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的效率和公平论文

税收的效率和公平论文（共7篇）

税收的效率和公平论文 篇1

《税务研究》2005年第8期 总第243期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

马发骥王顺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工作必须遵循公平与效率原则，而这两大原则的贯彻是在税收作为经济杠杆不断对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最终得到实现的。

一、税收公平、效率原则的理论内涵

（一）公平是税收的基本原则

在亚当· 斯密的税收四原则中，公平原则列为首位。税收公平，首先是作为社会公平问题而受到重视的。税收本来就是政府向纳税人的无偿征收，虽然有种种应该征税的理由，但从利益的角度看，征税毕竟是纳税人利益的直接减少，因此，纳税人对征税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关注。在现代经济中，税收公平原则事实上不仅包括社会公平，还包括经济公平。税收的经济公平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 ： 首先是要求税收保持中性，即对所有纳税人同等对待，以便为其创造一个合理的税收环境，促进经营者进行公平竞争。其次是对于客观上存在的不公平因素，如资源禀赋差异等，需要通过差别征税实施调节，以创造大体同等或说大体公平的竞争环境。

经济的发展使各类经济组织成为重要的纳税主体，与个人相比，它们要求经济方面的公平比社会公平更迫切、更现实。而且，经济公平也是税收效率原则的必然要求。税收公平，特别是经济公平，对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税制建设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我国市场发育还相当不健全，导致不公平竞争的外部因素较多，同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如何使税制更具公平，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是我国进一步改革税制的重要研究课题。

（二）税收不仅应是公平的，而且应是有效率的这里的效率，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行政效率，也就是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税收在征收和缴纳过程中耗费成本最小 ； 二是经济效率，就是征税应有利于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对经济效率的不利影响最小。遵循行政效率是征税最基本、最直接的要求，而追求经济效率，则是税收的高层次要求，它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税收调控作用认识的提高。

二、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关系及处理方法

（一）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关系

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是既矛盾又统一的，矛盾性表现在：在具体的税收制度中往往很难兼顾公平与效率。公平原则强调量能负担，而效率原则强调税收应尽量避免对经济产生干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可能拉开贫富差距，从而破坏公平原则。但从整个经济运行的方面来看，公平原则是实现税收效率原则的前提。只有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原则为前提，才能谈及效率问题。如果不以一定的公平为前提，政府征税就不会为纳税人接受进而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扭曲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当然也就无法提高效率。从另一方面看，效率原则为公平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动力。效率的提高可以保障公平更好地实现。盲目的平均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只有在整个经济都很活跃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提高一个层次，公平程度也就会向前迈进一步。

（二）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关系的处理

我国正处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我国的根本任务。因此，只有效率优先，低消耗、高产出，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的公平。只有经济效率提高了，可供分配的财富增加了，全体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的提高才有物质基础，国家才有可能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调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贫困地区的人民早日摆脱贫穷，并通过福利、救济等办法来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坚持效率优先，并不是说公平不重要，更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来换取效率的提高。事实上，公平和效率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着效率的提高。第一，收入差距过大，两极分化，会导致占比重相当大的低收入者有效购买力低，有效需求不足，使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 ： 第二，实现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如果低收入者通过主观努力和勤奋劳动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便会损害效率，甚至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现在，我们一方面应坚持不懈地发挥税收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的作用，坚持公平税负，鼓励竞争 ； 另一方面，要强化税收在实现社会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功能，调整税制结构。

三、在税收实践中实现税收效率与公平原则

完善的税制可以使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得到充分的体现，更好地发挥税收宏观调控的作用，但

只有完善的税制，却不能有效地执行，也是不够的，税收征管对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是有很大影响的。由于我国税收征管中存在很多漏洞，每年都有大量税款流失，这不仅降低了税收效率，而且影响了税收的公平。本该纳税的人没有纳税，这对于相同条件的已纳税人来说就是不公平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有：公民的纳税意识淡薄，缺乏良好的全民纳税风气 ；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主观故意或由于本人业务能力的限制，不能发现错误申报。针对这种情况，要强化税法宣传，增强人们的纳税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 ；要通过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和科学化、精细化的税收管理；通过税收征管现代化手段的应用，特别是实行国地税信息共享，对纳税人的经营行为实行信息全面覆盖 ； 通过电子化结算手段，避免通过现金账外经营，规范一切经营行为和个人收入监督等措施，借鉴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加大查处力度，使征纳行为更加规范、合法。长期以来，税收成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与研究，造成税收效率低下，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应大力推广现代化的征管方式，具体内容包括普遍建立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 ； 建立税务机关与社会中介组织相结合的税务服务体系 ； 完善税务代理业务等。还应该运用现代化的征管手段，建立一条税务信息系统网络，将纳税人的账目如银行存款、租赁收入等，纳入税务信息系统网络，对异常情况，随时抽查、协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在税收征管上的全面普及，降低征纳成本。

从效率与公平角度浅析税收对于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

王慧洁, 田金玲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 期

[摘要] 福利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资源的最优配置意味着效率,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意味着公平, 所以,公平与效率是福利经济学所追求的基本目标。税收对于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合理分配这两方面的调节作用直接影响到效率与公平的实现, 进而影响到国民的福利。

[关键词] 税收;效率;公平

福利经济学是从经济福利角度, 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研究和评价, 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

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 以实现公平。因此公平与效率是福利经济学所追求的基本政策目标。一方面, 福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庇古认为,要改善经济福利就必须增加国民收入总量。为使社会一定总量的生产资源所产出的国民收入达到极大值,就应当使这些生产资源能合理的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 凡能够增加国民收入总量而不减少穷人的绝对份额或者增加穷人的绝对份额而不影响国民收入总量的,都意味着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加。市场作用失灵的存在使得税收成为政府介入经济的有效杠杆。无疑, 税收对于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合理分配这两方面的调节作用直接影响到效率与公平的实现, 进而影响到国民的福利。

一、税收与优化资源配置

优化配置是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在市场机制下, 自由竞争可能造成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

纯产值不一致的情形,在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情况下, 就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社会经济福利达不到极大值。因此,应当由国家采取适当调节措施, 矫正资源配置的失调状态。税收可以利用税种设置、税目、税率的调整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构和规模, 通过价格信号影响生产者的资源配置行为。

1.资源配置对税收的要求

资源的稀缺性要求有效地配置资源, 资源配置的目标是使社会资源实现最佳组合并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以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一般而言,之所以谋求资源的最优配置源于一个既定的事实— 资源是稀缺的。这就决定了资源配置的必要性,即人们必须在有效的资源范围内,对资源配置的方向和数量进行有序的排列组合, 以便使有限的资源满足人们无限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现代经济学多以帕累托效率作为效率的衡量标准。所谓帕累托效率是指资源配置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一种资源的重要调整可以不使某境况变坏而使他人境况变好。帕氏效率包括这样三层涵义:一是如果某人的境况变好使更多的人境况变坏, 这种资源配置不符合帕氏最优;二是如果一个人的境况变坏,使更多的人境况变好,这种资源配置也不符合帕氏最优;三是如果一些人的境况未变,另一些人的境况变好, 这种资源配置也不符合帕氏最优, 通常将其称为帕累托改进。实现帕累托效率,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 即经济处于完全竞争并且不存在外部经济影响。由于帕累托效率的限定条件非常苛刻,除了完全竞争市场没有外部经济影响外, 其中包含一些隐性的前提假设, 如没有垄断、信息贫乏、优效品与劣效品等市场失

效因素, 也包括没有来自制度或政策方面的扭曲因素。所以在微观经济运行中,把效率的衡量标准用最佳商品数量来代替。就是说,效率问题可以归结为商品的最佳数量问题,最佳数量就是有效率,非最佳数量就是缺乏效率或无效率。现代经济分析证明: 最佳的商品数量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数量。所谓边际收益,是指最后增加一单位商品所获得的收益;所谓边际成本, 是指最后增加一单位商品所支付的成本。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点上,无论是要素所有者、生产者或是消费者都处于最佳状态,即对生产者来说,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对消费者来说,能够满足效用最大化;对政府来说, 能够体现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

发挥税收作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在经济学看来只是一种理想的抽象状态。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即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资源配置的次优状态。在市场机制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情况下,税收应当保持 中性 , 即不应干扰市场机制的运行,否则就会使资源配置偏离最优状态。而在市场机制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情况下,税收就应当为 非中性 ,即介入市场机制以矫正市场失败,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现实经济生活中, 公共物品的供应只能由政府部门来提供,这是导致市场失灵的经济根源之一。经济中一旦出现外部性、风险与不确定性、收入再分配以及失业和通货膨胀等一些问题, 就要求政府通过间接调控手段(如税收)予以矫正。因此, 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以矫正市场失效, 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2.税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

(1)对用在倾向于发展过度的事业上的资源,课以适当税率的税收, 并以这笔收入对那些用在相反

方向上的各类资源给予适当比例的津贴。

(2)政府还可以对污染环境的生产厂家征收排污税(费),以限制这类企业的发展,促使这类企业将

生产资源从有害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转向其他有益于社会用途的方面。政府再以征得的税(费),用于资助社会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或环境污染治理等。这样, 就可以促进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趋于一致, 增进全社会的经济福利总量。

(3)在征税方式的选择上,可以通过向资源的某些特定用途的征税方法矫正。进一步分析,如果对

用于矫正目的的税种已经选择, 征税数额已经确定, 那么, 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征税方式,是对所有的课税对象实行统一的征税办法, 还是实行差别课税办法? 如何作出这种选择对社会经济福利有重要影响。

(4)就应税商品的供需弹性来说,对商品课税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变动,从而影响这种商品的供给量

和需求量。但是, 由于不同商品的不同供需弹性决定了征税对不同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数量变动的不同影响,因此对经济福利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假定有两种商品: A 的需求有弹性, B 的需求无弹性, 两者均在有固定报酬的条件下生产。如果B 的需求弹性为零, 税收收入为一既定量, 那么, 在下面两种征税方式下, B 的供给仍然会以同一数量生产出来,人们也会做同一数量的工作。这两种方式其中的一种是以统一的税率向A、B 双方同时征税;另一种是采用较高税率只对 B 课税, 对A则不予征收。虽然不论选择哪种征税方式均不会影响税收总量, 但不同方式对资源配置和经济福利的影响却是不同的。在前一种征税方式下,人们会减少对A 的需求,导致部分资源因税收的干扰而从A 生产部门撤出;在后一种征税方式下,则不会影响B 的需求, 因而也不会对资源配置和经济福利产生扭曲性的影响。

二、税收与收入分配

税收作为一种调整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 越来越受到关注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政府通过税收不仅

可以对高收入者课以高税, 而且还通过筹集占GNP很大份额的资金, 把资源转移给政府, 然后再通过预算程序, 用于有益于贫困者的支出上,明显地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应当是可能的。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说, 现行的税制在决定收入分配中起着决定全局性的作用。

1.税收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定位及效用

国民收入分配是由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个层面共同组成的复杂系统和过

程。收入分配的差别则是分配公平与否的最终综合反映。

(1)经济公平与税收中性。税收分配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定位及效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

域即经济活动之内的分配领域, 个人负担相同的税收,即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为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提供税负公平的外部环境, 促进经济增长。

(2)社会公平与税收调控。在国民收入再分配即经济活动之外的分配领域, 政府是收入分配的主体,按照政治上的公平原则进行分配,即国家运用各种经济手段调节收入与财富的分配,达到社会公平分配的目标。

(3)政府税收分配的定位是借助于税收非中性原则的实施和效用, 实现税收的纵向公平与政府分配的社会公平目标保持一致。收入分配差别既是市场效率的源泉和动力, 也是市场效率的结果。但收入

分配差别过大,既有悖社会公平, 也同样会损害市场效率。效率只有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现。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理当承担起干预和调节收入分配的重任, 即主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

(4)税收分配的定位还是借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实施及效用,实施所得税、财产税等非中性的税

收政策, 对收入分配结果、收入的使用、收入的财富积累与转让等进行全面横向公平即经济公平,与市场经济的效率目标保持一致,使具有不同负担能力的纳税人能够合理负担税收。市场经济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实现税收的纵向公平,满足政府的社会公平目标是经济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是内在统一的。

2.税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

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 人们之间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会出现较大差别。从有利于合理分配

财富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角度看,选择什么样的征税制度或方式,是采取差别税制还是实行统一税制,哪一种才能够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一种是对收入水平相同但居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如何对待问题。对所有的人应该均等课税,但对他们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别应采取区别对待措施予以调整;对于经济地位较强的人,可以在征收一般所得税的基础上, 再对其奢侈支出课征一定的特别税;对于经济地位较弱的人,可以在税基上给予适当宽免。另一种是对收入水平不同但居于同等经济地位的人怎样对待问题。应当根据量能负担原则,收入愈高的征税愈重。具体措施如:累进的所得税、财产税或遗产税,以及对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分别设计高低不等的税率。

总之, 税收对于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的调节有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实现,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增进,这符合新旧福利经济学派的税收思想体系。同时,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而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为收入分配的公平实现创造了前提。此外,公平的实现也为效率的优先奠定了基础,这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从效率与公平角度重视税收对于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创造一个高效运转、和谐发展的社会。

论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及税制设计

王 宇

改革研究 理论导刊 2004.11

摘 要：税收是市场经济下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一国税制设计应在满足财政收入前提下，尽量满足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税制设计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取舍，经常引起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争议。发达国家关于最优所得税制的理论应该对我们有所借鉴。

关键词：税收公平；税收效率；税制设计；信息不对称

一、税收公平原则

如何征税对纳税人才是公平的，首先应该界定公平的涵义。一般而言，公平是与价值判断相联系的社会伦理道德范畴，是国家想要达到的社会目标之一，对公平的追求是以承认现有社会分配“不合适”为前提的。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下的分配原则，要素的价格即是该要素获得的报酬，而要素的价格是要素市场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分配原则下，要素所有者在初始禀赋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分配结果上的差异，因而市场经济下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通过国家的再分配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进行调整是协调这一矛盾的主要方式。

税收作为国家再分配的基本工具，自然应该体现国家追求社会公平的意图。体现税制设计公平原则的“纳税能力说”正是这一意图的表现。“纳税能力说”指就某一确定的财政总收入，每个纳税者应按他的纳税能力纳税，拥有相同能力的人必须缴纳相同的税收，而具有较高能力的人则必须缴纳更多，前者称之为横向公平，后者则称之为纵向公平。无论是横向公平还是纵向公平，都要求有一种对纳税能力进行衡量的数量标准。理想的标准应能反映每个人在所有可供选择的机会中得到的全部福利，包括消费、财富的占有和对闲暇的享受，但这种全面的衡量标准不太现实，因为纳税能力高低是纳税者私有的信息，或者说征税者与纳税者在纳税能力高低方面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征税者只能通过观察纳税人的行动来大致地确定其能力高低，在实践中，收入水平是一种次佳但又可用的标准，因而成为“纳税能力说”中最适用的纳税依据，个人所得税是最能反映“纳税能力说”的典型税种。但收入作为衡量纳税能力的次佳标准产生了一个问题：纳税人收入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他的纳税能力，而且取决于其工作的努力程度，而纳税人是否努力工作，则又取决于其税后收入水平。假定其税前收入不变，此时，政府税率的高低将影响纳税人工作的努力。如果税率过高，纳税人宁愿多休闲而少工作。此时，个人所得税在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上出现了后文所说的矛盾，税制设计特别是边际税率的确定变得重要。

税收的公平原则不仅体现在“纳税能力说”中，同时还体现在“受益原则”中。即每个纳税人根据其从公共劳务中得到的受益而相应纳税，谁受益，谁纳税。在该原则下，公平的税制依支出结构的不同而不同。“受益说”仅适用于缴纳的税收直接对应着某项公共品服务，其应用的范围如对汽油课税等很窄的领域。在市场经济下，税收往往并不直接对应某项公共品，人们缴纳税收的多寡也并不必然与其享受到的公共品成比例，这正是税收三性“无偿性”所隐含的意义：无偿性并非意味着人们纳税是无偿的，从广义上来讲，人们向政府缴纳了税收，同时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国防、司法、教育等服务，因而，税收是人们享受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纳税并非是无偿的。然则税收三性中“无偿性”主要是区别于其他财政收入形式如收费而言的，即政府提供的大部分公共产品具有纯公共晶特征，为这种公共品筹资更多是量能纳税的。“受益说”不能处置这一类的公共品筹资，也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所要求的再分配目的。

二、税收效率原则

税收的效率体现在三个方面：征税的行政管理费用应尽量节约；对纳税人的从属费用不应毫无必要地增加；最后，税收的“超额负担”必须尽可能的小。由此，税收的效率体现在如何设计税制以降低这三种成本之和。

行政费用：对税收金额的确定与征收需要行政人员与相应设备，这一活动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公共劳务部门即税务部门。有效率的税务部门应该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某一确定的税收收入。这里，行政费用既受制于该行政部门工作效率的高低，还受到该国税制结构的影响，如对个人所得税征收的费用高于其他流转税的费用，而人头税的费用最低。

从属费用：即纳税人的奉行征纳费用，指私人部门按税制的要求纳税所付出的费用。降低该费用的方法是尽可能简化税制，使纳税人易于理解并执行。

超额负担：税收的超额负担是指税收将会干预经济决策，并扭曲原有有效率的选择，从而对社会福利带来损失。因此，有效率的税制应使超额负担尽可能的小。避免这一代价的最简单的方法是采取课征人头税的方式来获取全部财政收入，让每个人缴纳相同的税收，这样做会避免所有的额外负担。然而，从公平的角度，这是无法接受的。如果要使税收与纳税能力联系起来，它就必须与收入、消费或财富等经济指标相结合。因此，公平的税收必须以经济活动作为基础，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干预经济决策，从而引起超额负担。现实中，按照课税对象的不同，税收一般可以分为商品税与所得税，商品税就支出征税，所得税就收入征税。由于商品税直接涉及到商品交易的价格，从而会扭曲市场价格损害市场效率。在这点上，所得税则因不涉及价格从而不存在这种超额负担被认为优于商品税，但正如上面所说，在不完全信息下，以收入为课税基础的所得税的超额负担表现在税收同样扭曲了纳税人的工作决策，使高能力者选择工作更少时间。

三、税收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税制设计的公平与效率原则之所以会引起取舍和争议，正是因为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之间存在着矛

盾，这种矛盾既体现在由于现实中的信息不对称，税收公平与效率难以兼顾，也体现在具体的税种上。

1、信息不对称下所得税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所得税因为最能体现量能纳税原则被认为是公平的税种，同时因其不会扭曲市场价格也不存在商品税的超额负担问题，由此所得税被认为是兼具公平与效率的优质税种。但是莫里斯教授 1971年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的“最优所得税理论探讨”证明，在不完全信息下，所得税同样存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因而政府的税制设计对于兼顾效率和公平非常重要。按照前面关于税收公平的探讨，我们知道，满足公平的税收应该体现量能纳税原则，即能力高的人缴纳更多的税收，而能力低的人则更少缴税或免税。如果政府对纳税人的能力有完全的了解，就可以根据能力对不同的人征收不同的税，这样既保证了社会公平也不损害效率。但在现实中，政府对纳税人能力的大小是不清楚的，或者说，在纳税能力方面，政府处于信息劣势而纳税人处于信息优势。在能力不可观察时，只能选择能够大概反映能力的收入水平征税。但如果对高收入的人征高税，有能力的人就会假装能力很低，使政府征不到税，从而政府通过再分配调节收入的初衷难以实现。莫里斯教授关于最优所得税制的研究表明，不完全信息下政府实现最大税收的政策是规定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为零。考虑到政府能够通过转移支付将支出用于有利于穷人的项目，这种税制对低收入者也是有利的。因而，在不完全信息下，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不能仅从税收的量能纳税单方面考察，而应该结合财政支出进行评价：政府通过最优税制设计诱使高能力者选择有效率的工作时间，并据此获得最大的财政收入，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对于穷人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2、税收公平与效率在具体税种上的矛盾

上面我们假定政府以所得税获取全部财政收入，以及在此假定下，效率表现为税收政策应尽可能不

扭曲当事人的工作努力决策，由此我们探讨不完全信息下税收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然而正像我们在税收效率中所表述的，税收效率不仅表现为所得税所产生的超额负担，而且还涉及到行政费用、从属费用，税收效率应表现为这三者总和尽可能的低。在此产生的税收公平和效率的难题是，税收公平与效率在具体税种上可能是矛盾的。通过前面的考察我们发现，累进所得税制对纳税人工作努力的负激励使其同样存在超额负担的效率问题，并因此与公平目标产生矛盾，如果说最优税制设计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一条思路的话，那么所得税因高额的征收费用和从属费用所产生的效率问题往往使发展中国家望而生畏，从这个意义上说，所得税同样存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对于商品税而言，虽然其征收和从属费用可能小于所得税，但其对市场价格的扭曲所产生的超额负担是显而易见的，从另一方面，商品税所具有的累退性从税收公平方面是难以让人满意的。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增值税作为商品税中的独特税种，其“中性”特征作为区别于其他商品税的最大的优势被认为是克服了商品税的超额负担问题，但从公平的角度，这种高效率的税种同样也未能避免商品税所共有的缺憾—累退性。由此我们看到，在具体的税种上，公平与效率往往难以两全。

税收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要求政府必须重视税制的具体设计及税种的选择。现时，国际上一般认为，在复合税制的基础上按照各类税种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各国的税制体系可分为两大模式：一种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另一种是以商品及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实行第一种模式的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其特点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具有征收所得税的基础。据有关资料，世界上以所得税为主要税种的国家有 30 多个，包括美、加、英、日等国。第二种模式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所采用。世界上 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 300 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占三分之二，这些国家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极少，因而没有征收所得税的基础，财政收入主要靠货物税、关税甚至古老的农业税。由此可见，税制设计和税种选择首先应依据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及相应的产业结构，整体而言，所得税在公平和效率方面虽然优于商品税，但并非所有的国家都适宜采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则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限制了所得税的税基，二则所得税高昂的征管和从属费用相对于发展过国家较低的所得税税基也得不偿失，结果很可能是政府根本不足以筹措到足额的税收来应付必要的开支。由此，讨论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必须基于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的功能首先是组织财政收入，因而应在满足财政收入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其实就是针对以所得税为基础的发达国家如何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而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的发展中国家则更应倾向于如何加强商品税的横向公平及税收“中性”，并逐渐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体系。为此，增值税在横向公平及“中性”方面的优势成为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优质税种。

四、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启示

我国94税制改革的背景是承包制下两个财政比例的持续下降，另一个大的背景是中国的改革正决心朝着市场经济迈进。这两个背景注定改革的首要目的是提高两个财政比例，并强化市场经济下税收在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经济方面的功能。在此基础上，94税制改革确立了以增值税和消费税为主体税种的复合税体系。今天看来，94 税改革的最大意义首先在于打破了承包制下政府与企业不规范的分配关系，第一次明确了税收作为组织财政收入的主体地位，这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其次，考虑到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不管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法律、制度和管理水平方面，都不可能支持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首先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税基，由于个人的剩余收益很少，即使政府的起征点很低，也难于保证足够的财政收入。其次，政府对居民收入信息的不完全有可能使本来就程序复杂、计算繁琐的所得税征管费用和从属费用大大提高。再次广大的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自我申报难以进行。考虑到以上客观因素，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并不适应我国当时的国情，实行宽税基、低税率的以商品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是比较现实的选择，这不仅是因为流转税，特别是增值税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功能更强，而且其征税行政费用和奉行费用也更低。增值税所体现的“中性”则可以较好地克服商品税的超额负担问题。94税制改革过去 10余年，实践证明其在增加财政收入方面效果显著，税收收入年年捷报频传，年平均增长在 1000 亿以上，2003 年税收总额首次突破2 万亿。然而，十年来，伴随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所得税在调节纵向公平方面的优势使人们对其期盼甚殷，逐渐强化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入及调节收入分配不公的作用被提到议事日程，此时，发达国家关于最优所得税制的理论应该对我们有所借鉴：在不完全信息下，过高的边际税率可能带来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公平不单要从收入考虑，同时也要结合有助于穷人的财政支出项目予以考察。

税收的效率和公平论文 篇2

一、税收效率可以促进税收财政职能的发挥

税收是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 提高税收效率可以增加收集资金的速度。税收财政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更好的建设, 为所有需要资源与资金的部门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满足其各项需求。税收收入的增长有可能是这个国家的总体经济水平在增长, 只有提高了税收的效率, 才能促使税收收入在国家的各个时期都能得到稳定增长。财政收入提高主要是依靠税收的手段, 税收可以调整国家的经济, 并且使经济可以稳定持续地增长。阻碍我国经济水平提升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合理, 经济增长的成本投入过大, 而且随着城市的发展, 经济的增长开始受到资源环境的影响, 经济结构出现问题, 使得社会发展越来越慢。我国开始意识到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去调节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 其中财政税收政策就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下滑以及经济结构不稳定等问题。必须通过有效的手段提高税收的效率, 这样才能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 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 并且为国家的各项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税收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税收征管制度的执行, 提高税收的征管效率也是提高财政收入的保证, 提高税收效率符合税收财政的原则。

二、税收财政原则与效率原则的矛盾机理

税收财政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分配的手段, 税收财政的原则是, 首先缴税是每个公民履行职责的体现, 赋税可以为国家提供经费保障, 满足国家各项经济支出。其次当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时, 必须增设企业税收制度, 保证国家各项经济制度的有效实施, 以及国家建设的有效进行。从这两条原则可以看出, 税收是筹集国家的财政收入, 并且当国家的财政收入需求量提高时, 必须通过必要的方法去改进税收制度, 增加税收的资金, 这体现了税收的弹性原则。税收可以随着经济的增长或者财政需要的增长而自动增长。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很多, 比如国家的人口、课税商品的数量, 如果过于看重税收财政的原则, 会对税收效率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一味地按照政府部门的需求提高税收的次数与金额, 会造成政府部门支出金额的浪费, 也会使资源配置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税收是政府向民众或个人筹集资金的行为, 是将收入从私人转到公共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 税收的收入每年都在上涨, 但是过度的征税会使企业与民众承受过大的负担, 导致其出现偷税逃税的行为。税收财政原则要求, 当税收的收入不能满足国家各项经济支出时, 国家必须增加税收, 所以虽然国家的税收呈现上涨趋势, 但是民众却承受了过大的负担, 企业与民众工作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长期以往, 国家的整体收益必然下降。所以从长远意义来看, 税收财政的原则并不利于提高税收的效率。

三、税收公平的判断准则

税收的制度必须公正平等, 才能保证税收工作的有效进行, 可以说税收公平是税收财政制度实施的前提。税收不公平必然导致纳税人产生不满情绪, 而且会使纳税人产生逃税漏税的想法, 从而阻碍了国家税收收入的提高。保证税收的公平原则必须做到相同收入、相同纳税能力的人应当交纳同等数量的税额。不同收入、不同纳税能力的公民应当交纳不同数目的税金。平等不单是在收入、支出、税金方面, 还要包括综合效用等方面的平等, 必须保证各个方面都要平等, 才能实现税收的公平性。判断税收公平的原则, 可以从税收分配准则方面衡量, 首先要根据收益负担公平性进行判断, 根据公民对政府做出的贡献以及享受利益的数目去判断其应该缴纳的税额, 做到享受的利益与缴纳的税额成正比。其次根据天赋能力判断公平性, 既纳税人在缴纳完税额后, 所得的收入必须与其天赋能力成正比。最后是依据最小牺牲或最大效用判断公平, 也就是征税后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得到有效利用, 即判断税收政策是公平的。

四、注重税收财政职能, 兼顾税收效率与公平

税收效率的提高可以促使税收更加公平, 从而促进社会更加安定。税收效率的提高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这样就可以使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 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大大提升。税收的公平性可以体现这个国家的民主性, 而且符合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 可以使社会的氛围更加和谐。当然, 税收的公平性需要建立在税收效率的基础上, 这样才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保证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税收效率想要取得一定的成就, 其工作也必须在税收公平的原则下开展, 只有税收是公平的, 才能使公民自觉自主地缴税, 如果税收缺乏公平性就不可能提高税收的效率。

一是收入分配上, 城乡居民收入和地方间财力差距出现了较大的差距。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表明, 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96, 收入分配上进入了警戒范围, 地区间业已存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是在财政收入政策上体现了效率优先原则。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 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从1994年的15%上升到了2012年的25%, 但流转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依然过大, 因而我国实质上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在实现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在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与发达国家单一所得税主体税制不同, 我国实行的是所得税和流转税为主的双主体税制, 这样的税制结构也决定了我国对效率的优先原则。

三是税收支出上体现出的效率优先。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 无论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都进展不大,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下, 我国的各级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建设方面, 而忽略了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的速度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 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 各级财政支出中, 社会公益性投资的比例一直很低。伴随着市场化改革, 从前很多由财政安排的开支如各级企业职工的住房、教育以及医疗等不断进行改革, 而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改革又没有及时跟进, 造成部分群众生活负担加重, 扩大了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

五、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 国家的税收财政政策也必须得到相应的改进, 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有提高税收的效率, 并且有效地调节税收财政原则与税收效率之间的关系, 保证税收的公平原则, 才能提高国家税收收入的金额。只有同时兼顾税收的效率与公平, 才能使其相互促进, 从而使我国的税收财政制度更加完善。

摘要：税收财政的原则是监管税收的准则, 它可以有效地解决税收服务成本问题, 为了完善税收制度, 必须坚持税收财政的原则, 才能完善与改进税收制度。税收的原则与税收效率之间存在冲突, 坚持税收财政原则的同时, 必须兼顾税收效率与公平, 这样才能提升税收收入。文章作者根据多年经验, 分析了税收效率的作用、税收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关系、税收公平的判断准则及如何兼顾税收效率与公平, 希望可以改善我国税收的制度, 使税收的效率与公平性可以得到更好的提高, 使我国的税收制度可以更加完善。

关键词：税收财政原则,税收效率,税收公平,税收财政职能

参考文献

[1]王宇.论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及税制设计[J].理论导刊, 2004 (11) .

税收的效率和公平论文 篇3

关键词：税收；税收公平；税收效率；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9.1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9-41-03

税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一国税制设计应在满足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尽量满足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有效地运用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协调各项税收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税制的设计，从而优化我国的税收体系。

一、公平原则

如何征税对纳税人才是公平的，首先应该界定公平的涵义。一般而言，公平是与价值判断相联系的社会伦理道德范畴，是国家想要达到的社会目标之一。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原则，要素的价格即是该要素获得的报酬，而要素的价格是要素市场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分配原则下，要素所有者在初始禀赋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分配结果上的差异，因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税收作为国家再分配的基本工具，自然应该体现国家追求社会公平的意图。体现税制设计公平原则的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是“纳税能力说”，其含义指的是就某一确定的财政总收入，根据纳税能力原则的要求，拥有相同能力的人必须交纳相同的税收，而具有较高能力的人则必须交纳更多一些，前者即称之为横向公平，后者则称之为纵向公平①。无论是横向公平还是纵向公平，这两种原则的运用都要求有一种能对纳税能力进行衡量的数量标准。从理想的角度看，这一标准应能反映每个人从所有可供他选择的机会中得到的全部福利，包括消费、财富的占有和对闲暇的享受等。但这种全面的衡量标准不太现实，征税者与纳税者在纳税能力高低方面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征税者只能通过观察纳税人的行动来大致地确定其能力高低。

税收的公平原则不仅体现在“纳税能力说”中，同时还体现在“受益原则”中。即每个纳税人根据其从公共劳务中得到的受益而相应纳税，谁受益，谁纳税。在该原则下，公平的税制依支出结构的不同而不同。“受益说”仅适用于缴纳的税收直接对应着某项公共物品服务，其应用的范围领域很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往往并不直接对应某项公共物品，人们缴纳税收的多少也并不必然与其享受到的公共物品成比例，这正是税收三性“无偿性”所隐含的意义。无偿性并非意味着人们纳税是无偿的，从广义上来讲，人们向政府缴纳了税收，同时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国防、司法、教育等服务，因而，税收是人们享受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代价。然而税收三性中“无偿性”主要是区别于其他财政收入形式如收费而言的，即政府提供的大部分公共产品具有纯公共品特征，为这种公共品筹资更多是量能纳税的。“受益说”不能处置这一类的公共物品所需要的那部分税收，也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所要求的再分配目的。

二、效率原则

征税不仅应是公平的，而且应是有效率的。这里的效率包括两层意义：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

税收行政效率是指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税收在征收和缴纳过程中的耗费（征税费用和纳税费用）最小化。税收行政效率是征税最基本、最直接的要求，简化税制、提高税收征管水平等是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手段。

税收经济效率是指政府通过征税把数量既定的资源转移给公共部门的过程，应尽量使不同税种对市场经济产生程度不同的扭曲（偏离帕累托最优）而对经济造成福利损失（税收超额负担）最小化和额外收益最大化，它是税收更高层次的效率要求。税收经济效率对税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税收收入应该充分且有弹性，满足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二是税收应该调节市场经济运行，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三是税收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干扰，使税收的“超额负担”最小，税收制度的设置应该是“中性”的，即税收应该尽量地不影响或不干扰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税收调节和税收中性是一对矛盾，但是它反映了现实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效率的客观要求。税收调节是基于“市场失灵”这一现实，而税收中性则假设市场自身可以使资源的使用处于效率状况。事实上，绝对的税收中性是不可能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存在“失灵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税收调节是必要而且可行的。

三、税收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是既矛盾又统一的，矛盾性表现在：在具体的税收制度中往往很难兼顾公平与效率。公平原则强调量能负担，而效率原则强调税收应尽量避免对经济产生干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可能拉开贫富差距，从而破坏公平原则。但从整个经济运行的方面来看，公平原则是实现税收效率原则的前提。只有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原则为前提，才能谈及效率问题。如果不以一定的公平为前提，政府征税就不会为纳税人接受进而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扭曲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当然也就无法提高效率。从另一方面看，效率原则为公平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动力。效率的提高可以保障公平更好地实现，盲目的平均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只有在整个经济都很活跃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才能提高一个层次，公平程度也就会向前迈进一步。

事实上，公平和效率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着效率的提高。第一，收入差距过大，两极分化，会导致占比重相当大的低收入者有效购买力低，有效需求不足，使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第二，实现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如果低收入者通过主观努力和勤奋劳动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便会损害效率，甚至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现在，我们一方面应坚持不懈地发挥税收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的作用，坚持公平税负，鼓励竞争；另一方面，要强化税收在实现社会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功能，调整税制结构。

四、我国税制改革体现公平与效率原则

讨论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必须基于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的功能首先是组织财政收入，因而应在满足财政收入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其实就是针对以所得税为基础的发达国家如何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而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的发展中国家则更应倾向于如何加强商品税的横向公平及税收“中性”，并逐渐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体系。为此，增值税在横向公平及“中性”方面的优势成为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优质税种。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到现在，可以看出在税制的设计方面有很多体现了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有机协调。

（一）增值税转型改变了行业税负不平等的状况

我国自2009年1月1日起，由原来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意味着购买固定资产的那部分税金可以在税前抵扣，如此就可以大幅度降低上述行业的税负，有利于其进行设备更新改造、进行创新，与其它行业处于平等竞争地位。

（二）增值税扩围的试点

2012年开始，上海在现代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领域启动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增强服务业竞争能力；有利于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带动扩大就业；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促进科技创新。将增值税征收范围覆盖所有的货物和劳务，不仅是与世界通行做法接轨，也是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的必然选择。一年来的实践表明，“营改增”推动了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形成，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营改增”不仅实现了结构性减税，更推动企业加大设备投入、加速拓展市场，有力地推动了“稳增长、调结构”。同时，对个体消费者也有间接利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市场供应方在原所承受的重复征收的税负去除后，可以放手做专业化的细分，将产品与服务的性价比提升，在让百姓得实惠方面会做得更好。

（三）消费税税目和税率的调整增进消费中的公平性

财政部公布，自2006年4月1日起，我国将对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此次消费税政策调整后，将新增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等税目。增列成品油税目，原汽油、柴油税目作为该税目的两个子目，同时新增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燃料油、航空煤油五个子目②。此次政策调整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消费税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这几年来，停止了对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征税，同时将奢侈品、高档娱乐性劳务等纳入课税范围并提高其税率，可以有助于在消费领域实现公平。今后对消费税的改革，一方面要调整其征税范围，对那些已成为人们生活必需品的税目，停止征收消费税，而将一些环境污染大的物品列入征税范围；另一方面将价内征税改为价外征税，从而增加税收的透明度，更好地调节消费结构，正确引导消费需求。

（四）统一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体现税收环境公平

通过统一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就可以在全国贯彻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平衡内资、外资企业之间的税收负担，扭转由税收导致的内资企业与外资竞争上的劣势，从而培育出符合市场竞争规则的公平税收环境。

（五）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扣除费用标准的提高

工薪扣除大幅度提高1500元，与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高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体现了国富民强的发展经济的宗旨。这次个税改革不仅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了个税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缩小了收入差距，降低了基尼系数，提高了人民的购买力，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个税这次改革将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改革不仅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原则，而且还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加紧研究和制定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税收制度优化的关键一环。要进一步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培育和扩大中产收入阶层；减少税率级次，加强对高收入者的征管，尤其是对财产性、经营性、隐性收入多的高收入阶层的管理。

注释

①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② 来源于中国税务局网站http：//www.ctax.org.cn/

参考文献：

[1] 安体富、王海勇.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税收理念的转变及政策的调整[J].涉外税务，2005，（09）.

[2] 罗腾蛟.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在我国税收发展的应用研究[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10，（06）.

[3] 马发骥、王顺安.市场经济下的公平与效率原则[J].税务研究，2005，（08）.

个人所得税修改与效率和公平 篇4

【摘 要】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是和平等与效率问题紧密相连的。建立更加公平、更加科学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组合，才能达到调节收入的目的，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健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环境基础。现阶段，我们应该在“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税收理念指导下，以公平为导向优化调整税制结构，完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收体系，推进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改革。

【关键词】公平与效率；个人所得税；改革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与个税改革

（一）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分类所得税制不能体现税收公平原则。

2.生计费的扣除过于简单。

3.目前我国名义税率偏高。

4.直接税所占比例较低。

5.税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逆向调节”。

（二）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个税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口。各种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处理不当极易激化严重的社会矛盾，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我国改革开放已30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有研究显示：目前我国社会财富的45%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但个人所得税的65%以上却来源于工薪阶层，公平问题突显，这样税收这个工具就失去了调节作用，也就不可能有公平和效率。

政府调控的过程中贯穿着公平与效率的权衡以及二者的最佳组合，税收作为政府参与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本身也存在公平与效率的抉择问题。就税制建设本身来讲，兼顾了公平和效率的税制才是最好的。

二、对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设想

（一）以公平为导向优化调整税制结构

1.生计费的扣除标准问题

个人生计需求是出于一个动态的状态，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收入状况的差异使每一位纳税人的实际费用负担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应该结合每一纳税家庭的构成状况及家庭成员的具体状况，结合一定时期有关费用要素的价格水平来确定合理的扣除标准。同时，考虑到通货膨胀，个人收入增长等因素，适时调整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更合理的应该是指数化，就是按照每年的物价水平，通货膨胀的情况进行调整，而不要采取多少年才动一次的做法。

2.税率及税率级距的调整问题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已经提高。适时适度地提高税前扣除标准，减轻居民个人的税收负担是合理的必要的。但是通过测算我们就会发现，扣除额提高后，各个收入阶层的税收降低的幅度并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程度。对于中低工薪收入者甚至整个工薪阶层，其税收负担减轻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同时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各税的扣除额又不可能无限地提高。

（二）完善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收体系

1.征税模式要逐步实现综合所得税制

将现有的分类征税模式逐步改为以家庭为纳税人和个人为纳税人的综合性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分类征税模式对同一纳税人的不同收入或不同纳税人的同一收入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征收方式，无法体现量能纳税的原则。并且，个人的纳税支付能力的高低只有经过长时期才能全面反映出来，因此还要改革按月和按次征收的方法，实行以为课征期更符合量能纳税的原则。当然，综合所得税制是对信息的搜集、处理能力要求最高的一个税种。它要求代扣代缴、个人申报、车行、银行、房地产商等涉及个人大额支出的机构必须审核交易的真实姓名、真实证件、限定支付方式，并且将这些信息都依法提供给税务局。

2.征税范围可考虑采用反例举法

我国现实行例举征税法，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等。但是这个做法有个最大的弊病，就是例举不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在，事物的变化发展十分迅速，很可能今天冒出一种所得，明天又冒出一种所得，但是税法却又不可常常修改。对于此问题我们可以用逆向思维的方法解决。如反例举法，即把不属于征税范围的项目例举出来。然后再征税时进行比对就可以了。

（三）推进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改革

个人所得税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征管水平是重要前提。因此，目前应下大力气健全和完善征管措施，努力创造征管条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力度。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对非法所得无能为力。目前出现的个人收入差距拉大的现状，既有一些人抓住机遇，通过市场公平竞争，合法经营，诚实劳动而致富的，也毋庸讳言有些人是通过利用权利，贪污受贿，或违法经营，偷税逃税，坑蒙拐骗等种种非法手段聚敛财富而暴富的。从情感上，对前一种行为我们赞赏推崇，对后一种行为我们恨之入骨，恨不得将那些“黑色收入”统统充公。但感情毕竟不是现实，现实是：个人所得税只能对合法性质造成的分配差距起一定的调节作用，而对于非法性质的收入所造成的个人收入差距，税收性质是起不到作用的。当然，对这类非法收入根本不存在调节问题，而是打击和没收的问题，这就不仅是税务部门的事，而是涉及到公检法等部门，需要各部门充分配合。

三、结语

公平是长期增长，发展的根本。同时长期增长，发展也离不开效率。从长期看，公平与效率是互为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有理由期待个税机制从以下两个方面发生作用：一是调节贫富差距，二是降低结构性税负。如果这双重的目的能够达到，贫富和谐将会向前推进一步。

那位以创新理论闻名于世的经济大师熊彼特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以及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甚至更多，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在他的笔下，一国的财政制度如同神仙手中的魔镜。我们期待税务管理部门，能够玩转这个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魔镜”，导演出皆大欢喜的中国当代财税剧来。

【参考文献】

税收的效率和公平论文 篇5

一、从历史长期发展看，效率与公平趋向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体现公平与否的生产关系现状取决于体现效率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时生产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生产力，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从效率对公平的作用看，其一，效率是推动公平发展的动力。人类发展史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总是推动生产关系相应变化，物质利益原则决定着任何社会都把效率作为追求目标，并决定着相应的公平形式和公平程度。其二，效率为公平提供物质基础，使一定的公平形式得以维持。其三，效率也是衡量公平的尺度。评价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公平，关键不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种人为标准，而是要看它是否能带来持久的社会经济效益。长期的低效率，必然是公平的失败。从公平对效率的反作用看，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实践主体、实践手段、实践对象等一系列有机因素的组合，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人的因素，人的行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效率的源泉。人的积极性从何而来，就其合法性和持久性而言，只能来自于社会的公平机制。社会公平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一个公平的社会应该按照贡献分配权利，按照权利承担义务。每个人的贡献与获得越相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就越高，从而促进社会总效率的提高。所以，没有公平的效率只能是超经济强制下的效率，这种效率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稳定支柱，任何不公平、不正当的效率都是不能长久维持的，也是一些合法政府所不允许的。要获得效率，惟一能达到持久效果的途径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绝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从另一方面说，没有效率的公平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同样不能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现实基础。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两者既统一又矛盾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可分为“市场内公平”和“市场外公平”，我们一般所说的公平指的是“市场外公平”，而忽视了“市场内公平”。“市场内公平”是与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相联系的，是指机会的平等和规则的平等。关于机会的平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人们在市场上应当能够自由地按照能找到的交易对手的价格进行买卖，任何人都能够应该自由生产、出售和买进任何可能生产或出售的东西，重要的是从事各种行业的机会应当在平等的条件下向一切人开放，任何人或集团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力量对此加以限制，均为法律所不许可。”关于规则平等是指各经济主体能机会均等地按统一的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能平等地承担税负，能平等地获取信息。只有在规则平等情况下，市场才能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使社会总投入最少，总产出最大，才能鼓励市场主体节约成本、革新技术、强化管理，努力争取利润最大化，从而推动社会生产总效率的提高。从“场内公平”角度讲，公平和效率是一致的。各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初期，为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一般更重视“场内公平”。“市场外公平”是指收入分配的公平和社会福利的公平。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效率必然要优胜劣汰，大鱼吃小鱼，加快财富的积聚和集中，使收入分配和贫富悬殊差距拉大，最终导致场外的不公平。从这一点上说，公平与效率又是矛盾的，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呈反向关系。市场外的不公平靠市场本身是解决不了的，西方经济学称之“市场失灵”？要靠政府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制度来解决。

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两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很多论述。哈耶克认为，真正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收入或财产的平等。他强调市场效率，反对利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人为地制造平等。认为这样会影响劳动者的积极性，降低效率。他主张国家要利用立法、行政手段来创造一个自由、平等的竞争环境，来保证效率。哈耶克的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福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庇古认为，所有权的不平等造成收入的不平等，进而引起资源配置的失调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混乱，从而缺乏效率。新剑桥学派认为，收入分配与人与人的关系有关，不是纯技术性的问题，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收入分配制度也是不同的。收入分配的悬殊，必然引起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因此福利经济学派和新剑桥学派都主张“公平优先”，主张用收入均等化的分配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刺激、鼓励人们提高效率的制度，只有牺牲平等这一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才能换来效率，平等与效率不可兼得。他指出“在有些时候，为了效率就要放弃一些平等，另一些时候，为了平等，必须牺牲一些效率”。他认为在生产领域应以效率为先，只有这样才能增加社会财富，为平等的分配提供物质前提。在分配领域则应该贯彻公平原则，用政府的福利政策去缓解收入的不平等。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更好地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要高度重视“场内公平”的建立，以达到促进效率、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现阶段，“场内公平”有时还会受到“左”、“右”两种思潮的干扰，前者以“公平优先”为幌子，反对竞争，歧视做买卖，强调传统的平均主义，实际上是以“场外公平”来反对“场内公平”；后者以“效率优先”为大旗，认为只要把蛋糕做大，怎么都可以，不尊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制造伪劣产品、偷税漏税、地方保护，实际上是以“效率优先”为幌子破坏“场内公平”。这里要澄清两种认识。一是追求效率产生了场外不公平，并不是说非效率就必然能实现公平。计划经济体制已被证明是非效率的，但非效率并没有带来实际上的公平，相反是带来不公平。中国改革前的劳动工资制度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劳者应得而未得的那部分报酬实际上被少劳者无偿占有了，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何来公平？二是也不能说不公平必然有效率。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既然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体（错把场外不公平当作场内不公平），那么不平等竞争必然能带来效率。例如，政府行政部门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好比裁判员既吹哨又踢球，不仅挫伤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也直接影响效率的提高。在统购统销和物价管制政策下，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是农民厌农弃农、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其次，要审时度势，根据实际情况，在两个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区分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经过改革开放近２８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人均ＧＤＰ从１０００美元向３０００美元跨越的关键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个阶段既是发展黄金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这一时期社会问题多发，社会结构最不稳定，有的还相当严重，比如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社会保障机制脆弱引发的社会动荡等。据统计，２００５年度１２家利润超过１００亿元的中央企业，其员工平均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３至４倍。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使社会各阶层利益失衡，成为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一个因素。不仅仅是企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党中央近两年已敏感地感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场外不公平”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逐渐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２００６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强调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税收公平原则（最终版） 篇6

摘要：本文在梳理税收公平原则的基础上，找出我国税收在公平环节上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个人所得税提出相应的见解。关键字：税收 公平个人所得税

税法的基本原则是在有关税收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环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主要包括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本文主要研究税收公平原则。简单来说，税收公平原则要求税收负担必须在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主体之间进行公平分配，在各种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主体的地位必须平等。根据这一原则，国家必须普遍征税，平等征税和量能课税。

一，税收公平原则的历史发展

最早提出税收公平原则的是威廉.配第。他的主要观点有两个：其一，国家在国民经济的循环过程中应把握税收的经济效果。其次，征税应公平而无偏袒。而第一次将税收公平原则提升到理论高度，明确而系统阐述的是亚当.斯密。他的税收公平原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取消免税特权，国家应保持税收中立，不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最后应按负担能力征税。到了瓦格纳时期，他进一步发展了税收公平原则。瓦格纳认为，税收不应只将满足财政需要为唯一目的，更多的是要解决社会问题。总的来说，他讲税收公平原则总结为普遍原则和平等原则。后者指的是纳税人的税负应与能力相适应。

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税收公平原则被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指的是，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当缴纳数额相等的税收。纵向公平指的是，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当缴纳数额不同的税收。因此如何判断纳税能力是缴纳数额的关键。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西方国家税收公平原则发生了重大变革，首先，由注重效率到注重公平。因为，到了这一时期，他们普遍更重视比例税制，而不是累进税制，并且个人所得税地位降低，这将在后文有更详细的阐述。其次，由注重横向公平到更注重纵向公平。

二，我国税收公平原则的现状与问题

在横向公平方面，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都要纳税且税率相等，即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在税收方面受到同等对待。其次，扩大了纳税人的范围，如中国公民、外籍人，个体工商户都是纳税人，这说明外国自然人与中国公民在税收横向方面也受到同等对待。最后，国有企业与 非国有企业同样纳税，因为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了旧税制中的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且实行统一的税率。符合税收公平原则的横向公平要求。

但是，我国税收公平原则在实践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公民的纳税意识淡薄，虽然现实中公民的收入来源广泛，但是真正能进入税收程序的却很少，很多收入来源被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越过税收程序，其次，我国税收的核查制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以加强对税收来源的监管。第三，很多人认为，三资企业在税收优惠方面的得到了国家很多支持，其实，那些得到优惠 的国家很多都不认可税收饶让，最后这些让渡的税收却落入了这些投资者所在国手中。但是三资企业的税负却没有减轻，我国税收优惠的比重偏大，造成实际纳税人的减少，使税收优惠手段对税收宏观调控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最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问题亟待解决，有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公民才会有信心将税收提升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来，没有后顾之忧，才会积极纳税。

三，实现税收公平的具体途径 首先要为纳税人的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税收环境，使纳税人不因自身经济类型、所在地域和经营范围的不同而在税收上面临不同的对待，承担不同的税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外，应当按其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依照本条例缴纳企业所得税。”所以根据一系列税收法规的相关规定，都从法律意义上肯定了纳税人在纳税的税种、税率、税前扣除和税收优惠等方面应受到同等对待，毫无差别的待遇，从而实现横向公平原则。即使是国家根据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实施区别对待的产业、地区税收优惠政策，也进限于特定区域特定行业内执行，超出这个范围纳税人也无法享受。如企业所得税法就规定，对纳税人投资取得税后利润时，若被投资方税率低于投资方税率，则还应对这部分利润予以补税。从个人所得税角度出发，可以有以下几点改进意见 尽快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这样还可以使税务机关加强对财产税、遗产税等实施税源控制。我国已经实现银行存款实名制,并实施银税微机联网。还应将存款实名制与“金税工程”进行结合,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解决税源不透明、不公平、不规范的问题。其次，完善个人所得“双向申报”制度，为确保该项制度进一步贯彻落实,应明确规定:纳税人都有向税务机关申报应税所得的义务和责任,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个人支付的一切应税所得必须建立向税务机关报送明细表的制度,并明确纳税义务人和代扣代缴义务人不申报、不纳税、申报不实、不代扣代缴的法律责任,以便建立起法人或雇主与个人之间的交叉稽核体系,健全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机制。还应加强执法刚性,严厉惩处偷逃税行为。首先,加强与公检法等部门的联系与配合,严厉惩处偷逃税行为,并进行必要的曝光,体现执法的刚性。其次,赋予税务机关相应的执法权力,能够要求有关部门提供相应偷逃税证据或阻止出境,并有权冻结纳税人的帐户,封存、拍卖纳税人的财产,强制执行,甚至可以考虑建立税务警察,对违反税法比较严重的纳税人和有关人员实行武装稽查和武装拘捕。再次,健全协税、护税网络。完善税务信访、举报制度,认真贯彻“有报必查,查办结果公开”的原则,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营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纳税环境。

税收的效率和公平论文 篇7

关键词: 科技社会;公平;效率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31—0070—02

一、科技社会中不公平现象的原因及表现

1.马太效应。科技社会中因高度竞争呈现出严格的金字塔形结构,因此存在着被默顿称为“马太效应”的现象。“马太效应”默顿是这样解释的:“社会往往对于已经有相当声望的科学家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为他们提供的各种待遇也越来越富足,而对于那些还没有出名的科学家则不但不承认他们的贡献,还苛刻地限制他们赖以作出努力的条件。”[1]

科学研究应该人人平等,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但现实的科学研究中,不平衡现象很多。科学共同体中,自然地形成了科学权威和精英的权力,由此产生等级结构。高等级和低等级在科学知识的分享上极不平等,“有的越有,无的越无”,出现马态效应。权威对一般研究者具有较强的控制权力。科技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还表现在科学知识的拥有者与受控对象之间的不对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科学总是少数人的事业。这种科学知识分布的不均匀性,就决定了科技社会中这种非对称性和不公平现象的产生。拥有科学或掌握技术的人,在应用科学的社会劳动或其它社会活动中,总是能够占据有利的地位,从而取得有利的结果。白领与篮领收入差距的增加和南北国家剪刀差的扩大,都反映了这种非对称性和不公平性。

2.盲目服从性。学术权威和精英权力的无形约束,使科技社会中学术主体的研究自主性遭到制约,存在很大程度盲目服从。因此我们普通人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科学家总被一层神秘和崇高的光环笼罩者,他们目光敏锐、高瞻远瞩,他们的话代表着一种权威甚至真理,我们不得不而且必须服从。默顿总结的科学家的精神气质中有一条怀疑精神,要求科学家用批判性思维来思考问题,不能盲目地无根据地作判断。原则上说,在科学世界中,服从性显然是以科学的可接受性程度以及人们对科学的理解程度而言的。按理说科学的世界中不应当有盲从,学术主体应享有最大程度地研究自主性,其服从的性质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对科学的理解和接受。但因学术权威与精英权力的无形约束造成科学资源和科学信息分布的不均衡,进而导致科学世界中现实的不平等。人人平等在科学世界是一种理想。服从成为低层次学术主体的必然选择,甚至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盲从。

二、科技社会中的经济效率问题

科学求真通过揭示客观世界固有的本质和规律,获得真理性的认识,提高人类认识世界的水平和能力。因此说,传统的科学道德是科学家的学术道德,其基本原则就是恪守和捍卫科学的客观真理性,科学家只为科学负责并使科学活动求真求实。但科学的目标是尽其可能增进人类知识。在知识的生产中,需要有投入且存在风险。如何进行投入才能最大可能、最大效率地获得回报?于是出现了两难困境:即如何保证科技活动的求实求真,又保持科技活动开展的有效性呢?20世纪以前,科学家凭借自己的科研能力、经济实力或朋友的资助,无需助手就可进行科学研究并取得成果。而在大科学时代,单枪匹马的研究已经不可能,任何个人的经济实力或其它人的资助都不足以购买高级而昂贵的实验设备,必须要求政府或社会的资助。于是在科技社会中,政府的资金资助对技术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一旦某项科技活动获得政治家的青睐,则所有可行性的人力、物力、财力等优势资源便流入该项科技活动发展的全过程。而没有被政治家看好或是得不到政治家资金资助的科技活动,则因得不到足够的科技投入支持而停滞发展。

分析得知:科技活动的开展需要有政治家的资助。现实社会中需要科技专家提供可靠知识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多地带来生产和经济效益。因此,科技活动执行者必须极力确保自己的活动满足经济效益的需求。于是出现两个难题,如何确保科技活动的求真求实性,又要保证研究活动的效益性。在这种两难情况下,科技活动的执行者可能会出现:一是不追求资助者的要求目标,而可能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研究或出于自己个人经济利益需要;二是科技活动执行者在科技运用和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获得政治家的金钱资助,而受政治家或利益集团的控制可能成为政治家或者利益集团的工具,做出了没有效率甚至是危害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

三、追求科技社会中 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的统一

科学共同体为了其目标的实现和人类增长知识的需要,必将效率放在第一位,要求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尽可能多而快地为人类增进知识。因此,科技活动的执行者必须确保科技活动满足经济效益。从公平的角度讲,他应当为每个人提供同样的机会和条件去施展才能,做出贡献,但资源有限使这成为不可能。由此得知,科技社会中高度竞争的存在、科学研究资源的稀缺和科学家在能力上的客观差别。使得在科技社会中遇到了在经济领域中常碰到的两难抉择:即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矛盾问题。因而笔者将从此矛盾的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措施:即追求科技社会中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1.限制科学权威和科学沙龙主义,建立一个自由公平的科技社会。科技专家凭借自己的权威,在科技活动中会倾注自己的价值权威,某些时候可能造成一个封闭专制的社会。著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使用了人类学的方法来考察科学,认为无论是科学的、还是宗教的、迷信的、都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力。他反对科学主义、科学沙龙主义和科学专制主义。在其著作《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一书中,费耶阿本德极力倡导的目的即:“消除知识分子和专家们对不同于他们自己的传统所造成的障碍,以便更好准备将专家(科学家)本人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上清除出去。”[2] 对于科学家在社会中的地位,他指出“在我所指望的那种社会中,科学家当然不再享有任何特权,他们的地位也许比和尚高,算命先生和卖狗皮膏药的都不如。”[2] 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可能有些极端,但他表达了一个事实即“专家的意见经常带有偏见,是不可靠的,需要有外部控制。”[3] 因此,我们呼吁归还科学家的本来面目,揭掉披在科学家身上神秘的外衣,消除科学家真理权威的化身,引导学术权威与精英权力适度行使,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追求科学知识神圣殿堂和道路上人人平等。比如我们熟知的著名科学家斯蒂芬·霍金的科普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作为一种科普读物在全世界销量达1 000万册,走入平常百姓生活中深受欢迎。还有央视10套百家讲坛栏目,一些大学教授从象牙塔里走出,用浅显易懂的话语传播知识。这种形式使不同学者和百姓都有和教授平等交流、对话的机会,也包括质疑和批判。所有这些都对限制科学权威和科学沙龙主义,对建立一个自由公平的科技社会有一定的建设意义。

2.某项科技政策或工程技术从提出到投入实践,是否有能够带来经济效益,需要有第三方的力量如科技伦理委员会进行道德上的约束和控制。某项科技政策或工程是否能够带来经济效益,不是作为资助人的政治家或利益集团决定的,也不是科技活动执行者凭个人利益想当然能达到的。应该在其投入实践前存在第三方的力量进行约束和控制,比如科技伦理委员会的所进行的伦理道德控制。伦理道德控制是指将生态价值和道德引入科技的设计和应用,使技术、工具和人类道德间分配合理的伦理责任,协调科技发展与人类社会的紧张关系。

(1)科技伦理委员会的直接调控。科技伦理委员会的直接调控指通过对科技政策或工程技术的道德评价和价值导向,使科技主体在科技的研究、生产、分配和使用等活动中,不仅考虑科技的可能性,而且考虑其目的、手段和结果的正当性,用社会倡导的技术道德标准来规范科技行为,减少科技操作的负面效应,减少科技实施中不必要的浪费和无效益,使科技应用和人来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对人类自身的调控,必然要使科技主体从内心唤起道德良知,使其在科技的开发、设计和研制过程中充分体现善与真,走向人性化技术、绿色技术发展之路。确保科技活动的求真求实性,又保证研究活动的效益性。(2)科技伦理委员会的间接调控。科技伦理委员会的间接调控是指道德可以作为与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相辅相成的第三种调节。科技伦理委员会中制定的道德标准往往作为社会最高层次的价值导向,间接地发挥对科技的导向作用,从而保证科技社会的前进方向和现有秩序的运行。保证科技活动的效益性能够很好落实。例如,运用经济利益机制进行技术道德赏罚,肯定和鼓励科技活动主体的道德行为,否定和抑制违背科技道德要求的一些唯利是图的行为,运用政策和制度手段激励和引导有利于社会利益或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科技行为等。

道德控制是一种能够从道德情感而非功利出发,以劝诱为主而非强制为主的软控制形式。科技伦理委员应本着促进科技发展、为人类的幸福谋福利的原则,使科技发展与社会、自然相协调;使科技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知识发展的需要、又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在保证科研活动求实求真和有效益性这两点上发挥着其他手段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另外笔者认为为保证科研活动求真求实和效益性,除了科技伦理委员会的直接和间接调控,也可采取其他措施如在科技政策活动的制定中提倡和发扬公众参与;科技专家之间的协商、论证和讨论;建立完善的科技市场与法律体制等方面来进行调控和制约。

参考文献:

[1]张华厦.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美]保罗·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1990:1-133.

[3][5][美]保罗·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005:104.

[4]哈里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张华厦.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7][美]卡尔·米切姆.技术哲学概论[M].殷登祥,等,译.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