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博弈论文

关联博弈论文（共4篇）

关联博弈论文 篇1

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当前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方略。从微观层面上看,无论是循环经济的“减量化”、“再利用”或是“再循环”,都离不开先进的处置和转化技术,因而循环经济各项指标的实现有赖于技术创新的支撑[1]。但是,不能简单地将技术创新视为循环经济的充分条件,因为循环经济的本质是技术创新范式的革命[2],这意味着技术创新自身的定向转变,即与传统创新理论所界定的技术创新活动不同,基于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应当兼具经济和生态功能,追求的是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系统之间的协调,这是循环经济发展对技术创新的特殊要求[3]。

循环经济技术创新的特殊性不仅决定了其创新过程的特殊性,同时也决定了创新主体所处创新环境的不同表现。从主流创新理论的“技术创新关系观”角度看,企业从创新设想、研发、设计、试制、生产直至商业化的全过程,也是创新企业与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研发机构、相关企业、用户(市场)建立联系和持续相互作用关系的过程[4],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质是由创新引发的利益或效用的相互作用。作为持续与外界进行要素交流的开放系统,创新主体从创新动机生成与目标选择直至创新战略目标的实现,均离不开与创新外部关联主体的良性互动。但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关联主体既可以是创新所依赖的环境条件,也可能因为利益或诉求不相耦合而成为约束和障碍。近年来的技术经济实践表明,与传统技术创新相比,循环经济技术创新的发展面临着来之市场需求、公众选择、产业合作乃至地方政府发展理念的种种制约。另一方面,在由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过渡阶段,企业循环经济技术创新实践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社会公众、市场环境、产业内部、乃至政府部门等全体参与者的密切合作,当然,这就需要深入分析创新企业与重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创新博弈,以了解这一过程中技术创新关系的具体表现,为探索建立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促进机制的提供必要认识基础。

根据技术创新利益相关性程度,本文重点考察创新企业与同业竞争企业、上(下)游企业、消费者和政府部门之间围绕循环经济技术创新展开的经济博弈(见图1)。为简化表述,以下分别将传统技术创新及其产品简称为传统创新、传统产品,将基于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及其产品简称为循环创新、循环产品。

1 企业与企业在技术创新的博弈

1.1 生产相同产品企业在技术创新模式选择上的博弈

为实现循环创新,采取循环创新的企业要投入额外的成本,因此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愿意首先尝试循环创新的,这就导致了同业竞争企业在谁先作出循环创新模式的表率会进行博弈。假设社会上有两家企业,企业甲和乙,他们生产同类产品,模型见表1:

注解:Y1、y1代表企业进行循环创新所获得的报酬;X1、x1代表企业进行循环创新所付出的额外成本;Y2、y2代表传统创新下企业生产所获得收益。

1.1.1 完全信息市场下的静态博弈研究

假设市场属于完全信息市场,我们将在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博弈归为静态博弈,从模型中看出,若Y1-X1>Y2且y1-x1>y2时,甲、乙两企业都会进行循环创新,此时该模型中的静态均衡为(Y1-X1,)。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很难达到这种状态,因为在没有外力激励的情况下,企业进行循环创新是要比传统创新付出更高成本的。我们设定Y1-X1>Y2、<y2或Y1-X1<Y2、>y2,在此假设基础上,企业甲(或乙)会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选择循环创新,而另外一家企业将会继承原来的传统创新模式,此时模型的纳什均衡有(Y1-X1,)或(Y2,)。而若Y1-X1<Y2、<y2时,此时甲、乙企业将会都继承原有的传统创新,其纳什均衡为(Y2,)。因此要促使甲、乙企业双方都实施循环创新,必须寻找唯一的纳什均衡(Y1-X1,),根据模型可知,实现这一均衡的前提为Y1-X1>Y2且y1-x1>y2,即在循环创新模式下,企业创造了比以往传统创新更大的利润,这也与企业是“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相匹配。

1.1.2 完全信息市场下的动态博弈研究

接下来研究动态博弈,即一方先决策,另一方根据前一方的选择结果选择最利于自己收益的决策。假如Y1-X1>Y2(或y1-x1>y2)时,企业甲(或乙)会选择循环创新,而若y1-x1>y2(或Y1-X1>Y2)企业乙(或甲)也会相应的选择循环创新,这个时候会有纳什均衡解(Y1-X1,),甲、乙双方均选择循环创新,即(循环创新,循环创新)为纳什均衡解;而如果y1-x1<y2(或Y1-X1<Y2),企业乙(或甲)将会继续继承传统创新模式,短期的均衡结果是(循环创新,传统创新)。现假设采取循环创新模式的企业在该类产品市场上是扮演“领导者”的角色,相对于其他企业来说该企业在市场上占有较多的市场份额,且具有该市场相应的主导权,在此种优势条件下,该领导企业完全有可能在政府的帮助下引导其他企业也转向循环创新中,此时均衡就有可能落在(Y1-X1,)点上,即(循环创新,循环创新),在此种均衡下,非领导企业由于y1-x1<y2,收益虽受到了损失,但它们在领导企业的影响下却不得不采取循环创新模式。再假设“领导”企业采取的是传统创新模式,则完全有可能在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下,影响起初采取循环创新的企业转型,使原采取循环创新的企业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失去促进动力,也转向传统创新,这样均衡点就从原来的(循环创新,传统创新)转到了(传统创新,传统创新)。

因此要想实现循环创新,重点要关注同业竞争中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的“领导者”,设置相关的促进措施使“领导”企业采取循环创新模式,通过其号召力、影响力使整个行业步入到循环创新的发展道路中来。

1.2 上下游企业在技术创新模式选择上的博弈

要实现循环经济,就要做到再循环,也就是要将原来被认为是废弃物的材料转变为原材料继续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变废为宝。

假设市场上存在两个企业,它们处于上下游的关系,且存在副产品的交易,即上游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所产生的尾料,可以成为下游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原材料。因此上游企业在是否供应尾料、副产品和下游企业在是否采纳上游企业的尾料、副产品作为原料上存在着一定的博弈。关系模型如表2。

在上述模型中,若Y2-X13>Y1-X11时,下游企业在采纳上游企业的尾料或副产品进行循环创新获得的预期利益小于传统创新所得收益,因此下游企业不会采纳上游企业所提供的尾料或副产品作为他们的原材料,在这种情况下,若X12>X14,纳什均衡的解为(Y2-X13,),即上游企业不供应尾料或副产品,下游企业也不采纳上游企业的尾料、副产品作为他们的原材料;若X12<X14,纳什均衡解为(Y2-X13,),即上游企业愿意提供循环创新所要求的尾料和副产品,但下游企业不愿接受上游企业的尾料和副产品进行循环创新。当且仅当Y2-X13<Y1-X11,>-X14时,模型会在(Y1-X11,)点达到纳什均衡,上下游企业才会在(供应,采纳)这点上进行合作。依模型可知,上下游企业在进行循环创新处理资源的过程中,只有同时满足上游企业提供给下游企业尾料或副产品所获得的收益大于上游企业提供给下游企业废尾料或副产品所投出的成本与上游企业自行处理尾料或副产品所投成本的差价,以及下游企业利用、采纳上游企业生产流转后的尾料或副产品来进行循环创新所能达到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采用原有的材料进行传统创新所得收益这两个条件时,上下游企业才会进行互惠合作,实现循环创新过程中资源的循环利用。

注解:Y1代表下游企业采用上游企业所供应的废弃物或副产品进行创新即循环创新所获得的收益;X11代表下游企业采用上游企业所供应的废弃物或副产品创新即循环创新所付出的成本,这也是上游企业所能够获得的利益;X12代表上游企业为下游企业进行循环创新所供应废弃物或副产品时投入的成本;Y2代表下游企业不利用上游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进行创新即进行传统创新所得利益;X13代表下游企业不利用上游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创新即进行传统创新所付出的成本;X14代表上游企业自行处理废弃物或副产品所投入的成本。

2 企业与消费者间在产品购买决策中的博弈

消费者购买循环产品的基础是拥有循环产品的相关信息以及拥有环境、生态的保护意识。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是否选择循环产品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是否生产循环产品会进行博弈的,模型如表3:

注:U1代表消费者购买循环产品所得效用;U2代表消费者购买传统产品所得效用;X代表企业进行循环产品的生产而付出的成本;P1代表消费者购买循环产品时企业获得的收益;P2代表消费者购买传统产品时企业获得的利益;α代表消费者购买传统产品时企业承担的风险,例如政府对企业的惩罚及企业信誉、形象的受损等。

若U1>U2且P1-X>P2-α时,即消费者购买循环产品所获得的效用大于购买传统产品时的效用,企业进行循环创新生产所获得的利润大于传统创新生产的利润时,该模型的均衡解为(购买,循环产品)。而当P1-X<P2-α时,企业不会选择循环产品的生产;另外若U1<U2,消费者也不会购买循环产品。

现在我们考虑混合策略的均衡,假设传统产品由于自身技术的落后在社会上流通将会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损失,例如自身质量的恶化导致消费者所处环境的破坏进而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必须为此无条件地买单,此时消费者的此项利益损失为q;另外假设企业开展循环产品生产的概率为a,消费者购买循环产品的概率为b。模型如表4:

在博弈起初,消费者购买产品的得益为E(消费者)1:

E(消费者)1=a×U1+(1-a)(U2-q)=aU1-aU2+aq-q+U2 (1)

消费者不购买产品的得益为E(消费者)2:

E(消费者)2=a×0+(1-a)(-q)=aq-q (2)

消费者的整体得益为E(消费者)=b×E(消费者)1+(1-b)E(消费者)2=

b×(aU1-aU2+aq-q+U2)+(1-b)(aq-q)=abU1-abU2+bU2+aq-q (3)

企业开展循环产品的生产的收益为E(企业)1:

E(企业)1=b×(P1-X)+(1-b)×(-X)=bP1-X (4)

企业开展传统产品生产的得益为E(企业)2:

E(企业)2=b×(P2-α)+(1-b)×(-α)=bP2-α (5)

企业的平均得益为E(企业):

E(企业)=aE(企业)1+(1-a)E(企业)2

=a(bP1-X)+(1-a)(bP2-α)=ab(P1-P2)+a(α-X)-α+bP2 (6)

1) 消费者购买循环产品的复制动态方程。

创建消费者购买循环产品的复制动态方程F(b)

$F(b)=\frac{db}{dt}=b[E$(消费者)1-E(消费者)]

=b(1-b)(aU1-aU2+U2) (7)

点,当时,b=0是其平衡点。

2)企业开展循环产品生产的复制动态方程。

创建企业进行循环产品生产的复制动态方程:

$F(a)=\frac{da}{dt}=a[E$(企业)1-E(企业)]=a(1-a)[b(P1-P2)+(α-X)] (9)

若b=$\frac{X-\alpha }{{\rm P}{}_1-{\rm P}{}_2}$时有F(a)=0,此刻所有水平都是稳定的。而若b$\ne \frac{X-\alpha }{{\rm P}{}_1-{\rm P}{}_2}$时,假设F(a)=0,得到a为0或1时为两个稳定解。

对F(a)求其导函数得:

$\frac{dF(a)}{da}=(1-2a)[b({\rm P}{}_1-{\rm P}{}_2)+(\alpha -X)](10)$

同理,进化稳定策略要求$\frac{dF(a)}{da}$<0

假设企业开展循环产品生产的远期收益P1要高于开展传统产品生产所获收益P2;当X-α<0时,恒有b>$\frac{X-\alpha }{{\rm P}{}_1-{\rm P}{}_2}$,在这种情况下a=1是进化稳定解。当X-α>0时,分情况讨论:

在X-α<P1-P2即$0<\frac{X-\alpha }{{\rm P}{}_1-{\rm P}{}_2}<1$的条件关系下,如果b>$\frac{X-\alpha }{{\rm P}{}_1-{\rm P}{}_2}$,则a=1是稳定解。

在X-α>P1-P2,即$\frac{X-\alpha }{{\rm P}{}_1-{\rm P}{}_2}>1$的条件关系下,此时b恒小于$\frac{X-\alpha }{{\rm P}{}_1-{\rm P}{}_2}$,此刻a=0是稳定解。

图3给出了企业在三种情况下的开展循环产品生产的动态趋势:

3) 消费者与企业的复制动态:创建消费者与企业的博弈轨迹矩阵如图4:

分析该博弈矩阵,可以得到以下几种状态:

当均衡点落I区域时,该博弈均衡点在(0,0)收敛,即企业开展循环产品生产,消费者却不购买循环产品。

当均衡点落在II区域时,此博弈在(0,1)点收敛,即企业开展传统产品生产,而消费者却情愿购买循环产品。

当均衡点落在了III区域时,此博弈在(1,1)点收敛,即企业开展循环产品的生产,消费者也愿意购买循环产品。

当均衡点落在IV区域时,此博弈在(1,0)点收敛,即企业开展循环产品的生产,而消费者却无购买循环产品动力。根据图4可知,(a,b)=(0,0),(0,1),(1,1),(1,0)都是鞍点,无进化博弈策略。

3 企业与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博弈

企业是否施行循环创新,政府会采取某种态度,这是因为当企业进行传统创新时势必会对环境、生态等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此时政府会受到外界舆论的压力。因此我们假设政府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管控,另一种是不管控,任由企业进行何种形式的技术创新。这样企业与政府间在技术创新的选择上就存在如下博弈模型,见表5:

注:Y1代表企业进行循环创新时给政府带来的收益;Y2代表企业进行传统创新时,政府参与管控处罚不合要求的企业所得的罚金;-Y3代表企业开展传统创新破坏了环境、生态进而给政府带来的利益损失(如社会舆论的压力、上级政府的处罚等);X1代表政府参与管制所付出的成本;X2代表企业进行循环创新所支付的额外成本;R1代表企业循环创新所获得的利润;R2代表企业进行传统创新所获得的利润。

在通常情况下,Y1>Y2,即企业进行循环创新给政府带来的收益往往大于政府对传统创新中的不合要求的企业所处的罚金,这是因为企业进行循环创新不仅保护了环境、生态,能让政府免受社会舆论的压力和上级政府的处罚,而且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在对不合要求的传统创新企业的处罚效率往往是比较低下的。

在模型中当R1-X2>R2时,即企业开展循环创新获得的收益大于企业传创新的收益,此时,企业进行循环创新存在巨大动力,博弈的纳什均衡为(不管控,循环创新)。

当R1-X2<R2,有两种情况:

1)R1-X2<R2-Y2<R2,不管政府是否选择管控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企业都会选择传统创新模式,作为理性的政府在企业选择传统创新的情形下会相应选择管控企业创新行为,此时均衡点落在(管控,传统创新),企业宁可受到政府的处罚也不愿从事循环创新,这也是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

2)当R2-Y2<R1-X2<R2时,此时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解,现研究混合策略的均衡,假设政府以a(0≦a≦1)概率参与管控,以1-a的概率不管控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企业以b(0≦b≦1)的概率选择循环创新,以1-b的概率选择传统创新。现研究企业期望效用函数U:

U=b[a(R1-X2)+(1-a)(R1-X2)]+(1-b)[a(R2-Y2)+(1-a) R2] (11)

$\frac{\partial U}{\partial b}=R{}_1-R{}_2+aY{}_2-X{}_2$, (12)

令$\frac{\partial U}{\partial b}$=0得到a=$\frac{R{}_2-(R{}_1-X{}_2)}{Y{}_2}(13)$

当a<$\frac{R{}_2-(R{}_1-X{}_2)}{Y{}_2}$时,理性企业会选择传统创新;当a>$\frac{R{}_2-(R{}_1-X{}_2)}{Y{}_2}$时,理性企业选择循环创新;当a=$\frac{R{}_2-(R{}_1-X{}_2)}{Y{}_2}$时,企业对选择何种形式的技术创新持无所谓的态度。

根据模型可得,政府虽然可通过管控加大对传统技术创新的惩处力度,即Y2越大,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大理性企业选择循环创新的可能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政府的管控不一定能使企业选择循环创新,要想企业切实做到循环创新其关键条件是企业选择循环创新所获得的预期收益大于企业传统创新所获得的收益。

4 结论与建议

具有“理性人”特征的企业通过与包括相关企业、消费者、政府之间的经济博弈,作为创新决策的重要依据。企业是否有足够的意愿施行循环创新,关键是企业实施循环创新时所获得的收益是否大于进行传统创新时所得收益。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循环创新成本、创新风险和效益的不确定性均高于传统创新,因此需要在建立健全包括产业生态技术标准、环境产权制度和生态监控体系的基础上,以政府为主导,加速推进循环创新促进机制的建设,帮助企业努力降低循环创新的成本,增进循环创新的收益预期,以促进企业从事循环创新的意愿与能力的提升。具体来说,首先,可以充分发挥行业中的“领导者”企业的作用,通过技术、资金、政府采购、人才方面的大力扶持,激励“领导者”企业率先跻身于循环创新探索,以引导整个产业实施循环创新,进而推进整个产业技术创新的定向转变和产业优化升级。其次,在设法降低企业的循环创新生产成本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严格检查认证、加大企业经济活动生态效应的监控和环境污染惩处力度,以推高企业进行传统创新的成本,压缩传统创新基础上的获利空间,逐步抵消传统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削弱其长期以来的市场主导地位,最终形成对企业转换创新模式的倒逼机制。当然,从长远来看,解决循环创新在博弈中面临的困境,最根本的还是要形成循环创新的生产—消费、供给—需求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消费刺激生产、以需求拉动供给。在生产—消费市场上,作为“经济人”的消费者在购买决策时会比较不同方案下的效用预期,只有当循环产品的边际效用高于传统产品的边际效用时,才能促使消费者从根本上改变对创新产品的消极倾向。为此,在目前循环产品的生产成本总体相对较高情况下,可以通过对此类产品提供价格补贴,并配合企业做好相关产品的宣传工作,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模式,以助于培育和逐步壮大循环产品的市场规模。

摘要：循环经济的本质是技术创新范式的革命。与传统技术创新相比,循环经济技术创新的发展面临着来之市场需求、公众选择、产业合作乃至地方政府发展理念的种种制约。通过对企业与诸关联主体之间围绕循环经济技术创新行为的博弈分析,揭示了企业实施循环经济技术创新行为的必要条件,为政府建立相应促进机制提供借鉴。

关键词：博弈,循环经济,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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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利军.循环经济系统分析:结构模式、运行机制与技术创新[J].生产力研究,2008(2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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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劲,张方华.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李铭俊.循环经济与技术创新[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7]毛如柏,冯之浚.论循环经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杜,2003.

[8]孔鹏志,杨忠直.以技术创新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物质循环结构优化[J].科技管理研究,2010(23):10-13.

关联博弈论文 篇2

一、会计信息披露博弈问题的提出

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关联方有:投资者、企业管理层、其他中介机构、监管部门等。这里的关联方是指企业各利益相关者根据其对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力, 而纳入会计信息披露博弈的参与人。要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最关键的是深入了解和分析会计信息披露各关联方关系。在引入博弈分析方法来分析各方关系时, 为了解释我国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必须建立企业与投资人的博弈模型。

假设博弈方为企业与投资人, 企业若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且投资人投资, 企业得益为7, 投资人投资的得益为9;企业若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且投资人不投资, 企业的得益为3, 投资人的得益为5;若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而投资人投资, 企业得益为8, 投资人投资的得益为4, 企业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而投资人不投资, 企业的得益为4, 投资人的得益为5;则得益矩阵如图1所示:

假定博弈双方均能估计至4对方的策略, 那么可以看出 (9, 7) 不是均衡点。因为如果投资人选择投资的策略, 则企业经营者为获取更大的收益机会相应选择会计信息虚假披露的策略, 使其所得为8, 超过真实披露下的所得7。同样, (4, 8) 及 (5, 3) 都不是均衡点。而在 (5, 4) 的情况下, 投资人决定不投资时, 企业经营者可选择会计信息虚假披露的策略, 因为这样做的所得为4, 大于真实披露情况下的所得3。另一方面, 当企业经营者披露虚假会计信息时, 投资人则会做出不投资的决策, 从而该博弈的均衡点为 (5, 4) , 这一博弈的纳什均衡为 (虚假, 不投资) , 即企业存在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行为, 而且这种行为会愈演愈烈。在现有的约束机制下, 企业在博弈中的策略选择是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 这种策略选择是理性的, 很少有企业违背自己的利益而选择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我国会计信息失真的现状正是各关联方为了各自的利益, 在目前的制度、监督条件、会计规范等条件下, 权衡各种策略下的得益的纳什均衡, 而这一均衡严重偏离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所以, 要全面分析和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必须要全面分析会计信息披露各关联方的利益关系。

二、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各关联方的博弈分析

(一) 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博弈

对于会计信息披露的策略, 企业有提供真实或者虚假的会计信息, 投资者有投资或者不投资, 但是在两者的博弈上存在不同步性, 一般是在企业提供了会计信息后投资者才会做出决定, 这就决定了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属于动态博弈。由于企业可能会故意保密或信息传递不畅等原因, 后行动的投资者无法了解先行动的企业披露的部分或全部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即无法完全了解自己选择策略时的博弈进程, 因此, 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博弈为“不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同时, 此博弈中投资者和企业对搏弈结束时每个博弈方的得益是完全清楚的, 因此博弈方是有“完全信息”的, 这个博弈称为“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

(二) 债权人与企业之间的博弈

银行作为企业的主要债权人, 它与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博弈, 应该是债权人与企业的博弈中最值得分析的。

银行和企业之间形成互相提防又不得不互相利用的博弈关系, 其结果为市场失效和经济效率下降的纳什均衡。企业向银行贷款时面临两种选择:提供虚假或真实的会计信息, 其出发点是自身利益最大化。若企业提供虚假会计信息仍能从银行取得贷款, 虽然还款后再贷款会遇到困难, 但是如果社会和银行对其赖账行为缺乏有效约束手段, 所以采取会计信息虚假披露的策略选择显然对企业自身更有利;反之, 若提供真实会计信息, 还贷后再次放贷便会得到便利, 同时, 企业行为面临很强的外部约束, 欺诈将受到严厉惩罚。银行面对企业的放贷要求同样有两种对策可选:放贷或者不放贷, 其出发点也是取得自身最佳利益。若企业信用良好, 有较强赢利能力, 则放贷;反之企业缺乏信誉, 市场前景悲观, 则银行不放贷。

(三) 监管部门与企业之间的博弈

在对企业虚假信息披露行为的治理问题上, 监管部门应该发挥综合治理的优势。

1、监管部门行为选择不受监管。

如果不对监管部门进行再监督, 则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不监督, 此时企业的最优策略就是提供虚假会计信息, 该模型有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 (虚假, 不监督) 。对整个经济环境而言, 这个结果显然是最不利的, 因为。监管部门没有按义务进行监督, 企业也就没有受到监管部门的约束而做出了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策略选择。

2、监管部门行为选择受到有效再监管。

如果能对监管部门进行有效的再监管, 那么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就是监督, 此时企业的最优策略是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该模型的纯策略纳什均衡为 (监督, 真实) 。这个结果对社会是最优的, 企业得到了约束, 而监管部门也恪尽职守, 对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行为进行了监督。

三、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严重阻碍, 更好地协调会计信息披露各关联方的关系, 分析会计信息披露各个关联方关系的博弈关系, 对更好的解决我国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代江蕾.企业关联方信息披露[J].网络财富, 2009 (4)

[2]陈宏景.投资各方与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博弈[J].科技致富向导, 2011 (1) .

关联博弈论文 篇3

国内外学者对影响关联交易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并试图找出非公允关联交易产生的根本原因, 以期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运营效率。但大多数学者都是就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控制权竞争、市场外部环境 (如法律监管) 等对关联交易的影响进行研究, 尚缺乏比较完整的利益相关者对关联交易的影响的分析研究。众所周知, 虽然利益相关者都伴随着公司的成长而获利, 但他们的具体目标是不一致的, 如股东追求的是利润及其他战略目标的实现;管理者追求收入、在职消费以及职业声誉;职工追求工资收入、福利和晋升机会;债权人关心债权的顺利收回;中介机构追求自身收入的最大化。所以, 利益相关者之间在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过程中必然会展开博弈。只有深入了解上市公司的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行为及相互影响, 才能制定出具有内生性的证券市场监管策略, 真正提高监管部门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效率和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可以说, 整个非公允关联交易的过程是一个由控股股东 (即大股东) 主导、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博弈: (1) 大股东与次大股东之间的博弈; (2) 次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博弈; (3) 大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博弈; (4) 大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本文试图从上述角度分析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探讨非公允关联交易产生的根本原因, 以期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一、大股东与次大股东之间的博弈

由于关联交易的主体之间具有特定的关系, 大股东常常将关联交易作为其转移资产和调节利润的手段。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较高, 大股东可能会依靠自己的优势地位, 借助于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的资源甚至掏空上市公司, 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我国学者余明桂和夏新平 (2004) 、朱国民等 (2005) 的研究对此进行了证实。

由于次大股东是董事会成员, 与小股东相比, 其在上市公司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大股东的谈判能力、对大股东的监督成本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这也导致了次大股东与小股东的行为方式的不一致。所以, 本文将中小股东分成次大股东和小股东分别进行讨论。

假定只有大股东才能做出是否进行关联交易的决策, 次大股东对关联交易不具有影响力, 只能通过与大股东合谋才能从关联交易中获利。设大股东和次大股东都是理性的, 且都是风险中性的, 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为α (α>0) , 次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为β (β<1) , 公司的期望利润为w (w>0) 。如果大股东和次大股东都追求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则大股东的初始效用函数为Ub=αw, 次大股东的初始效用函数为Um=βw。假设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转移或侵占的公司利润为e (00) , 次大股东所支付的罚款为Pm (Pm>0) 。

根据上述假设, 在大股东与次大股东合谋的情况下, 他们的效用函数分别为:

根据博弈模型, 博弈的战略表达式如表1所示:

表1中存在下列数量和逻辑关系:

(1) 如果大股东选择“不进行非公允关联交易”, 则次大股东不存在“合谋”与“不合谋”的选择, 因为在这两种选择下, 大股东的收益都为αw, 次大股东的收益都为βw。

(2) 如果大股东选择“进行非公允关联交易”, 在次大股东选择“合谋”的情况下, 大股东的收益为αw+ (μ-α) e-λPb, 次大股东的收益为βw+ (1-μ-β) e-λPm;如果次大股东选择“不合谋”, 则大股东仍旧可以凭借其在董事会中的表决权主导非公允关联交易, 此时次大股东的收益为βw (假定次大股东能自由退出, 且能立即找到收益不变的投资机会) , 大股东的收益依然为αw+ (μ-α) e-λPb。

(3) 当αw+ (μ-α) e-λPb>αw, 即 (μ-α) e>λPb时, 大股东将选择“进行非公允关联交易”。

(4) 大股东与次大股东合谋时, 次大股东得到的额外收益为 (1-μ-β) e;大股东与次大股东合谋时, 次大股东支付的期望成本为λPm。当 (1-μ-β) e>λPm时, βw+ (1-μ-β) e-λPm>βw, 这时次大股东会选择“合谋”。

目前, 有权监管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及其披露的部门主要有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税务部门、证券监管部门等政府部门以及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 但众多的监管部门之间存在着分工不够明确、职责重复或工作中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推诿等问题。另外, 监管部门对非公允关联交易行为实施处罚的力度不够。因此, 大股东与次大股东合谋被发现而受到惩罚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故上述博弈中, (μ-α) e>λPb和 (1-μ-β) e>λPm是成立的。该博弈的纳什均衡是:次大股东选择“合谋”, 大股东选择“进行非公允关联交易”。

二、次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博弈

在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资源的过程中, 次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博弈属于典型的“智猪博弈”。“智猪博弈”讲的是, 猪圈里有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 猪圈的一头有一个猪食槽, 另一头安装着一个按钮, 控制猪食供应。按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 但先按的会被扣除2个单位的猪食, 即付出2个单位的成本。若大猪先到猪食槽, 大猪与小猪的收益比为9∶1;若同时到猪食槽, 大猪与小猪的收益比为7∶3;若小猪先到猪食槽, 大猪与小猪的收益比为6∶4。表2列出对应于不同组合的支付水平:

从表2可以看出, 在博弈过程中, 不论大猪选择“按”还是“等待”, 小猪的最优选择均是“等待”。因此, 该博弈的纳什均衡是:大猪选择“按”, 小猪选择“等待”, 各得4个单位的猪食。

无论由次大股东还是由小股东来监督上市公司的非公允关联交易, 都要付出一定的成本, 其收益将会减少。如果中小股东都不监督大股东, 上市公司实施非公允关联交易将会降低公司价值, 则全体股东均遭受损失。在监督成本相等的情况下, 次大股东得到的好处显然多于小股东。这里, 次大股东类似于“大猪”, 小股东类似于“小猪”。因此, 对于这个博弈过程, 纳什均衡是持股较多的次大股东担当起搜集信息、做出重大决策以及监督大股东和经理的责任;而小股东则“搭便车”, 不关注是否进行关联交易, 主要通过财务报表等去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在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 (如独立董事制度、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等) 的情况下, 小股东只能是“用脚投票”, 即减少或退出对公司的投资。于是, 由于监督不力, 上市公司发生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可能性较大。

三、大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博弈

公司经理是经营者, 由公司董事会选聘, 但董事会多由大股东所支配, 所以公司经理实际上受大股东的控制。有研究表明, 高管人员更换后, 大约一半以上的继任者来自母公司或与母公司相关的其他单位和政府部门, 这反映了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的现状。如果公司经理不执行由大股东所掌控的董事会的决定, 或违背董事会的决议 (如要求经理进行非公允关联交易) , 则经理被免职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此经理有可能被迫同意进行非公允关联交易。但是, 如果假设经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则他有与大股东分享非公允关联交易带来的收益的需求, 大股东和经理具有合谋的动机。大股东和经理是否合谋, 这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他们基于自己的利益进行行为选择。

由于经理不拥有公司的最终决策权, 权力掌握在大股东手中, 因此本文假定经理不具有单独通过关联交易来获得额外收益的能力, 而只能通过与大股东合谋才能获得好处。设大股东和经理都是理性的, 且都是风险中性的, 保持大股东的效用函数 (与次大股东合谋时的效用函数) 不变, 即与经理合谋时, 大股东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α为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w是公司的期望利润, μ是合谋时大股东所得收益的比例, e是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转移或者侵占的公司利润, λ是相关方合谋被发现而受到惩罚的概率, Pb是合谋被发现后大股东所支付的罚款。

假设经理的固定收益为s (s>0) , 如果经理也追求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则经理的初始效用函数为Uc=s, 合谋时经理可得收益为 (1-μ) e, 合谋被发现后经理所支付的罚款为Pc (Pc>0) 。除此之外, 经理还将遭受声誉损失Lc (Lc>0) 。于是, 经理选择“合谋”时的效用函数为:

根据博弈模型, 可以得出博弈的战略表达式如表3所示:

表3中的数量和逻辑关系可以归纳如下:

(1) 如果大股东选择“不进行非公允关联交易”, 则经理不存在“合谋”与“不合谋”的选择, 因为在这两种选择下, 大股东的收益都为αw, 经理的收益都为s。

(2) 如果大股东选择“进行非公允关联交易”, 在经理选择“合谋”的情况下, 大股东的收益为αw+ (μ-α) e-λPb, 经理的收益为s+ (1-μ) e-λ (Pc+Lc) ;如果经理选择“不合谋”, 则大股东可以通过其所控制的董事会将经理解聘, 此时经理的收益为s (假定经理能立即找到新的公司且收益不变) , 大股东的收益依然是αw+ (μ-α) e-λPb。

(3) 只要αw+ (μ-α) e-λPb>αw, 即 (μ-α) e>λPb, 大股东将选择“进行非公允关联交易”。

(4) (1-μ) e是经理因合谋而得到的额外收益, λ (Pc+Lc) 表示经理因合谋而支付的期望成本。当 (1-μ) e>λ (Pc+Lc) 时, 有s+ (1-μ) e-λ (Pc+Lc) >s, 这时经理会选择“合谋”。

在我国目前的公司治理机制和监管环境下, 大股东一般拥有较大的控制权, 大股东完全有能力选择“自己人”进入董事会或者管理层, 将本应揭示的经理的私人信息屏蔽, 不让中小股东和社会公众知晓, 因此λ的值非常小。所以, (μ-α) e>λPb和 (1-μ) e>λ (Pc+Lc) 是成立的, 大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博弈的纳什均衡是:经理选择“合谋”, 大股东选择“进行非公允关联交易”。

四、大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

按《公司法》的规定, 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在公司的负债总额大于公司资产总额的情况下, 公司将破产, 并且债权人将遭受损失。控股股东通过关联交易可使自己的投资提前收回, 或将盈余转归自己所有, 而将亏损留给公司, 这样债权人的利益将受到损害。如果上市公司进行非公允关联交易并被债权人知道, 则公司的信用将大打折扣, 必将受到债权人的谴责。

大股东 (或者说上市公司) 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主要是在税收方面。在集团公司中, 各公司适用的税率可能不同, 通过关联交易将税率较高公司的收益向税率较低的公司转移, 可以达到避税的目的。但如此一来, 政府的税收将会减少。

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上, 针对控股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合作博弈, 相应的中介机构 (如证券公司、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 的介入可能会使他们之间的博弈由“不合作”走向“合作”, 但主要的问题是中介机构也可能存在道德风险。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监督和逃避监督的博弈。如果说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博弈是不合作的, 那么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 (或大股东) 之间的博弈则可能是合作的, 如会计师事务所可能会协助大股东掩盖非公允关联交易, 这种合作实质上是一种合谋。

五、结论

本文分析了大股东在非公允关联交易过程中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 结果发现:相对于大股东, 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博弈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 而外部环境 (如法律制度、外部监管等) 往往无法改变双方 (或多方) 博弈的力量对比, 从而导致非公允关联交易的产生。

但是, 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并不是随意的, 而是有条件的。在分析大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博弈的过程中, 为了论述的简便, 关于非公允关联交易的成本, 本文只是考虑了大股东支付的罚款, 但实际上非公允关联交易的成本还包括股价下跌的损失以及关联交易的操作成本等。如果非公允关联交易的成本较高, 大股东的净收益则较低, 其同意进行非公允关联交易的动机也将减弱, 也就是说非公允关联交易是可以得到抑制的。

为最大限度地抑制非公允关联交易的产生, 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平与效率, 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 尽可能避免“一股独大”的现象出现。鼓励上市公司引进更多的战略投资者, 使之成为公司的第二、第三、第四大股东, 增加控股股东的数量并降低其持股比例, 从而增强控股股东相互之间的制衡能力以制约个别股东的非公允行为。 (2) 加强内部治理。上市公司可以设计出多种投票机制来实现和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 包括简单多数原则、一股一票原则、表决限制原则以及累积投票制度等,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大股东控制董事会的问题, 最大限度地防范大股东与经理合谋。此外, 应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制度, 使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保证关联交易特别是关联交易定价决策的公允性上发挥实质性的监督作用。 (3) 加强外部监管。要将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相结合, 建立以证券监管部门为主导的多部门的直接监管与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的间接监管相结合的监管体制, 使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诚信意识的违规者不敢贸然行事。另外, 监管部门应制定出详细、可操作的处罚条例, 对于违规行为, 不仅要处罚上市公司, 更要对公司董事会和相关责任人进行严厉处罚, 将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相结合, 以威慑、约束那些企图利用关联交易达到不正当目的的公司和个人。

摘要：本文分析了关联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行为及其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指出了非公允关联交易产生的根本原因, 以期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关联交易,智猪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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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建民.上市公司非公平关联交易产生的根源与间接原因.现代财经 (天津财经学院学报) , 2005;7

[6].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7].朱红军.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更换的现状分析.管理世界, 2002;5

[8].王瑞英, 谢清喜, 郭飞.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实证研究——基于2002年及2003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分析.财贸经济, 2003;12

关联博弈论文 篇4

关键词：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纵向整合,博弈识别,利益相关者

我国割裂的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由来已久,并在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之下得到了不断的强化。非连续性和碎片化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方式制约了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的整体绩效,也大大降低着农村居民获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连续性、经济性和有效性[1]。割裂的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内原本就存在着各种力量的相关联系和相互作用,纵向整合的体系内各种主体之间的博弈频率和制约强度势必也随之增加,各个利益主体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作用程度和水平也将更加突显,构成各个利益主体多次博弈的复杂的博弈关系网络[2]。所以,清晰地识别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纵向整合的利益相关者间关联与博弈力量,有利于更好的出台相关激励机制和治理机制,对推进纵向整合实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纵向整合的利益相关者

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纵向整合拥有的有形或无形资源的个体、组织和机构便构成了不同的利益主体(也称利益相关者、利益集团)[2],参照南京医科大学卫生政策学者钱东福的定义[3],我们认为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纵向整合的利益相关者是指对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纵向整合做出反应并受到卫生服务体系纵向整合影响(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机构、组织和个人,这些参与主体或者影响卫生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或者反之也受政策的直接影响。

2城乡卫生服务系统纵向整合的主要利益相关者间的关联

城乡卫生服务系统纵向整合的各个利益相关者间彼此相互关联。整体而言,关联和影响主要发生在城乡卫生服务系统纵向整合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城乡卫生服务系统纵向整合内部关联主要作用于各级医疗服务提供机构、医疗服务机构内医疗工作者、医疗服务机构管理者三个核心利益相关者;城乡卫生服务系统纵向整合外部关联主要作用于整合体系与竞争对手、当地居民和患者、政府及其卫生行政部门、医疗保险机构和药品、器械等供应商五个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各个利益相关者间的关联如图1所示。

2.1城乡卫生服务系统纵向整合内部利益相关者间的关联

城乡卫生服务系统纵向整合内部利益相关者间的关联及其紧密程度决定着整合体系能否健康运行的关键。各级医疗服务机构必须紧密协作,进而为区域内居民提供连续的、可及的、经济的、适当的、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同时,健康的整合型医疗服务也将为各级医疗服务机构改善自身服务积累经验并改善管理模式。运行有效的城乡卫生服务系统纵向整合和健康的整合型医疗服务也将会体系内的各个医疗服务机构带来远期回报。新型的城乡卫生服务系统纵向整合和整合型医疗服务供给有利于改善管理者的传统思维和管理理念,他们需要创新经营和管理模式甚至管理手段以适应新变换,也必将激励医疗服务机构管理者做出新的决策和战略规划。医疗服务机构医疗工作者应该适应这种新型的服务提供模式,加强上下级医疗服务机构的联系和沟通,以患者为中心,为居民提供连续的、可信赖的医疗保健服务。整合型医疗服务也必须给予医疗工作者利益回报,没有利益的均沾机制,城乡卫生服务系统纵向整合和健康的整合型医疗服务难以持续。

2.2城乡卫生服务系统纵向整合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间的关联

政府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一定要给予城乡卫生服务系统纵向整合更多的政策支持,如:政策引导 体系内部 医疗工作 者上下流动、给予流动的医疗工作者职称、待遇等方面政策倾斜、授予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自我管理权限等。政府及卫 生行政管 理部门还 应该制定 多种激励 措施,鼓励整合型 城乡卫生 服务体系 增强内部 活力。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外部的医疗保险机构也是核心的利益相关 者,整合型城 乡卫生服 务体系的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势必离不开医疗保险机构的政策辅助[4],如:增大转诊患者的报销比例。调整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支付方式以此激励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内患 者的流动,减少在城 市公立医 院的住院天数。长远 看来,整合型城 乡医疗服 务将有效 的降低医疗保险费用 的支出,维护医疗 保险基金 池的稳定,也有利于医疗保险机构对基金的管理,最终体现保险设立的本质目的。当地居民和患者是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 核心利益 相关者之 一,没有居民和患者认可的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不会体现其制度价值 和优势。没有 居民和患 者积极参 与,整合型城乡卫生 服务体系 将处于“整 而不合”的尴 尬处境。居民和患者也将有效促进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政策调整,鼓励其创新和完善体系的运营模式。同时,整合型城乡卫 生服务体 系最大的 受益主体 也是当地居民和患者,健康发展 的整合型 城乡卫生 服务体系能够为当地 居民提供 连续的医 疗服务,提升医疗服务的系统 性和完整,也会降低 居民就医 的经济负担。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可以激活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服 务能力,更加便捷 地为基层 农村居民提供廉价、优 质的服务。整 合型城乡 卫生服务 体系可能会影响和改 变供应商 的营销模 式,紧密型整合型城乡卫 生服务体 系更有谈 判资本,整合型城 乡卫生服务体系可以处于价格谈判的优势地位。供应商也会更重视对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的营销甚至给予让利,这有利于 扩大供应 商的市场 和渠道。整合型城乡 卫生服务 体系在地 区内也会 有竞争对手,体系外的公立医疗服务机构、民营医疗机构和其他整合体系将相互 收集彼此 信息,在管理模 式和经验方面相互模 仿以抢夺 医疗市场,这有利于 建立一个有效的竞争格局,进而完善区域内医疗服务体系,提供价格合理、优质的医疗服务。

3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纵向整合的博弈识别

3.1城市公立医院与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利益博弈

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内上下级医疗服务机构主要强调上下联动和合作但也存在博弈行为,无可厚非,医疗服务主体都在寻求政策体制内利益最大化[5]。城市公立医院追求医疗市场的最大化,尽量将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到区域内的各个角落,而且城市公立医院参与整合的动力之一就是要“逐鹿医疗市场”。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内城市公立医院如果没有利益激励作用下不会轻易的将自己的优质医疗资源进行下沉,由于功能层面的重叠,在某些疾病和患者源上,城市公立医院和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还存在局部的竞争行为,如,城市公立医院面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患者,他们还不会轻易将病人转入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6]。城市公立医院也不会抽调太多的高水平的医疗技术人员长期下放到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支援,一方面,这样会损害其自身发展和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面临着城市内其他公立医院的竞争,所以,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内博弈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免受太大影响将是城市公立医院首要策略性选择。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在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内也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经营自主权,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在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内将最大的争取政策上的关照,他们将积极主动地接纳上级医院的技术支援,并希望借此提升自身的品牌影响及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但是,面临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要求的功能调整时,他们也会表现出抵触行为,如,将抵触放弃一部分医疗诊治功能并加强医疗康复等服务功能,或者抵触实行基本药物制度而放弃医药加成等,农村基层医疗机构还是将以维护自己的自主经营权和经济利益为主要博弈战略。

3.2公立医疗主体与其他组织的利益博弈

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除了上下级医疗服务主体之外,还包括医疗保险机构、卫生行政部门、药品供应商、民营医疗机构、其他医疗联合体等组织机构,他们之间的博弈在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也将更加激烈。首先,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需要医疗保险机构的政策配套,最佳政策是进行医疗保险组织一体化建设,重整现有的国家医疗保险体系,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城市居民医疗保险,整合成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内患者将自由进行流动以带来连续、完整的医疗服务,医疗保险机构的策略是通过报销比例的不同将患者尽量留在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此时的博弈过程中,一方是为了维护医疗服务连续性和完整性,以确保最佳的医疗服务质量,另一方则是为了维护保险基金池的稳定以达到保险受益的覆盖面。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内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也会同医疗服务机构存在博弈行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希望打破上下级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性,然而,城市公立医院却采用各种手段以此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区域内医疗资源上的垄断和统治地位。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希望城乡卫生服务一体化以此减少由经营权限带来的体系割裂和服务的非连续性,然而,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却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经营权以获取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内卫生行政部门希望取消药品加价,减少药品流通环节,整合体系统一药品采购,然而,各医疗机构还是希望通过药品加成增加自己的业务收入,药品供应商也无孔不入地希望各级医院都能使用自己品牌的药品以增加市场占有量和业务收入,所以,不同级别的医疗服务机构所使用的药品存在差异,患者在不同级别的医疗服务机构内可能接受不同的药物治疗,一方面可能影响医疗服务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可能影响患者对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的认知,例如:很多患者被转入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治疗时,高档次药品不允许使用后,他们就不愿意接受这种转诊方式,进而不接受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模式。

3.3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纵向整合下医疗技术人员间的利益博弈

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内优质医疗资源一方面是指诊治过 程中所使 用的医疗 设备,但最重要 的资源主体是医疗技术人员。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设计的核心理 念之一是 让优质医 疗资源充 分下沉,然而,城市公立医院的优质医疗技术人员也是有限的,他们也在体系 内寻求自 身利益最 大化,例如:当城市公立医院下派医疗技术人员到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支援,肯定会影 响这些医 疗技术人 员的收入,他们长期下派在外,一些固定的患者群体可能转向其他医生或者其 他医院,这样会影 响他们在 公立医院对患者的影 响力和忠 诚度,所以优秀 的医疗技术人员不一定情愿被下派到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去长期支援。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倡导建立双向转诊制度,这样可能会影响一些医疗技术人员的业务收入,一些医生可能不愿将自己的病人转入下级医院。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医疗技术人员也可能存在一些博弈策略,一些医疗技术人员想借此体系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但是也有一些农村医疗技术人员人浮于事,不愿学习新的业务技术,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业务而到上级医院进修,甚至不愿意接受新的医疗诊治标准去改变自己诊疗习惯。

3.4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纵向整合下医疗管理者间的利益博弈

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内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管理者或者法人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和资源运作能力。城市公立医院管理者想在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内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政策调配权,而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管理者更担心自己的管理权限在整合后被削弱。每一个管理者都有自己的医院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整合后可能出现管理者之间在整合体系发展战略上的不一致甚至冲突。城市公立医院管理者与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管理者整合动机就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城市公立医院整合意愿较低,或者整合目的是逐鹿医疗市场,而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管理者整合意愿也不一定高,或者整合目的是想借助公立医院品牌和实力壮大自己。城市公立医院管理者在整合型城乡卫生服务体系内必须放弃一些利益,如往下转诊一些轻微病情患者、下派一些优秀的医疗技术人员、帮助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完善设备和技术、免费培训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技术人员等,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管理者肯定会放弃一些自主经营权、部分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可能变成医院托管的形式、可能取消自己的药房、减少一些重复性的医疗设备引入等。

3.5医疗主体与居民、患者及家属间的利益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