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公平（共7篇）
金融公平 篇1
一、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如果把经济体比喻为一个人的话, 那么金融当之无愧是其血液, 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毋庸置疑。然而, 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
供应链金融是近年“银行交易性业务中最热门的话题”、国际性银行2011年度流动资金贷款领域最重要的业务增长点、2013供应链亚洲峰会的热点和最受关注的主题之一, 是非常重要的金融创新。它是指银行围绕核心企业, 管理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资金流和物流, 变把握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为供应链企业整体的可控风险, 通过立体获取各类信息, 将风险控制在最低的金融服务。一般来说, 一个特定商品的供应链包括从原材料采购到制成中间及最终产品, 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 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 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在这个供应链中, 竞争力较强、规模较大的核心企业即链主企业因其强势地位, 往往在交货、价格、账期等贸易条件方面对上下游配套企业要求苛刻, 从而给这些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上下游配套企业恰恰大多是中小企业, 难以从银行融资, 结果最后造成资金链十分紧张, 整个供应链出现失衡。“供应链金融”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供应链中寻找出一个大的链主核心企业, 以链主企业为出发点, 为供应链提供金融支持, 促进供应链上的企业与链主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协同关系, 提升链主企业供应链的竞争能力。在“供应链金融”的融资模式下, 处在供应链上的企业一旦获得银行的支持, 也就等于进入了供应链, 从而可以激活整个“链条”的运转, 让供应链更具竞争力。在供应链中, 核心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地位是迥然不同的。而在供应链金融的整个链条中, 居于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核心企业, 对于中小尤其是小微企业而言, 仍然处于食物链上的末端, 也许在利益分配方面份额更低, 而在风险承担方面压力更大。包括供应链金融在内的金融创新, 获益者主要还是既往的资源占有者。
南方一城市, 某晚, 一位女士在某大型商业银行网点ATM机上取款, 银行卡被吞, 于是打客服电话, 工作人员回答须等到明早营业时间方能处理。持卡人担心天明再来卡已被他人取走, 因此决定彻夜守在ATM机旁。在等待的过程中不耐夜晚的寒冷和危险, 于是, 又打客服电话, 这次她说ATM机多吐钞了。银行值班人员称请客户别走, 工作人员马上就到, 实际也是很快就到了。前后态度迥异, 令人不解。在顾客面前, 金融机构绝对的是强势一方, 对于弱势的相对方, 多数情况没有基本的尊重, 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
自从200年前华尔街出现第一张金融债券开始, 贪婪与疯狂便成为上天为这条街设下的魔咒。各种金融创新一度激活了消费市场, 令经济快速发展。但是渐渐地, 原本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衍生品, 在不断创新过程中, 脱离了实体经济本身, 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滥用的金融衍生品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华尔街的巨额财富, 吸引的都是美国名校毕业的智商最高的人才, 他们总会设计出合乎法律又钻法律空子的金融产品和机制, 现行的制度往往约束不了, 等新的监管来临, 损失已经造成。小布什说, “华尔街喝醉了酒, 让全世界跟着头疼。”
二、金融是什么?
金融是什么?一般解读为价值的融通。金融为什么会出现呢?简单而言, 金融应该是应商品及服务的交换需要而产生的。那么, 金融应该怎样存在呢?是不断沦为少数人攫取大多数人财富的方式, 抑或应该促进资源配置的趋向合理?按照陈志武先生的理解, 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 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金融交易的范围从最初的以血缘关系体系为主, 扩大到村镇、到地区、到全省、到全国, 再进一步扩大到全球。为什么人类社会金融交易的规模与范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迁?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价值交换所要解决的人类问题是什么?其发展的基础条件是什么, 或者说, 金融市场靠什么才能发展呢?这个问题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思考。
三、金融应该是什么?
当生产能力低下、金融交易工具不发达的时候, 人们会为了生存而牺牲一些个人自由。但是, 一旦物质生产能力足够高、金融市场足够发达, 继续牺牲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就没有必要, 社会文化应该做相应的调整。事实上, 文化一直是这样随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演变、调整的, 或者说, 文化价值的目的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 第二是最大化个体的自由。
金融不应只是“社会精英”获取财富的手段, 抑或只是能帮助一个国家平摊一时的支付压力, 还应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20世纪70年代, 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提出了正义的两条根本原则:第一个原则称为自由原则, 是说每个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与其他人相当的基本自由权利;第二个原则称为差别原则, 是说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被调解, 使得人们有理由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自由原则是首要原则, 差别原则是建立在自由原则基础上, 从属于自由原则的。只有在贯彻自由原则的前提下, 才能贯彻差别原则, 决不能以牺牲前者满足后者。如果社会财富不合理地过分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公民收入差距过大, 不仅会使财富得不到有效地利用和发挥, 还会造成财富占有者的浪费性消费, 甚至催生社会的腐败。同时, 社会财富的过分集中也势必导致其他成员的贫困化、边缘化, 形成社会弱势群体, 最终会使我们付出牺牲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沉重代价。为了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 保障贫困社会群体的基本权利, 使得社会全面发展和繁荣, 政府的干预调节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在罗尔斯看来, 正义论原则让每个人自由地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又照顾最少收入者利益, 力图最大限度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 以保持社会的公平公正。这样, 就可以使个人和社会统一起来, 达到自由、平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境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思考, 值得重视和研究。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 也不应该越来越成为精英阶层攫取财富的工具, 抑或国家二次分配的手段, 更应该在缩小贫富差距、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进而促进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摘要：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 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毋庸置疑。然而, 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金融是什么?金融为什么会出现?金融到底为谁服务?是越来越成为精英阶层攫取财富的工具, 抑或是国家二次分配的手段, 还是应该在缩小贫富差距、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进而促进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金融,工具,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1]陈志武.金融的逻辑[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 (8) :3-5.
[2]顾肃.罗尔斯正义与自由的求索[M].沈阳:辽海出版社, 1999, (7) :35-38.
[3]http://baike.baidu.com/
金融公平 篇2
张扬从大学毕业就一直在平安银行信贷领域工作，在长期的工作中遇到最让他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一些他觉得很优质的借款用户，却无法从银行贷到款，最后这些客户不得不转向高额利率的民间借贷。
“刚开始还尝试说服领导改变这些审批规则，但后来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传统金融的体制性原因，决定了贷款审批条件和流程，一些稍微有风险的资产他们是不会碰的，但是这部分客户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其实是优质客户。这也是我决定出来创业的最大原因。”
从2009年他开始接触P2P网贷，并逐步研究行业规则和法律问题。经过两年的调研和团队建设，终于在2011年他选择了当时还不被大家所熟知的P2P模式。经过3年的发展，新新贷从最初的注册资本1000万到现在增资到5000万。
公平金融的布道者
从事一个行业，首先就是对行业的理解程度。对于P2P，张扬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就拿大家谈论最多的P2P的“普惠金融”概念来说，传统金融机构出身的张扬更倾向于把P2P理解为“P2P是让大众享受到‘公平金融’的开始。”
据张扬介绍，“公平金融”是由英国人费萨尔·拉赫曼首先于2000年提出的，意思是以一种相对公平的方式，让每一个组织或个人，享受同等的金融服务。“公平金融”的理念认为，每个人都不能被剥夺金融选择的权利，市场可以自主评估每个主体的信用水平并给出相应的金融服务方案。
2013年7月，新新贷创始人张扬前往英国学习并带回了“公平金融”这一理念，同时将“公平金融”的理念贯彻到新新贷所从事的P2P小额贷款上，期望通过新新贷的事业将“公平金融”的理念传播到了整个P2P行业内。
“在中国这种融资渠道单一的情况下，‘公平金融’更为适合这种现状。现在的市场状况是很多人都享受不到金融服务，所以我们目标首先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然后通过市场这种金融资源配置手段实现金融服务的可延展性和可持续性，这就解决了贵不贵的问题。”张扬这样解释他对“公平金融”的理解。
目前的金融机构决定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借款渠道选择太少，如果不能从银行贷到款，就只能通过亲戚朋友;如果数额较大，很多人选择从高额利率的民间借贷来解决。在银行和民间借贷之间有着巨大的市场空白。
对于目前市场上互联网金融颠覆银行的理论，“新新贷从一开始就没想着去颠覆银行，甚至抢夺银行的客户。我们都没有想过，我们更多服务的是那些银行不愿意服务的客户。打个比方来说，银行是吃西瓜的，新新贷是捡芝麻的，两者其实不冲突。我们希望成为银行的有益补充，未来也有可能和银行合作。”张扬这样定位自己的企业。
建立自己的闭环生态圈
据张扬介绍，新新贷2014年上半年线上成交量已达4.2亿。在线上端，引进前谷歌中国B2B项目负责人，也是专门进行大数据研究的专家，现在新新贷可以通过一些互联网的手段分析用户行为。
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当下，虽然互联网对金融方面的改造才刚刚开始，但张杨认为，一旦互联网与金融结合的未来充满想象力，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新新贷会不断加强对互联网方面的投入。
“举个简单的例子，目前从投资来源看，我们平台上80%的投资人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而我们的借款人多是二三线城市的小企业主和个人，这就实现了资金无形的跨区域调动，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
与别的P2P企业不同，新新贷平台上的借款人都是自己开发的。“未来我们会打造一个闭环，我们会为借款者提供除了融资之外的很多附加服务。例如，帮助借款企业在我们平台上销售他们生产的商品;另外还会为投资者也提供很多附加服务，旅游、购物、甚至孩子的出国留学等等。最理想的状态是，我们平台将不会赚取账户管理费，而是靠延伸服务赚钱，我们的目标是打造自己的闭环生态系统。”
注意P2P存在潜在经营风险
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新新贷也一直在努力。去年他们已经与光大银行正式签署协议下的风险准备金专项账户。截至目前，账户余额约3000万，在业内已披露的余额中，排名前列。当项目出现风险，借款人发生不能如期还款现象，新新贷会根据平台风险准备金使用规则，从该账户中提取相应资金用于补偿投资人的本金或本息金额。以这种先行补偿投资人的方式，为投资人营造一个安全的投资环境，保证投资人的资金安全。
除了保护投资者资金安全，张扬认为对网贷投资者的教育也很重要，在投资人注册新新贷账户时，会自动跳出风险测评页面，在投资人填完问卷，会对投资人的风险进行一个评价，同时给投资者一个投资建议。
“我们会提示投资者，网贷投资是有风险的，不是大家想像的那种像存在银行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纯粹把P2P投资当成储蓄的投资者其实是不适合投资网贷的。”张扬补充道。
对于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同时为了突出平台的透明性，新新贷未来还有可能和律师事务所合作，他们所有的借款合同都会在律所备存一份。如果平台发生什么问题，这一笔笔债权仍然是存在，采取法律途径追诉也有个依据。
金融公平 篇3
一、政府干预住房金融的必要性
住房金融市场是住房金融产品交易的场所和机制, 它肩负着为住房消费融资的功能以及对住房市场的调节功能。但现实中的住房金融市场也存在着失灵的问题, 使住房金融市场的功能不能有效地发挥。
1. 住房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
在住房金融市场上, 银行作为贷款人与作为借款人的购房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即当购房者向银行申请贷款时, 银行对购房者的还贷能力并不能像借款人自己那样了解其真正的还贷能力。不同购房者贷款人的还贷能力是不一样的, 由于银行很难真正去区分各类购房者的还贷能力, 对不同购房者的贷款风险难以详细区分, 只能根据整个市场的平均风险水平来确定贷款利率和贷款的条件。这种不对称则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 引发道德风险, 因此而增加了交易的成本, 并引发市场的低效率。
2. 住房金融市场的外部性
在住房金融市场上, 其外部性表现为某些住房金融主体的行为活动对整个金融体系以至于整个经济体系造成负面或正面影响, 但却没有承担相应的成本或获得相应的收益。外部效应的存在, 使得住房金融产品的市场供应不能平衡, 只能是过多或过少, 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因此, 政府对住房金融中的外部性问题, 特别是金融风险问题, 必须进行有效的干预。
3. 住房金融市场的垄断性
垄断市场由于面临的是一条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使得产量减少而价格上升, 这在住房金融市场上可能表现为抵押贷款规模减少、贷款利率上升、贷款条件苛刻以及服务质量下降, 结果导致资源浪费和社会福利损失, 加剧住房分配不公, 抑制住房金融业的发展。为了纠正这种市场失灵, 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制定反垄断政策;也可以在保证一国金融安全的前提下, 逐步开放一国住房金融市场, 促进市场竞争;或者采取管制措施进行干预, 包括利率管制和贷款规模管制, 即规定住房贷款的最高利率以及发放贷款的最小规模。
二、政策性住房金融运行目标的多样化
从效率与公平的角度看, 政策性住房金融运行的基本模式可以划分为“效率优先型”、“公平优先型”、“效率与公平兼顾型”三种。
1. 效率优先型的政策性金融运行
作为效率优先型的典范, 美国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主要以私人供给为主导, 政府的角色主要是照顾市场无法满足其住房需求的人群, 如老人、失业者、单亲家庭、外来工等, 他们在劳动市场中已经处于不利地位, 也因此更难以在自由的房屋市场中满足住房需求。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刺激经济的发展, 美国政府利用发达的金融市场与金融机制, 运用抵押贷款方式促进住房建设和居民购买自有住房, 一般可以给买房的居民提供相当于房价70%至80%的住房信贷, 很多中低收入家庭依靠这种信贷获得住房。给买房者以优惠, 包括降低贷款利率和对用来还本付息的个人收入免征所得税。
所以, 美国的政策性住房金融的运行体现的是以市场为主体的效率优先型运行模式, 政府主要是通过提供抵押贷款担保为主要的政策手段而不是直接干预的方式解决居民的自有住房问题, 也就是说, 美国政府对住房金融市场的干预, 注重的是发挥市场的力量, 通过引导市场来实现政府的住房福利目标。
2. 公平优先型的政策性住房金融运行
公平优先型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以新加坡为代表。新加坡中央公积金于1955年建立, 从简单为退休后或不能继续工作的会员提供经济上的保障的强制储蓄, 以人民自力更生为基础, 雇员和雇主根据工资缴纳, 所缴纳的公积金不缴所得税, 存款属于雇员, 存款享有利息, 存款和努力成正比, 雇员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可一次性提取存款的一种制度。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不仅有效地将个人 (每个人对自己的中央公积金存款的安排有很大的控制权) , 同时也把他的家人、他的雇主、社会和政府都纳入到了社会保障中。新加坡公积金的存款来自雇员和其雇主所缴付而获政府豁免纳税的公积金。其公积金缴交率一般是工资的40% (或更高) , 即雇员付20%, 雇主付20%。
新加坡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是以强制储蓄的中央公积金制度为基础, 政府全面干预住房金融资金的来源与运用, 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公平原则。
3. 公平与效率兼顾型的政策性住房金融运行
日本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是公平与效率兼顾的代表。其按资金来源可分为政策性金融和民间融资两大类。其中政策性金融, 即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自治团体所提供的住房融资, 在整个住房金融体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日本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是以住宅金融公库为核心主体, 以商业银行为辅助机构, 以公库住房融资担保协会、住房金融普及协会、公库团体信贷特约人寿保险公司为中介服务者的金融组织机构及其体系相互的协调, 兼顾效率与公平。在日本, 凡是居民建造或购买的住房在是国家规定的标准内, 均可向住宅金融公库申请低息贷款, 其平均利率比商业银行的贷款低30%左右, 贴息则由财政部门承担。财政补贴和融资制度是日本建设指导和管理住房建设的重要途径, 不仅个人能申请, 地方政府如住房建设资金短缺也可向公库或公团申请, 而且民营企业也可以通过公库的中长期低息贷款进行各种项目的住房建设。日本的民间金融机构在住房信贷方面也非常活跃, 提供众多的符合市场要求的产品。这样, 民间和官方相互结合, 公平与效率兼顾, 较好地满足了日本住房金融的资金需求。
三、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运行目标的选择
针对公平优先、效率优先、效率与公平兼顾三类政策性住房金融运行目标, 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 在住房发展中对效率与公平采取不同的取向, 我国应建立政策性住房金融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运行机制。
1. 发达的住房金融是政策性住房金融发展的先决条件
要解决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 就必须在住房金融的调节中实现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 所以, 必须构建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 即围绕住房由政府发起或支持成立的金融机构体系, 以调控住房贷款规模和结构、提高住房贷款流动性, 实现政府对住房金融市场的政策性促进职能。所以, 建立发达的住房融资体系, 势必能使住房投资资金进入良性循环, 也有助于住房市场合理均衡地发展, 降低住房金融的风险。
2. 政策性住房金融的重点仍应以消费者金融为主
在西方的住房解决实践中, 从20世纪60至80年代也曾有过大量建造经济适用房、低价房的情况。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这种政策己经在西方国家被逐渐彻底抛弃, 已经几乎看不到任何发达国家的政府有直接或间接出面建造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其原因应该是人们逐渐发现这种经济适用房政策效果并不佳, 产生很多的副作用, 存在着重大的内在缺陷。
而与以建造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供应主义路线相比, 许多发达国家住房政策中, 对中低收入者的住房支持主要从需求入手, 即, 通过各种形式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来帮助中低收入者提高在住房消费上的支付能力, 由中低收入者自己去选择在市场上的购买或租赁, 自己选择所需要的住房。目前, 我国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经济适用房为中心的住房金融体系建设已经走到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 充分吸取国际经验, 顺应国际潮流, 建立适应我国经济与社会现实情况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制。
3. 完善的住房社会保障体系是政策性住房建设金融发展的必要保证
完善住房保障和建立分类住房供应体系是实现住房公平的基础条件。在住房问题解决得好的国家, 无一例外地建立起住房社会保障制度, 形成住房分类供应体系。可以肯定的是, 各国居民中的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低收入阶层, 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和经济支持, 是很难解决好住房问题的;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最佳方法, 是实行分类供应, 即对高收入者住房不给优惠, 对中低收入者住房以政策性优惠, 分类供应让居民根据自己的经济收入获得相应的住房, 又能各尽其能, 相比较而言, 优于其他住房供应体系。
4. 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融合
确定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性住房金融运行目标, 是关系政策性住房金融发展成效的长远战略问题。要解决住房问题, 增加社会福利, 需要“综合治理”和一系列的适配条件。尽管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是以借鉴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成功经验为开端的, 但在具体的各个方面却有很多不同之处。我国地域辽阔, 住房市场高度分散, 各地环境与条件迥异, 地价差距很大, 因此我国并不能完全仿造新加坡建立完全公平优先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效率优先的美国模式更加不适合我国, 因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多地少的国情、居民收入结构、金融市场效率等方面的条件与其有明显差异。因此, 现实的选择是效率公平兼顾型的发展模式, 而公平与效率兼顾型模式又有不同的发展道路, 必须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道路。
摘要：相较于居民收入而言, 现阶段我国住房价格较高, 这使得居民购房成为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难题之一。解决住房问题不能完全依靠财政, 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 政策性住房金融的实施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我国的政策性住房金融的运行, 要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 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
关键词：住房金融,公平,效率,运行目标
参考文献
[1]黄小彪黄蔓慧:论政府对住房金融的干预[J].中国房地产金融, 2002 (06) :7-9
“高考公平”不公平 篇4
人们之所以将高考与社会公平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农村人”与“城市人”在社会权利方面出现了很大差异。而高考的功能，在于能使一些出身农村、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和城市，拥有与“城市人”一样的身份和体面的工作，并通过这个平台实现向上流动。这个逻辑也适合于城市中下层家庭子女改变命运的企求。显而易见，比之于低三下四地求人和挖空心思地贿赂，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可以说是最光明正大、最令人自豪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最为社会各方赞赏和认同的方式。基于这种认识，社会各阶层普遍认为高考是我国社会中最公平的制度，应极力维护和坚持。
脆弱的高考权利
然而，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公平其实是很脆弱的，是由某种神秘的力量左右着的。比如1966年春天，当师生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准备高考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打断了高考进程，再恢复时，已是12年后的1978年（所谓的77级是1978年3月入学的）。而当年意气风发的中学毕业生，已经“人到中年”，不得不和自己的学生（当年参加高考的许多人是中学教师）甚至子女同堂考试，同校上学。同样，在1977年的夏季及以前，谁也没有料到国家会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
虽然此后高考再没有中断，然而，决定高考命运的仍然是某种神秘的力量，而我们却始终没有想到从这个逻辑中走出来。我们没有想到应建立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以保证高考权利，以至于后来出现“取消高考年龄限制”“高校扩大招生”等决策，都只能是被动接受。这里不讨论这些决策的正确性，只是探讨其形成过程，其背后依然有铁腕人物拍板的影子，与此前的高考变化遵循的是同一逻辑。而社会对此问题的反映是：媒体多年来关于高考的报道，除了一遍一遍地重复感谢外，少有对高考体制的深刻反思以及对这种逻辑的质疑和探究。而由某种神秘力量决定高考命运的现象，依然故我地存在。
可见，高考公平这种幸运终究不是我们天然的权利，或者是由法律明确给予保护的权利。多年来的这些高考方案、应试化教育以及教育的功利化和工具化现象，我们除了接受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有关部门出台各种方案的理由都是为了“让人民满意”，但“人民满意”的标准是什么？所以，若仔细分析“高考公平”，就会发现其中的许多说法令人生疑。
高干子女的高考特权
我国过去有过专供“高级干部子女就读的大学”，或者说是高干子女比较集中的大学，比如“人大”“哈军工”“西军电”等高校。这些大学现在已完全对社会开放，那高干子女到哪儿上大学了呢？这个问题引发笔者联想到“文革”后期的“工农兵上大学”期间，陆续有“被解放干部”的子女，或通过组织安排进入高校，或其父母通过关系要到大学指标（在当时的“知青点”中，许多家庭有背景的知青都陆续离开农场或农村，方式之一就是父母通过关系为子女要到上大学或当兵的指标）。而对于当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的“走后门”问题，就连一向激烈批评官僚主义的毛泽东也破例予以容忍，做出“从后门进来的未必是坏人，从前门进来的未必是好人”的指示，其言外之意是，干部子女是可以被照顾的。恢复高考制度后的“人大”“哈军工”现象是如何变化的，国内现在尚未看到专门的著述，但从当时的老干部在平反后普遍被恢复待遇的角度看，自然而然有可能恢复相应优待他们子女的政策。而这个恢复，是因循旧例由组织上安排还是通过个人影响力及各种关系照顾，则是个需要考证的问题。而他们的子女是否像其他人那样，遵循“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参加高考，也是一个需要证明的问题。按照当时的“走后门”“裙带风”现象推断，高干子女享受高考特权的现象可能是存在的，只是人数很少或途径隐蔽，因而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
当然还有另一种被人们认为“习以为常”的情况。因为有一段时期，人们认为为革命做出贡献的老干部们，享受特权理所应当，这其中包括他们的子女可以优先上大学、上“好”大学。但是，如果高干子女如今还同解放初期一样享受各种优惠政策，那“高考公平”就令人费解了。这就表明现行的高考公平，只是一种层际公平，而不是全社会范畴的公平。
“等级制”影响下的不公
我们的高考是教育部“统一领导、管理”的产物，而这一制度是遵从“等级制”基本形态产生的一种从属性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存在“人民”与“敌人”之分，从而出现了“出身有问题”家庭子女受教育权利被限制的不公平事实。这种现象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从整体上消失了，但从社会层次上并没有进行深刻的反思，某些思想观念和精神意蕴还残存在现实的高考制度中。
此外，由于城市与农村、“汉族省”与“民族省”的区别，所谓的“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只限定在各个“省”内，而各省之间的情况差异往往会令公平打了折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高考录取分数低于一般省份，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高考移民”现象以及近年来“异地高考”引发的争论，都是对高考公平的质疑。
还有来自普通教育方面的不公平。由于在普通教育中，存在着“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省、市、县级）的区别，且各类学校的教学条件差别很大，因而不同学校学生的知识起点和学习重心不同，造成“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实际结果，是公平名义下的实际不平等。最近有研究表明，北京大学等“985”大学的新生中，出身农村家庭的新生比例过低（仅22%），且有继续下降趋势。这说明真正的高考公平，不能只是高考阶段的公平，还应兼顾高考前的教育公平问题。而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现实社会中的“等級制”形态。这就导致高考公平的公平性只存在于社会下层，亦即在社会下层的工农子女之间是公平的，而在社会的不同层级之间，则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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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公平”更重要
社会所认同和期待的高考公平，固然有大学“入口”方面的公平，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更需要有“出口”方面的公平。我国传统教育制度与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相关，在这个制度中，学生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获得，预示着他们将来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获得。然而，这种理论上的公平在实际中的表现却是多种多样。例如过去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原则多年来都是“服从国家分配，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由于有这一政策依据，学校主管教师有权利对学生做任何分配，而学生基本上只有服从的权利。但以后的事实证明，顺从地服从这个政策的，多数是家庭无权力背景的學生，而有背景或善于寻找关系的人，并没有被束缚，而是各显神通地留在了大城市或理想的单位，即使在“大学黄金时代”的1980年代初、中期，权力、关系、金钱也在大学毕业分配中发挥过很大作用。
随着毕业生“双向选择”制度的实施，传统大学“入口”与“出口”密切联系的形态已被打破，而人们在习惯意义上所寄托的高考公平，此时也很容易被“官二代”“富二代”所打破，权力、关系、金钱在此时发挥的作用，已从隐蔽趋向公开。有调查表明，当前所谓的“出口”公平，主要表现在对学生个人能力要求较强、工作专业性较强的领域，比如医生、教师、记者等行业；而在福利好且较轻松的工作领域，比如公务员、国有大中型企业等领域，还是“官二代”“富二代”较占优势。在现实情况下，高考领域也难以成为世外桃源。单是现在招生中100%的“提档”原则，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试看一些大学在录取前校园里的车水马龙，不少人为保证子女顺利录取的“托人拜佛”，“相关人员”在录取期间的“公事繁忙”，就可知“高考公平”被打了多大的折扣。
被忽略的教育公平
对于“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公平，人们显然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这种公平是否是教育的公平？众所周知，公平的基础是合理，即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那么教育的合理是什么呢？是教师心情舒畅、积极主动从事教育活动，是在其热爱教育、追求自己的教育理想和抱负、展示自己的教育艺术和风格基础上自觉自愿的活动，这就是国外教育理论所总结的“教师教学的自由”；同时是学生愉快、自觉、主动的学习活动，即学生与老师在和谐的关系中，真诚地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和引导，将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和人生道理内化为自己的智力结构和个人思想、精神的活动，也就是所谓的“学生学习的自由”。而要保证这两种自由，就应该顺其自然，让学生上适合自己的学校，让学校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学生。然而这一切，在我们目前的高校招生中很难做到。
目前的高考，无论是前期的应试教育，还是后期的“从高分到低分”的“统一”招生，都抑制和忽略了学生的个性、特点、兴趣、理想，忽略了学校（具体而言是老师）的特点和要求，这对教育无疑是不公平的。应该说，高校教师被排除在大学招生活动之外，有违教育规律。仔细分析高考公平观念形成的原因，可以发现人们并没有在意大学教师是大学生学习引导者的这个因素，没有在意大学教师对许多学生而言，是其一生的精神导师和力量源泉的这种性质，而只在意学生只要进了大学，就能够拿到文凭并通过文凭找到好工作这一功利性目标。这其中的思想基础还是“读书做官论”以及“书中自有黄金屋”等功利性观念。按理说，高考公平应该保证的是一个良好、健康的高等教育，但如果大学培养出来的相当部分学生，都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这样的“公平”有什么意义？
综上所述，“高考公平”并没有促进教育在思想和制度方面的实质性进步，也没有促进社会“公平平台”的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高考公平，并非是一种真正的、完全的、积极的公平，而只是一种局部的、有限的、不完整的公平。人们之所以信奉和崇尚这个公平，是因为他们在其他方面难于得到公平。而这，或许才是“高考公平”能够被广泛传播的原因。
（作者系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金融公平 篇5
当今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显示:金融业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然而却鲜有学者关注金融业发展与收入不公平之间的关系, 并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并且充满争议。
本文试图以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先进金融大国为例来探究一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与收入不公平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 笔者收集从1960年到2004年衡量美国金融业发展的各项数据, 以及体现国民收入分配情况的基尼系数。由于金融业的发展与收入不公平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即两个可能会互相影响, 因此在本文中, 笔者仅仅探究美国金融业发展是否与其国民收入不公平存在反相关的关系。
二、相关文献回顾
从直观上看, 人们经常担心金融业的发展仅仅会是一小部分富人受益, 因为金融市场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体系, 需要较为专业的知识, 以及一定量的资本才能参与其中。例如, 为了减少借贷市场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贷方一般会要求借方具有抵押资产, 这就导致穷人更难接到贷款。因此,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 穷人仍然很难通过贷款来为教育或者创业提供资金, 而富人因为已经拥有较多的资产和财富, 便更加容易地从金融理财产品中获益。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虽然也给富人的投资带来了损失, 但是更多的没有直接参与金融市场的平民百姓却因此丢失工作, 无家可归。从这个层面来讲, 人们更倾向于认为金融业发展使贫富差距增大。
然而, 这仅仅是事实的一部分。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 那些从前被放贷者拒之门外的穷人现在获得贷款的几率大大增加了。因此金融实际上为具有潜力和雄心的普通人提供了更加公平的机会。Mcconnell 等人曾经在一项研究中指出:由于美国银行业的放松监管, 以及成熟的风险管理系统, 美国的更多穷人, 以及少数族裔已经实现了历史上最高的住房拥有率, 这大大降低甚至消除了借贷市场存在的歧视问题。而且, 在过去10年出现的住房次级债大大地增加了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获得贷款的几率。Rajan 和Zingales观察到:在1929年的美国, 高收入群体 (占人口总是0.01%) 70%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持有资产, 到1998年, 这些高收入群体80%的资产来自于薪水和企业行为所得, 仅有20%的资产来自于持有资产。
因此, 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金融业的发展与收入不公平的关系, 因为他们需要知道一些与金融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是否会影响到社会收入的均衡。而在经济学界, 已经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 虽然他们的结果不尽相同, 但为之后的研究, 以及本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Rajan 和Zingales曾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 金融行业的正规发展主要使富人受益, 增加了社会收入的不均衡分配。Galor 和 Zeira 在其文章中论证道, 金融业发展能够帮助消除收入分配的不均衡, 因为金融市场的扩大发展能够使穷人不能有效融资并投资到教育和有形资产中, 并且带来的社会收入不均衡会长期保持 。这一观点也受到学者Mcconnell等人的支持:尽管在美国借贷市场中, 一些旧的不公平正在消失, 但是新的不公平正日益显露, 例如苛刻的还款条件, 以及对还款人合法权益的漠视等。
然而, 却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显示随着金融业的发展, 收入不公平实际上在逐渐消失。Clarke等人通过收集研究83个国家从1960年～1995年的数据, 发现金融业的发展深化会伴随着国民收入不均衡性降低 。另外一项有Beck等人进行的研究显示金融业的发展与降低基尼系数增长率, 以及提高穷人收入的增长率具有相关性 。此外, 一篇最近的研究显示印度的国民收入不公平水平随着其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深化而降低, 但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却会增大社会贫富差距。
结合上述两种理论, Greenwood 和 Jovanovic 提出了一个“倒U型”理论:国民收入不均衡先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而升高, 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参与到金融市场中而降低。这一理论假设金融中介人通过从金融产品中征收较高的固定费用而降低风险。因为穷人的储蓄量更少, 所以积累财富更加缓慢, 而富人已经拥有足够的资产来缴纳这些固定费用, 那么这些费用会在一开始阻碍穷人参与到金融市场中, 从而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然而, 因为这些费用是固定的, 越来越多的人会最终加油到金融市场中, 使不公平水平下降。
三、数据描述
这一部分对衡量1960年～2004年美国金融业发展和收入不均衡的参数, 以及一系列控制变量进行介绍。表1对回归分析的数据进行概述。
收入不均衡水平由基尼系数 (gini) 来衡量, 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这一数据库由Klaus Deininger 和Kihoon Lee 与1996年在世界银行 (World Bank) 编辑, 之后Lyn Squire与2007年通过国际发展网络 (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 更新。Clarke等人在2006年使用过这一数据库之后总结道, 本数据库达到了三项主要的质量条件:首先, 所有的数据均从国家家庭收入与支出统计调查获得;其次, 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第三, 收入和支出的全部来源均被计算在内。
在之前的文献回顾中提到, 一国的经济发展与其国民收入均衡性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因此在本研究中, 实际人均GDP的log值被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分析中。这一数据来源于佩恩表 (Penn World Table) , 以2005年物价为基准。
最近的一些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些用来体现金融行业发展水平的指数。在本研究中, 笔者运用三个变量来衡量金融业发展: 储蓄银行发放的私人信用量占GDP的比重 (privatecre～t) , 储蓄银行对国内非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占GDP的比重 (bankassets) , 以及储蓄银行的储蓄总量占GDP的比重 (bankdeposite) 。
为了能够检测金融行业的发展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笔者将五个控制变量也加入回归分析中。它们分别是:人均实际GDP (realgdp) , 贸易开放程度 (openness) , 通货膨胀 (inflationr) , 政府消费量占人均实际GDP比重 (govern) , 流动资产与实际GDP的比例 (m3) 。其中前三个变量已经在Beck等人的研究中被使用过, 并且结果显示人均实际GDP的增产速率与收入不均衡型性具有很强的负相关性。贸易开放程度的计算公式为出口量价进口量之和除以实际GDP总量。在Barron于2000年的一篇研究中显示, 贸易开放程度与基尼系数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通货膨胀率同样也显示了与收入不均衡性具有很强的负相关型 。此外, Clarke等人的研究表明政府消费水平和流动资产总数可能会影响到社会收入分配。
四、实证框架
1.仅包含线性变量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美国金融业发展与其收入分配不公平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首先建立了一下的回归模型:
如之前所讨论,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是收入不公平性 (ginii) 取决于人均实际GDP (lnrealgdp) , 贸易开放性 (openness) , 通货膨胀率 (inflationr) , 政府消费量 (govern) , 流动资产量 (m3) , 以及衡量金融行业发展水平的变量:银行资产 (bankassets) , 私人信用 (priva tecredit) , 以及银行储蓄量 (bankdeposit) 。研究运用1960年～2004年美国的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2。
正如表2中所示, 调整后的离差平方和 (Adj R-squared) 为0.6974, 说明这一假设的模型能够解释大部分基尼系数的变化原因。控制变量人均GDP, 通货膨胀, 政府消费, 以及流动资产的系数的T值的绝对值均大于2, 说明其在统计学上更有意义, 能够解释因变量的变化。这一结果与之前的一些研究相一致。然后回归结果并没有显示贸易开放性与收入不公平性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
在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三个变量中, 私人信用指数和银行储蓄量均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意义, 并且它们的系数均为正值。然而, 银行资产量的P值太大, 以至于不能否认其反面的零假设。这说明就私人信用量和银行存款量方面而言, 美国在1960年～2004年间的金融行业的发展确实和国民收入不公平性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关系。
2.具有平方项的回归分析
在之前的文献回顾中, 笔者提到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倒U型”理论。因此, 在这一部分, 研究将把三个金融发展指标进行平方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同时, 因为在之前的研究中实际人均GDP被指出也与收入分配不公平存在“倒U型”关系, 因此也会将lnrealgdp变量进行平方加入模型中。回归结果见表3。
如表3中所示, 加入平方项的回归模型具有更高的调整后离差平方和 (0.7032) , 说明这些平方项综合起来能够解释增加了模型的解释能力。但是因为所有的平方项的系数均不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 (P值均大于0.05) , “倒U型”理论在本研究中并不成立。尽管在增加这些平方项之后, 金融发展指数的线性变量和平方变量均在统计学上失去显著性, 但是它们综合起来仍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确实影响收入的不公平型, 但是以线性形式体现。这一研究结果与Clarke等人在2000年调查一系列国家内金融行业发展与收入不公平性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五、结论
尽管之前有大量学者对金融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了较多研究, 但是鲜有关于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公平之间的关系的探究。在这些少量的研究中, 一些学者认为金融行业的发展通过主要受益于富人并阻止穷人参与到复杂金融市场中来扩大社会贫富差距;另一些研究人员认为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 国民收入不公平现象实际上在逐渐缓解。另有一些经济学教提出这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
为了探索金融行业发展与收入不均衡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取用了美国从1960年～2004年的数据, 以基尼系数作为自变量, 并运用银行资产量, 私人信用量, 以及银行储蓄量来衡量金融业发展程度进行回归分析。总体来说,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实际人均GDP, 通货膨胀, 贸易开放程度和流动资产量的情况下, 在1960年～2004年的美国, 金融行业的发展与收入非配不公平性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 包含平方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并不支持“倒U型”理论, 因为没有一项平方项的系数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对美国从1960年～2004年间衡量金融业发展的各项数据, 以及基尼系数进行回归分析, 从实证的角度研究美国在44年间金融业的发展与收入不公平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 美国金融业的发展与社会贫富差距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即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
金融公平 篇6
一、质量公平:城乡义务教育的新议题
1. 城乡教育机会公平基本达成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国家政策及法律的引导, 我国城乡义务教育有了显著的发展。就城市学校来看, 其教师队伍建设水平日益上升, 无论在教师学历、管理和培训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教育经费的投入也受到国家机制的保护, 减轻了城市部分家庭的负担;在学校建设方面, 不断优化办学设施, 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孩子自身的受教育权利也得到了相关法律的严格保障。与此同时, 国家把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 而曾经有关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巨大的说法也渐渐消减, 和城市相似农村孩子也能在义务阶段平等地接受教育。近年来, 农村义务教育管理机制越来越完善, 经费投入也逐年增多, 教师队伍逐渐壮大, 农村孩子不仅在入学方面受到保障, 国家免除学杂费, 同时还对农村家庭困难学生提供一定补助, 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形势喜人。
我国对此做出承诺:到2015年, 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将达到93%, 实现基本均衡的县 (市、区) 比例达到65%;而到2020年, 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 实现基本均衡的县 (市、区) 比例达到95%。[2]当然, 在城乡义务教育都取得一定数量的成绩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仍旧存在的问题。城乡适龄儿童在接受教育的机会方面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平等, 然而机会平等就代表着一切平等吗?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在教育质量方面也达到了吗?
2. 城乡教育质量公平成为时代新议题
当义务教育的机会公平问题得到少许缓解时, 教育质量水平问题却日益突出, 具体表现在:教育资源的配置出现失衡, 尤其表现在城乡教师资源的分配上;区域间 (尤其是城乡间) 义务教育水平差距仍旧明显, 学生的家庭与社会教育环境不一, 而城乡课程、教材设置却无差别统一。此外, 国家有关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在实际施行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缺憾。由此可见, 教育的机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初级阶段, 是一种表面的公平, 而要理解教育公平的内涵, 则需对教育质量公平问题以及引起教育质量公平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
(1) 城乡师资资源分配不合理。国家多年来一直着力于提高城乡中小学教师数量, 而教师数量的提高并非一定能带来教育质量的提高。国家在增加教师数量的同时提出了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主张, 对于教师学历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然而, 严格的标准却并不是城乡教育质量同等提高的保证, 据调查可知, 城市普通初中专任教师中, 拥有硕士学位者占拥有硕士学位教师总人数的65.5%, 而农村拥有硕士学位者仅占11.2%;而城市小学专任教师中, 拥有硕士学位者占拥有硕士学位教师总人数的68.6%, [3]而农村拥有硕士学位者仅占14.9%。[3]从以上数据我们发现, 高学历教师大部分集中于城市, 而农村高学历教师却寥寥无几。此外, 城市教师参加职业培训和学术性交流会的机会明显多于农村教师, 间接导致了农村部分教师的知识与现今多元化社会脱节, 自然对教育学生也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且城市教师在教师工资、福利水平以及工作条件方面优越于农村教师, 这也决定了城市教师生活方式与农村教师生活方式大相径庭。城乡教师在学历、受训机会、工作、生活条件等方面有如此差异, 又岂能安心本职教学工作, 城乡教育质量公平又如何保证。
(2) 城乡教材设置不合理。据我国教育部相关规定, 从2001年起, 要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材建设, 完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 提高教材编审质量。教材的改革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 进而使学生加强对校外世界的了解, 也对提升教育质量有着显著的作用。而现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所使用的教材, 其内容设计与城市的生活结合紧密, 版本多样, 更新频繁。然而, 教材内容过度与城市生活结合, 忽略了农村生活, 使教材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城市化”倾向中, 这种倾向会造成城乡学生的认知差异, 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质量。城市学生有着与教材内容相关的生活经验, 他们对于这些内容的接受就容易、更深刻一些;而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 农村学生较少有机会能亲身体会这些新鲜事物, 相对来说, 他们对于教材内容的接受比较浅薄, 农村学生正在为教材的“城市化”买单。[4]与此同时, 关于城乡教师的授课方式也引起了争议, 城市教师多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化设备配合教材进行教学, 使学生能更直观地感受课本内容, 更深入理解学习内容;而农村学校的教学设备虽配备齐全, 但使用率低,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仍偏重于照本宣科。而正是这种有差别的教学方式, 导致了学生接受知识程度不一, 也因此影响了城乡的教学质量公平。
(3) 城乡学生教育环境不一。社会、学校和家庭为学生提供的教育环境是影响学生学业成绩和个性、道德发展的重要因素, 自然也是决定城乡教育质量公平的重要筹码之一。家庭环境在学生成长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的受教育水平会影响到孩子的受教育水平, 对形成孩子的性格、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城市学生的家长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 对于学生接受不同的社会文化有着促进作用;而农村学生家长多数是农民或进城务工人员, 他们很少有机会和时间让孩子接触更广泛的世界。并且, 城市学校通常会有计划地安排学生外出游学实践, 参观博物馆、天文馆, 并与当地大学结对子, 由大学生到校内和中小学生进行互动等, 而农村的学生却很少有机会参与上述活动。
(4) 教育政策执行不严。随着我国对教育事业重视程度的增强, 各种教育政策纷纷颁布, 以保障我国教育的发展。当然, 在现实社会中, 教育政策执行不力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表现较为明显的是教育政策“缺席”和教育政策“无能”。教育政策“缺席”是指迫切需要教育政策来进行管理的教育教学活动却没有相应的政策来规范和引导。我国的教育政策往往是教育问题发生后制定的, 具有滞后性且缺乏时效性;而教育政策“无能”是指已经制定的教育政策经过一段时间实施后, 由于政策自身的局限性或是在执行过程的失误, 造成该政策预想的效果无法实现。如“撤点并校”政策, 该政策其出发点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而忽略此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学生上学安全隐患, 因而实施困难。教育政策“缺席”和“无能”会直接损害受教育者的权利, 自然也会影响教育质量公平的实现。
二、公平转型的必然趋势:从机会公平走向质量公平
在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目标, 也是文明社会进步的标志。而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伴随着教育机会公平的稳定实现, 教育质量公平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 成为全国上下讨论的热点。教育质量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实质和深层次要求, 近年来我国教育公平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但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甚至学校之间, 其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还存在明显差距, 教育质量的公平深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 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努力实现所有适龄儿童少年“上好学”的问题,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4]
三、多方作为:走向教育质量的公平
目前城乡义务教育在教育质量公平方面还需努力, 我国应从实际出发, 倡导教育公平必须兼顾教育机会和质量, 教育机会公平和质量公平是教育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人人入学的情况下, 国家和教育部门才有资格提出均衡教育质量的措施。而同时, 教育质量公平又反作用于教育机会公平, 不断提高的教育质量对教育机会公平提出新要求, 义务教育从机会公平走向质量公平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1. 加大教师资源配置力度, 合理配置教师资源
要保障教育质量的公平, 最重要的是做到提升教育资源配置力度, 合理配置教师资源。首先, 要进一步改善教师资格准入制度, 提高教师入职的“门槛”, 从源头上保证教师的专业知识和素质, 避免师资力量的良莠不齐;在此基础上加强城乡教师之间的交流合作, 实行城乡学校“一对一”互助模式;并为广大教师, 尤其是农村教师提供固定的在职培训机会, 使其教学能力和师德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与此同时, 国家尤其要注重对农村教职工进行政策倾斜, 在工资待遇和工作生活条件上为他们提供保障, 以免除农村教职工的后顾之忧, 也可以对其他教师产生一种无形的“吸引力”,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走进农村, 为农村注入新的生机, 城乡教育质量公平也随之得到保障和改善。
另外, 加强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的交流与合作, 还要发挥远程教育的作用, 建立网络教学平台, 充实城乡的教学资源, 加速城乡教学信息的整合与协作。这对于扩大城市学生视野和改观农村学生认知有着重要的作用, 使得城乡学生都能平等地享有社会各式各样的教育资源, 感受社会的美好和多元。
2. 完善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我国要加强对教育公平的政策保障, 不断探索、制定更多、更合理的政策以保证城乡教育质量达到公平, 并尽力避免教育政策“缺席”和“无能”带来的危害。在“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已经普及的地区要赋予其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让其根据当地教育实际自由发展, 并以达成和维持教育质量公平为中心, 总结经验和教训, 为实现全国性的义务教育质量公平提供示范。而对于“普九”制度尚未完全完成的地区, 国家要给予政策倾斜, 加大教育资源与经费的投入, 免去其发展的后顾之忧。
3. 构建合理的教育质量监控体系
教育质量最终是否达到公平, 不是某个学者或者教育部门就能断定的, 因此, 构建教育质量监控体系成为必要。因此, 有学者建议:教育部门要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监控体系, 确定合理的监控目标, 明确各部门职责, 对教师资源的建设、教学设施的配置和教学经费的投入进行相应监控。此外, 还要注重发展“教师评价”和“学生自评”体系, 因为只有教师才明白自己到底教的怎么样, 也只有学生才知道自己到底学到了什么, 让教育教学活动的两个主体一起来判定教育质量是否达到了公平。当然, 我们还要建立独立于教育部门以外的监控体系, 给予社会各行各业对教育质量监控的权利, 使监控结果更透明、更清晰、更直观, 并将其监控结果积极反馈至教育教学活动中来, 进一步确保教育质量的公平。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EB/O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19/200606/15687.html, 2006.
[2]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zwgk/2012-09/07/content_2218783.htm, 2012.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0[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
“有限的公平”也是公平 篇7
一这些家长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旦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好学校，即使没有择校费，当官的、能批到条子的家长还是能择校，不如大家都花钱来得公平；其二更彻底，现在的考试制度就不是考能力的，应试教育本来就不是公平选拔人才，为什么不能花钱购买一点教育资源?
在这些家长看来，“拍卖”式选择教育资源甚至选择人生道路是大环境不公平下的“次优路径”，似乎无可厚非。其实这种思维不仅在家长当中存在，从我们体制内的一些官员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表态中也时常透露出类似的观点。学校创收、家长心安，虽然损失一些金钱，相比孩子的未来也不算什么了。
其实，考试选拔人才制度古今中外都被称为“有限的公平”制度。何为“有限”?以科举制度为例，其考试的内容往往空洞无物，导致的后果却是民间的才俊挖空心思钻研押宝取巧之道，并导致作弊手段层出不穷，贿赂考官大行其道，考试的胜利者往往并非真才实学的父母官候选人。
但是即使“有限”却又堪称“公平”，因为科举制发端于曹操的“唯才是举”，一举扫除了“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世袭贵族制度，让民间的“草根”也有机会成为“精英”。即使在不断被异化的过程中，科考的主持者也并不是没有反思，唐宋明清历代有人对其大加改革，王安石和苏轼为了究竟怎样才是“素质科举”多番论战，此情形十分类似当今的“素质教育PK应试教育”的讨论。尽管最终科举制还是被彻底异化为八股制，但它仍在过去至少1000年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种“有限的公平”的最根本的作用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创造了一种排队的原则。生活中，只要是没有达到资源“按需分配”的场合，就会有“排队”的问题，这就需要创立各种原则让各方的利益达到平衡。
比如去银行柜台办理业务，原则上谁先到谁先办，但是有“金账户”的人可以有个专用的柜台，这也很合理，因为银行是商业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优惠大客户：但是在医院就不是谁的医保卡里钱多谁先看，各科室门口都实行先到先看的原则。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病情危急生命垂危者可以先看急诊。那也很合理，救死扶伤是医院的本职嘛。
在经济领域里，一般的排队是价高者得。最简单的例子是买股票，你打个涨停板进去，只要没封死涨停，你总能买上，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长得帅不帅。还有像政府拍卖土地，原则上只要符合规划设计要求，谁出的价格最高谁得，不管这种拍卖是否同样存在一些猫腻、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它总比土地协议转让要透明合理得多。
回到教育领域，同样是资源紧张，怎么办?一种思路是谁择校费给得多谁先挑学校，一种思路是你住的地方划到哪个小学覆盖的区就在哪上(以后由小学直接划到初中)，还有一种思路是大家参加一样的考试，谁的分数高谁先挑学校。
这时候就又需要建立“排队”的秩序了。很显然，按择校费给多少挑学校是最不符合教育的原则和目标的，因为它的结果就是回到了东汉末年以前，回到了世袭制的年代，谁有钱谁的孩子将来才有机会。既得利益者们也不要为此感到快乐，因为这样的资源分配带来的恶果也很快会显现——人力资源大量浪费，社会矛盾激化，最终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损。
按区片划小学、初中是否够合理呢?我认为它显然比择校费进步，但也有相当的问题，那就是部分教育资源较多的地区的房地产开发商得利了，递延下去的结果就是“富人区”和“贫民区”的产生，而“贫民区”的孩子机会永远要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