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共8篇）

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篇1

对效率之后的公平与公平之下的效率问题的思考

姚靖威

当下，学界和政界中的一些人围绕“分好蛋糕”为重，还是“做大蛋糕”为重，展开了讨论和争论，由此，还产生了两种发展模式：“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如果进行深入的理性的思考，我们会看到这次讨论的问题，既是一个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其中背后隐含了三个问题：一是效率实现之后能否自动产生公平，以及社会实践结果的公平性矫正问题；二是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否产生效率的问题；第三，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的问题。对此三个问题，笔者将逐一加以解析，并与学界和政界的相关人士进行商榷。

一、效率实现之后能否自动产生公平及社会实践结果的公平性矫正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来源于邓小平同志提出设想中的“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由此，被进一步发展深化为“效率为先，兼顾公平”。“广东模式”的发展思路，可以说是沿袭了邓小平同志的思路设想。

下面，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这种思路的内涵。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在利益分配和劳动成果的分配上不搞平均主义，那么，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社会存在发展的自然状态，即使不做强调，也会是如此，因为人有拙愚和聪智之分，有勤劳懒惰之别，有脑力和体力之差别，更有天赋之不同，如此种种因素的存在；同时，地方区域上有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先天的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由此而产生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即使在同样勤劳的状态下，富裕的程度都会不同。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山西太原的富裕程度，作为内陆区域的富裕，就是自然资源差异导致的出众富裕的很好诠释。温州、广东、“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适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并首先富裕起来，也是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导致富裕程度不同的一个很好诠释。文体界的明星们率先富裕，也是因为基于先天禀赋的后天勤奋努力的结果。所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社会存在发展的一个自然状态。

但是，如果这种状态继续发展，即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思路走下去，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先富起来的地区、群体和个人，可以利用先富起来积累的资本，占据财富制高点，从而攫取更多的财富。这会使想致富的后来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富二代”就是最好的例证，投机炒作加剧了财富快速地向先富起来的人群集聚。由此，我们看出，公平不会自动产生，相反，公平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起来，社会将快速地产生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继续发展下去而不加干预，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时间问题。笔者在作上述分析时，剔除了权钱交易和贪污腐败、特权的影响因素，如果把这个因素加进去，情况会更为严重和复杂。

邓小平同志的最初设想是，“先富带动后富”，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先富者，要么移民，要么投机炒作，真正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者的人，少之又少，眼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先富取得的资本，开始不安心于实业与实体经济，而是放高利贷，社会公平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出来。这不仅仅是个讽刺，也说明这种设想缺乏心理学支撑。如果先富能够带动后富，自动地实现公平，或者效率优先，而兼顾公平后，有可行可靠的实现公平的现实办法的途径，那么资本主义就可以有可行的途径而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从经济与社会的实践结果看，公平性矫正实现起来困难重重。所以，这种设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难以成立。因此，“广东模式”值得商榷，如果“广东模式”真的遵循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思路，外籍打工者落户当地应该早就不是问题，享有与原住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外地打工者和原住民的矛盾冲突不会像现在这么大，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蛋糕”已经做得很大了，可是做“蛋糕”的人，分得的“蛋糕”的相对比例是越来越小。

二、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否产生效率的问题

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能够产生效率，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下能够产生效率。我们常常说，给别人打工不如给自己打工，说的就是自己通过辛勤劳动，可以获得直接的利益，而不是被人剥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广大农村通过联产承包制政策的实行，提高了农村的生产效率，解决我国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如果在分配公平的前提下不能产生效率，给别人干活拚命，给自己干偷懒，非得要被人剥削，在别人的皮鞭或呵斥下才肯努力工作，这种论点成立的条件只能是这个人天生就有奴性，或者是奴才，或者弱智和傻子，要么天生懒惰，否则无法解释。提高人民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必须要实行劳动成果和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共享，而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正是效率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这一点已经被社会实践无数次证明了的，看看现实中很多的公司留不住人才、留不住员工、招工难就知道，学者们也没必要纠缠这个问题。

“重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已经到了将现实已经做得比较大的“蛋糕”，进行合理公平分配的时候了，如果不注重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带来的是劳动者有没

有积极性的问题，而且会产生社会动荡的问题，社会利益冲突已经变得愈加严重，学者和决策者已经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而且是刻不容缓。学者们常谈的“倒逼”是什么？这就是倒逼。

学者们为什么抛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观点并在实践中加以实行呢？原来是要使资本在收益中占有一定的份额（这也许是学者们在有意强调资本在生产成果中的贡献问题所引出的），在社会经济实践中，这个份额已经非常大，而且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因而劳动所占的份额被严重的挤压。笔者要问，我们为什么要把大的份额交给资本所有者呢？在具体的经济运行管理实践中，也许学者苦于没有想出更好的分配方法和思路，而简单地借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方法，然后搞出这样一个实用主义的分配方式。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百姓有着一个习惯，即储蓄的习惯，把劳动成果财富都存到银行里，在银行里的大量资本为什么不用从而为百姓创造财富？然后把分得的份额给予百姓？却偏偏使用资本家的资本而让劳动者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呢？这是什么发展思路？全国的普通百姓至今还在忍受负利率政策之苦？劳动者自己创造的财富在一天天的受损、在缩水，笔者实在不能理解一些学者和决策者采行这种发展思路的想法和初衷。这个问题不解决，解决不好，而想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问题解决好，其可能性不大。

三、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的问题

公平之下的效率和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哪个更高、哪个更好呢？笔者可以作答：是前者。人民当家作主，劳动成果公平地被分配给劳动者，将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即使我们假设人性是自私的话，那么，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会得到极大的发挥，这是长久持续地提高效率的基础，这是从现代心理学可以得到证明的，也是为西方资本主义所证明了的。提高效率，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的科学决策、科学规划和科学组织管理，劳动者之间更好地进行协作和合作，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地培养使用专才和通才，各尽所能，用人所长，科学细致地分工，做到这些，同样需要公平、平等，至于发展的资本问题，基本上在我国现在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以效率优先来谈效率，只会求得一时的效率，不可能长久。长期的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大量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会导致社会需求的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社会生产过剩，诱发经济危机，进一步造成整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经济与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下降，这种情况已经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证明了的，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所证明了的，我们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所以，公平之下的效率比以效率优先中的效率要更高、更好、更持续、更长久。“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如果继续执行，长期下去，将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笔者请一些学者和决策者务必清醒。

至此，读者应该会明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中孰轻孰重，谁先谁后了。

四、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实现公平、如何达成效率的问题

公平和效率问题是两个问题，两个问题在社会实践中会出现交织、发生交叉的情况。公平可以体现在经济中，也可以体现政治中，也可以体现在教育中，因为经济和政治在社会实践中紧密相连，难以分开。公平体现于经济中，主要是利益的分配的公平；公平体现于政治中，就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就是生命的价值的对等，德当其政，才适其位；公平体现于教育中，就是劳动者、公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公平均等，因材施教。马克思主义已经告诉我们，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效率的实现，就是要注重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统筹兼顾，注重科技创新，科学合理的协作和分工，提高专业化水平，对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加以重视，对社会的各个系统、各个领域，进行科学地优化，注重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

五、笔者的几点建议

学者们已经多次提出要加强利益分配的顶层设计，尽快解决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社会财富向极少数人的快速集中的社会状况，避免我国经济与社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笔者在此也试着提出几点建议：、鼓励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向实体经济转移。

2、限制和打击投机和炒作行为，并作出立法限制投机所得的幅度，对于这一点，可以有多种手段加以采用，减低社会的浮躁之气；

3、实体经济中的资本转为投机资本的，进行高额征税；

4、改变我国金融政策的负利率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严加监管；

5、提高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适时征收遗产税，鼓励社会的慈善行为；

6、制订相关政策，使银行资本向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投入，适当提高风险容忍度；

7、制订相关的法律制度，提倡和鼓励劳资双方的公平合理地工资协商，保障劳资双方的公平合法权益；

8、尽快出台工资管理指导条例；

9、国有企业的收益应归全民所有，并用之于改善全体人民的医疗、教育、养老保障、基本的住房保障，提高人民群众的基础生活质量。

10、提高资源的使用税费，将土地财政所得纳入预算，使土地财政所得在全国范围内做合理的分配，抑制土地财政所产生的冲动和弊端。

11、国家的优质大型企业和资产，尽量避免股份制改造，优化产业结构。

12、采取适当的方式提高工人农民的收入水平。

相应的配套措施还有很多，笔者在此不再一一列明。

2011-9-19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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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篇2

行政管理是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对应不同的社会公共事务, 可以细分为国民经济管理、文化教育管理、军事管理、司法管理、民政管理和外交事务。本文讨论的是行政管理中的国民经济管理的效率问题。行政管理效率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获得的劳动效果、社会效益同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比率关系。

市场运行公平属于规则公平, 即市场竞争主体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项活动的规章制度公开透明, 不允许某些人通过对规则或程序的控制而谋取不当利益。规章制度的公开透明是防止某些人破坏规则并从中渔利的有力保障。

二、二者统一性问题

1. 行政管理效率具有客观性。

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评价行政管理效率高低, 可以通过定量分析对比得来, 通过数据说明效率高低, 数据是客观的。 (2) 行政管理效率的效果可以用社会效益进行考察, 而社会效益也是可以用客观数据进行总结的。 (3) 行政管理效率还表现在行政管理制度上, 而管理制度的优劣可以通过管理学的相关指标进行评价, 也是客观的。综上分析, 行政管理效率是客观存在, 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之后的一种客观事实。

2. 市场运行公平具有主观性。

体现在以下方面: (1) 面对数量众多的市场竞争主体, 行政管理提供的社会服务功能很难尽善尽美, 些微纰漏即可能使部分市场主体感觉制度不够公开透明, 在这个信息传播飞速的时代, 个体的这种不满在网络上的扩散速度、被网民的认可度之高都是有例可循的。 (2) 行政机关内部或者内外部结合的利益集团, 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完全消除, 因此完全排除利益集团给市场运行造成的不公平的可能性很低。 (3) 每个市场主体对市场运行不公平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 因此市场个体对市场运行的公平感受不同, 形成市场运行公平的评价标准难以明确表述。

综上所述, 市场运行公平有较强的主观性, 是每个市场主体对行政管理公平感受的加总, 反映的是市场主体对行政管理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满意程度。

3.

经济学中将消费者对消费行为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 以效用衡量消费某种产品带来的心理满足程度高低, 效用越大, 心理满足程度越高, 效用越小, 心理满足程度越低。如果通过市场主体对行政管理形成的社会资源分配结果的满意程度, 评价市场运行公平与否, 用效用衡量这种满意程度高低, 可以得到如下公式:

在这一公式中, 市场运行公平和性质管理效率具有了统一性。

三、促进二者统一的讨论

1. 影响行政管理效率的因素。

本文以行政审批为例, 讨论行政效率的影响因素。以最有代表性的营业执照审批来说, 一般营业执照是本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 如果办理过程遇到在一些媒体上暴露的波折过程, 涉及的影响因素前面5项都有可能, 比如审批前置程序, 如果行政机关之间不能协调办公, 前置程序可能会成为部门之间推诿的理由, 这涉及到的是行政机构的设置是否合理;由于办理程序复杂, 应该由行政级别较高的工作人员负责一站式办理材料的统一解释, 而不应由具体办事人员向申办人士各个说明, 还经常面临前后不一致的情况, 这涉及的是行政职位的职责设置是否合理;如果申办人员由于不很清楚申办营业执照的材料导致出现问题, 审批机构能否给予及时方便的帮助, 而不是漠视不理, 涉及的是行政管理是否科学、行政人员素质如何, 以及在工作中遵循的原则是否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一个很小的营业执照的行政审批环节, 事实上可以反映出工商行政部门的行政效率高低问题。

2. 促进市场运行公平的措施。

(1) 增加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比重, 降低政府直接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比重。一是坚持不间断进行改革行政审批制, 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可以把相当多事项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或备案制;二是持续改革行政管理体制, 精简机构, 科学划分政府机构职权范围, 加快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的步伐;三是通过各种方式 (进修或考核) 提高行政管理水平, 尤其是行政部门之间综合协调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科学预案降低行政管理漏洞出现的概率。 (2) 建立竞争有序的统一市场体系。现阶段, 我国市场体系存在诸多有待改进之处:一是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尚未真正建立, 资源在地区之间按照市场机制进行流动的比例较低;二是广泛存在的行业保护、地区保护、行政垄断等现象, 严重降低了市场竞争性, 而市场机制恰恰是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资源配置的;三是失信、欺诈、恶性竞争等违法违规行为盛行, 市场秩序混乱有待整顿;四是各类市场发展不平衡, 商品市场发达但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而生产要素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等资本市场发展滞后, 跟不上经济发展, 不能为市场主体更好地提供发展所需各种要素, 制约了商品市场的更高层次的发展。 (3) 市场主体的诚信守法和行政工作人员的履职担当并重。一是坚决消灭“官本位”思想, 行政工作人员无论职务高低, 都应形成依法行政、依规行政的行为习惯。二是政府切实执行社会服务职能, 提高公信力, 有利于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的良好行为向的建立。三是科学行政、科学治理社会, 对市场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处理, 承担政府应尽的职责和责任。

四、总结

行政管理效率和市场运行公平具有统一性, 较高的行政管理效率有助于提高市场运行公平程度, 表现在市场主体对市场运行的公平感来自于行政管理带来的社会资源分配结果的满意程度。政府通过采取相应措施改进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将会提高市场主体对市场运行的公平感, 使之自觉诚信守法, 降低行政管理社会的难度, 也是降低了行政管理的成本, 对于社会资源也会带来节约使用的益处。

摘要：在市场经济下, 资源配置的首选方式是市场机制, 政府应该是处于辅助地位。然而政府在通过自身行政管理实现市场公平时, 存在一个适度问题, 或者叫边界问题, 在界内, 有助于实现公平, 过界则于公平有害。本文通过对行政管理效率与市场运行公平的研究, 希望有助于找到政府管理市场经济的边界问题答案。

参考文献

[1]陈桂生.行政管理学[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1.

[2]李长安.制度上保证经济社会运行的公平性[EB/OL].深圳特区报, 2013-11-18.

[3]王玉珍.找到政府和市场关系准确定位的有效途径[EB/OL].南京日报, 2012-3-4.

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篇3

关键词：农村合作医疗；公平；效率

中图分类号：Ｆ840．684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673－291Ｘ（2007）12－0072－03

一、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与效率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为使社会成员能够维持基本物质生活，实现生存权提供援助和保证而设置的若干项目的总和，主要是政府依据法律法规，参与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通过资金的筹集与给付，将暂时不享受社会保障的人们的一部分国民收入，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形式转移到享受社会保障的国民手中，使其取得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收入来实现的。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首先要注重公平

社会保障作为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手段之一，首先通过“非歧视性原则”使社会任何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成员都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实现了社会成员参与的机会公平；其次，社会保障制度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通过其补偿功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再次，社会保障实际是一种再分配政策，因而它又可以一定程度地促进结果公平。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也必须注重效率

社会保障制度的效率包括社会保障制度自身的效率和社会效率两方面。社会保障制度自身的效率，即制度本身的运行效率，是微观角度的效率。社会效率则是指通过解决社会成员个人的困难，实现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是宏观角度的效率。

由此看来，公平与效率在社会保障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公平与效率是同等重要的，两者并非相互排斥，也不应有先后之分，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无法分割、相辅相成的关系。公平和效率都应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保障这一目标，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应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体。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理应公平与效率兼顾。而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点是帮助农民减轻因患重大疾病而带来的经济负担，其政策目标是减少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但现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制度设计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的一些不符合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内容，可能会降低这一制度的保障效力或者导致政策目标的偏离，影响其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公平性

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在医疗保险制度中体现为卫生筹资的公平性，即卫生筹资过程中，不同人群(主体)间的经济负担应该公平，同等健康需要或健康水平具有平等的卫生资源供给或卫生服务利用，这是被广泛接受的对公平的认识。分析卫生筹资的公平性一般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的：平行原则，即具有同等支付能力（经济情况或收入）的主体应对卫生服务提供同等的支付；垂直原则，即根据人们的经济承受力，实际支付额度应与支付能力成正比，即支付能力强的主体应当多支付。因此，健康保险作为实现再分配的理想媒介，其目的不仅仅是均匀卫生保健费用支出，还应该使身体健康的和（或）收入高的人承担长期患病和（或）低收入者的部分费用，使相同健康需要的人不因支付能力的限制而失去卫生服务的供给。

如果将以上原则运用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上，并且超越个人支付的范畴来研究各不同筹资主体的公平性，则会发现，政府是强势一方，其充足的资源保障决定其较强的支付能力，理应在筹资中承担主要的责任；而农民是弱势一方，其不稳定的收入增长难以保障这一制度持续运行的必要支付，其不稳定的资源条件使其在筹资中只宜扮演配角。因此，公平原则不是一种要求各筹资主体平均负担出资额的一种平均主义原则，它体现一种能力对等原则，而能力大小以资源保障的稳定性与基础来衡量。

我国现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以下方面不符合公平性的要求：

（一）自愿的“人头税”的缴费形式显失公平，会导致农民参与机会的不公平

可能是出于管理简便的考虑，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取了人均负担10元的基本缴费形式，但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头税”的缴费形式，没有考虑到农村居民个人和家庭缴费能力的差异，显然会造成贫困家庭的缴费负担较重。这一自付率，客观上构成了一个费用门槛，贫困家庭依然因无力垫付大病的全额医疗费用。同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坚持农民自愿参加的原则，最终导致这部分人口宁愿放弃求医，不参加合作医疗，从而无法享受合作医疗的好处，形成了农民参与合作医疗的机会的不公平。而且这一自付率还会导致逆向转移支付。因为富人相对更有能力交费，也就更有可能享受政府提供的补贴以及相应的医疗保障。这样客观上形成了富人既富又有保障，穷人越穷越没有保障，加剧了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对贫困者转移支付和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原则。

（二）保大病的目标定位，易导致参与合作医疗的机会不公平和过程的不公平

一方面，参保是为了预防因患大病而导致的贫困，较为富有的农民可能觉得参保的费用不太高而选择参保，但多数贫困农民都认为“不可能患大病”及“投保才易患大病”，因此不参加合作医疗。这就导致了参与机会的不公平，而且会导致农民享受合作医疗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农村的现实生活中，真正影响农村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许多农村居民的大病也是因为“小病无钱治而扛成大病”的。因此，新型合作医疗的保障目标定位于大病，事实上是放弃了对大多数人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责任。参加了合作医疗的农民患了小病得不到补偿，只有患大病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这会鼓励农民小病不治而等拖成大病一起治的逆向选择，违背了过程公平的原则。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效率性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是通过帮助农民减轻因患重大疾病而带来的经济负担，減少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来促进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为企业生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社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效率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的具体体现。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身的运行效率主要体现在基金的筹集、所筹基金的给付（发放）过程及监督管理三个方面。我国现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运行效率在以下方面有待提高。

（一）筹资机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自愿参加原则下，建立自愿筹资机制则成了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但由于前两次“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制度不良影响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医疗保障的有效需求不足，参加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不高。

要想提高合作医疗筹资的效率，建立自愿筹资机制，“诚信”和“受益”是关键。政府首先要确立诚信的形象，在此基础上让广大农村居民受益。就诚信而言，政府要兑现在农村居民参保时的承诺；就受益而言，主要是农村居民得病后政府能及时给予合理的补偿以减少农村居民的经济损失。这其中政府起着主导作用，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是根本前提。因此，首先政府应做的就是落实资金并考虑对那些经济确实有困难的乡镇或是农户家庭给予提供转移支付或补偿。其次是必须做到医疗过程的信息公开化，确保农户的知情权；设立有农村居民参与的监督管理机构，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的基金管理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督，防止任何形式的挪用和贪污滥用，以此取信于民。

（二）所筹基金的管理及给付（发放）机制

1．合作医疗缺乏对供方行为的有效制度约束。许多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计划与公费和劳保医疗保险的运作模式相同或类似，即它们都是被动地报销保户的医疗账单。这就容易引发医疗供方的道德风险，如一些定点医疗机构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治疗检查问题比较突出，次均住院费用和门诊费用上涨较快；处方药物和检查项目超出基本药物目录和规定检查的项目过多，不少费用不在报销之列，即使可报销一部分，但由于合作医疗买的药价格高，自己承担的部分并没有切实减少；有的地方合作医疗实行后，医疗费用呈现普遍上涨的趋势，农村患者可报销的部分被上涨的医疗费用抵消了，这不仅增加了农民的费用负担，最终还可能导致合作医疗基金支出的急剧增长。此外，卫生机构的注意力被引向以医疗为中心，这极易导致不顾实际需求乱用合作医疗基金，盲目增加设备和设施，而忽视切实改善服务和预防保健。

2．报销手续繁琐。农民报销治病费用一般要带上身份证、合作医疗证、实施年度内定点医疗机构的合法有效票据、住院费用结算清单、病历复印件、诊断证明、转院证明，到所在地的乡镇合作医疗办事处申报，办理各项手续，填写住院费用报销申请表；经办人员审核后在10日内提交市合作医疗管理中心审批，审批后5日内将补偿金拨付至当地银行营业所，再由乡镇办事处在3日内通知申报人领取。如此的效率，只会增加农民的精神负担。

（三）监督管理

1．制度运行成本的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缺乏管理成本上的分析。首先，大部分县有很多的人口且居住相当分散，健康状况差异很大，合作医疗每年筹资都需要“合管办”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进行；其次，合作医疗县各级政府都要成立一套相应的管理机构，县里设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局，各乡（镇）成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人员和办公经费都列入财政预算。这些对于取消农业税以后的财政状况本身就很拮据的县乡政府和较低的合作医疗籌资水平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而且这些都只是直接的制度成本。此外，县级财政不仅要安排配套支出，而且还要承担数额相当大的宣传组织费用和运转管理费用。最终导致许多县级政府迫于无法安排这部分经费，将部分费用转嫁给卫生机构，包括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级诊所，而这些机构最终又会把这部分费用在经营中转嫁给患者。

2．对医疗服务的管理。对基层卫生机构要围绕优质、低价、合理、安全、便捷的卫生服务去要求。首先要建立完善制度，定期监督检查、考核。实施合作医疗的乡镇，必须根据《关于农村卫生机构改革与管理的意见》，加强一体化管理，解决好基层卫生人员的报酬问题，有效地遏制卫生人员因补偿制度不健全，谋求私利而增加基金开支的现象。对乡、村卫生人员进行严格而系统的业务培训，尤其是临床操作规范的培训。在此基础上做到统一购置和管理药品，保证用药的质量与安全。对村级卫生室还需做好消毒、输液证发放和监督工作，使广大群众获得优质、安全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才是让农民真正的受益。其次，合作医疗必须建立门诊、住院费用控制制度，要特别强调基本药物目录的使用和推广，杜绝人情方、大处方，重复检查，用“好”药、贵药的现象。基层卫生人员能否合理用药，是减轻入保者的费用，使农民受益的重要一环。另外，除了住院补偿、大病补偿需要一定的审查、审批手续外，对金额较小的门诊费用补偿，由卫生服务机构直接兑现，定期审查考核。

总之，要简化补偿手续，提高效率，方便群众真正受益。总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继复兴农村合作医疗的数次尝试之后的一个新的历史开端，在其逐渐推行的过程中，应逐步达到实质上的公平与效率并重，这必将大大促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缩小城乡差距、扭转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结构、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五个统筹发展中作用的发挥。

参考文献：

[1] 左学金，王耀忠．建立和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几点思考[Ｊ]．社会保障制度，2004，（3）．

[2] 陈信勇，王运福．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路径选择[Ｊ]．社会保障制度，2004，（6）．

[3] 董忠波．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问题[Ｊ]．社会保障制度，2004，（9）．

[4] 黄庆杰，占绍文．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执行困难的政策分析[Ｊ]．学术探索，2003，（4）．

有关新医改中效率公平问题 篇4

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必须要用两只手来推进，一只是政府有形手，一只是市场经济无形手。两只手彼此要明确分工，即政府的有形手保障公平，市场经济的无形手解决效率。同时这两只手又要协作，合力推动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这样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才能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才能构建起与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水平相匹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一致的现代化医药卫生体系。

有形手激活无形手，倆手合力推进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政府在医药卫生事业中的角色已明确定位后，就应把市场无形手的力量释放出来。在抓好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保障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快加深“社会办医”的改革，加快医药卫生现代化发展进程。纵观世界各国的医药卫生改革，各国都在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进行充分地资源整合，减轻政府的负担，加快行业的发展。因为社会力量不仅可以办产业，同样可以办事业（社会办医不仅指社会资源可以办营利性医院，也可以办福利性、慈善性医院，甚至社会资本可以投向不图回报的公共卫生事业。）在医改当中，我们必须要进行制度设计，以鼓励社会各界投资于医药卫生事业。例如对于投资兴建非营利性医院或社会公共卫生事业的企业要实行减免税收等政策，充分发挥政府有形手的引导作用，激活市场无形手，拓宽医药卫生事业的筹资渠道，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又可以加快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当今中国社会，人们对医药卫生的需求是多元化的，因此，医疗服务的供给绝不能采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一模式，也应提供多元化的医药卫生供给。这种供给是任何单一的“一只手”都不能完成的使命。由于有形手与无形手都同样存在着可能的失灵，因此，两只手的合力才能够弥补一只手不足的问题。我们必须精细化地区分民众的医药卫生需求，界定哪个属于公共产品，哪个属于私人产品；必须明确什么事找市场、什么事找政府和市长。例如，以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为例，经过精细化的研究可以发现，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分六方面：急救服务、基本医疗服务、特需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科研与教学、健康教育。我们把这六方面服务划分为三大类：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纯公共产品包括公共卫生服务、科研与教学、健康教育；准公共产品包括：基本医疗、急救服务；私人产品包括：特需医疗服务。其中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完全提供，保证民生体现公平；准公共产品由政府提供一部分，个人购买一部分；私人产品则完全由个人买单。总之，医药卫生需求已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医疗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也必须发挥有形手和无形手的协力效应，构建多元化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从而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僵化的医疗服务模式。否则，我们就无法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医药卫生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中，政府有形手要让市场无形手先行。目前，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政府也由“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政府只有放开不该管的，管好自己该管的，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凡是市场经济无形手能管好的，政府有形手绝不干预；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在监管好市场秩序的条件下，努力激发市场活力。2005年10月19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颁布了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白皮书，根据白皮书，应该转变中国政府的管理职能，一些事项应该由行业组织处理而不是政府管。“按照凡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机制能能够调整的事项，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的原则，„„把政府不该管的事情逐步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2010年12月，国家五部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58号文件），充分体现了有形手让无形手先行，有形手激活无形手的思想原则。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经提出，社会财富的三次分配理论，既初次分配靠市场，目的在于解决效率，二次分配靠政府，主要是解决公平问题，三次分配靠慈善，解决有形手与无形手共同失灵的问题。医药卫生行业的改革与建设也同样需要借鉴这三种分配形式，从而即可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永无止境的医疗健康需求，又可以解决国家医疗资源相对贫乏与不足的问题，最终满足民众的健康需求。

所谓“公平”的“一手硬”，无论是“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近期目标，还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长远目标，《意见》承诺强化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不断增加投入，使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力求达到8个字：“覆盖城乡，人人享有”。就近期来看，政府今后3年内将为医改投入8500亿元 ；其中2009年，仅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安排1180.56亿元,同比增长38.2%，这种政府医改职责上的“公平正义”，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有关公平与效率的文献综述 篇5

一、公平与效率的含义

关于公平的含义，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叙述：公平是指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中，每个人都应当具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和权利，或是指在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前提下，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要适度，不造成两极分化。

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做出的公平最新表述为：(1)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他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公平是人们对社会事物进行价值评价时表现出来的观念，是一种价值评价形式，一种思想意识。它可以是一种公平感，也可以是一种学说、理想、主张以及体现为一定的制度等。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不是永恒的。公平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甚至不同的人，对公平的理解是不同的。公平受制于一个国家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具有相对性、历史性和客观性。公平的标准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更新，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补充新的内容。

阿马蒂亚·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社会公正的具体内容和具体体现取决于每个社会自己的选择，只要社会的决策过程是民主的、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决策机制能综合每个公民的意见，社会选择的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关于效率的含义，主要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指一定条件下的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率。在福利经济学中，效率指的是帕累托效率，即在不损害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境况的前提下，重新配置资源已经不可能使任何一个社会成员的境况变好，或者说，要改善任何一个社会成员的境况，必定要损害其他社会成员的境况（Pareto，1906）。如果一个经济没有达到帕累托效率状态，那么这个经济体制中存在着一些无效率状态。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影响效率的实现，并提出“创造性破坏”命题。卡尔多在《经济学的福利命题和个人间效用的比较》中提出了卡尔多效率标准：一种经济变化使受益者得到的利益补偿受损者的失去利益而有所剩余。希克斯指出，效率就是指经济变化的受损者不能促使受益者反对这种变化，也意味着社会福利的改进。莱宾斯坦提出了“X效率”即技术效率的概念，它是企业内由于职工的努力使现有资源能生产更多产量所引起的效率。这种效率与资源配置的改善无关，而是取决于企业全体职工的努力和协调程度。普莱尔研究了消费效率，指出消费效率是这样一种状态：为不降低任何人（甚至一个人）消费效用的水平，除非改变消费者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型式，生产型式也不能改变。

此外，用“最优化”概念来定义效率的代表主要有诺思提出的“制度效率”、纳什均衡描述的效率和帕累托提出的著名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在西方经济学中比较公认的效率定义是帕累托提出的最优化标准。

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完全是矛盾的关系(刘俊等，2003)。他们认为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不平等，公平和效率如同鱼和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要效率就不能要公平，要公平必然牺牲效率。

有的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矛盾的统一（郭飞，2004）。他们的统一性主要表现在：其一，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剩余物品，才出现了公平问题。在效率低下、还没有产生剩余物品时，空谈公平就失去了意义。也就是说，效率使公平建立在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其二，公平促进效率。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性，能够促使社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相反，严重的分配不公，无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还是收入差距的过大乃至产生的两极分化，都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社会骚动，影响效率。

有的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是正向的、统一的、互动的关系，二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统一，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不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公平分配有助于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可以更进一步地促进公平（许成安、王家新，2005）。分配是否公平，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劳动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效率提高的必要条件，而效率的提高可以使人们在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分配。

蒋刚（2007）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争论经久不衰，争论者各执其词互不妥协，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公平与效率的差异性诠释，以及认识问题的不同方法。争论的大多结果是走向两个极端：要么纯粹从理论上进行论述，要么单纯对实践进行总结。蒋刚另辟蹊径，选择将公平与效率置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定视野之下，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方法，从分析对于公平与效率概念的理解入手，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进程为主线，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遇到的“三农”、区域问题等问题作为突破口，分析影响公平与效率二者关系的各种因素，试图找到正确认识与解决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路径，树立正确的公平与效率关系观。

可以说，由于中国改革实践的需要，对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所关注的，这一命题直接影响着国家政策的走向，对于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方向性和策略性的指导意义。

三、公平与效率的实现

公平和效率是人类社会始终追求的目标，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会使公平的实现程度和效率进一步提高。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

程传兴等（2004，2006）认为要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应努力寻找两者的最佳结合点，两者的对立中找到相对的平衡，即以最小的不公获得最大的效率，或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公平，尽量防止偏重一方而损害另一方，在注重效率提高的同时也要注重公平。只有实现财富增长最大化和分配相对最公平化的统一，才能推进社和谐发展，这也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和谐的基本标准。

任勤（2006）等认为公平与效率的实现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同一制度下不同的发展时期对二者都会有不同的安排。不能一下子提出降低基尼系数，实现公平分配的主张，而只能逐步加重公平的分量，逐步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效率与公平并重”或“公平与效率的优化结合”过渡。

张康之（2006）认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公共行政的基本问题，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可以在公正中达到统一的。对于政府来说，应当通过提供公正来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由政府提供的公正主要包括政策层面的公正价值和行政人员个人层面的道德价值两个方面。政府整体的层面上，需要考虑通过政策制定而提供公正的利益实现条件，而在行政人员的层面上，需要呼唤公共精神中的公正内涵，让行政人员从公正的原则出发做出具体的裁量，按照这个思路去建构我们的政府，公平与效率就基本实现了。

余斌（2006）认为：“要想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把握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系，以公平优先的方式来提升真正属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效率，为此必须构建更加和谐的经济制度，尤其是公有企业制度，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只有这样，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才不会被最终葬送掉，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有可能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才不会遭受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的和平演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迎来真正的效率和公平。”

汪宗田（2007）认为：“对待公平与效率问题的主要方向是建立和完善与效率和公平两大目标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走出一条公平与效率兼得、稳定与激励并举的现实之路。首先，加快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其次，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人民群众享受基本的经济公平。第三，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全体社会成员都能比较平等地享有教育、就业、劳动创造和社会福利的权利，享有社会政治生活和法律保护的权利。第四，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最后，重塑人们的观念，建立新型的道德体系，形成社会良好的内在控制。道德对社会的控制功能是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教育功能和评价功能来实现的。”

高惠珠（2008）认为实现效率与公平可以通过建立适度政府规模来实现。经济学上研究的适度政府规模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状态：结合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介入能够达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且使资源的利用形成“帕累托最优”。如果用G表示适度政府规模，用 Y表示公平，X表示效率，那么，公平和效率与适度政府规模的函数关系可以用下式表示：G=F（Y，X）。在公平与效率的天平上，任何单纯偏重一边的行为都会导致两者的失衡：偏重公平而忽视效率会降低效率水平进而使公平自身遭到破坏；偏重效率而忽视公平也会因为正义的缺失反过来侵蚀效率。因此适度政府规模成立的必然要求是使社会经济生活能够形成公平与效率两个维度的统一，缺一不可。

四、公平与效率在具体实践问题中的争论 国企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的成立基础在我国最初源于国家的赶超战略和快速工业化的需求，从实际来看，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工业化体系的建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被赋予包含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职能，包括就业、稳定、公平分配、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等，涵盖了效率与公平两个方面。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有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展，其固有的弊端便逐步显现出来。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逐步展开。然而直到今天，国有企业改革与高速增长的经济相比，仍不是很理想。而在理论上，对国企改革的目标的认识也并未完全达成一致。按照公平与效率两目标的划分，目前关于国企改革目标的代表性观点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类。

一类观点认为国有企业与一般企业具有共性，国企改革应追求效率目标（傅育宁，2003）。另一类观点认为国企具有特殊性，把国企改革目标定位在效率上显然有违现实，国企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标在于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而不在于它的高效率（晓亮，2000；金碚，2002）。

国企改革目标在整体上应涵盖公平与效率两目标，且两目标有优先顺序，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微观上，改革目标应呈现出单一性和差异性。不同性质的行业企业有不同的单一目标，或者以效率为目标，或者以公平为目标，但当两目标冲突时，效率则应让位于公平（杨海燕、鞠晴江，2004）。

公共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公平的相关研究

杨红燕（2007）运用基尼系数、洛伦茨曲线等分析工具，分别从筹资公平、服务提供公平和健康公平三个方面对我国城乡居民健康公平问题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得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开展显著降低了城乡卫生服务筹资的基尼系数的结论。应晓华（2003）在我国卫生服务筹资公平性研究一文提出，贫富差距的增大和医疗保障体制的弱化，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居民卫生服务筹资越来越不公平。李晓燕（2008）利用黑龙江省林甸县和呼兰县607户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对黑龙江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公平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健康公平性和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方面，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加组居民优于未参加组；在卫生筹资公平性方面，未参加组居民优于参加组，说明合作医疗资金筹资制度设计仍没有实现垂直公平。

现有文献对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和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筹资公平、服务提供公平和健康公平，城乡内部投入公平等方面，但是对于统筹城乡之间医疗资源公平性问题探讨较少。城乡医疗资源投资的不平衡，一方面增加了城市医疗资源高投入，造成医疗资源投资的重复滥用，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小城镇医疗资源严重投入不足，预防性医疗资源投入更少，这就成了城乡低收入群体“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公平与效率观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与处理大致经历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公平与效率的新组合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映照，更逐步递进，反映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论断的提出

1978年9月20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引用毛泽东的话，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先让一部分富裕起来”的重要论断。他说：“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两个多月后的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明确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通过辛勤劳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模式的确立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提法在1980年代中期被提了出来，并在1990年代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中共十三大指出：“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最终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指导性政策。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谈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时又再次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三、公平与效率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百家讲坛《公平与效率》 篇6

演讲人简介：谈松华，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1988年起起草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纲要。吕型伟，中国教育学会顾问。

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个全球普遍关注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教育在21世纪，将会经历一种什么样的变革和创新，这里用的是国际化和数字化。和全球化信息化是一个意思。

那么在讨论全球化信息化这个背景下的教育，很自然地，会联系到21世纪的教育的价值追求或者叫教育理想，那么很多方面，讨论，涉及了比如说，科学和人文的关系，国际化和本土和的关系，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21世纪教育面临的很多选择。也是对20世纪教育一种反思，那么我现在选择的题目是公平与效率。我觉得，这也是在中国目前，现阶段的教育发展中间，带有一种价值追求的这样一个性质的问题，因为，全球化和信息化，给人类，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在这个同时，也扩大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

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它会带来加快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处在世界贸易体系中间的不利地位这种情况下，也会可能产生很多新的挑战和困难。数字化的发展，它大大地加快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又扩大了数字化的鸿沟，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贫富差距在拉大，我上个星期参加北大论坛，讨论21世纪人文与社会这个问题上，中国证监会的首席顾问，原来香港证监会的主席，他提供一个材料，他说，现在全球25％的人，掌握了75％的财富。而且，根据预测，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在数字化鸿沟拉大的情况下，这种差距有可能不是缩小，是拉大，所以，我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这种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冷静地思考，我们在这样一个浪潮中间，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那么，教育它可以成为缩小这种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加快教育的发展，我们能够在缩短知识差距上，我们赢得时间，那么，我们有可能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的决策不是很审慎，也可能会拉大这种差距，成为拉大这种差距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认为，教育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是我们在考虑21世纪教育问题的时候，应该加以考虑的。我总的一个框架是这样，在提纲上是这样，第一个我讲的是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问题，主要是讲，中国现实的社会公平状况对教育的影响，教育，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它应该做出一种什么样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我想分析一下，在公办教育中间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第三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在民办校园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第四个就是政府和市场在协调公平和效率关系上它应该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我想先讲第一部分，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问题。

教育公平，从根本上讲它是受社会公平的影响，也就是说教育，面对着社会公平的状况，它必然要影响到教育公平的程度，而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它和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现实是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教育的公平，反过来讲它也会影响社会公平，它可能会起缩小社会差距的这种作用但是它可能也会教育上的一些决策问题，它也会拉大社会差距。所以，我想分析，中国现在社会公平的状况，中国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从历史上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差距的。这种差距和发达国家，有一点不一样的它是跨越历史阶段的差距，在东部一些沿海城市，正在讨论向知识经济，向知识社会发展的时候，在西部的很多农村地区，它还没有开始工业化它还处在前工业社会，所以它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历史现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认为地去拉平这种差距。

现在一个新的情况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率优先在整个的经济发展中间，已经占了主导地位，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拉大了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差距是不拉大的。我想不举这个具体数字，我只讲一点，就是说，按照世界衡量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标，经济系数，这个经济系数在中国，现在，梁定邦先生说的是40，我看到的材料是46。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是处在世界中上水平，也就是说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教育现在面对的社会的一个公平的实际。这样一个实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必然会受到社会目前这样一种贫富状况，或者说，社会分层的这种现实的影响。

同时，中国教育在公平和效率上，还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中国在现阶段，它存在着教育供求的一种明显的不平衡。就是，教育的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尤其是高层次，高质量的教育，和供求矛盾是十分尖锐的。而且，在短期内，我们还不可能完全缓解这种矛盾，等谈不上从根本上马上解决这个矛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教育，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呢？我觉得，中国要解决教育上公平和效率这样一对矛盾，它首先要建筑在加快教育发展，这样一个基点上，因为，没有教育事业的加快发展，就没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也可以说，如果经济上讲，发展是硬道理的话，道理也应该说，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加快发展，才能缓解供求矛盾，才能从根本上逐步实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协调，那么，要加快发展，就必须要采取各种有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和举措，这就需要效率的原则。

我们过去只靠政府，这样来办教育，现在看来这个供求矛盾是不可能得到环节的，所以，要用效率的原则，用市场的机制，来扩大教育资源，来缓解供求矛盾，我想这是我们现在所要采取的这样一种教育发展上的决策，但是，在实施这样一种利用市场机制，扩大教育资源的同时，又带来了教育上差距的拉大，和教育不公平问题的显露，这已经引起了教育界和其他方面的一种关注，所以，在注重到教育发展过程中间，我们应该尽可能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保持最基本的教育公平。所以，我觉得，现阶段的选择，我是把它概括成这样，就是保证基本教育的公平。，同时，要尽可能地实现使尽可能多的人，在优质教育和高层次教育上的机会均等。我想这是我要讲的一点。

第二，就是公办教育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我们国家目前的教育资源关系，公办教育资源，现在远不能适应社会的这种需要，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想，我这个报告里面，我举个四个方面的关系，就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农村和城市，一般和重点，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我决定现在在公办教育中间，面临着这四个问题上如何选择。

我认为，公办教育中间，第一个首先是要保证基本教育的机会公平，要努力实现基本教育的普及目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使得所有的人，能够都接受基本教育。这是联合国全民教育大会提出来的目标，这个目标，本来应该在20世纪实现的，现在我们事先两基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地区，初步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全国还没有。我想这个不去分析，目前我们普及教育的状况，但是，应该看到的一点，目前在普及教育上的城乡矛盾，地区之间的这种矛盾，是越来越显露的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教育的滑坡，这个问题到实际末已经显示出来了。目前，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初级辍学率的明显上升，危房的明显增加，这许多问题，表现了一点就是中国的农村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如果这个问题不引起整个教育决策上的关注，就有可能是整个农村教育在我们世纪初滑坡这样一种滑坡会加大城乡之间的教育矛盾，会使农村的广大居民得不到基本的教育机会，我认为这在21世纪的情况下是不应该这样的，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尽可能做到实现普及教育，这个普及教育，从现在来讲，多数地区是9年，极少数地区5年到6年，也是一种普及教育的机会，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尽可能做到的。

第二，公办教育中，就是要通过市场和竞争的机制，实现有重点的非均衡的发展，提高公办教育的办学效益，就是我们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适当地加强一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建设，这对提高我们有限教育资源的效率，是必要的。特别是根据很多国家的经验，公办教育，如果不引起竞争机制，投资效益是不高的。有人说，现在我们公办学校弄得不好，就走到国有企业的困境里边去，所以，引进一点市场和竞争机制，来促进公办教育之间的竞争，我认为这是提高公办教育办学效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政策举措。

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进行重点建设，我这里提出一个观点，政府现在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公办教育投资上，现在是向某一些学校和学科倾斜，这种倾斜，我认为，对一个大国来讲，是有必要的。完全平均的这样来使用我们的资源，有可能会延缓我们的发展，尤其是我们需要一些参与国际竞争的这样的高层次人才，不用这种重点倾斜的办法，它是很难在短期内出这种效益的，所以我是赞成，有重点的非均衡发展，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是问题是用什么机制来有重点和非均衡的发展，是认为的把一些资源，向少数学校倾斜，这样倾斜以后，实际上出现什么结果？就是学校之间很难竞争，它实力之间差得太大。

我特别觉得现在在高中阶段，搞示范性高中，这个是看怎么建设，如果说，正确确定了一些学校，我就把这个钱一亿两亿甚至三亿投下去，这样来建设，建设示范性学校还是在同样的办学条件下，我们选择一些真正能够起示范作用的学校来重点扶持，这样，应该是流动的。这样，我说可以鼓励公办学校之间，办出水平，办出质量来。我觉得，我赞成有重点，非均衡发展，但是，要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第三个问题就是在公办教育里面，政府和学校，要特别在公办教育中间，要考虑到社会的处于不利地位的地区和人群，他们的基本教育需要，民办教育，我应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么，在民办教育中间，我想首先的一点，就是要扩大教育市场的准入程度，要以多种形式，加快民办教育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90年代以后，民办教育有了一个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到现在为止，民办教育的学生数和在校生数，如果我们统计，不包括幼儿园，是大中小学，高等教育只统计有发学历资格的这一部分，40多所学校，那么，看起来，大概2％多一点，占整个公办教育，民办教育的经费数，也占整个教育经费的2％多一点。

所以说，目前，中国民办教育的这样一种规模，我认为，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适应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要扩大教育市场的准入程度这个准入程度，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创造一点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政策环境。要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这样一种政策环境。

因为，中国的民办教育和很多有几百年历史的私立学校历史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它有着长期办学经验的积累，有这样一种学校的声望，而民办教育不过就是十几年，最多1、20年的时间，无论从资源的积累，无论从办学经验的积累和声誉的这种形成，都还有个过程，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公办教育之间，有一种公平竞争的这一种环境，那么我想一些具体的问题，因为，正在有关立法机构，正在讨论民办教育法，还正在研讨过程中间。我觉得，寄希望于我们民办教育法，能够一方面，为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提供一个法制化的这样一种依据，同时，又能够进一步地鼓励和促进，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

那么最后一点，我想归纳一下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现实的环境里，要迎接国际化，数字化的这一种挑战，那么，教育，我想应该说，肩负着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要造就能够参与全球国际化，数字化时代的这种竞争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人才，使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地提高，同时，我觉得教育和肩负着提高全民知识水平，提高国民素质整体水平，这样的一个任务。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在迎接国际化和数字化的这种挑战中间，才能有全面的这样一种基础和优势。

那么，实现这两个方面，要实现教育的公平和效率的协调，我觉得，政府和市场要发挥协同的作用，尤其是政府，我觉得，政府首先是要政府，在发展教育中间的责任要到位，保证教育公平，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如何尽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我想这一点，是解决教育公平的一个前提。那么，我想这里，要说的一点，就是说，中国目前政府的投资增长的速度，是快的，90年代以来，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是三倍，应该说是快的。但是，和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来看，它是有距离的。特别是中央财政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财政的比例不断上升，地方财政比例下降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如何更多地转移支付来支持地方发展农村教育，来解决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的教育需求问题，我认为这是保证教育公平性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政府要创造一种市场竞争的一种政策环境，要保证教育市场的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一种竞争，使得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不管是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不断地提高它的效率，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使得中国的教育，能够建设成为在世界上，高水平的高效率的又是体现教育公平的这样一种新的教育。谢谢各位。

问：2005年，大概有4000万人就是高中生的高峰到来，但是，我们国家从明年开始，高等院校的招生，相对平缓地要给予限制，那么，刚才又听了谈教授的有关的讲话，研究基础教育的就说的一个公平，销售教育，效率和平等这样的关系，那么，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今年高等院校，学生进校的压力，我是武汉理工大学的，高校今年可以说在招生上不堪重负，明年又要下降，面对着中国家庭的这样一种需求，我想请谈教授，想请问您一下，在这方面，教育家有何良策，因为可能遇到非常大的矛盾，就是社会上的这样一个群体，对我们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对高校的要求这样一种挑战，谢谢您

答：这恐怕就是我们中国教育目前发展中间，面临的最难的一种选择。就是说，按照满足广大社会各方面的教育需求来看，我们要尽可能地扩大我们的教育规模，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那么现在这两年的高校扩招，实际上是受到这种推动的，除了拉动经济增长，这个经济学界这种观念以外，教育界很大程度是因为社会对高校的发展要求太迫切，而我们前几年控制规模，造成了一个很尖锐的矛盾，所以这两年扩招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背景。

但是，我认为在中国目前这个条件下，发展，总是有一种现实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供求的关系，就是你这个社会要有供给能力，我们有多大的供给能力，能够满足社会多大的需求，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叫适度超前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教育要超前发展，但是，为什么提出适度呢？因为，发展要根据我们现在可能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样的基础上发展，现在的问题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现在我们的教育供给是不是已经充分调动了，就是说，社会可以向教育投入的，我们是不是用市场机制，把它能够最大限度吸纳，各种财力，来投资于教育，我认为这个仍然是我们要努力的，所以说我们教育要进一步发展，应该要进一步扩大教育供给，但是我认为即使这样的话，中国现阶段是不可能充分满足社会各种高等教育需求的高等教育在目前来讲，还只能是满足最基本的，或者是急需的。

所以，我想，要根据供求关系来确定我们发展的规模。还有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高等教育发展，尽管市场机制已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行政主导性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因为，如果说一个正常的市场调节的话，那么，人们要不要受高等教育，他家庭有选择，个人有选择，因为他有机会成本的问题，如果说，我上了大学，我就来就业和收入和我原来预期的希望有很大的差距的话，那么有很多家庭可能会选择去上中等职业教育，或者经过培训以后，工作，工作以后再过一段时间，再来上大学，我们现在是长期沿着一个高中毕业非要找一个大学机会，然后，上了大学以后，各种问题都解决了。这样一种体制背景下，有刺激高等教育盲目发展的因素在里面。

我倒不是说完全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因素，所以我说，一方面要尽力地扩大规模，另外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对高等教育的这种调节机制，我想通过这种调节，我想，高等教育会慢慢地实现供求的平衡。我个人这样看。

吕：

可能我讲的内容，同这个主题有点不大符合，因为，现在的主题是现代化，全球化，国际化，网络化，都是这么几个化，我，想讲一讲，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要全球化？有没有中国是要保留的，是要坚持的东西。我就想讲一讲，中国，不管怎么进步，中国还有应当保留的东西，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现代化与人文精神，第一点，讲了我对21世纪教育的考虑。我认为，21世纪的教育，主要在建立两个基础之上，一个，就是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或者以网络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第二是以脑科学为基础的教育科学化，我觉得，现在对信息技术讲得很多，而对脑科学的研究，重视程度，还是远远不够，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搞什么技术，搞什么网络，归根到底是要开发每一个人脑的潜能，归根到底落实到这一点上，你如果光研究网络，研究什么不研究脑科学，那你怎么行？当然我们对脑科学的知识，了解得极少，19世纪，脑科学的知识是个黑箱，20世纪是个灰箱还是还是半透明的，但是我相信21世纪的脑科学会有非常迅猛的发展，进成为我们教育科学的一个支柱，一个基础。所以我认为，21世纪教育两大基础。

这两大基础结合起来，就能够充分开发每一个人的潜能，充分发展每个人的个性，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这两个基础，我是持乐观的态度的。信息技术肯定要发展，网络技术肯定要发展，而且要普及，包括西部地区，那么，国家也要重点帮助它。早一点实现网络化。脑科学，不断多少困难，多少深奥，肯定也会发展，现在，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是空间提高，但是，人类驾驭自己的能力在不断滑坡，自己管不了自己。这次9.11事件发生，我是在思考的，我觉得这恐怖行动是人类道德的破产。所以，全世界应该反对的，但是，我也反对用恐怖来反对恐怖。我这里引了西方著名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上帝死了，人类没人管了，但是，西方的学者都说了，中国道德不是由上帝管的。所以，他们要向中国来请教，几千年来，中国没有一个上帝，但是中国人的道德，为什么5000年一直绵延不绝？很好，所以，他们要到中国，到东方来请教。

英国的有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他也讲，21世纪的希望，在中国。他主要是从这个角度上，因为，科学技术肯定中国要发展，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希望。西方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中国又如何？所以我们在讨论21世纪教育的时候，大家都把目标集中在网络化技术化这个对的。也有一部分人想到了脑科学的发展，这也对的，但是，德育问题怎么办？我今天讲现代化的德育问题，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为什么德育问题解决不了我觉得，在我们国家来说，主要是三个问题。这在我们的提纲里面讲了一个就是对于工作的观念保守，我们老是老的标准，来衡量新的问题，德育观念是在发展的，比如说，中国人强调忠，过去强调忠是忠于皇帝，忠君是最高的道德，但是，后来就批判了，当然后来有个回潮，但是也很快就过去了，大家知道，忠概念不是忠于皇帝，而是忠于我们的国家，忠于我们的民族，忠于我们的人民，这个概念就起变化了。比如说，竞争，我们中国人历来是主张谦让，现在，提倡要竞争，我也想过，机关改革的时候，干部要竞争上岗，他跑到台上去就要讲，我有什么能力，如果我担任这个工作，我如何如何，他这样讲，他不能说，我这个人不行的，我能力也不行，经验也不行，大家说，你自己都认为不行，谁选你？所以一定要讲自己很行，所以，观念在变化。

第二，对德育的内涵，理解得太狭隘了，我们不是把德育当成思想自治教育，就把它当成一个行为规范教育，其实，德育的概念是很大的。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仅仅是行为规范。我认为，德育的内涵应该扩大到我这个标题里面讲到的人文精神的培养。这个下面还要说到。

第三是方法简单，我们德育工作方法就是灌输，就是社教，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一句话，列宁讲，马克斯思主义要靠灌输，这个话是对的。有灌输因素，但是，德育不能仅仅靠灌输。

第四个问题我就讲，应该把德育工作，建立人文精神建设的沃土上，我把它用沃土两个字，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德育是种在里面的一颗庄稼，我是这样来比喻的，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朴素的我想这样的比喻也可以考虑，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而德育是种在里面的庄稼，你不在土壤的上面下工夫，你光去搞庄稼，这个庄稼是长不好的。

当然，什么叫人文精神呢？这个问题要回答那么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人文精神，应当包括文化品位，心理素养，人生态度，道德修养，爱国情怀，精神世界，价值观，人生观，等等都应该包括在里头。

道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但是它不是唯一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有它的民族特色，有国家特色，甚至有地方特色，这种地区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人文上。它在一代一代地起作用，一代一代地培育这个地方的人，人文，我认为这是好事，正因为有这个，所以，中国的道德能够2000年5000年延绵地发展。

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到现在2000多年了，国家政治统一了，教育统一了，文字统一了，通婚交流非常频繁，但是，我刚才讲到的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还是有各自的特色。2000年都没有化掉。那么，所以我就预见，今后1000年，中国的人文精神在世界上，会不会化掉我想不会，不但不会，我们还有意识地要保留，要发展，要弘扬它。这并不等于不要吸收外来文化，比如科学精神，民族精神我们肯定要吸收。

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篇7

2012年, 日本“购岛闹剧”引发了中国国内一系列的民众爱国游行运动。游行中既有理智者, 也有凑热闹者, 更有借着游行的机会进行打砸抢一系列的暴力行径, 甚至发生了伤人行径。这完全背离了民众的爱国初衷, 各界人士对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谴责, 并且积极协助警方查找凶手。有人对犯罪分子进行深入剖析, 发现其背景基本如出一辙:城市外来人口, 年龄20~30岁左右, 无职业或出于社会低层, 承受方方面面的不平等。

不可否认, 政府近年来一直非常关注保障民生的各项工作, 提出解决三农问题、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等, 做了很多实事。但几乎所有研究中国现实收入分配状况的学者都承认, 中国目前收入情况下财富分配状况依旧带有较强的不公平色彩, 这也导致了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出现不公平的现象。这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生活质量, 而且会加剧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摩擦、隔阂甚至发生冲突, 影响社会稳定。

一、中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历史及现状

在改革开发初期,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了“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重要观点, 所针对的是我们多年搞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的痼疾, 着眼于的是贯彻市场经济内在的深刻逻辑性。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确立了发展经济的主论调, 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突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大背景下, 强调经济效率, 打破平均主义, 鼓励一部分人先富从而带动其他人走向富裕, 并由此引发和不断深化了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的全面变革。多年来的不断深入的经济改革,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整体国力有了很大发展。同时也证明了市场经济是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 迄今为止唯一一种能够产生高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极大地改善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必须看到, 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 不同社会成员在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呈现出了逐年扩大的趋势。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不但没有得到解决, 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公平问题得不到解决, 会影响效率的逐步提升。2006年, 中国政府提出了“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问题”, 这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提出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举措。和谐社会的公平标准要求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 社会公平和争议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这与注重社会公平是根本一致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公布整体基尼系数为0.412, 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不再公布整体基尼系数, 只公布农村基尼系数。2011年, 中国农村基尼系数为0.3897。据联合国测算, 201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55, 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虽然对于联合国的测算方法, 经济学界有着不小的争议 (联合国对于不同国家的基尼系数测算方法不同, 对中国测算的是收入的基尼系数, 相对于以支出测算基尼系数的国家来说, 数值偏高) , 但是不可避免地看到, 中国的贫富差距正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同时也是产生众多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 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管理机制存在着结构性障碍, 一些歧视性规则在当今制度中并未完全消除。

二、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复杂关系

效率是生产力问题, 公平是生产关系问题, 二者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 并通过大量中介相互作用, 由此导致了效率与公平之间关系的更多复杂性。

对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应认清以下几点:

1. 效率与公平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二者应是相互促进的。

从表面上看, 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一个相互替代的关系, 要求公平就不得不牺牲一些效率, 要求效率就不得不减少一些公平。但我们必须通过表面看到深层次的关系。公平有高水平的公平和低水平的公平, 指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基础上的社会公平。后者即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状况, 社会生产力不高, 平均主义大锅饭使个人之间差距不大。我们所要追求的是高水平的公平, 即在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较高生活质量基础上的社会公平。同时, 公平的实现能够为效率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 从而激发人们劳动的积极性, 发展生产力, 创造更多的财富。

2. 公平与效率哪个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主要依据当时的社会背景。

任何历史任务的提出, 都离不开客观现实的基础。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有多重论断。包括“效率优先论”、“公平优先论”以及“兼顾效率与公平论”。中国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由于社会的发展状况和社会条件不同, 效率和公平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动态变化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 物质资料匮乏, 人民收入差距不大的背景下, 为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 矛盾的主要方面应是提高效率。当经济的高度发展, 效率不断提高, 人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的情况下, 为克服两极分化, 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公平”则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3. 市场主管效率, 政府主管公平。

企业和市场始终是追求与促进效率的最具活力的组织, 而政府则应该始终是维护社会公平, 协调社会均衡发展的最具公正性和权威性的组织。从制度安排上, 促进公平需要提供平等机会, 创造良好环境, 以及完善社会调节系统, 发展保障事业等。由此可见, 公平是不能够完全靠市场经济自身发展能够达到的, 必须依靠政府的宏观经济自身发展才能够解决。但中国的地方政府, 有时会混淆自己的职责, “该管的不管, 形成缺位, 不该管的管, 形成越位, 二者兼有, 形成错位”。

三、促进中国社会公平的对策

目前, 中国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 是城乡间、行业间、区域间、企业高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等等各种的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已经涉及到社会中的方方面面, 贫富差距扩大不仅影响效率, 还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

2011年, 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数为6 244.21亿元, 略高于国防支出预算的6 011.56亿元, 这是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首次超过国防预算。从《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安排情况》显示, 2012年国防预算为6 702.74亿元, 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为7 017.63亿元。

从2012年地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来看, 许多地区的公共安全支出均超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教育、环保、科技创新、保障性住房支出。对于地方官员来说, 公共安全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直接关系人民福祉的事业。我们需要反思:彻底清除社会不稳定的病灶, 应找到相应的对策, 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才是最根本的。 (1) 完善收入分配体制, 缩小收入差距。在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前提下, 关注公平是当前需要重视的问题。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体制, 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促进社会的共同富裕。 (2) 强化制度建设, 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努力减少并消除权利寻租现象, 有效整治并严厉打击以权谋私现象, 最大限度地惩治腐败。逐步建立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的法律体系。 (3) 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做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 加快职业类技术院校的建设, 提高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 保证社会成员的起点和机会公平。 (4) 加强监督, 既要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分享改革成果, 又要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竞争, 取消身份歧视。应逐步降低户籍限制, 减少城乡差距。逐步提高城市外来低收入务工人员的福利水平, 减少各种歧视政策, 在教育、高考、就业方面给予公平的机会。 (5)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努力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加快新农村建设, 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 合理调整国民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 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6) 建立健全城乡居民最低保障制度, 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 进一步加大对失业、贫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 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 加大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支持力度。 (7) 加紧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加快推进电力、石油、铁路、民航、电信等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强化垄断收益分配管理, 调整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制度, 建立垄断超额利润上缴制度, 将垄断利润收归国家财政。 (8) 加大政府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加强过高收入群体收入的跟踪和监督, 尽力补偿改革中利益受损群体的利益, 优先考虑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在新的历史时期, 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 我们必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并重, 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种公平是对现存经济社会关系内在要求的合理化和正当化, 要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司法、行政、文化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只有这样, 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但随之而来的人民群众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现象逐渐引发人们的关注。对现阶段中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并提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对策思考。

关键词：收入分配,公平,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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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艳.公平与效率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北方论坛, 2012, (3) .

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篇8

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合作体系，政府的任何决策都会涉及相当大的群体利益，政府如何调节各个群体的利益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必然的选择。阿瑟·奥肯认为，“公平和效率(的冲突)是最需要加以慎重权衡的社会经济问题，它在很多的社会政策领域一直困扰我们。”在做大经济蛋糕和公平进行蛋糕分配的问题上二者似乎难以很好地统一，“或是以效率为代价稍多一点平等，或是以平等为代价稍多一点效率”，出现了平等与效率的选择。而作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关键是平衡各种相互竞争的公共需求，因而涉及到各种竞争性需求的优先顺序。随着工作重心的发展变化，政府通常通过公共政策来调节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而公平和效率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也是公共政策调节的结果。对于公共政策来讲，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其核心和灵魂，公共政策的基本取向就在于效率和公平的原则，这正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切入点。因而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探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就是要揭示如何通过公共政策实现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动态平衡机制。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直接涉及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此它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和公共政策价值选择的难点。现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不同观点综述如下。

一、国外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主要观点

西方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构成了现代经济社会的两难选择，长期以来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关于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选择，西方学者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三种：重效率论、重公平论和公平与效率并重论。

1重效率论。持重效率论观点的西方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Friedman)等。哈耶克则着重强调了效率与形式公平。哈耶克所指的“形式公平”，是指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哈耶克认为：遵循这两个平等原则才能保证效率。追求效率的同时必然会带来收入及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并且是应当受到政府行为保护的。因此，政府的职责不是“用特殊干预行动来纠正自发过程所形成的分配状况”，而在于保护法律面前的平等以保证效率和自由。弗里德曼认为：追求效率所体现的结果不公平本身就是公平的，而“结果均等显然与自由相抵触”。在保证机会均等和权利均等的前提下，则应按照个人拥有的工具和他所生产的东西进行收入分配，该过程由于受到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则收入分配必将带有不均等的特征，而这种不均等本身也将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2重公平论。西方学者中，主张重公平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勒纳(A.P.Lerner)、米里斯(J.A.Mirrlees)、罗尔斯(J.Rawles)、新剑桥学派的代表罗宾逊夫人(J.Robinson)等。罗尔斯认为，在考虑到收入转移的成本之后，效率与公平是相互替代的，公平是使“最穷的人的状况尽可能变好”的分配。罗尔斯坚持公平优先于效率的观点，他指出：“公平正义是优先于效率的”，效率原则从属于公平正义原则，如果能提高社会最贫穷的人的利益，即使牺牲某些效率也是应该的。英国新剑桥学派则从经济增长角度出发，认为收入分配格局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即公平左右着效率；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高，利润率及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越大，因而工资收入份额就越小，从而使工人的处境相对恶化，并加剧了社会不公平现象。尽管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会带来工资总量的增加，但决不意味着消灭贫困，而且经济增长会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低于社会一般水平。琼·罗宾逊指出，机会不公平和经济状况不公平的“绝对贫穷”不仅仍然存在，而且随着经济的增长正在日益扩大。新剑桥学派主张政府应在再分配领域内进行干预，琼·罗宾逊特别主张实行没收性的遗产税，以便消灭私有财产的集中，抑制食利阶层的收入增长，并把政府由此得到的财产及其收入专用于公共目标。

3公平与效率并重论。持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两个政策目标同样重要，二者必须并重，关键在于如何以最小的不平等换取最大的效率，或者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平等。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凯恩斯(J.M.Kenynes)、萨缪尔森(P.A.Samuelson)、阿瑟·奥肯(A.M.Okun)。阿瑟·奥肯认为，“平等与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在面对二者之间的权衡问题时，奥肯坚持调和公平与效率两大价值目标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奥肯同时也指出，效率与公平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凯恩斯认为放任自由的市场制度既不能实现公平，也不能获得效率。凯恩斯主张实行一系列国家干预政策来解决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加强对富人直接税的征收，并且消灭食利阶层。他认为通过国家干预政策不仅可以增进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公平，而且可以避免为解决公平问题带来的效率损失。萨缪尔森认为公平与效率是相互促进的。解决公平问题本身就会带来效率的提高。

二、国内学术界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研究综述

公平和效率关系的问题是一个与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伴随始终的重大问题。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的公共政策取向在初期比较注重效率，快速发展国民经济，经过三十年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已经得到提高，过度注重效率的负面影响在社会生活中已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伴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学者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诸多论争。

1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矛盾、对立的，还是相辅相成的

王锐生先生认为，不公平是效率跃迁所付出的代价。他认为从迄今为止的文明史进程来看，效率跃迁和个体被牺牲几乎是不可分的。这种不公平事实上是人类历史前进所付出的代价。程连升先生认为公平和效率能否得到兼顾，或者兼顾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或博弈的程度，公平和效率的天平就这样在市场和政府的博弈中最终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但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他们认为公平和效率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并不是天平的两端，相反在很多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有学者认为社会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矛盾是表面的，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反映，以历史的眼光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公平和效率是相辅相成，是统一的。王顺达先生从效率和公平的具体内容看二者的一致性。他认为公平和效率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的内容是具体的，因而他认为两者并不是一种顾此失彼的关系。张宇先生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公平和效率是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

2公平和效率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论点众多。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公平优先论；效率优先论；效率与公平并重论。现把代表观点表述如下：

李风圣先生认为公平是效率的必要条件或者说是前提。他从制度人手来分析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他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颠倒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兼顾公平既无道理又不可能。厉以宁先生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他认为效率是公平的基础，没有效率就无法实现公平。

还有学者一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另一方面也认为有必要对其作出适当的调整。黄泰岩先生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战略，绝不能因为短时期内收入差距扩大而从根本上动摇这一战略，同时他认为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要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进一步组合和深化。通过两次分配既可以继续保持社会发展的活力，又可以加大收入再分配调节，有利于社会稳步健康发展。黄范章先生认为一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另一方面强调增进公平。

刘国光、张宇先生等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需要调整。他们认为必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他们认为分配原则应该转向效率和公平并重，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三、公共政策公共性视角下对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思考

(一)对比

关于如何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罗尔斯认为把优先权交给平等。米尔顿·弗雷德曼认为把优先权交给效率。而阿瑟·奥肯为了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做了一个妥协。还有些学者认为政府管公平、市场管效率。这种观点同样没有理清公平和效率的相互关系。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这一重心，以期通过非均衡、超常规、高速度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目标。所以效率成为了公共政策改革的目标，而社会公平以及政策回应性问题却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非均衡性问题日益突出，国家也愈来愈重视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比如在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以及体育事业方面，国家支出明显增长，2003年为855亿元，2004年为987亿元，而2005年已达1168亿元。这说明国家在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中天平开始转移。在2006年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温家宝谈到2006年工作的四个原则时，第三个原则就是“统筹兼顾、关注民生。坚持以人为本，搞好‘五个统筹，更加注重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更加注重社会事业建设，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让全社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对南亚和东南亚政治经济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后发现，亚洲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往往阻碍了公众对于发展的参与，进而妨碍了健康的经济发展。并由此得出结论：“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正如阿瑟·奥肯所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难题”。因为在实现机制上，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最终阿瑟·奥肯也只能“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

(二)反思

公共政策不仅应该关涉政策的具体目标，还要有更宏大的目标。公共政策是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是以“公共性”为其逻辑基础，以公共利益为其终极目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包含着公正性、公平性和公开性三个向度：(1)公共性是指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合理性而言，公共政策不仅要满足技术理性、经济理性、法律理性的需求，同时还要满足社会理性的要求。也就是说不仅要注重效率，还要注重公平。从合法性而言，公共政策应该为所有公民所认可，公民同意是政策合法性的源泉。而公民的认可就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和谐统一。(2)公平性是指公共政策应该平等的满足所有公民的政策要求。平等性的根本要求是“满足大多数，保护少数”，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性也不是不要效率，而是要做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因为促进效率的提高本身就是公平。(3)公开性是指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必须坚持公开和透明的原则。公共政策与公民生活有着重大的关系，如何实现公平和效率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不断接近，而公开性就是确保公民利益实现的有效渠道。公平和效率只有保持动态平衡两者才能实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