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公平

高考公平（共12篇）

高考公平 篇1

自恢复高考以来, 高考已走过30余年的历史了, 高考的积极意义和积极作用业已得到实践的检验, 为社会所认可。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高考也越来越凸显其弊端。从表面上看, 不论是城市或农村、不论是重点高中或普通高中、不论是家庭文化背景或社会关系背景, 众多考生面对同一张试卷, 似乎公正、公平, 大家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然而, 事实上并非如此, 实际上是基础教育终点的公正、公平, 掩盖了教育过程的不公正、不公平。就我国目前国情来看, 没有比高考更好的方法可以取代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近几年来热议的高考方案要么不适合我们国家的国情, 要么就是没有相关制度与之匹配, 抑或是难操作、成本大。所以, 我们惟有对高考进行改革完善和修正补充, 才是上策。

笔者以为“在题量、题型、难度比例等不变的情况下, 适当延长高考的考试时间, 不但能弥补学生考试前接受教育的不公平, 使高考更加公平, 还能减轻目前愈演愈烈谁也不能控制的应试教育所造成的学生学业负担, 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缓解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的心理压力。目前来说, 适当延长高考的考试时间是促进或者说是挽救基础教育公平的最后一次机会, 尽管这个措施对教育公平没有直接的显性效应。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最近指出“目前……义务教育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以及同一地区校际之间的发展差距日益拉大, 教育资源的配置明显贫富不均。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 强调并促进教育平等权正当其时。我们今天应树立教育平权意识, 明确实现教育平等权的大方向, 并积极采取措施促进教育平等权的尽早实现”。

不难理解, 在基础教育资源十分不均衡, 甚至有天壤之别的情况下, 面对同一份试卷将会有以下情况:1.因城乡差别造成的农村考生和城市考生在受教育的水平和质量方面, 特别是考前接收的考试信息不对等;2.因重点高中与非重点高中的资源差别, 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力水平不同, 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应试技巧和应试经验, 造成考生应试水平和能力参差不齐;3.因考生的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不同, 导致考生们考前学习的有效性、针对性和目的性不同;4.每年总是有部分学生或部分高三老师会聆听到资深的高考命题专家, 以及曾经参加过高考命题的专家、老师们所作的当年高考备考讲座及预测分析。

凡此种种, 会造成部分城市考生, 特别是重点中学的考生在参加高考时, 因见过类似的试题, 或曾解过“原题”, 可以轻车熟路地在规定时间内做完试卷。其实, 这部分学生在考场上面对试卷作答时, 实际上是回忆、温故知新、充其量是温故出新!而农村考生或城市普通高中的考生们, 对他们而言, 面对的是同一份试卷, 很可能都是陌生的。所以在考场上不太可能一气呵成, 也不可能奋笔疾书。但是, 如果给这部分考生适当的时间进行思考, 运用所学过的“核心知识、主干知识、公式、公理和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知识”, 也能解答出来。目前规定的高考考试时间选拔的是熟能生巧、熟能生快而已, 农村考生或城市普通高中的考生们, 很可能只是因为时间的限制性因素而未能交上满意的答卷。我们不妨从选拔人才的角度来看, 农村考生或城市普通高中的考生们, 如果在较充裕的时间内能答对题而得到分数, 将会比城市重点中学的考生更有培养价值, 更有开发的潜能, 因为他们更有创新能力。其中, 语文的作文更需要深思熟虑, 谋篇布局, 遣词造句,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综上所述, 笔者建议, 在题量、题型、难度比例等不变的情况下, 适当地延长一点考试时间 (每科均延长30分钟为宜) , 将会甄选出不是靠死记硬背, 不是靠考前的有效信息而取胜的人才!适当延长考试时间, 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减轻考生备考的心理压力和备考负担——少补点课, 少做点题不会有太大影响, 可以通过“足够”时间的思考后, 迎刃而解。适当延长考试时间, 也给农村考生, 资源落后学校的考生们创设了成功的平台, 从某种程度上讲, 是让基础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高考——弥补了过程中的不平等, 使基础教育的不平等下降了———靠考生自己的智慧临场发挥!他们同样可以与那些靠多做题、请家教、考前信息丰富的学生一比高低!适当地延长考试时间, 对城市重点中学的考生来说, 会有更多的检查时间, 考前胸有成竹, 这部分考生及家长也就不会太紧张了。可见, 适当地延长考试时间, 所有考生及家长都会欢迎, 是民心所向的工程, 一旦实施则皆大欢喜, 顺应了民心和民意, 体现了面向全体, 尽最大程度地给每一个学生创造机会, 也是具体落实以生为本的理念, 让人人得到实惠。

经过高三的紧张备考和模拟训练后, 考生们的心理和生理也会适应时间延长后的考试。对高考进行这项小小的改革, 不但是简单易操作, 而且成本很低。就目前来说, 切实可行, 不用专家论证和讨论, 只需调查一下广大考生及其家长们的意见, 答案自然就会出来了.

也许有人会说, 在规定时间内才能更好地筛选人才, 考试就是比反应速度、比效率, 但请不要忘记, 种种原因使一部分学生在高考备考时的针对性不强、获取高考信息的渠道不畅, 他们在对试题完全陌生的情况下, 如果时间够用, 经过深思熟虑的临场发挥能答出正确答案, 那才是创新。在创新与公平、速度与效率之间, 应该选择创新和公平。再说, 适当延长高考的考试时间对那些考试前已经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考生来说, 并没有损害或牺牲其利益——可以有更多的充裕时间去检查答卷, 若是胸有成竹, 不愿意检查也可以提前半小时交卷。

高考公平 篇2

我来到了林则徐的住所，在仆人的引领下我见到了他——英雄林则徐。我走到林则徐大人的面前，行了礼，说：“林大人，您好。我叫蓝珑馨，是一名来自的小记者，也是您忠实的崇拜者，我可以采访一下您吗?”林大人非常和蔼，他说：“当然可以，孩子。”

他把我请进会客厅，我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提问：“林大人，您任两广总督高官之日，正是您的威望和权力如日中天之时，您何不借此机会为自己的孩子的未来做好谋划?”林则徐一听脸一沉：“不可!”当即命家丁笔墨伺候，写下那流传千古的“家训联”，全文如下：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 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我忙说：“大人莫见怪，您的清廉有史可鉴，在我的20就能见到许多记载您故事的文字，我是敬佩万分。”林则徐的脸色缓和了许多，捋着胡子微笑。

“林大人，您为国家和人民做了那么多，到头来，您和家人还是只能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您不觉得国家应当对你有所赏赐吗?”林则徐沉思了一会，低吟：“为国为民无怨意，清廉高洁史流芳。为国家做出贡献是吾本分内的事，岂能索赏?”我有些许感动涌上心头： “您……对这次被贬有什么感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样一个清廉的好官,却因坏人诬陷被贬!我替他愤愤不平;可他，却心底无私天下宽，对此事泰然处之，真乃英雄本色!

辞别了林则徐大人，我踽踽独行，心头思潮起伏——

寻求实质的高考公平 篇3

近期有一社会学研究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

這是一项基于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近50年间的学生档案所做的研究得到的结果，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北大学生群体的变化。這一研究结果，对审视高考制度的公平性，有着重要作用。

不少舆论认为，由于高校推行自主招生，导致农村生在北大、清华等名校中的比例越来越低，并据此反对推行自主招生改革，同时坚定认为目前的高考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

那么，真是自主招生加剧了高考不公平吗?上述研究推翻了這种认识。我国自主招生是从2003年开始试点的，而上述研究统计的学生档案，截止时间为2002年，也就是说，上述研究结果，是针对高校尚未进行自主招生得出的。這表明，在传统高考制度之下，干部子女在名校中的比例早已在上升。

传统高考制度，是按照学生的高考分数，从高到低依次进行录取，這种考试、录取方式，被认为通过考试分数，保障了考试公平。但其实，這只是十分脆弱的公平。农村孩子、贫困家庭学生，在同一张试卷面前，并不公平。他们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与城市学生接受的教育有十分大的差距；他们因家庭经济情况限制，无法像城市家庭学生一样去上特长班、兴趣班，请家教……這些学生是在不平等的教育环境下，与城市学生“同场竞技”。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大学新生中的农村生比例，逐年提升，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可是，在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却不断滑落。這显示，农村生在高考考场中，考不过城市学生，他们上大学的机会多了，可由于高考分数低，更多进入的是三本院校、高职高专。

对于這种不公平现状，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保留传统高考，但调整考试形式和高考资源配置。其理由是，现在各省分省命题、分省录取造成了各地高考不公平，是农村生在名校中比例降低的重要原因。這一理由很具迷惑性。毋庸置疑，我国各地的高考资源存在严重不均衡，由此使各地的高考竞争程度很不相同，在北京、上海等地，一本率已高达27％(一本院校主要为985高校、211院校和地方重点建设的本科院校)，而全国的平均水平只有10％。如果调整高考录取资源配置，会缓解各地的高考不公平问题，但是，难以提高农村生的录取几率，因为在各省的录取中，增加的录取机会，首先会被城市学生、家庭环境更好的学生占有，农村学生依旧没有份。

另一种意见是，要努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缩小地区和城乡教育差距。笔者赞成這一意见，因为教育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如果受教育者的起点就不公平，是很难有结果公平的。但是，由于我国的义务教育不均衡问题十分严重，如果仅仅期待通过义务教育均衡来解决高考公平问题，必定需要十分漫长的时间。况且，就是在教育均衡做得不错的发达国家，依旧存在地区间、校际的教育不均衡。因此，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同时，必须改革高考制度，而這种改革的路径就是推行高校自主招生。

被公众担心会造成高考不公的自主招生，恰恰是扩大高考公平的必然选择。首先，只有高校实行自主招生，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才可能校正单一分数评价给受教育者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公。在多元评价体系中，高校完全可以将考生的地区教育因素、家庭教育因素作为评价指标，這就校正了因教育差异、家庭因素对学生求学、成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大学正是通过這种自主招生、多元评价方式，扮演“社会公正调节器”的作用，两名考生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大学会优先录取来自教育薄弱地区、贫困家庭的学生。

取消高考加分维护竞争公平 篇4

维护高考公平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然而, 在某些地方, 新课程改革旗帜下的高考加分项目竟然成了官员与教师子女的专利。只要有钱有关系, 从未参加过航模类比赛, 缺乏相应能力与特长的同学, 也可以享受高考加分政策。在加分考生的挤兑下, 高考“裸分”状元落选名牌大学。本该公正科学地考查学生特长素质的高考加分政策俨然成了权力寻租、制度走私的道具。如此高考加分政策不仅失去公正要义, 教育功能也被异化。对此, 有网友调侃说:“哥加的不是分, 是特权。”

山东省教育部门顺应民意, 适时调整高考加分政策, 全部取消省内制定的加分等照顾性政策。尽管有“一刀切”之嫌, 但是有利于维护广大考生利益与公平竞争的教育环境。

当然, 笔者这样说, 并非全盘否定高考加分政策。应该承认, “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的高考制度, 确实存在一定的缺陷, 以分数论英雄也不是教育的本意。高考改革确有必要。但是高考加分政策执行情况太随意, 让教育公平很受伤。何况, 公众看多了高考加分的特权与腐败, 谁还会相信高考加分的可信度呢?

“从高分到低分录取”仍然是公众普遍认可的公平竞争规则。这种“一刀切”的招生模式固然容易扼杀特殊人才, 但是在当前的制度语境下, 指望权力阶层主动放弃既得利益并不现实。越是“一刀切”的政策, 权力寻租的空间越小。如果高考招生自主权过大, 高考加分政策太滥, 而相关制度建设没有同步跟进, 高考改革制度可能成为某些人权力寻租的工具。这一点从某些地方高考加分项目被官员与教师子女垄断的现实教育生态中得到验证。

高考与公平的作文素材 篇5

一次，杨如和许斌由小争执演变成大出手。同学们见班主任不在，便马上跑去办公室喊来了林老师。林老师脸色沉沉地站在教室门口，目光如剑地盯着许斌。一见此状，我们都暗暗替许斌捏了把汗，这下许斌可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他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动了林老师引以为豪的爱将。只见林老师厉声喝道：“住手!站好。怎么回事闹成这样?”接着，她语气稍缓，把目光转向杨如：“你先说!”杨如很委屈地哭着说许斌如何动手打他。林老师的目光更沉了：“换你说。”许斌一愣，估计是没想到自己还有开口的机会，很快讲原由了。林老师听后，目光在他们两个身上打转。良久，她又问了在场的几个同学后，对着全班同学说：“一巴掌拍不响，所以才会在我们班发生这种打架事件。这件事追溯到源头，错在杨如。杨如，你不该取笑同学在先。一个有学识的人会像饱满谷穗总低头向地。许斌，一个学会宽容待人的人才能赢得更多人的喝彩。”老师还命杨如在班队课上要做自我检讨，让给了许斌去收集十句有关宽容的名言。

事情的发展跌破我们的眼镜。就这么一件小事，我们不禁赞扬她：“公正，真公正”。林老师知道了，头一扬：“这是我们老林家的优良传统!你看看林则徐，一个不公正的，能销得了那害人的鸦片?”

高考的公平性 篇6

很多人总是要向国外看齐，总是拿出美国的例子说：你看，美国的常春藤名校有很大的自主性来挑选学生，除了GPA、SAT，更加看重学生的课余活动表现，还有提交的论文质量。但是不要忘记，那些拿来比较的大学都是私营的，中国的大学都是公立的，根本性的区别，就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公立大学必须广纳民众，让普通人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改善自己经济条件的同时，创造一个知识型社会。

20年前，我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身边大部分的同学来自外省市，很多还是农村的。和城市的学生比较，这些农村或者偏远地区的同学有点土，但是城市生也很明白，他们很聪明，特别是很刻苦，他们大部分的高考成绩比城市生要高。如果说，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城市生和这些农村生之间存在差距，四年之后，城市生的优势已经消失，而如果现在再进行比较，事业有成的，往往是这些农村同学。

一位朋友，讲起小时候在湖南读书的日子，每天来回要走四个小时的山路，支撑他的，就是要离开这个地方，要到北京上大学。最后，他进入了清华，然后拿到了奖学金去了哈佛，之后去了华尔街。我不知道，如果是现在，他是否还能够实现他的理想，走出山区，到北京念大学，甚至包括我自己，因为首先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昂贵的学费，家里面是否承担得起。另外就是高考，不敢确定是否能够像20年前那样取得高分，因为面对今年的时政作文题，一个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脑的高考生，在信息量还有思路方面，首先就处在了下风。

20年前，只要用功、愿意看书，城乡学生之间的差别最多就是所谓土和不土的问题，但是现在，差别已经在于知识结构，精英教育的学生占据了绝对优势。要进入名牌大学，更是从小学开始，起步点已经不同。而这样的差距，到了中学，更加明显。

正是因为这样，看到中国的一些名牌大学要增加自主招生的名额，我很担心。对于学校来说，这样做当然可以提高生源的素质，但是这里面会产生两个问题：首先，自主招生意味着由人来决定，如何确保不存在徇私舞弊？其次，这会把一些起点较低的学生排除在门外，就好像我的那位朋友。除非证明自己是某方面的天才，一个山区的孩子，没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没有机会参加各种比赛，这样的学生，是没有资格参加自主招生的。至于加分，还有保送，更是不会有他的份。说到加分和保送，这也是让人担忧的措施，因为只要存在官场腐败，有人利用权和钱，就会丧失公平性。

国外的公立大学，虽然竞争力和名气比不上很多私立名校，却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人群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机会，而中国的公立大学有着中国自己的特色，就是那些重要的研究型大学，必须关注自己的声望和竞争力。

虽然高考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公平性这些年也开始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高考依然不失为目前最为公平的一个方法。高考改革似乎势在必行，我只有一点期望：改革时，为那些农村偏远地区的学生保留一定的名额，让这个社会依然存在“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保留一条向上升的通道。

高考公平与否不只是教育的事 篇7

从宏观层面看, 由于省与省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 其发展教育的能力也必然有差异, 对于考生来讲, 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区域, 接受教育的机会就可能不平等。就某一地区来说, 由于不同人群经济状况不同, 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几年前, 笔者到四川一所规模较大的中职校调研, 其校长说, 该校从建校以来所接受的学生, 除一人是科级干部的子女外, 其他全部是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

近几年来,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不能让学生因贫困而上不了学, 各高校也全力解决贫困生的入学问题。但从实际入学情况来看, 进入大学的生源分布比例, 城市学生越来越高, 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其中有农村学生总体数量减少、部分农村划入城市的原因, 但主要还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 导致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 很难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高考公平 篇8

一、招生公平的认识盲区

招生公平通常也称为“高考公平”，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热议焦点。其内涵最普遍的理解是“基于考试成绩的公平”，或者说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有学者从个体权利、国家治理、考试技术和社会影响四个层面阐述高考公平的内涵范畴，指出高考公平必须体现考生在考试权利上的公平。同时，更多的研究聚焦招生不公平现象。概括而言，研究认为属于招生不公平的现象主要有5类：一是违纪舞弊产生的不公平；二是考生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公平；第三类是招生计划分配不均导致的不公平；第四类是高考加分政策的争议，认为高考加分政策严重破坏了公平；第五类是点名招生，俗称“点招”。

总结上述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对招生公平的正向阐述，还是对不公平现象的反向论说，其视角都是研究“考生之间”的公平，即考生之间的竞争的公平性。而考生与高校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公平问题，则成为招生公平认识的一个盲区。

考试招生制度在形式上是教育领域一种调整、管理学校招收新生活动的制度，但从社会、从国家治理层面看，考试招生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利益分配制度。招生关系就是制度在调整招生录取各方主体行为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关系主体的利益及其实现方式在制度上表现为其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而在社会生活中，利益的表现形式对不同主体而言则是不同的。如考生寻求的直接利益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实质利益是隐藏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背后的社会地位、就业、事业发展等隐性利益。同样，高校也在寻求他们的利益，最直接的是生源，实质利益是因生源而产生的更多学费收入、节约教学成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赢得社会声望、吸引更多的财政投入或更多的社会捐助等利益。这些利益的载体，即招生关系客体，作为中介将招生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联系起来。大家最为关注的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招生计划即入学机会的物化）这一招生关系客体，却长期忽视另一重要客体，即考生。招生关系主体，无论是高校还是考生，都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社会利益分配的实质，决定了参与招生活动的各方主体都存在一种公平分配利益的基本诉求，改革必须以公平为首要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场深度的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因此，招生公平的内涵不能仅局限于考生之间的公平，而应涵盖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

将招生公平局限于考生之间的公平，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一，在理论研究上导致了对招生关系及主体的研究的薄弱。任何一种制度，其核心都是关于各方主体权利义务的分配。明确制度所调节的关系及其主体的地位，是析理、评判、改革、设计任何一种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主张一方的权利，必同时承担对另一方的义务，这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点。

第二，在实践中导致了考生权益保护的薄弱。由于未将考生与高校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公平问题纳入视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及实践长期将焦点聚集在考生之间的竞争上，导致实践中只是对考生之间的权益分配进行细化和改变，制度因而“精细化”“极端化”。但从宏观上考生作为一个整体，与高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未得到有效改变。当前的改革实践与研究，似乎有一种倾向，即把对高校违规行为的打击视为保护考生权益的核心举措。事实上，遵纪守法是一种普遍义务，而不是对等义务，是制度执行问题，而不是制度设计问题。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重点要解决的，恰恰是制度设计问题。

第三，有把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引向歧路的危险。将招生公平局限于考生之间的公平，导致了当前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中的“绝对公平论”倾向，导致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在人才选拔的科学性和考试招生公平性上的割裂乃至对立，对考生公平的保障，成了限制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关键原因，从而导致改革实践中分数作用被无限放大、路越走越窄。另一方面，由于在呼吁高校自主权的同时忽视扩大考生的权利对抗，高校招生自主权逐渐有演变成高校招生“特权”的风险。

二、促进招生关系主体间的公平：浙江方案的改革举措

（一）浙江高考改革方案系列改革举措

制度并不直接分配利益，而是通过调整关系主体间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间接实现利益分配。着眼于促进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调整主体间利益分配格局，浙江高考改革方案规定了系列改革举措。

1. 考试科目自选。

即取消文理分科，实行部分科目选考。改革方案考试科目实行“3+3”模式，即必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3门，选考科目3门，由学生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7门设有加试题的高中学考科目中，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理论上讲，考生有35种组合选择。与此相适应，高校须分专业（类）提出选考科目要求，考生所选的3门科目中，至少1门符合拟报考学校专业的要求。实行选考后，不再分文、理科。形象地说，现行高考实行的是套餐制，只提供两种选择，非文即理；方案则是自助餐，考生自主选择3门科目进行组合。

2. 多次考试机会。

除语文、数学只提供1次考试机会，在每年6月全国统一规定时间高考之外，外语和所有选考科目均每年安排2次考试，考生根据本人学习情况，自主选择考试时间，每科最多可以报考2次，并自主选择其中一次成绩计入高考总分。现行高考听力和技术有2次考试机会，占总分值的比例为本科4%，专科约24%。改革后，多次考试的科目占总分值的60%，占总科目数的2/3。

3. 取消招生批次。

长期以来，招生录取工作实行“学校分批、考生分段”的办法，即将所有高校分为若干批，前一批次高校招生录取结束，再开始下一批次高校的录取。与学校分批录取相对应，每一批次会划定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只有分数线上考生才能报考该批次高校。改革方案规定，取消录取批次，所有高校的所有专业均同批录取。

4. 实行单层制志愿。

我国统一高考招生长期实行双层制志愿，即将志愿分为院校志愿和专业志愿，考生在填报时，先选定院校志愿，再从志愿院校所设专业中选定专业志愿。改革方案实行“专业（类）+学校”单层制志愿，即考生每个志愿均需明确表示其报考的具体某所院校的某个专业（类）。考生各个志愿之间是独立的关系，如考生第一志愿报考A院校的X专业（类），第二志愿可报考B院校的Y专业（类）。

5. 平行投档到专业。

在双层制志愿下，录取投档实际上是分为两个环节，首先是省级招办根据各院校的招生计划总数，将考生平行投档到院校，投档时，省级招办投档只看考生院校志愿，而不看（无法看）考生的专业志愿；院校接收到考生档案后，再根据本校各专业计划数，将考生投档至具体专业。实行单层制志愿后，两个环节合并为一个，即由省级招办按考生志愿将其直接投档至具体院校的某个具体专业（类），院校不再对考生进行分专业投档。

（二）改革措施促进了主体之间的公平

上述改革措施的核心，是通过扩大招生关系主体的选择性，促进主体之间的公平。

1. 进一步促进了考生之间的平等竞争。

首先，变指定科目为选考科目，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偏科”考生的权益。选拔标准实质上是利益分配标准。在按文理分科指定考试科目的前提下，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总分面前人人平等”，要求考生每门科目必须平衡发展，只要有几门、甚至是一门科目“短板”，也就是所谓的“偏科”，就意味着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的失利。实行选考后，“偏科”考生可以避短扬长，与各科均衡发展的考生同台竞争。

其次，多次考试机会降低了一次性考试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使考试结果更加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保障了一次考试发挥失常学生的权益。

第三，平行投档到专业进一步保障了具有学科特长或专业意向明确的考生的权益。假设某高校有A、B两个招生专业，其中A专业有单科成绩要求。在平行投档到院校的规则下，省级招生办按学校总计划投档，结果可能是所有考生或多于B专业计划数的考生单科成绩不符合A专业的要求，而符合B专业要求的考生数量已超过B专业计划数，这样，实际上是单科不符合条件的考生阻碍了符合条件考生利益的实现，导致符合要求的考生将在尚有计划的情况下失去录取机会。实行平行投档到专业后，省级招办直接按A专业的计划投送符合要求的考生，确保符合条件考生按学校的规则得到录取机会。

2. 着力构建高校之间的平等竞争平台。

首先，取消批次意味着取消原先批次在前的高校优先选择权。在分批录取规则下，前一批次高校录取结束后，才能开始后一批次高校的投档录取。因此，批次的设置，实际上是招生录取优先权的配置。在师资、设备等办法条件未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只要提升录取批次，其投档线就可以大幅提升[1]。此外，批次还带来大量的额外利益，如社会知名度、高校排名考核等等。可以说：批次制度使批次在前的学校赢在了起跑线上。取消批次之后，原批次在前的高校将失去优先选才的权利，所有高校同时开展招生录取工作，平等接受考生选择。

第二，单层制志愿与平行投档到专业（类）相结合，构建了不同类型、不同特色高校之间平等竞争的平台。在双层制志愿下，招生单位是学校，专业是学校内部招生单位。单层制志愿下，招生单位细化为学校的各专业（类）。假设甲学校有A、B两个专业，乙学校有C、D两个专业同时招生，如果某考生的真实意愿依次是甲学校A专业、乙学校C专业、乙学校D专业、甲学校B专业。双层制志愿下，该考生须先选定院校志愿，因最向往甲学校A专业，而以甲学校为第一院校志愿，这样，他的志愿就确定为：

(1)第一学校志愿：甲学校第一专业志愿：A专业

第二专业志愿：B专业

(2)第二学校志愿：乙学校第一专业志愿：C专业

第二专业志愿：D专业

投档时，该考生进入甲学校，但A专业分数不够，于是就被B专业录取。显然，双层制志愿不仅提高了甲学校B专业被优先填报的机率，也赋予了该专业优先录取考生的机会。在实践中就产生了热门专业带动冷门专业的现象。有些医科、财经等热门学校，其非热门专业可以十几年无第一专业志愿考生，但照样能足额录取到与热门专业成绩水平接近的考生。而在单层制志愿下，该考生志愿可以表现为：第一志愿———甲学校A专业；第二志愿———乙学校C专业；第三志愿———乙学校D专业；第四志愿———甲学校B专业。那些总体实力或知名度较弱学校的特色专业因此获得展现特色、吸引优质生源的平台。显然，单层制志愿更好地保障了学校之间平等竞争的权益。

3. 建立起考生与高校之间对等选择平台，促进考生与高校之间的平等。

从单独招生转为统一招生，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即考生自愿报考，学校评价录取。但在报考录取程序上发生了重要改变：

单独招生中，由高校发布招生简章，考生自愿报考若干所高校，这些高校经过测评，分别告知考生是否录取以及录取在什么专业，考生在接到所有结果后，再作出自己的最终决定（见图1）。考生与高校的选择是双向互动的，可以称为是“双向选择型”程序。

由于单独招生中考生档案（表现为考生个人的申请材料）可以同时提供给其所报考的各所学校，其中一所学校的录取结果并不影响另一所学校的录取结果，因此也可以将其称为“并联型”程序。如果用图2描述，这一特征呈现更加明显。

单独招生考试录取程序的最主要特征，一是考生可以同时与多所学校互动；二是录取程序终结于考生，由考生在掌握全部信息后，综合权衡后自主作出最终决定。

实行统一招生后，主要有两种投档办法，一种是“传统志愿”，一种是近年来推广的“平行志愿”（平行志愿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投档办法改革，而不是志愿改革[2]）。两种投档办法主要程序是相同的，即：考生填报志愿后，省级招办按其学校志愿投档到其中一所学校；学校按进档考生专业志愿进行二次投档，确定录取专业（或不录取）（见图3）。

省级招办投档时，考生档案在一次投档中只能提供给一所高校，只有在前一志愿高校不录取的情况下才会考虑是否投档到下一志愿高校；考生只有填报志愿这一次选择机会。因此，可以将其称为“串联型”（见图4，黑框环节内含二次投档程序）。

与单独招生相比较，统一招生投档录取程序最主要的特征，一是考生档案一次只能投档给一所高校；二是实行两次投档，即省级招办按院校志愿投档和高校按专业志愿投档；三是录取程序终结于高校。

程序上的变化，引发考生与学校两类主体之间的地位变化，主要体现在决策信息与承担风险上：

在单独招生中，考生通过报考行为先作出“预选择”，再收集所有高校的录取决定后，在最充分的信息的基础上从容作出最后决定。而高校在录取时，并不确定考生是否最终选择本校，可能为录取最优考生而放弃次优考生，一旦最优考生最终选择他校，高校就可能面临生源不足的风险。因此，这是一种“考生主动型”程序。

在统一招生中，因为只有填报志愿这一次选择机会，因此考生必须在不能准确地预知拟报考学校的生源冷热状况的情况下，作出带有冒险性的志愿决策。在随后的录取中，他可能因成绩没有达到报考学校的投档线，从而成为“死档”；由于双层制志愿，达到学校投档线后，还会在二次投档环节中面临“专业落榜”或是被高校调剂录取到非志愿专业。而高校在二次投档中，已从本应与考生平等的招生关系主体升级成为一个管理主体，掌握了充足的决策信息，并可灵活避免风险：如果所有专业生源数量充足，则可以坚持按原计划录取，多余考生直接退档；如果生源不平衡，则可以通过调整专业计划，或对考生进行调剂录取。其录取的所有考生不会有流失的风险。因此，这是一种“高校主动型”程序。

改革方案通过单层制志愿和平行投档到专业（类）的组合措施，将投档程序改为省级招办直接将考生投档到具体学校的具体专业（类），取消了高校对进档考生进行二次投档的环节，从而对考生与高校相互地位进行了平衡（见图5）。

首先，取消二次投档后，使高校从管理主体重新回归到与考生平等的招生关系主体。第二，有效消除了考生在二次投档中面临的“专业落榜”风险。第三，考生志愿对其真实意愿的表达更加准确，高校不再有对考生调剂录取的权利，确保了高校的每一个录取结果都符合考生的明确志愿。第四，将高校行使自主权的时间从投档后改为考生填报志愿前，要求高校必须事先明确本校各专业的录取规则，杜绝了高校事先含糊表述、进档后灵活调整的空间，确保考生有平等“对抗”高校招生自主权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因考生与高校处于平等的对等选择地位，这一程序可以称为是“对等选择型”程序。

4. 减少国家对利益分配的直接干预。

在考试科目上，允许考生自选考试科目，国家不再统一限定；在录取时间上，取消录取批次，国家不再以行政审批手段人为安排高校录取顺序，高校平等竞争，同时接受考生选择；在投档中，国家根据考生志愿和高校各专业（类）事先明确的规则投档，而不再要求考生先选学校后选专业。改革后，国家在招生录取中只扮演两种角色，一是提供专业化的考试服务和录取系统平台，二是监督纠正违规行为。改革大幅度减少了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不再对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进行直接干预，转而通过考生和高校之间的对等选择、考生与考生之间及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平等竞争实现利益分配的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三、改革预期目标和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通过促进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浙江改革方案对考生招生制度利益分配格局进行了新的调整，将引导教育发展生态的多样性，从而实现考试招生制度公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1.为考生个性化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改革方案为考生提供了“考其所长”的平台，也为考生提供了自主决定“学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的灵活机制，考生在招生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得到了保障。因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这一效应将会引导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就开展生涯规划，按个人特质和发展目标选学，从而使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理念得到落实。

2.为高校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制度驱动。改革方案将“高考指挥棒”指向了高等教育。取消录取批次后，国家不再对高等教育进行“重点”“普通”“三本”、高职高专之类的人为等级划分，民办学校、高职院校将与其他高校同台竞争。同时，实行单层制志愿并平行投档到专业（类）将使招生竞争单位从学校细化为专业（类），各类学校可以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开展特色化的教学改革来提高招生竞争实力。可以明确地预见，在方案实行一段时间后，一些民办学校、高职院校比部分原先批次在前的公办学校、本科学校更受欢迎、一些专门学校的特色专业投档线超过综合大学的一些弱势专业，同一学校不同专业分差拉大，学校发展从追求“大而全”转而追求“小而精”，不再盲目新设专业，并对现有专业进行“优胜劣汰”、升级改造，等等，都将成为新常态，高等教育将因接受“市场竞争”考验而更有活力。

3.促进各类“排名”考核体系的科学化。当前建立在“投档线”基础上的各类排名考核体系，都将因投档录取办法的改变而将无法执行，促使管理部门、研究部门摒弃简单地以学校分数线论英雄的排名考核办法，转而从学科特色、办学成果等软实力角度进行评价。在财政投入、大型课题招标、社会捐助等方面，“学校霸权”也将让位于专业实力。体现在招生录取上，争“状元”之类的现象将明显淡化。

作为试点，改革方案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未来的发展方向，预计会主要围绕3条主线展开：

一是进一步加强对招生关系主体及其权益保障的研究。改革方案只是对促进招生关系主体间的公平进行了探索，但还需要更多的理论支撑和深化。

二是在制度设计上进一步扩大考生、高校的选择性。如考试科目上，考生的选择权将会进一步加大，不再限定在3门，可以选更多，也可以选更少。

三是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将会进一步深化。强化综合素质评价在招生录取中的作用，将打破目前考试招生中利益分配向纸笔考试成绩、文化知识成绩更高的考生群体分配的格局，从而保障其他考生群体的利益，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为实现此目标，综合素质评价将在科学性、公平性、方便性等方面作进一步探索。

摘要：当前大部分研究将招生公平窄化为“考生之间的公平”,这是认识上的盲区,在积极意义上应关注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浙江高考改革方案促进招生公平的内涵主要包括:一是进一步促进了考生之间的平等竞争,二是着力构建高校之间的平等竞争平台,三是建立起考生与高校之间对等选择平台,促进考生与高校之间的平等,四是减少国家对利益分配的直接干预。

关键词：高考,招生公平,招生关系主体

参考文献

[1]应朝帅.高校统一招生制度规则体系的公平性审视——基于招生关系主体平行的视角[J].中国考试,2012(5).

高考加分政策与教育公平性研究 篇9

一项政策实施的正当性, 首先是基于特定的确定性基础, 而这种确定性一般被当作是成文法律所赋予的, 正如对少数民族实施的高考加分政策, 似乎就是有关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平等权是十分重要的权利, 是公民人格成长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为参与未来的社会竞争提供可能。受教育的歧视必然使公民无法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中, 使表面上向他敞开的机会失去意义, 也使社会的发展蒙受了损失。

但是, 这里说的平等权不是绝对平等, 而是相对平等。少数民族在我国属于弱势群体, 主要生活在偏远的地区, 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严重冲击。如果不给他们事实平等的机会, 他们就很少有机会学习先进的思想理念,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很不利。这样又影响了我国社会的整体进步, 违反了宪法中民族平等的原则, 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团结。因此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考虑事实平等或者实质上的平等, 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度的优惠是合理的。

2 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

2.1 加分对象多, 随意性严重

从实行加分政策至今, 高考加分政策对象从工农类学生、少数民族考生、华侨增加至现在的近200种。并且教育部对很多加分对象的范围界定不明。如对思想政治品德突出者的评价, 存在主观性, 往往根据事件受关注的程度, 其评定结果将存在差异, 这也将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发生。

2.2 加分政策在实践中发生偏离

由于地方录取名额有限, 目前实行的少数民族预科制更多的转变为服务于地方官员和社会精英阶层, 存在一定的走人情、拉关系、收取钱财等不良现象。另外, 除了预科班学生外, 随着经济的转型, 高等教育里的本科生学费也由免费制转向了收费制, 高额的高校收费等问题日益显露, 这就使众多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大学生陷入了上大学的经济困境。

2.3 少数民族加分对象划归不平等

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学生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从欠发达地区迁移到了发达地区, 接受较高水平的教育, 与汉族考生无异, 但在高考中却同样享受到加分政策。另外, 不能获得加分的学生学习积极性受到影响, 家长们暗地里想办法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改头换面, 更改民族成分。这种权势潜规则导致了整个高考天平失衡, 甚至变相地导致了社会诚信的缺失和道德败坏。

3 对加分政策的措施改进

3.1 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高考加分政策调整应在实现受教育机会均等的前提下, 考虑由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同所带来的教育上的差距, 要特别考虑到对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以及人口较少民族的照顾, 对贫困偏远地区也应给予相对照顾。

3.2 明确加分范围

各省市要严格按照国家统一标准来实施加分政策, 取消当地的“土政策”, 教育部直接参与各部门高考加分的认定过程, 由教育部统一规范高考加分的对象与加分幅度。要细化加分项目, 明确加分额度并逐步减少加分分值, 缩小范围。对于照顾性加分对象, 应取消加分政策, 采取优先录取。对于鼓励性加分对象, 应适当减少加分分值。

3.3 明确加分对象, 控制加分人数

加分人数所占比例控制在5%以内。就照顾性加分而言, 加分对象可以保留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政策的施行, 必须与少数民族聚居地户口结合起来, 采用加分政策只适用于目前在聚居地居住人员及脱离少数民族聚居地5年以内人员。学校也应做好学生资料登记, 严格管理学生学籍档案。就鼓励性加分而言, 应取消“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加分。

3.4 规范加分程序, 设立专门有效的监督机制

高考加分政策的程序正规化极为关键。全国各地在贯彻执行过程中, 应程序公开, 操作透明, 接受社会监督严防造假行为。要建立和完善规范与责任追究机制, 出台制度性的处罚措施。更应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 在高考前后, 对拟加分人员名单应予以公示, 做到公开化、透明化。

3.5 制定严格的审核和惩罚制度

为了避免实践中因审核标准不统一而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 必须制定严格的审核标准和程序。符合高考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考生, 要到户口所在地户籍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办理资格审核手续。对在享受高考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中弄虚作假的行为, 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取消考生的高校招生录取资格, 已被高校录取的, 一律取消学籍。

4 结语

高考公平 篇10

接受教育对于广大青少年学生而言，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机会均等，就是“使来自不同社会地位和出身的人都能够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人的基本权利，是基本的社会善”。[2]也就是说，要让农村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拥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但“由于受社会经济条件所限，教育机会均等还无法达到实质平等，因而只能是一种形式的平等”。[2]2007年，甘肃省高考录取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7个百分点，2008年又比全国水平低6.3个百分点就是典型的例证。在这样一种“教育机会均等”现状之下，我们还极力宣扬公平竞争，让农村孩子和城里的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去争取自己受教育的权利，显然违反了平等原则。因为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城乡教育资源决定了平等竞争对农村孩子而言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平等。

一、城乡基础教育设施有天壤之别

按照《甘肃省示范性普通高中评估验收标准(试行)》，一所省级示范性高中，“学校占地面积不少于80亩(城市学校不少于60亩)，能满足正常教学活动需要”，“校舍建设符合《城市普通中小学校舍建设标准》，校舍建设面积生均达9m2，寄宿制学校学生宿舍生均使用面积不少于3m2”，“理、化、生实验室完全满足教学需要，每600多名学生配备标准实验室三个(不含准备室)”，“实验室设备达到国家规定的一类标准，演示实验和分组实验开出率100%”，“学校信息化环境建设达到《甘肃省中小学校园信息化环境建设评估指标(试行)》规定的一级标准的要求，多功能活动厅座位在300人以上”，“班额不超过50人”。[4]“目前甘肃省省级示范性高中只有43所，占普通高中学校数的8.69%，不足十分之一”[5]，且这些学校主要集中在省城和条件较好的地、州、市，约为30所，县城一中有13所。但目前农村中学的实际状况又是如何呢?一所中学(一般是初高中结合在一起的完全中学)，占地面积大多在20亩左右，无学生宿舍，或是条件非常简陋的大寝室，很多学生挤在一起;理、化、生实验室少，往往是三科实验室简单凑合在一处，且仪器短缺、药品匮乏、实验开出率低下;学校信息化建设落后，计算机教室微机少，常常连一个班同时上机都无法保证;多功能活动厅更是可望而不可及;班额大、人数多，已成为农村中学十分头疼的问题之一。这种状况，既与广大学生家长希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殷切愿望相悖，又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教育公平的原则，同时必然拉大城乡教育差距，引发学生择校的热潮，威胁着农村中学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源体系。

二、师资文化程度、执教能力、稳定程度、教学理念策略大相径庭

“教学质量是一所学校的核心凝聚力和吸引力。学校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学质量的抗衡”。[5]尽管决定教学质量的因素是多样的，但建设一支执着稳定、专业素质强、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却是最为重要的。“以北京为例，很多中学教师非硕士即博士，小学教师专科仅是基本学历。”[7]不仅仅在北京，就是在西部一些落后省份，城市中学教师的文化程度也基本是重点师范院校毕业的本科生。他们学科基础知识雄厚，教学理念先进，教学方法和手段灵活多样，在教育教学方面各有所长。相反，农村中学教师在这些方面则显得捉襟见肘。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的第一文凭绝大部分以专科为主(后来大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又通过离职进修、函授、自学考试等方式获得第二文凭为本科)。“2007年，甘肃省普通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达到97.65%、95.09%、77.43%，比2003年提高了2.59、7.51、19.94个百分点”。[8]此外，农村教师教学理念陈旧，教学方法和手段单一，在职进修提高又困难重重，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一方面，城市中学教师严重超编，造成人才的闲置和浪费，另一方面，农村教师却缺编严重，加上学科结构不合理，非正常的人才流动，造成许多学校不得不出现高考毕业班教师队伍中非专业教师带课现象和中师生、大专生无选择带课的现象。

三、教师地域结构、教学信息及复习备考方法策略差距明显

城市中学教师的来源构成是多元的，往往在同一所学校执教的教师来自天南海北，即使是同一省份，也是来自不同的地区。这样他们就会把自身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学习成长历程、外部发展影响，尤其是自己学生时代学校的一切教育教学状况都反馈到自己新的教学环境中来，为学校增添新的文化气息;同时城市学校信息渠道畅通、传播途径多样、信息灵通便捷，高考复习备考的模式和方法既有自己的固定套路，又能根据学校安排、自己掌握的信息及时进行调整和变通。但是农村中学教师地域构成单一，往往同一个学校任教的教师就是同一乡镇或同一县份的人。他们成长的文化背景、学习发展的历程基本相似，模仿的对象也基本上就是大家共同熟悉的那些教师;且由于信息闭塞落后，在高考复习时不能及时了解命题变化的趋势、规律和调整的方向，表现在复习方法上，一学年一本资料讲到底，然后在考前再做几套检测模拟试卷，一年的高考复习备考工作就算了事，以致造成有些老师常有“原原本本的试题，做了，讲了，考到后仍然不会做”的尴尬。

四、教师对课余时间支配的内容不同

城市教师课余想得多的是教学，花费时间较多的是教研;农村教师课余想得多的是生活，花费时间较多的是农活。这是因为城市教师面临的就业竞争激烈，双职工工作的收入结构又使他们不必为生活而奔波，所以他们可以静下心来，充分利用优越的师资图书网络等资源来从事教学研究，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教研能力。《甘肃省示范性普通高中评估验收标准(试行)》规定：“教师积级参与教育教学改革……近3年内有2/3的教师在市(州、地)级以上刊物发表文章，有一定数量的教师在省级以上教学评优中获奖，学校承担有省级以上的教育科学研究课题。”[4]这些制度既为城市教师的业余发展指明的方向，又为校方评价教师提供了政策依据和评价标准。而农村教师“半工半农”者家庭居多，生活负担沉重，学校教学压力小，教师之间竞争和缓，所以课余大部分时间他们都为了家庭生计而奔走，教研只成为他们职称晋升、评优选先的手段而已。

五、学生实际录取比例、就业环境不可同日而语

每年高考成绩发布后，各城市中学张灯结彩，庆贺重点本科上线多少人，二本上线多少人，清华北大或国内名牌大学录取多少人，其热闹喜庆场面不亚于过春节。与此相反，农村中学却显得相对平静，重点本科个位数的上线率已足以让他们惊喜万分，而不超过10个百分点的本科上线率也使他们看到今年又比去年强。也许有人对此不屑一顾：从教育发展的质量来看，农村中学已无足轻重，但是别忘了，“日前，我国64%的高中生在县城及以下高中学校”[10]，是他们努力支撑着发展中的中国基础教育，实现着“为高等院校输送合格新生、为社会培养劳动后备大军”的重任。与城市中学生不同的是，农村学生仅仅生长在农村，接受的是农村教育而已。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他们高考成绩低，上不了好学校，毕业了找不到好工作，参加工作了又找不到好环境。一方面“一些省市高考升学率已超过50%，有的地方甚至达到70—80%，结果是对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的竞争代替了升学竞争，重学历，变成了‘重校历’”[11]，另一方面，农村中学的学生还在为了追求高考本科上线而日夜奋战着。城里的孩子“为了文凭，为了借助文凭在未来的社会竞争和利益分配中获得有利地位”[11]，缘何要让农村孩子去承受这场竞争带来的不利方面呢?

总之，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氛围、教育设施、信息传播渠道、师资水平、父母的参与程度等诸多方面的差异，造成城乡孩子在接受教育程度上的大相径庭，考虑到这些因素，高考一个省几十万人一刀切的录取做法应该“叫停”了。充分关注城乡差异，建立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学生学习实际水平相适应的高考录取体系，这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的有力举措。也只有这样，才有望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才有望实现具有实质意义的公平竞争。

参考文献

[1]谢德体.高考录取不该有“城乡差别”[N].重庆时报, 2006-3-10.

[2][3]张雪.如何理解“教育机会均等”[J].学术研究, 2007, (8) .

[4][9]甘肃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甘肃省示范性普通高中评估手册[M].兰州: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印刷厂, 2004.6-19.

[5][6]李波, 靳建设.甘肃高中教育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N].未来导报, 2008-10-17, (6) .

[7]钟作慈.课程改革需要尊重基本规律[J].人民教育, 2008, (23) :37.

[8]甘肃省副省长郝远.加大攻坚力度, 巩固“两基”成果, 开创义务教育新局面[N].未来导报, 2008-5-16, (2) .

[10]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课题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报告[J].基础教育改革动态, 2007, (11) .

高考“品德加分”莫让公平减分 篇11

不过，由于高考所承载的重大意义，任何细微的政策调整都会引起强烈关注。记者注意到，尽管“思想品德”和“见义勇为”被列入高考加分项目并非今年首创，但在各地高考加分政策大幅瘦身、多项高考加分项目纷纷下马的背景下，这项老政策在今年高考季又成了新话题。

高考加分整体“瘦身” 两项仍“肥”

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均已出台今年高招办法，其中加分政策均有调整。此轮大规模调整，颇受冲击的是保送生，全国中学生奥赛决赛一、二、三等奖，及省赛区一等奖的学生，将自今年起，不再具备保送资格，保送资格“收紧”为一等奖且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遴选为参加奥赛国家队集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各地也对体育特长生高考加分进行调整、限定。贵州取消了全国性体育比赛集体项目的加分资格，但湖南省规定，全国篮球、排球、足球赛事集体项目前六名的考生，经省统一测试合格者，仍可加15分。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体育加分项目不会“一刀切”取消，但将减少笼统加分项目，并严格规定其限定条件，教育部也将出台针对二级运动员的相关文件加以规范。

此外，今年四川、河北、贵州等省已取消省三好、省优干或省级优秀学生的加分项目。除上述加分类型之外，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副研究员罗立祝发现，近年来地方特色加分项目“瘦身”成果也值得肯定。例如，黑龙江省今年取消了为招徕优秀人才规定博士子女报考省内高校可获加分投档的政策。河北省也从今年起，取消原来省“教育世家”称号教师直系子女报考师范院校时可加20分的政策。从今年开始，山东省统一划定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彻底取消济青线。相比其他地市，在每年的高考录取时，济南、青岛市的考生的分数线比省属线要低20分。

虽然竞赛、体育类加分项目接连缩水，但北京、四川、海南等13个省（区、市）都提出思想品德突出者以及见义勇為考生可以享受高考加分。其中，北京、四川、湖南可加20分投档。海南省规定在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的应届考生，报考省内外学校可增加10分投档。山东省甚至在自选项目里仅保留了“见义勇为”这一项加分。

事实上，“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加分并非新提出的加分项。据悉，早在1987年国家教委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中，就曾提出对政治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的学生，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委员会决定可以适当降低分数，由学校审查录取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2001年《教育部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也有类似表述。

2010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清理并规范升学加分政策”，同年11月，教育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在2014年高考中开始执行新加分政策。此后，陆续有省份撤销“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等加分项目；在没有撤销的省份，也进一步细化了对此项加分的明确要求。

教育部相关人员曾对记者表示，各省市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在总加分政策上，合理适度调减加分项目及分值。

尽管一些地区规定加分考生必须获得相应的县级、市级、省级见义勇为称号，或者经省录取领导小组集体研究，认定在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这两个加分项目依然成为各方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应该用利益来促进道德复苏、见义勇为中如何界定“义”、思想品德如何能有客观评价标准，避免弄虚作假。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表示，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只不过之前相对而言不太重要，没有引起大家注意。“近些年，人们对高校招生制度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以高考主体、自主招生为辅的主体模式，并没有太注意到保送、加分等枝节性问题。即使注意到，人们的目光也大多集中在奥赛保送等显性问题上。直到近几年高考改革，奥赛保送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品德加分问题才得以暴露。”

用利益促进道德复苏，该不该？

路见不平、挺身而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这样的美德值得大力弘扬，而至于该不该用高考加分的利益引导机制来促进道德建设，则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高校招生首先要重品德。考生品德好不好，平时很难看出来，但在危急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其品德毋庸置疑。”济南学生家长王学君说，“如果儿子班上有人因为见义勇为获得加分照顾，我和儿子都不会嫉妒这样的好学生。”

在山东省，见义勇为基金会是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机构之一，理事长孟庆丰说，给见义勇为加分的政策初衷在于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从全国以及山东省的情况看，哪个地方对见义勇为行为表彰、奖励到位，哪个地方见义勇为先进事迹就多，社会风气也就要好一些。

而在另一些人眼中，用升学利益促进道德建设，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见义勇为”属于道德行为，它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不考虑得失、不考虑后果，纯粹出于帮助他人的目的。用加分政策来引导中学生见义勇为，本质上是在用升学利益诱导学生，得出的结果可能不再是见“义”勇为，而是见“利”勇为。

王忠武认为，见义勇为固然可以弘扬社会正气，但作为高考加分的手段就偏离了它原有的意义。利益驱动短期内或许会促进道德的复苏，但从长期看，这反而会使发自内心的正义感越来越稀薄。

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大学副校长苏蓉对现行的高考体制有深入了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直言良好的道德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养成的，道德加分似乎是一个不必要的附加条件。“高考本身就是一个考试，已经相对公平，何必在录取时附加那么多条件再加分或者减分？当一个物体承载了太多不属于它本身的东西，就变味儿了。”她表示，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加分的政策饱受诟病，有些人用各种手段去获取加分项目不是秘密，对考生来说并不公平，建议政策制定者酌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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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认定见义勇为行为一般要有与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参与抢险救灾的行为，所以许多人担心见义勇为行为列入加分项会变成鼓励未成年人冒险的诱因。

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想要厘清“见义勇为”的加分，难度很大。“中学生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此阶段的学生首先应考虑的是保护自己，而不是见义勇为。所以，一旦上升到高考加分层面，可能会引发负面影响。”

郑州市民张广博对此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高考具有高利害性，加10分、20分投档对部分学生和家长来说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不否认见义勇为行为具有的正能量的确应该发扬光大，但不应用加分政策引导中学生去见义勇为。中学生大多是未成年人，容易冲动，不计后果，况且本身没有多少自我保护能力和专业避险经验，在很多时候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引导他们见义勇为无异于让孩子去冒险。

“对中学生见义勇为，我们的原则是不引导、不动员，但如果他们真做了呢？”孟庆丰说，“已经做了就不能白做，社会应该给予精神和实际利益上的奖励。所以此项政策更多的是事后褒奖，而不是事先鼓励。”

标准要客观、门槛要抬高，才有公信力

高考加分政策近年来饱受诟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行过程中的种种乱象。一些家长担心“，品德加分”如果没有衡量标准，就无法保证公平操作，最终只能为权力寻租打开方便之门；如果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不健全，运作过程不透明、不公开，加分政策就可能被异化，沦为某些权钱交易的腐败通道，从而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损害其他考生的正当权益乃至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冯浩是郑州一名高三学生家长，在他看来，思想品德好不好、是否高尚，无法量化，“不量化，背后就有操作空间，有人造假怎么办？这样会不会产生新的不公平？”周口一名高三班主任也认为，“没有细则，（思想品德）突出不能只靠主观评定，否则这将成为新的‘拼爹’项目”。

“这些年我们见过太多围绕高考加分的造假行为，可以说每一项加分政策都有寻租的空间，这也是社会舆论反对加分政策的原因。”河南省一名学生家长说，面对这样的加分政策，不免会有一些人打歪主意，比如自导自演一个“见义勇为”，甚至不排除一些部门利用职权开假证明的可能。

沈阳五中高三学生家长宣晓红说，对于一分能压一万人的高考来说，“见义勇为”能加10分，这个分值实在不小。关键是操作起来要客观公正透明，不给暗箱操作留有余地。

新华社日前发表评论认为，高考被视为目前最公平的一项竞争制度，任何涉及公平性的政策调整都应当慎之又慎。通过高考加分来鼓励善行义举，关键是要能经得起社会监督。明晰评价标准和权力界限，才能保证高考公平公正，成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

对于思想品德突出者加分，北大法学院教授孙东东认为，一定要有客观评价标准，否则很难判断考生是否思想品德突出。而对于见义勇为的加分项目，刘海峰认为，应在一定范围内先试行，证明其可行性、客观性后，再推行至全国范围。

各个省市中，相关加分规定划分最为细致的是四川省，县级、市级和省级评定的不同见义勇为称号对应的是不同的加分程度：获得县（市、区）人民政府授予“见义勇为公民”称号的考生加10分，获得市（州）人民政府授予“见义勇为勇士”称号的考生加15分，获得省人民政府表彰奖励的“见义勇为英雄”考生加20分。而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及国家有关部委授予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的考生加10分，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在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其他突出事迹者，经省录取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可在20分以内加分。

在政策照顾的评定范围上，各省市的规定也不一致。在对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照顾政策的13个省市中，除了湖北省，各地都明确表示考察的是考生在高中阶段的表现。而在鼓励见义勇为的8个省市中，仅4个省市明确表示考察的是考生在高中阶段的表现，各地的见义勇为照顾政策都没有明确表示仅能惠及应届考生。

对于评定部门的要求，除四川省有一条加分政策允许县级政府认定之外，大部分省市都明确要求有省级或市级政府相应表彰或认定，西藏、内蒙古和宁夏三地则明确要求获自治区以上级别或全国政府表彰，甘肃省甚至强调了要有新闻媒体报道，要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这也就意味着，这些省市的考生申请加分的程序已基本明确。而与之相对的是，陕西、内蒙古、海南和河南这四个省区虽然也提出了照顾政策，却没有明确相关的评定部门。

实际上，尽管早已有“思想品德突出可加分”的政策，现实中却很少有学生在此项获过加分，中学生因见义勇为而获证书的也少之又少。考生若想借此加分，仍较困难。

孟庆丰告诉记者，一个见义勇为事迹的认定，要经过县、市、省三级审核，首先是县级民政、公安等部门的调查和确认，之后要报市级审核，最终还要报省级复核。省级接到地方的申请材料后，要将此前的调查程序重新走一遍。要想进行见义勇为行为的造假，难度可想而知。

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公示的2014年高考照顾对象名单显示，北京无考生因为思想品德加分，1人因见义勇为加分。北京市教委在其官方微博上称，由于资格审核严格，近十年来北京高考也无考生获得思想品德加分。据悉，北京2014年高考加分政策明确规定，“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在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先进事迹、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应届毕业生（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区、县级见义勇为荣誉称号的考生列入此项）”，在高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20分向学校提供档案，由学校审查录取。申请加分的审核程序为：中学推荐，市教委核准，市招生考试委员会批准。

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介绍，按照规定，高中时，见义勇为和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需受到省级及以上的党委、政府表彰的，方可加分10分。同时，高考加分名单须经学校、市县、省相关机构的三级审核、三级公示后才能获得相应加分。

“从2011年至今，浙江没有考生因为这一项获得高考加分。”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新华社记者，高考的奖励类加分，在鼓励的同时必须保证公平，門槛要高、加分要少，才有公信力（。综合新华社 人民网 《新京报》《法制晚报》《光明日报》等相关报道）

高考公平 篇12

当下, 高校招生时采取的是分省录取的方式, 面向全国招生的高校一般由各省根据所分配的名额按分数从高到低录取, 但各省名额并非按考生数量平均分配。这就出现了各地之间录取率、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比如, 一个能考上北大、清华的北京考生, 如果在湖南、湖北、山东等省份参加高考, 则可能连一所普通重点大学的门槛都难以企及。也正因为如此, 作为高考录取体制的主要表现载体———高考录取分数线饱受非议也就不足为怪了。自1999年武汉大学万湘鄂教授向两会提交《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建议》的议案开始, 高考录取“倾斜的分数线”问题就成了历年“两会”热点话题之一。2006年西南科技大学学生黄海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 在互联网上发布《一名大学生对“两会”的期待》的帖子, 呼吁对高考录取的地域差异制度进行改革。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徐源远据此提出建议, 高考由国家统一命题, 所有省、市、自治区纳入统考范围, 录取时取消地域界限, 按照考生分数高低统一录取。

由此形成了“倾斜的高考分数线”的争论。而争论实则反映的是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的问题。考试公平论主张“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认为高考应该实行全国统一考试、按统一分数线录取的制度;区域公平论者强调区域之间入学机会的大致均衡, 认为高考分数线的倾斜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 应兼顾省区之间差异。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问题的讨论, 随着高考制度的改革, 逐步深入到分省命题、重点大学招生的属地化和名额分配的公平性等问题中。

考试公平论者认为, 教育公正由考试成绩所体现, 优胜劣汰就是公正, 以才取人就是平等。这种认识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教育发达的地区本来就享有丰富的教育资源, 这些地区的学生会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区域公平论者认为, 各个省区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东部明显优于中西部, 经济发达地区优于经济落后地区, 这样导致教育资源丰富的地方的学生获利较多, 如果没有这些优越的教育资源, 那么, 发达地区的考生不会在高考中取得高分。而这种高分是在牺牲教育资源相对落后地区考生享受平等教育资源的权利基础上获得的, 因此, 应该给予政策倾斜。然而, 事实是“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却导致某些最发达地区的考生反而得到“倾斜”———“较低录取线”。显然, 违背了区域公平的政策初衷。

高考, 不是简单的一个考试制度, 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 是公正公平原则的重要制度设计和生动社会实践, 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对此, 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阐述。

一、高考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

自从人类历史出现第三次大分工后, 选拔人才的机制必然诞生。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 而是自然形成的, 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 这种力量压迫着人, 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脑体分工使得必须从人群中选拔出社会管理人员或其他主要从事上层建筑的脑力劳动者。由于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总是少数, 围绕社会分工而展开的竞争就不可避免。

为了让多数社会成员心悦诚服地接受社会分工的事实, 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平合理的竞争平台是关键。通过公平竞争, 决定社会分工, 促进阶层流动, 推动社会和谐。为规范竞争程序, 确保竞争公平,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 我国的先贤们发明了考试, 考试是一种相对公平合理的竞争办法, 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高考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育人、量人、选人的机制, 成为了社会机会和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也就理所当然。高考教育资源在目前情况下属于稀缺资源, 无法充分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这就注定了高考的激烈竞争将会长期存在。高考的激烈竞争首先表现为对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由于这种竞争关系到考生个人及其家庭乃至后代的利益, 为从竞争中胜出, 考生及家长“各显神通”, 甚至是“无所不用其极”, 如此, 搭建公平的竞争平台就显得尤其重要。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 “重人情, 讲关系”是我们这个国度的传统文化习惯, 再加上法制尚不健全, 监督机制尚不完善, 有着太多的影响竞争的公正公平的因素。因此, 选择考试这种相对比较客观的选拔办法, 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高考制度一再改革, 从建国之初的学校自主招生, 到“文革”期间废除高考, 将家庭出身、政治表现、路线觉悟等主观因素作为选拔“学员”的主要标准, 再到恢复高考后, 借鉴和引进国外的一些先进的教育理念包括高考理念, 使得我国高考制度得到不断完善, 比如定向录取、调剂录取、特长生录取等辅助录取方式, 以确保生源质量;参考学生在中学时期的表现及其平时考试成绩, 对某些优秀学生进行加分、降分录取等。

二、高考的主要社会功能是进行社会分工

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文官政治的先河, 社会各阶层通过科举考试实现了重新分工和向上流动, 大批社会底层的优秀人才通过这种选拔方式参与国家和地方政务管理。表面上看, 高考只是为高校选拔新生的考试, 其实是青年人参加的国家举办的社会分工选拔竞争。这种选拔竞争不受血缘、种族、权势、金钱等因素的影响, 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进入备选行列。根据恩格斯的观点, 一种社会制度受血族关系支配愈浓重就愈落后, 相反, 社会各阶层之间相互流动才能促进社会进步。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 每年GDP一直增长,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 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日益明显, 弱势群体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所得到的待遇成为难以解决的顽疾, 一些难以抚平的种种不良情绪也在不断蔓延, 矛盾变得集中和尖锐化。形成社会阶层之间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 构建一个公正、和谐、稳定的社会成为当务之急。而高考涉及各个层面、各个阶层, 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最为集中。

高考制度为建立公平的社会分工、人才流动的机制, 为实现人民大学入学权利的公平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这个平台是实现公平公正选拔人才的平台, 其社会意义深远。正因为此, 才有数以千万计的寒门学子进入高等院校深造, 成为国家的管理人才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优秀人才。

三、高考制度重塑社会文明秩序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高校选拔人才是以“成分”为根本前提。1977年恢复高考, 高校主要招收对象是“工农及其子女”, 只有他们才“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 而确实表现好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属于“适当招收”范围, 政审成为很多青年学生难以逾越的“槛”。此后, 在邓小平等同志的努力下, 确立了“出生不能选择, 重在本人表现”的高考政审原则, 扩大了优秀人才选拔的范围, 使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时期那些家庭出生背景不好而低人一等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终于能够与工农子女和革命干部子女一样, 平等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正因为如此, 我们说高考制度的恢复重建与改革创新, 促进了出生地位的公平, 重塑了社会文明秩序。

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 新中国成立后, 一直坚持和平发展理念, 主要通过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推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因此, 我国出现了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城镇居民轻农村居民的倾向。在政策制度上, 实行农村服务于城市, 农村居民让位于城镇居民。也就是说, 劳动就业制度长期向非农业人口居民倾斜, 招工招干方面的户口身份歧视性严重, 农村青年难以享受招工招干方面的公平机会。高考制度的恢复与重建, 突破了户口身份的限制, 农村户口的学生与城镇户口的学生都平等享有参与高考选拔的机会。数以千万计的农村青年学生通过高考进入高等院校深造, 逐步成长为高素质的工人、干部和科技工作者,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2007年, 教育部考试中心和《中国青年报》联合开展“纪念恢复高考30年大型公众调查”。有高达90%的被访者认为高考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事实也已表明, 高考制度的恢复重建与改革创新, 促进了户口身份的公平, 改变了农村青年学生的命运。

高考之所以被公认为是最公正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 就在于它有一套严密而公正的秩序。其中, 严密的监督机制和学生诚信档案是这套秩序的重要保证, 严密的监督机制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命题、监考、招生工作人员的源头防范机制, 二是招生计划调整、提档分数线划定等环节的集体决策机制, 三是由学校招生管理部门审核、纪检部门复查、学校主管领导审定构成的新生录取监督制约机制, 四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纪检监督部门的监查机制, 五是面向考生及其家长的咨询举报机制, 六是舞弊案件的快速反应机制。高考制度“有诉必应、有错必纠、有责必问、有案必查”的监督机制, 维护了高考秩序的公正公平。在高考考生中建立了“诚信档案”是教育部推出的有力举措, 在高考前普遍开展了诚信考试专题教育, 并组织广大考生签订了“诚信高考承诺书”。2007年, 教育部更是推出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机制, 实施部、省两级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网络管理。

高考制度的恢复重建与改革创新为社会发展和进步重构了一个全新的文明秩序, 它既重开了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 为社会重建了一套以知识、智力、能力为标准的社会分工体系, 彻底颠覆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 又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人才的尊重、对知识的信仰、对文明的崇尚。

四、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是其他社会文化的典范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 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 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高考的本质是一种考试形式, 主要的出发点是为国家和社会选拔合格的人才。我国考试的历史源远流长, 由世袭、察举而至科举, 再到建国后的高考制度, 考试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人才选拔标准, 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正是在这一段渐进的历史中, 经过继承和扬弃, 高考才具备了成为一种先进制度文化的可能性。

公平与公正是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观念, 也是构建理性社会、和谐社会的基本准则, 更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就学理而言, 公平和公正尚有区别, 公正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 并强调这种价值取向的正当性;而公平则带有明显的操作性, 强调衡量标准的同一性, 显然, 公平与公正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高考制度的恢复和建立, 反映了人人享有教育资源的价值观念, 反映了人们对这一观念的认同和信心, 反映了社会的理性和进步。应该说, 高考的实施和运作, 更多的是反映对公平原则的理解和操作。为深入贯彻这一理念, 教育部和地方各级教育部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重点在考试与招生两方面的透明、公正上大做文章,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高考作为一种制度文化, 具有传统文化的根基, 以其公平、公正性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和需求, 还以创新性主动适应了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功能需求, 不能不说是一种先进文化的代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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