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公开信息（精选4篇）
未公开信息 篇1
摘要：随着民众法治意识的增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案件逐年增多。该类型案件因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成为行政复议工作的难点。本文从案件办理角度,剖析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多发的原因,引导行政机关重视信息公开工作。
关键词：政府信息,第三方,答复,公开
一、基本案情
2015年2月,申请人厉某向被申请人某县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书面公开县国土资源局与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中涉及的“县政府会议纪要”。2月28日,被申请人向市政工程公司发出《政府信息公开第三方意见征询函》,以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会议纪要涉及该公司部分存量土地储备事宜,征询公司对该信息公开事项的意见。该《政府信息公开第三方意见征询函》并未明确征询意见的期限。2015年5月,申请人以被申请人不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为由,向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二、焦点问题评析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第三方未对政府信息公开征求意见作出回复,行政机关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如何处理?
一种意见认为:行政机关未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明确答复的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应当责令履行相关职责。一种意见认为:行政机关在等待第三方作出明确答复的期间,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程序的中断,不属于行政不作为。
在复议审理中,复议机关最终采纳了第二种意见,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一)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办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期限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期限内。该规定并未明确征求第三方意见的期限。本案中,截至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之日,由于第三方市政工程公司未提交是否同意公开的书面意见,被申请人不能确定第三方是否同意公开。因此,在第三方提交明确的是否同意公开的书面意见之前,被申请人无法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明确的答复,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仍处于被申请人的办理程序中。
(二)按照《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的有关规定,决定不予公开不利于保护申请人的知情权
按照《山东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一条“须经权利人同意公开的,权利人对是否同意公开的意见征询未向行政机关作答复的,视为不同意公开”的规定,行政机关可以答复申请人:因第三方不同意公开,决定不予公开。但是,《办法》同样没有征求第三方意见的期限规定。行政机关对于该条规定存在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若依据该规定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不予公开,对申请人的知情权易造成损害。
三、办案体会
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复议案件,因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成为复议工作的难点,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此类案件将会逐年增多。各级各部门应高度重视,依法保护好公民合法权益;同时,要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使公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权得到合法、有序的法律救济,更好的化解行政纠纷。
(一)行政机关要重视信息公开工作
政府信息公开,是法治社会公权力行使的法定要求,也是政府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依法实施政府信息公开,使公众了解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才能得到有效地行使和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既是履行法定职责,又是直接为群众服务,因此,行政机关既要抓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领域的各类政府信息公开,保证公开的质量,又要讲究公开的方式,充分利用各种渠道,方便群众获取,提高群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满意度。
(二)准确把握信息公开背后隐藏的焦点问题
目前,因政府信息公开而引起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逐渐增多。对此,行政机关要准确把握信息公开背后隐藏的焦点问题。申请人通过信息公开获得相关政府信息,目的大多是以信息公开为名推动其他案件的处理。一旦行政机关有不作为或者在证据保存上有疏忽的情形,申请人就会抓住不放,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情形,从而引发新的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因此,行政机关对收到的各类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属于公开范围的,要及时给予答复;能否公开拿不准的,要加强研究会商,慎重稳妥办理;不属于公开范围的,要做好沟通解释工作。
(三)尽快启动《条例》的修改
《条例》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弹性条款往往成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规避信息公开的避风港;还存在过度索要公民个人身份证件、所申请信息的用途证明等现象。而且,《条例》本身也存在对申请人知情权保障缺失的问题。就本案而言,《条例》未明确征询第三方意见的期限,若第三方拖延答复,则无法确保申请人的政府信息获得权。若依据《办法》的相关规定不予公开,则客观上侵害了申请人的知情权。因此,建议尽快修改《条例》,进一步厘清“公开”与“保密”的界限,明确征询第三方意见的期限,完善政府信息公开监督救济渠道,等等。在《条例》尚未修改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明确告知第三方的答复期限,在答复期限内第三方不答复的,则依据《办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参考文献
[1]王协舟,唐敏.长株潭城市群政府信息网上公开方式分析[J].情报资料工作,2015(3).
未公开信息 篇2
《怪谈》源自香港有线电影的同名长寿灵异节目,由《不思议手记》原班人马炮制,筹备至拍摄达两年多,走访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取景,在风水大师司徒法正加持之下,主持人陈晓华与摄制队发掘东南亚探灵异怪事。2009年电影版《怪谈》延续《不思议手记》和《怪谈》节目中求真的精神,内容全属真实个案,绝大部分的资料均由不同地区的读者提供,加上个案的事发突然,所以电影本身并没有特定的剧本,令全片充满临场拍摄的真实感。摄制队勇闯停尸间晒骨村等死亡禁地,又追踪执尸队黑巫师解降法师等奇人异士,中邪 落降头招魂阵玩碟仙养「鬼仔」一一摄入镜头,当中不乏绝命的裸露镜头,部分情节恐怖恶心,超越三级尺度,挑战观众的官能刺激之余,同时务求把真实的灵异个案尽现人前。
《怪谈》原班人马将带你进入最惊吓的灵异新境界！摄制队搵命搏将观众从未目睹的灵异猛料破禁大晒冷,灵体尸体及裸体样样齐,全新摄制激爆内容挑战III级尺度。
未公开信息 篇3
2014 年12 月8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对马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此决定一出引发学界和媒体对这一号称国内“最大老鼠仓”案的广泛热议和争相报道。回顾马某案的审理进展可谓“一波三折”, 无论是深圳市检察院, 还是广东省检察院, 抑或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均以“适用法律错误, 量刑明显不当”为由向法院提起抗诉。法院审理认定马某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 属于情节严重, 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内量刑, 而检察院认为马某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应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内量刑。由上可知, 法检双方争议的焦点是: 刑法分则第180 条第4 款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是仅存在“情节严重”一档法定刑, 还是“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两档法定刑并存?
与此同时, 学界同样存有分歧, 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存在“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第一, 在刑法分则条文采用援引法定刑时, 只要就基本构成要件做出表述即可, 没必要同时表述基本构成要件与加重构成要件, 否则不能达到减少法条表述的目的。既然刑法条文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援引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法定刑, 就表明这两个罪的不法与责任程度是相当的。而且, 既然两个犯罪的基本犯均以情节严重为前提, 而立法者又认为二者的不法与责任程度相当, 并且采用援引法定刑, 就表明二者在情节特别严重时, 不法与责任的程度也是相当的。 (1) 第二, 存有参照依据。我国刑法第285 条第3 款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情节严重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的表述与第180 条第4 款的表述相同。2011 年8 月1 日两高出台的《解释》第3 条对第285 条第3 款分别规定“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因此,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也应包括两档法定刑。第三, 《刑法修正案 ( 七) 》将“老鼠仓”行为纳入刑事打击范围之时, 主要通过利益关系人举报查处“老鼠仓”, 被查处的“老鼠仓”仅是金融行业的冰山一角, 犯罪黑数在“老鼠仓”犯罪中数值巨大, 犯罪黑数越大, 意味着对该行为的打击越不利, 从而提出要从严惩治“老鼠仓”行为, 承认“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的存在。 (2) 第四, 交易成交数额、占用保证金数额、获利或者避免损失的数额远远超过此罪的立案追诉标准, 按照“情节严重”的法定刑进行量刑显然判的轻, 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悖。否定说认为,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仅存在“情节严重”一档法定刑。第一, 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立足点, 本罪仅有一档法定刑。刑法以罪刑法定为原则, 强调定罪与量刑的法定性, 既然刑法第180条第4 款仅规定“情节严重的”一种情形, 那么本罪仅存在一档法定刑。第二, 应将“情节严重”理解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构成要件, 而非是一种提示性规定, 进而将第180 条第4 款理解为一种独立的罪状, “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援引性处罚规定仅仅单指第一款的情节严重的情形。 (3) 第三, 从司法实践角度出发, 查阅法院处理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决, 无论交易数额大小、获利多少, 法院均按“情节严重”的量刑档次对犯罪分子处罚, 由此可见, 参照过往司法判例, 法院对马某案的判决是妥当的。上述分歧归根结底是如何适用刑法分则的援引法定刑, 由于援引法定刑条文自身表述的局限性, 运用恰当的刑法解释方法框定构成要件范围, 比较不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准确适用援引法定刑的应然路径。因此, 有必要在宏观层面总结归纳我国刑法分则援引法定刑的适用规则, 在微观层面以马某案为起点分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定刑适用, 以期对司法实务准确适用法律, 实现公平正义有所助益。
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法定刑适用之三维解析
笔者认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仅适用“情节严重的”一档法定刑, 下面主要从对“情节严重的”体系解释, 比对“老鼠仓”行为与内幕交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司法裁判的可预测性三个维度进行论证。
第一, 根据体系解释得出“情节严重的”属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构成要件要素。
对于“情节严重的”把握关系到本罪的法定刑适用, “情节严重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是表述犯罪严重程度的重要标志。一般而言, “情节严重的”属于基本罪状的构成要素, “情节特别严重的”属于加重罪状的构成要素。笔者认为“情节严重的”是一种概括性规定,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行为包括情节不严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形 (4) 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理由在于“情节严重的”表述无法涵盖所有的情节严重程度, 最为典型的是我国刑法分则某些罪名对“情节较轻的”也认定为犯罪并给予处罚, 如第111 条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 情节较轻的, 处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第239 条绑架罪: “……, 情节较轻的, 处5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第328 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 “……, 情节较轻的, 处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罚金……。”可见, 对于情节程度的描述并非仅局限于上述三种情形, 将“情节严重的”理解为一种提示性规定既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也与体系解释得出的结论相背离。再者, 只有将“情节严重的”表述删去, 本罪才能援引全部的法定刑。当被援引条文规定“情节严重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 援引条文并未规定情节的严重程度时, 应援引全部的法定刑。例如, 第177 条之一第2 款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第185 条之一第2款违法运用资金罪、第194 条第2 款金融凭证诈骗罪。实际上, 上述论证依据是体系解释得出的必然结论, 体系解释讲求具体规范建立在规范整体的统一调整方案的基础之上。此外, 通常应当以内部无矛盾的、适用的法律的评价统一体为出发点。 (5) 本罪“情节严重的”应理解成构成要件要素, 与被援引的“情节严重的”法定刑相匹配, 属于一一对应的关系, 无法“越俎代庖”包含两档法定刑。
第二, “老鼠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于内幕交易行为。
《刑法修正案 ( 七) 》新增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目的是打击“老鼠仓”, 所谓“老鼠仓”是指基金经理在使用公有资金买入、拉升某只股票之前, 先用个人的资金在低位“建仓”, 或者明示、暗示他人建仓, 待公有资金将股价拉升到高位后, 个人仓位率先卖出获利, 而公有资金则可能被套牢或者损失应得利益。 (6) 换言之,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制的是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违背职业操守, 利用职务便利获取股票投资信息自行交易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交易的行为。比较本罪与内幕交易罪可知, 两罪所利用的信息在性质、来源和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具体表现: 首先, 信息的性质和来源不同。内幕交易罪中的内幕信息是指与上市公司本身有关的信息, 如公司的重组计划、公司高管人员的变动、公司的重大合同、公司的盈利情况等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 按照有关规定应及时向社会公开但未公开的信息。而本罪所利用的信息是指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所获悉的公司欲投资哪只股票买入建仓的信息。 (7) 其次, 信息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不同。股票的投资价值本质上还是取决于上市公司的运营质量、发展前景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因素, 而“老鼠仓”信息虽然客观上确实会影响该只股票的交易价格, 但它并不是影响其投资价值的本质因素。 (8) 行为人利用掌握的与上市公司经营、财务、管理有关的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杀伤力”明显大于利用证券公司的投资信息进行交易。对于一般公众的认知而言, 上市公司的自身经营状况与相应股票的价格走势存在直接必然的联系, 社会公众可能因知晓内幕信息作出买入或者卖出的决定, 而证券公司投资哪只股票不必然影响社会公众的个人判断和投资倾向, 由此可知, 内幕交易行为所波及的范围会更广、对金融市场带来的冲击会更大, 给社会公众带来的损失愈加明显。纵然本罪与内幕交易罪均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 但无论是信息的性质、来源还是信息对市场的影响程度,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对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都小于内幕交易罪, “老鼠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小于内幕交易行为。
第三,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适用“情节严重”法定刑与司法裁判的可预见性相契合。
司法实践处理的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均以情节严重的标准对行为人量刑, 例如李某某案 (9) 、许某某案 (10) 、郑某案1○1等。2010 年7 月29 日和11 月26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 以下简称《规定》) 标志着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两高《规定》明确了指导性案例的类型、效力、结构体系及公布途径等内容。提及案例指导制度不免让人联想起英美法系的遵循先例原则, 遵循先例乃意味着某个法律要点一经司法判决确定, 便构成了一个日后不应背离的先例。如果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 那就是说, 一个直接相关的先前案例, 必须在日后的案件中得到遵循。1○2英美法系的遵循先例原则和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的共同点在于: 首先, 体现司法裁判的可预测性。无论是遵循先例原则还是案例指导制度均强调以往判决对现在案件的拘束力, 值得注意, 英美法系国家认为司法先例必须遵照执行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证明与现在的价值观念明显背离, 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 两高《规定》要求各级法院、检察院在办理同类案件时应参照执行。归根到底二者之目的在于通过对已然事实的评价为社会公众提供可预见性的要素合理安排自己行为, 明确权利义务, 知晓违法犯罪与合法行为的边界。如果每一项也已确立的规则都容易在一夜之间被废除, 那么人们便永远不会是和解争议还是将争议呈诉法院, 而且在这种事态下, 诉讼案会增长一千倍。1○3其次, 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防止其恣意裁判。二者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司法裁判的影响力, 无形中对法官的裁判起到约束效果, 必须将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衡量, 实现案件处理的规范化与法律适用的统一, 有利于维护法官的廉洁性和树立司法的公信力。最后, 公平正义观念得以伸张。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案件同样如此, 但同类或相似案件得以相同或相似处理是遵循先例原则与案例指导制度追求的终极目标。“同案同判”体现社会公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 法官在处理同类或类似案件时, 参照以往案例有助于实现法律的价值追求。
三、关于马某案再审裁判结果的思考
2014 年12 月8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对马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此决定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对这一号称国内“最大老鼠仓”案的广泛热议和争相报道。2015 年7 月8 日,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最终判处马某三年有期徒刑, 罚金1913 万元。应看到, 该判决恰巧回应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最高检抗诉最高法是否于法有据; 二是刑法第180 条第四款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法定刑档次。笔者认为, 法官在处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件时充分考虑成交数额、获利数额等因素, 均在“情节严重的”档次内量刑, 对于马某案而言, 无论在行为方式, 还是交易股票数额, 抑或是成交数额都无本质区别, 按照“情节严重的”标准量刑是妥当的。因此,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仅存在“情节严重”一档法定刑。
综上, 以马某案为出发点, 从体系解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司法裁判可预见性三个层面分析得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仅存在情节严重一档法定刑, 申言之, 我国刑法分则存在大量援引法定刑条文, 对于援引法定刑的适用, 应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引下进行体系解释, 同时以罪刑相当原则为依托比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建构起我国刑法的两大机能, 在对刑法规范的表述存有分歧时, 应慎重解释, 不能纯粹地为解决问题而“不择手段”。
摘要：马某案引发法检两家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是否存在“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之分歧, 进而诱发学界探究刑法分则援引法定刑的适用问题。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仅存在“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一档法定刑。理由在于:一是“情节严重的”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而非提示性规定;二是“老鼠仓”行为的危害性小于内幕交易行为;三是符合司法裁判可预测性的特征。
未公开信息 篇4
一、什么是未实现投资收益
现行会计准则要求企业采用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投资进行计量, 资产负债表日未处置的金融资产, 由于公允价值的波动产生了未实现的投资收益, 而实际处置时产生的投资收益即为已实现的投资收益。因此, 企业投资金融资产产生的投资收益分为已实现的投资收益和未实现的投资收益两类。
企业进行长期股权投资也会产生投资收益:成本法下实际取得的现金股利确认为投资收益, 是与现金流入基本一致的投资回报;而在权益法下, 依据被投资方的净利润和持股比例确认的投资收益, 是与现金流入相脱节的“虚”利润。采用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投资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虽未实际收到但已经实现, 并不属于我们所说的未实现投资收益。
二、未实现投资收益的核算
1. 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
在资产负债表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 记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在资产负债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进行列示。而待处置时, 再由资本公积转入当期损益。
2.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在资产负债表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 直接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中进行列示。
3. 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的实质也是公允价值的波动, 只不过是公允价值向下波动的幅度大并且具有非暂时性。现行会计准则规定, 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 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 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予以转回, 计入当期损益。其中,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 不得通过损益转回, 将转回金额记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三、未实现投资收益核算及披露存在的问题
1. 为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便利。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影响利润表;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 直到终止确认时再转出, 计入当期损益。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可以选择证券的出售时机, 从而达到调节利润的目的。这种盈余管理手段简便易行且完全合法, 只需要在当期利润下滑时选择出售获利证券调增利润, 在当期利润上升时选择继续持有或出售亏损证券平滑利润。已有多位学者对这一盈余管理手段进行过实证研究, 吴战篪等 (2009) 、马明敏 (2011) 、黄财啸等 (2008) 研究表明, 这种盈余管理手段被很多上市公司所使用。同样, 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 上市公司还可以利用计提减值准备的主观判断实现盈余管理的目的。
例如, 2008年末, 宏源证券 (000562) 的资本公积中,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一项为-2.90亿元, 而年初数为6.71亿元。可见, 2008年度宏源证券未计入损益的证券投资亏损数额巨大, 剔除所得税因素后也占到2008年度净利润的40%。然而宏源证券未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浮亏计提减值准备, 而是将浮亏隐藏在资本公积中, 从而避免了2008年度净利润更大幅度的下滑。那么, 巨亏之下宏源证券不计提减值准备的理由是什么呢?2008年年报显示, 其持有的西飞国际 (000768) 限售股股票, 成本6.30亿元, 公允价值3.12亿元, 虽然期末市价下跌, 但宏源证券认为发行人经营情况较好, 价格还有恢复的可能, 故未计提减值准备, 避免了3.18亿元的资产减值损失。
中信证券亦遭遇同样的减值判断问题, 但其会计处理却与宏源证券相反。中信证券2008年共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7.14亿元。事实上, 2008年末中信证券可供出售权益工具34.84亿元, 而初始投资成本为35.89亿元, 总体浮亏仅为1.05亿元, 与计提的7.14亿元减值准备相去甚远。中信证券此举的意图何在呢?2009年一季度, 中信证券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 相应的减值准备转回, 借此平滑了2008年度与2009年一季度业绩, 从而减少了利润的波动。
因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具有这种“蓄水池”的作用, 上市公司在最初划分金融资产类型时, 更倾向于将投资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根据2008年年报,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共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约3 792亿元。与此相对应,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共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约34 659亿元, 是交易性金融资产的9倍多 (马明敏, 2011) 。
2. 降低了资本公积的信息质量, 加大企业财务风险。
资本公积是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 具备资本的性质, 其金额应该真实。然而, 目前资本公积中的其他资本公积大多来源于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未实现投资收益, 到处置时, 相应的其他资本公积要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可见, 这类其他资本公积只是暂记入“资本公积”科目, 或者说只是将“资本公积”作为过渡性科目, 最终将转入利润表中相关损益项目, 这样处理会使资本公积信息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财务分析时, 多个财务指标与资本公积有关, 如对资本公积的具体内容不加以区分和调整, 将很难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例如, 在股市上涨时,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导致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翻倍上升, 并成为企业大幅举债的依据;在股市下跌时,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导致股东权益急剧萎缩, 一些不能相应压缩负债的企业, 负债的比重大幅上升, 爆发财务危机的风险加大。
以西水股份为例。西水股份2007年共持有兴业银行7 620.67万股股票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每股成本为2.14元。兴业银行2007年年末的收盘价为51.86元, 西水股份据此确定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在考虑递延所得税负债因素后, 调增“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322 047.05万元, 相当于每股资本公积增加20.13元。西水股份如果当期没有大规模举债, 期末资产负债率应为11%, 而实际期末资产负债率为21%。这说明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而增加的股东权益已成为大幅增加负债的依据。
3. 两类投资收益在利润表中的披露不当, 易误导中小投资者。
(1)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账户反映的利得或损失, 虽然在期末结转到本年利润, 列示在利润表中, 但并未真正实现, 在真正实现时还要将其结转到反映已实现损益的“投资收益”账户中, 并再次结转到本年利润, 再次列示于利润表中。而利润表中只设置一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造成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账户中金额的重复结转, 影响信息使用者对利润表的解读。
(2) 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2008) 》中规定: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均属于非经常性损益。非经常性损益是公司发生的与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的收支;以及虽与经营业务相关, 但由于其性质、金额或发生频率等方面的原因, 影响了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正常盈利能力的各项收支。因此, 将未实现的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已实现的“投资收益”记入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显然不妥。另外, 未实现的投资收益不应参与利润分配, 否则会使企业对没有现金流的净利润进行分配, 减少企业经营资金, 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
(3) 目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未实现投资收益没有在利润表中体现, 拥有专业知识的机构投资者会充分考虑这部分未计入利润表的潜在收益或损失对企业未来业绩的影响, 从而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真正可能被误导的应是众多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中小投资者。
仍以中信证券为例。2009年8月, 中信证券公布的2009年上半年财报显示, 其净利比去年同期减少两成, 少收了9亿多元。我国股市在2009年上半年涨幅近六成, 因此这样的成绩单让中信证券的某些公众股股东产生了质疑和问责, 多次批评中信证券自营投资业务过于保守。但事实上, 在中信证券的会计报表附注中有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披露, 初始投资为69.33亿元的股票投资, 截至2009年6月30日的公允价值是81.67亿元, 未实现投资收益12.34亿元。如果算上这些未释放在半年报中的大笔浮盈, 中信证券的收益应与其他券商相差不多。
四、建议
1. 会计核算方面。
建议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也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这样一来, 同交易性金融资产一样,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不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也就避免了上市公司利用减值准备的计提进行盈余管理。同时, 大大简化了会计核算工作。
不可否认, 这种处理方式会导致上市公司业绩出现较大波动, 但通过披露方式的改进, 报表使用者能够对主营业务利润和投资收益加以区分, 业绩的总体大幅波动不代表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波动。同时, 对于那些证券投资组合较为激进的上市公司来说业绩波动幅度会很大, 而证券投资组合较为稳健或较少持有金融资产的上市公司业绩波动会较小, 笔者认为这恰恰给报表使用者提供了上市公司管理层的真实信息。
2. 披露方面。
2009年6月, 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 要求企业从2009年开始在利润表“每股收益”项下增列“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反映企业根据会计准则规定未在损益中确认的各项利得和损失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净额。但是该解释并未明确列出“其他综合收益”的明细项目, 为此引发了学者的广泛探讨。笔者认为, 应将两类投资收益即未实现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已实现的“投资收益”从“营业利润”中划出, 作为“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下面的明细项目单列。在报表附注中详细披露“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中本期形成的未实现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前期转销的已实现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参考文献
[1].陆媛.中信证券上半年净利减两成12亿浮盈“潜伏”资本公积.第一财经日报, 2009-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