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效率观

公平效率观（共9篇）

公平效率观 篇1

1 现阶段的效率公平观不应忽略“先市场”机制

1.1 “先市场”机制的存在及介入的需要

任何一个经济生活中的问题, 都离不开其所嵌入的社会生活网络。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 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极为关键的一步, 然而探讨我国现今的问题, 并不能在单纯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间进行简单切换, 而是要认识到, 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着一种过渡状态。尽管这种过渡状态在不同的阶段可能会有所变化, 但却能提醒我们在看待改革中的问题时, 切不能将问题简单化。首先应当看到的是, 在这种过渡阶段中, 市场机制不断得到培育。在市场机制中, 只要竞争规则是透明公正的, 那么先天条件不同所带来的差距, 便不能说是不公平。但何谓先天条件不同?这是问题的关键之处。假如说这种“先天不足”是由权利、资源等分配不公而导致的资源占有不均, 那么其所引起的贫富差距便不能归结为“先天条件不同”。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资源应指生产性资源, 而非消费性资源。“关于资源创造和分配的含义颇复杂且绝不是完全清楚的。然而, 没有某种最低程度的资源基础, 许多人将无法享有选择不同行动方式的能力。没有最起码的资源, 他们将极度脆弱和依赖他人, 无法作出完全独立的选择, 也无法利用表面上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机会。” 虽然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进入市场前的阶段, 但为了将这种早在进入市场前就存在的权利、资源等分配不均区分开来, 权且将其称为“先市场”机制。“先市场”机制的问题不仅仅关系到生产要素分配本身, 更会延伸至整个生产过程, 并影响生产成果的分配。

1.2 有利于减少探讨效率公平关系时的偏差

有学者指出, 在分析收入差距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时, 需要防止两种倾向, “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另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一方面, 舆论对收入差距过大的批评, 往往不仅是针对收入差距本身, 而更是针对产生过大差距的一个重要前提, 即进入市场时机会的不均等, 如果这些舆论被片面渲染, 便容易出现将收入差距扩大简单归罪于改革本身, 而完全否定效率的局面。另一方面, 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改革应该付出的代价, 并因此完全否定公平, 在我国这种过渡型的渐进改革中, 付出代价可能不可避免, 然而在今后如何破除“先市场”机制的弊病, 并使这种公平在进入市场后得到延伸, 减少不必要的代价, 是现阶段必须考虑的问题。

2 “先市场”机制中的效率公平观

(1) “先市场”机制的公平是前置性的公平, 如不能使各经济主体真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由此产生的“效率”将缺乏正义的根基、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对此的第一个疑问是, “先市场”机制中公平的缺乏, 对进入市场后“效率”的影响是否被夸大?笔者认为, “先市场”机制中的公平具有决定性作用, 权利分配和资源占有的差异, 将导致经济组织间或个体间付出近似的成本, 却会获得差异较大的酬劳, 在这种情况下, “先市场”机制中公平的缺乏始终牵制着市场机制。第二个疑问是, 解决“先市场机制”的问题难以一蹴而就, 何不放开这一问题, 转而在进入市场后的分配中进行弥补, 以找到更加现实、可行的解决途径。然而笔者认为, 一方面, 如前文所述, 这种解决思路可能导致忽视问题的本源, 而将矛盾中心转移至市场机制本身;另一方面, 进入市场后阶段所能进行的弥补是有限度的, 如果国家能在分配权的行使中逐步赋予经济组织间和个体间起始的公平, 才能带来根本的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再者, 如果仅在分配阶段寻求解决方案, 那么在“先市场”机制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将得不到及时扶持, 缺乏终极关怀的制度, 即使创造出巨大的财富, 其本身的合理性也将备受质疑。

(2) 扩大“先市场”机制中的公平, 需采取系统的解决方案。除了运用法治的力量加大对违法、违规现象的惩处外, 扩大“先市场”机制中的公平, 需要多方面手段的配合。①主导性手段。即逐步从制度上破除市场进入条件的不平等, 也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首先, 在企业等经济组织之间, 除了被赋予公共职能的企业外, 其他经济主体间的垄断须被逐渐破除, 这同时也将影响不同经济组织内部的收入分配。其次, 在个体之间, 需要培育和健全劳动力市场, 特别是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 以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种种障碍, 为人们在参与收入和财产的分配过程中提供比较平等的机会。 更加科学、人性化的劳动力流动体系, 将赋予个体间更多的公平。②配合性手段。解决了经济组织间和个体间表面的机会不平等或许远远不够, 因为种种问题都与其背后的许多话题息息相关。首先, 应赋予起步者更多的扶持和引导。对弱者的扶持并非应一概放在再分配阶段考虑, 如对于中小企业等处在起步阶段, 并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效益的经济组织, 在现阶段应给予其法律、政策上更多的支持, 并充分考虑其特殊性, 为其获得更公平的准入机会提供助力。其次, 应完善人才培养体系。赋予个体更充分、平等的教育资源, 破除一些僵化的体制, 将会惠及众人, 并为个体进入市场创造更多平等的机会。

3 市场机制中的效率公平观

3.1 对效率的充分尊重是保持企业竞争力、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础

探讨市场机制中的效率公平观问题时首先要辨明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概念, 市场机制的运行必然产生一定的收入差距, 而分配不公是在先市场机制中的不公平、再分配中公平难以落实等综合因素下产生, 其与单纯的收入差距不能混同。在区分先市场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前提下, 对于市场机制来说, 选择市场就是选择效率。效率不应成为权利分配不公、资源占有不均的替罪羊。市场机制中的竞争带来优胜劣汰, 带来资源的优化配置, 讳言效率无益改革。唯有尊重社会成员在竞争中获得的劳动成果, 才能引导整个社会走向更加宽阔的发展道路。故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市场机制中的初次分配仍应是以效率为主导的。有学者认为, “政府的职责是创造一个能充分激励财富创造的社会环境……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分配上, 只坚信‘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去激励人们创造财富, 到最后就没什么东西可分了, 分配只是解决贫富问题的一个方面, 不是全部。”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 在1956到1976年, 国家实行了工资和物价的“双冻结”, 这种僵化的分配机制导致了非常不利于青年一代的收入分配格局, 在劳动者积极性被遏制的情况下, 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难免会成为一潭死水。

3.2 这一时期的调整应着重制度的完善, 并确立理性的目标模式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表述, 似乎隐含了在初次分配中也要注重公平的涵义。第一, 总的来说, 进入市场机制后的初次分配仍应是以效率为主导目标的, 而现阶段调整的重点应放在相关制度的完善上, 如确立各项标准和保障制度。因为如果缺乏制度支持, 部分主体现有收益的获得也将缺乏保障。这种制度完善有特殊的时代背景, 因而具有过渡性质。例如相关报道指出, 《工资条例》可望在年内出台, 其核心内容是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支付机制, 旨在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和欠薪现象。 第二, 这里强调的公平应当是一种“适度公平”、“理性公平”。首先, 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切忌一刀切, 应当在区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基础上来“限高”、“扩中”和“托低”, 从而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中逐步形成稳定的收入分配结构。举例来说, 目前我国私营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5%-6%, 如果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这些企业员工的工资, 企业将有可能大量倒闭或裁员, 这样就会使得这种努力是得其反, 也不利于产业升级。 其次, 从生产单位等内部来看, “限高”、“扩中”和“托低”宜被处理成“一体两翼”的关系, 即着力扩大中等收入者队伍, 并在此基础上合理限制较高收入, 提高最低收入的标准, 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假如在内外都能理性地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那么其与效率目标的冲突便可以缓和, 而这种过渡性的调整也将冲淡进入市场前资源占有不均、权利分配不公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3.3 效率与伦理观的冲突与融合

在如今的市场机制中, “效率”目标日益被赋予了其他的要求, 如在公司法制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金融法制中的“社会责任投资”、“绿色金融”等等, 都从正面或反面要求经济主体能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还要逐渐承担主体内外的伦理责任。有观点指出, 效率与公平背后, 实际上是商业社会、经济活动是否存在道德的问题, 比起“非道义理论”来说, “道德同一论”更值得赞同, 即认为商业社会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故应遵守社会的常道, 受社会伦理纲常的激励和约束。 从经济组织的角度来看, 效率的获取与其被赋予的伦理责任存在一定冲突, 然而,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思考, 效率被赋予伦理责任或许确有其内在动因, 并且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4 “后市场”机制中的效率公平观

“后市场”机制描述的是在市场阶段之后, 由政府主导的, 通过税收、财政和社会保障等手段, 对收入分配进行的再调整。在这一阶段, 国家分配权的行使明显地向公平倾斜, 即为缩小收入差距而进行一系列的事后调整, 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首先, 前文论及, “先市场”机制中问题的解决, 依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而如能在再分配阶段逐步推进相关问题, 并与先市场机制中的配合性手段相结合, 如再分配阶段中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完善, 便能够为市场主体提供有力的支撑, 逐步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进而推动整个收入分配体系的良性循环。其次, 随着“后市场”机制和“先市场”机制的良性循环, 以及市场机制中各保障制度的落实, 市场机制所背负的包袱将逐渐减轻, 其对“效率”目标的追求也将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王伦刚.中国经济法的根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2]陈志武.贫富差距解决之道是造富[J].证券市场周刊, 2007.

公平效率观 篇2

效率用在经济学上就是劳动生产率。我国的劳动生产率高还是不高？实际情况是，虽然经济的盘子很大，但是效率低下。为什么有人现在反对效率优先，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把效率和经济增长区别开来，把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作为效率优先来看待，因此认为现在只重经济增长不注重社会公平。事实上，GDP的增长不等于效率优先，效率优先可以和经济发展同步。也可以不同步，我国现在是经济发展了，但是效率没有优先，各级政府只注重经济增长，而不注重效率优先。

公平指的是什么？是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比分配公平范围广得多，社会公平是指社会权利平等，不公平首先是指社会利用资源的机遇上不平等、不公平，由于政府的设计和政策的制定而造成社会成员在资源利用上不公平，结果造成收入差距扩大，最主要的是垄断行业收入过高。行政垄断行业的设置使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城乡二元结构使城乡收入差异扩大，对于这些社会不公平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而不是废除效率优先。现在一些不公平现象，即便是将公平放在优先地位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再分配的问题。初次分配由市场来决定，再分配由政府来做。所以我认为要想解决分配不公不是兼顾效率优先，而是应当对政府进行改革，深化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垄断行业市场化，舆论监督社会化，这才是解决当前分配不公的最根本的办法。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提法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重要价值。但如今的中国改革已经结束了初期的启动阶段，而进入现代制度建设时期，在这样的时期这个提法就逐渐显示出局限性。第一，这一提法没有区分价值观和具体政策这样两个层面上的公正。第一层面是作为基本价值观的公正，这个公正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现在社会在基本制度建设安排方面必须以公正这样的价值观为基本的依据，在这样的层面上公正是最为重要的，不存在公平和效率谁是优先的问题。第二层面上的公正问题是具体的政策制定，这涉及到我们经常谈论到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也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经济效率和再分配两者的分量谁轻谁重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必要解决公正和效率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某个历史时段偏重于效率是正常的，但是这种趋向应以不损害社会的基本制度为前提。

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这样的定位是不全面的。社会公正是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基本依据，无论是在社会再分配领域还是初次分配领域都必须遵循，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的严重问题。现在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很大，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第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着政府主要职能的错位。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维护公正，在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扮演着全能型的政府角色，而在开放以后试图扮演经济型的政府，以取代企业家和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是一个经济型政府职能定位的明确表述，这是它的局限。

公平效率观 篇3

一、回到马克思——马克思的公平效率观

马克思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 他在批判性地继承大卫.李嘉图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 并运用剩余价值学说全面而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在《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 马克思阐述其公平效率观。

(一) 马克思公平效率观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 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要解决这一矛盾, 实现社会公平, 必须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 要求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 资本家掌握生产资料和货币财富, 而劳动者只拥有自己的劳动力, 劳动者要维持自己及家属的生存, 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劳动力作为商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 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 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 劳动者是自由人, 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支配;二是“劳动力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物化在内的商品, 而不得不把只存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 劳动者没有任何别的商品可以出卖, 自由得一无所有, 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劳动力买卖本身就体现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公平。

劳动生产率越高, 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越多, 意味着劳动者的经济利益被资本家侵占的越多。同时, 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 对剩余价值追求的内在动力和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 促使资本家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 扩大生产规模。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长, 社会财富日益增多并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 由于资本家竞相采用先进技术, 造成大量劳动者失业, 从而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 这说明公平与效率之间发生了矛盾, 劳动者得出的回报远远少于付出的劳动。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通过社会革命, 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实行按劳分配, 实现社会公平。

(二) 马克思有公平就有效率的公平效率观

马克思在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下, 认为有公平就有效率。马克思指出,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 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 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 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 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里的个人所有制, 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 即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每一个生产者, 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 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 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 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市场交换规则公平和市场均衡规则都不能保证收入分配公平的实现, 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只有坚持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公平, 坚持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上的公平才是真正的收入分配公平, 而且只有分配公平的生产关系, 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提高生产效率。在他看来, 按劳分配不仅是公有制条件下实现社会公平的途径, 而且是提高劳动效率的途径。每个人获得报酬的惟一尺度是他们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 多劳多得, 从而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 推动劳动者努力学习科学技术, 提高生产技能, 改进和革新生产工具, 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劳动者个人对劳动效率的追求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整合, 就是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 公平与效率不但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 而且能够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 可以实现和谐的统一。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迫切要求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革已使效率观念和意识渗入社会机制和民众心理之中, 效率问题在相当程度和领域得到了有效解决。而社会公平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 则是在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发展不足, 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发展严重不平衡、不协调的历史时期, 公平问题逐渐从潜在的积累到明显的凸现, 从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呈现出不断蔓延的态势, 而且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是在经济社会有了较大程度发展的条件下出现的, 是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在发展中出现的、涉及社会各方面、有深刻社会内涵的复杂的关系问题。因此, 从新视角、深层次、宽领域协调各方利益,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关注发展的主体以及不同主体发展的均衡性和协调性问题便成了民主社会管理必须解决的问题, 同时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间题。

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发展水平还很低, 可分配资源有限, 经济政策中过分突出效率, 而把公平放在一个次要位置上显然是不合适的。这不仅与追求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目标相矛盾, 而且忽视公平也未必能够实现效率的提高, 甚至还要付出更多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近些年来, 诸如失业、贫困、社会治安等许多问题和矛盾的出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公平与效率关系上的错误认识对实践产生的危害极大, 因此, 我们应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 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 把公平放在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上。

三、马克思的公平效率观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启示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快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必然面临的发展性矛盾。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和途径, 只要始终坚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始终从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 这一问题就能得到合理解决, 就能在逐步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公平基础上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一) 消除社会不公平, 维护社会公平, 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

经济发展了, 实力增强了, 许多不公平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比如, 在经济发展、实力增强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加大对低收入群体、贫困群体的扶持力度, 使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就可以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等公益事业的投入, 进步解决人民群众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 使全体公民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就可以增加就业岗位, 扩大就业机会, 使新就业的人能够顺利就业, 下岗失业的人能够再就业;就可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力度, 进一步缩小西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 以及消除不同地区群众在收入、财产分配上的不公平。

但是,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不公平都可以通过发展经济、增强实力得到解决, 或者说, 经济发展了, 实力增强了, 不等于所有的社会不公平都能迎刃而解、自然消失。

既然形成社会不公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然经济发展、经济实力的提高并不能消除一切社会不公平, 因此, 我们在思考如何克服社会不公平、维护社会公平这个问题时, 思路应更开阔一些, 目光放得更远一些;就不仅要运用经济手段, 而且要动用政治、法律、行政等多方面的手段, 展开一个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合围之势。只有这样, 社会不公平才能被有效地克服, 社会公平才能得到有效地维护。

(二) 促进社会公平, 实现权利平等

实现所有人的权利平等和义务平等一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宗旨和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所要求和实现的是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恩格斯强调:“一切人, 作为人来说, 都有某些共同点, 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 他们是平等的, 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 从人应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 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 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 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 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 那么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极伟大的意义。”“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平等, 尤其不存在结果的绝对平等。当自由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时候, 它只能是平等的自由和权利, 即所有人能享受同等的自由和权利。平等的权利即公平的待遇, 指的是人们在若干方面享有得到平等对待的权利, 而不管他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别。平等的结果要求人们在分配结果上不应当有差别, 而平等的权利并不排除结果的差别。真正的平等是道德和人格的平等, 以及相应的自然权利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平均不是经济的进步, 一旦财产与私人占有相分离, 自由就失去了根基。平均主义的道德观会破坏私有财产和社会道德。人既然在能力上是不平等的, 在社会中就会表现为个体之间的差异, 多样性与复杂性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社会中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不仅不可悲, 而且是一个良性社会所必需的。不同的工作需要有不同的人来做, 不同的贡献会得到不同的报酬。如果社会中没有这样的差异, 人们将失去工作的动力。平等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同时也是宪法的原则, 就其适用范围而言, 平等权适用于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 即表现为政治生活的平等、经济生活的平等、社会生活的平等与文化生活的平等。每一领域的平等原则通过具体的平等权适用而得到体现。如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宪法原则, 它具体表现为男女平等权, 适用于男女平等的所有领域, 任何违犯男女平等原则的行为都要受法律或行政责任的追究。

所有人的权利平等保护。人民权利和人民主权决定了对所有人的权利的平等保护。人人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 不受任何歧视, 是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和重要目标, 也是现代法治文明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标志。理所当然, 它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在和谐社会里, 所有人在道德和法律面前平等, 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 不受任何歧视。现代社会文明的主流共识体现在联合国会议文件和国际公约之中, 即所有国家庄严承诺依照《联合国宪章》有关人权的国际文书和国际法履行其促进普遍尊重、遵守和保护所有人的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义务。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普遍性质不容置疑。一切人权均为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国际社会必须站在同样地位上, 用同样重视的眼光, 以公平、平等的态度全面看待人权。固然, 民族特性和地域特征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都必须要考虑, 但是各个国家, 不论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如何, 都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因此, 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国家政府的首要责任。这样, 联合国文件宣告我们时代的精神和现实, 要求世界人民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再接再厉, 献身于促进和保护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全球任务, 以确保这些权利能被充分和普遍地享受。这表明, 所有人的权利平等保护是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共同目标和共同标准, 它理所当然地也应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应当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关于人的发展问题, 马克思认为, 未来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种联合体中, 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 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 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 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 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 是他自己的活动, 他自己的生活, 他自己的享受, 他自己的财富。在这种联合体中, 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权利平等是社会主义的特质, 理所当然, 它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质。人民权利与权利平等, 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涵, 又是制约和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结构和关系的枢纽和关键。人民权利与权利平等在社会方面所体现的特性, 即是社会公平正义。离开了人民权利与权利平等, 便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既是一种治国的理想, 又是一种治国的方略;既是治国的机制, 又是治国的结果;因而, 它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 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 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条件。

(三) 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公平是新时期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现实需要, 也是对政府履行职能的严峻考验。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贫穷绝对不是社会主义。贫穷导致不和谐, 但发展同样会带来不和谐, 导致某些社会群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受到其他社会群体和社会机制的排挤。当人们选择效率、公平时, 要有一套完善的市场制度、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一套完善的缓和社会矛盾, 调解利益冲突的平衡制度。不可否认, 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化进程在这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失, 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发展的要求, 而新的有效的管理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并被全社会接受和认同, 并且在某些领域社会管理公平缺失加剧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就必然导致出现竞争机会不均等、分配结果不合理、社会保障不健全、社会补偿不到位等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的现象。这都需要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创新管理体制, 转变政府职能, 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逐步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平。

承认社会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尊重其自身主体性的发挥, 鼓励人们通过合法途径获取全面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是历史的真正主人, 而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都是在利益基础上发生的,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邓小平指出, 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 那是唯心论。因此, 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 市场化和社会转型带给人们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大大增强了全社会的独立意识, 自主意识和风险责任意识。对现行社会制度、体制和国家政策、方针都具有了明显的自我判定和辨别的意识。这一方面增加了社会认同的风险和难度, 更重要的是能极大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成为推动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巨大动力。党和国家在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应该在肯定群众利益正当性的基础上, 从指导思想, 策略选择, 制度体制创新, 政策措施制定等方面保障全体社会成员把他们的聪明才智投入到为实现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实际行动中去。

“机会均等, 公平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也是体现社会正义的一条重要原则。然而任何社会向人们提供的种种平等条件总是受到该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因此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价值取向的公平和正义决不只是粗陋的平均主义意义上的平等, 而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各项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 但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客观上为不同竞争者提供的生活条件、受教育条件、劳动条件是不平等的, 先天素质和后天的生存环境教育的差异, 导致劳动者个体的才能发挥是不均等的。社会主义的公平应该以相应的效率作为基础的, 没有市场经济及其高效率, 又怎会有社会主义的公正公平呢?恩格斯曾指出: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 只能用一种科学来判断, 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我们评判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公平, 是要看它能否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 带来持久的社会效益。贫穷不会促进平等, 而只能是整个社会匮乏状况下的平均分配, 谈不到真正的平等。只有随着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 物质财富不断增长和丰富, 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公平关系, 并使之不断得到完善, 才能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摘要：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马克思提出其公平效率观。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公平, 但传统的计划经济由于缺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难以实现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上的公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为了实现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的简化, 使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入上的公平有实现的可能性。构建和谐社会, 必须从重新确立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入手, 而马克思的公平效率观对于我们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平问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公平,效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胡锦涛.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讲话[N].人民日报, 2005-06-27.

公平、效率与就业 篇4

正确认识公正、效率与就业的关系，对于制定合理的分配政策、端正在就业问题上的指导思想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http:///帮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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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中，公平就是社会公平，它主要是指社会财富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效率就是劳动效率，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社会公平即社会财富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又可归结为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仅就劳动平等而言，它实际上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任何人的收入都只能主要来自劳动，只能以自己的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相交换，从而获取消费品，不能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人们在获得收入的方式上是平等的。二是每个劳动者有平等地参加劳动的权利。而劳动平等与报酬平等，最终又可归结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只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就能体现现阶段的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从而体现社会公平。

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中，社会公平与劳动效率的关系就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与劳动效率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尽管存在着矛盾，但又是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公平是效率的前提，没有公平就谈不上效率。这一思想在近二、三十年西方出现的组织行为理论中也得到了反映。这一理论认为，职工在一个组织中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职工在主观上所决定的他是否得到了公道的待遇，他付出的劳动是否得到了应有的补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道的待遇和就有的补偿，可以理解为平等劳动的权利是否得到落实以及一定量的劳动支出是否得到应有的报酬，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否得到最终体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按劳分配既不是平均分配，也不是差距过大的分配，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会导致劳动者心理不平衡，影响社会安定，从而降低或破坏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力就不能高速发展，效率也就谈不上。例如，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起到示范和激励作用，本身也是一种公平的体现，有利于提高效率。但先富起来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即为社会提供有用劳动。如果不把握住这个条件，非法致富也允许，就会失去公平，非但不能提高效率，反而会导致人们心理失衡，产生消极破坏作用，从而降低效率。另一方面，效率又是实现公平的条件。没有效率，生产力不能高速发展，实现公平就缺乏物质基础。没有效率，导致劳动者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更不能为劳动者提供平等地参加劳动的机会，公平就无从谈起。

所以，只有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主体，才能体现社会公平，才能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反过来为实现社会公平提供物质条件。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上必须把握的基准思想。据此制定的分配政策在实践中才会有较好的效果。任何忽视按劳分配的倾向都是有害的。

当然，由于在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过程中容易出现某些偏差，以及现阶段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市场因素的复杂情况，有时会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或过小。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家除了不断调整分配政策外，还应采取行政、经济手段进行干预。一方面，通过税收等手段，对由于非劳动因素而导致的不同经济收入进行必要的调节；另一方面，对经济条件差、致富困难较大的地区和劳动者，要加以扶持，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在物质技术上给予帮助。目前，为了控制贫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应着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这将成为今后深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

实现社会公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要落实每个劳动者有平等的参加劳动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这一内容表现在就业问题上，就是要实行充分就业政策，为每人劳动者提供“各尽所能”的机会。一个人要生存，就应参加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任何人都不应剥夺这种权利的义务。当然，劳动者有平等参加劳动的权利，不能绝对地理解为每个人都必须有工作岗位，不存在任何失业现象。因为平等参加劳动者有一个前提，即劳动者必须具有一定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技能。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和技能，就有可能失去工作岗位导致失业。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因此，我们实行的充分就业是包含合理失业率的充分就业。政府有责任花费更多的力气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不应该当作一般的经济问题来对待。正是因为每个劳动者的能力和技能不同，随着经济的发展，如果适应不了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就应向报酬较低的低技能工作岗位流动。这样能迫使每个劳动者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技能，以适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工作岗

位的要求，它既体现了公平，又体现的效率，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较为完善的统一。当然，对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走过来、吃惯了“大锅饭”的人产来说，要接受从报酬较高的高技能工作岗位向报酬较低的低技能工作岗位流动的现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里的关键是个转变观念的问题。应认识到过去那种“干与不干都一样，干多干少都一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

返了。市场经济讲的是实力，靠的是竞争，是生存的竞争，要在这种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正视现实，树立自强、自立、自信的意识，积极投身于市场，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效率与公平 篇5

危机,“白条市场”与《泡沫法案》

16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正处在“重商主义”当中,在这期间,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对原始资本的积累。在看似繁荣的资本主义扩张中,连续三次引发了金融危机,随即是股票市场的大崩盘。

其中影响较大的要算是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在1720年之前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以后欧洲的经济体系和法律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法国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常备军,对外推行侵略政策,与西班牙、荷兰等国发动参与了一系列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导致法国国库空虚,政府债台高筑。所以当时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业——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欧洲各国政府在这一时期为了掠夺殖民地的黄金白银,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当战争债券陆续到期时,还是还不起钱,所以只好“打白条”。此后人们把这些摞成一堆还不了款的“白条”债务就叫做“存量”。当时的法国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但债务到最后还是要还,于是当时货币理论的一代怪才约翰·劳的建议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就是要建立一个“市场”卖掉“白条”,这个“白条市场”就是今天股票市场的雏形。

但是,如何赋予“白条”价值,让人们去购买约翰·劳认为“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它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未来的现金流就是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在这期间“东印度公司”不断向社会发布虚假信息,过分夸大公司在海外的实力,劝告公众购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是东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再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就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而引发了人们疯狂的投机行为。虽然短期经济飞速增长,金融市场繁荣,但随着东印度公司经营陷入困境,泡沫随之破裂,引发了“密西西比金融危机”。即法国之后,欧洲各国竞相效仿,最终爆发了英国“南海泡沫”等三次金融危机。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金融市场的本质。1720年英、法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则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由于很多公司是向银行借钱炒股票,所以法国政府禁止银行这个词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在这个阶段似乎走到了尽头,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在当时的环境下应运而生。1776年,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表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这就是当时的民营化和市场化。

亚当·斯密提出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以强大的法律为支撑。否则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就会出现“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现象,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当时的欧洲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不安,究其根源,就是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867年,在《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横空出世,创造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是社会不公产生的根源。他理想中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就是在保证初始机会人人平等的条件下通过外在条件的改进提高效率。《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

公平,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

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追求财富的同时,如何保证初始机会的公平,这一切必须以强大的法律体系支撑。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衡平法,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普通法系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

现在世界存在两大法律体系:英美法系,也称普通法系,另一个是大陆法系。说到两大法系的区别很多人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但给人最直观的认识是在美国电影中,法庭上律师在陪审团面前唇枪舌剑的辩论,而陪审团的存在正是普通法系的重要标志。在面对案件的审判,大陆法系的法官在确定事实以后首先要考虑的是法条的规定,根据案件情况找到相关的法律解释,以求法律的绝对公平。但是在审判的过程中,很多案件无法在现有的法律中找到依据,甚至钻了法律的空子,例如当初一些公司的欺诈事件因为找不到相关的法律依据而逃脱惩罚。

普通法系是如何把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普通法系法官在确定事实之后,首先考虑的是以往类似案件的判例,将本案与判例加以比较,从中找到本案的法律规则,而且陪审团态度对案件的判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律师要说服陪审团是关键。陪审团的成员都是普通的民众,他们也许没有很高的学历,甚至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的道德是非观点来自于周围人的熏陶,是这个社会的缩影,比如面对企业欺诈事件,不需要知道哪条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只要你进行了欺诈,就是不对,就是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是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

除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却一直存在,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美国在1890年颁布《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所以欧美各国在法律层面上,寻求一种公平,化解贫富差距。

《反托拉斯法》这种维持公平的精神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很多企业家都会热心于慈善事业,捐出财富成立各种基金会,因为他们认为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努力以外,更是整个社会的哺育,所以取之于社会,就要反哺于社会。

一个国家要想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就要缩小贫富差距,藏富于民。现在每一个消费者通过保险金、各种福利和股票市场,将他一生的财富寄托在未来的现金流当中。由于人口不断膨胀,所以资金的投入是不断的增加,它反映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美国的严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使公众得到回报。那么在退休之后,就老有所养,老有所终。

如何创建一个公平的财富再分配市场?美国政府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职业经理人,他就必须披露企业正确的信息。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确保他对公众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

用严刑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全国老百姓,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每一位公民的财富通过保险金,股市的再分配,美国的股民通过他所赚的一块钱,通过市盈率而放大到三十倍,真正做到了藏富于民。

和谐公平与解放效率 篇6

一、正确认识公平

公平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现代的公平应是和中国建国初期人们追求生存时的公平不同。人们的需求向多元化、层次纵深化的方向发展。在安全、交友、尊重、自我实现等各个方面的需求表现出来。因此这个公平不单纯的是收入公平和机会公平，而还应该包括公平的平台、具体的公平和抽象的公平等内容，是全面的和谐公平。如政治、教育、司法、社会保障等公平的平台，这是除抽象公平和具体公平之外的公平，具有“软公平”的特性。分配结果相等、具体违法者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具体公平。分配规则、分配尺度、分配过程、机会均等的抽象公平。

因此，公平的概念是指社会成员之间对社会资源或权利等享有具体或抽象的、不分差别的占有、使用、受益等权利，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要正确理解公平的概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1)它当且仅当存在于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中，是在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一定时空内的一种平等。如按劳分配只能对企业内部实行的一种分配，而不同企业间可能存在同工不同酬的现象。(2)它相对于私而言，属于公共的平等，是多数主体在同样的范围内拥有相同的地位、权力等。如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对具体的个人，那一部分具体的财产属你所有，却不能明确的分割出来，仅是在公共范围内的权力。(3)它包含具体的平等和抽象的平等。(4)公平与平等的概念不相同，平等仅指两个以上的主体在某个具体方面相当、无差别。而公平更多的是指正义或者公正。(5)公平还包括平等的承担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

二、正确认识效率

效率是指对资源的有效利用或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生产。效率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一种资源的效率是人类以自己的方式来进行评价的，而且应该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来判断，不是单个人的。一般来说人类从两个方面来判断效率的高低。一方面如果单位资源凝结的人类一般劳动越多，就说这种资源的效率越高。另一方面如果单位资源的消耗能极大地满足人类的欲望就说这种资源的效率高。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种资源的效率仅仅体现在它交换过程中获得的利润上，利润越高就说资源配置的效率高。所以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的定义为：指的是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投入或成本就是利用一定的技术生产一定产品所需要的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又包括人力资源;既包括无形资源，又包括有形资源。产出或收益指的是人们利用一定的技术、投入一定的资源生产出来的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或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物品或服务，既包括有形的物品，又包括无形的服务。

一些人在对效率片面的认识下，就产生这样的一种错误理论：利润是资源配置效率高低的重要指标，为了取得利润就必须进行交换，就得走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最具效率的经济，而且是取得效率的唯一途径;甚至得出效率也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得以实现。把市场经济捧的很高，对影响留给生产者最终利润的收入分配政策也有排斥的倾向。认为我们政策的价值取向应是维护市场经济规律，保护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实行效率优先的结论。总之，其实质是排斥公平。

这种思想存在三个错误的认识。(1)把交换看成是取得效率的唯一途径，而且仅仅是取得利润的手段;利润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目的;(2)更是把属于生产力范畴的效率也看成是一种生产关系。(3)这种认识排斥公平，只强调个人效率，忽略共同效率。实际上“利己”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交换也是人类满足欲望的手段，这是人类的现实本质。人类可以采取自给自足、公共生产等多种方式取得效率。

因此，要全面的理解效率就要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效率要以它在实际中起的作用来衡量;另一方面，要以它能否实现人类共同的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念搞“拿来主义”，强加在我们的资源配置上，要实现中国化。具体在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就是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去做，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各种资源的配置，树立低利润不一定是低效率的思想。尤其是各地要实事求是的挖掘本地资源的潜力，包括物资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潜力。对开发难度大，经济效率低和一些空闲资源，只要对发展有益也要开发。加大对教育、基础科技等公共资源的投入。教育是明天的经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公共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要素。

三、正确认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人类发展的最终是人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支撑者是个体的人。因此保障个体人和人类共同体的利益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任何影响这一发展趋势的行为都是人类决不允许的。效率是支撑人类走向这一目标的物质基础，公平是影响这一目标运行的基本环境。因此，协调处理二者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两方面的观点，一方面认为是一种替代关系，即公平与效率的普遍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1)一个社会要实现公平必然要在经济基础上找路子，对个人收入进行调节，以缩小收入差距，才能真正的实现公平。而这种做法导致生产劳动主体的劳动积极性、能动性下降，影响他们对生产劳动的热情，损失潜在的劳动力和现实的劳动，使投资下降，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得不到提高，从而使生产劳动保持现状或降低生产劳动;不利于有效的进行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影响经济增长，社会不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公平。(2)相反，一个社会如果注重效率，就会使收入差距拉大，造成贫富悬殊。这种差距的拉大从单次的经济行为来看，不会对社会的发展造成影响。但经济的发展也是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在无限多次的经济循环中它的效果就会显现出来。这是因为投资是收入的函数，新一轮的经济循环总是用前一轮收入的一部分和一部分新的资金作为投资，通过生产或者流通发生资金增值;完成了一次经济循环。在多次循环中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使贫穷的聚集与富余集中并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太效应，最终影响社会的稳定。

在这种观点下，产生了效率优先论，公平优先论等思想;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这种思想也是片面的，只强调公平或者效率中的一种，也就是说强调了矛盾的普遍性。

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是统一的关系，即公平与效率的特殊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1)效率是公平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发展生产劳动是一个社会永恒的主题，只有发展出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才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基本生活的需求，也才能使需求向更高更好更舒适的方向发展。(2)发展效率使生产劳动的活力迸发，促使劳动、资本、土地、资源和企业家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提高自我的发展能力，给公平创造了前提条件。(3)发展效率给社会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公平创造了可行性条件。(4)反过来，社会公平可以给社会效率的发展创造条件，一个公平和谐的生产环境，是生产劳动者主体的利益得到保障。(5)社会公平也是在维护生产劳动主体的服务对象和生产空间。使生产的产品有市场，不发生滞胀;有更多的人来消费，并能有收入来保障消费;也可以使生产能进一步发展有了足够的空间，使生产劳动主体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种观点也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只强调矛盾的特殊性。

通过上面对各种观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它们统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既斗争又相互联系;既相互影响、相互否定、相互反对和相互限制又相互促进。公平与效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犹如一颗大树的主干和侧枝的关系。不要主干树就长不高长不大，也不能成为有用的材料;不要侧枝树就缺乏营养，树长不好，甚至夭折。总之，二者缺一不可。因此总是突起主干然后平衡，再突起再平衡，周而复始，才成为一棵参天大树。但尤其要注意的是公平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并不是自发就可以实现的，只有在公共权利的调节下，才能形成这种关系;否则就是空谈。

四、正确处理中国现阶段的公平与效率

效率只能给公平创造物质基础，有了效率并不能就意味着实现了公平，它们之间不是“同一”的关系;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它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要实现统一，就要建立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联动机制，统筹兼顾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1. 解放效率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基础比较薄弱，人民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解放效率，用较少的资源获得较高的使用价值是解决当前矛盾的主要途径。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追求效率的目标不能变。十七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这绝不是把效率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解放效率，核心是要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和生产要素的活力，处理好三方面的宏观问题。(1)实行产权制度的改革。通过产权制度的改革，实行所有权与使用的分离。尤其是对使用权进行合理的分割，促进使用权的合理流转，是使用权能有效地参与竞争，提高资源的效率。(2)在分配方式上下工夫。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和其他各种分配方式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弊端。要看为谁分配，谁主持分配，怎样分配，能不能是各方的利益均衡。(3)加快对公共效率的开发。对缺乏个体效率但有公共效率的资源，政府要合理的开发配置。

解放效率，具体到微观领域就是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一方面要节约资源，改变靠开采、出售、使用廉价的资源而支撑的经济增长。尤其要珍惜民脂民力;拉长产业链，出售终端产品，高端产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走集约化发展道路。(2)保护劳动者的积极性，发挥劳动者的能动性。给劳动者树立努力就可以实现高质量生活的信心。(3)税收政策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引领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有保有压。保先进生产力所代表的效率;压落后的、不合事宜的生产方式。要改掉以往的思维方式，不要从最敏感的收入环节着手调节公平，而应该选择在生产、消费环节上调节公平。降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加资源税、消费税。尤其是高档消费品、高端产品、奢侈品、遗产等要加成征税;而对一些生活必需品采取政府补贴的方式，让一些人都能消费得起、消费得了。(4)对资源要进行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有效地分割资源的所有权，促使使用权的有序合理的流动和参与市场竞争。

2. 和谐公平

和谐公平，就是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协调各方的利益，使社会主义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给追求自己生活目的的人，一个舒适的生存生活环境。团结人民大众的力量，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创造平台，促进人类自身的发展。这里面有四个问题需要澄清。(1)先富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后富也不是我们发展的目的。没有先富者的探索，创造和给后富创造条件，后富就不会快速的崛起。这就如水流，没有浪头水的冲刷渠道，就不会有后面的快速行进。看问题要全面，这仅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是发展的全部。(2)贫富的差距也要正确的看待，贫富差距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是存在的，要承认事物之间的个体差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不能只看相对差距，还要看绝对的发展，要看富人和穷人发展的快慢。所以我们不要以国外的基尼系数来说事，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线;基尼系数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有他的现实性，至少对中国来说不大适用。(3)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我前面也讲了，现代人们认为经济效率就是获得更多的利润，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导向下，对正外向性的资源就不开发，影响了总体效率的提高，进而影响了公平的物质基础。有的专家认为，是价值观念导向和改革开放的结果。这种因噎厌食的想法我们不赞同，我们不能就此否定改革。关键是革除弊端，开放创新，深化改革。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提高公共效率，给社会公平创造条件。(4)中国的老百姓维权意识在提高，对公平的追求在向纵深方向发展，对公平的追求是一种理性行为。中国老百姓对公平的理解集中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司法、就业、道德等领域。对权利拥有者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挥霍公权;占用公共空间、吞噬公共利益、权不为民、不惜民脂等行为不满意。对执法不严、惩治不力、以权压法、权钱交易等司法腐败问题感到不满意。对非法经营、胆大妄为而起家的企业家;对为富不仁，不惜民力的企业老板;对以恶养恶，道德沦丧者;对包养情妇，花天酒地的行为等社会问题心理不平衡。

纵观以上几点可以得出：(1)中国目前的公平不在收入的多少，而在于来源的合法;(2)不在分配的多少而在于怎样分配;(3)不在于制定多少政策而在于切实的执行。老百姓强烈呼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人民大众搭建公平的权力平台，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公平。

3. 建立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联动机制

正确处理中国现阶段的公平与效率，就是要处理好个人效率与共同效率、抽象公平与具体公平的关系;个人效率的发挥与共同公平的实现，建立效率与公平之间的联动机制。形成一个既解放效率又和谐公平的调控体系。

(1)要把公平建立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邓小平同志说“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才能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因此，我们的公平应该建立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加快提高效率，解放效率，才能不断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的需求。通过效率的提高，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和服务;把效率从追求利润的简单目的下解放出来，生产出符合我们需求的使用价值的物品和服务，给社会公平创造条件。

(2)要把效率建立在社会公平的体系中。社会公平是效率快速提高的基本环境。没有社会的公平，社会的财富就愈来愈集中化，社会矛盾尖锐化，效率运行的风险就会突出化。只有社会公平，才能使大多数人的收入不断增加，消费信心充足;给效率的发展提供了服务对象和发展的空间。

(3)依靠法治和政策是建立效率与公平的联动机制的基础。法治和政策具有全面性、稳定性、连续性等特点。只有以此为基础，才可以使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机制更具有持续性。尤其是要贯彻税法与预算法的精神实质，妥善处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全国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用书编写委员会.经济基础知识[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2.

[2]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教材编写组.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3]王庆功.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公平与效率[J].新华文摘, 2008.

如何理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篇7

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争论背景:收入差距的拉大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被正式确定为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原则。该原则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 针对原有体制下的平均主义, 为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提出的。所以, 该原则最初目的就在于强调机会平等, 倡导按能力付报酬, 旨在提高效率、反对平均主义。

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日渐突出, 并表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农村和城市内部。如2000年统计, 当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为2.79:1, 位居世界第二;贵州与上海两地人均GDP则相差8.5倍;且我国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呈现超过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因为城市中既有抓住市场机遇迅速富裕起来的人, 也有大量下岗、失业人员, 农村中的富人和穷人也同时涌进了城市。

由于收入差距问题的突出, 人们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关注日益增多, 我党对分配原则也开始不断调整, 从最初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到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 解决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 到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到十六届六中全会, 再次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争论的核心:利益调整的合理性探究

争论产生的原因虽然是收入差距的扩大, 但由此而引起争论, 还在于人们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持有的不同态度。

认为需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观点实质是对“收入差距扩大”的肯定。

依据为:第一, 该原则本是针对分配领域中平均主义严重提出的, 而当前分配领域中平均主义劫富思想仍然存在, 所以, 以收入差距来调动生产积极性的原则仍然适用。第二, 由于公平与效率相互对立, 两者发生矛盾时, 先要效率, 再要公平, 将促进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

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需要修正的观点认为:当前社会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劫富”, 而是“劫贫”。某些社会群体的正常收益得不到体现才是突出的社会问题。如农民工在城市做最苦、最累的活, 却得不到基本的劳动和福利待遇;国企改制中的下岗、失业人员, 年轻时为国家积累了财富, 一旦下岗失业便会失去基本的生活和劳动保障。因此, 当前情况下, 社会公平应该得到更多重视。

此外, 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提出异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 原则中所用概念含义的不清晰, 是引发争议的另一主要原因, 如上述两例中, 赞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观点, 对公平的认知主要在平均主义用法上展开。而要求对该原则修正的观点中, 对公平的认知就既包含对等量劳动获得等量收益的要求, 又包含对弱势群体进行平均主义政策保护的倾向。

其实, 当把公平等同于平均主义, 并把效率看作经济效率时,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具有一定合理性。当在“能力和天赋平等”含义上使用公平, 效率仍然局限为经济效率时, 效率与公平的内涵相同,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就会成为伪命题。而如果付出了劳动和能力, 却得不到平等的报酬, 长远来看, 不论经济效率还是社会效率都不可能达到最优。

因此, “公平”与“效率”的多重含义, 使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中“公平”与“效率”进行清晰界定, 成为正确理解该原则的关键。

三、理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关键:科学界定核心概念

效率一般被理解为资源投入与生产产出的比率, 即生产领域理解的效率, 也称经济效率。此外, 效率还包含社会效率, 即从分配领域认识的效率, 指在生产性效率提高、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状态得到改善的同时, 人们之间生活改善的差异程度能够保持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的范围内。所以, 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率是效率的两重主要含义。

公平的含义更丰富, 甚至有“一人一观点”之说。但虽然如此, 公平仍然具有一个基本含义, 即“给人应得”或“不给人不应得”。所以, 公平与平等具有内在密切联系。对于平等, 人们依其产生把之分为自然的平等和社会的平等两大类。自然的平等指因天赋或能力不同而带来的以结果不平等为表现的能力平等。社会平等更多指机会和权利平等, 特别是“生而平等”的平等权利。

当公平与自然平等等同时, 公平指按能力大小获得不同的收益。这时, 公平与效率相一致;当公平与社会平等等同时, 就意味着在存在因天赋不同而带来客观不平等结果时, 需要借助制度对这种不平等结果进行适度的、均等化倾向的干预和调整, 以维护人们的平等权利。因为, 天赋或能力不同带来的财富不平等具有累积性和延展性, 会使机会或权利平等不真实。而因财富积累引起的实际权利的极端不平等, 最终将引起人们对潜在能力挖掘程度的不同, 并导致经济和社会效率的降低。所以, 为保持效率的持续提高, 对因天赋或能力不同而带来的不平等结果进行均等化倾向的调整非常必要。这是在坚持按能力付报酬, 提倡效率优先时, 必须进行的对平均主义的兼顾。

论公平与效率的博弈 篇8

一、公平与效率的理念

公平与效率是不同范畴的概念。公平指人在社会中所处地位合理性的主观体验, 包括他获得权利、地位、报酬等与他人比是否公正合理, 因而在心理上产生公平感的主观体验, 如果感到所受待遇公平, 在行为上会产生正效应。如果感到所受待遇不公平, 在行为上会产生负效应。社会公平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所以成了学术界关注的命题, 党的十八大也把它列为重要的讨论内容, 并把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当前和长远中心任务之一。

效率是社会生产活动价值效标之一, 指获得的劳动成果量与消耗的劳动量 (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 之比, 或输出能量与输入能量之比, 有效能量与总能量之比。消耗的劳动或输入的能量小而输出的能量大, 创造的劳动成果多是谓效率高, 反之则效率低。效率高低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财富积聚状态的反映, 一个发达而和谐的社会, 一定是高效率的社会。效率低下总与落后、不公结伴。所以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党的十八大亦把提高效率作为当前和长远的中心任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必然的选择。

人是自然实体, 不能摆脱“七情”、“六欲”等生物性的困忧, 满足私欲常成为行为的动因。但人又是社会实体, 他必须用社会行为规范来约束自己。社会公平是维系社会协调运行的基本准则, 违背社会公平就有被社会外化或边缘化从而无法立身于社会的危险。所以人在满足私欲过程中, 总要权衡是否与社会公平的原则相悖。人的行为总在私欲满足与维护社会平的选择中进行, 从而发展着自身的社会性和生物性。

但是, 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旳本质属性, 社会公平就成了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 社会公平旳内涵与外延也随社会的进步而扩展和完善。从内涵看包括了民主、平等和自由;从外延看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社会公平的理念应贯穿到处理人际间、地域间、民族间、囯际间关系之中。强势、霸权、专横、豪夺都是与社会公平的理念相悖的。

共产党就是为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而组建的。《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地提出要砸碎旧世界的锁链, 向一切不平等的制度宣战;要建立一个没有压榨, 没有剥削, 人人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在这种社会里, 没有城乡差别;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旳差别;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之上,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人人都是社会平等的成员, 也是社会的主人。共产党不仅是社会公平理念的倡导者, 而且是建立公平社会的实践者。多少共产党人为实现社会公平英勇奋斗, 甚至不惜抛头颅, 洒热血。

二、公平与效率的互动

公平与效率虽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但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却是既矛盾又互动的统一体。效率旳基础是科技发展水平和人的智慧的充分开发与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古代的《大同书》和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都曾对社会公平进行了缜密的构想, 也不乏革命家打出“讲平等”、“争自由”、“均贫富”、建“理想囯”等旗号, 虽然都曾轰轰烈烈一时, 但都先后失败, “乌托邦”也化为乌有,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其共同的一点是没有把公平社会建立在高效率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建立在低效率、低生产力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共产风、穷过渡, 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注定要失败的。《共产党宣言》强调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发达经济基础之上,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强调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都在说明:效率对公平有推动和决定作用。要全面、持久、高度地实现社会公平, 必须不断提高效率, 把实现社会公平建立在高效率社会基础之上。

效率和公平是相对的, 绝对公平和无可超越的效率是不存在的, 人们总是在一定生产方式条件下承认它们相对的内涵。直接影响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科学技术基础, 亦即生产力发展水平;二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状况。算盘计算, 显然比计算机效率低;为了满足欲望可以使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但是, 个人欲望的恶性膨胀虽然可能实现权力的独霸、财富的垄断, 甚致把自己推上神坛。若是这一切是在牺牲广大群众的民主、自由、平等基础上获得的, 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取得的, 不能持久, 只能昙花一现。若只顾个人效率得到提高, 不顾民主自由平等的保障, 必然造成贫富悬殊, 社会效率降低, 社会生产力发展受阻, 社会矛盾尖锐化。所以讲效率必须以社会公平为目标, 构建社会效率与社会公平的互动关系。

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公平为主, 效率次之, 为了公平可以牺牲效率;一种主张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为了争发展速度, 有时得牺牲公平;一种主张两者兼顾, 并行发展。笔者认为三种主张都有道理, 但都有不足, 都有片面性, 都是立足于眼前、现实、局部的策略选择。如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提出“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 以及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发展社会公平, 都同是立足现实的策略性正确决策, 在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历史阶段, 在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上, 可以有“优先”、“为主”、“中心”、“兼顾”、“并重”等策略性选择, 但从全局、长远战略眼光看, 社会公平是目标, 效率是实现目标的基础和保证, 它们的联系是本质的必然联系, 它们是在动态中, 互动作用下, 不断提升, 不断发展的。共产党在领导中囯革命和建设中, 总是既注意长远的、全局的战略目标的树立, 又注意立足现实, 制定一些针对当前情况的策略, 这些策略虽然具有时效性、局部性, 但行之有效。共产党就是将长远战略和近期策略科学结合, 形成一条正确发展路线。我们在执行党的路线时, 只看战略, 就会脱离实际, 只看策略, 就会迷失方向, 都会犯路线错误。

共产党建立之初就提出每个人都要做社会的主人, 都要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尽其所能, 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人类物质文化需要作贡献。新中囯建立之初, 中囯共产党就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立身行事的标准。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 又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囯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要求, 可见共产党是十分重视处理公平与效率的互动关系的。

三、公平与效率的博弈

博弈指战略策略选择。公平与效率的博弈指在实现社会公平与提高效率过程中, 在战略策略选择时, 应力争公平与效率的正互动, 即良性互动;避免负互动, 即恶性互动。共产党在领导新中囯建设发展过程中, 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进行了勇敢的探索, 有过失败的教训, 曾经陷入负互动的泥潭, 如“一平二调”搞平均主义;在低生产力水平基础上急躁冒进, 搞“大跃进”、“公社化”, 过早实行“免费读书”、“公费医疗”, 大办“公共食堂”, 宣布“建成社会主义”, 致使效率下降, 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甚致倒退。其失败不是理念的错误, 而是忽略了高度的社会公平必须建立在高效率的社会基础之上, 应在现实基础上进行策略选择, 欲速则不达, 良好愿望未必有良好结果;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力大发展, 效率的大提高, 但是没有及时建立起社会公平的保障机制, 和较完善的制度、政策体系, 致使贫富差距增大, 出现社会公平危机。历史证明, 当效率提高后如果社会公平观念缺失, 往往给私欲膨胀留下可乘之机, 有的人打着“创业”、“发展”、“开拓”、“做贡献”的旗号, 掩盖其阴谋家、野心家、利己主义者嘴脸, 是应警惕的。这些问题的突现, 与强化了提高效率的现实策略的运作及淡化了社会公平旳长远战略目标的导向相关。

中共十八大总结了共产党在改革发展中的教训和经验。肯定了曲折迂回中形成了一条正确路线;归纳了科学发展的理论, 为指导着我囯改革发展的进程, 成功地调控公平与效率的博弈, 使公平与效率走向良性互动, 提供了有利条件。

邓小平的“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和“三个面向”、“中囯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冮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 是指导我囯改革发展的基本理论, 也是我们进行公平效率博弈的锐利武噐。“中囯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强调应立足中囯社会实况对社会公平与效率互动摸式进行实事求是的选择, 使社会和谐有活力地运行。“三个代表”理论强调共产党人要代表人民利益, 为社会公平而奋斗;要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做提高社会效率的典范。要确立科学发展观, 不能片面强调效率, 追求发展速度而不顾民生, 不顾人性化追求, 不顾社会公平的期盼;也不能片面强调公平, 抓住铁饭碗大锅饭不放, 大搞平均主义, 丢掉激励机制, 长期低效率运行, 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从建立新中囯到共产党领导改革发展的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中, 中国社会经历了复杂艰难旳公平和效率的博弈, 如经营体制改革上经历了分田到户-合作化-公社化-联产承包-逐步在现代化基础上实现集约化, 使生产由低效经营到高效管理;在进行生产方式变革中有进有退, 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良性互动;在社会体制变革上从二元结构-多元并存-城乡一体化, 立足现实, 承认差别, 面向长远和未来, 逐歩消除体制带来的事实不平等, 逐步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让我们既看到现实的不平等, 又看到大同社会的曙光;从分配体制上经历了供给制、薪给制、结构工资制的变革, 力图使分配制制度建立在按劳取酬基础之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劳动、资本、土地都参与分配, 产权和农民土地权的确认并参与分配, 看似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倒退, 实则特定历史阶段公平与效率博弈的策略选择。当然确定参与分配要素的权重和走向的确定上, 无疑对执政的共产党仍是个严峻的考验;在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上, 如医疗、教育、文化、公益性产业等, 如何做到有度、有范、有现实对策、有发展展望, 各种改革和发展都面临着公平和效率的博弈, 都要求正确旳思想和理论的指导, 才能渡过众多的急流险滩, 从而走向胜利。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 三个自信既表现了对已建立的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执行的策略路线的充分肯定, 也表现了共产党已由理想型、冲动型逐渐发展为成熟型, 同时也表明共产党面对转型时期社会多种矛盾, 特别是面对腐败、贫富悬殊等尖锐问题, 及囯际多变复杂的形势等巨大挑战也充满自信。为取得全面的胜利, 也要求共产党在进行公平与效率的博弈中, 能审慎、理智、果敢, 大智大勇地进行选择。

摘要：党的十八大将促进社会公平与提高社会效率作为党近期和长远的重大任务。厘清公平与效率的区别和联系, 正确进行公平与效率的博弈, 实现公平与效率旳良性互动,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公平,效率,博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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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常宗耀.公平、效率与社会主义[J].唯实, 2011

公平效率观 篇9

一、历史向度

中国共产党的公平正义观汲取了人类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基本认知,实现了对公平正义的历史性超越。人类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探究,是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步关注人类自身的发展,体现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觉醒与反思。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最早就是通过对自然规则的认识来发展社会,认为自然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生长,人类社会也应当如此,只有遵从了规则,自然界才能够协调发展,社会也可以和谐相生。因此依法则和规则进行社会运作,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在哲学家柏拉图看来,人们首先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和地位,然后按照一定的规则去建设社会,这样社会才能是公平正义的,他认为“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天性职务”,通过这种天性职务找准自己的角色,才能使社会健康有序,正义才能实现,在他思想里,“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而决定这些分工的就是每个人天然的出身,也就是说天然的出身决定人的不同处境,每个人都按照天然的处境去生活,这样就能实现公平。

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观点,同样认为应当从出身的高贵,财富的多寡来更多地享用政治权利,并且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规则来保障权利,尽管他们的这种以自然规则和财产与身份为出发点的公平正义观,实际上本身就存在不公平的因素,但他们把法律规则看作是维护正义公平的基础,以出身、财产、政治权利以及法律规则来构建公平正义的评价体系的观点成为了后来的基本概念和体系。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人们也开始拓展对自身发展的各项权利的关注,把自然权利和政治权利统一于人类的公平正义之中。近代哲学家们开始把视野扩大到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基本权利,强调财产权是认识公平正义的基础,“在还不明白财产的意义,不知道人们是怎样获得他们的财产的时候,是不可能很好地理解不公正的意义”,并进一步扩展到要“尊重天赋的权利”和“根据社会利益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来认识公平正义,但是仍然没有超越社会出身和自然属性的不公平所带来不公平的历史局限性。因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社会公平必须与当时社会的发展相一致,“权利绝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如果脱离了那个现实社会,要建立一个“一切人,或者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这是一种绝不能实现的妄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就必须一方面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发展生产力,只有“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其次是建立起合理的社会制度,“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制度公平,才能为人成为自然、社会和自己的主人提供可能,才能使人成为真正自由的人,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中国共产党人在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过程中不断加深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认识,提出了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基础条件,同时还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来提供制度保证。既吸收了公平正义观的历史精髓,又超越了历史观的身份、财富所带来的不公平,更在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公平正义的地位,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深化了社会公平正义观的制度特征,明确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发展地位,赋予了公平正义观新的时代内涵。

二、本质向度

中国共产党公平正义观体现了政党利益的普遍性向度,又体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特质。任何一个政党都是一定经济基础所决定,也是代表着一定阶级利益的。它不可能超越其自身的阶级。首先,经济的发展是政党产生的基础和根源。政党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大工业化时代的产物,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由此也产生和形成了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阶层,而这些新的经济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社会利益,必须团结起来与旧的社会阶级进行斗争,从而也就促进了政党的形成。正如恩格斯指出那样,在过去认为不起任何作用的经济事实,在现代社会中起到了决定性的历史力量,并且使社会形成了的新的阶级对立,而这些阶级对立,“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此政党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是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反映本阶级的利益诉求。其次,政治斗争的需要是政党产生的直接原因。随着经济形态的不断发展,各个阶级成员和各种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进行斗争,但这种斗争在最初又是自发的、分散的和短暂性的,然而当他们在谋求自身利益时,与有着相同诉求的成员间就会产生一种妥协或团结,从而形成阶级式的斗争,“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而各个阶级为了维护和争取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就会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来夺取政权,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它必将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就必须要以本阶级利益来号召全阶级起来斗争,而且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一个严密的政党集团。

再次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特征。产生于阶级斗争需要上的政党,它所代表的就是特定的阶级,不可能存在着“全民”党,判断一个政党的性质,就要辨别其阶级属性,“要看它的阶级性质和每个国家的历史条件。”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才是工人阶级政党,因为在“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是革命运动中坚定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所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然会将全体人民当作存在的阶级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时候,必然与政党的利益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同传统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和“在自己的发展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从政党的产生、性质和本质上来看,自然地代表着它所属的阶级利益,有着政党的普遍性特征。另一方面,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是对过去一切政党的超越,所开展的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所要实现的人类目标,是通过消灭私有制,发展生产力,去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以共产党的公平正义观是代表绝大多数人的,体现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不同。十六大鲜明地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和把握。

三、实践向度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又体现了对未来发展的实践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公平正义的认识,丰富内涵,创新方式,使公平正义既体现了人类社会的普通性价值认识,又赋予了公平正义的中国特色。

毛泽东的公平正义思想,不但破除了人的出身决定论,而且在他一生的奋斗中都在努力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首先毛泽东破除了人的出身决定人的不平等的思想,打破了西方古典公平观的身份观,认为人生来平等,不能因出身、财富和和家庭地位来决定高低贵贱的不平等,毛泽东认为,“我们人类从娘肚子里一出生来都是平等的”,“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应该做工”。并且认为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努力地去“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从而去实现“人人平等”。其次他认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先决条件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他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根源就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因此为了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就必须“要打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第三他认为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他强调指出:“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才能实现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政策方针路线的制定上都把经济建设和尽快使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挫折,社会公平正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没有得到夯实,毛泽东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效果尽管在政治上得到了一定的显现,但物质基础的薄弱,使得效果大打折扣。邓小平紧紧的抓住公平正义的物质基础观,认为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解决好物质生产,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人民富裕起来,“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同时邓小平还强调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各项权利更应该得到充分的体现,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人人平等,要遵守法律和正义,“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邓小平在强调经济和政治上的公平正义之时,把共同富裕看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强调:“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当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时,江泽民在分析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的原因时指出:“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影响人心向背的原因又是“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由此可以认为,社会的公平正义不但是一个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目标,而且是决定一个政党、政权和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是一个涉及全社会的重要战略问题,因此必须从党的执政地位、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角度,强调要维护和发展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也顺利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同时对各项权利的需求也得到不断提升,在此新形势下,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但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正义,而且把认识上升到“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的理论高度,深刻地指出了“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是政府的良心”、“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更加深入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体现了人民在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需要,体现了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主观性和实践性的统一。习近平在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把公平正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指出要“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更加强调制度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作用,使公平正义的实现路径更加明晰、更加有保障,并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公平正义的地位、作用更加突出。中国共产党对公平正义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并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公平正义观是基于对人类社会公平正义共同性价值的认识,汲取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公平正义观的积极成分,并且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充实和丰富,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同时又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公平正义观,它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正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深化了认识,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赋予了新的内涵,不但关注物质利益的权利,而且更加注重从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的视野来扩展,不断满足人民的发展需要,体现了公平正义的实践发展特性。

摘要：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全面进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一直把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解。中国共产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对历史发展的必然超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所决定,是对探索实现公平正义的实践总结,也是在全面推进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公平正义,哲学向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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