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平关联交易论文（精选10篇）
不公平关联交易论文 篇1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 母公司与子公司、企业集团间关联交易成为一种普通且不可避免的行为。由于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 同时拥有企业剩余权索取权的内部控制人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有意识利用自己的控制权进行不公平关联交易, 严重损害到国家、少数股东、债权人及公司本身的利益, 严重挫伤了投资者信心, 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因此, 有必要对关联交易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 有效防范公司不公平关联交易的负面影响的发生。
一、对不公平关联交易的现状制度分析
不公平交易的发生, 主要是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滥用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力的结果;提出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目的并非禁止关联交易, 而是规范关联交易, 防范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的发生。不公平关联交易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编制虚假利润和制造虚假资产;2、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3、占用公司资金或无偿拖欠公司货款;4、控制股东与公司进行不公平的资产买卖;5、收购或转让股权的价格明显高于或低于通常交易条件;6、控制股东的债务与公司债权充抵;7、控制股东掠夺公司利润。我国的关联公司普遍存在利用从属公司的独立人格, 通过非法关联交易, 歪曲公司治理结构、虚增资本、粉饰业绩、操纵利润、规避法律或逃避债务税务, 妨害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阻碍资本正常流动, 引发公司财务风险, 通过不在当竞争加固企业联盟导致垄断, 侵害竞争对手、从属公司以及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等问题。
发生不公平关联交易是控制股东及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滥用其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力的结果。不公平关联交易的发生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公司法人制度不过是股东为降低投资风险、谋求最大经济利益而借以实现其盈利目标的工具, 作为一种议事规则也是公司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但亦有可能被曲解和滥用。控制股东利用其资本优势和选择管理者、作出重大决策、请求分配股息等权利, 拥有了对公司实际控制的能力, 利用自己所控制的公司的决策权实现个人或少数人的逐利主张, 甚至将公司作为不公平关联交易的工具, 追逐其利益的最大化。但其因逃避法律或契约义务受到法律追究时, 往往又主张只承担出资额以内的有限责任, 致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董事有时运用其控制权, 利用家人、朋友与公司做交易, 目前法律还没有未纳入关联人范围, 因而在认定时就比较困难, 其中表决回避制度并未成为广泛规定, 而是仅限于上市公司关联董事, 未充分规制滥用资本多数决原则, 尤其对于如何证实违法关联交易及判断关联交易的公平性尚未规定统一且具操作性的标准, 这些问题仍有待于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由此可见, 现代公司法人制度中“有限责任”、“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资本多数决”等原则本身的缺陷和被曲解和滥用成为不公平关联交易发生的重要因素。防范不公平关联交易的关键对滥用这些原则的行为作必要的限制。
二、完善预防公司不公平关联交易的法律制度
防止因资本多数决的滥用而导致不公平关联交易的产生。对于因不公平关联交易而导致利益受到侵害的中小企股东, 可以通过完善中小股东选举权表决权制度、中小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公司非执行董事制度, 进一步完善现代企业法人制度, 从程序及实体方面确保受害者的利益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
(一) 完善中小股东选举权表决权制度。
公司进行选举董事、监事时, 当股东所持有的股份不足半数, 股东依一股一票表决权所得的投票权平均地投给自己提名的候选人, 可能会出现自己所信任的候选人无法被选举为董事或监事。我们可以通过补充选举规则, 强化少数股东的选举权。即当在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监事时, 股东每拥有一股份, 便获得与候选的董事、监事职位总数相同的投票权, 从而股东可以依自己所持有的股份数与候选职位总数的乘积所获得的投票权, 在候选人数范围内决定自己提名的候选人数并予以投票。即股东既可以把所有的投票权集中选举候选人。从而有效地保障少数股东将代表其利益和意志的代言人选入董事会和监事会,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少数股东与多数股东的利益关系, 预防不公平关联交易的在决策程序中的“合法化”。当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时, 该股东或其代理人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行使表决权的制度。它有利于堵住拥有多数股份的控制股东在与公司有利害关系的交易中滥用表决权的可能性, 对于防范不公平关联交易、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重要作用。
(二) 完善中小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当有控制地位的股东迫使公司为不公平关联交易行为使公司利益受损时, 由于控制股东牢牢控制了公司, 而且往往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很难、甚至不可能向侵权人提起诉讼, 以挽回公司的损失。此时, 由于公司的利益是股东利益的根本所在, 少数股东的利益间接受到损害。为防止某些恶意股东滥用股东代表诉讼, 滋扰公司, 破坏公司的运作体系, 可以对原告的身份、持股时间和持股数量作相关规定。很显然, 代表诉讼的原告必须是公司的股东。在持股东时间上, 原告必须在侵害公司权益的行为发生时持有公司股份, 原则上股东不得对其成为股东之前公司受到的损害提出代表诉讼, 但如其行为或后果在原告成为股东之后仍在持续进行或对公司产生影响, 他们便有权提出代表诉讼。在持股数量上, 可规定原告股东单独或共同持股的最低比例, 可规定不低于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控制股东、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的人均可作为被告, 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司及少数股东的利益。
(三) 完善公司非执行董事监管制度。
即规定大股东以外的社会知名人士在董事会中的任职比例。非执行董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他们通过定期参与董事会的决策活动而对执行董事起到监督作用。非执行董事在保障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合理进行方面, 扮演着重要角色。上市公司审议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关联交易事项时, 相关人员应于第一时间通过董事会秘书将相关材料提交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在作出判断前, 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专门报告, 作为其判断的依据。公司不应对所涉交易标的状况不清、交易价格未确定、交易对方情况不明朗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并作出决定。非执行董事有责任保证关联交易是根据正常商业条件进行的, 并不比公司与第三者进行类似交易的条件差, 只有得到非执行董事的签字确认, 关联交易才能生效。
(四) 完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控法律制度。
上市公司应加强对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募集资金使用、重大投资、信息披露等活动的控制, 建立相应的控制政策和程序。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划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权限, 规定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和回避表决要求。上市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收购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资产 (包括权益) 的, 应当确保在收购后能够有效避免同业竞争及减少关联交易。上市公司确定公司关联方的名单, 并及时予以更新, 确保关联方名单真实、准确、完整。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在发生交易活动时, 相关责任人应仔细查阅关联方名单, 审慎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如果构成关联交易, 应在各自权限内履行审批、报告义务。内部审计部门应当将大额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对外投资、购买和出售资产、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事务等事项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其实施的有效性作为检查和评估的重点。
三、健全关联交易中的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制度
1、关联交易人的法律责任认定。关联交易直接涉及关联人的切身利益, 在其进行交易时大多会牟取私利而违背诚信义务, 实践中可从审查关联交易的目的是否正当, 交易动机是否出于操纵市场、转移利润或财产、虚构报表、逃避税收等恶意, 以考察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通常表现为关联公司之间就收益、成本、费用与损益的计摊不合理或不公平, 涉及价格方面常表现为显著低于国际或国内市场上正常合理价格, 变相转移利润, 给予关联公司 (如代理商) 高额利润, 无息融资或以明显低于正常融资成本之利率相互借贷, 对部分人员给予高额工资。因此, 我们应当参考市场交易惯例, 并参考审计、评估等专业机构的鉴定意见来认定关联主体是否滥用控制权。关联交易人通过不公平的关联交易, 给公司造成现实的或明显可能的损失, 侵害了公司、中小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2、关联人应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公司法并不禁止关联交易, 合法的关联交易, 法律给予保护, 但对于关联人违反诚信义务的关联交易, 关联人应对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若关联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 给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债权人造成损失的, 关联人应对内向公司或其他股东承担赔偿责任, 对外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董事应承担的监管法律责任。董事应当对授权事项的执行情况进行持续监督。董事审议授权事项时, 应当对授权的范围、合法合规性、合理性和风险进行审慎判断。董事审议重大交易事项时, 应当详细了解发生交易的原因, 审慎评估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长远发展的影响, 特别关注是否存在通过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方式掩盖关联交易的实质以及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董事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 应当对关联交易的必要性、真实意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作出明确判断, 特别关注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包括评估值的公允性、交易标的的成交价格与账面值或评估值之间的关系等, 严格遵守关联董事回避制度, 防止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以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重大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 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在作出判断前, 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独立董事应当对关联交易 (含公司向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提供资金。) 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参考文献
[1]许彩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若干问题思考《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1年第12期)
[2]刘新虹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对策谈政法论丛 (2002年第4期)
[3]何军香对上市公司构建独立董事制度的思考中国法学 (2003年第11期)
谁来主持图书“公平交易” 篇2
1月8日，酝酿多年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正式发布，其中规定新书第一年不得打折零售，但在网上书店或会员制销售等特殊情况下可以优惠促销，折扣也不能低于85％。《规则》发布后，业内人士着实小吃一惊，但仔细一看。发现离现实太远，不但缺少可操作性，而且连合法性都有问题。
国家发改委也已明确表态，《规则》从法的角度看是有问题的，因为法规只有人大或政府才能发布。如果是行业自律，那也得有个民主集中的程序，获得213以上通过。中国的很多行业协会既不像协会，也不像政府。它没有政府的执行力，也没有协会的号召力。就算《规则》被全国的所有书店认可，实施过程中也有太多变通的办法，很难实施监督。对付“禁折令”，可以买新书送旧书、捆绑销售或者满多少就送购书券等等，会员销售和普通零售、节日促销和日常销售也很难界定。对违反《规则》的行为如何制裁?规定只是说进行“劝诫”、“通报批评”并“建议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罚”。那么，行政主管部门处罚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总不能说民间的规则让政府来执行。面对《规则》的“被规则”、“被诚信”，于是我们想起了那位勇敢而又有骑士精神的堂吉诃德先生。
对网络书店的禁折令早在~Xr'4z就已有过。那一年800网站不断地买断某作家的书以对折作优惠促销，于是引起作家社及余秋雨、贾平凹等人的强烈不满，威胁该网站以降价倾销的罪名诉诸于法律。于是，800网站停止半价销售《千年一叹》、《怀念狼》、《口红》等畅销书。但当时由此发端的网络书店禁折令，也因缺少法律依据和可操作性不了了之。
或许十年后的这道禁折令也就这么不了了之。现在的许多事情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或者是光打雷，不下雨，也不唯书业如此。比如对电动车的限速令。书业一折书的禁令也下过多次，但一折书至今还堂而皇之到处有售。如果规定或者规则太不着边际，那就叫折腾，时下政界就有一句名言，叫做“不折腾”。
也许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但如今摸着石头过河，朝令夕改的事情也太多了一点。再比如改制脱钩，当初曾经军令如山倒，没有人敢不相信改制不脱钩。可是说不脱钩就不脱钩。其实不脱钩也不无道理，不脱钩可能更符合中国国情与现有政治文化体制。文化体制改革线路图正确，时间表太快，任务书则有失教条。
当然，也不能说《规则》一无是处，至少动机是好的。动机是什么，明眼人一看便知，就是冲着网络书店来的，冲着当当和卓越来的。据报道，当当2009年做到二十多亿，卓越也有十几个亿，其新书单本定制数量都已经五千到上万。关于当当、卓越，大多数人说仍然不盈利，至少是主业不盈利。有报道说：目前图书只占卓越销售额的一半左右，卓越给自己的定位是做综合性电子商务网站，百货业务占据当当网总收入的40％左右。当当网成立10年来，据说至少有8次在相关的访谈中宣布当月或当季实现盈利，但至今尚未盈利。当当和卓越烧钱10年，不正当行业竞争明显，给中国图书市场生态造成的影响和破坏应该引起业内重视。
不公平关联交易论文 篇3
一、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理解
上市公司是指依法公开发行股票并且其所发行的股票经批准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证券市场的重要主体, 其经营行为和经营状况会直接影响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进而影响证券市场乃至宏观经济的运行。在现代社会, 企业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任何一个企业或多或少总会存在一些关联方, 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中第3条对关联方的判定是:“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 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 构成关联方。”企业绝不仅是个生产单位, 而更是个交易主体, 企业以各种各样的交易行为表征着其生命的存在, 因而关联交易的存在不可避免。关联方交易是指在关联方之间发生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 不以支付对价为要素, 不论是否收取价款, 其实质是关联方之间资源或义务的转移, 是一项互相独立的双方当事人以追求自身利益为目的, 依据当时所能够获得的信息, 通过自由谈判而达成的交易。如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就直接或间接转让上市公司股权事宜或因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达成默契, 而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的, 则上市公司实施的该项资产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应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或者规则中关于关联交易的规定。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中各方通过资本的运作进行股权参与, 使企业间形成控股参股关系。上市公司与其交易方都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他们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但是关联交易中各方由于股权或经营上的原因往往会形成不平等地位, 在经济事实上它们又是相互依存的, 而且形成一种支配或从属关系。在关联交易中经常会发生极大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 即在交易条件、价格或方式上有失公允, 被支配一方背后的控制股东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这就在受损权利的保护和股东有限责任之间发生了一定矛盾, 对法律保障公正平等的理念产生冲击。
二、公平原则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中运用的必要性
公平是指公正而不偏袒, 是一种道德素养, 也是市场经济下法律追求的永远不变的目标。公平有事前的公平及事后公平之分。事前的公平指的是机会的公平, 事后的公平是结果公平的一种重要因素。公平原则要求人们对交易中的利益分配在主观上保持公平、公正的态度, 认识到机会均等, 互利互惠, 反对暴利。公平原则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利用法律的强制力, 公平地保证当事人经济利益的实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认为, 公平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公平和公正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它要求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经济利益上互相实现。公平原则又是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市场经济不承认特权, 只认可合法竞争, 它要求一切经济关系的参加者在法律上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在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中, 力求使实质的、形式的和程序的考虑相互平衡是法治的核心任务, 我们要本着公平的原则进行交易。商品经营者要以公平交易为前提, 实现经营者的利益保障。公平原则恰当完整的运用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平等, 即实质上的平等。
三、公平原则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中的实际运用
(一) 事先公平的主导观念
公平原则是经济中制定政策一直遵循的原则。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应签订书面协议。协议的签订应当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协议的内容应明确、具体。事后的公平往往会导致受益者出现偷懒的问题, 而事前的公平会促使经济人更加努力地工作进而促进事后的公平。因此, 在事前及事后的公平观念进行选择时, 应选择事前公平为主导观念。关联交易中各方应该本着互惠互利、诚实信用的心态来从事交易行为。在制定关联交易定价政策时, 尽管经济市场不平衡的环境下市场信息不够对称,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对公平原则的运用在形式上体现在客服交易过程中的不对等, 我们仍要从公平的角度出发, 关注在交易中较弱利益的一方的权利与义务采取一套特定的法律程序, 选择拥有较少信息投资者的利益应优先于较多信息投资者的利益的定价政策标准。董事会和全体股东都应该具备诚实守信的思想道德素养, 并在进行交易的时候恪守应有的注意与忠实义务。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中的实质公平原则是指在交易过程中双方权利义务的分配公正合理, 没有对任何一方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关联交易本身只是一种事实状态, 并无所谓好坏, 它可以带来效率, 也可能造成不公平, 对关联交易进行法律规制的基本思路是促进关联交易行为的规范化, 防止不公平关联交易的发生。
(二) 利害关系公开义务
在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中对公平原则的运用要履行利害关系公开义务。公开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公正, 因为不公开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是机会不平等, 是不公正的。公平原则和公正原则可以弥补公开原则的不足, 公开原则又可以对公平原则和公正原则进行监督。利害关系一方承担利害关系公开义务的前提条件是, 利害关系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在该项关联交易中存在有利益冲突。履行利害关系公开义务是为了确定哪些表决权需要予以回避。利害关系公开义务有利于其他享有表决权的主体能够对是否进行该关联交易做出熟悉情况的判断。我国应在立法上将股东或董事的利害关系公开义务作为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并明确规定所应公开的具体内容。公开的内容应使表决机构清楚地认识到该利害关系一方在此项关联交易中所处的地位如何。
(三) 表决权回避制度
上市公司就资产交易进行审议并形成决议, 有关交易涉及关联交易的, 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表决权回避制度也称表决权排除制度, 是当董事或股东与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的利害关系时, 该利害关系方或其代理人就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的制度。在表决权回避制度中, 将公正立意为程序的正义, 不仅要求每张股票平等、股东机会平等, 而且还要求有体现公正的法律体系和对其公正的执行。由“有资格股份”或“有资格董事”的多数赞成票来决定此项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是否公平合理应当留给不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或董事来进行评价。各个董事会要秉着独立判断的原则, 对关联交易进行监督和制约, 要求申请配股的上市公司必须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分开, 保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和财务独立, 重点要排除关联人利用其控制力或影响力可能对表决产生不正当的影响, 对募集资金用途中凡涉及关联交易与不涉及关联交易的加以区分, 由股东大会做出表决, 对于任何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必须放弃投票权。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购买、出售、转换资产行为时, 应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保证上市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 要求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本次资产交易出具意见, 减少其表决权的滥用, 从而有利于防止不正当关联交易的形成, 以保证决策的客观公正。
(四) 独立董事认可制度
独立董事认可制度是指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非经该公司的独立董事的书面认可而不能生效的一项制度。独立董事应当就本次资产交易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表独立意见, 并就上市公司重组后是否产生关联交易、形成同业竞争等问题做出特别提示。公司董事会应有2名以上的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独立于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公司的关联交易必须由独立董事签字后方能生效。达到一定条件的重大资产交易行为, 应提请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重大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交由股东大会批准, 股东可以就该交易的公平性进行审查, 但当董事直接根据章程授权进行此类交易而无须批准时, 则股东无权就该交易的公平性进行审查, 这就很难避免个别董事态意侵害公司的利益。独立董事认可制度要求董事会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他们通过定期参与董事会的决策活动而对执行董事起到监督作用, 同时公司赋予其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特别责任, 上市公司在做出配股决议时, 公司董事会应保证公司及在配股中有关的关联交易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 主承销商等中介机构应对关联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予以关注。在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中引入独立的董事认可制度, 有助于对关联交易的公平性做出有根有据的决断, 以能更好地保证关联交易达到不损害各方利益的实质公平性。
(五) 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
市场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缺陷, 在交易中往往出现不公平的现象, 因此要制订一系列法律规范制度做出具体的信息公开的最低要求, 充分的信息披露是保障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公平性的关键因素。对外信息披露和对内股东权力制衡就是对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的运用。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可以使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防止不法行为的发生, 实现公司的高效运营, 向投资大众提供投资判断所必需的资料, 使投资者能有机会充分了解公司的真实情况, 保护上市公司现实的以及潜在中小股东的利益, 从而具备无关联交易的的公开与公平性质, 确保关联者没有获得在无关联状态下无法获得的不当利益。但是不能认为只依靠对外信息披露或对内股东权力制衡的单一途径, 就能达到规范关联交易的目的。对外信息披露的内容是股东权力制衡的结果, 股东权力制衡又需要对外公开披露来监督和促进, 两者结合才能完整地运用“三公”原则。
四、结束语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将会越来越多地成为市场的主流。但是伴随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不对称的信息, 如今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将来的交易都应认真履行公平这一重要的法律原则。对公平原则的彻底贯彻和履行, 需要从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这两个方面来进行, 从而达到促进交易顺利进行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叶永辉, 许海峰.浅析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现状[J].企业家天地2009, (02) .
[2]罗云, 向玲.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浅析[J].金融经济, 2008年02期
公平？不公平？ 篇4
“我们来平分吧！”松鼠说。他把果子分成两半，一人一半。
松鼠吃得肚子好撑，胀得好疼。
小象没吃饱，肚子还是扁扁的。
“不公平！”小象说，“你吃那么多，我才吃这么少。”
“谁说的？”松鼠摇摇头，“就是太公平了，我才会吃到肚子疼。”
小象和松鼠吵起来，吵醒了公园的管理员公鸡。
公鸡走出办公室，弄清楚了情况，很生气地说：“你们没看到公园入口的公告吗？公告第八大点第二十一小点：“禁止偷摘果子。”身为公民，你们竟然‘毁坏公物！要处罚，每个打十下板子。”
公鸡拿出一根十厘米长的鸡毛掸（dǎn），“啪啪啪”打了松鼠十下屁股，又“啪啪啪”打了小象十下屁股。
“呜……不公平，人家屁股都开花啦！”松鼠屁股红彤（tóng）彤，痛得哇哇叫。
“公平！公平！”小象的屁股好像被茅草轻轻碰了十下，一点儿也不痛。
“当然公平。”公鸡说，“我替公家办事一向公事公办，公正、公开又公道，是公认的大公无私。谁犯错，我都打十下！”
一只小鸡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果子，举得高高的，对公鸡说：“爸爸，你看！我摘的果子！”
小象、松鼠立刻瞪着公鸡，看他怎么处理。
公鸡看看小象，看看松鼠，看看小鸡，又看了老半天果子……然后，他板起脸，很生气地说：“你这个果子，真是不乖！长得这么肥又这么大，一看就知道是抢了兄弟姐妹的营养！还好小鸡捉你回来，不然，还有公理吗？小象、松鼠，你们都是公证人，我现在就打它十下。”说完，“啪啪啪”打了果子十下。
“怎么样？很公平吧？”公鸡说。
“不——公——平！”小象和松鼠大声说。
“对嘛，不公平！”咦，怎么连小鸡也抗议了？
不公平关联交易论文 篇5
1土地使用权交易制度身份化之体现
1.1发达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交易制度
目前, 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在国家设立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上公开自由流通, 用于批准用途的各种开发项目建设, 交易价格通过市场竞争形成, 交易方式几乎不受限制, 只是存在进一步加强规范和制度完善的问题。如国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一般采取招标、拍卖方式, 其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抵押等。
1.2贫困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交易制度
对于集体土地使用权交易, 我国现行采取的是重控制、轻流转, 重自用、轻经营的总体立法思路。a.集体农业用地使用权交易制度。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3条的规定, 集体农业用地使用权除依法批准转为企业建设用地的两种情形外, 禁止任何改变用途的出让、转让或者出租。另据《担保法》第34条规定, 承包的荒地使用权可以抵押, 但需经发包方同意。2003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把农地承包分为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的承包, 虽然实际上承认了集体农业用地的一定市场化承包经营, 但仍然设置了诸多限制。b.非农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制度。《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但是, 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 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的除外。”另据《担保法》第36条规定:“乡 (镇) 、村企业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单独抵押。以乡 (镇) 、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押的, 其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同时抵押。”
2土地使用权公平交易模式构建
2.1公平交易模式构建的法理依据
2.1.1权利制约权力。“要防止权力滥用,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我国土地使用权交易制度的身份化及导致的分配不公, 就是选举机制和政府失灵情形下滥用征地权的典型。因此, 要有效制约政府滥征地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构建公平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制度, 让农民有足够强大的权利来约束政府的权力。当他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时, 他的这些权利和利益才不会被人忽视, 人们越是有自保的力量去进行自保, 他们就越能免遭他人的侵害。
2.1.2公民的基本权利。集体土地属于农民目前仅剩不多的最重要物质财产, 集体土地所有权构成农民财产权的核心, 因而也构成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的宪法基本权利。平等性是集体土地财产权的核心价值, 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切实维护农民切身利益的前提和基础。
2.1.3宪法授权。我国《宪法》第10条第4款后段明确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是我国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流通的直接宪法授权规范。该条规定的土地使用权没有特指国有土地使用权, 当然应包括集体土地使用权。这是构建我国土地使用权公平交易模式的根本法律依据。
2.2公平交易模式的基本原则
2.2.1用途区分原则。“从来没有哪个制度否认过宪法的征收权, 重要的是对征收的法律限制。”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现行过度征地而导致的分配不公就全盘否定这项制度。明智的做法是严格区分土地的公共利益与商业用途, 按照不同的正当法律程序进行规制。
2.2.2规划许可原则。集体土地直接涉及国家宏观经济、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等重大问题, 为实现集体土地资源的有效配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集体土地使用权交易设计国家强制规划许可证管理制度是必要的。
2.2.3平等交易原则。集体土地使用权平等身份的取得, 是有效实现公平收益权能的前提和基础。经依法规划许可后进入市场交易的集体土地使用权, 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在市场准入、市场定价、交易方式、税收政策和证照手续等方面完全平等。
2.2.4公平分配原则。土地使用权公平交易模式制度构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有效制度设计, 充分实现农民的土地公平收益权, 并有效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在交易过程中, 要遵循公平合理的土地市场交易原则, 较好地平衡、协调农民、集体、政府和土地使用人的利益。
2.3公平交易模式的主要内容与正当程序
由于我国集体所有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城市郊区和广大农村, 集体土地特别是基本农田除了属于市场经济中的一般商品外, 还承担着供养相应农业人口的社会保障功能。因此, 对集体土地平等进入一级市场交易进行合理的限制性立法规范是土地公平交易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正当程序。
2.3.1许可申请与批准。根据土地使用权交易规划许可原则, 划入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范围内的集体土地, 必须由所有人申请并经依法批准取得正式交易许可证, 方可正式进入市场交易。凡是未获得正式交易许可证的土地, 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进行交易, 自私进行交易的, 结果违法无效。
2.3.2交易主体与标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交易的双方当事人是土地使用人和集体土地所有人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 。土地使用人种类不受限制, 可以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集体土地交易的标的是集体土地的使用权, 而非所有权, 且是附有期限的使用权, 具体期限可在法律限制范围内自由协定。
2.3.3交易定价与方式。交易价格由双方当事人按照市场化方式协商确定。国家应建立规范化的土地市场交易中介机构, 并定期发布土地市场交易行情, 为当事人进行有效市场交易提供参考。交易只能以公平市场价格进行, 不得以低价、赠送或其他变相方式等逃避国家的税收。
2.3.4交易纳税与分配。集体土地使用权交易所得依法归集体土地所有人和全体农民所有, 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截流、挪用或其他方式占有、支配集体土地使用权交易收益。土地成交后, 土地所有人应依法向国家交纳土地使用权交易税, 具体缴纳比例和方式由国家立法确定, 税款由交易主持机构依法代扣代缴。税后所得, 应在集体与农民之间进行实际分配。
2.3.5登记公示与生效。土地使用权交易结束, 双方当事人应依法向土地交易登记管理机关进行登记并公示, 交易行为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结束语
不公平关联交易论文 篇6
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政府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农村税费改革从安徽试点到大陆所有省市都彻底取消农村税费的历史性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政府随之又推出了一系列配套的惠农政策改革实践。以税费改革为肇端的新一轮农村改革浪潮是为了化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愈演愈烈的以农民负担不断上涨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破解世纪之交的“三农”难题(贺雪峰等,2008)。也就是说,以税费改革为分界点,理解之前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关键词是农民负担,而以之为核心的治理性危机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全国范围的乡镇政府普遍出现了财政危机;二是群体性对抗事件日益增多,组织化程度迅速增高,暴力化趋势普遍蔓延;三是部分乡村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出现了黑恶化(郑自俭,2007)。从改制后的实践效果来说,中央政府推出的新一轮惠农政策在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上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也在短期内有效缓解了国家与农民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巩固了执政党在乡村社会的执政根基。然而,新一轮改革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负面效应:基于政治运作逻辑的改制重新型塑了基层政权的角色,促使原本积极行政的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转变成了“悬浮性政权”组织(周飞舟,2006)。由此导致乡村社会出现了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新一轮治理性危机(赵晓峰,2009),并在逐步酝酿新的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困境(田先红、杨华,2009)。在笔者看来,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新一轮乡村治理性危机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乡村基层组织难以有效作为以为后税费时代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农村公共品,难以适应改制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新需要。
学界已有的研究倾向于认为农民负担是税改前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核心,治理缺位是税改后乡村治理性危机的轴心。而更深一层的推理逻辑则是国家治理技术难以解决税费征收中“钉子户”和“贫困户”纠葛的难题是农民负担不断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吕德文,2008),税费改革后乡村基层组织成了“悬浮性政权”组织则是“治理缺位”得以显现的根本原因(赵晓峰,2009)。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结论尚缺乏农民主位的视角,不能反映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变化对乡村治理带来的潜在影响,难以展现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村庄逻辑。本研究认为立足于农地制度基础之上的农民公平观念在不同时期之不同表现形式是造成税费改革前后乡村治理困境的村庄内因,二者之间的关联可以贯通解释两个时期乡村治理性危机的真实逻辑
二、立足于农地制度基础之上的农民公平观念的生成维持机制
贺雪峰在分析农民难以低成本地合作建泵站供水而选择高成本地修建单家独户专用灌溉用机井的案例时说:“在行动中,农民不是根据自己实际能够得到的好处来计算得失,而是根据与周围人的收益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不在乎自身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自己的行动中得到额外的好处,农民的这种心理构成了他们特殊的公正观念”。此外,赵晓峰也认为农民特殊的比较选择公正观念是造成客观上已经具备必要性的农民合作行为难以成为现实的重要原因。这里谈到的农民特殊的(比较选择)公正观念归根到底是农民的一种公平观念。究其根源,笔者认为公平观念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平均主义观念,二是依附于平均主义之上的公正观念。它既表现为农民不愿意比别人少得(基于平均分配基础之上的)好处,又表现为农民不愿意比别人多付出(基于平均分配基础之上的成本)而让别人从自己的付出中得到好处,即农民在作出各种抉择时往往不是以己而是以他人为中心来作为“成本一—收益比”的考量前提。农民的这种公平观念在现实生活中不仅决定着单个农民自身的行为逻辑,而且还进一步决定着村庄中大多数村民的行为逻辑,决定着村庄的基本样态,必然也会影响到乡村治理的绩效好坏。
从历史演变的脉络里梳理农民公平观念的生成及维持机制可以发现其既植根于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又依托于存在了近百年且形式不断演变的农地制度上。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里面,公平和平均就似一对孪生兄弟,无均则无公,公以均为载体。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曾经确立了以井田制为主导的土地制度,其典型特征是确定土地边界和按劳力平均分配土地,而这应该是土地制度中平均主义分配观念最先的体现形式。后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又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重要思想,“均财富则民无所谓贫,民心和则民无所谓寡,民得以安,则国家就无倾覆之患(唐泽玉,1984)”。由此来看,在儒家文化里面,均财富是国家得以稳定之根本。孔子的这一仁政思想影响至远至深。在春秋之后的北魏、隋唐等时代都一度保存过以确保某一社会阶层中各成员占有土地相对平衡为特征的“均田制”。而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中,“均田免粮”、“耕者有其田”等蕴含平均主义和公平主义思想在内的动员口号不断闪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再现着农民对土地制度变革的期待与渴望,以致“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平均’、‘均等’、‘大同’的观念经由传统文化诸多流派的演绎及历史上不胜枚举的土地变革和农民起义实践逐渐沉淀下来,并日渐渗透到民众心理、社会习俗、道德规范和价值观的各个层面,最终成为一种影响制度安排的价值观和方法论。”(高海燕,2007)
儒家文化的均平思想和农民战争的周期性循环构成农民“平均”、“公平”思想长存不灭的深层根源,而近百年的农地制度变迁则是其由理想走向现实的基本载体。吴海燕分析认为解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历程大致经历了“绝对平分→中农不平分→平分富农多余土地→中间不动两头平→保护富农和中农土地”等几次演变,促使“平”、“均”的精神内涵深入人心,以至延展到建国以后国家的土地政策实践当中。人民公社时期,单家独户的农民不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在集体所有制下农业劳动剩余的分配大多实行按人口和劳动量的不同比例进行分配,既要保证村社内部每个成员的生存权,又要以工分制的形式保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的落实。然而,在这一分配制度下,农民基于“均”、“平”思想之上的公平观念受到了挑战,“磨洋工”的现象开始出现并日益普遍,以致于最终瓦解了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土地制度,促使实行“大包干”的小岗村得以成为拉开新时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序幕的“旗手”。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村土地实行了绝对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除了一些地方保留下来的少量的机动地外,基本上完全按照家庭人口的比例来分配村集体土地的经营权。在新的土地制度下农业生产剩余实行“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之分配制度。甚至在此后的若干年内,不少地方还一直保留着“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动”的“土政策”,可见按家庭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如何得深入农民的骨髓。在新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公平观念既体现在土地严格按人口平均分配的权利诉求上,又体现在按人地比例交粮纳税的土地承包义务履行上,俨然构成制约土地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而任何挑战这一制度的国家政策和他人行为都必然会激起农民情绪和行为的强烈反弹,进一步影响到乡村治理状况的好坏。
三、税改前的乡村治理性危机:农民负担、钉子户与治理失效
既然税费改革前的乡村治理性危机是以农民负担不断上涨为核心的,那么要想深化对当时的乡村治理困境的认识就必须抓住农民负担不断上涨的现象做深入的剖析。学界对农民负担上涨的认识大多都将之纳入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去认识,认为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压力不断上涨的地方政府还不得不完成压力型体制下各级政府组织之间自上而下层层分解、层层下达下来的各种涉及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达标升级任务及指标,为此就不得不积极行政以开拓税源,以致在广大中西部欠发达的农业型地区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将增加税赋的黑手伸向农村,由此导致农民的负担不断上涨。笔者认为上述的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事实并不尽然。因为如果完全依照上述的分析框架,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就必然成了“千夫所指”、“万口难辨”的刻意恶化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能够换个视角,从村庄内部向上看,从依托于土地制度的农民公平观念说起,则可能会有新的进一步的发现。
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依托在农地制度上的农民公平观念主要表现在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和缴纳税费的义务之间是一种对称的平衡关系。也就是说,农民的公平观念与村社成员权紧密相关,如果你足额缴纳了依附于农地制度之上的农业税费,你就拥有承包土地的权利,否则就应该丧失对土地的承包权利。而如果村集体不能在村社范围内实现农户浓缩于土地之上的权利与义务二者的平衡,在部分农户拥有了对土地的承包权利而没有履行相应的缴费纳税的义务之时,村集体缺乏有效的管理约束机制,不能收回其在村社土地上的承包权利,就会激发村社内部其他农民强烈的不满情绪,引发更多的人不愿意承担缴费纳税的义务。2008年国庆节期间,我们在湖北荆门地区调查时就发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税费上涨的压力促使荆门蒋村所在区域的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抛荒现象,并由此导致在地方政府“土政策”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种本地“要逃离的”农户与外来“要进入的”农户之间通过买卖房屋连带“流转”宅基地和承包地的小农经济逻辑的土地流转实践形式。在这种小农经济逻辑的土地流转实践中,本地急着要逃离的农户不愿意再经营土地,自然也就不愿意再承担依托于承包地之上的农业税费。而在地方政府看来,既然农户不愿意再承担缴费纳税的义务,相应地就不应该再享受土地承包的权利。因此,地方政府就可以通过政策的变通操作将逃离农户的土地落户到通过买卖房屋新进入村庄的外来农户,并注销了逃离的本地农户的户籍,为新来的外地农户注册上了新的本地户籍(赵晓峰,2008)。2009年元旦期间,我们在湘南廖村调查时还发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当地的农业税费长期以来都是按照“人四地六”的人地分成比例征收的,在农业税费负担大幅上涨,村庄内开始出现农户抛荒或是农民通过土地流转而外出寻找新的出路时,这些抛荒或是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还必须得承担“人四”分成而来的相应份额的农业税费,其“地六”的部分则由愿意接受抛荒地或是流转地的农户来承当。否则,在下一轮的土地调整中,那些没有承担“人四”分成农业税费额度的农户就会彻底丧失对土地的承包权利。由此可见,分田到户以后,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和必须缴纳农业税费的义务是对称的平衡关系,如果村集体不能通过有效作为实现二者的平衡以约束村民的不缴纳税费的行为,就必然会给乡村治理工作带来致命的负面影响。换句话说,在税费征缴年代,乡村治理绩效的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是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能否有效地治理“钉子户”,以避免农民的公平观念遭到现实的挑战。
在乡村治理的基层操作实践中,钉子户的问题是和贫困户的问题搅合在一起的。根据一些学者抽样调查的研究结果,1994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411,1996年更攀升至0.4327,已经明显超过了合理的临界点,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的国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要素的不断流动,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收入的机会越来越多,贫富分化程度也随之越来越大,不同农户之间承担农业税费的能力也出现了分化。然而,我国直至到税费改革前仍然保持着落后的直接平摊税费的“直接税”的农业税赋征收办法(周批改,2003),已经很难适应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需要,这在无形中就会导致村庄内少部分真正贫困的农户难以承担按人均收入水平制定并执行的统一的征收标准所应该缴纳的农业税赋,税费征收中贫困户的征收难题随之突显。站在国家的角度上来讲,扶持贫弱、保证每个人生存的权利是其基本职责,也是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在面对贫困户时,以国家权力代言的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一旦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在贫困户问题上做得过火,就会造成既违背村庄内部的互惠、救济传统,遭到地方小传统的抵制,又会带来基层政权组织合法性形象的恶化和上级政府的相应指责,遭到国家大传统的反制,于民于己都不利。一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在乡镇工作的乡镇干部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一次收缴农业税费时遇到的窘境。那时他还是专抓农业工作的副乡长,一次带着一个由乡镇驻村干部和村组干部组成的清缴队到某个村庄的一个农户家去收税费,一进院子就感到后悔了,因为进门一看就知道此农户一定是一贫如洗。果不其然,此农户家只有公公、婆婆和孙子三个人,儿子、媳妇都出事故死去了,公公还常年卧病在床。看到一大帮子人进来收税费,婆婆很紧张地拿出了50元钱,哀求副乡长收下,并说家里实在是没有钱了,等有了钱一定交。这位副乡长当时脸都红的不知道什么样子了,可同志们都还站在旁边看着,如果此户不收下面的收缴任务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了,但当时的情况是实在不能收,也不忍心收,最后灵机一动就把钱塞回到婆婆手里说:要交就全交,只交这点不行!话没说完就带着一帮人走了出去。对于那些长期工作在基层的乡镇干部和村组干部来说,此情此景可能是其经常会面对的。但是,正如这位副乡长的担心,如果此户不收,下面的征收工作就难以进行了。这是因为其他的农户都在盯着清缴队看呢。
由贫困户的征收难题自然就牵扯出了钉子户的征收难题。正因为潜藏在税费背后的是村社成员权力的基本体现方式,是农户承包土地的权利和缴纳税费义务的对称关系,一旦有人开始不交税费,就会给其他人带来只享受土地承包权利不履行税费缴纳义务的借口,引发“抗费不抗税”及“既抗税又抗费”的连锁反应,从而引起税费征收危机。实际上,贫困户问题凸显只是税费征收危机得以引发的导火索之一,而村庄内部的“赖皮户”、“刁民”总是存在着的,当国家权力难以对之形成有效规制的情况下,问题就开始激化了。因为在村社内部,浓缩于承包地之上的农民公平观念,作为一种地方“小传统”一旦形成就会被村民广泛接受,成为村民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社会事实,具有道德规制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如果有人的行为违背了这些公认的“小传统”,而没有遭到相应的村民期待的制裁,就会使长期延存的地方“小传统”出现“合法性”危机,促使更多的人不按规范行事。而如果村民们开始不愿意承担缴费纳税的义务,其抵抗手段则无所不在,远比斯科特所描绘的“弱者的武器”更繁杂多样。一般来说,除了极少数真正的“无赖”、“刁民”会横下一条心“只要你有本事把全村(组)其他人的税费都收缴上来,我家绝对不会欠你一分钱的”外,大多数人都会寻找诸如村组干部在某些工作上没有能够有效作为来当做不缴纳税费的借口,基本上不会拿自己与那些真正交不起税费的贫困户相提并论。既便如此,绝大多数村民都会在心底与那些贫困户和钉子户相比,凭什么他们可以不交税费,难道就我“老鳖一”(无能的意思),好欺负。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刻,由于中央政策的透明度越来越高,少数人还开始拿国家政策当“盾牌”来抵抗基层干部清缴税费的行为。
在税费征缴年代,村民在缴费纳税时往往不是只专注于自身是否有能力或是不是应该缴纳税费,而更多的时候是与周边的人做比照,不单是关注自身权利与义务的平衡问题,还关注别人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状况,一方面是不能让自己吃亏了,另一方面则是不要让周边的人笑话自己“老鳖一”,更何况“公家”的东西白欠谁不欠呢!在农民这种朴素的源自于公平观念的小农经济思维逻辑作祟下,乡村治理的绩效关键就看乡镇干部和村级干部能否在钉子户激发的问题产生扩散效应之前将之扼杀在萌芽状态,或是一直将其遏制在较少的范围内不扩散。否则,就必然会导致原本应该收10元税费的,必须得收13元才能实现收支平衡(吕德文,2008),如此循环往复,农民负担不上涨那才是不正常的呢。可以说正是乡村基层组织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不能制服基于农民公平观念引发的“刁民”、“赖皮户”的“无赖”行径,才导致乡村治理出现了失效、失控的局面,使之走入到治理困境当中。因为农业税费征缴难度越大,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程度就越高,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动用黑恶势力的动力就越强,激发的干群矛盾就越多越突出,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也就越多,基层组织借债垫付农业税费拖欠的额度顺应也就越大,乡村治理性危机更是积重难返。
四、税改后的乡村治理性危机:治理缺位、政策刚性与抗争柔性
如果说理解税费改革前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关键词是农民负担的话,那么理解税费改革后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的关键词就是治理缺位。治理缺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悬浮”,尤其是村级组织不作为,导致后税费时代的农村公共品供给陷入困境,给农民日常的生产、生活行为带来了极大的隐性成本损失。先前的研究大多从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本身入手,认为经过税费改革后陷入财政困境的基层政权沦落为“悬浮性政权”是造成乡村治理性危机的根本原因。这样的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尚缺乏村庄内部的视角。笔者认为税费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公平观念对乡村治理绩效的负面影响,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还进一步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在税费改革还处于试验阶段未彻底取消前的时候,针对农业税费尾欠清缴中出现的问题,国家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暂停征收农业税费尾欠。这就意味着那些尾欠户同样享有了土地承包的权利,却可以无限期地不履行缴费纳税的义务,欠的很有可能也就白欠了。禁止征收农业税费拖欠的国家政策过于刚性,丝毫没有给乡村基层组织留下根据因地制宜的原则可以有效作为的空间,其“一刀切”的做法既是对农民长期依托于土地而存在的公平观念的极大挑战,也是造成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
“缴费纳税,天经地义”是大多数村干部和村民的普遍理念,谁也不会想到国家有一天会彻底取消农业税费,并且还会没有说期限地暂停征收税费尾欠。在税费征缴年代即便是村干部没有办法及时把所有农户应该缴纳的税费征收上来,迫于乡镇政权的压力,他们也会被动地借债先把应该交给上级政府的农业税和乡统筹部分交上去,自己来承担背债的压力。在村干部的借债行为预期中,农民拖欠的农业税费是迟早要征收上来的,自己因此欠下的债务也是可以偿还的。然而,国家一纸禁令的刚性压力无疑是一个“杀手锏”,即便是村级组织有极强的清缴税费拖欠的冲动,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强制征收。在这种情况下,村组干部先前欠下的债务就没有了还款的来源,成了死账。但是对村组干部来说,债权不能行使了,债务却不得不继续承当,毕竟国家政策不可能规定乡村债务不再归还债权人,暂时也不可能规定说乡村债务由国家财政来一手承担。如此一来必定使村组干部陷入空前的被动当中,巨大的还债压力令其难以缓过气来。笔者2009年元旦在湖南廖村调查时,村支书就说如果国家现在出台政策说农业税费拖欠永远不再征收了,后果将不堪设想。隐藏在村支书此话背后的意思至少有三层:其一是村级债务将把当时被动借债的村组干部彻底“淹没”掉,毕竟村级债务的债权人不会管你有什么理由,也不会在乎国家政策如何规定,“欠债还钱”在农民的朴素观念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二是在税费征缴年代拖欠时任村组干部的工资将永远不再可能归还。以廖村为例,村委会现在还拖欠很多时任村组干部的工资报酬,并且许多都是拖欠了10多年,数额都在万元以上。先前的工资不能收回,现在的报酬每年又仅仅只有几千元,还不如出去打两个月的工,将来退休了还没有任何保障,这就必然造成现任村干部工作积极性不高,丧失了有效作为的驱动力源泉。其三是乡村治理秩序将会进一步的混乱。
廖村村支书对乡村治理秩序恶化的担心是非常现实的。国家政策禁止征收农业税费拖欠,实际上就是变相地承认“钉子户”以及贫困户不缴纳农业税费拖欠是合理的,法律也是不会追究责任的。本来在农民的公平观念里,农业税费即便是当下拖欠了,将来也必然是要偿还给村集体的,否则就会面临被剥夺土地承包权利的危险。而在世纪之交的那几年里,在我们近几年所调查过的河南、湖北、山西、湖南等地的大多数农村都按照国家新出台的土地承包政策开展了土地延包确权确证活动,并在农户承包土地“长期不变”,乃至“永久不变”的政策宣传中使村集体基本上彻底丧失了对农地的调整权,从而也使村集体再也没有能力维持农民公平观念中土地承包权利与缴费纳税义务二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此外,在国家配合税费改革推出的以粮食直补、农机补贴、农村合作医疗、义务教育“两免一补”等为表现形式的惠农政策中,国家以撒胡椒面式的办法直接与农民打起了交道,同样没有剥夺那些有农业税费拖欠的农户享受国家惠农新政的权力。既然,承不承担义务,交不交纳税费一个样,都能享受承包土地的权利,还能享受国家的惠农政策,那么,“别人欠得,我当然也就欠得”。而且,在当下的乡村社会,借助于已经普及化了的以电视为主要载体的现代传播媒介,国家政策都是“一竿子就能插到底”直到农民那里的,以致农民对中央政策的把握能力极强。因此,在后税费时代,虽然国家推出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来替代在税费征缴年代通过乡村基层组织向农民征收农业共同生产费、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等手段来向农民提供农村公共品的办法以弥补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不足,但是在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国家推行的“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不是乡村基层组织不想落实,而是越来越没有可能。既然农业税费拖欠都可以不收,原本的钉子户就更牛气了,变相地激励他们对村集体经手的所有的收费活动都嗤之以鼻,甚至还促使他们敢于对村干部冷嘲热讽:“我就是不交,你能拿我怎么办”。而那些原本老老实实缴纳税费的农民心底就更加的不平衡了,由此就必然会导致一种不满的社会情绪随之在村庄内部蔓延,“别人连农业税费都欠得,凭啥让我交钱啊,我也不是好欺负的”。农民的普遍不满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农民对村集体经手的所有的收费项目都采取不配合的态度,“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款、南方稻米产区客观上必须要征收的“抗旱排涝费”等收费项目即便是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执行决议,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村民不愿意缴纳相应的份额。在廖村,拖欠村集体款项的农户占全村农户的比例已经大约由税费征缴末期的20%,上涨到当下的80%。而拖欠款项最少的仅仅只有几块钱,在很大程度上用农民的话说就是想出一口气,免得别人看不起。正是刚性的国家政策触犯了农民心底那种朴素的公平观念才导致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政策从根本上就丧失了执行的社会基础,还激化了农民对国家政策有效性和持久性的怀疑,既给农村公共品供给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果,使乡村社会陷入到新一轮治理性危机当中,更对国家政策的贯彻落实不利,对执政党执政形象的改善和优化不利。
五、余论
综上所述,农民公平观念由来已久,已经成为决定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变量。税费改革前的乡村治理性危机根本上是由于国家政权难以在避免农村群体性事件和恶性事件频发以威胁乡村社会稳定和自身合法性塑造的前提下有效治理“钉子户”的抗税抗费行为而导致的农民负担螺旋式上涨以致农民不堪忍受重负而出现的治理失效现象。税费改革后的乡村治理性危机则是由于刚性的国家政策挑战了农民的公平观念,以致出现了村级组织的不作为或“悬浮”,以及农民更加普遍的不合作行为,导致后税费时代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难以正常有效进行,乡村治理的基础秩序难以正常维持等治理混乱现象。换句话说,税改前后的乡村治理性危机与农民的公平观念有着极大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国家缺乏有效的治理技术来应对“钉子户”对农民公平观念的挑战行为而出现的。正因此,如何有效治理“钉子户”难题,维护农民的公平观念不受伤害是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工作的一大难题,也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摘要：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念既植根于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又依托于存在了近百年且形式不断演变的农地制度上,有着极强的生命力。而农民公平观念与税改前后不同表现形式的乡村治理性危机也有着相当强的现实关联。坚持农民主位的研究视角,从村庄内部向外看,税费改革前出现的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性危机积重难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治理技术创新未能有效解决“钉子户”引发的农民抗税抗费行为,使农民基于享有土地承包权利和履行税费缴纳义务二者平衡关系基础之上的公平观念遭到了致命的挑战;而税费改革后新一轮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治理性危机得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禁止清缴农业税费拖欠的刚性政策再次挑战了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公平观念,客观上导致村级组织呈现出“悬浮”的状态,而普通村民则开始在更多的领域均采取不合作的行为取向。
论公平责任原则之不公平 篇7
一、公平责任原则之“公平”理论溯源
公平责任原则, 顾名思义, 出于“公平”的目的而设立的原则。何为公平, 公平一词来自于美国行为科学家斯塔西·亚当斯在其著作中提出来的一种激励理论, 该理论侧重于研究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及其对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影响。该理论的基本要点是:人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付出的劳动代价及其所得到的报酬与他人进行比较, 并对公平与否做出判断, 公平感直接影响职工的工作动机和行为。因此, 从某种意义来讲, 动机的激发过程实际上是人与人进行比较, 做出公平与否的判断, 并据以指导行为的过程[1]。显而易见, 斯塔西·亚当斯的公平理论里所体现的公平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 一种进而可以激发人的工作积极性的价值尺度。
约翰·罗尔斯把平等与自由结合起来, 作为社会公平的标准, 其公平观包括两个原则: (1) 每个人都拥有尽可能广泛的基本自由, 只要这种自由与他人所享有同等基本自由不相矛盾 (平等自由原则) 。 (2) 社会和经济利益方面的不平等如果不可避免, 且为社会发展所必须, 那么这些不平等至少应当满足下面两个限制条件:差别原则和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即要最有利于最不利者且机会完全自由的开放, 没有歧视、封闭和垄断[2]。罗尔斯的公平观, 我认为, 更多的是侧重于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和自由, 关注到如何让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 使最少受惠者与最大受惠者之间实现相对的平等。
马克思主义公平观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 恩格斯指出:“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 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变化的神圣化的表现。”[3]由此可以看出,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观里更多的强调了相对公平, 绝对的公平是不现实的, 只有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 不同的阶级中, 不同的历史环境下, 由一定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公平。
二、公平责任原则在中国法律中的适用
公平责任原则作为侵权责任三大原则之一, 其适用范围的规定显得很模糊。相对于其他两大归责原则而言, 如过错责任原则强调的是“过错”二字, 在中国民法中, 对“过错”的追究是有具体的适用条件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强调的是严格责任, 即使没有过错也要承担责任, 因此, 在中国民法中对无过错责任作了具体的规定, 不允许法官任意扩大或缩小适用范围。
公平责任原则的设立实际上是为了弥补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中的不足, 在司法实践中, 当既不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也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时候, 公平责任原则可作为适当的补救。根据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此条很显然将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权利赋予了法官。个人认为, 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并非坏事, 可以弥补中国法律刚性有加韧性不足的缺陷, 有利于体现法律的人性化的一面, 但过分地依赖这个自由裁量权, 尤其在公平责任原则适用的问题上, 就会造成公平责任原则的滥用。
目前中国民法中, 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情形, 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而其监护人尽了应尽职责时, 由监护人根据公平责任原则适当承担民事责任; (2) 因紧急避险造成他人损失的, 如果险情是由自然原因引起, 行为人采取的措施又无不当, 则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但受害人要求补偿的, 可以责令受益人适当补偿; (3) 因见义勇为遭受损害的, 受益人应依公平责任原则予以适当补偿; (4)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 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益或共同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 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三、公平责任原则适用中的不公平
然而, 最近几年, 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随着法官的自由裁量越来越大, 对此而产生的质疑也越来越多, 比如重庆“烟灰缸伤人案”, 案情大致是从楼下经过的行人被楼上扔下的烟灰缸砸伤, 伤者遂将二楼以上的二十几户居民全部起诉, 法院要求居民承担证明责任, 由于这些居民无法履行证明责任, 结果判令由二十几户居民共同分担医疗费用。且不说此案后来的新发展和变化, 就案件本身而言, 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就没有体现设立公平责任原则的初衷。
首先, 从纯法理的角度考虑, 此案是否实现了公平呢?根据斯塔西·亚当斯的理论, 公平应当是一种能够激发人的积极性的主观感受, 而这二十户分担医疗费用的居民当中, 除了有一位是真正的肇事者以外, 其他都是无辜者, 作为无辜者的十九户居民如何能从审判的结果中体会到公平的感觉并进而产生积极的主观感受呢?其次, 罗尔斯的《正义论》中谈到公平是让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的利益, 使最少受惠者和最大受惠者实现相对的平等。此案中如果最少受惠者是受害人的话, 那么最大受惠者应该就是肇事者了, 如果要实现两者之间的平等, 莫过于找出肇事者, 赔偿受害人了, 可是, 将无辜的十九户居民都拉扯进赔偿案, 即使能使受害者获得权益的补偿, 而肇事者依然逍遥法外, 何谈两者之间的相对平等?相反, 十九户居民因这样的审判结果, 成为新的最少受惠者, 那他们的公平又如何实现呢?再次,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观指出, 对公平的追求同人类发展的利益始终是一致的, 这个理论告诉我们好的法律是应该适应人类发展并受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 在审判的过程中不仅要严格依照法律, 还要根据实际情况了解立法者的意图, 法律是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手段, 因此, 追求法律上的公平也应该是和人类发展的利益是一致的。可是在此案中, 适用了公平责任原则后, 不仅没有使得肇事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也无法在大多数人的心里设立一个预防的警戒线。
其次, 简单套用公平责任原则处理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无法涉及的领域是很牵强的, 此案中, 受害人和二十户居民都没有过错, 就考虑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大家平均分摊赔偿费用, 似乎问题得到了解决, 可是要是延伸到其他的领域, 就会发现要乱了套了。例如, SARS, H1NI病毒的流行, 传播人和被传播者都是没有过错的, 那是不是感染者都要追究传染自己病毒的携带者或者所有SARS和H1N1病毒的传播者的责任呢?那么这既是个庞大的诉讼群体, 也是个复杂的追究过程, 关键是, 感染上病毒的人一考虑到自己要承担巨额赔偿责任, 很可能都要躲起来不去治疗了, 那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传播给更多的人, 后果不堪设想。
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的条件是当受害者与加害人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 出于公平的考虑而作的选择。在本案中, 加害人究竟是谁还无法弄清, 就想当然的把20户都列入了加害人的名单, 是不公平的。因为真正掷出烟灰缸的只能是一户, 一户的责任平摊到20户, 并不是实现公平的最佳选择。更何况, 如果能确认是哪一户所为的话, 该户掷下烟灰缸的行为能说是无过错的吗?
再次, 在央视《今日说法》的案例中, 专家谈到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对此案的评论是, 如果让受害人承担所有的不利后果, 是不公平的, 而采取20户平摊的方式对这20户尽管也是不公平的, 但这是小不公平, 牺牲20户的小不公平, 保全受害人的公平, 是值得的。因为法律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平, 相对的公平才是实现法律救济的根本目标。乍一看, 和罗尔斯《正义论》里面的公平观惊人的相似, 但细细推敲, 其实该观点是有瑕疵的, 是对罗尔斯公平观的断章取义。公平既然要有利于最少受惠者和不利者, 当然反过来的意思就是要不利于加害者了, 任何案件里面一旦涉及到公平, 一定有处于不公平地位的两个相对人, 所以要想实现公平, 必须要找到处于不公平状态的当事人, 当受害人成为最少受惠者或最不利者时, 导致这个不利状态的当事人才是不公平的另一方。所以, 出于以上考虑, 我认为, 维护受害人的利益是对的, 但是另一个当事人应当是那个无法找出的加害人, 而不是包括加害人在内的20户居民。对于受害者来说, 20户居民平摊后的费用相对于他的损失是小的, 可是对于这20户居民, 会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 工作条件, 教育程度的不同, 对赔偿款的承受能力也是各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 公平责任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 是存在很多争议的。归根结底, 一是公平责任原则界定不够明确, 导致适用过程中过度的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很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二是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往往会导致新的不公平产生。因此, 公平责任原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有人提出, 可否引入刑法中的“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原则来看待适用公平原则的民事案件。专家的观点是否定的, 但我认为, 我们适用法律不是光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关键是要了解法律为什么这么规定, 刑法中之所以设立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 目的就是改变中国过去的诉讼制度中“不能放过一个坏人”的着眼点变成“不冤枉一个好人”的着眼点, 充分的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因此, 公平责任原则中无论对错各打50大板的做法, 归根结底还是延续了旧法律制度中“宁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个”理念, “疑罪从无”“无罪推定”这样的改革对民法中部分旧的司法理念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与其直接适用刑法“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原则, 不如针对民法的特点设立相关的理念, 从而扩大部分法律原则的适用范围, 这样, 才能真正做到公平。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词条, http://baike.baidu.com/view/46978.htm.
[2]吕世伦, 公丕祥.现代理论法学原理[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6:72.
不公平关联交易论文 篇8
一、商品房计价方式的种类及特点
1、计价方式的种类
按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印发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第四条之规定, 现行计价方式可以有如下四种:
1) 、按套内建筑面积计算:
即:套内建筑面积=套内使用面积+套内墙体建筑面积+阳台建筑面积;
2) 、按套 (单元) 计算:
即:等于是买卖双方的协商价, 与面积无直接关系;
3) 、按建筑面积计算:
即: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公共分摊建筑面积。
4) 、其它:
除以上三种方式外, 买卖双方另外之约定。
2、几种计价 (量) 方式的区别及特点:
主要从“包含的因素”与“使用面积”的关系、“可比性”等几方面分析、讨论、对比, 从而看出无论哪种计价 (量) 方式, 均与“使用面积”相关 (详见下表) 。
从表中可见, 前三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前三者“包含的因素”各不相同;二是均与“使用面积”相关、但不相等 (即:“共有因素”相同) ;三是前三种计价方式作为购房人对所购房屋的计量面积均无法测量, 即没有“可操作性”和“透明度”。实际上, 不可操作性 (透明度低) 正是交易双方发生纠纷的焦点所在、也正是本文力图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确立使用面积为商品房销售计价标准
实践证明, 计价 (量) 方式的多重性, 是房地产销售市场秩序紊乱的内因:计价 (量) 方式的不可操作性 (无透明度) , 是发生经济纠纷的必然结果。因此, 合理的计价方式必须满足“唯一性”、“可测量性”等基本要素。从以上分析可见, 三种计量方式的共有因素为使用面积, 也只有使用面积是购房人关心的, 并且可以实际测量的唯一一个指标。
1、房款总额与使用面积的关系
∵房款总额=建筑面积×单价
又∵建筑面积=使用面积×K
∴房款总额=使用面积×K×单价
其中K为大于1的系数, 即K=建筑面积/使用面积。不难看出, 对一套房屋而言, 在房款总额确定的情况下, 使用面积单价大于建筑面积单价。
2、确立使用面积为计价方式的的标准
从以上分析可见, 将使用面积作为计价方式标准, 几乎克服了用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套 (单元) 作为计价标准的所有弊端, 并且符合市场交易中的公平性准则, 具有可测量、透明度高等优点。从市场惯例上看, 使用面积作为计价标准, 确保了计价方式具有唯一性和可度量性的特点, 用使用面积作为计量标准, 克服了买建筑面积 (无法测量) 、用使用面积 (不是计量标准) 的双重标准的痼疾;从而使之更加符合市场规律, 满足消费者的“知情权”等基本要求。
三、结论
公平不公平——“四体联动” 篇9
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在会上指出，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进出口贸易额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4221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也明显增多。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要按照《“十一五”规划》的要求，完善公平贸易政策，增强应对贸易争端能力，更好地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和国家利益，努力为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经济发展营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
高虎城表示，近年来中国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取得扎实进展。进出口贸易法律体系日益完备，商务部围绕《对外贸易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立案、调查程序、贸易壁垒调查等一系列部门规章。应对贸易摩擦，维护出口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商务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行业中介机构和涉案企业间的”四体联动”应对机制日趋完善，一批重大案件的应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中国产业运用国际规则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水平日益提高，有力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还积极参与了多哈回合谈判中关于反倾销规则修订的磋商与谈判。
高虎城强调，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督促企业认真履行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劳工权益等企业社会责任；在处理贸易摩擦工作中，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从源头上减少贸易摩擦；进一步增强规则意识，完善“四体联动”工作机制，增强运用国际规则发展和保护产业合法权益的本领，加强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的能力建设。
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王世春局长对近两年来全国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就今后一个时期内进出口公平贸易的工作安排作了部署。
会议对全国22个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先进集体和18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不公平关联交易论文 篇10
关键词：公平不平等,不公平不平等,努力,环境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是否都需要政府通过再分配政策进行干预和调节? 一直以来,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都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 事实上,回答上述问题的核心在于判断收入不平等中是否存在合理或公平的部分。 如果收入不平等是公平的,则社会能够接受和容忍,显然也就不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干预和调节。 那么,是否存在公平的收入不平等? 如果存在又该如何对其进行测度? 亚当斯提出的公平理论认为, 公平的收入不平等是存在的,如果个体获得的报酬与其付出的努力相比是合理的,则其收入就属于公平收入,公平收入分布的不平等即为公平的不平等;[1]Roemer提出了测度机会不平等的经济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将影响个体收入的变量区分为努力因素与环境因素,前者是个体可以控制从而可以为之负责的变量;后者是个体无法控制从而不需要为之负责的变量。[2]Roemer的这一分析框架为测度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提供了思路,即只要能够明确区分努力变量和环境变量, 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是可以衡量的。 陈东和黄旭峰根据这个思路分析了机会不平等,但是在比较机会不平等与实际收入不平等的偏离时采用的方法较为简单,难以反映两者实际偏离的程度。[3]Jenkins和Higgins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方法来测度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他们首先构造了一个“反事实”的公平收入分布,进而通过比较公平收入分布与实际收入分布的偏离,分离和测算出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的程度。[4]
本文以上述研究的思想为基础, 借鉴Cappelen和Tungodden的方法, 对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进行测度,并对其进行分解,识别不同环境因素对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5]
二、测度方法
为准确测度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 首先必须明确区分影响个体收入的努力因素和环境因素。 Cohen[6]和Roemer[2]提出应以个体能否控制作为划分努力和环境变量的依据。 根据这一原理,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性,我们选择居民个体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工作单位所有制类型作为个体可控制的努力变量,居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调整和改变自己的教育程度和工作单位,记为xiR(R=1,2);选择性别、出生地、户籍、父亲工作单位、父亲最高教育水平以及家庭年收入作为个人不可控制的环境变量,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户籍状况、出生地或家庭背景,记为xiNR(NR=1,2,3,4,5,6)。
构建居民个体的收入决定方程:
其中,y是居民收入;xiR是个体努力变量向量(责任变量);xiNR是个体的环境变量向量(非责任变量);εi是随机误差项;其余是待估系数。
根据公平收入的对等原则,公平的收入分布应等同于个体的应得收入分布,所谓“应得收入”是指与个体自身努力程度相匹配的收入。 比如,如果受教育程度是决定收入水平唯一的努力变量,则个体的应得收入就应与其受教育程度相匹配。
对每个个体i,定义其应得收入为:
式(2)的含义是:令全体居民都付出与个体相同的努力水平,但令其各自处于自己的外部环境中,计算在这一假定下每个居民的收入水平f(xiR;xjNR)(j=1,2,…,n),求取这一收入分布的平均值,即为个体i的应得收入。
定义个体i的公平收入水平:
式(3)的含义是:以个体i应得收入占全体居民应得收入总额的比例为权重,将实际总收入中的对应比例配置给个体i,即为个体的公平收入i。 应得收入g(xiR;.)和公平收入zi的区别是:g(xiR;.) 加总后的总额有可能会超过实际收入总额,比较g(xiR;.)收入分布和实际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时,有可能无法剥离出收入增长的影响;而zi加总后的总额必然等于实际收入总额,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总收入的增长,可以确保我们考察的是纯粹的分配问题。
如何度量实际收入与公平收入的偏差呢?Cowell提出一个由广义熵指数发展而来的度量指标,能够较好地度量两个分布的变化。[7]该指标的公式如下:
其中,yi为个体i的实际收入,zi为个体i的公平收入。 系数 α 表示的是指标J对分布f和z的不同部分的敏感性:当 α 取正的较大值时,指标J对分布的上尾部分比较敏感;当 α 为负值时,则指标对分布的下尾部分比较敏感。
当个体的收入完全由环境因素决定,则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应视为不公平的。 此时,居民的平均收入就相当于公平收入(也就是说,既然收入都是由非责任因素决定的,那么公平的分配模式应该是所有人获得相同的收入), 任何与平均收入的偏离都是不公平的。 如果将式(4)中的公平收入替换为平均收入, 则J指标就等同于测度单一收入分布不平等程度的泰尔指数,衡量的是所有个体实际收入与平均收入的偏离程度。 定义这一指数为JαGE。
当个体的收入不仅由环境因素决定,还取决于个体努力程度时,可以根据式(3)测算出公平收入。当式(4)中的zi为个体的公平收入时,指标J度量的是实际收入与公平收入偏差值的不平等程度,即完全由环境因素决定的不公平的不平等。 定义这一指数为JαF。 因此,环境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即为JαF与JαGE的比值。 此外,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环境因素中具体包括的变量,从而根据JαF与JαGE的比值的变化来考察不同环境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 定义:
式(5)中 Ф 衡量的是总收入不平等剔除由环境差异导致的不平等后的剩余部分,可以视为由努力因素导致的不平等,即公平的收入不平等部分。
基于上述方法, 我们采用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入户调查数据,测算中国居民收入分布的公平的与不公平的不平等程度,并衡量不同环境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以期为政府有针对性地设计收入再分配政策提供定量依据。
三、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一)数据处理
为确保实证分析具有可行性以及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对CGSS数据样本做相关限定和处理。一是将样本对象限定为年龄在25~55 岁之间的个体。 因为25 岁之后无论居民的学历如何,大部分个体均处于工作状态, 而25 岁之前大部分个体处于非工作(在校学习)状态。 并且由于我国女性的退休年龄为55 岁,限定样本对象为55 岁以下可以有效避免样本中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 二是将变量具有缺失值或未应答值的对象剔除。 三是删除了某些变量的异常值, 比如删除父亲教育程度是 “私塾”和“其他”两类、户口登记状况中是 “军籍” 和 “ 没有户口”的个体。 最终采用的样本量为1902 个。
(二)变量选择
我们选取居民个体的收入水平作为收入决定方程的被解释变量, 在CGSS中个体收入等于个体职业收入与非职业收入之和。 遵循既有做法,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性,选择如下变量作为收入决定方程中的解释变量:(1)努力变量,即个体能够控制从而可以为之负责的变量,具体包括个人最高受教育程度、个体工作单位或公司的所有制类型;(2)环境变量, 即个体不能控制从而不应为之负责的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出生地、户籍、父亲最高受教育程度、14 岁时父亲工作单位或公司的所有制类型。①其余变量的含义以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参看表1。
四、实证结果
(一)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
根据式(1)和表1 中的变量,具体构建如下收入决定方程:
其中,lny为个体收入的自然对数;gender为个体性别;age和age2分别为年龄和年龄平方,之所以将平方项引入是为了考虑可能存在的收入的“生命周期”效应,即在年轻时收入偏低,中年时收入偏高,退休后收入又偏低;birplace为出生地;hktype为户口类型;work和f_work分别为个体及其14 岁时父亲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edu和f_edu分别为个体及其父亲的最高受教育程度。εi为随机误差项。其余为待估系数。
表2 汇报了个体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 考察努力变量对个体收入的影响。 结果显示,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对其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没有工作的样本个体相比,学历越高的个体平均收入越高,拥有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的个体相对而言平均工资最高,由此表明目前在中国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较高的回报率。 与在国有或国有控股单位就业的个体相比,在集体所有或控股单位就业的个体显著具有更低的收入水平,而在港澳台和外资单位就业的个体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但在统计上不显著。 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30 年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日趋完善,外资企业较好的经济效益保证了其职工获得更高的工资薪金,而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的利润水平不断提高,也为其职工获取更高的收入创造了条件,而集体所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则不具有规模优势和政策优势,与外资企业相比又不具有体制和市场优势,从而导致其职工工资和待遇相对偏低。
考察环境量对个体收入的影响, 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出生地对个体收入有显著的影响。 (1)女性的收入水平显著低于男性,表明目前中国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这从某些单位和产业在招工时对女性设置显性或隐性 “门槛”中可以得到印证。 (2)年龄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呈现“倒U” 型的特征, 个体收入水平随年龄的增长先增后减。 (3)与出生在东部地区的个体相比,出生在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具有显著更低的平均收入。 (4)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相对于农村户籍居民而言具有更高的收入水平,但是这一效应并不显著,由此表明拥有农村户籍相对于城市户籍来说收入虽然依旧处于劣势水平,但这一情况目前有所缓解,这与近年来对农村和农业的补贴力度加大、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逐渐改善等公共政策偏向有关。 (5)父亲的工作类型和教育程度对子女收入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有意思的是,父辈在国有或者集体所有的单位工作比在私营、民营或者外资单位工作对子女收入水平具有更大的正向影响,这与个体单位所有制性质对收入的影响效应恰好相反,反映出改革开放背景下两代人在不同类型单位之间收入地位的改变。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公平与不公平收入不平等的测算结果
基于上文的式(2)和式(3),对居民个体的公平收入进行具体测度。 首先,利用对数线性收入决定方程,界定应得收入:
利用应得收入,构建公平收入的测算公式:
从式(8)可以看到,公平收入是以个体应得收入在应得总收入的占比为权重,对实际总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而得到的。 基于式(4)、(5)、(8)并利用上面的收入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测算公平收入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收入不平等,结果如表3 所示。
从表3 可以看到,当努力变量包括个体工作单位所有制性质和最高受教育程度时,环境变量能够解释的收入不平等(不公平的不平等)占总收入不平等的比重达到了85.58%或89.28%, 由此判断当前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绝大部分是由个体不能控制的环境因素导致的,由个体努力差异导致的合理的不平等(公平的不平等)仅占总不平等的10.72%或14.42%。
考虑到个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户籍状况,因此也有研究将户籍视为努力变量。 为考虑这一因素对测算结果的影响,我们也将户籍类型作为努力变量引入模型,由此获得的测算结果并无明显改变。 增加一个努力变量后,不公平的不平等占总不平等的比重依然超过85%。
(三)不公平不平等的分解结果
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不同环境变量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从不公平的不平等指数中分解出来,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I(f)是实际收入分布的不平等指数(后文我们同时考察基尼系数、泰尔指数);I(c)是剔除特定环境变量影响之后的收入不平等指数。 因此,I(f)-I(c)衡量的是所剔除的环境变量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Ω 衡量该变量的相对贡献。 表4 汇报了不同环境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 表中数字为I(c)的计算结果,括号中的数字为 Ω 的计算结果。 可以看到,无论采用哪个不平等指数,出生地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是最高的;其次是性别和户籍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 这说明地区、性别和城乡差距是中国当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而父亲教育、父亲工作类型的贡献较小,说明在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上一辈的经济社会状况对子女收入的影响逐步弱化。 这些结论与上文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注:括号里面为 Ω 值。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微观数据, 在明确区分影响个人收入的责任变量(努力)和非责任变量(环境)的基础上,测算中国居民收入分布的公平不平等与不公平不平等程度,并衡量不同环境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 实证结果显示:第一,不公平的不平等占总收入不平等的比重超过85%,公平的不平等占总收入不平等的比重不到15%,当前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绝大部分是由个体不能控制的环境因素导致的;第二,在影响个体收入的环境因素中,出生地、性别和户籍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 由此表明,地区、性别和城乡差距是当前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由于绝大部分居民收入不平等属于非责任因素导致的不公平的不平等,因此加大政府对收入不平等的再分配调节力度是极有必要的,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 当前的重点应该是通过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调整,弱化和消除由性别歧视、城乡失衡和区域不均衡等问题导致的居民收入不平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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