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税收（共10篇）
公平税收 篇1
税收可以使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得到有效的增加, 税收是一种手段, 而税收的收入想要得到更大的提升, 必须满足税收的效率、公平原则。通过对税收各项制度原则的协调与改进, 可以完善国家的税收制度, 也可以优化税收的体系。国家征税的目的是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 有效地将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 只有遵循税收财政的各项原则, 才能实现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的相互促进与统一。
一、税收效率可以促进税收财政职能的发挥
税收是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 提高税收效率可以增加收集资金的速度。税收财政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更好的建设, 为所有需要资源与资金的部门提供经济上的帮助, 满足其各项需求。税收收入的增长有可能是这个国家的总体经济水平在增长, 只有提高了税收的效率, 才能促使税收收入在国家的各个时期都能得到稳定增长。财政收入提高主要是依靠税收的手段, 税收可以调整国家的经济, 并且使经济可以稳定持续地增长。阻碍我国经济水平提升的原因是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合理, 经济增长的成本投入过大, 而且随着城市的发展, 经济的增长开始受到资源环境的影响, 经济结构出现问题, 使得社会发展越来越慢。我国开始意识到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去调节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 其中财政税收政策就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下滑以及经济结构不稳定等问题。必须通过有效的手段提高税收的效率, 这样才能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化, 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 并且为国家的各项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税收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税收征管制度的执行, 提高税收的征管效率也是提高财政收入的保证, 提高税收效率符合税收财政的原则。
二、税收财政原则与效率原则的矛盾机理
税收财政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税收效率原则。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分配的手段, 税收财政的原则是, 首先缴税是每个公民履行职责的体现, 赋税可以为国家提供经费保障, 满足国家各项经济支出。其次当国家的财政收入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时, 必须增设企业税收制度, 保证国家各项经济制度的有效实施, 以及国家建设的有效进行。从这两条原则可以看出, 税收是筹集国家的财政收入, 并且当国家的财政收入需求量提高时, 必须通过必要的方法去改进税收制度, 增加税收的资金, 这体现了税收的弹性原则。税收可以随着经济的增长或者财政需要的增长而自动增长。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很多, 比如国家的人口、课税商品的数量, 如果过于看重税收财政的原则, 会对税收效率造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一味地按照政府部门的需求提高税收的次数与金额, 会造成政府部门支出金额的浪费, 也会使资源配置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税收是政府向民众或个人筹集资金的行为, 是将收入从私人转到公共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 税收的收入每年都在上涨, 但是过度的征税会使企业与民众承受过大的负担, 导致其出现偷税逃税的行为。税收财政原则要求, 当税收的收入不能满足国家各项经济支出时, 国家必须增加税收, 所以虽然国家的税收呈现上涨趋势, 但是民众却承受了过大的负担, 企业与民众工作的积极性大大降低, 长期以往, 国家的整体收益必然下降。所以从长远意义来看, 税收财政的原则并不利于提高税收的效率。
三、税收公平的判断准则
税收的制度必须公正平等, 才能保证税收工作的有效进行, 可以说税收公平是税收财政制度实施的前提。税收不公平必然导致纳税人产生不满情绪, 而且会使纳税人产生逃税漏税的想法, 从而阻碍了国家税收收入的提高。保证税收的公平原则必须做到相同收入、相同纳税能力的人应当交纳同等数量的税额。不同收入、不同纳税能力的公民应当交纳不同数目的税金。平等不单是在收入、支出、税金方面, 还要包括综合效用等方面的平等, 必须保证各个方面都要平等, 才能实现税收的公平性。判断税收公平的原则, 可以从税收分配准则方面衡量, 首先要根据收益负担公平性进行判断, 根据公民对政府做出的贡献以及享受利益的数目去判断其应该缴纳的税额, 做到享受的利益与缴纳的税额成正比。其次根据天赋能力判断公平性, 既纳税人在缴纳完税额后, 所得的收入必须与其天赋能力成正比。最后是依据最小牺牲或最大效用判断公平, 也就是征税后国家的财政收入能得到有效利用, 即判断税收政策是公平的。
四、注重税收财政职能, 兼顾税收效率与公平
税收效率的提高可以促使税收更加公平, 从而促进社会更加安定。税收效率的提高可以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这样就可以使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 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大大提升。税收的公平性可以体现这个国家的民主性, 而且符合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 可以使社会的氛围更加和谐。当然, 税收的公平性需要建立在税收效率的基础上, 这样才可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保证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税收效率想要取得一定的成就, 其工作也必须在税收公平的原则下开展, 只有税收是公平的, 才能使公民自觉自主地缴税, 如果税收缺乏公平性就不可能提高税收的效率。
一是收入分配上, 城乡居民收入和地方间财力差距出现了较大的差距。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表明, 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96, 收入分配上进入了警戒范围, 地区间业已存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二是在财政收入政策上体现了效率优先原则。经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 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从1994年的15%上升到了2012年的25%, 但流转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依然过大, 因而我国实质上实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在实现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而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在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与发达国家单一所得税主体税制不同, 我国实行的是所得税和流转税为主的双主体税制, 这样的税制结构也决定了我国对效率的优先原则。
三是税收支出上体现出的效率优先。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 无论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都进展不大,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下, 我国的各级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建设方面, 而忽略了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的速度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 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 各级财政支出中, 社会公益性投资的比例一直很低。伴随着市场化改革, 从前很多由财政安排的开支如各级企业职工的住房、教育以及医疗等不断进行改革, 而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改革又没有及时跟进, 造成部分群众生活负担加重, 扩大了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
五、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 国家的税收财政政策也必须得到相应的改进, 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只有提高税收的效率, 并且有效地调节税收财政原则与税收效率之间的关系, 保证税收的公平原则, 才能提高国家税收收入的金额。只有同时兼顾税收的效率与公平, 才能使其相互促进, 从而使我国的税收财政制度更加完善。
摘要：税收财政的原则是监管税收的准则, 它可以有效地解决税收服务成本问题, 为了完善税收制度, 必须坚持税收财政的原则, 才能完善与改进税收制度。税收的原则与税收效率之间存在冲突, 坚持税收财政原则的同时, 必须兼顾税收效率与公平, 这样才能提升税收收入。文章作者根据多年经验, 分析了税收效率的作用、税收原则与效率原则的关系、税收公平的判断准则及如何兼顾税收效率与公平, 希望可以改善我国税收的制度, 使税收的效率与公平性可以得到更好的提高, 使我国的税收制度可以更加完善。
关键词：税收财政原则,税收效率,税收公平,税收财政职能
参考文献
[1]王宇.论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及税制设计[J].理论导刊, 2004 (11) .
[2]肖加元.论税收效率及其评价内容[J].中国证券期货, 2011 (04) .
公平税收 篇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
马发骥王顺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工作必须遵循公平与效率原则，而这两大原则的贯彻是在税收作为经济杠杆不断对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最终得到实现的。
一、税收公平、效率原则的理论内涵
（一）公平是税收的基本原则
在亚当· 斯密的税收四原则中，公平原则列为首位。税收公平，首先是作为社会公平问题而受到重视的。税收本来就是政府向纳税人的无偿征收，虽然有种种应该征税的理由，但从利益的角度看，征税毕竟是纳税人利益的直接减少，因此，纳税人对征税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关注。在现代经济中，税收公平原则事实上不仅包括社会公平，还包括经济公平。税收的经济公平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 ： 首先是要求税收保持中性，即对所有纳税人同等对待，以便为其创造一个合理的税收环境，促进经营者进行公平竞争。其次是对于客观上存在的不公平因素，如资源禀赋差异等，需要通过差别征税实施调节，以创造大体同等或说大体公平的竞争环境。
经济的发展使各类经济组织成为重要的纳税主体，与个人相比，它们要求经济方面的公平比社会公平更迫切、更现实。而且，经济公平也是税收效率原则的必然要求。税收公平，特别是经济公平，对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税制建设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我国市场发育还相当不健全，导致不公平竞争的外部因素较多，同时，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税制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如何使税制更具公平，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是我国进一步改革税制的重要研究课题。
（二）税收不仅应是公平的，而且应是有效率的这里的效率，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行政效率，也就是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税收在征收和缴纳过程中耗费成本最小 ； 二是经济效率，就是征税应有利于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对经济效率的不利影响最小。遵循行政效率是征税最基本、最直接的要求，而追求经济效率，则是税收的高层次要求，它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税收调控作用认识的提高。
二、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关系及处理方法
（一）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关系
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是既矛盾又统一的，矛盾性表现在：在具体的税收制度中往往很难兼顾公平与效率。公平原则强调量能负担，而效率原则强调税收应尽量避免对经济产生干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可能拉开贫富差距，从而破坏公平原则。但从整个经济运行的方面来看，公平原则是实现税收效率原则的前提。只有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原则为前提，才能谈及效率问题。如果不以一定的公平为前提，政府征税就不会为纳税人接受进而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扭曲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当然也就无法提高效率。从另一方面看，效率原则为公平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动力。效率的提高可以保障公平更好地实现。盲目的平均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只有在整个经济都很活跃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提高一个层次，公平程度也就会向前迈进一步。
（二）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关系的处理
我国正处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我国的根本任务。因此，只有效率优先，低消耗、高产出，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的公平。只有经济效率提高了，可供分配的财富增加了，全体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的提高才有物质基础，国家才有可能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调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贫困地区的人民早日摆脱贫穷，并通过福利、救济等办法来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坚持效率优先，并不是说公平不重要，更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来换取效率的提高。事实上，公平和效率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着效率的提高。第一，收入差距过大，两极分化，会导致占比重相当大的低收入者有效购买力低，有效需求不足，使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 ： 第二，实现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如果低收入者通过主观努力和勤奋劳动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便会损害效率，甚至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现在，我们一方面应坚持不懈地发挥税收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的作用，坚持公平税负，鼓励竞争 ； 另一方面，要强化税收在实现社会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功能，调整税制结构。
三、在税收实践中实现税收效率与公平原则
完善的税制可以使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得到充分的体现，更好地发挥税收宏观调控的作用，但
只有完善的税制，却不能有效地执行，也是不够的，税收征管对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是有很大影响的。由于我国税收征管中存在很多漏洞，每年都有大量税款流失，这不仅降低了税收效率，而且影响了税收的公平。本该纳税的人没有纳税，这对于相同条件的已纳税人来说就是不公平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有：公民的纳税意识淡薄，缺乏良好的全民纳税风气 ；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主观故意或由于本人业务能力的限制，不能发现错误申报。针对这种情况，要强化税法宣传，增强人们的纳税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 ；要通过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和科学化、精细化的税收管理；通过税收征管现代化手段的应用，特别是实行国地税信息共享，对纳税人的经营行为实行信息全面覆盖 ； 通过电子化结算手段，避免通过现金账外经营，规范一切经营行为和个人收入监督等措施，借鉴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加大查处力度，使征纳行为更加规范、合法。长期以来，税收成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与研究，造成税收效率低下，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为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应大力推广现代化的征管方式，具体内容包括普遍建立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 ； 建立税务机关与社会中介组织相结合的税务服务体系 ； 完善税务代理业务等。还应该运用现代化的征管手段，建立一条税务信息系统网络，将纳税人的账目如银行存款、租赁收入等，纳入税务信息系统网络，对异常情况，随时抽查、协查，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在税收征管上的全面普及，降低征纳成本。
从效率与公平角度浅析税收对于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
王慧洁, 田金玲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 期
[摘要] 福利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资源的最优配置意味着效率,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意味着公平, 所以,公平与效率是福利经济学所追求的基本目标。税收对于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合理分配这两方面的调节作用直接影响到效率与公平的实现, 进而影响到国民的福利。
[关键词] 税收;效率;公平
福利经济学是从经济福利角度, 对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研究和评价, 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
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 以实现公平。因此公平与效率是福利经济学所追求的基本政策目标。一方面, 福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庇古认为,要改善经济福利就必须增加国民收入总量。为使社会一定总量的生产资源所产出的国民收入达到极大值,就应当使这些生产资源能合理的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 凡能够增加国民收入总量而不减少穷人的绝对份额或者增加穷人的绝对份额而不影响国民收入总量的,都意味着社会经济福利的增加。市场作用失灵的存在使得税收成为政府介入经济的有效杠杆。无疑, 税收对于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合理分配这两方面的调节作用直接影响到效率与公平的实现, 进而影响到国民的福利。
一、税收与优化资源配置
优化配置是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在市场机制下, 自由竞争可能造成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
纯产值不一致的情形,在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情况下, 就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社会经济福利达不到极大值。因此,应当由国家采取适当调节措施, 矫正资源配置的失调状态。税收可以利用税种设置、税目、税率的调整影响资源配置的结构和规模, 通过价格信号影响生产者的资源配置行为。
1.资源配置对税收的要求
资源的稀缺性要求有效地配置资源, 资源配置的目标是使社会资源实现最佳组合并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以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一般而言,之所以谋求资源的最优配置源于一个既定的事实— 资源是稀缺的。这就决定了资源配置的必要性,即人们必须在有效的资源范围内,对资源配置的方向和数量进行有序的排列组合, 以便使有限的资源满足人们无限增长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现代经济学多以帕累托效率作为效率的衡量标准。所谓帕累托效率是指资源配置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一种资源的重要调整可以不使某境况变坏而使他人境况变好。帕氏效率包括这样三层涵义:一是如果某人的境况变好使更多的人境况变坏, 这种资源配置不符合帕氏最优;二是如果一个人的境况变坏,使更多的人境况变好,这种资源配置也不符合帕氏最优;三是如果一些人的境况未变,另一些人的境况变好, 这种资源配置也不符合帕氏最优, 通常将其称为帕累托改进。实现帕累托效率,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 即经济处于完全竞争并且不存在外部经济影响。由于帕累托效率的限定条件非常苛刻,除了完全竞争市场没有外部经济影响外, 其中包含一些隐性的前提假设, 如没有垄断、信息贫乏、优效品与劣效品等市场失
效因素, 也包括没有来自制度或政策方面的扭曲因素。所以在微观经济运行中,把效率的衡量标准用最佳商品数量来代替。就是说,效率问题可以归结为商品的最佳数量问题,最佳数量就是有效率,非最佳数量就是缺乏效率或无效率。现代经济分析证明: 最佳的商品数量就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数量。所谓边际收益,是指最后增加一单位商品所获得的收益;所谓边际成本, 是指最后增加一单位商品所支付的成本。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点上,无论是要素所有者、生产者或是消费者都处于最佳状态,即对生产者来说,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对消费者来说,能够满足效用最大化;对政府来说, 能够体现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
发挥税收作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在经济学看来只是一种理想的抽象状态。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即可,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资源配置的次优状态。在市场机制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情况下,税收应当保持 中性 , 即不应干扰市场机制的运行,否则就会使资源配置偏离最优状态。而在市场机制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情况下,税收就应当为 非中性 ,即介入市场机制以矫正市场失败,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现实经济生活中, 公共物品的供应只能由政府部门来提供,这是导致市场失灵的经济根源之一。经济中一旦出现外部性、风险与不确定性、收入再分配以及失业和通货膨胀等一些问题, 就要求政府通过间接调控手段(如税收)予以矫正。因此, 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以矫正市场失效, 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2.税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
(1)对用在倾向于发展过度的事业上的资源,课以适当税率的税收, 并以这笔收入对那些用在相反
方向上的各类资源给予适当比例的津贴。
(2)政府还可以对污染环境的生产厂家征收排污税(费),以限制这类企业的发展,促使这类企业将
生产资源从有害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转向其他有益于社会用途的方面。政府再以征得的税(费),用于资助社会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或环境污染治理等。这样, 就可以促进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趋于一致, 增进全社会的经济福利总量。
(3)在征税方式的选择上,可以通过向资源的某些特定用途的征税方法矫正。进一步分析,如果对
用于矫正目的的税种已经选择, 征税数额已经确定, 那么, 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征税方式,是对所有的课税对象实行统一的征税办法, 还是实行差别课税办法? 如何作出这种选择对社会经济福利有重要影响。
(4)就应税商品的供需弹性来说,对商品课税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变动,从而影响这种商品的供给量
和需求量。但是, 由于不同商品的不同供需弹性决定了征税对不同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数量变动的不同影响,因此对经济福利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假定有两种商品: A 的需求有弹性, B 的需求无弹性, 两者均在有固定报酬的条件下生产。如果B 的需求弹性为零, 税收收入为一既定量, 那么, 在下面两种征税方式下, B 的供给仍然会以同一数量生产出来,人们也会做同一数量的工作。这两种方式其中的一种是以统一的税率向A、B 双方同时征税;另一种是采用较高税率只对 B 课税, 对A则不予征收。虽然不论选择哪种征税方式均不会影响税收总量, 但不同方式对资源配置和经济福利的影响却是不同的。在前一种征税方式下,人们会减少对A 的需求,导致部分资源因税收的干扰而从A 生产部门撤出;在后一种征税方式下,则不会影响B 的需求, 因而也不会对资源配置和经济福利产生扭曲性的影响。
二、税收与收入分配
税收作为一种调整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 越来越受到关注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政府通过税收不仅
可以对高收入者课以高税, 而且还通过筹集占GNP很大份额的资金, 把资源转移给政府, 然后再通过预算程序, 用于有益于贫困者的支出上,明显地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应当是可能的。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说, 现行的税制在决定收入分配中起着决定全局性的作用。
1.税收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的定位及效用
国民收入分配是由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个层面共同组成的复杂系统和过
程。收入分配的差别则是分配公平与否的最终综合反映。
(1)经济公平与税收中性。税收分配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定位及效用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
域即经济活动之内的分配领域, 个人负担相同的税收,即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为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提供税负公平的外部环境, 促进经济增长。
(2)社会公平与税收调控。在国民收入再分配即经济活动之外的分配领域, 政府是收入分配的主体,按照政治上的公平原则进行分配,即国家运用各种经济手段调节收入与财富的分配,达到社会公平分配的目标。
(3)政府税收分配的定位是借助于税收非中性原则的实施和效用, 实现税收的纵向公平与政府分配的社会公平目标保持一致。收入分配差别既是市场效率的源泉和动力, 也是市场效率的结果。但收入
分配差别过大,既有悖社会公平, 也同样会损害市场效率。效率只有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现。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理当承担起干预和调节收入分配的重任, 即主要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
(4)税收分配的定位还是借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实施及效用,实施所得税、财产税等非中性的税
收政策, 对收入分配结果、收入的使用、收入的财富积累与转让等进行全面横向公平即经济公平,与市场经济的效率目标保持一致,使具有不同负担能力的纳税人能够合理负担税收。市场经济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实现税收的纵向公平,满足政府的社会公平目标是经济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是内在统一的。
2.税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
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 人们之间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地位会出现较大差别。从有利于合理分配
财富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的角度看,选择什么样的征税制度或方式,是采取差别税制还是实行统一税制,哪一种才能够更好地实现上述目标?一种是对收入水平相同但居于不同经济地位的人如何对待问题。对所有的人应该均等课税,但对他们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别应采取区别对待措施予以调整;对于经济地位较强的人,可以在征收一般所得税的基础上, 再对其奢侈支出课征一定的特别税;对于经济地位较弱的人,可以在税基上给予适当宽免。另一种是对收入水平不同但居于同等经济地位的人怎样对待问题。应当根据量能负担原则,收入愈高的征税愈重。具体措施如:累进的所得税、财产税或遗产税,以及对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分别设计高低不等的税率。
总之, 税收对于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的调节有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实现,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增进,这符合新旧福利经济学派的税收思想体系。同时,资源的有效配置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加国民收入的总量,而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为收入分配的公平实现创造了前提。此外,公平的实现也为效率的优先奠定了基础,这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从效率与公平角度重视税收对于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创造一个高效运转、和谐发展的社会。
论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及税制设计
王 宇
改革研究 理论导刊 2004.11
摘 要：税收是市场经济下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一国税制设计应在满足财政收入前提下，尽量满足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税制设计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取舍，经常引起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争议。发达国家关于最优所得税制的理论应该对我们有所借鉴。
关键词：税收公平；税收效率；税制设计；信息不对称
一、税收公平原则
如何征税对纳税人才是公平的，首先应该界定公平的涵义。一般而言，公平是与价值判断相联系的社会伦理道德范畴，是国家想要达到的社会目标之一，对公平的追求是以承认现有社会分配“不合适”为前提的。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下的分配原则，要素的价格即是该要素获得的报酬，而要素的价格是要素市场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分配原则下，要素所有者在初始禀赋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分配结果上的差异，因而市场经济下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通过国家的再分配对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进行调整是协调这一矛盾的主要方式。
税收作为国家再分配的基本工具，自然应该体现国家追求社会公平的意图。体现税制设计公平原则的“纳税能力说”正是这一意图的表现。“纳税能力说”指就某一确定的财政总收入，每个纳税者应按他的纳税能力纳税，拥有相同能力的人必须缴纳相同的税收，而具有较高能力的人则必须缴纳更多，前者称之为横向公平，后者则称之为纵向公平。无论是横向公平还是纵向公平，都要求有一种对纳税能力进行衡量的数量标准。理想的标准应能反映每个人在所有可供选择的机会中得到的全部福利，包括消费、财富的占有和对闲暇的享受，但这种全面的衡量标准不太现实，因为纳税能力高低是纳税者私有的信息，或者说征税者与纳税者在纳税能力高低方面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征税者只能通过观察纳税人的行动来大致地确定其能力高低，在实践中，收入水平是一种次佳但又可用的标准，因而成为“纳税能力说”中最适用的纳税依据，个人所得税是最能反映“纳税能力说”的典型税种。但收入作为衡量纳税能力的次佳标准产生了一个问题：纳税人收入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他的纳税能力，而且取决于其工作的努力程度，而纳税人是否努力工作，则又取决于其税后收入水平。假定其税前收入不变，此时，政府税率的高低将影响纳税人工作的努力。如果税率过高，纳税人宁愿多休闲而少工作。此时，个人所得税在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上出现了后文所说的矛盾，税制设计特别是边际税率的确定变得重要。
税收的公平原则不仅体现在“纳税能力说”中，同时还体现在“受益原则”中。即每个纳税人根据其从公共劳务中得到的受益而相应纳税，谁受益，谁纳税。在该原则下，公平的税制依支出结构的不同而不同。“受益说”仅适用于缴纳的税收直接对应着某项公共品服务，其应用的范围如对汽油课税等很窄的领域。在市场经济下，税收往往并不直接对应某项公共品，人们缴纳税收的多寡也并不必然与其享受到的公共品成比例，这正是税收三性“无偿性”所隐含的意义：无偿性并非意味着人们纳税是无偿的，从广义上来讲，人们向政府缴纳了税收，同时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国防、司法、教育等服务，因而，税收是人们享受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纳税并非是无偿的。然则税收三性中“无偿性”主要是区别于其他财政收入形式如收费而言的，即政府提供的大部分公共产品具有纯公共晶特征，为这种公共品筹资更多是量能纳税的。“受益说”不能处置这一类的公共品筹资，也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所要求的再分配目的。
二、税收效率原则
税收的效率体现在三个方面：征税的行政管理费用应尽量节约；对纳税人的从属费用不应毫无必要地增加；最后，税收的“超额负担”必须尽可能的小。由此，税收的效率体现在如何设计税制以降低这三种成本之和。
行政费用：对税收金额的确定与征收需要行政人员与相应设备，这一活动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公共劳务部门即税务部门。有效率的税务部门应该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某一确定的税收收入。这里，行政费用既受制于该行政部门工作效率的高低，还受到该国税制结构的影响，如对个人所得税征收的费用高于其他流转税的费用，而人头税的费用最低。
从属费用：即纳税人的奉行征纳费用，指私人部门按税制的要求纳税所付出的费用。降低该费用的方法是尽可能简化税制，使纳税人易于理解并执行。
超额负担：税收的超额负担是指税收将会干预经济决策，并扭曲原有有效率的选择，从而对社会福利带来损失。因此，有效率的税制应使超额负担尽可能的小。避免这一代价的最简单的方法是采取课征人头税的方式来获取全部财政收入，让每个人缴纳相同的税收，这样做会避免所有的额外负担。然而，从公平的角度，这是无法接受的。如果要使税收与纳税能力联系起来，它就必须与收入、消费或财富等经济指标相结合。因此，公平的税收必须以经济活动作为基础，而这不可避免地会干预经济决策，从而引起超额负担。现实中，按照课税对象的不同，税收一般可以分为商品税与所得税，商品税就支出征税，所得税就收入征税。由于商品税直接涉及到商品交易的价格，从而会扭曲市场价格损害市场效率。在这点上，所得税则因不涉及价格从而不存在这种超额负担被认为优于商品税，但正如上面所说，在不完全信息下，以收入为课税基础的所得税的超额负担表现在税收同样扭曲了纳税人的工作决策，使高能力者选择工作更少时间。
三、税收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税制设计的公平与效率原则之所以会引起取舍和争议，正是因为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之间存在着矛
盾，这种矛盾既体现在由于现实中的信息不对称，税收公平与效率难以兼顾，也体现在具体的税种上。
1、信息不对称下所得税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所得税因为最能体现量能纳税原则被认为是公平的税种，同时因其不会扭曲市场价格也不存在商品税的超额负担问题，由此所得税被认为是兼具公平与效率的优质税种。但是莫里斯教授 1971年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的“最优所得税理论探讨”证明，在不完全信息下，所得税同样存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因而政府的税制设计对于兼顾效率和公平非常重要。按照前面关于税收公平的探讨，我们知道，满足公平的税收应该体现量能纳税原则，即能力高的人缴纳更多的税收，而能力低的人则更少缴税或免税。如果政府对纳税人的能力有完全的了解，就可以根据能力对不同的人征收不同的税，这样既保证了社会公平也不损害效率。但在现实中，政府对纳税人能力的大小是不清楚的，或者说，在纳税能力方面，政府处于信息劣势而纳税人处于信息优势。在能力不可观察时，只能选择能够大概反映能力的收入水平征税。但如果对高收入的人征高税，有能力的人就会假装能力很低，使政府征不到税，从而政府通过再分配调节收入的初衷难以实现。莫里斯教授关于最优所得税制的研究表明，不完全信息下政府实现最大税收的政策是规定最高收入的边际税率为零。考虑到政府能够通过转移支付将支出用于有利于穷人的项目，这种税制对低收入者也是有利的。因而，在不完全信息下，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不能仅从税收的量能纳税单方面考察，而应该结合财政支出进行评价：政府通过最优税制设计诱使高能力者选择有效率的工作时间，并据此获得最大的财政收入，而增加的财政收入对于穷人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2、税收公平与效率在具体税种上的矛盾
上面我们假定政府以所得税获取全部财政收入，以及在此假定下，效率表现为税收政策应尽可能不
扭曲当事人的工作努力决策，由此我们探讨不完全信息下税收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然而正像我们在税收效率中所表述的，税收效率不仅表现为所得税所产生的超额负担，而且还涉及到行政费用、从属费用，税收效率应表现为这三者总和尽可能的低。在此产生的税收公平和效率的难题是，税收公平与效率在具体税种上可能是矛盾的。通过前面的考察我们发现，累进所得税制对纳税人工作努力的负激励使其同样存在超额负担的效率问题，并因此与公平目标产生矛盾，如果说最优税制设计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一条思路的话，那么所得税因高额的征收费用和从属费用所产生的效率问题往往使发展中国家望而生畏，从这个意义上说，所得税同样存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对于商品税而言，虽然其征收和从属费用可能小于所得税，但其对市场价格的扭曲所产生的超额负担是显而易见的，从另一方面，商品税所具有的累退性从税收公平方面是难以让人满意的。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增值税作为商品税中的独特税种，其“中性”特征作为区别于其他商品税的最大的优势被认为是克服了商品税的超额负担问题，但从公平的角度，这种高效率的税种同样也未能避免商品税所共有的缺憾—累退性。由此我们看到，在具体的税种上，公平与效率往往难以两全。
税收公平与效率的矛盾要求政府必须重视税制的具体设计及税种的选择。现时，国际上一般认为，在复合税制的基础上按照各类税种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各国的税制体系可分为两大模式：一种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另一种是以商品及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实行第一种模式的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其特点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具有征收所得税的基础。据有关资料，世界上以所得税为主要税种的国家有 30 多个，包括美、加、英、日等国。第二种模式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所采用。世界上 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 300 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占三分之二，这些国家人均可支配的收入极少，因而没有征收所得税的基础，财政收入主要靠货物税、关税甚至古老的农业税。由此可见，税制设计和税种选择首先应依据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及相应的产业结构，整体而言，所得税在公平和效率方面虽然优于商品税，但并非所有的国家都适宜采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则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限制了所得税的税基，二则所得税高昂的征管和从属费用相对于发展过国家较低的所得税税基也得不偿失，结果很可能是政府根本不足以筹措到足额的税收来应付必要的开支。由此，讨论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必须基于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的功能首先是组织财政收入，因而应在满足财政收入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其实就是针对以所得税为基础的发达国家如何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而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的发展中国家则更应倾向于如何加强商品税的横向公平及税收“中性”，并逐渐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体系。为此，增值税在横向公平及“中性”方面的优势成为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优质税种。
四、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启示
公平税收 篇3
关键词：税收；税收公平；税收效率；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9.1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9-41-03
税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一国税制设计应在满足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尽量满足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有效地运用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协调各项税收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税制的设计，从而优化我国的税收体系。
一、公平原则
如何征税对纳税人才是公平的，首先应该界定公平的涵义。一般而言，公平是与价值判断相联系的社会伦理道德范畴，是国家想要达到的社会目标之一。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原则，要素的价格即是该要素获得的报酬，而要素的价格是要素市场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分配原则下，要素所有者在初始禀赋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分配结果上的差异，因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税收作为国家再分配的基本工具，自然应该体现国家追求社会公平的意图。体现税制设计公平原则的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是“纳税能力说”，其含义指的是就某一确定的财政总收入，根据纳税能力原则的要求，拥有相同能力的人必须交纳相同的税收，而具有较高能力的人则必须交纳更多一些，前者即称之为横向公平，后者则称之为纵向公平①。无论是横向公平还是纵向公平，这两种原则的运用都要求有一种能对纳税能力进行衡量的数量标准。从理想的角度看，这一标准应能反映每个人从所有可供他选择的机会中得到的全部福利，包括消费、财富的占有和对闲暇的享受等。但这种全面的衡量标准不太现实，征税者与纳税者在纳税能力高低方面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征税者只能通过观察纳税人的行动来大致地确定其能力高低。
税收的公平原则不仅体现在“纳税能力说”中，同时还体现在“受益原则”中。即每个纳税人根据其从公共劳务中得到的受益而相应纳税，谁受益，谁纳税。在该原则下，公平的税制依支出结构的不同而不同。“受益说”仅适用于缴纳的税收直接对应着某项公共物品服务，其应用的范围领域很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往往并不直接对应某项公共物品，人们缴纳税收的多少也并不必然与其享受到的公共物品成比例，这正是税收三性“无偿性”所隐含的意义。无偿性并非意味着人们纳税是无偿的，从广义上来讲，人们向政府缴纳了税收，同时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国防、司法、教育等服务，因而，税收是人们享受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代价。然而税收三性中“无偿性”主要是区别于其他财政收入形式如收费而言的，即政府提供的大部分公共产品具有纯公共品特征，为这种公共品筹资更多是量能纳税的。“受益说”不能处置这一类的公共物品所需要的那部分税收，也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所要求的再分配目的。
二、效率原则
征税不仅应是公平的，而且应是有效率的。这里的效率包括两层意义：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
税收行政效率是指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税收在征收和缴纳过程中的耗费（征税费用和纳税费用）最小化。税收行政效率是征税最基本、最直接的要求，简化税制、提高税收征管水平等是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手段。
税收经济效率是指政府通过征税把数量既定的资源转移给公共部门的过程，应尽量使不同税种对市场经济产生程度不同的扭曲（偏离帕累托最优）而对经济造成福利损失（税收超额负担）最小化和额外收益最大化，它是税收更高层次的效率要求。税收经济效率对税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税收收入应该充分且有弹性，满足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二是税收应该调节市场经济运行，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的稳定增长；三是税收应该尽量减少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干扰，使税收的“超额负担”最小，税收制度的设置应该是“中性”的，即税收应该尽量地不影响或不干扰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税收调节和税收中性是一对矛盾，但是它反映了现实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效率的客观要求。税收调节是基于“市场失灵”这一现实，而税收中性则假设市场自身可以使资源的使用处于效率状况。事实上，绝对的税收中性是不可能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存在“失灵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税收调节是必要而且可行的。
三、税收公平和效率的关系
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是既矛盾又统一的，矛盾性表现在：在具体的税收制度中往往很难兼顾公平与效率。公平原则强调量能负担，而效率原则强调税收应尽量避免对经济产生干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可能拉开贫富差距，从而破坏公平原则。但从整个经济运行的方面来看，公平原则是实现税收效率原则的前提。只有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原则为前提，才能谈及效率问题。如果不以一定的公平为前提，政府征税就不会为纳税人接受进而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扭曲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当然也就无法提高效率。从另一方面看，效率原则为公平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动力。效率的提高可以保障公平更好地实现，盲目的平均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只有在整个经济都很活跃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才能提高一个层次，公平程度也就会向前迈进一步。
事实上，公平和效率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着效率的提高。第一，收入差距过大，两极分化，会导致占比重相当大的低收入者有效购买力低，有效需求不足，使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第二，实现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如果低收入者通过主观努力和勤奋劳动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便会损害效率，甚至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现在，我们一方面应坚持不懈地发挥税收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的作用，坚持公平税负，鼓励竞争；另一方面，要强化税收在实现社会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功能，调整税制结构。
四、我国税制改革体现公平与效率原则
讨论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必须基于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税收的功能首先是组织财政收入，因而应在满足财政收入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其实就是针对以所得税为基础的发达国家如何更好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而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的发展中国家则更应倾向于如何加强商品税的横向公平及税收“中性”，并逐渐过渡到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体系。为此，增值税在横向公平及“中性”方面的优势成为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优质税种。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到现在，可以看出在税制的设计方面有很多体现了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有机协调。
（一）增值税转型改变了行业税负不平等的状况
我国自2009年1月1日起，由原来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意味着购买固定资产的那部分税金可以在税前抵扣，如此就可以大幅度降低上述行业的税负，有利于其进行设备更新改造、进行创新，与其它行业处于平等竞争地位。
（二）增值税扩围的试点
2012年开始，上海在现代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领域启动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增强服务业竞争能力；有利于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带动扩大就业；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促进科技创新。将增值税征收范围覆盖所有的货物和劳务，不仅是与世界通行做法接轨，也是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的必然选择。一年来的实践表明，“营改增”推动了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形成，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营改增”不仅实现了结构性减税，更推动企业加大设备投入、加速拓展市场，有力地推动了“稳增长、调结构”。同时，对个体消费者也有间接利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市场供应方在原所承受的重复征收的税负去除后，可以放手做专业化的细分，将产品与服务的性价比提升，在让百姓得实惠方面会做得更好。
（三）消费税税目和税率的调整增进消费中的公平性
财政部公布，自2006年4月1日起，我国将对现行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此次消费税政策调整后，将新增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等税目。增列成品油税目，原汽油、柴油税目作为该税目的两个子目，同时新增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燃料油、航空煤油五个子目②。此次政策调整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消费税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这几年来，停止了对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征税，同时将奢侈品、高档娱乐性劳务等纳入课税范围并提高其税率，可以有助于在消费领域实现公平。今后对消费税的改革，一方面要调整其征税范围，对那些已成为人们生活必需品的税目，停止征收消费税，而将一些环境污染大的物品列入征税范围；另一方面将价内征税改为价外征税，从而增加税收的透明度，更好地调节消费结构，正确引导消费需求。
（四）统一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体现税收环境公平
通过统一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就可以在全国贯彻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平衡内资、外资企业之间的税收负担，扭转由税收导致的内资企业与外资竞争上的劣势，从而培育出符合市场竞争规则的公平税收环境。
（五）个人所得税中工薪扣除费用标准的提高
工薪扣除大幅度提高1500元，与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高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体现了国富民强的发展经济的宗旨。这次个税改革不仅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加大了个税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缩小了收入差距，降低了基尼系数，提高了人民的购买力，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个税这次改革将会产生良好的效果，改革不仅体现了税收的公平原则，而且还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加紧研究和制定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税收制度优化的关键一环。要进一步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培育和扩大中产收入阶层；减少税率级次，加强对高收入者的征管，尤其是对财产性、经营性、隐性收入多的高收入阶层的管理。
注释
① 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② 来源于中国税务局网站http：//www.ctax.org.cn/
参考文献：
[1] 安体富、王海勇.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税收理念的转变及政策的调整[J].涉外税务，2005，（09）.
[2] 罗腾蛟.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在我国税收发展的应用研究[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10，（06）.
[3] 马发骥、王顺安.市场经济下的公平与效率原则[J].税务研究，2005，（08）.
解决税率倒挂促进税收公平 篇4
1、农产品深加工行业的“高征低扣”。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 在农产品加工行业中, 简单加工或自产自销的农产品免征增值税, 初加工产品使用13%的销项税率和扣除率, 而深加工产品则适用17%的销项税率和13%的进项税率。“高征低扣”使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多承受了4个百分点的增值税税负, 远远大于一般企业2%~3%的平均税负, 给众多农产品加工企业增加了生产经营压力, 压缩了农产品企业的利润空间。当前, 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低利润、低附加值企业, 发展中存在着诸多困难, 税负过重更加重了企业负担, 束缚了企业发展。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农业加工业的经营模式, 根据其对外披露2014年度财报测算, 其增值税税负率达到了11.8%, 远远高于医药行业的平均税负率8.5%。其主要产品原材料为:驴皮、中药材。究其原因是以上主要原材料抵扣税率为13%, 而生产出来产品阿胶、复方阿胶浆等主力产品销项税率为17%, 企业无形之中多承担了4%的增值税税负率, 加重了企业负担。
2、农机产品的“低征高扣”。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规定,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生产销售农机产品 (整机, 不包含农机零部件) 适用13%的增值税税率, 而形成进项税额的生产农机产品所耗用的原材料和农机零部件的增值税税率却是17%, 无形中在增值税征税和扣税之间造成4%的“倒挂”税负差异, 即所谓的“低征高扣”。农机产品的“低征高扣”政策造成了该行业大量的一般纳税人在生产经营中产品有增值却不能实现税款, 造成了国家税款流失。因为税收制度设计的低税率而“隐藏”了产品“增值”的事实, 这一现象违背了增值税的实质课税原则和公平原则, 也成为农机生产行业在9%毛利率下普遍没有实现增值税的主要原因。“低征高扣”政策导致同一类型产品税负不公。一方面, 生产农机产品的小规模纳税人仍然需要缴纳3%的增值税, 形成对同一类型产品的征税税负不一致;另一方面, 部分技术先进、质量过硬、利润率高, 达到纳税临界点的农机产品与长期存在留抵税额的产品相比要承担一定的税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对研发投入、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低征高扣”政策为企业提供了避税机会, 也为企业长期零申报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使企业不注重成本核算和税务核算, 给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带来不便。同时, 企业还利用“低征高扣”政策, 运用大量留抵税额进行避税, 如对关联企业高价销售低价购进, 转移关联企业的税负, 使关联企业少缴税, 为关联企业避税提供了机会。“低征高扣”政策使农机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倒挂, 农机企业长期不缴税或缴税很少, 虽然这是隐性补贴, 总体上对企业的收益有好处, 但由于我国现行增值税制对留抵税额不予退税, 而是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这样造成企业的留抵税额长期挂账, 占用了企业的流动资金, 增加了企业的资金占用成本。
3、抵扣条件不严格, 自行开具收购发票抵扣税款的办法不便于税收管理。在农产品收购环节, 农业生产者无法提供扣税凭证, 为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 规定由购货方自行开具收购凭证, 实行自填自开, 自行抵扣, 从而割裂了购销双方的制约关系。同时, 收购凭证的格式和内容, 由各地税务机关自行设计、印刷, 无任何防伪标记。收购发票由收购者自行开具, 税务机关对供货方的身份难以确定, 收购者从无证经营户中购进或从经营单位中购进农业产品, 在数量上、价格上大做文章。再加上目前实行的金税工程, 还没有将收购凭证纳入其中进行管理, 仍游离于金税工程的监控之外, 损害了增值税内在的监控机制, 对增值税税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二、目前政策实施情况
针对出现的“高征低扣”“低征高扣”等情况,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办法的通知》 (财税〔2012〕38号) , 决定在部分行业开展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 涉及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液体乳及乳制品等行业。值得关注的是, 该通知除试点纳税人购进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实施核定扣除办法, 不再凭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外, 扣除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将农产品进项税额扣除率由现行的13%修改为纳税人再销售时货物的适用税率, 即纳税人销售的货物适用13%税率的, 则扣除率为13%, 纳税人销售的货物适用17%税率的, 则扣除率为17%。以用农产品为原料, 生产加工17%适用税率的货物为例, 如果原料扣除税率为17%, 则4%的优惠就得以享受;如果原料扣除税率为13%, 就享受不到这种优惠。
安徽省自2014年2月1日率先把皮棉、棉纱纳入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范围, 成为全国范围内首个打破“高征低扣”政策的省份。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家税务局2014年10月1日起执行下发的《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 对购进农产品籽棉为原料生产皮棉;对购进农产品皮棉为原料生产棉纱等项, 实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随着这类政策的相继出台, 国家逐步引导消除税率差异, 促进税务公平的体现。
三、建议
1、调整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增值税税率, 实行征抵一致, 统一采用13%的税率, 解决进销项“倒挂”现象。同时, 鉴于农产品加工企业自行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 取得的普通发票在抵扣进项税时的诸多弊端, 从便于税务机关加强税源监管, 纳税企业更便于操作的角度出发, 应取消农产品普通发票的抵扣功能, 仅作为一般的财务核算凭证使用真正减轻企业负担, 进一步推进“三农”可持续发展。
将自产农产品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由于农业生产者在生产农产品的过程中要投入一定的农业生产资料、固定资产以及农民自己的大量劳务, 农业生产者已经承担了相当多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而这些进项税额又难以凭有效凭证在销售农产品过程中予以抵扣。因此, 建议在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的农产品环节, 按销售额乘以17%的税率来确定其增值税销项税额, 再按销售额乘以税法确定的计算扣除率来确定其进项税额, 从而得出其应缴增值税, 并由农产品收购单位代扣代缴。具体的计算扣除率由国家根据财力水平和农民承受能力确定, 最高可达17%, 即实际对农民销售农产品不征增值税。
2、统一征税和扣税税率, 对企业实现税款采取退税政策。建议把农机产品生产销售增值税税率由现在的13%提高到17%, 购进抵扣税率不变。通过对征、扣实行同一税率, 既符合增值税税制设计的基本原理, 不破坏增值税环环相扣的链条, 做到产品增值就增税, 还可有效避免部分企业利用“低征高扣”增值税政策的税负差距人为调节关联企业增值税税款问题。同时, 对由于提高产品适用税率而实现上缴的税款给予即征即退或先征后返的优惠。由于农机生产企业提供的产品经济效益低, 社会效益高, 带有“公益”性质, 因此对农机企业也可像对农业产业一样, 采取“多补少取”的优惠政策, 对农机企业上缴的税款实行退税或财政返还政策, 以缓解农机企业的资金和生存压力。对退税款项实行专款专用制度, 只能用于农机产品研发和技术投入, 以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 确保我国农机产业的稳步健康发展。
3、在现阶段下对农机企业留抵税额实行退税或财政返还政策, 缓解农机行业的资金紧张状况。对目前已经形成的留抵税额进行返退, 不仅可以体现税收对产业和经济的扶持和调节作用, 更能体现国家对农业产业化战略的支持。因此, 对农业装备制造企业增值税留抵税额可以实行当年退还或财政返还企业办法, 既维护增值税链条的稳定, 也符合增值税原理, 还有利于减轻企业资金压力。退税所需财政资金, 可以采取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的方式, 以减轻地方财政的压力, 也可以按现行增值税分配比例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承担。
4、从国际经验看, 目前实施现代型增值税制度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 采用的都是单一税率, 在其增值税制度统一实施和运行后, 并没有出现行业间的税负差别过大的问题, 反而较充分地体现了税收公平。未来需要考虑尽早解决增值税多档税率的减并问题, 否则税率统一问题久拖不决, 将成为营改增“后遗症”。
摘要：营改增后, 我国增值税形成了多档税率并存的格局。尽管多档税率并存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但随时间推移和改革的深化, 多档次的增值税税率出现“高征低扣”或“低征高扣”等不公平、损害增值税中性的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
关键词：税率,高征低扣,低征高扣,公平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的通知》 (财税〔2013〕57号)
[2]《关于扩大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有关问题的公告》安徽省国家税务局安徽省财政厅公告2013年第11号
公平税收 篇5
实行定期定额征税方式的个体工商户简称“双定
户”。定期分为一个季度、半年、一年，最长不超过一年；定额是指核定纳税人在定期内月销售额或营业收入；“双定户”又分为达起征点业户（以下简称达点户）和不达起征点业户（以下简称不达点户）；对达点户的定额要根据其适用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即“既管且征”，而对于不达点户核定销售额或营业收入免征税款，即“只管不征”。对双定户的税收管理分为达点户和不达点户的税收管理。如何加强个体双定户的税收管理以实现公平税负，笔者浅见如下：
一、正确执行起征点税收政策，是实现个体双定户税负公平的前提
从2003年10月1日起，国家税务总局再次调整了双定户起征点标准后，一夜之间有80%以上纳税人从原来的征税户变成了免税户。起征调整后的最初几个月，个体税收收入同比下降近三成，部分地区下降60%以上，三年过去了，个体税收收入不但没有下降，而是逐年大幅递增，年均增长幅度在30%以上，其原因有二：一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税收收入的自然增长；二是，随着国家优惠政策的扶持到位，原有不达点户经营规模的不断壮大，已从原来的不达点户培养成达点户，甚至变成纳税大户，这充分体现了国家调整起征点所带来的宏观调控现实意义。
因此，我们要准界定达点户和不达点户，对达起点的业户要按规定核定税款，足额征收；对不达点业户，仍然要按规定核定营业额，加强日常管理，一旦达到起征点标准，应及时列入正常征收管理范围。这也是实现公平税负的前提之一。
二、规范双定户定额核定方法，是实现个体双定户税负公平的关键
目前，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对双定户定额的核定，其依据和标准往往是历史性定额或参照同地域、同行业、同规模等因素，缺乏科学、合理、统一、有效的办法，加之人为因素，必然使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税负不平衡。作为国税机关，在核定税额时，同一行业看地域的好坏、同一地域看生意的好坏，尽管考虑得很周全，却难以满足各位纳税人的心意。“生意同样做，为何别人少缴税，而我却要多缴税？”个体纳税人一旦找到自己认为合理的理由，钻进这个死胡同，要他按时自觉缴纳税款就困难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科学、公平、公正、公开核定税款，使双定户的税负公平合理。
在双定户的定额核定上，如何核定定额以及核定多少税款是税务机关解决的首要问题。如何核定定额是方法问题，而核定多少税款则体现税务机关的征管力度、征管水平；其次，核定税款要体现执法的公平、公正性。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成熟，对经营者来说更需要公平竞争的环境，税收也是纳税人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之一，而且纳税人的维权意识在不断提高，所以税务机关在确定核定税款方法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依法、公平、公正、公开。
对达点户来说，营业额相对较大，但因缺乏相关的进销货凭证，绝大部分经营业务实行现金交易，真实的销售收入往往游离于税务干部视线之外，想掌握这部分纳税人的真实销售收入确实很难。这种情况下，定额必须有相对科学、合理的“参照物”。由于90%以上的个体经营者聚集在各类市场或主要街道上，经营行业也相对集中，经营面积大小、租金的多少以及其他固定性费用都有据可查或有据可参照。因此分行业、分地段进行典型调查测算，在掌握大量测算资料的基础上，确定影响纳税人销售收入的客观要素，制定科学、客观的定额评税体制。
笔者认为，市场（街道或）规模、市面等级（以单位面积房租来体现）、经营面积、行业平均利润率、从业人员、运输工具等六大要素是影响纳税人经营收入的主要因素，而经营规模的大小、经济效益的好坏也是通过六要素来体现的，前面四要素是客观的、也是经营的基础，而第五、六两要素则是在前面四要素基础上体现出的经营规模、经营效益。税务机关通过调查测算，首先确定达点征收的标准，确定核定计税依据的基本公式，然后将上述六大要素赋以影响经营收入的参数，税务人员将向纳税人采集的信息输入计算机，就能计算出定额，并张榜公布。在实践中，笔者曾用如下公式测试过现在正常征管的纳税人的定额：
{[1＋（经营面积-25）÷3÷25]×经营面积基本系数＋市场（街道）等级系数＋市面等级系数＋行业系数＋从业人数×从业人员系数＋运输工具×运输工具系数}×5000(加工、修理起征点为3000元)
笔者通过对十个行业200余户纳税人的调查测算，将六要素赋以合理的系数后，用此公式重新测试正常征管水平下的其他纳税人的定额，测算出的新定额70%以上
在现定额上下20%范围内。由于这一公式是在调查测算的基础上产生，有相关的测算资料佐证，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这一公式可为新增业户的定额提供较为客观的定额依据。
三、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是实现个体双定户税负公平的基础
好的税收政策、规范的定额核定方法，要依靠税收管理员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税收管理员必须经常深入第一线，要做到“四勤”：腿勤、手勤、眼勤、嘴勤，才能掌握大量有关纳税人生产经营的真实信息，不断提高典型业户的调查面，为双定户定额提供更加充分的法律依据。
税务管理员一方面要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增强税收服务意识，在工作中注重加强税法宣传，多与纳税人沟通，进一步融洽征纳关系；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廉政建设，做到手莫伸，嘴莫贪，切勿因蝇头小利影响公正税收执法。俗话说得好，“天下不患贫而患不均”，我们在执法中要力求“一碗水端平”，拼弃一切私心杂念，杜绝人为不公正因素，从执法源头保证双定户的税负公平。
四、严惩税收违法行为，不断提高纳税人的依法遵从度，是实现个体双定户税负公平的保障
当前，对个体双定户的管理缺乏深度，管理人员疲于应付。就笔者对所了解的某分局进行了分析，其原因：一是个体征管户多，而税收征管人员太少，人少事多矛盾尤为突出，人均管户近五百户，管户多的有600余户，税务管理人员没有足够时间保证及时了解纳税人生产经营的变动情况；二是征管人员老龄化，管理人员平均年龄51岁，其中有两位已59岁，目前还在征管第一线，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去适应当前的征管要求。三是专业业务水平相对薄弱，15位一线管理人员中有11位是军转干部，年龄大的同志其业务水平很难独立适应现代化的征管要求；四是纳税人的维权意识和税务机关的文明创建要求越来越高，除重大的、突出性违法案件依法办理外，其余征管上的矛盾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遇麻烦绕道走，缺少强硬的打击力度。
基于上述诸多因素，个体税收征管质量和征管效率无法得到充分保证，在治税环境上往往形成“恶性循环”。笔者认为：在短期内无法增加足够年轻的、业务水平高的征管人员的情况下，但必须要保证打击税收违法违规行为的专业队伍的人员。通过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实现“惩治一个，教育一片”的作用，不断改善治税环境，提高征管工作效率。
利息税改革及税收公平探析 篇6
1 利息税征收和税收公平现状
税收公平是公平范畴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税收公平不仅仅是财政问题, 也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然而, 在实际征收利息税时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崔敬 (2008) 在其研究中指出, 在银行存款的主要客户群是中低收入者, 他们将收入的大部分存入银行。但如今的存款利息负增长使他们的利益受损, 虽然每个公民都征收利息税, 当然收入相对较多的高收入人群缴纳的税款也相对较多, 但这并不会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起到多大作用。董占涛 (2007) 也在报道中指出, 高收入者通过银行贷款绕过利息税, 而广大中低收入者却把血汗钱存在银行并缴纳20%的利息税。这显然有悖于税收公平原则, 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贫富差距。另外, 钏晓琳等 (2008) 研究认为利息税在经济运行中的表现不合理, 即利息税不利于缓解流动性过剩的经济现状, 说明在当前中国经济状况下高收入者将通过其他投资途径避开利息税, 而不利于货币流通。冯源等 (2008) 指出, 当前5%的税率下, 利息税的税负累进性微弱, 20%的税率更能增强利息税的税负累进性。王俊 (2007) 在文章中指出银税联网与科学综合的累进税率模式尚未建立, 需要通过税制改革加以完善我国利息税的征收。冯源和罗胜提出将利息税和个人所得税合并征收, 并将税率提高, 以减轻中低收入者的存款税收负担。
此外, 众多学者对税收公平的含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 这对税收研究的统一化造成了负面影响。周全林 (2007) 在其著作《税收公平研究》中对税收公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就世界各国税收公平建设和我国早期税收公平对比阐述了包括税收负担公平、税收经济公平和税收社会公平3个层次的公平理论。笔者将从这3个税收公平层次入手, 分析利息税征收过程中的问题。
2 利息税征收和税收公平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个人存储利息所得税作为个人所得税中的一个税种, 理论上应具有丰富的功能, 如扩充国家财政收入、完善税制结构、调整内需、促进社会公平、促进居民投资良性分布、改变投资和消费观念等。我国恢复开征利息税的初衷是为了减少居民储蓄、启动消费、扩大内需。但几年的实践表明, 现有的利息税制度存在诸多问题, 一度引起利息税存废之争和利息税税制改革大讨论。我国利息税征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争议主要原因有:
(1) 我国对税收公平还存在较大的理论分歧。我国税收理论界对税收公平的理解还存在较大分歧,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税收公平含义的不同解释, 造成了许多学者对税收结构和税率建设持不同甚至相反意见。对税收公平的广泛认识为, 税收公平是国家征税要使各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 这一点是可以认同的, 但是对于税收对纳税人经济负担的衡量却成为各学者讨论的一个焦点。对于纳税人的经济负担, 就其衡量手段也存在一定难度, 因为人们总对自己的收入比较关心, 对自身实际收入和纳税后收入十分敏感, 目前也没有固定的测量税负的方法。此外, 高收入者能通过其他金融途径减少存款数目, 从而减少了自身利息税的缴纳额, 从这一观点看, 高收入者并没有承担相应的税收负担。二是关于税收公平的衡量标准尚未统一, 未能正确测量税收公平程度。税收学界主要有受益标准和支付能力标准2种观点。从收益标准的角度看, 享受财政支付和公共产品利益多者多纳税、少受益者少纳税。但是实际情况却是, 享受政府财政补贴和其他公共产品最多的低收入者, 他们领取救济金和各种慈善款, 却没有能力支付利息税及其他税负。支付能力标准的支持者认为, 应该按照纳税人的经济能力和纳税能力来缴纳税额。笔者认为, 从税收的重要目标来讲, 对低收入者的经济补贴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是政府为稳定社会所必要的工作职能, 税收并不能等额划分, 也不能诸如“谁消费谁掏钱”的简单判定。在当今我国经济状况良好的前提下, 还是应以纳税能力为标准缴纳税额。就利息税来讲, 为了达到此目标, 应以个人的实际收入和存款数目为纳税依据。三是如何测定纳税能力各学者持不同看法, 对纳税义务和能力界定存在分歧。这些认识差异造成了对税制建设不同的意见。有学者建议采用主观的方法测定纳税能力, 主观方法就是以纳税所遭受的牺牲程度为测量标准, 如果各个纳税人感受到同等牺牲, 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符合了公平原则。然而这种方法又有3种意见:一是绝对均等牺牲说, 主张在征税之后每个纳税人所牺牲的效用绝对量相等;二是比例均等牺牲说, 主张征税后应使得纳税人所牺牲的效用与其收入成一定比例;三是边际均等牺牲说, 主张征税后纳税人所感受的边际效用牺牲相等, 并在此基础上使全社会牺牲的总效用最少。在利息税征收过程中,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相对于高收入者, 中低收入者缴纳利息税之后牺牲的效用必然更大, 虽然效用的衡量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 但是人们的纳税前后的感官差异经常与纳税额有直接关系, 那么可以认为主观说有一定道理。
综上所述, 利息税税收公平是建立在纳税人效用减小程度横向与纵向比较上的, 横向比较为不同收入者, 收入高和存款多的纳税人应缴纳更多的税额;纵向比较则为同等收入水平和存款水平的纳税人应缴纳相应并相等的税额。
(2) 我国个人存款主要群体为中低收入者。我国当今经济运行状况良好、投资种类丰富, 高收入者可以将其收入较大部分用于其他投资而不必存入银行, 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利息税的缴纳额, 然而中低收入者必将血汗钱存到银行中, 以备生活所需, 导致我国利息税主要应税者为中低收入者。有不少学者曾对北京市居民存款利息税缴纳情况进行了研究, 其研究的具体数据包括家庭总收入、储蓄额、利息及利息税税额。其中家庭总收入指调查户中生活在一起的所有家庭成员在调查期得到的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总和, 但不包括出售财物和借贷收入。收入的统计标准以实际发生的数额为准, 无论收入是补发还是预发, 只要是调查期得到的都应如实计算, 不作分摊。为获得利息税的信息, 学者先根据每组居民的储蓄存款情况和1年期利率, 计算各组居民每年的存款利息, 再根据每组居民每年的存款利息依据20%和5%2种利息税率来计算每组居民在不同利息税率情况下所承担的利息税税收负担 (见表1) 。
注:数据来源于《2005年北京市居民家庭收支调查》。
从实际情况来看, 支撑储蓄的主体人群还是中低收入者的普通民众, 尤其是打工者、退休人员或低保人群。中低收入者的存款主要是基于安全和预防动机的储蓄, 并不作为一种投资。中低收入者将大部分收入存入银行作为失业、养老、教育、医疗、购房等基本需要的补足, 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使用。由于我国社会福利制度尚未完善, 我国居民储蓄不具有投资性, 大多是为了购房、养老、医疗、教育、婚嫁及预防突然开支之用。这导致我国的居民储蓄显现刚性特点, 缺少弹性, 很难通过利率和利息税等客观条件的改变, 降低其储蓄余额。以我国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例, 在利率下调之后我国存款总额却从几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2005年末的141 051亿元人民币, 说明我国存款总体上对利率和利息税的反应是微弱的。其原因在于, 我国大量中低收入者将收入存入了银行以应对今后紧急需要, 而高收入者将收入投入其他经济领域以获取高额利润。
(3) 我国税收制度尚未完善。利息税为二次征税, 加大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事实上, 早已有学者提出将个人所得税和个人储蓄利息所得税合并征税, 但是一直未能实施, 原因为我国银税联网并未建立, 不能将个人实际收入和存款真实纳入税收范围。
利息税征收是针对银行存款利息所得而征收的税款, 在居民将收入存入银行之前大部分的人已经缴纳了个人所得税, 那么在取得利息之后还要对其征收利息税, 即二次征税, 加大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这给普通居民即中低收入者造成了不小影响。但由于我国税收制度的不完善和银行、税务机关并没有进行联网, 没有能力正确核算居民的真实收入和存款数额, 从而缺乏条件将个人所得税和利息税合并征收。就税收公平的3个层次而言, 目前没有使不同收入等级的人群体现出税收负担的差异, 以支付能力标准来看, 不同收入层次的人群在纳税的同时没有表现出不同的纳税能力。
3 结论
(1) 作为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利息税有其存在的理由, 需要保持税收政策的连续性和税收结构的完整性。利息税作为我国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暂时不能取消, 原因在于利息税是所得税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2004年, 我国利息税收入分别为150.00亿元、279.00亿元、300.00亿元、280.00亿元、320.76亿元, 约占个人所得税的1/4, 是财政收入的稳定来源。完善的所得税结构是将全部所得均纳入应纳税所得额, 利息税、遗产税、赠与税均应列入开征范围, 否则就无法实现所得税的横向公平。如对劳动者通过劳动所取得的工资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而对储蓄存款所取得的利息收入却免交税款, 显然不利于公平。
(2) 我国利息税在现行的状况下并没有达到当初的开征目标, 与实现税收公平和减小贫富差距相距甚远, 有必要通过深化税制改革完善利息税。目前开征利息税的情况, 一方面是高收入者通过其他投资渠道赚取利润, 减少了银行存款, 从而避免利息税的缴纳;另一方面是中低收入者成为利息税的主要纳税群体, 在其不高的收入上再次加大了税收负担。看似公平的税率设定, 实为不公平。单一利息税率的设置, 导致中低收入者的相对税负重于高收入者, 使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实际具有累退性质, 这与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公平原则相违背, 亦不能有效刺激消费。
4 利息税改革建议
既然我国利息税制度与经济现状不相适应, 又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必须适时对我国利息税税制进行改革和调整。新时期利息税应以人为本, 充分体现个人所得税调节社会收入再分配的功能, 促进共同富裕。
(1) 通过实际调查, 了解全社会收入分配和存款情况, 基于调查制订合适的利息税税率, 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税收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进一步完善教育、住房改革, 以减轻居民消费负担, 制订切合实际的消费政策, 鼓励消费。绿化投资环境, 完善储蓄向投资转化、向消费分流的机制, 完善金融体制, 拓宽投资渠道并加强监管, 最大程度降低居民由于制度问题而承担的成本, 增加居民对未来的安全感, 引导消费者改善对未来收入的预期, 改变其持币待购的心理。
(2) 建立实名存款和银税联网制度, 并在此基础上将个人所得税和个人存储利息所得税合并征收, 减小二次征税对中低收入者的影响。我国银行存款实名制始于2000年, 但由于假身份证的干扰, 使得银行存款仍然不能安全和确实反应居民的收入情况。并且真正的存款实名制需要建立在银行、税务系统以及户籍管理系统之间联网的基础上, 使个人收入透明化和真实化, 以防止储户多头开户而少缴纳利息税。
(3) 建立合理科学的累进税制, 实现利息税的主要税负者向高收入者和大储户转变, 促进社会公平与效率的提高。当前我国居民储蓄发挥着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 因此利息税需要引入适当的起征点制度, 根据存款额度划定一个界限, 充分考虑中低收入家庭承受能力和纳税能力, 实现利息税的主要税负者向高收入者和大储户转变, 促进社会公平与效率的提高。向大储户征收利息税, 一方面可以缩小贫富差距, 保证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又可以将之作为一种导向, 促使资金大户将资金转而投入免税的国债或回报更高的股票等, 或直接投资兴办企业, 进一步带动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 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
摘要：分析了我国利息税征收和税收公平现状, 指出我国利息税征收和税收公平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建议深化利息税控制改革, 实行银税联网制定, 建立合理科学的累进税制, 促进税收公平。
关键词：利息税,税制改革,税收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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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公平型社会的财政税收政策 篇7
一、实现区域经济保持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
我国区域间的税收政策,主要以梯度发展战略为主,重点发展、给予政策上的倾斜,这种区域优惠政策使得各区域间的发展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现象,从而暴露出了这种区域间梯度发展战略的不足,这种不足更加剧了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梯度。所以为了更好的发展建设公平型社会,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现状,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以实现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平衡,还可以通过行业推进、行业导向等机制来调节经济的发展。
优惠政策主要应倾向于能源、原材料生产企业的所得税调整上,主要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以利于投资者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回收成本、回笼资金并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
二、实现城乡保持协调发展的涉农税收的政策调整
我国的农民作为社会组成的一部分,有权利获得社会及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在法律范围内,每个公民都具有纳税义务,在2006年我国全面施行免征农业税收以后,免除了农业税,这是我国有关农业税收改革的一个目标,将工、农、商的财产税、流转税及社保税和所得税等多个税收项目综合起来的一种形式,即一元复合税制。在我国现阶段,为了更好的解决城乡二元税制度的不足,即解决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可以将财产税收作为基层政府的主要收入,主要实施策略如下:
1.为保证税收政策的良好执行,可以将个人所得税收的试点工作重点放在种、养殖大户身上。
2.为更好的促进农业工业化发展,加快农村工业化进程,对农业副产品的税收政策上可以给予减免或者是给予政策倾斜。
3.对农产品的税收政策调整,一是根据农产品增值税的起征点进行调整;二是根据农产品销售数额的限制进行调整,即取消农产品销售量占一半以上份额的限制,和未达到起征点的农产品数额免除增值税;三是对收购的农产品税额扣除比例加大;四是农业车辆、肥料、种子、农药等农产品购置免除增值税。
4.为保持城乡发展,对土地使用税实现统一征收政策,可根据区域间土地等自然情况对税率进行不同比例征收。
三、实现保持公平分配的税收政策
1.完善个人所得税,实现税负公平。首先对纳税模式进行改变,将分类纳税与综合纳税结合起来。其次建立起费用扣除制度。即根据纳税人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应的纳税制度,根据纳税类别及纳税人家庭人口组成情况,制定不同的纳税标准、纳税级次,来应对收入平均的情况及通货膨胀情况,实施“指数化”,即对收入的税率扣除标准按照客观情况进行调整,从而降低或减少纳税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再次对税基进行拓宽,即减少或杜绝某些特定项目的税收;最后是建立起双向申报纳税制度和交叉稽查处罚制度,对于偷漏税或拒不纳税人员,可以建立起依法进行征收政策,来完善代扣代缴制度,并且加快我国财产实名登记制度,以利于个人所得税的收缴工作。
2.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体现经济环境公平。首先统一国内对外资企业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标准,并将现行纳税制度与企业会计、财务制度相结合,统一扣除标准;其次是合并房地产税与房产税;再次是车船使用牌照税与使用税合并;然后是土地使用税费合一;最后是对外资企业收缴城市维护税和附加教育费,使外资企业税费与中国的税制相一致。
3.制定了遗产征收及赠与税。为调节存量财产情况征收遗产税与赠与税,我国为缩短家庭收入差距,对遗产征收税的起点调高,从而避开中低收入家庭。在征收遗产税制度上,采取阶梯式累进税制,对于捐款捐赠财务人员,采取鼓励政策,免除向慈善机构及其他公益项目捐赠部分的税费征缴。并根据实际情况为避免纳税人财产转移及分散,赠与税与遗产税同时出台。
4.改革消费税制,实现消费公平。一是为了控制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的差距,制定了高档消费品纳税制度;二是对摩托车的消费税取消或降低;三是更多的消费品与应税制度相融合,实施销售末端税收制度。通过上述方式来突出消费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四、完善可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
我国目前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为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不断发展,通过税收政策,来刺激中小企业的发展积极性,从而促进新的就业途径。为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还可以运用税率调节作用,对中小企业设置一档单独税率。既降低了中小企业缴税负担,还增强了中小企业的金融贷款能力。为了更好的促进扩大就业率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如餐饮、旅游、贸易服务等行业的发展,对于这类行业,采取降低税率或者是免除税率的政策,来促进其发展。对于多重所有制的服务行为,必要情况下还可以进行政策支持与鼓励引导的方式,来促进这类个体企业与服务行业的发展。对于提供信息的机构或个人企业,如买卖、招聘、岗位培训等,可以对这类机构或个人给予免收税费及给予资金扶持政策,对外输出劳务的机构或个人政府给予相应的税收补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展,建筑行业兴起,安置了无数下岗工人及农民工,对这部分下岗失业再就业及农业富余劳动人员,应当给予税收政策的优惠待遇,并将此范围扩大到高校毕业人员择业及技工学校毕业生的择业等,对于这些就业人员均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摘要：要发挥税收的调节收入分配这一作用,在税收制度和政策上,要尽量贯彻量能负担的原则,实现税负公平的目标。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尺度和基础,公平税负,能够有效调节在初次分配中产生的收入差距,对全面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公平税收 篇8
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所得为征税对象, 并且由获取所得的个人缴纳的一种税。个人所得税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故而是各国开征较为普遍的一种税,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 其国民个人收入较多, 所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占有较高比重, 如美国等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即为收入最多的第一号税种。同时, 由于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 其负税由获取所得的个人直接承担, 因而对国民权利和国民生活影响较大, 征税的难度也较大。故而在个人所得税制度中, 公平原则尤为重要, 如若处理不当, 对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税收公平原则具有两层含义, 一方面就地位而言, 不同的纳税人是平等的, 另一方面则是指在不同纳税人之间, 税收负担必须得到公平分配。纳税人地位平等亦称平等对待原则, 即纳税是公民和经济主体的普遍义务, 所有的纳税人均须依法纳税。禁止歧视对待或例外对待。税收负担公平分配包括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两个方面。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情况相同、纳税能力相等的纳税人, 其税收负担应当相同;纵向公平亦称根据负担能力课税, 是指经济情况不同、纳税能力不等的纳税人, 在税收负担上应当区别对待。
众所周知要在税收制度中贯彻公平原则,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何谓“公平”?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税收公平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通常来讲, 税收公平原则的衡量标准主要有受益原则和能力原则两种。受益原则是指应缴纳税额的多少需要以纳税人在政府提供的服务或公共物品中所受益的多少为依据, 受益多则纳税多, 受益少则纳税少。但需要注意的是, 该原则把纳税类同于一般的市场交换, 它仅能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对税收的公平性予以说明, 但并不能在各种情况下都作为衡量税收是否公平的普遍性原则。而且在这一原则下, 受益多少的衡量标准同样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相比之下, “能力原则”则更为便于操作, 并且具有相当的合理性。顾名思义, 能力原则是依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决定其应纳税的多少。负担能力强的多纳税, 反之则少纳税。此时, 与“受益原则”一样要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衡量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发展到目前为止主要有两种观点, 即客观说与主观说。客观说认为, 应以纳税人的支付能力作为分配税收负担的基础, 而支付能力又主要通过所得、财产和消费三个指标来判断, 但同时要注意的是, 这三个指标作为税负能力的判断依据, 其关联程度和有效程度是有大小之分的, 从高到低应当分别为所得、财产和消费。主观说则认为, 应以纳税人因纳税而感受到的牺牲程度的大小作为测度其纳税能力的标准。愚以为主观说的衡量标准实在是太过“主观”, 在实践中更加难以把握, 甚至相较于受益原则的判断尺度也更加不易操作。一般来讲, 以客观说为基础的能力原则因其较为合理且易于实行从而普遍成为世界各国衡量税收公平的最主要依据。
二、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在税收公平原则方面的缺失与对策
自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来, 先后于1993年、1999年、2005年、2007年和2011年经过六次①修正, 此外, 于1994年1月28日由国务院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也先后经过2005年、2008年和2011年三次修订, 它们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一同构成了我国现有的个人所得税法律体系, 实践证明, 通过上述多次修订后,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有了很大的进步, 解决了一些影响重大且意义深远的问题, 但无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还是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来看, 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增强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科学性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关于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主要从征税模式、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率等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分析。
(一) 征税模式
从世界范围来看, 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模式有以下三种:分类税制、综合税制和混合税制。分类税制, 是指将所得按来源划分成若干类别, 对各种不同来源的所得, 分别计算征收所得税。其优点在于它可按不同性质的所得, 分别采用不同的税率, 实行差别待遇, 并且可以广泛采用源泉课征法, 从而既可控制税源, 又可减少汇算清缴的麻烦, 节省稽征费用。综合税制, 即对纳税人全年各种不同来源的所得, 综合计算征收所得税。其突出的优点就是最能体现纳税人的实际负担水平, 最符合支付能力原则或量能课税的原则。混和税制, 即将分类和综合两种税制的优点兼收并蓄, 实行分项课征和综合计税相结合。混合税制是当今世界上广泛实行的一种所得课税类型, 它反映了综合所得税与分类所得税的趋同态势。其主要的优点在于它既坚持了按支付能力课税的原则, 对纳税人不同来源的收入实行综合计算征收 (综合所得税的优点所在) , 又坚持了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 对所列举的特定收入项目按特定办法和税率课征 (分类所得税的优点所在) 。除此之外, 它还具有稽征方便, 有利于减少偷漏税等方面的优点。我国现行的征税模式采用的是分类税制, 将个人所得分为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等十一项, 每个项目按照各自的费用扣除标准、税率和减免条款等规定进行征收。大部分应税项目都是按月或者按次计征。在此情形下, 虽然便于采用源泉扣缴一次征收的方法, 减少汇算清缴的麻烦, 在操作性方面简单易行, 但这种税制在实质正义层面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收入来源多元化趋势明显, 但大部分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仍旧比较集中, 而在现行征税模式下, 收入相同但收入来源不同或者收入时间点或次数不同的纳税人之间会产生纳税额的差异, 有违横向公平的要求, 同时, 这样的差异也会促使收入来源较多且综合收入较高的纳税人通过变换收入类型、分散收入数额及次数等手段以达到少缴甚至不缴税款的目的, 造成国家财税收入的减少流失, 也难以实现税收公平原则。
通过比较前述三种征税模式, 不难发现, 综合税制由于它最能体现纳税人的实际负担水平。从而应当是我们发展的目标模式,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受税收环境、税务管理水平、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公民纳税意识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限制, 我国尚未形成建立综合税制的内、外部条件。因此, 从发展的角度考虑, 应当把混合税制作为手段目标, 通过将部分收入所得类型合并, 重新分类, 引入综合征收方式, 扩大按年计征的应税项目范围等措施, 按步骤创造综合税制所需的环境条件, 以此种混合税制为过渡阶段, 逐步转向综合税制。
(二) 费用扣除标准
在这一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现行制度过于呆板机械, “一刀切”, 没有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构成情况、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事关民生大计的因素, 有违纵向公平的要求。例如, A、B两个不同的家庭每月收入均为10000元 (工资) , 但A家庭是由夫妻二人各5000元的收入组成, 而B家庭则仅由丈夫10000元的收入组成, 在现行费用扣除标准下, A家庭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 (5000-3500) ×3%×2=90, 而B家庭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则为1500×3%+3000×10%+ (10000-3500-4500) ×20%=745元, 相差7倍之多, 对此, 我认为应当重新评估费用扣除标准, 以家庭为单位计算扣除费用, 将家庭人口结构、抚养子女、扶养老人、医疗教育等因素充分考虑进来。此外,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 资源分布不均,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 本着共同富裕的宗旨, 应当注重不同区域区别对待, 通过合理统计计算各地区物价水平、居民消费水平等经济指标, 建立起公平有序的费用扣除标准体系。
(三) 税率问题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目前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并行的模式。工资、薪金所得, 适用7级超额累进税率, 税率为3%至45%;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适用5%至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稿酬所得, 适用比例税率, 税率为20%, 并按应纳税额减征30%;劳务报酬所得, 适用比例税率, 税率为20%。对劳务报酬所得一次收入畸高的, 可以实行加成征收, 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 适用比例税率, 税率为20%。相较之前的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在税率级次上工薪所得适用的税率表已由9级缩减为7级, 并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 还将最低的一档税率由5%降为3%, 使绝大部分以工薪所得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纳税人在享受提高免征额带来的福利基础上进一步减轻税负。同时, 最近一次的修订还提高、扩大了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经营者所适用的税率表中的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起点和幅度, 有力地促进了个体工商户和承租承包经营者的发展。相信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的发展, 超额累进税率级次也还会随之缩减, 以达到对个人收入差距更好的调节作用。
与此同时,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两个问题, 一是边际税率太高。45%的最高边际税率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还是非常少见的, 而且, 如果边际税率过高, 会比较容易挫伤高收入纳税人的工作积极性和投资欲望, 甚至导致其产生逃税的想法乃至实施逃税行为。退一步来讲, 即便是其他一些国家最高边际税率也很高, 但是不可忽视的一点是, “税率的高低应与该社会的保障体系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相联系而比较。”当纳税人因缴税所失去的利益不多于因缴税而得到的利益时, 其缴税会更加自觉和心悦诚服, 纳税人对税率的可接受范围取决于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和转移支付体系的完善与否。二是对劳动所得课税较重而对资本所得课税较轻。相比较而言, 通过劳动得到收益所要付出的代价通常要大于通过资本取得收益, 更多依靠劳动所得的纳税人, 其负担生活中各项支出的能力也要弱于更多依靠资本所得的纳税人。因此, 应当针对上述两个问题, 对资本所得一类的应税项目所适用的税率进行适当的提高, 同时适当降低工资薪金、个体工商户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等类型的应税项目所适用的税率, 以更好地体现量能课税, 有效调节收入差距, 提高纳税人工作积极性, 减轻高收入纳税者的逃税动机, 并增强我国的国际税收竞争力, 从而有力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所得为征税对象, 并且由获取所得的个人缴纳的一种税。在个人所得税制度中, 公平原则尤为重要, 税收公平原则具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纳税人的地位平等, 二是指税收负担须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 如若处理不当, 对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主要在征税模式、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率等三个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税收公平原则,征税模式,费用扣除标准,税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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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税收 篇9
一、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
一般而言, 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主要有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但是, 当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有较大作为空间的, 主要是经济手段, 如价格、税收、信贷、工资等。在从根本上看, 税收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最基本的手段, 而现行的税制体系显然还胜任不了这样的使命。
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 所得税为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数据, 2011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89720.31亿元, 其中国内增值税实现收入24266.64亿元, 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27%;国内消费税实现收入6935.93亿元, 占税收总收入的7.7%;营业税实现收入13678.61亿元, 占税收总收入的15.2%。流转税实现收入为58441.44亿元, 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5.1%。另外,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为22814, 44亿元, 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不足26%, 其中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仅为6054.09亿元, 只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的6.7%。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同比增长17.9%,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同比增长14.1%。2010年和2011年, 全国税收增幅分别为22.64%和22.6%, 明显高于居民收入增幅。有学者解释, 这与我国税制结构与财政体制的不完善相关。
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能加大税收收入, 提高经济效率, 但是不利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流转税对纳税人实行统一比例税率, 收入水平不同的纳税人税负相同。同时, 流转税具有累退性、易转嫁的特性, 这导致越富者负税越少, 越穷者负税越多的尴尬局面, 悖于税收的量能纳税原则, 违反社会公平。
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遵守量能纳税原则, 并具有累进性, 即收入所得越多负税能力越强, 纳税越多;反之亦然。这种税制结构有助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 促进社会公平。但是, 一直以前我国流转税在税收中所占比重一般都在70%左右, 比重始终是最大的, 而所得税和其他税种收入合计不到30%。只有当两个比重间的差距逐渐缩小时, 居民的收入差距才会逐渐缩小。
二、税收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认为, 中国的税制应改成以直接税为主, 间接税为辅。间接税具有累退性和易转嫁性, 对收入分配调节起着间接的作用, 但力度微小。相对的, 所得税属于直接税, 直接调节收入分配且作用最大。以下着重分析当前主要税种的现状及其对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作用。
(一) 增值税
我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基本税率为17%。即所有居民不论收入水平高低、消费能力大小、家庭结构情况, 只要消费商品或劳务就必须无差别地实行17%的税率。只对粮食、食用植物油、自来水、暖气等生活必需品实行13%的税率。尽管这个比例降低了四个百分点, 但必须考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这一因素。即低收入者对这类商品的消费支出比重明显高于高收入者的。因此, 普通居民成了生活必需品最主要的纳税者, 更甚者, 低收入群体成为生活必需品的最终的纳税者。刘怡、聂海峰的研究也表明, 最低收入群体的增值税有效税率为15.1%, 最接近17%, 而最高收入人群的增值税负担只有8%, 前者是后者的近两倍。由此可见, 所得越多增值税税负越低, 所得越少税负越高。这决定征收增值税很难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相反, 可能加剧这种不公平。
(二) 消费税
消费税以税法规定的特定产品为征税对象。现行征收范围主要有:烟, 酒及酒精, 鞭炮, 焰火, 成品油, 化妆品, 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高档手表, 高尔夫球及球具, 游艇, 汽车轮胎, 摩托车, 小汽车, 木制一次性筷子, 实木地板等等。征收消费税有助于调整产品结构、引导消费、调节收入分配。然而, 当前消费税体系还很不完善。首先, 征税范围较窄, 比如私人飞机、高档家具、裘皮制品和高档住宅等尚未纳入征收范围。其次, 消费税只针对消费品, 而没有针对消费行为, 如高消费娱乐活动没有纳入进去。再者, 消费税征收环节单一。除了金银首饰的消费税是在零售环节征收, 其他消费品在生产、出口或委托加工环节征收。这种征税方式会助长生产者以低价格向经销部出售应税商品, 然后在流通上提高价格, 进而达到漏税的目的。这样, 消费税对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也大大较低了。
(三) 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收入中一般占7%左右, 且在这个比重中50%是工资薪金。工薪阶层成为最主要的个税纳税者。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当前个税实行分类征收税制, 各种所得项目分别适用不同的费用减除规定、不同的税率和不同的计税方法。例如:A与B每个月均取得3500元的收入。A全部是工资, 缴纳税款0元;B3000元是工资, 500元是劳务报酬, B缴纳税款15元。可见, 相同的收入实行分类征税会出现不同的税负。因此, 那些收入来源多、收入高的纳税人所纳的个税反而低, 而那些单一税源的工薪阶层纳税反而多。第二、当前个税税制对收入相同的不同的家庭结构采用不同的所得税负。例如, A家庭有四口人, 两夫妇和已参加工作的孩子的薪资均为3500元, 老人的退休金也为3500元, 这个家庭一年所得为168000元, 但不用纳所得税。B家庭也是四口人, 夫妇薪资各是7000元, 老人没有退休金, 小孩正在上学。B一年所得同样是168000元, 但要缴纳5880元的所得税, 并且还得赡养老人和抚养小孩。可见, 同样的收入, 不同的家庭结构, 负税不同, 越困难家庭负税越重。这违背了“合理负税、公平负担”的原则。此外, 个人所得税制还存在着税率设置、缴纳税款的办法不合理等问题。从总体上看, 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尚没有实现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初衷。
(四) 财产税
我国目前具有对财产课税性质的税种主要有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契税等几种。财产税征收范围较窄, 征收体系不完善, 可以说,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仅就房产税而言, 只对营业性和经营性房产征税, 不对非经营性的自住房征税, 这会导致存量财富的不公平和富人通过购房进行避税漏税的后果。此外, 我国尚缺遗产税和赠与税, 这也会导致财富集中化和两极化。总体上, 我国财产税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力, 以财产税调节收入差距的路途还很长。
三、促进居民收入公平分配的税制对策思考
(一) 优化流转税结构, 促进税制结构变革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采取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具有一定的可取性。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征税也必须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 必须逐步变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为以直接税为主。但是, 这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在短时间内难以完成。因此优化流转税是改革税制结构的前提,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就增值税而言, 一方面要降低生活必需品的税率。将生活必需品13%税率适当调低到8%左右, 税率的降低相当于提升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2) 就消费税而言, 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增加应税税目, 逐步改变消费税的征税方式, 可以考虑把征税环节改为最终消费环节。当前, 通过整合一切优势手段, 优化流转税结构, 促进流转税发挥间接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以直接税为主, 间接税为辅, 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方面, 就征收领域而言, 要逐步加大对个人领域的征税, 扭转当前税收对可控领域的过度征收, 对不可控领域的不足征收甚至征收缺位的现状;另一方面, 就征收的量而言, 要改变税收对间接税过于依赖的局面, 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的比重。例如, 美国建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 以财产税、消费税、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等税目为辅的税收体系, 极大地发挥出税收调节收入的功能。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 通过有效地改革税制结构, 促进税收格局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相适应。
(二)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 强化税收调节功能
综合税制是目前最能够保证收入公平的一种所得税制。但是从当前我国居民的税收意识和税收部门的实际情况来看, 实行完全的综合税制不大可能, 必须逐步推行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税制。实行税源扣缴与年度综合课税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 先对纳税人不同的所得项目进行分类课税, 然后对薪资所得、经营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具有经常性且有费用扣除标准的应税项目所得加起来, 进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年度综合申报, 按照统一的累进税率征税。另一方面, 偶尔所得、股息、红利、股票转让所得等税目, 由于不是经常性且没有扣除标准则采用分类征收。这种分类征税与综合税制相结合的方式, 能够缓解低收入群体的负税压力, 加大高收入者的税负, 有利于收入公平分配。
此外, 优化个人所得税制还应考虑一些具体的环节。 (1) 原本按月征收的工资薪金应改为按年计算、分月预缴、年底汇算清缴的办法, 以消除按月征税给那些每月收入不平均的纳税人带来的不公平。 (2) 合理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当前3500元的费用扣除标准仍较低, 购房、医疗、教育等重大开支不能完全包括进去, 应该允许此类开支在税前扣除或进行地区差别设置。 (3) 优化税率结构, 扩大税基, 减少税率档次。当前7级税率档次仍比较繁复。有研究者表明, 如果将税率档次降到5级, 最高边际税率可降到35%左右, 这能激发居民取得收入的积极性。“宽税基, 低税率, 少层级”的原则更能够调节居民的收入差距, 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三) 健全财产税制,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健全财产税, 着重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1) 整合房产税制。当前房产税目交叠重复、征税范围不明, 应该秉着房随地走、房地合一的原则, 在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的基础上设置统一的“房地产税”。此外, 在房地产运行过程中, 改收取土地开发费、土地使用费、市政配套设施费等为征税, 实行“费改税”。 (2) 适当开征一些新的税目, 比如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以缓解部分人因财富的增加带来的社会收入差距的加大;开征社会保障税, 以征收保障税的方式筹集资金, 用于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等支出;开征土地闲置税, 以防止地产商囤地导致地源减少而高价卖房炒房的现象, 保障低收入人群合理的房产支出。
总之, 当前我国进行税收体制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逐渐完善税制结构, 合理调整税种布局及其相互间的配合关系, 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促进社会公平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数字来源:税政司.《2011年税收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分析》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dongtai/201202/t20120214_628012.html
[2]投资中国网转载于《新京报》刘兰兰.《统计数据显示居民收入增幅远低于税收增幅》http://news.chinaventure.com.cn/48/20120306/779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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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税收 篇10
一、企业年金的税惠环节
企业年金的运行包括三个环节:缴费、投资收益和领取退休金, 因此政府财税政策对企业年金计划的鼓励一般体现在这个环节:雇主、雇员缴费在“税前列支”;基金投资运营取得的收入可以免税或延迟纳税;企业年金领取阶段的免税。不同环节上的征税或免税构成了不同的税收优惠模式, 如果用E (exem pt) 表示免税, T (tax) 表示征税, 那么就有TEE、EET、TTE和ETT等征税模式。不同的国家企业年金在整个养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同, 采取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有所差别。大部分发达国家, 如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均采用EET的模式。即允许雇主与雇员从他们的税前收入中扣除一定比例的年金缴费额, 并减免养老金投资收益所得税, 在领取养老金时则征收个人所得税。因为该结构是支取时缴税, 缴纳年金时免税, 这将可以刺激企业和员工建立年金的积极性。
二、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公平性考量
(一) 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现状
目前我国企业退休职工收入水平较之事业单位人员和公务员的退休收入的差距较大, 企业年金的建立可以保障企业退休职工的生活水平, 进一步缩小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建立企业年金, 为企业职工准备补充养老保险, 保障企业职工未来退休的基本生活需要由此显得十分必要。
在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问题上, 我国与国外多数国家的做法存在较大差别。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仅针对于三环节中的第一个环节, 即允许企业为员工支付的年金费用在税前列支。而在企业年金资产投资收益以及退休职工领取退休金环节上, 却存在政策缺位的问题。当前关于我国企业年金税收最高层次上的指导政策规定“有条件的企业可以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 企业缴费在职工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 可以从成本中列支”。实际上, 这样一个政策所规定的免税比例过低, 也很难起到刺激企业举办企业年金计划的效果。
(二) 我国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公平性问题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公平性体现在:
1. 公平享受税收优惠。
这体现的是公平的参与权。所有举办企业年金的行业、企业及其员工都应平等地享有相同的优惠政策, 尤其在企业内部, 年金计划要一视同仁, 不能偏向高收人者, 不应以参加者年龄、工龄和工作业绩为借口将员工排除在外。
2. 公平地享有退休后基本生活。
企业年金制度承担着补充基本养老保险给付不足的功能, 因此也就具有调节收人分配的性质。参加企业年金的员工, 都有享受退休后适当生活水平的权利。这体现的是公平的结果, 因此特别要求税收政策照顾低收人者的利益。
政府为了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 以税收优惠的方式鼓励企业建立企业年金, 然而, 在我国, 由于对公平目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原因, 目前的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不公。
(三)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平性考量
1. 不同地区间的企业年金公平性问题及原因
企业年金的建立基本条件之一, 经营状况良好, 经济效益稳定, 具有相应的经济负担能力, 连续三个会计年度期间未出现经营亏损。而由于我国长期的历史地理原因, 经济发展不均衡状况在地区分布上尤显突出。所以, 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经济较活跃地区启动企业年金的意愿强烈, 而广大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做这件事。有关调查显示, 对企业年金有需求或潜在需求的企业团体为:电力、电信、石化、银行等国有企业、上市企业、跨国企业和三资企业。这些企业也相对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因此, 国家对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加剧了整个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此外, 政策允许的各省市企业年金税收税前列支比例倾向发达地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 如江苏、湖北税前列支比例最高达到12.5%, 浙江、深圳、福建5%, 而陕西、新疆等地大多是4%。这些经济发达地区职工福利待遇本来就高, 加上开展企业年金、加上享受更多的税收补贴这势必会拉大地区间的居民收入差距, 引发贫富的“积累效应”和税收公平问题。
2. 不同行业、企业的企业年金公平性问题及原因
据统计数据表明, 截至2007年底,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20137万人, 而同期企业年金缴费职工人数约为929万人, 仅占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的4.61%。并且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到2007年末, 我国企业年金的基金累计结存1519亿元, 仅占G D P的0.62%。可见, 企业年金还远远没成为一项普惠性的保障制度。企业年金是一种企业基于自身的经济状况而自愿举办的养老金计划。不同的企业由于经济状况、管理水平的不同, 对企业年金的需求也有很大的差异。目前建立年金计划的企业大都是优势性行业和企业, 如电力、邮电、石油、国有商业银行、有色金属等。这些富裕企业的员工工资福利待遇本来就很高, 加上开展企业年金, 他们又分享了部分企业利润。如果再实行税收优惠的话, 无疑享受税收补贴的是这些原本收入就很高的优势行业的员工, 而财政收入的缺失却要由其他纳税者弥补, 这样的要求是有悖于公平, 不符合公共财政的导向和职能。
对于同一行业不同经济实力的企业来说, 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加剧了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而言, 竞争的不利地位。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实力取决于各自的综合实力, 包括资本优势、管理运营能力, 技术水平, 人力资源开发等。大企业由于资金雄厚, 管理稳定, 企业年金一般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手段被大企业所运用, 税收优惠将使它们享受到更多的国家援助, 竞争实力中与它们自身综合实力无关的因素将进一步强化。而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讲, 由于资金、管理的限制, 现存的政策框架内没有适合它们的企业年金产品, 因此, 税收优惠将政策性地造成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在人力资源竞争上的差距, 加剧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3. 不同员工群体之间的企业年金公平性问题及原因
这里指的是高收入群体员工和低收入群体员工。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吸引优秀人才战略的使然, 另一方面也由于高薪雇员往往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实施极易导致优惠的分配不公和加剧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应该说, 政府为了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而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其社会保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保障政策则属于为实现公平目标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范畴, 因此, 公平收入分配是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需要达到的内在目标。然而, 由于收入较高的雇员现实消费的压力较小, 而我国目前所实行的累进所得税制又可能使高收入群体在向年金计划缴款后适用较低的税率档次, 从而实际上更大程度地享受了税收优惠的收益, 这样极易对收入较低的员工造成不公平。那么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事实上使高薪雇员受益更多, 而真正需要政府支持的对象并未享受到应有的优惠, 从而会导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三、促进企业年金公平的措施
目前, 企业年金在世界多数发达国家得到迅猛发展, 如在美国, 私有退休金体制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制度, 投资于美国资本市场的私有退休金计划资产占美国整个股票市场的近1/3和债券市场的近1/5。由此可见, 从长远来看, 企业年金的发展必将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而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 实质上是政府运用税收杠杆来调整经济利益分配格局。在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状况日益加剧的情况下, 国家给予举办年金的企业税收优惠待遇时, 应该更多的从公平的角度来制定、规范和落实政策法规, 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和谐地运行。
(一)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必须一视同仁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与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在其合作开展的“企业年金发展问题”课题研究的政策建议中指出:“我们不能无视地区差异, 应该允许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收优惠在4%的基础上上浮几个百分点, 总体比例不超过10%。”这种观点不但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统一政策环境相悖, 而且, 最终也会损害公平和经济效率。有些地方比较发达, 经济有了一定的基础, 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也相对较好, 在市场的调节下自然会吸引大量的民间投资, 地方的经济发展容易形成良性循环。与此相反, 有些地方相对落后, 投资环境相对较差, 一方面民间资本不愿意进入, 另一方面, “中央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对欠发达地区增加投资, 以保持经济的增长”, 在如此情形之下, 往往难以避免恶性循环的后果, 从而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如果国家的优惠政策又有利于较发达地区, 那会更加恶化欠发达地区的投资环境, 地区之间的政策不平等最终有悖于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 出于对公平与效率的兼顾, 让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 在制定优惠政策时, 一定要保证政策的一致性。
(二) 扩大企业年金计划的覆盖面、禁止优惠高薪雇员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的“公平性”应主要体现在“无歧视”原则上, 即它不能歧视低收入员工。基于高薪雇员对税收优惠退休金计划有着较大需求的现实, 如果不对优惠高薪雇员做出一定的限制性规定的话, 将会对财政收入目标的实现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 最能体现无歧视原则的方法便是设立最高缴费额或者最高缴费占工资的比例。从国家促进企业年金成为养老保障的第二支柱的责任来看, 关键在于中低收入水平职工的养老要有保障。需要强调的是, 禁止优惠高薪雇员只是相对的, 而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 即为了防止优惠高薪雇员, 法律做出了若干限制性的规定, 遏制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
(三) 建立合理的税收优惠模式, 加强对税收优惠公平性的监管
适当合理的税收模式和制度的诱导是推动企业年金蓬勃发展的发动机。最受关注的美国私人退休金制度就是在国家税优政策的鼓励下发展起来的。因此, 建立企业年金税收模式制度已成为突破当前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瓶颈的当务之急, 根据国外的经验和我国年金发展的现状, 一般认为, 中国应该采用EET结构, 以较宽泛的税收优惠鼓励和支持我国企业年金市场的发展, 实现企业年金作为我国养老保险的“第二支柱”的目标。从鼓励养老金储蓄的角度看, 只对本金征税的EET税制优于对企业年金本金和收益都征税的ETT、TTE综合税。
税收优惠和税收漏洞就像一对孪生姊妹, 它们往往相伴而来。如果政府对企年计划采取EET的征税模式, 就可能给人们提供一些偷税的机会。我国税法中专门针对企业年金计划的税收法规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为此要完善税法, 给予更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明确企业年金投资收益环节和个人领取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并写入税法。同时要加大监管的力度, 制定一些反偷税的条款。同时还要改革监管的手段, 使用恰当的指标体系, 加强监督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使我国的企业年金制能够健康高效的发展。
(四) 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年金计划, 增强企业年金制度的普惠性
工业化国家中, 企业年金的覆盖率较高, 法国、瑞士、丹麦等国企业年金的覆盖率达到100%, 英国、美国也有一半以上的企业建立企业年金。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目前, 我国企业年金的覆盖率较低, 建立企业年金的大都是一些优势企业, 而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综合实力较差, 处于竞争的不利地位, 受资金、管理等其他条件的限制, 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及大企业。因此集合企业年金计划是中小企业建立年金的较好选择。所谓集合计划是指由法人受托机构发起设立, 事先指定政府建立中小企业集体企业年金监管下的账户管理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承担相应职责, 共同制定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制度和流程, 同时为多个企业委托人提供一揽子管理和服务, 并共用一个受托财产托管账户的标准化的企业年金计划。中小企业资金管理规模较小, 雇员年龄结构偏年轻型, 尽管集合计划为他们提供了养老年金储备的途径, 但内部动力不足, 更需要强化税收优惠这一外部激励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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