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与公平正义

“官二代”与公平正义（共8篇）

“官二代”与公平正义 篇1

“官二代”与公平正义

[提要]：这种“火箭式提拔”在普通人身上是很少见的，但是却符合如今存在的官员子女上学、就业被特殊照顾的官场“潜规则”。曾接连出现浙江省平阳县电大校长“父亲招聘儿子”、陕西一省直事业单位招聘“父亲考儿子”、江西省武宁县事业单位招聘“限招科级干部子女”等多起怪事。24岁女孩当上辽宁某大学学院副院长，工作3年就成为副处级干部，到底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还是“上面有人好办事”?对于这一由网友发帖引起的质疑，辽宁某大学相关人员对此回应，称任命是有意识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培养，并否认该女孩为某市市长女儿的说法。但一位曾在当地政府部门工作过的人向记者证实，这个女孩确实是某市市长的女儿(据2月17日《南方日报》)。

这种“火箭式提拔”在普通人身上是很少见的，但是却符合如今存在的官员子女上学、就业被特殊照顾的官场“潜规则”。据统计，官员子女得到提拔重用的机遇比普通家庭的孩子多得多。近几年来，由于特招而出现的“官二代”日渐增多，这是一种可怕的就业腐败现象。

就“官二代”而言，年龄不应该是关注的焦点，而是任命干部的方式与程序出了问题，提拔官员的方式方法出了问题。我们身边之所以频频曝出“官二代”就业腐败，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就业腐败滋生的温床。我认为主要因为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目前这种腐败和社会上的不公现象的蔓延：

1.“一把手”权力集中。由于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高度集中体制的权力运作方式，使得权力被极大地强化起来。

2.执法执纪不严。在中国，父母安排子女的工作被视为一种“人之常情”，即使对其中一些不公平、不透明的暗箱操作行为心存不满，也很少有人去举报揭发;甚至当腐败暴露，有关单位为了保持“稳定”大局，使工作“正常”持续进行，往往是轻描淡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以罚代法，这样更纵容了权力腐败现象的发生。

2.制度设置有漏洞。在某些地方一些党政机关，会按照公务员人数的10%到15%配备后勤服务人员，他们的工资也由当地财政拨发。

我对防止腐败、促进公平就业的建议：

1.完善法律，监督就业程序。我国应将公平就业明确列入法律，可以在《公务员法》里有所体现，对就业中的程序、内容、监督等进行规范，明令禁止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家属谋取私益，并对违反者的处罚作出相应规定。

2.透明就业，采取回避制度。应提高公职人员子女就业状况的透明度，将公职人员子女的上学、就业等事项向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公开。

3.公平竞争，防止“量身定做”。用人单位公布的招聘要求必须经上级领导单位批准、审核，除非岗位有特殊要求，必须具有某项职称、某种证书或者工作、学习经历，严禁招聘单位有过多具体、细化的要求。

3.完善制度，消除“灰色地带”。对于享受国家财政收入的岗位，必须由经过考试、竞争上岗的在编人员享有，单位自行确定录用的工勤人员的待遇必须与在编人员严格区分。通过制度规定，明确编制人员的范围，严禁对“有关规定”中事业单位人事编制作扩大解释，消除可以钻空子的“灰色地带”，以避免领导干部擅自安排，变相让子女得到财政供养。

“官二代”与公平正义 篇2

在人类思想史上, 公平和正义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 公平与正义就开始倍受人们的关注和思考, 并逐渐成为哲学家、思想家探讨的重要议题。哲学家苏格拉底将德性、理性与正义结合在一起, 认为一个公民服从法律才是正义的。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正义观, 他认为, 正义是人的天性和行为, 天性忠厚, 天真单纯, 并将正义作为构建理想国的准则, 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就个人而言, 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1]。亚里士多德则认为, 人类在本性上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 “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是非曲直, 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2]在这个意义上, 亚里士多德把正义看作是德性之首, 认为正义的也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 不正义的也就是违法的和不平等的[3]。他还将正义分为“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分配正义意味着对共同体中荣誉、财富和其他可分配资源的分配, 可以是均等的, 也可以是不均等的。而矫正正义就是让已经错的转变为正确的, 恢复业已被扰动的平衡。古希腊这种以人的行为和理性为主要内容的正义观在经历了欧洲中世纪的冬眠后,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近代启蒙思想家又从自然法的角度开始对公平和正义进行诉求, 并逐步形成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的正义观。罗尔斯正是在吸收前人这些正义思想的基础上, 以新契约论观点形成对正义的判断, 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基本范畴, 对正义作了系统的论证, 从而创立了制度正义论。正如他所说, “我一直试图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理论, 使这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4]

此外,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还继承了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他认为, “自由的优先性意味着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即“只有自由的主张获得了满足后, 其他的原则才能发挥作用。”[4]但是对自由坚持的同时, 罗尔斯新自由主义通过“词典序列”使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中心转为了“平等”。“在实质结论方面, 我们看到, 罗尔斯理论的基本倾向是结合与调和自由与平等”[5]。由此可见, 两者在理论前提、哲学基础, 方法论等方面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6]。

二、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罗尔斯正义理论在批判吸收前人正义思想的基础上, 对正义作了系统的论证, 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基本范畴, 是迄今西方思想史上有关公平正义问题最有代表性和最有系统的论述。其核心内容包括:

1.“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

原初状态相当于社会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 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假设前提之一。他认为, “它是一种其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状态, 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选择的结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4]原初状态的观念旨在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 使得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则都是正义的, 其目的在于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作为理论的一个基础。在他看来, 我们必须以某种方法排除使人们陷于争议的各种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它们将引导人们利用社会和自然环境以适于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谓“无知之幕”是指原初状态中相互冷淡的各方除了有关社会理论的一般知识, 不知道任何有关个人和所处社会的特殊信息, 他们完全是在“无知”的条件下运用博弈理论中的“最大最小规则”进行选择的。它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的假定前提。无知之幕的设定排除了由于自然机会或社会环境的偶然事件使人们选择只对自己有利的原则, 也排除了由于偶然事件使得人们对正义原则无法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这样, 就避免了根据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原则进行选择所造成的对一部分人 (特别是少数弱势群体) 的平等自由的严重侵犯。

2. 两个正义原则。

在假定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后, 罗尔斯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自由平等原则”。即“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4]。第二个原则是“公正原则”。包括“社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 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 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4]。它所涉及的是基本的“善”, 即基本的自由的一个集合。它包括两个要求:一是我们每个人都具有对同样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二是基本自由应该尽可能广泛。第二个原则是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该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只有在地位和官职对所有人开放并且这种不平等对所有人都有利, 特别是对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都有利情况下才符合正义。罗尔斯在其所提出的正义原则中强调以“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为标准来判断是否正义, 并希望通过补偿或者再分配使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获得公正。因为在现实社会中, 人们并不像设想的原始状态那样处于平等地位, 由于出身和天赋等原因造成的不平等应该对其加以补偿。“可用一些人的较大得益补偿另一些人的较少损失, 或更严重些, 可以为了使很多人分享较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

3. 新契约理论。

罗尔斯正义理论不仅仅简单地回归古典契约论, 而是将古典契约论和道德建构主义结合起来, 建立了一种新契约理论。他明确指出, 契约论实质上是“假设的和非历史的”, 其核心是一种“纯粹程序正义”。在没有正义标准的情况下, 需要一种“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他认为, 一个正义的社会需要某些正义的原则, 用来支配其社会基本结构和基本制度。我们面对着许多原则, 但是不知道哪些原则是正义的, 按照纯粹程序正义的观念, 我们在正义程序中选择的任何原则都是正义的, 因此, 关键不在于我们“选择了什么”, 而在于“如何选择”, 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正义的程序, 那么, 我们从中所选择的任何原则都是正义的, 通过程序正义, 条件的公平能转变成为结果的公平。在新契约论中, 程序比结果重要, 正义的结果是由正义的程序建立的, 而“原初状态”的设计则保证了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

三、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现实观照

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人类社会一直追求的价值目标, 也是当前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需求。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仅是对西方现实的一种批判, 也是对世界现状的一种反思。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对当前我国实践科学发展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 要重视社会制度的正义与合理。正义是社会的基础, 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罗尔斯所言, “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 或一个接近正义状态的社会, 其目标是维持和加强正义制度。”“某些法律和制度, 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例, 只要它们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4]可见, 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 换句话说也就是有没有一个正义的制度设计。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 而是一个善于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一个好的制度往往表现在它能容纳社会矛盾和冲突。当前, 我国的各项改革从本质上看实际上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如果这种利益调整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则社会将和谐稳定, 否则就会产生各种问题。所以, 在制度的安排上, 我们应根据我国具体情况, 形成一个能包括所有阶层、反映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正义制度框架。正如他所指出的“社会制度应这样设计, 以便事情无论变得怎样, 作为结果的分配都是正义的”。而“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4]。

第二, 要强调社会分配的正义与公平。分配正义是人类世代向往的理想目标, 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基础, 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罗尔斯认为, “分配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体系的选择。”[4]“一个正义体系给予每个人以他应得的一份, 换言之, 它分配给每个人以正义体系本身规定的它有权得到的东西。”从我国现阶段来看,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和谐、不平衡的因素, 尤其是分配问题, 已成为决定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所以, 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 关键要在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活动运行中实现分配正义。当前, 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参与分配者可以按照他们各自提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贡献大小, 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等方面进行公平正义的分配。同时, 任何生产要素的提供者都不应当侵占其他生产要素提供者的利益, 否则, 就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 必然导致新矛盾的出现和激化, 社会和谐则无从谈起[7]。因此,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妥善处理和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努力实现公平正义分配。

第三, 要发展可持续的代际正义。代际正义实际上是一种契约正义, 是人们在原初状态中接受和推进正义制度所负有的自然义务。在原初状态中, 订立契约的各方都把自己当作是代表着家庭延续线, 带有连续世代的情感纽带。代际的储存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后代在一个较为正义的社会中享受较好的生活。罗尔斯关心实际资金的积累率, 一般来说, 应该由社会状况来确定并随着社会状况变化而变化:当人们贫困而储存比较困难的时候, 就应该要求一种较低的储存率;而在一个较富裕的社会里, 人们就可以合理地期望一种较高的储存率。如果储存率太高, 就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形, 要么不能形成恰当的储存, 要么由于负担过重而大大干扰经济效率。因此, 必须找到一个适度的储存率, 既能照顾当代人的利益, 又考虑到下一代人的利益。可见, 代际正义“不允许我们仅仅根据各代的时间先后来区别地对待它们”, [4]强调不能以后代的更大福利为借口而损害现代人的公平份额, 更不能为满足本代人的眼前利益而损害下一代人的长远利益。可见, 罗尔斯的代际正义原则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 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为坚持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路径。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

[3]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4]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 等,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5]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6]李建芳.罗尔斯正义思想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J].广西大学学报, 2007, (12) .

明朝的权二代与官二代 篇3

近年来，继“富二代”一词兴起后，又陆续出现“权二代”“官二代”，也就是所谓的权贵二代，而这其中有些人比所谓的“富二代”的危害要大得多。中国历史中，权二代、官二代的或腐败懦弱或无所顾忌的行为，或多或少有所记载。最近读了明史研究专家王春瑜的《他们活在明朝》后，对权二代、官二代的腐败、奢侈、无所顾忌的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与了解。

在《所谓的“龙子凤孙”和“金枝玉叶”》一文中，王春瑜详细叙述了明王朝为维护统治，对皇室成员大肆分封，并举数字为证。《徐达的末代子孙》一文更是表现了诸侯贵族的贪图享乐。《身首异处的官二代》则叙述了大臣严嵩之子严世藩的穷奢极欲。而在《张居正的老母亲》一文中，对比了张居正登上政治舞台兴盛时的盛景与没落时的人亡政息。这些文字不仅揭示了明王朝统治者阶层的腐败无道、迫害忠臣、信任宦官，而且也揭示出王侯、大臣的恣意享受，中饱私囊，忽视生产的腐败现象。这些都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在政治上，“朱元璋认为，必须加强宗藩势力，洪武三年（1370），他大封诸王，控制要害地方一分制海内。……朱元璋还给诸王以一定的点兵之权，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至19000人，在诸王的王国中，不仅置文官，还设武将。”这一出发点是好的，为了自己的后代子孙及统治的长治久安，分封诸王，希望同姓能够团结一心，维护大明朱姓王朝的永久统治。“万历以后，允许宗藩子弟经科举考试出仕。其中有的人，一朝权在手，就大肆搜刮，贪婪至极。”科举出仕本是好事，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拿着鸡毛做令箭，就万万不可取。在政治上垄断性的腐败，必将导致大明王朝的覆亡。

在经济上，“早在洪武九年（1376），即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亲王岁支米5万石、钞25000贯、锦40批、纻丝300匹、沙罗个100匹、绢500匹、冬夏布各1000匹、绵2000匹，盐2000引、茶1000斤、马匹草料月支50匹。其段匹，岁给匹料，夫王府自造。”“嘉靖中叶，全国每年所供京师米计400万石，而各处供藩府子孙的禄米，却是853万石；山西一省存留米麦84.3万石，而宗室禄米缺需192万石。”“明王朝对宗藩还有诸如宗室公主即位之赏、到封国就任之赏、来朝之赏、有功之赏等等，为数相当可观。”“宗藩的生居死穴，也都是有官府营造。”可谓从摇篮到坟墓，明朝对宗室在经济上都给予了补贴，某些做法在今天看来还颇具人性化，如“到封国就任之赏”，体谅了搬家、换居住地的难处。

在生活上，皇室宗亲的穷奢极欲可暂且不说，大臣的生活就已经足够奢侈。“严嵩对其子严世蕃，自小百依百顺，严世蕃成人后，公然拉了朝中大臣作马骑；吐唾时，好端端的痰盂不用，要美婢以口盛之，还美其名曰‘香唾盂’，实在荒谬绝伦！”“徐达后裔所建园林即让人目不暇接：‘染指名园，若中山王诸邸，所见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锦衣之东园；清源者，有四锦衣之西园；次大而靓美者，魏公之南园，与三锦衣之北园，度必远胜洛中。’也就是说，这些园林远远超过历史上著名的洛阳名园。”再看张居正老母赵妪因害怕渡黄河，有司在黄河南北“以舟相钩连，填土于上，插柳于两旁，舟行其间如陂塘，太夫人不知也。”由此可见，明王朝的宗室、大臣及其家人在生活上的骄奢淫逸。

朱元璋常常告诫子孙：“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籍天下国家之重。”可所谓的“龙子皇孙”“金枝玉叶”，“在明末的大动乱中，除个别人物外，无不显示出他们的悲切无能。其结果，不是让农民军将他们连同其护法神崇祯皇帝一起埋葬，就是被打得落花流水，成了名副其实的‘弃物’。而明亡后，被人们抬头捧脚供奉起来的南明诸王，有的猥琐不堪，有的唯知在残山剩水中恣情享乐，终日沉湎于醇酒妇人之中”，“有的登上新的王位，缺终日风声鹤唳，未见清兵踪影就望风而逃”。借用吴梅的曲语，他们不过是“金盆狗矢”而已。

再看被封侯的徐达的后人徐青君，“家产被籍没，群姬雨散，他一身孓然，与乞丐为伍，潦倒到为人代杖——也就是代犯人让官府打自己的屁股”。重臣严嵩之子严世蕃“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终于在千夫怒指之下，被斩首通衢”，而赵妪在张居正死后“回到江陵老家不久，遭抄家灭顶之灾，受惊吓，被侮辱，眼睁睁地看着儿孙上吊、饿死、被饿狗吞食”。造成这种结局，可以说是这些人本身的作风道德问题，但是本身的体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影响。

“权二代”“官二代”现象是一种腐败，对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影响到人们的社会认知、道德意识、平等观念甚至使人们的“三观”扭曲。“权二代”“官二代”的存在成为破坏政治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和官场形态的常态化现象，触及了政治的敏感神经，聚焦了群众的眼光，汇集了媒体的视线，受到了社会各色人的關注。然而，这并不是现今才有的，“权二代”“官二代”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政治土壤。

读王春瑜的《他们活在明朝》，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明朝真的是“了然于胸，呼之欲出”，“——载之笔端，让他们鲜活起来”，可以了解很多有关明朝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生活，更近距离地接触明朝，了解明朝。

（本文编辑 谢宁）

“官二代”与公平正义 篇4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为使社会成员能够维持基本物质生活，实现生存权提供援助和保证而设置的若干内容和项目的总和，是社会团体和个人必须遵守的工作规程和行为规则。它一般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补贴（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等六个方面。自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遵循的首要原则，社会保障制度从制订之初就天然的带有公平正义的品质和特征。

19世纪末产生于德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其最初的设计目标是保障老年人、失业者、工伤者等社会成员的生活，以调节收入差距，调和劳资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可见，其制度安排是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公平正义是其根本原则。社会保障制度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并很快扩展到全球，尽管各国的保障制度内容、途径、方法有异，但维护公平正义始终是其制度选择的初衷和首要原则。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建立和逐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社会公平，保证比较均衡地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是其第一要务。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于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稳定社会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完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就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来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通过其补偿功能，可以一定程度地促进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社会保障的“非歧视性原则”使社会任何成员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都可以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每一社会保障项目对于其适用范围内的社会成员而言机会是均等的，因而它可以促进机会公平正义；社会保障实质上是一种再分配政策，具有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因而它又可以一定程度地促进结果公平正义。

从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是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制度,是促进社会成员和谐生活的根本保证。社会保障制度从制订之初就天然的带有公平正义的品质和特征。社会保障制度以公平社会财富为手段,以正义社会生活为目标,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使命,将保护社会成员的权益作为自身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目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就是社会不公平正义的一种体现。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事实,农民并没有能够同城市居民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而且在竞争的过程中,又受到诸多来自各方面的歧视和压力，造成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要求公平正义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目前，农村由于社会保障的缺乏,不仅影响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重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致贫返贫的概率，而且已严重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虽然，我国政府开始逐步建立适合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从长远看，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让农民拥有国民待遇，保证社会公平正义。

“官二代”与公平正义 篇5

中国网6月12日讯 (实习生 陈励)20高考已于6月8日落下帷幕。和往年一样，今年的高考充满着考生、家长和老师们的汗水、辛劳、紧张和付出。白纸从教师手中变成试卷，再由学生加上答案，经过老师批阅成为资料，这基本上成为每年高考复习的“样板戏”。高考生日复一日地埋首题卷，复习的各种状态不禁让很多人动容。在高考临近的时候，某中学高一高二的学生们自发在教学楼打出了标语“高考两天，潘勘涑筛吒凰А币怨睦即将踏入考场的高三学长。但一去来不及道别的年高考，真的拥有把考生变成高富帅的魔力吗？

“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今年2~3月，高考资讯铺天盖地地报道一件事：今年初新浪微博发起的“最励志高考班级口号”评选中，“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以35%的得票率高居榜首。同样高居前几位的口号还有“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不拼不博一生白活，不苦不累高三无味”等。此外，“高考誓师大会”已然成为常态，有些学校生怕高考气氛不足甚至还天天宣誓。而在这次评选之后，各种“励志口号”纷纷向“纵深”扩散，不仅各高中纷纷效仿，“吊瓶班”“赤膊班”“吸氧复习”纷纷见诸报端，甚至一些初中也用“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口号来动员中考生。一时间，全国的中学“硝烟弥漫”，“火药味”十足。2012年5月末，据重庆晚报报道，一位高三学生崔某因熬夜备考不慎感冒，只是吃了点感冒药。后来起床时发现心脏跳得厉害，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崔某怕耽误学习，坚持回校上课。当晚复习时，他呼吸急促，脸色惨白，捂住胸口倒地不起，被急送医院抢救。抢救过程中，心脏停跳了3次。据报道，这位高考生教室墙上标语正是“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

相比龙岩一中最标语“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的诙谐，“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未免显得过于惊悚，据报道，这铿锵有力的10个字曾被打印在红色条幅上，高挂在某个班级的黑板上方。从书山之中抬头看看它，不知考生们会不会油然而生悲壮之情？《中国青年报》评论说：“尽管，今年的高考平均录取率会进一步攀升，历史性地逼近80%，但对于全国31万个考场中的915万名考生来说，高考，仍像是生死之战。“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这句被网友评出的最励志口号表明，在高考的“战场”里，分数就是子弹。”而对今年高考复习中种种奇闻异事的另一种解读是：备战高考的过程，确实会令人窒息。不过，师生们擅长为这种残酷的学习生活找到正当、积极且能激励人心的理由，30多年前的高考是人们改变命运的几乎全部希望，而直到现在，这种理由为广大师生所信奉，用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的话说，就是“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

谁说“高考改变命运”？

当所有人把目光集中在进入考场的年轻人时，在考场外却有一批同龄者错失走入考场的机会，他们就是90后新生代打工者。面对已经踏入社会的现实，7成北京90后新生代打工者不相信“高考改变命运”。许多新生代打工者认为不是只有经历过高考的人才是成功的。虽然外出打工错失了高考这一途径，但凭自己的双手和本事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仍然有希望获得成功。

质疑“高考改变命运”的不仅有90后打工者对“高考改变命运”的不屑，以及公众对“吊瓶班”“赤膊班”“吸氧复习”的争议，还有高考报名数的减少。今年高考的报名人数为915万，比高考下降了18万，越来越多的高中学生选择了出国等其他出路，以至于今年一些高三家长交流前都要先问一句“你家孩子是高考还是出国”。长沙一中一位准备出国的高三学生对记者说，高考是学生十几年念书成果的“总检验”，所以大家都非常重视，备考压力很大。而申请留学准备时间长，存在多种选择和可能性，SAT的考试一年可以考6次，应对起来要轻松许多。但换一个角度来说，高考很公平，申请出国留学则有很多偶然性和运气成分。这位学生反复跟记者强调，很反感媒体在报道时过分强调自己的SAT和托福考试成绩，“我认为成绩是最肤浅、最应该看淡的东西。申请出国留学与高考不同，成绩固然重要，但每年都有很多很多SAT成绩接近满分的考生被拒之门外，我的成绩并不是特别高，能够被认可是因为我的活动经历和个人才能。”

高考，自然就好

当“赤膊班”“吊瓶班”刚刚“风靡”网络的时候，有媒体就笑言这只是一场高考的行为艺术。但是随着各类专家给高考复习提出各种调理方案，很多家长将这些方案视为高考后勤“圣经”的时候，高考复习生活的调养本身也已经成为了一场啼笑皆非的行为艺术。很多考生从学校学习的节奏，到回家作业复习的时间，现在再到高考的生活，高考复习期间的一切似乎都处在被安排、被控制之下，复习压力可想而知，因此近年来，一旦临近高考，高考减压的各种报道便铺天盖地。但常常被媒体忽视的是，重重高考压力下的家长更加令人无奈。仅在今年高考期间，“抱佛脚”“状元房”“住文庙”的事件便层出不从，有人甚至提出“高考是考学生还是考家长”的质疑。总之在高考的压力之下，一切怪象都成了理所当然，一切不正常都成了自然而然。

相比这些“疯狂”的高考复习，很多北京家长看得很开。“孩子状态就是那点波动区间，能考什么样就考什么样，”一位家长郑重其事地告诉记者，“一定要尊重孩子，尊重孩子的志愿选择，尊重孩子的复习能力，相信孩子自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未来。”家长们还告诉记者，“学校里都和家长沟通过，孩子们都很懂事，尽量别干扰孩子的学习，别给孩子心理暗示。”北京的家长们普遍认为，高考期间学生之间已经营造出一种复习的.紧张氛围，任何的关注和干涉都会给孩子一种强迫感，反而会减弱孩子复习的自觉性。因此，让孩子自己安排时间，自觉复习是最明智的选择，家长做的，只是管好孩子的生活，复习休息时陪孩子聊聊孩子喜欢的东西，尽量让孩子在复习之余得到充分放松的休息。一位家长告诉记者，“除了每天晚饭后一小时的活动时间，我不安排孩子任何时间。”记者在考场外遇到的几位送考老师也都表示，家长、老师应该成为考生复习的伙伴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挥。不要天天考虑考生应该做什么，要把复习的主导权还给考生，相信考生复习的动力和能力。高考期间在北京各大考点记者看到，各学校的送考老师几乎每人都会得到考生们的“熊抱”；陪考家长虽然一如既往的“翘首以待”，但决不再问考生“考得怎么样”。一位家长在陪考最后一门的英语考试时对记者说，“考得怎么样是明天的事，今天孩子考完后的任务就是玩闹、吃饭、聚会。”

公平正义怎么保障 篇6

一、公平正义的呼声为何强烈

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党和政府促进公平正义的努力有目共睹，但另一方面，人们对公平正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有社会不公现象凸显的原因。比如，潜规则在一些领域比较盛行，求人的事屡见不鲜，贫富差距大，这些都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感受。

二、如何正确看待公平正义

首先，应历史地看。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公平正义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公平正义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过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面对经济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要通过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另一方面，又不能脱离基本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去满足人们的要求。

三、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为公平正义护航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紧建设对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网如何织就？关键还是靠改革。具体来说，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努力。

一是权利公平。应加大法制建设力度，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使不同地区、不同人群都能享受平等“待遇”。着力解决征地拆迁、环境污染、工资拖欠等群众权益受损的突出问题，确保权利公平的实现。

二是机会公平。强化政策保障，拆除制度“篱笆”，取消不合理的准入限制，使尽可能多的人有打拼的舞台。同时搭建更多平台，疏通上升渠道，使大家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对那些困难群体，还要给予更多关怀和扶持，避免“无机会群体”出现。三是规则公平。一方面，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确保规则公正严明；另一方面，全社会都应严格按照规则办事，坚决抵制潜规则。进一步完善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保证权力依法运行，最大限度地防止公权私用变特权。

四、如何用法治守护公平正义

努力做到每一个案件审理都要实现公正，各级法院要把每一个案件审理好，尤其是对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些复杂、疑难、敏感案件，各级法院更要审理好。检察机关要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理念，更加关注民生，更加关注人民各项权益的保障，努力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以公开促公正，让司法公正成为人们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东西。

以完善体制促公正。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以强队伍促公正。应强化职业道德建设，牢固树立公正、廉洁、为民的价值理念，注重教育培训和社会实践，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加大对

违纪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提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维护公平正义不只是司法部门的事情，全社会都应树立法治理念，增强遵法守法用法意识，自觉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官二代”与公平正义 篇7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公平正义的认识

公平, 首先映入脑海的便是与各种利益相关的一个概念。马克思说:“唯物史观的创立始于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和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等苦恼疑问的思考, 对人的活动动机背后物质动因的追寻, 以及对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的考察[1]”。不同于其他流派的哲学家, 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 运用辩证性的思维方式, 深刻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中的种种赤裸裸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及原因, 揭露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的公平与实质上的公平的脱轨,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公平正义思想。

1. 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公平正义内容

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 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制度, 深刻剖析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领域内的社会不公现象, 并揭露了其本质, 重视经济平等在公平正义体系中的作用, 并在批判现实的基础上, 阐述了他的公平正义思想, 即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认为, 在这里, 没有阶级和剥削, 生产资料社会共同占有, 物质财富极大丰富, 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 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本身已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在《反杜林论》一书中, 恩格斯指出:“生产劳动给每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 因此, 生产劳动就以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人们能“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 是一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社会。

2. 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公平正义的衡量标准

公平正义是历史的, 处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之中的公平正义, 其评判的标准亦不相同。马克思指出, 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公平正义不具有永恒的历史正确性, 它来源于现实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 也必定伴随经济生活的发展而相应的变化。“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 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公平正义是具体的, 又是相对的, 没有绝对的、无条件的公平正义。不同的阶级对公平正义的认识和理解亦不相同。人们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公平观, 运用自己的公平观去衡量现存的经济关系。例如, 等价交换原则是经济领域内体现的公平正义, 主要体现在从事市场经济活动中需遵守的公平竞争, 防止非正当的垄断和价格竞争。社会领域内的公平正义主要是指人们生存的基本权利和参与政治活动选举上所体现的公平性, 是一种相对公平, 所以不能把经济领域的公平原则简单的套用在社会领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将公平正义置于具体领域内更有助于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

3. 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生产力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途径, “通过社会生产, 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 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充分体现了大力提高和发展生产力对人们生活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极大推动作用, 是实现社会和谐、人人平等的根本途径。制度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根本保障, 实行社会生产关系的合理化调整或变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制, 只有通过消除私有制、剥削和压迫, 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才能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二、我国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居民物质文化需求增长与供应极度短缺的矛盾得到有效缓解。但伴随经济的持续增长, 一些新的社会矛盾也在不断涌现, 贫富差距扩大、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农民工子女入学等问题日益突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不仅是为了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更是为了实现“中国梦”。

1. 经济领域内的不公平

经济领域内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贫富差距若任其发展, 必定造成社会两极分化, 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贫富差距问题已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经济和和政治挑战之一。

2013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5, 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是收入绝对平均, 在0.2-0.3之间是收入比较平均, 在0.3-0.4之间是收入相对合理, 在0.4-0.5之间是收入差距较大, 在0.5以上则是收入差距悬殊。“农民工二代”“贫二代”“富二代”“官二代”“垄断二代”等新词, 暗中锁定了社会资源分配的新圈子, 资源分配、收入分配制度, 机会不公平, 使得越有钱的人越容易挣到钱。

2. 社会保障领域的不公平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离不开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面临的一项内容, 对一个国家的和谐稳定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从当前的情况来, 我国的社会保障领域问题较多:第一, 我国的社会保障只是在一些大城市实行的比较好, 在许多相对比较薄弱的中小城市、较落后的农村地区的贫困者、从农村到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口、农民工群体所受到的社会保障却非常有限。第二, 社会保障管理上的混乱引起的社会不公现象。据报道, 某些城市领取救济金的人中往往有一些是戴着金首饰、穿着高档名牌服饰、开着高端轿车的。相反, 许多生活真正困难的人却领不到社会保障金。第三, 迄今为止, 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底层社会的生活状况。全国总工会今年对失业工人的调查发现, 美国人领取的失业救济金为$450美元一个星期, 合计$1800美元一个月, 折算人民币12000元。以中国人均年薪10800人民币计算。美国人一个月的失业救济金比一个中国人一年收入略高。

3. 教育资源领域的不公平

教育公平就是指教育的公正与平等, 是以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标准或规范对教育领域内的平等状况所做的一个推断与衡量, 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也是社会公平正义在教育领域内的延伸和表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巨大进步, 新一轮教育改革在高考加分政策上已做出调整。比如, 多个省份对体育、奥赛等缩减项目并降低分值, 有的地区对奥赛获奖者剔除保送行列。北京、浙江、四川等13个省份在高考加分项目里提及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 这有助于建立透明、公正的平台。虽然在教育公平问题上, 我们不断地出台新政策力求向公平靠近, 也取得了一些改善, 但是必须清醒认识我国的特殊国情, 人口及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 在教育领域依然存在不公现象, 地域差别、城乡差别、阶层差别、性别差异的问题依然很突出。

三、构筑我国公平正义环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我们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位置, 努力做到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中平等的参与、平等的竞争、平等的发展、平等的享有。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深化改革。”第一次将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福祉提到贯穿现代化过程始终的极高位置。我们已步入了改革的深水区、攻坚区, 到了必须去碰触一些顽强的利益集团, 来巩固所取得的成果。为此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努力做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这几个方面的公平既相互区别又相辅相成, 是一个完整公平正义的框架,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也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只有人民都享有了公平的生存和发展的各项权利, 只有人民都拥有了公平的发展机会, 只有人民都处于公平、理性的社会运行规则中, 只有人民都能获得与其自身劳动和贡献相当的物质财富时, 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社会中得到自由的发展。

2. 建立健全、完善、公平的司法保障制度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 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形式与实质相一致的公平社会, 即所建立的法制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公民, 而这些法制本身都是体现公平正义的制度, 只有在这样的保障制度下, 我们才能够切实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思想, 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事业全面实现。

3. 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只有不断完善公共财政制度, 在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力投入, 才能使持有农民户口的入城打工的人群享受到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进一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改善教育领域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 逐步消除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 同时, 加快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

4.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系, 过分追求效率势必影响社会公平, 而一味强调绝对公平则必定有碍于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因此处理好效率与公平, 正确掌握好两者之间的度, 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平既是一个前提又是一个目标, 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促进效率, 任何为了提高效率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必须是以社会公正为前提和目标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92.

[2]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306-30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0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42.

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 篇8

“×二代”热炒，孰是孰非焉能断然说清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是一句老话。子承父业在很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家族产业得到延续，手艺绝活得到传承。因此，“独二代”、“写二代”、“演二代”、“星二代”……一个个粉墨登场。然而，当二代之间鸿沟日益加深，并形成对立情绪和阵营时，就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重视。当前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的对立和冲撞了。

“富二代”，财富的继承人。所谓“富二代”，是相对于那些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富一代”而言的。伴随“富一代”的老去，“富二代”正在开始大面积地从他们的父辈手里接过财富的接力棒，有的已经成为一些规模很大的民营企业的少帅。这些没有经历过创业辛苦的年轻人，能够将父辈的财富帝国支撑下去吗?“富二代”会不会成为“秦二世”?这是社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据调查，目前中国“富一代”的年龄均已达到60岁左右，有些已超过70岁，因此，财富接班人问题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全国工商联编制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指出，中国有300多万家私营企业，90％的家族企业创始人都希望子女接班。浙江省温岭市的调查也显示，当地86.5％的家族企业尚未进行“交班”。今后3～10年内将出现“交班”高峰。这些企业占温岭企业总数的79.6％，一批30岁左右的富豪第二代将陆续接班。2008年胡润百富榜中，35岁以下的企业家有2l位，其中有6位是“富二代”。浙江省绍兴县企业家协会的会员共102名，其中第二代企业家有51名。“富二代”已经走上了接班的岗位。

“穷二代”。贫困的传承者。“穷二代”又称“贫二代”。所谓“穷二代”，是指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处于社会较为底层的贫困劳动者的后代们。他们可能是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也可能是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童年可能被高额学费门槛阻拦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如今只能进血汗工厂，靠出卖体力拿到低廉的收入维持生计。据统计，中国目前有一亿多农民工，他们中有大约5000多万人为“穷二代”。网上有一则“贫二代的18条标准”，对照这一标准，80后新生代农民工是典型的“穷二代”。2009年8月，南京师范大学学生们自发组织的“青春共进”计划小组走上街头、工地，对“穷二代”进行了抽样调查。在被访者中，他们的月收人大多都在千元上下，有的是各类企业的操作工，有的是饭店的服务员，有的是各类超市、店面的收银员，有的则刚刚很茫然地踏人城市正在寻找着谋生的机会……他们的普遍反映是，社会给“贫二代”的机会太少，如果有个富爸爸，结果也许就不会这样了。

“官二代”，权力的世袭者。所谓“官二代”，顾名思义，即父辈当官，子女继续当官。但是子女当官往往是在父辈庇护下才戴上“乌纱”的。颇有封建世袭味道。“官二代”在中国各地比较普遍，虽然有规定的官员选拔程序，但这些程序都是掌握在当官人的手中，其结果自然由掌权者拍板定夺。甚至有些地方连程序也不去走，完全由“一把手”等少数权贵说了算。这就增长了“官二代”现象的蔓延。《杂文报》最近的一篇时评透露，某省的县级市甚至规定，正科级以上的官员可以安排两名子女进人机关“接班”。早在2004年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重量级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動》中的统计数据表明，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仍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隐形的比例恐怕还要比这一数字大得多。据统计，各阶层子女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机会不同，父亲是国家干部和企业高管的，这些人的子女最有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工人家庭出身的100人中只有1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层；农民家庭出身的100人中还不到1人进入这一阶层。”“官二代”们从开始踏入仕途起，就受到各种形式的关照，有着平民子女无可比拟的升迁优势。官员中，“你提拔我儿子，我提拔你女儿，共同进步，皆大欢喜”，分赃式的权力寻租较为流行，于是构成了当前我国畸形的官场生态。

生存样本，提供“×二代”群体形象

“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的“三国演义”刚刚开始，然而却是那样阵营分明。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只占收人或消费份额的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却占收入或消费份额的50％以上。“官二代”与“贫二代”，不光是经济的差距，更存在社会地位的差距。湖南省邵东县一高考生罗彩霞，2004年高考时成绩为514分，而同时参加高考的考生王佳俊，因其父王峥嵘为镇党委书记，竞指使他人截留了罗彩霞的录取通知书。王佳俊便冒用罗彩霞的身份到贵州师范大学读书，直至毕业工作。同样是“二代”，命运却迥然不同。

白玉为床金作马，“富二代”一掷千金。在很多人眼里，“富二代”是一些开名车、穿名牌、戴名表、举止张狂、挥霍无度的纨绔子弟。这些看法虽然有点偏颇，但“富二代”中确实有一些人挥金如土。据报载，西安一年轻女子在青海玉树花400万元买了一只藏獒，用飞机空运到西安。为了迎接藏獒，30辆清一色的黑色奔驰轿车，在两辆三菱越野车的引导下，排成长龙，其气势和排场胜于迎接达官贵人。一只狗的大驾光临便有如此排场，可见“富二代”们过着怎样的奢华生活。重庆一私企老板，儿子20岁生日竟送了一部价值30万元的豪华轿车。“富二代”的儿子开车连撞两人，不但不停车，反而加大油门逃离现场，回家安心吃饭。当然，“富二代”也不乏有出息者，他们正在干着自己的大事业。

昼出耘田夜绩麻，“穷二代”一路艰辛。“穷二代”大多来自农村，他们的祖辈仅靠几亩薄田艰难度日。改革开放后，他们到城市打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留给儿女的依然是贫穷，儿女们从父辈手中接过来的也还是艰辛。尽管“穷二代”中有不少人上了大学，但就业的前途渺茫，工资也仅能糊口。据对大学生就业情况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凭关系或花钱找到好工作的现象仍然极为普遍。“好工作基本上都给强势阶层夺去了，找不到工作的大

多为‘穷二代”’。比如，因待遇上佳，电力系统作为绝对的垄断行业，一直是人们向往的就业热门。某省级电力公司局、处两级领导，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拿到有点分量的“上岗证”，内部规定：凡局级领导子女均可由公司出钱赴国外留学，处级领导子女则可由公司出钱进国内电力大学委培，毕业后，全部安排公司内优越岗位。此举，绝非个例。权力在许多垄断性国企招聘中的作用重于一切。于是，一些“穷二代”干脆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2009年，重庆应届高三学生中，有1万多名考生没有报名参加高考，其中多数为农村学生。是什么令这些农村孩子在“鱼跃龙门”的最后一刻放弃了机会?据调查，农村高中生对大学收费高、毕业后就业难等信息格外敏感。不少农村家长算了这样一笔账：培养一名大学生，义务教育阶段以外的投入平均约为5-10万元，大学毕业后也就2000元工资，除去生活费，每月存款500元，至少要10年左右才能将教育投入挣回。何况还有不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守着的只能是父辈传下来的贫穷衣钵。再看“穷二代”们的生活状况。2009年11月12日，广西贺州市公会镇双洋村一鞭炮黑作坊发生爆炸，导致2人死亡，12人受伤，除1名61岁老人外，其余均为在校的学生。他们想利用课余时间挣点钱，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没料到却遭此大难。他们是典型的生活在贫困线上的“穷二代”或“穷三代”。

朝中有人好做官，“官二代”仕途顺达。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崽子会打洞。”这是血统论。但今天这样的血统论仍在一些地方继续上演。我们从“白宫书记”张治安的“家族官场谱系”上便可略见一斑。张治安的父亲张家顺在安徽省颍上县由谢桥镇党委书记到县人大主任20余年，张氏家族有数十人担任公职，绝大部分为当地干部，并掌握着要害部门：弟弟张家旺任颍上县县委副书记；大侄子张志刚任县城建局长；二侄子张志勇任县委办主任；大女儿任县教委人事科副主任；大女婿任县地税局长；二女儿任县法院副院长；二女婿任临泉县副县长……官位最为显赫的是张治安一阜阳市颍泉区区委书记。虽然我国在干部提拔问题上实行了“公推公选”，然而背后的暗箱仍然无法关闭。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全部是当地官员的子女和县里两大房地产老板的亲戚。固始县仅是官场一个缩影，“官二代”顺利接班随处可见。更常见的是，“官二代”打着老子的旗号，承揽工程、倒卖土地等等，违法乱纪，大发横财，成为“官商一体”的“牛二代”。

即成事实，如此“三国演义”当思量

社会生态让“×二代”生存各异，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感慨。“富二代”从父辈手中接过巨额财富，在社会竞争中赢得了先机；“穷二代”背着一身债务走上社会，空着两手去创业，无疑是慢在起跑线上，先输了一局，“官二代”不但拥有财富，而且握有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比“富二代”更胜一筹。这种“三国演义”的局面颇令人思量。

教育资源不公平。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二代们接受教育也有天壤之别。“官二代”的教育有着先天优势，一些学校的大门向着权力大开。河北省东关县实验小学是全县最好的小学，学校的教师里有一半是高级教师。但是，学校招生简章明确规定：招生对象为“县城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子女”。同样的事还发生在陕西铜川市。铜川市第一中学招生要看家长的工作单位，只招收市委、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子女。官员们个人还千方百计利用权力为子女安排最好的教育资源。河南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姬林芳，为了送女儿到英国留学，一次就收受贿赂30万元。而“富二代”也不必担忧，但凡重点小学、中学，都有“择校费”一说，只要有钱将是畅通无阻的。钱不但可以打开中小学大门，就是大学的门也能被金钱砸开。有些大学专门为“富二代”办班。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院校就开设了“为企业明天的CEO”培训项目，学员15个月学完所有课程，费用超过30万元。而“穷二代”的教育不但经常被高额的费用挡在学校大门之外，有些甚至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无法完成。很多农村大学生不得不靠贷款来完成学业。最近，上海海事大学特困生杨元元在学校自缢身亡。原因是家庭贫困，带着母亲求学，而学校不准其母入住。生活的贫困及人格尊严的贬损，迫使这位女研究生走上了绝路。

社会竞争不对等。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地位。“官二代”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在提拔晋级等问题上，享受着父辈的庇荫。辽宁省本溪市选拔市团委领导干部，4名拟任团市委书记、副书记人选中，有3人是本溪市领导的子女。他们参加工作和入党的时间都很短，“仗恃其父母势力，参加工作才两三年就升为处级、副处级”。这正应验了“仙家还是仙家做，没有凡人做仙家”的民谚。看看如今官场，年轻干部有几人没有“后台”?“富二代”靠着财富可以继续当老板，赚大钱，也可以用金钱打通“官”路。2008年6月，山西省府谷县委聘任了4名“县长助理”，这4人均是民营企业法人代表，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而“穷二代”在社会竞争中缺乏的正是这样的“底气”。有些“穷二代”大学生毕业后，连工作都找不到。在公务员招考中，好容易挤进“决赛”圈，最后又在面试时惨遭淘汰。有些所谓面试，其实看的是谁的“后台”过硬，“穷二代”哪里有这等“关系”。在社会竞争中，“×二代”们处在不对等的位置上。

分配制度不完善。造成“x二代”世袭的原因还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公平，官民差异，贫富悬殊，先天为二代们划分了深不可测的鸿沟。收入不公是导致“穷二代”继续贫困的原因之一。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在4000万人左右。按照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应该有1亿穷人。而在贫困线之上附近，达不到平均收入水平易于陷入贫困的人口又约有2亿人。“富二代”依仗足够的资本，继续一步步向财富的高峰攀登。富人的收入是穷人的几十倍、上百倍，甚至成千上萬倍。收入分配的不公不仅使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也使流动性僵化。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穷人要变成富人的梦想更加遥不可及。官员的收入是“阳光工资”，虽赶不上日进万金的富人，可一个月便超过穷人一年的收入，如果加上“职务消费”、乃至相当部分的灰色收入，过着中产阶层的生活也逍遥自在。不同人群因为家庭、历史的原因存在收入差距。官员、富人由于先天优势，占有的资源条件更佳，因此容易更富；穷人则因为诸多不利条件，变得更穷或者持续贫困。这便是“三国演义”的发展趋势。

相互尊重，共同营造和谐的家园

据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广州监狱中近80％的年轻囚犯都曾在成长阶段被进城务工的父母留在农村，他们都是“穷二代”。关于农民工二代的犯罪原因，调查报告称：从农村到城市的巨大落差和社会歧视，是年轻务工人员出现高犯罪率的部分原因。很多受访者表示，犯罪是为了发泄不满。这是“穷二代”对社会现象的表白。那么，“富二代”呢?富家子弟飙车撞人，骄奢淫逸，舆论几乎把爱飙车、爱闹事、爱炫富、爱享乐与“富二代”画上等号。甚至为他们的未来担忧：“财富能否过三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代代长此富下去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富人若不再拥有管理财富的能力，他们就会丧失财富。穷人通往富人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当然，其过程并不容易。比财富世袭更可怕的是官位的世袭。“官二代”危害的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官二代”一旦犯法，同样受到制裁，削职为民。也就是说，“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并不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也是在互相转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