共服务的事项都应依法公开, 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而不应将公开的事项仅局限于政府部门, 在公开的深度上, 必须将公开的内容细化, 细化到条、目, 每个环节, 让群众一目了然, 而不应只停留在表面上, 流于形式, 让群众看不明白, 难以监督。比如有些国家部委公布的“三公”消费问题就存在不够细化的问题。
健全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就如同将政府置于玻璃屋当中, 阳光射入屋内消除了黑暗的死角, 使公权力的运行完全暴露于公众的视野之中, 让一切腐败现象无处藏身, 从而保证公权力依法、公平、公正的行使。这既是构建民主法治社会的需要,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去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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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仙芝.政务公开与政治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72.
政府信息公开年报 篇5
一、概述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促进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建设公开、透明、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县切实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精神,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坚持以“严格依法、全面真实、及时便民、有利监督”为原则,以“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建设阳光型政府”为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常态化、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全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积极、稳妥、有序推进。
(一)进一步强化工作机构建设,明确工作职责。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坚持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抓、领导小组协调、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部门各司其职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县政府信息公开领导小组由县长任组长,政府办、监察局、法制办、行政服务中心、档案局、网管中心等为成员单位,各单位分工合作、齐抓共管。各区镇、各部门也不断健全工作机构,配强工作力量,明确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并安排专人承担日常工作,真正把“谁主管谁负责”落到实处,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序进行。
(二)进一步强化各项保障措施,促进工作稳步推进。
首先是人员配备到位。县信息公开办设立在政府办,由政府办一名副主任分管,配备了相关工作人员,同时要求县网管中心、监察局等落实专人配合。其次是资金保障到位。设立专门资金用于政府门户网站的改版升级,进一步打造好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平台;同时在县档案馆设立政府信息公开查阅中心。各区镇、各部门也拨付专项资金在县行政服务中心、镇便民服务中心、社区便民服务室等开辟了覆盖城乡、网点齐全的信息查阅点,努力满足人民群众获取和利用公共信息资源的需求。第三是制度保障到位。先后制定完善了《海安县政府信息发布协调制度》、《海安县政府信息公开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海安县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等系列制度,通过制度约束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序推进。第四是强化考核推动。把政府信息公开列入年度依法行政考核中,作为对县级机关部门的一项考核内容来抓,通过考核来促进工作的开展。
(三)充分履行工作职责,确保信息公开成效。
围绕国务院及省、市文件要求,以直接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政府形象的事项为重点,编制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规范运行程序。分组召开了5次全县区镇、县级机关部门政府信息公开座谈会、培训会、民生事业信息公开推进会,力促工作规范有序推进。一方面,主动及时公开政府信息。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凡属于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公开,切实把行政权力置于阳光下,便于人民群众知晓、参与和监督,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依法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通过电子邮件、信函、传真、电话等形式受理信息公开申请,对应予公开的在法定期间内答复,不应公开的做好解释工作。
(四)借助科技互动平台,拓展信息公开渠道。
设立“领导信箱”,通过领导批办,相关职能部门承办的形式,向申请人公开信息。完善“12345公共服务呼叫中心”,通过整合全县各区镇、各部门、公共服务行业的热线服务电话和信息资源,建立信息库,努力以“有求必应、有问必答”为目标,对涉及到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门记录、查阅、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交办相关职能部门,在法定期间内予以答复。力求做到群众只记一个电话号码,只打一次电话,就能及时、快速、有效地得到所需的政府信息。此外,借助手机短信功能,将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政府信息内容编成短信进行宣传,扩大政府信息公开范围,让全县人民最大限度地了解政府信息,有效发掘信息公开带来的效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二、政府信息公开基本情况
(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3年度我县主动公开政府信息9700余条。
1.充实主动公开范围
围绕国务院及省、市文件要求,以直接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政府形象的事项为重点,认真修编了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具体为:县政府领导分工、工作规则、机构职能; 县政府文件;县政府办文件;县政府重要会议;县政府重点工作;发展规划;提交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各类报告;县政府人事任免;县政府应急管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信息;政府集中采购;行政事业收费; 行政许可; 民生公益政策及动态;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重要信息。今年公开的政府信息,综合经济方面,公开了《县政府关于支持专业市场发展的补充意见》、《县政府关于切实做好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等;工业交通方面,公开了《县政府关于新型工
业化政策的补充意见》、《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安县开展第三轮化工生产企业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等;财税金融审计方面,向社会全文公开财政预、决算报告;国土建设环保方面,发布了城乡建设管理工作意见、国土资源工作意见,公开了《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海安县2013年村庄环境整治和农村环境长效管理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2013年
度闲置土地和低效用地清理处置检查验收工作的通知》,文化教育体育方面公开了《县政府关于建立和完善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意见》、《县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校车安全管理意见的通知》等等。其他方面,每次政府常务会议、政府组成人员会议等重大会议结束之后,均及时予以公开;各镇、各部门发布及时发布动态信息5800余条。
2.优化公开途径
(1)政府门户网站。市民通过海安政府门户网站及其各区镇、各政府部门与政府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子栏目可查阅政府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可通过“依申请公开”栏目在线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事项。
(2)公共查阅点。在县档案馆设立了公共查阅点,为市民查阅和获取信息提供便利。各县级机关大多设立了公共查阅点,全县所有镇(街道)建立了便民服务中心,各村(居)建立了便民服务室和信息公开栏,主动向群众公开政府信息。
(3)网上回帖。及时关注西祠胡同“海安漫思”、“海安石板街”,百度“海安吧”等热门论坛,通过“网络回帖员”或“网络发言人”对相关信息进行答复。
(4)新闻发布会。进一步完善了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健全了政府信息发布的澄清机制,对涉及经济建设、城市建设、为民办实事等重大事项举行发布会。
(5)其它渠道。县行政服务中心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窗口,所辖各镇、各部门把便民服务中心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平台,采用设立公示栏、公告牌,编印办事指南、信息手册,开辟咨询电话、报纸公报,941政风行风热线,电视图文点播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政府信息。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
本年度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2件,主要涉及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城市规划、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等,均及时予以回复。有的予以告知,有的告知暂无信息,有的告知向相关部门申请。
(三)依申请收费及减免情况
目前,我县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暂未收费。
(四)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情况
今年,发生一起因政府信息公开引起的行政复议,后申请人主动撤销;发生一起行政诉讼,后因申请信息所涉事宜达成协议,起诉人主动撤销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
三、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总的来看,2013年我县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序、有力、有效地推进,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促进依法行政向前推进,发挥了政府信息的服务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及时性、全面性还不够;二是一些部门办理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规范性、程序性有待完善;三是一些区镇、部门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动性、自觉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对此,我们将根据《条例》及相关规章制度的要求,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一)继续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宣传,营造政府信息公开的良好氛围。进一步贯彻落实好《海安县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县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切实做好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更新工作,增强公开的主动性,尽力满足广大群众对政府信息的需求。
(二)强化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积极探索公开新方式、新渠道。进一步拓宽公开渠道,充分发挥政府门户网站的第一平台作用,增强平台互动功能,丰富公开内容。拓展其他公开方式,实现多元化公开方式,便于广大群众及时知晓政府信息。
(三)进一步梳理公开内容,规范公开程序。重点公开社会公众普遍关心、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努力畅通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加大公开力度;进一步规范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程序,确保政府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准确性、权威性和有效性
政府信息公开宪政思考 篇6
1《条例》的颁布是数字档案馆发展的大好契机
随着数字档案馆成为档案界的宠儿,其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理论界也提出了不少数字档案馆建设的难题和出路。纵观近年来档案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可以看出数字档案馆的建设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还处在摸索阶段,理论涉及面广而泛,没有统领的思路。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为数字档案馆建设提供更明确的方向,使之有序并有意义地开展。
1.1 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为数字档案馆建设提供了条件
数字档案馆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信息系统工程,它的建设、发展和完善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是各种环境因素相互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条例》的出台为数字档案馆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社会环境条件是数字档案馆建设的重要基础之一,它直接影响数字档案馆建设发展的步伐。其中,政府重视与否是关键因素。首先,《条例》的颁布充分体现了政府对政务信息公开的决心,这将使数字档案馆建设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其次,《条例》规定了各部门参与政务信息公开的义务,这使数字档案馆在参与政务信息公开方面的信息资源建设得到保证;再次《条例》出台,使数字档案馆的建设重要性突出,有利于数字档案馆争取到更多的建设资金。政府信息公开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共享和充分利用,发挥信息资源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这也使建立数字档案馆、实行信息资源共享成为必然,为数字档案馆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1.2 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为数字档案馆的运行困境带来钥匙
目前,人们对建数字档案馆是否就能提高档案利用率提出了疑问。数字档案馆的建成能实现档案信息的全社会共享,并不等于就能提高档案利用率,因为档案信息的需求才是提高利用率的关键。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和运行只是更新了档案利用的手段,而没有改变档案信息的内容。因此,若把政府信息公开纳入档案工作,不仅是档案工作职能的拓宽,更是使档案工作走向社会化,摆脱神秘面纱的机遇。档案馆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场所会迎来更多公众,档案部门也可以借此让公众更多了解档案馆。而数字档案馆作为一种便捷的获取信息的途径,会更多地赢得公众的青睐,数字档案馆“按照统一的标准对政务网上的电子文件、档案进行统一在线管理,电子档案数据库的在线查询和服务功能将使公众更容易获取所需信息”,实现利用率的大幅提高。
2 政府信息公开条件下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思考
实行政府信息公开,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机遇,抓住了它,档案事业就可以成为现代化信息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网站上建立共享的数字档案馆是档案工作融入政府信息公开的最好选择。把数字档案馆建设纳入电子政务发展的轨道,把各级政府机关的档案数字化建设和办公自动化建设结合起来,统一规划,是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最佳途径。因此,当前数字档案馆建设应结合政府信息公开的大环境,在建设思路上做出新的调整。
2.1 政府信息公开条件下数字档案馆的定位
为了适应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数字档案馆的建设必将与电子政务的发展联系起来。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积极参与当地政府上网工程和电子政务建设。加强档案信息建库入网工作,争取把各地档案数据库作为重要信息资源库纳入当地电子政务、信息港建设总格局中,为逐步构建档案文献数据库创造条件。这让我们看到了档案部门参与政府信息公开的热情。但是,我们还必须理性地看到,数字档案馆并非就是电子政务和办公自动化工作的必需的组成部分。数字档案馆应当坚持“档案馆”的属性。档案部门应积极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并充分发挥其优势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服务,消除档案部门的“神秘感”,增强社会对档案部门的认识,提高档案部门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而数字档案馆则以网络为平台,为公民更为便利地提供政府的公开信息,这是档案馆拓展其职能、提高社会认可的重要举措,然而数字档案馆建设应该立足档案馆,以体现档案馆的属性为前提,在功能上应与传统档案馆形成互补,而不应偏离方向。
2.2 数字档案馆建设的规划
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加大档案信息化建设,但在数字档案馆建设上,不能而急于求成,一哄而上。目前,数字档案馆建设还存在种种缺陷,很难起到档案馆的作用。纵观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数字档案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局限,只是具备了数字档案馆的部分功能,仅仅是数字档案馆的雏形,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档案馆。数字档案馆建设是一个高技术含量的档案馆建设,需要一系列基础工作的支持,而国家在这些基础方面还很薄弱,我们必须有重点、分阶段搞好数字档案馆建设。如,首先应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布置好数字档案馆工程的技术方案,制定电子文件管理技术方案。其次,档案部门介入政府信息公开,其公开文件的管理有别于原有的档案管理流程。由于政务公开文件即时公开、数量大、无须归档等特点,这就有别于一般的档案管理流程。数字档案馆在参与政府信息公开中,也应对数字档案管理体制进行深入的思考,为档案管理体制的变革奠定基础。
2.3 建立数字化档案工作体系
数字化档案工作体系包括了数字化档案的收集、保管、利用、鉴定等档案业务工作的基本环节及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在数字化面前,档案业务都需要进行重新研究,这里仅以收集、保管和鉴定为例。在收集上,由于公众对政府信息的需求有时存在一定的实效性,《条例》规定了允许公开的政府信息应在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布。这就对档案部门对政府信息的收集提出了要求,政府信息不但数量庞大,而且要求及时高效。并且这项工作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如何及时完整获取政府部门允许公开电子文件,是数字档案馆必须思考的问题。在保管方面,数字档案馆如何保证电子文件的安全,是否要介入“前端控制”等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档案数字化的鉴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遭遇了“冷落”。然而,档案数字化鉴定对于数字档案馆建设的非常重要。档案资源该怎样实现数字化,哪些实施数字化,哪些优先,哪些可暂缓?都是档案实践工作中亟待思考的问题。档案数字化鉴定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最终会在较大程度上决定数字档案馆建设的进程。档案界应对档案数字化鉴定工作牢牢开展下去。
《条例》的颁布,更为档案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档案部门必须抓住机遇,积极行动,使数字档案馆在不久的未来能真正实现其社会服务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兆,和宝荣,王英玮.档案管理学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3.
政府信息公开宪政思考 篇7
将于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的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这条规定表明, 《条例》实际上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分成两种类型:其一是狭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即政府依其职权主动或依相对人的申请而予以公布相关政府信息的行为;其二是与狭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相对应的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这种意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本相同, 它包括一系列行为, 如编制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及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的行为、制作政府信息的行为、保密审查行为、受理相对人申请的行为、狭义之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等等。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在本条例中被表述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以下就条例的第三十三条规定从规范的层面展开分析。
1990年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 明确规定, 法院一般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因此, 判定欲诉之行为是否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则显得十分重要。尽管目前学界对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方式展开了批判——“对行政行为分类火力最猛烈的批评, 集中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1], 但是, 这种划分方式在我国缘来以久, 取消这种分类方式与目前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叶必丰教授认为:“这种具有支配性或框架性作用的分类, 所揭示的是分类对象的本质属性, 足以从根本上将分类对象作出区分, 从而为分类对象建立理论模型乃至整个学科体系的形成奠定逻辑前提。我国行政法学上关于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 就是一种具有上述意义或作用的分类。”[2]张树义教授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之间的区分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1.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有授权法的依据, 法律法规赋予其何种职权;2.行政行为所经过的程序;3, 行为最终的结果。”[3]《行政诉讼法》对具体行政行为未作详细界定, 而是在受案范围一章对具体行政行为采取列举的方式作出了一个规定。该法将抽象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了一个界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 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就特定的具体事项, 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抽象行政行为重新作了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 (二) 项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目前学界将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标准归纳为: (1) 适用范围。如果行为的适用范围是“针对不特定对象”, 则该行为可能是抽象行政行为;反之, 如果行为的适用范围是“针对特定对象”, 则该行为属具体行政行为。 (2) 适用时间。如果某行政行为可“反复适用”, 则该行为属抽象行政行为;反之, 如不可“反复适用”, 则属具体行政行为。 (3) 适用范围和适用时间是必须同时满足的要求, 满足其一不足以判定行为之属性。司法实践中即采取此标准对个案中涉及的行政行为的属性进行判断。
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标准存在争议是客观的现象, 学理上的探讨无疑也是推动判断标准进一步细致、全面化的极大动力, 但在司法实践领域, 只能依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判断。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可以判断: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当属具体行政行为无疑:第一, 公开政府信息行为是政府之行为, 且可能直接影响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因而属于行政行为之范畴。第二, 此类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不特定人, 一是特定人, 当行为所针对的对象为特定人时, 则满足判断标准的第一项要求。第三, 某一具体之公开行为, 随其完成而宣告结束, 此后纵是再次公开与前次所公开完全相同的信息, 也应是另一行为, 后次行为之效力应依后次行为所确定。因此, 依据目前司法实践中处理个案时采取的判断标准, 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应属具体行政行为。
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行政行为体系分析
进一步剖析《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可以发现, 该规定所言之在政府信息领域可提起行政诉讼之具体行政行为实际上并不只是狭义上的信息公开行为。其他行为如制作信息的行为、保密审查的行为等等, 如果满足相关条件, 也当然在可提起行政诉讼之范围内。因此, 该规定所表述的“工作”, 既是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同时也是由多个行为组成的行为体系。
工作与行为是两个不同的、但又联系密切的概念。如果从行为的角度分析工作, 则工作毫无疑问是由一系列行为完成的, 因此就这个角度而言, 行为是组成工作的基本因素。一项工作不是不同行为的简单连续和组合, 而是各个行为的有序、有机组合。分析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内含着诸多行为, 其中的每个行为都可以抽离出来并且能够构成一项独立的行为, 这些行为从不同的角度可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既可以是内部行政行为, 也可以是外部行政行为;既可以是羁束行政行为, 也可以是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既可以是抽象行政行为, 也可以是具体行政行为。所有这些行为构成一个行为体系。第二, 正因为如此, 就整部《条例》而言, 在宽泛意义上, 其所针对者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也就是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说的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而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则明显是针对狭义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以及其他可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三, 在政府公开工作中存在的各类行为, 均以狭义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为核心;但其他行为可能因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可诉具体行政行为接受司法审查。
狭义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构成一项具体行政行为, 它和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一样, 是由行政主体依其职权实施的、并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着直接的影响。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隐含了——扩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可对之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的范围这一强烈的信息。该规定表明,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所有行为只要满足两个条件, 即可对之提起行政诉讼:一是该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二是该行为侵犯了相对人的包括知情权在内的合法权益。综观整部条例, 其并未以正面列举的方式或反面限制的方式对合法权益作出具体规定, 立法旨趣与《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文件大相径庭。
三、侵犯“知情权”时的可诉性问题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针对违法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从不同的角度规定了不同的救济途径, 行政诉讼只是其中之一。除《条例》第三十三条外, 在该条例的第四章, 对其他救济途径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些救济途径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1) 行政系统内部救济途径, 包括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的监督检查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制度;责令改正制度;行政处分制度;行政复议制度。 (2) 行政系统外部的救济途径, 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举报及提起行政诉讼。就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而言, 主流观点认为, 《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法院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合理审查作为例外存在) , 并只在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 或者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时, 相对人才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是, 如果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仅仅侵犯了构成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法理基础中的“知情权”时, [4]行政相对人能否对此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众所周知, 《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采取的是概括式和列举式并行的方式。该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十一条列举了可提起行政诉讼的八种具体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将侵犯相邻权或公平竞争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等也纳入受案范围。综合分析以上条款, 笔者认为, 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侵犯相对人知情权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可诉之具体行政行为。理由如下:
第一, 《行政诉讼法》第二条采用的是“合法权益”这一措辞, 而“合法权益”显然不仅仅指人身权和财产权, 它还包括其他类型的权利和利益。从这一措辞可以看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初衷并不是要将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的合法权利和合法利益排除在行政诉讼范围之外。退一步说, 假如《行政诉讼法》本欲将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其他合法权益排除在外, 则将“合法权益”修改为“人身权和财产权”显然更为精确, 且对当事人和法院等各方诉讼参加人至少在起诉与不起诉、受理与不受理之间作出选择更为方便, 从而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
第二,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列举了法院的受案范围, 但这一条只构成对第二条的补充, 而非限制。这即是说在第十一条所列举之外的其他情况并非被一概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为什么这么说?其一, 第十一条的第一款详细列举了八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但在该条第二款又作了补充规定:除前款规定外, 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这一补充规定的立法价值和作用在于为受案范围留下余地, 同时也表明了《行政诉讼法》并非要将可诉之行为局限于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其二, 在所列举的八种情况之中, 其中侵犯经营自主权、行政机关拒绝颁发许可证或执照或者不予答复以及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情况, 行政行为所侵犯的合法权益显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三, 第一款的第 (八) 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此项规定是支持只限于对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可提起行政诉讼的观点的最有力论据。但结合以上两点分析, 笔者认为第 (八) 项规定不是对前七项规定的总结或限制, “其他”修饰的仅仅是前七项中属于“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情形, 立法仅表明未将其他侵犯人身权及财产权的情形完全列举在内;换言之, 立法本身就承认对侵犯的非属于人身权及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能是可诉的。至于其他侵犯“合法权益”是否可提起行政诉讼, 则须结合总则第二条的规定以及除《行政诉讼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因此, 它仅仅表明: (1) 在前七项中所列举的其中几项涉及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 (注意:这七项只有一部分属于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情况, 上文已有相关论述) 的情况之外的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当然可提起行政诉讼; (2) 亦可这样说, 只要是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则此类情况之可诉性无其他任何限制条件, 毫无例外地在受案范围之内; (3) 与 (2) 对应的情况是,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其他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有其他限制条件。
第三, 作为以上两点理由的补充。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来看, 也可说明, 从作为统一适用法律的司法机关的理解看来, 《行政诉讼法》的意图并不是要将可诉行为限定于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显然, 相邻权和公平竞争权可能涉及到人身权和财产权, 但却很难将其认定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一种。
第四, 国务院制定《条例》的根本理论基础是不言而喻的[5]: (1) 人民主权理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享有者, 是国家的主人, 人民当然有权知道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政府的绝大多数信息。 (2) 知情权。肯特·库柏说:“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 在一个国家乃至世界上便无政治自由可言。[6]知情权的根源仍在于人民主权理论, 它构成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一个最基本的立法理念, 可以说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和出台, 已经确认我国公民享有知情权这一项权利, 在这之前, 知情权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得到确认。一部法律法规所保护的是很难与该部立法的理论基础相吻合。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行文看, 此部法规已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知情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里面。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域的行政诉讼制度, 这与《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顺利衔接在一起。这一规定表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由一系列行为构成的一个行为体系;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知情权的情形依法可作为行政诉讼案件予以审理。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知情权
参考文献
[1][2]叶必丰.行政行为的分类:概念重构抑或正本清源.政法论坛.2005.5.
[3]张树义.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中国法学.1993.1.此文也阐述了其他关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划分标准的观点.
[4]王名扬:.美国行政法 (下)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5.945.
[5]张明杰.开放的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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