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

官二代（通用7篇）

官二代 篇1

何谓“富二代”?指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富一代”们的子女, 他们一般是80年代后出生, 靠继承家产, 拥有过亿财富。早在2004年, 罗雪挥、潘丽就曾在《新闻周刊》上指出:“一个靠继承财富, 自然拥有资产的新‘富二代’阶层开始随着民企一、二代交班而逐渐形成”。而所谓的“官二代”们, 较之“富二代”们, 似乎更占据天时地力人和的优势。

近几年来, 关于“富二代”“官二代”大学生的负面新闻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头版。从几万元的零用钱花消、开法拉力跑车上学、把大学寝室装修成带空调、冰箱、沙发的豪华单间等“普通”炫富行为, 到2009年轰动一时的“胡斌案” (把马路当赛车道疯狂飙车撞死行人) 及发生在2010年10月的“李刚门” (在河北大学新校区, 一辆黑色轿车撞倒两名女大学生后, 司机不但没有停车, 反而继续去校内宿舍楼接女友。返回途中被学生和保安拦下, 却高喊“我爸是李刚!”事后证实两名女学生, 一人死亡, 一人重伤) 和“药家鑫案” (21岁大学生药家鑫开车撞倒骑电动自行车的女服务员张某, 发现张某在看自己的车牌号后, 竟然“怕撞到农村的人, 特别难缠”而连捅张某8刀, 致其死亡。) 等“严重”的犯罪行为, 一再刺痛着大众敏感而脆弱的神经。不容否认, “富二代”与“官二代”正成为今日高校所面临的教育新课题。作为教育者和学校, 以何种态度对待这些有着“特殊背景”的学生。不仅关系到这些学生的成长, 更关系到学校自身的发展。

一、“富二代”“官二代”大学生的特点

⒈家境富裕

这些青年人, 家境富有, 且基本是独生子女, 家里的独苗。“富 (官) 一代”们, 也就是他们的家长尤其是父亲们, 要么是私企老板, 要么是国企高管, 要么是握有实权的官员。父辈们在经历白手起家, 艰苦创业, 挣下庞大的家业后, 对孩子更是呵护倍至, 过犹不及。名表、名车、豪宅、高档货、奢侈品, 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富二代”和“官二代”们也就理所当然的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奢华生活。

⒉孤独、叛逆

“富二代”和“官二代”的父母们往往工作非常繁忙, 很少花时间和自己的子女交流, 很少了解子女的思想和学习问题, 最简单直接的关心方法便是给予孩子们物质上的满足。从小接受金钱教育比较多的“富二代”和“官二代”们, 难免养成一些娇纵的坏习惯, 认为一切都可以用金钱交换, 目中无人、自傲自大、财富观扭曲……。在享受奢华生活的同时, 他们通常并不能真正走自己想走的路, 他们的方向是父母的方向, 他们的目标是父母的目标, 他们的未来是整个家族的未来, 他们渴望自由却又无可奈何。因此个性往往孤僻、叛逆, 喜欢拉帮结派的聚在一起挥霍金钱寻求刺激。正如香港电影《新警察故事》中所描述的那样, 一群富家子弟以抢劫银行、劫持人质为乐趣, 甚至连警察的生命都成为他们游戏的对象, 而“主犯”在被警察包围后, 对姗姗来迟的父亲说了句:“我只是想让你给我多点关注, 想让你知道我并不是废物。”后就跳楼身亡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主犯”的父亲正是香港警署的警司。

⒊思想单纯, 依赖家庭

在家庭的呵护下, “富二代”和“官二代”们不仅生活上, 物质上没有吃过任何苦, 在思想上, 也都很单纯。他们基本上没有接触过社会的灰暗面, 更加体会不到所谓的“生存法则”的残忍。他们很少处心积虑的想要伤害某人, 个性简单, 善良。与此同时, 从小生活在父母建造的华丽城堡之中的他们, 一旦失去了家庭的供给往往无法独立生活。

⒋视野开阔, 富有创新意识

从小父母就为“富二代”和“官二代”们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特别是在一些实践技能方面, 他们拥有先天优势。去世界各地旅游, 去各种高级场合, 甚至有机会旁听公司的商业会议, 与同龄人相比, 他们视野广阔见多识广, 善于学习新知识, 接受新理念, 尝试新事物, 做事情更有创新思维, 更有知识与技巧。

二、“富二代”“官二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

⒈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及人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总的根本的看法。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路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内容包括幸福观、苦乐观、生死观、荣辱观、恋爱观等。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 (包括人、事、物) 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价值观念是后天形成的, 是通过社会化培养起来的。家庭、学校等群体对个人价值观念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 其他社会环境也有重要的影响。世界观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者是统一的,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 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富二代”“官二代”大学生的父母们往往忽略了对子女们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 有些父母甚至自己都过多地崇尚金钱主义和官本位主义。在这样的现状下, 学校应该更多开设一些思想品德教育及人文道德伦理教育方面的课程, 合理引导学生们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同时避免教条主义式的说教, 应多与实际相结合, “润物细无声”式的指导学生们, 让他们明白高财富不是检验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比财富更加重要的是能否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一个人能力越大, 责任也就应该越大。

⒉组织社会实践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是培养大学生们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的最佳形式。通过社会实践活动, 开拓他们的视野, 拓宽他们的视角, 增长知识, 提高认知水平, 调动他们参与集体活动的主动性, 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实践活动中, 使学生增进感情并学到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经验;使他们在自尊、自爱、自重的基础上学会关心他人, 尊重他人, 体谅他人, 培养其团结协作精神。

俗话说“思想的巨人, 行动的矮子”。“富二代”和“官二代”们过惯“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要什么有什么的日子。往往不懂得如何自己动手去创造财富,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学校在积极进行学业和思想教育的同时, 也应该适当增加一些实践课程, 以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团队意识。

⒊杜绝“特权”意识, 促进校园和谐

“富二代”和“官二代”们大多天生具有优越感, 出手阔绰, 处事高调, 基本不顾及周围环境和其他同学的感受。有人曾对某高职院校2007级学生做了一次问卷调查, 为了使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 还分别选取了学院的教育系、外语系、计科系, 进行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如下:

问一:你如何看待“富 (官) 二代”?

76.8%的学生认为富 (官) 二代生活奢侈腐化, 不懂努力, 是当今社会堕落的一群, 让人瞧不起;4.9%的学生认为富 (官) 二代能否成才取决于富 (官) 一代的教育;8.3%的学生认为富 (官) 二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是精英。

问二:你认为“富 (官) 二代”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80.4%的学生认为富 (官) 二代对社会有恶劣影响:13.3%的学生认为他们对社会影响不大;6.3%的学生认为他们对社会有积极影响。

问三:“富 (官) 二代”是否引致社会不公?

85.04%的学生认为富 (官) 二代可以用钱搞定一切, 社会不公显而易见;9.05%的学生认为说不好;5.01%的学生认为不会。

问四:你如何看待人们的仇富心理?

56.3%的学生认为这是人们对社会不公的一种发泄:39.4%的学生认为这是因为富人做得太过分;4.3%的学生认为这是穷人的嫉妒心理。

从这一调查我们不难看出, 普通大学生们对“富二代”和“官二代”的态度总体是排斥和反感的。我们不能简单的将这种反感和排斥认为是“仇富心理”。事实上, “富二代”和“官二代”们确实拥有一切“特权”意识, 认为“有钱有势就能搞定一切”要求得到“特殊关照”。这时作为教育者和学校, 应该明确表明态度, 任何人不搞特殊化, 公平对待每个学生。同时积极开展心理素质教育, 对双方学生进行适度地心理辅导, 组织有益的集体活动, 维护校园稳定, 促进和谐发展。

官二代 篇2

中国早点 北京一叶

chuaew@sph.com.sg 今年匆匆回新加坡过年是婚后的第一次，按照华人传统需要派发红包，但没有经验又没有很多时间准备的我，对于该包多少茫无头绪。幸好不少过来人在网上分享心得，更有婚姻网站提供完善的“红包指南”，详列不同红包对象的价码供参考。

一般上，红包大小，视派红包者和亲友的关系而定。其中一个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指南标明：应包给父母88元至288元、自己的孩子50元至188元、侄女或外甥28元至50元、朋友的孩子8元至18元、同事及单身的朋友8元至28元不等（全为新元，1新元约为4.79元人民币）。

但不少人批评这样的红包价码偏高，只有高收入者能够负担。于是另有网站按照派红包者的工资水平，进一步区分低、中、高收入者的“红包行情表”，尽可能让各个派发红包的收入阶层负担得起又不会显得吝啬。

在中国，许多民众也在网上分享他们如何为不同晚辈、长辈和朋友决定红包金额。一些人还区分亲友的孩子及官员的孩子，前者一两百元人民币即可，后者得至少在后面加个零。事实上，不少人多年来为了讨好上司或官员而派大红包，但有媒体宣称情况似乎在今年有所改变。

《广州日报》的报道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的中央政治局为改进作风及反腐倡廉而在前年底出台的“八项规定”，已促使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民众在今年封红包时更重意头而非数额，并且直言，今年春节的红包“返璞归真，没了以公谋私的变味红包，少了高达百万的炫富红包”。

据《北京晚报》披露，“八项规定”在今年还导致一些“官二代”的红包缩水。该报采访的一名“官爸爸”表示，因担心有人利用9岁的女儿行贿，便在春节前与孩子签下“廉洁协议”，不准孩子收红包，但孩子认为这个协定使她损失不少钱，竟要求父母“赔钱”予以补偿。另有一名高二生甚至埋怨父亲当官“当得窝囊”，收点压岁钱都要被人管，为此要求父母每天给他100元人民币的零用钱以弥补损失。

北京市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的教师称，像这类因红包收入锐减而引起的家庭“红包纠纷”，“从小学到高中的孩子都有”。

部分“官二代”针对红包缩水所作出的反应招致非议之余，其实恰恰从侧面折射出人们借孩子名义给官员发红包的举动，在“八项规定”推出之前已经是一个极具普遍性、长期性及隐蔽性的问题。

即便是“八项规定”推出之后，今年仍然不乏给“官二代”送红包讨好“官爸爸”、“官妈妈”的案例。《新京报》上周就揭露江苏一名公务员的孩子年年春节都会收到大红包，今年还从一位相信是有事相求的“叔叔”那里收到3000元人民币的特大红包。

该报本周一针对北京90名10岁至13岁孩子所展开的调查也发现，父母为公务员的孩子压岁钱平均水平最高，有18个孩子共收到10.41万元人民币（下同），平均约为5783元，比整体平均的4867元高出近1000元。其中，有两名来自公务员家庭的孩子今年各收到两万元的压岁钱，是所有孩子中“收入”最高的。

调查结果也显示，与去年相比，公务员家庭今年的人均压岁钱上涨了4%，凸显出“八项规定”出台后，越来越多人不方便明着给官员送礼，只好暗地里转向“官二代”派发红包的现象。

明朝的权二代与官二代 篇3

近年来，继“富二代”一词兴起后，又陆续出现“权二代”“官二代”，也就是所谓的权贵二代，而这其中有些人比所谓的“富二代”的危害要大得多。中国历史中，权二代、官二代的或腐败懦弱或无所顾忌的行为，或多或少有所记载。最近读了明史研究专家王春瑜的《他们活在明朝》后，对权二代、官二代的腐败、奢侈、无所顾忌的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与了解。

在《所谓的“龙子凤孙”和“金枝玉叶”》一文中，王春瑜详细叙述了明王朝为维护统治，对皇室成员大肆分封，并举数字为证。《徐达的末代子孙》一文更是表现了诸侯贵族的贪图享乐。《身首异处的官二代》则叙述了大臣严嵩之子严世藩的穷奢极欲。而在《张居正的老母亲》一文中，对比了张居正登上政治舞台兴盛时的盛景与没落时的人亡政息。这些文字不仅揭示了明王朝统治者阶层的腐败无道、迫害忠臣、信任宦官，而且也揭示出王侯、大臣的恣意享受，中饱私囊，忽视生产的腐败现象。这些都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在政治上，“朱元璋认为，必须加强宗藩势力，洪武三年（1370），他大封诸王，控制要害地方一分制海内。……朱元璋还给诸王以一定的点兵之权，护卫甲士少者3000人，多者至19000人，在诸王的王国中，不仅置文官，还设武将。”这一出发点是好的，为了自己的后代子孙及统治的长治久安，分封诸王，希望同姓能够团结一心，维护大明朱姓王朝的永久统治。“万历以后，允许宗藩子弟经科举考试出仕。其中有的人，一朝权在手，就大肆搜刮，贪婪至极。”科举出仕本是好事，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拿着鸡毛做令箭，就万万不可取。在政治上垄断性的腐败，必将导致大明王朝的覆亡。

在经济上，“早在洪武九年（1376），即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亲王岁支米5万石、钞25000贯、锦40批、纻丝300匹、沙罗个100匹、绢500匹、冬夏布各1000匹、绵2000匹，盐2000引、茶1000斤、马匹草料月支50匹。其段匹，岁给匹料，夫王府自造。”“嘉靖中叶，全国每年所供京师米计400万石，而各处供藩府子孙的禄米，却是853万石；山西一省存留米麦84.3万石，而宗室禄米缺需192万石。”“明王朝对宗藩还有诸如宗室公主即位之赏、到封国就任之赏、来朝之赏、有功之赏等等，为数相当可观。”“宗藩的生居死穴，也都是有官府营造。”可谓从摇篮到坟墓，明朝对宗室在经济上都给予了补贴，某些做法在今天看来还颇具人性化，如“到封国就任之赏”，体谅了搬家、换居住地的难处。

在生活上，皇室宗亲的穷奢极欲可暂且不说，大臣的生活就已经足够奢侈。“严嵩对其子严世蕃，自小百依百顺，严世蕃成人后，公然拉了朝中大臣作马骑；吐唾时，好端端的痰盂不用，要美婢以口盛之，还美其名曰‘香唾盂’，实在荒谬绝伦！”“徐达后裔所建园林即让人目不暇接：‘染指名园，若中山王诸邸，所见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锦衣之东园；清源者，有四锦衣之西园；次大而靓美者，魏公之南园，与三锦衣之北园，度必远胜洛中。’也就是说，这些园林远远超过历史上著名的洛阳名园。”再看张居正老母赵妪因害怕渡黄河，有司在黄河南北“以舟相钩连，填土于上，插柳于两旁，舟行其间如陂塘，太夫人不知也。”由此可见，明王朝的宗室、大臣及其家人在生活上的骄奢淫逸。

朱元璋常常告诫子孙：“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籍天下国家之重。”可所谓的“龙子皇孙”“金枝玉叶”，“在明末的大动乱中，除个别人物外，无不显示出他们的悲切无能。其结果，不是让农民军将他们连同其护法神崇祯皇帝一起埋葬，就是被打得落花流水，成了名副其实的‘弃物’。而明亡后，被人们抬头捧脚供奉起来的南明诸王，有的猥琐不堪，有的唯知在残山剩水中恣情享乐，终日沉湎于醇酒妇人之中”，“有的登上新的王位，缺终日风声鹤唳，未见清兵踪影就望风而逃”。借用吴梅的曲语，他们不过是“金盆狗矢”而已。

再看被封侯的徐达的后人徐青君，“家产被籍没，群姬雨散，他一身孓然，与乞丐为伍，潦倒到为人代杖——也就是代犯人让官府打自己的屁股”。重臣严嵩之子严世蕃“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终于在千夫怒指之下，被斩首通衢”，而赵妪在张居正死后“回到江陵老家不久，遭抄家灭顶之灾，受惊吓，被侮辱，眼睁睁地看着儿孙上吊、饿死、被饿狗吞食”。造成这种结局，可以说是这些人本身的作风道德问题，但是本身的体制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影响。

“权二代”“官二代”现象是一种腐败，对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影响到人们的社会认知、道德意识、平等观念甚至使人们的“三观”扭曲。“权二代”“官二代”的存在成为破坏政治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和官场形态的常态化现象，触及了政治的敏感神经，聚焦了群众的眼光，汇集了媒体的视线，受到了社会各色人的關注。然而，这并不是现今才有的，“权二代”“官二代”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政治土壤。

读王春瑜的《他们活在明朝》，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明朝真的是“了然于胸，呼之欲出”，“——载之笔端，让他们鲜活起来”，可以了解很多有关明朝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生活，更近距离地接触明朝，了解明朝。

（本文编辑 谢宁）

企业有了官二代啥事也干不了 篇4

创业是很不容易的。失败者居多。企业如人, 生孩子容易, 养孩子难, 把孩子养成有出息更难。领个牌照开个公司太容易了, 但要经营好一个公司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看别人成功总是很容易的, 而解释自己失败总能找到无数的借口。

今天和大家谈谈企业"靠山”的问题。很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都有这样的问题。

我经常听人在外面吹嘘自己公司有多大多大的后台神秘靠山。一听说这样的公司我肯定转身就走。吹嘘有这样的背景的公司不是骗子就是大麻烦公司。少惹少碰。

外面传说阿里巴巴成功背后有巨大的靠山, 有xx领导的xx亲戚支持和控制着, 还传得很神。其实阿里巴巴以前没有, 今天没有, 未来也绝对不要有任何达官贵人亲戚子女的" 惠顾”。

企业最大的靠山是市场, 是客户。任何靠达官贵人亲戚起来的企业第一天起就埋下了短命和苦命的种子, 它也许会带来一时的机会, 但一定会带来一世的痛苦。那是企业发展中的定时炸弹, 它是一定会炸的, 只是时间问题。与其到处找人做靠山, 还不如认真努力成为客户的靠山。

做企业真没有捷径, 容易得到的东西一定容易失去。眼睛盯住客户, 脑子里想着市场的变动才是未来。

我发现一个规律, 一个公司里有几个厅局长的子女在, 那公司基本啥事也干不了和成不了, 因为你每天要处理的是这些人的关系和利益。往往是进来是朋友, 出门全是仇人。

当然, 无论是官二代还是富二代的孩子中很多是很出色的。很多人你并不知道他父母是谁, 他们不吹嘘, 他们凭自己的努力在证明自己, 他们是真正凭自己的本事在成长。今天你我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人才。

警惕官二代利用事业编转任公务员 篇5

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式下，进入体制内工作，特别是端上“金饭碗”，拥有公务员身份是许多大学生梦寐以求之事。但一般的大学毕业生要想进入公务员队伍，就必须经过公务员录用考试，也就是说要通过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考察，过五关斩六将，方可突出重围。在现实中，也有许多优秀的国家工作人员不需要经过公务员录用考试，直接调任党政机关当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而转任为国家公务员。这其中也不凡有部分“官二代”，假如这些“官二代”确实是十分优秀的国家工作人员，也无可厚非，也不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更不需要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与警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公开录用、选任、委任、转任、调任、公开选拔、聘任等方式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于是，少数官员送子女大学毕业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网，先想方设法挤进国家企事业单位工作；工作1-2年后，再通过选任、委任、调任等方式直接调到国家党政机关任副科级以上职务；或者以下乡镇锻炼为名，通过组织提名为乡镇副科级领导干部候选人，再通过选举成为乡镇领导干部。然后重新入编，把企事业编制转为行政编制，依程序上报上级公务员管理部门审核批准，登记为正式国家公务员。

目前社会正处于各种体制、机制的转型期，一些“真空地带”让人情、权力可以当做交易的筹码。这种“官二代”通过权力和关系网从事业编转为公务员，属暗箱操作、不守规则，这严重影响了社会公正、公平。让一些“无权无势”、没“关系”、“没背景”的普通老百姓带来更多焦虑和愤慨。久而久之，容易引起社会上产生仇富仇官心理，这样既不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要想遏制这一现象，关键是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和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不管从哪个工作岗位直接调任公务员工作岗位，都要经过公开考试，择优选用，也就是坚持“凡进必考”的原则。同时，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要坚持以德为先，用人唯贤的原则，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狠刹用人唯亲、用人唯“官”等不正之风，严惩用人腐败问题。

“官二代”垄断日本政坛 篇6

名门之女东山再起 尽管有人指责她腐败，但小渊优子可能没有真正怀疑过自己能再次当选。今年秋天，她在东京担任经济产业大臣只一个月时间，随后就不得不因为自己选区政党财政问题而辞职。

小渊家族属于日本最重要的政坛王朝之一。她的父亲小渊惠三在2000年死于心梗前担任首相。小渊惠三当时刚刚27岁的女儿“继承了”父亲的选区和运转良好的政党机构。作为这个政坛王朝天资卓越的后继者，当时她的登顶之路似乎早已被标明。今年9月，安倍晋三将这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拉进内阁。对小渊来说，这次选举与之前的选战完全不同。数月前，许多日本媒体还曾将其喻为新的希望之星和安倍可能的后继者，说她因此或许会成为日本的首位女首相。但现在，她不得不以普通议员身份在选区内逐门逐户地拜票。

在群马县，尽管小渊丑闻缠身，但社民党人小林人志从来都不敢想自己能胜选。而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甚至连与小渊竞争的候选人都没有推举出来。今后几年，小渊可以继续将政治作为家族生意来运营了。

“世袭”首相屡见不鲜 日文维基百科为这一现象甚至专门开设了“世袭政治家”词条。有世袭背景的自民党政治家的名单尤其长，他们不是家族中的第二代、第三代或第四代高官，就是以儿子、女儿、女婿、侄子或孙子的身份成为“继承选区”的议员。

许多在这场选举后将影响日本政治的自民党高层都有世袭背景。再次当选首相的安倍晋三的政治生涯始于为父亲安倍晋太郎工作。后者最高官至日本外相。但对安倍的政治生涯更重要的是他的外祖父岸信介。他曾是东条英机战时内阁成员，东条英机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安倍的外祖父也曾因战争罪嫌疑而被短暂关押，但后来获释。他从1957年到1960年担任日本首相。安倍的外叔公佐藤荣作也曾担任首相。安倍家族在日本有如政坛贵族。

在日本，有政治学家以“世袭政治家”来解释安倍的民族主义言论和他积极尝试“洗白”日本战争暴行的原因。大多数日本政治家效忠的对象是个人，而非政治纲领。自民党的党内派系也是以人名来命名的，政纲原因只起次要作用。这种趋势虽然正在弱化，但恰恰在老牌的政坛王朝里，权欲和家族忠诚感尤其强烈。安倍搞历史修正主义也是试图保住自己敬爱的外祖父受人尊崇的地位。有些观察家估计，这位首相在胜选后会变本加厉地推行其民族主义纲领，尽管他在选战中主要宣扬的是以“安倍经济学”而闻名的经济政策。

寒门人士少有机会 同安倍一样，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以及安倍最难缠的党内竞争对手石破茂都出自政坛王朝。麻生太郎的外祖父是前首相吉田茂。他的妻子千贺子是前首相铃木善幸之女。麻生的政治家谱可追溯至其曾祖父。相较之下，石破茂的政治家谱就显得平淡了。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担任过地方政府长官。不过，这两位政治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必为自己当选担心。他们拥有由经济界和社会上的支持者组成的有效关系网。

80年代正法"官二代" 篇7

■ 对高干子弟判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

此前的2月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做出这样的审判结果,除判处三年轻刑的康也非之外,其余人均不服判决,提出上诉,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据当时的一位西方外交官所说:“他们是以任何人都无法反对的罪名惩办的”。

这六名当年横行上海的罪犯都是什么身份呢?陈小蒙系《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胡晓阳系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记者,葛志文系上海新华香料厂工人,陈冰郎系中国民航一零二厂工人,陈丹广系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船员,康也非系深圳华仪利能电脑工业公司职员。六个流氓,其中两名记者,四名工人或职员。今天看来,这些人的职业似乎并不显赫,但在当年却并不一般。

据当年《人民日报》的报道,大概可知他们的劣迹恶行。

1981年至1984年间,他们经常纠合在一起,以跳舞(按,据《文汇报》上称是指“黑灯舞”,“贴面舞”)、帮助调动工作等名义,诱骗妇女至陈小蒙、陈冰郎和陈丹广等人家中,结伙或单独进行犯罪活动,陈小蒙轮奸妇女两名,强奸妇女两名(其中一名未遂),帮助胡晓阳强奸妇女一名(未遂),并以流氓手段奸淫妇女十三名,猥亵妇女五名。胡晓阳轮奸妇女一名,强奸妇女三名(其中一名未遂),奸淫妇女十二名,猥亵妇女十名。葛志文轮奸妇女两名,奸淫妇女八名。(《上海处决强奸流氓犯陈小蒙胡晓阳葛志文》,《人民日报》,1986年02月20日,1版。)

之所以高调公开宣判这个案件的原因在于,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氓团伙,他们六人“都是干部子弟,有的还是高级干部的子弟”。

陈小蒙、陈冰郎兄弟系原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陈其五之公子。陈其五,原名刘毓珩,在清华哲学系读书时曾是“一二•九”学生领袖,担任学生救国会副主席,南下请愿中,可谓声名雀起,风光无限,据说“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一脍炙人口的名句正是出自他口。

六十年代初,陈其五曾担任过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方针后,在1963年受到错误批判,留党察看两年。1965年,张春桥等人将他开除了党籍,并发配到扬州的江苏农学院做教务处副处长。1967年又被揪回上海,文革结束后,得到平反,官复原职,担当老本行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的复出用其子陈小蒙的话来说,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正是由这段时间始,陈小蒙在另一高干子弟胡晓阳的现身说法下,开始腐化堕落,并向犯罪的道路上“跑步前进”了。1981年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陈其五不幸发现身患肺癌,然而,他“不知疲倦地、忘我地、超负荷地工作”,1984年9月4日上午7时20分在华东医院逝世。

病逝时陈其五担任中共上海市委思想工作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陈其五去世两个多月后,11月16日才开遗体告别会,11月24日,上海公安收容审查了陈小蒙的同案犯葛志文,6天后,刚和老父遗体告别后不久的陈小蒙、陈冰郎亦被锒铛收押。

另一个被处极刑的同案犯胡晓阳又是何许人物呢?他是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当时是上海市的第三号人物,可谓是位高权重。胡立教亲生儿子夭折,胡晓阳系胡妻姐姐的二儿子,由胡立教夫妇领养。1985年1月23日,胡晓阳在衡山宾馆被抓获。

■ 邓小平说“判得好”

“中国国内宣布对高级干部子弟判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外电亦纷纷发文,称对共产党刮目相看。

面对八十年代初,猖獗而泛滥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高干子弟犯罪,当局忍无可忍,遂决心运用重典,整饬社会风气,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对于那些长期逍遥法外的花花太岁,流氓衙内同样如此。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这样说:

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对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来说,如不对这些人实行“专政”的话,中国“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那么“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邓小平文选》第3卷 )

1月17日邓小平发表讲话后,第二天,1月18日,胡启立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讲到对高干子女涉足的大案要案要“杀一儆百”:

抓党风,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真正实干,不能手软。对于构成犯罪的,要依照法律,该抓的要抓,该杀的要杀。现在要从抓大案、要案入手,特别是那些有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插手的大案要案,一定要冲破阻力,一抓到底。杀一儆百,挽救一批干部。

被2月1日,陈小蒙等人被判死刑,2月19日,他们被依法处决。

■ “先打老虎,缓拍苍蝇”

从法律上讲,陈小蒙等人犯罪受刑与普通罪犯受刑当无所区别,但在政治上看,处理陈小蒙等人的意义是深远的。

正如《参考消息》上转引的香港媒体评论中说:“过去,中共习惯的说法是,中央是好的,毛病出在下面。其实,上梁不正下梁歪,不从中央抓起而光整下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次不同了。中央领导明确指出,‘社会风气如何,决定于党风:党风如何,决定于领导机关的风气;而领导机关的风气,又决定于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一句话,决定于北京这个地方’。”

然而,与一般的“小萝卜头”不同的是,那些高干和高干子弟在官场有着错综复杂的保护网,互相保护,狼狈为奸,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些人往往又能超越法律之外,因此当有的案件涉及到更高层时,也便不了了之了,这就是所谓的“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现象。

然而,在1986年的“端正党风”行动中,改变了“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反腐痼疾,也就是这次要“先打老虎,缓拍苍蝇”。邓小平就说,先把那些高干和高干子弟抓个典型,打击一下,“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

1986年1月9日,胡耀邦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

按照我们的党规党法,一切忠诚正直的党内外同志,对于我们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的负责人严重渎职行为和违法乱纪行为,有权如实地向党中央报告。

人常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更遑论打呢?然而,共产党这次端正党风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动真格的了。

■ “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

陈小蒙之所以敢于蔑视法律,肆无忌惮,正在于他自认为有着高干父亲的庇护,他在《我的亲笔供词》中说,“……我为什么敢这样?这与我头脑中的优越感有关,总觉得公安局不会来抓我。公安局总要照顾父母的面子。平民百姓和我们打官司总归打不赢,公安局不会相信这些人的话……”

如果法律在这些“特殊公民”面前成了摆设,法律也就只成为约束庶民的法律。因此枪毙高干子弟陈小蒙等人对于收拾民心、重塑信心来说意义重大。

在枪毙陈犯等人的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评论员文章。对那些害群之马的高干子弟,“特殊公民”发出了严正的警告。

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我国,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我们的干部子弟,包括高干子弟,绝大多数是好的,是遵纪守法的。但也确实有极少数高干子弟自视特殊,目无法纪,为非作歹,令人发指。他们自以为有“靠山”,谁也管不着他们,法律也要对他们低头。他们的算盘打错了!在党风不正的地方和单位,法律有时确实显得软弱,坏人暂时可以横行无忌。现在从党中央起,全党上下决心端正党风。法律的尊严受到更坚决的维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到更坚定的贯彻。

而对于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保护层”、“阻力”、“干扰”、“背景”、“来头”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强晓初在中央国家机关端正党风情况交流会上说,“不管涉及到谁,不论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都要一查到底,查个水落石出。绝不能回避矛盾,不能遇到困难就‘绕道走’,不能和稀泥,做老好人;而要坚持原则,无所畏惧。敢于冲破关系网,不管‘背景’、‘来头’多大,凡是触犯党纪国法的,都要按照党纪国法,该处分的处分,该开除的开除,该法办的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