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公平（共9篇）
招生公平 篇1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强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以促进公平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浙江省作为首批试点省份之一，其高考改革方案严格贯彻了这一要求，并在招生公平内涵上做了进一步探索：将招生公平从“考生之间的公平”拓展为“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
一、招生公平的认识盲区
招生公平通常也称为“高考公平”，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热议焦点。其内涵最普遍的理解是“基于考试成绩的公平”，或者说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有学者从个体权利、国家治理、考试技术和社会影响四个层面阐述高考公平的内涵范畴，指出高考公平必须体现考生在考试权利上的公平。同时，更多的研究聚焦招生不公平现象。概括而言，研究认为属于招生不公平的现象主要有5类：一是违纪舞弊产生的不公平；二是考生不同群体之间的不公平；第三类是招生计划分配不均导致的不公平；第四类是高考加分政策的争议，认为高考加分政策严重破坏了公平；第五类是点名招生，俗称“点招”。
总结上述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对招生公平的正向阐述，还是对不公平现象的反向论说，其视角都是研究“考生之间”的公平，即考生之间的竞争的公平性。而考生与高校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公平问题，则成为招生公平认识的一个盲区。
考试招生制度在形式上是教育领域一种调整、管理学校招收新生活动的制度，但从社会、从国家治理层面看，考试招生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利益分配制度。招生关系就是制度在调整招生录取各方主体行为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关系主体的利益及其实现方式在制度上表现为其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而在社会生活中，利益的表现形式对不同主体而言则是不同的。如考生寻求的直接利益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实质利益是隐藏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背后的社会地位、就业、事业发展等隐性利益。同样，高校也在寻求他们的利益，最直接的是生源，实质利益是因生源而产生的更多学费收入、节约教学成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赢得社会声望、吸引更多的财政投入或更多的社会捐助等利益。这些利益的载体，即招生关系客体，作为中介将招生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联系起来。大家最为关注的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招生计划即入学机会的物化）这一招生关系客体，却长期忽视另一重要客体，即考生。招生关系主体，无论是高校还是考生，都在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社会利益分配的实质，决定了参与招生活动的各方主体都存在一种公平分配利益的基本诉求，改革必须以公平为首要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质上是一场深度的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因此，招生公平的内涵不能仅局限于考生之间的公平，而应涵盖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
将招生公平局限于考生之间的公平，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一，在理论研究上导致了对招生关系及主体的研究的薄弱。任何一种制度，其核心都是关于各方主体权利义务的分配。明确制度所调节的关系及其主体的地位，是析理、评判、改革、设计任何一种制度最基本的出发点。主张一方的权利，必同时承担对另一方的义务，这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点。
第二，在实践中导致了考生权益保护的薄弱。由于未将考生与高校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公平问题纳入视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理论研究及实践长期将焦点聚集在考生之间的竞争上，导致实践中只是对考生之间的权益分配进行细化和改变，制度因而“精细化”“极端化”。但从宏观上考生作为一个整体，与高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未得到有效改变。当前的改革实践与研究，似乎有一种倾向，即把对高校违规行为的打击视为保护考生权益的核心举措。事实上，遵纪守法是一种普遍义务，而不是对等义务，是制度执行问题，而不是制度设计问题。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重点要解决的，恰恰是制度设计问题。
第三，有把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引向歧路的危险。将招生公平局限于考生之间的公平，导致了当前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中的“绝对公平论”倾向，导致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在人才选拔的科学性和考试招生公平性上的割裂乃至对立，对考生公平的保障，成了限制高校招生自主权的关键原因，从而导致改革实践中分数作用被无限放大、路越走越窄。另一方面，由于在呼吁高校自主权的同时忽视扩大考生的权利对抗，高校招生自主权逐渐有演变成高校招生“特权”的风险。
二、促进招生关系主体间的公平：浙江方案的改革举措
（一）浙江高考改革方案系列改革举措
制度并不直接分配利益，而是通过调整关系主体间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间接实现利益分配。着眼于促进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调整主体间利益分配格局，浙江高考改革方案规定了系列改革举措。
1. 考试科目自选。
即取消文理分科，实行部分科目选考。改革方案考试科目实行“3+3”模式，即必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3门，选考科目3门，由学生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7门设有加试题的高中学考科目中，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理论上讲，考生有35种组合选择。与此相适应，高校须分专业（类）提出选考科目要求，考生所选的3门科目中，至少1门符合拟报考学校专业的要求。实行选考后，不再分文、理科。形象地说，现行高考实行的是套餐制，只提供两种选择，非文即理；方案则是自助餐，考生自主选择3门科目进行组合。
2. 多次考试机会。
除语文、数学只提供1次考试机会，在每年6月全国统一规定时间高考之外，外语和所有选考科目均每年安排2次考试，考生根据本人学习情况，自主选择考试时间，每科最多可以报考2次，并自主选择其中一次成绩计入高考总分。现行高考听力和技术有2次考试机会，占总分值的比例为本科4%，专科约24%。改革后，多次考试的科目占总分值的60%，占总科目数的2/3。
3. 取消招生批次。
长期以来，招生录取工作实行“学校分批、考生分段”的办法，即将所有高校分为若干批，前一批次高校招生录取结束，再开始下一批次高校的录取。与学校分批录取相对应，每一批次会划定批次最低控制分数线，只有分数线上考生才能报考该批次高校。改革方案规定，取消录取批次，所有高校的所有专业均同批录取。
4. 实行单层制志愿。
我国统一高考招生长期实行双层制志愿，即将志愿分为院校志愿和专业志愿，考生在填报时，先选定院校志愿，再从志愿院校所设专业中选定专业志愿。改革方案实行“专业（类）+学校”单层制志愿，即考生每个志愿均需明确表示其报考的具体某所院校的某个专业（类）。考生各个志愿之间是独立的关系，如考生第一志愿报考A院校的X专业（类），第二志愿可报考B院校的Y专业（类）。
5. 平行投档到专业。
在双层制志愿下，录取投档实际上是分为两个环节，首先是省级招办根据各院校的招生计划总数，将考生平行投档到院校，投档时，省级招办投档只看考生院校志愿，而不看（无法看）考生的专业志愿；院校接收到考生档案后，再根据本校各专业计划数，将考生投档至具体专业。实行单层制志愿后，两个环节合并为一个，即由省级招办按考生志愿将其直接投档至具体院校的某个具体专业（类），院校不再对考生进行分专业投档。
（二）改革措施促进了主体之间的公平
上述改革措施的核心，是通过扩大招生关系主体的选择性，促进主体之间的公平。
1. 进一步促进了考生之间的平等竞争。
首先，变指定科目为选考科目，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偏科”考生的权益。选拔标准实质上是利益分配标准。在按文理分科指定考试科目的前提下，所谓“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总分面前人人平等”，要求考生每门科目必须平衡发展，只要有几门、甚至是一门科目“短板”，也就是所谓的“偏科”，就意味着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的失利。实行选考后，“偏科”考生可以避短扬长，与各科均衡发展的考生同台竞争。
其次，多次考试机会降低了一次性考试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使考试结果更加真实地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保障了一次考试发挥失常学生的权益。
第三，平行投档到专业进一步保障了具有学科特长或专业意向明确的考生的权益。假设某高校有A、B两个招生专业，其中A专业有单科成绩要求。在平行投档到院校的规则下，省级招生办按学校总计划投档，结果可能是所有考生或多于B专业计划数的考生单科成绩不符合A专业的要求，而符合B专业要求的考生数量已超过B专业计划数，这样，实际上是单科不符合条件的考生阻碍了符合条件考生利益的实现，导致符合要求的考生将在尚有计划的情况下失去录取机会。实行平行投档到专业后，省级招办直接按A专业的计划投送符合要求的考生，确保符合条件考生按学校的规则得到录取机会。
2. 着力构建高校之间的平等竞争平台。
首先，取消批次意味着取消原先批次在前的高校优先选择权。在分批录取规则下，前一批次高校录取结束后，才能开始后一批次高校的投档录取。因此，批次的设置，实际上是招生录取优先权的配置。在师资、设备等办法条件未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只要提升录取批次，其投档线就可以大幅提升[1]。此外，批次还带来大量的额外利益，如社会知名度、高校排名考核等等。可以说：批次制度使批次在前的学校赢在了起跑线上。取消批次之后，原批次在前的高校将失去优先选才的权利，所有高校同时开展招生录取工作，平等接受考生选择。
第二，单层制志愿与平行投档到专业（类）相结合，构建了不同类型、不同特色高校之间平等竞争的平台。在双层制志愿下，招生单位是学校，专业是学校内部招生单位。单层制志愿下，招生单位细化为学校的各专业（类）。假设甲学校有A、B两个专业，乙学校有C、D两个专业同时招生，如果某考生的真实意愿依次是甲学校A专业、乙学校C专业、乙学校D专业、甲学校B专业。双层制志愿下，该考生须先选定院校志愿，因最向往甲学校A专业，而以甲学校为第一院校志愿，这样，他的志愿就确定为：
(1)第一学校志愿：甲学校第一专业志愿：A专业
第二专业志愿：B专业
(2)第二学校志愿：乙学校第一专业志愿：C专业
第二专业志愿：D专业
投档时，该考生进入甲学校，但A专业分数不够，于是就被B专业录取。显然，双层制志愿不仅提高了甲学校B专业被优先填报的机率，也赋予了该专业优先录取考生的机会。在实践中就产生了热门专业带动冷门专业的现象。有些医科、财经等热门学校，其非热门专业可以十几年无第一专业志愿考生，但照样能足额录取到与热门专业成绩水平接近的考生。而在单层制志愿下，该考生志愿可以表现为：第一志愿———甲学校A专业；第二志愿———乙学校C专业；第三志愿———乙学校D专业；第四志愿———甲学校B专业。那些总体实力或知名度较弱学校的特色专业因此获得展现特色、吸引优质生源的平台。显然，单层制志愿更好地保障了学校之间平等竞争的权益。
3. 建立起考生与高校之间对等选择平台，促进考生与高校之间的平等。
从单独招生转为统一招生，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即考生自愿报考，学校评价录取。但在报考录取程序上发生了重要改变：
单独招生中，由高校发布招生简章，考生自愿报考若干所高校，这些高校经过测评，分别告知考生是否录取以及录取在什么专业，考生在接到所有结果后，再作出自己的最终决定（见图1）。考生与高校的选择是双向互动的，可以称为是“双向选择型”程序。
由于单独招生中考生档案（表现为考生个人的申请材料）可以同时提供给其所报考的各所学校，其中一所学校的录取结果并不影响另一所学校的录取结果，因此也可以将其称为“并联型”程序。如果用图2描述，这一特征呈现更加明显。
单独招生考试录取程序的最主要特征，一是考生可以同时与多所学校互动；二是录取程序终结于考生，由考生在掌握全部信息后，综合权衡后自主作出最终决定。
实行统一招生后，主要有两种投档办法，一种是“传统志愿”，一种是近年来推广的“平行志愿”（平行志愿改革实际上是一种投档办法改革，而不是志愿改革[2]）。两种投档办法主要程序是相同的，即：考生填报志愿后，省级招办按其学校志愿投档到其中一所学校；学校按进档考生专业志愿进行二次投档，确定录取专业（或不录取）（见图3）。
省级招办投档时，考生档案在一次投档中只能提供给一所高校，只有在前一志愿高校不录取的情况下才会考虑是否投档到下一志愿高校；考生只有填报志愿这一次选择机会。因此，可以将其称为“串联型”（见图4，黑框环节内含二次投档程序）。
与单独招生相比较，统一招生投档录取程序最主要的特征，一是考生档案一次只能投档给一所高校；二是实行两次投档，即省级招办按院校志愿投档和高校按专业志愿投档；三是录取程序终结于高校。
程序上的变化，引发考生与学校两类主体之间的地位变化，主要体现在决策信息与承担风险上：
在单独招生中，考生通过报考行为先作出“预选择”，再收集所有高校的录取决定后，在最充分的信息的基础上从容作出最后决定。而高校在录取时，并不确定考生是否最终选择本校，可能为录取最优考生而放弃次优考生，一旦最优考生最终选择他校，高校就可能面临生源不足的风险。因此，这是一种“考生主动型”程序。
在统一招生中，因为只有填报志愿这一次选择机会，因此考生必须在不能准确地预知拟报考学校的生源冷热状况的情况下，作出带有冒险性的志愿决策。在随后的录取中，他可能因成绩没有达到报考学校的投档线，从而成为“死档”；由于双层制志愿，达到学校投档线后，还会在二次投档环节中面临“专业落榜”或是被高校调剂录取到非志愿专业。而高校在二次投档中，已从本应与考生平等的招生关系主体升级成为一个管理主体，掌握了充足的决策信息，并可灵活避免风险：如果所有专业生源数量充足，则可以坚持按原计划录取，多余考生直接退档；如果生源不平衡，则可以通过调整专业计划，或对考生进行调剂录取。其录取的所有考生不会有流失的风险。因此，这是一种“高校主动型”程序。
改革方案通过单层制志愿和平行投档到专业（类）的组合措施，将投档程序改为省级招办直接将考生投档到具体学校的具体专业（类），取消了高校对进档考生进行二次投档的环节，从而对考生与高校相互地位进行了平衡（见图5）。
首先，取消二次投档后，使高校从管理主体重新回归到与考生平等的招生关系主体。第二，有效消除了考生在二次投档中面临的“专业落榜”风险。第三，考生志愿对其真实意愿的表达更加准确，高校不再有对考生调剂录取的权利，确保了高校的每一个录取结果都符合考生的明确志愿。第四，将高校行使自主权的时间从投档后改为考生填报志愿前，要求高校必须事先明确本校各专业的录取规则，杜绝了高校事先含糊表述、进档后灵活调整的空间，确保考生有平等“对抗”高校招生自主权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因考生与高校处于平等的对等选择地位，这一程序可以称为是“对等选择型”程序。
4. 减少国家对利益分配的直接干预。
在考试科目上，允许考生自选考试科目，国家不再统一限定；在录取时间上，取消录取批次，国家不再以行政审批手段人为安排高校录取顺序，高校平等竞争，同时接受考生选择；在投档中，国家根据考生志愿和高校各专业（类）事先明确的规则投档，而不再要求考生先选学校后选专业。改革后，国家在招生录取中只扮演两种角色，一是提供专业化的考试服务和录取系统平台，二是监督纠正违规行为。改革大幅度减少了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不再对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进行直接干预，转而通过考生和高校之间的对等选择、考生与考生之间及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平等竞争实现利益分配的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三、改革预期目标和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通过促进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浙江改革方案对考生招生制度利益分配格局进行了新的调整，将引导教育发展生态的多样性，从而实现考试招生制度公平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1.为考生个性化发展提供制度支持。改革方案为考生提供了“考其所长”的平台，也为考生提供了自主决定“学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的灵活机制，考生在招生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得到了保障。因利益分配机制的变化，这一效应将会引导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就开展生涯规划，按个人特质和发展目标选学，从而使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理念得到落实。
2.为高校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制度驱动。改革方案将“高考指挥棒”指向了高等教育。取消录取批次后，国家不再对高等教育进行“重点”“普通”“三本”、高职高专之类的人为等级划分，民办学校、高职院校将与其他高校同台竞争。同时，实行单层制志愿并平行投档到专业（类）将使招生竞争单位从学校细化为专业（类），各类学校可以结合自身办学定位，开展特色化的教学改革来提高招生竞争实力。可以明确地预见，在方案实行一段时间后，一些民办学校、高职院校比部分原先批次在前的公办学校、本科学校更受欢迎、一些专门学校的特色专业投档线超过综合大学的一些弱势专业，同一学校不同专业分差拉大，学校发展从追求“大而全”转而追求“小而精”，不再盲目新设专业，并对现有专业进行“优胜劣汰”、升级改造，等等，都将成为新常态，高等教育将因接受“市场竞争”考验而更有活力。
3.促进各类“排名”考核体系的科学化。当前建立在“投档线”基础上的各类排名考核体系，都将因投档录取办法的改变而将无法执行，促使管理部门、研究部门摒弃简单地以学校分数线论英雄的排名考核办法，转而从学科特色、办学成果等软实力角度进行评价。在财政投入、大型课题招标、社会捐助等方面，“学校霸权”也将让位于专业实力。体现在招生录取上，争“状元”之类的现象将明显淡化。
作为试点，改革方案也不可能一成不变。未来的发展方向，预计会主要围绕3条主线展开：
一是进一步加强对招生关系主体及其权益保障的研究。改革方案只是对促进招生关系主体间的公平进行了探索，但还需要更多的理论支撑和深化。
二是在制度设计上进一步扩大考生、高校的选择性。如考试科目上，考生的选择权将会进一步加大，不再限定在3门，可以选更多，也可以选更少。
三是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将会进一步深化。强化综合素质评价在招生录取中的作用，将打破目前考试招生中利益分配向纸笔考试成绩、文化知识成绩更高的考生群体分配的格局，从而保障其他考生群体的利益，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为实现此目标，综合素质评价将在科学性、公平性、方便性等方面作进一步探索。
摘要：当前大部分研究将招生公平窄化为“考生之间的公平”,这是认识上的盲区,在积极意义上应关注招生关系主体之间的公平。浙江高考改革方案促进招生公平的内涵主要包括:一是进一步促进了考生之间的平等竞争,二是着力构建高校之间的平等竞争平台,三是建立起考生与高校之间对等选择平台,促进考生与高校之间的平等,四是减少国家对利益分配的直接干预。
关键词：高考,招生公平,招生关系主体
参考文献
[1]应朝帅.高校统一招生制度规则体系的公平性审视——基于招生关系主体平行的视角[J].中国考试,2012(5).
[2]应朝帅.深化平行志愿改革的对策研究[J].中国考试,2011(1).
招生公平 篇2
时间：2006年03月19日15:52
【来源：新京报】 【作者：陈宝成】
一石激起千重浪。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表示，该校将按各省人口总数投放2006年全国高考招生指标。在叫好声不绝于耳的时候，对此进行冷静的思考，便显得尤为必要。
作为国立大学，在现有框架下，是否可以自行决定招生指标在全国各省（区）的分配？这项政策的出台，该通过怎样的程序，才更加具有说服力？指标调整如何面对全国各省（区）与高校所在地之间的指标差异，实现公平对待？这项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重点大学地方化的弊端？如何避免制造出新的不平等？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理性思考而不是回避，来对这一改革提供更多建设性的意见。
刘琳琳 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知易行难关键在于利益调整
新京报：高招指标按照各省人口比例分配，主要基于哪方面考虑？
刘琳琳：如今，教育公平已是社会公平内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事关一个人终身的发展。教育公平应是受教育者在受教育的起点、过程、结果的公平，这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也是一个递进的关系。科学合理地把招生计划下达到各省，使考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能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从而实现“起点的公平”。这是我们推进这项举措时所主要考虑的。
新京报：如何评价中国政法大学按照各省人口总数分配招生指标之举？
杨东平：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中国政法大学能够率先以实际行动来改变高考录取制度中不合理的环节，无疑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带动性。在当下环境中，这个做法真可谓不同凡响，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新京报：怎么看这一举措的标本性意义呢？
杨东平：所谓“知易行难”，高招指标分配制度不合理，大家都心知肚名，具有普遍的共识；但是一旦要真正改变它，又会觉得很难。难在哪里？最难还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调整结果势必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原先受优惠的地区可能要让出一些利益。但对于国立重点大学而言，首先应该考虑社会整体的利益，将公共利益作为政策调整的出发点。很多不合理的现实，都需要一点点地去具体加以改变。我们可以设想，今天有政法大学一所高校这么做，明天可能有其他五所学校这么做；如此这般，一些不合理的东西就有可能得以改变。
新京报：针对这条新闻，也有高校负责人的表态很耐人寻味。
杨东平：当然，招生名额的调整必然涉及到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事实上，有些重点大学和各地招生部门已经建立了一种长期的、比较稳定的联系；在高招指标分配方面进行改革，势必要改变原来形成的这种利益格局。但是我觉得这种改革是必须的。
改革措施出台尤须强调正当程序
新京报：作为国立大学，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是否有资格决定自己的招生指标分配？
张千帆：现行宪法和法律都没有明确涉及招生指标问题，因而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在不和宪法与法律相抵触的前提下，公立大学应有权决定自己的招生事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公立大学随便怎么做都可以。这里的前提就是公立大学的招生措施不得与宪法与法律规定相冲突。譬如招生指标制度必然会产生同一所大学在各地招生的录取分数线不同，有时相差很大。我认为这样的措施涉嫌违反宪法第33条规定的平等原则和第46条规定的受教育权，因而高校应该是没有“资格”决定招生指标的，因为压根就不应该规定任何指标。一旦规定指标，就必然意味着各地录取线的不平等，就不可能对不同地区的同样考生给予受教育的平等机会。
当然，公立大学可以分为国立大学和地方公立大学。上面所说的平等原则是针对国立大学，而不是地方大学。中国在法律上没有明确划分国立大学和地方公立大学，但在政策上这种区别是实际存在的。地方大学没有必要对全国各地的考生完全一视同仁，可以在录取标准上对本地考生予以适当优惠。但我个人认为，国立大学不应该有这个权力，要真正办好一所大学，就必须在最大范围内让各地考生按照同一标准公平竞争。曾有人说过“北大是中国的北大，不是北京的北大”，应该就是指这个意思。
新京报：法治国家中，一项决策的出台应该通过怎样的程序？
张千帆：即使大学有权决定各地招生指标的分配，当然也必须通过正当的程序，不应该由领导“拍脑袋”决定；否则可想而知，这样的决定必然是十分任意的。具体如何决策，至少应该通过大学的学术委员会等具有某种代议性质的机构。
不可否认，不少院校的招生决策还很不规范，究竟在什么地方招生、招多少名额都带有很大的任意性。当然，大学（包括国立大学）可以适当考虑地区平衡，促进各地区和各民族的多元化，对于那些长年因考分原因录取机会很少的地方降低分数线，但总的原则必须是各地考生的机会平等。
指标分配“近水楼台”加剧重点大学地方化
新京报：各重点院校在历年高招中一般都会对所在地区予以适当照顾。这次法大在北京市的指标与往年相比是怎样变化的？这种变化与上述政策的出台如何协调一致？
刘琳琳：法大作为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高校，目光应该着眼于全国；但她身处北京，多年来法大的建设与发展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法大有责任有义务为所处地域的人才培养做出贡献。这次对北京的招生计划只是做了适当的调整。此外我们还向中西部高等教育欠发达且生源质量好、数量多的省区做了必要的政策倾斜。
新京报：重点大学高招指标分配倾向于所在地区这一现象，是重点大学地方化的外化。那么，重点大学地方化是怎样形成的？
杨东平：重点大学招生本地化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还是最近几年出现的事情。1998年以后，许多研究型大学采取中央和地方“共建”的政策，因此，地方政府会对高等院校在基本建设方面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和投资，所要求的回报就是增加在本省的招生指标。增加到多少才是一个适度的比例，才能为社会各方所接受？这应该有一些准则来做出判断和评价。现在有些学校的本地生源超过50％甚至60%，这就大可质疑了。
国立研究型大学就应该面向全国招生，不应该把自己降低为省立大学———即便从短期看增加了本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从长远来看，生源过于单
一、过于偏于本地，这对研究型大学自身的品质是有伤害的，它会降低生源质量；生源质量下降，最终会降低高校的学术竞争力。
我们雄心勃勃地为自己制定了参与世界竞争的目标，而招生却画地为牢，迁就短期利益，不是很奇怪吗？
新京报：类似举措一旦实行，势必影响高校与所在地方形成的利益格局。今后高校如何处理与所在地方的关系？
杨东平：高校在各地的招生名额各不相同，有历史的和其他的原因。如清华、北大等许多名校，与一批地方的重点中学建立了长期联系，从而使这些中学为它们提供优秀学生。又如北方的高校招收北方地区的学生更多，南方的高校招收南方学生较多。因此不能过于简单地处理这一问题，也不必追求每一所高校这样微观的层面上做到各省均衡。
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招收本省学生比例特别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地区重点高校比较少。北大、清华招收本地生源的比例远远低于这些高校，但是因为北京的重点高校数量多，北京学生能够进入“985”高校的比例可能还是要比外地高很多。所以关注区域内的总体均衡，可能更科学一些。
指标分配有待逐步取消
新京报：有人认为，真正的教育公平应该是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和学校，不受地域招生名额等的限制。对此观点作怎样评价？对于北京这样的地区，如果按照这样的政策改革，恐怕很难接受。在现有框架内，从长远看怎样才能在北京市和其他省市之间做到公平？
张千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我自己也是持这种观点的。至于某些地区是否能接受，恐怕不能完全由地方自己说了算。毕竟，宪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不是北京市或任何地方制定的。不符合宪法要求的规定或做法，除了取消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事在人为，关键还是看我们的觉悟有没有到那一步。
当然，为了让人们更加适应，我们不一定要突然取消，可以先采取一些过渡性措施、逐步取消。媒体应该对这件事情广泛征求意见，允许不同意见的充分交流和争论，通过说服让大多数人看到这种趋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否则，我们是无法做到北京和其他省市之间的基本公平的，也无法杜绝源源不绝的“高考移民”，因为它是由现行制度造成的独特现象。哪一天北京的“国立大学”们对全国各地的考生一视同仁了，我敢断言“高考移民”也将戛然而止。
新京报：这样的举措在网络上引起叫好声不断，是否带有某种民粹主义的色彩？
张千帆：宪法所要求的“平等”并不是结果平等，各地按人口获得同样比例的名额。宪法意义上的平等指的是机会平等。考试成绩并不代表一切，但是如果没有更公平、更客观的标准，目前就只能认定考分作为考生素质和培养潜力的最适当的衡量。既然如此，同样考分的学生在原则上就应该得到同样的对待。这是公正的基本要求。我们都要为受到不公待遇的一方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你的分数不比别人低，但是那个人被录取了，你却落榜了，这该怎么想？
招生质量不是改革羁绊
新京报：面对政法大学的革新之举，有人认为这或许会影响招生质量。在高校招生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招生质量与教育公平之间的关系呢？
杨东平：至于招生质量，我想这不是一个理由。因为只要采取按省区定额招生的制度，就是一种相对标准，省与省之间生源的可比性并不特别重要。考试技术和招生制度都只能是相对公平合理，只要在一个省内把优秀的学生选拔出来即可。无论是旧时的科举考试还是现在的全国统一考试，都有各地的配额，不是全国按一个大流水号从前往后顺序录取。否则，后果可能会使大学生集中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
刘琳琳：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一流的生源可以为我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但对生源质量的追求不应该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我们可以以多种途径和措施来吸引优秀的生源报考，比如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化、人性化，教学科研、师资力量的加强等等。
推进高教公平重在救助贫困学子
新京报：改革就会有风险，据报道，其他高校对此项政策的调整大多持观望态度。对这项政策的未来走向和结果持何种看法？
杨东平：每个学校的情况有所不同，不宜在微观层面要求每一所学校都按照一个模式来做。应当通过专门研究，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评价准则，测量、评价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机会的公平问题。
新京报：还有哪些措施能够与这一举措形成合力，使高等教育在促进教育公平的路上走得更远？换言之，大学自主招生权该怎样行使才能真正促进教育公平？
张千帆：政府不可能事事都管过来，因此，大学必须自主招生；但自主招生并不是任意招生，而是必须符合宪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要真正促进教育公平，只有取消招生指标制度，对全国各地的考生在原则上采取同样的录取分数线。否则，什么叫“公平”？同一所大学对不同地区考生的录取线相差好几百分，这可能“公平”吗？
刘琳琳：我们应当看到，教育不公有其多方面原因；要想达到教育公平，同样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单靠一所学校就某一制度的某一环节进行改革，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只是在按照教育部的精神，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
杨东平：就高等教育公平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城乡差距，是对庞大的农村贫困学生群体的救助。他们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得不到国家助学贷款的资助，不堪高额学费的重压。如何保证贫困学生能够“上好”大学，应该是第一位的。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应进一步推进、完善，让更多的贫困学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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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招生指标的计算方法是，用今年学校计划招生的2000个指标，除以13亿，再乘以各地省份的人口数，基本上就是下达到各省的指标数。在这一基础上，考虑国家开发西部的政策、生源质量、地域因素等，确定了今年的本科招生分省计划。但对生源质量的追求绝不以牺牲教育公平为代价。
———中国政法大学校园网3月10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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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搜狐网和信息时报对法大高考招生指标改革的联合调查，截至3月18日19点，在回答“对于这种做法您有什么意见”时，选择“赞同，这样做实现了起点的公平”的占63.47％；选择“合理，但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更好”的占28.62％；选择“反对，无视地域差异和生源质量的区别”的占6.93％；选择“没意见，说不清楚”的占0.98％。
公平语境下的自主招生 篇3
自主招生选拔能否做到公平?会不会加剧招生中的腐败?在全国推开的可能性有多大?质疑声随着关注的目光接踵而来。
质疑之声直指公平
社会与家长担心和质疑的焦点是，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所要求的学生材料以及面试弹性很大，容易滋生腐败和不公平。
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我爸认识很多复旦老师，甚至招生办公室的主任。我参加完笔试通过之后，他就告诉我：你的任务完成了。意思是剩下的事情由他来操作。还有我爸一个朋友，他女儿也是高三，也参加这次考试。笔试之后第一天就往我家里来电话。当时我爸不在家，是我接的电话。他当时就问我，你爸有没有给你托托人找找关系啊?”一位参加复旦“自主选拔录取”的高三女生说。
“我听了我爸的话很生气，跟他说，不要你们做任何事情。如果是因为你走后门而我被录取的话，那我会觉得耻辱。自主招生这是第一次，如果在最初就有走后门的事情发生的话，那就太不公平了。”说这话时她的眼睛里发出很倔强的光芒，当中还透着自信。
事实上在选拔的过程中，无论是校方还是参与筛选面试的教授和老师们都尽力确保这一过程的公平和公正。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郑方贤举了一个例子，“在4月2日的一场面试中，一位教授主动提出要回避，因为他面试的这个考生的家长事先跟他打过招呼了。我们的教授是十分减实的，事实上如果他不主动提出回避，我们也无从知晓。因此我们还是要相信这些老师的诚信和对于此次考试的重视。”
此次复旦和交大采取了两种不同的选拔程序。对于复旦的申请资格测试，也遭到了一些质疑，很多人认为这是增加考生负担，“又增加了一次考试”，而且由于测试内容涉及10个科目，对一些“偏才”来说显然门槛过高。虽然复旦的自主选拔录取方案中说明，只要具备“在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的表现”、“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各科学业成绩优异”、“科技创新活动和实践活动方面成绩优异”、“其他方面具备特殊超常才能的学生”这几个条件之一的学生都可以报名，但除了“各科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外，另外几类学生能否通过资格测试成了一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认为，在中国大学普遍没有独立性、行政权力干预大学普遍存在的情况下，高校自主招生可能反倒会加剧高考招生中存在的腐败现象。
程序公平先行
对于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如何保证公平，也有专家站在另外的层面给予了解读。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张晓鹏教授说：“何谓‘公平’?不同的人可能看法不同。我们的一些观念应当有所更新。对于美国部分一流大学的招生标准，也许有人认为根据这些标准招生不如用统一的‘高考’成绩划线录取‘公平’，但也有人认为其实它们更公平。”
他进一步说，首先法学上讲“程序公平”优于“实质公平”，因为前者比后者客观，更具可操作性。美国一流大学的招生标准明确，有关招生政策通过各种途径使考生和整个社会周知，首先体现了“程序公平”。这次复旦等高校的自主选拔录取改革方案也都十分透明，便于社会监督，首先从程序上保证了公平。
其次，从“实质公平”来看，单一或相同的招生标准并不等于公平。例如，统一的标准化考试对一部分考生可能是公平的，但对另一部分考生则可能是不公平的，更不要说用它难以选拔具有创新潜力的考生了。例如自去年开始美国新的SAT加大了语言方面的权重，对于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移民学生和外国学生可能就不太公平。
其实，自主招生与公平录取并无必然矛盾，统一高考也并不一定能保证绝对的公平。国内某省某年的数学考卷有较大纰漏，直到院士们指出来了，有关方面还是遮遮掩掩，这对考生公平吗?美国的一次SAT考试，用机器批分495000份考卷竟然有4000份出了问题，这对一部分考生自然也不公平。斯坦福等美国名牌大学特别申明，他们在看考生的各类学业成绩时并不是仅看一个死分数，还要看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得到这一分数的，如果一个考生所处的家庭、社会环境较差，而能取得较好的分数，在大体相当的分数下他们肯定优先录取这个考生，这样的自主招生难道不更公平吗?
高校自主招生，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赋予了考生自主选校的权利。美国的不少学生，往往同时拿到几所学校的录取通知，这样考生可以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比较选择，对于考生来说因而也能达到更大的公平。
“对于高校自主招生中的公平问题，我们必须破除一些固有的思维误区，从全面衡量考生综合素质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这不仅有助于大学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有利于中小学更好地推行素质教育，也是真正维护全体社会成员在受教育方面的公平权利。”张晓鹏说。
全国推广的可能性有多大
“上海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5％，居全国之首，而且还是教育部综合改革试验地，学生综合素质普遍较高，诚信意识深入人心，外地生源加入试点行列必将奔波往返于上海与原籍之间，这将大大增加考试成本。”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曾如此说。他也表示上海试点一旦成功，复旦也将考虑按此种方法在全国招生，目前哈佛、耶鲁大学的招生人员，一直都在世界各地穿梭招生。
“此次高校自主招生试点选择在交大和复旦，是有客观原因的。一是因为上海的基础比其他地区要好，我们两所学校都地处上海，对上海的高中比较了解，跟他们的联系相对来说也比较多；而且我们在上海的招生量比较大，因此不会影响正常的高考招生。在更大范围内自主招生，目前看来还没有可行性。”上海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罗哲表示，他对高校自主招生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还有所顾虑。
“目前在上海推开的条件比较成熟，如上海信息比较通畅，而其他地区的学生目前暂时难以实现，但是可能有其他学校很快会加入到自主选拔录取中来，到时学校所在地的学生可能也有机会。”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郑方贤表示。
一位考生家长表示了他的担心，他说，如果中国的高校都加入到自主招生的队伍里来，会造成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从而导致进一步的教育资源不均衡。这就需要政府和教育部做到宏观上的调整和把握。比如此次复旦和交大两所大学选取的面试时间是同一时间，很多同学两所学校都报名了，但只能选取一所参加面试。
招生公平 篇4
一、改革命题制度, 促进教育教学方式的转变
1. 命题应以新课程标准为基础
在学校教育当中, 考试无疑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考试命题的指导思想决定着学校教育教学理念的落实情况;考试命题的内容和重点决定着教师的实际教学方式, 由于考试命题主要涉及考哪些内容, 所以考试命题也就决定着初中阶段的教学应该教给学生哪些内容, 以及采用什么办法。因此, 要改革中考制度, 首先要改革考试命题制度。在新课程标准中, 注重提出应该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理论联系实践能力, 考试命题不能超出教学大纲的要求, 考试试题要和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重视考查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重视考查学生的研究能力, 尤其应该重视考查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以后的命题中, 要重视考查学生综合不同学科知识的能力, 也就是考查学生的整体能力, 不应出现偏题和难题, 重视体现新课程标准的要求。
2. 命题应在总结中不断提高
在新课程标准颁布以来, 初中阶段的教学普遍依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 全面贯彻素质教育, 以新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指导教学行为。在中考命题中, 也逐步形成了以新课程标准为基础的命题思想和命题原则。要求做到:中考命题应该注重考查学生的创新能力与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 考试命题范围不能超出课程标准的要求, 所出试题要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重视考查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考查学生的技能掌握情况, 考查学生的研究性学习能力, 在特定的环境中设置问题, 考查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考试命题要逐步体现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 出一些综合性试题, 用来考查学生的整体知识水平, 坚决不允许出现偏题和难题, 在命题中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
二、改革考试性质和方式, 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
以前的中考考试, 一次考试定终身, 主要为了选拔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给学生造成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和学业负担。所以, 在改革中考制度时, 要改变这种模式的考试办法, 不能将三年的学习成果用一次考试来衡量, 应该分为每年一次的“学业水平考试”。具体操作办法是:在每年的6月份组织初中阶段的学业水平考试, 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等九个学科, 三个年级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选择科目参加考试。考试命题要以新课程标准为基本要求, 考查学生初中阶段的全部内容。在评定学生考试成绩时, 首先运用分数来体现, 公布时以等级形式展示, 等级分为A、B、C、D、E五个等级, 在学生毕业和升学时以此考试结果作为主要依据。假如学生对于自己的考试成绩不认同, 可以继续参加考试, 公布成绩时选取两次考试中分数较高的一次。对于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综合实践活动、地方与学校课程等科目的考试, 运用平时成绩和最终成绩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评定, 以上考试由教育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在学生的毕业和升学时, 以上考查成绩必须“及格”。“学业水平考试”重视考查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 可以表现学生的实际能力。这种考试有下面这些优点:第一,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参加考试的时间和科目, 如果考试成绩不满意可以第二次参考, 可以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 使学生带着轻松的心情参加考试, 有利于素质教育的贯彻实行;第二, 在公布学生的成绩时以等级形式展现在学生面前, 不以具体分数表现学生的成绩好坏, 可以使学生不因自己的排名落后而感到自卑, 使学生在考试中不再有思想压力, 同时也缓解了很多家长的精神压力, 使学生的心情得以放松, 对学生的身心健康有利;第三, 促进了学生的自由发展, 实行等级制, 可以使分数差别不大的学生位于同一级别, 可以突出表现学生在其他方面的能力,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改革评价方式,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1. 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
高中学校在招生时, 不但考虑学生的学习成绩, 而且重视考虑学生的综合素质, 尤其是学生的个性发展情况。因此, 在初中阶段的教学过程中, 要努力创造多种条件,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不少学校在制订新的教学计划时, 都增添了新的教学内容。
2. 重视全面评价学生
在学生的评价方面, 重视考查学生的综合素质, 运用学生自评、教师评、家长评、同学评相结合的办法, 从而促使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更加关注自己的行为。初中阶段的教育要适时抓住学生的这一特点, 运用多种评价方式全面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 可以采用周评价与学期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使评价过程起到应有的作用, 指导学生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四、改革录取方式, 鼓励学生个性化成长
在高中学校的录取方面也要进行改革, 不应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划定分数线, 应该将录取招生的权利下放到各个高中, 由高中学校自己操作招生步骤:由教育局制订《高中招生录取指导纲要》, 规定高中录取的基本原则与办法, 由高中学校组织有家长参加的录取委员会, 进一步详细制定录取的办法和依据。在录取时要坚持以综合考评为主、择优录取的原则, 重点考查学生的学业水平考试情况、综合素质评定情况, 采用多元化录取形式, 可以运用综合录取、特长录取和推荐录取等形式, 综合录取主要依据学生的水平测试和素质评定情况;特长录取重点考查学生在音体美等方面的特殊能力;推荐录取是由两名以上可信度高的教师推荐学生, 高中学校对推荐学生再次进行考查。多种录取方式的运用可以使每一个学生都有表现自己的机会。将招生考试权利下放、运用多种录取方式, 可以使家长和学生不再片面追求中考分数的提高, 可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同时促进了学校的改革创新, 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董建民, 王存柱.中职学校践行成功教育的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11 (15)
招生公平 篇5
其实，众多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源比例都在世纪之交出现过下滑。近年来止住农村孩子在重点大学比例的下滑，很大程度上依靠了政府那只有力的手。单是今年，中央、地方和高校三方的专项计划就累计录取了农村贫困学生9万余人。差不多每一百个高考生中，就有一人借此进入高校。
“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有公平的上升通道和向上的希望”，李克强总理曾这样诠释农村专项招生的意义。在城乡二元结构尚存、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当下，将招生名额的天平适当向寒门子弟倾斜，为他们减分、特招，确能暂解“教育扶贫”的燃眉之急。
现在，开学季已过，上千名寒门学子走入清华北大，我们可以说“教育公平得到进一步实现”。可放眼看来，通往公平的上升通道上，这只是一环而已。
“上名校”距离“公平”有多远?清华大学的跟踪调查显示，通过该校“自强计划”专项录取的农村贫困生在外语、计算机等学科上有着明显的弱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在牵头评估“农村贫困学生上重点大学”情况时也发现，在某些重点院系，农村贫困专项录取学生的成绩普遍处在中等偏下水平，甚至有人处在学不下去的边缘。
农村孩子应当为“弱势”持续埋单，默默吞下苦果吗?绝对不是。
他们的课外知识储备和综合素质囿于物质条件，难免和城里的同龄人存在差异。通过专项减分的方式进入名校的学生，入学时的学习水平，自然逊于正常考入的同龄人。
寒门学子进入名校，可真算不上“教育公平”的终点。稍不留神，就会在校园里造就新的“弱势群体”。
必须看到政府和高校为此作出的努力。这些年，确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关注这部分学生的学习、精神压力。清华北大就为录取的寒门学子提供了分别指导学业和生活的“双导师”。另一方面，国家助学政策已经很大程度上消弭了贫困学生的经济压力。
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农村专项招生某种程度上只是“补救”方法，绝不能作为“教育公平”的核心要义。就像清华那项跟踪调查显示的：大部分寒门学子在经历一年的帮扶后，学习都赶上甚至超越了平均水平，展现出同样优秀的才智。什么原因让他们在招考乃至入学时处于“弱势”地位，答案不言自明：来自起跑线上的巨大差距。
在农村贫困学子的教育资源全面逊于城镇孩子的情况下，招生乃至高校的政策，都只能是纠正。纠正只是反向硬拗弯曲的铁棒。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让孩子获得起跑线上的公平，必须要尽可能让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获得均衡的教育。
而教育均衡，远比实施推动某一个专项计划要难得多。
我们依旧希望，政府那只手可以伸得更远，更有力，尽力填补起这些年农村基础教育已不容忽视的塌陷。
同样，我们也希望“教育扶贫”不要止步于农家子弟的个人发展，更重视农村教育的发展。
在这个9月，我们还希望那些通过专项计划升入重点大学、接触城市繁华的年轻人，能够心怀土地，抱有愿意去改变起跑线的深厚责任感。而政府要营造“公平的上升通道”，欢迎回乡学子，不让冰冷的沙土和萧瑟的山风熄灭了他们的热情。
招生公平 篇6
关键词：高等教育；高校自主招生；公平问题
【分类号】G647.3
1.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公平问题的分析探讨
髙等教育机会公平是高等教育领域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我国普通高考招生录取政策及程序运作的价值就在于它对于机会公平的坚守。高校自主招生是中学学生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另一种形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也一直是学界热衷探讨的问题。它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广了全面素质教育。对于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它在形式上对于任何人开放从而获取高校自主招生资格的机会，但是一些隐性的因素可能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比如区域差别、家庭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带来的隐性不公。
1.1机会公平
在综合分析了近几年的自主招生试点学校招生简章后发现，大部分的试点高校集中在经济和教育都较发达地区的周边省市。然而较为偏远的西部地区和边疆地区的高校，并没有惠及自主招生政策。一是大部分的自主招生试点高校把招生对象限定为重点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部分试点高校把选拔的对象限定在少数的省、市及其示范性中学，在政策上只给了少数的应届毕业生优惠政策。另外，高校自主招生在招生录取结果上也体现了校际之间的差异。目前，我国城镇子女进入重点中学学习的机会明显高于农村子女。再者，像是在农村一直存在的一些传统的观念，如“读书无用论”等，也影响了农村子女的受教育机会。据了解，部分试点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试内容倾向于城市化，会提到较为城市化前卫的名词，如“超级中学”、“云分析”等。
1.2过程公平
从目前高校自主招生录取过程来看，无论是试点高校自行制定选拔录取方案、考核标准及办法，考核的过程以及最终确立入选考生名单等都需要进行公布，接受全社会监督，做到信息公开，遵循公平、公正和公幵原则。不过随着高校自主招生的自主权不断扩大，考试及录取舞弊现象也使得自主招生的过程变得愈加不公，难以摆脱“腐败滋生”的困境。自主招生政策因受人为因素干扰容易滋生腐败，从而带来的不公平现象。另外，中学推荐政策也容易带来政策漏洞，难以杜绝一些中学和高校进行“暗箱操作”。
1.3结果公平
我们常说，公平不是绝对的。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在建立之初并不是以公平为最终目标，只是一种统一高考之外的补充和完善，也是为了拓宽科学选才的渠道。随着自主招生政策的推进，很多一流大学逐渐在公平问题开始了重视。近年来，越来越多试点高校的自主招生政策为农村学生带来了福利，为农村学生拓宽了进一步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渠道，也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公平及分配问题带来了相对较好的结果。当然，如果在考虑到公平问题的同时也能兼顾效率的话就更好了，毕竟解决问题的最终目标是希望结果公平。
2.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公平问题的解决路径
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政策在推行之初，是在选拔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和拥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进而为高校人才培养储备一股有潜力的力量。但基于我国高等教育在区域、城乡等发展方面不平衡的现实状况，与之相对应，高校自主招生政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偏远地区、农村地区学生的机会不公、起点不公等问题，高校自主招生政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是以高等教育公共资源的分配为政策依据的，就当以公平性为理念。
2.1增加试点高校自主招生农村生源的比例
国家相关教育的公共政策己经越来越重视公平的价值导向，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把教育公平作为了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赋予长期学习或生活在农村地区、偏远贫困地区或民族地区，德才兼备、自强不息的优秀毕业生获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通过实地考察等方式以保障农村学生的补偿权利。
2.2发展各校联合选拔考试的政策
目前，我国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出现了部分高校联考的联盟。这样一来，有效的提高了考试的效率，部分自主招生试点高校联合选拔考试的出现，也是自主招生制度基于平等原则的考量。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自主招生联考，实现了高校和考生的双赢，比如考生可以通过参加联盟考试的方式减少了时间和金钱的成本消耗。联考的试点高校也通过联考科学有效地进行对考试内容的选材，同时也降低了成本。但因为各地的试点髙校的办学特色和发展方向是不一样的，只想通过一次考试且用一份联考试卷很难检测出各个学校所要招录的学生特点，特别是对于考生综合素质和个性潜质的测评标准各校也是不一的；因此，个试点院校要充分发挥联考节省成本的优势，此外也要积极探索联考选拔人才的针对性和科学性才是自主招生政策效率的根本要求。
2.3增强高校自身实力，加强社会多方的参与及监督
各高校应依托专门的研究机构，如各试点院校的发展规划办公室、教育类研究所等机构，进行周期性的调研和评估，计算出高校自主选拔方式的有效性、自主招生选拔出来的学生后续培养情况、自主招生政策公平问题的解决程度及实施效果等。在自主招生政策实际运行过程中，政府、高等教育主管部门、高校、中学、考生以及家长等在内的全部社会力量应及时的、适当的联合起来共同推动自主招生政策的不断完善，一起为有效合理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负责。此外，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作为自主招生改革政策的最終受益者，更应加强监督的意识，以社会主人公的身份以冷静、审慎和宽容的心态去看待自主招生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些些问题，提高社会公共意识，建言献策。
参考文献：
[1]汪菁.《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评析》[J].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4.
[2]张万茂.《中国高校等教育热点问题述评》[M].科学出版社，2007.10.
论高校自主招生中的教育公平问题 篇7
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出台, 是和当前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密切相关的。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后, 不同年龄、不同类型的人都应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高等教育对象的集中性将被打破。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趋向也日趋多元化, 传统的统一招考制度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这些变化客观上要求招生制度作出相应地改变。同时, 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出台也与当前传统高考的招生政策弊端密不可分。现行的高等教育主要以智力的高低作为选拔标准, 由于难以有效而准确地度量智力, 而个体的智力水平也受到其所处环境的影响, 所以以智力作为选拔标准, 这显然是有损公平原则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趋向, 再加上现行高考“大一统”的种种弊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校自主招生政策被提上了日程。
二自主招生的涵义
自主招生是指高校在教育部及其他相关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下, 遵循公平、公正、负责的原则, 以市场为导向, 结合高校自身教育教学资源及办学理念, 本着以培养独立自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 拟定招生计划和组织选拔录取的一项招生制度。它是对现行高考制度的一种有益补充, 有利于打破“一考定终身”的传统高考制度怪圈, 使得那些文化整体成绩并不突出, 但在某一学科或领域有特殊才能和开发潜力的学生获得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最终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自主招生以公平作为基点, 初衷是在于破除过多的限制, 使越来越多的学生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促进教育公平, 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三公平及高等教育公平的涵义
1公平的内涵
公平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之一。所谓公平是指公正和平等, 指以一定的价值规范对人们的权利或财产在性质上和数量上平等状况的推断。戴文礼先生认为:“公平是个历史范畴, 不同历史时期的公平有着不同的含义, 就适应于一切时代的一般概念而言, 所谓公平, 就是表示人与人利益关系及关于人与人利益关系的原则、制度、做法、行为等合理之义。”[1]从本质上看, 公平是调节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财产分配关系的一种规范。它作为一个含有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念”, 比平等、均等更抽象、更具道德意味、伦理性和历史性。
2教育公平的内涵
作为公平的子概念的教育公平, 是对教育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基本认识和主观价值评价, 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扩展, 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2]教育公平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理念。
在教育领域, 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层面。教育权利平等的理念是政治、经济领域的平等权利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在超越了身份制、等级制等将教育视为少数人特权的历史阶段之后, 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 成为现代教育的基础价值之一。教育机会均等是教育公平的核心, 它作为现代社会教育公平的基本理念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一般认为, 教育机会均等包括三个方面: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种不同层次的公平。
3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
学术界对于高等教育公平涵义的界定, 一直以来大多都是以对教育公平概念的认识作为基础的。目前为止, 中外学者们分别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内涵作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解和界定,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 高等教育公平即高等教育权利平等或高等教育机会均等。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S.Coleman) 教授和瑞典教育家胡森教授 (Torsten Husen) , 以及我国学者杨德广与杨东平等。
(2) 高等教育公平是教育利益 (或高等教育机会与教育资源) 分配的合理公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斯蒂芬·海纳曼 (Stephen P.Heyneman) 和我国学者刘复兴、陈玉琨等。
(3) 高等教育公平是对高等教育现象的评价或价值判断。持有这种观点的有我国学者张应强、李润洲等。[3]
以上学者的概括基本上是从法律、经济或伦理等角度分别作出的考察和界定, 都具有各自的独特视角和合理成分。高等教育公平是教育公平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延伸, 基本含义指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均等, 包括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高等教育过程的机会均等和高等教育学业成功机会均等。
四高校自主招生过程中出现的教育不公平表现及其原因
1名额投放的不公平
自主招生仅仅限定在少数重点中学和发达省市, 一些非重点中学和经济不发达的落后地区的考生根本没有机会享受到高校自主招生的优惠政策, 这就使得自主招生在人才选拔的起始阶段就产生了不公平性。重点院校和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具备良好的生源条件, 高校选择这种投放名额的方式可以节约成本。除此之外, 由于获得自主招生权的高等学校收费标准都很高, 学费收入已经成为高校经济的重要支柱。因此, 生源属地的经济状况也必然会影响到高校招生名额的投放, 由于我国的财政拨款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不够, 加上高校的奖学金、助学贷款制度也不健全, 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无力上学或自动流失的现象加剧, 因而也使得城市学生录取比例明显提高。这一系列原因都最终造成一些高校加大了对重点院校、经济发达地区招生指标的投放力度, 出现了名额投放不公现象。
2录取过程的不公平
缺乏有关自主权的限制及相关规定。由于招生自主权力的下放, 缺乏社会和相关部门的监督及法律约束, 导致腐败现象日益猖獗, 在录取过程中某些学校的一些领导可能会滥用自主权, 进行暗箱操作, 人为地造成不公平, 如自主招生的高校可以自主决定预留少量的机动指标, 来调整各地上线生源不平衡问题, 但教育主管部门对机动指标的具体比例并未作相关的规定, 由于缺乏监督机制和法律规约, 一旦招生单位缺乏职业操守, 就会徇私舞弊, 不公平操作招生程序, 使得有些很优秀的学生无法公平地进入到理想的高校学习。
3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的差异
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 东部、中部与西部、沿海与内地之间, 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均。2004年全国1683所普通高校中, 北京76所、辽宁71所、江苏103所、上海57所、山东87所、广东93所;而西部的广西49所、贵州35所、云南37所、甘肃31所、西藏4所、青海12所、宁夏13所、新疆28所。东部沿海地区六省市平均81所, 是西部地区八省区平均26所的3倍多, 高等教育资源地区分布显失均衡。[5]
4自主招生导致的考试成本的增加会造成新的不公平
自主招生考试一般在一月举行, 报考的考生需要到高校亲自参加考试, 而往返的食宿、交通费用, 不一定是每个学生都能承受得起的。过高的费用在实际上抑制了低收入阶层子女参加高校自主招生的可能性, 结果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
5自主招生的可比性问题导致的不公平
自主招生的学校除了以高考的分数作为招生的标准外, 还会有自主组织的考试科目, 其考试的考察标准无法与高考统一招收的考试标准相一致, 特别是其中有面试的成分, 使得人们对自主招生考试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因为面试的过程中含有较大的主观因素, 面试的教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喜好而偏向于某些学生。甚至有人认为这也会增加“走后门”的几率, “权钱交易”必会降低某些学生入学的门槛, 剥夺另外一些平民子弟的入学机会, 进而导致自主招生的不公平现象。
参考文献
[1]戴文礼.公平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41.
[2]张宝山, 姜德刚.教育公平问题之探索 (上) [J].科教文汇, 2007, (1) .
[3]陈淑娟.论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D].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9.
[4]黎军, 朱峰.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探讨[J].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6.3.
招生公平 篇8
关键词：“985工程”高校,招生,区域公平
一、问题的提出
自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出现以来, 高校招生即呈现出鲜明的“地方化”特征, 几乎所有层次与类型的高校都是如此。地方性高校招生“地方化”自不待言, 部属大学与包括“985工程”的重点大学也同样呈现出这一特征。但是, 过去人们对于这一问题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到20世纪末, 伴随着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人们对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层次诉求不断上移, 普遍追求优质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实际上, 高等教育大众化全面开启以来的十年, 同时也是民众对于优质高等教育入学诉求最为强烈的十年。但“985工程”高校招生却呈现出鲜明的“地方化”的特征, 对此人们进行了诸多的质疑与批判。教育部于2008年做出规定, 要求各“985工程”高校在当地招生的比例要逐渐下调到不高于30%, 从而将更多的招生名额投向中西部高等教育不发达的省份[1]。那么, 2009年各“985工程”高校向各省投放的招生计划数究竟如何?是否已据教育部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因此, 2008、2009年“985工程”高校招生名额省际投放比例的特征值得关注。同时, 从纵向比较的角度出发, 则需要探讨之前几年“985工程”高校招生的区域公平状况, 并以此为参照来探讨2008、2009年“985工程”高校招生名额省际投放比例的特征。
资料来源:本地计划比例数系根据以上各“985工程”高校招生网站所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本地考生比例数根据《中国教育考试年鉴2007》中的相关数据计算获得。
基于以上考虑, 笔者拟对2006至2009年“985”高校招生的区域公平问题进行相关的探讨。
二、2006-2009年“985工程”高校招生名额的省际投放特征
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985工程”高校的层级与区域分布等角度出发, 笔者选取了2006至2009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以及厦门大学8所高校在各省 (市) 的招生名额及比例数, 以及除此之外其他“985工程”高校在2009年的本地招生比例数。由于篇幅限制, 在此只列出北大、清华等8所“985工程”院校在2006-2009年向本地所投放的计划招生 (或实际招生) 比例数, 以及2009年各“985工程”高校在不同省 (市) 所投放的计划招生比例数。同时, 笔者还利用了2006年各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报考比例数作为探讨“985工程”高校招生区域公平的一个参考变量。根据以上各类数据, 对于近几年来“985工程”高校招生的区域公平问题进行相关的探讨。
资料来源:系根据以上“985”高校招生网站所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包括了自主招生的投放比例, 其他高校则未包括。
通过分析2006-2009年北大、清华等8所“985工程”院校向各省 (市) 所投放的招生计划比例数以及其他各“985工程”高校2009年向本地所投放的计划招生比例数, 可以发现近几年来“985工程”高校招生名额省际投放比例上的某些特征。
第一, 各“985工程”高校本地生源比例变化情形存在一定的差异, 多数有所下降, 部分比较稳定, 少数“985工程”高校的本地生源比例数呈现出轻微的上升趋势。如2006-2009年复旦大学与上海交大两校的上海生源比例均呈现出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前者从60.10%逐渐下降到47.37%, 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后者则从55.40%逐渐下降到34.39%, 降幅达21个百分点。应该说, 两校本地生源比例的下降幅度是比较明显的。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也都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西安交通大学则几乎没有多大变化, 基本上在30%上下。与此同时, 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京地生源比例数则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如北京大学的北京生源比例从17.01%逐渐上升至22.00%, 相应地, 清华大学则从15.52%上升到了20.48%。
第二, 从绝对数值上看, 各地“985工程”高校向京津沪渝各地投放的比例并不高, 但由于各直辖市考生规模较小, 故相对比例即投放比例与报考比例之比率并不低, 尤其是京津沪渝各地“985工程”高校向各直辖市相互投放比例较高。如北京地区的“985工程”高校本地生源比例基本上在10%左右。一方面由于北京考生规模较小, 基本上在1%;另一方面北京的“985工程”高校数量较多, 故北京考生被“985工程”高校所录取的几率远远高于一般省份。又如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向北京、天津投放的比例经常与其他一般省份相当, 北京大学向天津、上海投放的比例甚至高于一般的省份。
第三, 总体上看, 虽然多数“985工程”高校向其所在省份投放的招生计划比例数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 但部分高校招生仍然呈现出明显的“地方化”特征。如2009年浙江大学的本地生源比例超过了60%, 而中山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的本地生源比例一直在55%至60%之间。另外, 山东大学与中国海洋大学向山东投放的计划比例数也比较高。不过, 少数几所“985工程”高校招生“地方化”特征比较轻微, 甚至不具有这种特征。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2009的本地生源计划比例数均比较低, 分别在13.64%、14.07%、6.68%、2.88%。
第四, 部分“985工程”高校招生呈现出一种“周边区域化”的特征, 即往往在其周边省份投放较高的比例。复旦大学与上海交大向江苏与浙江投放比例较高, 除上海之外, 这两个省份是该两校所投放比例最高的地区。如上海交大在2006-2008三年间, 向江苏、浙江所投放的计划比例数基本上在3%至4%之间, 明显高于一般省份1%-2%的比例。同时, 从2009年开始, 上海交大自主招生的地域范围开始突破上海而扩展至江苏、浙江两省, 而复旦大学则开始面向浙江进行自主招生。实际上, 还有不少“985工程”高校都表现出了这种招生的地域倾向特征。如华中科技大学向河南、湖南、江西以及其他相邻省份投放比例较高;中山大学向广西、湖南、江西、福建投放比例也相对较高;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向东北三省投放比例较高。
第五, 若不考虑本地生源比例, 多数“985工程”高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按考生规模比例投放招生计划的特征。如河南与山东往往都是“985工程”高校投放名额相对较多的两个省份。但由于各省考生规模差异较大, 尤其是高考“大省”与“小省”之间的差异更是巨大, 加之现行的“省部共建”、“省部市共建”的“985工程”高校投资体制等各种原因, 导致“985工程”高校又难以完全按人口比例或考生规模比例进行投放。
总体上看, 虽然“985工程”高校在招生上仍然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地方化”倾向, 尤其是部分高校, 如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生源“地方化”特征更为鲜明, 但多数“985工程”高校的本地生源比例数已经有所下降。正是本地生源比例的下降, 使得各省考生在被“985工程”高校录取几率上的差异较之前几年有了某种程度缓和。不过, 由于绝大多数“985工程”高校仍然存在生源“地方化”的招生倾向, 在“985工程”高校省际分配不均与各省考生规模不同的背景下, 这种几率差异仍然是比较明显的。公民受教育权或者说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仍然由于地域差异而存在明显的差异, 尤其是一些高考大省与中西部省份在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普遍低于京津沪渝以及东部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省份。
三、“985工程”高校招生区域公平问题的反思
时至今日, 人们对于公平的诉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强烈, 没有哪一个人或哪一个组织敢于对公平提出公开的挑战。然而公平本身又充满多重冲突矛盾, 如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便是高考制度伦理中的一对基本矛盾[2]。由于各种原因所致, 现行的高考制度模式选择了“分省定额录取优先, 省内自由竞争”的模式。不过, 问题是分省定额录取中的区域公平并没有完全实现其基本初衷, 公民受教育权或者说优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仍然由于地域差异而存在明显的差异。事实上, 我们无论是以首重“平等”的罗尔斯的正义论还是以首重“自由”的诺奇克的正义论来观照这一事实, 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高考分省定额录取的现状同时也部分削弱了其中的自由与公平的含量。
笔者认为, “985工程”高校入学机会的省际分配应该首先考虑各省考生规模比例, 其次兼顾当地政府投资比例而向本地生源适当倾斜。就二者的顺序而言, 考生规模比例这一因素必须而且明显优先于当地政府投资比例这一因素。换言之, “985工程”高校入学机会的省际分配应该更多地考虑各省考生规模比例, 而适当顾及地方政府投资的因素。除此之外, 仍然有一些理论上的问题需要进行澄清。
第一, “地方化”与“去地方化”的标准问题。虽然, 在前文的数据分析中并没有设定、甚至也没有提及一个所谓招生“地方化”的判断标准, 但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985工程”高校招生“地方化”却又是如此鲜明无疑。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去地方化”的标准是什么?教育部规定的不超过30%的标准是否能够消除“985工程”高校招生“地方化”特征?从前文的相关统计数据可以发现, 在各省的考生规模与“985工程”高校的省际分布如此失衡的背景下, 即使“985工程”高校本地生源比例平均为30%的话, 也不可能达到招生“去地方化”的目标。
另外, 无论是30%的比例还是其他的上限比例规定, 都不应该“一刀切”。浙江大学当初系由四所“211工程”院校合并而成, 合并后的本科招生规模明显低于一般规模的四所“211工程”院校本科招生数量的总和, 故如果统一按照教育部关于30%的规定来要求, 也不尽合理。中山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在经费的来源上, 广东省政府是按照1∶2的比例提供配套经费, 占2/3高比例的经费投入, 使得两所“985工程”高校招生“去地方化”较之一般“985工程”院校而言更为棘手。
第二, “985工程”高校招生与高等教育产权、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从“985工程”高校的产权出发来看待其招生“地方化”的问题或许会提供一种有益的视角。很显然, “985工程”高校的产权并不属于地方政府, 也不在地方。地方政府对于“985工程”高校的投资可以给当地带来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巨大收益, 因此不能以招生名额的增加进行交易。“985工程”高校招生名额投放还牵涉到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现行“985工程”高校在各省间的投放比例显然是违反了社会公正的原则, 但某种意义上也必须从高校自身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如高校招生中的“大小年”问题, 高校在某一省份最终录取的人数往往受到报考考生数量的影响, 或低于或高于所投放的计划招生数。出于能够招收到优秀生源的角度考虑, 高校有时在生源质量较高报考人数较多的省份多录取一些考生, 也具有一定合理性, 这也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一种具体体现[3]。
人们对于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诉求无疑是普遍与深刻的, 但由于“省部共建”、“省部市共建”的投资体制, 以及不同区域利益相关者的立场不同, 优质高等教育入学资源的区域配置只能在各方做出一定让步的基础上达成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认可的相对公平的方案。因此, “985工程”高校招生的区域公平问题也只能在渐进中获得解决。
参考文献
[1]教育部.教育部关于下达2008年部属高校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EB/OL].2008-02-01,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47/info1207805668070647.htm.
[2]刘海峰.高考改革的理论思考[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社, 2007:120-121.
招生公平 篇9
对于第二个核心问题———即部属高校分省招生指标的公平性, 本研究引入经济学中的“基尼系数”来衡量, 将这个宽泛的概念转变为可量化的数理指标, 从而为部属高校、教育部以及相关研究者以公平为目标优化招生指标分配提供数据支持。
一、数据说明
本研究选择一所部属高校为研究个案, 该校历年分省招生指标统计数据以实际录取人数为准, 并非招生简章公布的人数 (1) , 其范围涵盖高考生、自主招生生源、保送生、港澳生等不同生源种类, 在广度上更准确地反映了不同省份生源质量和招生指标分配的公平性。在时间维度上, 本研究选取了该校2004-2009年的生源数据, 多年的数据有助于把握研究中相关指标的时间趋势和稳定性。
二、引入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 (Gini Coefficient) 为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 (Corrado Gini, 1884-1965年) 于1922年提出, 以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值在0和1之间, 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平等;越接近1就表明收入分配越趋向不平等。按照国际一般标准, 基尼系数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基尼系数达到0.6以上时则表示收入差距很大。
如图1所示, 图中横轴代表家庭数比例x% (此比例计算是从低收入家庭开始, 到100%时才涵盖最富有家庭) , 纵轴代表该比例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率y%, 图中虚线代表绝对平均状态 (即每个家庭拥有财富相同) 下, 低收入人群所占人口百分比和总收入百分比之间的关系 (财富占比等于家庭数占比) 。曲线代表实际情况 (实际是由财富-家庭分布曲线积分而来) , 这条曲线也称作洛伦兹曲线 (Lorenz Curve) 。粗实线代表绝对不平均的情况。图中虚线和曲线中间的面积越小, 收入分配越平等。基尼系数表示的是虚线-曲线间面积与虚线-实线间面积之比。基尼系数越小, 曲线与虚线越接近, 反映收入水平越平均;反之, 基尼系数越大, 曲线与虚线越远离, 反映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基尼系数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衡量国内收入分配状况的公平程度, 该系数本质上是衡量一组数据离散程度的指标[1], 因而也可以用于衡量收入以外其他资源的分配状况。部属高校教育质量较高, 其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 分省招生指标分配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优质教育资源在不同省份之间的分配。本研究引入基尼系数来衡量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其内在合理性即在于此。
三、以部属A高校为例计算分省招生指标的基尼系数
部属A高校在全国各省都进行招生, 其招生指标在各省之间分配的公平性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由于2004年之后自主招生制度的引入, 该校在各省历年实际招生人数同招生简章公布的人数往往有较大出入, 本研究采取有入学记录的实际入学人数作为分省指标依据。
首先我们绘制出各年录取指标按省份分配的洛伦兹曲线, 并计算相关基尼系数。
以2004年为例, 将各省实际录取指标人数按照升序排列 (见图2) 。
按照A高校各省实际录取人数可以绘制出相应洛伦兹曲线 (见图3) 。
基尼系数衡量的就是面积比例Sp/ (Sp+Sq) , 其数值可通过根据基尼系数计算公式 (1) 计算。
其中Xi为累计省份比率, Yi为累计录取比率, n表示省份的个数, 在本例中省份个数n=34。
Equation 1基尼系数计算公式
根据2004年数据计算得出其基尼系数为0.4152 (1) 。
用同样方法可以得出A高校2005-2009年的基尼系数, 连同2004年的系数计算并制表1。
我们参考经济学中用基尼系数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时采取的衡量标准:
低于0.2———绝对平均
0.2-0.3———比较平均
0.3-0.4———相对合理
0.4-0.5———差距较大
0.5-0.6———差距很大
高于0.6———差距悬殊
通常0.4被看作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从A高校基尼系数可以看出, 从2004到2009年, 部属A高校招生指标的省际分配逐渐从差距较大转向相对合理, 在公平性上有所提高 (1) 。
四、引入分省考生人数对基尼系数进行调整
上述计算过程中的基尼系数以省份为横坐标, 其背后隐含一个假定———即各省在分配招生指标的过程中完全同质, 其考生数量、教育水平、教育资源、生源质量等方面完全相同。以上假定显然过于严格, 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各省考生人数实际差别很大。按照省份计算出的基尼系数如果忽略了考生人数差异, 就无法准确反映出录取指标分配的公平性。因此我们在计算基尼系数时可以按照各省考生人数进行加权调整, 这样横坐标调整为累计考生数, 纵坐标仍然是累计录取人数。
我们整理出2004-2009年各省高考实际报名人数 (见表2) , 按照高考考生数对基尼系数进行调整 (见图4) (2) 。
经过调整, 我们仍使用公式1计算基尼系数, 调整后A高校2004年的基尼系数为0.3628, 低于未调整计算的基尼系数0.4152。这就是说, 2004年A高校各省招生指标如果从各省高考人数角度看, 其分配相对公平。
运用同样方法, 我们可以得出2005-2009年的基尼系数, 连同2004年系数计算并制表3。
将调整后和调整前的基尼系数对比情况列表4, 并计算二者差值:
从表4不难发现, 调整前的基尼系数均比调整后的基尼系数大, 这也就是说按照各省高考报名人数进行调整后, A高校招生指标分配比调整前更加公平, 2004-2009年的基尼系数全部落在了0.3-0.4这一相对合理的区间之内, 平均值为0.3802。
以上通过计算得出了A高校基尼系数的纵向变化情况, 对以上数据还需要横向对比。图5为2004-2013年我国官方公布的国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 以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参照, 部属A高校分省招生指标分配的公平性相对比较公平合理 (1) 。
五、不同部属高校间基尼系数对比
不同部属高校间分省招生指标的分配其公平程度如何比较?引入基尼系数后我们有了非常好的数学工具。我们选择了部属B高校以其2011年分省招生指标绘制了其分省招生指标的洛伦兹曲线 (未调整) (见图6) , 并计算了调整前和调整后的基尼系数。
计算表明, 部属B高校2011年的分省招生指标分配, 其基尼系数未调整时高达0.6979 (2) , 按照2011年全国各省考生报考人数调整后, 该校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214 (3) 。高于0.6的基尼系数表明, B高校分省招生指标分配差异悬殊, 表现为非常不公平。
对B高校分省招生指标的实际分析可以发现, 作为部属高校, 该校却在其所在省份招收大量考生, 具有严重的地方考生保护倾向。一旦排除当地的招生指标, 其基尼系数迅速下降至0.2846 (4) , 表明B高校在其他省份的招生指标分配相对比较公平。A高校实际也存在这一倾向, 该校在其所在省份招生数量也最多, 以2004年为例, 在剔除当地招生指标后, A高校基尼系数由0.3628直降为0.2719 (5) 。
引入基尼系数后我们可以清楚发现, 部属A高校分省招生指标分配的公平程度优于B高校, 而B高校存在巨大改进空间。
六、政策建议与讨论
本研究创造性地引入基尼系数对部属高校分省招生指标进行量化处理, 发现这是描述公平较为适当的数字指标。
对于部属高校的政策建议如下:各高校应当对不同年份分省招生指标分配的基尼系数予以计算, 如果基尼系数高于0.4, 应当制定降低基尼系数的政策目标和逐步到位的年度改善计划。如部属B高校2011年的基尼系数为0.6214, 建议该校通过5年的努力降低至0.4之下, 2015年建议降低至0.55。实现以上目标的主要措施是, 将该校在本省的招生指标转移到其他省份。对于A高校, 其分省招生指标的分配已经较为公平, 可以通过新闻媒体予以说明。
对于教育部的政策建议如下:教育部学生司应当计算不同年份各部属高校分省招生指标分配的基尼系数并予以公布, 督促各高校逐步降低基尼系数, 目标是逐步降低到0.4之下, 其实质性目标是促进部属高校招生指标分省分配的公平程度。当然, 在实现更大范围公平的同时, 部属高校招生指标更好地分散在各个省份, 将更好地促进不同来源地区学生的相互交流。如部属高校中山大学目前招生指标最大的省份为广东省, 在降低其基尼系数的过程中, 其他省份获得更多中山大学招生指标, 中山大学广东招生指标减少;与此同时, 南京大学减少了在江苏省的招生指标, 广东省可以获得更多来自南京大学的指标。两所高校相比以前, 更好地促进了不同来源地区学生的相互交流。此外, 增加来自中部人口大省和西部的招生指标, 将有助于降低各部属高校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在衡量部属高校分省招生指标分配的公平性时, 较为直观, 易于理解, 也易于为媒体和大众所接受, 方便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但简单的基尼系数尚不能揭示出分配不公的深层次原因, 如政策偏好, 地方保护等原因, 这需要对部属高校实际分省招生指标予以进一步分析。
单一基尼系数的使用无法区分效率因素, 如其无法体现分省考生素质、分省基础教育差异等效率因素。各高校在确定分省招生指标的过程中, 在兼顾以基尼系数为标准的公平性时, 需要考虑优秀生源来源问题, 这是效率指标。此外, 分省招生指标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中, 单一基尼系数信息容量较小, 统计描述中可能需要补充其他维度信息。如对于A高校, 仍需要考虑2004-2009年以来教育机会从哪些省流出, 又流入哪些省。
基尼系数可以对部属高校分省招生指标分配的公平性予以有效衡量, 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然而基尼系数只衡量公平性一个维度。在实际招生指标分配过程中, 公平应结合效率指标以实现招生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一问题我们将另文专论。
摘要：创造性地引入基尼系数以衡量部属高校分省招生指标的公平性。以部属A高校2004-2009年的数据为例, 并以部属B高校2011年的基尼系数作为比较。研究建议, 各部属高校和教育部应当基于基尼系数对分省招生指标分配提出政策要求, 以促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各省的公平分布, 促进不同地区来源学生的相互交流。
关键词：公平,招生指标,基尼系数,部属高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