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共8篇）
分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篇1
公平与效率关系分析和分配制度的完善
摘要 公平与效率是矛盾关系，而这对矛盾又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随着我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的发展变化，从“公平优先”――“公平效率二者兼顾”――“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并不断完善，从“平均分配”――“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和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向前发展。
关键词 公平；效率；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 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9)10-0190-03
基金项目 2007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分配制度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研究”(批准号07sJB790024)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袁春晖，盐城工学院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江苏盐城224051)
一、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关系
1，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内涵。何谓公平?理论界有这样几种观点：第一，收入差距大小适宜的公平观。这种观点把收入差距大小作为判断社会分配公平与否的标准，在当前西方理论界比较流行。这是以结果的均等作为判断公平与否的标准，而没有考虑收入的渠道和手段。第二，按劳分配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所形成的不同收入的“天然特权”。要求废除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这种原则摒弃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认同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和努力可以得到更多回报，体现了激励原则。第三，机会均等的公平观。这种公平观强调的是在市场竞争中给每一个人提供均等的机会。第四，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不是永恒的。公平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甚至不同的人，对公平的理解是不同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有关经济活动的规则、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它是调节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关系的一种规范，它不仅是一种主观观念，而且是具有客观的内容，它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客观性。何谓效率?效率概念的基本含义，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投入或成本就是利用一定的技术生产一定产品所需要的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又包括人力资源；既包括无形资源，又包括有形资源。产出或收益指的是人们利用一定的技术、投入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来的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或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物品或服务，既包括有形的物品，又包括无形的服务。
2，公平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它们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效率是公砸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剩余物品之后，才出现公平问题。在效率低下、还没有产生剩余物品时，空谈公平就失去了意义。而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只有物质财富更加丰富时，公平才会增长，越是在不发达的阶段，收入分配就越不公平。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全社会也才能达到最大的公平。也就是说，效率使公平建立在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效率的极大提高，是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其二，公平促进效率。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对经济效率有重大影响，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够促使社会稳定发展，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相反，严重的分配不公，无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还是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产生两极分化，都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社会动荡，影响效率。它们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二者之间也存在此长彼消的一面。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达到公平，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二者在统一过程中何者“优先”、何者“兼顾”必须视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而变化，不能一成不变。
二、分配制度的发展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合理的分配制度，既能促进社会效率又能实现社会公平。为了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找到它们的最佳结合点，经济学家和学者们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试图找到一种既能保证效率，又能防止和消除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途径。综上所述，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矛盾关系，它们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一样，不仅是动态的，而且还有一定的运转规律。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决不是追求稳定的平衡，而是动态的平衡。即通过对“不平衡”的诱导而达到“相对平衡”，从而引发“新的不平衡”，然后再进行诱导和发展。随着我国在实践中不断尝试解决这种矛盾，我国的分配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
在我国，与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的经济体制相适应，我们党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侧重各有不同。
1，“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现，国家采用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上采取了“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职工不再为资本家干活，人人处于平等地位，平均分配收入，职工没有压抑，没有失业的忧虑和危险，个个心满意足，心情愉快，生产积极性高，生产效率提高。既公平又高效，多好!但很快这种积极性就下降了。平均主义是假公平，它只讲结果的公平，不管生产过程中规则的不公平。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质财富，这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是仅用结果的公平――假公平，对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出力情况，劳动实际效果的差别的不公平对待。因此，必然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经济只能在低效率下缓慢运行。可见，这种平均主义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它在使经济失去效率的同时也失去了公平，结果使效率与公平“鸡飞蛋打”一场空。这时改变这种状况的思想必然产生，设计新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
2，“公平效率二者兼顾”的按劳分配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摈弃传统观念，开始全面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上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与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在公平与效率关
系上实际上采取了“二者兼顾”的原则。针对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所造成的弊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并以农村为突破口，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接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深刻剖析了平均主义的思想根源及其危害，指出平均主义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第一次提出了要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人走向共同富裕。这时，劳动好的，生产多的，多得奖金，收入增加。分配制度的调整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提高了，综合国力有了较大增长，人民生活有了较为普遍的改善。但由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而人们对此理解和强调的重点不同，因而带来了改革实践中的摇摆和反复。人们把多劳多得拿奖金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过去5元、10元能刺激满足，几个月后5元、10元感到是应该得的当作工资，20～30元才能刺激满足，再后来50～80元，甚至更高，才能满足。奖金涉及荣誉，涉及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多拿奖金，名利双收。人与人相比，单位与单位相比，都要多拿。如果比别人，比其他生产单位少，就产生不满。形成奖金互相攀比、攀升现象。奖金不再能激发人们生产积极性，反而影响生产积极性。在当时这种经济制度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经济基础不完备，计划体制造成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企业收入不公平就显现出来。就出现有些企业收入多，有些企业亏损。结果一方面助长了一部分人的收入过快增长，另一方面按劳分配领域平均主义有增无减。这就导致一部分人“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最终并没有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比较详细和完善的分配政策，特别指出，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分配原则上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而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逐渐明朗化。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具体实现机制，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表述得更为明确、实现途径更加具体。“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随着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尤其是政策导向上强调“效率优先”，允许各种要素参与分配，市场机制在个人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刺激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力快速发展，人均GDP有较大增长，已基本实现小康社会，“效率优先”得到保证。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同利益群体逐渐形成，有的在改革中受益较大，有的受益较少，有的利益甚至受损。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目前已经达到0.4－0.5，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贫富悬殊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变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失败。为了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当前和今后应更加注重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公平。同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现实性。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居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正向全面实现小康过渡，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
4，“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中强调社会公平，不仅仅能表现出结果的公平，而且能体现出竞争机会的公平，分配的过程以及尺度和规则的公平。相信随着党的十七大精神的贯彻落实，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密切关注和领导下，以两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为突破点，继续改革完善我国分配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将破解当前收入分配不平等难题，为推动科学发展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注入不竭的动力。
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寻求效率与公平的最优平衡
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进行调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我国目前的分配结构呈现“金字塔”结构，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需要构建一种“椭圆”形状的稳定的收入分配结构。就要采取适当的提“低”、扩“中”的政策。
首先，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这是解决当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关键，也是“十一五”规划重点提出的政策。对于城镇低收入者可以采取适时适度提高最低生活费、最低工资等“救命钱”，发布工资增长指导线等措施来解决。目前，全国各省、市、区已普遍建立最低工资制度，23个省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还有33.9万个企业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其次，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这部分人在中国以公务员为代表，应当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使他们的技术、资本、管理等要素在收入中进一步得到体现，从而提高收入水平。通过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范围。
调节还是限制高收入群体收入，一直是备受关注的敏感话题。政府不能以行政手段对高收入加以限制，而只能通过税收手段来调节和保证收入的合法性，甚至可以选择遗产税和赠予所得税、奢侈品消费税等手段来缩小收入差距。
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加大宏观管理力度：
1，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可以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流入，加大对西部及东北等相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支出，增加教育投资，引导多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
2，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努力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国民收入分配要向农业和农民倾斜，进一步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改革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政策，让进城农民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待遇。确实保护好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防止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通过动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和财富增量部分，向农村倾斜，为农村人口获得均等的收入，创造机会提供必要条件。
3，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加快推进电力、石油、铁路、民航、电信等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强化垄断收益分配管理，调整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建立垄断超额利润上缴制度，将其收归国家财政。
4，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跟踪和监督。健全和完善居民收入统计调查制度，建立居民收入分配的监测预警体系，建立城乡贫困监测体系。
分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篇2
1 公平与效率的内涵和特点
公平主要指公正和平等。公正就是尊重事实和公认的社会准则, 不偏不倚, 无差别、无歧视, 以同准则而非凭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好恶对待人与事;平等就是按一致的、同等的社会规范和标准享有同等的地位、机会和权利, 排除任何特权与垄断。公平是社会成员对特定制度下的权利及其后果进行评价的基准, 从本质上看, 是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在社会成员思想意识上反映。它以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为基础, 形成相应的社会意识, 得到法律保障, 分别体现在条件、地位、机会、处理原则、人际关系、分配、收入、消费、生活层次、教育等方面。有些人忽视社会经济关系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 从抽象的“人性”去表达对公平的诉求;有的只是强调公平的某一方面, 如从机会平等、结果平等或收入平等、法律平等去解释或界定公平;这些都不能全面科学地表述公平的内涵, 更无法说明公平观念的特点。至于那种把公平等同于分配均等的观点, 有的是混淆了不同时代公平基准的认识错误, 有的则是为了凸显公平与效率不可得兼而蓄意歪曲的错误释义。对公平观念的错误理解当然无法正确认识和处理它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关于效率, 西方古典经济学早先比较一致地将其内涵局限在资源有效配置的范围里, 将资源的最优配置当作高效率的准则;效用学派兴起以后, 又掺进了主观判断和边际分析的因素, 强调效用的最大化;新制度经济学则突出交易费用的节省和经济增长。有些学者则把效率当成单纯的生产力范畴。这些意见都不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 带有片面性。效率, 从宏观领域看, 不能仅限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或社会生产的增长率, 还应包含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率、收益率以及人民收入的增加、福利的改善和人的全面发展, 等等。所以, 效率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而且还存在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持续效率之别。应该全面地、长期地考察效率, 而不能只局限在某些个别方面。有些行为在某些微观领域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较高的效率, 如获得较多的企业利润, 却无法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 有的甚至还导致社会资源的损失和自然环境的破坏, 妨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长期的宏观的角度看, 就不是效率的提高而是效率的下降、损失和破坏。
2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第一, 公平与效率互相依存, 互为前提。一方面, 一种公平关系和观念要以一定的效率为物质条件。因为公平不是绝对的、固定不变的, 而是一种建立在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之上的历史范畴, 没有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就不可能出现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观念, 不会发生公平含义的变化。另一方面, 效率是建立于一定公平观上的效率, 要以公平为前提, 因为离开了公平的支撑, 生产者、特别是劳动者就不可能长久保持积极性, 效率就无法维持或进一步提高, 甚至还会激化社会矛盾, 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 降低了效率。
第二, 公平与效率互相促进。一方面, 公平待遇能够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协作、配合、调动、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更好使用社会资源, 有利于提高效率。另一方面, 效率的提高可生产出更多的物质资料, 在为统治者提供更多财富的同时, 出现适当改善劳动者生活的物质条件, 有助于催生新的公平观念。
第三, 公平与效率互相制约。表现在, 效率提高的根基在于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而这一根基又取决于对人的公平待遇, 因此, 提高效率不得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如果牺牲公平而片面强调和追求效率, 必然挫伤利益受损一方的积极性, 破坏了效率提高的基础。而且, 效率既然还包含了人民福利的增进, 不公平可能为少数人带来较大的利益, 却会损害更大部分人民的福利, 这就是对效率本身的破坏。反过来看, 公平既然要以效率的提高作为物质前提, 必定会受到效率条件的限制。就是说, 对进一步的公平原则的诉求不得妨碍效率的提高, 否则不仅无法达到, 还可能因动摇了既有的利益格局, 破坏了社会生产的秩序, 导致效率的降低, 不利于既有公平观的实现。
第四, 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发展, 共存于不同的层次。效率本身意味着公平, 而公平本身也体现着效率, 公平和效率之间是种交互同向的辩证关系。
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到达一定的水平时就有利于社会成员福利的提高, 就会诱发新的公平观的产生;新的公平观的形成又会激发人们的内在动力, 进一步提高效率。从历史上观察, 公平与效率就是这样地朝着不断提高的层次互相促进, 同向发展。就个人收入分配而言, 当代公平与效率最优结合的载体是市场型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显示的经济公平, 具体表现为含有差别性的劳动的平等和分配制度, 相对于按资分配来说, 客观上是最公平的, 也不存在公平与效率哪个优先的问题。尽管我国法律允许按资分配这种实质上不公平因素及其制度的局部存在, 但并不意味着其经济性就是没有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公平分配。可见, 按劳分配方式的经济公平具有客观性、阶级性和相对性。同时, 只要不把这种公平曲解为收入和财富上“平均”或“均等”, 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和国家政策调节, 按劳分配不论从微观或宏观角度看, 都必然直接和间接地促进效率达到极大化。因为市场竞争所形成的按劳取酬的合理收入差距, 已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力, 使劳动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3 我国公平与效率关系发展现状及成因
从理论上讲, 社会主义更加要求和更能实现效率与公平互相促进。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劳动产品的共同主人, 互相间建立了平等合作关系, 生活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这种关系赋予劳动者在所有制、发展机会、社会地位和收入分配原则等方面的平等。尽管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还不能消除人们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但它毕竟消灭了私有制、阶级和剥削这种人类社会最重大的不平等, 是适合先进生产力、远胜于以往各个时代的高层次的公平, 体现出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配制,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同时显示了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消灭剥削、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标, 反映社会主义所要争取的公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发展生产力, 即要求提高效率。这两方面互相促进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从列宁到我国几代领导人对此都反复论证过, 谁也否认不了。
然而, 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实践方面,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社会只能实行多种经济并存和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以外, 还存在个体经济和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所有制性质不同, 人们之间的生产、交换、分配关系也不一样, 于是形成了各自的公平原则。就基本方面看, 各种性质的经济如果能够按照其公平原则运行, 就能促进效率, 发展生产。但是, 由于新的社会制度还不健全, 加上几千年来私有观念的影响, 许多人为了谋取私利, 在经济活动中大量产生破坏公平原则的行为, 对效率产生不良影响。
于是, 我国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中就出现了大量违反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行为。过去有段时期曾经错误地将平均主义当成公平, 使劳动好的人得不到应得的报酬, 实际上破坏了公平分配的公平原则。在认识和消除了这些错误以后, 又在另一方面出现了新的不公平, 诸如, 某些垄断部门发放高额工资和奖金, 远远超过其付出的劳动, 而有的国有企业关停或改制, 造成了大批下岗职工, 生活无着;但少数公有企业领导人利用改革和管理漏洞, 占取大量公共财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非公经济成分享有社会给予的公平, 体现在它拥有法律维护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在创业、生产、经营、购销的自由权利和在市场、税负方面的平等地位。这不仅激发起资本所有者的发展热情, 还使他们能够获得各种资源, 尤其是人力资源, 并自主地加以安排、使用, 进行生产经营, 获取利润运用, 对劳动者起激励作用, 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 这种经济会具有与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一些相同属性, 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 劳资之间在经济地位、发展机会、收入分配、生活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特别是, 我国非公经济成分现阶段还具有浓厚的原始积累属性, 不少企业主贪婪地追逐利润, 罔视劳动者福利, 迫使工人在恶劣条件下劳动、引发频繁事故和矿难;多方压低、扣发工资, 加班加点不付或少付报酬, 借故处分罚款;任意辞退职工, 屡屡侵犯人身权利;部分企业只顾私利, 制造贩卖假冒伪劣产品, 哄抬价格, 牟取暴利, 损害消费者权益;偷税漏税, 侵犯国家利益;掠夺性开采资源, 破坏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少数富豪勾结官员和国企高管, 套取资金, 低价并购公有企业, 侵占巨额公有资产。
以上破坏公平的现象在造就少数富豪的同时, 形成了大批弱势群体, 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 既不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 也损害了公有经济, 危害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为社会秩序不稳留下了隐患, 绝不能听任它们蔓延发展, 必须寻找其根源并加以解决。
除了行业垄断因素外, 我国巨大收入差距的经济根源主要在于所有制性质, 即阶级、阶层上的差异。因为, 在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经济内部矛盾不存在剥削, 由地区、城乡、行业差别和劳动差别导致的收入差距, 有的只不过百分之几十, 有的只有3倍多;而一般私营企业主靠占有大量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与劳动者间的收入悬殊更是难以计数。结果是, 一边有着千百万贫民蜷居于危房蜗室, 另一边是京城惊现价值几亿元的豪宅;我国城镇10%的家庭仅持有全部城镇居民财产总额的1%左右, 占总人口6%的人占有全国40%的金融资产。劳伦斯曲线的弧度和以它为基础的基尼系数在我国就是这样地被迅速拉大。
除此之外, 政策上忽视社会公平, “名兼而实不顾”是其重要原因。不少企业振振有词地大讲效率“优先”, 只求企业主的利益, 置公平于可有可无甚至不顾。有些工会和群众组织惟恐落实效率“优先”不够, 不敢理直气壮地呼吁、维护未被“兼顾”的公平。一些地方政府将经济增长当作效率的惟一指标, 片面追求GDP, 首先重视的是身拥巨额投资能力的商户, 争相给予超常的优惠待遇, 惟恐企业“挪窝”, 不敢限制其不合理行为, 而将劳动者的福利和合理要求视为效率的对立面, 对危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或者视若无睹, 或者治理乏力。这些都必然加剧社会不公平现象。
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不可能实行共同的、统一的公平准则。现阶段私有经济得到我国法律的保护, 资本获得利润是这种经济的“天经地义”, 成为它的公平准则的组成部分, 在这种关系内部被认可。因此,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可能完全消灭剥削, 在全社会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 即社会主义公平。但是, 社会总要排除倒退危险, 不断前进, 发展到更高的社会主义阶段, 达到真正的和谐社会。这就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目标, 强调和切实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以社会主义公平观教育、引导人民, 使之影响其他经济的公平面, 减少其他经济可能导致的消极影响。要坚决反对公有经济中那些违反社会主义公平的行为, 坚持生产过程的平等和按劳分配;坚决制止私有经济侵犯劳动者权益和国家利益的行为, 引导它合法经营。要通过立法制定最低工资标准, 逐步提高劳动报酬水平, 并利用税制增强国家财力, 调节过大的收入和财产差距, 集中必需的资源, 建立、健全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4 当前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基本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4.1 效率优先原则
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该是效率优先。因为公平与效率总的来说是一致的, 所以, 实行效率优先原则就意味着是公平的, 合理的所谓效率优先原则就是指分配制度、分配政策要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效率为首要目标,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必须把效率作为优先考虑的价值目标。效率优先原则意味着人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为目标, 这样, 效率提高了, 生产力上去了, 社会财富增多了, 人们享有的社会公平就更多了, 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一切社会进步与否的标准, 由于效率属于现实生产力范畴, 而公平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范畴, 因而从效率与公平在社会发展因素的序列中一步的因素中, 生产力的作用是巨大的, 生产效率的提高将推动社会的进步, 随着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进步和发展, 社会物质文明增强的基础上构建人类社会秩序就越完善, 人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 公平就越充分, 能实现自我、完善自我的机会也就越多。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 产生的效率就越大, 所以, 在二者的关系中要以效率为先、兼顾公平。当今,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体制要改变的是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中, 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国家的行政部门用计划调节的, 它导致了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的低效率, 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 经济运行以市场为轴心, 实行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法则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如果一个企业效率好, 就会发展壮大;如果效率不好, 就会日益衰落乃至被淘汰出局。优胜劣汰, 适者生存, 效率有限原则是符合这一市场经济规律的。市场经济充满活力, 其重要原因就是在竞争中机会公平, 效率优先, 对于企业来说, 在竞争中, 在同一市场条件下, 效率是决定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所以就以效率为先, 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时要根据市场需求制定切实可行营销战略, 在企业内部, 要尽可能降低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充分挖掘人力资源, 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从而提高效率。企业的效率好,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
4.2 兼顾公平的原则
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原则, 并不否认公平, 更不能牺牲公平只顾效率, 正确的做法是, 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 必须兼顾公平, 因为只有坚持公平才能够调动效率的创造者, 即主体参与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主体的努力被社会所认同就能够激发他的工作热情, 提高工作效率;反之, 不公平会使主体失去工作热情, 降低公平效率, 所以, 只有兼顾公平才能促进效率的提高。而且, 公平所反映的秩序的合理性会促进社会整体效率的发挥作用, 而整个社会整体才能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下发展, 个体间相互协调形成很好的团队精神, 能够提高社会整体效率, 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 创造高效率。
兼顾公平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由于种种原因, 社会上存在着弱势群体, 对这些弱势群体, 出于人道主义关怀, 政府应当兼顾公平, 通过种种措施, 如向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 把这部分资金转移给弱势群体;如发放失业救济金, 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 帮助失学儿童重返课堂。只有这样, 才能使这部分人得到应有的帮助, 以获得应有的教育机会和参加职位竞争的机会, 挖掘这部分人的潜力, 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 提高效率。
总之,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一个有效率的社会, 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机制应该是合理的, 公正的;同样, 一个公正的社会, 其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 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 社会的公平也有助于效率的提高。
胡锦涛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指出, 实现包容性增长, 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 惠及所有人群, 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 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增加社会财富, 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 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 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参考文献
[1]《公平与效率的新选择》吴宣恭,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 第18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 第321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373页
论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篇3
Abstract：In the field of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has been a focus by the economists for a long time. It is taken that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s contradicted and opponent by each other, while someone then thought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s uniform in long-term.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t is the manifold understanding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which causes such a contradiction. Fairness is referring to equality and fitness of system, chance and result and so on. Fairness poses three different properties, objectivity and historicity. Efficiency is referring to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put and output. You should acquire as much as possible if you plunge into certain factor. The relation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is interactive and contradictive. On the one hand, we have to sacrifice fairness to increase efficiency, and we have to drop some efficiency to pursue fairness. On the other hand, efficiency is the foundation and material premise of fairness. Social equity can't raise a higher lever without improving efficiency. Fairness is the premise and guarantee of efficiency. Distributional equity could raise the man's production enthusiasm, in turn raise efficiency. At the beginning of PRC's foundation, we sacrifice efficiency to maintain inferiority level of justice, what gives birth to mass poverty. Since the reforming and open up, we reform planned economy system and introduce market economy system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they boost the social productivity, however, they expand gini coefficient, enlarg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So we ought to balance the relation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and make a compromise of each other. Our country is a socialist nation. Socialism itself is the unity of commercial efficiency and social equity. Two-stage differentiation is not the characteristic of socialist. The huge distance between poor and wealthy leads to social instability, education unbalance and domestic demand insufficiency. Facing so severe condition, we ough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both efficiency and equality, strengthen the hitting power of illicit income, smashup monopoly, found and perfec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realize socialism concord society.
关键词：公平；效率；贫富差距；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2.03.003
文章编号：1672-0407(2012）03-007-05 收稿日期：2013-2-9
nlc202309030728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被称作经济学说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始终是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一个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不可能没有效率，也不可能没有公平。维护公平，提高公平，一直是人们活动的主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一、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含义及关系
（一）公平的含义
从一般字义了解，公平含有公正与平等的含义。公、平二字最早见诸于我国古代典籍《吕氏春秋贵公》，古代典籍中“公”是指秉公行事，不徇私情。“平”是指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现代意义上的公平有多种含义。社会主义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机会和结果，权利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因而公平具有如下四层含义：第一，法律制度公正。国家依据人人平等立法公正的基本原则制定了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保障制度有效实施。如法律面前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平等的自由度，平等的生存权利等。第二，机会均等。在法律公正的前提下，各市场运行主体的机会均等。它包括各主体享有同等的进出入市场的机会、同等的获取和选择信息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同等的竞争手段、同等的政府政策与外部环境、同等的享有公共物品等等。第三，收入均等化。它承认个人天赋能力差别所引起的收入差距，鼓励先进的英才选拔制度，但坚持按劳分配同工同酬。反对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剥削压迫。第四，权利的公平分配。权利的获取与行使是绝对平等的，无须任何费用而且不能被金钱买卖。公平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相对性三种性质。第一，公平具有客观性。如将经济公平纯粹视为心理现象，否认其客观标准，则是唯心主义的思维表现。第二，公平具有历史性。总是受到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制约。恩格斯说：“希腊人的公平观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阶级的公平观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平的封建制度。”可见，公平的观念和标准受到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程度所制约。第三，公平具有相对性。经济公平不是无需前提的绝对概念，绝对公平是不存在的。
（二）效率的含义
效率即效能、功效，从经济学意义上讲，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即通过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包括在收入分配领域中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使一定数量的生产要素投入能够达到尽可能多的产出。决定效率的动力因素是人们活动的努力程度，即人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根据唯物主义辨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的观点，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矛盾运动。一方面，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的，二者存在互相排斥，即互相限制，互相否定的属性。按照效率观念，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是有限的，应该得到充分利用，因而资源应集中在精英阶层的人手中。而公平观认为，社会发展的目的是共同富裕，因而社会主体的差别应该尽量缩小。公平与效率在现实社会中对立的表现在：
1.追求效率提高在某些条件下要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获得经济利益的多少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本、土地的多少和劳动贡献大小。其中劳动贡献是决定因素。在利益驱动下，通过对资源特别是劳动资源充分、有效地利用，资源使用者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一方面使经济效率提高；另一方面却由于每个社会成员拥有的资源不同特别是劳动能力不同，即便每个社会成员都合理、有效地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源，也一定出现利益分配的不公平。
2.保证公平必须放弃一些效率。如果国家通过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调节个人收入，实现缩小分配差别的目的，则又会出现损失效率的现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通过他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所设立的“漏桶试验”说明，收入再分配这只桶有漏洞，它会造成效率损失和扭曲，从而减少国民收入总量。因为通过个人收入税收调节抑制过高收入和社会保障弥补过低收入者的收入不足，高额的税负不仅抑制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出现资本等资源的闲置，导致效率下降，而且会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因生活有基本保障而不愿参加经济活动，从而出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现象，导致效率下降，同时增加了行政成本，降低经济效率。可见，公平与效率存在矛盾与冲突，“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人类对效率的追求，不断地和公平相冲突。对一方价值的追求必然牺牲另一方，只追求效率必然会牺牲公平，而绝对的公平，又会导致无效率。也正从这个意义上，才产生了要公平还是要效率；公平多一些，还是效率多一些的疑问和选择。
另一方面，公平与效率又是统一的，二者具有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属性。公平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效率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我们改善社会的基本运行体系，坚定实施改革开放，真正做到提高效率，促进经济飞速发展，这一切都是过程。追寻这一过程的社会意义，只能是为了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表现在：
1.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和物质前提。第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效率在对个人才能和努力作出肯定的同时，本身就含有一种公平。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打破垄断和进入壁垒，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促进了公平。第二，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只有高效率，才能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为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平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一个效率低下，物质匮乏的社会中，社会公平充其量不过是低水平的平均分配而已，是一种原始的消极的低水平的社会公平。
2.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证。任何社会要想维持一定的发展效率都必须建立在某种公平的基础上。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想维持一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公平基础上。分配的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劳动者充分的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从而提高效率，有利于促进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如果一个社会只求效率不顾公平,则社会会走向极端的不平等,背离人类对平等价值的追求,引发人们对社会的不满，直至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最终也难保效率的提高。公平对效率的促进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收入分配公正，人们获得经济利益的差距主要体现为要素投入量的不同，再加上税收的有效调节，财富的分配就不会过于悬殊。这样，社会成员由分配不公所引发的心理失衡基本消失，社会协调稳定，经济得以可持续发展。第二，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的社会公正，就意味着公民合法财产和社会公共财产能得以有效保护，尤其是公共财产不至于被权力侵吞，因而有利于该类财产正常投入营运。第三，收入分配的社会公正包含着维持社会成员基本生存需要的规定，这是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通过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弱者得以生存，社会秩序稳定，有助于效率的可持续提高。因此，社会公平意味着社会稳定、社会秩序，追求公平意味着创造一个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机会和规则的公平保证市场经济中效率的可持续发展。
可见，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必然存在某个或某几个有机平衡点，在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互相推进与螺旋上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平也不断地在最高层次上实现，最终达到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地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地平等状态。
二、中国两种经济体制下公平与效率关系比较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严重社会不平等的现实和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倾向二者的尖锐冲突，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长期统治留给我们的双重历史遗产，并导致我们对社会均等的特殊偏好和对社会主义平等的特殊理解，使我们在建国之初就很自然地选择了以公平优先的目标发展模式。当然，这一历史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废除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富对立现象，旧中国遗留的剥削压迫和恶性通货膨胀得到解决，人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在社会分配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福利制度等方面确立起来的平等与平均，避免了社会经济过于强烈的震荡和阵痛。但是，随着国家恢复经济任务完成，优先注重平等的目标模式无法适应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发展的需要。指令性计划。行政命令排斥竞争、违反经济规律的体制安排，导致了经济活动低效率。虽然大力提倡按劳分配的单一分配制度，但在实践中占统治地位的却是以各种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公平观和用学历,技术级别代替不同劳动能力的等级主义原则。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表现为以牺牲效率来实现公平。而且以此实现的公平只能是低水平的公平，或者说是消极的公平。社会收入分配中较小的基尼系数所体现的公平，是建立在收入水平普遍低下的基础上的。正如艾哈德所言：“与其喋喋不休地争辩国民财富的分配，倒不如集中所有的人来增加国民财富要明智的多，有了一个较大的目标，不难让每个人分到较大的一份。”因此，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解决公平与效率矛盾的主要任务，是要创造促进效率提高的体制条件 。
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再思考 篇4
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们进行分配领域改革的基本政策导向。毋庸置疑，20多年来中国改革在效率得到普遍重视与提高的同时，公平则日益成为被社会广泛关切的重大问题。贫富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化、显性化与阶层化是无法回避的基本现实。因此，重新反思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特别是在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切实保证社会公平，是一个紧迫的理论与实践课题。
一、市场经济：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逻辑起点
如何认识公平与效率及其二者关系，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尤其是对公平的理解差异甚大。对于是否公平，主观价值判断与客观事实判断纠缠不清。中国有长期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均贫富”文化传统，再加之几十年来以平均主义为分配特征的计划经济，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在公平问题上常常更强调结果的均等，而机会、规则等起点的公平常常并不在人们的关注之列。这种认识倾向的致命缺陷在于，将公平问题片面化、绝对化与抽象化。事实上，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所谓绝对公平的社会，公平从来都是具体的、动态的。脱离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空谈公平不仅不能达到所谓的公平，反而会导致严重的效率危机与更大的不公。因此，在经济日益市场化的中国，客观考察公平与效率及其关系就不能不以市场经济作为认识的逻辑起点。从小农性自然经济的伦理和计划经济的幻想出发来认识目前的公平问题，就只能作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情绪性的宣泄。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贯彻的竞争法则，势必将效率置于优先位置上，对任何一个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而言，它的生存与发展状况都和效率密切相关。“效率就是生命”这是市场经济对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经济主体的基本要求。
第二，市场经济把机会、规则等起点的公平作为微观经济主体获得经济效益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所谓商品经济是天然的平等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也就是说，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公平更多是形式与规制的公平。
第三，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实现结果公平，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自由竞争，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效率，看不见的手就无法进行资源的合理有效的配置。尽管自由竞争可以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但是由于无法否定的人类差别（智力、机遇、性格、遭遇等），即使在同样的规则下自由竞争，人们获得平均的结果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和贫富悬殊。必须借助市场之外的力量的干预，才能在结果上实现相对公平。
二、市场扭曲：公平与效率关系病态的基本根源
不论是反映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还是其他财富占有指标，近几年各种研究调查报告都毫无例外地显示，中国目前正遭遇着重大的社会公平危机，尽管改革开放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在享受改革带来的成果方面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全面分析产生不公的原因，对论者而言往往是挂一漏万的理论冒险。尤其是处在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导致不公尤其是结果不公的因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既有体制之内的，也有体制之外的，既有可以为大众暂时接受的，也有为大众完全不能认可的。兹略举数条重要之处分述如下：
（一）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差异
尤其是自然资源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是导致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经济发展差距扩大与收入悬殊的重要原因。在中国，沿海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历史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外向型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沿海地区势必获得普遍竞争优势。由此而产生的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是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在任何时期都无法避免的。因此，因为自然条件所造成的结果不公可被视为大众不能不接受的不公。
（二）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导致的结果不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一条先沿海后内地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沿海地带作为经济增长点，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沿海尤其是经济特区比内地发展有更多的政策优惠，内地为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牺牲。由此造成的结果不公可视为可以理解和暂时接受的不公。但如果这种政策长期化、制度化，不在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后作相应调整与弥补，这种不公就会逐渐成为无法接受的不公。应该说，这种不公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已经得到一定的程度的缓解。
（三）体制转型过程造成的不公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一个必须支付改革成本的相当长的过程。在以渐进为特征的改革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在特定时期维持双轨制，如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等。这种双轨制一方面可以减少激进改革带来的震荡，但同时也为各种寻租现象提供条件。少数人可凭借其垄断的希缺经济资源而暴富。倒卖生产资料、土地批文、股市指标先后都成为一些人暴富的秘诀。由此产生的结果不公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是若不采取必要措施予以遏制，将使改革失去公正性并最终失去大多数人的认同与支持。这也是目前公众最无法接受的不公，因为这种不公是源于机会上、规则上的不公。
正如以上所分析的，导致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症结应该是市场机制的扭曲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的不成熟所致，它集中体现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体制与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的错位和不对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应按贡献（劳务贡献加资本贡献）分配，而不是按权力、身份来分配。在中国，新体制下的起点不公正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前市场”体制下非竞争性的结果不公等所导致。这种不平等与官本位、权力调拨、等级身份制和计划经济为内容的旧体制没有完全消解有关。秦晖用“反竞争的伪公平”和“不公平的伪竞争”，比较精辟地揭示出了中国改革前后公平与效率的两个悖论。不公平的伪竞争的实质就是政府广泛介入微观经济过程，结果是政府官员的腐败与少数企业管理者在特权庇护下的不明不白的暴富。当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尚未建立，而政府官员还拥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巨大干预权力时，这种干预和管制既防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又为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制造了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当政府成为集规则制定者、规则参与者与评判者于一身的职能不清的混合体时，公共权力就会和少数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缠绕在一起，“不公平的伪竞争”就会出现，结果必然是在扭曲的市场体制下，社会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社会弱势阶层的不公和被剥夺感日益深刻。
社会不公从来都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因此对本来就处在不太稳定的转型中的改革社会来说，政府不应幻想只要经济发展了，公平问题自然会解决。必须明确意识到，我们要推进的改革不仅要促进效率，而且要以社会公平与公正为目标，改革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事实上，牺牲公平的改革是难以为继的。这是因为：1.如果改革后创造的大量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鲸吞，广大群众就会陷于普遍的贫困中，享受不到改革应有的回报，将使改革失去社会弱势阶层的支持。2.巨大的贫富收入差距，将增加政府调节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的难度，影响社会政治的一体化进程，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同时，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将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变得遥不可及，从而使人民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仰。3.两极化的收入结构也不利于国内市场的良性发育，畸形的市场消费结构必将危及经济的长远发展
。4.由于广泛的寻租机会的存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努力，不仅会遭到在计划经济中有其既得利益的旧特权阶层的反抗，还会遇到来自在“权力搅买卖”的寻租环境中有既得利益的新特权阶层的阻碍。这些人力图保持双重体制下不公正的竞争和以权谋私的机会，他们既不希望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反对加快进行彻底的改革，愿意保持这样混乱无序的状态，以便继续谋求私利。这势必增加改革的难度与成本。因此，在中国，我们不仅要关注由基尼系数直接表现出来收入不公平，更应该强调对确保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起点与规则的公平。因此，解决转型期间社会不公问题，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起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新体制。社会公平与公正应该既是改革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又是改革推进的方式和原则。
三、各司其责：建立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新体制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不可能设想一个从起点到结果完全公平的社会现实，但只要市场机制健全，政府职能清晰，就有可能在机会、规则公平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结果相对均等的社会。在建立这一新体制的过程中，以下几点是必须强调的：
（一）思想观念更新
现在看来，笼统地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确不能解决中国目前比较严重的社会不公的问题。当社会强势阶层以效率优先的名义，不公平地占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时，所谓兼顾公平就成为了无意义的后缀。严格地讲，效率与公平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范畴，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效率反映人对自然的关系，而公平则反映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关系，前者是可以用数量来描述的精确的客观现实，后者虽然也可以用基尼系数之类来表达，但是人们在谈论公平时，这一范畴更多是客观现实和主观价值判断的混合体。既然如此，简单地认为效率比公平重要或者相反，实际上存在理论和认识逻辑上的风险。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表面上无可争议的成为通论的政策导向，实际上是需要深刻反思的，因为在这种提法背后实际上是效率第一，效率就是一切，公平必须为效率让道。在这种政策思路下，很难体现社会主义发展经济之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
（二）重新定位政府职能，使政府成为维护和保证社会公平的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另一方面经济体制也在从以政府为主导的计划体制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就对转型时期的政府如何履行其职能提出了新的课题。现在普遍的问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误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有时是出于发展地方利益和小团体利益，或者出于所谓“政绩”考虑，往往并不能准确把握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担当的角色，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名义下，政府直接地广泛地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这种越俎代庖虽然在一时可以带来局部发展和效率，但是，政府错位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游戏规则，同时因为政府与企业联系过密，也为各种腐败提供了温床。当司法机构如法院都以“创收”为重要目标时，公平与公正自然就会成为社会的弃儿。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发展经济不应该作为直接的经济活动的主体参与其中，而应该定位于经济活动的服务者。而这种服务的优劣和效率的高低应集中表现在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大小。
一般说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以下三个基本环节，使之成为维护和保证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主体：第一，通过制定无差别、无歧视的法律法规实现所有经济活动主体在竞争机会与规则上的公平。从这一要求看，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某些所谓土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歧视性的或特权性的。当我们感叹越来越大的城乡差别时，我们应该清楚，这些差别在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下是必然的。因此，废止那些显失公平的法规和政策，制定适用于所有自然人和法人的法律法规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第一步。第二，通过提供非赢利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公正司法来维持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以实现经济活动过程的公平与公正。最重要的是要严格限定政府的职权，所谓“用足市场，慎求政府”应该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则，尽量缩小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范围，政府机构的效率应该主要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效率，而非企业式的纯粹经济效率或效益。第三，通过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社会福利体系，实现经济活动结果的相对公平，缩小因市场机制导致的收入两级分化。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无论起点如何平等，过程如何公正，但其结果总是与充满竞争性的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有先后胜负之分。因此，政府必须从公平与公正这个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建立合乎国情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体系。只有在以上三个环节上政府都能有效作为时，社会公平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对政府而言，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应该成为可以接受的活动原则。
（三）完善市场机制，使现代企业成为实现经济效率的主体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与基本细胞，企业经济活动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全社会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的多寡，因此，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这个基本逻辑出发，在企业微观经济活动领域内，当然应该遵循效率优先的活动法则，只要企业的经济活动没有逾越法规，企业完全有权限根据企业实际决定本企业内部的分配。如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始终要考虑是否公平，其结果往往是公平没有实现，效率也受到损害。就目前中国而言，非公有制企业大多是比较合格的以效率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主体，而还有不少国有企业因体制的原因，还在履行维护社会公平的政府职能，这些企业也不可能成为有效率的市场主体。因此，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要需要理顺政企关系，主要由政府来覆行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能，只有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才能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体制。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矛盾更为错综复杂的攻坚时期，中国最需要的改革资源或许已不再是资金、技术、人才等，而是上下一心的改革共识和一个有权威的政府。而改革过程的相对公正和结果的相对公平，是这一共识形成的必要条件。不能幻想在社会公正被忽略，收入鸿沟逐渐加大的情况下，改革还能平稳地推进。社会稳定和政府的权威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增长，更取决于政府能否妥善地行使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职能。因此，转变思想观念，使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让公平和效率各有责任主体，才能在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使目前不容乐观的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得到有效的缓解，并最终建立起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政治经济新体制。
收稿日期：-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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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篇5
什么是效率和公平
效率：指人的活动的效率。人的活动是主体借助一定的手段实现既定目标的过程。效率就是人的生产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成本不变，产出越大，效率越高；同样，产出不变，成本越低，效率越高。
公平：平等的对待公平，不平等的对待不公平。
人世间有很多公平的事，可是有一些事是不公平的，在这我不是要说，谁做的不对，只不过有些不公平的事发生在一些人身上是致命的。我不希望，有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利，做出一些 不平等的事。人都是有错的，只要不是有意的，可以原谅。但是即是这样，有时也会出现不好的事。如果你是他的上级，请你做事慎重。
当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相同程度上是不合理的。比如，国有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存在严重不公平。近几年，企业参照公务员加薪的比例，根据企业效益来自主上浮工资。然而，企业管理者设计制定的调资方案带有巨大的“利己性”——企业利润向高层和中层管理人员严重倾斜。部分管理者上涨工资份额是大多数职工群体上涨份额的好几倍。总之。一半以上的利润流向了企业上层，剩下的员工工资也就寥寥无几了。
企业分配制定的不公，与职工在收入分配，工资改革等方面缺乏话语权和监督权息息相关。制度的设计者得不到有效的制衡，制度就只能“造福”他们自身。我国《工会法》规定，企业调资和大的投资经营决策等事项，必须经职代会审议表决。可现实是，组成职代会的“职工代表”大部分是企业的高管和中层管理者，不合理的调资方案同样得以顺利实施，职代会沦为走过场。企业分配制度的不公，是城市中诸多不公正分配制度的一个缩影；企业管理层与职工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也正是城市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一面镜子。因此，在我看来，政府应该尽快出台符合经济规律，有利于城市良性发展的有效公共政策，不断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干预”和引导不公正的城市分配制度回到健康的轨道上来，在法制的框架内规范运行。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抑制或者消除过大的城市居民收入差距。这对解决乡村人口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另一方面，公平是提高效率的保证。效率与公平分别强调不同的方面，二者又存在矛盾。
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兼顾效率与公平：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和个人致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差距悬殊；既要落实分配政策，又要提倡奉献精神；在鼓励人们创业致富的同时，倡导回报社会和先富帮后富。必须正确处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与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关系。
分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篇6
确立科学的公平观,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公平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主要是经济利益关系)的`评价,它表达的是人们对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合理性的认同.公平与效率呈正相关联性,二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正确的公平观应该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促进经济效率为客观标准,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公平观应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基本原则.机会公平兼顾结果公平的公平观符合这一基本原则,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本质相符合,能够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
作 者：朱冬英 作者单位：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江苏,镇江,21刊 名：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4(2)分类号：B82-053关键词：公平效率 机会公平结果公平
分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篇7
关键词：高等教育,公平,效率
公平与效率问题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教育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主张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应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似已成为中国教育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应当承认, 这一看法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高等教育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但必须指出的是, 这一认识依然存在着对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简单化的倾向。由于高等教育的任何改革都与公平与效率问题有着或明或隐的关系, 因此有必要重新加以思考。
一、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内涵和特性
(一) 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
高等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 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教育权利平等, 指人们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平等, 体现了现代社会每个人发展所必需的教育资源的平等享有权及对更高级教育权利的竞争机会权。教育机会均等, 指人们有接受适应其能力的教育机会。由于事实上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个体才能、禀赋的差异和不平等, 教育机会均等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 主要是改变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教育状况。机会均等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 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高等教育公平之所以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价值尺度, 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除了接受高等教育已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外, 高等教育还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社会生存状况, 增进社会公平, 因而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最伟大的工具”。
(二) 教育效率的内涵
教育效率是经济学的效率原则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主要指教育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虽然经济学中的效率概念是从物理学引入, 本身是一个数量概念, 并没有评价意义, 但是, 效率的高低则是一个评价性概念, 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中通常使用的是评价性概念。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 效率原则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 教育资源的配置也不例外。因此, 效率也就自然地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价值尺度。
(三) 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共同属性
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作为价值尺度, 都是评价性概念, 它们有一些共同属性:其一, 相对性。公平与效率, 都是相对性的概念, 没有绝对的公平, 也没有绝对的高效率, 对它的认识与判断, 往往受历史条件和社会群体或个人的价值观及切身利益所制约。在认识和评价是否公平的问题上, 人们总是从特定的目的出发的, 评价的标准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巨大的差异性。但是并不能由此认为公平与效率标准具有纯粹的主观性, 公平与效率的标准本质上并不来自评价者的主观愿望和意志, 它是客观性和历史性的结合。高等教育公平的相对标准是对大多数人的公平;高等教育效率的相对标准是对国家、社会、个人的长远效益。其二, 发展性。由于人们之间的差别是永恒的, 效率提高的需求也是永恒的, 因此, 就其抽象性来说, 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 是教育发展的理想追求, 是永恒的理念。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 总体来说公平与效率的水平在不断发展和提高。其三, 合理性。由于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相对性和发展性, 人们并不仅仅关注公平和效率本身, 即不仅仅关注公平的水平和效率水平, 而且关注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合理性”。这里的“合理性”, 指合乎规律性, 即合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规律。讨论高等教育公平和效率, 并不是为了消灭差别 (不公平) 和低效率, 而是为了减少差别 (不公平) 和提高效率, 在差别和无差别之间, 在低效率和高效率之间, 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即维持双方的“合理性”。
二、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性和矛盾冲突
作为价值尺度, 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相对性、发展性和合理性特性, 既说明了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共性和内在统一性, 又使得教育公平与效率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不仅难以把握, 而且会发生很多的矛盾冲突。因此, 在实践中, 教育公平与效率是一种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
(一) 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性
高等教育公平标准与效率标准之间的关系, 本质上讲类似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 两者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其一, 公平需要效率提供物质基础, 效率要以公平的环境和规则为前提。在一个低效率的社会里, 只能存在低水平的生产力, 因而也只能存在低级的公平状态。如原始社会的平均主义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等级公平等。在中国的旧体制下, 低效率造成了经济短缺和财富匮乏, 尽管我们是一个较公平的社会, 但这种公平实际是一种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因此, 只有提高效率, 发展生产力, 增加社会财富, 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公平。同样, 高效率要以公平的规则和环境作基础, 否则竞争就是不公平的竞争, 而不公平的竞争必然会损害效率。
其二, 在动态意义上, 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性表现为两者必然要相互适应。效率的提高与生产力的发展是成正比的, 生产效率越高, 表征着生产力水平越高。而生产力水平则直接制约和决定着人类的公平状态和公平观念。生产力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 公平也是个不断提高的过程。反过来公平水平也会推动或制约效率的提高。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初期, 不是不想扩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而是受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效率水平的限制。由于只有少数人能接受高等教育, 只能为社会发展培养少量的专业人才, 又限制着教育效率水平。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高等教育投入的增加, 高校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也就必然增加。
(二) 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冲突
高等教育公平与教育效率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是本质上, 而是现实的、具体的, 是与资源需求、配置方式和地区差异相联系的。
其一, 资源需求的冲突。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冲突中, 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上的冲突是最为显著的。为了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增加高等教育机会 (追求教育公平) 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增加教育机会就必然要扩大教育规模、增加学校数量、提高入学率, 也就是说教育需求不断扩大。当前, 强大的教育需求与有限的教育供给 (资源投入) 之间形成了紧张的供求关系。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求, 尤其是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 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追求效率) 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急迫任务。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短缺性的教育资源”在规模发展与质量建设上的供给和配置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为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 政府应当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 保证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 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 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 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 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 而是在保证一般学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 重点建设若干学校和学科, 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 促进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 只有这样才能既保证公平又促进效率。
其二, 配置方式的冲突。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冲突不仅反映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 而且还反映在资源的配置方式上。计划经济时期, 计划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 政府是资源配置的单一主体, 起主导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 质量和效率优胜者, 具有获得资源的优先权和选择权, 效率原则是市场资源配置的主要原则。当前市场机制尚未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 但市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主体。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不同功能和作用, 常常带来矛盾和冲突。按市场机制配置教育资源, 会促进教育效率的提高, 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 也会扩大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高校在获得资源能力上的差距, 形成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的现象, 造成新的不平等。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能完全按市场机制进行优胜劣汰, 也不能任由弱势群体因为没有经济能力而失去入学机会。政府在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加教育机会、减少差异和不平等、帮助弱势群体等方面, 发挥着主要作用。因此, 市场并不能取代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是, 过分的政府干预, 会破坏自由竞争的规则, 削弱竞争的活力, 导致效率的下降。政府干预和政府调节只能是有限的。目前, 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正在转变, 市场参与资源配置的方式正在形成, 两种配置方式处在变化、调整和相互适应的过程当中, 产生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高等教育市场化、产业化、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大学收费政策、高等教育结构调整, 以及少数民族教育、弱势群体教育等等不同层面的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冲突, 都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有关。
其三, 地区差异的冲突。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是相对的, 不仅表现在国家之间、不同的历史时期, 而且表现在地区的差异上。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 地区差异十分显著。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的高等教育在学校数量、入学机会、经费投入、质量效率等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
三、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矛盾的协调
公平与效率, 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所追求两个价值目标, 二者之间不能偏废。当公平与效率发生矛盾时, 不能为实现公平而置效率于不顾, 或为追求效率而置公平于不顾, 而必须是在公平与效率之间, 寻求它的“平衡点”, 找出公平与效率的“最佳区域”。保持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是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 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如何保持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解决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 是一项复杂的实践性课题, 必须依现实的条件和状况进行分析和决策, 没有现成的答案。因此, 这里提出几条基本的原则:
(一) 要确立具体的公平与效率目标, 并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首先表现为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合理。只有这些目标制定得合理, 才能制定比较合理的高等教育政策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只有确定了公平与效率的发展目标, 决策者才能科学地选择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或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方式。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不仅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确立总体的公平与效率目标。还需要在制定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时, 确定具体的高等教育公平与效率目标, 并分析其合理性。
(二) 合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保持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
政府和市场在公平和效率方面发挥作用的重点、方式、机制不同。公平是一种社会稳定机制, 教育公平的真正实现要靠政府对高等教育活动过程的宏观调控, 主要通过经济的、法律的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实现。政府主要通过事先限制和事后补偿的方式达至公平目标。效率是一种社会发展机制, 教育效率的最终实现要靠行为主体以效率最大化为内在驱动力, 通过行为主体之间的市场竞争来实现。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制定公平的市场规则, 而不能干预高等学校的竞争行为, 这就是政府的限度。举例来说, 自主设置专业作为高校自主办学的权力, 属于竞争规则。教育主管部门的专业设置审批权应当逐步改为专业设置的建议权, 这样才有利于促进竞争, 真正提高效率。
(三) 要通过制度创新, 实现公平与效率水平的不断提高
制度通常被理解为社会中个人遵循的一套行为规则, 公平与效率是制度服务的基本需求。制度服务需求的改变, 又是引起制度不均衡, 导致制度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两种基本的制度创新方式: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诱致性制度创新由行为主体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创新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通过分析不难发现, 教育公平方面的制度创新, 适用强制性制度创新方式;教育效率方面的制度创新, 适用诱致性制度创新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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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助的公平与效率分析 篇8
关键词：社会救助；贫困；公平；效率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5—0122--02
一、贫困的界定及不良影响
对于贫困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正如世界银行副行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博士2002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所作题为《消除中国的贫困》的演讲中所说：“贫困这个概念本身是非常复杂的概念。”
欧共体从排斥的角度给贫困下定义：“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群体的资源——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至于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处的国家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
世界银行2001年1月重新对贫困严格地进行了定义，认为贫困主要由以下三个特征构成：第一是缺少机会参与经济活动，如果机会就在那里，你不接受，那么就是选择的问题，和贫困问题无关；第二是在一些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重要决策上没有发言权；第三是容易受到经济以及其他冲击的影响，例如疾病、粮食减产、宏观经济萧条等等。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认为：“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中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
第一，经济方面。贫困是市场经济失灵的产物，同时也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市场经济高效率的实现。经济学家经研究发现，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由于贫富差距的存在使得社会消费函数低于正常水平，从而抑制了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阻碍了经济总体发展。
第二，社会方面。贫困R：被视为危害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同时也很容易滋生青少年犯罪等不健康现象。
第三，政治方面。贫困容易造成政治动乱，国际学者研究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4，将很容易发生社会动乱和政局的不稳定。
二、公平与效率的抉择
效率与公平的抉择一直困扰着很多学者，美国学者奥肯认为“这是最大的社会经济抉择”。在这个两难的抉择中，弗里德曼主张优先权交给效率，任何公平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罗尔斯主张公平优先，为了公平可以牺牲效率；奥肯选择了折中的方案，要实现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增进公平，他认为效率与公平的妥协范围是存在的，有些时候，为了效率就要牺牲公平，另外一些时候，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
社会救助的地位、目标以及性质决定了：在社救助体系中，必须把优先权交给公平，以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同时要尽可能的避免效率损失，这是社会救助的最佳抉择。
三、政府和私人慈善组织的效率抉择
(1)政府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较强；(2)政府可以运用法律、行政等强制手段通过税收形式实现收入再分配，从而保证社會救助事业有充足的资金来源；(3)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可以保证社会救助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政府失灵的情况，特别是在缺少监督和监管的情况下，政府失灵尤为严重。但从总体上来说，政府成为责任主体使得社会救助具有稳定性。
同时，私人慈善事业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在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私人慈善组织或机构在社会救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社会保障事业已经非常完善。私人慈善事业的补充作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四、社会救助中的公平和效率损失
1、货币形式和实物补贴救助的对比分析。现在的社会救助一般采用货币形式，但这种形式也有一定的缺陷。货币主义的代表弗里德曼认为，政府使用资金帮助穷人，给予现金比实物更有效。他主张货币形式，因为实物形式将选择权从个人转移到了政府手中，使得个人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弗里德曼认为，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共住房，其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论述，政府为受助者提供公共住房实际上是一种家长主义的做法，政府“家长主义”地以为“被帮助”需要住房比需要其他东西更迫切，这种援助导致个人不能将钱花在自己认为最需要的地方；同时，大量公共住宅区的出现还可能导致“社会标签”。弗里德曼主张，最主要的救助方式是货币。
固然，货币形式可以为受助者提供选择的自由和权利，然而如果仅仅以单一货币形式提供援助，是否会造成公平和效率损失呢?会不会背离社会救助的初衷呢?个人行为往往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即使对社会产生外部不经济。比如，如果政府以货币形式将教育救助发放到家长手中，家长是否会把钱真的用到子女的受教育方面?也许家长会认为其他方面的需要比子女的受教育需要更重要、更迫切，他们就会把钱用在其它地方，孩子的受教育仍然没有保障，并且政府有可能再度把钱发给家长，孩子却仍然没有受到教育，这样的恶性循环很可能继续。这是一个可怕的无效率的也不公平的陷阱。
2、尊严与受助的抉择。社会救助虽然是社会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必须经过一系列冗长的身份和收入调查，这些调查也被认为是对公民尊严的挑战。然而为了社会救助的公平，又必须进行这些调查。奥肯指出，有人从内心愿意仅仅为一笔钱而接受令人感到屈辱的冗长调查。然而，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弄到晚餐。这是一关于究竟哪个更重要的艰难的心理斗争。人们常说，尊严与救助不可共存，要得到救助必须以一定的尊严为代价。为了尽可能维护公民的尊严，要求调查者必须有较高的专业技能和人道主义精神，将自己和受助者放在同样的地位上。
3、救助对象和救助项目分析。贫困线的科学设定是社会救助的关键，社会救助制度规定，凡实际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个人或家庭都有权利享受社会救助，然而怎样得知申请人的实际收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可以确定究竟谁应该被救助。“富人领取救济金，穷人依旧贫穷”的现象已经不新鲜了，关于这类报道也屡见不鲜。只有调查者尽可能公平、公正、仔细地从多渠道调查申请者的实际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才可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现象。
我国设定的贫困线一般只从基本生活需求考虑，忽视了公民的发展性需要，将医疗、教育等排除在外。发展性社会政策的代表学者张秀兰教授认为，发展需要的满足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社会救助中发展性需要的缺失势必造成不必要的人力资源损失。我国的贫困线应考虑将发展性需要包括进去，具体把医疗卫生和教育的需要纳入贫困线，切实维护人的发展需要，这也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据报载，2008年国家扶贫办公室正在草拟的扶贫标准
已经考虑到了医疗和教育等发展性需要，他们的调整办法是：将过去的底线提高至年收入约为1300元，新的标准一经确立，将使贫困人口由4000万增至8000万，更多的人得到发展性需要的保障。虽然1300元不算太高，但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进了发展性需要，这也是社会救助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
4、救助过程中“贫困陷阱”分析。和失业陷阱一样，贫困陷阱也是效率损失的表现，是一种不良的社会问题。贫困陷阱主要是，由于领取社会救助金的收入与劳动的收入相差无几或没有差别，个人宁愿选择不劳动而坐等救助金的效率损失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同时也是社会救助制度设计缺乏合理性的产物。
现阶段，我国的社会救助主要沿用凯恩斯主义者的差额补助方法，补助额为贫困线与低于贫困线的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这直接导致一部分人不愿意劳动而寄希望于救助金，也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社会工作积极性，损害了效率但并没有促进公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提出了“负所得税”方案。“负所得税”是根据所得税得出的，即收入低于一定水平，国家给予补助，用公式表达为：负所得税=最低收入指标-(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率)，负所得税值即为政府的转移支出，负所得税方案实行后，个人可支配收入=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在这里，个人可支配收入最终可以等于或超越最低收入指標，这使得有收入的人和收入高的人比无收入和收入低的人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克服了差额补助的缺陷，激发了公民的工作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贫困陷阱和失业陷阱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5、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效率损失。社会救助的再分配主要是通过政府完成的，前面已经提到过，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监管机制的情况下，政府失灵所带来的效率损失非常大。在西方国家中，行政管理成本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很小，大约仅为税收的0.05％。但是，管理过程中的主要效率损失不在管理本身，而在管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特别是由此导致的管理者贪污、浪费、挪用、滥用等腐败现象。
为了尽可能减少道德风险带来的效率损失，需要建立专门救助基金，形成专款专用，同时建立一个良好的监督体制，实现社会救助机制运行透明化。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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