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提高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博弈水平的论文

浅谈提高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博弈水平的论文（精选3篇）

浅谈提高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博弈水平的论文 篇1

浅谈提高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博弈水平论文推荐

中国加入WTO快十年了。十年来，中国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同时，全球经济参与度显着提升，对外贸易额实现年均21.6%的增长率，以下就是由为您提供的浅谈提高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博弈水平。

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缺乏经验的中国企业需要遵循来自多方的新规则，只有提高自身技巧方可面对如林强手而不输于起跑线。

必须看到，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支撑下，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绿色革命浪潮席卷全球，WTO也在货物贸易总协定条款第20条专门设有环保例外条款，允许缔约方为保护国内环境采取必要的贸易限制措施，从而获得其承诺义务的豁免。在关税壁垒逐渐降低的同时，新的技术性壁垒边界逐渐生成，经济活动跨越此类边界进入欧美等国市场的难度显着增加。除原有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国际公约或协议外，包括碳关税、商品物质含量等各种新标准的制订也在逐步形成，而这些以低碳经济、环境保护和公众福利保护为由的标准将对未来全球经济活动形成巨大影响。

6月，被称为中国入世以来面临的最大技术贸易壁垒的欧盟REACH(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案开始施行。这一法案宣称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为宗旨，对欧盟市场上和进入欧盟市场的所有化学品强制要求注册、评估和许可，实施安全监控。中国出口欧盟的家电、纺织服装、鞋产品、玩具、轻工、电子、汽车、制药等几乎所有产品都要受到重大影响。企业需对其向欧盟出口商品所用产品化学安全承担责任并以文件形式体现责任，中国企业从欧洲进口化工产品的成本也会因相关费用而上涨6%，对欧出口总成本上升5%以上，产品竞争力大幅减弱。对欧出口的中国企业面临抉择：要么放弃欧盟市场，要么通过研发、调整产品生产工艺、申请欧盟认证，重新整合产业链。

在欧盟的大力推动下，联合国在1992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变成可操作的`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为实现承诺，欧盟建立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将二氧化碳气体排放许可当作商品在众多有排放需求的企业中进行限额交易。ETS涵盖了能源、金属冶炼、水泥业、砖瓷制造业和造纸业等多个行业，更将于开始纳入航空业。ETS涵盖的a企业在达到自身排放额度后，需要对超额排放部分缴纳罚款，～20每吨超排的二氧化碳罚40欧元，后每吨罚100欧元。企业拥有被允许排放的初始额度，该额度按照企业的实际排放量确定，对市场新进入者事实上构成壁垒。

无独有偶。7月，澳大利亚也开始征收碳税，企业每吨超额排放的二氧化碳需缴纳起价23元碳税，此后每年增加2.5%，全澳洲碳排放量最大的500家企业需要支付这一税种。，澳大利亚的碳排放交易方案开始全面施行。作为碳税推出的辅助措施，澳政府提高了个人免税额，并在头三年下拨92亿澳元的工业补助，包括钢铁业、铝业、锌业、造纸业等重工业企业都可获得94.5%的免费排放权，大型交通工具以削减燃油退税方式负担一定碳税义务。碳税的开征使得赴澳大利亚这个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矿产资源国进行相关投资的企业，面临更大成本压力。

面对众多的非传统技术要求，在市场化同时遭遇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可资借鉴的经验相当匮乏。适应新的规则和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尽早动手，积极应对，以免错过这一趟全球经济转型快车。

浅谈提高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博弈水平的论文 篇2

碳关税最早由法国提出, 希望欧盟国家针对未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 以避免在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的产品遭受不公平竞争, 当时由于美国恰是未签署《议定书》的国家之一, 坚决反对法国的此提议。而就在2009年6月22日, 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 该法案规定, 从2020年起对来自未采取减排措施的国家的钢铁、水泥、玻璃和纸张等产品实施“边境调节”措施, 即征收“碳关税”, 以避免美国制造业陷入不公平竞争。

从《京都议定书》生效之路的波折到碳关税的提出, 在环保之余, 无不渗透着各国的政治经济利益, 其中蕴含了复杂的国家间的博弈, 预示着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争议将更为激烈, 气候谈判甚至可能引发未来较为严重的国际贸易争端。其中主要的博弈利益集团可以归结为以欧盟为首的联盟 (欧盟、日本等) 、以美国为首的联盟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

一、《京都议定书》形成前初始排放权分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

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属于非排他性使用的公共资源, 对此, 单个国家的理性选择将导致过度排放, 带来巨大的负外部性, 导致“公地悲剧”。因此, 在不存在超越主权国家的领导者的情况下, 如果缺乏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博弈的纳什均衡解就是“囚徒困境”, 设计机制来引导人类走出囚徒困境是当务之急。而在这一过程中, 确定最优的总体减排规模并在不同国家中分配初始温室气体排放权是关键。

现实中, 1美元的消费品给发达国家居民带来的效用小于给发展中国家居民带来的效用, 而1单位的排放量给发达国家居民带来的负效用要高于给发展中国家居民带来的负效用, 所以在环境与发展的权衡中, 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倾向于经济发展。于是, 在一个无限期轮流出价的讨价还价动态博弈框架里, 纳什均衡的结果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讨价还价双方的效用取决于彼此的贴现因子。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减排博弈中, 这种贴现因子可以视为各国对达成减排协议的耐心程度。尽管无限期的讨价还价对谁都不利, 但谁更有耐心, 谁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目标函数不同, 发展中国家显然比发达国家更有耐心, 这可以从历史责任之外的另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最终接受“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 达成承诺率先减排的《京都议定书》, 发展中国家在初始排放权博弈中赢得应有的权益。

二、《京都议定书》生效过程:发达国家间的博弈

(一) 美俄博弈

美、俄之间是典型的“猎鹿博弈”, “鹿”就是排放权交易。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碳排放权, 美国若加入《京都议定书》, 为实现减排承诺, 相比其它碳排放配额供需平衡的附件1国家, 美国需要大量购买排放权, 所以美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客户。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 俄罗斯就不能获得预期的收益, 所以也就迟迟不肯签署《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作为一个温室气体减排合作框架, 规定在不少于5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包括其合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占附件1所列缔约方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55%的附件1所列缔约方已经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书之日后生效。所以, 每个国家的排放额构成了国家票数Wi。1990年, 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附件1国家排放总量的34.12%, 俄罗斯占17.45%, 可视为50.57%的总计投票权。如果美、俄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 则其无法生效。这时, 美国如果推出自己的减排方案, 通过市场排放权交易, 俄罗斯也能获得收益。但这会得罪欧盟等签署国家, 同时俄罗斯也不能获得《京都议定书》所带来的碳排放权交易利益。

在这种分析思路下, 美、俄存在3种可能结果:美俄均签署《议定书》、美俄均不签署《议定书》、俄签署而美未签署。前两种的利益权衡上文已分析, 而第三种情况则涉及下面提到的俄欧博弈。

(二) 俄欧博弈

事实上, 如果美国退出, 俄罗斯在签署《议定书》后获益并不大, 但它在联盟中关键加入者的地位使其希望采用“盟主博弈”策略, 先口头拒绝, 制造紧张气氛, 要挟欧盟等签署国以获得先期利益, 然后在关键时刻同意签署, 再等待美国改变立场。

(三) 美欧博弈

美欧之间可以算是一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过桥博弈”。欧盟是减排计划的提出方和《京都议定书》的积极支持者, 并率先批准了《议定书》, 但美国的退出确实是国际减排计划的重大损失;美国由于考虑到签署协议后自己减排成本很大, 可能影响到国内一些产业的发展, 所以希望通过推出自己的减排计划将其它国家拉拢入内, 形成有利于自己的“盟主博弈”局势。但由于没有几个国家响应, 一意孤行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在这种情况下, 也许会出现双方新的博弈与妥协。

三、《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围绕碳关税的美中博弈

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的确生效了, 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的表现让气候谈判的成果大打折扣。美国行为政策考量可以用“枪手对决博弈”模型予以简化。

有4个枪手要进行最后的对决, 相互射击, 他们命中率是:甲80%、乙70%、丙60%、丁50%。按照博弈原理, 枪手都是理性人的话, 枪法最差的丁幸存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所有枪手都会选择首先把对自己威胁最大的对手干掉, 枪手丁对其它人的威胁最小, 成为射击目标的可能性最小, 而枪法最好的人甲被首先干掉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把4个主要的碳排放利益集团比作4个枪手, 美国无疑是头号射击目标, 其次是中国, 俄罗斯成为目标的可能性最小。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分析, 在中国把美国作为首选目标的同时, 美国也把中国作为首选目标。

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在2007年12月初巴厘岛贸易部长会议上曾经指出, 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借口采取单边贸易措施将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但耐人寻味的是, 施瓦布的发言话音未落, 美国国会却已在尝试把欧盟碳关税的政策提议在本国立法中付诸实践。美国的政策转变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事实上, 从《京都议定书》到2009年哥本哈根UNFCCC第15次缔约方会议, 发达国家出于对减排经济冲击和全球政治格局调整的担忧, 一直试图把“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模糊化, 并要求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承担跟发达国家一样“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约束性减排目标。

通过对美国相关政策演变过程的分析不难看出, 美国推出自己的减排措施实际上是试图在不损害国内经济发展的条件下, 提升其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控制力:一是用承担一个形式上的约束性目标打破跟以欧盟为首的附件1国家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谈判僵局, 重新从欧盟手中夺回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领导地位;二是以推行碳关税之类的威胁性政策迫使中国、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尽早承担减排责任, 继而利用其在新能源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减排压力, 找到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点。

美国战略家卡根将美国与欧洲在碳排放问题上的表现概括为:“美国人来自火星, 欧洲人来自金星”。前者强调实力, 而后者强调协商对话和规则的建构。这种区分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 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利益。欧洲国家目前在新能源上处于领先地位, 减排成本相对较低, 且“碳金融”在欧洲以欧元形式流通, 可能催生欧元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规则符合欧洲利益。而美国基于国内工业依赖石油、碳排放量高等原因, 故意推脱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责任。至此, 可以看出, 美国和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的行为是符合其本国利益的。

事实上,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 有两个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将会长期存在, 一是“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二是减排政策导致的竞争力损失。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合作是一个长期博弈过程, 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在环境领域的再现。尽管《京都议定书》生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地悲剧”, 但要真正走出“囚徒困境”, 还需要更有效的机制设计, 以激励各国真正地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合作。

参考文献

[1]崔大鹏.国际气候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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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洪波, 蒋天文.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政治博弈[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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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军.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 2008 (8) .

浅谈提高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博弈水平的论文 篇3

必须看到，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支撑下，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绿色革命”浪潮席卷全球，WTO也在货物贸易总协定条款第20条专门设有“环保例外条款”，允许缔约方为保护国内环境采取必要的贸易限制措施，从而获得其承诺义务的豁免。在关税壁垒逐渐降低的同时，新的技术性壁垒边界逐渐生成，经济活动跨越此类边界进入欧美等国市场的难度显著增加。除原有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国际公约或协议外，包括碳关税、商品物质含量等各种新标准的制订也在逐步形成，而这些以低碳经济、环境保护和公众福利保护为由的标准将对未来全球经济活动形成巨大影响。

2007年6月，被称为中国入世以来面临的最大技术贸易壁垒的欧盟REACH（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案开始施行。这一法案宣称以“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为宗旨，对欧盟市场上和进入欧盟市场的所有化学品强制要求注册、评估和许可，实施安全监控。中国出口欧盟的家电、纺织服装、鞋产品、玩具、轻工、电子、汽车、制药等几乎所有产品都要受到重大影响。企业需对其向欧盟出口商品所用产品化学安全承担责任并以文件形式体现责任，中国企业从欧洲进口化工产品的成本也会因相关费用而上涨6%，对欧出口总成本上升5%以上，产品竞争力大幅减弱。对欧出口的中国企业面临抉择：要么放弃欧盟市场，要么通过研发、调整产品生产工艺、申请欧盟认证，重新整合产业链。

在欧盟的大力推动下，联合国在1992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7年变成可操作的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为实现承诺，欧盟建立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将二氧化碳气体排放许可当作商品在众多有排放需求的企业中进行“限额交易”。ETS涵盖了能源、金属冶炼、水泥业、砖瓷制造业和造纸业等多个行业，更将于2013年开始纳入航空业。ETS涵盖的a企业在达到自身排放额度后，需要对超额排放部分缴纳罚款，2005～2007年每吨超排的二氧化碳罚40欧元，2008年后每吨罚100欧元。企业拥有被允许排放的初始额度，该额度按照企业2005年的实际排放量确定，对市场新进入者事实上构成壁垒。

无独有偶。2011年7月，澳大利亚也开始征收碳税，企业每吨超额排放的二氧化碳需缴纳起价23元碳税，此后每年增加2.5%，全澳洲碳排放量最大的500家企业需要支付这一税种。2015年，澳大利亚的碳排放交易方案开始全面施行。作为碳税推出的辅助措施，澳政府提高了个人免税额，并在头三年下拨92亿澳元的工业补助，包括钢铁业、铝业、锌业、造纸业等重工业企业都可获得94.5%的免费排放权，大型交通工具以削减燃油退税方式负担一定碳税义务。碳税的开征使得赴澳大利亚这个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矿产资源国进行相关投资的企业，面临更大成本压力。

面对众多的非传统技术要求，在市场化同时遭遇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可资借鉴的经验相当匮乏。适应新的规则和要求，中国企业必须尽早动手，积极应对，以免错过这一趟全球经济转型快车。

首先，确定自身的国际化战略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根本转变，但各方角色和位置可能由于危机而出现重构。依据自身优势，选定发展的海外重点市场，制订中长期发展计划，才能够少走弯路，有效用好企业资源。

其次，针对国际化战略中选定的重点发展区域，综合评判经贸发展趋势。除各种传统经贸规定外，应着重了解企业计划重点开拓国别区域的各种标准与规范。除了要掌握已经施行或即将施行的各种要求和规定、有针对性地调整自身经营方式外，更要对未来可能出台的规则或标准进行预判。例如，以绿色环保为特性的各种措施很有可能在更广地区施行，而从目前的实践看，市场先入者比后入者通常享有一定优势，在有发展意愿地区加快投资进程可能更具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