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问题

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问题（精选11篇）

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问题 篇1

一、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不应纳入依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范畴

在受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查询工作中，我们不断收到已经被司法机关两审终结，被各级信访部门处理、复查、复核完毕的，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的以及早已有定论的积案。这时它们又变换了形式，通过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查询方式出现。

1. 政府信息涵义。

2008年5月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第2条开宗明义指出：“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2. 政府档案涵义。

《档案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3. 房地产权属登记资料档案具有政府档案属性。

建设部令第101号《城市房地产权属档案管理办法》第3条指出：“房地产权属档案是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在房地产权属登记、调查、测绘、权属转移、变更等房地产权属管理工作中直接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是城市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工作的真实记录和重要依据，是城市建设档案的组成部分”。第25条：“房地产权属档案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档案管理的保密规定，防止房地产权属档案的散失、泄密”。以上说明，房地产权属登记资料档案具有政府档案属性。

4. 政府信息与政府档案二者区别。

一是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作为政府档案的一部分，虽然在获取状态下具备政府信息特征，但关键的区别在于其已经完成了从政府信息到政府档案的转化过程。主要因为，政府信息的最终命运是档案。虽说，政府信息和档案不过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运动阶段上价值形态变化的体现，从政府信息到政府档案的转化过程要经过数十年时间，需要经过归档、确定密级、保管期限、从业务部门移交机关档案室、移交档案馆等过程，但是，一旦完成了政府信息向政府档案的转化过程，就意味着政府信息不再是《条例》意义上的政府信息，而是《档案法》意义上的政府档案。二是尽管政府信息的内容还是原来的内容，形式还是原来的形式，可在法律规定上就不再是原来的政府信息，而是档案。无论是存放在机关档案室，还是档案馆，都只能按照《档案法》的规定来进行查阅。在法律上，应受《档案法》关于档案的查阅利用等相关规定的约束和调整。于是，有了《条例》第17条：“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说法。

5.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与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查询的区别。

《条例》第13条对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受众和查询范围作出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原始登记凭证可按照下列范围查询：(一)房屋权利人或者其委托人可以查询与该房屋权利有关的原始登记凭证;(二)房屋继承人、受赠人和受遗赠人可以查询与该房屋有关的原始登记凭证;(三)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可以查询与调查、处理的案件直接相关的原始登记凭证”。

以上不难看出，两者的区别主要是，申请人只要对政府信息有需求，就可以提出申请，这里所指的政府信息实际是比较宽泛且带有不确定性的相对具有公共属性的信息;而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是单纯的具有排他性的登记资料，而不是公众信息。基于保障房地产登记资料权利人的需要，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是个人隐私材料，非权利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能取得。只有特定的权利人、受委托人、公检法等机关才有查阅利用的资格。

现行《档案法》规定了统一的对国有档案、集体档案和私有档案的利用制度。房地产权属登记资料档案查询方面，我国早已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查询、利用制度。政府信息依法移交至档案馆后，由于不再属于政府信息，其公开问题应当适用档案法律、法规。同理，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包括：私房改造、文革献产等，因其时间已超过30年以上，属完全形式下的档案资料。

建设部2007年颁布实施的《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城市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已登记的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的查询”。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包括原始登记凭证和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对房屋权利的记载信息”。

因为《条例》意义上的政府信息还并不是公共档案，《条例》所规制的只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而作为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则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一旦超过较长时间, 尤其是历史的房地产权属档案完全可以排除在政府信息属性之外。进一步讲, 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不应纳入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范畴。

6. 如按照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履行职责的负面效应。

尤其作为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信息，它完全具备政府档案的属性，《条例》颁布之前，我市已建立了土地登记资料、房地产权属档案资料查询制度，这些并不因为《条例》的出台而合并或撤销，而实际情况是两种机制并行不悖。一方面我局多年来一直在公开的办事办件窗口，承担和履行着对社会公众开放土地登记资料和房屋产权权属登记资料查阅利用的行政职责。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因为设立了政府信息公开查询窗口而终止了此项查询业务。政府信息查询与业务档案资料查询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另一方面，个别人在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查询层面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拟通过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渠道满足查询需求同样是行不通的。否则的话，将要出现《条例》所列条款，即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情形。

综上，毋庸置疑，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属于“档案”范畴，归属于《档案法》调整的范围，不受《条例》相关规则约束。虽然《条例》中并无“不属于政府信息”作为行政机关拒绝公开理由的直接依据，但《条例》第21条各类答复的前提是“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实际上指向适用范围问题，在其第23条第(二)项明确规定“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二、同一申请人就同一申请内容向具有同一行政职能的上下级机关提出申请问题

1. 原文规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08]36号，以下简称《意见》)第(十三)项、《天津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2008市政府令第3号，以下简称《规定》)第22条第3款都作出了：“对于同一申请人向同一行政机关就同一内容反复提出公开申请的，行政机关可以不重复答复”的规定。

2. 工作实际。

实践工作中，我们还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即，同一申请人就同一申请事项分别向具有同样行政职能的上下级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如：在申请人查询土地征用信息时，向区国土分局提出查询申请的同时，又向市局提出查询申请。

3. 探索尝试。

在市、区两级局行政机关都掌握同一政府信息且同样拥有依职责向申请人提供告知的情况下，可以依据《意见》或《规定》精神，对申请人提出的查询申请，在上下级做好情况沟通的前提下，其中一方可以不予受理(即，选择一方受理即可)。这主要基于《意见》和《规定》中提到的“同一申请人向同一行政机关就同一内容反复提出公开申请”;与工作中遇到的，“同一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具有同一职能的行政机关的上下级提出申请”的精神并不相悖。

4. 论据分析。

以上情况其主要内涵都是固定的申请人、固定的申请事项及两次以上的提出，只不过区别在于，第一个是向同一行政机关提出;第二个是向两个行政机关提出(但前提必须是，具有上下级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如：市国土资源局与区、县国土资源分局之间;市房屋管理局与区、县房屋管理局之间就属这种状况。这样做既减少了行政机关的行政成本和重复操作;也避免了同一申请事项多个部门重复答复，因为沟通协调不畅，容易带来的答复告知内容不统一，从而带来申请人与行政机关的矛盾。

三、把握政策，适当灵活，辩证运用“一事一申请”原则

1. 原文规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一事一申请”原则，具体表述如下，“为提高工作效率，方便申请人尽快获取所申请公开的信息，对一些要求公开项目较多的申请，受理机关可要求申请人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对申请方式加以调整：即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个政府信息项目”。

2. 工作实际。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中，确实经常遇到一些申请人一张申请表中要求公开多个政府信息事项，甚至出现一群人集体分别提出多个政府信息事项要求公开的情形。

3. 探索尝试。

对于办理这样的申请事项，我们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新的尝试。灵活运用“一事一申请”原则，在做到真正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得到申请人的认可和满意。所谓“一事一申请”原则，既“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项政府信息内容”。而实际情况往往是，申请人面对申请表，填写了多个申请事项，有的事项我们可以帮助梳理归类，在缕清明细后，可以一并予以提供，一份告知书即可。这样既节省了申请人的时间，也节省了我们行政机关各业务部门为查阅提供信息所付出的行政成本。一般情况下，申请人对这种处理结果是满意的。尤其在遇到群体申请并同时提出多个申请事项时，效果更加明显。我们曾经接到过24名群众，集体分别提出查询政府信息申请，而且每个申请人同时提出9个申请事项。如若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对待，可想而知，24乘9的结果是：216。也就是说，申请人每人要填写9张申请表，我们总共要接受216张申请表，我们的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要分别作出216份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告知书。毋庸讳言，这样的结果，违背了提高工作效率的初衷，一旦出现这种状况，首先是作为申请人的老百姓不满意，其次势必给行政机关带来繁复的劳动，无形中还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

4. 论据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贯彻《意见》做好“一事一申请”基础上，还要认真把握实际，辩证地处理好政策规定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的差异和矛盾，用主观能动性积极驾驭纷杂的客观现实，从切实提高工作效率、以人为本的视角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对政策规定不能盲目、机械、教条地去遵循和执行。

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问题 篇2

论 文 摘 要

政府信息公开就是指政府主动或被动地将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掌握的公共信息依法定的程序、范围、方式、时间向社会公开，以便社会成员能够方便地获取和使用。它是实现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政府全面履行WTO规则和中国政府承诺而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则是对政府管理信息的管理予以制度化、法律化，从而进一步规范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有效运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国际化的要求。同时，人们在全面、合理的公开信息引导下有秩序地从事各种活动，尤其在培养了民众遵守信息规定的自觉意识后，行政执法就会极易赢得相对人的理解和配合，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机关工作效率，节约执法成本。在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探究时，正确处理公开与秘密间的关系成了必须着力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国外几乎所有有关信息公开立法对此都有较明显合理的界定。我国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同时信守权衡利弊、适时、适度、合理等原则。在信息豁免公开范围上，应主要围绕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四方面，并予以细化明确。除此之外，所有信息均应公开，以保证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和监督行政目标的落实。本文从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意义出发，近而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共信息公开立法保密

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成立了“信息社会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课题组，就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2002年5月，该机构受国务院委托着手起草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立法。7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草案》（专家意见稿）正式亮相。此外，地方立法工作也陆续展开。2002年11月，广州市政府制定了《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并于200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由我国地方政府指定的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的政府规章。到目前为止，还有北京、成都、杭州、深圳、上海等地政府也相继出台了类似规章。这些规章的出台，为保障个人和组织的知情权，规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增强行政活动的透明度，监督政府机关更好地依法行政都确立了立法性依据。

政府信息公开就是指政府主动或被动地将在公共事务管理中掌握的公共信息依法定的程序、范围、方式、时间向社会公开，以便社会成员能够方便地获取和使用。它是实现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政府全面履行WTO规则和中国政府承诺而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近年来，我国各级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推进信息公开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实践，一度兴起“村务公开”、“厂务公开”、“警务公开”、“检务公开”等热潮，作为政府行政公开标志性活动的“政府上网工程”也得以迅速推行。所有这些，不仅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改善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而且为我国制定完整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提供了实践支撑。

一、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应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

综观世界各国的立法时间和我国现行行政实践，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活动中，主要围绕如何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上。应当说，两者关系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该国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的优劣和社会民主法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间的关系，具有如下重大意义：

1、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能使公民真正成为信息公开的主体。长期以来，人们受“法藏官府，威严莫测”的思想影响，未能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过分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普通百姓欲知官府诸事，或一概拒之，或随官所欲。若能告知，就是恩赐和施舍了。纵然前纪念在我国许多行政部门刮起了政务公开风，约定将机关办事规则、办事结果进行公开，但是尚未扩展到政府掌握的一般性信息的公开。这些政务公开实践均出自政府的自觉行动而不是法律义务。这种政府机关是政务公开的决定者，公开什么，怎么公开，均由政府机关自己决定因而至多算是政府机关的一种“社会承诺”，民众只能是政府办事制度改革的被动受益者。公民在政务公开中的缺位，甚至视公民为政务公开的客体，必然使原本善良的制度从形成到落实都带有天然的“硬伤”。在倡导政府信息公开的今天，理应重新确立公民在信息公开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与行政机关一道成为信息公开的参与者，拥有信息公开的启动权。这一地位的转变，当然取决于对公开与保密关系的正确处理。

2、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能有效防止政府官员利用信息进行权力寻租。长期以来，特别是地方政府信息披露的保密性，甚至部分机构人员以权谋私，视工作领域内掌握的公共信息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权利基础。更有甚者，以此达到其寻求信息、垄断信息和权利寻租的目的。这种错误的做法，由于人们认识不清，在某些部门不但没有得到纠正，甚至用红头文件的形式加以确认，对政府机构的工作产生了极大危害。如果能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通过法定的形式明确应当公开的事项和应当保密的内容，就会使政府官员意识到公开是其职责，不公开便是行政不作为；保密是其义务，不守密是违法违规行为。一旦政府的决策、执行和结果以及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公共信息资源主动或依申请向社会公开，就有助于保障信息渠道的通畅，打破信息垄断，防止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暗箱操作，利用其掌握的信息谋取不正当利益，促使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办事，防止滥用权力，消除执法中的消极腐败现象。

3、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能为提高工作效率、实现依法行政提供条件。现代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理论就是信息公开和政府管制的相互替代关系：政府信息公开执行得好，政府管制就不需要投入太大的人力和财力，从而大大节约行政成本。人们在全面、合理的公开信息引导下有秩序地从事各种活动，尤其在培养了民众遵守信息规定的自觉意识后，行政执法就会极易赢得相对人的理解和配合，可以大大提高行政机关工作效率，节约执法成本。而且社会的自主能力和信息的公开程度是成正比的。任何社会只有信息越公开，社会的自主能力和承受能力才会越高，社会才会越稳定。那种将社会事件高度保密，不愿公开的出发点或许是善良的，生怕民众接受不了一些现实问题或在突发事件面前措手无策。殊不知，这种以救世主自居的心理，是对广大民众的极度不信任。随着社会的不断成熟，信息公开对政府工作越来越重要。

4、正确处理公开与保密的关系，是履行世贸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的要求。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29个独立法律文件中，信息公开是贯穿于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要求。它主要集中体现在透明度原则中。中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对透明度问题的承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只执行那些已公布的、为世贸组织其他成员、企业或个人容易获得的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的政策措施。二是一般情况下，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不得一经公布即实施，通常在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政策措施公布之后、实施之前，给社会提供一段可向有关主管机关提出意见的机会。三是设立或指定咨询点，应世贸组织其他成员、企业或个人的请求，提供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方面的法律信息服务和答复有关询问。四是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实施前，最迟在实施后90天，使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可获得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的一种或多种世贸组织正式语文文本。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后，就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履行这些承诺。如果我们能全面贯彻世贸组织的这些规定，就能合理界定信息公开与保密的边界，同时也为我们尽快全面融入世贸组织大家庭奠定坚实基础。

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政府某种信息是保密还是公开，主要取决于信息的价值性、时间和空间性。若某种信息在一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其价值远远高于公开后的价值，那么对这类信息就需加以保密；反之，就应当对社会公开。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一方面不能用保守的观点看保密，另一方面有不能用自由化的观点看公开。这就是说，公开与保密都是一国建设事业发展所必须的，二者不是互不关联、相互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不可分割的整体。尽管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但贯穿其中的基本原则必须首先确定。

1、政府信息以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

现在社会，强调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公共权力运作过程和结果的公开，更重要的是国家机关拥有和掌握的公共信息向社会和公众公开。就政府而言，信息公开不仅包括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机构设置、职权职责以及行政管理和执法程序的公开，更包括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收集、使用，保存的涉及经济、科学以及社会个方面信息的公开。这些信息作为国民经济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社会共同创造的财富，也是人们考量政府行为，从事各种活动所必不可少的资源。当然，并不是说政府所占有的公共信息对社会公众均有好处。相对于普遍的公开制度，保密只能是由于某中法定的特设原因造成的例外，几乎成了世界各国的通例。

我国虽然早在1988年就制定了《保守国家秘密法》，但在种种方面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需要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关系，同时还要理清两对关系：（1）信息公开与保护公民权益的关系。应当明确，实施信息公开制度并不意味着必然对公民个人隐私的侵犯。公众在行使知情权的过程中，有可能与其他权利和利益发生一定的冲突，这就要求政府通过信息立法予以利益平衡。做到既实现了信息公开的制度设想，有很好地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其他社会公共利益。（2）信息公开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对涉及社会及公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如自然灾害、突发事件、重大疫情、社会治安以及恐怖活动等不同类型的重大事件，应采取与之相适应的信息发布和报告方式，不能借口以维护社会稳定而随意封锁信息。如果重大突发事件不能及时准确公布，或发生漏报、瞒报、缓报时，不仅不能得到真实信息通畅，以正确权威的声音积极主动引导社会公众的理性行为，而且难以维护社会稳定。信息公开立法理应把信息公开和维护社会稳定有机结合起来，明确应予以公开和豁免披露的政府信息，在信息公开的前提下，适当控制信息公开的时间和方式。

2、权衡利弊原则

政府某类信息是公开还是保密，很重要的判断标准就在于公开后有利，还是保密有利。某一信息之所以要保密，是因为它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独享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如果在此范围内不能获得最大的效益，甚至起到反作用，就应即使解密并予以公开这类信息。长期以来，我们信息保密工作常常不讲代价，盲目保密，任意扩大保密范围，以为保比不保好，保密得

越多、越严格，表明工作越负责。这种保密的代价与收获不均衡，常常花费极高代价，获得的利益却甚少，造成了极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浪费，可谓得不偿失。

在对政府信息是公开还是保密的权衡过程中，至少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信息公开是否会给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造成危害后果。

（2）信息公开是否会给社会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等产生不应有的混乱。

（3）保密信息能否公开，还需分析对手获得这一信息所花费的代价。

3、适时、适度、合理原则

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关系时，应把握适时原则，是指信息在何时必须保密，何时必须公开，应当抓住时机，处理得当。无论哪种信息在一定时期都有相对的有效性。一般而言，秘密信息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产生最大的效益。但要公开信息，首先信息应该顺应客观形式发展，其次还要看其奉贤是否降低。若获益大于风险时，该类秘密信息就能公开。

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关系时，还应坚持适度、合理原则。所谓适度，就是对保密的事项所采取的保密措施和保密期限一定要相当。把一些本不该保密的事项，诸如自然灾害情况、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严重人为事故、生产安全事故、经济危机、社会**、单位地址、政府机构设置、行政领导分工等都当作政府秘密长期严加保密，无疑是很不恰当的。所谓合理，是指所保密的事项必须符合国家秘密条件。某类事项虽然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但若这类事项是无法控制其知悉范围的，就不应当保密。这里的合理一般应包含：（1）所保密的事项确实属于法定国家秘密范围内；（2）确实能控制知悉范围的；（3）保密的方法是恰当合理的。

三、政府信息公开立法调整的例外

由于各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基本都坚持了信息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的精神，所以各国信息公开方面的立法都以排除条款对豁免公开的政府信息予以列举规定，同时昭示凡未被明确规定可以豁免公开的信息一律公开。因此研究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密的范围，主要是接顶政府信息保密的范围。

我国经过多年政务公开实践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尤其在政府信息豁免公开的范围上，各地均做了有益的尝试性的规定。那么对政府信息豁免公开的范围上，主要涉及以下四方面：

（一）、国家秘密

国家秘密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我国《保密法》第8条将国家秘密界定于七个领域：（1）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2）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3）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5）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6）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7）其他经国家秘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

我国《保密法》的以上规定，与欧美国家相比，虽然都将保密领域主要集中在国家情报系统、国防安全与外交事务，但仍至少存在以下问题：（1）我国对国家安全和保密的定义比较宽泛，对应当保密的事项比较严格具体。而像德国的保密制度中对产生秘密的领域未进行限制，只是规定了保密的普遍原则；其一仅在必要时才归如密件类；其二只有那些由于工作需要必须了解密件的人才可知悉密件。这样可能将政府信息保密范围降至最低限度。（2）我国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展开，若将此工作领域内的事项均作保密，那几乎无公开的领域了。

这样的规定，也是欧美国家的法律中难觅的。（3）“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更是将法定保密之外的其他事项的保密决定权交给“国家保密部门”而非“法律”则是很危险的。

为了适应社会迅猛发展的需要，结合中国实际，主要涉及下列国家秘密的事项应当豁免公开：

1、有关国防和国家安全的信息。此类信息的任意被披露会使我国国防利益受到损害从而危及国家的安全。

2、有关国家的重大外交利益的信息。这类信息在条件未成熟时若被披露会使对外事务或与其他国家政府、国际组织的信任关系遭到破坏或伤害。信息是在秘密状态下从他国政府、国际组织或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庭获取，或在秘密情况下送交这些政府、组织或法庭的，都不得公开。

3、有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信息。这类信息主要包括：（1）信息如被披露会令司法工作受到伤害或损害；（2）信息如被披露会妨碍侦查刑事案件的调查取证，或者对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羁押改造工作造成妨碍；（3）信息如被披露会另维持安宁、公众安全或秩序，或保障财物的工作受到伤害或损害；（4）信息如被披露可能会危害他人的生命或人身安全。

4、正在制定中的有关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信息。有关国家经济产业政策、货币、金融、税收等政策信息因为正在研制中，尚未形成定论，理应严加保密。这些信息一旦过早被披露会使产业结构的调整、货币政策的推行、金融时常的稳定以及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5、有关科学技术发展的保密信息。科技秘密历来是各国政府严加防范的重中之重，其必要信息的披露一般会慎之又慎。

6、其他法律中规定的应当保密的国家秘密。这里的“法律”仅仅指的是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二）工作秘密

所谓工作秘密，是指机关、单位在其公务活动中产生的不属于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秘密事项。工作秘密也称内部事项。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均未对哪些事项属于工作秘密作出明示，而任由各机关、单位自行决定。如公安部、海关总署、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的保密规章中，明确了各自主管业务中的工作秘密事项。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难度发展规划中尚未公布实施的重大政策措施及调整方案、全国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各部门的劳动保障统计资料，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分配方案等均为其工作秘密。这类工作秘密信息一旦泄露，虽不会给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但会对国家日常行政管理工作造成被动和损害，既可能会损害该机关的形象和声誉，也可能会妨碍该机关准确履行职责，因此应当予以保密。

（三）商业秘密

这里的商业秘密，应指那些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设计资料、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资源情报、产销策略、盈亏数据、财务状况等技术信息和财务信息。

如果作为政府公共信息内容之一的商业秘密被任意公开，那么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将不复存在。通过不正当地获取他人商业秘密谋取利益的行为必将使市场丧失信用，危及市场秩序的正常发展。因此，当相对人请求行政机关公开涉及商业秘密的政府公共信息时，“行政机关必须证明，如果公开私人提供的某项商业或金融信息，会导致提供信息的人在商业竞争中处于重大的不利地位，竞争的对手由于从行政机关提供的文件中，知道他本来不知道的情

况，会得到很大的利益。如果私人向行政机关提供的信息已为社会一般公众所知悉，或者已为竞争对手所知悉，行政机关公开这些信息对提供信息的人没有损害时，则行政机关在有人要求得到这项信息时，不能拒绝公开。

（四）个人隐私

现代社会行政权日益膨胀，其几乎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在引导和矫正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同时，也深入到了个人的私生活领域，掌握和了解了大量的个人隐私，成为政府公共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借助互联网等高科技进行记载、传播个人信息变得易如反掌，极大方便了他人的查阅。与此同时，它又使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有关个人隐私信息成为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依据之一时，依据行政公开的一般要求，行政机关有义务公开其行政只能的依据。但是行政机关主动或依申请对第三人公开了有关他人个人隐私的信息资料，尽管满足了他人的知情权，但个人隐私权为此可能受到侵犯。以损害他人的隐私权去满足另外一些人的知情权，虽然不具有法律的正当性。任何权利主体皆有权禁止他人利用其隐私谋取利益，因而有关个人隐私的信息公开理应受到严格限制。综观世界上已有信息公开方面立法的国度里，无一例外地将个人隐私列为政府信息公开的豁免范围。当然这种对个人隐私公开的豁免也并非绝对的，这里还需在个人隐私利益与公开知情权之间进行利益平衡。在此似乎应当分清以下几种不同情形：若两者比较中发现并不存在值得公力保护的隐私利益的，个人隐私信息应被无原则的公开；若存在这种可保护的隐私利益时，还应看个人隐私利益是否超过公共利益，如超过则应保护个人隐私而不得公开，反之则应当公开。因此，并不是说任何侵犯个人隐私权的事项都不能公开，只有明显地不正当地侵犯个人隐私时，才可以拒绝公开个人隐私。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婚姻状况、子女地位的合法性、福利救济、家庭纠纷与名誉、身体健康状况、出生日期、宗教信仰、国籍状况、社会保险号、刑事犯罪历史、美国公民在国外服刑的历史、性取向与经济情况等信息，均给予隐私保护。”我国由于在法律中“隐私权”概念未明确，常常请求对隐私权的司法保护时遭遇尴尬，以公共利益侵犯个人隐私的现象不时发生。我们应当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基础上更好地真正维护好个人的隐私，切实解决两者间的冲突。

参考文献资料：

1.罗豪才《行政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应松年《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四期

3.周汉华 《美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环球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

4.王名扬 《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问题 篇3

在受理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查询工作中，我们不断收到已经被司法机关两审终结，被各级信访部门处理、复查、复核完毕的，历史遗留的，落实政策的以及早已有定论的积案。这时它们又变换了形式，通过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查询方式出现。

1.政府信息涵义。2008年5月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第2条开宗明义指出：“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2.政府档案涵义。《档案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3.房地产权属登记资料档案具有政府档案属性。建设部令第101号《城市房地产权属档案管理办法》第3条指出：“房地产权属档案是城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在房地产权属登记、调查、测绘、权属转移、变更等房地产权属管理工作中直接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是城市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工作的真实记录和重要依据，是城市建设档案的组成部分”。第25条：“房地产权属档案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档案管理的保密规定，防止房地产权属档案的散失、泄密”。以上说明，房地产权属登记资料档案具有政府档案属性。

4.政府信息与政府档案二者区别。一是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作为政府档案的一部分，虽然在获取状态下具备政府信息特征，但关键的区别在于其已经完成了从政府信息到政府档案的转化过程。主要因为，政府信息的最终命运是档案。虽说，政府信息和档案不过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运动阶段上价值形态变化的体现，从政府信息到政府档案的转化过程要经过数十年时间，需要经过归档、确定密级、保管期限、从业务部门移交机关档案室、移交档案馆等过程，但是，一旦完成了政府信息向政府档案的转化过程，就意味着政府信息不再是《条例》意义上的政府信息，而是《档案法》意义上的政府档案。二是尽管政府信息的内容还是原来的内容，形式还是原来的形式，可在法律规定上就不再是原来的政府信息，而是档案。无论是存放在机关档案室，还是档案馆，都只能按照《档案法》的规定来进行查阅。在法律上，应受《档案法》关于档案的查阅利用等相关规定的约束和调整。于是，有了《条例》第17条：“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说法。

5.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与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查询的区别。《条例》第13条对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受众和查询范围作出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原始登记凭证可按照下列范围查询：（一）房屋权利人或者其委托人可以查询与该房屋权利有关的原始登记凭证；（二）房屋继承人、受赠人和受遗赠人可以查询与该房屋有关的原始登记凭证；（三）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和证券监管部门可以查询与调查、处理的案件直接相关的原始登记凭证”。

以上不难看出，两者的区别主要是，申请人只要对政府信息有需求，就可以提出申请，这里所指的政府信息实际是比较宽泛且带有不确定性的相对具有公共属性的信息；而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是单纯的具有排他性的登记资料，而不是公众信息。基于保障房地产登记资料权利人的需要，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是个人隐私材料，非权利人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能取得。只有特定的权利人、受委托人、公检法等机关才有查阅利用的资格。

现行《档案法》规定了统一的对国有档案、集体档案和私有档案的利用制度。房地产权属登记资料档案查询方面，我国早已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查询、利用制度。政府信息依法移交至档案馆后，由于不再属于政府信息，其公开问题应当适用档案法律、法规。同理，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包括：私房改造、文革献产等，因其时间已超过30年以上，属完全形式下的档案资料。

建设部2007年颁布实施的《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适用于城市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已登记的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的查询”。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房地产权属登记信息，包括原始登记凭证和房地产权属登记机关对房屋权利的记载信息”。

因为《条例》意义上的政府信息还并不是公共档案，《条例》所规制的只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而作为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则是另一回事了，因为，一旦超过较长时间，尤其是历史的房地产权属档案完全可以排除在政府信息属性之外。进一步讲，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不应纳入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范畴。

6.如按照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履行职责的负面效应。尤其作为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信息，它完全具备政府档案的属性，《条例》颁布之前，我市已建立了土地登记资料、房地产权属档案资料查询制度，这些并不因为《条例》的出台而合并或撤销，而实际情况是两种机制并行不悖。一方面我局多年来一直在公开的办事办件窗口，承担和履行着对社会公众开放土地登记资料和房屋产权权属登记资料查阅利用的行政职责。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因为设立了政府信息公开查询窗口而终止了此项查询业务。政府信息查询与业务档案资料查询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另一方面，个别人在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查询层面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拟通过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渠道满足查询需求同样是行不通的。否则的话，将要出现《条例》所列条款，即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情形。

综上，毋庸置疑，房地产权属历史登记资料档案属于“档案”范畴，归属于《档案法》调整的范围，不受《条例》相关规则约束。虽然《条例》中并无“不属于政府信息”作为行政机关拒绝公开理由的直接依据，但《条例》第21条各类答复的前提是“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实际上指向适用范围问题，在其第23条第（二）项明确规定“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二、同一申请人就同一申请内容向具有同一行政职能的上下级机关提出申请问题

1.原文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08]36号，以下简称《意见》）第（十三）项、《天津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2008市政府令第3号，以下简称《规定》）第22条第3款都作出了：“对于同一申请人向同一行政机关就同一内容反复提出公开申请的，行政机关可以不重复答复”的规定。

2.工作实际。实践工作中，我们还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即，同一申请人就同一申请事项分别向具有同样行政职能的上下级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如：在申请人查询土地征用信息时，向区国土分局提出查询申请的同时，又向市局提出查询申请。

3.探索尝试。在市、区两级局行政机关都掌握同一政府信息且同样拥有依职责向申请人提供告知的情况下，可以依据《意见》或《规定》精神，对申请人提出的查询申请，在上下级做好情况沟通的前提下，其中一方可以不予受理（即，选择一方受理即可）。这主要基于《意见》和《规定》中提到的“同一申请人向同一行政机关就同一内容反复提出公开申请”；与工作中遇到的，“同一申请人就同一事项向具有同一职能的行政机关的上下级提出申请”的精神并不相悖。

4.论据分析。以上情况其主要内涵都是固定的申请人、固定的申请事项及两次以上的提出，只不过区别在于，第一个是向同一行政机关提出；第二个是向两个行政机关提出（但前提必须是，具有上下级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如：市国土资源局与区、县国土资源分局之间；市房屋管理局与区、县房屋管理局之间就属这种状况。这样做既减少了行政机关的行政成本和重复操作；也避免了同一申请事项多个部门重复答复，因为沟通协调不畅，容易带来的答复告知内容不统一，从而带来申请人与行政机关的矛盾。

三、把握政策，适当灵活，辩证运用“一事一申请”原则

1.原文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一事一申请”原则，具体表述如下，“为提高工作效率，方便申请人尽快获取所申请公开的信息，对一些要求公开项目较多的申请，受理机关可要求申请人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对申请方式加以调整：即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个政府信息项目”。

2.工作实际。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工作中，确实经常遇到一些申请人一张申请表中要求公开多个政府信息事项，甚至出现一群人集体分别提出多个政府信息事项要求公开的情形。

3.探索尝试。对于办理这样的申请事项，我们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新的尝试。灵活运用“一事一申请”原则，在做到真正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得到申请人的认可和满意。所谓“一事一申请”原则，既“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只对应一项政府信息内容”。而实际情况往往是，申请人面对申请表，填写了多个申请事项，有的事项我们可以帮助梳理归类，在缕清明细后，可以一并予以提供，一份告知书即可。这样既节省了申请人的时间，也节省了我们行政机关各业务部门为查阅提供信息所付出的行政成本。一般情况下，申请人对这种处理结果是满意的。尤其在遇到群体申请并同时提出多个申请事项时，效果更加明显。我们曾经接到过24名群众，集体分别提出查询政府信息申请，而且每个申请人同时提出9个申请事项。如若按照“一事一申请”原则对待，可想而知，24乘9的结果是：216。也就是说，申请人每人要填写9张申请表，我们总共要接受216张申请表，我们的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要分别作出216份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告知书。毋庸讳言，这样的结果，违背了提高工作效率的初衷，一旦出现这种状况，首先是作为申请人的老百姓不满意，其次势必给行政机关带来繁复的劳动，无形中还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

4.论据分析。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贯彻《意见》做好“一事一申请”基础上，还要认真把握实际，辩证地处理好政策规定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的差异和矛盾，用主观能动性积极驾驭纷杂的客观现实，从切实提高工作效率、以人为本的视角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对政策规定不能盲目、机械、教条地去遵循和执行。

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问题 篇4

关键词：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政府责任

1 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从贵州“瓮安事件”到云南“孟连事件”和重庆出租车罢运再到湖北“石首事件”,以社会信任危机为核心问题的一系列社会失稳现象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认真剖析突发公共事件的成因和事态发展过程,总结经验教训,从苗头抓起,注重心态调整和方法到位,“石首案”就能避免重演。

2 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性

2.1 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

从石首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没有及时公布相关信息、资讯是导致该事件恶化的根本原因。若政府在突发事件发生的初期就迅速公布相关信息以及应对方案,一方面能够体现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决心与信心,赢得人们的信任感;另一方面则可以平息公众的情绪与猜测,促使公众积极配合政府及时处理问题,防止事件影响扩大化。

“非典”事件的应对就是另一有力佐证。“非典”在广东首先爆发,但广东省卫生厅在事发后的第四天才向市民报告发病人数、死亡人数、整治措施以及发展态势等情况,虽然能在一定程度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但3天宝贵时间毕竟被白白浪费。“非典”随后在全国蔓延,卫生部新闻办每天下午均对每日疫情进行通报。由于各级政府的信息通畅,公众能够及时了解疫情发展的最新信息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因而人心日渐稳定,政府的公信力也得到了恢复与提升,最终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2.2 政府信息公开是突发事件中防止政府紧急权力滥用的

重要途径

在突发事件发生应急过程中,由于突发事件具有后果严重性以及可能危及公共利益的特殊特征,故政府可以行使较平时更多、更广泛和更具强制性的权力,这种权力的行使,对于有效组织和运用社会资源,及时采取强有力的应急措施,尽快消除危险、度过危机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促进政务公开,能有效地约束政府权力,防止政府紧急权力的滥用,是突发事件中防止政府紧急权力滥用的重要途径。

2.3 政府信息公开是突发事件中提高政府与公众预防与应对效率的重要保障

一方面,突发事件的特殊特征是其在极短的时间内大规模地影响公众利益,带来社会灾难,而社会自身的预防与准备程度以及有效的应对机制将是降低灾害的根本因素之一。社会这种应对机制与很多因素相关,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则是信息的完备程度。另一方面,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可以提高公众对政府执法行为的理解和配合,从而提高应急效率。

3 信息公开是政府的法定责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条文有:第10条“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出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定、命令,应当及时公布”;第44条第2款“责令有关部门、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反映突发事件信息的渠道,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第44条第4款“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并对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第47条“发布突发事件警报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按照有关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第53条“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和应急处置工作的信息”;第63条第2款“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法规定,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二)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或者通报、报送、公布虚假信息,造成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第9条第1、10款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十)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可以看出,该条例明确认为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部分,需重点公布。

4 政府信息公开的对策研究

4.1 政府方面

(1)政府应建立和完善信息情报机构

突发事件中,一个高效、迅捷、统一的信息情报机构是处理好突发事件的前提,没有准确及时的信息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近年来我国信息情报机构建设已经有了较大进展,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的信息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在突发事件中信息传播、管理方面的职责意识,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保持其向决策层提供事件信息的及时、准确,从而真正发挥信息情报机构在突发事件中的作用。

(2)要完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提供相应的法律政策保障

目前我国这一制度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在保障其有效实施的制度方面还有待加强。应设立完备的新闻发布系统,并以法律形式确立其相关部门、人员的地位及其职能范围等,对政府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信息资源管理、信息公开、信息共享、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做出相关规定,保证与相关媒体的有效沟通。

(3)要加强和完善官方网站的建设

政府网站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虽然我国目前有些地方政府比较重视政府网站的建设,但从全国范围看,各级政府网站的建设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因此政府网站的建设一定要经过有关专家的研究和论证,并由专门人员进行管理。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网站应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并做到信息资源的共享,同时要及时更新相关信息,保证公众能及时全面的掌握最新信息。

(4)必须依法行政

几乎所有的突发公共事件,都由民众的利益受损引起。在处理过程中,首先应当依法保护民众的合法利益,打击违法者,尤其是要依法处理有特殊背景的违法者,这样才能安抚民众。与此同时,政府处置突发事件,还必须严格依照《宪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限进行,切忌高高在上,仗势欺民。否则,就可能激化矛盾。

(5)领导干部处置突发事件还必须讲究策略和方法

在处置湘西州非法集资事件中,湖南省委就使用了一招“隔山指挥”的妙招。当时事态紧急,省委主要领导不能只呆在办公室指挥,但如果直接到现场,也可能被一些不法分子作为要挟省委的筹码。在进退维谷之际,省委书记果断决定到湘西州附近的张家界市召开省委常委会进行决策,既巧妙地表达了省委的高度重视,又能避免事件被无限拔高。

4.2 重视媒体喉舌网络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电视、网络、手机、报纸等媒体发展迅速并在政府信息公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在汶川大地震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及时传播真实信息,稳定公众情绪,引导社会舆论,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告以实情,解释实情”这是媒体在应当突发事件时的使命和责任。因此,媒体在政府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其传播功能强、影响力大、影响范围广的优势,将有关信息一一如实的报道给公众,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突发事件应对中的积极作用。

4.3 建立和完善违反政府信息公开的责任追究制度

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实质上是政府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其中一个方面,在此阶段中的所有政府作为,如政府信息公开均需要一个中立的、有权威的机构依照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以及具体规定作出公正的裁决。在现代社会,这一使命只能由独立的司法机关———法院来担当。因此,应该将政府及其有关工作人员违反信息公开责任而导致突发事件的发生以及恶化造成公众利益的损害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严厉的责任追究制度是提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法律意识以及应对能力的重要途径。

当前,我国社会利益矛盾日趋复杂,信任危机已属不争,这些都随时可能引发突发公共事件,处置这些事件的态度和能力,已经成为检验地方当政者政治责任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S

参考文献

[1]肖鹏军,等.公共危机导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李德平.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信息公开问题[J].江西社会科学,2007(5).

[3]杨海坤,章志远.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问题 篇5

关键词 政务微博 信息公开 知情权 网络问政

所谓政府信息公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以及规章授权和委托的组织，在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主动将政府信息向社会公众或依申请而像待定的个人或组织公开的制度。政府信息公开不同于政务公开，虽然两者都强调了政府行为的透明度，但政务公开更多的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公开其行政事务，包括执法依据、执法程序和执法结果，属于政府行政执行制度方面的公开。

一、我国当前政务微博环境下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

政务微博就是有各种政府机构或者官员个人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实信息通过某一微博网站的官方认证而开设的微博平台，其主要内容是以发布和传播与其工作内容相关的涉及公共事务的信息。

根据中国第一份政务微博调查数据，复旦大学发布的《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统计指出，截止2011年3月20日，全国范围内共有实名认证的政府机构微博1708个，政府微博720个，覆盖中国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据统计，官员微博的行政级别分布呈“金字塔”型，县处级官员规模最大。据统计，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共开通政务微博1228个，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注册微博139个。

二、我国基于政务微博的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政务微博的迅猛发展带来了我国电子政府建设的一个质的飞跃，促进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提高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对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杜绝腐败事件的发生也产生了积极效果。尽管我国政府政务微博信息公开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就我国目前状况来说，还存着这一些问题。

1、基于政务微博的政府信息公开缺乏一个职业化的团队。

目前还有许多政府机关并未成立专管政府信息公开、政务微博维护的团队，往往是临时性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构成员组成，甚至有些信息公开机构就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临时设立的。首先，这些临时机构多由主管和其他部门成员组成，由于是临时性的工作，加上平时自己手头负责的事务就比较繁多，对于政府公开的事情根本无暇顾及，也就造成了政务微博信息更新的缓慢、停滞不前，群众信息得不到及时反馈，打击了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工作的群众的积极性。

2、信息公开法制不健全，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不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和广泛推行，收到了地方的积极支持和很好的反响。但其本身还存在着浓厚的政策性，缺乏相应的机制和法律保障，反映到地方上主要表现在形式主义盛行，在行政公开的内容和范围上也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落实未能法制化。

3、政府危机公关中信息公开责任和回应机制贯彻不彻底。

当今社会，人人都有摄像头，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自媒体”。 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公众关切瞬间就会形成舆论场。这种新生舆论场忽视不得，需要充分及时密切的权威声音在场，方能形成良性互动，促进和谐与善治。

三、完善我国微博政务信息公开的措施

政府信息公开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的重要手段。网络传播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平台，政务微博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网络传播的一种，具有着巨大的作用和潜力，如何充分发挥微博政务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作用，值得深入思考和努力探索。针对现今微博政务信息公开中存在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一个专业化、职业化的政府信息公开队伍。

首先，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要深刻意识到政府信息公开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一个重要步骤，政府有公开信息的义务。政府信息公开不是政府施政行为的辅助措施，而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晰信息公开范围，落实微博实名制。

首先，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切实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但其属于行政法规，位阶较低，特别是在与保密法律法规的冲突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其基础上起草和公布《信息公开法》是非常有必要的。其次，条例中关于一些规定比较笼统，行政机构还是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3、建立以人为本的政府信息公开责任和回应机制。

一直以来，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都存在着信心的不对等。政府微博的建立实际上正是为了缩小这种不对等而产生的，就其产生的实际效果而言，政务微博作为信息公开的平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作为信息交流反馈、政府服务的手段所具有的潜力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刘恒，等.政府信息公开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

[2]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中国政务微博研究报告[J].青年记者，2011，（9）：63.

[3]李威.微博问政发展的现实困境和解决途径[J].决策咨询，2012（4）.

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问题 篇6

一、政府信息公开的必然性

从政府建设的趋势而言, 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是顺应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之路。政府信息不仅是政府活动的重要资源, 更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政府信息资源的管理有效利用的前提是政府信息开放和公开。

(一) 政府信息公开能保障公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

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在宪法上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原则, 肯定了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而人民权力的正确行使是以政府信息公开和人民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的知晓为前提的。因此, 政府信息公开反映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在要求。

(二) 政府信息公开能有效地与WTO规则接轨。

WTO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是透明度, 透明度原则转化为国内法, 反映到国内法律当中就是政府信息公开、政策透明的有关规定。我国制定信息公开法, 把政府信息公开活动规制起来, 有利于我国履行透明度的法律义务。

(三) 政府信息公开能有效监督政府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政务信息公开, 要求将政务内容、权力运作过程等向公众公开, 这就给予了人民群众以知情权, 加大了权力行使的透明度, 把权力行使过程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使人民群众能够充分了解政府的计划、工作程序、办事结果、政府内部的工作纪律, 为人民群众进行有效监督提供制度保证。

(四) 政府信息公开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信息资源共享。

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 有助于社会公众通过公开的、公平的、合法的渠道及时获取政府信息并加以利用, 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阻塞, 使政府信息能够适时地转化为社会物质财富。同时, 制定信息公开法还可以促使政府依照法定义务提供其拥有的信息资源, 社会公众可以依据法定权利要求政府提供信息。这将有助于减少和避免信息资源的闲置与浪费, 促使实现资源共享, 满足社会各界对资源的需求。

二、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一) 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从各级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与创新的效果看, 促进了政府依法行政, 拓宽了公民的监督渠道, 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群众的知情权, 树立了政府在公众中的新形象。但是, 由于处于实践初期, 一些配套改革尚未到位, 特别是一些相关的制度缺失, 难免存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 信息公开的广度深度远未达到群众的期望和现代政府的要求。我国80%以上的信息掌握在政府机关, 而且大多处于封闭和闲置状态。原因之一是保密范围过于宽泛, 甚至滥用保密措施, 导致许多信息被永久尘封而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原因之二是信息归属认识错位。很多行政人员认为, 政府信息是政府行政的结果, 政府就有权决定信息公开的范围。原因之三是我国民众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缺失。第二, 信息公开的渠道过窄。政府向社会公开信息有两种方式, 一是政府依职责主动公开, 公开的内容包括政策、法规、规则、程序等。公开的载体包括政府公报、简报、新闻等。这些载体因为范围上的严格限定, 往往存在着很多“盲区”, 有时并不能成为一些群体获取政府信息的方便渠道。二是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3条赋予了公民申请公开相关信息的权利, 但是在一些流程尚未理顺的前提下, 因为受到严格程序、复杂流程、高昂成本等因素的制约, 民众权利实现存在一定的难度。第三, 因为缺乏法律约束, 公开信息也呈现出很多乱象。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未颁布前, 使得许多政府信息要么被政府进行“弹性过滤”, 要么千篇一律, 无法实现其作为公共资源的消费价值。

(二) 政务公开存在的不足。

实际上, 政府信息公开包括广义上和狭义上的公开。从公开的主体上, 广义上的公开不仅包括行政机关的政务公开, 还包括管理公共事务组织所掌握信息的公开。由于我国政府尚处于转型时期, 在建设透明政府的实践中, 往往将信息公开等同于政务公开, 显然在认识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 从公开的内容、时机和程度上因为没有统一规范, 制度化水平不高。从公开的程度上看, 随意性较大;从公开的内容上看, 一些部门公开的内容线条过粗, 甚至是内容陈旧, 有的甚至从部门利益出发, 形式主义严重;从公开的时机上看, 存在着严重的时滞, 一些信息公开因为丧失及时性, 决策利用的价值性已经荡然无存。

2. 电子政务建设中, “重开发, 轻应用;重硬件, 轻软件;重管理, 轻服务”的现象比较普遍。在一些政府网站上, 只介绍政策法规、联络方式等静态信息, 政府新闻发布占据主要地位, 而表格下载、网上申请等为公众带来更多价值的在线服务寥寥无几, 从而形成了“有电子无政务”的尴尬局面。此外, 我国电子政务的建立和运行有着严格的条块分割界限, 因为没有统一的战略规划, 各部门之间相互封闭, 相当一部分已建成的电子政务系统模式不统一, 从而成为一个个“信息孤岛”, 使得各部门之间的各种系统难以兼容, 信息资源难以共享。

三、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的剖析

(一) 法律的缺失和体系的不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之所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相关法律体系的缺失, 使政府公开信息没有得到法律的规制而缺乏规范化。尽管刚刚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信息公开作出规定, 填补了法律空白, 使得政府信息公开有法可依。但是, 无论是从立法技术、内容、法律适用反馈和遵循国际惯例方面都还有很大差距。因而制定更加完备、层级更高的法律应该是健全我国信息公开法律体系的根本之策。另一方面, 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转型, 一些过时的法律法规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和修订也阻碍着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化, 如《保密法》、《档案法》等因为制定时间较早, 一些过时的规定依旧成为一些地方政府信息不公开的“法律依据”。

(二) 观念的滞后。

1. 受到政府信息属于政府所有的错位观念的支配。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信息最终属于民众, 而不是代行权力的政府。因而, 民众作为委托者有权利知道政府究竟做了些什么。

2. 没有意识到信息公开是自觉接受民众监督的表现。人民依照宪法参政议政, 然而发挥监督的前提是政府行政的信息要公开透明, 否则监督无从谈起,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行政缺乏透明进而缺乏监督造成的。

3. 没有意识到公共信息是一种资源, 是企业组织和个人决策信息源。由于政府信息与微观主体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及时、准确、详实、高质量的信息会影响他们的行为, 科学配置信息会增加民众或组织的收益。意识不到信息是一种可消费的资源, 也就无法意识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

(三) 民众对自身权利认知不足, 造就了民众“被动

性服从心理”, 公民表现出的权利意识淡漠, 意识不到权利可以制约权力, 民主可以制约权力。因而, 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不履行义务, 甚至是违规操作, 鲜有来自公众知情权的抵抗和来自民意的压力。

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一) 规范和整合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范围、程序, 配套相关的制度。

1. 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知情权。

只有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知情权才会使得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有一个坚实的理论根据, 才会使得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得以充分展开和实施。

2. 制定一部比较系统而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法》。

从我国国情出发, 顺应世界潮流, 直接制定一部比较系统而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乃是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选择。

3. 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在确定公开的范围时, 应以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 即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的以外, 其余一般均应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大小决定了信息公开的程度。因此, 应当明确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使公众确实的了解哪些信息资源是可以依法获得的。

4. 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

政府信息的公开应当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公开的方式应以最大限度地方便公众获取政府信息为出发点。公众了解和获取政府信息的方法和程序应尽量详尽, 以方便公众及时获取信息为原则。任何公民均可依法向有关机构要求查阅、复印信息。

5. 政府应当公开信息而未公开的法律后果。

应当明确规定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信息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以及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人在政府机关拒不提供信息或不完全提供而侵犯了自己的知情权时, 可以采取的法律救济途径。

(二) 制定和完善其他相关法律制度, 以保障信息公开法律实现

首先, 修订《保密法》及其相关配套法规。《保密法》的修改首先应当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合理界定国家秘密的范围, 大幅度缩减保密范围。二是应当建立规范定密, 科学解密的相关制度。由于定密制度不完善等原因, 导致国家秘密偏多、密级偏高的问题长期存在。因此, 要完善定密监督程序, 做到依法行使定密权, 应明确规定解密的权限和程序, 强化解密活动的监督制约。切实改变目前实践中只定密, 不解密, 甚至国家秘密“终身制”的现象。

其次, 修改《档案法》。政府信息实际上分为档案和非档案文件, 档案由《档案法》调整, 要受到30年期限的限制;非档案文件尚无任何法律调整, 因而无法对其进行规范管理。这样一来, 档案法实际上限制了档案类政府信息向公众开放。同一个政府信息, 一旦归入档案类, 则要受三十年期限的限制;如果不归档, 则因尚无法律调整虽有公开的可能, 但公开的内容可能会无迹可查。

最后, 加快制定我国的《隐私权法》立法。信息公开法的个人信息例外只是对个人信息披露的保护。在我国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发展的过程中, 必须认识到个人数据保护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 并加快数据保护法的立法工作, 保护个人隐私, 促进个人信息的流动。其内容应包括个人信息保护, 电子监控, 新闻出版, 行政机关公务行为等方面的隐私权保护。隐私权法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建设的一部分, 对世界各国的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顺利实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问题 篇7

一、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制度的法律现状和问题

(一) 我国突发事件政府信息公开现状。

2003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颁布, 标志着我国进入应急法制全面建设的阶段[1]。2008年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从立法的角度强调了公民从政府获取突发事件相关信息的权利。我国突发事件政府信息公开相关立法主要由两大内容构成:一是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核心的信息公开立法中的相关内容;二是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核心的应急立法中的相关内容。

(二) 政府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制度存在问题。

1. 缺乏系统的法律制度。

《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要求的信息公开的范围有限, 仅有政府的命令、决定和危险区源头和区域, 难以到达民众对突发事件的知情权。同时许多规定、条例内容抽象, 可操作性差, 并且难为社会公众所理解, 使法律适用变得困难。行政机关在没有具体的细则可供执行的情况下, 会超过自由裁量空间而行, 同时相关问责机制不健全, 行政行为的控制更加困难。

2. 欠缺有效的执行机关。

现代政府普遍采取建立常设型的专门性突发事件管理机构的做法, 该突发事件信息管理机构主要针对政府内部各部门的信息机构和地方政府的信息机构进行协调, 整合各方信息资源, 通过来自广泛渠道的信息获取及整理形成一个成熟的应急管理体系, 系统内的各信息管理分支即可按部就班地发挥各自作用。今天, 中国仅仅是由国务院负责统领对全国各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实施协调, 而缺乏一个统一应对管理突发事件信息公开的常设性机构。

3. 僵化的传统信息公开方式。

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单一, 存在严重的信息不作为情况。政府主导整个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过程, 其了解的信息量最准确、最多、最迅速、最全面, 基于政府对突发事件信息的垄断, 其往往过于考虑自身利益, 有选择地公开信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有违民众的知情权。此外, 我国沿用传统的单向模式, 即垂直信息传播模式, 无论是哪一级政府信息, 都需要通过繁琐的中间程序, 正因如此就会出现信息层层掩盖, 不断缩水的情形。

二、我国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完善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不仅将有利于提高反应效率, 避免谣言传播, 防止滥用紧急权力, 也能高效应对危机, 所以我们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一) 加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

1. 明确政府信息公开宪法依据。

对突发事件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的一般讨论有很多问题, 如何使这些法律更适合于突发事件应急, 发展相关法律解释和具体的实施细则应是其完善重点, 如此便能增强法律适用。考虑到宪法修改本身的属性不能在这个阶段完成, 可通过宪法解释来完成知情权入宪。通过写入宪法确定民众对突发事件的知情权, 在法理上有了有效的保证, 可以促进其在所有部门法中明确建立突发事件知情权的细则, 从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5]。

2. 充实完善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内容。

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是法律规政府必须履行的义务, 是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 政府必须全面公开相关信息。科学健全的法律制度, 信息披露十分必要, 它在为政府履行其职责的前提下, 为规范各类突发事件的政府信息公开通过立法建立了一套全面, 系统的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从具体建设过程来看, 首先需要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法》等法律, 从立法的角度保障公众的权利, 同时明确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二) 完善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幵管理机制。

1. 设置专门突发事件信息公开管理机构。

为更快捷、全面地公开突发事件的信息, 需要建立专门的信息公开机构。具体而言, 事前预警需要平时快速准确地收集和分析网络舆情, 发现潜伏的危害并分析报告, 做出事前预警, 尽力防止事故爆发;事件爆发时负责建立清晰直接的沟通渠道, 利用各种科技, 对公众及时准确地反馈, 有力控制事件进展;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进行持续的信息公开, 同时公开事件的应对措施、解决困难、造成损失等各方面信息;事件解决后, 分析时间原因, 总结经验教训。

2. 建立与公众和媒体的良性互动。

媒体作为信息公开的媒介, 在整个信息传递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所以政府同媒体需要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保证信息的快速、全面传播, 使得广大民众及时了解相关信息。除了政府向公众提供的各种信息, 新闻媒体帮助宣传政府的政策和快速传播事实真相, 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最主要通道。

(三) 灵活转变信息公开方式。

1. 完善政府发言人制度。

发生突发事件, 出现各种媒体报道, 均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和见解, 而这些内容和结论不尽相同, 公众不免对事件真相困惑不已, 议论纷纷。政府的新闻发布会最为权威, 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可以有效保证信息公开的准确性, 避免群众对事件信息的误读和媒体对信息传播造成的误导。

2. 妥善利用网络新媒体。

当今科技进步日新月异, 飞速发展, 新媒体的发展已成为信息公开的有力途径之一, 新媒体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日益突出。但这些新兴媒体是一把双刃剑。积极方面在于信息传递更为自由、传播的内容也更为随意, 比如微信、微博等诸多方式, 多种多样的新媒体, 也保证了信息的传播、共享。其所产生的“草根记者”在表达舆论监督政府的行动等社会丑恶现象等方面起到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三、结语

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是解决事件的关键, 高效的信息公开制度可以大幅提高对危机事件的解决能力, 目前我国在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有缺乏系统的法律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意识匮乏, 信息公开方式僵化, 缺乏统一的管理和协调机构, 政府和公众媒体间缺乏良性互动, 监督和问责机制不健全和公众权利保护意识缺乏等。认清这些原因, 建设服务型政府, 转变政府形象的号召已经越来越有行动力, 政府和媒体, 公众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三者良性互动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突发事件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发展, 对及时妥善解决各种突发事件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们相信, 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通过共同努力, 不断探索和完善, 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将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

摘要：在飞速发展的时代, 信息传播的速度日益加快, 传播途径多元化, 政府主导的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制度, 已经成为民众了解突发事件信息的重要途径。当今社会, 事故往往更加复杂和多样化, 在面对危机时, 政府信息公开又更加困难, 现有的信息公开相关法律制度的方式已经难以化解危机。在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 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相关制度出现很多不足, 这些缺陷极大影响了我国处理突发事件的进程和结果。

关键词：突发事件,政府信息公开,知情权,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 .卓立筑.危机管理一新形势下公共危机预防与处理对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1

[2] .首都科学决策研究会.领导决策信息之2012年中国政务舆情报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3

[3] .贺文发等.突发事件与信息公开[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0

[4] .龙力莉.突发公共事件中媒体应对和舆论应对案例与启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5] .黄毅峰.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思考[J].求实, 2010

[6] .丁文喜.突发事件应对与公共危机管理[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问题 篇8

一、甘井子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

1. 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公开渠道尚需完善与畅通。

自信息公开工作开展以来, 甘井子区按照市政府的工作部署, 并严格遵守《条例》《辽宁省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及《大连市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规定》等法规规范, 同时还制定了《甘井子区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和《甘井子区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实施细则》。但甘井子区政府尚未制定一套包括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程序、指导各基层单位工作开展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在内的, 符合甘井子区区情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管理的一系列工作办法。一方面区政府各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还多停留在传统方式, 由此导致公众获得政府信息的渠道变窄、及时性不强、公开时间过短;另一方面, 相当一部分公众受传统理念的影响, 通过这些渠道获取的信息时效性不高, 利用价值不大, 多是在被动地接受政府信息传播。

2. 政府信息公开信息范围不明确, 信息资源缺乏有效整合。

《条例》虽然已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进行了明确规范, 但规范的较为宽泛, 缺乏具有具体执行意义的明确具体内容。此外, 由于甘井子区地域广泛且城乡区域全覆盖, 其所管理的政府信息繁多且冗杂, 传统的手工处理方式显然己经不能满足高效政府工作的要求, 必须采用更为科学的信息管理方式。

3. 监督和救济制度执行不到位, 缺乏公众监督反馈机制。

虽然甘井子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建立了以工作考核、工作年度报告、行政复议等多重内部监督保障机制, 但上述项目的约束力并未得到有效的实施。此外, 外部监督更是缺乏有效的监督载体。使得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与约束, 严重影响该项工作的社会效果。

二、促进甘井子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发展的对策

1. 发展和强化公众获取政府信息公开渠道。

首先, 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公开优势。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转速度;充分利用好电子政务平台, 扩大公交站电子终端、公交移动等公共场所设立便民服务终端机等;加强图书馆、档案馆的开放, 满足公众对不同时期的信息公开诉求;加强对甘井子区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的机构配置;最后还要加强电话热线的设置。

其次, 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应培养和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新闻发言人队伍, 确保新闻发言人的专业性, 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判断准确, 及时准确地发布政府信息。

再次, 深入强化政府信息公开查阅点建设。不断扩大信息查阅点的覆盖范围, 及时公布辖区内的重要政府信息, 加强社区公共信息查阅点、基层信息便民服务站等示范点建设。

2. 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相应机制。

首先, 推进政府信息资源共享整合建设并完善政府信息审查制度。有效整合政府信息资源, 消除“信息孤岛”, 逐步形成统一的政府信息数据库;完善行政机关内部的信息公开协作机制, 推动各单位之间信息公开工作联络机制常态化建设;加强甘井子区行政服务中心作为业务主管部门的工作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力度, 促进政府上下级之间、政府部门之间信息的互联互通;探索开展建设政府信息数据交换中心。应安排专职人员对政府信息进行审查;建立完善的审查考评制度。

其次, 建立信息反馈和存档制度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应最大限度的满足公众对政府信息的基本需求;要加强信息反馈机制各环节和渠道的建设, 不断拓展信息反馈途径。要加强全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办公设备、车辆等的物质基础保障;加大对譬如信息查阅点建设、公告栏、电子信息屏、网络信息平台、咨询热线等信息公开载体或平台等信息公开渠道的建设。

3.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监督及救济机制。

首先, 健全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机制。强化内部监督, 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外部监督, 弥补制度性监督缺位。其次, 加强运用行政救济手段保障信息公开。要在严格遵守相关行政复议制度的基础上, 深入探索总结经验, 形成一整套契合信息公开复议案件特点的案件审查方式, 严格规范纠正各单位的不规范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绝不包庇纵容。

参考文献

[1]贾淑贤.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 2009.

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问题 篇9

将于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的第三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这条规定表明, 《条例》实际上将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分成两种类型:其一是狭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即政府依其职权主动或依相对人的申请而予以公布相关政府信息的行为;其二是与狭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相对应的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这种意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本相同, 它包括一系列行为, 如编制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及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的行为、制作政府信息的行为、保密审查行为、受理相对人申请的行为、狭义之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等等。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在本条例中被表述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以下就条例的第三十三条规定从规范的层面展开分析。

1990年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 明确规定, 法院一般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因此, 判定欲诉之行为是否构成具体行政行为则显得十分重要。尽管目前学界对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方式展开了批判——“对行政行为分类火力最猛烈的批评, 集中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1], 但是, 这种划分方式在我国缘来以久, 取消这种分类方式与目前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叶必丰教授认为:“这种具有支配性或框架性作用的分类, 所揭示的是分类对象的本质属性, 足以从根本上将分类对象作出区分, 从而为分类对象建立理论模型乃至整个学科体系的形成奠定逻辑前提。我国行政法学上关于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 就是一种具有上述意义或作用的分类。”[2]张树义教授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之间的区分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点:1.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有授权法的依据, 法律法规赋予其何种职权;2.行政行为所经过的程序;3, 行为最终的结果。”[3]《行政诉讼法》对具体行政行为未作详细界定, 而是在受案范围一章对具体行政行为采取列举的方式作出了一个规定。该法将抽象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了一个界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 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就特定的具体事项, 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抽象行政行为重新作了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 (二) 项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目前学界将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标准归纳为: (1) 适用范围。如果行为的适用范围是“针对不特定对象”, 则该行为可能是抽象行政行为;反之, 如果行为的适用范围是“针对特定对象”, 则该行为属具体行政行为。 (2) 适用时间。如果某行政行为可“反复适用”, 则该行为属抽象行政行为;反之, 如不可“反复适用”, 则属具体行政行为。 (3) 适用范围和适用时间是必须同时满足的要求, 满足其一不足以判定行为之属性。司法实践中即采取此标准对个案中涉及的行政行为的属性进行判断。

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标准存在争议是客观的现象, 学理上的探讨无疑也是推动判断标准进一步细致、全面化的极大动力, 但在司法实践领域, 只能依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判断。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可以判断: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当属具体行政行为无疑:第一, 公开政府信息行为是政府之行为, 且可能直接影响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因而属于行政行为之范畴。第二, 此类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不特定人, 一是特定人, 当行为所针对的对象为特定人时, 则满足判断标准的第一项要求。第三, 某一具体之公开行为, 随其完成而宣告结束, 此后纵是再次公开与前次所公开完全相同的信息, 也应是另一行为, 后次行为之效力应依后次行为所确定。因此, 依据目前司法实践中处理个案时采取的判断标准, 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应属具体行政行为。

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行政行为体系分析

进一步剖析《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可以发现, 该规定所言之在政府信息领域可提起行政诉讼之具体行政行为实际上并不只是狭义上的信息公开行为。其他行为如制作信息的行为、保密审查的行为等等, 如果满足相关条件, 也当然在可提起行政诉讼之范围内。因此, 该规定所表述的“工作”, 既是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 同时也是由多个行为组成的行为体系。

工作与行为是两个不同的、但又联系密切的概念。如果从行为的角度分析工作, 则工作毫无疑问是由一系列行为完成的, 因此就这个角度而言, 行为是组成工作的基本因素。一项工作不是不同行为的简单连续和组合, 而是各个行为的有序、有机组合。分析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内含着诸多行为, 其中的每个行为都可以抽离出来并且能够构成一项独立的行为, 这些行为从不同的角度可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既可以是内部行政行为, 也可以是外部行政行为;既可以是羁束行政行为, 也可以是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既可以是抽象行政行为, 也可以是具体行政行为。所有这些行为构成一个行为体系。第二, 正因为如此, 就整部《条例》而言, 在宽泛意义上, 其所针对者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也就是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说的广义上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而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则明显是针对狭义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以及其他可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第三, 在政府公开工作中存在的各类行为, 均以狭义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为核心;但其他行为可能因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作为一个独立的可诉具体行政行为接受司法审查。

狭义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构成一项具体行政行为, 它和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一样, 是由行政主体依其职权实施的、并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着直接的影响。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隐含了——扩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可对之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的范围这一强烈的信息。该规定表明,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所有行为只要满足两个条件, 即可对之提起行政诉讼:一是该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二是该行为侵犯了相对人的包括知情权在内的合法权益。综观整部条例, 其并未以正面列举的方式或反面限制的方式对合法权益作出具体规定, 立法旨趣与《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文件大相径庭。

三、侵犯“知情权”时的可诉性问题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针对违法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从不同的角度规定了不同的救济途径, 行政诉讼只是其中之一。除《条例》第三十三条外, 在该条例的第四章, 对其他救济途径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些救济途径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 (1) 行政系统内部救济途径, 包括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的监督检查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制度;责令改正制度;行政处分制度;行政复议制度。 (2) 行政系统外部的救济途径, 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举报及提起行政诉讼。就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而言, 主流观点认为, 《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法院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合理审查作为例外存在) , 并只在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 或者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时, 相对人才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是, 如果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仅仅侵犯了构成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法理基础中的“知情权”时, [4]行政相对人能否对此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众所周知, 《行政诉讼法》对受案范围采取的是概括式和列举式并行的方式。该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十一条列举了可提起行政诉讼的八种具体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将侵犯相邻权或公平竞争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等也纳入受案范围。综合分析以上条款, 笔者认为, 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侵犯相对人知情权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可诉之具体行政行为。理由如下:

第一, 《行政诉讼法》第二条采用的是“合法权益”这一措辞, 而“合法权益”显然不仅仅指人身权和财产权, 它还包括其他类型的权利和利益。从这一措辞可以看出《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初衷并不是要将人身权和财产权以外的合法权利和合法利益排除在行政诉讼范围之外。退一步说, 假如《行政诉讼法》本欲将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其他合法权益排除在外, 则将“合法权益”修改为“人身权和财产权”显然更为精确, 且对当事人和法院等各方诉讼参加人至少在起诉与不起诉、受理与不受理之间作出选择更为方便, 从而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

第二,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列举了法院的受案范围, 但这一条只构成对第二条的补充, 而非限制。这即是说在第十一条所列举之外的其他情况并非被一概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为什么这么说?其一, 第十一条的第一款详细列举了八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但在该条第二款又作了补充规定:除前款规定外, 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这一补充规定的立法价值和作用在于为受案范围留下余地, 同时也表明了《行政诉讼法》并非要将可诉之行为局限于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其二, 在所列举的八种情况之中, 其中侵犯经营自主权、行政机关拒绝颁发许可证或执照或者不予答复以及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情况, 行政行为所侵犯的合法权益显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其三, 第一款的第 (八) 项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此项规定是支持只限于对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可提起行政诉讼的观点的最有力论据。但结合以上两点分析, 笔者认为第 (八) 项规定不是对前七项规定的总结或限制, “其他”修饰的仅仅是前七项中属于“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情形, 立法仅表明未将其他侵犯人身权及财产权的情形完全列举在内;换言之, 立法本身就承认对侵犯的非属于人身权及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能是可诉的。至于其他侵犯“合法权益”是否可提起行政诉讼, 则须结合总则第二条的规定以及除《行政诉讼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因此, 它仅仅表明: (1) 在前七项中所列举的其中几项涉及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 (注意:这七项只有一部分属于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情况, 上文已有相关论述) 的情况之外的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当然可提起行政诉讼; (2) 亦可这样说, 只要是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则此类情况之可诉性无其他任何限制条件, 毫无例外地在受案范围之内; (3) 与 (2) 对应的情况是,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之外的其他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有其他限制条件。

第三, 作为以上两点理由的补充。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来看, 也可说明, 从作为统一适用法律的司法机关的理解看来, 《行政诉讼法》的意图并不是要将可诉行为限定于侵犯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显然, 相邻权和公平竞争权可能涉及到人身权和财产权, 但却很难将其认定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一种。

第四, 国务院制定《条例》的根本理论基础是不言而喻的[5]: (1) 人民主权理论。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享有者, 是国家的主人, 人民当然有权知道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政府的绝大多数信息。 (2) 知情权。肯特·库柏说:“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 在一个国家乃至世界上便无政治自由可言。[6]知情权的根源仍在于人民主权理论, 它构成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一个最基本的立法理念, 可以说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和出台, 已经确认我国公民享有知情权这一项权利, 在这之前, 知情权仅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领域得到确认。一部法律法规所保护的是很难与该部立法的理论基础相吻合。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行文看, 此部法规已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知情权的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里面。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域的行政诉讼制度, 这与《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顺利衔接在一起。这一规定表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由一系列行为构成的一个行为体系;政府信息公开领域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知情权的情形依法可作为行政诉讼案件予以审理。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知情权

参考文献

[1][2]叶必丰.行政行为的分类:概念重构抑或正本清源.政法论坛.2005.5.

[3]张树义.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中国法学.1993.1.此文也阐述了其他关于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划分标准的观点.

[4]王名扬:.美国行政法 (下)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5.945.

[5]张明杰.开放的政府——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76—93.

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问题 篇10

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档案开放档案审查工作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及其社会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加快档案开放范围与进程的呼声日渐高涨。除了呼吁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以外，如何在理念和操作等层面上，实现上述两项工作的有效衔接，正成为档案界讨论的热点。

一、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档案开放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档案开放工作的法律依据及标准的可操作性不强

1.对档案开放范围及时限等内容作出相关规定的主要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及《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等法律法规。在实践操作中，上述法律法规存在解释随意性较大的问题。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条和《各级国家档案馆开放档案办法》第二条，均将提前开放档案的范围限定为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时限则分别为“少于30年”“随时”和“可提前”（具体条款从略）。相较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更为直接和具体，该条例除了规定“须依法主动公开”“应重点主动公开”和“可由民众申请获取”三类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以外，其第九条至第十二条分别较为详细地列出了“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须依法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以及“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应重点主动公开”的内容。

2.目前，档案开放审查工作确定档案是否可以向社会开放依据的主要标准是《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其第七条规定：“各级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形成的历史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满30年的已解密的档案和未定密级的其他档案，凡涉及下列内容的应当控制使用”，但其所列举的涉及我党和国家重大问题、重大政治事件尚未作出结论的；涉及国内行政区域之间的边界问题，对社会开放后可能激发边界纠纷、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团结的、涉及准确记载风俗民情，对社会开放后可能资敌军事、经济战略，或损害民族形象等20类档案，在表述上都较为笼统。特别是其中“涉及公民隐私的，对社会开放会损害公民声誉和权益的档案”应当限制使用这一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工作人员即使在查阅《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个人隐私”的解释后，仍无法准确界定哪些档案信息是属于公民个人隐私的。

（二）档案开放工作的主体有待进一步拓展

在档案开放工作的主体上，我国档案开放工作只能由各级国家档案馆针对已移交进馆的档案开展，而保存大量政府信息和档案资源的机关档案室的地位却一再被忽视，并没有被赋予开展档案开放工作的职责。在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一方面，各单位承担着政府信息是否可以向社会公开的判定工作，机关档案室还承担着向社会提供档案利用的工作。事实上，无论是政府信息是否公开的判定，还是档案信息是否可以向社会提供利用的判定，其工作性质已经属于或部分属于档案开放审查工作的范畴，档案开放工作的义务主体实际上已延伸至各单位，特别是机关档案室。另一方面，档案形成单位更熟悉本单位的情况，更了解政府信息或档案的内容，在判定档案是否开放方面更具有权威性。因此，有必要在法律法规中赋予机关档案室档案开放义务主体的地位，并对其法定权限、工作职责与内容作出明确的规定。

（三）档案开放审查与档案利用工作客体单位存在偏差

国外较早按件为单位进行开放审查，而国内的审开放审查普遍按卷为单位进行。虽然档案开放从属于档案利用工作，但是档案开放审查工作的客体实际上与档案利用环节中的客体单位存在较大差异。换句话说，档案开放鉴定工作是按卷或件为基本单位开展的，而档案利用工作则多按件或文件内的部分信息为基本单位进行的。以地市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利用最多的婚姻登记、用工、知青档案为例，除少数情况以外，基本上仅利用与利用者相关的一份或数份档案信息，而非某卷或某件档案的全部。例如：婚姻登记档案仅需提供婚姻登记审批表、登记人双方单位介绍信，婚姻登记档案中的体检证明、户口本、身份证等其他信息页无需提供。对于用工、知青档案来说，利用者仅需涉及本人的相关信息，而该信息仅为一批次用工或插队档案中的某一页或某一条。而在归档立卷时，则大多是将一个单位一批招工人员名册或一个乡一批的插队人员名册组成一份文件。由此可见，目前按卷或件为单位进行档案开放审查工作，其审查的档案单位大于档案利用中利用者所需的档案信息需求单位，其结果必然导致部分档案信息被“无辜”置于控制使用的范围之外。

二、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档案开放工作的几点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建议，档案开放工作应确立“依法开展、以人为本、分期审查、注重低龄、工作融合”的指导思想，积极适应新形势，面对新问题，在法律法规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档案信息需求，进一步挖掘档案价值，发挥档案功能。具体如下：

（一）修订完善档案开放工作的法律依据与标准

1.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工作标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立法思想和基本原则为指导，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涉及档案开放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有机结合，由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适合本地区档案开放工作需求的《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规定》的实施细则。在此基础上，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规定》（以下简称8号令），尽可能详细地列出各类区分控制使用和开放（含提前开放）的标准。同时，对各标准作出详细解释并配以适当范例，以便增强档案开放审查工作的实操性。

2.实行档案开放审查标准备案制。由档案形成单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区、本系统职能、工作性质和特点，制定与本地区、本系统实际相符的档案开放标准。可以借鉴8号令实施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由档案形成单位或其主管部门制定完善、详尽的本地区、本系统档案开放审查标准，并报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各档案馆在汇总上述单位审查标准的基础上，制定完善本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开放审查标准。

（二）明确档案开放工作的主体地位，实施档案开放分阶段审查

如前所述，机关档案室在提供档案利用方面比国家档案馆更有优势和说服力，与其要求国家档案馆在档案室移交档案后花大力气对档案进行开放鉴定，不如直接赋予机关档案室开放档案提供社会利用的权限，即进一步规范档案开放的义务主体，赋予档案室档案开放义务主体的地位，并对其法定权限、工作职责与内容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

同时，笔者建议档案开放审查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档案形成过渡期的开放审查，即政府信息尚未归档，属于归入机关档案室集中保管前的阶段。该文件的政府信息公开属性由政府信息公开承办人员完成，政府信息公开承办人员经审查确定某份文件属于主动公开的性质，实际上赋予了该份文件在归档后属于应向社会开放的属性，也就是完成了该份文件归档后开放与否的审查工作。第二阶段为档案室室藏期的开放审查，即文件材料归档后尚未向档案馆移交，在机关档案室保存的阶段。较具代表性的是地方各区县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上述单位保管的用工档案和婚姻登记档案，由于直接涉及公众切身利益，其利用相当频繁。从这个角度而言，机关档案室工作人员对是否提供利用的判定实际上也就是对档案开放与否的审查，理应将其列入档案开放层级之中。第三阶段为档案馆藏期的开放审查，即为正在开展的档案馆对馆藏档案的开放审查，包括馆藏档案“封闭期”已满的正常开放和提前开放两项工作。

（三）做好开放审查与提供利用的有效衔接

一是优化档案开放审查方式。缩小档案开放审查客体（对象）单元，实行按件甚至以文件记载信息为单元开展档案开放审查工作，这样可以从工作方法上杜绝传统审查方法因某份文件或某份文件中记载的部分信息内容需控制使用，而最终导致案卷或文件整体不能向社会开放现象的发生。二是强化档案开放审查技术手段。借鉴国外档案部门及我国外交部档案馆所采用图像遮盖法等技术手段，遮盖文件中不适合开放的部分信息，在保证遮盖部分信息安全的情况下，开放该份文件供利用者使用，以满足社会公众对档案的需求。

*本文为北京市档案局项目“政府信息公开环境下档案开放工作研究”（项目编号：201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舒任颖.中外档案开放利用中的法律问题之比较研究[D].湘潭大学，2007.

[2]谭建月.档案开放范围的法律规定与实际操作的偏差研究[D].浙江大学，2009年.

[3]孙娇.实施开放档案鉴定工作细节研究[J].民营科技，2011（3）：111-112.

[4]匡定发，吴文革.论政府信息公开与档案开放的共性与差异[J].档案学通讯，2009（3）：22-25.

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问题 篇11

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状况

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是促使公众对政府活动的了解, 它通过政府管理表现形式的公开性, 将国家政治权力的公开、公正、透明、规范行使和公民政治参与权、知情权的实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即通过制度正义和程序正义, 将“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相结合, 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然而, 由于长期受到“刑不可知, 则威”和“官本位”等封建传统的影响, 许多官员们早已把政府信息看成是权力附属品, 甚至直接就是某种权力, 把“提供政府信息给老百姓”看作了一种“赏赐”, 而并非他们的义务。因此, 一直到本世纪初,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一直举步维艰, 受到了方方面面的阻碍, 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本世纪初相继发生的一系列突发性事件。从1998年的“特大洪水”到2003年的“非典事件”, 再到2008年的“特大雪灾”, 让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上都看到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开始, 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系列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法规相继出台。2003年1月1日, 《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正式开始实施, 广州成为全国第一个对政府信息公开进行立法的城市[2]。2004年2月, 深圳开始实行《深圳市政府信息网上公开办法》, 成为全国第一个网上公开政府信息的城市。2004年4月, 广东佛山市现行文件查询中心宣布开通, 这是中国首个开通的政府现行文件查询网站。2004年5月1日, 上海市政府公布的《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开始施行。2004年9月, 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依法行政信息公开工作的意见》。在此前后, 杭州、成都、武汉、重庆、南京、宁波等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相关法规。

更让全国人民瞩目的是, 2004年6月, 被列入国务院立法规划之中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草案起草完成, 进入了审议阶段。2007年1月17日, 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正式通过。同年4月24日, 温家宝总理签署了第492号国务院令予以公布, 并于2008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该《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也是我国信息立法中的一个里程碑, 为公民的信息获取权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保障公民信息获取权

1. 改变政府机构信息公开的“权力意识”, 实现公民的信息获取权。

政府信息又称为公共信息, 是指政府机关或其授权、委托的组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产生、收集、整理、传输、发布、使用、储存和清理的所有信息。政府信息除涉及国家安全的信息以外, 都应该最大限度地公开。然而, 政府和公民个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是相当严重的。由于政府是最主要的信息生产者、使用者和发布者, 使得80%的社会信息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3]。由于各种利益因素, 这些信息资源往往被封锁在政府部门内, 广大老百姓很难得到。况且, 我们的行政机关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封闭状态, 封锁信息、阻碍信息公开甚至已经了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对他们来说, “信息的垄断意味着权力的垄断, 信息共享常常意味着一些权力的丧失, 随之失去的是权力带来的租金或‘灰色收入’”[4]。这就使得许多政府官员都把政府信息公开看作了一种权力, 把“提供政府信息给老百姓”看作了一种“赏赐”, 而不是他们的义务。因此, 必须大力改变政府官员们的信息公开“权力意识”, 把为老百姓提供政府信息当成是他们的应尽职责。只有这样, 老百姓才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他们的信息获取权才能够实现。

2. 建立规范化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切实保障公民信息获取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条就明确规定,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促进依法行政, 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制定本条例。这说明该条例的首要宗旨就是保护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力, 该条款也因此是公民信息获取权的法律依据, 为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开了一个好头。

为了公民能及时、准确地获取政府信息, 该《条例》在设定具体制度时充分考虑不同社会群体平等获取政府信息的需求, 要求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 采用多种方式公开政府信息。例如, 第6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 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第7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行政机关发布政府信息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 应当与有关行政机关进行沟通、确认, 保证行政机关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此外, 第15条—28条还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和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该《条例》初步建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但还不完善, 如法规的效力层次不够, 若与《保密法》相冲突时, 其制度则形同虚设。因此, 立法机关应考虑设立更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使得公民的信息获取权得到更好的保护。

3.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监督保障机制, 加强公民信息获取保障权。

要想公民的信息获取权得到充分有效的保障, 必须建立切实有效的政府信息公开监督及保障机制。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信息公开实践已多次表明, 如果没有完善的监督保障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就很难真正施行, 公民的信息获取权也就不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就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监督保障制度作了一些规定, 如第33条规定:“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收到举报的机关应当予以调查处理。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5]该条款也为保障公民的信息获取权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 以上监督保障机制还不完善, 主要存在“法规层次较低”[6]和“决定过程缺乏公众参与”两大缺陷。由此, 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两大措施:第一, 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法规层次, 考虑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这样, 才不会出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它的上位法《保密法》相冲突时的难堪局面。第二, 引入信息公开听证制度。缺乏公众参与的处罚结果之公信力是不够的。而如果在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过程中, 通过实行听证制度, 给信息公开利益相关人陈述、申辩的机会和权利, 既能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责任意识, 又有利于政府机关与利益相关人的沟通, 确保决定结果的公信力。

综上所述, 通过近几年的发展,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法制建设虽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公民的信息获取权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缺陷。社会各界应继续努力, 积极献言献策, 让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更加完善。只有这样, 政府所拥有的庞大信息资源面向公众的机会才会越来越多, 公民的信息获取权才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他们获得的信息也将因此会越来越多, 并会极大改善政府和公民个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 最终促进社会的信息公平和社会和谐。

摘要：本文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公民信息获取权的影响及完善措施均进行了论述, 以期能更好保护公民信息获取权, 改善政府和公民个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 促进社会的信息公平。

关键词：政府信息,信息公开,信息获取权

参考文献

[1]章剑生.知情权及其保障[J].中国法学, 2008 (4) .

[2]汪俊英.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成就、问题及对策[J].中州学刊.2009 (1) .

[3]张新民.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发展与展望[J].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8 (6) .

[4]王芳.阳光下的政府[M].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