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与教育公平

异地高考与教育公平（精选8篇）

异地高考与教育公平 篇1

1 高考加分政策的法律基础

一项政策实施的正当性, 首先是基于特定的确定性基础, 而这种确定性一般被当作是成文法律所赋予的, 正如对少数民族实施的高考加分政策, 似乎就是有关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教育平等权是十分重要的权利, 是公民人格成长与发展的基本条件, 为参与未来的社会竞争提供可能。受教育的歧视必然使公民无法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中, 使表面上向他敞开的机会失去意义, 也使社会的发展蒙受了损失。

但是, 这里说的平等权不是绝对平等, 而是相对平等。少数民族在我国属于弱势群体, 主要生活在偏远的地区, 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严重冲击。如果不给他们事实平等的机会, 他们就很少有机会学习先进的思想理念,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很不利。这样又影响了我国社会的整体进步, 违反了宪法中民族平等的原则, 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团结。因此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考虑事实平等或者实质上的平等, 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度的优惠是合理的。

2 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

2.1 加分对象多, 随意性严重

从实行加分政策至今, 高考加分政策对象从工农类学生、少数民族考生、华侨增加至现在的近200种。并且教育部对很多加分对象的范围界定不明。如对思想政治品德突出者的评价, 存在主观性, 往往根据事件受关注的程度, 其评定结果将存在差异, 这也将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发生。

2.2 加分政策在实践中发生偏离

由于地方录取名额有限, 目前实行的少数民族预科制更多的转变为服务于地方官员和社会精英阶层, 存在一定的走人情、拉关系、收取钱财等不良现象。另外, 除了预科班学生外, 随着经济的转型, 高等教育里的本科生学费也由免费制转向了收费制, 高额的高校收费等问题日益显露, 这就使众多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大学生陷入了上大学的经济困境。

2.3 少数民族加分对象划归不平等

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学生由于种种原因已经从欠发达地区迁移到了发达地区, 接受较高水平的教育, 与汉族考生无异, 但在高考中却同样享受到加分政策。另外, 不能获得加分的学生学习积极性受到影响, 家长们暗地里想办法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改头换面, 更改民族成分。这种权势潜规则导致了整个高考天平失衡, 甚至变相地导致了社会诚信的缺失和道德败坏。

3 对加分政策的措施改进

3.1 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高考加分政策调整应在实现受教育机会均等的前提下, 考虑由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同所带来的教育上的差距, 要特别考虑到对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以及人口较少民族的照顾, 对贫困偏远地区也应给予相对照顾。

3.2 明确加分范围

各省市要严格按照国家统一标准来实施加分政策, 取消当地的“土政策”, 教育部直接参与各部门高考加分的认定过程, 由教育部统一规范高考加分的对象与加分幅度。要细化加分项目, 明确加分额度并逐步减少加分分值, 缩小范围。对于照顾性加分对象, 应取消加分政策, 采取优先录取。对于鼓励性加分对象, 应适当减少加分分值。

3.3 明确加分对象, 控制加分人数

加分人数所占比例控制在5%以内。就照顾性加分而言, 加分对象可以保留少数民族考生。少数民族政策的施行, 必须与少数民族聚居地户口结合起来, 采用加分政策只适用于目前在聚居地居住人员及脱离少数民族聚居地5年以内人员。学校也应做好学生资料登记, 严格管理学生学籍档案。就鼓励性加分而言, 应取消“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加分。

3.4 规范加分程序, 设立专门有效的监督机制

高考加分政策的程序正规化极为关键。全国各地在贯彻执行过程中, 应程序公开, 操作透明, 接受社会监督严防造假行为。要建立和完善规范与责任追究机制, 出台制度性的处罚措施。更应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 在高考前后, 对拟加分人员名单应予以公示, 做到公开化、透明化。

3.5 制定严格的审核和惩罚制度

为了避免实践中因审核标准不统一而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 必须制定严格的审核标准和程序。符合高考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考生, 要到户口所在地户籍部门和民族工作部门办理资格审核手续。对在享受高考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中弄虚作假的行为, 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取消考生的高校招生录取资格, 已被高校录取的, 一律取消学籍。

4 结语

总之, 高考加分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对高考资源进行调整, 使各方主体利益分配达到最大满足, 从而达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率的最大化。高考加分政策本身并无不妥, 绝不能因为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个别腐败现象就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 甚至要求废除该政策。应该对那些由有关部门一手操作, 没有任何合理解释的特殊加分政策进行全面检视。并在加分政策实施过程中采取细化规则、信息公开、完善执行程序及加强监督等相应手段加以规制, 国家还应依据各地区教育的发展态势, 参照整体实施效果, 逐步对加分政策进行必要的修正与调整。

异地高考与教育公平 篇2

3月3日，列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幕会的教育部长袁贵仁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很快出台，现在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3月4日中新网)

教育公平尤其是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在中国可谓由来已久，仅从高考政策的变迁看，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坎坷经历。民间呼吁声音最高的莫过于北京、上海等地在高考录取政策上的地方保护主义。最鲜明的例子是，为什么北京当地的考生仅以低分就能进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最高学府，而外地的考生却只能望洋兴叹呢?其背后充斥的就是赤裸裸的地方保护主义，而这样的政策随着众多高等院校的招录模式的变迁开始出现松动，比如“北约”和“华约”的出现，采用高考自主联盟的方式招录学生，但仔细想想，无论是哪一种“约”都走上了陈旧的老路，那就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全体考生来说是不公平的，仅仅是对于进入“约”内的考生是相对公平的。

而更让人心碎的乃在于众多的流动人口，当前全国已有2.6亿流动人口，其背后是5800万留守儿童和2700万随迁子女。而横亘在这些特殊学生面前的，就是高考过程中的户籍制度约束。从根源上讲，公平教育的问题跟户籍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户籍制度的改革松动，异地高考就可能放行。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异地高考对于当地考生的影响是不是需要重新思考，因为教育资源的分配必定是有限的。

教育公平有两个含义，一者是机会公平，一者是结果公平。从目前的情况看，异地高考解决的问题仅仅是一个机会公平的`问题。尽管，异地高考政策在山东省已经破冰前行，但有媒体指出这样的政策在山东实施缺乏相应的吸引力，原因就是该省是高分省份，即使随迁子女进行异地高考，在山东省参加考试，但面对的竞争依旧相当激烈。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破冰政策依旧值得支持。因为毕竟这是在教育公平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不能因为其竞争激烈就消灭了其当初的改革精神和“吃螃蟹”毅力。

由此可见，所谓“异地高考”，从教育公平的角度上看，迈出了机会公平的重要一步。但是，要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需要在高考招录体系上下功夫，例如进一步推进基于统一测试基础之上的高校完全自主招生，考生在任何省份参加统一测试，以统一测试成绩自主申请高校，高校自主招生。目前这一试点已经在名校中开始，这也是中长期高校改革的目标。而这样的改革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大趋势。但是，这样的一条路可能需要走很长时间，也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才能达到。

[稿源：红网]

[作者：王传言]

异地高考政策中的教育均衡问题 篇3

异地高考, 用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话可理解为“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动地如何参加义务教育阶段以后的考试问题”。教育部要求各地在2012年底出台异地高考政策, 是以具体方法践行着在高考招生制度下不同地区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

异地高考是国家强制性的给予外来务工随迁子女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 这种“相对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外在条件, 比如学生要求有完整高中学习经历 (或至少1年) 、父母要求在报考所在地有合法职业和住所 (或缴纳3年以上社会保险) 等;对于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北上广津等地, 只出台了中高职院校的报考条件或把异地高考推延到2014年之后。另外, 没有全面开放异地高考的一线省市中, 在北京做出长期贡献者和上海的高端人才的子女才是目前政策的受惠人, 这种政策的提出是否对短期务工或依靠劳力务工者子女的不公平。异地高考的政策虽然在制度上适当弥补了我国高考制度中一些因父母工作、地域差异等因素给随迁考生带来的 影响, 但这种高考改革在实施条件、利益权衡等方面还存在不均衡的配置, 其原因值得我们探讨。

二、异地高考背景

在城市规模化扩大带来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增多的新经济时代, 随迁务工者子女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权利受到舆论关注。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代表首次提出解决外来务工子女就地高考问题, 这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带来的“高考移民”现象的政治反馈。随迁子女流入地在接受流入地初高中课改教程的教育、缴纳“择校费、赞助费、借读费”等额外费用之后, 把这些“水土不服”的考生打回原籍地接受高考, 这无疑是对外来务工者贡献的无视、对考生权益的侵蚀、对教育公平的亵渎。

外来务工子女在流入地无法参加高考的无奈和尴尬, 牵扯出的不仅是户籍制度对考生报考的限制, 更多的是教育资源在区域间分配不公导致的教育不均衡问题。这些问题都迫使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相应对策来解决此类问题, 异地高考政策应运而生。2010年教育部在山东、湖南、重庆设立首批异地高考试点。两年的探索后, 2012年3月,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 异地高考方案将在10个月内出台。经过两年酝酿, 除港澳台和青海、西藏两省, 截至2012年底其余29个省级行政单位均出台本地异地高考方案。

异地高考也可理解为就地高考、常住地高考, 即在考生的父母合法工作地、经常居住地或学业完成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与报名所在地考生享受同等待遇。开放异地高考, 是为了进一步解决外来务工子女的升学问题, 让非户籍地考生享有与本地考生相同的高考资格, 使更多外来务工子女能够更好地享受父母务工所在地的教育资源。

三、异地高考折射出的教育均衡问题

异地高考政策在政府的统筹协调教育资源配置下做出并保证发挥其最大价值, 其本意是出于对考生权益的保护, 但在执行过程中政策本身的初衷就会发生质变, 甚至弄巧成拙地导致反效果。随迁子女高考难与东部地区户籍考生教育资源丰富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 这些不均衡现象迫切需要政府在全国统筹规划进而出台解决对策, 异地高考应运而生。教育政策的改进就体现出教育本身是在均衡与不均衡的辩证关系中自我修复完善并不断向前发展的。

2013年新出台的异地高考在随迁子女准考条件、本地生源权利保护和异地高考实施后高校招生名额变化等方面都有诸多不完善、不均衡的表现, 下面简要作以探讨。

1.各地异地高考门槛差距大

异地高考政策并非由教育部统一规定, 而是各省、直辖市根据本地区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资源情况、流入人口分布构成、已出台对外来务工者待遇政策等具体情况来分别制定, 这就会造成各省市异地高考的细则标准不尽统一, 造成在一个省份可以参加常住地高考的考生在另一省份却没有报考资格的尴尬局面。对于各地“准考条件”的不均衡可以概括两方面,

一是执行时间不同。虽然教育部要求各地在2012年底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实施细则, 但没有规定其开放时间, 部分省份就钻起了执行时间的空子。在已公布异地高考方案的29个省市中, 以北上广为代表的20个省份和直辖市规定细则在2013年起分步执行, 包括福建、山东在内的8个身份逐渐在2014年开放异地高考, 而陕西省则将异地高考推迟到2016年执行。其中要说明的是, 北京规定在2013年开始实施的只是针对中高职院校录取的过渡方案, 而高考入学的细则并没有出台;广东在2013年开始执行的政策是面向积分入户的外来人口, 考生真正可以参加高考则要等到2016年。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其政府在观望各地政策对本地生源的影响, 或者考虑到某些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因素导致本地生源不愿意过早提供本地相对丰富的教育资源。各地细则虽然出台, 但开放时间上的不同步对具有相同条件的考生仍然是种不公正的对待。

二是门槛标准高低明显。参加就地高考的考生一般要使父母、学生、报名所在地都满足条件。以考生父母需要达到的要求举例, 已出台的异地高考政策中, 包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江苏、河南、湖北、广西、重庆、云南在内的10个省份要求父母要有合法稳定的职业, 其中吉林、广西、云南规定考生父母至少工作3年;天津、云南、内蒙古、吉林四地要求父母需要上缴社会保险, 陕西只要求考生父母上缴养老保险;另有8省份并未明确提出父母或监护人的工作要求。这些异地报名的规定较为笼统, 对父母有工作要求的细则没有说明是父母双方或一方要有合法稳定职业, 对于依靠灵活做工糊口的务工者子女, 就无法享受到异地高考政策的优惠, 更不用说缴纳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险;而在父母无工作要求的省份, 其子女报考会容易许多。经济较发达省份中, 相当一部分务工者没有意识到社会保险的重要, 其在务工期间不会想到为子女可以参加高考而缴纳社会保险, 这就显示出异地高考的局限性和不均衡性。政策偏重对高级知识分子、高技能人才或企业员工子女的照顾, 比起农民工这些群体作为更好的适格主体, 其子女自然会比其他务工者子女享受到教育机会均等带来的方便。

对于江西、安徽、福建等省份只对学生本人有高中阶段一年或完整学习经历及学籍的要求, 我们看到, 这些省份多属中部地区劳动力流出地, 流入人口没有东部省份密集, 也不会造成东部沿海省份教学资源被严重“围堵”的现象, 虽然这些中部省份的异地高考政策较为“宽松”, 但真正需要异地政策保护的东部省份的考生并没有完全体会到教育均衡发展给他们的改变。

2.影响本地生源受教育权

当我们考虑外来务工子女的教育机会均等时, 劳力流入省份的本地生源的应得教育权利是否也被我们考虑进去呢?本地生源享受较多教育资源的同时, 他们也相应付出了经费或时间, 当大量外来考生涌入城市来与他们抢夺教育资源, 这是否是我们所提倡的教育均衡?地域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需要宏观层面的调整, 个人通过转移升学地来平分资源是“治标不治本”的。根据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 “生均财政经费绝对差异排名前3的省市依次为西藏 (2860元) 、北京 (2850元) 、上海 (2615元) , 排名后3的依次为河南 (519元) 、湖北 (498元) 、江西 (420元) ”, 而“东、中、西部各区域的生均财政经费水平显示:东、中、西部的平均数值分别为1282.09元、630.25元和1023.92元”[1]由此可以看出, 因政策倾斜和经济发展等形成的中部生均教育经费落后情况也是务工者子女寻求外地教育资源的诱因。

教育资源的分割不仅是财政经费上的, 在高考录取名额的分配上稍欠考虑也会导致待遇上的不均衡。1952年开始的全国统一高考实行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政策, 由发改委和教育部统一制定全国的招生方案和重点大学名额。考虑到各省的考生数量、社会需要、历史惯例等因素, 每年各地的招生名额会上下浮动但不会变化太大。异地高考政策推行后, 众多非户籍考生的增加可能会争夺本地户籍考生的录取名额, 使得本地原有的高考均衡状态被打破, 考生数量尚可通过报考人数来统计, 那么报考省份的社会经济需求对人才在结构和层次上的要求则很难估计, 局部教育均衡失准也会激发本地考生和外来生源的矛盾。广东是全国外来工最多的省份, 也是外来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规模最大的省, 其数量达到313万人, 占全国1/3, 超过了北京、上海、天津3市义务教育学生数之和。这些外来随迁子女享受到异地高考政策后, 抢占部分录取名额和教育资源, 这对广东当地户籍考生的教育权利是一定的冲击。

异地高考政策的推行首先要考虑的是保证本地生源的教育相关权利、机会, 在此前提下, 才能做到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动地义务教育之后升学的合理安置。同时高校招生资源和名额也需要重新分配, 以满足新高考政策带来的人数变动。

3.加剧义务教育不均衡

高考政策的变动会引导义务教育有倾向性的布局和学生流动。义务教育在城区内部、城乡之间有着极大的不平衡, 这与政府主导建设示范校、重点校的教育政策导向不无关系, 好的师资和大量的教育经费流入重点学校, 已然会造成义务教育在初始配置上有失公平。

从省份区域来看, 异地高考开放后有两种考生流动趋势值得注意。一是为了分享经济发达地区富足的教育资源, 众多外来考生向教育发达地区流动;另一种是中部人口密集省份考生迫于升学压力和居高不下录取分数, 纷纷向人口欠发达地区流动来争取录取名额。这两种趋势都会增加流入地的义务教育机构压力, 生均教育资源不足, 从而导致义务教育质量的下降。而流出地原有的义务教育资源是为考生流出前的规模和数量配置的, 这样逐渐被闲置的校舍、师资会造成极大的浪费。这种为了升学而转移生源的恶意流动使得地区间的义务教育资源更加不平衡。

从同一城区内部来看, 异地高考带来的流动人口子女会增加中等学校配置的不平衡。根据学校类型来看, 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大概有79.4%是在公办学校就读, 还有10%在政府购买扶持的民办学校就读, 大概还剩3%是由进城务工人员自己组成的民办学校上学。公办学校受到教育系统和主管部门管理, 能够在政府的统筹下适当的进行师资流动、生源招收、资源配置上实现人为的均衡;民办学校则没有较好待遇和生源的吸引, 高水平的教学不能够保证, 由务工人员自寻教师组成的民办学校的教学质量就再降一个等级了。“外来民工子弟学校在现阶段对解决外来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入学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它们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就读学生。”[2] 公办学校在本地户籍考生的学费上是减免的, 但是对外来务工子女却并不是。九年义务教务的完全免费并没有完全实现在这些随迁子女的身上, 公立民工子弟学校在硬件和师资上的落后使得随迁子女处在“交钱而享受较差教育”的局面, 而本地户籍考生则可以“免费却享受较好教育”, 两种极端的表现对受教者是很大的不公平。城区内部在教育投入政策的引导下, 重点校、示范校已经在升学和质量上与普通中学拉开了档次, 异地高考带来的考生会加剧教育资源在不同学校间的倾斜和走向。

参考文献

[1]漆玲玲, 王远伟.中国教育发展不均衡状况的省际差异分析.高教发展与评估, 2010 (9) .

高考公平与否不只是教育的事 篇4

从宏观层面看, 由于省与省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 其发展教育的能力也必然有差异, 对于考生来讲, 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区域, 接受教育的机会就可能不平等。就某一地区来说, 由于不同人群经济状况不同, 其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也不可能是公平的。几年前, 笔者到四川一所规模较大的中职校调研, 其校长说, 该校从建校以来所接受的学生, 除一人是科级干部的子女外, 其他全部是普通工人、农民的孩子。

近几年来,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不能让学生因贫困而上不了学, 各高校也全力解决贫困生的入学问题。但从实际入学情况来看, 进入大学的生源分布比例, 城市学生越来越高, 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其中有农村学生总体数量减少、部分农村划入城市的原因, 但主要还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 导致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 很难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异地高考与教育公平 篇5

一、残疾人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现状

目前, 在我国, 肢残考生一般与普通考生一同参加普通高考, 并按国家统一的录取标准进行录取。而对于盲聋哑学生来说, 一般只能通过参加“单考单招”的方式进行录取。这种单考单招的招生考试制度能充分考虑和照顾到残疾学生的特点, 有利于他们成功的通过考试。但是, 相对于参加普通高考的考生而言, 盲聋哑考生即使成功的通过考试, 也只能进入少数几个高等院校, 专业选择上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这在一点程度上剥夺了他们平等地享有所选择的高等教育资源的权利, 有悖教育公平的要求, 不仅无法兼顾盲聋哑学生的个性需要和多元发展, 同时也直接限制了他们的就业选择范围, 极大的束缚了他们的发展空间和为社会多作贡献的机会。

二、开放普通高考, 促进高等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指公民能够自由平等地享有当时、当地的公共教育资源。那么高等教育公平就是指, 所有适龄青少年都能够选择和分享当时、当地的公共高等教育资源。高等教育公平包含从高考招生、人才培养、发展空间等一系列环节的相对公平。[1]当然, 我国高等教育还没有发展到按需受教育的程度,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高等教育的公平就是, 符合高等教育入学条件的所有公民, 都能选择和分享当时、当地的公共高等教育资源。因此, 符合高等教育入学条件的盲聋哑考生也应拥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从国际上和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 向所有残疾学生开放普通高考将是一大趋势。一体化教育更有利于残疾学生的人格培养和个性发展, 也更有利于扩大残疾学生的学习选择和未来发展空间。[2]高考作为国家性教育考试, 应该对所有有能力参加考试的人开放, 针对残疾考生, 要考虑他们的特殊化需求, 为他们提供便利, 保障其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

教育是弥补残疾人缺陷的最重要的途径。让残疾人有更多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更是全面提高残疾人综合素质、改善残疾人生存状况的根本途径。随着残疾人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和残疾人融入社会水平的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视听残疾、重度肢残等考生要求参加普通高考, 进入普通高校就学。而现行的单考单招的残疾人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 不利于残疾人平等地享有高等教育资源。因此, 必须向残疾人开放普通高考, 尤其是对于符合高等教育入学条件的盲聋哑学生, 更应给他们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让其有平等的参加高考的条件。

三、开放普通高考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对策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仍不成熟, 在对残疾人完全开放普通高考的过程中, 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 盲聋哑考生的考试题目该如何编制?答题时间应如何控制?录取工作该怎样进行?录取后他们能否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针对这些问题, 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 对于盲聋哑考生的考试题目的编制问题, 应该是把普通考生的考题转换成盲文, 而不是另外命题, 即所有考生考试内容必须一致。但在具体编制过程中, 应根据盲聋哑考生的需要, 编制适合不同考生的实用试卷, 采取不同的考试方式。

其次, 对于盲聋哑考生答题时间的控制上, 应该根据考生实际情况而定, 合理安排考试时间。本次盲人高考虽然在考试时间上比普通人多40分钟, 但是盲人通过摸读的方式答题, 所耗费的时间比普通考生要长得多, 40分钟的设置是否合理值得商榷。如何更合理的设置残疾考生的考试时间, 对于保障其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 对于残疾考生的录取工作, 应在坚持以分数为依据前提下, 对其实施补偿性政策。由于弱势群体先天或后天的因素造成了他们接受教育的能力相对较低, 所以我们必须给他创造相对优越的条件, 使其能取得与正常群体相同的成功机会。

最后, 对于残疾人考生, 尤其是盲聋哑考生, 被录取后能否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 主要取决于他们选择高等教育资源的范围。目前, 由于盲聋哑考生专业选择范围极其狭窄, 这极不利于盲聋哑考生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因此, 在开放普通高考的基础上, 还应开放普通高等教育各学科、各专业, 开放自学考试 (盲文试题) , 以多元化的高等教育适应残疾人多元化的发展需要。

首位盲人高考是我国普通高考关注残疾人权益的破冰之举, 对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公平, 尤其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我国向残疾人尤其是盲聋哑考生开放普通高考的道路才刚刚起步, 道路还很漫长。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 需要政府、社会、学校等多方共同努力。同时, 还要积极吸收国外先进成熟的经验, 并结合我国实际, 为我所用, 更好地促进残疾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促进我国教育公平更上一个台阶。

参考文献

[1]罗嘉文.教育公平视阈下弱势群体高等教育补偿制度[J].安顺学院学报, 2013, 04.

[2]李文长等.弱势群体高等教育权益研究——理念、政策与制度[M].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异地高考与教育公平 篇6

贺优琳说, 现在国家免费义务教育“人人有书读”是公平的, 但整个教育过程仍极不平衡, 欠发达地区非常薄弱。“我们一所学校高考800分以上的考生, 比粤北某市整个市还要多, 难道中山纪念中学的教育水平已经这么高了?绝不可能!只是因为学生所受的过程教育不公平。”贺优琳说:“比如, 我们的学生在使用一套上千万元的多媒体教学设施, 而困难地区的学校还要考虑有没有电开风扇。”

贺优琳还指出, 这些年高考命题是严重“城市化”了。

“2006年高考作文题叫《纪念》, 大城市里经常有纪念活动, 很容易写, 农村能有什么纪念?学生们想来想去, 就写个想念、怀念吧, 于是, 《怀念我的祖母》、《怀念我的爷爷》……对不起!走题了!得不到什么分。所以这些年, 考上名牌大学的欠发达地区学生越来越少。”

“还有一年, 广东高考政治出题说, 如果你是一家企业, 要破产了, 如何处理?这太倾向性了!农村的孩子哪里接触过什么破产, 他们根本没法下笔啊!”

“前段时间, 省两会有人提出, 要取消X科, 我当时就急了:弱势群体又要倒霉!为什么?农村孩子最明显的:英语差、语文差。如果不考X科, 只靠英语和语文, 城市孩子占尽了便宜……高考改革真要慎重啊!”

异地高考与教育公平 篇7

一、审时度势:高考政策中公平“失衡”的现状

高考形式是高考制度中既关乎“民生”又关乎“国策”最为重要的一面。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形式描绘出一幅“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路线趋势。不少人认为,以统一试卷作为考生评价标准,有助于化解择校热、高考“移民”、弱势群体“失语”、区域“倾斜”、录取“黑匣子”操作等问题,并破解教育实质性不公平的当下困境。

1. 高考起点公平“失衡”的凸显

学者杨东平指出,“起点的平等指教育机会平等、入学机会均等。与学业成就平等相比,这是一种最低纲领的公平诉求,在实践中指保障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1]。由于初等教育的内在宗旨是为国家筛选人才,为高等教育输送精英,形成了初等教育阶段重点与非重点“二元结构”学校体系,加之教育政策对“重点学校”倾斜拨款、教师优配、设施更新等凸显“优势”,因而引发了“以分”、“以钱”、“以权”等一系列社会择校热潮,择校热极大地增加了学生课业负担,拉大了阶层差距,滋生了教育的腐败与偏失,造成了高考起点失去公平,即众多考生输在高考的起跑线上,不能获得相对平等的教育资源。

2. 高考过程公平“失衡”的助长

关于高考不公平现状申诉中,占据比例最多的是高考中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存在经济、地位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教育提供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机会,有利于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实现社会阶层流动,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新高考采取“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体制”,统一试卷更多呈现出教育的形式公平。然而,由于各地域教材的不统一以及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考卷内容选择范围和评定效度的有限性并不能完全真实考查弱势群体的知识、技能以及整体学业水平,从而影响高考实施(评价)的公平性。事实上,这些弱势群体虽身处高考一线“战场”,但其中绝大多数却是高考改革体制的“沉默者”,面对高考不公平现状有强烈的“挫折感”与“无力感”。

3. 高考终点公平“失衡”的催生

“倾斜的高考分数线”表现出历史延续的双重不公平,加剧了一些弱势群体的处境。“倾斜分数线”推动了高考“移民”现象,“对于高考移民输出地的考生而言,他们没有足够的权利和足够多的金钱为‘移民’铺路;对于高考洼地的农村考生而言,原本他们或许是高考照顾政策的收益者,却因为移民考生的侵入损害了既得利益”[2]。参加统一高考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高校入学机会的公平,高考招生制度是入学机会公平中最重要的砝码。高考招生制度的不公平问题成为教育公平向更深层次发展的巨大阻力。就目前高考招生制度而言,即使统一试卷,并实施了一些地域性“补偿”政策,但因各地域录取分数线差异极大,分省定额录取巨大的区分度以及各高校录取过程的半封闭状态仍然没有明显改变,从而催生和助长了城乡之间、经济水平不同地区之间高校入学机会的不平等。

二、追根溯源:高考政策中公平“失效”的缘由

“没有公平的现代化是一种没有灵魂的现代化,没有公平的发展是一种畸形的发展。”[1]通过剖析上述公平“失衡”的现状,我们不难从政策分析视角探寻到公平“失衡”现状背后公平“失效”的成因。

1. 高考起点公平限度分析

当今“择校”问题是伴随我国实行“就近入学”政策而出现的[3]。“就近入学”的初衷是要突破学校和学生的身份界限,优化生源配置,减轻学生负担,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然而在政策实施后却变异出这一政策的副产品———“择校潮”。实际上,为“择校”现象“埋单”的首先应是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城乡教育的非均衡化发展,继而由于社会呈现“教育服务商业化、教育机会商品化的倾向”[3]。教育行政部门在执行“就近入学”政策时的“非常规化”,促生了一些“商业化”的择校现象,又因“一考定终身”的指挥棒直接导致单一的“应试教育”走向,最终催生了以“扩大教育资源、增加学校收入”为动机的择校现象。

2. 高考中点公平尺度衡量

关于统一考试命题内容,命题专家从教育公平以及科学选才的视角,都应综合考察不同地区学生学习的情况后确定试卷内容,然而通过调查表明,统一命题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偏失”,“高考试题越来越重视考生具备开阔的阅历、平时的积累与训练,不少考题来自报纸、网络等,考试内容较多反映城市生活,高考命题逐步由知识立意向能力、素质立意转变,命题的价值取向也以城市为中心”[2]。因政策的解读者缺乏对统一考试政策内容的落实细化。其次,在统一命题政策操作过程中科学有效问责体制和严格的监督机制被空置。此外,从政策内容价值选择的视角分析,并没有客观地观照弱势群体的利益,认真考虑到高考是改变众多弱势群体命运的重要制度,而是将弱势群体“边缘化”。

3. 高考终点公平深度评述

“分数倾斜”政策和分省定额录取政策与城市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教育内部,这一政策价值层面上首先满足城市人以及社会上层的利益,长期基于“城市优先”的价值。这也是高考制度本身内涵的差别对待从而直接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制度本身遮盖和复制了社会的不平等。即使国家对贫困地区的考生采取了一些“补偿”政策,但通过分析高考“移民”现象的原因,不难发现,在社会贯彻执行这一系列政策过程中,由于缺乏规范化的资格审核程序和管理体制,信息体制的非透明化和社会监督手段约束力弱化,致使“补偿”政策最终“补偿”的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贫困群体”,各群体利益博弈而使“补偿”政策实践过程中出现偏差,让一些“强势群体”利用政策的漏洞寻求“投机取巧”的途径,致使该政策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促使社会平等的“原始”价值。另一方面,由于政策中历史价值取向的惯性,现行的“补偿”措施还是无法弥补招生体制中不同地域和阶层享有高等教育资源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差异。

综上,高考政策公平失效主因如下:政策内容设计欠合理,未能囊括高考整个体制内所反映和亟需解决的问题,没有从根源规避高考弱势群体不公平问题的突破性策略;政策价值导向有偏失,过于趋向于城市化、商业化、市场化,未能在各主体的教育利益冲突中寻求协调的平衡点;政策执行过程显“失真”,执行者对政策内容没有进行正确的解读,执行过程中监督和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政策评估反馈欠及时,相关评估信息及调整策略存有滞后性。

三、出谋划策:政策彰显教育中公平“匡正”的构思

1. 政府须“问计于民”,改进政策制定与实施

“地方考”变“统考”的政策决策方式表明,我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一般呈“官方式”、“专家式”以及“精英式”特点。教育行政官员拥有教育政策决定权,教育专家具有教育界的学术权威性,社会精英考虑政策中的社会经济利益因素,但他们往往不能对教育现状充分做到“察其弊”、“知其痛”,其思维往往使政策建议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偏于理论的高度与逻辑的合理性,而对基层教育实践问题的考察难免有失深刻[4]。因此,首先在教育政策制定之初就应做到“问计于民”,让最直接的高考政策相关者与高考中弱势群体也参与政策提议过程,表达其利益诉求,完善建议,这样才会使政策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也体现了政策起点的公平性与民主性。

现如今择校热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面对择校无论是家长还是考生很多都已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因而政府应彰显理性,不断加强标准化学校建设,优化教育资源的分配,缩短城乡校际之间的差距,贯彻落实发展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的教育理念,通过政策的制定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供求之间的矛盾,并制定强有力的相关法律制度和社会监督体制,建立合理、正规的收费制度和适当的择校程序,摈弃“商业化”取向的教育体制,将择校理念合理化、常规化、人性化,最大限度地保障受教育主体理性、平等、自由地择校,这样才能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保障高考考生趋于同一起点。

政策实施是将政策的文本化为生动的活动的过程,而活动中又包含了诸多参与者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当众多价值诉求碰撞时就会产生价值冲突,从而会产生一些参与者满足甚至超额满足自身的价值,使得一些本是政策的获益者却遭到权利的“掠夺”,最终破坏政策制定初期的基本价值和结构。因此,在高考政策的实施中,施行主体应做到:强化对政策目标的理解与认同,避免执行政策偏离原有的初衷;寻求政策内容“落地”,而不是表面化、象征性地执行;促成政策施行行为公开化,不应隐蔽执行过程;保持价值中立和原则性,而不是维护局部或自身利益。当然,政策实施的监督机制是不能缺位的,只有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共同监督才能确保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2. 高校应推进招生、考试等制度的改革,促进教育公平

招生制度的改革是关乎统一高考制度中体现结果公平的“命运”之策。针对目前不同区域高校录取率不均以及考生享有高等教育资源的差异性,各高校首要任务是在政府的支持保障下遵循相对均衡的原则合理制定高校招生指标,通过扩大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以促进各省市考生高校入学机会的均衡化。其次,招生制度及其过程应清晰明了。虽然《意见》中提出要“规范招生办法,考核程序和录取结果,对招生工作实施第三方监督,建立招生问责制”等创新措施,但由于高校招生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及高校市场化的走向,基于高校自身利益的考虑,高校招生依旧呈现“暗箱”操作。因此,要改变这一问题应将招生操作程序面向学校、面向社会、面向考生,让每个考生都拥有公平、自由地选择理想高校和专业的机会与权利,而不是让“权、钱、分”剥夺了部分考生的选择权与参与权。此外,拥有自主权的高校,“应明确自身的培养目标与定位,突出自身招生的个性要求”[8]。根据自身需求,采取分类招生标准,充分发挥高校招生的主体性以及考生自主性,以期达到学校与考生的“双向”选择。如此,既有利于高校的发展,又彰显“高校服务于社会大众群体”之价值。

最后要指出的是,回顾高考演变之路,高考历经了“平原地段”、“浅水地带”发展至今天的“深水区”,高考改革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做出积极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今高考改革正处于关键性和突破性时期,高考改革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需异常小心与慎重,因此要以渐进尝试的方式改革高考制度。应采取专家对政策实施结果的考察以及高考一线教师和考生的评价反馈双管评估渠道,在高考改革制度中让“简政放权”常态化,将更多的权利,并将这样的反馈措施作为纲领性要求列入高考政策的评估系统,实现高考政策“从民众来,到民众去”的新常规理念。这样高考政策的改革者与制定者将参照政策评估结果提出客观有效的改革方案,清除高考改革的阻力,使高考改革更具成效。

参考文献

[1]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郑若玲,刘婧婧.弱势群体对高考公平性之评价——基于农村高中生的调查[J].现代大学教育,2015(1).

[3]华桦.教育公平新解——社会转型时期的教育公平理论和实践探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4]范国睿.教育政策观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异地高考与教育公平 篇8

关键词：高考改革,教育资源,公平公正

国务院常务会议于2010年5月7日审议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提出高等学校普通本科招生的改革方针将以统一入学考试为基本方式, 并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实行分层次择优录取、高校自主招生等, 从而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可以看出《纲要》中的高考改革部分侧重于解决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一次考试定终生的问题, 意图在突破统一高考、打破一考定终生的现行模式。但是, 高考改革的顺利推进, 必须首先解决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 否则, 难见成效。

一、公平公正是高考改革的首要追求

受教育权是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也是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最低的权利。而且, 教育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自由流动, 从而矫正社会的不公、实现社会的平等和正义, 受教育权本身即蕴含的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等宪政理念。

《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人认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指的是公民在适用法律和遵守法律上一律平等, 即法律实施上的平等和守法上的平等, 而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如果对宪法这样理解的话, 那就意味着只要制度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做到一视同仁就符合了宪法的要求, 而不需要考量制度本身是否符合公平的精神。很明显, 上述解释有悖于平等、公平等基本的宪法原则。

但目前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讨论, 首先涉及的恰恰就是制度本身的公正性问题, 亦即是人们在制度上应不应该受到平等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9条第2款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 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36条第1款规定, “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由此可见,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仅包括法律实施上的平等和守法上的平等, 还包括“立法上的平等”。“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和“受教育权”的法律规定可转换出“平等受教育权”的语意, 即公民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然而,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我们对受教育权的认识, 往往偏重其在人才培养、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等方面的功利性价值, 而其作为基本人权的本真意义及其社会功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受教育权所蕴含的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等宪政理念未能得到充分彰显的情况下, 也就很难指望人们会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及其运作中基于宪法的精神去追寻教育公平的实现。

高考之所以要改革, 一个最主要、最重要的原因是, 为了让高考公平, 让公民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高考是选拔性考试, 首要价值取向是科学、公平、公正。换言之, 高考成为了社会育人、量人、选人的重要机制, 成为社会机遇和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同时, 高考作为底层社会阶层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其改革的成功与否, 事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必须慎之又慎。

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影响高考公平的根本症结

我国因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产力尚未高度发展, 优质教育资源不可能被绝大部分人充分拥有, 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普遍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这就注定了高考的激烈竞争将会长期存在。

高考的竞争, 首先表现为对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 本质上是对较高社会地位、较多社会资源的争夺。由于这种竞争关系到考生个人及其家庭乃至后代的利益, 为了从竞争中胜出, 考生不得不“无所不用其极”, 如此, 搭建公平的竞争平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就显得尤其重要。但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社会, “重人情、讲关系”是这个社会传统文化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我国的法制建设时间不长、不健全, 监督机制不完善, 太多的人为因素导致教育资源的严重分配不均。

教育资源分享中的不公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结果, 但其制度成本的承担者大多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特别是现行高考制度下的高考地区特权与城乡差别等人为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 已经影响到我们社会的文明进步, 正在摧毁神圣的高考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来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严重有悖公平。

所以一切围绕高考的改革, 必须首先解决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教育资源公平分配是本, 其他诸如高考改革等都是标。解决不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任何有关高考的改革都是治标不治本。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一切教育不公的前提和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 让不同地区的学生、不同身份的学生, 在受教育的一开始就处于不公的起跑线上。相比教育资源优势的学生, 教育资源劣势的学生, 起跑的时候就差了一大截, 再怎么变化, 都无法改变竞赛不公的事实。而我国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首要体现为教育特权——高考的地区特权与城乡差别, 其本质就是教育资源不公。资源的不公, 无形中扩大和催化了制度的弊端, 久而久之, 就成为一种公开存在的不合理、世人无可奈何的不公平。

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在广义上国家的任何公权力机构不得对公民给予没有正当理由的区别对待。但是现行的招生体系即违反了宪法平等的原则。

最简单的事实是, 各个高校在决定各省的生源比例时, 都在为照顾本地考生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站得住的理由。无论是地方高校, 还是部属院校, 每一所高校的招生方案都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翻本。在高校录取方面, 发达地区明显比其他地区具有较大的“优势”, 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教育不公——不仅是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还有享受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 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 在北京能上重点的, 在一些省则无学可上”等现象早已见怪不怪。2006年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提出“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这样响亮的口号, 但时至今日, 中国政法大学在北京的招生数量也只是略有减少。

重点高校生源本地化表明现行的高校录取制度存在事实上的就学机会不平等, 实质上是存在教育特权。

高校的“偏爱”以及教育政策上的倾斜只是一个表象因素, 根子在于, 北京、上海等地区拥有着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雄厚而优良的教育资源, 高校林立, 名校众多, 这就使得北京、上海等地区的高考生有了更多、更大的自主选择余地。从而直接导致了高校录取分数线长期划定相对较低。而其他地区的考生则缺乏北京、上海等地区考生这样的机会, 在“一窝蜂奔北大清华而来”的背景下, 名校在北京以外地区的录取分数线岂能不“水涨船高”?

发达地区的高考特权, 其实是教育资源不公平投放而产生的“不公正果子”, 与高考制度本身其实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越是名校, 获得的财政投入和社会资助就越多, 这让整个社会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地区的少数名校手中——这种错位的资源投放如果不加以改变, 高考特权根本就无从破除, 高考改革更无从谈起。就算是利用招生制度或者是行政举措强制进行“打压”, 也只能是摁下葫芦飘起来, 治标不治本。

《纲要》提出高等学校普通本科招生将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分层次择优录取、高校自主招生等。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旨在引导学生学习和掌握各门学科最基本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从而对学生从德智体美劳等的全面发展情况进行考评。但一个学生德智体美劳的综合成绩, 更多的取决于学生所在学校、所在地区教育条件优劣与否, 教育条件不好, 综合素质就难以提高。举个例子, 有些农村学校连单双杠都没有, 怎么让他们的体育成绩好?有些农村学校的音乐、美术课基本的教学工具都没有, 怎么让他们提高“美学”?有些农村学校连智力开发最基本的教学设备都没有, 怎么让他们提高智力?而相反, 城市学生, 家庭条件好, 教育资源发达, 从小就可以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综合素质评价自然要好于农村学生。这样一来, 在综合素质评价上, 城市学生好于农村学生、大城市学生好于小城市学生。

以集中了全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1999年的招生为例, 两校招收的5080名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有902人, 仅为17.8%, 与同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近70%形成鲜明对比。两校在北京招生的情况则显示, 在全中国8~9亿农民中, 能够进入北大和清华的人数不及一个北京市。再以复旦大学为例, 2006年, 该校录取的298名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上海各重点高中, 来自普通高中的学生所占比例很低。而同样进行自主招生的上海交通大学录取的300名幸运儿中, 无一人不是重点高中学生。

改变一考定终生, 在高考中增加学分测试和综合评价, 这改变了唯分数论, 但对于教育资源匮乏的农村, 却又加大了高考的不公。因为, 唯分数论, 在教育资源匮乏的农村, 学生还可以通过勤奋弥补;但综合素质评价, 这可不是靠智力和勤奋就能提高的, 匮乏的教育资源带给他们的是雪上加霜, 使其在高考竞争面前更处于弱势。

从社会阶层的角度而言, 难以确证哪一个阶层的子女更聪明、更具有努力的意愿并最终获得成功, 家庭背景的影响当然是直接而深刻的, 但家庭背景并非孤立地发挥作用, 它必然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被有意无意地放大或缩小。迄今, 已有15省区公布高考改革方案, 但基本与农村考生无关, 其背后的教育不公和权利劣势等因素明显可见。笔者以为, “农村学生”似乎成了一种符号, 承受着孤岛的代价。种种迹象显示, 我们必须对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农村孩子命运进行理性观照, 对农村孩子无法享受公平教育资源和机会进行冷静审视。教育差距的表现, 也是社会阶层差距鸿沟的表征。

高考一考定终生不好, 高考增加学分测试和综合评价不利于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学生——也不好, 高考为何难随众愿?根本原因, 在于我国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一切教育不公的前提和基础。教育平等权的部分落空, 招生名额资源分配的不合理, 已影响到社会公平的实现, 危及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三、高考改革必须以解决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为基点

所以, 一切围绕高考, 甚至一切事关教育的改革, 都必须解决让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问题, 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受教育者享有平等的权益。

首先, 政府必须基于“公正”原则, 大力推行体制改革, 要补充和完善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有关高等教育公平的条款;取消现行高考制度人为地设置户籍鸿沟, 实行以学籍为主户籍为附的高考报名资格审查制度, 从而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合理的户籍樊篱, 缩小城乡差别。保障公民享有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平等”, 使那些勤奋学习了十多年的学子不会因为家庭背景、民族、地域等原因而失去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 重塑高考在公众心目中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其次, 在目前各省高考自主命题的前提下, 各高校 (特别是重点大学) 招生录取指标应当根据各省份的考生人口基数按比例分配。并且高等教育资源要遵循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原则, 向高等教育资源薄弱的地区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考生倾斜, 促进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均衡化, 从而保证所有的考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有相等的录取机会, 激发每个公民奋发向上追求知识追求自身发展建功立业的热情和信心,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这一切的改革措施都是为了废除那些不合理的政策制度, 给国民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 让国民更多的享有公平和正义。

当今中国, 已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 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 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贫富差距扩大, 社会阶层流动固化等社会不公问题日益明显, 业已引发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各种各样的矛盾层出不穷, 中国的发展已面临关键的临界点。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继续深化改革, 形成社会阶层之间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 努力构建一个公正、和谐、稳定的社会。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 教育公平的观念才会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并成为社会秩序维新与演变的强大动因。

在公民接受教育的问题上, 必须要保证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结果的公平。特别是起点的公平, 要保证所有的考生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有相等的录取机会, 这样才能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 才能激发每个公民奋发向上追求自身发展建功立业的热情和信心, 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周军, 周轩, 郑启跃.对高考制度的现状分析及改革建议[J].教育科学研究, 2004, (05)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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