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平（精选5篇）
司法公平 篇1
一、引言
自古以来,公平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如果为了公平而谈公平,可能会造成更大范围内的不公平。几年前,因一纸判决(1)引发的社会道德迅速滑坡的“南京彭宇案”,正是因为一审法院在阐述理由时的牵强逻辑以及公平原则的错误适用才导致此案备受争议,遭致多方口诛笔伐,也严重损害了社会信任体系。有学者直言不讳指出“该判决不仅存在事实问题在推论过程中的形式逻辑的问题,而且限制了见义勇为行为的范围而造成见义勇为行为在很多情况下是不正当的错觉,更造成见义勇为行为也可能因为被告无法证明自己的行为正当性而被适用公平原则承担赔偿责任”(2)。“南京彭宇案”折射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对于民法中规定的公平原则能否直接在司法实践中加以适用以及如何适用?
《民法通则》所确立的公平原则有其深刻的法律内涵:一是民事主体参与民事活动的机会要均等;二是民事主体在民事权利的享有和民事义务的承担上要对等,不能显失公平,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义务和权利是相互对应密不可分的,通常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承担的民事义务,正是另一方当事人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反之亦然;三是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注意资源占有和收益分配的合理化与平等化,在现有社会条件及其发展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做到分配正义;四是民事主体在经营活动中要公允,不得从事不正当经营,搞不公平竞争。这部分内容主要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来调整;五是民事主体对民事责任的承担要合理。公平原则不仅适用于合同责任,而且适用于侵权责任(3)。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试图从公平原则的司法适用为着眼点,对其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适用等问题作一浅显探讨,以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二、民法上公平原则适用于司法实践的原因分析
(一)公平原则是民法公理性原则之一
如前所述,公平原则在民法中有其特殊的意义,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实至名归。况且,目前我国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赞同将其作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调整民事法律关系,加之,我国现行法律业已将其明文规定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民事法律规定出缺时,公平原则就可以出现在在法官审理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在法律法规中没有具体的条款时,民事主体就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制和选择。同样,作为司法裁判的法官也可以由通过司法适用公平原则来弥补民事规则的不足。
(二)公平原则是民法精神的集中体现
尽管现在社会价值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是公平原则作为民法最基本的价值追求,统领并协调着其他各要素协同发展。虽然民法之法律规范纷繁复杂,但是要是对其加以简明概括的话,不得不提到公平原则。民事立法将公平原则在法条中明确规定出来,目的就是以公平原则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由法官通过解释、补充法律及利益衡量,由此来实现判决的妥当性,以体现民法公平的精神。
(三)公平原则属于强行性规定
我国的公平原则是以成文法条的形式明确在民法中的,将原本属于道德范畴的公平原则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俨然已经成为法律要素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虽然,有些学者反对将公平原则设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他们认为,“公平”作为几乎所有法律的指导原则(思想),民事法律中再行规定公平原则,实属重复和无必要了。况且,“公平”作为法律最高追求时,其抽象性和模糊性的特质,使得其适用时也存在高度的模糊性(4)。
但是,正如笔者前述,公平在民法上具有其独特而丰富的内涵,将其设定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并无不妥之处,且不会产生重复宣示法的价值的效果。当前《民法通则》将其作为基本原则已经固定下来,除此之外,我们国家的合同法也作出了同样明确的规定。(5)基于此,更加肯定了公平原则可以在司法实践中作为裁判的依据,即属于司法适用中的强行性规定。
(四)民事审判为公平原则留有适用的空间
从民事司法实践的角度而言,运用公平原则裁决案件有着现实的土壤环境。法条中许多概念需要法官结合具体案情加以解释,公平原则的概念本身涵盖范围广泛,在一些棘手疑难案件中能够发挥其规范作用。同时在新案件面前法官不得拒绝裁判,此时合理运用民法基本原则断案成为很好的选择。
一般而言,公平原则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公平原则作为解释民事规则的理由,结合其他民事规则一起适用。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比较普遍,笔者查阅的相关司法案例中,很大部分属于此种情形。二是单独适用。笔者在查阅相关案例中,确实单独适用此规则的情形不多,但也足以说明公平原则在民事法律中对成文法的补充作用是不容小觑。正像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作为有效解决成文法局限性的方式,民法基本原则对成文法律“遗留”的空间具有强大和不可替代的补强作用,并且实实在在地指导着我国的民事法律审判(6)。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朴素公平理念,一直到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公平依然是人们内心孜孜以求的目标。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属于私法范畴。因此,它更强调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平衡,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公平原则本身又包含了民事主体参与法律关系的机会均等,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相对应,当事人之间责任分担要合理等内容,充分体现了“人本”理念,回应了人们内心的主要关切。
三、民法上公平原则的司法运用
民法学术界对民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能否作为裁判依据直接适用,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支持者认为,民事法律中规定了民法基本原则,就属于民事强行性规定,属于法律条款。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在成文法中没有对应的具体条款时,理所当然地能直接在判决中加以适用,并据此作出相应的裁决。这是法官的正当且不可或缺的司法裁判行为。反对者认为,既有的原则理论虽然揭示出了民法的基本原则条款,但其根本就不具备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也就不得单独作为裁判依据,仅仅适合于作为解释规则,结合更具体的法律规定一并运用,或者根据法律补充准则,以法律原则为基础提出更具体的补充规定(7)。两相比较,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笔者以为,以公平原则为代表的民法基本原则作为成文法中的强行性规定,理应与具体的法律条款一起构成整个法律适用的整体,一并加以适用。接下来,笔者将从公平原则司法适用规则和具体完善的角度,对公平原则的司法适用作一探讨,以期能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一)公平原则司法适用规则
公平原则是民法基本原则的重要部分。因此,民法基本原则司法适用的规则同样适用于公平原则。“法律原则的适用应遵循以下三个规则,第一,只能适用法律原则,禁止适用道德原则、政治原则等非法律原则。这是因为法律是一个独立的规则和原则体系,如果适用非法律原则,将破坏法律本身的存在,法律无法有效地对社会进行调整,无法保障权利。第二,法律规则优先适用。在选用法律时候,优先选择法律规则,适用法律原则是例外,即所谓‘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第三,严格说明理由。在没有可适用的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的时,特别是在排斥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时,法律适用者有充分说明理由的义务。”(8)笔者深以为然。公平原则的适用在遵循法律原则适用的一般要求的基础上,还应该注重与民法其他基本原则之间协调适用。具体而言,在实际案件当中,如果单独适用公平原则难以论证充分,应当结合其他原则同时适用,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原则的弥补法律漏洞的功能。
(二)民法上公平原则司法适用的完善
1. 规范民法规则的准确性和适用性
如前所述,公平原则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在司法适用上难免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要求立法者从源头上完善相关民事法律法规,保证这些法律法规遵循法律原则的要求,从而使得法律裁判有法可依。民商事成文法的“后知后觉”,在面对纷繁复杂且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成文法显然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司法审判中,在面对“无法可依”时,适用以公平原则为代表的民商事法律基本原则就是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为了克服因基本原则存在的模糊性和抽象性而扩张法官自由裁判权现象,就有必要尽可能对民商事法律法规予以明确的规范,减少基本原则的适用频率。目前,《民法典》纳入了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解决此问题。
2. 增强法官素质和裁判能力
目前,在司法实践当中,最高人民法院和一些地方人民法院在民法基本原则适用方面均相应出台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其目的就在于规范民法基本原则的司法适用,发挥民法基本原则司法准则的功能,对法官的的自由裁量权予以适当的限制,以确保公平正义得到真正的实现。所以,高素质的审判人员队伍是司法实践中适用公平原则等民商事法律基本原则的重要前提条件。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审判队伍和司法工作水平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中运行,亟待提高完善。通过“彭宇案”我们不难看出,提高法官的职业能力和素质迫在眉睫。也基于此,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增强法官队伍实力,提高司法人员的裁判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新问题新情况,才能合理有效地行使法律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依据民法基本原则(如公平原则)裁判案件,从而实现个案平衡和保障当事人权利,推动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稳步前进。
3. 强化法律监督
公平原则在适用时,一方面要保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独立;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司法监督机制。第一,要从监督范围、方式、程序和保障措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对民商事法律司法审判的监督机制。第二,强化人民监督员的作用,规范和完善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的体制机制。第三,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审判机关在适用公平原则审理民商事法律案件时,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依法依规做好案件审判的同时,及时应对社会舆论,避免出现“舆论审判”,从而妨碍司法公正。
摘要：民法上公平原则是民法公理性原则之一,是民法精神的集中体现。在性质上而言,公平原则属于强行性规定,民事审判也为公平原则的适用留有空间,符合人们内心的合理期望。因此,公平原则应当直接为司法实践所适用。民法上公平原则的司法适用应当在坚持一般原则适用规则的基础上,规范民法规则的准确性和适用性,增强法官素质和裁判能力,同时加强法律监督。
关键词：民法基本原则,公平原则,司法适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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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平 篇2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近日在河北进行调研之后，就“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体制改革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肖扬精辟阐述了司法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的关系，颇具针对性和指导性。什么是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在阐述和谐社会六大特征时，将“民主法治”排在第一位，并强调要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以解决制约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重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肖扬也对新华社记者说，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试想，如果守法者向违法者低头，正义向～屈服，谁又愿意去遵守法律呢？法治又怎么能够实现呢？”肖扬说，我们所追求的和谐必须是公平的和谐、正义的和谐。不论是判决也好，还是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司法调解，都不能牺牲公平和正义来求得短暂的和谐。肖扬警告，不遵守法律，不讲原则，没有标准，和谐也不会长久，甚至司法的软弱会助纣为虐，导致更多纠纷的发生。肖扬此次河北调研可谓颇具深意。近几年来，“xx”频繁发生。而这背后，是均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的严峻课题，如何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道和司法保障机制的迫切性，以确保公平正义和和谐社会的实现，值得深思。某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副院长通过对62件群体性纠纷案件的抽样调查，以及对所在省11个地区调研后得出的一些结论，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司法在群体性纠纷案件中所处的尴尬地位。各地法院普遍反映群体性纠纷案件是个“烫手的山芋”。为什么呢？据认为，关键是法院在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司法价值与服从地方经济建设大局之间处于两难选择。“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有关征地或拆迁手续，或先动工后立项。酿成群体性纠纷后，政府一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迁行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如此将导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经济投入付之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违法行为，将严重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上，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这么大段地引述调查报告，是因为这一司法认知模式可以说是当前法院系统在处理群体性纠纷案件中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问题在于，什么是法律效果？什么是社会效果？两者从结果上虽然殊途同归，但在技术层面恰恰遵循不同的判定原则，其本身是非常值得深究的理论问题，落到实践层面，尤其要小心，一不谨慎就会变了模样。正是这种效果论司法认知模式，正是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就不仅导致在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司法审判过程中，为了求得暂时和谐而往往牺牲了人们所追求的公平和正义，牺牲了法律的尊严；而且很容易演变为利益博弈。因为既然我们的司法判决是结果导向的，司法的程序价值碰到现实利益的考量往往只好退避三舍，使得法院不再以独立的身份参与纠纷的解决，而是变成纠纷关系中的博弈一方，法院也就不能不错位了。长此以往，法院的错位必然导致人们对法院信任的丧失和对法律尊严敬畏的丧失。和谐社会的根基就是民主法治，现代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也奠基于法律。肖扬说得好：“我们所说的‘公正’，是依据法律的公正。离开法律空谈公正，公正就失去了标准。司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程序性。程序公正、程序正义的价值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司法必须秉承法律的宗旨，遵循法律的程序，维～律的尊严，绝不能以任何借口违反法律的精神。”只有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坚守法律的精神，国家才不会像一个故事中所说的英雄雕像——底座一旦散落，巨大的英雄石像也就崩然瓦解。是故，一位哲人曾写道：“出于对这样一个信念的深信不疑，真正的法官工作是好的政府最牢固的支柱。我认为司法部门的第一个决定对我们这个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与肖扬大法官所说的“司法不能牺牲公平正义求得暂时和谐”和“和谐社会必然是民主法治社会”可谓异曲同工。
独立司法才能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 篇3
近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时强调，要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独立司法，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确保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恪守独立司法、坚持程序合法、追求实体正义，便会“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感到法治进程在推进。因此，独立司法是落实法治中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关键环节。
独立司法原则在中国不仅被确认为是一项宪法原则，同时也是一项司法组织原则和诉讼活动原则。但近年来，这一宪法原则很少被提及，有人担心强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会被误解为否认执政党的领导，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
在中国，执政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来实现的，司法权本身就是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方面，独立司法当然并不否定执政党的领导。
但是，执政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具体是领导和监督司法机关是否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司法工作人员严格执法，培养、培训审判人员、检察人员，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而不是由党委或者具体领导人审批具体案件，包揽、指挥司法机关的具体业务工作，不是对具体案件定框框、下命令。否则，就会以言代法，以政治、政策代替法律，这样不仅损害法律的权威，而且会削弱执政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
中国的司法和行政机关都对权力机关负责，并受权力机关监督。因此，中国的独立司法权同立法权、行政权并非鼎立关系，也不是政治原则，而是一种工作原则，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时，不受非法干涉，是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一个组织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而不是“审判员”“检察员”独立行使。这与西方国家的“法官独立”也有原则区别。
只有独立司法，才能实现习近平所说的“让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因为以下原因：
第一，独立司法，包括着行使司法权的主体独立于冲突的任何一方，也独立于第三方的力量。如果司法权不能独立行使，司法在对冲突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裁决时除了考虑法律的规则和法律包含的正义原则外，还不得不服从于另外一些因素的权威命令，则司法无法作出公正的裁判。
其次，独立司法是程序正义的具体要件和具体体现。我们追求司法正义或司法公正，就是要追求司法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较之实体正义，程序正义更为根本与可靠。作为程序正义的要件和体现，不限于司法官员与案件本身无利害关系，还包括作为司法活动主要角色的检察官及法官的独立性，以及司法活动本身的独立性。倘若司法本身没有独立性，程序的正义性是值得怀疑的。
第三，独立司法是实行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法治社会要求司法独立公正地定分止争。司法通过公正地解决争议，培养和强化人们的法治意识，有效地维护法治的秩序。司法能否担此重任，独立中立不可或缺。可以说，独立司法本身既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又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要求。
其四，独立司法并不排斥监督和制约。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真理。司法监督的目的是控制司法独立的任意性扩张，防止司法专横或司法专制主义的出现。司法独立与司法监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两个同样重要的保障机制，他们之间的关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加强司法监督，既有利于遏制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蔓延，也有利于帮助人民法院排除来自权势和钱势的非法干扰。
司法公平 篇4
一、“合同损害”与合同撤销
“合同损害 (lesion) ”起源于罗马法中的“非常损失规则 (laesio enormis) ”。2法国法中的“合同损害”是指, 当合同中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严重地偏离了该产品与服务的市场价值时, 即可认为发生了“合同损害”。3“合同损害”通常用于弥补合同中相对义务的不均衡, 其法律后果是导致合同的撤销 (annul) 。
《法国民法典》第1118条对“合同损害”原则作出了一般性的规定:合同损害在一般情况下不构成合同无效的原因, 仅对于某些合同或者某些当事人才构成合同无效的原因。例如, 该法典第1674-1685条规定, 不动产的出售使得出卖人因低价而遭受超过不动产价金7/12的损失时, 构成合同损害。在这类情况下, “合同损害”原则的适用并不考虑强势一方的主观意图或认知, 仅由“价格”这一客观因素来决定是否构成合同损害。
在法国民法典颁布一百多年后, 法国法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讨论:不动产价值与价格间的不平衡本身, 是否能直接导致交易的撤销;抑或仅是建立起缔约瑕疵的可能性, 而这一假设是可以被推翻的。后者的观点与功利主义尊重缔约自由的价值观是一致的。4然而, 这一观点在1933年被法国最高法院否定。在该案中, 下级法院在一起不动产交易案件中, 拒绝考虑卖方是否处于“内心不受压迫的表意自由”状态, 而仅凭“合同损害”原则作出裁决。最高法院肯定了这一做法, 并进一步阐述:“合同损害原则独立地构成撤销合同的基础, 而无需考虑其他情形”。5由此看来, 法国最高法院坚持第一种观点, 即合同损害原则可以直接、独立地构成撤销合同的原因。这赋予了法官依据“合同损害”原则撤销交易的裁量权。
由此可知, 基于“合同损害”原则, 法国最高法院授予民法法庭以撤销不公平合同的自由裁量权。法官有权依据具体情况确认是否存在合同损害, 并据此决定是否撤销合同。该“撤销合同”的做法与下文将讨论的“修改合同”分别代表着法国司法救济中两类典型的救济形式。
二、“合同损害”与普珊案6
如前所述, “合同损害”原则仅考虑“价格”这一客观因素, 而不考虑强势一方的主观意图或认知。这削弱了交易的利己主义与主观性, 体现了追求公平交易的伦理观。但值得注意的是, 艺术品的交易价格往往取决于交易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 故艺术品市场里并不存在统一的市场价格。因此, 实践中的通常做法是, 通过司法干预来消除不公平交易。例如, 在普珊案 (The Poussin) 中, 法官认定, 卖方误认为“画作非普珊创作”构成对合同实质的认识错误, 判决撤销合同, 以纠正交易中显失公平的情形。这体现了法国法院通过适用“合同损害”与“错误”两大原则, 实现对不公平条款的救济。
三、竞业禁止与合同修改
在包含不公平因素的“竞业禁止”条款下, 法国法院的通常做法则是修改合同条款, 而非撤销合同。法国法院修改合同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将不公平条款从合同中剔除 (severance) ;二是将不公平条款用其他条款或用语代替 (substitution) 。
从法国最高法院在1936年和1941年作出的两个判决可以看出, 如果竞业禁止条款中没有对竞业禁止的时间和地域范围作出限定, 那么该条款无效。7也就是说, 雇主不能无期限、无地理界限地限制离职雇员日后的职业发展。这体现了法院保护雇员利益、维护劳动者就业和择业权利的政策考量。在此情况下, 法院通常选择把隐含不公平因素的竞业禁止条款与劳动合同相分离, 维持其他合同条款的效力。
同时, 法国最高法院对竞业禁止的专业活动范围也作出了限制。例如, 最高院曾判决“只有当竞业禁止条款仍能为雇员留有生存空间, 使其凭借专业所长生存下来时, 该条款才有效。”8从时间和地域范围的限制, 到对专业活动范围的限制, 法国法院对竞业禁止条款的干预与限制逐步扩大。但司法干预的范围仅限于将不公平条款与合同分离, 不实施进一步的司法干预———用其他用语替代不公平条款。例如, 低一级法院曾判决将竞业禁止的期限从十年缩短至五年, 但法国最高院撤销 (quash) 了该判决, 否定用其他用语替代不公平因素。9某种程度上, 这体现了法院通过司法权利为合同双方创设义务的节制与限制。
但随着司法干预程度的加深, 将不公平条款与合同相分离的救济方式, 逐渐演变成对不公平条款用语的替换。 (10) 盖斯旦曾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 这如同法官通过为不公平条款安上假肢, 对合同条款进行外科手术。 (11) 法国的司法实践中, 对不公平条款的替换又分为两种方式:一是选取现有条款替换不公平条款, 二是直接为不公平条款增添用词, 从而实现对不公平条款的修改与限定。与前者相呼应的一个案例是, 一份劳动合同中分别包含两条竞业禁止条款, 由于第一个条款没有对竞业禁止的时间和地域范围作出限制, 属于不公平条款。按照惯常做法应当从合同中剔除。但法院选择用第二个条款“替换”第一个条款, 即将第二个条款的限定条件适用于第一个条款, 进而使第一个条款继续有效。 (12) 与后者相对应的则是一个法国最高法院于1958年作出的判决, 其肯定了下级法院为竞业禁止条款增添新用语的判决。 (13)
四、竞业禁止与糖果代理人案 (14)
在糖果代理人案 (The Sugar Broker) 中, 十分典型地体现了法国司法实践中对合同修改的两种方式。糖果代理人案在法国法中最典型的意义在于, 法国最高法院第一次撤销了下级法院作出的分离不公平条款的判决。 (15) 下级法院认为劳动合同中的竞业禁止条款是显失公平的, 因为该条款并没有对竞业禁止的地域范围作出限定。故下级法院将该条款与整个合同分离, 认定该不公平条款无效。但最高法院撤销了这一判决并称:“本案中的竞业禁止条款是有效的, 至少它一定程度上禁止雇员离职后, 从事与其前雇主位于同一城市、且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单位。”可见, 最高法院通过增添“位于同一城市”的地域限制, 主张让该竞业禁止条款继续有效, 体现了司法实践中对双方缔约意图的尊重, 显得更加灵活。
五、结论
通过“合同损害”与“竞业禁止”两类情形的比较, 可以看出法国法院对不同情形下的不公平合同条款采取了不一样的的救济方式, 法院的考量因素也是相异的。
“合同损害”往往直接地体现为, 合同标的的价格存在极大的不公平。根据法国最高法院的观点, 价格是交易中最重要的构成要件, 法庭有义务通过它的判断来检验合同中的价格是否合理。 (16) 故一旦合同中存在不公平因素导致价格出现扭曲, 造成交易双方利益不均衡时, 法庭通常采取撤销合同的做法, 进而撤销不公平交易, 实现对交易弱者的保护。该“撤销合同”的做法, 或许同时包含着对交易强势一方缔结不公平条款予以惩罚的意味。
“竞业禁止”条款通常出现在劳动合同中, 但并非劳动合同中的核心条款, 不会对劳动合同的解除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竞业禁止条款的目的仅在于规范劳动者离职后的再就业行为。于是, 一方面考虑到保护前雇主的竞争利益, 实现竞业禁止条款的目的;另一方面对劳动合同缔结过程中处于弱势的劳动者施以保护, 对不公平合同条款进行修改, 而非“一刀切”地否定其效力, 不失为一种尊重合同当事人意愿的折中选择。
摘要：通过司法手段对不公平合同条款予以纠正, 是实现“合同正义”的最直接方式。法国法对不公平合同条款的司法救济主要体现为两种方式, 一是法庭直接判决撤销合同或合同无效, 二是肯定合同的效力, 但对合同的不公平条款作出修改。文章将从“合同损害”与“竞业禁止”两类情形入手, 结合法国最高法院的典型判决, 探讨法国法院是如何对不公平条款进行司法救济, 以及当中的考虑因素。
司法公平 篇5
有一种职业，叫检察法医，要经常走近散发恶臭的腐烂躯体，近观肿胀变形、相貌狰狞的死者面容，仔细察看鲜血流淌、肢体狼藉的凶杀现场；
有一种信念，叫司法良知，十多年来，始终把持手中的解剖刀不偏，鉴定笔不歪，梦到检验过的的死者不怕，能做到问心无愧于任何一个当事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
有一种精神，叫懂得尊重，工作中真诚地对待每一位死者，解剖时不要东一刀、西一刀，解剖完后尽量像外科医生对待病人那样一针针缝好，并清理干净，再为死者整容穿衣；
有一个人，他叫顾晓生，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主任法医师，首批全国检察业务专家。１５年来，由其检验的死因鉴定１２００余起无一差错，案件当事人无一申诉。他经常奔走在案发现象、殡仪馆和实验室；他经常面对或生死离别、或悲悲戚戚、或群情激愤的场面；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白山黑水，参与鉴定了一系列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案件；他始终坚守着检察官和法医职业道德操守，秉持技术和良知并重，公正、真诚地对待每一个案件、每一次鉴定，让每一个案件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郑地有声地说“司法公正需要技术支持，但司法良知比技术更重要”。
是的，在当前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期待越来越高的今天，顾晓生给出了一个法医、一个人民检察官的满意答卷——以科学公正的鉴定结论为执法办案提供支持，以深切的司法良知促进公正廉洁文明执法。那么何谓司法良知？司法良知是司法官员在其法律职业实践中审慎地趋向司法公正的品质，是一种道德伦理，强调对义务的敬重心、责任感是司法良知的重要表现。然而，良知是心灵深处的声音，如同正义具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一样,司法良知也存在令人难以捉摸,无法清晰地描述的一面，在物欲横流、利益交织的社会现实中，不少司法人员却迷失了良知的方向。近年来，我们有不少高级法官和高级检察官因腐败而落马，令人震惊。诸如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二级
大法官黄松有、辽宁省高院原院长田凤歧、广东省高院原院长麦崇楷、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徐衍东、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国家二级大检察官李宝金、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江苏省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韩建林、山西省太原市检察院反贪局原局长贾军英、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毛建平等等，还有许多，这些法官和检察官的心灵已经被金钱腐蚀了，那么，他们还能有司法良知吗？对他们来说什么又是公平正义呢？
这些，让我们清醒的看到，不讲良知的权力是凶猛的，会让社会公正荡然无存；没有公正的司法是可怕的，会让法律底线一溃千里！康德曾说：“这世上只有两样东西能引起人们内心深深的震动。一是我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作为一名检察干警，我们学习顾晓生同志的先进事迹，就是要学习顾晓生在平凡的岗位上，坦然面对个人利益得失，从不以案谋私、以案谋利，始终秉持一名检察法医的良知，努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办理的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考验，受到当事人的认可，就是要学习他那种追求科学公正作为天大的责任，努力用科学的结论维护公平正义的崇高精神！
诚然，法律本身并不能主动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正如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这个任务最终将落实到具体的法律人身上，最终靠人才能操作法律。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者。作为检察官是否拥有司法良知，关系到对其法律的信仰和忠诚。对于缺乏司法良知的人，越是精通法律越危险，因为他们更容易操纵法律牟取私利，破坏正义，危害社会。因此检察官必须具有司法良知，方能守住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片天。这是因为：
司法良知是在长城和橄榄枝构筑的神圣检徽下，捍卫法律尊严的一种责任；
司法良知是在威武的检察制服的映衬下，彰显唯法律至上的赤诚情怀；
司法良知是在在庄严的国徽和天平下，推进和谐社会法治
进程的职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